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2月04日

今天偶然看到这一条消息:全球舞曲三大巨头齐聚深圳贺鸡年

是说新年时全球舞曲界的3位超级DJ:美国第一迷幻舞曲DJ、2004年世界DJ排名第7的Christopher Lawrence,英国第一Chill Out音乐DJ、 BBC电台DJ Chris Coco,法国第一Breakbeat/Drum & Bass DJ Alex Da亲临深圳一个Bar打碟做秀。

突然想到04年有很多知名的DJ来到中国进行演出,天王级的电音王Tiesto,Sasha等等都来了,可是无奈消息闭塞等Tango的电子音乐季都结束了才知道这回事。想起师傅答应我等回来开了酒吧,驻场DJ的位置一定给我留着。只是兴趣使然可以热血一烧随口就说,但是认真想起来,这其中的问题还真的很深:

和文化演出市场一样,我想这么频繁的知名DJ造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体现了国内文化的进步,但是更多的还是又折射出了国内DJ文化的贫瘠。

现在提到DJ,也许已经有很多人可以说出它的意思了:DJ全称Disco jockey可以理解成DISCO舞厅的司仪或唱片骑士。“DJ”在1981年才正式由幕后转到前台,负责在各种音乐中挑选出适合的音乐放给客人们听。当时还没有CD、LD,DJ只是在玩一些叫做“Record”就是我们称之为胶木碟或唱片(专业叫大盘)的东西。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不知谁发明了一种叫做scratching records(就是打碟了)的玩法,把DISCO推向了它第一个高潮。现在各种新风格的音乐层出不穷,搓碟的手法越来越不可思议。DISCO以及DJ进入了全盛时期。

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DJ和Disco是紧密相连的,DJ就是在Disco舞厅里面管放歌的人。其实DJ是一种很深的文化,从中可以发掘延伸出许多文化类型,包括了如今最in的:HIP-HOP,Rap,R&B,Funcky, House……我自己当然对它也是不了解的,但是曾经看过一篇写中国DJ文化的文章,说目前中国的DJ非常非常多,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却没有几个。中国算头号的DJ陈楚自己也说,技术上比不过国外的DJ先不说,中国DJ自身对于DJ文化的了解就远比不上国外的DJ,这才是造成中国DJ行业,或者还称不上行业吧的混乱和生涩。中国出现DJ的年头不少了,但是至今却一直慢慢蹭,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说到这里似乎觉得这些话是一个在中国文化行业,尤其是“泊来文化”上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中国人对于泊来文化始终是飞快的接受,但永远都只有三分钟热度。原因在哪里?就在于没有人用心的,认真的去研究怎样把泊来文化融合到自身的文化中去,因为一个国家只有在经营自己的,带着强烈民族符号的文化时才能够扬所长,能将它发扬光大的。以Hip-Hop来举例吧,上世纪末90年代Hip-Hop以旋风的气势席卷了整个亚洲,如今快10年过去了,Hip-Hop在亚洲留下了什么?日本,把Hip-Hop的节奏与摇滚完美结合起来的“Dragon Ash”,用OLD SCHOOL的音乐跳NEW SCHOOL的J-Style HIP-HOP。韩国,Hip-Hop被与其本民族的文化相结合,成为具有韩国色的最受大众欢迎的文化形式,有独立的厂牌培养着本土的韩国Hip-Hop,以至于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Hip-Hop就是韩国文化。而中国,Hip-Hop就等于“韩流”,“日流”。“本土化”到底在哪里?有想法的人不少,而有行动的人却太少。

中国的R&B已经出现了很好的现象了,陶吉吉,力宏,Jay都开始把民族音乐元素和R&B融合起来了,而且成果也有目共睹。文化这个东西可以很浅也可以很深,只有能真正去先认识清楚对方,自己才能获得进步。追求浮华的泡沫,与文化两个字是绝对不相容的。

还有,外来文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始终就把它看作是外来文化,而不主动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样我们自己文化永远只有在人们盲目的仰视看似新鲜的未来文化时被忽视,得不到进步。而一边感慨着“民族文化将死”,一边羡慕着外面的光鲜的可悲只能一幕一幕的上演。

 

2005年01月20日

曾经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口号,如今只剩下了“依法治国”。不是意味着悲剧性的退步,这应该是在中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一种进步。

记得有次上课,老师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依法治国”是绝对的正确,但是国家是绝对不能“德治”的。纵观历史,汉武唐皇都有过类似“德治”似的政策和时代,但是到最后我们回过头看,其实只是掩盖在华丽外表下的泡沫,都只得到了一个失败的结局。法治,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唯一出路。很多时候,衡量一个国家的发达与否,从法治建设上就可见一斑。建立一个健全的法制体系,说起来这似乎是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作为普通大众的我们,肩上有着更重的担子。

为什么我们都羡慕美国,说他们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抛开他们相对完整的法制体系外,美国人民普遍的法制观念是最成熟的。在美国,人们的口头禅是“i’ll sue you.”都说美国的律师好做,一点点的事情人们都会告去法院,律师怎么能不好做呢。回头我们来看中国,老百姓们如何都不会轻易去打官司,太麻烦了,耗时耗力耗财。体制不完善的问题这里我们忽略不讨论,作为体制的对象的我们,人民大众,我们缺少了这种权利意识,那么纵然有再完善的体制,也不会有很好的状况出现。前几年出过不少因一件小事情来打官司的“名人”,媒体对于这样的人宣传做得的确足了,这是公民自我保护意识,权利意识的萌发。但是在普通百姓中间,骂他们是“笨蛋”,说他们“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人大有人在。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心态,那么我们的“民主时代”便很难到来了,民主的对象嘲笑民主,那么它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妈妈说起她遇到的一个老师,说她真是太不明白事情了,和别人签的合同别人说废就废掉了,自己也不说话。然后她和爸爸讨论了半天关于这个合同的问题,该怎样去维护权利。我突然觉得,这样不正是我们需要的法治时代的大环境吗。人人知法,懂法,守法,这不是一句空口号,而应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我想妈妈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央视的《今日说法》栏目。

