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08月18日

 

    今天有两则新闻很有趣,一篇是《华夏时报》的“于谦祠并无‘迁建’之说 ”,文章全面否定《新京报》的“旧城保护调查”系列。另一篇是《新京报》的“所有人都原谅了他”,说的是中国奥运代表团与中国男篮对姚明“愤怒事件”的回应。

    《华夏》的文章是朋友介绍我看的,其文对《新京报》8月17日的“旧城保护调查”系列报道逐条批驳,全盘否定。朋友惊呼,想不到《新京报》的报道竟会犯如此低级错误。
    《新京报》错了吗?我觉未必。只要看看《华夏》援引的信息来源,再联想一下北京市政建设历史,我们便可以看出《华夏》的引证不当。《华夏》的信息来源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梅说“凡是关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迁建的传闻都是不实的、没有根据的”。以此判断,《华夏》认为于谦祠不会迁建是逻辑正确的。但问题是,文物局说的话在北京城建史中什么时候算过数?回忆告诉我,即便梅宁华说的不是官话,小小的文物局局长在北京市政建设博弈中的发言地位也实在是人微言轻了。以一个没有关键影响力的人的话来否定《新京报》,《华夏》的立论虽然真实,但却虚弱,虚在回避了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
   
    “做新闻要讲政治”,这是我听《法治在线》主持人崔志刚讲座时记住的一句话。崔说,不懂中国政治,很难看到新闻本质。在我看来,近期关于“司机负全责”新交规的媒体讨论便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以北京媒体为例,对新交规的讨论集中在行人与司机的路权矛盾上,仿佛行人与司机完全是对立两面。这可真是关公战秦琼了,行人怎么会与司机有路权矛盾呢?
     以北京宽阔的公路现实来看,行人要想横过公路往往需要步行很远。对于公路这种钢性消费品而言,使用效果的不佳必然会引发使用方式的改变,于是行人开始大量违章。对此,北京政府的第一反应是行人行为约束,即“撞死白撞”。然而,“被撞死”的可能终是无法吓退“行路难”的必然,行人违章依旧,不得已,北京政府转过来约束司机行为,即“司机负全责”。这下司机委屈了,说总不能行人故意在二环路主干道上溜达还让着他吧。于是乎,“以人为本”也好、“权利界定”也罢,讨论双方各执一词,全都冤枉。唯独少有人说,行人、司机其实都是北京不当市政建设的替死鬼,对使用者的行为约束实则是政府作为建设者的卸责。这就是崔说的,“不懂中国政治,很难看到新闻本质”。

    那么如何了解中国政治,如何训练新闻的政治敏感呢?崔的意见是多看报纸,多看电视。我在文章启首处提到《新京报》(8月18日)的“所有人都原谅了他” 就是很好的案例。这篇文章及其配文说,奥运代表团认为姚明发怒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有损集体的言论”,是“破环球队团结的分裂行为”,但念在“年轻人犯错是难免的”,所以“所有人都原谅了他”。如此高论,分毫不差地体现了吴思在《潜规则》中提出的“百姓全是冤大头”这一中国政治传统。
    说起中国的政治传统,那可真叫人寒心,泱泱一部中国政治史就是一段责任逐级下卸的历史。皇帝怨大臣不忠,大臣怪小吏奸猾、小吏骂百姓不听管教。看到后来,官都是好官,民全是刁民。以姚明这个冤大头为例,他敢如此口出狂言,必然会引来中国篮协对他本人以及其他篮球远动员的报复。体育口的朋友看着吧,中国篮协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台一系列球员限制政策,够吃一阵子的。明白了政治,一件事可以拉出一个系列,你说多好!

    可惜事实恰恰相反。
    本人最近买了一个房子,常停电,烧坏了电器。我找消协,消协说,这事归工商局。我找工商局,工商局说,该找北京国土资源局。我找北京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局说具体问题具体负责,你找石景山房屋土地管理局。我又找到石景山房屋土地管理局,它居然让我找物价局。房子停电与物价有关系吗?我抱着万一的希望找物价局,TMD,电话永远打不通。
    走投无路,我找报社头头,哀求他赏我半个版面,曝光政府不作为。头说,兹事体大,再议。话说回到“司机负全责”的讨论上,朋友教训我,“你以为就你聪明,别人都没看出来吗?那是人家不想做。”

    新闻的终极是“不做”,这也是讲政治。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17日 11:21 《新财富》

  

  文 / 陈志武

  众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但是有关统计表明,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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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

  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前期中, 我们谈到“武打”作为一种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机制的意义,特别是当正式司法不可靠时它对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经济交易的发生和市场的发展。但我们也看到,以粗鲁暴力建立的“丛林规则”与相应秩序往往是一种低效的“多极”秩序,它只能支持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无法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充分地深化。为了让经济实现最大可能的深化,就需要某种正式司法支持下的“单极”秩序。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话题。自从1993年道格拉斯.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制度经济学再次成为经济学界和业界的热点, 一时间我们都认识到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可是今天,转过身看看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与法治水平,我们又开始纳闷: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可是这些年GDP却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在增长,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特色真的能使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此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在这期与下期的专栏中,我们不妨试着回答这几个问题。

  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

  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机制(institu-tions)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当然,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实际要支付的成本,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进行或选择放弃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因制度障碍而只能半途而废的情况,以及市场勉强得到发展的情况。

  换句话说,即使在制度机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国家,证券交易和借贷还是可以发生,甚至也可以发行股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券市场能够深化、能够发展得兴旺。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积蓄已很多,但由于金融证券市场不发达、金融中介不到位,虽然众多创业者与企业家都需要资本,大家也都没办法,那些积蓄资金无法配置到资本的需求方,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发生。这里,制度成本表现为“勉强发展的证券市场”和“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很难”。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狭窄的主题实际上涵盖了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治、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等。比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最后归结到对私人产权与合约权益的侵犯,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产权、合约权益的保护问题。制度经济学的这两个中心命题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也不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作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中国以“勤劳”对冲“制度成本”

  正如前面所提,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与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相距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的变革还只是近两年的事情。可是,这些不足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种经历似乎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其实不然。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人力资本或自然资源出奇地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给定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潜力并使市场达到最深化的地步,那么制度资本则会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以用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替代性来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我们不妨想像这样一种局面。假如郑州市要盖一栋特别的仿古中国戏曲大院,用料全部是传统的青砖青瓦,并且要用全国能找到的最好泥土烧出的青砖青瓦。结果其建筑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镇,决定从景德镇买来1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

  为了说明问题,假设大家对法院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都不放心,由此导致的局面是,景德镇卖方在没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发货,而郑州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决不放款,原因是在没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况下,双方都不相信书面销售合约能值几个钱。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那么跨地区交易无法进行,全国经济的发展会因此受阻),要么通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制度风险”。

  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等两天将泥土运到郑州之后,郑州公司立即付给景德镇卖方1000万元。这样,即使哪一次郑州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掉1000万元,而不是整个交易的10亿元。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做完。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可发货,整个交易可在两天里完成,而不是要等200天。

  在这里,“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几项。第一,郑州的中国戏曲大院工程被拖后200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开始。当然,如果整个经济的市场交易环境都是如此,那么人们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就会在整体上很低,也就是生产率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易次数和交易量都会很少,经济增长就慢。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市场(比如跨区域市场)可能根本不会发展。第二,本来两天可以做完的交易被拖延到200天完成,在中国或许还能接受,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劳动力数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点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相比之下,如果是在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这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安排显然在经济上不可行。换言之,正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我们才有对冲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第三,正因为制度资本的欠缺才使人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生产率)不可能高,每天能创造的价值低,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收入不可能高,迫使劳动收入只能很低。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低收入水平。

  上面的例子只是谈到一类制度缺陷。制度障碍也可以体现为那些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比如,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得到营业执照以至开业,一层层审批过程是创业者要经过的第一道关,走完这一道关所需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在加拿大, 这一过程最快,只需2天,美国需7天,意大利最长,需时121天,在中国需要111天。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和意大利,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参见《新财富》2002年11月号本栏文章《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地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多把一些青春年华耗在饭局和没完没了的审批手续上。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晚上十一、二点也还在通工作电话?这都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

  人均GDP与勤劳成反比

  附图中,我们把25国的人均GDP与其就业者的平均工作时间放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工作时间的长短看作测度一国人们勤劳程度的指标,那么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人均GDP与勤劳是严格成反比的:越勤劳的国家反而越穷。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并不一定成立,另一方面说明肯定是“勤劳”之外的东西在起着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些数据基本证实了前面通过郑州与景德镇的泥士交易例子以及公司注册程序比较所讲到的道理: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发展时,一方面市场难以高效发展,另一方面,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是“无用功”。附图说明,当一国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其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我们却还是那么穷。道理也在这里。

  勤奋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能否认制度经济学的中心命题。■

  (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2004年08月16日
[民间独立调查]“拒绝婚前性行为”背后的房地产商人
作者: 狐过

发表日期: 2004-08-15 09: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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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婚前性行为”背后的房地产商人

 麦田
 
8月12日,中新网短短的一则新闻,《发起人之一的赵雨萍率数百女大学生网上签名拒婚前性行为》,引起舆论的关注。这则新闻主要内容是:

赵雨萍等北京中央财经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几位女大学生,发起一场旨在“拒绝婚前性行为,净化校园风气”的网上签名活动。她们已经向国家民政部提交申请,希望成立一个公益性组织“中华青春无瑕女大学生互助协会”,为在校女大学生提供一个校外勤工俭学的安全平台。这场名为“青春无瑕,天地宣言”的网上签名活动从八月一日在网上拉开序幕,到目前为止,已有二百七十多人用真名签名。

对于这则新闻,舆论关注的关键词有两个:“女大学生”、“拒绝婚前性行为”;尤其是后一个词语,其等价的表达方式即:“处女”;而整个活动以“真实姓名签名”的方式在女大学生中展开──可以说是一群高素质的“处女签名”活动。

看到这则新闻后,我访问了“拒绝婚前性行为”活动网站(http://www.tdxy.net),首先的印象是: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行为。因为第一,作为任何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社会成员,无论男性或者女性,无论是否大学毕业,我们其实都应该明白:“性”以及“性道德”,是一个极端私人范畴的话题。这样的话题,在公众媒介传播的时候,你只能表达你作为个体的态度和意愿,而不能用“(真实姓名)签名”这类具体的行动,去潜在地、强制性地干涉别人;第二,签名活动的组织者在活动章程中,反复强调“青春无暇”。很明显,她们的逻辑是把“拒绝婚前性行为”(处女)和“青春无暇”等价。但对于一个女性,其是否存在“婚前性行为”,唯一的差异在于“处女膜”。因此,活动组织者的潜在逻辑很明显就是:处女膜=青春无暇──作为一个21世纪的成年人,一个新世纪的大学生,居然有这样极端腐朽、荒谬,甚至可以说是反人性的观点,这真让人大跌眼镜。

但随着深入了解这个“中华青春无暇宣言签名活动”网站(以下简称“青春无暇”),一些事情渐渐浮出水面。笔者发现,整个“拒绝婚前性行为”活动,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单纯。反而,整个“处女签名”活动存在着一些比较大的疑点;几个貌似单纯的女大学生背后,似乎若有若无地存在着一些鬼祟黑影。

第一, 是“签名活动”,还是“交友网站”?
作为一个常识,任何一个“签名”活动,都有着“双重时效性”──一方面,对于一个签名参与者来说,他签字完毕,这个活动就参与完了;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签名的组织者来说,他组织的这场“签名”是在一定的时间期限内,进行的“一次性”活动,而不是反复、持续、无限期进行。比如,我们很难想像,前几年曾经发起过的“申奥签名活动”,会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是这次几个女大学生发起的“拒绝婚前性行为”签名活动,恰恰从两个方面都违背了上述“签名的双重时效性”:

当一个女孩在“青春无暇”网站完成真实姓名的宣誓签名后,活动并没结束,反而通过页面的延续,“青春无暇”把你带到一个注册页面,进行会员注册。

而签名的发起者呢?发起者在“青春无暇”网站通过其条理清晰,结构完备,深思熟虑的章程,已经明确地告诉签名者:“本网站今后将实现会员制管理,主要以个人加入为主”,然后系统开始一个新的会员注册页面。

走到这一步,再单纯的人也应该明白,“拒绝婚前性行为”的签名活动只是一个幌子,发起者的真实意图还在于让你成为“青春无暇”网站的注册会员。

而更让人触目心惊的也就在于这个“注册会员”──在“青春无暇”网站的注册页面,除了让女孩填写一般网站都有的“地址”、“城市”等注册信息外,还希望用户提交“身高”、“体重”、“血型”、“业余爱好”,甚至“三围”等等个人资料。(后来在一些网友强烈批评下,“青春无暇”网站没有做任何解释,匆匆删除了其中“三围”一项)

