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兄弟》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人生，李光头的父亲不怎么光彩地意外身亡，而同一天李光头出生。宋钢的父亲宋凡平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挺身而出，帮助了李光头的母亲李兰，被后者视为恩人。几年后宋钢的母亲也亡故，李兰和宋凡平在互相帮助中相爱并结婚，虽然这场婚姻遭到了镇上人们的鄙夷和嘲弄，但两人依然相爱甚笃，而李光头和宋钢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也十分投缘。
通过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展示了个人命运与权力意志之间不可抗衡的灾难性景象，也凸现了人性之爱与活着之间的坚实关系。余华全新的叙述方式相信会让喜爱他的读者觉得十年的等待完全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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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去美国，但是你应该让你的孩子读读这本书。你如果要让你的孩子去美国，你应该和你的孩子一起读读这本书。年少的主人公被突然放置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不可避免地面对文化认同的挑战，在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挣扎、审视、理解与被理解，以及皈依的心路历程和成长故事，是大人和国内的青年人所无法体会的。小说题材比较新颖，因为写海外题材的人比较少，写成长小说的人更不多，所以，在郁秀的笔下，我们将会看到与众不同的一种青春成长。郁秀说：“这本小说是写成长故事的，但我却不希望只有孩子在看”。让我们和孩子们共同认识世界。
旅美作家郁秀新作《美国旅店》写的是一个十二岁的中国小女孩宋歌的美国成长故事。由于父母离异，她被改嫁美国的母亲接到旧金山。年少的主人公被突然放置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不可避免地面对文化认同的挑战，在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挣扎、审视、理解与被理解……困惑，反叛，冲突，挣扎，变异都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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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与少女》是一部戏剧作品，但是这是一部没有传统戏剧情节冲突的戏剧作品：有的只是对话或是独白，再加一点极为简单的动作和场景。作品分成五个部分，分别是《白雪公主》、《睡美人》、《罗莎蒙德》、《杰姬》和《墙》——其实在这五部分之外还可以加上最后成为代后记的《阴间王妃》。这六位女性毫无顾忌、直截了当——并且观念颇为现代地——谈论着所有严肃的哲学命题：存在、真理、谎言、思想、理性、永恒、美、死亡，当然，还有爱情和性。作者要告诉读者，她们被追逐，被传颂，但是她们没有什么被追逐、被传颂的地方，没有值得模仿、值得期待的任何附加价值。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奥地利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2004年诺贝文学奖得主。
她早年攻读音乐、戏剧和艺术史，六十年代中期以诗歌写作走上文坛后，着力从事戏剧和小说创作，经常因为作品中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和社会批评意识引发广泛争议。
她是当今中欧公认的最重要文学家之一，曾获得不来梅文学奖（1996）、柏林戏剧奖（2002）和莱辛批评家奖（2004）等诸多奖项，在奥地利享有民族“文学良心”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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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活中的小事写得好看了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回事儿——不是用锯子去切割一颗米粒儿，必需用小巧的手术刀和显微镜——“小事的神灵”何玉茹，看她如何在一番细致的操作之后，给我们展示一个在最微小的事物中、在近乎无事的生活细部上繁复的世界。很久没有人再写传统的小说了，看看何玉茹吧，但要作好心理准备：她笔下的人物精神世界却是更加的先锋与前卫哦！ 何玉茹是“小事的神灵”。当然，写小事不一定就是小事的神灵，很多时候，人们是把小事写成了大事，比如，女性就可以把私人生活写成具有历史意义的性别战争；但在何玉茹那里，小事终是小事，她不会用锯子切割一颗米粒儿，她用小巧的手术刀和显微镜。
于是，通过何玉茹细致的操作，我们看到了在最微小的事物中、在近乎无事的生活细部上，有繁复的意义世界。
何玉茹的小说有人喜欢，有不少的人不喜欢；对一个作家的特性，那些不喜欢她的人可能无意中看得更清楚，比如我吧，有一度看何玉茹的小说我就会心慌，于是就问自己：慌什么呢？
捫心自问的结果是这样的：这些小说里有奇怪的专注和偏执，它压迫人。何玉茹的语调从来不是戏剧性花腔，总是很低、很静，按说不会使人窘迫不安。问题是出在她的尺度感上，她注视着小事，如果她从中发现了事关存在或生存的大意义，我们也不会心慌，但她总是正好停留在小事本身，既不向上、也不向下，这就正好使我们面对生活中游丝般镣绕的日常价值：友谊、温情、快乐、孤独，等等，在她的注视下，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事物变成了令人困惑的疑难。
