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30日

 


恶心一,cctv的两个节目。
对王志,我现在是越来越讨厌,采访参杂了太强烈的个人价值,而尤其致命的是,他的这种个人价值还是建立在完全不了解某些知识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现在看王志的节目,常让我有兵骂秀才的感觉。王志常说新闻的根本就是质疑,这我完全同意,但质疑总要有立论根据吧。
对东方时空,我认同舆论要与政体匹配,这是政治学的本性。但与政体匹配也得讲点技巧吧,也得让人觉得有逻辑可寻吧。宣传牛玉儒,居然说牛在三年内把包头市政做了彻底改变。任何一个城市建设,有三年内彻底改变的吗?如果这么短的时间就能让一个城市彻底改变,那只有强行拆迁、粗放建设才能实现。我都不知道cctv是夸牛玉儒还是骂牛玉儒。再说开颅戒毒,你配合卫生部做舆论,说那玩意不安全也就罢了,结果还非要扯上什么手术者都在术后吃药,就说明手术是假的。靠,人体手术又不是切豆腐,把臭的切了其他地方照样能吃。任何手术都只能把致病的主因去掉,然后再用点药对付遗留的微量病毒。为了配合宣传竟完全违背医学常识,这也太过了点吧。我要是医院的领导,我就告cctv。


无聊二,网友骂刘翔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代言烟草广告,这关系到人性问题,你骂也就骂了。可人家读个博士你有什么好骂的?规则决定结果,国情如此,人家刘翔不过是善于利用规则,碍着谁了?天天在那里说什么玷污学术,我还觉得学术玷污刘翔呢。你看看麦当娜,中学没毕业,现在照样有自己的生活,照样表达自己的母性。再看看人家卢拉,街头擦皮鞋的,照样做巴西总统,照样把巴西的经济搞得挺有起色。可中国呢?前几年,蓝领的工人技术再好,没大学文凭,照样下岗,结果搞得现在全国缺高级技工。这几年,基层的小官当得再好,没大学文凭,你就是不能提干,搞得哪哪都是官员假文凭事件。这怪谁啊,柳宗元说了,“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永之人争奔走焉。……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蹩。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徒,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现在的问题就是规则变态,学术成了杀人利器,你不骂规则,你骂别人干嘛?

2004年11月29日

1995年11月29日 国务院特准坚赞诺布任十一世班禅
(参看《喇嘛王国的覆灭》)

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1129/4062.html

http://www.tibet-web.com/zangxue/zangxuejia/dyb/lunweng/12gei(geming).htm

http://www.cass.cn/meiguosuo/show/show_project_ls.asp?id=264
 


第十一世班禅坚赞诺布
  1995年11月29日下午,国务院特准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11月29日,曙光初照的拉萨古城美丽宁静,坐落在市中心的大昭寺香烟缭绕,佛灯齐明,彩幡飘舞,一派祥和气氛。
  国务院代表、国务委员罗干首先宣读国务院批准3名儿童为金瓶掣签候选人的批准书,特派专员、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江村罗布宣布金瓶掣签开始。
  两名身着紫红袈裟的年轻僧人恭敬地捧出金瓶。这是1792年由清朝皇帝颁赐给西藏的吉祥至宝,在盏盏佛灯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在场的国务院代表、特派专员、自治区领导、高僧活佛、3名灵童父母对写有3名候选儿童姓名的象牙签、牌一一查看,国务院特派专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宣布名签书写正确。扎什伦布寺民管会主任、寻访领导小组负责人喇嘛·次仁将名签在签筒中摇动数次后一并装入金瓶,并将金瓶供奉在释迦牟尼像前,数十名僧人高声念经祈祷。然后由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寻访领导小组成员波米·强巴洛珠掣签。这位年过七旬、精通五部大论的代理甘丹池巴面向释迦牟尼像和金瓶深深顶礼,默默祈祷,然后掣出一签,递给江村罗布。江村罗布请在场的各位领导及高僧活佛、中签儿童父母验视名签之后,庄严宣布:“嘉黎县坚赞诺布中签,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待报国务院批准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这时现场一片欢腾,法号齐鸣,人们抛撒糌粑,欢呼声经久不息。
  金瓶掣签后,转世灵童拜高僧波米·强巴洛珠为师,波米·强巴洛珠按宗教仪轨为转世灵童剃度,取法名为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白桑布。
  至此,信仰藏传佛教地区的广大僧俗群众日日祈愿的佛门盛事金瓶掣签仪式圆满完成。
  下午4时,在拉萨班禅大师的行宫雪林多吉颇章,举行了册立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典礼。
  国务院代表、国务委员罗干宣布国务院于当日发出的《关于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批复》。
  国务院批复全文如下: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你区1995年11月29日关于《请国务院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请示》悉。国务院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1990年2月13日(藏历第十七饶迥土蛇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的西藏自治区嘉黎县坚赞诺布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典礼开始前,罗干亲切地握着迎到大门外的坚赞诺布的手说:“希望你发扬历代班禅的爱国主义传统,好好学习,爱国爱教。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坚赞诺布是这一天早晨按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由国务院派员主持金瓶掣签认定的,并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电请国务院批准。


  附一:班禅转世灵童是如何产生的?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公元13世纪,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首领圆寂后,该派推举一幼童为转世继承人,从而创立了活佛转世的办法,此后各教派先后效法。公元16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并逐渐形成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系统。经过中国清王朝中央政府的册封和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才得以确立。
  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最小弟子根敦朱巴圆寂后,为防止内部分裂,于是袭用噶玛噶举派的转世办法,由根敦朱巴的亲属及部分高僧指定后藏达纳地方出生的一名男孩为根敦朱巴的转世,这就是二世达赖根敦嘉措。由此形成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达赖喇嘛的尊号始用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时期。1578年,明王朝顺义王俺答汗赐予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此后,格鲁派依此称号追认根敦朱巴、根敦嘉措分别为第一世、第二世达赖喇嘛。1653年,清王朝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以中央政府的册封形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和地位。此后,历世达赖喇嘛都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才能得以确认,成为一项历史定制。
  宗喀巴的另一著名弟子克珠杰·格勒巴桑,即一世班禅,年长根敦朱巴六岁,且早拜师八年,对创立格鲁派有杰出贡献,因此连同宗喀巴及宗喀巴的另一著名弟子甲曹杰被藏族宗教界合称为“师徒三尊”。1645年,固始汗(清王朝驻西藏地方首领)赠予罗桑曲结“班禅博克多”的尊号。这是班禅名号的正式开端。其前三世班禅是追认的。四世班禅圆寂后,后藏托布加溪卡的一位幼童被认定是他的转世灵童。这样,格鲁派又建立起一个班禅活佛系统。1713年,清康熙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历世班禅额尔德尼须由中央政府册封方得以确认,也成为一项定制。班禅额尔德尼活佛转世系统取得了与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平等的宗教地位。
  活佛转世系统形成后,经过一系列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了以“金瓶掣签”认定活佛转世灵童的制度。在历史上,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存在着诸多弊端,转世活佛往往是由“吹忠”(即护法喇嘛)作法降神祷问指定。于是贿赂吹忠、假托神言、任意妄指之风盛行,转世灵童多出自王公贵族之家或出自族属姻娅,一些上层贵族或大喇嘛乘机操纵了宗教大权。更为甚者,噶举派红帽系十世活佛借故要分扎什伦布寺的财产。失败后竟勾引廓尔喀入侵后藏,危及国家、百姓安全。面对大活佛转世灵童最后认定中的这些弊端,清高宗接受西藏地方僧俗界“立定法制”、“垂之久远”的请求,在派遣官兵击退廓尔喀入侵之后,谕令进藏官员筹议善后章程。1793年乾隆帝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设立金瓶掣签制度。该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像前正式拈定,”认定达赖、班禅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至此,“金瓶掣签”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金瓶掣签制度确认了班禅转世灵童的产生办法,即按宗教仪轨,由有关寺院和地方政府寻访灵童,再对访到的众灵童逐一筛选,被确定下来的灵童人选的灵异情况等禀报皇帝,请求准予“金瓶掣签”认定。皇帝恩准后方可择日在释迦牟尼像前由驻藏大臣主持掣签,认定转世灵童。而后由驻藏大臣上奏皇帝,请求任命。皇帝批准后,由中央政府派大员前往看视并主持坐床大典。“金瓶掣签”是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王朝为“整治流弊”、“护卫黄教”使活佛转世制度得到必要的整顿而制定的“万世遵循”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制度。它符合宗教仪轨,体现了释迦牟尼的“法断”,同时还有助于杜绝营私作假的流弊、弘扬正法、避免纷争。
  “金瓶掣签”制度一经颁布即得到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呼图克图、僧众的衷心拥护。1792年金本巴瓶制成送往拉萨后,八世达赖喇嘛表达了对清中央政府的感激之情,他说:“特颁金本巴瓶,钦差御前侍卫等赍送,护卫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嗣后唯有钦遵圣训,指认呼毕勒罕(转世者)时虔诚诵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正确,宣扬正法,远近信心,阖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七世班禅丹白尼玛也称“此次钦差大人送金本巴瓶来藏,全为保护黄教”,“实在感激天恩,无可图报,惟有率领众喇嘛,虔诵万寿经,祝延圣寿。”对中央政府的册封,九世班禅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表达感激之情:“蒙大总统加封至忠阐化名号,谨在扎什伦布寺内,恭设香案,敬叩祗领跪谢。”十世班禅大师更是“金瓶掣签”制度的坚定拥护者。他在圆寂前四天曾言及“我想到在世尊释迦牟尼跟前,采取金瓶掣签的办法,来确定(灵童)是最好的”,体现了大师继承祖制、坚持“金瓶掣签”的决心。
  至此,“金瓶掣签”成为一项必须遵守的国家法规和宗教仪轨,它对于顺利实现宗教权力的传承和延续、对于维护西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对于保证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最高权威,均具有重大意义。
  “金瓶掣签”制度形成后,掣签大权一直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其形式或细节后来有所变通,但活佛转世、尤其是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必须经中央政府批准,否则即视为非法已成定例。民国时期,内乱频仍,外患不绝,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仍是由中央政府册封的。七世、八世班禅转世灵童及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转世灵童均由中央政府主持金瓶掣签认定。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及其它诸多因素的作用,九世班禅转世灵童是免于掣签确认的,但仍是经中央政府特许的。无论是否掣签,最后决定权在中央,其他任何人均无权决定。
  综上所述,班禅转世的宗教仪轨自清王朝颁行“金瓶掣签”法规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日臻完善,形成为历史定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即:(1)成立以扎什伦布寺活佛、高僧为主的寻访班子;(2)按照宗教仪轨和程序进行转世灵童的寻访;(3)把参加掣签的候选儿童报请中央政府批准;(4)由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举行“金瓶掣签”;(5)把认定的灵童报请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继位;(6)由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举行转世灵童坐床典礼。
  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大师圆寂。中央决定成立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工作领导小组,通过“金瓶掣签”认定班禅转世灵童。此决定符合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是完全正确之举。
  1989年8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了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有十世班禅大师的经师嘉雅活佛、扎什伦布寺民管会的部分成员及藏传佛教界的高僧活佛。严格按照宗教仪轨和程序寻访班禅转世灵童。首先是诵经祈祷、卜算、观湖,确定转世灵童出生的方位、属相,进行密访。1989年6月扎寺孜贡查仓琼布·洛桑顿由活佛、比龙·白玛旦曾活佛等人前往日喀则地区仁布县境内的雍杂绿措观湖。同年7月,上述两位活佛又前往山南加查县曲果甲拉姆拉措湖观湖。第二次观湖是由俄钦·边巴等人于1991年6月前往山南曲果甲拉姆拉措湖观湖。结合两次观湖情况及班禅大师圆寂时的朝向,寻访工作领导小组最后确定了转世灵童降生的方位、属相、住地。据此,寻访工作领导小组自1994年2月至1995年1月共进行了三次重大的秘密寻访工作,在五省区46个县境内寻访出灵异儿童28名。1995年1月,寻访人员在拉萨集中分析了寻访情况,根据观湖确定的方位、属相、住地特征,结合到实地反复寻访的情况,反复比较各个男童的不同吉兆,最后筛选出重点对象和核查对象若干名。寻访工作领导小组将寻访工作及候选儿童的情况上报中央后,中央决定依据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办事,通过“金瓶掣签”认定十世班禅转世灵童。


  附二:“金瓶掣签”后班禅、达赖转世灵童一览表
  灵童世系     是否掣签  掣签时间  待选灵童人数  申报人
  七世班禅转世灵童  掣签   1857年  2人      驻藏帮办大臣赫特贺
  八世班禅转世灵童  掣签   1887年  3人      驻藏大臣文硕
  九世班禅转世灵童   免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许世英
  八世达赖转世灵童   免                  驻藏大臣玉宁文弼
  九世达赖转世灵童  掣签   1822年  3人      驻藏大臣文干
  十世达赖转世灵童  掣签   1841年  3人
  十一世达赖转世灵童 掣签   1858年  3人      驻藏大臣满庆
  十二世达赖转世灵童  免          1人      驻藏大臣 松
  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  免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吴忠信


  附三:“金瓶掣签”后班禅、达赖转世灵童一览表
  灵童世系      批准人   坐床时间  主持坐床的中央代表
  七世班禅转世灵童  咸丰帝   1858年 驻藏帮办大臣赫特贺
  八世班禅转世灵童  光绪帝   1892年 驻藏大臣 升泰
  九世班禅转世灵童  代总统   1949年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
            李宗仁
  八世达赖转世灵童  嘉庆帝   1808年 都楞郡王
  九世达赖转世灵童  道光帝   1822年 驻藏大臣文干
  十世达赖转世灵童  道光帝   1842年 章嘉呼图克图
  十一世达赖转世灵童 咸丰帝   1860年 驻藏大臣满庆
  十二世达赖转世灵童 光绪帝   1879年 驻藏大臣松
  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 国民政府  1940年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
            蒋介石


  附四:“金瓶掣签”后班禅、达赖转世灵童一览表
  灵童世系\掣签情况  法 名
  七世班禅转世灵童  八世班禅丹白旺修
  八世班禅转世灵童  九世班禅曲吉尼玛
  九世班禅转世灵童  十世班禅确吉坚赞
  八世达赖转世灵童  九世达赖隆朵嘉措
  九世达赖转世灵童  十世达赖楚臣嘉措
  十世达赖转世灵童  十一世达赖凯珠嘉措
  十一世达赖转世灵童 十二世达赖成烈嘉措
  十二世达赖转世灵童 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
  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 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
 
 
第十一世班禅向江主席敬献了哈达 
 
 
僧俗群众同贺第十一世班禅坐床 
 
 
受戒后的第十一世班禅首次为扎寺僧众领诵经文 
 
(人民网资料)

2004年11月28日

中国的周报现象,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热起来的,,从1981年中国青年报开办首家星期刊,到1984年南方日报创办南方周末,南京日报创办《周末》报,到1985年经济日报星期刊问世。到1991年,100多家全国性大报中,有54家开办了周末版,到1993年已经达到200多家。其中诞生最著名的代表就是粤港信息日报的星期六───即粤港周末。