为什么“青春无暇”网站会和互联网上良莠不齐的“交友”类网站一样,要求注册用户提供类似“血型”、“三围”等等、其实和主题毫无关系的个人资料呢?从这点难道不能看出,“青春无暇”网站就是一个“交友网站”?!而事实上,根本不用我费劲推理,如果你仔细阅读,你会发现“青春无限”网站实际上已经在其“章程”中明明白白地写着:“(青春无暇)成为中华优秀清纯女孩的汇聚地,通过网络为适龄清纯女孩结识更多的有识之士,搭建安全、可靠的交流平台”──她们只是把“交友”换了一个字,改成了更暧昧模糊、从而更具有欺骗性的“交流”而已

就这样,如果一个单纯的女孩,从新闻里面看到“拒绝婚前性行为”签名活动而来到这里,几步以后,她就会发现,其实,她刚才已经迷迷糊糊地加入了一个──交友网站。

第二, “有志之士”如何“援助”“无暇的女大学生”
其实,如果“青春无暇”只是一个普通“交友网站”,我也不会写这篇文章。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青春无暇”网站的网友是一群宣誓“拒绝婚前性行为”的女孩,即一群“处女”。(并且由于前面的“宣誓签名活动”影响,网站女网友一般具有较高文化程度,所留给网站的联系资料又比较真实)。互联网上的“交友网站”非常多,就好象企业需要“差异化”的竞争力,很显然,“青春无暇”网站与别的交友网站比较,其差异化就在于──“处女”和“女大学生”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回头再来看看“青春无暇”网站章程。在章程中,“适龄清纯女孩”、“有识之士”、“交流”、“资助”、“援助”、“赞助”等几个词语不时出现。这些词语,表面看似乎没什么,但仔细推敲起来,串起来看,似乎隐隐有一些暧昧,一些让人隐隐约约感到忧虑的暧昧──因为如上所说,这个交友网站的“差异化”是就是“处女”、“女大学生”;而当“处女”“女大学生”和上述“有识之士”、“赞助”、“助学”等词语放在一起时,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最近流行在日本和台湾的“学生妹援助交际”等色情交易活动。

这就是我最大的疑虑,也难怪我不多疑。因为只要联想到前段时间舆论沸沸扬扬的“大款征婚,要求处女”,再联想到“青春无暇”网站的网友特点,我实在想不通,“处女”比较起“非处女”,除了满足有“处女情结”男士的“援助交际”,她们在普通的“勤工俭学”上能有什么差异和优势?!

所以走到这里,你就会发现,一场冠冕堂皇的号称“净化社会空气”的“拒绝婚前性行为”的签名活动,反而把你带进了一个暧昧、含糊、可疑的“处女交友网站”。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有一个精妙的比喻:“人们被乌托邦的梦想所诱惑,走进天堂;当大门在他们身后关闭时,他们却发现自己身在地狱”──这个比喻,在我们观察这场“拒绝婚前性行为”签名活动时,难道没有借鉴意义吗?!

第三, 这合法吗?
政府呢?我们的政府最近不正在打击“非法网站”吗?不是专门成立了一个“互联网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吗?那在这场可疑的“拒绝婚前性行为”活动中,我们的政府在哪里?

首先,“中华青春无暇宣言签名活动”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签名活动,反而,按照发起人在章程中的陈述,“中华青春无暇宣言签名活动”是一个有组织、有目标、有章程、有日常活动、甚至还有专门网站的“社会团体”──而且,这个“社会团体”还是“中华”字头的全国性社会团队。

按照民政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要求,所有“社会团体”必须“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全国性的社会团体的名称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字样的。。。。。。由国务院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这段话说的意思是:“中华青春无暇宣言签名活动”只有经过国务院的登记管理机关批准,才是合法组织。

但很明显,目前咱政府的国务院管的事情虽然很多,但似乎还没有细致地管到“处女膜”。而又根据民政部《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的”,属于“非法民间组织”(在回答记者问时,活动发起人之一赵雨萍显然也知道这点,所以她很圆滑地告诉记者,目前“已经向国家民政部提交申请”──她这样含糊地表示,实际上就是想打一个“擦边球”。但事实上,这个如意算盘还是错了,因为《办法》规定只要没经过“批准”,即时“筹备”活动,都是非法──“中华青春无暇宣言签名活动”都被媒介广为报道了,所以不只算是“筹备”,完全可以说在没有获得批准情况下,就已经在“开展活动”)

所以,“中华青春无暇宣言签名活动”可以确凿地说是一个“非法民间组织”。

此外,根据《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青春无暇”网站作为一个ICP和电子公告服务,也没有获得信息产业部审查备案,所以,“中华青春无暇宣言签名活动”的网站(http://www.tdxy.net),可以确凿地说这是一个“非法网站”。

组织是“非法民间组织”,网站是“非法网站”,这就是目前的“中华青春无暇宣言签名活动”定性的结论──据说,目前政府正在全力打击“非法网站”,那么,“中华青春无暇宣言签名活动”这不是在顶风做案吗?!

为什么没有政府“扫黄打非”的相关部门来管管呢?!

第四, 发起人赵雨萍小姐的一些背景资料
在互联网上搜索,“青春无暇”活动发起人之一中央财经大学赵雨萍小姐的资料,发现除了这次沸沸扬扬的“签名事件”外,赵小姐并不是才突然冒出;反而,相比较同龄人来说,她几乎可以算小有名气

(1)2003年赵雨萍小姐从海南高考进入中央财经大学时,《海南日报》曾经报道。该报道的标题是:《女孩赵雨萍好幸运学哥学姐捐款助学》,地址:http://www.hinews.cn/200305/ca279794.htm。这次报道,是这个女孩第一次见报,可以想像,她从中多少了解了媒体,了解了媒体的力量。所以,随后--

(2)2004年高考前,在《南国都市报》与“海南在线”联合举办的“海南优秀大学生高考辅导热线”中,赵雨萍和其余10名大一学生,接受了海南应届高考生及家长的咨询。这是赵雨萍第二次和媒介打交道(地址: http://www.hainan.net/cgi-bin/news/subject/gaokaoxinde/bbs.asp?vstartdatetime=2004-5-23_16:48:46

作为一个大学一年纪的女生,一般人基本上从没接触过媒介;而赵雨萍小姐却已经有了两次经验──这里多说一句,因为“拒绝婚前性行为”的发起人,从来没有公开过她们是否依旧是处女的证据,所以其实对于这点,我们也就是姑且信之;但我们完全可以确信的是,至少在和媒体接触方面,赵小姐不象“处女”一样毫无经验──两次和媒体的接触,使得她学会了很多,比如,这次“中华青春无暇宣言签名活动”在几乎默默无闻的情况下,突然被纸媒报道并成为热点,我相信在这里,赵雨萍小姐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第五, “处女签名”活动背后的房地产商人
最大的戏剧性,留到最后:

通过查询“中华青春无暇宣言签名活动”网站的注册信息(http://www.cnolnic.com/cgi-bin1/nwhois.cgi?domainname=tdxy.net),我发现“青春无暇”是在“新网”注册域名并获得网络空间。其注册地址在南京,其网站所有人叫jianguo wan(万建国?),两位负责人分别是jianguo wan和Hongtao Yi(叶洪涛?)──这两个人,从其名字的拼音上看,似乎都是男人。如果真的如此,两个男人,拥有并管理这个“女大学生拒绝婚前性行为”网站,这难道不滑稽吗?!此外,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上述注册信息中,其注册的详细地址是一个公司:“Nanjing withand information service Co.Ltd”──从该公司的名字上看,是一个信息服务公司。

果然,经过网友“安替”提醒,我找到了这个神秘公司:“Nanjing withand information service Co.Ltd”──“南京蔚然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访问这个公司的主页http://www.juee.com可以知道,这是一家在南京小有名气的“面向中高档房屋租赁”的房地产中介公司。

这个发现,出乎我的意料,又在我的意料之中。于是,我再接再厉,继续通过whois域名查询http://www.juee.com,发现该网站和“青春无暇”网站,注册地址相同,并且都是由Yi hongtao等负责运营。而搜索另一条新闻发现,Yi hongtao正好是南京蔚然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经理“易洪涛”先生。(http://news.gz.soufun.com/2004-07-14/245672.htm

从开始写这篇文章,整整一个夜晚过去。天蒙蒙亮的时候,“中华青春无暇宣言签名活动”活动的真相,也渐渐明白;我抽丝剥茧地分析、我锲而不舍地搜索,最后只是为了告诉你一个图穷匕见的戏剧性结果:

“女大学生签名拒绝婚前性行为”活动背后,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几个房地产商人。

这几位房地产商人,不知道是否就是“中华青春无暇宣言签名活动”所宣传的、“资助”“适龄清纯女孩”的──“有志之士”。

 

(欢迎转载,欢迎传媒无偿使用。请保留作者署名。) 

2004年08月11日
一个记者是如何让尿差点憋死的
作者: freearrow

发表日期: 2004-08-10 18: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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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经过一个派出所门口,突然尿急要方便,可是又不知道哪里有厕所,于是就向一个派出所门口的警察询问,这个警察刚要告诉我,突然看见我手里的照相机,于是问:“你是不是记者呀?”

记者也要上厕所嘛,于是我痛快地点了点头,可是他接着问:“有证件吗?”

上厕所也要证件?我只好掏出记者证给他看,警民合作嘛!可是他看完却对我说:“不行,我不能接待记者,我去找我们政委来。”没等我说话,一个大肚子警察从里面走出来,握着我的手说:“记者同志你好,我是这里的政委王霸,有什么事情?”

“我想问问厕所在哪里。”我说。

王政委为难地说:“不行呀,根据市局的规定,我不能回答记者的问题,你还是找一下分局政治处,让分局政治处带着你来,或者给我打个电话也行。”

我赶紧问了分局政治处的电话,一个叫杨天亮的宣传干事说:“你是XX报的?XX你认识吗?他是跑口记者,你有问题得让他来找我。”边上听着我对话的王政委一脸的遗憾,“对不起了,这是我们的宣传纪律。”而偏偏报社的跑口记者一时联系不到,于是我只好离开。

在派出所边上的一个大门口,我满怀希望地问一个保安:“哪有厕所?”保安一脸怀疑地看着我:“刚才警察为什么不告诉你?”我于是向他说明了刚才的遭遇,没想到他脸一板“我们这里是区劳动局,按规定我们不能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你得联系我们党委宣传部。”

我只好给区劳动局党委宣传部打电话,一位不愿意透露性命的女士一听就急了:“你有病呀!找厕所给我们打电话干嘛?”

我说:“是保安让我打的!”

她听了莫名其妙:“把电话给保安。”

保安结过电话聊了两句,又把电话给了我,这位女士非常不耐烦地说:“你先给我们传真一个采访提纲,再带上单位介绍信,等我们主管宣传的副局长批准了,我才能回答你的问题。以后事先联系好了再来,不要突然采访。”

老子马上就要尿裤子了,还有功夫发传真?我就对保安说:“你就把我当一普通市民,或者是外来务工人员,能不能告诉我厕所在哪?”

保安斩钉截铁地说:“可是你已经暴露了,这是我们这里的内部宣传规定,必须要遵守的。”于是我再次离开。

现在我几乎要被尿憋死了,最后我在劳动局和派出所两个院子的院墙夹缝里解决了问题,一边看着万里黄河水滔滔一边想:“以后打死也不承认自己是记者了。”

以上情节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完全可能

2004年08月09日

中国公民赵燕女士在美惨遭无理殴打事件引起了国内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也受到了中国政府及其外交机构的高度重视。这是令人颇感欣慰的,说明维护海外华侨华人合法权益已日益受到中国官方和全社会的关注。但是,我们注意到,无论从我外交机构发言人的谈话还是国内媒体报道的重点来看,主要关注的是提醒境外中国公民如何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以避免遭受无畏的伤害。这固然很重要,然而却忽视了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外交及其驻外机构如何进一步转变观念、完善相关机制,更有效地保护海外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免受或少受侵犯。

  诚然,近一年多来,人们明显地感到中国外交在某些理念和工作重点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外交部长李肇星将新时期中国外交宗旨的转变高度概括为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从2003年发生的中国留学生在乌克兰被殴打、在巴黎机场遭法国警察野蛮搜检和在俄罗斯友谊大学遭遇火灾,到2003年初伊战前从伊拉克及时撤离当地华侨、同年6月从利比里亚成功解救中国侨民,特别是今年以来,在伊拉克、耶路撒冷、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地区发生的中国公民遭绑架或恐怖袭击等一系列突发事件中,中国政府及其驻外领事机构所给予的高度关注和卓有成效的努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以民为本的“平民外交”被外界誉为中国外交跨入了从“外交为国”到“外交为民”的新时代!

