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我就希望北大、法學院和朱教授能夠認真對待這件事情,如此,討論制度才有基礎,才能將此事件的公共議論引導到它最應該的兩個點上:第一,給甘德懷一個公正的説法——它應該儘快結束;第二,轉入制度討論,給未來招生制度改革提供理性建言,而這本應該是重點。
然而事態的發展完全背離了上述期望,因爲種種原因它變成了一場純粹的鬧劇,幾乎沒有任何成果可言。

一、北大與法學院的沉默,導致交流機制混亂

朱蘇力教授在面對媒體時,無論他個人還是媒體都忽視了他在身份上的重疊,即他是決定不錄取甘德懷的主要當事人,同時也是北大法學院院長,朱教授在媒體上回應社會的時候,基本上是以個人的身份出場,因此,北大及其法學院在這場討論中很遺憾地缺席了。而社會在面對朱教授的回應時,也因此而混淆了兩種身份。斥責朱蘇力的人同時也斥責北大、斥責法學院,不分彼此。
甘德懷報考朱蘇力的博士,其實質性的法律關係是甘德懷與北大的關係,而不是甘德懷與朱蘇力的關係,因此,甘德懷對朱蘇力的責難,理應由北大出來説明、澄清、認錯、彌補。從這個角度說,作爲教授的朱蘇力是否出來發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北大必須出場。退一步說,即使北大不親自出馬,法學院也應該出來答復,因此朱蘇力教授作爲院長,不應該以個人名義面對甘德懷和社會,而應該以法學院的名義去面對。但是,北大沒有出場,作爲院長的朱蘇力也沒有出場,只有作爲學者的朱蘇力出場,在此基礎上,原本應該是北大與甘德懷的糾紛被轉換成了朱蘇力與甘德懷的私人恩怨。於是,作爲公共事件的甘德懷事件從朱教授一出場開始就屏蔽了基本的交流規範。究其原因,核心問題還在於中國尚未形成學術共同體,因此在面對公共事件的時候,作爲當事人的學術方並不清楚自己應該如何面對自己的糾紛對象。

二、朱教授拒不認錯將討論引向死胡同

雖然北大及其法學院這次都沒有出場,如果朱蘇力教授作爲個人能夠誠\\\懇面對問題,勢態發展也不至於太糟。可惜,作爲直接當事人的朱蘇力教授至今也不願意向甘德懷先生和社會道歉,並且聲稱錄取過程與結果“是制度給了我權力”、“不錄取甘德懷是一個正確決定”、“判他不及格我問心無愧”等完全無視自己曾經犯下的程序錯誤,為自己強行辯護,再加上陳永苗先生、許志永先生等著名人士為朱教授所作的片面辯解,從而導致了社會公衆\\\對朱教授本人和北大的進一步失望與憤怒。
朱教授之所以無視不錄取甘德懷的過程,幾乎完全迴避程序公正問題,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前文已經論及中國還沒有形成學術共同體,因此,學界普遍學格低下,與那麽多剽竊、錢權交易以及逼迫學生、熟人代寫論文、專著比較,朱教授已經算是難得的做學問之人(至於做得如何另說),因此在心理上朱教授覺得自己很委屈——“我這點事情算得了什麽!”,於是學界本身的黑暗和朱教授缺乏自省的雙重原因,道歉變得很難;
第二,法學界在此次事件中參與不力,無法在學朮共同體意義上形成對北大、法學院和朱蘇力教授的輿論制約,而有些人甚至反其道行之,為他片面辯解,進一步助長朱強詞奪理。這種參與不力當然存在學術界熟人社會的原因以及放假期間等多重因素,不是單一的原因,無論如何,法學界沒有很好地參與這場討論則是明擺著的事實,但不能作具體的對號入座——否則就變成反右、文革時期的人人過關了。我們要理解許多懶得參與者的感受,例如秋風和王怡沒有參與這場討論,就是純粹興趣的問題,他們既不處於這個學術利益集團之中,也沒有出去度假(据我所知),但他們就是沒有參與,爲什麽,他們懶得關注,或者雖然關注,懶得寫或者暫時不想寫,這是個人選擇,他人無權指責。
第三,北大校方的沉默就是對朱蘇力最強有力和不應當的支持。
於是,事態朝著人們最不希望的方向惡化。