但随着都市报潮和日报的深度报道的深化,周报热几年后消退,除了一枝独大的南方周末,其他周报大多景况不佳。现在周报市场情况是:原来圈内叫好但不卖座的《粤港周末》没有了,曾经很有影响力的南京《周末》几年前便失去了精英周报意味和原形,目前几乎没有全国性影响;《羊城晚报新闻周刊》在缺乏集团领导支撑、失去了做新闻的硬脊梁后,蜕变成了娱乐性花边报纸《可乐周刊》……


目前经营情况较好的的周报类报纸有:IT类的计算机世界、电脑报;体育类的足球、体坛周报;财经类的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特定城市报务类的申江服务导报、精品购物指南等。


2004年下半年,顺应这一潮流,相继有几份周报面世。因此,有人说,在厌倦了泡沬化厚报时期的快餐纸以后,在中国,周报与深读纸媒的时代来临了!一份有深度的周报是能俘获受众的心的。在投资媒体成为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暴利行业的情况下,全国性综合类新闻周报是时下都市报和财经报潮流掩盖下的新投资增长点。


我们这么认为,这是有市场调查依据的。据不久前《环球时报》一篇文章报道说,据外电调查,目前80%的英国人喜欢看周报。美国的纽约时报最近开始与台湾联合报合作,从2004年8月30日开始,每星期在台北出版一份纽约时报周报。从2002年开始,纽约时报在世界各地寻找合作夥伴。合作方式是,从纽约时报过去一个星期的文章里,选择编辑成周报,夹带在合作的报纸里出版。包括法国世界报,英国每日电讯报,印度亚洲时代报等14个国家的17份报纸都与纽约时报合作发行国际周报。台湾的联合报是纽约时报目前唯一合作的中文报纸。纽约时报新闻服务国际事务部编务副总裁安德森表示,纽约时报长时间向联合报提供稿件,认同联合报的新闻处理方式,而联合报的读者特性也类似纽约时报高学历、高收入、高社经地位的读者定位。


《南方周末》是一个例证。在它二年前日益走下坡路的情况下,市场反映和广告投放的行情却并没有出现雪崩,只呈慢曲线下降,近来才临近崩滑点。据我们的市场调查和行业内摸底,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报业市场还没有出现一张同质替代品,如果有,《南方周末》的很多有形和无形资源即转而投向新生的周报。这现出的就是市场竞争的伟力。


   多年来国内的各新闻周刊的操作一直未见成功(南方周末除外)者。放眼国内同质市场,竟然找不到一张可以与《南方周末》一较短长的同类周报媒体。类型相近的只有一些新闻类周刊与半月刊,如《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了望东方》,《南风窗》(半月刊)但它们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周刊,更遑论纸质化的面向大众的全国性综合类新闻周报了。


细较起来,中国的传媒人往往只看到美国的《时代周刊》与《新闻周刊》每期上千万份的发行量与品牌,却少有人认真面对中国大多数读者的价格承受力,尤其在过去《南方周末》的鼎盛时期,5元以上价位的新闻周刊与1.5元的《南方周末》相比,高价位产品的质量和信息量反而远远落后于低价位的,其生存空间自然大大缩小,能有5万份的发行量,便已是谢天谢地。反倒是《南方周末》早早做成了一份纸质化的“新闻周刊”。分析原因,盖因此时中国社会阶层的收入与人均财富尚未达到与美国或日本接近的水平,民众的阅读消费心理与普遍消费承受能力尚不能接受和承受动辄5-10元的新闻刊本。


尽管当前日报、都市报普遍加强了对新闻事件的深度报道,但其操作期限决定了其深度是有限的。举凡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与完结,都有一个自成体系的发展轨迹周期,它一般恰好是以周为达到高点的完美报道周期,因此,无论在话题设置、话题角度,还是操作周期上,都给周报的深度与调查性报道留下相当大的空间。


另外,因为我们选题与报道的是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新闻,这也是我们对抗以地域密集覆盖、选题偏重行政区划的日报的一个有利条件。从这方面说,日报是常规士兵,而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我们则是高技术、高素质的特种部队。c=t]Tu
一个空白的巨大空间,市场与读者的呼唤,是我们产生创办《新周报》的冲动导因。

竞争对手分析:


 《南方周末》多年来几乎没有全国市场的直接竞争者,这的确是市场竞争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多数种类的媒体都存在至少两个竞争者。如美国的《TIME》与《NEWSWEEK》;中国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与《经济观察报》,《财经》与《新财富》等更多的财经月刊,《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与《南风窗》,乃至2003年新出的新华社《了望东方周刊》。惟独《南方周末》在新闻类周报一枝独秀,迄今尚无直接的竞争对手。这给进入新闻类周报市场留下了巨大的市场机会。


    一直有很多人认为,《南方周末》是无可替代的。原因显然基于两点: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提供的肥沃土壤及其特别的生存空间无可替代;《南方周末》,多年来立足广东辐射全国,立下的“爱心、正义与良知”的丰碑使人只能仰视。如今,《南方周末》历经多次整顿和换血以及人员流失之后,它在道德号召力与言论空间上双重的衰落,加上谢非(原广东省委书记)后的政治舆论环境发生变化,逐渐失去了发声语言环境。第一次为一个正常的同类媒体的竞争创造了条件。


    《南方周末》自身很难摆脱下滑的趋势。原因可能如下:
    其一,它的报道空间,已由过去的“敢言人所难言”,到这两年比其他很多同行更为谨慎和“自律”,它的报道空间每期实只7-8个纯新闻版。有大量的版面放在了一些灰色地带,副刊不象副刊,新闻不似新闻。而中国的政治开明度其实已经大大增强。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等一些日报的深度报道经常都比它强。
  其二,随着宣传官员和与南周色彩相左的高层进入南方周末,原来南方周末报纸风格与定位发生了相当大大的变化,相当部分《南方周末》过去的精英从开始的被迫离开到这两年主动抛弃了这张报纸。它在媒体同行心目中不再有过去的尊崇,加之其待遇大降,在吸引媒体精英上不再具有过去的强势地位。
    其三,相当部分读者对《南方周末》的阅读心理已由“捧着读”改为“翻一翻”,而后到“偶尔翻一翻”,而能够“偶尔翻一翻”的主要原因,还是市场没有出现可以替代它的同质化媒体。有一位一直深爱着《南方周末》的网友,在他总结的“2003年中国传媒十大事件”里写下了“《南方周末》安乐死”。
  其四,《南方周末》始终未能清醒地认识到,即使在它的鼎盛时期,也存在着整体内容水准的不均衡和定位失当等问题。2004年扩为32版后,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未被弥补,反而被放大,如经济版块的“小众化”问题。
    其五,今年《南方周末》扩版后涨价到2元,在办报质量严重下降的情况下的这次提价,完全是逆市场潮流而动,既丢失了一部分对价格敏感的读者,也为其寻求新的客户制造了障碍。其六,由于前述的《南方周末》目前仍享有的在细分化市场缺乏竞争对手的条件,其广告形势并未随报纸质量大大衰落,相对滞后的广告回落维系了它目前相对过得去的财政状况,使其缺乏猛醒和激变的动力,也就是所谓的“温水煮青蛙”。
  尽管如此,在没有直接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南方周末》的报道对读者仍是难以替代的信息来源,尤其是在内地报业不太发达的地区(包括上海)。最大的原因是市场没有出现一张可以替代的产品。


创办一份与南方周末兑竞的报纸的想法,始于2003年底的一群原南方周末同仁的头脑。因为这群人非常了解光环下的南方周末内部运作及新闻操作上的优劣长短,也很清楚深读周报市场的成功点。南方周末成功经验可供我们借鉴的有成功的市场定位。当几乎所有的报纸避之惟恐不及的规避政治风险的时候,南方周末却高举彰显正义良知与爱心和反腐败反社会不公地大旗,闯出了其独特的一片天空,因为这是一块处女地,它培养起这块市场一直至今享用着所带来的收益。其从1995年左右开始到2001年遭受重创以来的七八年间,报纸风格鲜明,品牌形象上没有一点模糊,形成“南方周末等于社会公正”的公式效应,赢得千百万读者的青睐,科学而合乎市场竞争规律。在办报理念上坚持精英办报,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周报高端人才,其市场化运作相当明显,广告与发行独有一套。它曾经达到的高度和成功在阐释着一个道理:市场的价值就在于风险,能够在高风险中把握机会,就是市场与现时中国的报业高手。


  《南方周末》的坚持正义良知的勇气和在新闻上的探索固然值得赞赏,但它多次触礁出事,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其报道的幼稚和政治上不成熟。如只有批判、批评,却没有调和与沟通。如报道“靳如超石家庄爆炸案”时,通篇行文严瑾,未尾却狗尾续貂来了句“恐怖主义在中国诞生了!”要知道在“9.11”前,这种提法很犯大忌的。去此一句对整篇文章并无损伤,而且行文里已隐含有此义。却经责编、老总三级流程放出纸面,这说明《南方周末》一直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会对它造成多么严重的伤害。在后来的整顿中,此文就是罪状之一。


   另如同为南方报系的《21世纪环球报道》,在2003年春刊出李锐访谈一文,本来刊发此文就已经很冒险了,分管社委江艺平亲自将访谈中一段李锐批毛、说得性起后转到说“改革开放也不全对,也有如何如何,然后再谈邓小平的晚年,也犯了晚年政治高压等如何如何的毛病”的句子删去,但不想出报后这段话还是出来了。究其原因,是时任该报某头头的人擅改上级领导的红样放上去的。后来该报因此被中宣部勒令停刊整顿,至念没有恢复。江艺平后来与我谈及此事时感叹:“要是没有那一段话,本来打打板子,写个检查,或者撤一两个人就可以了的,报纸还是能保得住。但有了那二百字,就不行了”


  对于南方系的这种现象,有省部委一级的官员感叹:它怎么从来不和我们交流、沟通?平时我们也很喜欢这份媒体,但有好的建议无法与它交流勾通,出了事我们想帮它也没办法。这说明它虽有成功一面,却也有新闻操作上独沽一味。未来的《新周报》一定要避免这一点。


对比同为舆论监督报道为主的媒体,央视焦点访谈对舆论监督报道与政策性把握,就显出《南方周末》某些方面的偏激冒进。央视评论部主任梁建增在4月下旬和我的交谈中也谈及《南方周末》报道上的偏差性,我们都认为:南方周末总是站在以民间立场批评政府,不肯调和与建设性沟通性的报道,因而造成了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报道上,总是“怒目金刚”、“匕首投枪”式的单一色调。
事实上哪有绝对的批评?报道的方式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焦点访谈坚持着平民视角,坚持着舆论监督,坚持着用事实说话原则,正确认识舆论监督与政府的关系,这是它的生命线。用事实说话是焦点访谈在报道新闻中重要的实现方式,以“第三者”的身份对事实进行调查,有利于记者在采访中做到客观、准确和公正(这一点上《南方周末》就弱了些,它欣赏骟情的文字。往往容易过。一些报道手法也并不职业。) 同时注重政府的重视与参与(这一点上《南方周末》几乎没有),解决的是报道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问题。坚持舆论监督不是去煽风点火,不是报道猎奇引起社会的波动,而是去利用报道消除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和稳定。同样是以舆论监督为报道主流,焦点访谈的成熟对比南方周末的风风雨雨,值得《新周报》深思借鉴。也是我们今后重点把握的方向。


  我们认为:正确的办报策略是,在高度敏感的报道领域不求冒进,在遵守新闻纪律的前提下求新求变求好,报道中以事实说话,注重批评报道的柔软度与互动的沟通,避免骟情与主观和概念化的拔高主题,空泛化、情绪化的评论,这样就能从日常报道的流水作业中避免触犯新闻雷区。同时经营好多个品牌项目,避免将过大的发展压力放给某一块版面。同时我们注意到: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日报媒体,都出现了深度化倾向,它们的很多专题报道的选题,与原来《南方周末》的方向风格已有变化,趋向“非大硬化”选题,注重日常与贴近生活普遍性的选题,而且这些报道的方向日益成为他们媒体报道影响力层面的核心内容。



新周报的办报理念

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才,尤其是优秀的采编团队。《新周报》聚集一群来自全国的传媒精英,尤其是在一批新锐媒体工作过的有团队精神和求变欲望的职业新闻人。目前加盟新办周报团队的报业人才,多是在中国高端报道领域做出骄人成绩的记者、编辑,具有相当成熟的政治高度与办报经验。套用出《后出师表》里一句话是:“数年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一城之所有”。结合以上综述多点,将来的办报质量与方向把握是有可靠保障的。更多的避免政治风险的办报把握,在于日常的采编流程操作中。
新办的《新周报》的出现,一则填补市场的空缺,二则通过全新打造理念的周报,为市场与读者解决了一个后《南方周末》时期的替代产品。我们不是克隆南方周末,而是要在版块设置、办报理念、人才汇流、市场占有方面都超过它,巧妙取代其中国周报市场一哥的地位。也许短时间内在影响力、以行与广告上尚不能与之抗衡,但我们的起点是高的!目标是远的!步子是踏实有序的!三则一网打尽周报与深度报道的高端人才,团队的组合是人才的鼎盛阵容。团队成员现有央视记者数人,原《南方周末》多年流散在外的精英骨干数人。南方都市报、21经济报道、新京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信息时报等媒体精英的加盟,另有广州、上海、西安、成都、武汉各地知名媒体深度报道记者数十人,各地报业人才又可就地安置在全国五大记者站,设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五站。就地经营与发掘新闻题材就近采访。
  现代报业除了资本外,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高端人才资源,因为当资本投入后,报业的成长,最后对整张报纸的资产评估,往往无形资产要超过有形资产,而团队骨干即可视为这无形资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纽约时报》曾经作过这样的一个评估,他们认为,如果《纽经时报》中高层和业务骨干20-30余人突然辞职或假设损失,那么,《纽约时报》的无形资产损失将接近百分之几十。因为他们是报纸无形资产的日常操作者和体现者,市场与读者的认同才会为报社带来发行广告的滚滚财源与品牌效应。
《新周报》秉持的是中国国情下的报人情怀。我们办报,既是在浇筑理想和信念,同时也是在经营商品,一种特殊的精神消费层面的商品。《新周报》定位于中国报业未来市场份额最大、最具公信力的全国性综合类新闻周报,我们提出“做中国第一的新闻周报”,整合当今中国报业最具领先地位的团队资源和运营经验,用5000万元人民币左右的资本投入,在两到三年内实现传媒资本的全面赢利。
作为一份能在市场上稳扎稳打,长兴不衰的周报,它应有以下的特点:
1)选题注重必读性、重要性、贴近性、时效性和独家性。
2)建设性的办报思维,沟通、互动的办报立场;
3)严谨细致的采编流程操作;
4)报道的政治层面、安全度把关;
 《新周报》的出现,一则填补市场的空缺,二则通过全新打造理念的周报,为市场与读者解决了一个后南方周末时代的深读周报的替代产品。