  但是假如上述事件不是发生在“天之骄子”的留学生身上,不是发生在全世界都瞩目的恐怖袭击上,假如中国商人赵燕被殴后没有首先找当地律师而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么我们的驻外领事机构是否还会给予如现在这样的重视程度呢?在关注这些“大事件”的同时,他们是否也能倾力维护和解决关乎到海外华侨华人切身权益的“小事件”、“小事情”呢?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驻外领事机构对于保护临时出境的中国公民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的关注度远高于对在海外长期生活、工作和经商的华侨华人的关注度,而恰恰是后者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的频率和程度要比前者严重的多。当我们看到越南驻俄使馆为了保护本国侨民而允许他们在汽车上悬挂大使馆的牌照时,看到韩国政府高官在访俄前夕得知本国侨民被杀而立即表示在俄方查明事情真相前暂停出访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与世界许多国家,甚至与不少发展中国家相比,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我们在保护中国侨民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方面所作的工作是很不够的。

  这样讲丝毫没有贬低我驻外使领馆近年来在维护海外华侨华人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努力之意。

  中国外交在历史上就有“为国”不“为民”的传统。1742年,荷兰王国因“红溪惨案”派特使来华谢罪,但大清朝乾隆皇帝居然不屑一顾称:“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自19世纪70年代起,大批契约华工出国谋生,中国政府始在外国设领事馆,然而官僚腐败的清廷既无心也无力保护海外华侨!在民国时期,虽然最多时设有85个驻外领事机构,然而被频仍的战乱搞得焦头乱额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华侨的权益。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新时代。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了“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1979年7月中国正式加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该公约规定的第一项职能就是保护本国侨民的合法权益。但是直到改革开放前奉行了长达30年之久的“革命外交”方针表明,新中国的外交始终未能摆脱“外交为国”的轨迹。

  毋庸讳言,这种观念至今仍然残留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外交官员的头脑中。不客气地说,我们的驻外使领馆还没有彻底摆脱沿袭了几十年的旧有官僚体制,在有些外交工作人员的意识中并没有把“保护海外公民的正当权益”作为首要的职能之一,他们感兴趣的是写情况、报材料,只要上面要的材料能及时上报就万事大吉了,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到其提拔升迁的“硬指标”;至于如何维护当地华侨的合法权益,对他们来说是“软指标”,致使有的工作人员对此敷衍推诿、甚至对某些事件隐瞒不报等现象时有发生。常听到海外华侨华人抱怨我驻外使领馆“门难进、脸难看”,办事效率低、服务态度差。前不久留学生与李肇星外长在网上交流中就曾提到“现在有些驻外机构人员的所作所为让人寒心”!他们不了解或不想去了解:维护海外华侨个人的利益就是维护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维护华侨个人的尊严就是维护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一个人要想让他人尊重你,首先要自己尊重自己,而维护自己的尊严就是尊重自己。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一个不知道自重的民族又如何奢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呢?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的正当权益得不到应有重视与保护的历史与现实根源。 

  我们旅俄华人通过亲身经历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外交由“官僚”外交向“亲民”外交的转变过程。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中俄民间贸易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大批中国“倒爷”如潮水般涌入俄罗斯,而当时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社会治安状况却相当恶劣,旅俄华侨华人在俄被骗、被抢、被杀事件司空见惯。那时我驻俄使领馆对凡是持因私护照的中国公民在当地遇到麻烦是很少过问的,有的使馆工作人员竟公然称:“持因私护照的我们一律不管”。后来虽然不再这样说了,但局面并无大的改观。在这种情况下,身在异乡的海外华人往往陷于孤军奋战的境地。

  从1998年起在莫斯科发生的持续至今的俄警方大规模查没华商货物事件,致使华商先后遭受数亿美元的经济损失。1999年初,一百多名孤立无援的华商曾聚集在中国驻俄使馆请求帮助,却遭到俄警察的野蛮拘捕和殴打,成为许多旅俄华商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伤痛。

  当地华人遭俄警察无理拘押和敲诈更是家常便饭。我曾采访过的一个姓魏的温州商人,来莫斯科短短两个月就被当地警察敲诈勒索了五次,最后终因一百多万美元的货物悉数被没收而跳楼自尽了。

  我还采访过一位被害旅俄华人的亲属。2000年2月中国侨名刘德民在莫斯科地铁被俄警察无辜枪杀,直到10个月后被害人家属才接到死亡通知,此后又经过了7个月其家属才得以赴俄料理后事,其间死者家属曾多次给中国驻俄使馆发送申诉材料竟石沉大海。当几经周折抵俄后,被害人家属才得知其亲人早已死去一年零五个月!当时死者家属向肇事者所属单位莫斯科警察局提出三点要求:1、调看案件原始材料,2、将尸体火化后带回国,3、给予抚恤金和精神补偿。莫斯科警方答复说:此案早已了解,无法调看案卷。此案属肇事警察个人行为,于莫斯科警察局无关,况且该警察已自杀,一命抵一命,根本不存在赔偿问题。在极度绝望之下,死者家属被迫放弃了上述要求,仅提出因经济困难,希望俄警方提供返程路费。然而得到的答复是:如确系困难,俄方可考虑给予救济,前提是死者家属必须由国内提供三份经过公证的证明材料。明明是俄方应负的法律责任却被推的一干二净,明明中国公民作为受害者理应得到经济赔偿却变成了向加害者申请“救济”。面对俄警方的蛮横无礼,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我驻俄使馆领事部非但没有据理力争,反而劝说死者家属尽快回国办理公证材料,其回程路费则是由当地华人捐助的。

  被害人亲属万里迢迢的莫斯科之行竟这样不了了之了。他们只达到了一个目的—-看到了亲人的坟墓。这哪里是墓地,而是乱坟岗!死者是被一丝不挂地掩埋的,尸体上仅覆盖了不足20公分厚的土,上面歪斜地插着一块没有姓名而仅有编号的铁牌子。死者的母亲伤心地说:“在这里死个中国人就像死了一条狗!” 限于当时的形势,这篇采访始终没能见报。

  这样的事例太多了,每一位旅俄华人都能举出许多! 几年前,一位初到莫斯科的新华社女记者惊异于旅俄华人的艰难处境,曾写过一篇题为《旅俄华商,汗水伴着泪水》的报道,要我说再加上“伴着血水”也毫不为过。这正是对旅俄华人惨烈境况的真实写照。对于这些,国内同胞又能知晓多少呢? 

  如今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作为一名尚有良知的海外报人,我们终于可以说出沤在心中多年想说而不便说的话。自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主政以来,我国的外交工作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我们旅俄华人从新任驻俄大使刘古昌先生身体力行的“民本外交”中深切体会到了这种变化。如在2003年11月发生的俄罗斯友谊大学火灾和2004年2月俄内务部查抄莫斯科“艾米拉”大市场华商货物等事件中,我驻俄使馆为救助受灾留学生和维护华商合法权益进行了坚持不懈地努力,同时国内各大媒体就上述事件进行了大量跟踪报道,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有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但并不是如某些媒体所说的那样,中国外交已经完成了从“外交为国”向“外交为民”的根本性转变。这不仅是由于目前我国每年出境人数已从1978年的约20万人次猛增到2003年的2020万人次, 再加上遍布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万华侨、华裔,使得如何有效地维护海外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成为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更重要的是,目前这种“以民为本”的转变无论在观念上或是机制上 都还刚刚开始,要在外交上把维护“国家利益”具体化为维护每个公民与企业在海外的利益,真正树立“服务于民”的新外交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本外交”还要走很长的路。

  虽然如此,我们海外华侨华人仍然对于已经走出误区的中国外交充满期待!

  (完稿于2004年8月2日) 

 

标  题: 走,到美国找打去!
发信站: 一塌糊涂 BBS (Tue Aug 10 01:36:20 2004), 本站(ytht.net)

门耀

出了十几天差,看不到报纸、电视,回家来打开电脑,立刻被有关赵燕的报道惊呆了。连日来茶不思、饭不想,魂牵梦绕就是一件事:什么时候咱也到美国去,让美国的警察打一顿。你千万别怪俺骨头贱,不长出息;同是一个中国人,一到美国便身价百倍,实在叫俺看了眼红。

在咱们这片古老的国土上,尽管50年前就已经“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了,但每年被“人民警察”打伤、打残、打死的“人民”,即使不数以万计,起码也数以千计。天真无邪的小姑娘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打成妓女;朴实憨厚的小伙子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打死;女孩子被歹徒欺侮了,找警察去报案,竟被警察强奸;老百姓的房子被贪官污吏扒了,想找政府评评理,竟招致数百名武警端着枪、牵着狗血腥围剿……受这么多窝囊气,谁见公安部长周永康放过一个响屁?你再瞧瞧人家赵燕,不过受了些皮肉伤,没断胳膊没少腿,竟然惊动咱们的外长李臭嘴出来提抗议;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长吓得出面道歉,国务卿也公开表态要严肃查办。这真是“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咱们怕美帝,而是美帝怕咱们”啊。

在咱这儿,麻旦旦被打成卖淫女,不过赔74元,还多亏她的处女膜完好无损;孙志刚被打死,赔偿创历史新高,也不过50万元。多数人则是缺了胳膊断了腿,还得花钱赎出来。更有的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害得爹妈卖了房子荒了地,长年累月住在北京上访,别说赔偿金了,连句人话都听不到。你再瞧人家赵燕,一张嘴就是500万,还是美金。诸位别责怪赵燕狮子大张口,俺查了些资料,发现要这些钱并不多。在美国,赔个三五百万是常事。1999年秋,一个歹徒朝三人开枪后被警察击伤,造成下身瘫痪,布鲁克林的一个州最高法院裁决赔偿4.1千万美元。赵燕好歹还没有向警察开枪吧?诸位算算,500万美元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呀!能不叫俺想入非非吗?

要是搁俺身上,就是砍条胳膊、斩条腿也心甘。你可千万别骂俺无耻,不要脸啊!俺都快被钱逼疯了。老婆失业在家,每月救济金只有8块钱(俺这里为了不影响官员的政绩,平均40个下岗人员才上报一个),女儿上大学,全家就靠俺这一千多块钱;俺的爹妈80多岁了,还得下地劳动,在农村的小弟弟快40岁了还打着光棍。俺想受贿,谁也不给俺送;俺想卖官,手里却没有权;俺想卖只肾,人家嫌俺太老。说句不怕你揭发的话吧,抢银行的心俺都有过。怪只怪俺又有心脏病,真要去抢,只怕钱还没有抢到手,自己先呜呼哀哉。俺都被逼到这步田地了,想去美国挨顿打,弄两个钱回来,不算太无耻吧?

俺的胃口并不大,别说500万美元了,300万就成。一旦钱到了手,先给爹娘100万(人民币,下同),老人家操劳一辈子了,也过几天宽心日子;三个弟妹每家100万,让小弟弟讨个媳妇,侄子、侄女们都有学上;自己留100万,学学高官和大款,把女儿送到国外去,咱也隔三差五到国外“考察考察”。剩下的钱,就到老家的县上建20座希望小学,把穷人的孩子都接到学校里来。到那时,谁还敢说俺无耻!大约都会争着夸俺是21世纪的武训,没准儿还能弄个政协委员干干呢?

从前,俺看到那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偷渡客,心里特别同情;看到那些出国镀金的人们,心里特羡慕。现在俺觉得他们都是傻冒。费尽千心万苦,不就是为了多挣些钱吗?何不到美国找打呢?

