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战争在痛苦的内心
庄礼伟/文
作者按：2003年9月，爱德华•W. 萨义德 (Said. Edward W.) 教授在与病魔进行了持久搏斗后逝世。谨以此文纪念这位“巴勒斯坦之子”和西方思想家。
“烧烤萨义德”，这本来是几年前我给一次计划中的聚会所建议的主题。当然我们不是要筹划一场中世纪火刑，我们只是顺带把爱德华•W. 萨义德教授拿来当作涂抹于肉食之上的酱料罢了──在广州白云山的山谷里烧烤肉食，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这次聚会因故被搁置，到后来，有意参与“烧烤”的人中有不少已经流落到各地，最远的跑到了比巴勒斯坦还远两倍的地方。再后来，饱经怀乡病、内心思想交战煎熬以及病魔煎熬的萨义德教授也在2003年9月去世。想想我们当初计划中的下手之狠和不恭之想，真的是有点过意不去。
其实，除了生命中最后12年饱受血癌煎熬，萨义德（1935—2003）是一位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受到精神煎熬并被外界屡屡“烧烤”的人。
对萨义德的理解存在诸多争议。他在美国学术界已经进入主流行列，但他也深怀强烈的边缘—故国情结；他反对西方的殖民话语，但认为自己并不反对西方社会；他批评美国，但也认为美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他的理论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中，误读也在频频发生。那么，真实的萨义德是什么？可能他本人也无法给你确切的答案。
当然，萨义德也常常对自己进行反省和观察，试图了解自己是什么。他在《东方学》绪论中引用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的话说：“批判论证的起始点便是意识到个人真正是什么，而这种‘明白你自己’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它有许许多多的痕迹留在你身上，但却没有留下任何的目录。”编纂这种人生心路历程的目录是很有必要的，萨义德的种种著作都是他心路历程的写照。
萨义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阿拉伯商人家庭，全家信基督教，母亲是黎巴嫩人。他曾就读于巴勒斯坦和埃及的西方学校，后赴美国学习，1963年起任教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后担任该校终身教授。他精通西方古典音乐和歌剧（他去世后，芝加哥还举行了悼念他的专场音乐会）和西方文学经典（他从中发现了西方内心里的一些秘密）。因此，除了阿拉伯故园，西方无疑也是萨义德学术思想产生的重要背景。他是一个有威望的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是他所批评的西方的一部分。作为巴勒斯坦在西方最有影响的代言人，他也是西方媒体的宠儿。2000年7月他到黎巴嫩边境旅游，曾捡起石头扔向以色列一方，早有准备的记者立刻将他这个动作摄入镜头，这几乎就是在“追星”了。
所以，把萨义德理解为一个西方的边缘人物是不确切的。但在学术和政治方面，他确有一种自觉的疏离感。他的一生徘徊在文化、宗教、种族身份的内心交战当中，饱受煎熬。他一生中有强烈的流亡心态。这种流亡心态在大陆去台湾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也可找到。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把知识分子定义为永恒的流亡者，定义为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诸如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并且，知识分子“绝不把团结至于批评之上”。
在纪念萨义德的网站上，有人说：国王去世了。
在精神状态上，萨义德确实像是一位流亡中的、孤傲的，处在边缘而坚守本心的国王。
依照弗洛伊德学说，萨义德的说英语、认同美国基督教文化的父亲对萨义德的严苛家教，使萨义德萌生了对“西方殖民霸权”的敌意。而他的母亲是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信徒，并且对萨义德很慈爱。萨义德最终倾向了母亲。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音乐修养和阿拉伯情结，并且把自己的埋骨之地，选在了母亲的故乡——黎巴嫩。
他终究没有回到他的真正故乡耶路撒冷——这个说不清楚的地方。他选择了在边界之外远远眺望。
“人类生存在二手世界里”
萨义德指出：“理解人类状况的第一条规则，是人类生存在二手世界里。”也就是说，你所了解到的所有信息都是经别人主观加工过的信息，你在大学里读的历史教科书中可能会有错误和歪曲；而你嘴里说出的好人，只能是你自己认为的好人，甚至只是因为那个人和你一起偷偷做过坏事。知识、话语无法抵达真相，不过它们却是最常见的权力样式之一，所以世界上充斥着对知识的加工、传输权力的争夺，对话语权的争夺。
西方人的东方学研究在萨义德笔下，乃是一种融合权力、学术和主观想象的综合体，是西方这个主体试图征服、压迫、控制东方这个客体的产物，是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所以“东方学”（Orientalism）也可译作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支配、重构和施加权威的一种风格或方式，是对东方进行矮化、丑化、弱化、妖魔化、女性化、异国情调化的一种成规模的霸权话语，其中兼有调侃和悲悯的格调。
