10月 8, 2013

8月的最后一周,我应邀担任腾讯微博客座总编辑,其中有一个环节是“总编三人行”,由我邀请新媒体艺术家岳路平和自媒体行动者“滤镜菲林”一起对热点事件进行新媒体式的解读。我们谈到传统媒体的转型问题,岳路平断言:“我觉得要把传统媒体改造成为新媒体,就像要把恐龙改造成为黄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传统媒体去死吧。给他们一个体面的葬礼、一部体面的历史就可以。”后来我们的对话以《传统媒体:知识的殡葬业》为题发在微信上,在被“滤镜菲林”这位《南方周末》前记者转给传统媒体朋友看时,遭到痛骂。

“2013安平中国·北京大学公益传播奖”设立了一个自媒体创新奖,9月底结果揭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朱雨晨对其提出质疑,由此在北大的一个公益微信群里引发了一场有关传统媒体和传统公益何去何从的讨论。岳路平不改初衷,以进化论式的逻辑,宣称新媒体与新公益乃是另一个新世界,“在大家或主动或被动地从原子世界向比特世界迁移的路上,谁会被淘汰?”

朱雨晨用一组妙喻来形容这个其实有点残酷的淘汰过程,就是“天足”、“裹足”与“解放脚”。面对互联网,“我们这一代媒体人,本质上是‘天足’和‘三寸金莲’之间的过渡状态。所以,可谓之‘解放脚’。”

在如此逻辑、这些比喻的背后,其实有一种残酷性在。一代媒体人的“过渡”,必定充满惶惑、焦虑与痛苦。恰好《新京报传媒研究》约我谈传统媒体人的转型问题,就此梳理一下这个“过渡”过程,也是想以我个人20余年的经历,来做点现身说法。自认对这种“过渡”,起码有些经历,也有些感触。

说到经历,我算“戴着镣铐”跳了很久的“舞者”,也算略通中国所有新闻编辑部的必备运动项目——“打擦边球”。在人民日报和CCTV的大院里都混过,也做过中国最早的市场化媒体之一《三联生活周刊》,然后在1990年代中期大肆鼓吹互联网,在2000年Nasdaq崩盘前夕离开传统媒体去做网站,亲身体会了我称之为过去35年中国媒体变化的两大驱动力:一是商业化,二是数字化。

这里有大时代的变迁,也有个人职业选择的兴衰。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立志做记者的时候,一支笔似乎还有神奇的力量,整个国家也处在一个“纯真年代”,人人都怀有热切的希望,使命和理想都还是响当当的褒义词。然而,等到世纪之交的时候,无论在个体还是国家层面,这种盛况都不复存在。2003年,我给《经济观察报》的一篇专栏写道:“说到传统的媒体工作者,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物质收益会下降,精神收成也会大大歉收。可能他们现在会发现,多年以来大家说他们是无冕之王,现在,大家会说这个无冕之王是没有穿衣服的。”

无冕之王到底是怎样失去衣服的呢?

褪去无冕之王华服的第一只手,叫做商业化。

在1992年之后,中国把经济发展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在媒体中,出现了日益强劲的、有潜力带来巨大变化的商业化力量。国家支持的减少,意味着新闻机构要为读者和广告而战,许多“边缘”媒体——相对于充当党和政府的新闻喉舌的“主流”媒体而言——开始缓慢崛起,完全依靠市场竞争生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媒体第一次被当成商业来经营。这一变化,既有深刻的经济影响,也有不小的政治意义。

我在90年代中期加入《三联生活周刊》(老周刊人亲切地叫他《生活》)的时候,此前的首任执行主编钱钢曾提出“三界共生,系统运作”,即依靠新闻界、文学界和学术界,共同打造一本品质优秀的新闻周刊。“其办刊过程,将是融合‘三界’优长,改变学科思维习性,推动人才相互砥砺、相互激发,形成新的共生群落的过程。”这个充满人文色彩的理想,在商业化的大潮之下,显然没能实现。

“三界共生”成为泡影之后,《生活》十年完成的转型,是由精英文化本位到大众文化本位也就是消费文化本位,这正是大众媒体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了的。因为大众媒体是市场的产物,而市场告诉我们说,九十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比精英文化更为有力地参与着对中国社会的构造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三联书店原有的文化积淀变成了某种包袱甚至“污染源”,要文化还是要新闻(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新闻)成了问题。编辑部当然有论争,主创者的个人好恶也对杂志方向的偏移发生了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时势最终驱使《生活》走向新闻化:开始是“法制文学”,更直接的界定是“黄赌毒”;接下来是贪官,是对权力及其运作的观察;再接下来,是娱乐,体育,消费,等等。

1995年以后,《生活》曾经长期蛰伏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小胡同里,胡同的名字叫做“净土胡同”,那是一个给《生活》的许多记者和编辑都留下了深刻印迹的地方。“净土”,虽是巧合,却似乎很能涵盖当初卷入《生活》创刊过程的一群理想主义者欲为这本杂志框定的场域。只不过事情的发展超乎预想,《生活》在实践中经历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出净土”的过程。对三联这样的精英文化重镇来说,驻守净土似乎并不太难,但走出来,则需要脱胎换骨。

走出来以后,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按我的总结,会遇到“两个P”的对抗,一个叫做propaganda(宣传),另一个叫做profit(利润)。我的看法,这是大众文化年代所有的中国有志媒体,都会遇到的一对深刻矛盾。

2003年11月,《新京报》创刊,其发刊词《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是一篇妙文,一方面鼓吹“负责报道一切”,把自己同中国历史上难能可贵的报业传统联系在一起,留下了这样的句子:“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但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它对责任的强调:“责任感总使一些人出类拔萃!新京报至高无上的责任就是忠诚看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宣传有正负之分,新闻有真假之辨;有不可以报道的真新闻,但不可以报道假新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负责报道一切”的口号下,《新京报》的道德底线却只能是:不可以报道假新闻。

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政府在开放媒体市场,但宣传目标不容因此更改。《新京报》虽然为两大党报集团所办,但它不能再靠过去的强制订阅,只能靠自己在报摊上的打拼。如果它不能够用快速的、有刺激力的内容吸引读者,它不可能在拥挤的报纸市场中生存。在这种情况下,编辑的压力可想而知:一方面你要搞“政治家办报”,在既有的政治空间内活动;另一方面市场力量要求你大胆进取,不这样无以从竞争中胜出。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大众媒体扮演着复杂的角色,正如《南方周末》的前负责人所说的,办《南方周末》是在解一道“三元方程”,这三元是:是否符合政策环境、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是否符合新闻人的理想且对得起大历史。在中国这份最为大胆的、被普遍认为代表自由派立场的报纸中,政策的考量依然压倒市场的追求。

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传媒呈现一种奇特的景象:一方面看似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市场化改革,注重利润回报,迎合受众需求;另一方面,新闻的审查与自我审查愈演愈烈,政府对媒体实施权力的“硬控制”与金钱的“软控制”,而大资本包括跨国资本,以屈从管制,换取在中国大陆经营媒体的巨额利润。

就在这样的场景之中,网络闯入了。

脱去无冕之王华服的第二只手,叫做数字化。

1995年9月底,在北京东城逼仄的净土胡同的粗陋的编辑部里苦干了一个月之后,我欢天喜地地迎来了“十一”的假期。“又得浮生半日闲”,哪里去转转呢?我在清华大学当老师的一位亲戚邀我去他那里上网。上网?这个“网”是什么东西、“上”了以后又能干什么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打开位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的那台主机时的情景:我感到醍醐灌顶、灵魂出壳,如果我的生命中曾经有过“天启”般的时分的话,那一刻就应该算是了。

网络能够令我在任何时间内与任何地方的人对话,它“消灭了工业化时代的两大特征即火车和钟表”(我在事后的一篇短文中这样断言),还有比这更大的奇迹吗?科幻小说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的描述如此契合我的心境:“每次打开Internet,我总是陷入发现的狂喜。就好像火山灰覆盖的阴冷之地突然爆裂,从中走出盛大的狂欢节游行队伍。”与互联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随着我对互联网的认识越来越强烈,我想向中国人介绍网络之种种的热情也日益高涨,1996年1月,我一口气写了一篇万字长文《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是时,北京电报局拥有1000个左右互联网用户,其中个人用户300个。文章在《生活》发表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自称是海南出版社,希望我能将这篇文章扩展一下,出一本有关网络的专题著作。我说我特别想写这本书——这就是1997年初出版的《网络为王》,它是第一部向中国人全面介绍互联网的书。在我潜心写作《网络为王》时,海南出版社正在整批量大规模地引进海外版权书。他们请我帮忙看看什么样的书值得翻译引进。我们一起去版权代理公司看英文样书的时候,我发现了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写的Being Digital,尽管这本书混杂在很多书中,但我一眼就选中了它。

首先打动我的是尼葛洛庞帝讲的一件轶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美国某集成电路制造公司的总部,来了一个中年男人。

“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来参观你们公司。”他说。

“好的,请登记。”前台小姐礼貌地说,“顺便问一下,您随身携带手提电脑了吗?”

“当然。”男人从包里拿出一部PowerBook,这是苹果公司生产的笔记本电脑,看起来有点旧了。

“那么这个也要登记。”前台小姐拿出本子开始记录,“它值多少钱?”

“我想,”男人回答,“大约值100万到200万美元吧。

“这不可能!”前台小姐大吃一惊,“这玩意儿最多值2000美元。”她写下了这个数字,然后才让男人进去。

“当然,你说的是原子的价值,也就是这台机器本身。”男人心想,“而我所说的价值,是它里面的‘比特’。原子不会值那么多钱,而比特却几乎是无价之宝。”

如此珍贵的比特到底是什么呢?“比特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传播。它就好比人体内的DNA一样,是信息的最小单位。”

仿佛是为了说明比特的神奇,尼葛洛庞帝接下来讲了另外一个故事:他到加拿大宝丽金公司参加一次高级经理人研习会。为了让大家对未来一年的计划有一个整体概念,公司展示了许多即将发行的音乐作品、电影、电子游戏和摇滚乐录像带。不幸的是,部分包裹被海关扣了下来。同一天,在旅馆的房间里,尼葛洛庞帝却利用互联网把比特传来传去,送到麻省理工学院和世界其他地方,同时接收各地来的东西。他骄傲地宣称,“我的比特完全不会像宝丽金的原子那样,被海关扣留。”

尼葛洛庞帝把上面这些有关比特的经历写在Being Digital的开头章节,用来阐释自己对未来的设想:“Move bits, not atoms.”它们一下子就攫住了我,我站在版权代理公司的几大排书架前,读这本书读得入了迷。

比特替代原子,个人化双向沟通替代由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接收者主动地“拽取”(pull)信息替代传播者将信息“推排”(push)给我们,电视形存神亡,将被一种看起来是电视但实际上是电脑的数字设备所取代,游戏与学习的边界将因为网络的出现而逐渐模糊,在一个没有疆界的世界,人们用不着背井离乡就可以生活在别处……对于一直生活在大众传媒的信息垄断中的人们(我自己学的和干的就是大众传媒),这一切如此新奇如此令人神往。

实际上这本书1995年已经在美国畅销,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只是凭借一种直觉选中了它。我的感觉强烈到可以停下自己手中正在写的《网络为王》,而一定要先把这本书翻译出来,而且只用三周的时间。拿到尼葛洛庞帝的书,我想起了严复的《天演论》:《天演论》在当时的英国不是一本特别优秀的书,赫胥黎在英国的思想家当中也并不算举足轻重之辈,但严复把《天演论》介绍到中国时,中国恰好处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一下子就拨动了中国人的心弦,所以这本书反而成了仁人志士必读的“圣经”。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对尼氏的书做了一些“技术”处理,把它翻成《数字化生存》,并着意将“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样一句话打在封面上——可能中国从来都比较需要关于生存的讨论,因为我们从来都有大国情结和忧患意识,总是被奋发图强的念头所激动着。某些特殊字眼比如“生存”、“较量”和“球籍”总能挑动中国人敏感的神经。事后想来,这也缘于80年代我接受的启蒙教育。

挑动“生存”神经的结果,是《数字化生存》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中国人迈入信息时代之际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我的朋友吴伯凡对此书在中国的流行过程有精到的评论:“海涅( Heinrich Heine)在评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德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时说:赫尔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我们今天都不清楚他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思想了,因为他的那些一度惊世骇俗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到这样一种地步——人们脱口而出地说着这些话,而浑然不知这些话是一个名叫赫尔德的人最早说出来的。尼葛洛庞帝的影响也可以作如是观。《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出版以来,书中的思想和语汇通过二度和三度传播,早已到了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地步。一个今天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人是无法想象它对于第一批中国读者的刺激力的。”

我被这种刺激力激动得枕席难安,以至于我很快变成了一个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数字化乐观主义者”,眼中只有“闪闪发亮的、快乐的比特”。

众声喧哗的时代,铁匠何为

十余年来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开始给我们的社会构成留下明显的印迹。我当然也不复原来那种简单的乐观。

雨晨用“天足”与“裹足”的不同来形容一代媒体人的变化,其实,在互联网思想界,早有人用另外一组比喻来强调“数字化代沟”的出现:互联网造就了所谓“数字化土著”(digital natives)和“数字化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分别。前者根本就是与科技一起诞生的,也一起长大,通过同化过程,早就视科技为他们生活环境的环节之一,与周遭的其他事物融为一体。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对许多孩子而言,使用电脑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而后者对科技却必须经历截然不同且较为艰难的学习过程。他们好像现实世界中新到一地的人,必须想出各种办法来适应面前的崭新数字化环境。