2004年08月05日

中国能源短缺问题已是众所周知,在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中,有24个没有足够的电力来满足需求。但在两三年后,这个问题可能会走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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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经济季刊》编辑合著
译者/李裕

中国能源短缺问题已是众所周知。工厂被迫停工,政府部门关闭空调,而拉闸限电已成为家常便饭。在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中,有24个没有足够的电力来满足需求。

 

但在两三年后,这个问题可能会走向反面:数十座崭新的发电厂将竞相恳请客户光顾。在这个素以妥善部署基础设施著称的国家,怎会陷入这种一团糟的局面呢?根本原因就是规划不善,而且定价状况更糟。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中国电力的概况。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工业需求急升,造成电力不足,并带来投资建新电厂的浪潮。到90年代中期,电力消费增长开始崩溃,导致电力过剩、电力购买协议被迫重新商定,以及新装机容量的缺乏。如今,我们又回到了周期性的90年代初那个阶段:电力严重不足,以及疯狂的追加投资。到2006年以后,几乎肯定会再次出现电力过剩、回报下降的局面。

在未来两年中,中国政府计划建设144家新电厂,新增装机容量为75千兆瓦。这应该差不多足以使供需平衡。但另外还有装机总量为250千兆瓦的电厂等待批建。其中在浙江和广东这些严重缺电的省份,许多电厂可能会先建后批。在浙江,许多工厂现在被迫每周停工3天,预计其2004年缺电量为440万千瓦时,是去年的两倍。该省现已公开对抗中央的审批程序,并在积极推进25座新电厂的建设,其中许多并未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

要为中国这样快速增长的大国预测电力需求,可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但在求得电力供需平衡方面,中国的体系做得特别糟糕。其中部分原因与政府规划的效率低下有关。中国2000年草拟的第10个五年计划涵盖2001年至2005年,根据该计划预测,电力消耗的年均增长率为6%,与1995年至1999年波谷期间的增长率相同。然而在该计划的前3年期间,实际的年均增长率几乎是预测数字的两倍,达11.8%。

计划制订者未能考虑到电力消费的波动性。工业用电占中国电力需求的四分之三,而所有消费量有四分之一(以及过去两年需求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四大行业:钢铁、铝、化工和建筑。所有这些行业都由大型国有企业主导。这意味着,电力需求主要由易波动的国有企业投资周期所驱动,而不是由更稳定的消费需求增长所驱动。

但错误的预测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问题是电力定价,这可以说是一团糟。形式上,国家专责规划的部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改委)既制定了向最终用户收取的零售电价,也制定电力分销商向电厂支付的批发电价。省级物价局有权批准价格变动,这种变动通常出现在发电厂与分销商签定的电力批发合约上。民用电价保持在较低水平,很大程度上由人为的工业用电高价来交叉补贴。其结果是,中国的工业电价远远高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此外,当电力需求猛增时,发电厂无法提高价格,除非政府授权提价。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被迫降低价格,比如在广东,这里比其它任何地区都更早经历电力短缺(在2002年夏季)。尽管如此,省级政府坚持实行既有计划,即削减电力价格,以维持广东省在吸引投资上的竞争力。

国家发改委已批准今年提高电价,但增幅小得可怜,几乎不足以促使电力消费者减少其用量。

这样造成的最终后果是,中国电力行业的经济效益与它们应有的水平恰恰相反。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上,当需求高企时,发电企业通过提高电价而获得丰厚利润;再到供应过剩时期,它们用这些利润来为新电厂的建设提供资金,当需求高峰再现时这些新电厂就能发挥作用。在中国,发电厂无法在需求畅旺时获利,因而在供应过剩时期,只能靠关闭未使用的产能来保持现金流,而不是为下次需求高峰储备产能。只有当灾难降临时,新电厂才得以建设。

因此,只要中央计划继续控制电厂建设和电价制定,这一不良的盛衰循环就将持续下去。

2004年08月04日

 

zhaoxiao 

  前段时期,有关中国是否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成为焦点问题,朝内朝外、国际国内,网上网下都有不少口水之争。在许多人看来,中国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国际上应按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来对待中国;也有许多人认为,中国距离真正市场经济国家还有很远的路程,中国的经济转型依然困难重重。对于中国是否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当时我的合作伙伴搜狐网在内的多家媒体曾向我约稿,希望予以分析,均被我婉拒,因为我自觉并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系统、全面的研究,而我眼目所及,读到的一些研究中国市场化进程或者市场化指数的报告,却又不能让我信服,因而也不敢引以为据。

  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首先涉及到市场经济的标准。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可以说,中国搞了2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也没有几人能够讲清楚。但最近看到一位朋友写了一篇小文,倒是很好地阐述清楚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一般人看来,市场就是交易,因此一个国家只要存在着交易,就是市场经济国家了。殊不知,市场经济不是一般的交易,市场交易的本质是自由交易,只有交易各方在完全没有外力逼迫的情况下,达到“一致性同意”才算得上是市场交易。显然,自由交易不仅表现在最终市场,为了保障自由交易,首先就需要有一个非垄断性的政治市场(现在人送美名“宪政”是也),在此之上,为了保障交易的创意和思想的自由,还需要有一个自由的言论市场(所以出版、言论、文化的自由必须保障)与思想市场(包括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等)。如果没有这些自由交易必要条件,则自由交易就谈不上,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就很难说够格。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农村承包制开始的,“粮食”成为第一个带有市场交易性质的产品但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成为自由交易的产品。随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入城市,越来越多的产品,包括工业产品、服务进入市场,随后劳动力和技术也逐渐地进入市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资金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也已进入市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应该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但是,总体上来讲,产品的自由交易进程快些,而生产要素的自由交易就比较差,不自由的交易也仍然是到处存在。

  尤为重要的是,覆盖全面,能够保障最终交易自由的一系列制度硬件和软件仍在痛苦建立的过程之中。以笔者的眼光,大概而言,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充基量可能也就走了三分之一的路,中国距离真正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可以说仍然任重而道远。

  这是我对中国是否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简单思考。但在这篇短文中,我想撇开这些不谈,作一些另类思考,着重考虑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如果说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那么在这个国家,市场机制是否已有效地发挥作用,也许相比简单地讨论中国是否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能得出更有意思的一些认识。

  这些年,我有机会在全国进行调查。当我南北东西奔跑时,出于职业习惯,我经常会询问各地的价格,吃穿住行,不一而足。上世纪80至9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可贸易、可流通商品的物价也是有明显差异的。其中,深圳沙头角的东西大概除了走私货外是最便宜的,往往只相当于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方城市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沙头角遂成为游客到深圳必去的购物天堂。但从今天看,中国全国各地的物价,如果创去运输费用和中间费用,已经大体相当,利用信息差从中获取暴利的机会可以说大大减少。这说明,市场机制引导了供需,全国各地交易组织和庞大的营销网络已经建立起来,不仅使供需平衡,而且日渐形成一个近乎完全竞争性的全国大市场(这一市场至少在大部分的日用消费品上已经实现)。从这一迹象看,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进步,市场作用的有效性是无可怀疑的。

  我最近还有一次非常特别的“市场有效性”的体验是在装修市场上。大家知道,装修房子的瓷砖现在是五花八门,品种繁多。我到建材市场上,要挑选一款纯白的地砖。有一种砖,标价150元/米,看起来似乎不错,已经很让我动心了。但走不远,我发现了另外一款品牌为“博德”的同样纯白的砖,标价高达350元/米,吓了我一跳。价格何以相差这么大?博德的售货员告诉我,他们的砖是一种叫“微晶石”的新产品,其白色的纯度和亮度是普通砖没有比的。于是,我跑到原先那个店,征得同意,抱将过来,将两款砖放到一起,结果无须仔细对照,即可发现,两款砖的质量的确有明显差异:原先那块初看纯白的砖现在变成了“灰色”的砖,釉面也相比薄了许多。这让我相信买博德的砖虽然价高,却是物有所值的。再往市场里面转,我又发现了另外“蒙娜丽莎”的一款砖,和“博德”的砖都属微晶石,但每米还还更贵出30元。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是“蒙娜丽莎”的品牌更响还是别的原因?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延续前面的经验,我将博德的砖抱了过来,也将两款砖放在一起比较。结果发现,两款砖都是纯白,但“蒙娜丽莎”还要更白一些,并且釉面也要更厚,蒙娜丽莎的售货员并告诉我,他们的砖吸水率为零,这意味着即使掉下一滴墨水去也不会使砖变黑。这个时候,我服气了。市场是有效的,一分钱不分货,分毫不差。

  有许多理由说明中国的市场越来越有效。比如,好的产品在市场价格一般要高于劣质产品,新技术产品的价格要高于传统产品。海口的海景房和普通房价格有时能差出10倍,但也大体反映出供需的不同,并且有效地调节了需求。在北京你到饭店吃基围虾,如果价格低于38元/斤,你不能买,肯定是假的,58元/斤以上应该大致可信。同样里程的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价格虽然有差异,但大体能反映其性价比,可以说比过去有效率多了,如果能允许更加自由的定价,市场可能会更有效率。诸如此类,我们可以举出好多例子来。

  还有一宗,中国的股市经常被人批评是最没有效率的,因为它“不能有效的发现价格”。可是,我发现,中国的股价其实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股市的综合、复杂信息,包括体制信息,其涨跌其实都是相当有道理的。这说明中国股市无非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是“无效的”。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弃中国股市而直奔海外市场,则说明全球不同金融间市场的竞争也是有效率的,好的市场日益兴旺,而劣质市场必将在全球竞争中日益“边缘化”。

  但是,中国市场是否真的变得很有效,以致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呢?恐怕不完全是这样。除了上述正面的证据外,同样也可以找到许多负面的证据。

  一个证据是中国缺乏弹性的电价。目前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精通价格理论奥秘的经济学家张五常为此撰文:中国的电价至少应该涨20%,以调节供需。但是,电价并没有随行就市,有人认为是因为担心民众受不了,其实关键是这个市场根本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在这个“国计民生”的领域,政府既控制着上油的电煤供应特别是价格,又控制着下油的电价,中间还通过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将煤炭发电决策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中国到底有多少煤和电的供应和需求,煤和电的价格究竟应该定在什么水平上最有效率,永远是一笔糊涂帐,市场在这个地方是无效的(或者说只能扭曲地起作用,而不能有效地调节),也是做不到出清了。

  电是这样,许多能源和原材料产品也是这样。早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就奉行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战略,以哺养缺乏比较优势的国有工业企业。结果这一战略一直待续至今。其结果,长期的能源和原材料低价战略,成为中国企业浪费性使用能源和原材料的根源。很多人批评中国企业能耗高,效率差,却不知道主要原因,是因为缺乏价格信号,当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长期偏低时,企业自然缺乏提高能源和原材料使用效率的压力和激励。政府不是希望企业减少能耗和原材料的使用吗,最好的办法不是通过宏观调控放慢企业发展速度,而是果断地放开能源和原材料市场。

  再就是土地。这些年中国引进外资连同经济增长高歌猛进,靠的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工换来全世界源源不断的投资。但是,中国土地是否真的有理由低价?低价的土地与其说是一个有效的市场信号,不如说是一个扭曲的行政信号。据经济学家的王建的测算,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平原面积尤其耕地面积稀少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土地利用模式和价格特性应该与美国大相径庭,而更多接近于日本的情况。但现实中,尤其是过去这些年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布局以及土地价格和土地开发却象是地大物博的美国,大手大脚,不计成本。个中的原因,是土地产权没有落实到农民,因此政府可低价从农民那里征收土地,再以低价甚至近乎免费的价格吸引投资。这样一来,土地市场就成了无效的市场,经济增长难免增加了重重的水份。

  许多人抱怨,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太高了。其实,按测算,如果中国土地的产权到位,地价到位,房房地产市场变得有效的话,中国房地产的价格还要高出许多。现在的价格事实上是远远低估了,所以才有了工业和建筑用地的浪费性使用,才有了人人想住大房子的不切实际的梦想—-要知道,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正教授才住不到100平方米的小房子,中国的年轻白领有什么理由刚工作两年就非要买150平方米的大房子不可?

