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1月19日

中外台长诊断国内误区 付费电视不等于不播广告

            2004-09-07 作者: 刘江华    摘自: 北京青年报 
  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并且将在今天北京广播学院成立50周年之际正式挂牌。在中国传媒大学日前举办的“中外台长高峰论坛”上,付费电视成为议论的热点,针对国内对付费电视认识所存在的误区,来自新闻集团、DISCOVERY的嘉宾指出,如果只播节目不播广告,那很多付费电视频道就会难以生存。

  观众看付费电视频道不需再像现在的开路电视那样忍受广告的骚扰,这在很多场合成为国内宣传付费电视时所列举的主要优势之一。但星空传媒集团(中国)副总裁贾晓佳指出,对于很多付费电视频道而言,收视费用无法弥补频道的运营成本,因此必须引进广告,否则难以为继。贾晓佳分析说,首先高度细分的专业市场是付费电视的一个主要特征,这就决定了付费电视频道在大多数情况下受众数额不会太大;另一方面,付费电视的制作成本和包装成本却比较高,而且需要做较多的推广否则用户无法知道。因此,仅靠收视费很多频道通常无法生存。

  这种情况下付费电视怎么办?贾晓佳说必须构建构一个大的平台,能够提供足够多的频道,这样虽然单个频道用户不多,但总数不少,才能达到规模经营。她介绍,新闻集团在北美的付费电视有225个频道,用户是1200万,很多付费电视频道都是采用付费加广告模式,她建议中国的付费电视也采用这种模式。DISCOVERY中国区总经理张力先生也介绍,DISCOVERY、CNN都采用收费加广告模式。

  付费电视向观众收费之后还要插播广告,观众能答应吗?张力认为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不管哪一种方式,总得让观众觉得付出是值得的。”他同时认为,付费电视也不仅仅是付费加广告一种模式,“像HBO就完全靠收费。”

 2004212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开始起草一项新规则。在新规则下,人们只要通过电源插座就可以在家连接互联网,消费者和商家都会享受到更便宜的网上电话。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Michael K. Powell表示,这一措施将会彻底改变电信业和互联网,新规则不仅会对互联网的体系架构和它的服务方式产生深刻影响,还会对消费者、电话业、能源产业以及仪器制造业产生巨大的冲击。

  通过数字传输系统实现个性消费互动,已不再是学界的一种理论构想,而成为了一种现实,并有了国家法律政策的保障。

  那么,数字电视在中国的发展究竟前景如何,存在哪些制约因素和关节点呢?大众传播有可能终结吗?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与来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四川汇源科技董事局主席朱开友针对数字电视在中国的发展,展开了一场对话。

  一、我的电视:挡不住的诱惑

  数字化的广播电视……让老百姓不仅可以享受电视缴费、电视商务电视短信等多种服务,还可以玩在线游戏,唱卡拉OK,变被动地电视为自选地电视,使我们家里的电视机真正成为一台家庭多媒体信息终端:我的电视。

  全国数百家电视台的制作和广播设备也将要进行大规模的更新换代,整个传统的电视广播产业链将被打破,数字电视产业链将逐步形成。

  李希光:数字化的广播电视提供的是节目、信息、服务和娱乐,采用数字电视后,有线电视分配网可传送的节目容量可多达500套左右,除现有的公共节目外,还有专业化、个性化的交互电视节目、视频点播节目,让老百姓不仅可以享受电视缴费、电视商务电视短信等多种服务,还可以玩在线游戏,唱卡拉OK,变被动地电视为自选地电视,使我们家里的电视机真正成为一台家庭多媒体信息终端,即我的电视。对于数字电视来说,可以为百姓提供日常生活中各类生活服务信息。比如天气、出行、医药、文化、旅游等等。

  朱开友:我国计划在2015年停播模拟信号,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2年内,上亿台的模拟电视机将要全部更新换代,这将直接催生几千亿元的数字电视机的增量市场。此外,全国数百家电视台的制作和广播设备也将要进行大规模的更新换代,整个传统的电视广播产业链将被打破,数字电视产业链将逐步形成。中国数字电视产业链的商机在理论上可达到1.5万亿元。国内外政府都非常重视有线数字电视的开展,国内的技术、设备供应商及各地的网络经营者也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浪潮中分得一杯羹。

