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0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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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以为“国营”还是“民营”的问题早已达成共识,没想到这个问题最近又成了热点。我历来主张言论自由是社会良序的基础。大家有不同意见、甚至是非常情绪化表达的意见,应该是很健康的一件事。我和郎咸平是经常交往的朋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意见总要一致,也不妨碍在某些问题上有极其不同的观点。因此,对这次辩论中的一些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即使不赞成这些观点,至少可以参考一下。
首先,关于“国退民进”中是否存在国资流失的问题,我想在目前缺乏监督、缺乏实质性制约的体系下不发生问题那反而怪了,要不然我们所熟悉的腐败现象怎么会这么多。我们说这个不合法,那个也不合法,但是,即使有了方方面面的书面立法,如果司法又不独立、不可靠,你怎么可能保证事事合法?虽然我们希望每一个掌握国家财产、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是个道德人、是个有“信托责任”的人,但我们在设计制度机制时应当假定他们都会是追求私利的人。如果出了问题时发现掌控国资的人在追求私利但没有违犯现有法律,那么虽然我们可以指责他们的道德问题,但更应该找原因的地方是不是在制度机制本身呢?

案例研究与学术研究

这场争论中依赖的结论多是基于案例分析。那么,由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普遍意义?在多大程度上只是研究人的猜想?
实际上,这里有个更一般性的问题。随着过去十几年MBA、EMBA教育的越来越普及,商学院与经济学院教授们可能有点纳闷:案例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更易懂、更具体、更清晰;那么,案例研究是不是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式?当对单个公司进行研究时,这到底是不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如何界定?
仅仅通过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时可能很荒唐。举个例子,中国著名的二胡独奏《二泉映月》的作曲者阿炳是一位盲人。如果以阿炳创作《二泉映月》为案例去研究,那么,什么人才能够成为杰出的作曲家?因为阿炳是一个瞎子,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阿炳之所以可以创作出《二泉映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瞎子。如果这样的话,想成为杰出的作曲家,你就要先把眼睛弄瞎?
还有,在美国经常有人去赌场赌钱,当某一天碰巧赢了一笔巨款之后,就开始写书,讲授他那天是如何去赌的经验。比如说,他可能平时早晨7点起床,但那天去赌场他是早晨6点起床;平时穿一件白衬衣,但那天他穿一件黑衬衣。他会下结论说,正是由于他那天早晨6点起床,穿了一件黑衬衣,去赌场就赌中了,因此赌钱的秘诀就是早晨6点起床,穿黑衬衣。这也是根据个案介绍经验并得出“大结论”的。这类书很多,也的确有不少人买,世界真是什么人都有。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单纯的案例分析并不是学术研究,顶多是为学术研究做素材准备而已,帮助你得到猜想,但不能给你结论。
通常说,对经济的学术研究可以是纯理论的,可以是纯实证的,也可以是两者兼顾。即使是纯实证的,你有了猜想或者理念后,首先你应该收集一个尽可能大的样本,然后再看这中间的普遍规律是否能证明你的猜想。

职业经理人制度能救国企?

郎咸平最近的文章谈到信托责任和职业经理人制度问题,他以青岛啤酒为例说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优越性,并也行得通。
分析青岛啤酒这一个案能告诉你什么呢?2001年以后其业绩改进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们千万不要从中得出另一个“要想成为好作曲家需先把眼睛弄瞎” 的结论。
郎咸平以2001年青岛啤酒掌门人从彭作义换成金志国为例,说从那以后青岛啤酒业绩和H股股价都有了大幅提升,说那证明青啤采用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多么优越,认为这是青啤比海尔越做越好的根源所在。—— 这个结论非常勉强。其实,他并没界定清楚金志国与张瑞敏作为职业经理人有什么差别,那些我们暂且不管。但是,在他与学生合写的文章中他们并没证明:从01到03年青啤的业绩改善是由“金志国作为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这个“因”造成的,特别是由“信托责任”造成的。当然,他们更没证明是“信托责任”在金志国这里管用,而在海尔的张瑞敏那里不管用。
严格讲,青岛啤酒的业绩和股价改变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彭作义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举债收购,收购了很多各地的啤酒厂。到了2001年,青啤在全国各地有生产基地,啤酒差不多可在各地就地生产,不再需要远途运输,成本就节省了很多。可以说,这为2001年以后青啤业绩提升作了很好的准备。而美国AB公司等外资啤酒企业只能在几个地方设厂,要远运到其它地区销售,长途运输使其成本相对很高。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代青啤在全国收购所掌握的生产网络对AB等外资啤酒企业来说,吸引力太大了。于是,AB公司开始与青啤谈判,谈判的结果是,青啤在海外(如,美国)销售的啤酒可直接利用AB在海外的生产厂地生产;而AB公司在中国的蓝带啤酒也可在青啤的各地生产厂就近生产,然后贴上蓝带的商标。显然,如果没有彭作义的大规模举债收购,或许青啤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合作机会。青啤2001年后的业绩提升或许跟AB公司进一步参股也有关系。
过去两年青啤在香港H股的股价确实上涨不少,但我们不能忽视同期间所有H股股价都在上涨。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有那么多新的中国概念基金公司于过去两年建立,大家都想买中国股票,而且2003年是全球新兴股票市场过去几十年里上涨最多的一年。当海外基金加大对新兴市场的投资时,分到投资中国的比例也会很多,他们投资中国股票的主要途径又是香港H股、红筹股和B股。这样一来,水涨船高,青啤的H股不上涨才怪呢!
因此,青岛啤酒的业绩和股价上涨不一定是由“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造成的。更何况,正如前面讲的阿炳的故事一样,单个或几个案例不能说明一般性的问题。
再者,郎咸平讲到的“信托责任”就像我们讲了几十年的“要讲道德”、“要有责任感”等等,还有要“天天讲”、“月月讲”的这个那个。作了50年,结果呢?并不是我们不向往“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问题是,“信托责任”不是靠道德式训话建立的,而是要靠相配的市场竞争与制度逼出来的。中国50年的实践证明,如果只靠道德要求,而没有制度支持,甚至刚进去时的“职业经理人”到后来也会被国企改变成“非职业”的。苏联从1960年代也开始培养“职业经理人”、意大利的国有企业从二战以后也要“职业经理人”,但最后都被迫民营化,为什么呢? 1960年代开始,苏联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越来越差,当时也试图通过奖金激励和职业经理人制度培养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成本意识,但是其国有企业效益仍然每况愈下。80年代中国国有企也试过奖金制度,但结果却是经理人只顾实现短期利益,这种激励方式最终失败。意大利的国有企业制度(如,IRI –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 ENI – National Hydrocarbon Concern,等国有持股集团公司)可能与郎咸平讲的最接近,他们的国有公司并非行政部门,行政干预较少,但是国有企业在意大利最终还是失败了,从1985年开启了私有化道路。
另外,郎咸平说不要给职业经理人以股权,但可以给他们以期权。这就怪了——在金融经济学中,期权都被看成是股权性质的东西。给他们期权,如果他们行权的话,自然就成为了股东;而如果永远不让他们行权,那给他们期权有什么意义呢?

国家持股是世界现象?
郎咸平在《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在所有人缺位》里讲到,国家持股现象在欧洲也非常普遍,他举例说,奥地利国家持股高达14.81%,在芬兰、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有类似数量的国家持股。因此他得出结论:企业国家持股本身并不只有中国才有;既然其他国家也有,为什么中国要“国退民进”?
因为国家持股在欧洲和其他国家也普遍(虽然比例不高),从而下结论说产权安排不重要。这个基于某一时间点的状况而下的结论,只讲到了横切面的现象,显然忽视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结论似是而非。第一,郎咸平忽视了在过去20多年里,世界上遍布于亚、非、欧、美各州的120多个不同国家,从1980年代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私有化。比如说他谈到的奥地利,现在国家持股14.81%,但这并没讲出过去十几年奥地利的私有化。奥地利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吞并,到了1945年二战结束后,德国在奥地利建设的军工厂、银行、基础设施都被奥地利没收,德国留下来的这些资产就成了奥地利的国有企业基础,使奥地利从此有较高的国有经济成分,1951年时其国企占产出约22%。到了1985年,奥地利的国营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那一年的亏损超过了1946-84年间所有国营企业的红利总和。从而引出争论,是否还要国有?1987年奥地利首试民营化,1993年议会通过法案正式把私有化作为主要方针,通过上市、MBO等方式套现。过去二十几年,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开始,世界范围出现全面的私有化运动。如图一所示,首先是英国于1982年的私有化,随后1985年有意大利和马来西亚,1986年有包括日本在内的4国,1987年有两国,1988和1989分别有9和10个国家开始私有化,到1994年最多时有13个国家开始民营化,等等。如果产权不相关,为什么过去这些年里有120多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国营企业私有化?难道他们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这说明产权无关的结论并没有历史根据,更没考虑到过去二十多年全球私有化的大趋势。

第二,尽管今天还有不少国家对企业持股,但是历史上有哪个大国的长久兴盛是靠国有经济起来的?今天最强大的国家都是靠私营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唐宋明时期也不是靠国营经济。苏联当年靠国有经济发展军工,辉煌了短短二十几年,但结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增长不是靠“越来越国营”,恰恰相反,正是通过一系列的产权改革使中国经济“越来越民营”,让越来越多的潜能释放出来,才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兴旺。这些经历不正是证明了“产权不但有关,而且非常有关”吗?