正是因为新的“代沟”——它分开的不是两群年纪不同的人,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出现,我们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都要学会面对网络时代的众声喧哗,把架子放下来,所以,媒体人在这个时代的转型的痛苦,实际是整个精英世界崩塌的一部分。

对于媒体人的痛苦与救赎,我常用的比喻是:“铁匠在啤酒中撒下眼泪,悲叹自己没有办法在铁路时代卖马蹄,但是这并不会使他们的马蹄更受欢迎。那些学习变成机械师的铁匠才会保住自己的饭碗。”

学习变成机械师的第一步,是首先克服自己对“打铁”的偏爱。那些持专业化观点的人们,很难理解非专业制造的一些东西怎么可能影响到他们。媒体行业里有一种自恋的偏见;他们认真对待过的威胁仅仅来自其他专业媒介出口,无论是报纸、电视或者广播电台。当业余爱好者开始自己制作内容,这种偏见令媒体进行了错误的防御。全世界一些顶尖的媒体人都不太能够理解这些变化,更不必说作出应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答案同专业化的自我定义的实质有关。

萧伯纳有句话:所有的专业都是针对普通人的阴谋。克莱·舍基对何为专业有一番解读,对思考媒体的专业性很有启发意义,简单概括如下。

有关专业的第一条法则是:每项职业的存在都是为了解决一个要求某种专业能力的难题。驾驶一辆赛车需要特殊训练,因而赛车驾驶者是专业人员。驾驶一辆普通汽车则不要求其驾驶者属于任何职业,因为它足够简单,大多数成年人只要接受一点点训练就能上手了。大多数职业存在是因为某种稀缺资源需要持续的管理:图书管理员负责整理书架上的书籍,报纸的管理者们负责决定哪些内容发到头版。在这些案例中,资源的稀缺导致了对专业阶层的需求——图书馆的数目总是远小于其读者之数,频道总是太少而观众太多。这些情况下,专业人士变成看门人,同时提供和控制有关信息、娱乐、通讯或其他短效商品的通道。

将某件事称为一项职业,意味着要去定义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的那些地方。以报纸为例,职业行为不仅受商业规则指导,还应符合一套额外的标准,诸如报纸是什么,报纸应该雇怎样的人和怎样运营,什么是好的新闻,诸如此类。这些标准并非应顾客而是应行业里其他专业人士的要求执行的。由此可以导出有关专业的第二条法则:任何职业的关键在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一个行当里,成员们只是部分地以为公众服务为指针。如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Wilson)在他的权威著作《官僚体制》(Bureaucracy)中所指出的,“专业人士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从参照群体获得重要的职业性回报,这个群体只接纳有限成员,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过正式的专业化教育,并且接受这个群体对于正确行动所定义的守则。”很长的一个定义,但其中两个关键点适用于新闻记者(还有律师和会计师):一个专业人员学习的方式使她和人群中的大多数区别开来,当考虑怎样完成她的工作的时候,她关注同行们的评价和客户评价一样多,或者关注前者比后者更多。

第三条法则:一项职业,对于其成员会变成理解他们所处世界的一种方式。专业人士们通过同职业内其他成员创造的镜头看世界。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的报偿主要在于其他专业人士的认可。

很多时候专业评价的内在连贯性是好事情——我们不仅想要高标准的教育和能力,我们还希望这些标准是由同职业其他人士产生和贯彻的,这样一个体系几乎就是对于职业化的定义。不过有时候,职业化观点可能造成不利,阻止了最关键的利益攸关方——恰巧是专业人士自身——理解有关他们职业的重大结构性改变。特别在一个职业基于某种资源稀缺而产生的情况下,比如图书管理员或电视节目制作人,相关职业人士通常是最后发现这种稀缺已经成为过去的人。

第四条法则:任何职业,尤其是那些已经存在很久、让人们感觉它们似乎从来都在的职业,其成员们有一种倾向,将对于特定问题的临时解决方案等同于有关世界的深刻事实。不仅今天的报纸如此,几乎全媒体行业都是这样。近年内传播成本的瓦解使媒体行业首当其冲、损失惨重。从前把文字、图像、声音从创作者送到消费者是很困难的,无论是做印刷出版还是唱片发行,多数媒体企业都涉及对于信息传输问题的昂贵和复杂的管理。因为帮助解决了那些问题,媒体企业得以实现对于各种媒介的相当控制,并从公众那里获取可观的利润。大多数媒体企业的商业化生存依托于提供上述解决方案,因此,保留原始的问题变成一个经济上的诫命。然而现在生产、复制、发行的问题都大大简单起来。结果,对媒体的控制不再完全掌握在职业人士的手中。

今天,每个拥有电脑的人都有了不受限制的完美的复制能力,有形的纸媒变成仅仅是临时的解决方案,纸媒的老一套——重大新闻与星座运程和分类广告堆在一起——已经终结了。互联网所引入的未来是出版的大规模业余化(mass amateurization),以及从“为何出版这个”向“何不出版这个”的转变。大规模业余化给传统媒体提出了问题:“当复制和发行的成本消失时情况会怎样?当出版变得完全普通,因为用户自身都能做到,情况会怎样?”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个问题正在得到答案。

到不久以前,“新闻”还只意味两件不同的事——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和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事件。在此环境中,判定一件事是否新闻靠的是职业判断。关于这种体制一直存在不满,比如媒体报道的一些事件不具备新闻价值(如政客参加剪彩典礼),和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未被报道或者报道不充分(每个人都一定能说出好几条)。不过尽管有那些抱怨,新闻价值和出版之间的基本链接继续存在,因为在过去似乎没有别的选择。这个链接现在中断了。从现在开始,新闻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意识。真的,新闻媒体现在往往因为某件事已经通过其他途径闯入公众意识而结果只好报道它了。

许多人抱怨网络的乱象,他们正确地懂得每个互联网信息出口的可信赖程度要低于历时已久的媒体。许多专业媒体人对专业门槛的坍塌感到愤怒和不解,他们无法忍受信息世界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然而他们没能懂得的是“自出版”的轻易程度,这意味着更大数量的信息出口。同一个想法发布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地方会有一种放大效应,能胜过较小数目的职业化媒介的观点。(这倒不是说单纯重复就能使一个想法变得正确;业余出版甚至比传统媒体更依赖纠错式论证。)这个变化不是从一种类型的新闻机构移动到另一种类型,而是新闻的定义发生了改变:它从一种机构特权转变为一个信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各种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集体和众多个人都杂处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

Media,而不是Message

通常情况下职业性的自我设想与自我保护是有价值的,但却可能在许多革命性时刻变成不利因素,因为职业人士总是会担心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可能受到威胁。多数情况下那些也同样是对社会的威胁;我们不愿意看到成为外科医生或飞行员的标准有任何松懈。然而有些情况下,威胁一种职业的变革可能对于社会有利,例如印刷机的推广使用。即便是这种情形,职业人士们通常更关心的是自我保护而不是社会进步。过去的遗产现在成为瓶颈。

新闻记者的特权基于先前出版资源的稀缺。从前容易确定出版商是谁的时候,也容易确定谁是新闻记者。我们可以将他们看作一个职业(因而也是小众的)类别。然而先前的稀缺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新近出现的丰富的出版选择,可能与新闻报道关联的媒介出口变得越来越多——从前是报纸和电视,现在有了博客、视频分享、微博客、社交媒体等等。所有后面这些新的出口与传统媒体出口大有不同,因为它们不存在内置的稀缺性质(built-in scarcity)。每个人都能成为出版人了(并经常这么做)。

这里显现的模式很简单——像“新闻记者”这样看上去固定、持久的职业类别,与之紧密联系的却是因印刷装备费用造成的偶然稀缺。有时这种稀缺的历史达几十年之久(如摄影师的例子),甚至几个世纪之久(如新闻记者的例子),但它仍然只是偶然性的,而当某种稀缺逐渐消除,看上去稳定的职业类别则失去了依据。这不是说职业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不存在了,但它的确意味着,职业和业余两个群体之间的主要区别已经消失了。曾经的断层现在只表现为一个缓坡。

当出版变得毫不费力,决定出版点什么并不是个重大的事情。因为资源稀缺,出版曾经是严肃的职业,而对于不感受这类稀缺而成长的一代,写出来的字自身并无特别意义。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指出,虽然水比起钻石对于人的生命要远为重要,因其稀少,钻石却远较水为昂贵。现在,钻石终于跌到了水价。如果每个人都能做某件事,则无论它多么重要,都已不够稀罕,而不能让人为它掏钱。

二十世纪的媒介作为一种单一事件发展着:消费。在那个时代,鼓舞媒介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生产得更多,你会消费得更多吗?”。曾经对于这个问题的普遍回答都是“是”,因为人们平均每年都会消费更多的电视资源。但实际上媒介就像铁人三项运动,有三种不同的事件:人们喜欢消费,但他们也喜欢创造和分享。

我们总是喜欢所有这三种活动,但直到最近为止,大众媒介依然只回报其中的一种。喜欢创造的意思是:“看我做了什么!”喜欢分享的意思是:“看我发现了什么!”到二十一世纪,我们终于有了除能消费外还支持创造和分享的媒体,在将一个世纪主要用于媒体消费之后,另外两种能力重现了。

因为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和分享媒介,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这个词能代表什么。“媒介”(media)简单而言就是任何传播中的中间层,无论它如字母表般久远还是像手机般现代。它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中间层,所以我们强调其中的创造和分享潜力。

最直接并相对中庸的媒介定义则是过去盛行多年的来自于媒介消费模式的概念:媒介涉及到商业的集合,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媒介用特殊的方式来创造材料、用特殊的方式来赚钱。然而今天,我们不能仅仅使用“媒介”一词来指代这些过时的商业模式和内容材料。我们平衡消费与创造和分享的能力以及彼此联系的能力,正在把人们对媒介的认识从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业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创造和分享工具。

行文至此,想起多日前我和岳路平在微信上就艺术进行的一番对话。看似谈艺术,实际对媒体人也非常切题。路平认为,如果在“艺术家序列”观察,陈丹青是最重视“Message”的,蔡国强和徐冰是最重视“Media”的。所以陈丹青比较受“启蒙性很强”的记者、作家喜欢。因为中国的作家和记者几乎都对Media的设计、生产和再生产麻木,非常迷恋Message。

路平接着说,他不看好过度注重Mesaage的艺术家。他对艾未未有个酷评:“艾未未是一个最狡猾的艺术家(当然他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艾未未的行动的有效性几乎都来自Media,但是大家误以为是Message。”

其实,今天,旧媒体人、新媒体人、自媒体人也是一样,行动的有效性都来自Media而不是Message。路平说,作为一个媒介革命者,不能有旧Message的乡愁。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说,今天的新闻教育,不能进行新闻理想的教育,而必须进行新闻理想破灭的教育。

“Move bits, not a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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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 29, 2013

这是一个言必称“平台”的商业语境,尤其是当平台和“商业模式”、“公司战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但笔者想在这里首先纠正这两大认识误区,平台既不是“商业模式”,也不是“公司战略”,而是一种天然属性。这种天然属性客观存在,但是能否展现出来却和主体的意愿、能力、外界的环境有很大关系,也即,企业需不需要做平台,有没有能力做平台和做平台的时机。

平台的缘起

在很多年前,《经济学人》出版过一本名为《管理思想》的书。其实,这本书更像是管理词典,里面囊括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管理名词,独没有“平台”这个词。在无法跟原书作者求证的情况下,笔者妄自揣摩,也许“平台”是一个太没有必要专门提及的概念了,因为它在人类商业文明发轫之时就已经作为一种特有的属性存在。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平台”就是“市场”的具象化。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动物。通过情感互动、商品交易、社会交往,人们得以彼此生活在一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源于价值的交换。人的交往注定会因为多向互动,而成为一个关系的集合体。

如果我们认为,当商业活动或者管理的本质落脚点在于“人”的时候,就不难理解为何“平台”就是企业的天然属性了。

斯隆商学院的施马兰西教授(Richard L. Schmalensee)并没有直接使用“平台”这个词,而是使用了一个化学术语——触媒。这是催化剂的同义词,意为催化其他的物品之间发生化学反应。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比喻,一方面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平台”的根本特征,一方面在根子上驳斥了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模型。

就像斯坦福大学的谢德荪教授(Edison Tse)认为的那样,波特的理论是“流”理论,“平台”的理论是“源”理论。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流”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遵从了牛顿经典力学的范式,——世界是静态的,线性的。显然,这种范式早已经不再适用于用生物信息逻辑表述的当下时代了。

施马兰西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经济触媒需要具备如下条件:

有两组或者更多顾客群体;顾客群体在某种程度上相互需要;这些顾客群体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获取他们之间相互吸引的价值;顾客群体依赖某种触媒来推动他们之间的价值创造。

抽离出来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价值的产生在于用户之间的互动,这也是企业存在的意义。

无疑,企业在这里扮演的更像是社区搭建者的角色,这个社区的宗旨就是为用户提出价值主张,并设定管理的规则和标准,同时提供信息服务。从最古老的集市到现在的淘宝、eBay,无一不是这样。