这个栏目可以说是我看着它发展起来的。最初是因为高中的同桌天天跟我形容她的偶像是撒贝宁,出于对他的好奇我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上了大学,因为和专业有关,所以每次回家都会中午准时和爸妈一起坐在电视前看。现在爸妈比我的瘾还大了。当然我也能感觉到,这个节目对于法制的普及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教育的功劳之大。周围的亲人一起聊天时开始关注法律上的细节,开始能谈一些真正的法制思想了。而我也很高兴的发现,现在来看这个节目,我可以在专家点评前先跟爸妈讲出我自己的意见,然后听专家的深层次分析。这是千千万万学法律的学生都能做到的。但这只是针对自身来讲,可不可以再进一步呢?

《今日说法》的口号是“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其实我想他把重点放在除了记录,更好帮助中国法治建设大众化上来更为有效。以电视这样一个优秀的平台来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们的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才是中国法治建设所要重点提高的key point. 其实在这点上来我认为《今日说法》已经做得不错了。它的“平民化的专业栏目”定位已经为它赢得了相当大的百姓观众群,那么接下来它所要做的就是怎样利用这个品牌效应去发挥大众传媒最大的优势—引导和影响大众观点。

这是媒体的责任和优势,而作为受众的我们,应该培养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积极主动的去接受,去学会正确的判断,去形成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样社会才会前进。因为我们才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群体,才是对这个社会付有责任的群体。

最后不得不提一句,作为青年人,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相对与传统观念的不易改变,如今的青年人思维更加活跃,更加激进,所以我们如何才能对这个社会有正确客观的认识,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现在说“依法治国”要靠政府来执行,但是不久的将来,执行者和实行者都将会是如今这些青年人,作为潜在的中流砥柱,我们是否应该认清楚历史的使命和责任,无论你现在有着怎样的不满或想法,有着怎样“敢叫天地换新颜的”决心和豪情,那么就不要再把它们挂在嘴上了,拿出行动和勇气来,踏实的着手每一件事情吧。

2005年01月19日

这是一期讨论“电视文化”的栏目,叫《电视批判》,是很久前在央视国际网站上看到的。苗棣是我比较欣赏的一位老师,看了些他的书,所以把这个down了下来。但最近看的书中提到了这个话题,所以又翻出来看了看,发现很多东西都很有价值,虽然不是全盘接纳,但是能够引起思考也是一件好事。

 

【主持人】我们一直在探讨文化电视文化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电视文化,不知两位老师,如何看待?
【苗棣】其实文化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不同说法,广义的说法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这种说法其实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现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讲,文化其实一般是指群体的后天习得的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生活现象,当然文化有很多很多的说法,总体来讲,群体的和后天习得的是两个最根本的东西。
    
我觉得电视文化其实就是指在电视这种媒体的影响下,现代社会所形成的一系列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其实它可以分成电视传播文化、电视接受文化、电视与时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关系等,这都属于电视文化的范畴。
【何晓兵】电视文化从世界范围来看主要还是一个大型的广告载体,对中国人来说这个好象不太好理解,但是从国外电视来看大多数电视台属于私有的,那么电视台的经营实际上就是一种企业经营,而电视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广告,广告利润的高低又是取决于收视率,所以说到底收视率就是广告率的另外一种说法。当然在中国还有自己的特殊的国情,中国电视的性质是介于事业与企业单位之间,所以它还有一些教化和公益性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电视的国情。

 

 全球化与民族化
    sneezel】当前电视业有许多忧患,很多人认为WTO是一棵救命稻草,对此两位老师有何高见?
   
【苗棣】其实现在看起来进入WTO对中国电视的影响并不是十分之大,而且这里面应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很难说是中国电视的救命稻草。中国电视现在问题很多,其中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资源的配置不合理,一方面有世界上最多的电视台和频道,但是节目雷同;另一方面很多频道因为资金、人才等各方面原因,节目质量很差,这样的问题主要需要中国电视系统自己整合,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上才能逐渐改善。进入WTO后,不光是外资进来也好,还是我们出去也好,都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政策性保护,倒是有可能在我们的根基还没有站稳的情况下被国外的媒体资本占领我们的市场,所以说挑战还大于机遇。
   
【何晓兵】WTO对于中国电视来说,在目前来看可能冲击大于受益,WTO并不是一个全善性质的文化现象,而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化扩张现象,WTO在目前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殖民化运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全球化会带来一些好处,但可能也会带来巨大的危险。比如说目前在中国上空象幽灵一样盘旋着几十个发达国家地区的电视频道,他们随时准备在中国落地,象洪水一样冲击中国的电视传播领域,这种态势是因为国外资本与中国电视经济能力的巨大差异。如果我们现在就完全放开,让发达国家的电视在中国自由落地,就不仅仅是可能冲垮中国的电视行业,同时更严重的是会对中国文化的结构和现行社会结构形成巨大的冲击,造成很多后遗症。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WTO可能带来的危害,这样我们就能避免很多损失,也有利于发挥全球化的良性一面,不知你们认为如何?
   
sneeze1】何老师,在您的文章中,我注意到您有很多关于文化与全球化的忧虑。您认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在全球化的时代还是否具有意义?
   