今天讨论的“国营”“民营”问题当然不是什么新问题。那么,“国营”是怎么来的?“国营”是天经地义的自然状态,还是一种非自然的状态?看清这些当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这场关于产权的讨论,也可帮助我们吸取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当年的国有化是一场财产强行再分配的过程,而今天的“国退民进”也必然是一件艰难的财产再分配过程,没有易事。
如果看看历史,我们会发现,不管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民营”不仅天经地义,而且是自古人类最自然的谋生方式,“花自己的钱才心痛”是再自然不过的黄金定律。而“国营”才是后来物,说的不好听一点,那才是过去一百多年里“拍脑袋拍出来”的,等于是拿中国、还有世界许多国家作了一场大试验,让那么多家庭和个人以自己的遭遇去为试验埋单,先是从民营到国营,然后又要遭遇从国营到民营的折腾。想起来,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国营”在中国至少可追回到十一世纪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在王的倡导下由国家直接经营粮茶、盐、牛马交易等商业活动,使政府成为直接的创业者和经营者。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次试验只有十几年。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之后,“国营”理念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中重新出台。比如,1865年由政府出资购建的“江南制造局”。但,即使在晚清洋务运动期间,人们对纯粹的“国营”或“官办”也是多有警惕、提防。盛宣怀在1870年代论及煤铁矿务、航运企业的创建时称,此等企业“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可是,洋务派一方面面对西方炮舰、洋行经营势力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又缺乏规模融资途径,同时又无任何经营新兴工业事业的经验,觉得完全由民间经营洋务又会显得力气太薄。按李鸿章的说法,“此等创举,责之民办,而民无此力;责之商办,而商无此权”,“此等有益富强之举,创始不易,•••••• 倘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这些言论均摘自李玉著《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第8页)。因此,虽然由于工业化任务的挑战让洋务者感觉到国家应承担一定的主角,但至少晚清并没把国家推到“创业者”和直接“经营者”的位置上,而仅是“官督商办”。
到民国时期,两大因素把中国推上“国营”之路。其一是1917年苏联革命成功后,二十年代末开始计划经济并使其经济在三十年代按照12%至13%的年速度增长,那期间又恰逢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市场经济发生大危机。看到苏联“国营”世界与西方“民营”世界这种巨大的反差,南京政府的“国营”决心可想而知。包括马寅初在内的学者大声呼吁中国也追“国营”。第二大因素是德国于1914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也对德宣战并停止支付一切德国债务,并没收了德国在山东等地的资产,这变成晚清之后的第一批新国有资产。当然,抗日战争期间以及二战之后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矿产和其它财产成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大笔“国营”产权,东北的重工业一夜间使中国经济的“国营”成份大增。当然,出于当时的需要,南京政府在三十年代初先是以官股强行进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随后以各种手段达到以“国营”控制主要银行的目的。尽管如此,到1949年之前“国营”并没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先是针对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等没收私人财产。到1952年底,全国已经有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被收归国有,国营在商业领域也占有了50%的营业额。1953年10月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地把中小型以及个体工业、手工业、商业的私人资本和私人财产收归国有。(四年之后,私营和个体经济规模由五十年代初占全部产出的2/3下降到1957年的不足3%。运输业的总额中,国营企业已占62%,公私合营占36.4%,私营仅占1.6%。再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个人经营性财产全部灭绝,人们的生活资源也全部由国家和集体提供。使个人几乎除了两只手和起码的居住条件外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还有就是一份名义上的国有资产。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皇帝能够支配的资源也不过是财政收入加上盐铁等少数几个业务的垄断利润。但是在过去50年里,政府所控制的资源还包括所有的生产资料、金融储蓄资源等等。所拥有的权力是过去几千年任何皇帝所不能想象的。这当然使道德风险也达到了最大。
在我们今天讨论“国退民进”所带来的社会冲击时,我们对不公正的民营化程序所创成的贫富悬殊当然愤愤不满。可是,如果你再看看当年国有化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你又会有何感受呢?往事确实并不如烟。关于中国的国有化经历已有不少书详细介绍,这里就不重复。
在当时苏联的国有化过程中,情况是很糟的。比如,到1930年1月苏联只有21%的农民家庭被集体化,到同年3月则达到58%,到1938年时94%的农民被集体化。那次集体化过程中苏联农民不断抵抗,政府则使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强制其集体化。几十万“不服”的农民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做劳动改造。最大一次抵抗运动发生在1932至1933年的乌克兰以及北考卡斯,为抵抗集体化,当地农民烧毁自己的农作物,屠杀自己的牲畜。为报复农民的抵抗,政府干脆把农民留给自己吃的食物也全部收缴归公,让那些农民去吃荒草。由此所致的大饥荒使千多万农民活活饿死。
当然,“国营”不只是发生在苏联、东欧、中国、朝鲜、越南等,而且也吹遍了世界各地。我们常说,这个也是中国特色,那个也是中国特色。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看看世界各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各国的进程和遭遇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也出奇地同步,在同样的时期做同样的事情。英美的工业革命到了1850年不仅对晚清中国、而且对其他所有国家都形成史无前例的挑战。比如,就在中国洋务运动者为中国如何追赶英美工业革命的同时,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也在那时期捉摸着同样的问题:如何通过“国营”追赶英美的工业革命?
德国在1850年的时候,工业化程度远远落后于英国。1870年后,为了尽快赶上英国,德国作了一系列的国有化运作,开启了它的国有企业历史。意大利也是在19世纪末慢慢地作一些国有化运作的。
但,就像中国一样,在世界各国真正的国有化浪潮是发生在二战以后,因为那时人们已看到苏联在1930、40年代的成就,都以为终于找到了增长经济的妙方,尽管现在看来苏联一个国家在短期内的那次经历只不过是另一个“阿炳的故事”而已。西欧的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都加快推动国有化。到1985年,德国国企占总产出约12%,法国占24%,意大利占20%,西班牙占12%,英国占13%。可是,到1990年时,英国国企只占总产出的4%,法国还剩18%。九十年代所有西欧国家再作了更大规模的私有化。
亚、非、拉各洲的发展中国家也基本是在二战以后进行国有化。这些国家中有相当多的是在1945到1960年间从殖民地中独立出来的,然后把外国人投资本国的资产收归国有,如伊朗的油田、委内瑞拉的油田、矿产与银行等。拉美那些早就独立的国家则在1950—70年代也大量没收外国人的财产。这些发展中国家没收的外国人资产都自然成为当地的国有企业基础。到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国企平均占本国总产出的25%以上。
从这些介绍可以看出,第一,国营企业在世界的普及是一个更近代的现象,其主要起因有两个:英美工业革命对世界各国如何赶超的挑战和苏联计划经济初期短暂而令人眩目的成功。在那之前,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基本都是民营。第二,世界不同的国家,其国有化都是在二战之后、1980年之前达到最高峰的。既然那次实验从整体上失败了,而且那次尝试是由于从苏联的短暂经历中得出“要想作好曲,需先把眼弄瞎”这样荒诞的结论,我们为什么还非得抱着国营、国有不放?

全球民营化后的业绩如何?

从图一中我们已看到,自英国1982年的私有化开始到今天已有120多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民营化运作,从本质上180度地逆转了在那之前的国有化运动。世行一份研究报告表明,1980年—1987年间全世界共有696个国有企业民营化运作,在1988年——1993年有2655个。其中,发展中国家1980-1987年间有456个,1988-1993年有2279个,金额达960亿美元。那么,那些民营化举措到底带来了什么效果呢?企业业绩变好还是变坏了?
为回答这些问题,William Megginson教授以及同事等过去几年发表了多项研究论文。以他和Juliet D’Souza 于1999年登在《Journal of Finance》上的一篇论文为例,他们研究了28个国家在1990-96年间的85次国有企业民营化运作,以不同指标来研究民营化之前和之后的业绩表现。
按总资产收益率:民营化之前三年平均6%,之后三年平均7%;
净资产收益率:民营化之前三年平均18%,之后三年平均19%;
以民营化的那一年为基数,民营化之前三年平均员工的销售收益要高2%,之后三年平均则要高出23%,显示民营化提高了生产力;
以民营化的那一年为基数,民营化之后三年里单位员工创造的净利润是民营化之前三年平均值的两倍。
这篇论文还按照竞争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来区分。
单位员工创收:竞争性行业民营化之后是之前的2.4倍,非竞争性行业民营化之后为之前的2.9倍;
负债率:竞争性行业民营化之前和之后分别为28%、25%,非竞争性行业民营化之前和之后分别为30%、19%;
如果按发达和不发达国家来区分,那么
按平均毛利率算: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前为8%,之后11%;发展中国家民营化之前32%,之后37%;
单位员工创收: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后是之前的1.96倍;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后是之前的2.24倍。  
就业人数: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前和之后的平均员工人数分别是16914和16158;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前和之后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3911和25985。当然,在很多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前提是不能减少就业。
其它针对捷克、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的私有化运作所做的研究结果也都得出同样的结论: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后的效率、生产力、负债率、甚至就业率等都得到改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历都如此。

为什么国有企业搞不好?

跟四、五十年代只有苏联计划经济经历这样一个“阿炳的故事”的局面相比,关于国营经济的经历到今天已至少有120多个国家这样的大样本。他们从整体上放弃国营经济、代之以更全面的私有经济,而且转变后业绩也明显改善。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制度也千差万别,没有哪种制度被证明可让“国营”企业运作得好,这当然以最有力的实证否定了当年的“国营”、“国有”理念。
关于为什么“国营”、“国有”行不通,这些年已有无数的论述。这里我们简单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对其作一种解释,并看清为什么中国尤其不能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运作得不好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带来的道德风险最高,对公民权益的保护制度的要求也就最高。
为便于比较和理解,我们来看看不同类的企业。最原始的企业形式可能是夫妻店,经营者又是所有者。这里当然没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因为“花自己的钱最心疼”,你不用为武大郎担心他会对自己的钱不负责任。
如果换成是由十个、几十个熟人朋友参股的合伙企业,这时所有权与经营权开始有所分离,主管企业的经理有可能会“花别人的钱不心疼”了,这就有道德风险了。但,效率损失可能还不太严重,因为毕竟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距离比较近,可一有时间就去盯一盯。即使发生纠纷,可通过合同法等简单的法律安排即可解决。
再上升到类似“深发展”那样的公众公司,可能有上百万个分散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股东,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得非常远,这时公司的管理层真的可完全“花别人的钱不心疼”了,甚至还可能让某些“特殊”股东或经理直接、间接地掏空公司资产。为了避免这种道德风险,我们就需要一系列制度措施,比如董事会、股东大会、证监会、法院、立法机构,还有审计、律师、券商,还有媒体等等各种各样的管理、监督、执法、司法、中介机构,目的是为了迫使公司管理层能“即使花别人的钱也心疼”。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既使在美国,也会出现安然、世界通信之类的丑闻。这里面的道德风险很难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大众股市的发展对制度的依赖性极高,所以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发展好股市的。对于“深发展”这样规模的上市公司,中国目前的制度架构还很难促成“即使花别人的钱也心疼”这样的境界。
那么,国有企业呢?我们不妨把国有经济看成一个“超级公司”,是全国人均一份的公司,各家国有企业都是其下的分公司,议会(全国人大)相当于它的董事会,总统(国家主席)相当于它的总经理。这个“超级公司”是股权最分散、而且最均匀分散的方式,股东数量最多(在中国有13亿),委托——代理关系当然也最极端。所有权(老百姓)和经营权(国企老总)间的距离最远,其道德风险和效益损失与“深发展”上市公司的情况相比,是完全不同量级的概念。这时,我们如何保证国企老总“即使花别人的钱也心疼”呢?至少得需要民选的董事会(议会)和总经理(总统),否则一层扣一层的委托代理关系链就断了,会使花钱的人跟出钱的人毫无关系、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委托关系,“心疼”就无从谈起了。
实际上,国企这个“超级公司”比一般的上市公司还要难得多,因为老百姓无法把这个“超级公司”的股份卖掉、无法用脚投票(虽然人们可以选择移民国外,等于自动放弃股权),通常的市场压力(如,敌意收购、并购重组)对这个公司也不能起作用。另外,这个“超级公司”的管理层还掌握着执法机构和法院。
正因为连股市都这么难发展,道德风险如此高的国营经济在哪个国家都搞不好就不奇怪了。按照上面的分析,制度机制越不发达的国家(比如,没有民选的政府),就越不能搞国营企业,如果搞,腐败和贪污就会无处不有,代理成本和利益扭曲会太高。在制度机制不发达的国家,最合适的企业组织是传统的夫妻店和合伙企业。但是,实际的历史经验却是:越不发达的国家,在1980年之前反而越是去做国有经济,由此而增加的腐败和贪污机会使它们反倒更落后于那些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真是不可思议!另一方面,人口越多的国家越不适合搞国营企业,因为那样的国有经济里“所有权”和“经营权”会离得越远。

民企不如国企?