平台的两大类型

无论是“源创新“也好,触媒也罢,相比较以线性思维为主的牛顿力学时代,双方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从根本上是开放的生命体。

用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的话来说,做平台必须要开放。只有开放,才能形成更多的生命接口。而这种开放不仅仅是简单的纵向供应链的开放,横向客户群体之间的开放,甚至要形成供应链和客户群之间的纵横交错的开放,最后形成一张巨大的、关系交错芜杂的价值网络。

以沃尔玛为例。成立初期,沃尔玛仅仅是把批发来的商品摆在货架上供消费者挑选,看起来和传统的零售商没有什么区别。当门店逐渐增多的时候,沃尔玛开始利用自己货架优势和分销体系诱导供应商提供更加符号消费者需求的商品。当供应商的商品在沃尔玛不能实现热销的话,自然就会被淘汰出供应商名单。这就逼着供应商深入到消费者中去,与他们互动,随时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目前关于描述平台的数目很多,但是都存在一个问题:人们把平台简单地看做是战略,而将观察重心放在了产品形态上。依照前文所讲,平台是企业的天然属性,除了战略之外,企业的组织形态理所当然也是考察平台的重要视角。

笔者认为,平台的开放应该从两个维度来看,能力的开放(包括了底层的技术开放,用户入口的开放,资源的开放等等)和组织的开放。能力的开放最后形成的是平台型的产品,组织的开放形成的是平台型的组织。

平台型产品的三步法则

能力的开放可以看做是企业在组织形态之外的一切开放。

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司本身并不是开放型组织,但是iPhone则是一款典型的平台型产品。这一切都源于苹果对系统入口的有限度开放。

平台型产品的成长有一条清晰可见路径:平台框架—杀手级功能—平台产品。

亚马逊的平台意愿是在贝索斯创业之初就确立的。最一开始,亚马逊要做一个专注于图书的电商平台,我们可以将其看做“平台框架”。除了明显低于传统书店的售价之外,亚马逊独有的推荐算法帮助它积累了大量的用户资源。

1998年的时候,亚马逊的用户人数已经达到了310万。第二年,亚马逊开发的“一键下单功能”便申请了专利保护。这个创新功能被很多人认为不过是把用户的购买步骤压缩到了一步而已。但就是这个符合贝索斯认为的互联网购物极简原则的功能开始了亚马逊在用户体验上的一系列动作。“一键下单”无疑是这个平台框架中的杀手级功能。

2007年11月19日,贝索斯宣布亚马逊推出电子书阅读器Kindle。这项被评论人士认为很丑陋的电子产品在一年之后共出售了24万台,不但让那些不看好Kindle的人闭了嘴,还让传统书商们感到了震动。如今,我们觉得电子书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物,Kindle也已经进化到了触摸平板,这是因为我们的阅读习惯已经被亚马逊悄然改变了。

Kindle无疑是一款颠覆性产品,它成功地挟用户资源以令书商,彻底颠覆了持续了上百年的传统出版业。而Kindle则是亚马逊这个平台框架中诞生出来的一款出色的平台型产品。

我们同样可以利用这样的路径审视iPhone的成功。最早期的iTunes只能烧录音乐和管理音乐,很快,与iPod的结合让苹果瞬间拥有了大量音乐爱好者,粉丝经济的效应初步体现。现在来看彼时的iTunes正是平台框架。

2003年,杀手级功能iTunes商店上线,18个小时内就卖出 27.5 万首歌曲,iPod的用户也因此大涨。苹果的用户群持续扩大。

2007年,平台型产品iPhone问世,iTunes的模式被很好地移植到了手机中,也就是app store。规模庞大的用户资源,苹果接口对应用程序开发者的开放,加之分成政策,iPhone很快就成为了一款风靡全球的平台型智能手机,并最终改变了整个手机行业。

海尔的平台型组织

平台型组织则是从组织的开放度来看。在这里之所以说是组织,而不是企业,是因为我们发现真正的平台型组织大都是非公司形态。最典型的莫过于维基百科,维萨组织和Linux。虽然这三家组织都有核心的小团队作为项目的领导者,但是他们发挥的作用和对产品的贡献度远不及一家传统意义上的公司。

其中维基百科和Linux本身既代表了开放型组织,又是一种开放型产品,他们的用户既是组织成员又是产品的制造者。平台型组织更像是“无边界组织”,组织的边界就是产品的边界。

在这里尤其要提及的是海尔最新的组织变革实践,这也是目前在公司层面进行平台型探索的典型。成为平台型公司是张瑞敏对海尔变革的要求。这种变革理念源于张瑞敏对以3D打印、大数据为表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瞻。他不止一次在内部会议上提出,当3D打印真的普及的时候,社会化生产和创客式的蚂蚁工厂会彻底颠覆传统的制造业生产模式。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通过个性化生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传统的制造业组织模式显然无法灵敏感应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更不要说个性化生产了。

张瑞敏认为,平台就是快速配置资源的框架,所有的资源在这里可以配置起来。因此,对组织要求就是要变成自组织而不是他组织。“他组织永远听命于别人,自组织是自己来创新。”张瑞敏说,“人单自推动就是进来更好的人,产生更好的结果,得到更高的利润,然后又引进更好的人。组织最后应该达到这样的境界,也就是对员工角色的新定位:就像德鲁克所说的,每个人成为自己的CEO。”

最近,在海尔内部提出了“在线员工”和“创业者”的新主张。张瑞敏希望可以把组织结构网络化,通过“在线”的方式让组织的边界尽可能往用户端靠拢,将组织内外的资源彻底打通。

而员工可以成为真正的“创业者”,在海尔的大平台上自己寻找创业机会,同时配合内部的风投机制,或者员工自己到社会上组织力量,成立小微公司。

事实上,通过组织开放打造平台型公司,只是海尔平台构架的一个部分。网状组织的最终目的是要搭建用户资源和个性化生产的通路,实现真正的“大组织,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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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 22, 2013

即便在北京打击网络谣言的动作加快之前,腾讯(Tencent Holdings Ltd., )的微信(WeChat)就已经在抢新浪(Sina Corp., SINA)微博(Weibo)的风头了。

微信在开始时只是一种工具,可以让用户使用智能手机进行免费聊天,但之后微信却迅速膨胀为一个完整的社交网络。微博进行公开传播,其用户通常必须拥有较大数量的粉丝才能获得对发布内容的回应;在微信上,用户可以直接与朋友进行群聊,或者对照片进行评论。

尽管自4月份以来,投资者的预期已推动新浪股价上涨40%,但也有其他人质疑,如果政府继续打击网络谣言,还会有多少人继续使用微博。不过分析师们称,用户使用微博服务的趣味和动机有很多,其最强的吸引力之一就是能让用户公开讨论敏感问题。

中国政府将选择如何审查网络平台内容的责任交给了新浪,新浪则采取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举,关闭了那些触碰政治神经或者可能引发抗议活动的讨论,同时也留下了足够的趣味来吸引用户不断使用微博。

中国首批博客写手之一、研究机构Sharism Lab的首席研究员毛向辉(Isaac Mao)表示,用户将减少在新浪微博上的活动,但他们会选择其他途径。他表示,网络论坛人士都在讨论向其他服务转移,包括微信、私人社交网络以及Instagram等未被封锁的海外服务。

新浪首席执行长曹国伟(Charles Chao)在去年的一次财报会议上称,微信更加私密的社交网络功能导致其与微博争夺用户时间。

去年,曹国伟表示,受微信等应用的影响,用户在微博上所花的时间有所减少。新浪称,微博的每日活跃用户为5,400万。据腾讯表示,截至6月底,微信的月度活跃用户有2.36亿。尽管新浪上个季度称,用户在微博上花费的时间有所增加,但许多用户称,政府新的网络打谣行动促使他们增加了微信的使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国际传播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主任乔木称,对于那些寻求影响中国公开讨论的人士来说,尽管微信提供的环境更加分散,但这一工具可能仍然有用。

他表示,微信的影响不像微博那样大,但微信可以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因为你在与你认识的人交谈,他们会关心你说了什么。他还称,微信不太容易监控,因为小型网络的数量是太多,而且用户可以频繁更换帐户。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微信能免于政府干预。

北京大学(Beijing University)研究互联网的学者胡泳称,一些人可能认为微信更加安全,因为它是非公开的,但如果政府真想控制微信,他们可用的手段很多。

中国负责互联网监督和审查的官员鲁炜周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显示,政府不打算很快放松审查。

他写道,如果不有效占领新兴舆论阵地,别人就会占领,就会对舆论工作主导权和话语权形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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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整肃社交网络 微博讨论活力下降

北京一家网吧内的一台电脑上显示着中国警方提醒人们合理使用互联网的信息。

中国针对国内社交平台最有影响力的用户发起了一场大力度的威慑运动,这给国内的公开辩论带来一丝寒意,也对中国最活跃社交网络平台的长久生存能力提出了疑问。

一些评论家将这场运动比作毛泽东时代的整风运动。在此次运动中,北京近期已经拘留或讯问了一些网络名人,并告诫其他人注意言论,还对刑法中有关条文进行了新的司法解释,从而可以更容易地针对这些人的网络活动提起诉讼。中宣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周二将其描述为“净化网络环境”的行动,上述所有措施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自3月份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正式上任以来,已有二十多人因散布谣言和相关行为而被拘捕。中国过去也曾展开过严惩网络造谣的行动,但这次的重点却是网络名人。

新浪(Sina Corp)微博的一些“大V”用户已经被卷入其中,最知名的可能就是粉丝超过1,200万的美籍华人、风险投资家薛必群(Charles Xue,网名为薛蛮子)。

薛蛮子曾在7月12日发布了一条微博,对有毒食品、高物价、低工资等问题发表了评论,说我们已经全部变成了“忍民”。随后这篇微博获得了超过17,000次的转发和超过2,000条的评论。这些微博“大V”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8月末,薛蛮子因涉嫌嫖娼被拘。许多互联网用户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向其他网络名人发出的警告信号。

上周末,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薛蛮子在北京看守所的画面,戴着手铐的薛蛮子满脸胡茬,露出怪异的笑容。他承认自己不负责任、不加核实地转发负面信息。他说,言论自由不能 驾于法律之上。薛蛮子依然因涉嫌嫖娼被关押在看守所,并未受到与网络活动相关的指控。

这不是中国政府第一次试图整顿网络言论,但这次的范围更广、更有系统性且更加尖锐。受到影响的不仅是中国公共话语权的未来,还有互联网企业的商业环境。

对新浪微博上政治话题讨论的整顿或迫使网友们放弃这个全国最活跃的公共发声地,转移到更小型的交流平台。

在这种高压下,微博用户加速离开微博、来到更加私密的社交平台——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简称:腾讯控股)旗下移动讯息应用程序微信(WeChat)。监管者对于微信的管制力度相比之下要松一些。长此以往,新浪微博可能渐渐变成一个更专注于商品交易、围观名人动态、发布旅游日志的论坛,而不再是一个公共交流之地。

不过一些微信活跃用户称,他们已经受到追踪。今年1月份,一位曾参加过抗议《南方周末》遭审查活动的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他觉得自己在微信上的一些活动被追踪。这位人士称,他被警方拘留在一个远离抗议地点的场所长达一天,因为他曾经通过微信讨论过参加抗议活动的计划。他说,那天早晨他唯一的网上活动就是跟朋友们通过微信交流。《南方周末》是一家以犀利文风针砭时弊而著称的知名报纸。

《南方周末》 抗议活动来源于该报编辑们声称,广东省委宣传部官员将一篇本是呼吁加大公民法律权利保护的社论改为对政绩的歌功颂德。一位《南方周末》编辑透露,广东省政府此后已经同意将不会再直接插手《南方周末》出版前的内容。

许多微信用户也反应说,当时涉及“抗议”字眼的条目都被屏蔽。著名异见人士胡佳当时曾通过推特(Twitter)帐户发布了一张照片,图中显示,他尝试使用微信发送“南方周末”字样,但发送不成功。胡佳将微信称为“你身边的监控利器”。自从抗议活动发生以来,其他用户也反应敏感词受到屏蔽。

早在今年2月份,政府就显示出了针对微博最有影响力用户的意图。据知情人士称,当时负责网络监控和审查的重要官员鲁炜邀请了众多“大V”在北京前门的高档西式餐厅Capital M用餐。

上述知情人称,5月份时这样的聚餐又举行了一次。两次聚餐的气氛都较为融洽,鲁炜似乎很想与“大V”们交朋友。

在随后的几个月这方面的气氛发生了变化,宣传部门的官员开始更频繁地谈论整治网络谣言的必要性。据新华社报道,8月中旬,鲁炜召集了一次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告诫一些微博“大V”,希望网络名人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积极发挥正能量。

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拘留和讯问事件,包括8月29日薛蛮子被拘。

9月初,中国最高法院针对刑法中的有关条文发布了新的司法解释,其中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可构成诽谤罪,或判处三年监禁。

此举在网上引发了恐惧,一些微博博主纷纷猜测谁将是下一个被拘留的对象。地产大亨潘石屹9月份的表现就彰显出了这种恐惧的程度,他当时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期间谈及有影响力的微博博主的责任时出现了口吃。潘石屹拥有逾1600万微博粉丝,他因提倡中国治理空气污染而出名。他说,我觉得作为大V吧,粉丝数量比较高的人,应该更加有纪律性。每说几个字,他的声音就会颤抖。

潘石屹和薛蛮子在国家电视台顺从中共中央路线的表现让很多观察人士觉得,这与毛泽东时代发起的政治运动类似。

北京大学(Beijing University)研究互联网传播的学者胡泳表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经常在官方媒体上承认错误,称政府批评他们是对的;长期以来中国就有这样的传统。

多位微博“大V”在接受采访时称,打击网络谣言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一些人称,朋友们都劝他们保持低调,甚至建议他们出国。

微博过去也受到数次打压,但最后都安然渡过了;比如去年流传的一则政变谣言就导致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的评论功能被暂时关闭。但当前形势的严峻性使得一些用户和分析人士怀疑,微博是否还能毫发无伤?

