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于广大文学爱好者和知识分子，尤其欲了解20世纪中国文学中之特殊细节者，不可不读。

    赵景深，20世纪中国杰出戏剧家。但长期以来，人们不知道赵景深还是一位具有个人风格的新文艺批评家和书话家。本书是赵景深关于新文学批评的评论和书话的汇编，可称为一部生动有趣的“赵记”新文学史，其中绝大部分文章是首次结集，书中还酌收赵景深晚年的文学回忆录，同样颇具史料价值。本书对于广大文学爱好者和知识分子，尤其欲了解20世纪中国文学中之特殊细节者，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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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尚是什么？时尚应该是个说不清的话题，时尚应该是流行，大势所趋。此书为您盘点了近年来上海的种种时尚风潮，这些正在流行的或已经流行过的，都可以让您更了解上海。

     “时尚”是上海的生命源与立足点，上海在追逐时尚，也在制造时尚，这是一段可追溯百年的历史。上海开埠后，无处不与最流行的时尚结缘，同时又通过自身海纳百川、融合贯通的熔炉，对八方时尚来风加以符合上海特点的改造，从而成为新的时尚。本书以时间流程清末民初、三十年代、六七十年代与当代四部分为经线，以吃、穿、用、娱乐四方面内容为纬线，全面展示上海时尚的发展历程，融知识性、可读性、娱乐性为一体，以文化大散文的形态出现，以高品位为特点，雅俗共赏，让新、老上海人深得上海时尚的精髓。

     刘业雄，1946年12月生于上海老城厢。1968年到市郊牧场当知青，前后十年。197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任副教授。
    在大学求学时开始发表小说和话剧剧本。于今，执教、科研之余，仍常乐于文学艺术创作。现多涉电视剧、电视片编撰。数量不菲，佳作无多，偶获奖项，自认创作每部作品都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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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朔最近频繁跟名人开战，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人都敢骂，有人说他放过了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他自己，而这一次别人却没有放过他。《痞子英雄–王朔再批判》一书收集了93篇关于对王朔的评论，面对这些批评，朔爷还能潇洒的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吗？

  　　王朔和他的文字从80年代以来就备受文坛内外的关注和争议。先是小说，后是电影、电视剧，现在是那些批评性的文字，他以其无所畏惧的挑战性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不断制造新的事件，激起阵阵波澜。本书收集了近年来对王朔现象及其文学作品的若干评论文章，从文化根源、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解读、解构王朔现象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其中部分文章转载于《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北京晚报》等媒体，有的文章摘录于互联网。这些文章作者大多名不见经传，但也不乏文化名人如王小波、冯小刚等，文字诙谐幽默、目光犀利，93篇文章向您展现93个不同王朔，真正以百家争鸣为宗旨，力图全面，算是对王朔现象一个阶段性的记录。

　　王朔，1958年出生，1976年高中毕业。 其自谓：「身体发育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所谓全面营养不良。身无一技之长，只粗粗认得三五千字，正是那种志大才疏之辈，理当庸碌一生，做他人脚下之石；也是命不该绝，社会变革，偏安也难，为谋今后立世于一锥之地，故沉潭泛起，舞文弄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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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前，俞晓群出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有感于出版社“有钱而无地位”的境况，毅然在教材教辅读物之外，构筑一个人文阅读空间，秉承“为建立一个书香社会而奠基”的理念。本书以理性的思考，感性的文字，真实记录了一位“爱书、懂书、又会出书”的成功出版人的思想历程和行为轨迹……

