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智力是杀死一个小说家的最可口的毒药。这正是那些受过最高深教育的学者为何难以成为小说家的原因。而桑塔格当初辞去大学教职，宁可混迹于纽约波希米亚艺术家圈子，似乎也说明她非常清楚这一处境。因为小说家是时代的感应器，是其身体，而不是其大脑。作为小说家的桑塔格试图摆脱作为理论家的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写道：“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此外，阐释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更多地去看，更多地去听，更多地去感觉。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艺术作品中发现最大量的内容，更不是从一目了然的作品中榨取更多的内容。我们的任务是削减内容，以便使我们看到事物本身。”一个智力过剩的时代往往要以“反智主义”作为自己的泻药。然而，“反智主义”不只有一种。对美国60年代来说，至少有两种这样的反智主义：其一是中西部和南部落后地区的前技术时代的反智主义(如滋生了前一个时代的麦卡锡主义、并作为这种主义的地方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政治浪漫主义)，是一种农民般的反智主义，其一是东西海岸发达地区的后技术时代的反智主义，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反智主义(它滋生了60年代的青年造反运动、70年代的性解放)。有意思的是，这两种反智主义并不是同盟军。不管怎样，麦卡锡本人及其拥护者对东部海岸地区的那些Pinkos(指哈佛大学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的所谓颓废主义向来不留情面，而他领导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调查和迫害的绝大部分人都是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60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造反运动可以说是对麦卡锡主义所代表的那种带有清教色彩的小城镇传统主义的反叛。桑塔格恰好站在了文化反叛的火线上。她具有反叛者的几重典型的身份：名校毕业生(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大都市人、犹太人、艺术家……此外，还是一个美女(而清教文化是忽视甚至贬低身体的美的，为的是抬高灵魂的价值)。
知识分子的反智主义(intellectuals antiintellectualism)？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修饰法。知识分子向来被看做是智力的力量，是意义生产者。然而，只有当智力和意义是一种能够使世界和生活更完美、更自由的力量时(无疑，这是智力的本来目标)，知识分子在人格上才会处于和谐状态。当智力成了世界和生活的一种约束时，知识分子的人格就发生了分裂，他从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敌对力量。例如，浮士德博士就因患上了学问厌食症而放弃了学问，为的是体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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