三、網民們被激怒,道德義憤與偏見成爲主流

如果單從招生這件事情看,直到現在我依然認爲招生過程的主要問題是程序上的,並不涉及朱教授的個人品格,雖然其後續行爲可能讓人覺得性質已經不同了。社會上種種猜測此次招博摻雜了非學術關係的其他腐敗因素,我能夠理解這種猜疑但並不相信,以我對朱教授多年來的接觸和了解,雖然我不贊成他的主要學術觀點(甚至發表過長篇論文批駁,以至朱本人對此極為反感),但他絕不是利用非學術關係招生的人——這也許正是陳永苗先生和許志永先生為他辯護的心理原因。這當然也是拙評二不被很大部分網友接納的原因——他們甚至因此喪失了完整閲讀拙作的耐心,或者乾脆指控我為朱教授辯護,但不可否認,即使沒有朱的後續行爲,許多人也有不讀文章就駡人的習慣,兩種原因夾雜在一起,很難分辨,但是閲讀往往有一個事態發展產生的心理背景(在善意批評者那裏,我的文章至少是不合時宜的)——當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朱應該道歉的時候,我談制度和其他問題,自然不太會有市場,這也很正常。本人批評他招生過程中行爲的“理解地同情”這一基礎,也因爲朱教授後來的行爲而自行撤梯了,因此社會上的猜測與指責洶湧與朱教授的行爲相關,而不是孤立或者僅僅是惡意的。
看著網絡上的極端情緒化傾向,打棍子、扣帽子,動不動就來一通謾駡的惡劣習氣,所謂的學術思想性論壇就逐漸變成了公共廁所。陳永苗所謂的網絡民粹主義當然存在,只是作爲參與討論者,我們不妨“同情地理解”,伏爾泰警告過的“永遠要與民衆\\\為敵”,在今日中國處處顯出其深刻與智慧。民衆\\\的聲音並非天然合理——就如它並非天然不合理,去蕪存真是所有人的責任——包括他們自身。朱蘇力教授曾經在文章中譴責我蔑視民意,我並不蔑視所有民意,相反對於理性的民意,我欣賞也贊成;但有的民意,我就是蔑視的,他們不是上帝,不加分辨地順從只是民意的奴才,與專制者的奴才沒有兩樣,網絡也是一個專制和暴政的淵藪,這一點無須諱言。一味地討好民意很容易,而要真正保持獨立並不那麽容易。
在朱教授完全罔顧正當輿論,決不低頭認錯的背景下,要求公衆\\\理性對待甘德懷事件確實多少有點過分,朱教授的強詞奪理激怒了大部分參與討論的網民,於是大部分網民不願意對此事件作深入探討,而將關注點完全集中在朱教授本人在此事件中的行爲,進而不少朋友因朱的行爲而聯想到整個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不堪,種種譴責和批評,我想基本上應該被理解,他們的憤怒甚至不少過火的表達雖然不必提倡和認同——那些空穴來風的漫駡甚至應該被批判,但也應該被理解地同情,這是公共事件中信息不對稱的必然結果。
顯然,正是朱教授的拒不認錯將此事件的討論推進死胡同(其中當然也有配合他的媒體的作用),如果朱教授從一開始就能夠主動認錯,並且認真對待後續問題,那麽他所強調的博導招生自主權這一重大的制度性問題就會成爲此次公共議論的核心——這正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許多人的合理期望,而不是如現在這樣讓人生厭。於是情緒主宰了一切,“討論”也就越來越無聊,越來越白癡化,夾雜了無數謾駡的道德義憤成爲主流。儘管所有的公共議論都會產生垃圾,但像這次一樣以垃圾佔主要分量的公共議論實在令人沮喪。

四、改革招生制度的討論已經不可能

北大的沉默、朱教授身份錯位、拒不認錯、網民們被激怒以致極端情緒化,污言穢語充斥網間,導致了制度問題的討論無法展開,因爲對於許多人而言,討論制度問題首先要討論這次招博事件的程序公平問題,而作爲著名法學家、北大法學院院長的朱蘇力教授不就此問題作出令人滿意的答復——無論以個人還是行政職務身份,其他討論的公信力必然受損——甚至在事實上的蕩然無存,拙評二所力圖達到的目的也在這次討論中被基本扼殺,許紀霖先生的思考在網上也幾乎遭到與拙作完全相同的厄運\\\
——現在談制度已經被人認爲是虛僞和避重就輕的遁詞,一切試圖探討制度的人都要被扣上為朱蘇力辯護的大帽子,這當然是非理性的。
拒絕討論制度問題在此事件中為網民們的偏見進一步極端化立下汗馬功勞——源頭就在朱蘇力教授,因爲他只談制度。因此,有網友指出朱教授的行爲對博士招生制度改革是一貼毒藥,確實如此。
但這並不意味著在此事件中討論制度問題就是錯誤的,在朱蘇力道歉以前,朱蘇力確實不配談制度,但其他人怎麽就不能談?程序公正的討論畢竟有限,因爲它太明確了,是非太一目了然了,容不下多大思想交流的空間,但這個問題不過関,社會就不願意就制度問題展開討論,他們擔心違規者逃脫。然而,基本立場明確的人討論制度應該被寬容(即使他不願意表態也應該被寬容,只要他沒有公然為醜行辯護),只是網絡暴政的最大特點就是只准一個聲音,如果有其他聲音就一律絞殺——他們不明白各種聲音之間未必都是對立的,可惜,負責任的制度討論者根本不是網絡專制者的對手,後者都穿著網絡盔甲,刀槍不入,無論如何駡人,也不必負責任。
朱蘇力教授本人的言行和沉默的北大賦予甚至強化了拒絕討論制度問題和情緒化偏見的正當性——儘管這種正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僞造出來的,但網絡上輿論一律的霸道基本上扼殺了制度討論的可能,因此坐實了這種原本虛擬的正當性。
頭腦簡單的人看待問題永遠只有一個視角,但世界一直就由他們主宰。
北大及其法學院的沉默、朱蘇力教授此次行爲不但導致人們對他個人的鄙夷,更加深了學界與社會的裂痕,他的行爲使得原本正當的博導招生自主權成了一個笑柄,一個臭雞蛋,甚至導致有人建議單留筆試取消復試的極端反彈,北大和朱教授毫無疑問地賦予了這種反彈的虛假甚至部分真實的正當性。
此事件的複雜性以及制度改革問題,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最終被革除了討論資格,事已至此,夫復何言?