二.新周报的总体定位

《新周报》设常设版面24版。写作风格上,要避免过多的长篇写作,帮助读者“有效阅读”,要求简洁通俗严谨的写作风格,充分借鉴国际领先媒体的报道方式。
写作风格上,要避免过多的长篇写作,帮助读者“有效阅读”,要求简洁通俗严谨的写作风格,充分借鉴国际领先媒体的报道方式。
 
  全部24个版,初步安排如下:
第一叠:社会、时事、经济、国际新闻(12个版)
1头版+时评专栏
2焦点
4-5调查
6直击
7-8经济9
9环球


10环球.格局


11环球.视野
12短闻 
第二叠:评论版块(4个版)
13评论
14声音
15舆情
16民生
第三叠:文体(8个版)
17体育
18娱乐


19人物
20探索
21文化
22书虫


23钩沉
24人文地理
©传媒经纬论坛 — 这里是传媒人的网上家园  B
我们明确:《新周报》是1.5元价位的周报,“服务最广大的民众”,做“一块半报型纸的新闻周刊”。我们的意图很明确,我们要办的是大多数中国读者能买得起的、价廉物美的大众化严肃类深读新闻周报,让读者接受,并迅速进入和占有市场。我们要涵盖高中低档的读者,在我们眼里,没有“无效读者”这一群体概念,每一份发行最终都会为我们带来媒体的实际影响力,它最终通过量变的积累,反映到我们的订户、广告和传媒影响力上来。


(出于保密和对竞争对手、媒体战友的尊重,公布时有删节)


作者简介:
赵世龙,男,湖南长沙人,1967年12月生人。
1993年南下羊城,任职中国首份合资日报、全彩日报《现代人报》记者。开始了其流浪记者生涯。
1995年任职《粤港信息日报》“粤港周末”记者。
1996年底至1998年底,任职《南方周末》,为新闻部记者。
1998年底至2003年9月,任《羊城晚报》机动记者部记者。
2003年9月至同年底,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社会记录”栏目,任编委。;
2004年5月,出任知音集团《新周报》筹委会负责人,同年10月,出任该报主编。
其多年采访经历主攻各类重大及突发性事件、社会、时政新闻调查报道。多年关注并推出了系列关于三峡的组合报道,独家推出对三峡工程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三峡大坝开裂”,“三峡移民建废城”等批评力度极大的报道,该系列报道被海内外媒体誉为“时代的良心”。是深挖首报揭露“南丹矿难事故真相”的记者。
又如1997年3月,深入中缅边境界山的原始森林,完成跨国寻找驼峰坠机C—53号机大行动,成为媒界首个进入、发现并报道的记者,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新闻,该报道更成了其后年江泽民访美时中美修好的重要话题。
孤身深入金三角毒窝盘桓,以史笔巨著描绘出正发生着深刻嬗变的金三角。另如独家策划并主持偷拍曝光了湖南嘉禾高考舞弊事件、独家调查陕西商洛地区大面积爆发艾滋病,调查广州长洲戒毒所强卖戒毒女为娼案等,都是为海内注目的高难度独家报道,轰动一时。
至目前已发表新闻作品400余万字,获得过全国晚报新闻评比特稿奖、一等奖、二等奖;广东省新闻二、三等奖多次。其10年来勤垦踏实的新闻实践,硕果颇丰。被同行誉为是“中国实践派记者代表人物”。
2003年记者节,被中国中央电视台评为“中国八大风云记者”。


同年底,搜狐网和新闻圈内惟一以媒体工作人员为对象的《记者档案》联合评选“我心中的好记者”,入围十杰。
2004年4月,香港大学邀请为访问学者,作品“长洲戒毒所强卖戒毒女为娼案全调查”编选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教材教案。


出书著述有《闯荡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探险怒江》(羊城晚报出版社2000年)、《丛林密境》(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解毒金三角——中国记者跨境采访手记》(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调查中国-新闻背后的故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

 


 


    据《京华时报》报道,一女子因不愿在发廊受辱做小姐,结果被女老板殴打至骨折。被打期间,该女子多次呼救,但无人相救,无人报警。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当时你在现场,会出手相助吗?会见义勇为吗?


    至少我不会,因为我无法判断呼救的真伪与施援的代价。   


    人的判断是建立在既往的生活经验之上的。如果此事件中的打人者是当地恶霸,那么目击者有理由认为应该对被打者施加援手。但是,正如报道中所说,此事件当事双方均为陌生人,谁能判断这场争斗的性质呢?如果它只是一场家庭或朋友之间的纠纷,有谁会需要我们去出手相助呢?


    或许有人说,被打者的呼救可以说明这不是一场家庭或朋友之间的纠纷。但不知道各位注意没有,此事件的当事双方均为成年女子。一般情况下,谁会想到几个女子之间的纠打会造成一方的严重伤害?至少我不会。即便她们中有人呼救,我也只会认为那不过是情急之措而已,没有必要见义勇为。


    或许又有人说,只要见到有人被打就应该帮忙。但我想问,在时下的社会中,有谁能判断被打的就一定是值得同情的呢?有谁能保证受伤者不会为了赔偿而指认施援者为伤人者呢?这种新闻我们看到的还少吗?我很想见义勇为,但害怕代人受过,为施援付出代价。


    施援的代价还不仅只代人受过而已,还有更严重的。比如,施援者遭到更多人更恶毒的伤害,这种新闻我们见过吧。如果伤人者知道施援者的日常活动区域,长期对施援者打击报复,甚至侵害施援者的家属,这种新闻我们也见过吧。


    当然,或许有人认为,路见不平可以不拔刀相助,但总该报警。但正如前文所说,你怎么就能判断“路见的”一定是应该报警的“不平”?你又怎么就能判断,报警不会让自己付出代价?警治不力,甚至警匪勾结的新闻不是同样数见不鲜吗?


    看看人民网网友在评论此次事件时留下的话吧,“我们的法律,平素大都处于在‘隔岸观火’的状态,有事了,先看看当事人的背景,再看看上司的微妙态度,于是,便决定了下步该如何采取行动:要么如狼似虎,要么扯皮,要么搪塞懒洋洋……”


   人的心智乃是人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相互调试的结果,如果我们所处的正是一个深度不信任的社会,那各种暴力或非暴力的潜规则就会成为普通人的最主要行为依据。这时候,我们又能期待什么?从经验中学习,遵循、传播与发展那些因成功而固定下来的惯例,这是人的行为认知方式。这种行为方式不仅仅可以给予遵循者以各种益处,更可以增加遵循者在其所属群体中的生存机会。


   保护自己。学会生存,才有帮助别人的希望。


 


 


 


 


文章角度就按上次你说的那种,人的自我保护意识,500字以上1000字以下就成,不用长,能写多少写多少。我想再让李大姐帮我想个别的角度,也写一篇,我自己再写一篇,哈哈,“三剑客”观点版江湖聚首!!


但是我现在还没想好换个啥角度,反正我是要批判的,你要表示无奈、可以理解,李大姐表个啥态呢??


不想了,明天睡饱了再说,晚安!!


 


新闻连接:


女子不愿在发廊受辱做小姐 被老板殴打成骨折


http://www.sina.com.cn 2004103002:09 京华时报


 


赵丽宁愿受伤,不肯受辱。


 


 


  本报讯 (记者王嵬)昨天上午9时许,24岁的山西籍女子赵丽(化名)在试图逃离大兴亦庄鹿圈村一家发廊时,被老板娘和三名女子连续殴打,赵丽腿部、指头多处骨折。赵丽称,发廊老板强迫她从事性交易。


 


  骨折女孩爬出发廊


 


  昨天上午9时许,发廊的房东崔女士突然接到邻居的电话———她租出的房屋里爬出了一个女孩。崔女士急忙赶回家,在离家100多米远的马路上看到一名女孩趴在地上。女孩嘴唇擦破,脸上满是血,双腿不能动,只能靠两只手支撑着。


 


  由于事先有人报警,崔女士和赶来的亦庄派出所民警将女孩送到大兴亦庄医院。医生诊断证实,女孩左腓骨骨折、右胫骨骨折、左手中指末节骨折、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损伤。


 


  女孩称,她24岁,名叫赵丽,山西长治人。在人们发现她前,她经历了两次殴打,并被捆在发廊内,她是解脱了绳子才慢慢爬出屋子的。


 


  赵丽说,她是被骗进发廊并被逼迫从事皮肉生意。“我来北京两年了,餐厅、网吧、书店都做过,我不怕累,但我不做那种事!”


 


  不愿卖色两次被殴


 


  赵丽说,1026日,她在劳务市场找工作时被一个37岁的老板娘看中,“她说让我做餐厅的服务员”。但跟着老板娘来到亦庄后,赵丽发现,没有餐厅只有发廊,老板娘和几个发廊内的女子鼓动她从事皮肉生意。“我想走,她们轮流看着我”。


 


  前天上午9时许,赵丽找了个机会冲出发廊,但只跑了200多米就被三个女子追上。“她们在街上拽住我头发,打我,扯我的衣服。我拼命地喊救命,好多人在围观,可就是没人来管,没人报警。”被三人拉进发廊后,她被警告不许逃跑。


 


  昨天上午,赵丽再次向屋外猛跑,但刚冲出门就被老板娘发现,老板娘和三名女子开始轮番殴打她。“她们把我捆在床上,三个人按着我,老板娘用木棍使劲打我的腿,我就拼命地叫,叫到后来腿也麻了,嗓子也哑了”。


 


  赵丽说,她在哭喊的时候还听到了隔壁的鞋店里有男人讲话的声音,“他们一定也能听到我的声音”。


 


  但直到老板娘等人全部离开,赵丽也没有等到搭救她的人,她只能自己解开绳子,忍着腿部的剧痛,爬下床来,爬出发廊,爬到街道上。


 


  鹿圈村内发廊成灾


 


  赵丽爬出发廊后,终于有人报警。警方现场封查了该发廊,并着手调查此事。


 


  房东崔女士表示,她无法联系到发廊的主人。她表示,自己原本将屋子租给一对河南夫妻开理发店,一个月前房子又被那对夫妻转租给现在的人。她表示,只知道老板娘今年37岁,是河北保定人。


 


  对于自己出租的房屋内发生的这一切,崔女士说,如果知道房子被用做这种发廊,她一定不会同意出租房屋。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鹿圈村,在从村北口沿着马路向西走不到一公里的路上,就看见20多家发廊,发廊门口多坐着一两个年轻女子。


 


  有目击者说,上午840分许,看到发廊里面几名女子在收拾行李,后来赵丽就爬到了街上。


 


  村民们说,他们理发从来不到这种地方。


 


  赵丽说,前天晚上,她亲眼看到一个“小姐”在发廊内接客。


 


  报案后,崔女士的儿子一直在亦庄派出所协助处理此事。据他讲,警方已经按照赵丽身份证的家庭地址与赵丽家取得联系,因为她家里没有电话,现在还未得到回复。


 


  目前赵丽的治疗费用已经花费了2000多元,这些钱均由房东一家垫付,她的伤势还将接受手术治疗,并需要更多的费用。


 


  昨晚,记者从亦庄派出所了解到,警方正在调查此事。


 


 


倔强女孩拒不接客遭毒打 腿被打断伏地呼救


——————————————————————————–


  来源:北京青年报  时间:2004.10.30


 


  本报讯“亦庄鹿啳村的一个小女孩因为拒绝做‘小姐’,被发廊的老板娘暴打,她坚持着从屋子里爬到马路上求救。我看见她满脸都是血迹,腿好像也被打折了,后来周围的群众拨打了110报警,女孩随后被送往亦庄医院抢救。”


 


 


  ■“因为宁死不做小姐,老板娘就把我的腿打折了”


 


  记者在亦庄医院病房里见到了受伤的女孩小静(化名),她静静地躺在床上,嘴唇上贴着的纱布已经被血染红了。她的左手几乎已经不成样子,乌青色的手掌肿得有三四厘米高,手指像五根胡萝卜似的,手腕上还有一道道被勒过的痕迹。小静上嘴唇上的白色纱布是止血用的,她嘴唇上缝了好几针,开口说话都很困难。


 


  说起这些伤口的来历,小静就泪流不止。她告诉记者,她是山西人,3天前才来北京。在一个劳务市场上,她遇到了女老板,开始讲好是到餐厅里做会计或者服务员,来了后才知道是在发廊里工作。“我开始以为在发廊里打工也挺好的,没想到3天后女老板让我和其他两个女孩一起做小姐接客。我宁死不从,老板和其他的几个小姐就轮番殴打我,现在我的腿都被她们打折了。”


 


  ■扒掉外衣绳索捆绑木棍、铁锹、墩布把轮番殴打


 


  小静告诉记者,自从她表示决不接客后,前天早上老板娘和店里的两个“小姐”就轮番殴打她,有的踢她的肚子,有的拿木棍打她,脸上的几条伤痕也是那时候留下的。看见小静已经是遍体鳞伤,几个人才停住了手,她们强行将小静的外衣扒掉,只剩一套贴身的内衣,然后将她捆在了床上防止她逃跑。


 


  小静就这样水米未进地躺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女老板又问她愿不愿意接客,小静虽然被打得半死但仍然是坚决不从。女老板火冒三丈,抄起身边的木棍就往小静身上、手上猛打,其他两个小姐也拿着墩布、铁锹上来帮忙。“我也不知道她们打了我多久,我嘴唇上的这个伤口就是她们用铁锹砸的,当时血流了一地。女老板大概看我快死了,害怕了,丢下我匆匆跑了,临走时还凶狠地对我说,如果我要是逃跑或者报警,她就一刀捅死我。看着她们走远了,我用尽最后的力气爬出门求救。”小静流着泪告诉记者。


 


  ■好心房东将女孩送进医院


 


  按照皮女士的描述,记者辗转经过一条两边都是杂草的颠簸土路后,找到了鹿啳村。这个村子的路仅有不到两米宽,路两边都是一个个的小店,大概隔几个店铺就有一个发廊,有的门口还坐着画着浓妆、穿着暴露的女子,她们都在不停地左右张望着什么。


 


  在一个手机维修店的旁边,记者找到了这个事发的发廊以及这栋房子的房东。据房东介绍,租他房子的是个40岁左右的中年女子,但是不知其姓名。她这个发廊才开了两个来月,和她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个她自称是“雇”来的女孩,三个人吃、住、做生意都在这个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里。


 


  房东说,昨天早上7点多钟,他从外边回家,在门口碰到了女老板,他们互相寒暄了几句后,她就像往常一样骑着车出门了。当时他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只是觉得女老板出门还拿着锅有些奇怪,也没放在心上。随后他转身准备进屋时,就看见小静穿着秋衣秋裤艰难地从屋里爬了出来,嘴里喃喃地直说“救救我!救救我”,房东见状赶紧把小静抱到屋里的沙发上,安慰说“你坐在这等一会儿”,就立刻开着车去追女老板,可惜女老板跑得太快没追上。几分钟后房东开着车回到了发廊门口时,小静已经又爬到了屋外的路上,随后他报警后将女孩送到了医院。经医院诊断,小静腿骨骨折,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具体内脏器官有没有受到损伤,还要进一步检查后才能知道。