  李希光:与此同时,数字电视机对模拟电视机的年度更新,将每年给电视生产厂家孵出几百亿元的商业订单,使电视机制造行业走出平均利润在6%以下的尴尬境地,而且其他行业也将从中受益,给很多企业带来新的商机,前景非常诱人。有人说,我国彩电市场已经饱和,各大电视生产厂家纷纷以降价手段来刺激消费,纯平彩电的价格一降再降。而数字电视将以高技术手段冲击纯平市场,将可结束彩电业一轮又一轮的价格大战,数字彩电的批量上市,将成为彩电价格大战的终结者。因此,数字彩电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效益。

  朱开友:国外市场对于中国的数字电视来说,无疑是一块难以开垦的禁地。但中国市场的进一步放开,以及中国即将加入WTO组织,都为国内数字电视走向世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我认为数字电视发展在中国需要先回答三大问题:技术水平、内容供应、运营模式。1、我国自行研发的数字电视技术能达到什么水平、其开发速度能否跟得上市场的需要?2、内容供应是关键,直接关系到赢利和未来发展,节目市场的蛋糕能做到多大、能抓牢多大规模和多高消费水平的收视群体?3、是否能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运营模式,在很短的时间中就建立起产业价值链、并保持市场的良性循环和规模发展?

  李希光:标准化问题和数字节目资源的匮乏是当前阻碍数字电视发展的最突出的两大因素。其中标准化问题是根本性的,因为在没有形成行业标准之前,没有厂商肯投入巨资开发相关产品并鼓励市场成长。目前普及和发展数字电视,最主要的就是扶植内容产业,选择好的视频、音频节目。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运营商将通过网络发送节目包,观众按照收看的节目包付费,这就意味着中国电视界传统上依靠广告支撑的体制将发生动摇,数字电视运营商就会走上一条主要依靠观众付费的盈利道路,内容是发展数字电视的关键。另外,中国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异很大,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近几年逐渐会有大动作,而比较发达的苏州、杭州、南京等城市也会有相应的建设,可是多数城市都很难有所作为。而广大的农村,无论从人口还是面积来看,都占去了中国的大部分,而农村刚刚完成基于卫星信号传输的村村通工程,电视机的数字化更新在大多数农村还很难提上议事日程,所以,数字电视更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

  二、进程中的困惑。

  (一)行业标准的制订迫在眉睫

  一个游戏要想能够成功地玩下去,就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则,而一个现代产业要想成功地拓展,也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则,而这个规则就是行业标准。

  朱开友:与传统模拟电视不同,数字电视涉及到编码、压缩、纠错、复用、调制、CA加密、SMS计费管理及中间件系统等环节,各个环节都需要有相应统一的标准,才能确保各种设备的互相兼容。虽然广电总局已颁布了一些标准,如:总体技术框架采用欧洲DVB-C(数字视频地面广播)标准;对信源编码、信道编码、复用、调制等环节也出台了相应的标准。但涉及数字电视三大关键技术:CASMS、中间件,则还没有相应的标准出台。标准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网络运营者设备投资的风险,因而大多对开展业务举棋不定,处于观望状态。而设备供应商生产的设备找不到销售出路,只能在大多数地方作为试用产品。在耗费了大量精力之后,什么钱也没挣到,有的只好偃旗息鼓,有的甚至资金无以为继而淡出行业。数字电视国家标准迟迟不能出台:目前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地面传输标准。如果我国全部采用国外技术标准,将为此付出高达300多亿人民币的专利使用费。因此我国设备生产商极力倾向于制定中国自己的数字电视标准。据广电部门称,正式发布国家标准要到明年年底。所以设备生产商不敢投入生产,仍在苦苦等待标准出台,大大延迟了数字电视硬件发展进程。