  顺便说一句,宏观调控将土地作为调控要害,并严加限制农地的非农化使用,耕地的非耕地化使用,也是剑走偏锋了。从市场有效性的角度,土地一定要由低效率使用转为高效率使用,而政府要做的不是限制这种转换,你也无法限制,而是要想办法让市场变得更有效率,其中关键则是通过土地改革清晰界定土地的产权。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市场,就会发现市场关系仍很单薄,市场在发现价格和调节供需方面还远非有效,厚厚的覆盖着的仍是政府看得见的手的阴影。笔者最近听到了两个关于中国的黑社会的笑话,就像黑色幽默和黑色象征一样,也许可以作为另类思考,让人对于中国市场经济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俗话说“盗亦有盗”,但我听到的一个笑话说的却是中国的黑社会根本没有诚信,因而只处于“初级阶段”的事儿。报上记载,有一位女子,因恨丈夫有外遇而跑去找黑社会,商定以18万元为代价交换丈夫的人头。结果,黑社会收了钱,却没有“做事”,甚至说根本没有“做事”的打算。该女子不干了,愤怒地上门去理论,却遭到暗害。这件事是他的“能干”的丈夫后来在妻子被害后雇人查出来的。

  另一个笑话似乎更好笑,却又让我笑不起来。在国外(包括香港),据说黑社会绑架人,在拿到赎金后通常都会放人,否则就是坏了规矩。但如今在中国却不同,黑社会绑了人,拿到了金后,不是放人,而是马上撕票。何以如此?据说与富人市场的真实信号的传递失真有关。我们知道,国外的有钱人,基本上可以从坐车和住房上“有效”的辨认,也就是,其外在和内在是一致的。但在中国,外在和内在经常是不一致,甚至反着来的。许多开宝马奔驰,住洋房别墅的人可能是欠了银行或别人一屁股债的“穷人”。这使得以坐车和住房为富人的有效信号来绑架“富人”靠不住,黑社会在绑架“富人”时,只好照顾中国国情,采取吃窝边草的办法,即向最身边最了解、最有底的富人们下手。而富人在被绑架后,自然也比较容易发现是谁绑架了自己,因此,黑社会在拿了赎金后就不得不撕票,以杀人灭口。

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没有诚信。而在一个没有城信的市场经济社会,就连黑社会也变得没有诚信。而在市场的有效性方面,如果富人的信号都不能有效地被显示,那么就连黑社会的行为也变形。这大概是中国市场经济最为黑色的证明了。

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所谓正义的天空,
挤满了多少伪善者的魅影。

大革命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还是人人相轻。
民主挂在嘴边了,
为什么宗教审判的炉火依旧通红。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时刻准备着谄笑、假面与屁股,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赐予我的骂名。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然你脚下有亿万党同伐异的人,
我依旧会固执地发出我的声音。

我不相信残忍的只是刽子手,
我不相信黑的只是乌鸦的身形。
我不相信遭报应的只是恶人,
我不相信假的只是梦境。

如果海洋可以冲毁堤岸,
就让洪水滔天,涤荡人间。
如果陆地注定要塌陷,
那就埋葬了人类,重新选择真理生存的圣殿。

?

附录:回答 
北岛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新闻采访中,最难的是对问题性事件的采访。利害关系决定了当事人常常想尽办法、设置种种障碍阻挠采访。在这样的当事人面前,记者并非无所作为,关键是看记者用怎样的方法进行采访。 

  通过公共资源寻找问题 

  今年6月1日, 
广受关注的周正毅一案有了司法审判结果,法院认定周正毅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 

  当晚,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从现在的结果来看,你当初的报道和判断是对的。”笔者此前有关周正毅的报道被美国《华尔街日报》、香港《东方日报》等媒体称为权威报道。 

  去年5月底,周正毅被监视居住。消息披露后,周正毅事件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焦点。一些海外媒体四处寻找与周正毅沾边的人,不管这些采访对象提供的资料可信度如何,尽管端到报纸上来。这样一来,各类真假消息充斥报端。 

  我所在的《中国证券报》当然关注周正毅事件。在报道的把握上,报社领导与记者达成共识,报道要及时,更要真实、准确,不能捕风捉影。当时,我得到消息,周正毅涉及的一个可能的问题在于:为获取大量银行贷款虚拟资本金设立众多公司,然后再将贷款用于操纵某公司股价。如何证实这一消息的准确性呢?我想到,设立公司要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调查周正毅系企业的工商登记资料或许会有所收获。 

  去年6月4日,我到上海市工商局办理查询手续时,发现排在前面的证券监管等部门的人也正在办理查询周正毅系企业工商登记资料的手续。看到这一幕,我的信心大增。次日,我弄清了周正毅系近10家企业的注册地后,用了一天的时间到上海的五家工商管理部门查阅这些企业的资料,查阅过程中,又发现了近10家与周正毅有关联的企业,并复印了近2000份资料。 

  通过分析,我发现几个问题:一是周正毅的农凯系企业极为庞大和复杂,其间不是通过法律关系来组织,而是通过亲属关系来组织;二是周正毅正在进行从台前到幕后的转换;三是周正毅编织复杂企业网的目的,是为了隐蔽自己、控制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等;四是周的农凯系企业存在虚假注册的嫌疑。 

  2003年6月6日,我所写的《周正毅的“农凯”腾挪》在《中国证券报》上刊登后,海内外1000多家媒体转载。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转载的同时称,此文是目前关于周正毅的最权威的报道。 

  寻找敲门砖 

  今年2月24日,上市公司爱建股份公告称,公司原董事、副总经理刘顺新因涉嫌经济犯罪,目前正被司法机关依法审查。在证券市场上,爱建股份一直以稳健著称,为何突然出事,人们极为关注。 

  本报通过权威渠道了解到,刘顺新兼任爱建证券公司董事长,因涉嫌账外非法拆借资金而被警方刑事拘留,其非法拆借的资金规模达20多亿元。刘顺新在拆入资金后,通过国债回购的方式拆出资金借给他人,其中一个对象是港股某大炒手。同时,有消息称香港那位炒手专门代理上海资金在香港的运作。为了解这些真相,报社派我们到香港作进一步调查。 

  来到香港后,不管如何做工作,那位香港炒手就是不接受采访。无奈,我走访香港警务处、证监会、证券交易所、金融管理局等部门,希望能得到有关消息,但除从香港警务处得到一句已对炒手进行调查外,别无收获。最后抱着一线希望,我到香港公司登记署查阅有关公司登记资料。 

  查阅中,我发现一些公司登记资料所述情况与那位香港炒手公开披露的信息有出入,尤为珍贵的是发现上海一家大型企业集团的高管在香港注册了私营公司。为了解大型企业集团高管注册私营公司的目的,我又走访了负责为其注册和审计的香港某会计师事务所,并到香港税务管理部门了解相应情况。 

  回到上海后,我直接找到某大型企业集团董事长,告知我们在香港查到了其注册私营公司的情况,希望他能跟我们说清楚其与香港炒手间的关系。我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其注册私营公司的情况,并得到了这间私营公司与香港炒手之间的一些交易资料,为使我们的报道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希望他能作出解释。并劝说,现在公安部门已展开了调查,总有一天事情会水落石出。与其现在让人们猜疑,还不如主动说清楚,以争取主动。 

  经过半个小时的交流,对方终于下定决心将有关情况全盘托出。他的介绍使我们了解了一部分真相。尤其是采访该董事长的报道见报后,香港炒手终于主动通过其代言人找到我,表示愿意接受采访。 

  把握当事人的心理活动适时敲击 

  1997年底,我就关注城市动拆迁问题,并于当年的12月19日发表了《“流氓动迁”何时了》一文。文章通过两个典型事例的介绍,直指某地一些房屋管理部门为赚取拆迁费纷纷开设房屋拆迁公司,而为完成拆迁任务不惜招用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以打骂的方式逼动迁户就范。 

  在这篇报道的采访中,如何取得“流氓动迁”的证据是关键。虽然受害人介绍了情况,甚至提供了医院的验伤证明,但动迁组并不承认打人,称受害人的受伤与自己没有关系。 

  我找到处理动迁组打人事件的派出所,与派出所负责人闲聊起来。当聊到他的从警经历时,他叹起了苦经,承认有些动迁工作人员打动迁户。 

  有了派出所政委的说法,我再找动迁公司的上级单位———某房管所所长采访。当对方知道派出所政委已介绍相关情况后,硬着头皮回答我的问题。通过对这位所长的采访,我掌握了房管所为什么要成立动迁公司和为什么要采取流氓方式动迁的材料。报道刊登后,尽管地方一些部门反映强烈,数次三番想向报社抗议,但因找不出报道失实之处只得作罢。 

  通过为当事人出主意打开缺口 

  几年前,我接到一封读者来信,反映某地农村的一位干部摘编了一本50万字的保健方面的书,然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向当地的20多万学生高价销售。信中所述事件极为典型,我决定对此进行调查。 

  读者在来信中对事件的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但没有留下详细的联系方式。我就直接找到那位干部。此时,我才知道,早在我调查之前,已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等进行过采访。大概已有了应对的经验和准备,对方将强行推销书的事情推得一干二尽,反说自己被冤枉了,实际上,他编书、卖书的目的是为了设立贫困学生就学基金,使贫困家庭的少年儿童也能上学。 

  这位干部究竟是利用职权谋利,还是做好事?为弄清事件的真相,我决定到学校找老师、学生了解情况。我首先随机选择了一家偏僻的农村初中,并找到这间学校的总务。对方明确告诉我,是有这么回事。上级教育管理部门还给他们学校下过销售指标,而且,指定的价格高于书上印着的定价。我走时,他还送了一本样书。 

  当时天色已晚,我又赶到当地最大的中心小学采访。中心小学的校长大概已被关照过,称根本没有强行销售保健书一事,事件中的农村干部只是送过一些书给他们学校。他们学校就将书发给了一些学生。结束对校长的采访,正是学校放学时间,我就拿着样书到学校外面拦住一些学生,问他们有没有买过这样的书,是怎么买的。学生们纷纷说,买过,不是他们自愿买的,而是学校让他们买的。至此,事件的原委已基本清楚。 

  晚些时候,那位农村干部大概知道我走访了学校,就找到我住的旅店。对方大叹苦经,想不到弄这本书引起了这么大的麻烦。因为使用的是香港刊号,而香港刊号的书不得擅自在国内销售,当地新闻出版部门进行了查处,销毁了一部分书,印书的钱他还欠着呢。我就说,你不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书没有销毁吗?你再去申请一个国内刊号,申请好后,只要再花一元多钱换个封面,就能正式销售了。这样,或许能够弥补目前的亏损。对方闻言一拍大腿,你这个主意好。你这个朋友能够交。接着,他含含糊糊承认了强行销售书的事情,言语间直指当地教育管理部门为赚钱主动与他合谋。 

  次日正是周末,为进一步落实证据,我想办法找到了当地教育局局长。开始对方并不愿承认事实,但听了那位农村干部的录音后,为解脱自己的责任,详细向我讲清了事件的经过。 

  步步推进引导当事人主动和盘托出 

  2001年底,我发表了《股民李金安眼里的银鸽黑幕》一文。文章披露了上市公司银鸽投资的一系列黑幕:擅自收回已分配给职工的1万多股内部职工股;上市申请前,临时组进4家发起单位扩大净资产规模;2044.8万元国有股配股资金长期不到位;设立郑州分公司,用募集资金和银行贷款炒自己公司股票;1.2亿元资金委托他人炒作银广夏股票,造成巨额损失而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道发表后,监管部门查实了其中的主要问题,并进行了相应处罚。 

  上市公司种种违法违规行为往往隐藏得较深,一般情况下,除非内部举报,媒体很难在监管、司法部门查清事实前掌握核心材料。我能掌握较为充分的材料,说起来还有段故事。 

  2001年中,我接到银鸽投资一些职工的来信,信中反映公司将原分配给他们的1万多股内部职工股在公开上市前擅自收回。我在调查后,写了题为《把股票还我——银鸽投资职工状告公司侵占内部职工股纪实》的特稿,发表在2001年9月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文章发表后,银鸽投资董事会反映很大,派专人到报社与我交涉,甚至指责报道失实。我认为材料充分、可靠,一方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说银鸽投资董事会改正错误,一方面关注事态动向,进行连续的追踪报道。我每做出一篇报道,对方就被动地披露相应信息。当做到第10篇报道时,银鸽投资大股东在感受巨大的压力同时认识到,如果不将公司存在的问题说清楚,不对公司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整治,难以取得投资者的信任,公司难以重生。于是,决定与我合作,通过我将公司的问题讲清楚。就这样,银鸽投资大股东主动向我提供了内部审计报告、当地政府的调查报告和会议记录等关键材料。 

  采访中应当掌握的原则 一篇问题性报道的成功,采访方法当然重要,掌握一些采访原则也很重要。 

  一、足够的耐心。 

  问题性报道的采访难度大,除非采访对象主动配合,否则几乎没有一篇问题性报道的采访是顺利的。这就需要记者有足够的耐心去想办法,脚踏实地地寻找每一个可能的缺口,其间可能要做很多无用功,但不能因此而轻易放弃。一篇报道的权威性和深度是由采访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的;采访不深入,写出的报道就不会有力量。 

  二、理性的态度。 

  做问题性报道的记者,往往社会责任感很强,采访中可能会鄙视问题制造者。记者应当极力避免这种心理和行为。记者只是事件的记录者,不是评判人,每个采访对象的人格是平等的,即使犯罪分子也是如此,所以,记者应当理性地去采访,平等对待每一个采访对象。这样,才能得到采访对象的理解,才能软化采访对象的对立情绪,得到各方采访对象的配合,也只有如此,报道才可能客观公正。 

  三、核实每个细节。 

  问题性报道不能一味地抢时间,而要花时间核实每一个细节。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真实准确。采访中不仅要采访到事件各方当事人,还要注意对各方当事人所述事实进行验证。有时候,因为受到压力,或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没有一方当事人愿意说出事件真相。记者只有通过其他途径验证才能辨别其真伪。 