這場討論的教訓

北大及其法學院的缺席、朱蘇力教授的身份錯位與傲慢使得這場原本可能意義深遠的公共議論,偏離了最應討論的主題,將一個本來很好解決的問題變成死結,助長了人們非理性的簡單化偏見,人爲地製造了一場原本不必要的情緒化對立,從而嚴重地敗壞了討論的結果和討論的品格。
通過這場討論,學術界(包括朱教授本人)應該反躬自省——醜聞永遠都會有(記得有人說過,沒有醜聞的社會是最大的醜聞!),有醜聞才表明信息的相對暢通,但是面對事件本身,如果缺乏有效的交流機制,缺乏良好的交流品格,就會使醜聞醜上加醜,而不是解決問題,消除醜聞。這件事情的公共議論已經無可挽回地被敗壞,它留下的教訓是慘重的——強勢者的非理性必將導致弱勢者的非理性,後來者也許有必要很好地研究這件事情,給下一個醜聞的理性交流提供可能的預備方案。
完全流於道德義憤譴責的這場議論即將落幕,博士招生制度改革的討論在這場討論中也已經夭折,作爲本文主題的討論卻還沒有開始——但一個希望自己健康起來的社會不能永遠都像在劉湧案中一樣,眼睜睜地看著一場公共議論,僅僅淪爲徒有激情沒有理性者揮舞道德棍棒殺伐肆虐的網絡街頭政治。
200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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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张鸣:

博士生招生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近来,有关北大所谓的“德怀门”事件,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让人想不看都躲不开,在指责朱苏力的同时,批评的矛头也指向了博士招生制度。鉴于本人也是这个制度的个中人,忍不住也想说几句。

  中国目前的博士招生制度,基本上是在对高考制度模拟的基础上的补充,这个制度,主要是要求以考试成绩(尤其是笔试)来决定舍取的,而在招生过程中,组织的作用明显要大于导师个人。显然,这种制度对于那些真正想要招做学问的学生的导师来说,是过于有束缚性了,因为许多素质很好且适宜做学问的人,恰恰不善于考试。对于有志为学的导师而言,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考得好的学生,碰了面之后发现他没有多少学术素质,而真正的美材,往往又考试过不了关。单就制度或者程序而言,苏力的确是犯了规,或者说他在研究生院的同意下犯了规(如果要追究的话,可能研究生院要负更多的责任),但他的犯规,在博士生培养的原则来看,却是合理的。从甘同学自己的叙述来看,他的确不太像一个学术上上路的人,所以,苏力不录取他,显然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入口的时候想办法招进些有志于学的人,那么我们怎么改善现在令人诟病的博士质量差的现状?这个现状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有的博士论文,已经不是不合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根本就错误百出,通篇废话,但是这些人当时在入学考试的时候,大多是考试通过的。

  当然,苏力的作为,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制度给了他这样做的权力,实际上制度并没有给,而是研究生院给了他权力。对于他这样热门专业的院长和名教授来说,一般研究生院都是会让步的。