北京外国语大学(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乔木表示,过去的打压行动只是地方性的,而这次则是全国性的。他说,过去的打击侧重于具体事件和微博,现在则是全国抓人。

热门网络作家郝群(笔名慕容雪村)说,新浪微博已基本“死”了,微博的活跃度和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他说过去一年他的多个微博账户被新浪删除。

分析公司知微(Weiboreach)提供的数据显示,新浪微博上有影响力的用户发微博的频率已经下降。知微随机抽取了4,500个粉丝数量超5万的新浪微博进行统计,发现在1-8月份他们所发的月微博总数量减少了20%。

虽然有迹象显示微博的光环正在褪色,但投资者们一直在押注新浪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的价值将比作为言论广场的更大。印证了这一点的是,自4月底中国电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宣布将斥资5.86亿美元收购新浪微博18%的股权、引发了有关阿里巴巴旗下网络购物服务将整合至新浪微博的期望以来,新浪股价已经上涨了近40%。

新浪一直没有公开对此次网络整顿行动表态,它也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长江商学院(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副院长腾斌圣表示:“新浪将不再是一个民意驱动型平台……那个时代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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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 2, 2013

对话时间:2013/8/29 16:00-18:00

地点:腾讯微博

对话人:胡泳、岳路平、拨惹尘、网友

Let’s hack it! 只要有系统存在,总会有人盯着系统,试图寻找真相。盯视者中的一些人满足于简单地发现真相,但另外一些人会使用这些发现,突破系统,改变这个世界。传统的有理想的记者属于前者,而真正的黑客记者,应该是后者。

第52期腾讯微博客座总编三人行

热点事件层出不穷,网友们的智慧更是令人惊呆了:有关“双来”案、天一案、蛮子案等的各种评论、解读风靡微博和微信。这些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对于热点事件的演变、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究竟带来了哪些影响?又是如何真切地推动、改变了这个社会?三位嘉宾已经准备就位,关注互联网、关注新媒体的他们和你一起讨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胡泳:各位网友下午好,我是本期客座总编辑 @胡泳,在秋风渐起的时候,我们聚在这里,谈谈这个多事之秋。两位嘉宾是新媒体艺术家 @岳路平 和自媒体行动者 @拨惹尘。今年秋天,每天都有大新闻,让人应接不暇。

岳路平:对呀,我的大脑资源已经完全被各种真人秀情色剧占领了,几乎腾不出资源运行其他程序了,哈哈。@胡泳 老师好,@拨惹尘 君好!

胡泳:分配一点大脑资源分析一下这个刚出现的贴吧如何?贴吧的名字叫做:“顺我者娼,逆我者嫖娼”http://url.cn/PqEdlU

岳路平:感觉我们的嘴巴已经完全被老大哥控制了,早上一起床,眼前就弹出老大哥布置的今日可谈话题:嫖娼,聚众淫乱,如胶似漆。

拨惹尘:大家好!我是陈鸣,也是拨惹尘,也是滤镜菲林。我以前是一名南方周末的记者,现在是博客天下杂志的主编助理,同时是一名信息调度者。

胡泳:“信息调度者”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拨惹尘:经济学说,某样东西严重富裕之后,就一定会造成另一物件的短缺。互联网时代资讯如海一样,人们的注意力就成了最重要的度量衡。于是信息调度员这个职业就产生了~我还在实习转正期间。

岳路平:似乎我也应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岳路平,如果陈鸣是一名信息调度员,我就是一位新器官设计师:)

胡泳:这个介绍比不介绍好不了多少。新器官设计师是个啥东东?

岳路平:简单的说,如果像陈鸣这样的媒体人更多地关注传递和调度“信息”,作为“新媒体艺术家”,我更加感兴趣去设计“媒体装置(installation art)”。相比起来,用这个新媒体器官去看什么、听什么、说什么,我更加在意设计这个器官本身。

拨惹尘:我一直觉得媒体圈应该向艺术圈学习。艺术家早就跳出画,研究画框(介质)了,不但研究而且还不断地制作画框本身。这让我这种传统媒体出来的人非常沮丧,过去我觉得自己“画画”的技艺超群,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玩过家家的小屁孩。

胡泳:那么至今为止,你设计出了什么样的器官呢?

岳路平:一定要举一个例子,就是跟陈鸣合作的视频节目“阅录评”:为每一个热点事件设计一个比特装置,同时告别纸媒模式和美术馆模式。

胡泳:每一个热点事件都有不同的比特装置,这需要太多的跨界想象了

岳路平:比特装置跟传统文章的区别是:装置更加像【产品】,文章更加像【作品】。我比较倾向用顾客消费产品的方式来实现公共利益,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公民行动(包括写作)来推动消费。

胡泳:这和我的一个观点不谋而合:新闻现在身处某种服务业,其产出是知情的个体与社区。

岳路平:事实上,虽然不是微信和微博的初衷,但是微博和微信的确在量产【比特公民】、【比特社区】(以“顾客”的格式)。我认为这种类型是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的升级版。

胡泳:所以我们需要新的政治学和传播学解释。

岳路平:目前的政治学和传播学可能都已经严重滞后了,相比起来,我觉得重读维纳《人有人的用处》这种十分激进的著作非常有好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苏坤 :在“李天一案”中,网络與论出现一边倒。对这种现象,你们是怎么看的?

胡泳:@岳路平 和 @拨惹尘 是怎么看的?

拨惹尘:嘿嘿,这案子就是一块非洲熏肉,够律师、记者、围观群众吃一年不止。另外,建议使用“李某某”的称呼。

岳路平:“李天一”是这个时代的“民意投票机”,这个投票机比乌坎的投票箱更加好用,是因为:“李天一”是一个话题产品,是可消费、可量化、可利润化的产品。

胡泳:这块肉有啥作料,导致它气味这么大呢?

拨惹尘:要辣有辣,要香有香,不吃落伍,吃了自豪,一旦上手,如胶似漆。如果我是个对名声有渴求的律师,这肉非抢不可。这肉气味之大,足以盖住其他肉味。

网友上海的破鞋 :药家鑫案当中的药家鑫是不是被舆论仓促杀死?毕竟从逮捕到枪决,时间很短。

胡泳:请教前南方周末记者陈鸣,你认为药家鑫是被舆论仓促杀死的吗?

拨惹尘:是或者不是的问题好难回答啊……请大家留意此事件中我的一位“同行”、另一位信息调度者@西安张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街六巷 :几位老师觉着传统出版业要进行怎样的改革才能适应这个新媒体的时代?

拨惹尘:我觉得适应不了……传统媒体行业的夜郎自大可怕极了。一些国内顶级大报大刊的记者编辑,现在还在说新媒体、自媒体是“巨鲸帮”,仿佛自己才是上天之选、名门正派。这种心态下,要么是作死,要么就是懒死。

岳路平:我觉得要把传统媒体改造成为新媒体,就像要把恐龙改造成为黄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传统媒体去死吧。给他们一个体面的葬礼、一部体面的历史就可以。

事实上,目前的传统媒体,不都是知识的殡葬业和事件的尸体化妆术吗?都是一些有恋尸癖的人在搞。

拨惹尘:这一点上,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说的传统媒体指商业模式。传统媒体的内容,不得不说目前仍是整个信息链条的基础。比如没有@石扉客 先生的《起底王立军》,就难有一堆衍生产品呈现。目前在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上还看不到匹配的生产能力和抗压能力。我是不是又弥漫着浑身乡愁了?偷笑

岳路平:石扉客这种“天才”死了以后,才会有真正的新闻繁荣。就像恐龙不死,人类根本就没有戏 偷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肉肉小螃蟹 :请问老师:未来的新闻报道会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趋向娱乐化八卦化发展吗?

岳路平: 娱乐化八卦化,黄赌毒话题,是这个国家唯一允许我们享受的“口活”。

路人微访谈主持人: 现媒体界初现一种“娱乐至死”的趋势,难道尼尔·伯兹曼的预言终将灵验?

岳路平:“娱乐至死”是老大哥的一场阴谋,老大哥垄断了“严肃”。伟光正永远属于老大哥,黄赌毒永远属于老百姓。

网友丽京上空的云:腾讯一总编说,薄在国人中的关注度不如薛、秦、周,此大谬,薄庭审过程,有惊心动魄的感觉,官场气象可谓是波诡云谲,瞬息万变,让人看到了中国政治的内幕,财富是如何和政治勾搭成奸的,不同阶层都上了一堂活的法治课,但大小贪官们真的可以收敛吗?非也,也许在想该如何规避风险呢?

胡泳:你觉得你通过薄案看到了中国政治的内幕?我一点都没觉得这样。

网友文楠:你的意思还更深暗?

胡泳:当然,莫让八卦迷了双眼

岳路平:#薄案#的确是一幕又一幕,但是你永远无法触碰“内幕”。就像金鱼缸里的金鱼,总是以为透过“玻璃”看见了“世界”,但是金鱼永远不能离开那个将之困在其中的玻璃缸,去触摸“世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拨惹尘 :想向@胡泳 老师提个问,上次咱们聊天时,您提到“自媒体”的“自”有hacking的意思,想听您进一步详解。同时,结合@岳路平 刚才说的产品和作品的区别,“自”的优劣是什么?

胡泳:我说的hacking不是“自”的意思,而是“玩”的意思,就是要从“做媒体”走向“玩媒体”,媒体人要变得像黑客那样思考。

岳路平:我理解的“自”,就是每个人只要有微博、微信、推特,就等于拥有了一把可以自卫反击的“信息手枪”,可以对抗老大哥的重型信息武器,也可以对抗商业的信息中型武器。但是主要以游击战、麻雀战和地道战(翻墙)的方式,所以就有黑客的气质啦~~

胡泳:每一个系统都有两套规则:一套被设计出来、要达到某种目的,或是被众人所公认,另一套是实际的规则,也就是现实,也就是中国人讲的“潜规则”。在大多数复杂系统中,两套规则之间有巨大的鸿沟。黑客就是发现实际规则的人,利用这些规则绕过预先计划的系统规则。黑客行为是一种应用哲学。

拨惹尘:金句。这个也能解释为什么刮起xx风暴。一开始是阻止软件上的越狱,动用了最杰出的工程师,最后发现方校长在软件上也打不动补丁,直接抱走人肉机箱了。

岳路平:互联网是黑客的温床,所以建议要成为黑客的人,尽快放弃原子世界,向比特国移民。就像当年都向美国移民一样。

胡泳:黑客行为不仅局限于计算机。可以说,哪里有系统,哪里就有潜在的黑客的可能性。而幸或不幸,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系统。我们的整个现实都不过是系统中的系统。生活常识告诉我们,成功没有捷径。而这是违反黑客哲学的。黑客们的秘诀是:到处都有捷径和漏洞。

岳路平:黑客的确是一种精神,但是计算机却是黑客生存成本最低的地方。

胡泳: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具备黑客思维(因为它不被社会所欢迎),然而,只要有系统存在,总会有人盯着系统,试图寻找真相。盯视者中的一些人满足于简单地发现真相,但另外一些人会使用这些发现,突破系统,改变这个世界。传统的有理想的记者属于前者,而真正的黑客记者,应该是后者。

在这个意义上,Hacking这个行为本身比写下多少行聪明的代码更重要——这是我们创造未来的方式。

岳路平:行动是核心,代码可以外包。

胡泳: @岳路平 @拨惹尘 多谢捧场。我要下去给孩子讲故事了,转眼和两位以及网友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愉快交流。两位是信息调度员和新器官设计师,那么我是谁呢?需要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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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 22, 2013

哀鸿遍野的报业

10年以前,一个没有报纸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到了今天,很明显,至少在目前的形式下,报纸将不能够生存。

近年来,美国宣布停刊的报纸已超过200家。欧美大传媒公司最近掀起分拆潮,纷纷集中资源,把公司拆分成“赚钱组”和可卖掉的“不赚钱组”,显然报业属于后者。

不妨看看《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案例。它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最大的报纸,它已经几乎不能存活下去。它正在陷入财政赤字,发行量急剧暴跌,编辑部也有很多员工离开。2005年,该报的发行量下跌了16.6%,降至40万份;2006年,进一步下滑至37万份。为此,报纸减少了本地新闻,也越来越多地采用美联社的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而不是派出自己的记者采写。2007年,四分之一的编辑部人员被裁撤。