【何晓兵】 这个问题应该做两种理解。首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到四川去做客,然后送给四川人郫县豆瓣酱,四川人就会笑话我,说我拿主人的东西送给主人,中国古代有个成语班门弄斧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艺术代表团到欧洲去访问,如果跳芭蕾舞,演奏贝多芬的交响乐,欧洲人就会暗暗发笑,说我们自不量力,竟敢班门弄斧,所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有它的真理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民族的东西都可能变成世界的,比如我们对非洲的、亚洲的和南美洲的民族文化知道多少?其实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就是西欧、美国和日本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所以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成为世界的,必须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也就是说文化的较量实质上也就是经济的较量。
   
sneeze1】对于全球化,两位老师不无忧虑,那么作为直接面对电视节目,也直接面对观众的编导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怎样去选择自己对文化的观察点?
   
【苗棣】 电视节目的本土性是非常强的,实际上现在就是在电视节目出口量最大的美国,它的节目主要也是为本国服务,对于中国的电视节目制作者来讲,主要的服务对象当然也是中国的老百姓,也就是说它的文化视点的基础应该是扎在本土的基础上的,但是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如果没有一个全球化的视野,这种对本土文化的表达也常常会出现很多偏差,所以一个好的电视节目制作者应该是既有国际化的视野,又有很深的本土文化的积淀。

 

中美电视差异
    【主持人】苗老师,您对美国的电视剧很有研究,您能大致描述一下美国电视剧的概况吗?
   
【苗棣】美国的电视剧大体说来分成这样几种主要类型:一种是日间肥皂剧,它是在每天白天主要在下午播出的一种没完没了的连续剧,最长的一部戏从1953年开播,到现在已经将近50年了。这样的戏其主要对象是家庭妇女,创造质量并不高,但是还是有相当高的经济效益;第二类就是所谓情景喜剧,是在晚间播出的半小时的室内剧,它的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在观看时可以听到观众现场笑声,我们中国人看过的《成长的烦恼》,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制成碟的《朋友们》,都是这种样式;还有一种样式就是晚间播出的情景系列剧,是一个小时的系列剧集,它同样可以连续播出很多年,但是都是用胶片拍摄的,故事也比较精彩,比如《急诊室的故事》、《神探亨特》都是这种类型;最后一种就是电视电影,是一种在两个小时完成一个具有完整叙事的、和电影比较接近的样式,像我们中国比较常见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在美国实际上现在很少。美国的电视剧都是在商业运行的机制上产生和播出的,它非常注意满足观众的娱乐要求。通常故事比较有意思,技巧上也比较讲究。但是为了提高收视率,美国的电视剧也有媚俗的倾向,比如比较多的传播暴力,有时甚至有色情的内容。
    
【主持人】 苗老师,您能说说中美电视文化的差异吗?
   
【苗棣】这是个大问题,如果说我感觉最深的,就是美国的电视体系作为一种商业的企业系统,发展得相当成熟,他们的电视网络不管是全国的无线网,还是有线网都能尽最大的可能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能够以比较大的投入赚取更大的回报,而我们中国的电视系统相对来讲比较纷乱,一方面是重复建设,互相抵消,另外一方面是每一个频道每个节目都显得资源不足,缺乏后劲,但是美国的商业电视体系也使得美国的电视节目有比较浓重的媚俗成份,一些低级趣味的内容常常占据着屏幕,比如有一些日间谈话节目,就把揭示个人隐私,特别是在两性关系方面的个人隐私当成主要内容,这类节目在美国都被叫做垃圾节目。我们的国家的电视因为一直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所以相对来讲,管理比较严格,电视内容比较干净,但是由于资源配置不好,电视的整体制作水平比较低,好看的节目比较少,有些节目说教意味太浓,中美两国电视文化比较相近的地方就是两国人民都爱看电视,尽管都在抱怨电视节目不好看,但是每天还是拿出大量的时间来看电视,这说明电视本身在现代人们的文化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我听一位老师说,美国人的家庭如果把电视放在客厅的主要位置,那就是没文化的表现,这个说法属实吗?美国人对待电视的态度究竟如何?
   
【苗棣】 据我的观察,美国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所谓高级经营人士,他们确实是以不看电视为荣,我去过一些人家里边,在客厅、活动场所里确实没有看见电视,但是大多数美国家庭有很大的彩色电视,而且接入一个有线系统,以便接收更多的节目。 所以美国的普通民众还是非常爱看电视的,他们的晚间黄金时间的开机率,也都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这样的比例。而且现在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也比较爱看电视,因为现在被称作雅痞的那一代人,他们都是五六十代伴随着电视一起长大的,已经养成了看电视的习惯,所以现在在美国,谁看电视谁就低级的这种说法的声音越来越小了,而且美国的电视节目也正在为雅痞阶层制作更多的专门节目。
   
【主持人】有人觉得西方的电视文化比中国的电视文化先进,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苗棣】你所说的西方电视节目优秀,可能是美国和欧洲电视的技术质量比我们优秀。至于电视节目中反映的文化内容,我们与他们的文化背景不一样,各自存在的问题也不一样。 但并不存在孰优孰劣。
   
【主持人】据您所知,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电视?他们喜欢看中国哪个方面的电视节目?

【苗棣】美国是一个非常自高自大又很自闭的国家,所以美国人几乎不看外国的电视节目,偶尔通过PBS(公共电视)看一点英国的或者加拿大的节目,至于中国的节目实际上我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没见过,而且他们也并不想看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节目。
   
【丝路花雨“”"】苗老师,您觉得中国电视怎样才能很快赶超国外电视?
   