  问题就是这样怪诞,我们的博士生招生制度,对于合格的导师来说,是个束缚,是不好的制度,但对于大量不合格的导师来说,有它的合理性,如果不加以制度的约束,他们的确会把大量阿猫阿狗弄进来,只要这些人有关系有银子甚至于颜如玉。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科学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学术标准,我们能够招博士生的教授们,有太多的南郭先生,我们的职称评定的过程,更像是个玩政治的过程,先是玩院系政治,然后又玩院系间的政治,学问做得好的人固然不见得都上不去,但没什么学问的肯定上去了一大批,两者相较,后者的比例估计超过前者,从前专著不好出的时候,有太多的人只编了一本大路货教材就评上教授,现在专著好出了,大家只要想办法堆出一堆字来,就是著作等身也不难,评上评不上,关键实际上是在看底下的无形功夫了。凡是混上去的教授,其实倒未必像某些为朱苏力说话的教授说的那样,乐于招那些有志于学的学生,对他们来说,学问以外的东西显然更有吸引力,即使偶尔招几个好学生,估计也是为了好在学生的成果上挂上自己的名字。更大的问题是,混上去的教授们有些已经掌握了学术权力,操控着职称评审,以至于南郭弟子繁衍无穷。

  苏力是不是这样的混教授?显然不是。我跟苏力只见过一面,还吵得一塌糊涂,可以说一点私交也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利益瓜葛,所以犯不着为他吹捧。尽管并不情愿,我还是不得不认为,苏力的确是一个非常优秀、而且是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但凡在学界有点正面名声的人,一般是不会招些滥竽充数者坏自己的名头的。其实,如果想考察一个博士生导师的招生是否合适,关键应该看他的毕业生如何,而在“德怀门”中,恰恰没有人关心这一点。

  关于“德怀门”,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为什么大家偏对苏力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热情?我们热门的法学教育黑幕,难道真的体现在他身上吗?当年王铭铭事件也吵得不亦乐乎,好像王铭铭就是学术腐败的代称。不错,王铭铭是有严重的抄袭行为,但他的学问做得还是不错的,我们在谴责其抄袭行为的同时,不应该将之涂得一团黑。学界大量学问一点也无,成天拿抄袭当饭吃的人,或者成天说些没有过错,也没有用处废话的人,不仅没人过问,而且在王铭铭事件出来后,这些人居然还有些出来呼吁反学术腐败,你不能不感觉到这里的滑稽。我们对苏力这样在学术上风头很劲的人有如此大的热情,施以箭雨,难道是春秋责备贤者吗?还是掺有别的因素?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度,出来几个真做学问的学者,其实并不容易,捧杀固然可恶,棒杀或者哄杀似乎也不合适。

  议论发完了,还有一点希望或者说奢望在下面:

  1、希望我们的制度能逐渐逐出那些混迹于教授队伍的南郭先生,至少不要再继续让南郭先生的弟子进来。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博士招生制度基本上可以休矣,让官僚来管教授,毕竟不是国家之福。

  2、希望我们的党政机关,不要再热心配备博士,我们的党政大员,也不要追求博士学位,免得博士市场太热。

  3、我们社会科学的博士最好能少招一点,不要使教授变成放羊的。

  4、希望我们的学术有个标准,不能官大学问也大。

  批评苏力的同仁们,在轮起大棒之前,是否能想一想我的这些希望?

附录:

姚新勇:

法理精神死亡的

  甘怀德先生对朱苏力先生及北大法学院博士复试公正性的质疑,迅速漫延成为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本来对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就可能不同的看法,演成风波之后,观点之杂驳更可想而知。但是此事既涉公正与否之辨,而且当事一方又是著名法学家和著名学府的法学院,所以我以为,尽管各种角度的严肃讨论都可能是有益的,但基本的讨论,恐怕可能应该是从基本的法理出发,进行事实与情理的辨析。这样的辨析,虽然文字不会生动,但却可能更为确切地考察中国法律的“理论良心师们”的“存在本质”。7月27日《南方都市报》用了三版的篇幅,对甘德怀的质疑与朱苏力及北大的辩解做了较为集中的深度报导,正好可取之为进行基本法理评判的合适材料。

  “南都报导”所列甘怀德的质疑主要有五条,其中前4条属于程序是否得当的质疑:一,北大为何既不在网上公布复试名单,又不主动电话通知?二,被录取的艾、何两位北大考生,各有一门成绩不达初试达标分数线,为何有资格参加复试?三,复试时没有秘书记录,而由朱苏力既问且记,是否有违程序公正?四,为什么另一复试教师强世功迟到复试现场,而且他根本就没有听到甘本人的回答?应该说这四条质疑是有力度的,具有不可回避性。那么朱先生与北大方又是怎样回应的呢?