过去两年,郎咸平对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业绩比较得出结论说,民企不如国企。这似乎与上面讲的以及与其它国家民营化后的结果不同?是不是又是中国特色呢?
其实,这里存在严重的研究方法上的问题。第一,在香港上市的国企都已经过产权改制,像中移动、联通、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等虽然是国家控股,但它们上市后有民间和海外持股,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因此,如果想回答“产权改革是否改进国企业绩?”这样的问题,一种方法是比较这些企业在产权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业绩变化,另一种方法是比较这些经产权改革过的与那些没改过的“同类”国企在同期的业绩差别。这样做研究才能真正回答“产权改革是否应该”的问题,但郎教授并没这样做。
第二,在香港上市的国企和民企不仅属于不同的行业,而且即使属同一行业,那些国企享有各种融资特权、行业垄断权以及方方面面的政府照顾,相比之下,那些民企就没有这些特权。因此,香港上市的国企样本和民企样本没有可比性,不能由此得出任何可信的关于“产权是否有关系”的结论,更不能帮助回答“产权改革是否值得”的问题。即使拿国内上市的国企与民企作这种横向比较,其结果的可信度同样低。
为什么不能拿没有垄断权(包括银行贷款权)的民企与具有垄断权的国企直接作业绩比较呢?道理很简单:有了垄断权,即使产品差、效率低也没关系,反正你可多收费。你民企做得再好,也很难赶上。因此,这两类企业的业绩差并不能说明国企更有效率。奇怪的是,香港上市的垄断国企的业绩比民企只高出一丁点,而没高出更多。
既然国企的垄断权可给国家带来高收入,那又未尝不可呢?表面看似乎如此,但实际上是老百姓在为国企的低效买单。比如,在国内我用中移动的神州行打国内电话每分钟要6毛钱,我从美国的家里往国内打电话每分钟才3毛多一点。为什么国内的电话费下不去呢?你愿意继续为垄断买单吗?
在最近的《国企绩效分析和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一文中,郎咸平的表2和图三正好进一步说明,产权改制后上市的国企终于能利用垄断权与其它特权使其业绩优于民企。这不正好支持产权改制吗?他的数据也表明:国家在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一旦超过40%,那么国有股比例越高,其业绩越好。这恰恰证明:国有控股比例越高,企业的垄断权与其它特权就越多,其业绩当然会更好。
其实,不管是竞争性还是非竞争性行业,只要那个行业既有国企或国家持股的企业又有民企,那些国家持股的企业就会是“特权”企业,那些民企的日子就没法过,这就是为什么那怕是在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期间,政府一介入哪个行业,那个行业的民间商人很快就得关门大吉。按政治学的定义,国家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是唯一可改变法律的机构、是唯一可增加各类审批权、准入权的机构,还再加上国家也垄断金融,所以国家一旦持股某企业,那家企业的特权就有了。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海外基金经理知道民企管理得像“花自己的钱最心疼”,但还是愿意买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些国企背景的股票。这也说明只要有“国有”股份,就不可能没有“国营”。甚至是在有了“大政府”之后,即使没有“国有”股份,也照样可以有“国营”,原因是在那时候“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这就是说,只有“国退民进”才能让中国的企业培养出最强的国际竞争力。除了当事人外,没有谁会支持国有资产流失,最重要的是保证国资转让过程的透明度、保证广泛的竞标权以及媒体的自由报道,以国家得到最好的价钱和尽量保证就业为目标。

2004年09月24日
 

她的日记:

昨天晚上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古怪。我们本来约好了一起去一个餐厅吃晚饭。但是我白天和我好朋友去shopping了,结果就去晚了一会儿–可能就因此他就不高兴了。他一直不理睬我,气氛僵极了。后来我主动让步,说我们都退一步好好的交流一下吧。他虽然同意了但还是继续沉默,一付无精打采心不在焉的样子。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只是说“没事“

后来我问他是不是生我的气了,他说不管我的事,叫我不要管。

今日焦点: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他说我爱他。但是他只是继续开车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真的不明白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再说我也爱你了。我们到家的时候我感觉我可能要失去他了,因为他已经不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不再理我了。他坐在那里什么也不说,蒙头发呆看电视。继续发呆,继续无精打采,我只好自己上床睡觉去了。

10分钟以后他爬到床上来。让我吃惊的是他居然过来爱抚我然后和我ml。可是尽管我还是感觉,他一直都在想别的什么。他的心思根本不在我这里!这真的太让我心痛了!我决定要和他好好谈一谈,但是他居然睡着了!我只好在他身边默默的流泪,哭着哭着我也睡着了。

我现在非常的肯定,他一定还有别的女人了!这真的像天塌下来一样,天呐!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他的日记:

tmd今天英格兰居然最后两分钟被反超。不过晚上ml还挺爽。

 
盘古说:我开;女娲说:我补;共工说:我撞;神农说:我尝;精卫说:我填;夸父说:我追;后羿说:我射;嫦娥说:没射着!

黄帝说:我们做什么;尧说:我让;舜说:我也让;禹说:咱爷们怎么办?启说:让他们球!
桀说:好玩;汤说:造反有理了;夏亡了……
纣说:痛快;武王说:我也反了;商亡了……
幽王说:点火;褒姒说:刺激;周也亡了……

干将说:我铸;专诸说:我舞;荆柯说:我刺;赢政一躲:没刺着……
始皇说:我修;姜女说:我哭;陈胜说:有种;项羽说:我举;刘邦说:我斩;秦亡了……

孔子说:我仁;孟子说:我义;老子说:我无为;庄子说:我逍遥;韩非子说:把他们全抓了。
张良说:我出谋划策;韩信说:我统帅三军;萧何说:无运筹帷幄;高祖说:老婆,怎么办;吕后说:全喀嚓了。
文景说:我治;武帝说:我兴;光武说:我中兴;献帝说:我说了不算。
张骞说:我通;班超说:我也通;苏武说:通个屁!
卫青说:我打;霍去病说:我也打;李广说:我还打;昭君嫣然晕笑,遂天下太平。

董卓说:我势大;吕布说:我人帅;貂婵说:你们俩谁厉害。董卓完蛋了。
曹操说:快帮我脱鞋迎老许;刘备说:快给我牵驴来访诸葛;孙权说:周郎自有妙计安天下;周瑜说:加油,烧死老曹;诸葛说:天下三分,人人有份;司马昭说:向刘备同志学习;晋开始了。

司马迁说:要想成功,不怕被宫;班固说:我要出书;司马相如说:一首赋稿费一千;曹操说:抄家伙我要赋诗;曹植说:命题作文有何难;孔明说:我要写道动员令;陶潜说:你们累不累呀。遂卷铺盖回家了。

朱温说:我同花顺;萧道成说:我一条顺;陈霸先说:重新洗牌……
杨广说:去扬州观花;李渊说:消来公费旅游;李世民说:魏征,你的意思;李治说:老婆,你的意思;武则天说:那还不如我说了算;薛刚说:反了你了!
骆宾王说:鹅肥;王勃说:情深;李白说:酒美;王维说:景幽;孟浩然说:风流;杜甫说:屋漏;白居易说:抱想琵琶唱OK;李商隐:我没话说了。
柴荣说:三武废费有我一份;赵匡胤说:今年流行黄袍子寇准说:带上瓶醋谈判去;李刚说:保家卫国;徽宗说:没保成;钦宗说:我想回家;金兀朱说:没门……
赵构说:把姓岳的抓了;岳飞说:我有何罪?秦桧说:也许有……
陆游说:我要死了;文天祥说:死得好,我为你喝彩!
完颜说:金大;耶律说:辽大;成吉思汗说:大你个球!忽必烈说:亚欧大陆我说了算……

朱元璋说:高筑墙;建文帝说:孙承祖业;朱棣说:我找我爹;严嵩说:清史留字;崇祯说:袁崇焕,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李自成说:歇会,找个小姐来;吴三桂说:敢泡我老婆;皇太极说:三桂是个好同志。

顺治说:爱江山更爱美人;康熙说:江山好管儿子难教;雍正说:说我狠,我就狠给你们看;乾隆说:我爹是谁;嘉庆说:和坤是我爹留给我的遗产……
施耐庵说:天罡盖地煞;罗贯中说:曹刘震河腰;吴承恩说:全盘西化;曹雪芹说;读书人的事能算淫么;蒲松龄说:我是另类我怕谁?
林则徐说:我销;洪秀全说:我反;康有为说:我变;孙中山说:看我的。
慈禧说:木偶戏你当好演呀;李连英说:有奴才伺候;李鸿章说:九亿白银,小意思;袁世凯说:窃国者为诸候?蒋介石说:共党未灭何以家为?

2004年09月23日
时评要为虚假新闻负什么责
◇字体:[ 本版PDF 法制晚报: 高君波    2004年09月17日

  6000万元只是贪官的喝茶钱,假的!孔庙要立状元碑,假的!专家呼吁捍卫汉语的母语文化,假的!陈忠和拒绝百万公寓,还是假的……

  频频发生的假新闻,初看是最初报道新闻事件的媒体的责任。但仔细再一掂量,作为新闻事实的“二传手”,时评人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2004年09月22日

时政报道因其特殊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一般要遵循审定的“通稿”来报道,在保证了舆论导向正确性的同时,客观上也造成了“千篇一律”的结果。如何突破这种“千篇一律”,既满足受众对资讯的需求,又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我认为,鉴于时政报道的特殊要求,在主题和内容没有更大突破的现状下,记者捕捉到独家的、生动形象地反映主题的细节,就是找到了突破“千篇一律”的重要途径。如果说报道通稿内容是“规定动作”的话,那么报道细节就是“自选动作”。在大多数人都只做规定动作的情况下,“自选动作”编排得当,准确漂亮,就会更“出彩”,更抓人。 

  细节对广播尤为重要。根据对受众的分析,受众对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需求:上网,侧重于对资讯海量的需求;看电视,侧重于对资讯形象的需求;看报纸、杂志,侧重于对资讯深度的需求。而听广播,则往往是为了在移动或伴随状态下获取资讯,比如很多人在听广播的同时也在开车、锻炼身体、做家务或干其他事情。可移动性和伴随性,是广播媒体的特性,也是当前广播不可替代和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随意或兼容的收听状态,使人们希望广播是生动的,易懂的,亲切的。所有空洞的、枯燥的内容都难以入耳,而真实、生动、具体、形象的细节,就特别容易被接受。 

  另一方面,广播不像电视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刺激,也不像其他平面媒体可以供人自主地重复阅读,它只能单纯地依靠听觉,而且转瞬即逝。这一特点对题材重大的时政报道来说非常不利。广播时政报道要想引人注意,直至引人入胜,就必须抓住听觉的特点,用生动、具体的细节,给听众描绘出可见可感的事物和场景。 

  可以说,广播,能够被记住的几乎都是细节。细节,是广播时政报道进行差异化竞争的利器。 

  一、细节对广播时政报道的作用 

  根据自己近年的实践,这里举例说明细节对广播时政报道的作用。 

  1.用小细节说明大主题 

  今年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法国。各家媒体依据通稿对他抵达机场、发表书面讲话、与希拉克总统举行会谈进行了报道。我注意到一些通稿以外的细节: 

  按以往习惯,抵达后胡主席会先到饭店下榻再出席各项活动,而这次在希拉克总统陪同下从机场直接驱车前往总统办公室所在地爱丽舍宫会谈,会谈时间从预计20分钟延长到两个小时。当晚,胡锦涛出席了希拉克举行的国宴。第二天一早,胡锦涛再度进入爱丽舍宫,又与希拉克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屈指算起来,抵达巴黎不足18个小时,两国元首见了三次面,举行了两次延长时间的会谈,这在外交中比较罕见。会谈后又共同会见记者一个半小时,回答问题从预计4个增加到7个,希拉克说这是他入主爱丽舍宫以来“创纪录的”最长的记者会。 

  这些细节吸引了听众的好奇,为什么中法关系如此非同一般?报道随即引用专家分析说,中法对世界多极化的共同主张、经贸的相互需求、中方对法立台湾问题立场的关注是两国元首密切交流的主要原因。这样,听众感觉很容易、很清晰地了解了中法关系的实质内容。细节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用一叶知秋的方法帮助普通听众理解严谨的外交辞令所传达的宏大主题。 

  2.用细节加大信息密度 

  去年教师节,温家宝总理到医院看望了著名学者季羡林。由于同一天温家宝还看望了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教师,所以总理和季羡林30分钟的交谈只能出不到1分钟的报道。而广大听众非常关注季羡林的近况,更关注总理和这位学者谈了些什么。于是我从他俩内容丰实的对话中精心挑选、剪辑出一些细节,希望在最短时间里传递出最多信息: 

  温家宝:季老,您坐。我非常惦念您!您是学贯中西啊! 