  李希光:一个游戏要想能够成功地玩下去,就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则,而一个现代产业要想成功的拓展,也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则,而这个规则就是行业标准。互联网的兴起就在于TCP/IP协议标准的制订,而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前提就是行业的标准,一切游戏因为规则而变,一切产业也因为标准而变。未来的数字电视产业将在全球产生上千亿美元的利润,而标准中包含许多的专利技术,那么企业在使自己的标准成为全球标准,从而抢占数字电视的上游市场,就是标准之战竞争激烈的一个根本原因。

  朱开友:目前世界上有三个数字电视的标准,日本的TSDB—T模式,欧洲的DVB模式,现在香港地区采用的就是这个模式,美国的ATSC模式,台湾采用的是美国的这个模式。其中日本的模式在世界电视标准之战中已经出局,这和日本在模拟高清晰电视中投入过多的精力而错失良机有关。新的数字电视时代面前,中国绝不能重蹈覆辙。一定要制订自己的数字电视标准而不是选用他国的标准。这样有利于保护民族工业,提升家电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协调发展。如果选用外国标准,就是为外国的技术和芯片大开绿灯,拱手将中国数字电视市场让给国外的厂商。

  (二)内容瓶颈

  相关研究报告指出,77% 的广电机构表示,内容不足是广电系统内发展数字电视碰到的最大的困难和担心。内容匮乏已成为现阶段多数广电机构面临的最大问题。

  老百姓购买的是服务、是内容,而不是机顶盒。如果仅仅提高了图像质量,而没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作支撑,数字电视业务就难以开展起来。

  李希光:研究报告指出,77% 的广电机构表示,内容不足是广电系统内发展数字电视碰到的最大的困难和担心。内容匮乏已成为现阶段多数广电机构面临的最大问题。观众最在乎的不是节目的播出和接受技术有多先进,内容是否吸引人才是首要因素。如果有线网络播出数字电视,节目容量将从现在的50套左右,增加到500套左右,频道资源大大增加。然而却没有这么多节目可供填充。除了在硬件设备上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外,还需要在内容上吸引大众。目前我们现有的电视节目形态也同样不适应数字电视发展需要,急需开发更多的互动点播节目、游戏娱乐节目、各类针对性的资讯节目以及服务应用。比如付费节目、随次计费节目、电影选播系统、歌唱点播、新闻选取、电视在线教育、电视购物、数字电子游戏、居家银行及互联网浏览等。

  朱开友:如果没有大量清晰多样的节目、没有不同于以往模拟电视时期的内容,数字电视的付费收视概念就难以得到受众认可。吸引受众支付机顶盒或全数字电视的成本并付出额外收视费的因素,不仅是清晰度和简单的交互,更重要的是不可替代的内容。老百姓购买的是服务、是内容,而不是机顶盒。如果仅仅提高了图像质量,而没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作支撑,数字电视业务就难以开展起来。不能说中国的电视节目少,每个省、市电视台都有好几套节目,但趣味性强、能吸引人的频道和节目实在是不多;而对境外卫星节目国家政策又没明文允许,节目内容如何保证?个别地方只能采用擦边球的策略:没禁止的就是不反对,境外卫星节目先悄悄拿来播放再说。

  李希光:如果节目质量没有提高,仅是节目数量多一点、画面清晰一点,那么,过惯了苦日子的老百姓宁愿去看有铺天盖地的广告、如同啃鸡肋的免费电视,也不会为付费节目耗财力。只有在节目内容确实好,真正符合观众胃口的情况下,观众才会心甘情愿地掏钱。数字电视这种不同于模拟电视的服务形式对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在内容结构上要大量增加具有服务性和盈利性质的内容。其次,内容问题将不仅仅局限于需求好内容的概念,数字技术将各种形式的运行平台融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打破了各内容发行平台之间的界限,极大地拓展了内容的发行空间,内容的发行、销售、推广、定价等问题都要一套跨越电视、电影、互联网、录像带、图书平台的运行体制来完成。