2009年2月,随着发行量跌到31万份,报纸的母公司赫斯特公司发表声明说,《旧金山纪事报》的财务状况迫使该报将不得不大幅削减运营成本。从2001年一来报纸一直在亏损,2008年的亏损额是5000万美元。声明还说,如果不这样做,《纪事报》面临的命运是,要么出售,要么关张。10月,ABC(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报告说,在过去半年内《纪事报》的销量大跌25.8%,仅为25万份,构成美国主要报纸中最大的跌幅。如果赫斯特公司决定关闭该报的话,旧金山将成为美国最大的没有主要英文日报的城市。

另外一份报纸《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对此评论说:“如果新闻业在这个美国最愿意参与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走向衰落,那么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一个多世纪以来,报纸一直被作为一种公民良知,通过制约腐败、培育责任或仅仅是让公众知情,在促进民主理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不祥之兆到处都是。2012年3月,CEA(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和社交网站LinkedIn联合发表研究报告称,2007-2012年,在美国众多产业中,报业的衰退最严重,萎缩了令人吃惊的28.4%。甚至零售业,在美国经济陷入不景气导致普遍工作流失、消费紧缩的情况下,也不过才萎缩了15.5%而已。而且,零售业已经有所回升,报纸的前景却依然暗淡无光——在可见的将来,报业下行的趋势没有挽回的迹象。

原因何在呢?各路观察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笔者以为,报纸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读者群的日渐匮乏。报纸要想继续存在,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读者支撑。然而,随着人们注意力的转移,以及年轻人未能发展出一种新闻阅读习惯,报纸的读者在不断萎缩。游戏、社交媒体、明星文化都在和报纸争夺注意力,而据NPR的首席执行官加里·奈尔所称,30岁以下的人不读报,而且年龄增长后也不会读。

其二,报纸的商业模式走入穷途。平面广告不断下滑,数字广告正在缓慢地弥补这个缺失,但数字广告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平面广告下降的速度。当然,广告竞争的压力不独报纸为然,面对互联网,电视也在流失广告。结果是,所有报纸都面临大幅度的成本削减,因此牺牲的是新闻采编的力量。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体到处扩散:博客,网络报纸,搜索引擎,新闻集聚服务和社交媒体,导致了内容生产和复制的便利;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报纸订阅和广告的下降,而这反过来,又使得即使最严肃的报纸也只能生产少量的原创内容。

其三,报纸的成本结构完全不具备合理性。出产一份报纸是昂贵的。数据显示,美国报纸平均下来,管理成本占14%,纸张16%,印刷20%,发行9%,广告开销14%,最后留给内容生产的只有27%。由此可以看到,近一半的报纸运营费用被用在物理生产过程中,而不是编采活动上。由此,当读者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获取新闻,印刷出来的报纸注定会变得较为昂贵,成为一种利基产品,甚或是一种奢侈品。

一个没有报纸的世界是怎样的?

报纸的困境如斯,我们必须问报人一个严肃认真的问题:为什么报纸是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没有了报纸,人类社会将会损失哪些东西?梳理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有助于报人重拾在数字时代的自信。

首先,公众所阅读的严肃新闻,大多来自报纸。没有人做过定量的统计,告诉我们报纸出产的新闻在整体新闻中所占的比例。可是,随机找些聪明人估计,他们说这个比例不会低于80%。

可能电视的影响力更大,但根据笔者在央视工作的经验,电视记者常常是在报纸上找新闻。甚至是大家鼓吹甚力的新媒体,有多少博客妙笔生花的评论是建立在报纸提供的新闻上?虽然微博、微信、社交媒体的有用性毋庸置疑,但这些服务的用户大多不会遵循报业的新闻标准。所以虽然新媒体有着海量的内容,但真正高质量的内容还是少而又少。

所以,这是报纸应该继续存在的第一条理由:报纸挖掘新闻,其他人只是包装新闻。报业的健康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报纸是一种为其他媒体设定议程的媒体。

第二,报纸并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它们每天把世界以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组织起来,说句极端的话,办得好的报纸,如果未能去读上面的某一篇文章,就相当于失去了以另一个可能的角度看待世界、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

第三,与上一条相关,报纸是公共对话的场所。已故的詹姆斯·凯瑞常常喜欢提醒他的学生说,现代的报纸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就像美国宪法也是启蒙主义时代的产物一样。对凯瑞来说,报纸的最重要之处,并不在人们所假定的客观性、公正性之类,而在于它维护了公民之间的民主对话。这样的对话是否能在网络时代存活和光大,其实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正是为此,报纸体现着公民责任、社会公义和政治独立的价值。

第四,报纸存在的理由还和它的从业者相关。多少人投身报业的时候,没有怀着一种充满使命感的职业热爱?很多记者和编辑认为他们的作用是“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许多记者认为自己最终是在为读者工作——不是为了管理她/他的编辑、发行人、公司或是投资人,而是为了喜欢他们的写作的读者。我们都熟知记者为了职业尊严而丢掉工作的故事。他们拒绝禁止他们出版的指令,也不愿为了政商利益而出卖自己的良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读者保持忠诚。有时整个编辑部都会采取如此立场。在互联网上的公民记者,也有这样的使命感吗?

第五,对于看重自己职业的报纸记者和编辑来说,业余分子杀入新闻场是不无忧虑的现象。他们威胁了职业标准,纵容了党派的特别恳求,把谣言和丑闻伪装成新闻。

美国记者海伦·托马斯或许是过去五十年中最有名的白宫记者,她担心专业新闻工作的衰退。“每个拥有一台电脑的人都认为他是记者。每个拥有一部手机的人都认为他是摄影师。”她认为这种趋势是“可怕的,因为你可能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强迫性地破坏了他人的生命和名誉。没有编辑。没有标准。没有伦理道德。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在我那个时代,当你的妈妈告诉你她爱你,一个好的记者也会核查清楚。现在很多很有价值的报纸都放任自流了。这是一个危机。”

笔者罗列以上的报纸存在理由,是想追问,当报纸作为多元主义和自由言论的支柱坍塌以后,对社会的影响会是什么?会有新的机制出现,取代报纸目前提供的准确、平衡和高新闻标准的传统过滤吗?谁将会创造我们所期望的高质量新闻,特别是对于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极为关键的调查性报道呢?没有报纸今天所提供的凝合剂,我们的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分裂吗?对于关心独立媒体在自由社会中的角色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其所面临的最令人苦恼的问题。其中一个迫切需要回应的关切是,谁来做调查性报道。

谁来做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有许多的定义,笔者在此处定义为:调查性报道意味着揭露那些被隐瞒的事实,这些事实要么是身居权位的人有意隐匿,要么是环境混乱导致它们偶然隐身,调查性报道就是要把所有相关的事项都向公众曝光,并对此作出自己的分析。

在这种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需要很大的投入,无论是在资源还是金钱方面;而且,这种报道容易引起法律纠纷,因而变得更为昂贵;最重要的是,所调查的都是为着公共利益但却还没被摆上公共议程的问题。调查性新闻的作用是,让那些还没有暴露在公众面前的问题见光,追问权力应负的责任,不管这种权力是处在地方、国家还是国际层面。

调查性报道与权力息息相关,毋宁说,它是对于权力的一种分析。在对权力说出真相的过程中,它可以激发有益的公共讨论。调查性报道也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这些报道揭露或者发觉了罪行、腐败、反社会的行为和不公正吗?它们拆穿了个人或者组织的虚假、虚伪和有意误导的声称吗?它们是否捍卫了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它们披露的无能、疏忽或失职影响了他人吗?它们暴露的危险或剥削行为可能损害他人吗?

詹姆斯·麦迪逊在200多年以前写道:“自由检视公共角色和措施的权利,人们之间自由沟通的权利……已经可以被认定为构成了对其他权利的唯一有效的保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众媒体,特别是报纸,履行了这样的角色。可以肯定,很多报纸仍旧揭露腐败并曝光当权者希望保持隐秘的真相。但是不幸的是,调查性报道成为一枚荣誉徽章,越来越难以维持。调查政治家、政府机构或者公司的不道德行为是一项非常昂贵和耗时的实践。费用包括一整个团队的记者和研究人员的薪水,几个月的研究,多次的采访,以及有时候频繁的远距离旅行。不仅如此,它还可能带来很多无法预计的风险(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虽然投入很大,但回报无法保障,好的调查性报道不一定能带来大量的读者。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调查性报道都是一种昂贵的新闻形式,而且是劳动密集型的。

由此,只有经济上健康、资源丰沛的媒体才有能力从事调查性报道,而这在报业面临如此巨大的经济挑战之时,几乎是一种奢侈。当预算非常紧张的时候,调查性报道经常成为首先被削减的项目。

调查性报道的出路

很明显,迅速发生的经济、技术和行为方面的变化给调查性报道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问题在于,如果报纸不能够做这种工作了,那么谁来做呢?调查性报道在互联网时代的命运转变,取决于新闻机构是不是能够发现某种商业模式,从而挣到足够的钱,来养活这颗新闻皇冠上的明珠。

很多有识之士在探讨多种多样的调查性报道的出路。下面来作一些具体分析,看各种路径的特点和可行性。

一、大的新闻机构仍然需要调查性报道的品牌

路透社新闻研究学院的大卫·莱维甚至认为品牌需要构成了调查性报道的主要模式,因为大新闻机构要维持自己身处新闻最前沿的形象。的确,不断推出高质量的调查性新闻仍然是许多新闻机构品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人们获取新闻和时政内容(包括调查性报道)的方式在今后五到十年内会发生很大变化(主要是由于各种不同媒介设备的融合),但它并不会决定性地改变调查性内容的类型。相反,信息出口的增多意味着新闻机构可以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价格把调查性内容推广给不同的受众。

至于说商业模式,也会有不同的组合,比如,印刷的报纸,由于生产成本较高,可能会以比在线版更高的价格出版和销售;而在线内容也可以实验不同层次的收入手段:有的完全免费,有的需要订阅,有的可以凭微支付购买单篇文章;数字内容还可以根据不同的载体定制,比如手机、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当然这些实验并不容易,但它们在给传统的商业模式造成威胁的同时,也打开了报纸以不同方式向读者分发有趣翔实的调查性内容的可能性。

在调查性报道的黄金时代,可能有专门的团队开发专门的栏目。今天,伴随着经济上的压力和信息消费习惯的转移,专有的大型调查团队似乎没有新闻机构能够承受得起了。然而,这并不等于记者不能够单枪匹马或者作为小型的灵活多样的团队的一份子去发现重要问题。

二、对新闻的公共补贴

其实,对于BBC这样的新闻机构来说,它的调查性新闻就是公共资助的对象,因为公共电视是靠政府拨款和收视许可费支撑的。对于报业来说,如果政府安排减税政策,也是一种公共资助。例如,美国国家税务局愿意准予豁免非盈利新闻机构(详见后)的税务。

有人主张,新闻如此重要,它应该像国家安全和教育一样成为公共政策的优先考虑对象。一些人甚至建议报纸应该成为政府救援的候选者,同日益衰落的金融机构一样。然而,美国圣心大学(Sacred Heart University)2009年9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使64%的人相信良好的新闻业能够保证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10个美国人中就有8个反对任何花费税收收入来援助衰退的报业的计划。

报业当中也有很多人对政府救援持怀疑态度,因为政府的直接支持会影响媒体的独立性。世界知名的报纸《卫报》以独立著称,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该报是由斯科特信托基金会(Scott Trust)所有的,可以说《卫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老板,记者和编辑享有绝对独立判断的权利。

斯科特信托基金会的章程规定,《卫报》不属于任何家族或个人,报纸不得为谋求所有权人或股东的私利而改变立场,不允许把报纸卖给任何个人或财团,办报盈余必须全数投入报纸的经营,使品质得以提高。基金会由10位理事负责管理,理事组成除了原来斯科特家族的一些成员外,还包括《卫报》的主编以及一些高层管理人员,他们不能从基金会获取经济利益,不拿工资。他们的唯一责任,就是确保《卫报》继续生存下去,并确保其独立路线不会改变。

1992年,信托基金会又进一步以文字的形式明确其宗旨:保证《卫报》财政和编辑上永远的独立性;成为一份全国性的、不从属于任何政党的报纸;始终监守其自由主义传统;成为一个管理高效、经营有方、以获利为目的的企业。在这种独特的所有权体制下,报纸主编的盈利压力相对较低,而且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的老板在背后指手画脚,报纸在确定重大报道的立场上可以通过一种相对比较民主的方式,能够保持独立的声音。基金会对编辑记者的要求只有一条:“竭力维护本报一贯的精神。”

正是为此,斯科特信托基金会的主席丽兹·佛甘警告政府不要插手调查性报道,“政府对调查性报道的直接补助听上去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三、慈善事业

调查性报道目前还不能作为一种慈善事业来看待。然而,一家慈善机构如果想运营报纸,有两种主要办法:一是持有报纸,并加以管理;二是可以拥有一家非慈善的公司的股份,由这家公司来运营报纸。

如果调查性报道被视为是为了慈善的目的,那么慈善立法必须作相应的修改。近来,把调查性报道当做慈善事业的呼声渐高,即它就像博物馆、教育和环保一样,需要公共保护。

四、非传统资助方式

一些人指出,保护好的新闻业和调查性报道的方式是通过一个类似于NGO的模式。美国国会正在考虑立法允许报纸变成非盈利组织,以此使它们成为免税捐赠的接受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出版物的使命能够被更稳固地设定,免受股东和商业回报的要求。