  季羡林:可不敢当! 

  温家宝:不,您懂得多!佛学,梵文……包括吐火罗文。您说,其实您下功夫最大的不是那些散文。但是恰恰您下功夫最大的是我看不懂的。(众人笑)但是您的散文是我非常喜欢看的。季老,您的学问现在有没有接班人? 

  季羡林:有,有些中年的学者,比我行。 

  温家宝:就是说后继有人? 

  季羡林:我们后继绝对有人!(众人笑)我现在93岁了,我想100岁我也打不住。 

  温家宝:打不住!(众人笑)您啊,等他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把您请去,到2008年您还可以坐在主席台上!(众人笑) 

  在谈笑风声的细节里,既体现了领导人对著名学者个人及其研究领域的了解,也表现了领导人对学术继承的关心,更显示了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极大尊重。 

  3.用细节展现人性魅力 

  时政的重大活动和重要讲话多是事前安排好的,仪轨性很强。相比之下,自然流露的细节特别能够反映领导人真实、人情味的一面。事实证明,这样的细节最容易被听众记住和喜欢,真正让群众感受到领导人的魅力和风采。 

  去年5月,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期间日程紧张,他挤出休息时间满足香港记者采访的要求。在回答完所有提问之后,他看到凤凰卫视的闾丘露薇,就走过去亲切地说: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去了伊拉克,既为你的敬业精神所打动,但又确实很为你担心。后来知道你安全地回来了,心里才踏实。因此我送你两句话:第一,事业要追求;第二,安全也要保证,好不好?” 

  这场活动虽然不在计划报道范围之内,但我认为它表现出了重大国事活动所无法涵盖的另外一面。节目播出后,胡锦涛对香港记者提问的完满回答,尤其是关心记者、平易近人的细节,在听众中产生了很好反响。 

  4.用细节引人入“境” 

  要想打动人,首先要把人带入一种情境。和电视相比,广播这方面先天不足,这就要求记者要能够抓住细节,生动地描摹情景,通过介绍环境,把听众带到新闻现场,让人迅速“身临其境”。 

  2000年10月,千年议长大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广大听众关心会议,也关心会议所在地的情况,我希望用细节把听众带到纽约: 

  李鹏委员长下榻的沃尔道夫饭店位于纽约的中心地带曼哈顿,这里被称为“美国的象征”。虽然在200多年前,荷兰殖民者只花了24美元(相当于200块钱人民币),就从印第安人手里买下了整座曼哈顿岛,但是今天曼哈顿的身价无可估量:在这块方寸之地,集中着全世界最高的高楼、最大的公司和最雄厚的资本。曼哈顿还被称为“站着的城市”,因为地面已没有空间可发展,所有的楼都拼命往高盖,站在街头仰望,人就好像井底之蛙,天空只剩下摩天大楼之间窄窄的一条。纽约的街道跟北京相比非常狭窄,沃尔道夫饭店周围的街区都只有一两条车道。环顾街上川流而过的行人,不同的种族、肤色、语言和宗教信仰,什么样的都有。如果你走到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陌生城市,都会觉得那里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但在纽约,所有的人各不相同就是纽约的特点。 

  吸引人的报道往往开始于细节。细节可知可感,最容易带人入境。 

  二、如何获取细节 

  首先,要提前做好案头准备工作,在采访前就熟悉被采访的人物或事件的背景。 

  一方面,背景中有很多细节可以更好地说明事件,另一方面,了解背景可以帮助你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细节。甚至一个地方的气候背景,也可以帮你开发出有意思的细节。2003年胡锦涛访问新西兰,按常规导语应该是:“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开始对新西兰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我提前了解了新西兰的地理和气候,结合专机降落时的观察和感受,变换了导语的口气:“南临南太平洋的惠灵顿是世界著名的风城,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蓝天碧海和7级大风,欢迎中国贵宾的到来。”细节让导语变得有个性、有情趣,更引起听众的兴趣,并传递更多的信息。 

  第二,到了采访现场,要腿、手、眼、耳、嘴、脑并用,获取细节。 

  腿快,腿要及时跑到位。记者不亲身到达现场就难以获取第一手的细节。时政报道最大的障碍就是进入核心现场机会稀缺,一些重大的时政事件往往只有摄像和摄影记者可以近身采访。作为广播记者,我们总是要使出浑身解数争取有限的采访资格,或说服重重警卫允许我们接近领导。所以让腿到达现场是获取细节的第一步。 

  2000年李瑞环赴香港考察,向香港各界发表演讲。演讲结束前,我凭预感提前离开记者席,说服保安让我到门口,果然有香港记者堵在门口问退场的李瑞环:“李主席,你反复强调香港要团结,是不是指香港不团结?”李瑞环立即回答说:“我祝你身体健康,并不是说你身体不健康。”精彩的回答受到海内外各方称赞,大陆媒体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独家原声报道了这一细节。试想,如果不到现场录到原声,广播里由记者转述的效果会大为逊色的。 

  手勤,手要一直勤录音。广播的生命是声音,声音展现的细节是记者描述所远不能及的。不能认为“也许没什么事情了”就关掉录音机,重要而精彩的细节随时可能发生。而且要保证音源质量,如果在广播中听不清楚,细节就失去了意义。 

  眼明,眼睛要细观六路。能用声音表现的细节毕竟有限,更多的细节需要记者留心观察,细心感受,用心描述。 

  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俄罗斯,受到世界普遍关注。抵俄当晚,普京在私人别墅以家宴欢迎胡主席。按外事报道常规,晚宴只是简单一句话。但我认为这次晚宴非同寻常,并观察到一些无法用录音表现的细节: 

  晚宴就像朋友间的私人聚会,两对夫妇各自带着一个翻译,没有任何随行和外交官员参加。胡锦涛和普京都穿着衬衣,外套西装,而衬衣最上面的扣子都没有系,显示出一种很随意的样子。普京手里还拿了一束鲜花,面带微笑地站在那里,像一个等待约会的年轻人。当胡锦涛夫妇到来时,普京把花束献给了刘永清。私人家宴在国际交往中是一种高规格礼遇,它既表示了中俄关系的特殊性和亲密性,也表明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中国政策未来走向的一种关注。 

  对细节的描述能使人们从“听新闻”变成“看新闻”。描述加入背景资料和记者的个人感受会更充实、更生动。 

  耳聪,耳朵要兼听八方。很多细节是道听途说得来的线索,再追究下去获得的。细节往往不会明摆在亮处,需要有心人张目支耳,四处留意。 

  随胡锦涛访问法国时,外交部发言人孔泉提前告诉我们,希拉克总统将亲自到机场迎接胡锦涛,他曾驻法多年,知道这是罕见之举;下飞机后迎接我们的中国使馆人员说,巴黎刚下完雪,特别冷,但希拉克坚持要提前等候在红地毯旁;在前往下榻饭店的汽车上,法国司机告诉我,按中国的属相他们的总统今年属猴,我推算出是72岁。这些“道听途说”的细节加上我在现场的观察和感受,就形成了下面的报道,以细节说明法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友好: 

  当胡锦涛的专机抵达巴黎国宾机场奥利机场时,2摄氏度的气温寒冷入骨,72岁高龄的希拉克总统踏着积雪,迎着寒风,以他特有的热情而迷人微笑,张开双臂迎接走下舷梯的胡主席。听说专机还没到,他就已经提早到停机坪等候了。而希拉克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贵宾在法国外交礼宾中是比较罕见的。 

  嘴忙,嘴要勤问。由于时政采访的特殊要求,我们不能随意向被采访对象提问,因此要利用一切间接提问的机会获取细节。比如采访领导人身边的翻译、秘书、警卫等工作人员,采访领导人刚刚会见或交谈过的对象等,从他们那里间接获取细节。 

  脑灵,脑要随时整理获取的信息。一场时政活动往往时间很长,内容很多,而又要求尽快在第一时间报道,所以采访过程中就要在头脑里筛选和确定报道的内容。我常常是一边录音,一边就理出了报道的思路,打好报道的腹稿。对广播记者来说,记住选取的细节的录音位置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在活动结束后用最少的时间完成录音素材的搜索、选取、编辑、剪辑、合成和传送。 

  三、运用细节的原则 

  细节不能脱离主题。与主题无关的细节,即使再有意思也属细枝末节。运用细节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表现主题,而不是为了罗列和堆砌有意思的细节。时政报道的篇幅非常有限,如果用了与主题无关的细节,就会分散听众的注意力,破坏对主题的表达。所以,有时我在选取和运用细节上,最大的痛苦不是因为细节太少,而是因为细节太多,有好多非常好听、但与主题不是密切相关的细节必须忍痛割爱。细节是一颗颗珍珠,但得需用主题这根丝线串起,才能成为精品佳作。 

  细节要力争独具慧眼。独特性,对自选动作来说至关重要。虽然精彩的细节人人都会注意,但广播要发挥自己的特色,比如扬声音之所长,用语气表现出字面所传达不出的更多信息;或记者用个性化语言来讲述细节。 

  细节的描摹必须惜墨。细节终究是时政报道的配菜而不是主菜,不能让细节抢了主要内容的风头,时政报道必须讲究结构上的轻重布局,否则会失于偏颇。 

  这里只是源于实践的粗浅认识,对细节在新闻广播中的运用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总结,希望能有更多的同行一起讨论,共同提高


许知远 

 一个24小时的新闻台是否能够减少你的恐慌?100个版的SARS增刊就能增加你对整体疫情的了解吗?自从4月20日以来,我对一切媒体都厌恶之极,因为世界在它们的描述中,除去SARS,别无他物,似乎全球不足6000个的感染案例却涵盖了剩余60亿的生活。我们看到那些勇敢的记者们,分明将医院视作海明威战斗的意大利前线,他们试图呈现与放大并回放每一个病人的细节。 

  但是,眼前的景象变得更清晰了吗?是的,没人否认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越来越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信息公开除去镇定人心,它同样可能制造混乱,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领导人甚至试图禁止民工收看电视,因为他们在恐慌中试图逃回家乡。 

