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07月30日

        朝瞳,你的高考没考好,我很替你可惜。本想电话里鼓励鼓励,明年再考,可你一再抱怨我这个北京考生不懂外地人的难处,让我颇感尴尬。难不成北京考生就没资格谈论大学了?

        “北京人,你凭什么读北大和清华?”这是前一段时间网上颇为热闹的话题。我作为北京考生,一个利益获得者,本不想参与讨论。然而今天,你的责难让我无法置身事外,我很想对你说,抱怨只会带来非理智的仇恨与非目的的攻击,最后犯下唐吉坷德战风车式的错误。如果不信,请耐下心来听听我讲的理由。

        首先我们来分析“北京人,你凭什么读北大和清华?”这句的应然意涵指向。以我之揣测,第一个提出此责问之人的本意在于看不惯高考制度的地区性倾斜政策,痛恨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如果我这个揣测成立,那么准确的抱怨应当是,“高考,你凭什么要求北大多招北京人?”而不应该将情绪倾泻在北京人身上。正如农民不能因为城里人能够享受失业保险就将枪口指向所有的普通城市居民一样,高考也好、社保也好,这些都是国家制度的呈现形式,个体在其中不过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承受者。让一个被动的利益获得者背负起所有的骂名,你不觉得残忍吗?

或许有人说,他们很清楚高考问题是制度问题,但他们需要情感宣泄,所以要蔑视北京人。那我就不明白了,上海的录取分数并不比北京高,为什么甚少有人说,“上海人,你凭什么读复旦?”。就算你告诉我,其实上海人也是挨骂的,那么浙大呢?武大呢?他们不是同样对本省考生实行政策倾斜吗?为什么没有骂浙江人与湖北人呢?我在附录中转载的那篇文章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北京的部委高校招那么多北京人,其他省的还能去哪里?”言下之意,就算每个省都有对本地区的政策倾斜,那也是让北京逼的。这,未免有点不了解我国的政策了。中国曾经是计划经济国家,现在也还在很多方面存留有计划经济的烙印。高考对本地区考生的倾斜政策是配合计划经济不允许个体自由流动总纲而出台的,全国统一,绝没有地区间的因果关系。

另外一种异议似乎有些道理,认为“国家对北大、清华和其他大学投资的悬殊,既属国家的教育资源,理当在全国范围公平分配。”但我想说,这几乎不可能实现。什么是资源?至少包括资金、设备与人力三个方面吧。我们假设,国家平均分配,每个学校投资200万,这样就能抹平差别了吗?肯定不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即便国家愿意平分家底,那些家在北京的教授不愿妻离子散怎么办?或许有人认为,有钱就可以请海外回来的年轻学者。那么学术资源呢?我接触过一些从海外回到北大的年轻教师,他们在北大的待遇远不及选择其他院校。但他们为什么选择北大、选择北京,就在于他们认为在这里有他们想要的学术资源。我们总不能把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什么的也平分了吧。因此说,即便国家愿意平均教育投资,对于高考问题依旧是治标不治本,甚至造成整体水平下降。我相信,任何人,选择北大,是为了聆听大师的教诲与智者的棒喝,至于北大的楼是否盖得漂亮,就不要考虑了。

最后一种抗议听来最让我同情,但也最无法成立,“外地考生的中学教学环境没有北京好,高考分数线却比北京高,应该全国统一标准,否则不公平”。那么我想问,你想统一什么“标准”?是高考分数线?还是中学教学环境?教学环境是肯定不能统一的,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实现过全国中学教学环境统一。那么高考分数线统一了就公平吗?答案同样否定。我们知道,公平至少能分三种,“结果公平、过程公平、起点公平”。如果说统一全国高考分数线是一种实现过程公平的行为,那么起点公平如何追寻呢?会不会出现农村考生认为,即便高考分数线统一,但由于自己的教育环境差而没有实现社会的起点公平呢?怎样维护他们的起点公平呢?统一教学环境肯定不可能,刚才分析过。给农村考生降低分数线?那又破坏了要求过程平等的统一分数线。或许你认为,农村教学质量差,分数低点没关系。可你是否想过,由什么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确定农村考生与城市考生的分数差呢?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任何的双轨制必然催生制度寻租行为,那样的话,社会其实并没有变好,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因此,最后一种抗议虽然能够得到我情感的认同,但由于其本身内生的悖论还是让它无法实现。

真的,我的弟弟,目前这个世界没有纯粹意义的公平,即便将来可能出现,其孕育的过程也将是一个个体无法期许的漫长等待。正所谓“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有些事情是个体不能左右的,你可以在学习之余骂两句北京人,作为精神休息,但一定不要让抱怨占据了你本该用来安静学习的心力。

另:

你看到的正如我想到的,写这样一个东西必然会引来谩骂。不过没关系,来的人多了,或许也能遇到的打算以理服人的朋友,那么我很愿意真心诚意地听听他的意见。假设这位朋友恰好又能在逻辑、事实排缀以及改革建议方面把我驳的一无是处,我便会更加高兴。道理之辩,无关胜负,都能让人变得聪明。

我喜欢聪明的人,原因在于只有聪明人才能将事情做到进退有度。比如一位记者说过,高考现状确实很不公平,但以目前国内现状,在规避以不公平代替不公平的前提下,唯一似乎可行的解决方法是参考美国议会制度,制定地区配额。这,我同意。

千万别相信那些所谓专家关于统一分数线的意见,去年两会的时候,还有“专家”提出要立法规定丈夫必须把收入全额交给妻子呢,你不觉得可笑吗?

 

附录:
北京人,你凭什么读北大和清华?(ZT)
  
    校园杂谈:北京人,你凭什么读北大和清华?[转帖]
  
    今年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下来了,令人吃惊的是,第一批本科的山东的录取分数线居然比北京高上140分,须知,总分才750分,高了近1/5!
    
    我要说,请山东落榜的考生起诉中国国家教育部!一个上海律师已经答应我,如果有受歧视地域的高考落榜的学生能够奋起抗争,起诉中国国家教育部,他将给与支持。因为他当年高考(在江西)也是因为江西的分数线太高了,上了个一般本科,后来考到某知名大学念民法的研究生。我对这个问题的危害性深有认识,并且一直在不停地呼吁,而他则深有同感,我们都呼吁了好多年,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一直太善良了,须知,你们的利益只有你们自己奋起抗争,才能够得到保护。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有的,只是我们不屈的抗争。
    
    山东的同学们,湖北的同学们,湖南的同学们,河北的同学们,河南的同学们,其他受歧视的同学们,请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利益,因为这同时也意味着你们捍卫了共和国的称号。
    
    支持!坚决支持!文章作者:[微易]2001-07-25,21:07:41
    
    农村的考生受教育的条件本来就差,比如我,小学初中没有条件学习外语,到了高中才在同学的帮助下学习了一些,还要比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上等公民多高几十分(今年是140分)才能上大学。还有人说农村人高分低能,我倒想看一看那些低分高能者高在哪里?
    
    中新网的反应:
    
    高考录取地区不公现象引起社会关注
    
    由于内地城市中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致家长对唯一的血脉传人寄予了更高的希望。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是他们共同奋斗的目标。但是,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原本不公开的各省区的高考录取线,现在渐为人知,地区考生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郑州市政协副主席张世诚起草了一份提案:《高考招生的地区不平等现象应该改变》,类似的提案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理工大学郑楚光教授提交的《受高等教育权利必须平等》和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大学姚守拙教授提交的《高考招生应在全国范围内按分数高低统一录取》。曾任二十七年中学教师的张世诚说,目前高考招生除上海外,全国均统一试卷、统一评分标准,但却没有统一的录取分数线。这种不平等现象已存在多年,现在应得到彻底改变。
    
    据了解,去年高考的录取大有不公之处:如北京重点文科高等院校的录取线是四百六十六分,湖南为五百五十六分,湖北为五百四十四分,最高相差九十分。北京重点理科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是四百六十分,而湖南为五百三十七分,湖北为五百六十六分,最高相差一百零六分。北京一般文科院校最低分数线为四百四十七分,而湖南为五百二十四分,湖北为五百二十三分,最高相差七十七分。北京一般理科院校最低录取分数为四百二十一分,而湖南为四百九十五分,湖北为五百三十五分,最高相差一百一十四分。
    
    由于录取分数不同,造成了在许多省份落榜的考生,用贿赂的手法将户籍调到北京,就可以轻松考入北京重点大学,原本在湖北、福建、湖南、山东只能进入一般本科院校的考生,换一个北京户籍就可以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大学生中流传一段北京考生与福建考生之间的对话颇能说明问题:有一北京重点中学的考生与福建某重点中学的考生聊天,北京人炫耀:我们班有六成的同学考进了北大、清华。福建人对应:按北京的录取标准,我们全校应该进北大、清华。
    
    许多政协委员认为,目前的高考录取体制,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     
    张世诚委员指出,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虽不能人人享有,但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不应该被剥夺。
    
    目前高考招生,除上海外,全国均采用统一的考试时间,统一的评分标准,但却没有统一的录取分数线。
    
    以1999年为例,北京重点文科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是466分,湖南为556分,湖北为544分,最高相差90分。北京重点理科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为460分,而湖南为537分,湖北为566分,最高相差106分。北京一般文科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为447分,而湖南为524分,湖北为523分,最高相差77分。北京一般理科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为421分,而湖南为495分,湖北为535分,最高相差114分。北京专科文科最低录取分数线为420分,而湖南为514分,相差94分。北京专科理科最低录取分数线为382分,而湖南为483分,相差101分……
    
    从这组对比可以发现,在某些省无论文理科连专科都上不了的学生,在北京却可以上重点大学!这难道公平吗?
  