  还有一种现象也须引起注意。随着信息透明度不断提高,记者往往通过公开资料就能找出问题。久而久之,一些记者习惯于做案头的分析工作而忽视实地的调查研究。这样做往往会酿成大错。事实上,一些公开披露的信息是经过选择、加工的信息,不仅难以反映事情的全貌,也可能与事实真相不符。 (作者单位:中国证券报社) 

 作者:顾惠忠 

2004年08月03日

一開始我就希望北大、法學院和朱教授能夠認真對待這件事情,如此,討論制度才有基礎,才能將此事件的公共議論引導到它最應該的兩個點上:第一,給甘德懷一個公正的説法——它應該儘快結束;第二,轉入制度討論,給未來招生制度改革提供理性建言,而這本應該是重點。
然而事態的發展完全背離了上述期望,因爲種種原因它變成了一場純粹的鬧劇,幾乎沒有任何成果可言。

一、北大與法學院的沉默,導致交流機制混亂

朱蘇力教授在面對媒體時,無論他個人還是媒體都忽視了他在身份上的重疊,即他是決定不錄取甘德懷的主要當事人,同時也是北大法學院院長,朱教授在媒體上回應社會的時候,基本上是以個人的身份出場,因此,北大及其法學院在這場討論中很遺憾地缺席了。而社會在面對朱教授的回應時,也因此而混淆了兩種身份。斥責朱蘇力的人同時也斥責北大、斥責法學院,不分彼此。
甘德懷報考朱蘇力的博士,其實質性的法律關係是甘德懷與北大的關係,而不是甘德懷與朱蘇力的關係,因此,甘德懷對朱蘇力的責難,理應由北大出來説明、澄清、認錯、彌補。從這個角度說,作爲教授的朱蘇力是否出來發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北大必須出場。退一步說,即使北大不親自出馬,法學院也應該出來答復,因此朱蘇力教授作爲院長,不應該以個人名義面對甘德懷和社會,而應該以法學院的名義去面對。但是,北大沒有出場,作爲院長的朱蘇力也沒有出場,只有作爲學者的朱蘇力出場,在此基礎上,原本應該是北大與甘德懷的糾紛被轉換成了朱蘇力與甘德懷的私人恩怨。於是,作爲公共事件的甘德懷事件從朱教授一出場開始就屏蔽了基本的交流規範。究其原因,核心問題還在於中國尚未形成學術共同體,因此在面對公共事件的時候,作爲當事人的學術方並不清楚自己應該如何面對自己的糾紛對象。

二、朱教授拒不認錯將討論引向死胡同

雖然北大及其法學院這次都沒有出場,如果朱蘇力教授作爲個人能夠誠\\\懇面對問題,勢態發展也不至於太糟。可惜,作爲直接當事人的朱蘇力教授至今也不願意向甘德懷先生和社會道歉,並且聲稱錄取過程與結果“是制度給了我權力”、“不錄取甘德懷是一個正確決定”、“判他不及格我問心無愧”等完全無視自己曾經犯下的程序錯誤,為自己強行辯護,再加上陳永苗先生、許志永先生等著名人士為朱教授所作的片面辯解,從而導致了社會公衆\\\對朱教授本人和北大的進一步失望與憤怒。
朱教授之所以無視不錄取甘德懷的過程,幾乎完全迴避程序公正問題,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前文已經論及中國還沒有形成學術共同體,因此,學界普遍學格低下,與那麽多剽竊、錢權交易以及逼迫學生、熟人代寫論文、專著比較,朱教授已經算是難得的做學問之人(至於做得如何另說),因此在心理上朱教授覺得自己很委屈——“我這點事情算得了什麽!”,於是學界本身的黑暗和朱教授缺乏自省的雙重原因,道歉變得很難;
第二,法學界在此次事件中參與不力,無法在學朮共同體意義上形成對北大、法學院和朱蘇力教授的輿論制約,而有些人甚至反其道行之,為他片面辯解,進一步助長朱強詞奪理。這種參與不力當然存在學術界熟人社會的原因以及放假期間等多重因素,不是單一的原因,無論如何,法學界沒有很好地參與這場討論則是明擺著的事實,但不能作具體的對號入座——否則就變成反右、文革時期的人人過關了。我們要理解許多懶得參與者的感受,例如秋風和王怡沒有參與這場討論,就是純粹興趣的問題,他們既不處於這個學術利益集團之中,也沒有出去度假(据我所知),但他們就是沒有參與,爲什麽,他們懶得關注,或者雖然關注,懶得寫或者暫時不想寫,這是個人選擇,他人無權指責。
第三,北大校方的沉默就是對朱蘇力最強有力和不應當的支持。
於是,事態朝著人們最不希望的方向惡化。

三、網民們被激怒,道德義憤與偏見成爲主流

如果單從招生這件事情看,直到現在我依然認爲招生過程的主要問題是程序上的,並不涉及朱教授的個人品格,雖然其後續行爲可能讓人覺得性質已經不同了。社會上種種猜測此次招博摻雜了非學術關係的其他腐敗因素,我能夠理解這種猜疑但並不相信,以我對朱教授多年來的接觸和了解,雖然我不贊成他的主要學術觀點(甚至發表過長篇論文批駁,以至朱本人對此極為反感),但他絕不是利用非學術關係招生的人——這也許正是陳永苗先生和許志永先生為他辯護的心理原因。這當然也是拙評二不被很大部分網友接納的原因——他們甚至因此喪失了完整閲讀拙作的耐心,或者乾脆指控我為朱教授辯護,但不可否認,即使沒有朱的後續行爲,許多人也有不讀文章就駡人的習慣,兩種原因夾雜在一起,很難分辨,但是閲讀往往有一個事態發展產生的心理背景(在善意批評者那裏,我的文章至少是不合時宜的)——當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朱應該道歉的時候,我談制度和其他問題,自然不太會有市場,這也很正常。本人批評他招生過程中行爲的“理解地同情”這一基礎,也因爲朱教授後來的行爲而自行撤梯了,因此社會上的猜測與指責洶湧與朱教授的行爲相關,而不是孤立或者僅僅是惡意的。
看著網絡上的極端情緒化傾向,打棍子、扣帽子,動不動就來一通謾駡的惡劣習氣,所謂的學術思想性論壇就逐漸變成了公共廁所。陳永苗所謂的網絡民粹主義當然存在,只是作爲參與討論者,我們不妨“同情地理解”,伏爾泰警告過的“永遠要與民衆\\\為敵”,在今日中國處處顯出其深刻與智慧。民衆\\\的聲音並非天然合理——就如它並非天然不合理,去蕪存真是所有人的責任——包括他們自身。朱蘇力教授曾經在文章中譴責我蔑視民意,我並不蔑視所有民意,相反對於理性的民意,我欣賞也贊成;但有的民意,我就是蔑視的,他們不是上帝,不加分辨地順從只是民意的奴才,與專制者的奴才沒有兩樣,網絡也是一個專制和暴政的淵藪,這一點無須諱言。一味地討好民意很容易,而要真正保持獨立並不那麽容易。
在朱教授完全罔顧正當輿論,決不低頭認錯的背景下,要求公衆\\\理性對待甘德懷事件確實多少有點過分,朱教授的強詞奪理激怒了大部分參與討論的網民,於是大部分網民不願意對此事件作深入探討,而將關注點完全集中在朱教授本人在此事件中的行爲,進而不少朋友因朱的行爲而聯想到整個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不堪,種種譴責和批評,我想基本上應該被理解,他們的憤怒甚至不少過火的表達雖然不必提倡和認同——那些空穴來風的漫駡甚至應該被批判,但也應該被理解地同情,這是公共事件中信息不對稱的必然結果。
顯然,正是朱教授的拒不認錯將此事件的討論推進死胡同(其中當然也有配合他的媒體的作用),如果朱教授從一開始就能夠主動認錯,並且認真對待後續問題,那麽他所強調的博導招生自主權這一重大的制度性問題就會成爲此次公共議論的核心——這正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許多人的合理期望,而不是如現在這樣讓人生厭。於是情緒主宰了一切,“討論”也就越來越無聊,越來越白癡化,夾雜了無數謾駡的道德義憤成爲主流。儘管所有的公共議論都會產生垃圾,但像這次一樣以垃圾佔主要分量的公共議論實在令人沮喪。

四、改革招生制度的討論已經不可能

北大的沉默、朱教授身份錯位、拒不認錯、網民們被激怒以致極端情緒化,污言穢語充斥網間,導致了制度問題的討論無法展開,因爲對於許多人而言,討論制度問題首先要討論這次招博事件的程序公平問題,而作爲著名法學家、北大法學院院長的朱蘇力教授不就此問題作出令人滿意的答復——無論以個人還是行政職務身份,其他討論的公信力必然受損——甚至在事實上的蕩然無存,拙評二所力圖達到的目的也在這次討論中被基本扼殺,許紀霖先生的思考在網上也幾乎遭到與拙作完全相同的厄運\\\
——現在談制度已經被人認爲是虛僞和避重就輕的遁詞,一切試圖探討制度的人都要被扣上為朱蘇力辯護的大帽子,這當然是非理性的。
拒絕討論制度問題在此事件中為網民們的偏見進一步極端化立下汗馬功勞——源頭就在朱蘇力教授,因爲他只談制度。因此,有網友指出朱教授的行爲對博士招生制度改革是一貼毒藥,確實如此。
但這並不意味著在此事件中討論制度問題就是錯誤的,在朱蘇力道歉以前,朱蘇力確實不配談制度,但其他人怎麽就不能談?程序公正的討論畢竟有限,因爲它太明確了,是非太一目了然了,容不下多大思想交流的空間,但這個問題不過関,社會就不願意就制度問題展開討論,他們擔心違規者逃脫。然而,基本立場明確的人討論制度應該被寬容(即使他不願意表態也應該被寬容,只要他沒有公然為醜行辯護),只是網絡暴政的最大特點就是只准一個聲音,如果有其他聲音就一律絞殺——他們不明白各種聲音之間未必都是對立的,可惜,負責任的制度討論者根本不是網絡專制者的對手,後者都穿著網絡盔甲,刀槍不入,無論如何駡人,也不必負責任。
朱蘇力教授本人的言行和沉默的北大賦予甚至強化了拒絕討論制度問題和情緒化偏見的正當性——儘管這種正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僞造出來的,但網絡上輿論一律的霸道基本上扼殺了制度討論的可能,因此坐實了這種原本虛擬的正當性。
頭腦簡單的人看待問題永遠只有一個視角,但世界一直就由他們主宰。
北大及其法學院的沉默、朱蘇力教授此次行爲不但導致人們對他個人的鄙夷,更加深了學界與社會的裂痕,他的行爲使得原本正當的博導招生自主權成了一個笑柄,一個臭雞蛋,甚至導致有人建議單留筆試取消復試的極端反彈,北大和朱教授毫無疑問地賦予了這種反彈的虛假甚至部分真實的正當性。
此事件的複雜性以及制度改革問題,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最終被革除了討論資格,事已至此,夫復何言?