一个瘸子,一个独夫,外加一个烟鬼,在一个分赃会议上把中国买给了斯大林治下的苏联。
 

附录:核潜艇事件 北京推翻华盛顿的“亚洲问题底限”


来源:东方评论

 


在这里,我们想再提提这次核潜艇事件的战略意义。在东方评论员看来,北京通过这次“核潜艇误入事件”,成功地让日本右翼政治人物品尝了自己煽动右倾所种下的苦果,还让美国和日本、“台独”之间的“私心”暴露于国际社会的众目睽睽之下。


东方评论员就认为,在日本方面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是美国首先发现中国潜艇的同时,华盛顿却是“一声不吭”,绝不对日本提供公开的支持。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这种拒绝提供“公开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华盛顿方面至始至终都没有确认日本方面的说法、没有承认是自己先发现目标再通知日本方面的;


美国的“沉默”、使中国和日本更加看清了美国的“真实心态”


第二,俗话说得好,“凡事有利必有弊”。在美国通过“沉默”、刻意保证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的同时,却使中国和日本更加看清了美国的“真实心态”,在我们看来,这种“真实心态”就是:华盛顿对北京的遏制,在目前阶段是仍然是出于稳定亚洲安全格局的这个大前提下的。


第三,就目前阶段而言,华盛顿的战略重心仍然在中东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紧张的台海局势、和一个紧张的中日关系都很合美国的胃口,然而,这个紧张是有个大前提的,那就是不能破坏华盛顿现在保持亚洲安全格局平衡这个大局,否则,一旦亚洲局势失去控制,将极大地影响美国、欧洲在中东问题上的力量对比和整体布局。


北京觉得“有必要”翻翻华盛顿的“亚洲问题的底牌”


因此,首席评论员就指出,如果站在华盛顿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不论是日本还是台独,不论他们想利用中美全球战略上的对撞来牟取什么样的私利是可以的,但是,一定有个“度”。


首席评论员的观点是,如果小泉纯一郎和陈水扁以前没有看清楚这个“度”,那么,很明显,“核潜艇误入事件”就明明白白地给出了这个“度”。尽管华盛顿不想 “如此明示”,而让各方面看到自己在“亚洲问题上的底牌”,但是,让一艘性能并不好、以非常容易被发现的方式“误入”“日本领海”,显然是北京觉得“有必要”翻翻华盛顿的底牌,也顺手翻翻日本右翼的底牌,还有必要顺便给“台独”提个醒,让“台独”看清楚它所倚赖的“两大后台”是如何勾心斗角的、也让方方面面通过观察华盛顿现在做了什么、而看清楚华盛顿目前想的是什么。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核潜艇事件”的真实战略目的。



重新审视中日关系,就成了当政的日本右翼政治人物的最大难题


首席评论员表示,就因为华盛顿在核潜艇事件中,始终对日本有所保留。因此,这当然会激起、并引发日本政治人物对自己一味跟着美国走的外交路线提出质疑。在我们看来,这种质疑就表现在日本媒体质疑“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而损害日本国家利益”的说法上。


在我们看来,事情是明摆着的,在核潜艇事件之中,面对华盛顿方面的“刻意保持距离”,小泉纯一郎显然无法单独面对“北京的强硬”,这样,重新审视中日关系,就成了当政的日本右翼政治人物的最大难题。


因此,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重提“靖国神社”的问题是有着非常清楚的政策指向的。在东方评论员看来,小泉纯一郎费了大气力总算是见到了胡锦涛,然而,我们注意到,胡锦涛当着小泉纯一郎的面说:发展中日关系不能也无法回避历史问题。事实上,就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就这么一句话,就将小泉纯一郎因“中日高峰见面”所捞到的政治好处“几乎就一笔勾消了”。


一向不缺少“小聪明”的小泉纯一郎、在这里又巧妙地玩了个小花招


而事后,小泉纯一郎显然是在为自己“涂脂?{粉”。他随后就对胡锦涛的说法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的态度仅仅是:“我不会再涉及此类议题…我也决定从今不再提到这些事,不管我被问到的是哪种问题,”


其中,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小泉纯一郎还抛出这么一句,他还说“中日关系不只是靖国神社,因此,我决定即使是提及神社议题我也不会表达任何意见”。


首席评论员就指出,显然,一向不缺少“小聪明”的小泉纯一郎、在这里又巧妙地玩了个小花招,经他这样一解释,好像中日关系恶化有其他重要原因,那这些其它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呢?这种“欲说还休”的“话中有话”,让人第一时间就想到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


首席评论员表示,看来,小泉纯一郎仍然不打算面对现实,只是被迫承认“参拜靖国神社”只是问题之一,却不打算承认那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小泉纯一郎上面的那番“吞吞吐吐”实际上是说给国内听的


东方评论员就认为,小泉纯一郎上面的那番“吞吞吐吐”实际上是说给国内听的,是说给亚洲国家听的。日本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界势力对中日关系的恶化还是非常担心的,这正是日本国内各地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对其提起诉讼等反对呼声“此起彼伏”的原因,在我们用强硬手段以封闭日本的政治回旋空间相威胁的时候,日本的政治人物,不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的、在中国有着重大经济利益的日本经济界,也都看到了受损最大的是日本自己,因为断送了“中日关系”,也意味着同时断送了“现有的美日关系”,要明白这个道理,并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从而,日本国内各界对小泉纯一郎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这也正是“先强后软”的小泉纯一郎、在“核潜艇事件”上“不了了之”同时,还得“上赶着”和胡锦涛见见面的背后因素。


小泉的“话中的话”,就是想将问题的焦点转到了“中日领土之争”上去


然而,小泉纯一郎的“话中的话”,也是想将问题的焦点转到了“中日领土之争”上去,如此一来,中日关系的恶化显然就不是“仅仅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就能扭转的了,如此一来,小泉纯一郎身上承担的罪责不仅小了许多,而且好像还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维护国家主权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一样。如果从小泉纯一郎的立场来看,这似乎是对日本舆论指责他”是不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最好辩解。


北京的最新态度,是对小泉“私下解读”胡锦涛讲话的公开揭露和彻底否定


然而,中国外交部今天不仅再次“着重解读”胡锦涛的讲话实质内容,并进一步确认“中日政治关系困难的症结在靖国神社问题”,其实是对小泉纯一郎“私下解读”胡锦涛讲话的公开揭露和彻底否定。


所以,东方评论员认为,北京的态度很清楚,那就是,面对中日关系何去何从,日本右翼领导人必须在历史问题上有个明确的态度,否则,只要小泉纯一郎不放弃“靖国神社”这个“死魂灵”,那小泉纯一郎你就“自己继续努力、继续用自己的小聪明、自己去整合自己的内部”吧!


下面,我们将暂时将我们关注的焦点从台湾、从中国周边移开,投向乌克兰,在我们看来,乌克兰今天发生的事情,将极大地影响欧美俄之间的力量对比,在我们了解了乌克兰选举的最新消息后,东方评论员将就乌克兰选举给出自己的观点,并将此作为今天欧洲部分的开篇。 



 

附录:为尽快打败德日法西斯,早日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于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了首次会晤,史称“德黑兰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三国首脑达成协议:进攻西欧的“霸王”战役和进攻法国南部的战役于1944年5月同时发动,登陆兵力达100万人,苏联则承诺在同一时间向德军进攻,以配合盟军西线的行动。关于对日作战问题,苏联初步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半年左右参加对日作战。作为交换,苏军可以进入中国不冻港大连,大连可以在国际监督下成为自由港。苏联的此项要求并未经过中国国民政府的批准,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会议还就战后世界安排问题进行磋商。关于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和波兰边界问题,未达成具体协议。美英都主张分割德国,美国主张将德国一分为五,英国则主张将德国东南部与别的国家合并组成联邦。苏联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比较慎重,斯大林认为应当摧毁的不是德国,而是“希特勒国家”。所以,斯大林主张,必须彻底肃清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势力。会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没有结果。   波兰问题也是德黑兰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苏联1939年9月出兵占领的波兰领土,大致是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时沙俄政府所获取的版图。此外,还增加了东加里西亚和立陶宛大部分地区。英美政府一直认为,1939年波兰领土的任何变更是不能接受的,而苏联政府则坚持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前的领土不容更改。在12月1日的圆桌会议上,罗斯福断然拒绝。邱吉尔考虑到苏军在战场上已越出国境向西挺进,弄不好波兰将会完全落入苏联人手中,于是随机应变,改取主动迎合苏联的要求,提出将波兰边界西移至东起“寇松”线西迄奥得河之间,用德国的领上来补偿波兰在东部失去的疆域。邱吉尔这一提议的目的,是企图以此来满足苏联关于边界的要求,以换取对方承认英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斯大林当然赞成邱吉尔的建议。罗斯福对邱吉尔的意见并未表示任何反对,只是要求在美国大选前切勿泄露,因为这一决定关系到600-700万美籍波兰人的选票问题。就这样,美英苏少数几个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达成了协议,背着波兰人民作出了处置波兰领土的决定。   德黑兰会议还就战后国际组织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同意建立一个非地区的世界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护战后的秩序与稳定。   

德黑兰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首先,它在反法西斯联盟历史上第一次协调了反对共同敌人的军事战略,通过了东西方盟国联合打击希特勒德国的一致作战计划,为1944年在欧洲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奠定了基础,从而对大战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这次会议解决了美英苏三大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主要矛盾和分歧,增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巩同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团结与合作,这又为盟国今后解决其他各种问题和合作重建战后世界和平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在德黑兰会议上,三大国为了自身利益也达成了某些损害他国利益的妥协,对战后世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会议于12月1日结束。

2004年11月24日

此编发文章是一分晚报的新闻敲诈路线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传闻中的媒体与股票机构合作炒股、媒体与房地产商合作炒房等事情,此晚报的做法实在可以说是很有良心了,至少,它没有欺骗读者, 因此没有不可控外部性。不过,可能正是因为它还有良心,所以它自己才被曝光,这就像足坛里死去的龚建平。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就是规则。所以,这篇文章告诉大家,要么不做,做就做大。


 



一份晚报的新闻敲诈路线图


中国新闻周刊/刘溜 胡玲 


 



  出于创收的冲动,自2003年以来,《鄂东晚报》报社内部达成以曝光当事方丑闻的方式强拉广告的默契。为此上下通力配合,形成了一条报社领导——记者——受要挟单位的“媒体腐败食物链”。报社的做法固然匪
夷所思,受要挟单位的“逆来顺受”也令人侧目


  “最近生意怎样”,一段时间以来,这已成为《鄂东晚报》的记者们心照不宣的打招呼用语。


  “我们的生意已做到了这样的地步”,刚刚辞职的《鄂东晚报》记者陶志东怀着些许忏悔的心情为一年多的新闻敲诈生涯做着回顾。他以最近的一笔生意为例,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生意”的威力:黄冈市团风县某中学发生球场斗殴事件,他采访完后回到报社不久,当事单位就带着几千块钱找过来,主动要求在晚报做形象宣传。“现在黄冈很多单位都知道晚报的做法,都用不着我们加以暗示乃至威胁”。


  “生意”而外,另一个职场常用语是“办案”,“写好稿后,把被曝光单位的领导挨个叫进来看稿,看着他们的脸色由不悦到震惊到害怕,我们一言不发,等着他们主动恳求放他们一马,那情形就跟办案一样。”


  为了震住被曝光者,报社老总会“帮忙”在发稿签上写下“此事件十分严重”等意见,再交给记者出以示人。有一张发稿签上的意见是“以本报内参形式报家宝总理、周济部长”,对一份地方性报纸来说,这几乎已超越人们想象力的最高点。


  “生意”的缘起与集体默契


  “做生意”与“办案”成为整个报社上下互动默契配合的通行做法,始于2003年初。


  2003年2月,《鄂东晚报》主张“创收第一”的新领导上台伊始,恰逢教育部大力整治中小学乱收费。与以往不同,此次整治相当严厉,教育部部长周济明言“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紧接着,湖北省教育局等部门也联合下文,明确省内各地区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在“规定收费”与“乱收费”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2月中旬,黄冈市黄梅县有6名校长因触线被先后撤职。


  黄冈是一个贫困地区,工商业皆不发达,仅教育一枝独秀。教育部整治乱收费的雷厉风行以及因此导致的个别校长掉了乌纱帽,让《鄂东晚报》一些人嗅出了绝佳的商机。整治乱收费的文件甫一公布,报社马上全体动员,部署了一次绝无仅有的“以打击乱收费促报纸创收”的特别行动。


  “报社的老总们都到了,一位老总讲了报社的困难,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一通旁敲侧击;虽然没有明说要采取敲诈的手段,但记者们都心知肚明”,陶志东如此回忆道。他的说法在另几名记者那里得到了证实。


  “对报社领导的‘倡议’,没有人提出异议”。思想统一后,开始具体的统一部署。先将黄冈市辖下的十个区县分成几个“片”,再由十几名记者组成几个“行动小组”,按“片”索骥。接下来是制造舆论氛围,在行动的前一天,《鄂东晚报》的头版和二版专门刊登了严禁学校乱收费的相关文件及新闻,其中包括黄冈地区各学校具体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以及有关校长因乱收费而被撤职的新闻报道。


  2月底的某日,十几名记者同时出发,带上头天的《鄂东晚报》和一叠空白发票奔赴各自的“战场”。“有报社撑腰,我们组的记者很是踌躇满志。有一名女记者也要跟着我们去,因为不愿意让她瓜分战果,求了半天我们才答应她。”陶志东说。


  各组到达目的地后,接下来的操作程序大同小异:先找宾馆住下,然后确定目标学校,分头采访、收集证据,回宾馆迅速写好稿子,再电话通知学校校长过来看稿子,讨价还价,成交后给发票卷款走人。


  “办案”的情景仍然如在眼前,“我们坐在宾馆里,四个校长一个一个进来,给他们看前一天的报纸和我们采写的稿子。校长们进来时很高兴,以为是宣传稿,等看到稿子后脸一下子就白了。有一位校长差点跪下来抱住我的腿,说要替我买双皮鞋。”


  在讨价还价之前,被敲诈单位通常会找各种关系打通报社关节,先确定是否只是记者的个人行为,再看能否通过报社领导予以撤消。麻城市四位校长当时找到的是麻城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姜恩华和麻城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程胜利。


  程胜利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我们打电话给《鄂东晚报》的老总,还有《黄冈日报》的老总,但老总们说了,记者写了稿子要发是他们的权利,言下之意是管不着。而且记者都是带着报社的正规发票而来,明显是一次有计划的集体行动。最后我们能做的就是替学校砍价,有一所学校从3万砍到1万。”给钱后,记者会开出报社的正式发票,名义是“宣传费”或是“征订费”。


  “在行动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接到老总的电话,询问进展,并向我们通报其他组的好消息,在这样的‘鞭策’下我们终于取得了好成绩”,陶志东和他的同事们说。三天后,他们这组带着3.5万元回到报社。按报社规定,每上交1万元记者们即可当场提成2500元。