  这种高考录取体制,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权利。平等权是一项收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公民可以平等的享受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可以平等的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权利。“
    
    诚然,高等教育属非义务教育,虽不能人人享有,但公民公平受教育的机会却不应被剥夺。
    
    全国人反对北京在高考升学上的特权,要害有二。一是名牌大学和热门专业的名额分配不公,国家教育部在这两方面都对北京学生大力倾斜。二是违背全国统一高考的初衷,对北京市和其他省搞双重标准。这与中国人民反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掠夺,反对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如出一辙。中国在这些方面反对西方霸权,是正义斗争;那么,中国人反对全国高考的不公平,也是理直气壮。任何为这种现状辩护的人,从国家教育部,北京教育部门到北京本地人,都显得底气不足,避实就虚。为多招北京学生服务的“素质论“只不过是掩耳盗铃,连了解各地教育状况的北京教师也不会真的相信。如同毛泽东的名言,’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只要坚持不懈,胜利属于正义的人民。
    
    不论按总人口,还是考生总数计算,北京占有的名牌大学录取名额,和热门专业的比例,都高得离谱。北京人说清华北大等高校是由北京投资的,故优先招收北京人。。。笑话!你以为非北京的中国人都是傻子,你有教育部撑腰,凭你一句话就能堵住大家的嘴?清华靠庚子赔款发展起来,庚子赔款都是北京市政府出的吗?国民党建都南京后,将中央大学设为中央学府,正式取代北京大学的地位,并一度撤销北京大学(也许北大学生不知道北大曾经亡校)。结果呢,失去中央学府地位的北京大学从此一蹶不振,直到52年才时来运转。 建政后,将北大清华列为重中之重,与外地重点大学的差距越拉越大,造成现在两校师资和招生的绝对优势。这些都说明了什么?说明清华北大从来就离不开全国的支持,而没有中央政府重点支持的高校,发展都比较艰难。清华北大有现在的地位和设施,靠北京市政府投资,行吗?既然清华北大不是北京养的(养不起),既然清华北大占用了那么多纳税人的贡献,就应该公揽全国英才,小小的北京市哪有理由要占1/6的名额?清华北大建在北京,那又要怎样?中央政府也建在北京,就能要求北京人在中央政治局占1/6名额吗?那样的话中国肯定亡国!
    
    有人说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等,也是教育部高校,招本地学生更多。在北京的部委高校多,却招那么多北京人,其他省的名额那么少,他们还能去哪里?且不说当地政府对这些高校的投资各占多大比例,你也不看看国家对清华北大和其他大学投资的悬殊。既属国家的教育资源,理当在全国范围公平分配,完全做得到的事吧。让江苏人拿南京大学的名额,让湖北人拿武汉大学的名额,让浙江人拿浙江大学的名额,跟清华北大换,江苏湖北浙江肯定都愿意,北京人有理由反对吗?你成绩不如别人,本不该进清华北大,去其他这几所大学会委屈你吗?北京可以自愿放弃外地的名额,佩得上清华北大的外地学生还是愿意去北京的。不是因为外地人喜欢北京,是因为北京的建设花了全国纳税人的钱,全国人都有理由从自己的贡献中得到回报,他们都在乎投在北京的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看不惯自己的那一份被北京人无偿占有。自49年来,北京从国家获得的资金已多得无法计算了,如果这些钱留在各个省建设自己的家园,其他省的状况不会比北京差多少,也不会有多少人在乎北京的。“有贡献无回报“的现状尚未改变,怪不得大家要反对。
    
    北京市的很多部委高校,主要也是由中央投资支持,要不北京哪来那么多’211工程高校’?北京市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不少,可大部份投资都给了北京市属高校,如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甚至北京联合大学。否则北京工业大学这样一所在北京不入流的大学,凭什么进’211’?北京学生都去这几所北京市重点投资的高校,分数再低,全国人民也没多大意见。可北京人的成绩明明比外地学生低上百分,也抢着进中央政府重点投资的高校,享受好的教学条件,谁会答应?
    
    有人拿美国的州立大学来作幌子,说什么州立大学也多招本地学生,中国也该如此。在美国,只有法盲才这么说!凡看过美国大学招生手册的人,应该注意到了,不论公立私立大学,在最末总会出现Equity之类的词汇,强调本校招生时对种族,性别,年龄,残疾,家庭背景各异的学生一视同仁。为什么美国大学都写这段话?怕有歧视的嫌疑,万一惹上大官司,会把家底赔光!如果有人请律师,找统计学专家查出某大学的招生结果与学生的种族和家庭背景有直接的因果联系,招生歧视的证据成立,大学就会因为搞歧视而被迫向受害学生赔偿。美国律师收入高,可不是白拿钱的。
    
    美国州立大学不搞地方歧视,对各地学生有同样的录取标准,为什么本州学生多呢?原因是,州立大学由本州政府资助,钱来自于本州纳税人,所以本州学生如果被录取(这是前提),可以减免学费。而去外州上大学,由于不给当地纳税,就不会获得这种优惠。想省钱的,在本地读州立大学;愿意多掏钱的,可以去外地上学,仍然与当地学生有同等录取机会。由于这个经杠杆的作用,才使得州立大学的本地学生多,美国大学根本就不会对本地学生降低录取标准!如此,本地居民确实享受经济上的优惠,而各地来的学生在录取时有平等机会。纳税人陶钱养活州政府,可没有权力要求州政府去歧视外地的美国人,因为美国宪法不是摆看的。这样既保证了美国公民人权平等,又实现了

谁出钱谁受益的成本效益原则,公平合理。至少在大学招生这方面,不得不佩服美国的民主法制和经济原则。中国早已经实行高学费上大学了,就业也是双向选择了,用经济杠杆来调节本地和非本地学生比例,是行得通的。没必要继续用户口这种原始低效,很不人道的办法了。

谁有才能,不管哪里人,就该上最好的大学,借钱也要读;外地学生,如果能低学费上本地最好的大学,不会倾家荡产去北京上学的(除非被更好的大学录取)。
    
    在清华北大和其他部委高校,计算机,电子,自动化,金融,临床医学,等等热门专业,招收北京学生的比例都非常高。而象核物理,核工程,地质,等等冷门专业,却愿意多招外地学生。难道北京培养的“高素质“学生,不适合学习国家非常需要的专业,不适宜在国防部门就业?把这个重任交给“高分低能“的外地学生,中国的国家安全不会受影响吗?如果说这还不是赤裸裸的歧视,那只能说“司马昭之心“了。
    
    现在,每年有3%的北京考生有机会被清华北大录取,有?家话氲?北京考生被重点院校录取。如果考生人数多的省份也有这么高的比例,那将是惊人的录取名额。有什么不合理吗?可我们都在中国,受同样的法律保护,都对国家有贡献,应当机会均等,有相近的比例。如果说不合理,那就是说,相对于于全国的水平,北京占有的比例不合理。不合理为什么能存在,那是因为全国很多省的人民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才维持了北京的高录取比例。很多省的高等教育不发达,与这种分配不公有关,也就是说北京市民作为事实上的受益者,应该对此承担道义责任,不应该想方设法维持这种不道德的既得利益。
    
    按某些北京人的逻辑,北京搞素质教育,分数低但素质高,多录取是应该的。说北京的学生素质高,也不先看看清华北大的教授都从哪里来的,北京出了几个可称民族脊梁的人物?说那种话的人连因果逻辑都没搞清楚,如果这代表北京素质教育的水平,北 京就比教育相对发达的省差太多了。如果全国每个省都有3%的考生有机会被清华北大录取,有一半考生能上重点大学,那全国各地的中学教师就不必把高考看太重,会马上鼓励自己的学生去学画画,学唱歌,学跳舞,学下棋,学写小说,学吹牛。。。这样,不仅学生能说会道,在社会上混得开,而且照样轻松上大学。任何稍有条件的中学,既能有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又能向外界炫耀“不搞应视教育也能全班上清华北大“,师

生皆大欢喜!全国实现了素质教育,中国就能很快赶上美国了。这是大好事,可谁出钱养活去这么多大学,总不能让北├伤叭来承担其他省的支出吧,那样太不人道。既然不能给其他省那么多录取机会,既然其他省的学生分数低就考不上大学,就算搞好素质教育,就算比北京学生能说会道,就算比北京学生素质高,会有用吗?反过来,把清华北大在北京的录取名额降到1/30,北京学生还有几个能考上这两校?把北京的重点大学录取名额减一半,北京的中学还有闲心搞素质教育吗?只怕北京学生,老师和家长,哭爹叫娘都来不及吧。有什么好哭的,没见过世面,全国各省不都如此吗?
    
    全国统一高考,统一阅卷,统一录取,都以高考成绩为标准,高分退挡要有正当理由,这么强调全国统一和分数,不就为了全国公平嘛!北京人对内仍然按分录取,分越高的上越好的大学和专业,对外怎么成了分数低的应该先上大学。由此可见,衡量北京学生和非北学生,实际上采用了双重标准。其他省的学生凭高考成绩上大学,不看是否能说回道。北京的学生应该上大学,因为他们接受素质教育,社会活动能力强,所以高考分数比外地低100分可以不考虑。我看,连西方的人权组织在搞双重标准时,也没这么厚的脸皮。北京市的教育条件,与南京,武汉,长沙、成都,杭州的差距,有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大吗?说农村学生知识面有限看起来有理,难道这些外地大城市的学生也没摸过电脑,没上过网,没跟外国人说过话吗?这些城市的学生素质(按北京的标准)再高,也要凭高考成绩上大学,凭什么他们上好大学也要比北京学生高五六十分。这些地方有不少学生每天玩都能考600分,凭什么他们不能像北京学生一样轻松上清华北大?
    