  这场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对新闻业的真正考验,是它质疑了中国新闻界一些惯性的思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新闻界生存在两种自我营造的气氛中。他们中最锐利的,将自己想象成斗士,去刺破束缚与黑暗,代表着正义与弱势一方,他们大多是唯事实论者,只要尽可能地披露真相,就越可能接近真理;其余的大部分,则感慨时运不济,将自己的平庸推卸在制度层面上———不是我不想怎样,而是环境不允许。在漫长的前行的道路上,大多数新闻从业者看到被阻拦在一座山峰前,在抱怨之后,并幼稚地认为只要这座山峰消失,前途必然光明。 

  普利策塑造的新闻传统影响着大多数今日中国记者。他们将自己的职业想象成一个转型社会的先知,在价值失衡的年代,充当暂时的立法者。他们迷恋于揭露黑暗,追寻真相,就像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美国电影中的记者形象:挑战既有社会秩序的不安分的小子。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今天的中国除去面临19世纪末美国的转型以外,还同样面临着CNN与互联网开创的新传播年代,在这种语境中,新闻业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呈现更多的信息,而是信息泛滥。在这双重夹击下,新闻业一些固有的缺陷也就更明显地放大出来。 

  首先,新闻很难客观。新闻对正常的世界不感兴趣,它只喜欢异常。所以当战争、灾难到来时,新闻记者的神经开始活跃起来。与过去年代不同的是,媒体在我们时代扮演了中心的角色,媒体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依靠它来了解世界。所以新闻业的习性,将直接塑造大多数人对于世界的感知。2001年9月11日8点42分之后,美国人几乎相信,这世界上只有恐怖主义;就像2003年4月20日以后,中国人只关心SARS一样。我不得不说,这次灾难的显著性,除去国际压力的影响外,媒体的渲染同样起到中心作用。电视网使中国大部分并非疫区的人民具有强烈的参与感。 

  其次,媒体具有天生的取悦市场的倾向,市场诱惑可能比政府压力更可怕。保罗.克鲁格曼发现,国有的BBC电视台在报道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常常对英国政府持批评态度,而在美国私有的福克斯等电视网,却仿佛美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因为后者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他们需要迎合公众的态度。同样的,中国的媒体在Sars的报道中,对于情绪的大肆渲染,在很大程度是源于新闻人的本能想法:这样更容易销售。 

  当然,我得承认,从来就没有笼统的新闻业之称,电视与纸介媒介(报纸、杂志)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前者更容易屈服于市场压力,因为它的反馈更为迅速。所以,中国新闻业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它们必须拥有一个层次更为丰富的媒体行业。电视天生适合于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令我失望的是,报纸与杂志却并未提供更多的分析与观点,这种分析与观点本应在混乱期给人提供更多的心理慰藉。其次,理解力在我们时代的新闻业中将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甚至比勇敢这种品质更为重要。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任何单一事件不再是非黑即白,它往往有着太多的牵扯,杰出的记者越来越为读者提供这种线索的梳理,而非简单的呈现。 

  但不管新闻业多么受制于外界环境,但我却越来越相信,与它的品质最直接相关的是,仍是新闻人本身。我最终期待什么?我希望,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平平的中国新闻人,能够意识到,束缚他们前行的并非是制度,而是他们自身能力的缺陷,他们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已面对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

作者: 安妮娜

发表日期: 2004-09-21 09: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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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日期: 2004-09-21 09:08:57

摘要:公共关系是旨在传递关于个人、公司、政府机构或者其他组织的信息,以改善公众对他们的态度的政策和活动。《新京报》作为一个新成立的组织,如何搞好公关工作,吸引公众,沟通关系,为组织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是其面临的重大挑战和任务。本文抛开起报纸内容,单纯从《新京报》创刊及发行的过程来分析其公关工作的成功及失败之处。
关键词:《新京报》 公共关系 传播

2003年11月11日,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集团共同出资创办的《新京报》在北京创刊,这是杀入京城都市类报纸市场的又一支生力军。《新京报》创刊当天即创下了53万份的销售记录,创刊不到半年,凭借强大的实力,已经在北京报业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然而在《新京报》创刊发行的过程中,报方的公关工作也出现了一些疏漏,犯了一些错误。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新京报》的成功之处以及它的败笔。
《新京报》面世的2003年年底,北京都市类报纸市场上已经有《京华时报》、《北京晚报》、《信报》、《晨报》等多家报纸,市场已经接近饱和。而《新京报》作为一个Newcomer, 
《新京报》的口号是“新北京,新京报”,强调一个“新”字,但与奥运口号“新北京,新奥运”暗合,有抄袭之嫌。《新京报》的办报理念和宗旨是“负责报道一切,对报道的一切负责”——强调“负责”二字,提出有责任对发生在社会上的一切时事进行报道,同时对所报道的一切负责,无限贴近事实真相,讲究诚信。就报纸的理念定位来说,《京华时报》、《北京晚报》等定位于中下层读者——小市民阶层。它们不仅关注国家大事、国际新闻,努力发掘街头巷尾发生的故事,并且重视文娱,把文娱版细分为很多版面,充分满足了市民休闲娱乐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它们走的是低成本、低价位路线,一份报纸定价0.5元,这样就收到了物美价廉的效果,迎合了老百姓的口味,受到了他们的欢迎。这些报纸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顾客群体,控制了一部分市场份额。
而《新京报》走的正好是与他们相反的道路。它看到了都市类报纸市场定位的空白——中上层读者,把自己定位于面向城市的、成熟的、有特色的、新型的、主流的都市类报纸。它重视新闻评论的深度而不是广度,增加实事版、经济版,刊登一些更适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读者作深入分析的文章。由于定位高,成本价位也高。它采用比其他都市类报纸更好一些的原料纸,印刷质量也明显高于其他报纸。当然,定价也高:1元一份。
从定位来说,《新京报》的眼光是长远的。目前京城百姓更喜欢看《京华》之类的报纸,是因为这种报纸与他们的品位相适应,而品位是由受教育的程度、素质决定的,并与个人的性格、年龄、职业相关。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以及北京越来越开放,经济的不断发展,市民的素质必将不断提高,白领阶层、知识分子的数量也将不断增加。《新京报》的目标受众人数将大大增加,前景是看好的。
从定价来说,1元一份报纸对于普通市民还是贵了些。同样1元钱可以买两天的《京华》。现在,还有一些小贩配送卖报,买二送一,1元钱可以买到《京华》、《信报》、《晨报》3份报纸!相比之下,普通老百姓对《新京报》望而却步了。不过对于中上层读者来说,五毛钱和一块钱的差别却不算什么。
在传播方面,《新京报》也投入了很多。由于其出资人是光明报业和南方报业,财大气粗,因此采取了“大规模切入”的进入方式,花大成本,下大力气,期望一炮打响。采用了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方法,将高端轰炸与低端渗透相结合。
人际传播是指人与人、个人与众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新京报》的人际传播别出心裁。在报纸发行前一个月,报社面向北京各大高校招聘大学生推销员,仅仅在海淀区人数就有数百名之多。这些大学生来自十几所高校。报社还对他们进行了集中培训,宣传了《新京报》的办报理念,详细讲解了版面内容特色,还传授了卖报的12字技巧——“说看站喊迎跟走笑韧听帮思”。11月10日,这些大学生走上遍布街头巷尾的报亭,穿戴上《新京报》的条幅绶带,派发传单。11月11日,他们开始正式促销报纸,用自己良好的营销技能和口才宣传《新京报》。这项促销活动一直持续了两星期。使用这些高素质的人才不仅有利于《新京报》的宣传,而且扩大了《新京报》在其目标受众——高素质人才大学生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可谓一箭双雕。
《新京报》为了抢占市场,不间断地举办各种促销活动。例如利用节假日促销:元旦节三天连续购买《新京报》可以获赠洗洁套装;情人节送巧克力;周末抽奖……另外,订报还送金帝巧克力礼盒。
然而,《新京报》在创办、发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纰漏,工作出现了失误:
一、宣传时机把握不当。《新京报》创刊当天,遭到《京华时报》阻击。《京华时报》采取买报送圆珠笔的办法,吸引了很多读者。而《新京报》仅在创刊的前一天派发了传单,创刊当天却没有任何赠送。
二、促销时机把握不当。当《新京报》意识到初期自己所犯的错误时,又采取了过犹不及的补救措施——不仅逢节日派送,逢周末也派送;有理由派送,没有理由也派送。这样给人的印象是“这报纸买不出去了,怎么天天促销?”付出了很多,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三、公众关系工作疏漏。《新京报》的前期公关工作做得不够细致,特别是与邮局、零售商的关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作为政府公众的邮局,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也是最强有力的公众力量。邮局对报纸的发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各种刊物都从邮局发行,这些刊物都要付给邮局发行费用。而《新京报》却没有及时付费给邮局,惹恼了邮局。邮局三天两头派人到报摊查没《新京报》。作为零售中断的报亭、报摊零售商,具有重要的营销、公关宣传价值,却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新京报》给零售摊主的报酬仅仅是卖一份报纸提成0.2元,而《京华时报》这样0.5元一份的报纸还要提0.14元呢。这样,零售商对于促销《新京报》缺乏积极性。《新京报》又失去了极其重要的战略销售渠道。后来虽然听取反映增加了给零售商的提成,但已经错过了战略期。
总结这个案例,我们发现《新京报》的定位和办报理念是正确的,但对其公众却缺乏全面地了解。我认为,《新京报》在面世前首先应做好市场调查工作——不仅要分析目标顾客市场,还要分析公众的需要;不仅要分析自己,而且要分析竞争对手。做一个SWOT分析,把自己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一一列出,仔细研究,在决定面市、发行这样的重大事宜。对于我的行动,我的竞争对手会作何反应?而我又该怎样应对?如果我早就点查清楚《京华时报》针对我的赠送活动,那么我就会更高档次、更大规模地赠送,压过对手,创造一个开门红的良好开局。
《新京报》过分依赖资本实力,在公关过程中忽视了一些关键因素,反而浪费了成本,事倍功半,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在传播方面,《新京报》应该着重突出办报理念和宗旨,做好形象宣传。至于具体的方法和手段,应该将各种实施手段结合起来。物质刺激是必要的,但也有它的适用阶段和时期。物质刺激的使用效果是与它的使用次数成反比的,用多了反而不利于组织形象的宣传。从长远出发,《新京报》应该在宣传形象、内容方面多下功夫。
把握时机是公关活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公关传播活动的实施是一项时效性非常强的活动,能否正确及时地捕捉时机,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所谓时机,是指时间变化所带来的机会。时机的选择,一是捕捉时机要准确,选准时间区间,二是及时把握时机,不可犹豫。社会组织可以选择在组织新创立之时,将组织的投资状况,组织的性质、理念、规模,产品的特点,技术力量等向公众宣传,使公众对组织的产品及服务乃至对组织自身产生信心。在这种时机开展这样的沟通活动显得很自然,又能给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提高组织的知名度。正确地选择时机,是实施攻关传播活动的一种技巧和方法,但应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及整个公关的目标,把握好时机。
评估工作是公关活动的最后一个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环节。公关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项管理方法,应当设计周密,有头有尾。对工作成果进行科学地分析评价是管理工作的必要环节。因此,必须对公关活动的效果进行总结评估。《新京报》的评估工作应针对策划、传播活动中的疏漏客观真实地做出评价,以作为开展后续公关工作的依据,协调外部公共关系。
《新京报》刚刚发行不到半年时间,如果它能认真总结这几个月的得失,在以后的工作中吸取教训,那么凭借实力,它还是很有发展前景和希望的。

参考文献:
1,《公共关系:从理论到实务》 张践编 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新京报》2003年11月11日(创刊号)

3,《公共关系案例与分析教程》 吴建勋、于建华、丁华编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2002年版

4,《消费者行为学》 L.G.希夫曼、L.L.卡纽克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回应人: jinhongwei 发表日期: 2004-09-21 09:53:50

我有一些不同意见。

首先说一个我很反感的逻辑。文章说,“目前京城百姓更喜欢看《京华》之类的报纸,是因为这种报纸与他们的品位相适应,而品位是由受教育的程度、素质决定的,并与个人的性格、年龄、职业相关。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以及北京越来越开放,经济的不断发展,市民的素质必将不断提高,白领阶层、知识分子的数量也将不断增加。”

言下之意,似乎现在的中国人素质很低。但如果看看国外的都市媒体,你会发现这种论题不能成立。美国、加拿大在国人的刻板印象中是国民素质比较高的,但这些国家的都市媒体在定义新闻时也会说,“所谓新闻,就是女人、金钱、坏事”、“新闻就是能让女人说‘MY GOD’的事情”。而号称绅士国家的英国,《太阳报》不是也卖的很好吗?