【苗棣】我认为首先要理顺体制,能让资源充分的发挥效益,现在比如说一集电视剧我们中国的投资多算点大概五十万人民币,而美国现在的一集电视剧至少是150万美元,多的可能达到七八百万,这种经济实力上的差异,使得我们有些技术环节很难做到精益求精,但是我们在电视剧的一年的制作量上远远的超过了美国,这就是把本来有限的财力更加分散了,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需要整个电视行业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主持人的角色定位
    【hulunbeir】苗教授,现在主持人队伍日益庞大,成员素质也是良莠不齐,那么您认为什么样的主持人才算真正优秀呢?
    【苗棣】我认为一个是要善于学习,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握自己要做的节目的内容的有关方面,另外一个是现场感觉良好,既善于交流又善于组织,第三就是表达能力和亲和力强,最后还要能够把自己的个性充分发挥出来,实际上主持艺术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到底怎样才能成为最好的主持人,可能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途径。
    【天使爱小丫】 嘉宾好,在CCTV的《挑战主持人》中,现在的竞赛规则改为由观众投票决定胜负,亲和力对主持人固然重要,但是衡量一个优秀主持人的唯一因素吗?
    【苗棣】 亲和力当然不能说是作为衡量主持人的唯一因素,因为一个好的主持人需要在对现场的把握、语言的表达能力方面比较强,特别是对他所谈论或要进行的节目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实际上现在不光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一些最出色的主持人往往都是在这几个方面有比较突出的表现。但是也有一些名牌主持人并不以亲和力见长,甚至显得比较严肃,和观众有一定的距离,比如像美国的著名主持人丹·拉瑟就比较严肃,和观众好象不是那么亲密,但是这种风格却增加了他所主持的新闻节目的权威感。
    【晴诗思】近来越来越多人把主持人当成了明星,主持人越来越受重视了,你们觉得原因何在呢?
    【苗棣】美国在电视发展的初期就开始有意识地实行明星制度,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塑造明星形象来提高收视率。但是也有些国家包括我们中国,长期以来比较重视电视媒体背后所代表的社会权威,不太提倡把主持人的个体形象特别加重。可是近年来因为我们国家的电视对于市场的依赖越来越重了,通过一种主持人的人格化的形象来提高节目和观众之间的亲密感,进一步提高收视率,提高广告效益,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说主持人越来越受重视,其实背后是一种经济利益在起着作用。
    【天使爱小丫】 两位老师怎么看待主持人在电视文化中所起的作用?
    【苗棣】 主持人在电视节目中是一个非常的元素,特别是在谈话类节目,一部分新闻节目,以及一些娱乐综艺节目中,他的作用更加明显。主持人一方面是节目的组织者,好的主持人对于一个栏目、一个节目的成熟和发展常常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主持人又是一个栏目的形象代表,有些栏目如果没有某一个主持人,比如说《实话实说》没有崔永元,就不再成为这个栏目了。所以说一个有个性、有自己的独特魅力的主持人对于一个栏目能否深得观众喜爱,常常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主持人的个性往往也和节目的个性密切相关。从这些意义上来讲,一些主持人栏目,主持人就是栏目的核心和灵魂,但从现在情况来看,我们的主持人普遍水平还不高,非常成熟的主持人还是凤毛麟角,这也是有些节目还不是特别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金共随】请问苗老师,您所讲的水平不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您对他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
    【苗棣】 我在一次节目研讨会中曾经提到,比如说谈话节目主持人在倾听这方面,有的听不见、有的听不进、有的听不懂别人的谈话,但谈话节目中主持人会听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这种情况说明我们主持人缺乏训练或者是缺乏经验,如果要具体说起来,主持人的不足之处表现是多方面,而且每个人各有不同,这恐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金共随】 我很同意您的观点,这里似乎也搀杂着广院教育思路和教育体制的问题,另外,大环境也是一个因素。
    【130034440531】你们好,许多人对倪萍的主持风格褒贬不一,两位老师能否谈谈倪萍到底是不是个好的主持人呢?谢谢!
    【苗棣】倪萍有她自己特定的受众群,一部分喜欢倪萍的人对她的这种非常亲切、平易的风格很喜欢,但是可能另外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她的风格就不太习惯。其实电视是一个面对各种各样观众的媒体,不可能每一个主持人都被所有人喜欢,只要一部分人喜欢她,她就有存在的现实性。
    【晴诗思】苗老师,你觉得主持人的相貌很重要吗?
    【苗棣】女主持人漂亮一点比一般的要好,但是相貌并不是决定因素,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风格、气质,至于男主持人相貌就更没什么关系了,但是最好长得有特点,让人看了一遍以后就能记住。
    【天真狐狸】老师好!我有个问题,有些主持人,去刻意的演绎真情,你们觉得是否妥当呢?
    【苗棣】我觉得我们有些真情节目,其实是国外那种隐私节目的变体,还是要向观众销售个人的隐私,在这种节目里边有些主持人把当事人的情感和观众的情感当成一种促销的手段,其实也有不道德之嫌。关键在于你对于现场的感情是一种真实的自然流露,还是有意的煽动。
    【昨日遗书】老师,您觉得当一个主持人在某一个栏目做到轻车熟路时,是应该继续做下去,还是应该另寻起点?比如亚宁,比如沈冰。
    【苗棣】主持人和栏目一样,其实都是越坚持得时间长越厚实,当在一个栏目里面已经找到感觉,我觉得应该继续做下去。对于一个已经有了固定主持人的栏目来讲,换主持人常常造成很大的损失,反过来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讲,换栏目有时也会对她造成损失。

 

电视的问题与责任
   【主持人】大家都在谈论电视的庸俗化,那么谁应该对电视的庸俗化负责任?
   