    说北京学生聪明,不见得吧。能在国际奥赛上得奖的中学生都很聪明,只会读死书的人做不到,素质一般的人做不到,没人能否认吧,反正清华北大强着要。最近三年,仅湖南学生就获得10金4银,而江苏,上海,福建和湖北的奖牌数也都在6枚以上,北京不少重点中学每年有几十上百的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却总共只有3枚奖牌,差距不是一般啊。上海很多方面与北京类似,奥赛奖牌仍然比北京多不少,说明什么?如果说奥赛奖牌不代表整体教育水平,多了也不是坏事吧,特长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方面,北京最好的中学也把奥赛获奖当作学校荣誉,怎么不多拿几块?湖南,江苏,福建和湖北四省的考生总数是北京的20倍,而分配给这四省的清华北大招生名额总数仅仅相当于北京一个市。是因为北京学生比这些省学生的素质高。可是,这四省奥赛奖牌总数是北京的10倍以上,北京接受最好的教育,素质最高的学生却几乎拿不到奖牌!
    
    如果说大学招生不应该只看高考成绩,还要看综合素质,那也要把衡量素质的标准明明白白亮出来啊!录取要公开,是不是原则?这样,不仅北京招生可以看学生的素质,其他省招生也可以看素质啊。全国各地都进步了,中国才能大进步。比谁看的书多,全国的考生都会为上好大学把书店搬回家的。比谁会唱歌跳舞,全国的考生都愿去歌舞厅使劲练的。比谁回吹牛,全国的考生都会从早到晚磨嘴皮子的。

比谁见识广,全国的考生都会整天上网闲逛去见识世界各地。比谁的社会活动能力强,全国的考生都会到处去混,专学拉关系走后们的。如果真的不比考试成绩,全国考生都会三呼万岁的!不管比什么,只要敢在全国公开标准,全国的考生都不怕比不过北京的。这么容易的试卷,北京学生都只考四五百分,还有什么要怕的,还有什么理由不自信?只要外地学生还有升学压力带来的拼劲,北京学生无论如何是比不过的,不管考什么试卷,不管比哪种素质,只要是高考录取的标准,只要是全国统一的标准!
    
    这个问题,只要还没有妥善解决,就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光要在这里讲,还有向全国各地的人民大力宣传,因为这关系到中国亿万纳税人的权利,亿万家庭子女的未来,还有多少比这影响更广更远的事?中国的法律规定公民有平等机会接受教育,这是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西方说中国人民没有人权,我们的政府却坚持在教育机会上执行歧视性政策,波及全中国,恰好给西方人权组织提供了口实,难道不是吗?

 

 

2004年07月29日

    又有交警让人废了。据《新京报》,一“的哥”为逃避罚款拖行交警20余米,以至事发之地血迹斑斑,受伤交警膝见白骨。
    我想问,血为谁而流?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规定一个假设,交警作为一个群体,一旦局部受到侵犯,往往会采取整体性报复。即一个交警被“的哥”拖了,会有很多交警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与该“的哥”为难。以我的经验,此假设在北京应该可以成立。
    那么接下来我们设想一下,“的哥”是靠路吃饭的,如果不是对可能惩处过于恐惧,他会不会对交警贸然采取攻击性行为?至少我认为不会,就像我现在还在做文字工作,就断不会指名道姓地公开批评某位总编。说回到“的哥”拖交警这件事上,交警可惜,“的哥”可哀,两个人的悲剧其实都是变态交规的祭品。
   
    为什么说交规“变态”?我们不妨来看看草拟中的《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草案)》。该草案规定,“自行车只能带学龄前儿童、电动自行车不得载人”。
    据报道,立法者初衷是如今北京机动车数目越来越庞大,交通事故频发,骑车带人可能会给市民的生命带来威胁。可我就不明白了,女生穿裙子很漂亮,难道就因近日有歹徒伤人便要强制女生穿长裤吗?在北京居住过10年左右的人可能还记得,那时北京的路没有现在这么宽,但却有自行车专用道,机动车、自行车各安其分,甚少出现问题。而现在呢?大量的自行车道要么成了停车位,要么有大量机动车混行,遇到交通枢纽更是寸步难行,就算骑车不带人不也事故频繁吗?
    退一步说,道路已然如此,不能拆了重建,那么立法者是否考虑过北京其实还是穷人多呢?以我为例,前些日子女友脚踝受伤,上下班都要我送,计程车是打不起的,我不骑车带人又能怎么办?就算法律禁止我的行为,犯犯法又怎样呢?

    犯法无事,其实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的。据史料现实,中国的统治者总是喜欢颁布一些极其苛刻的严法重典,以示图治。而实际呢?由于法律过于脱离现实,无法执行,于是有门路的人常寻变通,变通的次数多了,法律就成了摆设;无权的人积辱蓄怨,时间久了,便要造反。拿明高祖来说,朱元璋反腐败在古今统治者中是少有比肩的,但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立朝初期便腐败横行、起义连连的个例。为什么?概因苛政猛于虎,且苛政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据《新京报》介绍,“在德国,自行车不但有高质量的独立专用道,而且,在城市交叉路口,信号灯指示汽车停下,让自行车先行。在荷兰,自行车道已经像高速公路一样在全国成了一个网络。连汽车王国美国,自行车交通也是飞速发展,在纽约曼哈顿,自行车道愈来愈多,纽约的许多大桥上近年来也为自行车修建了专用道。”方法就在手边,为什么不拿过来用用?难道当官的喜欢看我“犯法”玩吗?

2004年07月27日

 

世界商业评论ICXO.COM ( 日期:2004-07-20 14:28)

【ICXO.com编者按】20年前,谁能料到当时的世界正处在一场全球革命的边缘?火车、汽车和飞机把这个地球缩小了,电报、广播和电视又把世界联系在一起,而现在,互联网、手机和电子邮件的最新发展完成了这场革命。

预测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游戏。20年前,谁能料到当时的世界正处在一场全球革命的边缘?火车、汽车和飞机把这个地球缩小了,电报、广播和电视又把世界联系在一起,而现在,互联网、手机和电子邮件的最新发展完成了这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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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一家名为Racal Electoronics的英国公司(也就是现在沃达丰(Vodafone)的前身)获得许可,将无线电波用于私人用途,由此把语音和数据结合起来。“整体访问控制系统”(Total Access Control Syestmes)听上去怎么也不象是一场革命的代名词。但是这种可以让人在移动中接听和打出电话的技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技术进步之一。

1996年,英国人持有手机的比例为16%,而今天这一比例达到了65%。沃达丰现在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电话公司。同时,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势头丝毫不减。和记黄埔勇敢地占领了3G技术的制高点,从而引发了通讯技术的又一个重大突破,这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是连Racal公司也不敢想象的。借助该项技术,无论身处何地,你都可以通过电话收看电视新闻。对于未来可能实现的功能,我们只是刚看到一个开头。

20年前,博客(blogs),Blackberries,或者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宽带网络都还没有出现。在英国落地的电视节目仅有4个频道。手机和电子邮件还只是少数电脑技术发烧友的专利。但这一切都已改变。今天,我们发现,这场技术革命已经波及到了全体社会大众。但是,这些变革把我们带到了何方?这场革命会不会到最后失去动力?

情况远非如此。我相信我们正步入这场信息技术革命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我们有了网景(Netscape), Globle.com, Boo.com和Napster等公司。而在第二阶段,我们看到了真正的赢家,比如雅虎(Yahoo),电子港湾(Ebay),亚马逊(Amazon)和Google。

这场科技革命其实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东西。从最初的铁路,到后来的电话,再到后来的计算机,这次科技革命也遵循了前几次繁荣的模式。最后的辉煌还远远没有到来。事实上,正如邱吉尔曾经说过的,我们或许正处在开始的结束阶段。

那么,对于像路透社这样的信息服务公司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山姆?戈德文(Sam Goldwyn)曾警告我们说,千万不要作任何预测,尤其是对未来。但是对于路透社这样一个介于信息服务和媒体之间的公司来讲,这种选择要不得。对我们来说,未来10年意味着三大挑战:可信度,沟通和新型社区。

数字技术对新闻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信度已经成为一个核心问题。现在,提供新闻服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容易,但要建立起可信度,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如果想知道一家传媒百年老店是怎样因为一两篇无中生有的稿件而毁于一旦的,只要看看最近的丑闻是怎样撼动了BBC和《纽约时报》这类传媒业顶级招牌的就可以了。

互联网的出现,使那些自封为记者的人也很容易把搜罗来的信息重新包装成一条条新闻。通过搜索引擎,记者可以找到无穷无尽的信息,然后借助“剪刀加浆糊”,不出办公室也能写出一篇战地报道。另外,“炮制”新闻也更加容易,只要来个网上民意调查,看看黛安娜王妃是否是被谋杀的,以及奥萨马?本?拉登是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虚构出来的人物等等就可以了。科技推动了新闻业的发展,同时也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理性的消费者希望能读到现场目击报道,以及专家的分析意见。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有冲突发生时,我们网站的点击率会大大上升。人们总想知道真相。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希望看到未经编排的新闻。福克斯(Fox)新闻在美国的成功表明,就像体育赛事一样,一些观众倾向于支持本地的队伍。因此,最近我去五角大楼参观时,发现每台电视机都在播放福克斯新闻,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忠诚地面对我们153年的悠久传统,我们公司不得不寻求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独立、没有偏见、快速和准确,这些特色已深深扎根在我们的企业文化之中,使得我们能够影响到世界各地有着相同价值观和兴趣的受众,而这些受众是传统广播公司所无法触及的。

速度也很重要,十年前,卫星电话的尺寸意味着很难靠它从遥远的战场上发回新闻。新技术的普及则意味着,新闻报道竞赛的结果不再取决于传输设备的优劣,而是看谁拥有最抢手信息的新闻来源。

内容为王。以合适的形式传递准确的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我相信,以后的新闻传送将更多地为终端用户量身定制。媒体公司需要提供能够客户化的内容。在未来十年中,媒体将通过日益个性化的服务来赢得客户。