非传统资助方式也可能是多样化的,其实上文提到的慈善机构的资助,本身也是一种非传统资助方式。资助方除了NGO,也可以是大学这样的机构。其所资助的调查行动的结果,可以刊登在网上或是其他分发渠道。

有关非传统资助方式,一个知名的例子是美国纽约的ProPublica。它是一个为公众利益而生产调查性报道的在线、独立、非盈利的新闻工作室。ProPublica的曼哈顿新闻工作室有32名记者,接受由桑德勒基金会(Sandler Foundation)和其他一些慈善机构提供的核心的、多年承诺的捐助。它出产的很多新闻都独家提供给传统的新闻组织,免费出版或广播。在2009年,网站与38位不同的合作者一起出版了138个这样的故事。在2010年4月,ProPublica 记者谢利·芬克(Sheri Fink)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这篇报道讲述了“在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的洪水隔绝的医院里,筋疲力尽的医生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作出的一个紧急决定”。ProPublica与《纽约时报》合作完成了这篇报道。

在那之后,该机构于2011年再次斩获普利策奖。执行编辑斯蒂芬·恩格尔伯格认为,既然调查性新闻报道开销过高,已经无法通过广告投入的商业模式来维持运作,那么这就应该被当成一种公共利益。由于美国素有慈善传统,这种趋势在进一步扩展。一家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新闻智库J-Lab估计,从2005年以来,美国的基金会至少为非盈利新闻事业投入了2.5亿美元。

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伦敦城市大学附属的调查新闻社(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它由大卫和艾琳娜·波特基金会(David and Elaine Potter Foundation)拿出200万英镑资金支持,其执行主编伊恩·欧佛顿如此定义自身:“我们是英国第一家非盈利的调查记者社。我们大致基于美国的ProPublica模式,只不过它是免费散发内容,而我们接受佣金。我们和所有的全国性报纸一起工作,自从2010年4月以来,我们总共完成了26个封面故事,获得过大赦国际奖和汤森路透奖。”这些故事中包括巴基斯坦的无人机袭击报道,它揭穿了中央情报局关于没有平民在这类袭击中身亡的谎言,在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最后登上《纽约时报》封面,并引发美国人的激烈讨论。

非盈利性新闻机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障投资来源的可持续性。很可能未来的非盈利性新闻机构会形成混合的收入来源,既接受资助,也销售广告,也向用户收费。

五、专门性的NGO

某些NGO也开始雇用调查记者展开专门领域的调查。NGO有财力也有耐心,它们雇的记者经验丰富,专业性强,出产了很多优秀报道,这些NGO因而可以在媒体上做到先发制人。有人担心NGO各有自己的鲜明立场,想要借报道传递给公众,因而它们出产的新闻或许不够中立。但也有人辩护说,如果NGO将其资助的调查性报道放在自己的网站上,它们一定会在意名声,因为调查性报道是否站得住脚与它们名声的好坏息息相关。

六、成功的新媒体的救援

2009年,以信息集聚著称的《赫芬顿邮报》建立了调查新闻基金(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Fund),由《邮报》和几个大基金会支持,每年的预算是200万美元。2011年,该基金同美国最大的调查性报道机构之一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合并。

这是一种创新的非盈利/盈利的混合物,试图填补因很多报纸调查性部门的关闭而产生的空缺。它也为那些被解雇或者被迫提前退休的成熟记者提供新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由《赫芬顿邮报》的调查新闻基金产生的故事可以被任何人免费出版。

《赫芬顿邮报》的总编阿里安娜·赫芬顿说,调查新闻基金的目的是建立一种调查性报道的混合模式——在一个大型出版平台上搭接一个非盈利新闻中心。在她看来,基金的创立秉持这样的理念:“常常是在事情恶化的情况下重要的新闻才会出炉,比如伊拉克战争和经济危机。我们需要更多的在灾难降临之前就披露事情的新闻。”

调查新闻基金希望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创始人之一尼克·派尼曼说:“互联网是未来的电视频道。”调查新闻基金的网站尽可能多地使用视频和多媒体手段。高级编辑克里斯汀·斯波乐说:“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思考的都是,如何用最好的多媒体方式来报道一条新闻?”大约30%的新闻具有视频因素。这样做的目的是吸引那些“想看新闻、但不一定读长长的报纸故事的读者和观众”。而且,很重要的是,视频必须是哪怕在iPhone上看都很干脆利落,因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用所有可能的方式”使用智能手机,包括跟新闻、读书和看视频。

挑战在于,如何混合利用文本、视频和幻灯制作新闻,同时最好地利用公民记者。公民记者的作用是提供拼图中所缺少的那一块,时常是记者都不知道自己在寻找哪一块。

七、公民新闻的助力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公民新闻。对于一些人来说,“公民新闻”是一个矛盾词,公民不可能是好的新闻生产者。很多专业的编辑记者渴望回到旧时光,那时主要的报纸决定什么新闻是“适合刊登”(fit to print)的,并且几百万读者都相信报纸的判断。现在,通过网络,你得到“一切新闻”(all the news),不管它适不适合刊登。对于像安德鲁·基恩这样的怀疑者来说,这种民主化创造了一个问题,即一大堆平庸的人聚集起来,驱逐好的东西并困扰消费者。在他的《业余拜物教:今日互联网如何扼杀我们的文化》(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一书中,基恩指出用户生产的内容正在破坏新闻业以及整个社会。对于基恩来说,“在内容的创作者和内容的接收者之间层级越多越好,因为那意味着更多的编辑、修正和改进。”

光谱的另一侧是乐观者们,他们是“别担心,终会真相大白”一派。科迪·布朗指出人人都处在分布式网络中,这将在维护质量方面比传统媒体做得更出色。他说:“新闻是重要的。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把它交给市中心某间办公室中的一群人是并且一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话当然是化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曾经说过的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单由军人来决定。”

社交媒体这样的新技术应用,无论是在通信手段上,还是在获取信息的能力上,都对调查性报道产生了重要影响。记者由此得以更广泛地联系全球性的消息源。今天信息唾手可得,但在过去可能意味着极为困难和漫长的历程。然而最重要的改变不止于此。在记者利用社交媒体广泛散播其所发现的信息的同时,其他人有机会帮助记者做好调查性报道。新闻因此变得更像一场对话:发表的新闻不是最终产品,而只是产品的第一版,人们不断地帮助记者改进它。

尽管公众不想用他们的税收来帮助报业,很多人却愿意积极地帮助报纸创造一种高质量的产品。看看英国《卫报》在2009年英国政治家费用丑闻事件当中所做的事情。《卫报》的竞争对手《每日电讯报》每天都在头版上揭露那些骇人听闻的有关选举获胜的官员站不住脚的花费。作为对公众愤怒的回应,政府宣布在线公开超过100万份扫描的文件和收据,而这是足以淹没任何新闻机构的数据海啸。

《卫报》深感落后于《每日电讯报》的抢先报道的耻辱,它开始请求读者帮助筛选这100万份文件,并找出仍未被披露的渎职行为。报纸的网站上开始运行一个开源软件,允许读者一个个检查记录并把收据用四种方式归类:“感兴趣的”、“不感兴趣的”、“感兴趣但是已经知道的”、“调查这个”。超过两万名读者做出了贡献。17万份记录在80个小时内就被检查完毕。《卫报》在头版设置了一个进度指示器,让研究者分享一个共同的目标。随后,它又开发出一个业绩最佳志愿者的名录,这进一步为志愿者增添了动力。当《卫报》为每一个收据都配发了一幅下议院议员的照片时,读者的反应骤升。报社甚至从亚马逊租赁了便宜的服务器空间来处理最初的雪崩式的的关注。报纸最后的现款支付:少于150美元,成本低而收效大。这种创新帮助报纸与它的读者建立了一种更为融洽的关系。结果就是,在数字时代,调查性新闻不需要变成一种牺牲品。实际上,创造性地思考如何进行传递的新闻机构,有办法比任何时候都能传递更多的调查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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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 26, 2013

很多人都在担心,假如鲸鱼在地球上消失,海底深处那个运转了千百年的神秘生态系统是不是会遭到破坏?可是,亿万年前,恐龙的灭绝并没有带来生态的紊乱,反而出现了科学家所谓的“竞争释放”。哺乳动物的体型在恐龙灭绝之后呈爆炸式增长趋势,拥有了更多的食物资源,进食效率也大大提高。

同样,商业领域中“恐龙”的倒下从来都不是一件坏事情。优秀的人才被流放到组织之外,其中一部分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企业家精神”,用掌握的资源和技术成就属于自己的事业。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军方自主研制出性能卓越的LAVI战斗机。80年代初,迫于美国的压力,LAVI战斗机仅仅在生产了3架之后就被彻底叫停。虽然项目被取消,但参与LAVI项目的1500名工程师进入业界发展,直接推动了以色列走向高科技强国。同样,1977年,IBM因为印度政府的限令而退出印度市场,但大量IBM的前印度雇员却掀起了在本土创业的热潮,多年后,印度聚积了一批全球IT技术的重要人才。

我们在这里不是在倡导汤姆·彼得斯式的狂欢,让所有巨型组织都轰然倒下。毕竟大公司才是推动工业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可是,当骤然发现公司存在的种种假设即将或者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以往区分公司“大”与“小”的方式显得过于简单粗暴。

麦肯锡在多年前的报告中写过:在未来的商业生态系统中,会有鲸鱼、布谷鸟和益生菌并存的局面。这种带有明显工业时代经济体特征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已显过时,因为用这个框架无法解释创客群体的存在,更无法解释海尔和阿里巴巴在进行的自我革命。

一位美国管理学者在博客中这样形容自己的兴奋:金融危机之后,大量人才行走在纽约街头,他们吸引着风投的目光,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企业家。

我们将这种兴奋归于他看到了未来的公司趋势——“企业家公司”,这也是德鲁克生前愿望的浮现——每个人都是CEO。

网络化公司崛起

韦尔奇在1992年的年度报告中,有一句话至今还被奉为变革圣经:“我们致力于将小型公司的精神和小型公司的速度植入我们大型公司的肌体。”与他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ABB公司的总裁柏西·巴列维。他的战略几乎完全摒弃了公司的中心,把责任移交给不同的小型、个人化的事业部。巴列维的逻辑非常简单:成功只会垂青于那些行动迅捷的公司,那些通过品质、服务、创新和接近顾客来增加产品附加值的公司;类似的还有稻盛和夫那扬名天下的阿米巴组织。

社会学巨擘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中,将组织分为两种:第一种组织的主要目标是自身手段系统的复制;第二种组织的目标以及目标的转变,是塑造与不断重塑系统的结构。卡斯特称第一种组织为科层制度,第二种组织为企业(enterprise)。

基于两种组织的区分,卡斯特提出了“网络化公司”的定义:一种特殊的企业,其手段系统是由各自主目标系统之部分交织而成。因此,既定网络的操作便依赖该网络的两种属性而定:其一是连接性,指促进组成部分之间无障碍沟通的结构性能力;其二是一致性,指的是网络目标及其组成部分之间利益的共同程度。

卡斯特对网络企业的梳理,来源于他对工业时代以来产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的相互影响的分析。首先是大量生产到弹性生产的转变。大量生产的代表是“福特主义”,其原则根植于泰勒的科学管理和科学的工作组织。弊端是无法准确预测世界范围内的市场需求,同时也很难在质与量之间求得平衡,而且大量生产的系统过于僵硬,因此有了弹性生产的需求。大企业的组织模型奠基于垂直整合以及层级、功能性的管理。在“福特主义”之后,出现了“丰田主义”,卡斯特认为,丰田主义的真正特点不在于厂商间的关系,而是管理者和劳工之间的关系。以往,美国公司强调通过细致的部门分工以及明确的工作划分来提高工作效率,日本公司则重视工作团队自发地处理工作现场紧急事务的能力。

卡斯特认为:如果大公司本身能够进行改革,将组织转化为一个接合(articulate)多功能决策的新网络,在新经济中就能真正成为较优越的管理形态。而组织变革的任务就是让生产系统更加有弹性和协调性。

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

卡斯特认为依靠大型生产生存的公司不会死亡,但并不意味着大公司不会死亡。“网络化公司”更像是新经济时代中的企业意识形态,其形成得益于节点的表现。在企业中节点是由最小的经营体,即由人来组成。网络化公司更像是一个利益共生的共同体。

一个完美的网络化公司,应该是由无数个“企业家公司”构成。由此来看,海尔目前正在进行的网络化战略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它和GE、ABB的本质不同在于,海尔要从大到小彻底消灭金字塔结构。如果阿米巴的内部还依赖于等级制度的话,在海尔的变革中,这样的依赖就会被张瑞敏斥为“当官意识强烈”。所以,在海尔,才会出现一个员工孤零零地拎着包去管理被并购的泰国工厂的情景。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他的背后是海尔的品牌资源。

海尔正在尝试的网状组织和网络化战略是划时代的举动,把大公司变小,把小公司变成小微公司,最后让每个个体成为直接面对市场的“CEO”。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无法再用“大”“小”公司来衡量这样的企业举动,解放“人”似乎成为了唯一合理的视角。

“未来每个企业的CEO的成功,并不在于你的企业为社会制造了多少产品,而是在于你制造了多少CEO;在于是否打造了一个让每位员工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让企业实现永续经营。”张瑞敏如是说。这也似乎为卡斯特那飘在空中的“网络化公司”寻找到了着陆点。