  (三)运营模式

  模拟电视经营实际是媒介、广告公司、客户的三方博弈,而数字电视经营的参与角色并未明确,一些实质性问题没有解决。比如频道究竟增加到什么程度能取得最佳经营效果,如何降低转型成本?当数字电视告别概念走向市场时,运营模式和成本核算体系就将决定它的生存状态。

  最终的运营模式需要数字电视市场上各方力量博弈决定的,而不是任何政策规划能简单说了算的。

  朱开友:数字电视通过改变人们传统收视习惯,建立起新的电视传播方式和收看习惯。数字电视作为传播媒介和媒介产业的变革,应该是要通过数字化的播出方式达到电视业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新高度、新空间。据我了解,我国有线电视系统的赢利模式仍然是依靠广告和收视费用。但以交互为基本概念的数字电视,应该以付费节目和付费频道为运营模式和主要赢利来源。考虑我国城乡居民的经济条件和收视观念,要在短时期内推广付费数字电视基本很困难。短期内,集团用户也许是市场拓展的重点。在市场推广初期,如何普及也是一大关键,而且会对今后的运营模式产生影响。

  李希光:群众对数字电视的认识有限,虽然数字电视概念炒了很久,但能够接触到并真正理解这个概念的还是少数人,更多的广大用户并不十分清楚,对于广电总局下达的数字电视进程,到2015年停播现在的模拟电视的事情,群众知道的也很少。现在对数字电视有说服力的大众化展示性宣传还做得很不够,老百姓对数字电视的向往力还不是很强。只有把数字化变成市场链条的一环,把数字电视从播出方式到播出内容都变成观众消费不能离开的一部分,它才是真正地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才是真正在传播方式和产业市场两方面实现了第二次革命。也只有这种可能带来巨大的利润和长期回报的前景,才会促使市场上的各方——网络运营商、设备制造商、内容生产商等义无返顾地投入数字电视的开发中。

  朱开友:电视的数字化离不开技术、资金和市场开发,需由多家专业技术厂商组成的联合体的通力合作,包括有线电视台、投资商、技术集成商、前端设备技术提供商、终端机顶盒厂商、节目制作或供应商等等。这一整体的协调运作最需要的驱动力是市场需要和商业利益。在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具备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商业前景,成为电视产业链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李希光:模拟电视经营实际是媒介、广告公司、客户的三方博弈,而数字电视经营的参与角色并未明确,一些实质性问题没有解决。比如频道究竟增加到什么程度能取得最佳经营效果,如何降低转型成本?当数字电视告别概念走向市场时,运营模式和成本核算体系就将决定它的生存状态。

  结语:

  目前,国内参与数字电视建设的企业还不是很多,而经营数字电视的前期投资需要大量资金。作为一个全新的设备网建设,数字电视工程需要庞大的工程,从发送端到接收端的各个环节都是复杂的工程,虽然前景乐观,是未来的趋势,但是资金、内容、运营模式等瓶颈仍然无法被忽略,甚至会有很大的缺口。这样必须在行业中建立有效地投资收益机制,让企业和投资方切切实实感受到利益和未来收益。

这里引用一下ray当时的回复,也是一种不错的观点。


“盛世危言”警示:中国能否承受社会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

  中国正处盛世。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

  在这样的时候,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则显示,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51位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这很快就被人们称为盛世危言。

    于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破解可能到来的社会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报道 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带领的课题组公布他们的研究报告时,这个确切年份的出现给人们极大的震动。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77位对“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占调查人数的66.23%。

  这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源于2003年春夏发改委对专家的调查。今年一经公布,立即被学界称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的出台

  “如果首先设定一个确切的时间点,然后通过封闭式问卷进行预测,这种诱导性的提问是不科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关于为什么会把2010年作为研究的特定时间点,丁元竹自己解释,201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中期战略目标。但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2006年到2010年正是我国“十一五”期间。因此,发改委的这份报告主要将作为我国制定第11个五年计划的参考。

  丁元竹的课题组明确提出想效仿国外的类似课题。通过专家对未来固定时段进行预测的最著名的例子是,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分别通过专家系统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