即时消息以后会像互联网一样普及。路透社的即时消息服务(Reuters Messaging)目前在近100个国家的2000家公司里拥有6万多名用户。所有的事情,从谈生意,到和同事约好去喝一杯,或者看看我们的孩子是否已从学校安全地回到家中,都可以通过即时消息来完成。

未来十年,国家和边界的概念也将被弃之脑后。世界正逐渐演变成诸多分散的社区。在这些社区里,人们虽然相隔千里之遥,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却远多于他们实际上的邻居。我们的工作将是把这些社区联接起来,无论它们在什么地方。

我们也将期望,能直接满足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的需求。目前中国占全球贸易额的5%,GDP年增长率超过8%,出口增长达20%。中国政府推动人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证券市场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出现,为我们这家全球财经信息供应商创造了巨大的商机。

那么,10年后,我们会在哪里呢?我们的价值观没有变。但我们的技术是经过客户化定制的,我们的市场还在发展。最重要的是,我们会继续努力赢得客户的信任。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2004年07月26日

        近日听说,朋友耗时3年几近完成的书稿因电脑故障而消失殆尽。这消息又一次刺激了我对网络技术时常幽抱着的那莫名复杂的心情。像是厌烦了女友的间歇性歇斯底里,可心底仍觉有爱意,不忍放弃的躁郁。
      
      我同意洪波在“
无须悲哀”中的判断——“Donews给我提供了一个私人的空间,我可以在这里自由书写,结交朋友,这是最重要的。……真正把blogger们连接起来的,不是blog服务商,而是你的blog本身。”但我想知道,在网络的空间里,一个人的书写到底有多少属于自己,又有多少自己因无法融入这个空间而被轻疏与遗忘。
      就说我前两天想在donews.net上收藏《25年》目录这事。一本公开发行的时政书,而且只是目录,居然被屏蔽。更让我感到荒诞的是,张琨在“
Donews竟然会禁止这两个词? ”文章中提到了donews严禁吾国与吾党的正式称谓。孩子、澡水连盆泼,实在无奈网关的霸道。
      于是我开始回忆,在donews的6个月里我都做过什么。
      结果,汉颜。
      我增信誓要收藏的经世文章,多数因为无法刊载而被我遗忘在某块硬盘的某个文件夹里。至于是什么硬盘呢?说不清了。或许在我那台5岁高龄的旧台机里,当初发现无法文章刊载就没有急于转移备份。现在它染毒被格了,无法佐证。
      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我被“议题设置”了,成了“沉默的螺旋”。 不甘心阿,我要换换空间。去过sohu,因拒绝填写个人资料而得门不入;也去过博客中国,因资格不够而无门可入;最后又去了博客中文网,却因不会编写脚本语言而无法显示文章。回首向来,萧瑟处处,为了简单会用,我只好又回到donews.net。
      我为自己感到悲哀,会用的地方无法填满我的书写欲壑,允许政论的空间我又不能用、不会用。网络施舍给我的私人空间,终无法自由书写、交结朋友。

       可我真的需要为自己悲哀吗?

 

附录:技术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怎样呈现,或许下面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些答案。

带大雅虎

塞梅尔用旧媒体的剧本,培育新媒体的宠儿。一个 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局将是:雅虎进入 500 强

作者:Fred Vogelstein

特里?塞梅尔(Terry Semel)2001 年 5 月 1 日(他就任首席执行官的第一天)在著州森尼维尔雅虎公司(Yahoo)总部露面时,他还几乎没有用过电脑或在网上冲浪过。他让助手把电子邮件打印成一摞文件来阅读,在纸的边空写上潦草的字迹作为回复,再让助手录入电脑。难道这就是公司创始人之一杨致远选来挽救公司的人?当时,在很多投资者和员工看来,雅虎没有脱离险境,而是在走向深渊。

作为华纳兄弟公司(Warner Bros.)前任主管之一,塞梅尔当时在好莱坞以电影业最大胆、最具创造性和最成功的商人而闻名。他曾冒险摄制像《蝙蝠侠》 (Batman)这样的电影,而且使其带来巨大回报。他曾为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这样的想当导演的老迈明星提供支持,赢得了奥斯卡奖。他做的那些交易,从前在别人看来近乎疯狂,现在却被人们普遍效仿。他很擅长应付这个行业里的自视极高的大腕,那些人称乐于与他共事──电影厂老板很少能得到这样的评价。

然而三年前,正当互联网泡沫行将破灭之际,人们很难明白曾与电影明星一起周旋的人生经历,会对塞梅尔混迹硅谷有什么帮助。即使说起什么作用的话,那只是一种妨碍。在好莱坞,他的办公室用桃木装饰,面积相当于普通人家的一半那么大,他的一切都有两位助手打理。而在 雅虎,包括首席执行官在内的所有人都在隔断里上班。塞梅尔信奉的是要想挣钱先得花钱,他随随便便就动用华纳的私人用飞机结队出游,住进公司在阿卡浦尔科(墨西哥旅游胜地──译注)和阿斯彭(美国旅游胜地──译注)的别墅里,把那些电视明星伺候得舒舒服服。而雅虎似乎需要的是一名削减成本的能手,以改善这家乱成一团的的企业的经营状况。而且,与其他媒体巨头不同,塞梅尔羞于宣传:在一大群公众面前,他带布鲁克林口音的死板演讲让大多数人提不起精神。硅谷──Oracle 的埃里森(Larry Ellison)、苹果(Apple)的乔布斯(Steve Jobs)和 Sun 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麦克尼利(Scott McNealy)等人的大本营──喜欢夸夸其谈的首席执行官。

可想而知,他带来了文化的冲击。雅虎公司曾是高技术新创企业的典范。杨致远 1994 年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与他学工程的同学戴维?菲罗(David Filo)创立了这家企业。开始时它只是一个网站索引,在技术泡沫时期曾成为大众宠儿,并迅速成长为全球性的因特网门户网站──相当于网上的电视网络。而即使在那场泡沫于 2001 年破裂以后,它仍是一家由网络奇客把持的公司。

正如很多投资者现在了解到的那样,塞梅尔已经证明,大多数怀疑他的人错了。塞梅尔彻底的重组、一系列精明的交易以及网络广告市场的反弹,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雅虎的收入和利润大幅增长。塞梅尔来到的那一年,公司营业收入 7.17 亿美元,亏损近 1 亿美元;两年半后,在 2003 年,营业额为 14 亿美元,盈利 2.39 亿美元。今年,它首次步入美国 1,000 家最大公司之列。而且,如果它每年增长 20%──网络广告业的预计增长率,是雅虎目前增长率的约三分之一──那么五年之内它将跻身美国 500 强。目前它有 15 万家广告客户,其中有 70 家在 100 家美国最大广告客户之列。注册用户(每月至少使用一次雅虎的用户)自塞梅尔到任以来增著了一倍多,达到 1.33 亿,他们在雅虎上花的钱也几乎翻番。塞梅尔上任之后,雅虎的股价曾跌到 10 美元以下,后来上涨至 50 美元,目前是 40 多美元。

但是,并不是塞梅尔的高技术才干让他赢得喝彩。他现在知道怎么用电脑了,这当然起到了作用,但这一切背后的因素是他那些与经营雅虎所需的技能类似的技能,即他在好莱坞学会的技能。怎么讲呢?透过好莱坞的特征与表象,你看到的塞梅尔是一个天生的生意人,一个苛刻却放权、人们喜欢为之工作的经理人。确实,塞梅尔很乐意跟人们说,他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缺乏技术知识。他说,“我把自己视为一个普通的雅虎用户,希望事情能轻松顺利。如果我在获取一项服务,光注册就花了十分钟以上,我就知道出了问题。”这也就是说,与大家的想法正好相反,事实证明塞梅尔的背景恰恰是雅虎所需要的。

像塞梅尔这样一个“阻碍技术进步”的人,竟然掌管起了硅谷标志性的新创企业,这其中的故事并不很复杂。自从塞梅尔和杨致远 1997 年在赫伯?艾伦(Herb Allen,美国著名投资家──译注)组织的一年一度爱达荷阳光谷媒体首席执行官会议上见面以来,塞梅尔就成了杨致远的朋友和非正式顾问。杨致远想撷取塞梅尔关于媒体业务的智慧,塞梅尔想对因特网知道得更多。例如,当美国在线(AOL)和时代华纳(Time Warner)合并的时候,两人曾就雅虎应如何作出反应谈了很多。2001 年 4 月,在雅虎决定将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蒂姆?库格尔(Tim Koogle)换下来之前,杨致远在午餐时间问塞梅尔能否做这份工作(杨致远在雅虎没有担任负责运营的职位,但他总是在总部。他拥有公司 6.5% 的股份,也是最有影响的非执行董事)。他很清楚,塞梅尔的背景会引起争议,但他说,他相信这些担心不会长久。杨致远说,“人人都在谈论他与电影和娱乐,而他真正做的事情是开拓性的,是怎样把一项内容落到实处。他有著发行的思维,雅虎最终在因特网要做的也是发行。所以,当我们论及雅虎在本质上是一家发行公司时,我们两人一拍即合,我们都说:`没错。这真是一个很酷的想法。'”

塞梅尔很快就接受了这份工作。一方面,他能承担得起风险。当他和一位首席执行官鲍勃?戴利(Bob Daly)1999 年退出华纳兄弟公司的时候,很多人估计他们的身家达到数亿美元 [至于他和戴利是像他们自称的那样是主动离开华纳,还是被当时的首席执行官杰拉尔德?莱文 (Gerald Levin)撵走,说法不一]。更重要的是,尽管塞梅尔缺乏使用计算机或电子邮件的技能,但他懂得因特网正在成长为一种传播和娱乐媒介。毕竟,他曾在 1996 年支持过华纳公司建立自己的网站。而且他能正确地理解新技术的影响,所以他不顾行业的强烈抵制,支持华纳利用 DVD 技术扩展业务。塞梅尔说,雅虎这份工作真正吸引他的地方在于,雅虎能让他在感觉上回想起 20 世纪 70 年代时候的华纳兄弟公司:“它有一个了不起的品牌,一群了不起的人,但其业务却混乱不堪。”与此同时,雅虎的广告赚钱法同娱乐业一样古老。“出任首席执行官的想法并没有让我害怕,因为我感觉好像我以前曾在那里待过。”