面对网络化的个人主义者,企业能做什么?答案是:把自己变成一张没有边际的网,把以人为核心的资源能力变成节点。

网络化组织的不平衡

张瑞敏特别提到“供应链无尺度”,并延展到“用户体验无尺度、员工创新无尺度”。在网络理论中,无尺度网络是带有一类特性的复杂网络,其典型特征是在网络中的大部分节点只和很少的大节点连接,这种关键的节点称为“枢纽”或“集散节点”。如果网络化组织中的每一位员工都是一个节点,那么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距离一定会拉大。节点好比磁铁,有的磁铁具有超强的聚集力,有的吸引力则比较微弱。换言之,每一个节点不是平等的,因此,网络化组织也绝对不会是平衡的,会出现一些问题。

首先是连接性问题。在互联网的碎片化时代,在网状组织中会出现每移除一个节点以及与其相关的连接,那么原网络中的其他点也可能受到影响。原本相连的两个节点可能不再相连;即使相连,从其中一处到另一处可能需要经过更多的路途。总的来说,网络的连通性降低了。所以,如何提高每个节点的不可移除性以及连接性,是网状组织亟需解决的问题。

其次是一致性问题。这可能是更加关键的考验。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实验:一个大礼堂中有千余人,实验者要求大家开始鼓掌,掌声尽量协调一致。结果发现,虽然没有人指挥,起初杂乱无章的掌声却很快就节奏一致。尼葛洛庞帝研不由感慨:我们对于从完全独立的行动中所产生的协调行为的认识还非常之肤浅。

“尼葛洛庞帝式鼓掌”现象显示出网络的同步性——即便单一节点能力提高,如果整个网络不具备协调一致的同步性,网络化组织的效率打造也终将归于失败。而决定网络动力系统的同步性的则有多种因素,如节点动力系统的特性、节点的耦合方式与网络的结构。大部分大公司在组织变革的时候,虽然可以用信息化解决连接性的问题,但却在“一致性”问题上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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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诺基亚面对苹果的冲击基本上一败涂地的时候,在企业内部发起了一个叫做“诺基亚桥(Nokia Bridge)”的计划,为进行创业的前诺基亚员工提供15万欧元的融资。目前,诺基亚孵化器中已经有100多家公司。诺基亚作为昔日“恐龙”被诟病,但它用解放个人的方式宣告了创新不死。

任何一种管理理论的提出都有当下的经济学假设,最大问题是其静态性和对多面人性的忽略。管理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解放人性。大公司不再“大”,把每一位员工当做节点,激发他们的企业家精神,慢慢地,这张网就会成为一个大写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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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 31, 2013

2012年年底,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准备和局部实验,中国的网络实名制终于“修成正果”。上月28日,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中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办理网站接入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这个决定在未来将如何实施,相关的细节仍在各个层面讨论。但从现实出发,如何实行实名制、如何监督运营商执行这一决定、何种行为是违法的认定,都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是一个一刀切的规定。它没有给网络服务提供商以裁量权,允许它们根据自身的特点决定有关匿名的政策。

这极大地增加了网络服务提供商封锁、拦截、歧视、妨碍网络用户的使用权利的可能性,也可能限制网络用户使用、发送、接收或者通过网络提供内容、应用程序和合法服务以及合法行为的权利。同时也意味着政府正在将监管责任日益向服务商分摊。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称之为“监管的私有化”。这构成了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后果,比如网民言论将面对来自政府主管部门和网站的双重审查。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个新的决定令网站对网络内容的审查处理和报告义务“法定化”。 第五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网上匿名与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些情况是类似的。驾驶汽车、穿越边境、搭乘飞机时,要求公民携带证件,它虽然构成了对我们的自由的一种侵犯,但这样做确实减少了真实存在的风险,因此我们仍乐于接受。然而如果要求每个购物者每次进商店时都出示身份证,原因是这不仅将会减少犯罪,还会使抓获罪犯更为容易,这样的做法还行得通么?

将曾经是网络核心特点之一的匿名性作为重点防范对象,这种认识部分来源于现实——网络恶习或者网络犯罪常常同匿名相关。坏人可以用匿名做保护伞,即使做了坏事仍能够逍遥法外。病毒的作者总是匿名的;垃圾邮件的发送者也会精心掩盖自己的身份;网络诈骗犯选择偷偷行动;而恶意的政治谣言无一不是“风起于青萍之末”。

但另一方面,这种认识也是一种常常有意形塑的结果。例如,《人民日报》在去年12月18日头版刊登的短评《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警示网民注意自己的言论。文章中说:“发展是这样快,上网是这样简单,再加上网络的虚拟和匿名,以致许多人‘不假思索’就参与其中。应当意识到,网络世界不是法外之地。网上的言行也会有意无意触犯法律。”

凡此种种,人们难免在匿名与恶行之间产生联想。事实上,网络自引入中国以来,就不断受到指责,认为它在各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中都起了作用,而匿名机制则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

姑且不论这样的立论是否公允,由网络犯罪引申出匿名需要被全面防备的结论显然是走得太远了。在网上,有人意欲行恶的风险难道已经突出和严重到了迫使每一个网民都必须公开自己身份的地步了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仅仅因为一些罪犯恰好匿名而全盘否定匿名,理由不够实在和充分。

比如,针对2012年初提出的将微博客实名制全面覆盖的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王晨的解释是:“微博客作为一种自媒体,改变了舆论传播的格局,也容易使一些非理性的声音和一些负面的舆论、有害的信息迅速传播。”

然而在数以亿计的微博用户当中,不良和非法用户所占比例究竟几何?根据统计,中国每天产生的微博客的条数在1.5亿左右,它们中又有多少属于“非理性的声音、负面的舆论和有害的信息”?相信这道算术题是不言自明的。在限制了色情传播者、谎言编造者、诬陷他人者等等的滥用之时,更大多数的用户的权利是否也被侵害?

匿名固然会产生一定的害处,然而其产生的价值还是高于人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政府不应该试图限制匿名(这样做成本很高而收效可能甚微),社区则最好能根据自身的特点决定有关匿名的政策。

人们有足够实在和充分的理由保持匿名,它应当被视为正常的社会行为的一部分――至少在网上的某些地方如此(其实在真实生活中也别无二致)。埃瑟·戴森(Esther Dyson)在《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Release 2.0)一书中详尽分析了人们匿名的各种理由,其中包括:便于人们公开公开发表一切意见;可以讨论有关个人隐私的问题;为了避免说真话的人招致指责;甚至是出于进行愚蠢提问的目的——不想使提问人显得无知,等等。 匿名还可用以在不公正的体制下唤起支持,激发人们的改革意识。选举――这也许是一种最为广泛承认和赞许的匿名行为。谁向反对派投了票?社会无从知道。但投票人的呼声将得到统计。

如戴森所言,匿名如酒。如果对其加以节制,会有许多益处。对有些人来说,它是一种无伤大雅的释放和发泄情绪的手段;其他人则可能会过度地使用和滥用它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应允许匿名在某些场合和地方使用,但应有清晰的界定。

相对于匿名,在中国危险常常更多地来自另一方面:监管部门管理过严而使隐私权过于有限;或者,如果采取的信息保密措施不够好,实名制很有可能导致用户大量的个人隐私遭到泄漏;又或者,限制匿名在一个缺乏言论自由的国度造成“寒蝉效应”,人们因惧怕打击报复而不敢在反腐、揭贪和维权时畅所欲言。

对于后者,去年12月25日《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表示完全不用担忧:“后台实名就能抑制批评和对官员腐败的揭露吗?如果10年前有人这样担心完全是有道理的,但今天中国互联网上的批评已经越来越‘实名化’,中国人批评的胆子今非昔比,岂是一个后台实名就能轻易吓住的。”

这段观察有一点不无准确:国人越来越不惮于以真名实姓来批评政府。然而,问题在于,民不惧死,奈何以实名惧之!

一个社会要想整体上保持健康,其成员需要有名有姓;然而,也应该找到一种解决办法,能够为个人提供合法的隐私权和匿名权,但这必须限定在一个鼓励公开性和透明度的文化之中。在公共事务上公开发言的人通常怀着良好的反映民意的愿望,但他们有可能遭到拥有权力并且不公正地行使权力的人的报复。在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里,公众批评不一定非得匿名进行,但对那些也许冒着强有力打击危险的人,匿名仍然是一种有价值的保护手段――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不论对此如何定义),就更是如此。

在社会对公开性和透明度的需要以及个人对匿名发言的权利和能力的追求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冲突。匿名实际上关乎一个社会的宽容度:能否容忍多样性和个人变化的可能性。在大量的私人行为经由网络变得高度可见之后,我们的社会是不是能够容忍这一切呢?

在这个决定出台的整个过程中,民意无从体现,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有限、程度很低,其利益不能得到充分反映。政府力图要在互联网这个“法外之地”实行的法,不是权利法,而是管制法。从过去的经验看,政府以“保护”之名推行的,往往是管制。例如,2009年轰动中外的“绿坝”事件,就是有关部门打着保护青少年免受互联网黄色信息侵害的旗号,实则对安全性、隐私性、信息的自由流动和用户的选择性都进行严重限制。

权利法与管制法的区别很简单:如果是权利法,就是约束政府的——不许政府随便管控;如果是管制法,那就是约束网民的——不让网民自由言论。“首先约束政府”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也即,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对政府权力重在规范和约束,对公民权利则重在维护和保障。然而,中国网络的诸多立法,几乎都是管制法而没有权利法。

立法的不透明,不仅在官方媒体上被刻意遮蔽,而且这些媒体还惯于以网民的名义进行舆论造势,为既不公开、也不民主的立法进行背书,诸如在此次决定正式出台之前,声言“网民呼吁立法保护网络信息”之类。这种立法诡秘、舆论先行的做法,既不符合现代法治,也不符合公共传播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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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3, 2012

文/DoNews资深作者 胡泳

1996年,在微软与网景之间,爆发了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商战之一:双方争着把浏览器免费送到客户手中。

在中国,前几年的移动和联通大战中,移动运营商竞相推出各种移动电话资费套餐方案,其中包含一定的免费通话时间,一定的免费短信条数,甚至是在你使用了足够的服务之后,免费赠送你一部手机。

eBay易趣在北美市场是靠向卖家收费而受到投资商青睐的,它从一开始就盈利,而且获利颇丰。可是,马云却宣布中国的淘宝是免费的,而且“几年内都将免费”。曾几乎垄断了国内全部C2C市场的eBay,受到后来者淘宝的挑战。

这些公司是不是疯了? 并非如此。它们只是在遵循一种全新的规则——这种规则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但放到当今数字技术价格及容量发生巨大变化的大背景下,就显出了深刻意义。道理很简单:微软和网景免费赠送浏览器是因为,它们在抢占网络浏览的标准;移动运营商的算盘是,从对手那里争夺更多的客户,向客户推广能带来更多价值的新电信业务;对于马云,2005年前后的中国C2C市场还不是一个该不该收费的问题——在交易信用、物流配送、互联网普及、电子商务人口等方面,中国消费者与美国消费者没有处于同一个世界中,因此,把“水库”尽可能地、尽快地挖大,才是最最重要的工作。

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总想获得免费的午餐。就网络业而言,许多企业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纷纷采用古老的销售招数——免费赠送,企图以此打响品牌,扩大市场份额,在群雄纷争的网络战场上奏凯。其背后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网络好比一块等待开垦的新大陆,现在赶紧去跑马圈地——无论为此付出的短期代价有多大——日后自然会有好报。

这便是高技术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价格下跌得最快——甚至为零的时刻,买卖还能够照样红火。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免费对消费者来说是有吸引力的,虽然公司如何通过免费发放产品和服务来赚钱,并不总是那么明显。各公司常常要思考的是:在这个技术产品几乎可以免费得到的世界上,自己怎样才能保持竞争力?