    俞晓群文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字：文化。他是个经营有方、颇有名气的出版人，骨子里却是个醉心于文化的文化人。文集中的几十篇文章，谈论的无非是出版文化和文化出版。出版文化是理念，是以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出版理念。文化出版是行为，是以开创、传播和积累文化为宗旨的出版行为。“人书情未了”、“蓬蒿人书语”云云，其实是抒发他魂牵梦绕的文化情结，抒发他对文化的热爱、执著，甚至痴迷。
    出版、出版，所为何来？归根到底，只能是为了文化建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出版的根本要求是什么？是文化建设。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出版能够载入史册的贡献是什么？是文化建设。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当年的商务、中华之所以在近代出版史上占有显赫地位，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的卓越建树吗？是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出版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一旦失去了文化，出版还有什么？对没有文化的出版，可以称它这个或者那个，就是不能称它为出版。文化是出版的根本目的。文化是出版的魂，是出版的命。 出版离不开文化。同时，出版还离不开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离不开市场。如今谁都知道，出版物是商品，出版业是产业，出版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出版不能不重视经济、学习经济、驾驭经济、发展经济。抓住读者，开拓市场，提高质量，打造精品，降低成本，减少费用，扩大销售，增加利润，如此等等，这一整套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管理的要求，对出版的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一点不能含糊。出版的经济运作应当是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强有力的。但是，这一切终究不是最后目的。经济再重要，毕竟只是出版的手段。文化建设才是出版的目的。出版要实现文化建设的目的，不能没有经济的手段。出版的经济手段无论怎样强大，也不能失去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经济手段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赚大钱、发大财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
    我以为，对出版来说，经济只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我的这些话是因俞晓群文集引起的。但是，并不一定是他首肯的。如果他不反对，那可能是出于他对我的宽容。宽容，体现了一种优雅的文化精神。
    2003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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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柯的作品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博学深思，在作品中隐隐透出与造物者对话的势头，令人心生景仰。艾柯笔下的侦探威廉继承了福尔摩斯的招牌式推理，但比起前辈却显得博学世故得多。这个发生在中世纪意大利修道院里的故事，由于作家的博学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就算读者只看看书中那无奇不有的偏门知识，也是够有趣了。

     书名是中世纪用来表明含有象征意义的词汇，故事亦以一所中世纪修道院为背景。原本就已被异端的怀疑和僧侣的个人私欲弄得乌烟瘴气的寺院，却又发生了一连串离奇的死亡事件。一个博学多闻的圣方济格教士负责调查真相，却被卷入恐怖的犯罪中……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侦探——哲理——历史小说。除了扑朔迷离、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外，书中充满了各种学问，涉及神学、政治学、历史学、犯罪学，还涉及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培根等不同的思想。展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叙述才能。全书能深深扣住读者的心，所以自出版以来在欧美文坛引起空前的震撼，是既叫好又叫座的经典小说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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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笛声何处》以余秋雨先生十几年前在台湾的演讲和十多年来对有关昆曲的文字整理成册而成的。在《笛声何处》中，余秋雨以文化的视角，散文的语言解读了《牡丹亭》《清忠谱》《长生殿》《桃花扇》四大昆曲经典，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老照片也将首次示人，如梅兰芳与“昆曲大师”俞振飞的合影，明清时期昆曲演出的剧场、演员介绍等，这些图片是有关人员千方百计搜集整理而来，弥足珍贵。

  　　中国历史充斥着金戈铁马，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胡笳长笛。只是，后一种声音太柔太轻，常常被人们遗忘。遗忘了，历史就变得狞厉、粗糙。这本书要捕捉的，就是曾经让中国人痴迷了两百年之久的昆曲的笛声。　
   　　十二年前，我曾向台湾的听众描述过这种笛声。应《联合报》之邀，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发表了一个有关昆曲的演讲。演讲之余，还与我所敬重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作了一次有关昆曲之美的长篇对谈，发表于《中国时报》。那是我第一次到台湾，《文化苦旅》还没有在那里出版，因此我留给台湾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昆曲研究者。
   　　十二年间经历了很多事情，我的主要精力投注在对人类各大文明废墟的实地考察上。忘了是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我得到消息，昆曲被联合国评上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消息，使我荒凉的心境间增添了一份滋润。我在万里之外，听到了来自苏州的笛声。　
   　　不久又听到另一个消息，世界遗产大会将在苏州召开。苏州有这个资格，种种理由中有一项，必与昆曲有关，我想。
   　　　　回国后我又几度访问苏州。奇怪的是，似乎冥冥中已有安排，每次都遇到白先勇先生。他忙忙碌碌地往来于美国、台湾和苏州之间，只想把昆曲艺术再一次隆重地推向海内外。他向我介绍苏州昆剧团的演员和剧目时，如家人捧持家珍示客，这让我感到惭愧。我们常常与珍宝相邻咫尺而不知相护相守。所谓文化，就在这相护相守间。　
   　　近年来，古吴轩着意重振苏州文化的历史荣耀，嘱我谈一谈昆曲艺术。这个建议使我的心情重归平静，慢慢地翻阅以前从事这方面研究时留下的一些文字，终于把十二年前在台湾的演讲和有关篇什整理成册，以襄盛举。文陋心诚，藉以献给美丽的苏州，献给那似远似近的悠扬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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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史•动物素描》是18世纪法国著名博物学家、进化思想的先驱者布封的得意之作。布封不仅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匠，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他的文章极具清新和谐的古典风格。在他的笔下，马是“世上最美丽的一种动物……虽为人坐骑，却不失俊雅高贵的品格”；狼是“一个道地可憎的野兽，它的一切都是讨人嫌的”；天鹅雍容自在的水上行动是“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航行术的最美的模型”，而漂亮的松鼠们则“面容清秀，眼睛闪闪发光，身体矫健” ……布封并不只是客观描述这些动物们的生活习性和特征，而是带着亲切的感情，饶有兴趣地为它们画像，读来趣味盎然。因此，本书不仅是智慧的科普读物，也是优美的文学珍品。