【何晓兵】我认为首先应该由电视自己负责,因为电视的基本属性就是一个广告载体,为了赚取最大的广告利润,电视常常会不择手段;其次电视的庸俗化也应该由广告商和电视投资商负责,因为他们对电视的投资动机是一种纯粹的商业化的动机,而不是出于公益考虑的动机;第三,电视的庸俗化跟我们的观众也有一定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最好是问问自己。
   
【苗棣】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现在电视都要靠广告来养家糊口,甚至于赚取高额利润,为了有更高的广告收入,就得有不断提升的收视率,而一般观众的口味未必那么高雅,所以这种情况不单是中国自己的特殊情况,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情况,就是一个电视体系只要是在商业化的机制中运作,总难免出现庸俗化的倾向。
    
【主持人】电视在当今社会成了强势媒体,那么谁来制约电视?电视有没有自己的道德准则?
   
【苗棣】 电视当然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一方面是整体社会的公德对电视也是有约束的,另外电视作为一种强势媒体也要考虑自己对社会、对报道对象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如说现在有些节目涉及他人隐私,即使是对于某种社会弊病的揭露,也应该考虑到当事人应有的权益,这些方面就是电视人应该自我约束的。
   
【许旅长的人?】两位教授老师怎么看待两岸之间的电视剧交流,为什么台湾的那么没有什么意义的《流行花园》会在内地火起来?
   
【苗棣】《流星花园》其实是一个给青年人,特别是年轻女孩子编织的一个童话故事,确实从故事、从表演,甚至于拍摄都算不上什么上乘之作,但是因为它里边表现的那种实际上是和现实生活离得非常遥远的那种很单纯的人际关系,还有那种实际上是没法体验的大富大贵,给中国的年轻人一种好奇的感觉,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我看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引起一度的轰动,大众文化本身有很大的非理性成份,一个剧走红并不说明这个剧本身有什么深刻的内涵,或者什么很高的艺术价值。
   
【章琪琦】 对于泛滥成灾的古装戏,你们认为是否需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
   
【何晓兵】对古装戏的看法应该是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以学习历史这么一个出发点来看待历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题材正剧;另一角度就是用历史为符号来反映今天人的想法,这就是戏说式的历史剧。对于前者我们比较容易认同,但是后者也有它存在的理由,比如象莎士比亚的戏剧,几百年来不断的变成现代式的包装反映现实生活题材。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现象中也大量存在,比如象中国的传统戏曲,虽然采用象《三国》、《水浒》这些题材,但是它表现的往往不是历史而是现象,这种做法可能是出于多种原因,比如以古喻今,以古讽今,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之下会对作者来说多一些安全感。
   
【主持人】现在有很多节目克隆港台,港台的又克隆欧美,苗老师,您怎样看待这种克隆现象?
   
【苗棣】 电视节目的样式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一种好的样式被其他电视人模仿,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只不过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克隆港台的节目并不可取,因为他们本身并不太高明,而且主要是从日本、欧美克隆来的,我们如果克隆克隆版,可能节目的质量就很难保证,所以说节目的创新还得靠创作者自己费心思、想办法。学习别人的好点子和完全照搬还不是一回事。
   
hhheyuan】这一阵警察题材的电视剧铺天盖地,有越演越烈之势,很多有重复之嫌,不知老师们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何晓兵】 其实警匪片不仅在中国很热,在国外电视中也是同样,比如说《神探亨特》就是中国人在八十年代比较早接触的印象很深的国外警匪片。警匪片热火的原因,可能是充满着悬念和感官刺激,而且叙事节奏比较快,容易让各个年龄层和社会阶层以及不同职业的观众感兴趣,这就不象言情片,看言情片的观众大多数限定在十多岁至三十岁之间的青少年观众,而中老年观众尤其是中老年的男性观众就不太喜欢看,这样就使得它的观众群体规模受到限制。至于愈演愈烈,这又和中国影视的追风病密切相关。
   
【楠木之花】两位老师:我们的MTV、影视类节目等不说出精品,连起码吸引观众都难,您们认为主要差距在哪——演员?导演?包装?还是媒体?
   
【苗棣】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创作活力不够,我们的演员应该说总体水平并不很低,但是很多电视作品因为创作基础不好,很多都是编剧闭门造车的结果,所以不能和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呼应。
   
【丝路花雨“”"】何老师,您的《中国音乐电视》一书,很有意思,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的音乐电视,你认为他们的突出优点与缺点表现在哪里?
   
【何晓兵】 中国音乐电视的优点,是它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具有中国民族音乐风格和画面风格,这与西方以摇滚乐为主要承载物的音乐电视,有明显的区别,艺术的首要价值在于风格的独特性。中国音乐电视的缺点,主要是想象力不丰富,此外由于投资太低往往显得比较粗造简陋。
   
【晴诗思】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最爱看什么样的节目?
   
【苗棣】在不同的状态爱看不同的节目,最爱看体育类节目,足球和围棋。电影、少数比较好一点儿的电视剧也喜欢看。如果特别累的时候,就打开电视随便看看什么节目都可以,比较闷的时候可能会喜欢看阳光卫视的《人物传记》,或者说《Discovery》、《科学探索》、《动物世界》这类的节目,好的谈话节目也经常看。
   
【丝路花雨“”"】何老师,您认为什么样的谈话节目比较好。
   
【何晓兵】我最喜欢看的谈话节目是凤凰台的《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轻松有趣,而且由于主持人的学术背景比较理想,所以在俗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智慧,这就不象我们的谈话节目主持人,要不就是纯粹的俗,要不就是刻意的摆出一付小布尔乔亚的姿态,极力想表现出自己的智慧,这都是过尤不及,中国古典美学推崇中和之美,这是有它的道理的。
   
【晴诗思】 不知怎的,我总觉得香港的节目很多元化,很活泼,内地的节目很呆板,很闷,请问这是不是和主持人有关?
   
【何晓兵】 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禁忌比较少,而我们背负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时还放不下来,所以我们的禁忌比较多。 
   
【晴诗思】请问你们对现在一股益智风是如何看的?
   