在《免费——激进价格的未来》一书中,克里斯·安德森试图解释为什么免费越来越成为一种有效的商业模式。数字化技术的基础经济学决定了免费模式在数字世界比在模拟世界中更容易大行其道。这是因为,信息产品和服务具有“非常特别”的成本结构。它们是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生产第一份信息产品的成本非常高,但是生产(或复制)此后的产品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例如,一旦第一本书被印刷出来,生产另一本书的成本就只有几美元。刻一张光盘只需要不到一美元,耗资上亿美元的好莱坞巨片的成本大部分都花在第一份拷贝出来之前。

这种成本结构有许多重要的意义。信息生产的固定成本的绝大部分是沉没成本,即如果生产停止就无法挽回的成本。如果你投资于一座写字楼但是又改变主意不想要它,你可以把楼出售,挽回部分成本。但是如果你拍的电影失败了,没有什么市场可以让你把剧本再卖出去。沉没成本通常必须在生产开始以前预付。除此而外,大部分信息产品的营销和销售成本也越来越高。

信息产品的可变成本也有一种特殊的结构:即使已经生产了数量很大的拷贝,多生产一张拷贝的成本也不会增加。微软不像波音,企业也没有折旧和生产容量的限制:信息企业很容易在一天之内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以满足需求。如果你能生产一份拷贝,你就能以相同的单位成本生产100万份拷贝,或1000万份拷贝。

独特的成本结构决定了免费经济的诞生。谷歌为了让其庞大的搜索引擎启动运行,需要在软件和基础设施上投入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但其后递增的搜索几乎花不了它什么钱。

免费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交叉补贴”(cross subsidy)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订购一个移动运营商的长期服务计划,就可以得到一部“免费”手机。类似的情形还有,数字电视公司免费送机顶盒,为的是让你订阅付费频道。免费加收费模式(freemium)是在网络生存空间中最常见的商业模式之一。这个说法由风险资本家弗雷德·威尔逊发明,也就是说,把服务分成从免费的到昂贵收费的各种不同等级,例如,有些网站和软件如果付费的话,可以享用比免费版功能更多的“专业版”。这叫做价格歧视,即对那些给你的信息产品估价甚高的消费者,不妨卖一个好价钱,而对那些偶尔购买、不愿意掏腰包的客户,可以杀价销售,甚至可以免费向大众派发产品,因为产品散发得越广,越有可能把更多的付费客户吸引过来。

免费加收费模式的核心是,在免费服务上赔钱,但在溢价的付费服务上赚钱,同时把前者作为一种廉价的推广手段。举个例子,上百万的Skype用户在网上进行声音和视频通话却无需付一分钱,原因是一小部分用户为了得到额外的功能而付出的费用补贴了免费用户。通常而言,一家网站会遵循“百分之五定律”,也就是说百分之五的付费用户是网站的所有收入来源。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够运转下去,是因为给其余95%的用户提供服务的成本是相当低廉的,可以视为零。

广告可以说是最有名的免费模式。你既不用为无线电视付费,也不必为搜索付费,两者的原因都在于,你免费获得的内容被附加了广告。当然,安德森在书中指出,广告不大可能为网上所有的内容带来收入。如果你是一位博主,不管你有多么牛气,从Google AdSense服务中赢取的收入恐怕永远也不会使你的写作物有所值。

如果博客更加关注的是声名和影响力而不是金钱的话,或者,写作博客是为了招揽更有利可图的生意,比如说出书或演讲,免费模式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想要纯粹依靠网络为生,则“免费”会成为一个麻烦。就连Google的CEO埃里克·施密特也承认,免费的午餐不是人人都可以品尝到的。他说:“免费的问题在于,它排除了市场上所有的价格歧视结构……它往往会造成赢家通吃(winner-take-all)。”

这并不是说除了免费,在网上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安德森指出,与免费模式竞争也没有那么难,只要商家能确实提供更好的东西或是具有差异性的东西。如果有真正独特和可以满足急切的消费需求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消费者还是会趋之若鹜的。

把产品高价卖给付费程度高的客户,存在两种办法。第一种是为产品增加价值:路透集团通过把它的主要产品以对客户有用的方式组织起来,从而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有所不同,避开了使自己的产品商品化的陷阱。第二种是不要给你的高端客户以低价购买的机会。

在网络经济中,企业必须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细分市场,并充分利用信息处理技术把市场细分工作做得更好。因为如果它们不能够找到办法向高付费客户收取高价,那么就只能向付费程度低的客户销售通用信息。而网上的通用信息,像电话号码、新闻故事、股价、地图等等,只是在以边际成本——零——的价格出售。前一天的经济信息人人都可查到,获取也不费分文,但交易人却愿意为稀缺的实时金融信息和分析付出成千上万的美元,因为这些信息和分析能够帮助他们预测未来的价格。由此,在免费与昂贵之间,存在着众多的内容空间,其价值高低和潜在收入的多寡都各有不同。

虽然消费者现在期待在网上能够看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免费的,但是,他们的期待和行为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在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DVD问世之前,无线电视多少年都是完全免费的。如果能向消费者展示出足够的好处,消费者会愿意付费去获得从前是免费的东西。这是当下网络公司们要深入思考的事情。虽然免费带来了大量的流量,比如Twitter的爆炸性成长有目共睹,但大规模流行也并不能为一个无法立足的商业模式加以背书。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拥有定价权力的企业不一定总是选择使用这样的权力。成百万的人愿意为自己喜爱的社交网络埋单,但由规模带来的潜在网络效应使得免费成为一种无法抗拒的战略选择。除了供应方的规模经济,信息产品市场的另一个关键之处在于需求方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当一种产品对一位用户的价值取决于该产品别的用户的数量时,经济学家就说这种产品显示出网络外部性或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通信技术是一个主要的例子:电话、传真机、调制解调器、电子邮件和互联网都显示出网络效应。

受强烈的网络效应影响的技术一般会有一个长的引入期,紧接着是爆炸性的增长。这种模式是由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引起的:随着某一产品用户基础(installed base)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用户发现使用该产品非常值得。最后,产品达到临界容量(critical mass),占领了市场。这种网络外部性也是赢家通吃产生的前提。所以,增长是网络公司战略上的必由之路,这不仅是为了获得通常的生产方规模经济,而且是为了获得由网络效应产生的需求方规模经济。

将来,免费加收费模式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会一方面允许企业保持免费所带来的规模效益和广告收入,另一方面又允许它们开辟额外的收入来源。例如,《华尔街日报》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混合模式:既有收费的内容,也有免费的内容。安德森说:“单单免费是不够的,它必须与付费搭配……今天的网络企业家必须不仅创造出人们喜欢的产品,而且还要创造出人们愿意付钱购买的产品。免费也许是最好的价格,但它不可能是唯一的价格。”

这是一个反高潮的结论。实际上,信息技术将永远不会是免费的——因为每当这些技术刚刚变得有些廉价,就会有人探出路子来大量利用这种技术产品,以致使它们又稀罕起来。然后,人们又会要求有更大容量和更快处理速度的新技术。只要想象力丰富的人能不断琢磨出更好的东西,这种循环往复将永无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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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5, 2012

文/DoNews资深作者 胡泳

所以,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Facebook会投下重注,因为它是一个万维网巨头,但不是一个移动巨头,它需要适应一个旧规则被重塑的时代。但是我们知道收购战略本身是有巨大风险的,不是收购新的创新公司就一定成功。举个例子来讲,Flickr是一个图片共享网站,当时在美国也有巨大的市场,雅虎把它收购了,但是Flickr的创新速度没有跟上市场步伐,今天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整个的互联网行业当中,雅虎一直是处于一个岌岌可危的状态,换了很多的老板,但是至今没有人说得清楚雅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另外一个经典的例子是,默多克花了5.8亿美元买了MySpace,六年后这个社交网站被出售给了Facebook,最后的价格只卖了3500万。对于默多克来讲这是一个惊人的失败,当初买的时候,MySpace的声誉、活跃度、用户数量都是仅次于Facebook的,我们看到这个行业的赌注是多么巨大。总的来讲收购失败的例子很多,但是也存在成功的例子,正像我们刚才讲的eBay的收购一样。

Facebook上市之前做这样一个豪赌,原因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向中心发展,原来可能使用移动通讯的是一些边缘或者技术比较领先的,但现在它已经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我们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移动性成为我们生活的核心成份,手机变成快速沟通和群体参与的工具,而且这个趋势在年轻人当中非常非常明显。

过去几年智能手机配备了GPS、加速计、陀螺仪、麦克风、照相机和蓝牙等传感装置,我们用一个共同的词来概括就是传感器,可能你并不知道手机当中为什么要装那么多传感器,但是我们在运用当中都知道你用微信的时候可以摇一摇,包括屏幕从纵向到横向的显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它后面有加速计、陀螺仪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使手机产生惊人的流行的发展,进而使智能手机达到一个大普及。由于手机有如此多的传感器就导致手机绝不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它正在越来越多的变成一个娱乐中心,而且它会还变成一个高效率的生产工具。所以,我说某一天如果有人说我买手机就是为了打电话、发短信,那么他可能会被视为怪物。

由于手机的无处不在,以及经由传感器和应用产生的巨量数据,现在在整个硅谷炙手可热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大数据。当你把大规模的移动数据作为输入,我们就可能可以用这些输入界定理解真实的生活现象,比如个人特质、人的移动性、沟通和互动的模式,观察它的输出。由于手机是所有人类发明的工具当中最时时刻刻跟着你走的,你走路的时候手机可能在你的口袋里,你睡觉的时候可能在你伸手就能摸到的地方,手机跟你的亲密感是非常强的,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手机,手机产生的数据可以记录你的活动、你和别人的交往、你的交易,所有所有这些,我们说它记录的是你的生活本身。

举例来讲,如果你去访问诺基亚研究院这样的机构,会发现他们在研究什么呢?其实他们关心的就是用户经常去什么地方活动,他最经常光顾的一个地方是哪里。如果研究清楚这个人们最经常光顾的地方,可不可以预测他下一个地方会去哪儿?其实你可以通过这个人应用中产生的这些数据和背后的移动计算,把握人的生活方式,就有可能产生崭新的针对个人的服务。

我们都知道在房地产和广告业非常明显的就是所谓的位置。房地产的口号是“位置位置还是位置”、“你在哪里住”,房地产的位置非常重要。

在移动提供给我们数据以后,我们发现还有一些其他的金矿没有开采。比如一个人位置在哪里的重要性不见得高过一个人总是去哪里,他去一个地方的次数越多这个地方就对这个人意味着越多,这种意味有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服务,这当然牵扯到隐私权的问题。

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无数个电子的踪迹,这种电子踪迹有可能暴露你很多东西,有可能是你想消除的东西。比如我们过去,如果男孩、女孩谈恋爱谈崩了你分手是很简单的事儿,今天谈崩了有时候分手就很麻烦,因为两个人都在电子当中留下了大量的痕迹,有时候你企图消除这些痕迹的时候发现非常痛苦,有时候根本就消除不掉。在这个意义上,隐私权一定会出现大问题,但是根据新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历程来讲,每个人都说我需要隐私,但是每个人都并不真正在乎隐私,尤其是年轻人会越来越不在乎隐私。

总结一下,移动计算是一种感知情境的计算,永远跟你身处的情境相关,所以,这种计算混合了对位置的感知、对身份的管理。手机携带的各种传感器导致它随时随地都在周围的情境当中采集各种各样的信息,从图片到视频到声音。所以,它所带来的整个计算体验和电脑的体验是非常之不同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以上我所说的对位置的感知、对身份的管理、对手机的信息采集和用户的社交网络联系,所有的这些要素还没有充分融合。比如手机仍然是各玩各的,但是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有一天所有这些要素都充分地互联,并且可以互操作,那么就可以产生更有趣的服务,基于用户的需要、用户做过的事情、用户所在的地方乃至用户正在做的事情。

因此,整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展现的空间是极为广泛的。除了人以外,物与物之间也在发生联系,这就是“物联网”这个名词产生的原因

Gartner公司预测说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终结的时候会有两千亿物体在网上,包括你家的微波炉、汽车都是可以连在网上的。现在物物之间的互联已经占了互联网连接的一半儿,有很多的东西,比如GPS将来在你生活中起到的作用将远远超过今天它所起到的作用。很多摄像头和麦克风可能都有IP,所以会形成一个“万有网”,这就是为什么IBM前两年就提出我们要搞一个“智慧地球”。

当IT技术以各种方式进入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眼镜、手表等非IT装置,完全可以通过汽车传感器、铁路、公用设备等转化成IT装置。当所有这些东西都连在一起的时候,按照IBM“智慧地球”的说法,我们的地球将变得更可感应、可度量、互联互通以及更加智能。所以,展望一下未来,有可能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某一个石头会跟你打招呼。

这些东西对于整个媒体也好,或者企业也好,它所展示的是同一种现象。我们说我们进入一个大数据时代,它的定义不在于数据之大,计算机专家认为大数据的数量级应该是太字节的,但是大数据最直接的含义不在于数据有多么大,而在于真的能够把有史以来人类产生的所有活动都变成数据,并且输入到某个系统当中以后,你能对这些数据进行怎样的整合分析挖掘加工,并在这之后发现一些什么样的心理模式,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价值。

所以,很多人对这种前景都感到非常激动,激动的人当中有一类叫电脑科学家,他们发现我们怎么突然就拥有了一种如此好的前景,我们有很高的信息加工能力。现在人类发明的计算机完成这些东西都是可能的,我们突然用的这些数据对于电脑科学家来讲是个天堂,他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玩弄”这些数据。

另外一批高兴的人是社会科学家,所谓的社会科学它跟物理学、数学不一样。人类行为通常是拒绝被规律纳入的,你很难发明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社会科学家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做调查,分析人脑到底想什么,它到底需要什么,但这都是传统的方式方法。社会科学家突然发现如果有这么一天,这些人、这些消费者、所有这些用户的数据都在里面,他们要做的就是用某种方式分析一下这些数据的模式在哪里,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天堂。

这两者的结合我觉得会产生一种东西——大数据视角的行为科学。这个行为科学有很多含义,比如你可以分析政治、社会、心理,但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说,我们如果用这个东西来分析消费的话,就意味着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时间上都能够充分理解人类的消费行为。通过长时段的消费行为洞察消费者的自然模式——他们倾向做什么。

你光知道一个人经常光顾一个地方是不够的,你最好知道他下一步去哪里,这样赋予营销者一种动态的情境导向和对消费者的感知:他们这些消费者倾向于在什么时间做什么、预见消费者可能的行为、他们将来会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懂得采取怎样的行动才能影响所有的这些消费者。所以,移动营销和移动广告拥有特别光明的未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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