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采访中,最难的是对问题性事件的采访。利害关系决定了当事人常常想尽办法、设置种种障碍阻挠采访。在这样的当事人面前,记者并非无所作为,关键是看记者用怎样的方法进行采访。 

  通过公共资源寻找问题 

  今年6月1日, 
广受关注的周正毅一案有了司法审判结果,法院认定周正毅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 

  当晚,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从现在的结果来看,你当初的报道和判断是对的。”笔者此前有关周正毅的报道被美国《华尔街日报》、香港《东方日报》等媒体称为权威报道。 

  去年5月底,周正毅被监视居住。消息披露后,周正毅事件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焦点。一些海外媒体四处寻找与周正毅沾边的人,不管这些采访对象提供的资料可信度如何,尽管端到报纸上来。这样一来,各类真假消息充斥报端。 

  我所在的《中国证券报》当然关注周正毅事件。在报道的把握上,报社领导与记者达成共识,报道要及时,更要真实、准确,不能捕风捉影。当时,我得到消息,周正毅涉及的一个可能的问题在于:为获取大量银行贷款虚拟资本金设立众多公司,然后再将贷款用于操纵某公司股价。如何证实这一消息的准确性呢?我想到,设立公司要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调查周正毅系企业的工商登记资料或许会有所收获。 

  去年6月4日,我到上海市工商局办理查询手续时,发现排在前面的证券监管等部门的人也正在办理查询周正毅系企业工商登记资料的手续。看到这一幕,我的信心大增。次日,我弄清了周正毅系近10家企业的注册地后,用了一天的时间到上海的五家工商管理部门查阅这些企业的资料,查阅过程中,又发现了近10家与周正毅有关联的企业,并复印了近2000份资料。 

  通过分析,我发现几个问题:一是周正毅的农凯系企业极为庞大和复杂,其间不是通过法律关系来组织,而是通过亲属关系来组织;二是周正毅正在进行从台前到幕后的转换;三是周正毅编织复杂企业网的目的,是为了隐蔽自己、控制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等;四是周的农凯系企业存在虚假注册的嫌疑。 

  2003年6月6日,我所写的《周正毅的“农凯”腾挪》在《中国证券报》上刊登后,海内外1000多家媒体转载。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转载的同时称,此文是目前关于周正毅的最权威的报道。 

  寻找敲门砖 

  今年2月24日,上市公司爱建股份公告称,公司原董事、副总经理刘顺新因涉嫌经济犯罪,目前正被司法机关依法审查。在证券市场上,爱建股份一直以稳健著称,为何突然出事,人们极为关注。 

  本报通过权威渠道了解到,刘顺新兼任爱建证券公司董事长,因涉嫌账外非法拆借资金而被警方刑事拘留,其非法拆借的资金规模达20多亿元。刘顺新在拆入资金后,通过国债回购的方式拆出资金借给他人,其中一个对象是港股某大炒手。同时,有消息称香港那位炒手专门代理上海资金在香港的运作。为了解这些真相,报社派我们到香港作进一步调查。 

  来到香港后,不管如何做工作,那位香港炒手就是不接受采访。无奈,我走访香港警务处、证监会、证券交易所、金融管理局等部门,希望能得到有关消息,但除从香港警务处得到一句已对炒手进行调查外,别无收获。最后抱着一线希望,我到香港公司登记署查阅有关公司登记资料。 

  查阅中,我发现一些公司登记资料所述情况与那位香港炒手公开披露的信息有出入,尤为珍贵的是发现上海一家大型企业集团的高管在香港注册了私营公司。为了解大型企业集团高管注册私营公司的目的,我又走访了负责为其注册和审计的香港某会计师事务所,并到香港税务管理部门了解相应情况。 