其实阅读习惯与素质关系不大,只决定于阅读的效用满足目的。要知道,很多英国王室人员都是《太阳报》的忠实读者阿。

 

我问过一些身边的朋友,他们买新京报就在于新京报看着干净,视觉效果比较明快。但也反映,新京报的部分新闻阅读起来不顺畅,跟看21世纪经济报道似的。这就有点问题,新京报将自己定位在都市报上面,但笔法上又与普通人对都市报的体验预期不一致,这可能会成为限制新京报的因素之一。

这里可以套用市场营销的学理。

短期内,市场永远是对的,所以报纸想快速发展就应该迎合读者口味。比如法制晚报,比新京报晚出世,但现在俨然一幅割据诸侯的样子,成长速度极快。再比如新周刊,虽然在表面上特立独行,但实际上它并不加大内涵程度,它的特立独行依旧是在满足普通人的猎奇心理。

长期看,市场可能会被强势力量操纵,或许以后新京报会把北京人的阅读习惯改变。不过这种情况只能说可能,现在只能祝福新京报越办越好,愉快地活到改变别人的那一天。

 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 
mailto:金宏伟



回应人: ambus 发表日期: 2004-09-21 11:12:26

好多家报纸的发行量是假的



回应人: niihaoma 发表日期: 2004-09-21 11:20:31

新京报的发行量也有水分,这个我知道



回应人: 高山流水~~ 发表日期: 2004-09-21 13:10:22

各家报纸都这样,这就叫虚虚实实,实实虚虚:))



回应人: 东北老汉 发表日期: 2004-09-21 13:10:54

不管怎么说,人家新京报在北京还是站住了脚
 翠花儿,上酸菜! 



回应人: nicolele 发表日期: 2004-09-21 13:11:55

恩,在北京能站住,新京报还是有点办法的.



回应人: 不锈钢奶锅 发表日期: 2004-09-21 13:30:39

外行看热闹:))



回应人: 家在北方 发表日期: 2004-09-21 13:46:38

新京报的定位是大型综合性日报,并非都市报。



回应人: 深*雪 发表日期: 2004-09-21 17:26:23

北方,这两者有什么本质区别



回应人: 家在北方 发表日期: 2004-09-21 18:21:27

我理解,都市报新闻品种单一,偏重社会新闻,一般把评论和深度这样的报道做为重头出现。

而新京报比较强调时政新闻,强调社会新闻的丰富化,强调新闻品种多样化,和一般的都市报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说实话,都市报也就是中国某一阶段的特色,被逼出来的。



回应人: 沉默的草 发表日期: 2004-09-21 22:58:24

这帖子好,把<新京报>的大腕给逼出来了:)))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 
 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 
 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 
 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 
驿钊传媒学习小组



回应人: jinhongwei 发表日期: 2004-09-22 09:48:46

不是都市报啊。我错了,我错了,一个硬伤。

不过话说回来,这里有三个问题。

1、我有两个同学在新京报,他们自己都觉得新京报是都市报。如果记者都不清楚自己报纸的定位,那写起来就有偏差。而我随机问问了身边的人,也都认为新京是都市报。一个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都不理解,那这个产品的推广过程将很辛苦,当年的赢海威就是案例。用李树新的话来说,是一场大雾里的领跑。

2、新闻的丰富化怎样体现?新京报可能是北京早报里最厚的了,但问题是有多少人会全看?似乎很多人都只是看自己喜欢的版面,(如果坐地铁,我可能会全翻翻,但真正看得也就是封面报道与核心报道)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翻到了自己喜欢的版面,却发现没有自己想看得新闻,这就很别扭。如果我想喝的那瓢水不解渴,其他的水我又不想喝,总量上的三千弱水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要求报纸在各个方面都做透,不然丰富性就体现不出来。

 

3、综合性日报的文章写法,已经不是一个人跟我提过,新京的文章看着比较累。那我就想知道,有多少耐心去承载每天的累呢?

 

我这样的顾客也忒TM难伺候了,我自己都有点惭愧了。希望版里的新京报兄弟别嫌我事多,所谓“什么让我泪流满面,是因为爱的深沉”。不管怎么说,新京报的核心报道是我最爱看得版面了,祝它能越办越好吧。

 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 
mailto:金宏伟


回应人: 本报记者 发表日期: 2004-09-22 15:36:11

有这样一个常识

现有某一类报纸的出现,然后有任把这类报纸叫做所谓都市报。

 

 多年以后, 
 当我们蓦然回首, 
 我们将无限感慨, 
 我们的内心将无比丰饶。 
 正像电影《终结者3》片头第一句台词所说的那样: 
 “我还没出生,就有人想杀死我。” 
 如果有人非要逼我们做他们的终结者, 
 那我们就要像终结者那样对他们说: 
 “我一定会回来的!” 
  
 时间之河流淌, 
 泥沙俱下,一切终成历史, 
 两岸有风有雨,有花有刺, 
 岸上的人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悲欣交加。  
在北京,在媒体

补充日期: 2004-09-22 15:42:09

另外,楼上所说厚报——内容太多,每个读者不大可能看完,这不是厚报的问题,而是日报本来就应该具有的优势。

我认为一份真正的日报必然是厚报——尽可能多的覆盖更多人群的报纸。比如,一个家庭订一份日报,应该能满足三代人的阅读——各取所需。

只定位于某一特定人群的报纸应该不是日报

 

 多年以后, 
 当我们蓦然回首, 
 我们将无限感慨, 
 我们的内心将无比丰饶。 
 正像电影《终结者3》片头第一句台词所说的那样: 
 “我还没出生,就有人想杀死我。” 
 如果有人非要逼我们做他们的终结者, 
 那我们就要像终结者那样对他们说: 
 “我一定会回来的!” 
  
 时间之河流淌, 
 泥沙俱下,一切终成历史, 
 两岸有风有雨,有花有刺, 
 岸上的人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悲欣交加。  
在北京,在媒体



回应人: 猴年.马月 发表日期: 2004-09-22 17:43:03

恩,要是能到新京报去实习一定能学到不少东西,心向往之~~



回应人: 家在北方 发表日期: 2004-09-22 18:36:09

厚是因为新京报送给读者的是一个信息大卖场,不光有社会新闻。

 



 

2004年09月20日

 

 

NEWS.SOHU.COM  2004年09月17日10:50  来源:南风窗
 

  刊记者刘阳

  在第28届奥运会上取得重大突破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载誉归来,让9月初的中国弥漫着节日的气氛。官员接见、媒体追捧、商家赞助、群众夹道欢迎的热潮,直到近日才稍稍消解。


  在鲜花、宴会、奖金之外,奥运冠军回家后有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生活场景?

  本届奥运会加拿大38岁的自行车女子个人争先赛冠军穆尼泽尔回家了,继续做她的律师楼秘书,偿还为参赛而欠下的债务。就连前往雅典的旅费和单车托运费,也是她临行前才筹到的,她的教练因为没有足够的费用而只能在国内电话指导她。在赛场上她不得不向对手借车轮,因为车胎爆了2次。最后,她夺冠了。

  穆尼泽尔的金牌对中国人鲜有意义,而穆尼泽尔回家的场景却令人感到文化幸存参差、世界尚属有趣。显然,那一国度里人们的价值观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并不相同。设想一下,太空飞船上的宇航员通过超级望远镜注视9月的地球,五洲列国的冠军们回家后都进入雷同的生活程式,陷入欢庆与应酬带来的“幸福的烦恼” 中,就像人们打开电视,所有的频道都在播同一部戏。这有多无趣。

  对于穆尼泽尔的经历,据当地华裔人士分析,彼国的多数人认为,奥运会不过是人生中的一块竞赛场地,夺取奖牌只是选手的个人理想,与国家无关,国民亦不会以此衡量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因此国家对奥运赛事缺乏投资热情。

  冠军—明星—英雄,曾经被很多人自然地视为体育竞赛主人公命运的三部曲。在这个9月,或许可以考虑这样排列它们——冠军,明星!英雄?与此相对应的注解是:计划体制生产冠军,商业运作包装明星,意识形态贴牌制造英雄。

  冠军的命运

  “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在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雅典奥运会的优异成绩直接得益于举国体制的优越性。”9月3日下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运代表团团长袁伟民在北京召开的奥运表彰大会上这样总结。

  在今年2月备战奥运期间召开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袁曾对举国体制做过描述: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举国体制形成的基础;全国一盘棋,国内练兵、一致对外,是举国体制的基本思想;明确的国家目标和有力的政府调控,是举国体制的重要保证。

  对比其他领域或声势浩大或潜流汹涌的市场化改革,人们恍惚间被带回了计划经济时代。“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领导,我接受组织的处分”,从悉尼奥运会柔道冠军孙福明意外失手雅典、获得铜牌后的检讨中,人们可以窥到举国体制对一个运动员更本质的意义:所谓的奥林匹克精神和体育的游戏性质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来说未免奢侈,作为生产线上制造出来的产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

  与孙福明同为辽宁籍的举重运动员才力,去年5月31日,因患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在昏迷中睡去,年仅33岁。这位前亚洲重量级举重冠军,共获世界冠军20余次、全国冠军40余次,在他生前最后4年,他的工作是辽宁省体院的门卫,在他死去的当天,家里只有300元钱,桌子上放着一碗没喝完的白菜汤。

  中国每年退役的3000到6000名专业运动员中,有40%左右难以按时适当安置。退役就意味着产品已过使用期,才力没能更有尊严地死去。2003年的一份统计表明,辽宁省体院当时已有世界冠军50 人,亚洲冠军115人,全国冠军1159人,才力的安置已经属于得到了重点照顾的情况。

  辽宁省体育局局长崔大林于2003年12月正式调任国家体育总局担任局长助理,随后在今年2月被任命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执委。这表明有关部门延续举国体制的决心,尽管体制辉煌的背后,是“夺得了金牌,养不起冠军”的尴尬。