  此役战果颇丰,十数天内,报社共“创收”近20万。之后虽不再统一行事,但单个行动一直没有断过。“自那以后,敲诈就成了一种近乎自然的行为了”,陶志东们深有余味:“钱来得快,任务完成得好,老总表扬,再加上过程之中凌驾于人的权力感,让人产生了一种兴奋、刹不住车又深感不会长久的复杂心理。”


  被勒索者的付出与成本考量


  “几乎每个县都有学校向我们反映过《鄂东晚报》的这种做法”,黄冈市教育局局长杨优秀曾为此大动肝火。


  面对公开曝光的威胁,几乎所有的校长都选择了花钱消灾。只有英山县教育系统因为实在拿不出钱,最后被见报,成为那次集体行动的惟一例外。


  也正是出于这种不愿再提“家丑”的心理,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按照晚报记者们提供的名单进行核实时,一些曾经的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选择了否认。黄冈某技校的校长刚在电话中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否认曾经被敲诈,紧接着就拨通晚报记者电话:“你放心,我没有说出去。”


  据《鄂东晚报》记者粗略统计,2003年一年报社从学校敲诈所得的款额有100万之多,黄冈市除黄冈中学外,所有大一点的学校无一幸免,仅黄州区就有20多所。这些学校的付出,或是换得正面宣传,或是成为晚报《教育导刊》的理事单位。


  “反正不是自己掏钱,又保住了位子和面子”,《鄂东晚报》一名记者阐释了被敲诈者的“消费心理”。学校接下来又会把这些钱转嫁到学生头上,另立名目收费,实际上是广大学生被迫充当着这一食物链终端利润制造者的角色。


  创收下的蛋


  在2003年以前,跟其他地方一样,《鄂东晚报》的记者们过着不肥不瘦的地方都市报生涯。“那时候新闻敲诈不是没有,但只是个别记者的行为”,一位老记者说。


  转折出现在2002年年底。新领导上台,办报思路发生急剧转变——报社全体上下,从主编到记者到校对员,一律以“创收”业绩论英雄,报社为此颁布了详尽的创收计划。


  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拿到的《鄂东晚报编辑部2004年部室创收规划》中规定,2004年全年创收总任务为190万,各部门人员每人上交的任务量不等,最低1万,最高为16万,普通记者为2万,老总的任务量为5万,超过部分与报社四六分成。每个人的月工资为800元,每月实发500元,扣发的300元与创收业绩挂钩,达不到目标80%的,所扣工资全部不予返还。


  然而晚报内容水分太多,在读者中不叫座,给报社人员的创收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鄂东晚报》广告太多,没多少人看,所以没有进”,一位报摊老板告诉记者。黄冈市内的报摊上随处可见《楚天都市报》、《武汉晨报》等外埠报纸,而作为本地惟一一份上摊报纸的晚报却难觅踪影。


  “只有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的老总和少数老记者,才能按正常的关系渠道,通过广告和发行完成任务。其他人要完成创收任务,拿到应得的工资,别无他法,只有敲诈勒索一途,而且在2003年年初那次集体行动后,这在报社内部已成为公开鼓励的手段了”,陶志东说。


  在进行此类创收活动时,报社领导通常会给予通力协作。今年7月,陶志东做了一篇名为“某所长安排公安厅警官寻欢”的稿子,心领神会的老总在发稿签上写了如下审处意见:“此问题性质十分严重,中央对公安队伍建设抓得很紧,一再强调从严治警,此件可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同时以本报内参形式报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及江西省公安厅铁路局等单位”。当事人看到稿子和这样“醒目”的发稿签后,不敢怠慢,连忙交了3000元息事宁人。


  还有一份堪称经典的发稿签在报社内部无人不知,其内容是“以本报内参形式报家宝总理、周济部长”。而事实上,《鄂东晚报》的内参最高只能到达黄冈市委一级。


  杀鸡取卵与兔死狐悲


  在全体动员、上下配合的努力下,创收活动收到了不错的效果,随着一篇篇曝光稿转换为一张张订报单和广告发票,至2003年年底,《鄂东晚报》发行量和广告纯收入都翻了一番。


  甜头既尝,报社还想在今年再造“辉煌”。然而,截至9月30日的创收情况汇总表显示,总共47名人员中,有32位未完成60%的任务,其中有19位还未达到40%。这意味着,有多半人的正常工资将被扣掉一部分。


  “今年的完成情况大不如去年,一是因为这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各单位被宰过一次就不可能再宰了,全市有钱的单位也就这么多;二是像去年那样借整治乱收费而开展行动的机会不可再得;三是敲诈活动引起了上面的注意,并处分了一名记者,大家不得不有所收敛。”一位晚报记者分析说。


  2004年5月,晚报驻浠水县的记者因敲诈被举报,同时被举报的还有其母报《黄冈日报》。此事受到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重视,批示要求严查。《黄冈日报》撤消了各地的分站,《鄂东晚报》则开除了该驻站记者,并登报声明敲诈纯属该记者的个人行为。


  而就在此前的3月底,该驻站记者还因发行和创收业绩突出,刚被报社评为“2003年度先进驻地记者”。


  这让不少记者心生兔死狐悲之感,“一旦上面追查下来,报社只会拿记者作替罪羊,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浠水的这名同事就是前车之鉴,实在令人心寒。”


  10月22日,17名记者和编辑联名向《黄冈日报》党组成员递交了一份辞职信,信中称“《鄂东晚报》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着实令我们感到困惑和忧虑。我们感到,《鄂东晚报》如此下去,如履薄冰,在内外环境、竞争压力日趋严重的时刻,《鄂东晚报》到了非有‘真正’的‘改革’不能走出困境的生死关头。”


  分管《鄂东晚报》的《黄冈日报》副社长雷电、《鄂东晚报》总编助理杨辉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在创收思路的高压之下,报社人员中确实存在不好的风气。个别领导在处理这类事情时态度暧昧,鉴于此,年底之前报社会有彻底改革,扭转办报思路。


  10月25日,陶志东与另一名记者被批准正式辞职。在报社领导透出要“改革”的口风后,其余15位编辑记者经劝说暂时回到原来的岗位。不过,报社的墙上依然如期贴出创收任务完成情况,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刘少奇,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我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六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刘少奇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措施,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1124/5311.html) 


附录:李炜光:逃往瓦朗纳斯
——法国大革命前夕财政改革启示录


    1791年6月20日深夜,凄风苦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乔装打扮,携全家潜出杜伊勒里宫,乘上一辆事先准备好的特制马车。马车迅速冲进黑暗中,径直向法国东北部边境飞驰而去。国王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荷兰的奥地利军营,但是,在离卢森堡边境不远的瓦朗纳斯镇(Varennes),国王一行却被一位小酒馆的老板认出并被当地的国民自卫军扣押。在遭到前所未有的猜疑和羞辱后,路易十六和王后被押回巴黎,6月25日,当国王重返巴黎时,全城一片寂静,士兵夹道列队,倒持枪支,宛如在为君主制送行。国王一家再次住进了受到严密看守的杜伊勒里宫,此时的路易十六,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国王,而是一个人质了。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史上著名的“国王出逃”事件。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路易十六为什么逃跑?因为此前他为挽救财政和政治危机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现在,大革命正在那个国家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王室已“靠边站”了,旧制度的秩序已被打破,而新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国王继续留在法国已没有任何意义。而这一切严重事件的起因,竟是路易十六本人积极推动的一场财政改革!他在出逃之前起草的“告国人书”说出了出逃的计划:先投到布耶统帅的军中,从那里转向在荷兰的奥地利军队,最后重返巴黎,解散国民制宪议会和各俱乐部,恢复王权制度。如果这个计划成功,法国的历史就是另一种写法了,当然,由于他被截获,这一切都没有实现。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任何一个社会出现足以颠倒乾坤的危机,它的前兆必然是财政危机 ,法国也是如此。问题是,一次旨在克服财政危机的改革怎么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呢?这是200多年后今天的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美国后现代史学大师、斯坦福大学教授怀特(Hayden White)曾说,任何学术研究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一种“讲故事””或是“陈述”的过程,那么,我们就继续把这个“国王出逃”的故事讲下去吧。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一、“路易十六的困境”与失败的财政改革
    