  回到上海后,我直接找到某大型企业集团董事长,告知我们在香港查到了其注册私营公司的情况,希望他能跟我们说清楚其与香港炒手间的关系。我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其注册私营公司的情况,并得到了这间私营公司与香港炒手之间的一些交易资料,为使我们的报道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希望他能作出解释。并劝说,现在公安部门已展开了调查,总有一天事情会水落石出。与其现在让人们猜疑,还不如主动说清楚,以争取主动。 

  经过半个小时的交流,对方终于下定决心将有关情况全盘托出。他的介绍使我们了解了一部分真相。尤其是采访该董事长的报道见报后,香港炒手终于主动通过其代言人找到我,表示愿意接受采访。 

  把握当事人的心理活动适时敲击 

  1997年底,我就关注城市动拆迁问题,并于当年的12月19日发表了《“流氓动迁”何时了》一文。文章通过两个典型事例的介绍,直指某地一些房屋管理部门为赚取拆迁费纷纷开设房屋拆迁公司,而为完成拆迁任务不惜招用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以打骂的方式逼动迁户就范。 

  在这篇报道的采访中,如何取得“流氓动迁”的证据是关键。虽然受害人介绍了情况,甚至提供了医院的验伤证明,但动迁组并不承认打人,称受害人的受伤与自己没有关系。 

  我找到处理动迁组打人事件的派出所,与派出所负责人闲聊起来。当聊到他的从警经历时,他叹起了苦经,承认有些动迁工作人员打动迁户。 

  有了派出所政委的说法,我再找动迁公司的上级单位———某房管所所长采访。当对方知道派出所政委已介绍相关情况后,硬着头皮回答我的问题。通过对这位所长的采访,我掌握了房管所为什么要成立动迁公司和为什么要采取流氓方式动迁的材料。报道刊登后,尽管地方一些部门反映强烈,数次三番想向报社抗议,但因找不出报道失实之处只得作罢。 

  通过为当事人出主意打开缺口 

  几年前,我接到一封读者来信,反映某地农村的一位干部摘编了一本50万字的保健方面的书,然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向当地的20多万学生高价销售。信中所述事件极为典型,我决定对此进行调查。 

  读者在来信中对事件的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但没有留下详细的联系方式。我就直接找到那位干部。此时,我才知道,早在我调查之前,已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等进行过采访。大概已有了应对的经验和准备,对方将强行推销书的事情推得一干二尽,反说自己被冤枉了,实际上,他编书、卖书的目的是为了设立贫困学生就学基金,使贫困家庭的少年儿童也能上学。 

  这位干部究竟是利用职权谋利,还是做好事?为弄清事件的真相,我决定到学校找老师、学生了解情况。我首先随机选择了一家偏僻的农村初中,并找到这间学校的总务。对方明确告诉我,是有这么回事。上级教育管理部门还给他们学校下过销售指标,而且,指定的价格高于书上印着的定价。我走时,他还送了一本样书。 

  当时天色已晚,我又赶到当地最大的中心小学采访。中心小学的校长大概已被关照过,称根本没有强行销售保健书一事,事件中的农村干部只是送过一些书给他们学校。他们学校就将书发给了一些学生。结束对校长的采访,正是学校放学时间,我就拿着样书到学校外面拦住一些学生,问他们有没有买过这样的书,是怎么买的。学生们纷纷说,买过,不是他们自愿买的,而是学校让他们买的。至此,事件的原委已基本清楚。 

  晚些时候,那位农村干部大概知道我走访了学校,就找到我住的旅店。对方大叹苦经,想不到弄这本书引起了这么大的麻烦。因为使用的是香港刊号,而香港刊号的书不得擅自在国内销售,当地新闻出版部门进行了查处,销毁了一部分书,印书的钱他还欠着呢。我就说,你不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书没有销毁吗?你再去申请一个国内刊号,申请好后,只要再花一元多钱换个封面,就能正式销售了。这样,或许能够弥补目前的亏损。对方闻言一拍大腿,你这个主意好。你这个朋友能够交。接着,他含含糊糊承认了强行销售书的事情,言语间直指当地教育管理部门为赚钱主动与他合谋。 