我本想说何玉茹是我们的奥斯汀，后来想了想又觉得不是，奥斯汀是温煦和蔼令人愉悦的，她的嘲讽也让胖绅士们自嘲地发笑，但何玉茹似乎敛尽了奥斯汀的烟火气，在奥斯汀谈笑风生的地方，她却孤僻地、沉静地注视和述说。
奥斯汀的世界有高度稳定的价值秩序，日常生活意义充盈，这位姑妈在其中安然自在。而何玉茹所面临的是严重的意义匮乏，我们的生活世界是破碎的、荒凉的，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想大事、干大事，小事的意义、如何在无数小事积累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一种价值感，对此我们几乎毫无兴趣。
所以，我们常常感到何玉茹的小说中有一种叫人不好意思的过敏，我们会心烦意乱地想：何必呢，不至于吧。但何玉茹却偏执地过敏下去，她要让生活在我们眼里变得柔软、充满汁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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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奥地利的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在她的小说和戏剧中，声音和与之相对抗的声音构成一条音乐的河流 以独特的语言激情揭露了社会庸常中的荒谬与强权。1983年在自传背景下创作的《钢琴教师》，在所提出的疑问的框架之内，描写了一个无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读者面对的是强权与压抑，是猎者与猎物之间的根深蒂固的秩序。 《钢琴教师》是耶利内克的代表作,发表于1983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后来又被法国拍成电影,荣获了夏纳电影节的多个奖项。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叫埃里卡的女子在母亲极端变态的钳制下心灵如何被扭曲和情爱如何被变异的痛苦历程。书中描写了如共生体一样不正常的母女关系。埃里卡虽年龄上已届而立之年。仍然时刻处于母亲的监视之下。不能越雷池一步 甚至睡觉也必须与母亲在同一个床上。青春期变成了“禁猎期” 埃里卡被禁止和外人随便交往，不能穿时装。想要一双高跟鞋都不行。她的内心囚长期的压抑经受了极大的扭曲。埃里卡的学生克雷默尔的出现打破了母女之间死一般沉寂刻板的幽闭生活。克富默尔热烈地追求自己的女钢琴教师，但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情爱陷阶：母亲固执而变态地从他手中抢夺埃里卡。埃里卡在对待情欲上表现出受虐狂的疯狂举动。最终克雷默尔选择了逃离。而埃里卡也开始走出发霉的生活。试着走向远方的一缕阳光……小说的心理描写非常成功， 常有十分令人惊奇的描绘，对人性的观察可谓洞烛幽微。女作家天才另类的笔触、产生了惊才绝艳的美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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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美国普利策文学奖获奖作家最新力作。一本值得品位的书无疑是年度最好的作品之一。尽管生命充满了荒谬与不可避免的结局，拉希莉仍坚守了伟大作品所具有的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雄辩性与持久性……
使她一夜间成为美国文学界最耀眼的新星，如今，她早已卸去杂务，专门从事写作了。她在作品《疾病解说者》中，展露出美妙的才华，刻画了一群游离于古老的印度与令人迷乱的新大陆之间的人物形象。她对文化冲突的把握如此细腻深刻，行文运笔如此沉潜优雅，就—位时年不过三十二岁的文坛新人而言，是极为难得的。《疾释病解说者》获奖后三年，她一直潜心于首部长篇小说《同名人》的创作。
这部人们满怀期待的作品，讲述了美国出生的印度男孩果戈理童年、少年直到青年的人生经历。这是一个印度移民家庭来到美国三十多年建立新生活的历史，也是他们在异域走过的心灵的历程。一九六0年，年轻的艾修克在前去探望祖父母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位游历英国的商人戈什，受到鼓动、感染，远行的神经被隐隐触动了：
戈什摇摇头。“你还年轻。自由啊，”他说，摊开双手以示
强调。“别亏待了自己。趁现在还不晚，别犹犹豫豫想得太
多，卷起铺盖卷就走，多游历游历。你不会后悔的。到时候就
太晚啦。”
不幸这趟火车随后脱轨倾覆了。戈什死了，艾修克也受了重伤，躺了整整一年才好。这场车祸促使他下决心离开印度，“他想象自己不但能走，还能远行，离开他出生又差一点死掉的地方，离得远远的。”他一生的轨迹由此彻底改变。他来到美国留学，以自己的才智和努力，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获得了大学教职，获得了新大陆的认可。他从印度娶来了仅仅见过一面的阿西玛为妻。这对移民夫妻在异乡别国，细细碎碎地编织起一幅平平常常的白手起家的生活图景。这幅图画里，开始是令人不愉快的油腻腻的厨房餐具和铺着脏乎乎黄白格子纸的橱柜，渐渐地，添进了从“庭院甩卖”买得的二手旧家具，添进了日本制造的丰田花冠轿车，添进了带花园带车库安装了报警系统的中产阶级小洋房，添进了同是生活在他乡的孟加拉邦朋友，添进了孟加拉话语孟加拉菜肴，添进了对故国对亲人忧伤的思念，特别是，添进了美国出生而有着俄国名字、印度父母的小说主人公男孩果戈理的粉红小脸。果戈理聪慧努力，不招惹是非，有着印度移民孩子勤勉的长处，然而他同时也具有叛逆性，不愿听从父母的安排，还背地里吸过大麻，有着美国孩子的个性。