  在最后参与调查的98名专家中,有81名来自境内,17名来自境外。境内专家的来源既包括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高校,也纳入了一些民间机构。境外专家的选择标准则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研究”,比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托马斯·拉斯基。最后专家的组成情况是: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调查正值SARS前后,“危机”成为中国社会最流行的词语。但是专家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据课题组统计,大概有“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直接对抗”“无力抵御风险”五种解释。在不同的理解基础上,课题组统计出的结果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报告引用专家语)。

  报告把中国2010年可能的三种发展模式分别归结为“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偏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其中后两种情况显然是政府部门不愿意看到的。

   

  “高风险社会”即将来临

  丁元竹的“盛世危言”得到了学界多位专家研究的验证。“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也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NIC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会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使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楯教授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中国社会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改革已经把好改的都改了,现在只剩一堆骨头很难改”。

  中国是否能承受危机

  “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得到兰德公司支持的查尔斯·沃尔夫在其《中国经济的断层线》中指出:“中国在未来10年面临的厄运具有广泛的可能性。这些厄运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城乡失业、贫困和腐败)、部门性的(如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水资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国内金融危机和外来直接投资的萎缩)、安全性的(台海军事紧张和冲突以及亚洲其他周边关系紧张等)”。

  丁元竹也把2010年前中国社会的风险归结为十个方面: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但令他困惑的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经历了查尔斯·沃尔夫提到的厄运中的五个:失业、腐败、水资源问题、艾滋病和金融脆弱等等,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其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中国最近也经历了国际社会曾经担心的石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美伊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表明,石油价格波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像原先预想的那么严重。剩下的两个国际上担心的因素:外国直接投资的萎缩和台海军事冲突,这是不曾发生的,也是无法预料的。”

  李楯把中国比喻成为一座大坝,“虽然专家们可以认为腐败问题或者信心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事实上很难确认到底哪个问题会成为导火索。就像一座大坝我们只能说它有问题,但在出问题之前很难准确地说漏洞会出在哪个地方。目前情况看来,除非台海开战,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动乱,所谓的危机基本表现为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张成福也认为“每个社会都会存在危机,但目前中国的危机,第一不是不可以预防的;第二现在还不存在爆发大规模危机的可能性。”

  平民眼中的危机

  在李芮的眼中,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社会危机很遥远,但却不得不防。“我们在和国外的客户谈生意时,大家都说中国前途光明,但是在国内听到的很多消息,却让我们乐观不起来。特别是现在三农问题这么严重,如果处理不好,……”全文

  危机如何防控

  丁元竹说,“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是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没有大多数人民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全文

  中国危机的国外预言

  来自德国的瓦格纳告诉记者:“世界对中国期望过高,给中国的压力太大。认为中国将很快扮演世界大国,还只是一种‘可爱的希望’”。而之所以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许多专家都认为,这出于中国有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当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这些危机的危险系数也是可以降低的。全文

  在这样的时候,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则显示,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51位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这很快就被人们称为盛世危言。

    于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破解可能到来的社会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报道 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带领的课题组公布他们的研究报告时,这个确切年份的出现给人们极大的震动。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77位对“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占调查人数的66.23%。

  这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源于2003年春夏发改委对专家的调查。今年一经公布,立即被学界称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的出台

  “如果首先设定一个确切的时间点,然后通过封闭式问卷进行预测,这种诱导性的提问是不科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关于为什么会把2010年作为研究的特定时间点,丁元竹自己解释,201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中期战略目标。但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2006年到2010年正是我国“十一五”期间。因此,发改委的这份报告主要将作为我国制定第11个五年计划的参考。

  丁元竹的课题组明确提出想效仿国外的类似课题。通过专家对未来固定时段进行预测的最著名的例子是,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分别通过专家系统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

  在最后参与调查的98名专家中,有81名来自境内,17名来自境外。境内专家的来源既包括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高校,也纳入了一些民间机构。境外专家的选择标准则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研究”,比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托马斯·拉斯基。最后专家的组成情况是: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调查正值SARS前后,“危机”成为中国社会最流行的词语。但是专家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据课题组统计,大概有“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直接对抗”“无力抵御风险”五种解释。在不同的理解基础上,课题组统计出的结果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报告引用专家语)。