【何晓兵】 益智风应该说是把中国文化传统的教化观念与电视游戏节目相结合,这样可以增加游戏节目的道德含量和公益性质,同时也是对无厘头式的电视游戏节目的一种逆动,但是这种节目样式如果太多了也会导致风格的单调,导致观众由于审美疲倦而逃逸,其实没有任何一种电视节目形式是绝对好或不好的,关键在于节目样式和风格应该尽可能的多元化,尽可能的体现出电视工作者的创造性而不是一味的克隆,不知你认为如何?
   
【苗棣】 这种智力竞赛型的节目是一种历史非常悠久的电视节目样式,但是从六十年代以来比较消沉,最近两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重新回流,像《谁想成为百万富翁》、《最弱环节》都是世界性的热播节目,中国近来的这种益智节目热应该是和世界的电视节目潮流是同步的,这个反映了我们中国电视和国际接轨越来越近了,具体到这类节目对于观众的影响,因为它一方面有游戏的紧张感,有一定的悬念性,另一方面它又确实能促进观众在现场也参与到答题当中,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益智的作用,所以我倒觉得这类节目只要不是泛滥成灾,还是电视节目里边比较优良的一个类型。

 

电视人才培养
    【主持人】两位老师来自高校,今天谈了与电视文化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么,在电视从业人员的素质方面,你们有什么建议?
   
【何晓兵】电视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坐不下来读书,电视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名利场,客观地说电视从业人员的平均文化素质,跟其它一些社会职业领域相比,并不算低的,但是一个人一搞上电视,他就很难再坐下来读书了,因为外界的诱惑太多,所以一个好的电视人首先要学会自甘寂寞,要学会当众孤独,要敢于坐冷板凳,非如此无以成大器。
   
【文清雅士】北京广播学院培养电视人才的宗旨是什么?
   
【何晓兵】 我认为学院对电视人才的培养,首先是有一门专业,要对某一个领域有比较精深的知识,而不是只会操作机器,或者说做一个万金油,在这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做的还不太好,我们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杂而不专的现象,这样使得广播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往往存在上手很快、而后劲不足的现象。
   
sneeze1 两位广播学院的资深教授,在你们对学生言传身授的时候,什么是两位最关注的?
   
【何晓兵】 首先是学生的创造性,一个好的学生应该是一个想像力丰富的人,而想象力丰富又取决于知识的积淀,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首先是要扩展学生的知识视野,让他们尽可能对每个领域的知识有所认识,同时对某一个领域的知识,有比较深入的把握。 
   
【楠木之花】何老师,是否可以说我们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是否也压制了艺术人才创新的激情?
   
【何晓兵】不应该这样认为。任何创新都是建立在对传统的继承之上的。如果没有古代的风筝,就不会有今天的飞机,没有古代的炮竹就没有今天的火箭,我们的创造都必须以传统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做为蓝本,做为灵感产生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只能象猴子掰玉米一样,掰一个丢一个,所以象这种不热爱传统的猴子永远变不成人。
   
【楠木之花】我们都希望电视人富有想象力,但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压制了年轻人太多的激情,而到大学教育或到工作中又需要唤醒他们的想象力,这是否也是一种苛求呢?
   
【何晓兵】 我们近几十年来的基础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所以现在中小学教育都在做很大的改。比如高考方式三加X”就是对基础教育进行改革的一个举措,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高等教育中就尤其需要强调唤醒和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人类创造未来的首要条件,就在于想象力,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一点。

 

其他问题
    【天使爱小丫】有些节目既要考虑专业化,又要考虑平民化,请问两位老师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呢?
    【何晓兵】 其实平民化与专业化并不矛盾,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俗即大雅,莎士比亚在他的那个时代作品是典型的平民化风格的,但是今天我们看来他就是雅艺术,可见任何艺术样式,本身就既包括俗的因素,又包括雅的因素,既包括专业化的因素,也包括常识化(亦即平民化)的因素,而且这两种因素往往是共存于一体的,并且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互相转化的。《红楼梦》在清初是典型的通俗小说,但到了今天往往就被当作是文人小说了,同样一个文本,它的性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不能不说是时间的因素起作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今天的大多数人不太容易懂的东西就是专业化的东西,而大家都能懂的东西就是平民化的东西?今天的平民化可能就是明天的专业化,而今天的专业化有可能是明天的平民化,如果硬要把二者作一个区分的话,那么在电视节目创作中间是偏重于专业化还是平民化,应该以这个节目的特定目标受众群为依据,而不要由创作者自己想当然。
    【malian1】请问苗老师,您认为如今的广播和电视哪个更具有实力? 
    【苗棣】当然是电视更具实力,但是广播现在也有它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开车的人、在学校的一些学生,以及其他一些不方便看电视的人,广播还是起到了传播信息、提供文化娱乐等多方面的作用。
    【hulunbeir】 何教授,现在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了,您觉得电视会取代电影院吗?【何晓兵】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就提出来了,但是迄今并没有成为现实,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种进化论的思路,媒体的共存,应该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并不是一种媒体取代另一种媒体。比如说当广播出来的时候,当时也有人说广播会取代报纸,但是在几十年之后,今天的中国报纸的广告收益反到比广播还多。2001年中国的报纸广告收益大约是120多亿,仅次于电视的160多亿,是中国的第二大媒体,这个例子很容易说明这个问题。
    【丝路花雨”"”】 请问苗老师,您如何看待频道专业化这个问题? 
    【苗棣】频道专业化是当今世界电视发展的一个潮流,但是它需要有一定的基础条件,就是说一个专业化频道必须有非常巨大的覆盖面,这样才能在只有少数受众接受的情况下,仍然能收到比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我们国内的情况来看,中央电视台的一些频道实行专业化,大体上是能做到大面积覆盖的。而一些省台甚至城市台现在也进行专业化调整,因为一些条件不具备,现在总体来看是不成功的。
    【丝路花雨”"”】最近的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所有的人都讲普通话,您认为电视一定都要用普通话吗?
    【何晓兵】我认为世界上一切东西都不能绝对,就象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一样。比如,电视剧《长征》中毛泽东不讲湖南话了,朱德不讲四川话了,这样我们看着他感觉就不象毛泽东和朱德,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成长起来的,他的言谈举止都必然带上这种文化的烙印,如果把这些烙印抹掉,他就成了一个抽象的“人”。所以电视中间不能把方言通通取消。当语言只剩下一种风格的时候,其可怕程度不下于地球上只剩下人这一种生物。
    【许旅长的人?】不知两位老师对《电视批判》这个栏目有什么看法?   
    【苗棣】 现在中国对于电视节目的评论主要是一种炒作式的、吹捧式的,比较严肃认真的批评相对来讲比较少,央视国际开辟这样的栏目应该说对于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有着很积极的作用。
    【主持人】 对于电视批判栏目,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评价与期望?
    【苗棣】这个栏目对发展电视批评和电视理论应该是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的,但是希望能够更活跃一些,能够和更多的网友进行交流,也希望能够把各方面的有关的专家能更多的请来,都在这儿发表高见。