人们很容易认定,塞梅尔 40 年前初次进入娱乐业,是因为他极力想给他在布鲁克林的平淡成长经历注入一些精彩。而事实上,当他的朋友丹?罗马内利(Dan Romanelli)1965 年跟他谈起华纳兄弟公司的销售培训项目时,他根本不觉得那很精彩。他学的是会计。他当时极其烦闷,将华纳公司那份工作视为“学习我当时感兴趣的营销和销售的机会”。

他最初从事电影推销十分辛苦。在纽约市、克利夫兰和洛杉矶那些碌碌无为的日子里,塞梅尔所做的一切,就是向连锁影院的业主推销电影。他当时总是亮 出一张华纳公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即将发行的电影的清单,然后每位业主给出他看中的电影的报价。当时全国性的连锁影院很少,所以塞梅尔要与数十位影院业主做交易,经常要出差。他成了行家里手,因此在 32 岁时,已经开始掌管哥伦比亚公司(CBS)和迪斯尼公司(Disney)的发行业务。1975 年,在回到华纳公司担任发行主管后,塞梅尔和戴利在五年之内便为华纳传播公司(Warner Communications)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罗斯(Steve Ross)管理整个制片厂。

塞梅尔和戴利掌管华纳的 20 年,也许可以说是好莱坞历史上历时最长、最成功的合作之一。两人不仅决定拍什么电影,而且还改变了电影的制作和营销的方式。塞梅尔极力提倡这样一种想法:将华纳公司过剩的电影发行力量租借给其他电影制片商,作为较稳妥的创收途径。他和戴利先于其他人支持用 DVD 发布和发行电影,不顾有人担心这种举动会破坏录像带出租业务。结果相反,这个市场反而扩大了。他们制作了《蝙蝠侠》,这是部根据漫画人物改编的电影,开支浩大,风格另类,而且由一位缺乏经验的导演执导,这部电影成了收入丰厚的商品。如今,商品经营已成为电影融资和营销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他们两人的任期内,公司收入增著了十倍,达到 110 亿美元以上。塞梅尔谈判交易的技能如此高超,以致于好莱坞为此形成了一种专门的说法:“塞梅尔化”。对此,曾与塞梅尔一起制作过大约 40 部电影的制片人阿尔农?米尔肯(Arnon Milchan)是这样描述的:“起初,他先是一段时间内不回你的电话,这样你就有点绝望了。接著,当他终于同意见你时,他让你等上两个小时。等到你被领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热烈地拥抱你,问寒问暖,你就是有什么情绪也一扫而光,甚至连你来干什么也给忘了。他却没有。”

塞梅尔离开华纳之后,几乎每家电影制片厂都曾向他招过手。但因特网泡沫已 经激起他对这种媒体的兴趣。他与四个来自华纳公司网上分部的年轻同事组成了一个名为“温莎媒体”(Windsor Media)的投资小组,开拓新的业务。但其中一位合作伙伴吉姆?班尼斯特(Jim Bannister)说,讨论总是涉及到雅虎。“它一直是我们的话题。”

有事实表明,投资者和雅虎员工对塞梅尔的怀疑态度曾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他到任之前,有人推测雇用他只不过是为了把雅虎卖给一家电影制片厂。员工们议论纷纷说,他会要求每个人都称呼他叫“先生”。他决定将一间小会议室改造成办公室,而不是像前任首席执行官古格尔那样在隔断里办公, 引起了骚动。很多人传言他以前爱发火,塞梅尔稳重、讲条理的作风开始的时候使人们的议论更著热烈。他否认了有关让人叫他“塞梅尔先生”和常在办公室里发火的传言,不过他似乎不合群,与人很疏远──他从来不像古格尔那样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跟大家打招呼。除了讨论和处理文件量很大的季度收益员工会议之外,他甚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白天里,他关著门一个接一个地开会,经常边吃午饭边看演示。晚上,他开著那部黑色的路虎车(Range Rover)回到旧金山四季饭店的公寓。周末,他就乘私人飞机到贝莱尔看望家人。

塞梅尔已经 58 岁、比雅虎雇员平均年龄大了一倍。一些高级员工担心他要学的东西太多,会跟不上有效领导所需要的节奏。“他说的一些话总是让我们吃惊地想:`噢,天哪!他不知道',”雅虎前总裁、现为旧金山巨人队老板之一的杰夫?马利特(Jeff Mallett)说。“我们跟他谈好友列表和雅虎服务器协议(该公司数千台计算机交流的标准)的时候,他会说:`什么是好友列表?什么是服务器?什么是协议?'他不知道不用美国在线客户软件,从因特网上也能登录美国在线。”马利特说,有一天晚上八点半的时候,塞梅尔把他叫到办公室,因为他琢磨不明白怎样登录雅虎的 Geocities 站点。

然而,尽管塞梅尔的形象受损,但他却静悄悄地采取行动为企业的复兴打好了基础。雅虎在网络泡沫期间的增长是极快速的。其大部分来自因特网广告的收入,从 1997 年的 8,400 万美元增长到 2000 年的 11 亿美元。但在泡沫破裂的时候,雅虎广告收入的一半在一年内就消失了。确实,公司业务的命运发生如此突然的转折,以致于在塞梅尔到来时,一些投资者担心该公司也像许多网络业难兄难弟一样很快彻底消失。塞梅尔为这家企业设想的远景并非异想天开,他相信雅虎的目标──即打造一种给人们带来娱乐和信息的新方式──是正确的,但他认为公司并没有沿著正确的道路走向目标。

在那段时间里他采取的最重要举动之一与马利特有关。作为总裁,马利特曾公开参与竞选首席执行官职位,对于落选,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快。通常,失败者会很快离开公司,但马利特又呆了整整一年。时至今日,他还用赞赏的口气谈论塞梅尔。“我知道我说的是老一套,但他听进去了,这赢得了我的心。他就是有这种让你感觉很舒服的办法,甚至在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他说,塞梅尔在了解雅虎的业务和技术时表现出的精力令人难以置信,原本一个小时的会议会变成六个小时的马拉松。“有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在领著他走到计算机跟前,向他演示我们都在谈些什么。然后他说:`让我再看一遍。'于是我们又重来一遍。他会在会议室里呆上数个小时,直到弄明白为止。我认为他在半年的时间里学到了通常需要三年来学的信息。”

只需听听他说些什么,你就能说出塞梅尔对技术了解到了多少。他可以随口说出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搜索公司的名字,如 Espotting 和 FindWhat 等。当他谈到音乐在线播放和下载的时候,做出很吃惊的表情。“雅虎每月平均音乐在线播放 1.5 亿次。想一想我们一天在 MTV 电视台能看到多少音乐片吗? 150 部?”他说。他甚至开始发出自己的电子邮件──通常是在星期天晚上 11 点发出。随著塞梅尔跟上了技术发展的速度,他还著手重组雅虎开展业务的方式。雅虎的收入以前完全依靠一种广告方式,他则寻找使收入多样化的新方法。他创造了顾客付钱的有偿服务,增著了在雅虎页面上出现的广告的种类。如今,根据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统计,在雅虎的收入中,17% 来自收费,36% 来自图像广告,40% 来自网上分类广告。而且,他对雅虎销售队伍进行大换血,启用曾长期从事传统品牌广告业的温达?哈里斯 米勒德(Wenda Harris Millard)来掌管该业务。

雅虎成长如此之快,以致于它没有一支常规意义上的广告销售团队。在销售人员当中,拥有行业专门知识和关系网的人很少。大多数人只是通过电子邮件接订单。按道理,销售人员必须就某种理念提出一份正式的业务建议书,或亲自请求某个广告商或广告机构代理,但这似乎是在大量浪费时间。而且,如此多的广告业务不请自来,当你可以办理业务的时候,谁有时间吃午餐呢?当然,当雅虎广告业务枯竭的时候,它的销售人员也就既没有关系网可以依赖,也没有足够的经验来重新制定销售计划。塞梅尔回忆说,“我会对娱乐广告部门的负责人说:`给我提案吧'。十五分钟后,我不得不说: `我搞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更严重的是,你也不明白。'”如今,如果你没有隔三差五乘飞机去拜访广告代理商和他们的客户,花大把的招待费,你就是不称职。如果你有新的理念,你最好懂得怎样写出一份商业计划书,如何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提案,这样才可以拿得出手。

塞梅尔还著手重组雅虎的组织结构。作为谈判能手,他的优点之一是知道怎样让谈判聚焦在两三个点上,而不是聚焦在十个点上。他认为谈判的聚焦点太多,就很难成交。当他开始处理雅虎的结构时,它当时采取的似乎就是那种聚焦点过多的方式。“我到那里的时候,公司有 44 个业务部”,他说,“通用电气有没有 44 个业务部,我都不敢肯定。”经过按部就班地与雅虎每个分部开会讨论之后,他将组织精简为五个集群,接著又精简为四个集群──媒体和娱乐,传播,有偿服务和搜索。他还创建了后来名为“产品评议组”的机构。在他到来之前,新产品通常从工程人员的头脑中产生,但不同部门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协调和规划。产品评议组的目的,是确保每个分部的负责人都知道有待处理的所有主要产品。如今的雅虎,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塞梅尔设想中的新时代媒体公司。技术是重要的,但技术并非就是一切。在他手下的高层经理人当中,很多──如首席运营官丹?罗森斯维格(Dan Rosensweig)和首席财务官休?德克尔(Sue Decker)──并不是技术人员,但有媒体和财务方面的背景。