這場討論的教訓

北大及其法學院的缺席、朱蘇力教授的身份錯位與傲慢使得這場原本可能意義深遠的公共議論,偏離了最應討論的主題,將一個本來很好解決的問題變成死結,助長了人們非理性的簡單化偏見,人爲地製造了一場原本不必要的情緒化對立,從而嚴重地敗壞了討論的結果和討論的品格。
通過這場討論,學術界(包括朱教授本人)應該反躬自省——醜聞永遠都會有(記得有人說過,沒有醜聞的社會是最大的醜聞!),有醜聞才表明信息的相對暢通,但是面對事件本身,如果缺乏有效的交流機制,缺乏良好的交流品格,就會使醜聞醜上加醜,而不是解決問題,消除醜聞。這件事情的公共議論已經無可挽回地被敗壞,它留下的教訓是慘重的——強勢者的非理性必將導致弱勢者的非理性,後來者也許有必要很好地研究這件事情,給下一個醜聞的理性交流提供可能的預備方案。
完全流於道德義憤譴責的這場議論即將落幕,博士招生制度改革的討論在這場討論中也已經夭折,作爲本文主題的討論卻還沒有開始——但一個希望自己健康起來的社會不能永遠都像在劉湧案中一樣,眼睜睜地看著一場公共議論,僅僅淪爲徒有激情沒有理性者揮舞道德棍棒殺伐肆虐的網絡街頭政治。
200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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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张鸣:

博士生招生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近来,有关北大所谓的“德怀门”事件,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让人想不看都躲不开,在指责朱苏力的同时,批评的矛头也指向了博士招生制度。鉴于本人也是这个制度的个中人,忍不住也想说几句。

  中国目前的博士招生制度,基本上是在对高考制度模拟的基础上的补充,这个制度,主要是要求以考试成绩(尤其是笔试)来决定舍取的,而在招生过程中,组织的作用明显要大于导师个人。显然,这种制度对于那些真正想要招做学问的学生的导师来说,是过于有束缚性了,因为许多素质很好且适宜做学问的人,恰恰不善于考试。对于有志为学的导师而言,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考得好的学生,碰了面之后发现他没有多少学术素质,而真正的美材,往往又考试过不了关。单就制度或者程序而言,苏力的确是犯了规,或者说他在研究生院的同意下犯了规(如果要追究的话,可能研究生院要负更多的责任),但他的犯规,在博士生培养的原则来看,却是合理的。从甘同学自己的叙述来看,他的确不太像一个学术上上路的人,所以,苏力不录取他,显然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入口的时候想办法招进些有志于学的人,那么我们怎么改善现在令人诟病的博士质量差的现状?这个现状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有的博士论文,已经不是不合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根本就错误百出,通篇废话,但是这些人当时在入学考试的时候,大多是考试通过的。

  当然,苏力的作为,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制度给了他这样做的权力,实际上制度并没有给,而是研究生院给了他权力。对于他这样热门专业的院长和名教授来说,一般研究生院都是会让步的。

  问题就是这样怪诞,我们的博士生招生制度,对于合格的导师来说,是个束缚,是不好的制度,但对于大量不合格的导师来说,有它的合理性,如果不加以制度的约束,他们的确会把大量阿猫阿狗弄进来,只要这些人有关系有银子甚至于颜如玉。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科学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学术标准,我们能够招博士生的教授们,有太多的南郭先生,我们的职称评定的过程,更像是个玩政治的过程,先是玩院系政治,然后又玩院系间的政治,学问做得好的人固然不见得都上不去,但没什么学问的肯定上去了一大批,两者相较,后者的比例估计超过前者,从前专著不好出的时候,有太多的人只编了一本大路货教材就评上教授,现在专著好出了,大家只要想办法堆出一堆字来,就是著作等身也不难,评上评不上,关键实际上是在看底下的无形功夫了。凡是混上去的教授,其实倒未必像某些为朱苏力说话的教授说的那样,乐于招那些有志于学的学生,对他们来说,学问以外的东西显然更有吸引力,即使偶尔招几个好学生,估计也是为了好在学生的成果上挂上自己的名字。更大的问题是,混上去的教授们有些已经掌握了学术权力,操控着职称评审,以至于南郭弟子繁衍无穷。

  苏力是不是这样的混教授?显然不是。我跟苏力只见过一面,还吵得一塌糊涂,可以说一点私交也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利益瓜葛,所以犯不着为他吹捧。尽管并不情愿,我还是不得不认为,苏力的确是一个非常优秀、而且是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但凡在学界有点正面名声的人,一般是不会招些滥竽充数者坏自己的名头的。其实,如果想考察一个博士生导师的招生是否合适,关键应该看他的毕业生如何,而在“德怀门”中,恰恰没有人关心这一点。

  关于“德怀门”,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为什么大家偏对苏力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热情?我们热门的法学教育黑幕,难道真的体现在他身上吗?当年王铭铭事件也吵得不亦乐乎,好像王铭铭就是学术腐败的代称。不错,王铭铭是有严重的抄袭行为,但他的学问做得还是不错的,我们在谴责其抄袭行为的同时,不应该将之涂得一团黑。学界大量学问一点也无,成天拿抄袭当饭吃的人,或者成天说些没有过错,也没有用处废话的人,不仅没人过问,而且在王铭铭事件出来后,这些人居然还有些出来呼吁反学术腐败,你不能不感觉到这里的滑稽。我们对苏力这样在学术上风头很劲的人有如此大的热情,施以箭雨,难道是春秋责备贤者吗?还是掺有别的因素?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度,出来几个真做学问的学者,其实并不容易,捧杀固然可恶,棒杀或者哄杀似乎也不合适。

  议论发完了,还有一点希望或者说奢望在下面:

  1、希望我们的制度能逐渐逐出那些混迹于教授队伍的南郭先生,至少不要再继续让南郭先生的弟子进来。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博士招生制度基本上可以休矣,让官僚来管教授,毕竟不是国家之福。

  2、希望我们的党政机关,不要再热心配备博士,我们的党政大员,也不要追求博士学位,免得博士市场太热。

  3、我们社会科学的博士最好能少招一点,不要使教授变成放羊的。

  4、希望我们的学术有个标准,不能官大学问也大。

  批评苏力的同仁们,在轮起大棒之前,是否能想一想我的这些希望?

附录:

姚新勇:

法理精神死亡的

  甘怀德先生对朱苏力先生及北大法学院博士复试公正性的质疑,迅速漫延成为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本来对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就可能不同的看法,演成风波之后,观点之杂驳更可想而知。但是此事既涉公正与否之辨,而且当事一方又是著名法学家和著名学府的法学院,所以我以为,尽管各种角度的严肃讨论都可能是有益的,但基本的讨论,恐怕可能应该是从基本的法理出发,进行事实与情理的辨析。这样的辨析,虽然文字不会生动,但却可能更为确切地考察中国法律的“理论良心师们”的“存在本质”。7月27日《南方都市报》用了三版的篇幅,对甘德怀的质疑与朱苏力及北大的辩解做了较为集中的深度报导,正好可取之为进行基本法理评判的合适材料。

  “南都报导”所列甘怀德的质疑主要有五条,其中前4条属于程序是否得当的质疑:一,北大为何既不在网上公布复试名单,又不主动电话通知?二,被录取的艾、何两位北大考生,各有一门成绩不达初试达标分数线,为何有资格参加复试?三,复试时没有秘书记录,而由朱苏力既问且记,是否有违程序公正?四,为什么另一复试教师强世功迟到复试现场,而且他根本就没有听到甘本人的回答?应该说这四条质疑是有力度的,具有不可回避性。那么朱先生与北大方又是怎样回应的呢?

  对质疑一的辩解是这样的。北大法学院招生办说,初试结果刚公布时,就通知了甘德怀参加复试,至于具体复试时间因当时还没有确定,所以无法一并告知。另外到了7月15日还没有通知甘,并不算晚,因为据相关教师的记忆,通知另外两个考生比通知甘更晚。至于今年没有像往年那样在网上公布复试名单,是因为忙而疏忽。头一条辩解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如果北大法学院或朱苏力真要存心卡甘德怀,按情理一开始就很可能不会通知他了。但其他的辩解就很难住脚了。首先是甘德怀在15日自己打电话问询复试情况,并非北大方主动通知,所以在艾、何与甘之间比较发通知的早晚是否真有意义、合乎逻辑呢?我不清楚北大的具体规定如何,但19号就要复试,可是到了15号还没有通知考生而且是外地的考生,从常理来说显然是比较晚了。既然这么晚都迟迟未发通知,即使退一步排除故意不通知的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北大方可能已经忘记通知甘德怀准时来参加复试。第二,不管艾、何两位毕业于北大的考生是否与朱苏力有私交,客观上两考生与甘德怀的信息获取度在此事上是不对称的。作为北大的学生,他们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很方便地获取相关信息,所以北大是否及时通知艾、何,影响度可能会小得多;而甘作为外省人客观上可能更不容易找到北大的熟人打听相关消息,因此他是否能及时得到通知就非常重要了。例如我们知道,为了让当事人作好充分的准备,法院必须提前多日就要送达出庭通知;而且如果须出庭的人员居住地远近、交通等条件差别较大时,法院也不能不加以分别考虑。虽说博士复试不是法院开庭审案,但在有效提前告知这一点上,两者应该是一致的。第三,北大法学院博士招生办说,可以通过电话、信函、电了信箱三种途径通知考生参加复试。甘德怀不可能在当初报考填表时不填写任何通讯方式。但事实是,在7月15日之前,甘未接到过上述任何途径的主动通知,既如此,说什么会用上述方式“一直到通知到考生为止”,就是缺乏有效证据的自辩;而且它还包含着荒唐的成分:请问什么叫会“一直到通知到考生为止”?如果校方根本就不想通知或忘记了通知,难道要在招生工作结束后再通知吗?第四,因为忙忘记了填写网上通知的说法,说通俗点近乎无理狡辩,说得“法律化”点,可能就是用与案情无关的是由来模糊案情,从而达到逃责之目的。如果网上通知复试,北大有明确规定,相关部门或人员无论忙与否,都应填写,“忙而疏忽”岂能免责?

  再看对质疑二的辩解。朱先生说,因为按计划今年他可以招收三名博士生,但只有一人成绩过线,所以法学院调低了参加复试的分数线,并无“硬性”分数线一说。虽然据报导甘先生听了北大研招办的解释后表示可以理解,但我还是有些疑问。朱先生说并不熟悉艾、何两考生,也就意味着他考试前并不了解他们的学术潜力。那么除非这两位考生专业课考得相当出色或者已经撰写出了较优秀的学术论文,朱先生才能发现他们的学术潜力,也才能考虑让她们破格复试、录取,否则就是计划招收十人,也不应当破格。据甘德怀《我的北大考博经历》,艾佳慧女士成绩为英语46,法理学83,法社会学60;而何远琼的法理学成绩没有达到60。如果此说准确的话,艾女士的相关专业课成绩并不足以说明其学术潜力很好,破格复试显然有些勉强;至于何女士连专业课都不及格,更无破格的理由了。朱先生事先既不熟悉、了解艾、何两考生,他们考生笔试专业成绩又未见出色,请问如果这不是招关系生,不就成了随心所欲胡招了吗?招关系生固然违法、可恶,但至少还有逻辑之理,而随心所欲的胡招,那就是荒唐、儿戏了。而堂堂北大,并且是据朱先生所知“没有出现过腐败”招博的北大,竟然轻易就让这样荒唐的事情合法化了!

  朱先生对自己既问又记录的质疑的辩解是:北大法学院没有专职秘书,每年招博“几乎都是自己亲自记录复试情况”。另外据记者调查,北大对此也无明确规定。可以相信这都是真实情况,但习惯、实情,并不能抵消程序欠当的质疑。请问,研究生复试为什么要求做记录?恐怕不太可能是怕参考老师记性差,为其准备当场备忘,然后就可弃之;而应该是为了记载复试的原始情况,以备日后核查。其作用应该近似法庭上的书记。尽管考研复试的严格度或不能与法院庭审相对等,但既然是为了保留档案,那么记录也要追求准确、客观,而主考者既问又记录,客观上就容易出现分神。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保证主考者的完全公正,所以让第三人记录,就含有制度制约的必要。另外我想北大研究生复试恐怕也是同一专业的考生一起复试吧,那么按常理,朱先生所在的专业,每年不大可能只是他一人招生,应该还有其他博导的考生参加复试。既如此,“几乎每年”都是由朱先生“自己亲自做记录”,岂不意味着,一场复试、一个记录本,就可能出现多人记录的情况?这样一来,记录的准确性不是更要大打折扣吗?若非如此,难道数年来朱先生都兼司本专业博士生复试的“专门记录员”吗?再说尽管教育部、北大,对是否应由专人进行复试记录没有明确规定,但作为具有“中国最神圣学府”之誉的北大,实在不应该如此草率,北大法学院就更不该按习惯跟着感觉走,而且作为一院之长,朱先生完全有能力规范复试记录这一程序。现在他们连身边的这样一点程序的合法性都注意不到,不能主动自改,又怎能指望他们为中国建立良性现代制度,做出真正的贡献呢?