  当然,并非所有的冠军都是这样的结局,正如并非每个运动员都能像李宁一样经营中国最著名的体育用品公司。

  雅典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举重冠军张国政来自云南农村,全家7口人的生活曾只靠父亲每月30多元的工资维持。老张为补贴家用干过木工、铁匠、屠夫。为给张国政补身体,老张在家里养了30多只鸡。让儿子练举重,是这个家庭为未来所做的最大一笔投资。所幸他成功了,儿子夺冠后各种奖励总计约有100万元。

  远在山东招远市齐山镇马家村的马云敏再也不用为还债发愁了,她的女儿刘春红获得了一枚举重金牌,奖金足以帮助家里度过难关。射击冠军朱启南的父母是温州农民,雅典奥运会开幕时正在广州卖纽扣。

  在奥运期间央视的一档直播节目里,主持人问举重冠军陈艳青的父亲:“你去无锡做什么?”答曰:“打工。”又问:“陈艳青平时喜欢吃什么?”答曰:“萝卜青菜最养人了。小时候她最喜欢吃的就是母亲做的红烧肉。”“是妈妈烧的红烧肉有绝活吗?”答曰:“是因为她小时候没条件,很少吃到肉。”“听说比赛前你很少给女儿打电话,为什么?是不是怕打扰女儿?”答曰:“不是的,是因为电话费太贵了。”

  从主持人惊讶的表情和企图掩盖惊讶的努力中,可见人们并不能恰当地想象冠军夺冠前的实际生活。一项调查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反差,中国超过7成的富裕家庭不希望子女从事体育。

  很多金牌项目的运动员都来自农村,中国体育界对此心照不宣。许多选手最初进入运动队只是为了摆脱农村生活,正如高考是农村孩子进城的另一条通道一样。“只要退役之后能留在城市,他们的原始目的已经达到了。”才力事件之后,崔大林曾对媒体这样说。

  可以称呼一个奥运冠军为农民工吗?这两个称谓曾如此接近,接近得让人胆怯。而这,估计都包含在举国体制得以形成的基本国情里面了。按照中国的城乡差别现状,举国体制的生命力仍然很长。

  “在同美国奥委会主席尤伯罗斯会谈时,我对他说,‘我们一直想如何动摇你们金牌榜第一的位置’,但这不能一蹴而就。”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金牌总数第二后,袁伟民展望2008年时说。

  明星的诞生

  刘翔回家了。9月3日中午,上海虹桥机场,欢迎的人群高喊着冠军的名字。“家乡人民热烈欢迎奥运英雄刘翔凯旋”,这是冠军家所在的居委会打出的横幅。冠军母亲所在的小区腰鼓队的阿姨们,为冠军开道。在5楼家中,刘翔不时站在窗前向人们招手;楼下,手捧鲜花的人们在大雨中等待近3个小时,只为将花献上。

  除了领袖之外,只有明星拥有这种魅力。而明星的诞生只需一夜时间。媒体将刘翔作为第一个打破了黄种人在短跑项目上落后宿命的标志性人物向全中国推介,恰恰在这次推介中,很多人第一次了解到所谓“人种的尊严”。人们很难分清楚,是媒体放大了低劣而缺乏教养的偏见,还是媒体迎合了偏见?总之,当人们发现自己如此迅速地陷入对某类新闻的饥渴中时,立即惊喜地发现,身边任意一株媒体之树上,都挂满了解渴的猴面包果。

  如果一个中国人,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获得田径十项全能比赛的银牌,并在3年后创造该项目的世界记录,成为“田径之王”,那么他算不算实现了黄种人的突破?这个人是中国台湾的杨传广。

  如果一个中国人,在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获得女子80米栏的铜牌,并在2年后打破该项目的世界记录,那么她算不算实现了黄种人的突破?这个人是中国台湾的纪政。

  作为现代文明中的后发民族,我们需要突破之处太多了,而最难突破的是长久积淀下来的心理暗示。人种的尊严之后,文化尊严与制度尊严的宿命,谁来打破?

  金牌榜富有意味地出现在每一种传媒最突出的位置上,令人不禁想起塔德1910年的睿智预言:在原始的交流方式中,人们更多的是去权衡各种情况和意见,而不是统计一共存在多少种意见。现代传媒“不知不觉地帮助形成了一个数字占重要地位的环境,同时也摧毁了一个人物、甚至智力占重要地位的环境”。

  冠军与明星,凸显了中国体育产业的双轨制现状。市场经济允许商业组织合法地自由利用一切资源创造利润,而不管这种资源是垄断性的还是计划性的。于是公司们在冠军的头像中寻找适合自己品牌的形象代言人,进行商业包装。在年青健康的形象后面,被忽略掉的是数不清的伤病。伤病的价值,只有由“冠军”进入“英雄”阶段才会得到突出的展示。

  这种双轨制的另一表现是,“官方体育机构利用行业特权,把运动员视为自己行业的财富资源,自行经营,不允许民间的体育力量进行公平的竞争”。这是国内一名体育经纪人的抱怨。

  这种抱怨将持续不断,因为培养冠军的成本投入是由官方机构进行的,没理由要求它们无偿让渡经营权。尽管原始投入的唯一来源是国家财政,也就是纳税人的钱,但在现有体制框架内,这些投入的数额、投入的方向、投入的效率,公众根本无从置评,似乎金牌那鼓舞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它是我们不计代价的投入换回来的。

  体育总局科研所的研究员李力研透露了这样一组数字: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国家体育总局事业费每年10亿元;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时,体育总局事业费涨到每年30亿元;2000年悉尼奥运会,又涨到每年50亿元。按这个数据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就要花费200亿元,平均到总共获得的63 枚奖牌上,每枚奖牌的成本超过3亿元。在前苏联结束了依靠相同的模式在奥运金牌榜上独霸20年的历史后,我们的国家投入可谓世界之最。

  而关于明星的最新消息是,国家体育总局田管中心经营部的工作人员出面辟谣,称此前有媒体报道的“很多公司与田管中心联系,要找刘翔出唱片。田管中心开价,少于500万免谈”纯属子虚乌有。

  更有消息称刘翔将出演《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尽管刘翔本人表示无意跨行业发展,但人们对此的反应是:为什么不呢?只需注意避免影响运动成绩。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心中才泛起最开心的联想:关于一个活泼可爱的大男孩从一个体育冠军成长为娱乐明星的故事。奋力一搏的运动员与闪亮登场的明星,是对普通人心理的慰藉,让人们从逼仄的现实和时常陷于猥琐的日常生活中透一口气,保持按部就班生活下去的惯性。

  我们需要世俗化、娱乐化地理解体育、联想体育,以避免陷入制造民族英雄的幻境,让刚刚透了口气的人们又开始大喘气。

  谁需要英雄

  有人说,奥运会结束后一盘点,才发现央视是最大的赢家。央视广告部负责人拒绝透露奥运期间获得的广告订单数额,仅称比韩日世界杯期间5.93亿元的广告收入高出不少。央视的垄断地位是它的利益之源。

  此前,观众们每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通常会在插播广告的时候去厕所方便,而在奥运会结束之后,人们发觉如果每天都要在电视里看到各色人等对着镜头表态,一定要在奥运英雄精神的鼓舞下,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很难不觉得无聊。或许这就是央视获得垄断资源的唯一成本:无偿地播出观赏价值有限的内容。冠军们的伤病状况会在此时被频繁地提及,以证明他们完成了常人很难完成的任务,堪当英雄的称谓。

  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里,分析社会之所以需要英雄的原因,对人不无启示:每个社会组织中都需要领导,既然那么少的几个人就能决定那么多的事,也难怪人们对英雄感兴趣。从教育青年的方式中也可以找到对英雄的需要,与过去不同,在今天,对英雄的信仰是一种人造的产物。

  “英雄声称他独自一人完成了那个事业,事实上只有整个部落才可能鼓起勇气做到这件事。”弗洛伊德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准英雄”背后,不正有这样一个全部落的体制吗?

  人们并不奇怪,许多冠军先后获得了不同级别的“五一劳动奖章”“青年五四奖章”或是“三八红旗手”之类的政治称号。一些城市的奥运英雄雕像已经开始动工。一个社区靠两种东西维持,强制的力量以及成员之间的感情纽带。当其他因素无法为社会提供足够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时,对英雄的贴牌冲动就将持续存在。

  民主社会对冠军与明星喜闻乐见,而英雄,却被认为是民主社会的敌人。该社会所信赖的是其民主制度,真正称得上英雄的是给人们见解、方法和知识的人。

 

 

 

  庄礼伟

  中国在清末,终于放弃了天朝观念而接受了万邦观念。作为万邦中的一员,自然要懂得操作横向的公共关系,包括展示国家形象。李鸿章,这位中堂大人,在国际场合要奏各国国歌时,急中生智以家乡小调替代,这个小调,有人说是庐剧,也有人说就是《茉莉花》。时隔100多年,张

艺谋导演也把《茉莉花》带到了奥运殿堂,演绎了他对自己国家的形象的理解。《茉莉花》是一首清雅脱尘的好歌,展现了劳动人民的美好心灵,不过,张导却用他的大红主义情结和现代钢管舞超短裙,把产自南国水乡的《茉莉花》捣腾得一塌糊涂,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乃至愤怒。

  既然国家形象的展示已经渗透到奥运会的业余体育主调当中,利用举国体制,展示一个富有魅力的中国,自然也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于是,张导被委以重任,包机出发,誓言要在雅典震惊世界。然而在这个难得的场合中,在张导的“8分钟”内,却怎么也看不出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怎么也看不出我们是诗书礼乐之邦,有浑厚的积淀,雅致的情趣,放达的心灵。有5000年历史的拥有灿烂象形文字文化的中国,在8分钟内,居然像一个没有文字历史的部落,在民俗村内蹦蹦跳跳。

  8分钟内毫无悬念,都是大家着急担心张导会耍出来而他偏偏就耍了出来的“宝”。没有刚柔并济的天地玄黄,没有“深水愈静”的大国气度,只有刺激夸张的小红袄与大红灯笼,以及炫目的粉腿肉林。上半身的故作典雅和下半身急不可耐的放浪,编织着新一轮的“中国印象”;而深宅大院的大红灯笼,通过张导的著名电影,早已成为病态权贵生活的暧昧象征,不知道他还要搬到世人面前做什么。

  假如给张导大1000倍的场地,他可能还非要装5万人进去表演不可,而且每个人的毛色、脸部轮廓都要一模一样(参照他在拍摄《英雄》时的选马标准,恐惧中……),再把50吨一模一样的艳丽黄叶抖落在红色的场地内。

  而那个希腊女孩,一个人,在吹熄火炬前对火炬的静静凝视,如海洋与天空的对望;丰收的大地和人们享受劳动的意象,也让人心潮澎湃,体验着生活的真义。

  我们期待着的中华与希腊两大文明的对话,是这样的令人唏嘘失望。

  对比着希腊人的力度与深邃,是张导的苍白。不过,也许,这样的场面展现的就是我们自己。老谋子其实没有错,他如果非要搞出一台中国没有、在中国不是主流的超越性作品,岂不是又要被骂成“玩深沉”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张导只是我们社会中早已扎根的病态现象的形象代言人而已。文化、道德、精神空洞就在我们身边扩张,本来无一物,张导如何做巧妇?张导的问题,正是我们国人自己的问题。

  夸张的噪音与土洋结合的妖冶声色,不正是我们城市生活的写照?

  阴影中的高跷既不见力道,也不诙谐,倒有几分呆板,不正是我们学校体制的写照?