说到底,正是塞梅尔的谈判能耐对雅虎的业务和士气贡献最大。塞梅尔的管理风格并没有改变。很多雇员没有与他面对面接触过,他的发言仍然令人厌烦。然而,他一连串大胆而成功的缔结合作伙伴关系和收购行动,让他成了大明星。2001 年末,塞梅尔发起了对 Hotjobs 的敌意收购。这一举动,使雅虎一跃而在利润极为可观的网上私事广告业务方面占据第二把交椅,仅排 在 Monster.com 之后。与此同时,他说服所有通讯公司中最难对付、最不肯让步的首席执行官,即南方贝尔公司(SBC Communications)的埃德?惠特克(Ed Whitacre),同意在向南方贝尔客户销售复合品牌的接入服务方面与他结成伙伴。2003 年,他收购了 Inktomi 和 Overture,这些交易已经使雅虎在搜索方面能够向 Google 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

这些搜索方面的交易,是说明塞梅尔如何设想、驾驭并达成确实有用的交易的经典案例。一年半之前,雅虎甚至还不是搜索方面的玩家。它当时要依赖合作伙伴:在结果搜索方面依赖 Google,在与搜索相关的广告方面依赖 Overture Services。如今,在收购 Overture 和 Inktomi 之后,雅虎有了自己的搜索服务,成了 Google 最大的竞争者。另外两个因特网门户网站美国在线(AOL)和 MSN 很想成为 Google 的最大威胁,但现在还不能这样吹嘘。雅虎一位前经理人说,“在各种会议上,不知有人说过多少次这样的话:`Google 跑得太快了。我们是追不上的'。而塞梅尔说:`我们得追'。”可是,在这些交易做成后,他拒绝匆匆忙忙将产品推向市场,尽管公司内部有很大的压力要求这样做。相反,他让雅虎的工程师几乎从头重新打造收购来的搜索技术。现在,尽管 Google 仍然如日中天,但从本地搜索和购物等特色方面看,雅虎的搜索服务实际上要更好一些。“我们进入搜索领域,不是去做别人都在做的事。我们进入搜索,是为了改变这场游戏,”塞梅尔说。

但并非一切都遂塞梅尔所愿。他已经不得不停止雅虎向公司销售门户网站技术的业务。他最大的赌注(称为“铂金雅虎”服务,消费者要为在线播放娱乐节目支付费用)也已经搁浅。而且他正承受著投资者不断施著的压力,要求他扩大雅虎与宽带运营商的关系。与南方贝尔的交易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它让雅虎可以接触到美国三分之一的家庭。但是,这笔交易已经过去两年。尽管与英国 的英国电信公司(British Telecom)和著拿大的 Rogers Communications 做成了较小规模的交易,但投资者正开始提出疑问:塞梅尔什么时候将做下一单大交易。这是一种合理的关切。不过,正如竞争对手从他的整个生涯中发现的那样,塞梅尔是一个容易遭到低估却很难打败的人。

译者:水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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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文晔 □ 唐磊

  7月11日,“中国第一黑哨”龚建平没有走过他43岁的最后一个坎,生日的前一天他在病中匆忙离世,甚至没来得及跟妻子女儿道别。

  否认是“自白书”的作者



 
 

  龚建平被捕并导致最后获罪10年的起因,是那封被公开的所谓“自白书”和同时退还俱乐部的4万元受贿款。2002年3月29日,浙江绿城俱乐部总经理宋卫平对央视体育频道《足球之夜》公开表示:写“自白书”、退出黑钱的那个裁判就是龚建平!而在此前的3月15日,龚已被拘留。

  此后,黑哨风波愈演愈烈,但龚建平一直对这封忏悔信和4万元退款保持沉默。记者了解到,他曾在私下对妻子、律师和新华社记者杨明坚决否认此事是他所为。

  新华社记者杨明是龚建平被捕前见的最后一名记者,杨明告诉本刊,他当时见到龚时第一句话就问,“那忏悔信和4万块钱是不是你干的?”“他坚决否认”杨说。

  索玉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传言满天飞的时候,她也曾问过丈夫“忏悔书是不是你写的?”龚建平否认了。他告诉妻子:自己的确收过宋卫平的钱,是8万元。

  这8万元的贿赂是为哪一场比赛,索玉华称并不知情。据记者调查,当年甲B联赛中龚建平执法的第5、13、19轮比赛,被媒体称作“疑点”赛事,这三场都有绿城俱乐部参加。而其中第19轮绿城客场0:1负于中远的比赛,更被认为是绿城冲A 未果的转折点。日后媒体分析,这也是龚建平“惹怒”宋卫平的一场比赛。

  索玉华回忆说,在“反黑”高潮来临前夕,宋卫平曾找他退钱,而且跟他说:“只要你把钱退了,这里边就没你的事了。”为了摆脱干系,龚建平把钱退了,钱数是8万,而不是4万元。索玉华说,龚建平那么痛快的退钱原因是,“他是2001年才报批为国际裁判的,当了还不到一年,他急切地想还了钱,摆脱丑闻。”

  龚妻还向记者提到,龚建平对她说过,宋卫平要他退钱的同时,还曾经让他写“自白书”,但是他没同意。龚建平认为,写“忏悔书”是明显对自己不利的事,要交也该是交公检法,交给足协,没必要给绿城写。

  而且,“那封忏悔信是打印的,而龚建平根本就不会用电脑,连开关机都不会”,索说。

  龚建平的律师王冰还告诉本刊记者另一个细节:最终庭审时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没有把“自白书”当作证据采用,就是因为它的来源缺乏真实性。

  索玉华透露,2002年1月初,宋卫平曾给龚建平打电话说:“阎世铎来调查,我实在顶不住了,名单上有你,以后你当不了裁判,我补偿你。”龚建平当即大怒,在电话里骂宋卫平“不是个男人”。随后,2002年1月15日在上海一电视台报道涉嫌“黑哨事件”的8名裁判员名单中,龚建平赫然在列。

  至此,龚卫平仍不知道自己是惟一的退钱人,也不知道“自白书”掀起的风暴将要由他承担。2002年1月23日,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南勇在一次通气会上表示,主动坦白并退款的裁判将不予曝光并继续留用。但在这次足协的内部调查中,龚建平并没有站出来。索玉华说,龚建平当时的想法是:明明是你主动塞给我的,后来又要了回去,我既然还了,还能有什么问题?

  宋卫平此后对媒体表示,他在1月初已与阎世铎达成共识:一边收集证据,一边期待有关部门给出司法解释,待时机成熟将证据移交司法机关。时间,就定在春节之前。

  2003年1月29日,北京宣武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

  龚建平被捕后,社会上的反黑呼声逐渐平息,3月份联赛照常进行。

  “‘自白书’是足协领导人从绿城带回来披露给新闻界的,当它被当作一种可利用的手段,整个反黑运动就已经走形了。” 龚建平的律师王冰对本刊记者表达了他对“自白书”的看法。

  到底这份“自白书”从何而来?媒体传言的消息源是什么?宋卫平为什么点龚建平的名?这些至今是谜,而收了钱又退了钱的龚建平却罪责难逃。

  早在披露“自白书”的新闻发布会上,宋卫平曾抛出惊人的“让裁判家破人亡说”。他说,“裁判这样胡作非为是严重犯罪,多行不义必自毙,等待他们的将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日后,事实证明,一语成谶。

  至截稿前,本刊记者一直与绿城总经理宋卫平和足协相关人员联系采访事宜,双方分别因“在国外出差”和“忙于亚洲杯”等原因,未能接受采访。

  未经辩护的审判

  10年徒刑,这是迄今全世界裁判因为受贿受到的最重惩罚。此前一名新加坡裁判因受贿8000美元被破天荒地判了7年,而龚建平因为37.5万人民币,打破了这个纪录。

  审判前,包括高铭暄、王作富、赵秉志、程天权、卢建平在内的五位刑法学界权威专家为龚建平案出具的一份《法律论证意见书》中,一致认为,作为一个法律空白,依据刑法“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对龚建平应依法作无罪处理。

  这是一场极为低调的审判。被告方除了律师外仅有两个旁听名额,剩下的旁听人员除央视和新华社的两名记者,基本都是检察院的人。

  四个小时的庭审刚刚进行到一半,索玉华已经觉得无望。她清楚地记得一个细节:陈述时,检察官的话还没有陈述完,法官就打断,要求:“开始下一项。”后经检察官提出异议,法官才让检察官把话说完,现场的情形让律师王冰感觉辩论已不重要。

  最后,法院当庭宣判:龚建平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知道最终的罪名和刑期后,龚建平似乎并不意外,他对妻子攥了攥拳头,示意她要坚强。

  但龚建平的辩护律师王冰感到很震惊,因为被告人对法院判的罪名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辩护,“控方控告的是‘企业人员受贿罪’,控辩双方还在为该罪名举证质证时,人民法院却判了龚‘受贿罪’。这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他说。

  在判决前的几个小时,控方检察机关出示了足协开具的证明,证明足协是个“盈利企业”,而龚建平的行为属企业人员受贿。人民法院的最终判决却是“受贿罪”——这是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罪名,其定罪量刑比“企业人员受贿罪”重得多,直接加重了龚建平的刑期。

  龚建平提起上诉,二审没有开庭,就直接维持了原判。龚建平这个案子,成了铁案。

  为什么受审的只是龚建平

  2002年1月23日,也就是龚建平被拘前,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阎世铎说:“这次调查组确立一个基本调查原则是:只要据实举报、有报必查、一查到底,不管涉及什么人,涉及多少人,包括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决不包庇袒护。”

  阎世铎的表态与龚建平在看守所里得到的信息相仿,据索玉华说,审查人员不止一次地要求龚建平“立功”,对他说:“判刑的决不会只有你一个人,有什么情况尽可能说出来。”