  对质疑一的辩解是这样的。北大法学院招生办说,初试结果刚公布时,就通知了甘德怀参加复试,至于具体复试时间因当时还没有确定,所以无法一并告知。另外到了7月15日还没有通知甘,并不算晚,因为据相关教师的记忆,通知另外两个考生比通知甘更晚。至于今年没有像往年那样在网上公布复试名单,是因为忙而疏忽。头一条辩解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如果北大法学院或朱苏力真要存心卡甘德怀,按情理一开始就很可能不会通知他了。但其他的辩解就很难住脚了。首先是甘德怀在15日自己打电话问询复试情况,并非北大方主动通知,所以在艾、何与甘之间比较发通知的早晚是否真有意义、合乎逻辑呢?我不清楚北大的具体规定如何,但19号就要复试,可是到了15号还没有通知考生而且是外地的考生,从常理来说显然是比较晚了。既然这么晚都迟迟未发通知,即使退一步排除故意不通知的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北大方可能已经忘记通知甘德怀准时来参加复试。第二,不管艾、何两位毕业于北大的考生是否与朱苏力有私交,客观上两考生与甘德怀的信息获取度在此事上是不对称的。作为北大的学生,他们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很方便地获取相关信息,所以北大是否及时通知艾、何,影响度可能会小得多;而甘作为外省人客观上可能更不容易找到北大的熟人打听相关消息,因此他是否能及时得到通知就非常重要了。例如我们知道,为了让当事人作好充分的准备,法院必须提前多日就要送达出庭通知;而且如果须出庭的人员居住地远近、交通等条件差别较大时,法院也不能不加以分别考虑。虽说博士复试不是法院开庭审案,但在有效提前告知这一点上,两者应该是一致的。第三,北大法学院博士招生办说,可以通过电话、信函、电了信箱三种途径通知考生参加复试。甘德怀不可能在当初报考填表时不填写任何通讯方式。但事实是,在7月15日之前,甘未接到过上述任何途径的主动通知,既如此,说什么会用上述方式“一直到通知到考生为止”,就是缺乏有效证据的自辩;而且它还包含着荒唐的成分:请问什么叫会“一直到通知到考生为止”?如果校方根本就不想通知或忘记了通知,难道要在招生工作结束后再通知吗?第四,因为忙忘记了填写网上通知的说法,说通俗点近乎无理狡辩,说得“法律化”点,可能就是用与案情无关的是由来模糊案情,从而达到逃责之目的。如果网上通知复试,北大有明确规定,相关部门或人员无论忙与否,都应填写,“忙而疏忽”岂能免责?

  再看对质疑二的辩解。朱先生说,因为按计划今年他可以招收三名博士生,但只有一人成绩过线,所以法学院调低了参加复试的分数线,并无“硬性”分数线一说。虽然据报导甘先生听了北大研招办的解释后表示可以理解,但我还是有些疑问。朱先生说并不熟悉艾、何两考生,也就意味着他考试前并不了解他们的学术潜力。那么除非这两位考生专业课考得相当出色或者已经撰写出了较优秀的学术论文,朱先生才能发现他们的学术潜力,也才能考虑让她们破格复试、录取,否则就是计划招收十人,也不应当破格。据甘德怀《我的北大考博经历》,艾佳慧女士成绩为英语46,法理学83,法社会学60;而何远琼的法理学成绩没有达到60。如果此说准确的话,艾女士的相关专业课成绩并不足以说明其学术潜力很好,破格复试显然有些勉强;至于何女士连专业课都不及格,更无破格的理由了。朱先生事先既不熟悉、了解艾、何两考生,他们考生笔试专业成绩又未见出色,请问如果这不是招关系生,不就成了随心所欲胡招了吗?招关系生固然违法、可恶,但至少还有逻辑之理,而随心所欲的胡招,那就是荒唐、儿戏了。而堂堂北大,并且是据朱先生所知“没有出现过腐败”招博的北大,竟然轻易就让这样荒唐的事情合法化了!

  朱先生对自己既问又记录的质疑的辩解是:北大法学院没有专职秘书,每年招博“几乎都是自己亲自记录复试情况”。另外据记者调查,北大对此也无明确规定。可以相信这都是真实情况,但习惯、实情,并不能抵消程序欠当的质疑。请问,研究生复试为什么要求做记录?恐怕不太可能是怕参考老师记性差,为其准备当场备忘,然后就可弃之;而应该是为了记载复试的原始情况,以备日后核查。其作用应该近似法庭上的书记。尽管考研复试的严格度或不能与法院庭审相对等,但既然是为了保留档案,那么记录也要追求准确、客观,而主考者既问又记录,客观上就容易出现分神。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保证主考者的完全公正,所以让第三人记录,就含有制度制约的必要。另外我想北大研究生复试恐怕也是同一专业的考生一起复试吧,那么按常理,朱先生所在的专业,每年不大可能只是他一人招生,应该还有其他博导的考生参加复试。既如此,“几乎每年”都是由朱先生“自己亲自做记录”,岂不意味着,一场复试、一个记录本,就可能出现多人记录的情况?这样一来,记录的准确性不是更要大打折扣吗?若非如此,难道数年来朱先生都兼司本专业博士生复试的“专门记录员”吗?再说尽管教育部、北大,对是否应由专人进行复试记录没有明确规定,但作为具有“中国最神圣学府”之誉的北大,实在不应该如此草率,北大法学院就更不该按习惯跟着感觉走,而且作为一院之长,朱先生完全有能力规范复试记录这一程序。现在他们连身边的这样一点程序的合法性都注意不到,不能主动自改,又怎能指望他们为中国建立良性现代制度,做出真正的贡献呢?