  报告把中国2010年可能的三种发展模式分别归结为“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偏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其中后两种情况显然是政府部门不愿意看到的。

   

  “高风险社会”即将来临

  丁元竹的“盛世危言”得到了学界多位专家研究的验证。“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也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NIC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会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使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楯教授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中国社会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改革已经把好改的都改了,现在只剩一堆骨头很难改”。

  中国是否能承受危机

  “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得到兰德公司支持的查尔斯·沃尔夫在其《中国经济的断层线》中指出:“中国在未来10年面临的厄运具有广泛的可能性。这些厄运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城乡失业、贫困和腐败)、部门性的(如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水资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国内金融危机和外来直接投资的萎缩)、安全性的(台海军事紧张和冲突以及亚洲其他周边关系紧张等)”。

  丁元竹也把2010年前中国社会的风险归结为十个方面: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但令他困惑的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经历了查尔斯·沃尔夫提到的厄运中的五个:失业、腐败、水资源问题、艾滋病和金融脆弱等等,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其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中国最近也经历了国际社会曾经担心的石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美伊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表明,石油价格波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像原先预想的那么严重。剩下的两个国际上担心的因素:外国直接投资的萎缩和台海军事冲突,这是不曾发生的,也是无法预料的。”

  李楯把中国比喻成为一座大坝,“虽然专家们可以认为腐败问题或者信心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事实上很难确认到底哪个问题会成为导火索。就像一座大坝我们只能说它有问题,但在出问题之前很难准确地说漏洞会出在哪个地方。目前情况看来,除非台海开战,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动乱,所谓的危机基本表现为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张成福也认为“每个社会都会存在危机,但目前中国的危机,第一不是不可以预防的;第二现在还不存在爆发大规模危机的可能性。”

  平民眼中的危机

  在李芮的眼中,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社会危机很遥远,但却不得不防。“我们在和国外的客户谈生意时,大家都说中国前途光明,但是在国内听到的很多消息,却让我们乐观不起来。特别是现在三农问题这么严重,如果处理不好,……”全文

  危机如何防控

  丁元竹说,“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是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没有大多数人民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全文

  中国危机的国外预言

  来自德国的瓦格纳告诉记者:“世界对中国期望过高,给中国的压力太大。认为中国将很快扮演世界大国,还只是一种‘可爱的希望’”。而之所以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许多专家都认为,这出于中国有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当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这些危机的危险系数也是可以降低的。全文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AL JAZZARA)这家被称为“阿拉伯世界的CNN”的电视台重新定义阿拉伯国家媒体为“为王朝做宣传”的偏见。半岛电视台主要向在阿拉伯世界和居住在欧洲和北美的阿拉伯人播出阿拉伯语的新闻和时事节目——大约有5000万和2000万阿拉伯人分别居住在欧洲和北美。美国轰炸阿富汗时,半岛电视台是唯一在战场上做现场报道的电视台。

       关于半岛电视台,清华大学曾经组织过其驻中国的首席记者与国际传播中心主任李希光的讨论。局外人与局内人的不同观点耐人寻味:

 

       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  半岛电视台从卡塔尔这样一个人口不足五六十万人的国家,从世界上最弱小的国家发出最强大的声音,趁给今天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大电视台……半岛电视台打破了长期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新闻封锁。卡塔尔新领导人上台之后实行民主制度,首先就是创办电视台,实现新闻自由。这样的电视台在报道的过程中就会坚持平衡的观点。拒我了解,半岛电视台在它所有的节目中,象人物访谈,对各种观点都不加新闻审查,不加任何删减。它在报道布莱尔,布什,本·拉登,萨达姆的演讲时都是一分钟不删减的。由于各种观点它都报道,相应就会得罪一批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同时也得罪了美国政府。