  在2001年12月31日,一场由某体育网站发起的历时一年的“最黑黑哨”评选活动中,候选人包括了中国8大国际级主裁判在内的21名中国足球裁判。网民投票的结果是龚建平得260分只排在第16位,第一名得分高达43900分。

  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在龚建平成为黑哨的代表人物后,也曾表示,“龚建平不该是第一个受法律制裁的受贿裁判。”

  据查,深陷囹圄的龚建平交代了大连籍裁判员于敬仁、前卫体协裁判员刘雨涛参与对裁判做工作和送钱行贿做“中间人”的事实。于敬仁和刘雨涛曾分别任国际级裁判、国际级巡边员。如行贿行为属实的话,他们本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足协的内部 “自首”政策,给了众裁判一条生路。在龚建平审判之后,据当时《天府早报》报道,裁判交回足协内部调查组的钱款累计达千万元。

  值得质疑的另一点是——那些给龚建平行贿的人(包括宋卫平在内),那些在法庭上被认定为行贿的行为,最终没有被提起公诉。龚建平的受贿案成了没有行贿人的“天贿”。

  在法庭上被认定与龚建平一起分赃1万和5000元的两个边裁也没被深究——而按照法定受贿罪的起点是5000元。

  可以说,关于“黑哨”的高调调查随着龚的判处戛然而止。

  中国足协通过政策和法律两个不同的方面,取得了反黑的胜利。在龚建平审判之后,风向急速逆转,阎世铎公开表示,“希望龚建平一事成为历史”。

  一场轰轰烈烈的足坛“反黑运动”以“黑裁判伏法”的结果告终。足协、司法机关全力以赴的结局颇为顺应民意。然而如果没有龚建平的死,人们可能忽略了另一些“结局”——龚建平的家被摧毁了,而盛产黑哨的足球圈依旧密不透风。

  足协内部自首的政策,更践踏了尽人皆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也违背了裁判圈最基本的、光明正大的规则。

  现在龚建平去世了。这个曾经作为中国足坛历史上“黑哨”的标杆人物,已为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然而,他判刑后、去世后,一切依旧。-

  (就在“反黑风暴”又被重新提起之时。当时“黑名单”上的另外7名裁判,除孙葆洁、周伟新、陈国强外,其他4人已分别在2003年前后退出了裁判圈。三位“反黑斗士”,其中绿城的宋卫平仍在经营着绿城俱乐部和自己的房产生意;吉利的李书福已退出足球圈,专心造车;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现任浙江省人大教科文卫副主任)

  “黑哨案”审查之三不该

  正义是现代刑事司法的灵魂。这要求司法部门一旦介入足坛扫黑,就必须将扫黑活动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

  文/左坚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师 法学博士)

  2年多以前,司法首次介入体育界,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司法的又一次巨大突破。然而,从司法介入中国足坛扫黑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析,司法部门并没有从以往仓促介入专业领域,却屡屡无功而返的耻辱中吸取教训,而是草率介入中国足坛,结果让关注中国足球的人更加失望。仔细反思,我认为以下三项举措是此次“司法幼稚病”发作的表征:

  一、在不该介入的时候介入

  这次司法介入足坛扫黑,是在各大新闻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东方时空》以及《今日说法》等国家级媒体都已经反复报道足球黑哨事件后,高调行事的。关注这一事件的人都知道有许多足球裁判卷入了黑哨丑闻。此时司法介入黑哨事件,必然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司法界不同于娱乐圈,不以吸引眼球为成功的标志,而是以公正司法为最低要求,关注的人越多,评判司法机关的行为是否公正的标准就越严格,要想让人认为实现了司法公正就越难。而此时,司法部门所掌握的证据却十分有限,也尚不清楚案外因素的干扰有多大,在远远没有作好公正司法的准备时,仓促介入。显然它在时机、证据收集及应对外部干扰的准备上都是不充分的。

  二、在不该追诉的时候追诉

  司法介入,以追诉足球比赛中的“黑哨”、“假球”行为在国外早已有之,不但意大利、法国这些足球强国存在对裁判收受贿赂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实例,就连马来西亚这种足球水平比我们更差的邻邦也追究过受贿裁判的刑事责任。

  不过,与中国司法介入足球不同的是,国外司法机关介入足球有其充分、明确的法律依据,那就是它们的法律规定了包括裁判在内的仲裁人可以成为受贿犯罪的主体。例如,法国刑法规定,“鉴定人”、“仲裁人”可以构成广义的贿赂犯罪;美国刑法规定,“律师”、“会计师”、“评价人”、“选手”以及“其他参与竞技或者展示的人员”可以构成广义的贿赂犯罪。

  而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足球裁判这类性质的人员可以构成任何受贿犯罪,刑法理论界对根据现有法律足球裁判是否可以构成受贿罪则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对立的观点。这表明,足球裁判收“黑钱”、吹“黑哨”是否能够构成受贿罪至少是存在疑问的,而 “疑罪从无”(即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疑难之处时,应当按不构成犯罪论处)是中外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通例。

  司法部门在这样的法律条件下介入足坛扫黑,并对龚建平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底气必然不足,处理结果也必然引起非议。

  三、在不该停止追诉的时候停止

  正义是现代刑事司法的灵魂。这要求司法部门一旦介入足坛扫黑,就必须将扫黑活动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追究一部分“黑哨”而放过另一部分。要知道,一次不公正的审判要比10次犯罪更严重地破坏法制。

  然而,恰恰是在这方面,司法介入让所有关注足坛扫黑的人大失所望。

  有关司法机关居然在处理完龚建平后,突然在人们的热切期盼和等待中完全停止了对所有“黑哨”的追诉活动,从而将其行为的不公正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种不公正的司法活动加速龚建平的中年早逝,引发人们对他的同情与悲悯。

  假如其他“黑哨”也像龚建平那样受到相应的刑事追究,我们相信龚建平决不至于如此迅速地抑郁而终,因为在他用语言和行动进行忏悔的时候,不可能没有作好接受处罚的心里准备;而他完全没有预料到,当然也不可能作任何准备的,是居然只有他这样一个主动坦白交代问题的人走进监狱,从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印证多年来——甚至在法律同行之间也私下开玩笑时所说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从这一角度看,今天众人为龚建平鸣不平,何尝不是在声讨司法介入足坛扫黑所造成的严重不公正?而正是有关司法机关在不该停止追诉的时候停止其职责范围内的行为,造成了今天更多的人对中国足球和司法丧失信心。

  龚建平的裁判生涯

  龚建平1960年生于北京,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1981年从首都体育师范大学毕业。早年在怀柔县某中学、石油附中任教。

  1982年开始从事足球裁判工作。1991年获国家一级教练员证。

  1994年龚作为助理裁判与陆俊、黄刚共同执法了第一场甲A足球赛。(现陆俊多次被评为“国家金哨”,黄刚则在中国足协裁委会从事领导工作)

  2001年被中国足协推选为国际级裁判,随后调入母校首都体育师范大学任教——这一年是龚建平事业的顶点,但也在这一年,他遭遇了人生和事业的冰点。

  2001年12月,因一封署名“还有良知的裁判”写的《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和同时退交给俱乐部的4万元钱掀起了中国足坛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反黑风暴”,有人影射是龚建平所为。

  2002年3月15日,龚建平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28日,龚与辩护律师王冰见面,同日,“反黑”关键人物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表示“自白书”和4万元钱,“确是龚所为”。

  4月17日,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正式批捕龚建平。

  2003年1月29日,宣武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轰轰烈烈的“反黑运动”随即日渐声弱。龚建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惟一因收受俱乐部钱财被判刑的足球裁判。这也是世界足球裁判界因受贿被判刑最重的裁判。之后他一直被莫名病症侵扰,2003年底,因病保外就医。

  2004年7月11日,在北京市304医院病逝。(资讯整理/唐磊)

  国内外足球裁判的游戏规则

  2002年,全世界登记注册的足球裁判员有59万人,其中国际级裁判为 400人。

  裁判遴选制度

  1888年,英国首先把足球职业化,联赛成为主要赛事。此后,作为英国的地区性足协,爱尔兰足协首先让公证员进入场地,后来成为了现在的裁判员,由英国足协管理。

  那时的当值裁判员是由该场比赛双方的俱乐部共同商定的,在比赛前一周把裁判员的姓名公布,并询问两家俱乐部的意见(至今巴西仍然实行这样的制度)。

  二战后,时任国际足联主席认为这样做有损裁判的威信,首先在国际足联改革,通过了 “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拥有对裁判最终任命权”的决定。并改为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由13个人组成,在选择比赛当值裁判时,如果赞成票和反对票数相等,裁委会主席的一票等于两票,2/3票以上通过。

  上世纪60年代,各国足协纷纷仿效,裁判由联赛国裁判委员会指定,不能随意更改,具有最终效应。

  同时,裁判委员会为数不多的成员都来自不同的地区,例如,英超的裁判委员会就没有两个来自伦敦的成员。

  中国足协分别于1974年和1979年,恢复了亚洲足联和国际足联的会员资格。在此之前,国内对国际上通用的足球规则和裁判员规则知之甚少,对此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前苏联的《足球杂志》。直到会员资格恢复后,国际足联才把每年规则、章程的改动版或不改动版发给中国。

  当时中国参加足球活动的人很少,加上其他各种原因,裁判员的选拔往往都是靠熟人介绍、老师推荐,主要都是围绕着基础比较雄厚,有条件开裁判专业的北京体育大学展开,其他的裁判都是靠自学。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原因,裙带关系严重成为中国足球裁判界的弊病,现在活跃在国内裁判界的很多人都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裁判委员会的9~10个人中,有6~7个来自北京。对于指派裁判的横向、纵向回避,中国还是一种幼稚的状态。而国际足联章程第49条第一款里规定:凡是涉及同一足协的比赛相关讨论,行政官员和比赛官员必须回避。