     布封（1707-1788）是法国18世纪著名作家，他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对自然界万物作了全面的描述，以独特的文学创作，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一席重要的位置。我们这个集子选入他的“动物素描”、文学散论和重要书信，从不同侧面反映他的创作。
    布封生于一个律师的家庭，从小受教会学校的教育，但他爱好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中学毕业后还学过法律和医学。1730年，他结识了一个年轻的英国公爵金斯顿，二人结伴去法国南部、瑞士、意大利旅行，这位公爵的家庭教师是德国博物学家。布封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博物学研究。1732年回巴黎以后，他刻苦钻研学问，1733年入选科学院。1739年他担任御花园（今植物园）和御书房总管，他的职位使他有条件搜集动物、植物和矿物标本，并作记录。他利用御茶园的条件进行博物学研究，甚至在里面养了一些动物。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有可能对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和矿物作全面的描述。从1748年起，他开始写作《自然史》。他有好几个助手或合作者，如多帮东、蒙贝雅、柏克松等，每天埋头著述，数十年如一日，写出了三十六卷《自然史》，包括“哺乳四足动物”、“鸟类”、“矿物”，附“地球理论”、“自然时代”等系列的专论。各卷中每一系列都有总论和具体的描述。1749年头三卷同时出版，1753年出版第四卷，此后蓁各卷陆续出版。由于他的卓越成就，1753年，布封幸运地被选为法兰西学术字（一译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本来，入选呼声很高的是诗人比隆，但法皇路易十五对比隆不满意，于是学术院临时决定选布封补缺，这对布封来说确实是特殊的荣誉。他热爱自己精心打造的御花园，临终前还让人扶着，向御花园道别。为纪念布封，人们在御花园为布封建了一座铜像，献给这位“与大自然同样伟大的天才”。
    布封生活的世纪正是启蒙思想广泛传播的时代。布封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并以其唯物主义思想汇入了这一潮流。他的作品中把人类的诞生看作生产斗争的结果，在《自然之美 人的力量》一文中歌颂人类的力量和智慧，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他阐发“优胜劣汰”的原则，认为人类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正是因为他们有智慧、有力量。布封对自然界的描写，表达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他在叙述中偶尔也提到造物主，但是在整个《自然史》中上帝失去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这种唯物主义的解释被巴黎大学的一些教授认为是“离经叛道”，差一点受到“宗教裁判”，这正说明布封的思想已矗了当时的禁区。因此，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肯定了布封的进化论思想，称布封为“第一个以科学精神来研究这门学科”的人。科学家拉马克和拉色白德都继承了他的学说。
    在法国文学史上，描写动物的作品古已有之。较早的有中世纪的《列那狐传奇》，用拟人化的手法借动物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拉封丹的《寓言诗》借动物写人类社会，探讨处世的道理。布封的作品不但对动物作出了客观的描述，而且写出了动物的性格特征。他赞扬马的骁勇、狗的忠诚、啄木鸟的辛勤，抨击老虎的凶狠、残暴，而在描写天鹅的高贵时寄托了他的“开明君主”的理想。布封善于写动物的复杂性格，在他的笔下，动物的生动形象如在我们眼前。布封对大自然的生动描写则源于他对自然界的仔细观察。布封对自然界万物的描述对法国作家有很大的影响。比如，米什莱的《鸟》、《虫》、《海》、《山》等著作写丰富多变的自然景观，列那尔的《自然记事》注事捕捉动物的瞬间情趣，法朗西斯·蓬热的《物象录》在对自然界的描述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
    布封是一个追求文学风格的作家，潜心钻研古代演说家的雄辩，为求恢弘和崇高，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他翻译过牛顿的《微积分》并为之写了长篇序言。他还爱读英国作家理查逊的作品因为作品具有“伟大的真实性，并且因为他对描写的一切事物都曾经仔细观察。”在进入法兰西学术院的著名演讲中，他提倡言之有物，说真心话，批评当时一些作家单纯追求辞藻，而内容空洞的文风。提出“风格就是人本身”这一名言，正确地指出了文章风格和人的个性之间的关系。他自己写作时一丝不苟、反复推敲。在写作《自然史》时，他通常写或口述第一遍，自己修改，让人抄下来，然后再改，如此来回多次。他的手稿一般总要修改四五遍，有的篇目甚至改过18次之多，可见他的写作态度是多么认真。此外，他的语言丰富多变，用词精当。比如，读了布封描写的孔雀羽毛、夜莺歌声、燕子飞行姿态，我们不得不佩服他驾驭语言的卓越才能。为了增强译文的可读性，我特意请已退休的父亲刘友涛和正在读初中的外甥周灵通读译文，力求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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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不是要告诉别人真理是怎样的，他只是我再各种特定情境里私人感受的记录，是‘备忘’，是‘笔记’，甚至是‘隐私’，然而它们却是不得不有的。”作者就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写了这本书，它可以不优美，却绝对真实，读它，就像是读一个人的心情，读一个人的思想。体味作者的心路历程。