Orientialism译成东方学和东方主义都有缺陷。东方学也就是一门学问，不可能是100%的歪曲，把全部东方学都说成是东方主义，有上纲上线的嫌疑。但如果只说东方学，又好像没有传达出其中的东方主义的“神韵”。所以罗嗦一点说，萨义德的研究对象，是在东方主义主导下的那一部分东方学。
儿时的东方记忆与成年后娴熟的西方学术技巧，共同造就了萨义德的《东方学》。萨义德通过《东方学》揭示了西方知识界和媒体对处于弱势的“他者”的种种主观想象。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不仅针对穆斯林，也针对华人及其他“他者”。有一部美国黑帮影片叫《美国往事》（主题曲是披头士的Yesterday），以及其他的一些好莱坞电影，一讲到华人，必定是到挂着暧昧大红灯笼的鸦片烟馆或妓院中去找。那里气氛通常都很诡秘，当然，也很有情调，有中国书法，有古典家具，有主题严肃的中国京剧。但这一切都是置放在一个大鸦片烟馆或一个大妓院中，实在倒胃口。笔者还看过近代美国白人描绘在美华人的一本漫画集（The Coming Man），诡异、猥琐、憨呆是漫画集中华人形象的主调，在这种主观的、约定俗成的想象中，有几分嘲笑、几分厌嫌、几分悲悯，也有几分警惕和一丝惧怕。
不过中国人看西方有时也是畸形的。清末中国人也画天主教、耶稣教的“东方主义式”的漫画，并把天主教说成是“天猪叫”，把耶稣教说成是“野猪叫”，极尽揶揄嘲弄之能事。20世纪曾在东方长期流行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和东方主义恰好颠倒过来：西方是腐朽的、猥琐的；东方是美好的、前途光明的，并且有义务也有能力去拯救西方。
“西方”、“东方”都有可能被曲解。可是什么又是“真正的”“西方”和“东方”呢？当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西方”或“东方”，这不过是他（她）自己所认为的“西方”或“东方”罢了。《东方学》提出西方人在曲解东方，可书中并没有说明什么是真正的东方。对于这个遗留问题，萨义德以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来了个金蝉脱壳：没有本质性的东方和西方，一切知识都是人工知识。
可是问题又来了：既然没有本质性的东方，那么裁定西方人的东方学曲解东方是依据什么标准？而以反本质主义立场来看，萨义德又如何能将西方人的东方学定性为东方主义？
萨义德面临的问题还有：既然如福柯所说话语无法传递本质，任何知识都是认知主体的主观建构。那么，他对东方学的研究是否也无法“传递本质”？其中是否也有主观建构的成分和妖魔化其研究对象（即西方人的东方学）的可能性？
那块石头
萨义德面临的尴尬真还不少。这些尴尬与他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来回“流亡”有一定的关系。
2000年8月初，一位以色列报人Ari Shavit在哥伦比亚大学萨义德的挂着一幅巴勒斯坦地图的办公室里，对萨义德进行了采访（参见Gauri Viswanathan编辑的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terviews with Edward W. Said）。来访者看到萨义德的头发已经变成了灰色，癌症在折磨着他，然而他仍然是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也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一块丝织手帕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探出了一角，当他从桌上端起Pellegrino（一种意大利出产的矿泉水）来喝时，一只金表在手腕上闪闪发光。
这位以色列来访者问萨义德：在以色列已经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之后，你为什么会在黎以边境向以色列一方扔石头？
“扔石头”事件就发生在这次访谈的前一个月。萨义德的解释是：“当时我在黎巴嫩参观，和我的儿女到了南部边境，参观了以色列人关押抵抗者的一所监狱。我一生中见过许多不愉快的景色，这所监狱是其中最糟的。在南部边境线旁边，有人以为我是向以色列士兵扔石头，事实上我根本没看见对面有什么人。当时是我的儿子Wadie和其他几个年轻人比赛谁能把石头扔得更远，我的儿子是玩棒球的，他扔得最远。这时我的女儿对我说：爸爸，你能把石头扔得和Wadie一样远吗？这句话激起了我在女性面前的表现欲，于是我也捡起一块石头扔了出去！（萨义德没说他朝哪个方向扔）”
国内媒体在萨义德举石欲扔的图片边上，有诸多溢美之词，几乎把萨义德的这个姿势说成是人类历史上最经典的反抗姿势之一。读到萨义德对Ari Shavit的解释之后，才知道萨义德只是在和儿子比赛谁扔的石头远罢了。
关于萨义德仇恨以色列的说法在媒体上也有很多。在2000年8月初的这次访谈中，我们听到了萨义德自己的说法。
以色列报人：你恨我们吗？
萨义德（潇洒地）：不，哪有的事，开玩笑，我从来不会恨什么。
以色列报人：但是在你的关于巴勒斯坦的著作中，仇恨是显而易见的。
萨义德（机智地反问）：我倒是想问问你，你对德国人是怎么看的。
显然，萨义德对以色列人、对巴以关系的看法是比较复杂的，以至于他总是显得有点自相矛盾。
甚至，我们也可以假设：萨义德在黎以边境并不是真的和打橄榄球的儿子比赛，而是朝以色列一方扔石头以示抗议。