  最后再来看朱先生对质疑四的辩解。他说,“强世功因为临时有事,迟来了20分钟,对甘德怀同学提出的这一异议我们诚恳接受。”但是怎样的诚恳接受呢?朱先生接着又说,“由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并不影响面试成绩的确定。”因为他和另一位参考老师,均认为甘德怀复试不及格。这样的辩解出自一个著名法学家之口真让人吃惊。应该安排多少位教师参加复试,不仅要考虑到投票的差额问题,更含有参考教师相互监督的考虑。从朱先生的话来看,此次复试共有三位教师参考,这是一个不能再少的人员安排了。很简单,不仅三人才能形成最低差额投票数;而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两人串通作弊要难于三人串通。另外就是假设强世功准时参加了复试,也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为由,完全排除多数人串通作弊的可能。例如前一段时间《新闻调查》就报导过,中国音乐学院本科二胡专业招生时,主考的教研室主人,就串通其他多位教师,硬将考试优秀的学生给“多数”淘汰掉了。只有三名参考教师,就有一人临时晚来,仅此一条就应该判定此次复试不合基本程序,应该推倒重来。而且由此即便不去推论北大法学院研究生复试相当随意、不严谨,至少可以从现有程序的不当肯定朱先生本人对博士复试也不严肃、认真。至于他自认非常严肃、认真,那只是他本人的表白,其可信度就如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支持,是不会被法庭采信的。朱教授大概不会不知道,法庭所确定的事实不一定就是原来确实发生过的事件,而一定要是能够有足够证据支持的事实,更遑论口头陈述了。

  上述分析已足以说明朱先生们的辩解,是在有意模糊、混淆、回避、减轻程序不当的质疑,然而其策略还不仅止于此。他所采取的另一个策略就是抬高自己的人格并贬低质疑者的道德。例如《南方都市报》记者7月23日采访了朱先生,第一个提问是:“甘德怀考博事件引发了一场对考博制度是否公平的大讨论,如果甘德怀明年再考你的博士,你欢迎吗?朱教授说自己不愿意讲假话,所以明确表示不欢迎。原因是“觉得他不大能正确面对面试的失败。”并说他当初上大学时候,有一门法学理论课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可并没有认为“这就是失败或老师不公。”我们暂且退一万步,相信甘德怀先生的确如朱先生所言意志薄薄弱且好嫁祸他人,朱先生也如已所言那般意志坚强、品格纯洁,但就此事件来说,这样的贬他扬己根本无逻辑可言。前面的分析说明,此次博士复试至少在程序上是存在明显问题的,而且两名破格招收的学生又都是北大毕业生,客观上难免熟人关照的可能,因此甘德怀发出质疑,就完全合情合理。所以如果朱先生和北大法学院真无过错,所要做的工作只应是拿出具体确切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正确与清白,而没有理由去拉扯不相干的事情,更不应该贬低他人的品格。这种作法之荒唐,就如一些地方出台专门的法规规定,知假买假者不算消费者,不能得到“消法”双倍赔偿的保护。本来双倍赔偿的法律规定,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打击不法商贩的劣行,其所施行的充要条件只须顾客能够提供有效的购货凭证,并且其所购买的商品能够被证明是假货就可以了。但是加上这一所谓“道德”附加条件后,首先就要求顾客证明自己是无知的真消费者,然后才能考虑是否应该处罚不法商贩。而不知情的购假者要想证明自己真是不知情的消费者并不容易,其双倍索赔的要求,很可能就会被执法部门或机构驳回,受挫的他们就可能会对法律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并可能促使其放弃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去靠近骗人的行为。而知假买假者为了得到双倍赔偿,就会想法设法将自己装扮成无辜的受骗者。因此,这一道德附加条条件不仅无助于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反而使得不法商贩更会有恃无恐。