  次日正是周末,为进一步落实证据,我想办法找到了当地教育局局长。开始对方并不愿承认事实,但听了那位农村干部的录音后,为解脱自己的责任,详细向我讲清了事件的经过。 

  步步推进引导当事人主动和盘托出 

  2001年底,我发表了《股民李金安眼里的银鸽黑幕》一文。文章披露了上市公司银鸽投资的一系列黑幕:擅自收回已分配给职工的1万多股内部职工股;上市申请前,临时组进4家发起单位扩大净资产规模;2044.8万元国有股配股资金长期不到位;设立郑州分公司,用募集资金和银行贷款炒自己公司股票;1.2亿元资金委托他人炒作银广夏股票,造成巨额损失而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道发表后,监管部门查实了其中的主要问题,并进行了相应处罚。 

  上市公司种种违法违规行为往往隐藏得较深,一般情况下,除非内部举报,媒体很难在监管、司法部门查清事实前掌握核心材料。我能掌握较为充分的材料,说起来还有段故事。 

  2001年中,我接到银鸽投资一些职工的来信,信中反映公司将原分配给他们的1万多股内部职工股在公开上市前擅自收回。我在调查后,写了题为《把股票还我——银鸽投资职工状告公司侵占内部职工股纪实》的特稿,发表在2001年9月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文章发表后,银鸽投资董事会反映很大,派专人到报社与我交涉,甚至指责报道失实。我认为材料充分、可靠,一方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说银鸽投资董事会改正错误,一方面关注事态动向,进行连续的追踪报道。我每做出一篇报道,对方就被动地披露相应信息。当做到第10篇报道时,银鸽投资大股东在感受巨大的压力同时认识到,如果不将公司存在的问题说清楚,不对公司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整治,难以取得投资者的信任,公司难以重生。于是,决定与我合作,通过我将公司的问题讲清楚。就这样,银鸽投资大股东主动向我提供了内部审计报告、当地政府的调查报告和会议记录等关键材料。 

  采访中应当掌握的原则 一篇问题性报道的成功,采访方法当然重要,掌握一些采访原则也很重要。 

  一、足够的耐心。 

  问题性报道的采访难度大,除非采访对象主动配合,否则几乎没有一篇问题性报道的采访是顺利的。这就需要记者有足够的耐心去想办法,脚踏实地地寻找每一个可能的缺口,其间可能要做很多无用功,但不能因此而轻易放弃。一篇报道的权威性和深度是由采访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的;采访不深入,写出的报道就不会有力量。 

  二、理性的态度。 

  做问题性报道的记者,往往社会责任感很强,采访中可能会鄙视问题制造者。记者应当极力避免这种心理和行为。记者只是事件的记录者,不是评判人,每个采访对象的人格是平等的,即使犯罪分子也是如此,所以,记者应当理性地去采访,平等对待每一个采访对象。这样,才能得到采访对象的理解,才能软化采访对象的对立情绪,得到各方采访对象的配合,也只有如此,报道才可能客观公正。 

  三、核实每个细节。 

  问题性报道不能一味地抢时间,而要花时间核实每一个细节。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真实准确。采访中不仅要采访到事件各方当事人,还要注意对各方当事人所述事实进行验证。有时候,因为受到压力,或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没有一方当事人愿意说出事件真相。记者只有通过其他途径验证才能辨别其真伪。 

  还有一种现象也须引起注意。随着信息透明度不断提高,记者往往通过公开资料就能找出问题。久而久之,一些记者习惯于做案头的分析工作而忽视实地的调查研究。这样做往往会酿成大错。事实上,一些公开披露的信息是经过选择、加工的信息,不仅难以反映事情的全貌,也可能与事实真相不符。 (作者单位:中国证券报社) 

 作者:顾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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