从小时在后院玩泥巴，到中学里为名字伤脑筋，从求学于耶鲁和哥伦比亚，到成为颇有抱负的年轻建筑设计师、结识纽约上层家庭的女友，从与同样背景的毛舒米结婚，到最终离婚而内心孤独尝到人生无奈：主人公一生的经历，都伴随着微妙的矛盾张力；而这一切发生的舞台，乃是东方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处，是传统与现代化消涨起伏的争斗之所。作者不动声色地把主人公推到了这样的特殊环境，叙说着细流无声的日子里并不平静的故事，叙说着他的喜忧、他的沉浮，他对印度文化的内心反叛，他对美国文化的矛盾挣扎，他的爱情和爱的破灭，他的失败落寞，他寻找心灵慰藉的努力。这幅由主人公父母辛勤编织的热闹图景，临到末了，画中人物一个个一件件慢慢地消匿：父亲离开了人世，母亲回去了印度，妻子也背弃了他，房子变卖了，家具送的送奶的奶，母亲电话簿上从不忍划掉的名字也都不复存在了。小话结尾处，历经迷茫困顿的果戈理又一次回到小时候住过的屋子里与作家果戈理开始了心灵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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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儿在一池水里游来游去，觅食、交友、感受着那池水的恩泽，熟悉的水流让它们自由自在，水的柔情，水的规矩对它们来说都是天经地义。它们生活在水里，甚至不意识水已成了它们生命的一部分。那些鱼儿，就是我们；那一池水，就是我们的文化。后来，有几条鱼儿费尽千辛万苦跳到另一池水里，可不知怎么，人家的水和自家的水就是味道不一样，人家那儿的水流也总是逆着自己的习惯流。鱼儿在有家的水里折腾来折腾去，却总是不停地撞上一堵堵的墙，挡着它们的好梦、苦难、批判、反思之后，它们才恍然大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几条搬迁了的鱼儿，就是《月过女墙》里的男男女女：那另一池水，就是美国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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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顾成事件”后，英儿的第二部正式发表的作品！这本纪实小说《爱情伊妹儿》详细叙述了作者和刘湛秋的爱情故事，也写到了顾成！如果说在《魂断激流岛》中，英儿还是带着一腔悲愤在述说真情、为自我辩护的话，《爱情伊妹儿》则是在一种平静、安逸、沧桑和成熟的氛围下诉说英儿与湛秋的爱！英儿郑重指出，出版此书绝不是出卖隐私，只是为了自己能自由的呼吸！
本书为旅澳女作家麦琪因激流岛事件飘然隐居后，首次突破心理底线的桎梏，将她与著名诗人刘湛秋的纯情故事和盘托出之严肃力作。全书唯美、纯情、宽容，大胆突破爱情禁区，以事实证明物质时代的爱情并没有死亡，宽容的女人是最美的女人。书中交织着经典多角恋、跨国恋、跨文化恋等悲喜交加的情愫，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岁月锻造，苦难磨砺，刘湛秋和英儿，跨世纪纯情故事，还有才华横溢的顾城，震惊文坛的激流岛事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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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青园被男友甩了，思想上开始堕落，她主动与妓女蔡冰联系，让蔡冰教她上路。她逐渐迷恋和麻木在与各色男人的性爱中，她勾引从前鄙视她的经理，她感觉到操纵男人的快乐。阴差阳错中，她又遇到了女同性恋者……当她遇到程也生时，突然良心发现，想重新生活，然而她以前视为知己的妓女蔡冰不能容忍她这样做，碰巧又让程也生的父母知道……青园在痛苦中审问：“我是清白的，不错，我也曾堕落过。路走错了可以回过头来重走，一个堕落过的灵魂，真的就要永远堕落下去吗？”本书是春风文艺出版社又一名牌“红月亮丛书”的一部。 凌寒，新生代知名作家，1971年4月出生于上海。四年前选择自由撰稿为终生职业，出版长篇小说《红唇游戏》及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
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独到的悟性使她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达到了引人入胜、入木三分的程度。在都市小说林立的文坛上。凌寒以自己的视野反观人们的生存环境，写出了别具一格的小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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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君入瓮》将贵族口中的无韵诗体和幽默俏皮的下层语言相结合，亦庄亦谐，相映成趣，颇得时代风气，是莎翁翻译剧作中独树一帜的范例。 十几年来，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不得不拿起笔来，翻译了一些世界名剧。这其实不是我的本行。我原来是演戏的，后来虽然也干过一些导演工作，但是我始终认为我是个专业演员，摘点儿翻译充其量只能算是我的业余爱好。那么说，我为什么要自不量力地把这份工作也担当下来呢？现在收集在这套丛书里的五部从英文译成中文的剧本，除了《上帝的宠儿》（Amadeus）和《哗变》（The“Caine”mutinycourt－martial）之外，都有现成的译本，我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再来一遍呢？这里面的难言之隐就是，这些现成的译本不适合演出。我希望我这样说不是太武断，但是有经验的演员都会告诉你，演翻译过来的戏，要找到真正“口语化”的本子多么困难。当然，“口语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这本身就难说清楚。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汉语与欧洲语言表达习惯上的差异，不是一篇短文能说精的。