  另外,稍有大学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大学生在读期间的一门课程考试与博士的入学考试是很难简单比较的。前者要比后者在程序上简单得多,前者是存在教师滥权的可能,但学生只要不是太健忘,考完后很容易根据自己的答题或与同学的对照,做出教师是否舞弊的判断,而后者所涉及的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了。再说,当年朱苏力法学理论考全班倒数第一,其身心的影响或创伤度也远不能与甘德怀此次被北大淘汰相提并论。考全班倒数第一,不一定是不及格,除了面子上不太好看外,应该不会对其学业和今后的发展有多少实质性的影响;即便就算一门课不及格,还有补考的机会,也不大应该造成很大的心理冲击。所以不去质疑老师,并不须要什么大不了的意志力。而甘德怀本来笔试成绩第一,而且又无其他考生达复试分数线,很自然会在复试前就会产生一只脚已经踏进北大的想法,这种想法或许有些天真,但它至少可以说明,甘德怀此次被淘汰后,是有理由产生失败的创伤感,加之复试前后存在的一些问题或疑点,失败的创伤也有理由演变成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想法。所以,朱先生此处的比较,既不应该也不合逻辑。而且他这样不负责任、不合情理的褒贬,也含有损害他人名誉甚至是落井下石的嫌疑。不难想象,其实不管朱先生是否欢迎甘先生再次报考他的博士,按一般人的顾虑,发生了这样的风波,甘先生是不会、也不敢再考北大法学院了。而且甘先生此次捅出如此大的风波,很可能对他今后报考其他院校的博士产生负面影响,试问有哪个学校或导师愿意招收一个可能的“刺头”学生呢?而且是一个“不大能正确面对失败”的“刺头”。考研中的不正之风存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社会正面关注,与落榜考生的顾虑不无关系。今天甘德怀先生勇敢(哪怕是鲁莽)地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不说一定就会促进研究生考试的规范,至少是有力地揭发了问题,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我们可以不要求朱先生抛弃个人和本单位利益的考虑,去赞扬甘先生,甚至也可以不要求朱先生真如自己所言的那般讲求学术良心、坚持公正,但他至少应该具有一点恻隐之心,不应做这样不负责任的道德评判。所以,至少就此事所涉及的公共性来说,应该得到道德褒扬的是甘先生,而要受到道德谴责的则应是朱先生。

  朱先生的辩解还有不少,而且还不乏对国家研究生招生改革的现实和未来的思考,但其辩解是如此这般地回避实际质疑、不顾基本论辩逻辑、违反基本法理常识、缺少基本同情心,我们也就没有多少必要在去一一辨析了。例如就没有必要跟他讨论中国如何、美国如何。本人见少识寡,美国怎样考博不得而知,但如果连自己眼前最基本、浅显的是非都无法或不敢、不想辨清,去拉扯他国又有什么意义呢?美国导师或学校如果也是这样不明不白的招生,学之何益;如果美国学者一般都能够严格把关,那么恐怕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怎样向人家学习,针对中国现实,创造严守学术公正的条件,而不是什么“博士招考,导师的权力还该扩大”。朱先生现有的自辩,都难以使我们相信他真的“问心无愧呢”,真的有资格说自己是坚守学术良心和学术公正的,我们又怎敢相信,扩大导师的招生自主权,就可以提高中国研究生招生的公正度呢?

  甘德怀质疑朱苏力与北大法学院,由于涉及的是考博与著名学者和著名学府,似乎是一个“学术事件”,但被质疑一方的辩解,基本没有什么学术性可言,我们早已从大量违法官员或问题政府那里见多了相同性质的逃责、逃罪的自我辩解。例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或读到这样的官员与记者的答问。假设某一地方政府强行违法征地、折迁,记者若问为什么要违反国家有关土地征用的政策,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报批?他们会说,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再问,发展地方经济,是否应该考虑到群众的利益并采取合法的手段,他们会回答,从眼前看,个别群众的利益可能会暂时受到影响,但一旦经济发展起来了,受益的最终还是广大老百姓。至于是否用非法手段强征、强拆,一般的回答肯定是没有。若记者拿出违法强征、强拆的真凭实据,答问的官员就会说“至少据我所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违法事实实在太明显,无法掩盖,官员们也会说,强制手段针对的只是个别胡搅蛮缠、不明大理的钉子户,这些人只考虑个人利益,不顾全当地经济发展的大局……在这种答问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问题官员或政府采取了与朱先生与北大法学院相同的逃责策略,而且其中还隐含着一个劣性的查处、定罪习惯作法。也就是说,许多违法、违纪案件,犯罪、违纪的问题非常明显,仅凭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定性,但查来查去、搅来搅去,案情被越搅越糊涂,最终往往是不了了知。正如,朱苏力先生所主持的这场博士复试,仅凭被质疑者无法有力地解释所质疑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就足以判定此次考博士复试程序严重不当,应该推翻重来。可结果……