    “锁匠国王”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极端专制、暴戾的国王,相反,在法国历史上,他是一个在私生活方面少有的能够有所节制的君主之一,也能够对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某些重要的改革,特别是他为克服财政危机而实施的改革,放弃了前任国王的一些过分专制、挥霍的政策和做法,有的西方学者甚至称他为“激进的改革家”。但他生性怯懦,缺少作为政治家和改革家所必需的果断精神和坚定意志,“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都是困难的,因为进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权阶层服从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时弊,路易十六既不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横暴戾的君王。 ”然而,大厦之将倾,一个帝王的开明,并不能够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当制度腐朽、根的腐烂达到了极点的时候,不论是开明帝王还是铁腕帝王,谁也无法阻挡暴风骤雨的到来。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路易十六(Louis XVI)是1774年即位的,此时的法国,经过自称“朕即法律、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的高度专制、王权无限扩大和“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之后,就像一个用力过度的发条,已经松弛下来了,疲惫不堪,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在大陆及海外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向特权阶层提供的名目繁多的年金、凡尔赛宫的奢华无度以及超庞大的政府机构支出以及对北美独立战争的支持 ,导致王国政府财政出现巨额赤字。更严重的是,王国政府的这些巨大支出是依靠大量借债来维持的,债务利息高达8﹒5—10%,比英国政府借款利息高出一倍 。为了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王国政府又不得不举借新债,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陷入恶性循环。“到18世纪80年代,国家的债务已经占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 ,政府陷入了严重的信贷危机路易十六认识到,要想改变这种极度困难的局面,必须对下层民众积怨已久,而特权阶层死守不放的赋税征收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的确为此做过多次努力,但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最后竟到了自己也“走投无路”的境地。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路易十六先是任用重农学派的著名学者、《百科全书》撰稿人之一的财政大臣杜尔哥(Turgot)为财政总监进行财政制度改革(1774—1776年)。为缓解财政困难,杜尔哥于1775年将修路劳役改为征收以产业额为计税依据的道路税,并规定所有等级一律照章纳税。1776年初,废止酒类专卖制,允许自由买卖。他还准备进一步规范财政、税收秩序,内容包括节约行政开支、成立贴现银行以便在政府财政危机之时提供应急资金等。然而,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却恢复了1771年被路易十五解散了的巴黎高等法院以及外省的十余家高等法院,这些机构中云集着拥有特权的“穿袍贵族”,他们担心改革会触及其自身利益,因而极力抵制杜尔哥改革并通过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rinette)对国王施加影响,迫使路易十六于1776年5月解除了他的职务,刚刚启动的、明显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的财政改革化为泡影。对于这一“黄金时代”的速生速灭,伏尔泰曾沉痛地表示:“我的心永远也不能平静”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接替杜尔哥的是一位名叫内克(Necker)的瑞士银行家(1777—11781年)。由于身为外国人和新教徒,内克虽被授权主管财政,却没有“财政总监”的头衔。为了解救宫廷财政支出的燃眉之急,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在上台之初利用其银行家的声望到处借款,成功地筹措到了几笔巨款,初步稳定了他的位置。但他深知,要真正解决问题,大刀阔斧的改革势在必行。不久,他取消了宫廷中的一些高俸而清闲的职位,压缩了王室的财政开支、削减了军役税和盐税。这些措施迅速引起宫廷贵族们的反弹,他们立即像当初对待杜尔哥一样,猛烈攻击内克。1781年,内克公布了关于王国政府预算情况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该报告向社会透露了国王赏赐钱和恩给金的巨大数额,使得王室和领取大量年金的显贵们再也无法容忍,内克被迫辞职。财政报告书披露的内容和内克因此被革职的事件震惊了社会公众,对宫廷的不满情绪开始上升。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内克的继任者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推荐的、于1783年任职的卡隆(Calonne 1783—1787)。卡隆为了笼络王公贵族,在上台初期一度采取了与内克完全相反的政策,曾为宫廷人员偿还赌债,增加他们的年金,企图以阔绰的假象抬高王室德威望。但与此同时,他也寄希望于通过开挖运河、建筑港口、修建道路来刺激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但收效并不明显。1786年,“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了400到500万法郎 ,采取极端补救措施的时候显然快到了 。”8月,迫于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卡隆向路易十六提交了一份财政改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在卡隆的改革方案中有许多内容与此后的“温和革命时期” 的革命成果十分相近,即向富有者征税。卡隆建议,以土地特征税代替人头税和什一税,一切土地所有者,包括特权等级一律依其收入多寡按比例缴纳,短期国债的偿还期由10年延长至20年,废除国内一切关卡,取消各领地的关税,延长对盐和烟草的专卖权等,同时政府将每年削减财政支出2000万锂 。卡隆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将这个带有明显的“杜尔哥色彩”的改革方案直接交由巴黎高等法院审批,势必招致特权阶层的否决,于是,他向路易十六建议召开“显贵会议” ,对这一改革方案进行裁决 ,并对之寄予厚望。1787年2月,“紧急应召显贵会议”招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44人,贵族和教士代表占绝对优势,来自第三等级的代表不足30人 。路易十六希望以这个会议“来证明有必要通过一项和平时期实行的土地征税新方法,试图能够使国家摆脱困境” ;“希望以此避开召开法国三级会议,因为已经有175年没有召开过三级会议了”,“如果应召显贵可以决定征税,他们就能够决定征税的条件,他们就会从辅助性的机构变成主宰者。但政府很快就发现,紧急应召显贵会议不能打到增加税收的目的。 ”这些由国王指定的“显贵”们对这份财政改革方案发起了猛烈攻击,而且反对意见也各不相同,争执不下。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卡隆于1787年4月辞职,流亡英国。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路易十六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而改革又是如此的不顺,无奈之下,他又将希望寄托在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Brienne,1787-1788)身上。布里埃纳是“名人会议”成员,也是卡隆财政方案的积极反对者。法国著名文学家勒费弗尔称之为“无能的笨蛋”。这位毫无创见的“笨蛋”在一筹莫展之下转而又赞同起自己刚刚反对过的卡隆财政改革方案,执意增加新税,并要求特权等级也要纳税,“名人会议”拒绝了向特权者课税的方案,并声称:只有全国三级会议才有权决定财政改革政策和开征新税。1787年5月,忍无可忍的路易十六解散了“名人会议”。布里埃纳将卡隆改革方案稍作修补之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将它交给巴黎高等法院审定。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巴黎高等法院拒绝登记,反而提议召开三级会议以决定臣民应当如何向国王纳税。为迫使巴黎高等法院接受布里埃纳方案,路易十六曾两度亲临法院施加压力,但法院并不买帐。1787年8月,路易十六将巴黎高等法院赶到了东部城市特鲁瓦,但只一个月之后,他又迫于舆论压力将之召回。1788年5月3日,巴黎高等法院发表了一个宣言,即《民族权利和君主根本法》,声称国民应当通过定期举行的三级会议“自由地”向国王纳税。显然,巴黎高等法院试图对王权加以控制。路易十六盛怒之下把两名法官投入监狱,法院系统与王室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全国各地的骚动此伏彼起,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也越发强烈。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连换了4任财政部长都无济于事的路易十六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使国家摆脱财政危机,除非以三级会议的形式与国民协商” ;“实在是没有办法可想了,只有召开那令人惊恐的三级会议了。 ”1788年7月5日,国王同意召开全国三级会议。8月,布里埃纳辞职,内克又被重新请回来,并被任命为国王的首席顾问。内克上任后筹措到了7500万锂的借款,财政危机有所缓和。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国王的让步似乎使笼罩全国的政治危机暂时解除了,但事实远非如此。英法通商条约的生效 导致大批法国企业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又由于1788年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法国农业出现灾难性的歉收,由此,城乡下层居民大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经济危机、财政危机愈演愈烈,终将导致严重的事态发生。但是,当时许多身处各种矛盾中心的人物,都没有意识到一场真正的狂风暴雨的即将来临。第三等级没有意识到,国王路易十六更不会想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几乎还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更没有人会想到什么“小红帽” 、“断头台”,但就在一年以后,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无数人头落地,最后路易十六自己竟也被送上断头台,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吊诡(paradox)!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法国之所以召集三级会议,是因为政府要得到所需要的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而且,开会的方式仍是沿用175年前三级会议的旧例,即各等级代表人数相同、三个等级分别开会并按等级投票表决。如果这些意图真的能够实现,法国的历史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然而,经过数十年启蒙思想熏陶的18世纪的法国毕竟已经不是一个多世纪以前那个君主专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那个“古典主义”的法国了,以后的事实证明,路易十六的设想只不过是一种天真的一厢情愿。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5日开幕 ,会议果然开得很不顺利。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对路易十六的表现大失所望,国王关心的只是财政问题:“朕需要忠诚的臣民的援助,以帮助朕克服目前遇到的一切财政困难。”财政大臣内克的主题报告则是国王“指示”的详尽而冗长的注释,由于内容太多,声嘶力竭的内克中途不得不让人代读。人们说,原本希望内克能够在体制改革方面有所创见,“但看到的却是一个只会念账单的会计” 。第三等级认为,三级会议不能成为特权等级维护私利的场所,必须制定一部宪法以维护人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权利,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机器以取代弊端丛生的专制机构。在他们看来,如果继续实行三个等级分厅议事并按等级投票,税收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就是一句空话。国王和内克在三级会议上的表现终结了第三等级对政府的最后一点希望,使他们意识到下面的事只能依靠自己了。6月17日,第三等级将有名无实的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并且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权力。对此,路易十六并未想出什么化解危机的良策,而是采取了一个愚蠢的行动——关闭第三等级的会议大厅,结果引发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誓”。7月9日,国民议会又自行将名称更改为“国民制宪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路易十六则继续犯错误,在王后及部分宫廷贵族的鼓动下,向凡尔赛和巴黎四周调派军队企图加强对局势的控制,激起了因政府财政改革毫无成就而生活艰难的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并迅速演化成一场社会动乱。人们到处寻找武器,贫民(乞丐和失业者)大肆抢劫。7月13日凌晨,巴黎的各税务所冒起了黑烟,教堂的钟声在城市上空回荡,报警的炮声隆隆不断。7月14日,以攻占巴士底狱为象征的革命行动 ,使得法国民众突然发现自身竟然拥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同时,他们也发现,世界上本来并不存在什么“坚不可摧”的神话。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就这样,一场财政改革的结果竟然引发了惊天动地的大革命。当巴黎演绎着这惨烈的一幕的时候,身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却感觉迟钝,并未悟出局势的严重性。在他的流水帐式的记事本中,7月14日也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14日,星期二,无事。”然而,就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事件竟然决定了法国革命的进程甚至决定了革命的最后结局。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革命行动迅速蔓延到外省,农民暴动席卷法国农村,手持武器的庄稼汉冲进时代压迫他们的封建领主的城堡,搜出那些登记着封建特权的古老证书和征收捐税合法的契据,在村子的广场上把它们付之一炬。农民的革命行动不仅极大地冲击了贵族的传统权利,而且也触犯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时也是地产主,并以此名义向农民征收捐税。现在,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与贵族这个原先的敌人结盟共同镇压“失去理智”的农民。在马扎地区,26名暴动农民在一场最终败于城市民团的激战后,受到了一个临时法庭的审判,统统被处以绞刑。迅速变化的农村形势迫使制宪议会暂时放下正在起草的宪法,首先承担起保护农民权利的责任。8月4日夜的制宪会议上,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提议废除一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权和赋税,特别是什一税,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 ,通过了著名的“8月法令”法令。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又通过了在法国史乃至世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 ,从根本上铲除了旧制度时期的特权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人权和法治原则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路易十六无法接受这一切,为了控制局势,他再次从外省向凡尔赛调集军队,激起巴黎民众更大的愤怒。而当时的巴黎正处在物价高涨、面包缺乏的饥荒之中,经济危机再一次推动着政治危机向前发展。10月6日凌晨,一群情绪激奋的群众冲进王宫,国王的几个贴身侍卫被杀。关键时刻,生性怯懦、温和的路易十六 选择了不与民众对抗,于是他被暴动的民众押回了巴黎,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中,成了“革命之囚” 。到达巴黎时,路易十六的马车穿过人群,人们没有脱帽致敬,而是以死一般的寂静表示内心的愤慨和鄙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国王原先绝对拥有的预算权、治税权以及国家财政收支的批准权和监督权此时已转移到制宪议会的手里。1789年10月以后,制宪议会开始对法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开始行使它已经拥有的各种财政权力,并力争克服严重的财政危机。对于1789年的法国来说,在“没有征得人民同意” 的就是赋税制度被废除后,新的税源一时很难找到,发行公债和组织募捐所得的收入不过是杯水车薪,当年的国家负债额由前一年的30亿锂增加到40亿锂,国家财政依然处于危急中。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制宪议会决定向教会宣战。教会占有法国可耕地面积的15%左右,其财富总值大约相当于国家债务总额。1789年11月,制宪议会下令将教会全部财产收归国有。为了使这些“国有地产”尽快发挥效用,从1789年12月29日起,制宪议会开始发行以国有地产为担保的“指券”(一种国库债券,assignats) ,由此国家的财政状况有所缓和。1790年5月,制宪议会又下令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拍卖教会地产,国库进一步得到充实。这期间出现了“指券”贬值和教会不断反抗的现象,但庞大的教会地产还是有序地转移到了资产者和富裕农民手中,这是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变化。制宪议会还改革了地方行政区划,大体上改变了旧制度时期那种重床叠架的混乱状况。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至1791年夏天,法兰西国家的改造工作已经初步完成,宪法的条文也已基本成型,法国似乎距离立宪君主制度只有一步之遥了,然而,问题就发生在这功败垂成之际。也许是国王急切地想恢复王权秩序,也许是国民议会通过教会立法的原因,或者他就是为了逃生——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此时国王已没有任何人身安全的保证,如果有人以革命为名大开杀戒的话,他路易十六肯定排在第一个——反正他神差鬼使地选择了“逃跑”的策略,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始时介绍的那一幕。只是他的运气不好,没逃掉,又一次被押回了巴黎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以后发生的历史大致是这样的:1791年7月16日,立宪派出于避免外国干涉的考虑,促成制宪议会宣布恢复路易十六的王位;1791年9月14日,路易十六接受了制宪议会制定的宪法 并向全体议员公开道歉;1791年9月30日,完成立宪任务的制宪议会宣布解散。但是,宪法并不能保证立宪君主制在法国的真正确立,大革命新一轮的浪潮又汹涌而来。1792年9月21日,领导暴力革命的国民公会宣布废止君主制,第二天又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1793年1月16日,作为立法机构的国民公会就路易十六的生死问题进行表决,激进派仅以1票的微弱多数决定了路易十六的命运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793年1月21日中午,年仅39岁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设在大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dela Concorde)的断头台。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说的一段话被永远载入史册:“我虽然得死去,但绝没有犯过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宽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还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鲜血抛洒之后,在法国的土地上再也不流血了。 ”当沉重的利刃下落时骨肉断裂,在场民众的表情极为阴郁。一位目击者说:“那天,每一个人步伐缓慢,并且不敢彼此相望。 ”同年10月,他的“赤字夫人” 、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推上了断头台,据说当时她不小心踩了刽子手的脚,马上习惯性地向他道歉:“真对不起,先生。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行刑时,广场上人山人海。塞纳河水,在无声地流淌。
    
    法国惊心动魄的往事证明了笔者在几年前提出的一个观点:在任何社会中,财政、税收都首先是一个政治的和法律的问题,然后,它才是一个经济问题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二、大革命发生的财政原因分析
    