       在过去,也许美国等西方国家都认为半岛电视台是倡导新闻自由的。还有部分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在阿拉伯世界有两大成果:第一是麦当劳,第二就是半岛电视台。所以说半岛电视台是典型的全球化,西化的产品。也可以说,阿拉伯国家最西化的符号就是半岛电视台。

   ……半岛电视台初创资金才1.6亿美圆,远远赶不上CNN和默多克集团。

   ……谈到半岛电视台,我还是坚持我刚才的观点,它的运作方式等都是西化的。

   ……半岛电视台最初的创建者都是从BBC过去的记者。当然他们都是阿拉伯血统,流的也是阿拉伯人的血液,但是从方法,方式上,他们都是西方国家培训出来的。

   ……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所以他们有一个阿拉伯立场。半岛电视台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从选题的策划,议程的设置,现场画面的拍摄到后来决定采访哪些人全是由他们自己制定的而不是跟随CNN。比如关于阿富汗的报道,CNNBBC的记者基本是在北方联盟一边采访报道,那边既不是美国攻打的目标,也没有战事。而半岛的记者却基本是在美国轰炸的地区采访报道。结果美国媒体的议题是北方联盟不断取得胜利,而他们制造的议题却是奖阿富汗平民遭受美国轰炸的死伤情况。结果博得了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广泛同情,收视率也由此大幅上升。当然本·拉登的录象带也是提升收视率的重要原因……

 

半岛电视台驻中国首席记者伊扎特: 半岛电视台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半岛电视台创办之初涉及到一些敏感的问题,比如宗教问题,妇女问题。受到观众的关注之后,它便开始发挥一个成功媒体的影响。我不太同意李老师刚才提到的半岛电视台西方化的观点。我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比如以前BBCCNN报道的一些新闻就不是西方化的,也不是阿拉伯化的,而是媒体化的,它们只是做了媒体应该做的事情。并不是西方电视台怎样做,半岛电视台就会怎样做。半岛电视台是一个职业性的媒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如说土耳其的共产党来访华,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国防部长访华,我们都会有半个小时的采访。带子录好后,发回总部,最后放出来的片子很可能没有他们的声音。我们关心的不是谁说话,而是他说了什么。反过来说,比如CNN有时却并不将自己看成是全球化的媒体,而是做的美国化。如果布什总统发表演讲,即使观众没必要知道,CNN也会播送。

       冷战时期,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大概有100多个国家没有自己独立的新闻社。苏联一边的国家必须从塔斯社获取资料和信息,西方国家则会购买美联社或其他西方新闻社的消息。那么谈到半岛电视台,其实在“9·11”之前,半岛电视台在很多地方已经取得了一个主导的地位。“9·11”之后的影响不仅仅是因为拉登录象带的缘故……新闻从最初的选定议题到如何组成新闻,各个媒体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尽管半岛电视台最初的人员都是来自BBC的人才,但是,我需要强调一下,他们中间的很多新闻人才和官员都是因为在阿拉伯世界找不到机会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才到BBC等媒体工作的。现在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于是他们就带着自己BBC工作的经验和技巧来到半岛电视台工作,而不是简单的模仿。

 

李希光和伊扎特的分歧在于媒体到底能不能是中立的,而不是代表什么意识形态的。作为中国学者,也作为“妖魔化中国”的代表,李希光认为所有媒体的背后都有其政治动机与目的。这些动机都代表着某些政治集团的利益与观点。而伊扎特认为,媒体可以是全球化的,无国界的,客观的,中立的,媒体可以超越政治利益之争从而反映纯正的新闻事实。这个争论引出思考:世界上有没有真正代表全球主流的媒体呢?换言之,当西方社会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主流时,我们这些非主流国际社会如何面对其媒体的声音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发达国家媒体进入他国市场的本土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利用本土优势,吸收发达国家媒体的经验和样式,同样也可以走向国际市场。从这种互相流动的国际传播过程中,本土媒体不会同化,也不会消亡,而是融进国际大市场。在本土媒体的打造过程中,半岛电视台驻中国首席记者伊扎特的“媒体化”观点值得重视。正如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强调媒体客观公正就是“西方化”,“美国化”一样,中国许多学者对新闻的基本属性还停滞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阶段两分法的争论中,没有探讨全球化下的新闻产品国际流通的本质价值。把政治因素放到一边,西方许多文化产品能够受到全世界的换因,其本质上具有超阶级,超制度,超意识的基本人性。