  充满暧昧气息的大红灯笼,不正是悬挂在新闻中的这个楼那个楼上?

  茉莉花是羞涩的,但在雅典,茉莉花的羞涩在红袄辣妹身上无影无踪,这是否也暗示着羞涩在我们社会也是极难寻的品质?

  只有病态的执迷,没有宽广的追求;只有噪音,没有底气;只有声色,没有灵魂……老谋子在雅典的表现,谁能说我们的社会、我们自己没有责任?这8分钟内的每一项败笔,其实都对应着我们国人自己的状况,显示着我们精神生活的当下。

  老谋子十分精准地在雅典演绎着我们国人自己。

  事实上,作为文明古国,中国产生和阐述了诸多杰出的品质:天人合一,阴阳谐和,厚德载物,庄敬自强。进而言之,我们还可以汲取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与本民族文化精华融为一炉。奥运会是人类的盛会,本来具有超越性的内在本质,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如果我们能够立足本民族又超越本民族,站在人类共同体的高度,展现普遍的人类价值和深邃的人类精神世界;如果我们既能把握中国古典境界中的内敛与悠长,也能领会奥林匹克精神中的张扬与奔放,而不仅仅局限于种种皮相的传统文化道具,就不愁没有好的开幕式、闭幕式构思。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以2008年奥运盛会为契机,进一步刷新我们的观念与追求──我们不仅要争取在器物制度层面融入世界主流,在精神文化层面也要争取获得全面的提升。

  雅典“8分钟”是一面镜子,我们在镜中看到的其实是我们自己。但愿这能促使我们自己清醒,知耻而发奋。

 

南方周末    2004-09-16 14:43:10


禁毒大队要求康泰医院实施全身麻醉,强行“打掉马卫花的孩子”(本示意图中的“手术同意书”为王坚摄) 向春/制图


  孕妇不适用死刑,本体现我国刑法人道精神
  女贩毒嫌犯为何被强行堕胎

  □本报记者 曹筠武

  “孩子”在母亲无知觉中没了
  “我好喜欢小孩儿。我想要那个孩子。”3月29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看守所里,涉嫌运输毒品的马卫花对她的律师说。
  “那个孩子”的生命,仅仅存在了50天,甚至母亲马卫花自己,都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惟一可以证明孩子存在的,或许是甘肃省康泰医院的一张人工流产手术同意书,上面写着:“怀孕50天,要求终止妊娠。”
  说“想要那个孩子”的时候,29岁的马卫花表情淡淡的。就在说出这句话之前,“脸色苍白,精神很差”的马卫花告诉律师,她刚做完人流手术,可能贫血,经常失眠,头晕。
  “她怀着孩子,被捕后又被强制堕胎,但她好像完全不清楚这件事的意义。”翁卫华律师回忆。
  今年1月25日,在乌鲁木齐打工的马卫花刚回兰州即被警方抓获。从她身上,兰州市城关公安分局禁毒大队搜出了1606克海洛因。
  在城关公安分局审讯的时候,马卫花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被捕48小时之后,马卫花被移送兰州市城关看守所。
  由于案件涉毒,看守所对马卫花进行例行尿检。尿检结果表明,马卫花没有吸毒,却呈妊娠弱阳性反应。医生告诉马卫花,“你怀孕了。”
  捕获,审讯,送交看守所拘押等候审理,这个本来顺理成章的环节,却被妊娠阳性反应卡住了。翁卫华律师说,按照城关公安分局禁毒大队曾经的解释,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当即表示,怀孕的嫌犯,他们不收。
  预料之外的情况,没有难住城关分局禁毒大队的押送人员。城关看守所最多10分钟的车程之外,就是甘肃省康泰医院,原兰州市劳改医院。
  2月18日,禁毒大队的押送人员把马卫花拉到了康泰医院,要“打掉马卫花的孩子”。下午4时,康泰医院与城关分局禁毒大队签署了手术同意书。第二天早上9时,在康泰医院二楼产科手术室内,医生对马卫花进行了全身麻醉,随后给处于无意识状态的马卫花做了人流。
  人流后,看守所接纳了马卫花。
  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怀孕50天的流产手术无需全身麻醉。手术同意书上的一句话,透露了“全麻”背后的原因:“因患者不合做(作),城关分局队长要求强制执行。”
  在手术同意书的末尾,“患者签字”一栏空白,“委托人签字”一栏写着:城关公安分局禁毒大队,李俊义。“拟参加手术人员”则为冯小玲、王沛丽。
  李俊义是城关公安分局禁毒大队队长,也就是“要求强制执行”的“城关分局队长”。在禁毒大队办公室,本报记者见到了李俊义。李队长正和一位同事聊天,他对表明来意的记者说,我敬佩你们探索事实的精神,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任何情况。
  从城关分局办公室马主任那里,本报记者听到了类似的回答。马主任礼貌而坚决地拒绝对记者手里的材料进行鉴别。在兰州市公安局,宣传处郑处长告诉记者,兰州市公安系统内部已经开始对此事进行调查,“这个事儿是跑不了”。
  康泰医院参与手术的医生冯小玲,只对记者重复一句话,“这是组织上作的决定,不关我的事,你找组织去。”

  被掩盖的孩子
  在2月9日即人流手术前10天的一份城关分局审讯笔录上,有如下对话:问:你是否怀孕了?马:我在前边没有被抓时不知道是否怀孕了,我被抓后在往看守所送时,检查说我怀孕了。
  翁卫华律师告诉本报记者,这样一份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笔录,却没有出现在警方提交的卷宗中。
  在兰州市检察院调阅案件相关卷宗时,翁卫华发现,不仅证明马卫花曾经怀孕的笔录不在卷宗里,马卫花被人工流产的所有证据也统统没有出现。卷宗里,马卫花曾经的身孕和此后遭遇的一切,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
  5月底,在大量调查之后,翁卫华向兰州市检察院公诉处反映重要证据缺失。感到事态严重的公诉处立即前往康泰医院查档。
  那张被尘封的手术同意书被检察人员翻了出来。
  律师翁卫华说,根据法律,1606克海洛因足以断送马卫花的性命;而身孕,却可以把马卫花从死亡线上捞回来。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但这可能救得了马卫花的命,却救不了孩子。”翁卫华说。

  罪轻辩护
  在马卫花被捕两个多月后,3月29日,马卫花在兰州的姐夫走进了甘肃雄意律师事务所。马卫花的姐夫只讲了“案情的大概”,翁卫华决定立即去看守所。
  随后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翁卫华开始着手研究整个案情。在禁毒大队捕获马卫花当晚的审讯笔录中,马卫花叙述了她运输海洛因的整个过程。
  1月18日,在新疆打工的马卫花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以前在新疆认识的朋友开门见山地说,希望她帮忙带一批毒品到兰州。马卫花当时推说火车票难买,回不了兰州。朋友在放电话之前说,春节前后再找她商量。
  1月24日一大早,那人再次打来电话,催促马卫花去买火车票,当天就走,并说在乌鲁木齐市第二医院门口等着,有人会把东西给她。“朋友”这次许诺,东西带到兰州,马卫花能拿到5000块钱跑路费。
  在医院门口,马卫花等到了年轻男子,这人交给她一个纸袋子,里面有一件米黄色格子背心,背心里,装着7块海洛因。
  拿到毒品后,马卫花打了个电话给她的朋友,朋友已经在兰州了,叫马卫花到兰州后就把货送来。
  1月25日,下午6时40分,马卫花到达兰州。下火车后,马卫花再次打电话给朋友,朋友说他在石油大厦。7时左右,到达目的地的马卫花刚刚迈出出租车门,就被突然而至的警察抓获。7块海洛因被搜了出来。
  7月13日,在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马卫花涉嫌运输毒品案一审开庭审理。
  庭上,翁卫华为马卫花作了罪轻辩护:公安机关及时掌握线索,毒品没有直接残害吸食者,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其次,马卫花属于初犯、偶犯,又属受他人指使,犯罪情节相对较轻,危害性相对较小,本人认罪态度较好。
  随后,翁卫华当庭陈述,马卫花在被警方抓获时,已经怀有50天的身孕,随后被强行人工流产。马卫花完全符合《刑法》关于不适用死刑的规定。
  得知马卫花被人工流产,庭上一片哗然。法官宣布停止审理,择日宣判。
  在等待一审宣判的过程中,当庭抖出“猛料”的翁卫华却越来越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马卫花的姐夫开始不愿意沟通了,甚至拒绝承认自己是马卫花的亲戚。”翁律师说,马卫花的姐夫是兰州市某机关的公务员,可能受到了某种压力。

  神秘的朋友
  向陇西方向出兰州城,汽车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在灰褐色的大山间爬行一个多小时,本报记者到达马卫花的老家——定西县团结镇好地掌村,一个看上去灰蒙蒙的村庄。
  村里人对上百公里外兰州城内发生的事情,显然无从知晓,他们甚至不知道“马卫花”这个名字。在村里,女人只有小名。村民告诉记者,他们不知道谁家的女儿去了新疆。
  马卫花这次运输毒品是初犯,而指使她运输毒品的,就是那个神秘的朋友。关于这位神秘朋友的情况,城关分局禁毒大队始终没有向外界披露。警方提交法庭的一份证据,惟一一次涉及这位神秘的朋友:“朋友”名叫洒利哈,警方全程监控了他的电话,从而破获此案。
  翁卫华律师提出质疑,警方全程监控的是洒利哈的电话,又从来没有见过马卫花,也没有马卫花的任何资料,为什么能在马卫花刚一下车就将其抓获。
  被监控的洒利哈并没有被警方抓获,禁毒大队也没有就洒利哈和案件的其他环节进行解释。
  一位了解“道上”情况的人告诉本报记者,洒利哈早年做过黄金生意,其后据说在贩毒,却没有出过事。但是和他合作的很多人都“进去了”。
  马卫花贩毒的起因是什么?马卫花又到底因为什么样的真实原因被人工流产?神秘的洒利哈使得案件越来越扑朔迷离。

  胎儿无罪
  “人流手术是在未征得马卫花本人同意的情形下,被警方要求强制执行的,这严重侵犯了胎儿的存活权和母亲的生育权。”翁卫华说,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执行强制堕胎的公安机关至少涉嫌滥用职权。
  兰州市公安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现在有的贩毒分子利用《刑法》第49条的规定,故意在贩毒前怀孕,“俗话叫‘肚子不能空’”,“不排除马卫花有这种可能”。
  但刑事诉讼法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表示,即使有这种可能,也不能成其为警方强制堕胎的理由。
  陈瑞华认为,在此类案件中,公检法机关必须认识到两点,一是法律所依据的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二是无论嫌疑人如何犯罪,胎儿无罪。因此,即使可能被有的犯罪分子恶意利用,《刑法》第49条也必须坚持。
  为了避免类似马卫花情况的发生,陈瑞华建议将毒品犯罪乃至所有死刑判决的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权下放给地方,二审法院就与死刑复核法院重叠,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复核,这很容易造成地方公检法机关致人死地的低难度和习惯性”,“这在毒品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尤其明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已经有很多人大代表提出将毒品案件的审理和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陈瑞华强调,保障独立公正的复核程序,才能真正做到“少杀,慎杀”。
  (感谢西部商报王坚、兰州晨报郝东白、廖明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