“盛世危言”警示:中国能否承受社会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

  中国正处盛世。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

  在这样的时候,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则显示,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51位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这很快就被人们称为盛世危言。

    于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破解可能到来的社会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报道 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带领的课题组公布他们的研究报告时,这个确切年份的出现给人们极大的震动。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77位对“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占调查人数的66.23%。

  这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源于2003年春夏发改委对专家的调查。今年一经公布,立即被学界称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的出台

  “如果首先设定一个确切的时间点,然后通过封闭式问卷进行预测,这种诱导性的提问是不科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关于为什么会把2010年作为研究的特定时间点,丁元竹自己解释,201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中期战略目标。但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2006年到2010年正是我国“十一五”期间。因此,发改委的这份报告主要将作为我国制定第11个五年计划的参考。

  丁元竹的课题组明确提出想效仿国外的类似课题。通过专家对未来固定时段进行预测的最著名的例子是,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分别通过专家系统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

  在最后参与调查的98名专家中,有81名来自境内,17名来自境外。境内专家的来源既包括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高校,也纳入了一些民间机构。境外专家的选择标准则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研究”,比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托马斯·拉斯基。最后专家的组成情况是: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调查正值SARS前后,“危机”成为中国社会最流行的词语。但是专家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据课题组统计,大概有“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直接对抗”“无力抵御风险”五种解释。在不同的理解基础上,课题组统计出的结果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报告引用专家语)。

  报告把中国2010年可能的三种发展模式分别归结为“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偏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其中后两种情况显然是政府部门不愿意看到的。

   

  “高风险社会”即将来临

  丁元竹的“盛世危言”得到了学界多位专家研究的验证。“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也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NIC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会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使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楯教授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中国社会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改革已经把好改的都改了,现在只剩一堆骨头很难改”。

  中国是否能承受危机

  “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得到兰德公司支持的查尔斯·沃尔夫在其《中国经济的断层线》中指出:“中国在未来10年面临的厄运具有广泛的可能性。这些厄运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城乡失业、贫困和腐败)、部门性的(如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水资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国内金融危机和外来直接投资的萎缩)、安全性的(台海军事紧张和冲突以及亚洲其他周边关系紧张等)”。

  丁元竹也把2010年前中国社会的风险归结为十个方面: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但令他困惑的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经历了查尔斯·沃尔夫提到的厄运中的五个:失业、腐败、水资源问题、艾滋病和金融脆弱等等,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其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中国最近也经历了国际社会曾经担心的石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美伊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表明,石油价格波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像原先预想的那么严重。剩下的两个国际上担心的因素:外国直接投资的萎缩和台海军事冲突,这是不曾发生的,也是无法预料的。”

  李楯把中国比喻成为一座大坝,“虽然专家们可以认为腐败问题或者信心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事实上很难确认到底哪个问题会成为导火索。就像一座大坝我们只能说它有问题,但在出问题之前很难准确地说漏洞会出在哪个地方。目前情况看来,除非台海开战,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动乱,所谓的危机基本表现为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张成福也认为“每个社会都会存在危机,但目前中国的危机,第一不是不可以预防的;第二现在还不存在爆发大规模危机的可能性。”

  平民眼中的危机

  在李芮的眼中,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社会危机很遥远,但却不得不防。“我们在和国外的客户谈生意时,大家都说中国前途光明,但是在国内听到的很多消息,却让我们乐观不起来。特别是现在三农问题这么严重,如果处理不好,……”全文

  危机如何防控

  丁元竹说,“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是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没有大多数人民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全文

  中国危机的国外预言

  来自德国的瓦格纳告诉记者:“世界对中国期望过高,给中国的压力太大。认为中国将很快扮演世界大国,还只是一种‘可爱的希望’”。而之所以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许多专家都认为,这出于中国有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当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这些危机的危险系数也是可以降低的。全文

  在这样的时候,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则显示,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51位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这很快就被人们称为盛世危言。

    于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破解可能到来的社会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报道 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带领的课题组公布他们的研究报告时,这个确切年份的出现给人们极大的震动。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77位对“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占调查人数的66.23%。

  这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源于2003年春夏发改委对专家的调查。今年一经公布,立即被学界称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的出台