     有一种无奈，每当我面对满架书籍意识到它们都是垃圾的时候，它便涌出来。自从背弃启蒙心态以来，渐渐地我屈从了这种无奈。文字，不是要告诉别人真理是怎样的，它只是我在各种特定情境里私人感受的记录，是“备忘”，是“笔记”，甚至是“隐私”。然而，它们却是不得不有的。

    汪丁丁，1953年5月出生在沈阳，成长在北京，祖籍浙江淳安。
    汪丁丁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1年夏天回到北京。1974年，汪丁丁在北京一家应用电子技术研究所当工人。1977年汪丁丁进入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1981年，汪丁丁进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所攻读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硕士学位。1985年3月，汪丁丁进入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并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留在东西方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员。
    从1991年到1995年，汪丁丁任教于香港大学。1996年，汪丁丁赴德国杜依斯堡大学任客座研究员。1997年3月汪丁丁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至今，始于2000年汪丁丁任教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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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通过镜子探索身体的秘密。那那曼妙的女性身体在镜前静悄悄地开花。她必须认清自己，然后才能认清这个世界。女人们要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生活的机会，她并不知道她的路途中有几个停靠的站台。而站台之于女人的出发和回来，都不是终点。天使的背面却是魔鬼，无邪的反面就是罪恶。女人尤是如此。当我看到这些如此能兴风作浪的女性同类，不由得喜欢上她们，因为觉得好像上天就赐予了她们这样的权利，她们的路还很长，为什么要因为一两个男人在心灵上留下阴影呢。……

    女人主义之于女性主义，有如薰衣草的紫色之于薰衣草。——美国作家艾丽斯·沃克在她的杂文集首点出这句话，亦点出了女人同女性主义微妙关系的本质。我现时所居住的城市奥克兰，薰衣草是一种常见的庭园植物，春天来临，大片大片紫雾缭绕，因为而谙得它的性情，再不似以前只认为它是用来泡茶和香衣柜的小香料。换句话说，没有那些活的紫色，薰衣草真是个呆板的概念呢。同理，女人性是女人的天性，是女性主义存活的体现。薰衣草有湿润的紫才有活气，抽象谈女性主义理论便如失去紫色的薰衣草，索然无味。作者的着眼点不在于理论的阐释，而偏重女性立场的感生认知，令我们读起来有趣味，有呼应，如深入一片氤氲紫香的薰衣草丛，清新鲜活，亲切自然，不仅仅是一次影像的发现、回忆和分析之旅，还是一次同作者把臂同游，喜悲会心的沟通，如我们在她的书里遇到这样的句子：“而站台之于女人的出发和回来，都不是终点”；“也许艰难困苦并不是爱情的温床，爱情需要的是温室和花朵。艰难困苦中，人性中不可爱的一面或许暴露得更多。彼此变得感情粗粝、易怒、冷漠和厌倦。”——这种入木三分的体会，我想才是她的这本书的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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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虹的70篇散文随笔，类分五辑：都市约束天性，臆想丛生，生出“孩子呓语”；见闻心迹，以故事勾勒描摹，如画“人物速写”；天涯足迹，亲历实感，行走于“繁华边缘”；文坛动静，有感则发，必须“用心说话”；记者10年，倾听大家，集合“文化对谈”。 徐虹的文章，不甜腻不刻板不张扬不矫情，如同一件独特的金属器皿摆放于热热闹闹的都市角落，安静而内敛地泛着冷冷的光芒。

   第一辑 孩子呓语
   1 精神简约派
   2 孩子呓语
   ……
   第二辑 人物速写
   1 花朵天使
   2 冬日街头速写
   ……
   第三辑 繁华边缘
   1 冷眼看伦敦
   2 穿行苏格兰湖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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