  最后再来看朱先生对质疑四的辩解。他说,“强世功因为临时有事,迟来了20分钟,对甘德怀同学提出的这一异议我们诚恳接受。”但是怎样的诚恳接受呢?朱先生接着又说,“由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并不影响面试成绩的确定。”因为他和另一位参考老师,均认为甘德怀复试不及格。这样的辩解出自一个著名法学家之口真让人吃惊。应该安排多少位教师参加复试,不仅要考虑到投票的差额问题,更含有参考教师相互监督的考虑。从朱先生的话来看,此次复试共有三位教师参考,这是一个不能再少的人员安排了。很简单,不仅三人才能形成最低差额投票数;而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两人串通作弊要难于三人串通。另外就是假设强世功准时参加了复试,也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为由,完全排除多数人串通作弊的可能。例如前一段时间《新闻调查》就报导过,中国音乐学院本科二胡专业招生时,主考的教研室主人,就串通其他多位教师,硬将考试优秀的学生给“多数”淘汰掉了。只有三名参考教师,就有一人临时晚来,仅此一条就应该判定此次复试不合基本程序,应该推倒重来。而且由此即便不去推论北大法学院研究生复试相当随意、不严谨,至少可以从现有程序的不当肯定朱先生本人对博士复试也不严肃、认真。至于他自认非常严肃、认真,那只是他本人的表白,其可信度就如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支持,是不会被法庭采信的。朱教授大概不会不知道,法庭所确定的事实不一定就是原来确实发生过的事件,而一定要是能够有足够证据支持的事实,更遑论口头陈述了。

  上述分析已足以说明朱先生们的辩解,是在有意模糊、混淆、回避、减轻程序不当的质疑,然而其策略还不仅止于此。他所采取的另一个策略就是抬高自己的人格并贬低质疑者的道德。例如《南方都市报》记者7月23日采访了朱先生,第一个提问是:“甘德怀考博事件引发了一场对考博制度是否公平的大讨论,如果甘德怀明年再考你的博士,你欢迎吗?朱教授说自己不愿意讲假话,所以明确表示不欢迎。原因是“觉得他不大能正确面对面试的失败。”并说他当初上大学时候,有一门法学理论课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可并没有认为“这就是失败或老师不公。”我们暂且退一万步,相信甘德怀先生的确如朱先生所言意志薄薄弱且好嫁祸他人,朱先生也如已所言那般意志坚强、品格纯洁,但就此事件来说,这样的贬他扬己根本无逻辑可言。前面的分析说明,此次博士复试至少在程序上是存在明显问题的,而且两名破格招收的学生又都是北大毕业生,客观上难免熟人关照的可能,因此甘德怀发出质疑,就完全合情合理。所以如果朱先生和北大法学院真无过错,所要做的工作只应是拿出具体确切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正确与清白,而没有理由去拉扯不相干的事情,更不应该贬低他人的品格。这种作法之荒唐,就如一些地方出台专门的法规规定,知假买假者不算消费者,不能得到“消法”双倍赔偿的保护。本来双倍赔偿的法律规定,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打击不法商贩的劣行,其所施行的充要条件只须顾客能够提供有效的购货凭证,并且其所购买的商品能够被证明是假货就可以了。但是加上这一所谓“道德”附加条件后,首先就要求顾客证明自己是无知的真消费者,然后才能考虑是否应该处罚不法商贩。而不知情的购假者要想证明自己真是不知情的消费者并不容易,其双倍索赔的要求,很可能就会被执法部门或机构驳回,受挫的他们就可能会对法律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并可能促使其放弃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去靠近骗人的行为。而知假买假者为了得到双倍赔偿,就会想法设法将自己装扮成无辜的受骗者。因此,这一道德附加条条件不仅无助于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反而使得不法商贩更会有恃无恐。

  另外,稍有大学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大学生在读期间的一门课程考试与博士的入学考试是很难简单比较的。前者要比后者在程序上简单得多,前者是存在教师滥权的可能,但学生只要不是太健忘,考完后很容易根据自己的答题或与同学的对照,做出教师是否舞弊的判断,而后者所涉及的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了。再说,当年朱苏力法学理论考全班倒数第一,其身心的影响或创伤度也远不能与甘德怀此次被北大淘汰相提并论。考全班倒数第一,不一定是不及格,除了面子上不太好看外,应该不会对其学业和今后的发展有多少实质性的影响;即便就算一门课不及格,还有补考的机会,也不大应该造成很大的心理冲击。所以不去质疑老师,并不须要什么大不了的意志力。而甘德怀本来笔试成绩第一,而且又无其他考生达复试分数线,很自然会在复试前就会产生一只脚已经踏进北大的想法,这种想法或许有些天真,但它至少可以说明,甘德怀此次被淘汰后,是有理由产生失败的创伤感,加之复试前后存在的一些问题或疑点,失败的创伤也有理由演变成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想法。所以,朱先生此处的比较,既不应该也不合逻辑。而且他这样不负责任、不合情理的褒贬,也含有损害他人名誉甚至是落井下石的嫌疑。不难想象,其实不管朱先生是否欢迎甘先生再次报考他的博士,按一般人的顾虑,发生了这样的风波,甘先生是不会、也不敢再考北大法学院了。而且甘先生此次捅出如此大的风波,很可能对他今后报考其他院校的博士产生负面影响,试问有哪个学校或导师愿意招收一个可能的“刺头”学生呢?而且是一个“不大能正确面对失败”的“刺头”。考研中的不正之风存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社会正面关注,与落榜考生的顾虑不无关系。今天甘德怀先生勇敢(哪怕是鲁莽)地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不说一定就会促进研究生考试的规范,至少是有力地揭发了问题,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我们可以不要求朱先生抛弃个人和本单位利益的考虑,去赞扬甘先生,甚至也可以不要求朱先生真如自己所言的那般讲求学术良心、坚持公正,但他至少应该具有一点恻隐之心,不应做这样不负责任的道德评判。所以,至少就此事所涉及的公共性来说,应该得到道德褒扬的是甘先生,而要受到道德谴责的则应是朱先生。

  朱先生的辩解还有不少,而且还不乏对国家研究生招生改革的现实和未来的思考,但其辩解是如此这般地回避实际质疑、不顾基本论辩逻辑、违反基本法理常识、缺少基本同情心,我们也就没有多少必要在去一一辨析了。例如就没有必要跟他讨论中国如何、美国如何。本人见少识寡,美国怎样考博不得而知,但如果连自己眼前最基本、浅显的是非都无法或不敢、不想辨清,去拉扯他国又有什么意义呢?美国导师或学校如果也是这样不明不白的招生,学之何益;如果美国学者一般都能够严格把关,那么恐怕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怎样向人家学习,针对中国现实,创造严守学术公正的条件,而不是什么“博士招考,导师的权力还该扩大”。朱先生现有的自辩,都难以使我们相信他真的“问心无愧呢”,真的有资格说自己是坚守学术良心和学术公正的,我们又怎敢相信,扩大导师的招生自主权,就可以提高中国研究生招生的公正度呢?

  甘德怀质疑朱苏力与北大法学院,由于涉及的是考博与著名学者和著名学府,似乎是一个“学术事件”,但被质疑一方的辩解,基本没有什么学术性可言,我们早已从大量违法官员或问题政府那里见多了相同性质的逃责、逃罪的自我辩解。例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或读到这样的官员与记者的答问。假设某一地方政府强行违法征地、折迁,记者若问为什么要违反国家有关土地征用的政策,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报批?他们会说,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再问,发展地方经济,是否应该考虑到群众的利益并采取合法的手段,他们会回答,从眼前看,个别群众的利益可能会暂时受到影响,但一旦经济发展起来了,受益的最终还是广大老百姓。至于是否用非法手段强征、强拆,一般的回答肯定是没有。若记者拿出违法强征、强拆的真凭实据,答问的官员就会说“至少据我所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违法事实实在太明显,无法掩盖,官员们也会说,强制手段针对的只是个别胡搅蛮缠、不明大理的钉子户,这些人只考虑个人利益,不顾全当地经济发展的大局……在这种答问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问题官员或政府采取了与朱先生与北大法学院相同的逃责策略,而且其中还隐含着一个劣性的查处、定罪习惯作法。也就是说,许多违法、违纪案件,犯罪、违纪的问题非常明显,仅凭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定性,但查来查去、搅来搅去,案情被越搅越糊涂,最终往往是不了了知。正如,朱苏力先生所主持的这场博士复试,仅凭被质疑者无法有力地解释所质疑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就足以判定此次考博士复试程序严重不当,应该推翻重来。可结果……

  本人九十年代中期,因发现自己可能的贪欲和性格的不适,想通过考博脱离仕途,多保留一点清白和自由。进入大学工作后,一再重闻各种恶劣、荒唐的政府官员或地方政府的犯罪、违纪行为,也更见识了众多道德文章、学贯中西的学者、知识分子,或不择手段地为自己捞好处,或“远攻近交”只将批判的锋芒对准远方的靶子(也包括笔者)。但尽管如此,内心总还是对法律公正、学术良心保留着未来的梦想,其原因之一,就是还能读到一些远方知识分子或学者的真知灼见。而朱苏力先生、北大之于我,就曾是这样声音的来源之一。然而,有北大著名法学家,曾在几年前就撰文论证过更换法官服对建立司法程序公正的意义,但北大法学院考研存在如此明显的制度、程序问题,不仅没有被加以及时整改,而且遭到外界人士可贵的质疑后,还不顾基本法理百般逃责,岂不令人失望?近二十年来,中国在立法和司法制度建设及法律程序规范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但违背基本法理滥用公共权力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这是因为看得见的法律条文、规章、程序,并未较好地落实为普遍的公民参与,而我们的法学家们也一再告诉我们,缺少了公民的有效认同与参与,再好的制度设置,都只能是空中楼阁。各种具体的制度设置之所以难以落实为全社会性的法律实践互动,既有制度缺陷的重要原因,也与中国公民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传统有关。所以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法律研究的知识分子们的思考、宣传与身体力行,自然就具有了最后希望所在的指示性意义。我以为正是出于此,朱苏力先生才早在数年前,就关注、探讨如何将地方性传统与良性现代制度的建设相结合。然而,当我们由学者们正确的理论与书本走近他们所在的情境时却发现,他们的行为与己所宣讲的理论竟然如此背离!法律精神的主要守护者――法律知识分子——都如此这般浑不讲法、讲理(法理之理、逻辑之理、常情之理),不正宣判了基本法理精神在中国的死亡吗

一名朱苏力的博士生对“甘德怀事件”的评论

沈明
(转自本人blog)

  二〇〇四年七月九日,《新语丝》网站发表了甘德怀的《我的北大考博经历》
一文,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地激发起了网民的似乎是难以按捺的讨论热情,倒是在
赛博空间里显出了几分民主社会的气象。(说“出人意料”,是因为此前《新语
丝》曾发表过揭露中国政法大学博士招生腐败的文章;暴露上海交大招生腐败的
秘密档案也曾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此间,《新语丝》也刊发了揭露协和医大、
华中科大等学校招生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也被转载到了其他一些网络论坛,当
然,网上还有一些揭露其他学校的招生腐败的文章,但是所有这些文章很快就被
关于“甘德怀事件”的口水淹没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那些酷爱程序正义,对
招生腐败疾恶如仇的人为什么对上述事件及其受害者如此地冷漠,而只对甘德怀
[朱苏力?]情有独钟呢!?)

  这场讨论的影响显然是多方面的。至少,一些文化、知识类网站和网络论坛
的人气近乎空前地高涨,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新语丝》网站发表的与此事
有关的文章就约有130篇(至七月廿九日止,已有160余篇——补记),俨然成了
“甘德怀事件”的“官方”网站。这件事确实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或
者说研究样本——网络社会的众生相在这里几乎一样也不少。

  当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这场讨论几乎是一边倒
的:至少就网络上发表出来的言论来看,绝大部分人的立场都是支持甘德怀,反
对朱苏力和/或北大法学院。我无意介入具体问题的争论,只想在自己的小小园
地里对这场讨论本身做出一点评论。

  我以为,就“甘德怀事件”而言,了解事件真相是发表任何负责任的言论的
前提。在不能确定甘德怀所提供的“事实”是否真实而且充分的情况下,绝大部
分讨论者都把甘的单方面言辞作为讨论前提(据我所知,甘德怀的一些陈述是不
诚实的,但我这篇短文的目的不在于澄清事实,因此对这一点不展开来谈),甚
至还要进行演绎、推测和引申。至于那些断章取义、捕风捉影、借题发挥的人,
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那朱苏力为什么不敢站出来澄清事实?”肯定会有很多人这样义愤填膺地
说。

  对此,我的回答是:首先,网络社会不具有法庭或(依正当程序建立的)独
立的事件调查委员会那样的权威,朱苏力没有义务要到网络空间中向网民们澄清
事实,或是对“指控”做出答辩。相反,如上所述,任何一个负责人的人都有义
务在弄清楚事实之后再对事件做出评论,用法律术语来说,叫做评论者(而非被
评论者)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或者说“谁主张,谁举证”(民事诉讼的原则之
一)。其次,与第一点相联系的是,网络社会的民主如果是真民主的话,就应该
是可进入、可退出的。热衷于“甘德怀事件”的人可以进入赛博空间的讨论,同
时,朱苏力也可以退出赛博空间的讨论。进入不是义务,退出却是权利。如果有
人将退出或者不介入视同默认、理亏、退缩的话,那么我只能说这是一厢情愿、
不可理喻的推论。《新语丝》站长、“甘德怀事件”的领军人物(之一)方舟子
先生不是也说过吗:“名人为什么非得上你家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