    路易十六在革命爆发的前后表现得极为被动,但他在财政改革中提出取消财政特权,主张财政权利平等,这是他之前的专制统治者们远远做不到的,他在严峻的财政形势面前显示出的勇气还是令人钦佩的,“他已经下定决心,必须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剥夺上层阶级的财政特权。”“正是他,取消了税收方面的特权,也不再实行未经同意即行征税的惯例。”不管对于君主制还是对于民主制来说,取消上层财政特权都意味着财政权利的平等,对于民众来说,这实际上比暴力革命有更大的意义。“他们在不得不掏钱养活上层阶级、给上层阶级带来好处和安慰之外,也会要求把他们交的税款花在他们自己身上。……贵族们不仅要放弃他们可以豁免某种税费的特权,还得放弃他们没有干多长时间或没有干什么有价值的工作却可以领取年金的特权。在国家的眼里,特权就是逃税的权利,而对政治家来说,特权更意味着强制他人代他缴税的权利。 ” 路易十六所提出的“自由宪法”包括着平等纳税、定期召开三级会议、议会有通过投票决定拨款的权力。当他听说,应召显贵(Notables)中只有一人投票支持增加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时,他说了一句“你可以加上我一票。”马卢厄特(Malouet)是大革命时期情操最为高尚、也最具洞察力的政治家,他作证说:国王是诚心的,他说,国王完全赞成他的看法 。普鲁士特命全权公使在1789年7月31日的一封快信中公正地描述过路易十六:国王有意识地削弱行政部门在国内的权力,因为这样的政府能使国民受益。一个政府权力受到限制的国家,要好于一个具有绝对专制权力、但却在遭人痛恨、财政混乱到无法解决的政府。“他决心让祖先流传下来的专断的政府容纳当时新兴的各种力量。在建立自由政体的道路上,他已经推动王室走到了尽头,剩下的只能交给国民了。他没有试图去影响选举,也没有想到要去指挥和控制三级会议。面对三级会议,国王已经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他赋予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以如此多的权力,以至于没有什么保留给国王了,国王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被暂时中止了,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了。 ”显然,如果不是发生民众暴动,法国完全可以向英国那样逐步地建立起立宪君主制度,走上宪政之路。但遭受封建压迫剥削太久的法国人已经没有耐心继续等待了,他们把百年仇恨毫不犹豫和毫无保留地全部倾泻到了可怜的路易十六的头上。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一个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社会大转折,就像一辆巨大的载重车,要调过头来必须十分谨慎,这个过程需要智慧,需要理性,需要妥协,唯独不需要俱乐部的鼓动和街头的暴力行为。而一旦不幸革命爆发,便不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必将充满血腥地一浪高过一浪,直到人死“够”了才算完成整个过程。在大革命期间的1793到1794年的一年时间里,就有17000人上了断头台,其中甚至包括那个敲响路易十六丧钟的“革命者”罗伯斯庇尔在内!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路易十六之死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200多年以后,我仍然与诸多的历史学家们一样为他的死而遗憾不已。专制强权的路易十四在位整整72年,昏聩无能的路易十五竟也在位59年,而温和善良、愿意改革却又十分软弱的路易十六,历史留给他的时间竟只有15年!他要通过财政改革恢复国家经济秩序和实力,他能恢复被历代国王废止了160年的三级会议,把全国几百名代表请到凡尔赛来“共商国事””,在大革命爆发后,他又一次次地妥协、让步,并没有真正实施武力镇压,都可以说明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国王,人们还能要求一个旧制度时代的君王能做些什么?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为什么一场财政、税制会引发大革命?为什么良好的改革愿望带来的却是否定改革者自己的结局?为什么进行减税和平均税负的改革反而激怒了人民 ?路易十六时期总体上仍处于旧君主制最繁荣时期(1789年农业收成情况良好,一度缺粮的问题已得到缓和 ),为什么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大革命与旧君主制以往的历史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系?我们在观察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财政改革后,不免对这些难以解答的问题感到困惑不解。这一连串“为什么”的背后,一定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他的传世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曾提出过疑问:“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 ”他认为,一个国家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这样剧烈的社会动荡,原因一定是复杂的,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一项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Acton)也说:“它并不是一颗自无人知晓之处飞来的流星,二是各种历史力量汇集的产物;这些力量如果联合起来,就具有足够强大的破坏力。 ”两位学者都强调了历史的决定性影响,看来,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根源必须从路易十六之前的法国历史中去寻找。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早在中世纪的1302年,法国就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展开了与国王最初的“博弈”。1357年,法国颁布《三月大敕令》,确认三级会议享有决定税额、监督赋税征收和使用的权力,从形式上看,当时的法国已承认治税权归属人民。18世纪的法国本来可以在已经达到的历史高度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司法独立、完善权力的平衡和制约,向新制度转型。然而,波旁王朝却长期充当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角色。当路易十三还是个“儿童国王”的时候,就由他摄政的母亲做主解散了三级会议,此后三代君主不开三级会议。路易十四又进一步扼杀了高等法院对王权进行监督的职能,王权以外的意志表达被彻底窒息。虽然“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是强盛和稳定的,但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强国”是虚幻的,他所加强的是一个上层对下层平民拥有无限权力的旧制度,这个制度已经腐朽了,不可能维持长久。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由强盛的外表掩盖着的实质性倒退,仅仅依靠强力维持的社会稳定,不仅将法国向宪政民主社会和平过渡的机会断送了,更严重的是,它使法国社会深深地植入了未来社会大动荡的隐患。“在路易十五王朝的关键时刻,人们都觉得,一场大灾难正在逼近。在他的继承人那里,只来了一点点刺激,它就降临了” ,而“路易十六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把从他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权利用过了头,而是因为这种权力本身已经声名狼藉,已经遭到了破坏。 ”此时的君主专制制度已走到尽头,大革命的爆发只是这个制度积累下的矛盾的总爆发,也就是说,命中注定,路易十六在劫难逃,必然是个末代君主。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路易十六面临的财政困难形成的原因有多种,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上的。召开三级会议,“对于政府来说,取消税收豁免,让贵族和教士交出他们的特权,跟其他人一样纳税,这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税收问题上,国王与第三等级的利益本来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平民阶层是站在他一边的。如果他们不用再承担那些被豁免的人的税收负担,如果打破源远流长的穷人替富人纳税的习惯,他们就可以大大减轻自己的负担了。 ”但此时的第三等级,是僧侣和贵族之外的一切社会阶层,力量空前强大,他们早就不再满足于纳税多而权利少的政治地位,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们就要将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重新改组社会结构和重新分配权力,此时召开三级会议反而为第三等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不失时机地将这次会议变成了制宪会议。于是,第三等级的代表就不只是作为纳税人,更是作为立法者来参加会议。所以,这次三级会议注定不会是一个仅仅事关财政事务的会议,而必然是一个重新划分社会权利与权力的会议。对此,路易十六竟没有丝毫察觉,更没有提出任何社会改革的方案以应对第三等级可能提出的要求。这样看,国王早在他批准召开三级会议的那个晚上,就给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或许,在他登上断头台时仍在为当初的轻率地决定召开三级会议而悔恨不已。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归纳起来,引发大革命的财政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君主专制制度制造了一个超级庞大的政府,人民不得不用有限的资源去填补这个巨大的无底洞,由此形成无法摆脱的财政负担和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的财政需求是无穷的,“加之又不愿意向三级会议索取,于是卖官鬻爵制度应运而生,这种现象世所未见。”早在亨利四世时代,就建立了卖官鬻爵制度,路易十三以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财政越拮据,政府新设职位就越多,而免税或特权是所有新职位的报酬。由于是出于国库的需要而不是行政的需要,这样设置的官职多的简直难以置信,或是完全无用,或是反而有害。自1644年起,科尔贝尔 做了调查,发现在捐官这项不务正业上 ,人们投入的资本几达5亿里佛。据说黎世留 废除了10万个官职。不过这些官职马上又以其他名目出现。……一个如此庞大复杂,如此难于运转,如此不起作用的行政机器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卖官鬻爵收入构成王国中央政府的重要财源,例如,1600—1654年为710万锂,占中央财政正常收入(包括包税收入、军役税收入、杂税收入和鬻官收入)8﹒7%,此后逐渐上升,1610—1614年为1450万锂,占14﹒5%,1615—1619年为2530万锂,占20﹒7%,1620—1624年为7530万锂,占46﹒6%,1630—1634年为1﹒296亿锂,占55﹒3% 。以后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一直在中央财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鬻官制的特点是,它不像包税制那样,可以规定包税人权利的固定年限,官职一旦被售出,如果政府不付还当初买官的捐款,就无权将之收回,所以这是一次性的交易。如果就此罢休,鬻官的财源将被切断,如果继续实行,政府就必须炮制出无数个新的职位来,其直接后果就是官僚机构空前的臃肿庞大,冗官冗职充斥全国,形成庞大无比的、无限发展的政府。16世纪前期,法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行政、司法、和军队官员的总数2﹒5万人,到17世纪达到5万人;地方政府,以勃艮第省为例,16世纪初官员总数为600余名,到该世纪末达到1200人。一个世纪中,官员总数就增长了100%,这种惊人的裂变速度恐怕是同时期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些买官者与旧贵族享有同等的免税特权,政府在所征税额不断增加的同时,承担这些赋税的人却在不断下降,成为政府日后无法摆脱的财政负担。所以,鬻官政策虽然暂时增加了王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饮鸩止渴的愚蠢行为,可称之为“鬻官制陷阱”,一旦启动该机制,将迅速导致国家财政来源枯竭,王国政府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将远远大于鬻爵所带来的利益,并出现恶性循环,成为未来引发财政危机的主要诱因。“摊派如此不均的捐税收益有限,而君主们的需求无限” ;“国家之所以手头拮据,是因为法国有超过一半的财产并没有正常纳税 ”;“由于没有向真正的有钱人贵族和教士等级征税,也由于专制君主的穷兵黩武造成过大财政开支,政府因此而入不敷出 ”;“1789年,法国政府的债务几乎达40亿里费尔,其价值大致接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亿美元。”这虽然是个巨额数字,但还不到英国国家债务的50%,可是由于这个国家的两个特权阶级基本上是免税的,法国财政“不能承受这一负担 ”。这是路易十六时期发生无法克服的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一些政治家曾经试图对鬻官制进行改革,例如黎世留担任首相期间,曾花费巨资赎回法兰西海军上将、军队大总管和部分军队的高级官职,但这些改革只具有局部效应,杯水车薪,于事无补。路易十四的重臣柯尔伯(1619—1683)在17世纪60年代作过估算,政府要想赎回全部已售出的官职,将需要4﹒196亿锂的资金。可是,在17世纪上半期50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超过1亿锂的只有9年(1634—1636,1641,1643—1647年),其他年份的财政收入1000余万到9000余万锂不等,而这些数字中还包括鬻官所得的“额外收入”。所以王国政府是根本无力对鬻官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只能顺其自然,“过一天算一天”,正如一度担任财政总监的富凯(1619—1680)指出的,鬻官制犹如“潘多拉盒子”,一旦揭开盖子,“就再也无法将它关闭”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资产者在买得官职后,便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虽然他们与旧贵族有所区别,但官职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和各种特权仍然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心甘情愿地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而这也正是封建君主利用鬻官制分化瓦解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由此产生的经济结果是,鬻官制使得资产者将大量资金用来购买官职,而无法将其用于生产经营投资,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因而受到不良影响。我们将法国与英国、荷兰这些鬻官制不那么严重的国家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奥妙。此外,鬻官制的实行因触犯旧贵族的利益而引起他们的极大不满, 1614到1615年的三级会议曾猛烈地供给鬻官制度,称“谁出售官爵,谁就出卖正义,此乃可耻之举。 ”同时,捐得官职的新贵族也反对政府继续推行鬻官政策,因为增设新职等于分割他们的权利和贬低现有官职的价值,所以他们必然对后来者采取排挤的策略,出现同釜相争的现象,导致阶级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旧制度下,国王的财政资源配置的权力是无限的,他把国家财政当作私产,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钱用到哪里是他自己的事,旁人无权说三道四,这也是无限政府的表象之一。在法国,国王把贵族们尽可能地笼络到身边,让他们成为弄臣,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大革命前夕,“凡尔赛宫内常有一万七八千名贵族廷臣,其中四百六十九名专侍王后,二百七十四名侍奉王弟,国王的伯母有两百多名随从,连路易十六的新生女儿也有八十名贵族侍候 ”,养活这些人的金钱,也是全部来自王国政府财政。“法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2000万,可路易十六仍然觉得不够花,要求国民继续掏钱。于是,在短短的一代人时间里,财政收入飙升到超过1亿。 ”显然,这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终将会一败涂地,不可挽回。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其次,君主专制政府的赋税征收缺乏正义和平等,是导致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引发革命的根源。考察法国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税收与权力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法国的旧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贵族政权,国王为了削弱和分化贵族阶层的权力,防止其对王权构成威胁,向封建贵族和教士作出妥协,放弃了向贵族和教士征税,给予其“所有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特权” ——免税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当国王第一次凭借自己的权威征收捐税时,他懂得首先必须选择一项看来不致直接损害贵族的捐税,因为贵族在当时是与王权敌对的危险阶级,他们决不会容忍损害它们利益的革新。因此,国王选定一项他们免交的捐税:他征军役税 ”。“前两个等级仅占总人口的2%,但是他们拥有约35%的土地,并享有政府保护人的大部分好处。尽管他们取得这些不相称的利益,却被免除几乎所有的税。实际上,他们认为纳税是有失身分的。 ”从15世纪到大革命爆发,贵族和教士的免税特权随着国家财政支出增长而不断扩大。“查理七世(1422—1461在位) 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仅为120万里佛,因此,免交军役税的特权很小;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8000万里佛,免税特权就很大。当军役税是平民缴纳的唯一税时,贵族免税还不明显,但是,当这类捐税以各种名目、各种形式成倍增加,其他四种捐税也被化作军役税,中世纪闻所未闻的各种负担,如用于一切工程或公共事业的各种徭役,以及自卫队等等,所有这些负担都要添加到军役税和它的附加税里中,并且征税亦不平等,这时,贵族的免税量就显得庞大起来。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更严重的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加入到盘剥农民的队伍中来了。如前所述,为确保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并且拥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地位,一些资产者向政府购买官职,获得官职以后,他们便拥有赋税的豁免权,而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也就不断地发明新的职位出卖,于是又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免税者,“资产者轻易便能获取官职跻身贵族,……以享受特权同他们原先的阶层分开了”,“有几千种官职可以使资产者免去全部或部分公共负担”。托克维尔接着说:“有时,相当数量的留给资产者的职位被削减了,原因之一是由于免交军役税者为数众多,竟使国家收入减少。我丝毫也不怀疑,资产阶级中的免税者与贵族中的免税者人数一样多,而且常常比贵族还多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这样,在政府的赋税征收额不断增长的同时,承担这些赋税的人数却不断下降,维持无限政府庞大国家财政需要的税收负担便全部落在第三等级的肩上,尤其是落在农民肩上了,出现了富人免税而穷人纳税的情况:“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当捐税以此为宗旨时,就必然要导致那一可怕的后果——富人免税,穷人交税”,“于是,在已经存在所有个别的不平等中,又加上一项更普遍的不平等,从而加剧并维持所有其他的不平等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托克维尔在这里所说的“所有其他的不平等”我理解主要指资产阶级 与贵族之间赋税负担的不平等,他们因此而产生的严重阶级对立,是导致资产阶级对君主专制政府不满,在大革命中毫不犹豫地起来“造反”,推翻君主专制政权的原因。贵族享受免交大部分捐税的特权,他们以为这样就保住了他们的尊严,开始确实如此,“当资产者与贵族不再缴纳同样的捐税时,每年,捐税摊派征收都重新在他们中间划出一条清晰明确的线——阶级的界限”;但在资产阶级逐步成长壮大以后,他们发现一切都改变了,“他们如此惧怕与之为伍的资产阶级,却富裕起来,有了教养。资产阶级就生活在贵族身边,他们不需要贵族,反对贵族” 。托克维尔指出:“自从这两个阶级不再平等地缴纳捐税之后,他们便几乎再没有任何理由在一起商议问题,再没有任何原因使他们感受共同的需要和感情;用不着费事将他们分开:人们已经用某种方式,剥夺了他们共同行动的机会与愿望。 ”“贵族不久就发现资产阶级乃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过后就成其敌人,而且最终成为他们的主人。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免税特权的产生,是专制的孪生毒瘤,“是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特权” ,它一旦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制度安排,这样的社会离衰落就不会远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尽管在捐税问题上,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个国家,这种不平等变得像在法国那样明显,那样经常让人有所感受”;所有“将人和阶级加以区别的措施中,捐税的不平等危害最大。 ”免税权的存在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到君主专制社会的后期,“贵族授封制度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无限地增加了平民对贵族的仇恨,新贵族引起了从前和他地位平等的人的嫉妒,从而加剧了仇恨”,整个社会就这样陷入仇恨的怪圈,形成恶性循环。当人们的赋税负担与他人不能平等,不能充分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时候,必然对这个制度产生仇恨,此时的人们要么选择继续忍受赋税的不公正,要么起来反抗,在法国,“有一种激情更深更远,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止的仇恨,这种仇恨的产生和滋长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来,它就以一种持续而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法国人去彻底摧毁中世纪遗留的一切制度。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三,君主专制政府的赋税体制存在着致命的弊端,赋税征收缺乏制约,制度分散而无序,徭役征发随意性极强,导致民众特别是农民因税负超重而日益贫困化,激发了平民特别是农民的反抗意识,加剧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成为未来社会动荡的祸因。在旧制度下,国王拥有绝对的治税权,法国国王自查理七世(公元1422—1461在位)时就“做到了不需要各等级同意便可任意征派军役税”,而贵族只要自己能够享受免税权,就卑鄙地听凭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正如15世纪时召开的三级会议指出的:国王窃取“未经三个等级同意和协商而以人民的血汗自肥的权力”任意征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并在王国身上切开一道伤口,鲜血将长期流淌。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旧制度下的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个税类,直接税由中央政府控制征收,“如军役税、人头税以及二十分之一税,均直接由中央政府的官员确定征收,或在他们无与伦比的监督下进行。”为了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王国政府极力加大直接税的征收力度,税额每年都在增加,而且由于缺乏制度的制约,纳税人事先毫不知情。“军役税和附带的许多捐税的总额,及其在各省的摊派额,都由御前会议每年通过一项秘密决议来确定。这样,直接税逐年增长,而人们却是先听不到任何风声”;由于“税额不断变化,乃至种田人前一年无法料知下一年应付多少。 ”在1772年总监本人写给各省总督的一封密函中透露了关于军役税的秘密:“军役税在摊派上是任意的,在征收时是连带责任的,在法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对人不对物的。随着每年纳税人的财产状况的变动,军役税也不断发生变化。 ”另一些捐税,如人头税等,政府独行其事,由总监、总督和御前会议确定每项纳税额的数额,也不受纳税人的任何干扰。直接税的征收要经过许多环节,例如军役税,一般都委托给地方官员办理,他们或多或少地独立与政府,因为他们行使权力是凭籍出身或选举权,或依靠买来的官职。这些人是领主、教区收税人、法国的财务官、财政区 内直接税、间接税的征收官等。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从中世纪起,法国的财政、赋税工作是由一系列机构管理的,市政府、教会、地主和包税商等,非常分散。他们负责收税,同时监督国王的垄断事业,并收取利息,借此分得一份收入。间接税就是主要通过包税商征收的,“由御前会议同金融公司洽谈,商定契约的各项条款,并规定征收的方式。”包税商在征收的同时也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松懈的和杂乱无章的组织天生就是腐败的,纳税人的钱大部分落入私人之手 ”,进入国库的税款比纳税人实际交的税款少得多,形成“代价高而效率低”的格局。到旧制度末期,长期积累的矛盾已使得王国财政难以为继,财政困难成为危及统治秩序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并且最终再也没有机会走出这种困境,“它们折磨旧制度后期的生命并使它骤然死亡。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农民占法国总人口的80%,却仅拥有30%的土地,“封建赋税和教堂的什一税在他们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就算在最好的时期也不例外” ,即农民必须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向贵族交纳各种封建税,向国家交纳军役税、所得税、人头税和其他杂税。“由于1720—1789年间总的物价水平上涨了65%,而农产品的价格远远落后,这一税收负担特别繁重。 ” 法国的地产分割完成于大革命前,相当一批农民已成为土地的所有者,这本为解放农村生产力创造了条件,但政府极其紊乱的税制和超重的税收负担很快使农民发展的愿望化为泡影。1789年7月12日,有一个贫穷妇女在偶然遇到一位英国旅行者时对他说“那些大人物得要为我们这样的穷人做点什么事情才行,尽管我不知道该由谁来做或怎么做,但愿上帝让我们日子好过一点,因为各种赋税和封建义务快要把我们压垮了。 ”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也对繁苛赋税下挣扎的农民处境作了生动的描述:“为了得到土地,首先他得付税,不过不是付给政府,而是付给邻近的地产主”,“他终于有了一块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可是那同一帮人跳了出来,把它从他的地里拉走,强迫他为他们在别处干活。……他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税。在市场上,他又碰上他们,必须向他们交钱以后才能出卖自己的粮食。回到家中,……他不得不到这帮人的磨坊里磨面,用这帮人的烤炉烘面包。他那小块土地上的部分收入成了交给这帮人的租金,而这些租金不能赎取,也不收时效约束。不管他干什么,处处都有这些讨厌的邻人挡道,他们搅乱他的幸福,妨碍他的劳动,吞食他的产品;而当他摆脱了这帮人,另一帮穿黑袍的人又出现了,而且夺走了他的收入的绝大部分 。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感情,并计算一下,若你能够的话,农民心中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从路易十四时期末期开始,法国的交通要道的修建实行徭役征发,由农民承担,“从那时起,每当商业增长、对良好道路的需要和兴趣更为普遍时,徭役便被应用于新辟道路上,徭役负担也增加了。1779年贝里省议会所作的报告说,这个穷省每年通过劳役进行的工程价值估计为70万里佛。1787年下诺曼底的估计与这一数额项差不多。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清楚说明农村人民悲惨的命运。”此期间徭役逐渐从道路修建扩展到所有的公共工程。1719年,徭役曾经用来修建兵营。此外,押送苦役犯进监狱、押送乞丐进慈善收养所、军队换防时用具的搬迁等都要向农民征发徭役或收取费用。1751年,一位收税人写道:“为修路向农民征收的各项费用不就就要使他们无力缴纳军役税了。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残酷的徭役征发使得农民雪上加霜,导致其普遍走向贫困化。在饥馑年代,由农村跑进城市的乞丐成群结队,而政府却以残暴的手段对付这些不幸的人。1767年,舒瓦瑟尔公爵 想一举扫除法国的行乞现象。“在总督们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所用手段是何等残酷。骑警队受命同时逮捕王国内的所有乞丐。据说这样被捕的乞丐达5万人。身强力壮的乞丐被押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则由40多家乞丐收容所接纳。”旧制度政府“在那些高踞于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样温良恭俭让,当它对下层阶级尤其是对农民下手时,却常常是冷酷无情……农民不断遭到逮捕,无论是在服徭役,服军役,行乞,治安,还是在这样那样的场合。”法律也决不保护农民,“对于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人,使用的是独立得法庭,长时间的辩论,监护性的公开审理;对于下层阶级尤其农民,法官却即席判决,不准上诉。……农民就是生活在这道孤立穷苦的深渊中。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君主专制政府和它所代表的特权者通过赋役持续地剥削农民,在政治和法律上残酷地压迫农民,这是农民阶级最终选择支持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一旦革命风暴骤起,那个被他们一直看不起的农民阶级决不会轻饶他们,必将成为旧制度的埋葬人。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四,以上3点可以说是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这些问题与路易十六并无直接的关系,帐要算在他的老祖宗头上,但这并不是说大革命发生的当代统治者没有责任,只是路易十六的情况非常特殊,他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垮台的,大革命发生在旧君主制度最繁荣的时期,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甚至令人难以理解。此时的路易十六,已经是旧制度的象征,他必须跟着走,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承担所有的历史责任,必须承担失败的痛苦,甚至付出他的生命。正如罗伯斯比尔在1792年11月20日的国民公会的演说时说的:“路易应该死,因为祖国需要生!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所以,这最后一点原因最不好归纳。
    