①
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方言复杂，一个地区认为符合“口语”的发音和说法，另一个地区的人可能觉得十分别扭。至于以“口语”作为主要文学创作手段的“白话文”，从“五四”运动到今天还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与此相比，欧洲多数国家中，民族文学的兴起，并在文学创作中以民族口语取代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拉丁文都用去了更长的时间。文艺复兴时期的后起之秀英国，从乔叟（GeoffreyChaucer，1340－1400）到举世公认的现代英语奠基人，语言大师莎士比亚（Willi8mShakespeare，1564－1616）的出现，更是足足用去了二百多年。语言的发展与成熟，是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断实践的结果，也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白话文”依然处于成长、发展与自我繁衍的过程之中，更加灿烂的高潮还在前面。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待完美的“白话文”出现之后才能动手进行现代的文学创作。只有通过不断的，包括翻译在内的努力，我们所追求的那种扎根于当代人民口语，又充分发挥了汉语深厚文化遗产优势的现代文学才会出现。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另一个现实问题，与汉语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有关。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若干个文明体系。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以及自然力量的破坏、摧残，到今天仍然推动历史前进的文明体系已经屈指可数了。而中华文明在经历了百年屈辱之后，获得了新生，依然屹立在东方，举足轻重。这一方面使每一个在汉字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人自豪，并且成为今天的中华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坚实的基地，一座极为丰富的文化宝库。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那些捍卫了我们的文化传统的“纯洁性”的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形成交流的障碍，与外界沟通的困难。这首先表现在哲学，世界观上。同时，在口语中也照样存在。作为一种重要的语种，汉语的对外来语种影响的抗拒力是突出的。不少读者对翻译作品中的所谓“倒装句”存有反感，也正是由于这种结构违反了汉语的习惯。至于单词的借用和吸收，汉语恐怕在世界上也是最慎重的。某些世界上比较通用的名词，例如青霉素、汽车之类，我们都加以改造，使之汉语化了，至于社会科学方面，我们翻译工作者的先驱们往往不得不为了传达原文的某些概念，创造新的名词。如果这只是白纸黑字上出现，遇到这样的疑难，我们还可以掩卷思索，但是如果是在口语中，那恐怕就不好办了。而话剧却是各种艺术形式最依赖口语的直接效果的形式。（我这里指的是广义的“话剧”，包括二十世纪由科技手段扩展了的表演艺术，如电影故事片、电视剧，以及小品等等。）很明显，各种艺术中，如音乐、美术、舞蹈等，没有语言也能独立存在，而原来靠语言和听觉欣赏的故事（话本）、诗歌，也逐渐走入书斋，成为个人阅读的对象。这样，活的语言，靠听觉欣赏的语言，在话剧中越来越重要。爱好话剧的观众并不少，但是很少人满足于买一本剧本回家去欣赏，绝大多数人还是要到剧场去看演出。这大概是演员的作用。演员赋予舞台语言以生命，剧本上的台词变成了活的语言，使观众得到巨大的艺术享受。但是，在剧场里，这种艺术享受也是来之不易的。一句台词稍纵即逝，不可能停下戏来加以注释、讲解。这正是戏剧语言的艺术精髓。
戏剧语言要求铿锵有力，切忌拖泥带水，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语言的直接效果”。当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借宫廷大臣波罗纽斯之口说：“简练者，才华之魂也，”（“forbrevityisthesoul
ofwit”）大概也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我们的很多译者，在处理译文的时候，考虑的不是舞台上的“直接效果”，而是如何把原文中丰富的旁征博引、联想、内涵一点儿不漏地介绍过来。而且，我们要翻译的原作者名气越大，译文就越具备这种特点。本来，为了学术研究，这样做也无可厚非，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是舞台演出确实有它的特殊要求，观众希望听到的是“脆”的语言，巧妙而对仗工整的，有来有去的对白和反驳。这在一些语言大师，例如，王尔德或萧伯纳的作品中可以说俯拾皆是，作为译者，我们有责任将之介绍给我们的观众。
这样，口语化和简练就成了戏剧翻译中必须首先考虑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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