  本人九十年代中期,因发现自己可能的贪欲和性格的不适,想通过考博脱离仕途,多保留一点清白和自由。进入大学工作后,一再重闻各种恶劣、荒唐的政府官员或地方政府的犯罪、违纪行为,也更见识了众多道德文章、学贯中西的学者、知识分子,或不择手段地为自己捞好处,或“远攻近交”只将批判的锋芒对准远方的靶子(也包括笔者)。但尽管如此,内心总还是对法律公正、学术良心保留着未来的梦想,其原因之一,就是还能读到一些远方知识分子或学者的真知灼见。而朱苏力先生、北大之于我,就曾是这样声音的来源之一。然而,有北大著名法学家,曾在几年前就撰文论证过更换法官服对建立司法程序公正的意义,但北大法学院考研存在如此明显的制度、程序问题,不仅没有被加以及时整改,而且遭到外界人士可贵的质疑后,还不顾基本法理百般逃责,岂不令人失望?近二十年来,中国在立法和司法制度建设及法律程序规范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但违背基本法理滥用公共权力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这是因为看得见的法律条文、规章、程序,并未较好地落实为普遍的公民参与,而我们的法学家们也一再告诉我们,缺少了公民的有效认同与参与,再好的制度设置,都只能是空中楼阁。各种具体的制度设置之所以难以落实为全社会性的法律实践互动,既有制度缺陷的重要原因,也与中国公民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传统有关。所以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法律研究的知识分子们的思考、宣传与身体力行,自然就具有了最后希望所在的指示性意义。我以为正是出于此,朱苏力先生才早在数年前,就关注、探讨如何将地方性传统与良性现代制度的建设相结合。然而,当我们由学者们正确的理论与书本走近他们所在的情境时却发现,他们的行为与己所宣讲的理论竟然如此背离!法律精神的主要守护者――法律知识分子——都如此这般浑不讲法、讲理(法理之理、逻辑之理、常情之理),不正宣判了基本法理精神在中国的死亡吗

一名朱苏力的博士生对“甘德怀事件”的评论

沈明
(转自本人blog)

  二〇〇四年七月九日,《新语丝》网站发表了甘德怀的《我的北大考博经历》
一文,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地激发起了网民的似乎是难以按捺的讨论热情,倒是在
赛博空间里显出了几分民主社会的气象。(说“出人意料”,是因为此前《新语
丝》曾发表过揭露中国政法大学博士招生腐败的文章;暴露上海交大招生腐败的
秘密档案也曾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此间,《新语丝》也刊发了揭露协和医大、
华中科大等学校招生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也被转载到了其他一些网络论坛,当
然,网上还有一些揭露其他学校的招生腐败的文章,但是所有这些文章很快就被
关于“甘德怀事件”的口水淹没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那些酷爱程序正义,对
招生腐败疾恶如仇的人为什么对上述事件及其受害者如此地冷漠,而只对甘德怀
[朱苏力?]情有独钟呢!?)

  这场讨论的影响显然是多方面的。至少,一些文化、知识类网站和网络论坛
的人气近乎空前地高涨,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新语丝》网站发表的与此事
有关的文章就约有130篇(至七月廿九日止,已有160余篇——补记),俨然成了
“甘德怀事件”的“官方”网站。这件事确实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或
者说研究样本——网络社会的众生相在这里几乎一样也不少。

  当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这场讨论几乎是一边倒
的:至少就网络上发表出来的言论来看,绝大部分人的立场都是支持甘德怀,反
对朱苏力和/或北大法学院。我无意介入具体问题的争论,只想在自己的小小园
地里对这场讨论本身做出一点评论。

  我以为,就“甘德怀事件”而言,了解事件真相是发表任何负责任的言论的
前提。在不能确定甘德怀所提供的“事实”是否真实而且充分的情况下,绝大部
分讨论者都把甘的单方面言辞作为讨论前提(据我所知,甘德怀的一些陈述是不
诚实的,但我这篇短文的目的不在于澄清事实,因此对这一点不展开来谈),甚
至还要进行演绎、推测和引申。至于那些断章取义、捕风捉影、借题发挥的人,
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那朱苏力为什么不敢站出来澄清事实?”肯定会有很多人这样义愤填膺地
说。

  对此,我的回答是:首先,网络社会不具有法庭或(依正当程序建立的)独
立的事件调查委员会那样的权威,朱苏力没有义务要到网络空间中向网民们澄清
事实,或是对“指控”做出答辩。相反,如上所述,任何一个负责人的人都有义
务在弄清楚事实之后再对事件做出评论,用法律术语来说,叫做评论者(而非被
评论者)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或者说“谁主张,谁举证”(民事诉讼的原则之
一)。其次,与第一点相联系的是,网络社会的民主如果是真民主的话,就应该
是可进入、可退出的。热衷于“甘德怀事件”的人可以进入赛博空间的讨论,同
时,朱苏力也可以退出赛博空间的讨论。进入不是义务,退出却是权利。如果有
人将退出或者不介入视同默认、理亏、退缩的话,那么我只能说这是一厢情愿、
不可理喻的推论。《新语丝》站长、“甘德怀事件”的领军人物(之一)方舟子
先生不是也说过吗:“名人为什么非得上你家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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