  “如果首先设定一个确切的时间点,然后通过封闭式问卷进行预测,这种诱导性的提问是不科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关于为什么会把2010年作为研究的特定时间点,丁元竹自己解释,201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中期战略目标。但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2006年到2010年正是我国“十一五”期间。因此,发改委的这份报告主要将作为我国制定第11个五年计划的参考。

  丁元竹的课题组明确提出想效仿国外的类似课题。通过专家对未来固定时段进行预测的最著名的例子是,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分别通过专家系统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

  在最后参与调查的98名专家中,有81名来自境内,17名来自境外。境内专家的来源既包括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高校,也纳入了一些民间机构。境外专家的选择标准则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研究”,比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托马斯·拉斯基。最后专家的组成情况是: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调查正值SARS前后,“危机”成为中国社会最流行的词语。但是专家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据课题组统计,大概有“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直接对抗”“无力抵御风险”五种解释。在不同的理解基础上,课题组统计出的结果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报告引用专家语)。

  报告把中国2010年可能的三种发展模式分别归结为“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偏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其中后两种情况显然是政府部门不愿意看到的。

   

  “高风险社会”即将来临

  丁元竹的“盛世危言”得到了学界多位专家研究的验证。“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也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NIC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会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使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楯教授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中国社会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改革已经把好改的都改了,现在只剩一堆骨头很难改”。

  中国是否能承受危机

  “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得到兰德公司支持的查尔斯·沃尔夫在其《中国经济的断层线》中指出:“中国在未来10年面临的厄运具有广泛的可能性。这些厄运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城乡失业、贫困和腐败)、部门性的(如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水资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国内金融危机和外来直接投资的萎缩)、安全性的(台海军事紧张和冲突以及亚洲其他周边关系紧张等)”。

  丁元竹也把2010年前中国社会的风险归结为十个方面: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但令他困惑的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经历了查尔斯·沃尔夫提到的厄运中的五个:失业、腐败、水资源问题、艾滋病和金融脆弱等等,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其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中国最近也经历了国际社会曾经担心的石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美伊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表明,石油价格波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像原先预想的那么严重。剩下的两个国际上担心的因素:外国直接投资的萎缩和台海军事冲突,这是不曾发生的,也是无法预料的。”

  李楯把中国比喻成为一座大坝,“虽然专家们可以认为腐败问题或者信心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事实上很难确认到底哪个问题会成为导火索。就像一座大坝我们只能说它有问题,但在出问题之前很难准确地说漏洞会出在哪个地方。目前情况看来,除非台海开战,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动乱,所谓的危机基本表现为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张成福也认为“每个社会都会存在危机,但目前中国的危机,第一不是不可以预防的;第二现在还不存在爆发大规模危机的可能性。”

  平民眼中的危机

  在李芮的眼中,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社会危机很遥远,但却不得不防。“我们在和国外的客户谈生意时,大家都说中国前途光明,但是在国内听到的很多消息,却让我们乐观不起来。特别是现在三农问题这么严重,如果处理不好,……”全文

  危机如何防控

  丁元竹说,“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是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没有大多数人民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全文

  中国危机的国外预言

  来自德国的瓦格纳告诉记者:“世界对中国期望过高,给中国的压力太大。认为中国将很快扮演世界大国,还只是一种‘可爱的希望’”。而之所以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许多专家都认为,这出于中国有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当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这些危机的危险系数也是可以降低的。全文

在英国大卫·麦克奎恩的《理解电视——电视节目类型的概念与变迁》中发现了些非常有趣的东西。

在讲到媒体的再现模式化时,大卫谈到年龄再现,其中他对“青年”的阐述非常有趣。

 

“青年”的再现领域与传统的儿童定位大相径庭:阶级,种族,性别,政治,活跃和独立等等,长期以来是媒体青年形象的特征。然而,什么是“青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术语是独立于工业消费文化的概念,是20世纪50年代存在或生成的青年现象的延伸,是作为一种大众媒介产品如摇滚音乐和“青年”电影市场的产物。50年代之前,以及在当今世界上大多数有别于西方的国家里,儿童期过后紧接着就是成年期,没有青年这个概念。孩子成长为“年轻的”男人和女人。只有在今天的西方,他们才成为“青年人”——处于儿童期和成人期之间的一种被遗忘的状态,并经常被含有讥嘲意味地描述为“拥有成年人所有的自由而未负任何责任”。

       青年人常常既不和他们原来的佳人住在一起,又不与以后的配偶,子女在一起生活,而是住在坐卧两用房,大学宿舍及合租屋里。他们通常群聚在一些象夜总会这类的场所里,偶尔见到他们在工作,或是根本不工作,维持着一种既未结婚又不单身的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群被遗忘者在性定位上趋向于认为这是一个男女混穿服装和性实验会发生的时代。他们总是被告知要负责地行事,但又未被严格地期望如此来做。……在新闻和记录片里,青年人差不多总是以“作为麻烦”的形象出现的。比如《猜火车》,《Kids》。

 

这是媒体对青年人模式化的再现,我们且不论这种模式化的正确与否,这其中有些描述不仅真实,而且很有深度。

 

  处于儿童期和成人期之间的一种被遗忘的状态,并经常被含有讥嘲意味地描述为“拥有成年人所有的自由而未负任何责任”。

  他们总是被告知要负责地行事,但又未被严格地期望如此来做。

 

我很欣赏这两句描写,这种被遗忘的状态的确造成了许多青年人叛逆,迷茫,怪异等等社会问题。每个人都告诉我们做事情要负责任,但是的确,并他们没有太指望我们能做到。这对我们是一种警示,我们从媒体接收信息时不能被动地把自己置于事外,而是要认真地体会这些它所给予我们的,从中找出镜子一样的客观现实,以此为鉴。同时,这也是媒体的责任,不仅能提出问题,还要能做出正确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