  裁判的经济监督机制

  目前,在国际足联规定下,执法国际比赛的裁判都在交通工具、食宿等方面享有顶级待遇,他们能从每场国际比赛中获得200美元。如果执法大型国际赛事,收入会更多。1998年世界杯,每位入围裁判的奖励是2万美元。

  但同时,他们也受到国际足联极其严格的经济监督。

  1910年,英国就做出规定,裁判员必须在做裁判前出具有法律效益的财产证明,登记自己的财产数,每年税务和司法人员对裁判员财产的例行检查不少于两次。之后欧洲其他国家开始职业联赛,都在这点上借鉴了英国的经验。

  同时,国际足联规定裁判员不得接受超过50瑞士法郎(约330元人民币)的馈赠,目前的限额是100瑞士法郎。亚足联规定,裁判馈赠额不能超过50美元。

  在上世纪的职业足球联赛比赛中,主场俱乐部的秘书长会在比赛前将裁判费当面交给裁判,并请裁判签字,这里面包括裁判的旅费、食宿,一切都公开进行。但是后来,装裁判费的信封厚度会不时违规增加,有的裁判开始违背职业道德。

  1985年国际足联规定,以后比赛东道主先把裁判费汇到国际足联的账上,再由国际足联指定的比赛监督以支票或现金的方式给裁判,后来国际排联也效仿并使用至今。各国的联赛也如此,由足协收取并发放。

  如果发现裁判有来历不明的收入,各级足联、足协也都无权干涉,一般先得清脱自己,宣布将其除名,让本国的执法部门处理。经过执法部门调查发现俱乐部贿赂裁判,该俱乐部将停赛一年,并被罚降至本国最低级的联赛。

  如今还远没有完全职业化的中国足坛,在糟糕的市场环境下,靠经营俱乐部本身赢利,其实是一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这种情况下,商家投资足球主要有两个原因:1.当地政府行为。2.企业通过足球这个媒介,向社会大众传递自己的品牌信息。而最终能受大众关注的只有顶级联赛甲A(现更名为中超),顶级联赛中的强队想夺冠、弱队不希望降级、次级联赛的球队希望升入定级联赛……都是俱乐部投资联赛希望的结果。

  然而中国足球市场化十年间,除了引进联赛制度外,始终没有出台过相关的条例来完善和约束这样的商业性比赛。于是无规则下追逐利益最大化,成为商家再自然不过的行为。球场的“法官”——裁判,自然是这个利益链中的关键一环。

  另一方面,大家对球员、球队、教练甚至足协越来越失望,球迷和媒体也逐渐把注意力从比赛本身集中到比赛之外的事件上。

  这最终导致“黑哨”在中国成为球迷和媒体围追棒喝的目标。

  在国内足球比赛中,俱乐部额外给裁判费用已成为不成文的规矩。费用金额一般在10万元左右,包括1名主裁、2名助理裁及1名第四裁判,有时还要分给比赛监督。

  目前国内足球比赛中,公开报酬是:主裁判3000元/场,助理裁判1800元/场。

  足球裁判监督制度

  裁判执法,不论受贿与否,都可能出错,所以监督裁判业务行为的比赛监督和裁判监督出现了,他们与每场比赛中的4名裁判(主裁判、2名助理裁判、1名第四裁判),统称为比赛管理。

  为了4名裁判员能更好的配合、沟通,他们最好是来自同一地区。但是比赛监督来自的地区必须不同于4名裁判、不同于两个参赛队,也不同于裁判监督。这样就构成了比赛管理中的多方牵制和互相监督。

  国际足联比赛官员条例里规定,比赛监督有权在比赛开始前对裁判员进行指导,但没有权利干涉裁判的具体判罚,中场休息时,也可以同裁判进行指点、劝告、训责,这是裁委会给予的权力。裁委会对裁判的处理也只限于比赛判罚等纯业务方面,如果发现裁判有经济问题,裁委会也只有将其开除的权力,没有其他处罚权。

  另外,在役的国际足联行政官员和比赛官员不得在公开场合(内部业务讨论除外)议论、解释、分析、预测自己和其他裁判的任何比赛。1994年美国世界杯,时任国际足联秘书长布拉特发表了不利于裁判的评价,引发裁判的集体抗议,后来任国际足联主席的阿维兰热出面安抚,事件才平息。

  作为国际足联的会员国,中国国内联赛裁判的委派、监督工作遵照国际足联的相关规定,由中国裁判委员会负责。

  裁委会是中国足协成立以来的常设机构,在职业化之前的裁委会就如足协一样,是一个彻底的“清水衙门”,而它也是足协各部门中职业化前后反差最大的一个部门。

  《足球》报记者刘晓新曾撰文介绍过中国的裁委会“畸形”的现状:职业化以后,裁委会的职能在于对裁判的培训、评定、惩处以及委派。对裁判而言,裁委会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一名裁判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类似于对一名演艺界人士的包装过程——人人都可以背得出规则章程,但不是人人都有机会执法。而对于俱乐部来说,裁委会的委派之责成了最大的暗箱操作,任何一名有门路的裁判,不管其级别大小,地方俱乐部都成了他们的财神爷。

  (感谢广州体育科学研究所淦耀提供帮助)

  相关报道:

  龚建平之死:“第一黑哨”身后留下的悬疑

  龚建平之死与一个家庭的灭顶之灾 索玉华承受重负

2004年07月21日

http://book.sina.com.cn/nzt/1068118149_twentyfiveyears/

 

http://www.donews.com/donews/article/6/65481.html

 

donews.net的过滤系统已经敏感到莫名其妙的地步了,我想为我党唱赞歌都不成。

2004年07月19日

不看到SIG’blog这文章,我都忘记我有gmail了,有了它之后,10天倒有8天无法登陆,2次上去了,还有一次慢到让我以为死机。请朋友发封信给自己,试验,结果半个月不见动静,我骂朋友不帮忙。后偶然发现,原来是gmail自动把朋友的信当垃圾了。老大,我没设置邮件限制,gmail倒自己主动,也太喧宾夺主了吧

 

附录

Gmail,近几个月来全世界都为之疯狂似的,要使用Gmail必须在网络上东奔西跑哀求邀请。

而我,一个刚刚完成高考使命的人,一个已上网5年的人,自然要有加入这个大家庭的野心,我用尽脑汁,在GmalSwap,GoogleCommunicity.com上表达我的热情,终于一位人卿在昨天下午发来一个邀请。这一瞬间是多么激动啊,终于抢注我我心爱的名字了,之前hotmail,msn的遗憾一扫而空!

不写了,我还要疯狂使用Gmail,高手一下它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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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骥才:男,浙江宁波人,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1942年生于天津。初为画家,专事摹古。文革间饱受磨难,做过工人、业务推销员、教师等,心中有感而发,秘密写作,藏匿于砖底墙缝间,文革后为崛起的伤痕文学运动代表作家。1985年后以“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八十余种。
 


·冯骥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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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四月人气15佳

专题编辑: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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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100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

牧童之春授权连载,不得转载 作者: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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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之一、之二) - 04/7/8
2004年07月16日

       1987年7月14日,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告台湾地区, 包括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自明日零时起解除戒严。国民党赴台38年来对台岛一直实行戒严。
  解严声明宣布废止戒严期间依据“戒严法”制定的30项法令,并总结解除戒严至少有3个方面的意义:军事管制范围缩减,行政、司法机关职权普遍扩张,山地管制区由119个减为61个;平民不再受军法审判;出入境及出版物的管理也移交警察机关及“新闻局”负责。人民权利大幅增加,人民将可依法组党结社、集会游行及从事政治活动。解严后许多事项不再实行管制,各主管机关的行政裁量权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民意机关更能发挥监督功能。

         作为中国大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蒋经国具有同时代人所无法比拟的传奇经历。少年时出走苏联12载,积极投身乌托邦建设,同侪之中,无谓中俄,均可算麟角人物。即便在斯大林恐怖清洗时期,蒋经国虽有沉浮,却始终能够得到周围劳动者的拥戴,以致国联认为蒋经国已经完全赤化,可以作为反击蒋介石的代表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中苏联合抗日的交换条件,蒋经国回到国内,在赣南力主新村建设运动,一度使治下之区实现经济繁荣、人心尚崇,曾有外国记者称其地已能路不拾遗。可惜随着战争扩大化,蒋经国的新村建设运动夭折。

        解放战争后期,蒋经国随父遁走台湾,并同时正式成为国民党党魁。在台期间,蒋经国一手提倡经济建设,一手强力实行以政工思想建设为核心,消除异端、打击民运,事后叱咤风云的李敖、吕宋莲、李灯辉、连战等人均是此时反蒋经国的积极分子。

       事件的转机出现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前后。基于冷战需要,美国卡特政府放弃美台协议,与中国交好。国际舆论维美国是瞻,台湾一时间陷入空前被动的世界谱系格局之中。就在此时,台湾、美国与世界关系的震撼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刺激力量,使得台湾本来水火不容的“本省人、外省人之争”同时被“国际地位之争”所取代,蒋经国一方面消除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心中的独立意识,另一方面,他可用以说服外省人交出权力,实现全台同舟共济。蒋经国竟能把台湾在国际上的受挫转化为优势,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为其高超政治操纵术的恰当体现。

      与此同时,蒋经国开始推行民主改制,逐步公开透明政府工作,希望通过将台湾建设成为世界民主的典范来维持台美关系,获取国际同情,联合岛内各派势力。80年代中期在中国、苏联、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种种事件使蒋经国发现,几乎不敢想象的事情也有实现的可能。外加他本身的健康日益走下坡路,使得他决意放手推进民主进程。至1987年正式开禁,台湾的民主政治虽未臻完善,却已在岛内软着陆了。

        在此,我推荐美国人陶涵(jay taylor)写的《蒋经国传》,新华出版社2002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一些你从未听到过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