这个萨义德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究竟有什么样的看法？进而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问题：真正的“萨义德”是哪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办公室里的这一个？还是在黎以边界扔石头的那一个？还是在媒体中、在萨义德研究者笔下诸多“萨义德”中的某一个？看来言说确实难以抵达“萨义德”的本质。
流亡的决绝与尴尬
阿拉法特和奈保尔没什么关系，一个从事政治，一个写小说，不过他们都与萨义德有关系：被萨义德赞扬过，也被萨义德激烈批评过。
萨义德曾担任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独立议员达14年（1977-1991），并且长期在西方社会为巴勒斯坦代言。萨义德曾经是阿拉法特的亲密战友，曾操刀为阿拉法特写过许多演讲稿，堪称是巴解组织的“文胆”，以至于一些美国犹太裔学者视萨义德为美国知识界里的“恐怖分子”。
可是萨义德骨子里所接受的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使他又无法忍受巴解组织内部的专制与腐败（他基于言论自由的立场而为拉什迪辩护，因此还上了中东的某份追杀名单）。他曾经话里有话地告诫巴解组织的大员们，不能把参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当作是做官或是一项商业活动。萨义德曾尖锐批评过巴解组织的一些高官（包括阿拉法特本人）损害了巴勒斯坦的道义形象。
他想回到的精神故乡——巴勒斯坦正在沦陷，一方面是沦陷在以色列手中，一方面是沦陷在被公认是腐败无能的巴勒斯坦权贵阶层手中。此外，他也批评其他阿拉伯政权。
在写于1994年的《东方学》再版后记中，萨义德披露说，他的关于巴勒斯坦的书在阿拉伯地区无法出版，所有的阿拉伯出版社都希望他改写或删除那些公开批评这个或那个阿拉伯政权（包括巴解组织）的内容，“而对这样的要求我总是毫不犹豫地拒绝”。拿中国的话来说，这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这篇后记中萨义德还说：“在所有著作中，我一直对洋洋自得、毫无批判意识的民族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我表达了对存在于民族主义中的偏执的本土主义和好斗的军国主义倾向的怀疑。”看来，流亡的好处是使萨义德相对于西方和巴勒斯坦，都保持了较稳定的边缘立场。
可是，怪事又来了。萨义德他自己可以尖锐地批评他的族人和伊斯兰教社会，却不能容忍别人（包括同样也有着第三世界身份的英国作家V. S. 奈保尔）批评他的族人和伊斯兰社会。
萨义德对奈保尔这位杰出的在西方写作的印度裔作家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萨义德1993年在英国作瑞思演讲时，曾对奈保尔及其代表作《河湾》大加称赞，并且称《河湾》的主角沙林姆是现代流亡知识分子的一则“动人例子”（参见《知识分子论》）。笔者也看过《河湾》，书中的沙林姆（祖上是穆斯林）对伊斯兰社会持鲜明的流亡、边缘立场，而这也正是萨义德所主张的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可是在1994年写的《东方学》后记中，萨义德又把奈保尔等人归入不怀好意的“东方主义者”行列，原因是他们曲解和诽谤伊斯兰文明。
也许是因为萨义德太爱他的故国与族人，所以连对伊斯兰社会的批评，也只能由他这个“巴勒斯坦之子”来担纲，而容不得别人插嘴。
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东方（在萨义德的著作中主要指中东），只有持之有据；而批评东方（这里的东方也可以包括整个亚洲）的人，并不一定是东方主义者。例如马克思在谴责英国对印度的侵犯的同时，也提醒读者“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把“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的这段话是否是对东方的“曲解”和“污蔑”？中国的陈独秀、鲁迅、胡适等致力于对本土文化传统批判的先行者，是否也是“东方主义者”？而《阿Q正传》，是对中国人的妖魔化吗？
其实萨义德也是一个明白人，他对自己的故国与族人历来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和批评。但有时候，可能是情感占据了上风，使他对任何人（几乎是除了他自己）的对故国与族人的质疑与揭短都有本能的强烈反应。
萨义德的精神—思想流亡是决绝的，也是尴尬的。然而这种尴尬正是我赞赏和认同萨义德的地方。固然知识分子只有在边缘、在流亡中才能解放自己，但知识分子是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她）们因具有人的情感而有所依恋、寄托、感情用事，从而使自己的理论或言说（特别是关于“人”的学问）具有了局限性或漏洞，使自己处在痛苦的内心交战当中，这是一种可以理解并且值得尊重的真实状态。
至于这个观点是否是“非理性”的，我以为，理性恰恰只能在众多的个性之上建立起来、在差异性充分呈现之后才能建立起来。
来源：《南风窗》2005年9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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