       如何利用本土资源走向世界,不仅仅是观念的问题,更多的是战略的问题。正如李希光所言——

我们一直在讲对外宣传,为什么在国际上没有我们的声音呢?第一,涉及到中国或中国周边国家的重大新闻按理论应该是由中国媒体抢发的,西方媒体是应该向中国媒体购买稿件和画面的。而事实上,有时候我们还要向西方媒体购买这些事件的新闻画面。一个媒体增强竞争力的关键是第一时间,而我们放弃了。第二,在国际重大报道中,议题设置是十分重要的竞争因素。涉及到媒体的财力,人力等问题,中国媒体往往无法独立设置议题,因而中国媒体只能跟随CNN,美联社,路透社的报道进行议题设置。这样最终无法形成自己的品牌。中国的媒体首先在有关中国的重大是上应该抢到第一时间报道,而且是独家报道或者是独特视角。那么至少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中国的媒体应该是权威。另外中国周边的国家发生问题,我们应该做到让大家先去看CCTV,而不是看CNNBBC。半岛电视台在这一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媒体的扩张》by 曾华国

我支持这种观点。全球化不会使本土文化灭失,相反,如果正确对待全球化,反而会有利于本土文化走向世界。

在英国大卫·麦克奎恩的《理解电视——电视节目类型的概念与变迁》中发现了些非常有趣的东西。

在讲到媒体的再现模式化时,大卫谈到年龄再现,其中他对“青年”的阐述非常有趣。

 

“青年”的再现领域与传统的儿童定位大相径庭:阶级,种族,性别,政治,活跃和独立等等,长期以来是媒体青年形象的特征。然而,什么是“青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术语是独立于工业消费文化的概念,是20世纪50年代存在或生成的青年现象的延伸,是作为一种大众媒介产品如摇滚音乐和“青年”电影市场的产物。50年代之前,以及在当今世界上大多数有别于西方的国家里,儿童期过后紧接着就是成年期,没有青年这个概念。孩子成长为“年轻的”男人和女人。只有在今天的西方,他们才成为“青年人”——处于儿童期和成人期之间的一种被遗忘的状态,并经常被含有讥嘲意味地描述为“拥有成年人所有的自由而未负任何责任”。

       青年人常常既不和他们原来的佳人住在一起,又不与以后的配偶,子女在一起生活,而是住在坐卧两用房,大学宿舍及合租屋里。他们通常群聚在一些象夜总会这类的场所里,偶尔见到他们在工作,或是根本不工作,维持着一种既未结婚又不单身的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群被遗忘者在性定位上趋向于认为这是一个男女混穿服装和性实验会发生的时代。他们总是被告知要负责地行事,但又未被严格地期望如此来做。……在新闻和记录片里,青年人差不多总是以“作为麻烦”的形象出现的。比如《猜火车》,《Kids》。

 

这是媒体对青年人模式化的再现,我们且不论这种模式化的正确与否,这其中有些描述不仅真实,而且很有深度。

 

  处于儿童期和成人期之间的一种被遗忘的状态,并经常被含有讥嘲意味地描述为“拥有成年人所有的自由而未负任何责任”。

  他们总是被告知要负责地行事,但又未被严格地期望如此来做。

 

我很欣赏这两句描写,这种被遗忘的状态的确造成了许多青年人叛逆,迷茫,怪异等等社会问题。每个人都告诉我们做事情要负责任,但是的确,并他们没有太指望我们能做到。这对我们是一种警示,我们从媒体接收信息时不能被动地把自己置于事外,而是要认真地体会这些它所给予我们的,从中找出镜子一样的客观现实,以此为鉴。同时,这也是媒体的责任,不仅能提出问题,还要能做出正确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