    当太阳王路易十四在全欧洲称霸的时候,他统治下的王国已经开始衰落,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但就在大革命爆发的前三四十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整个民族终于动起来了,仿佛复活了。”请注意一点:这并不是旧制度的复活,而是一个新社会诞生前的“胎动”,新的精神、新的力量在艰难地推动着这个古老的国家由停滞不前转向进步。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推动这巨大躯体的精神是新精神,它使躯体复苏片刻,无非是为了使之解体。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路易十六的脑子里似乎也多少融进了这种“新精神”。他推行的财政、赋税政策与他的前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是节制的,甚至可以说是温和的:“主要通过各种捐税的征收,人们能最清楚地看出统治者精神的变化。同过去相比,立法同样不平等,同样专横,也同样严酷,但在执法时,所有的毛病都减轻了。”1787年下诺曼底省议会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征收捐税会招致多少弊端烦恼!不过我们应当正确评价几年来征税中的温和与分寸。 ”作为国王,此时的路易十六对穷人的苦难体现出“真正关心”,这种现象也是以前找不到的。税收的蠲免更加频繁,税务部门也很少对穷人施暴(这在路易十六以前的各代是常见的现象),国王还增加所有的基金,专门用于在农村创办慈善工场或救济贫民,他还经常设立类似的新基金。1779年,在上基耶内一个财政区,王国政府用这种方式发放80000多里佛,1784年在图尔财政区发放40000里佛,1787年在诺曼底发放48000里佛。“路易十六不愿将政府的这个部门只交给大臣去管,他有时亲自负责。1776年,当御前会议判决确定,国王猎物在王室狩猎总管管区 周围毁坏农田,应付农民赔款,并指出赔款的简单可靠的方法时,国王亲自撰写了各种理由。蒂尔戈对我们讲述了这位善良而不幸的君主把亲手写好的东西交给他,国王同时说道‘你看,我也在我这方做工作。’假如人们按照旧制度存在末年的样子去描述旧制度,那么绘出的将是一幅比真容更美但不太像的肖像。”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随着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精神上发生的这些变化,这个时期法国的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荣起来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了这一点: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北美战争并没未减慢这一飞跃发展。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人们若注意各时期的差异,就一定会确信,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问题是,这些表面上的繁荣并不能证明旧制度还有生命力,历史造成的苦难并没有消除,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对立,农民阶级与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仍然处于极为严重的状态,这样的社会充满了各种激烈的矛盾,危机仍然一触即发。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精神确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 ”就是在这座“干柴堆”上,路易十六点燃了他的财政改革之火。与一切专制统治者一样,他总是把面临的深刻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看作是一种“小危机”,他的注意力总是放在诸如增加财政收入这样的具体问题上,唯独不愿意听取有关政治制度改革的意见,而是企图通过财政、赋税体制的修补来克服那个“大危机”。实际上,严重的财政危机往往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对此,路易十六毫无认识。回避主要矛盾,舍根本问题取次要问题,并试图通过解决这些次要问题来解决根本问题的“改革”对于解救危机无济于事,反而进一步加重了财政危机。在他的改革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时,这个严重分裂的社会已经“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 ”;“既然国家的各个部分没有一处保持平衡,最后一击便使它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上述分析给我们的启示是,以降低绝对剥夺的政策如减税或提高纳税人权利为特征的财政体制改革并不必然带来稳定的社会秩序,反而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这是法国大革命前夕财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教训。政治不稳定不一定来自于绝对剥夺,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来自于相对剥夺,或者说,来自于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度的提高。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首先发现了这个道理,而以往人们对这个观点是比较忽略的。托克维尔认为,一个国家经济越是繁荣,旧制度消失的就越快;政治自由程度越高的区域,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也就越积极。他认为,在大革命发生以前一段时间财政政策的调整改革可以带来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能做到比过去有明显提高,但大革命恰恰就爆发在这个总体情况相当不错的时期。他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地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察觉到尚有其它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行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发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单纯追求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社会安定、避免革命发生的结论。临近巴黎的地区早在革命前几年就对旧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改革,是革命前进步最明显的地方。在那里,1789年以前就取消了个人徭役,军役税的征收比法国的其他财政区更正规、更轻、更平等 ,但这里恰恰是大革命的主要发源地。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正是由于革命前的20年里法国政府变得过分活跃,连连发起从未有过的各种事业,成为工业品的最大消费者和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造成社会上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薪金为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地混合在一起。财政管理不善在过去是政府的“公共劣迹”之一,是从来就有的老问题,但现在却正在成为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1789年,法国国家欠债达到6亿锂,那些债权人本身又是债务人,正如当时的一位财政家所说的,他们与同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怨恨一齐向政府发泄。“请注意,随着这种不满的人者人数的增多,他们更加激怒。因为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对福利的爱好已和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30年前队同样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一方面是民众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地刺激这种狂热,可是又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想设法把它扑灭,最后,终于熊熊大火烧起来再也控制不住了,君主专制政权就是这样从两方面加速了自己的毁灭。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所以,我们分析大革命发生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路易十六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没有财政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未能进行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全方位改革,而是把财政看作是纯技术问题,进行的只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也就是说,他把财政问题看“小”了,在启动改革后,只是把眼光盯在解决财政收入来源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期望通过局部矛盾关系的调整解决全局性的问题,这种局限性极大的改革在一个民众的权利意识、民主精神已经有所觉醒、社会矛盾已经急剧激化的社会里,只能带来经济状况的暂时改善,却无法拯救旧制度,甚至会引发革命,加速旧制度的灭亡。事后看,召开三级会议在为第三等级提供机会的同时,也还是为路易十六进行基本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某种机会,而且这机会稍纵即逝,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果他能够能够以更高的视点观察判断所面对的形势,顺水推舟,适时地把财政改革的触角延伸到政治领域,在确定公民权利、三级会议的权限和王权的限度、放弃贵族诸多特权方面采取一些实质性的作为,更加主动地将此次会议变成一个真正的制度改革的会议,“因此而恢复他的权威,并因亲自行使职权而避免酿成一场革命 ”,法国将会顺利地建立君主立宪制度,避免流血革命,他自己也可以避免悲剧性的结局。实际上,一直到改革失败前的最后时刻,历史仍然在给他机会。然而,当他看到随着第三等级来凡尔赛开会的代表而汹涌而来的、聚集在王宫外的人群,并没有坚持他最初的改革设想,而是本能地在一切决定中将恢复秩序和稳定作为第一考量,在犹豫不定中错过了这一丝丝的机会。“从最初的时刻起,善良但却令人失望、软弱的路易十六就被证明无力扮演大革命中要他成为一个立宪君主的角色” 。当一切上层建筑改革的资源全部丧失掉的时候, 剩下的,便只有暴力革命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财政、税收实际上是一国政治的全部经济内容,“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治不过就是决定公共物品提供即公共资源配置(包括收入再分配)的社会机制” 。财政、税收不仅是由国家政体的性质决定的,而且还是由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政体形式决定的,它与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发挥、国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构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确定、现代法治的形成等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所有大事都密切相连。向谁收税,收什么税,收多少税,怎么收税,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向和数量界定,税收、预算权如何分配,如何决策,通过什么程序决策等等,根本就不是什么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大问题。既然是大问题,它显然不能仅仅依靠“税种设置”、“税率调整”、“费改税”之类的具体措施来解决,而是要在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税收自主权和预算决定权,构建财政民主制以体现宪政民主的经济内核,真正实行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活动的直接监督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革新,而“这些都不是纳税人簿记上改个科目、把几种费合为一种税的小打小闹,而是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大问题。 ”当年路易十六就是因为看不到财政问题之“大”,不具备解决大问题的大思路和大策略,所以才失败,所以大革命才会发生。这条经验极其重要,对于那些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改革来说,是足资借鉴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三、尾声
    
    法兰西是一个有着悠久封建传统的欧洲国家,当大革命到来的时候,这个社会相当多的人对君主制度、等级社会、教会与贵族的特权还保持着一定的尊敬,因此,大革命虽然摧毁了旧制度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并重新分配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但是,旧制度下的传统观念仍然长久地存留在人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深深地影响着几代人的思维和行动。与“传统观念”决裂谈何容易?英国人从1640年开始革命,到1688年才基本上确立了全新的政治生活方式,而法国人的道路要曲折得多,直到1879年才真正完成了宪政民主制度的构建过程。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作为一名身处社会转型大潮中的中国人,回首200多年以前的那场惨烈的大革命,不禁黯然神伤。1789年,我们中国人在做什么?“皇恩浩荡”的乾隆五十四年,“盛世”下的奴隶与至高无上的皇帝能有什么制度上讨价还价的可能?中国的落后,首先是制度上的落后。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所谓史鉴意义,本想归纳几条,但又感觉都已经写在正文里面了,用心感悟即可,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法国大革命,财政改革、三级会议、网球场宣誓、国民制宪议会、攻克巴士底狱、瓦朗纳斯、断头台……多姿多彩的历史,令人感慨万端,常思常新。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最后,我想用一个真实的细节来结束本文,这个细节恐怕是任何一种法国大革命史的教科书和著作都不会遗漏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克巴士底狱的当夜,当路易十六听到消息时询问身边的廷臣昂古尔公爵:“这是一场叛乱吗?”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昂古尔回答:“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参考文献:
    1.(英)阿克顿著,J.H.菲吉斯、R.V.劳伦斯编辑,秋风译:《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2.(英)科林•琼斯著,杨保筠、刘雪红译:《剑桥插图法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3.(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4.(法)米涅著,北京编译社译:《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5.(法)皮埃尔•米盖尔著,蔡鸿滨等译:《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6.(法)伏尔泰著,吴模信、沈怀洁、梁守锵译:《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7.(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8.(美)威尔•杜兰、艾丽尔•杜兰著:《拿破仑时代》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9.(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10.(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美)保罗•肯尼迪著,刘晓明译:《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12.(美)帕尔默、科尔顿著,孙福生、周颖如等译:《近现代世界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3.陈文海:《法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4.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林达:《带一本书去巴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16.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从古埃及到美利坚》,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7.施京吾:《辩护与批判——法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书屋》2004年第6期。
    18.钱承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19.周明圣:《走向共和——近代法兰西共和制度确立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20.刘云龙:《民主机制与民主财政》,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为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学报主编
来源:燕南首发
 










● 王绍光


    在希腊语中,民主一词由两部分组成,demos是指公民,cracy是指一种治理方式。两者联在一起,democracy民主意味着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准确地说,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从斯巴达和雅典算起,民主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至少在头2300年,民主并不是个褒义词。只是到了19世纪,民主才逐渐开始被广泛接受。民主真正获得不可争辩的正面评价,实际上是20世纪以后的事。在民主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时,民主前面很少有修饰词。而随着对民主褒奖的增加,民主前面的修饰词也越来越多,如代议民主、自由民主、多元民主、宪政民主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修饰词都很悦耳,但显然不是可有可无;否则,干吗多此一举?不过对这些修饰词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人向你推销钻石,但在钻石前加上一串花里胡哨的修饰词,你会不会怀疑他是拿人工钻石蒙你?民主比钻石重要得多。如果你真喜欢民主,恐怕应对“民主”前面的修饰词有所警觉,看加上修饰词的民主是否变了味。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一)
    
    要搞清楚为什幺有人喜欢在民主前面加修饰词,还得从民主为什幺在两千多年里招人憎恶说起。在雅典时期,民主是个带侮辱性的字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按参与治理的人数多寡对各类政体进行分类,他们都把民主看作是最糟糕或接近最糟糕的政体。民主之所以糟糕,是因为“多数的统治”意味着“穷人的统治”。柏拉图认为,“真”和“善”这些人类的优秀品质并不是来源于多数人,而是来源于一小部分天资聪慧的饱学之士。强调公民平等则无异于摧残人类的优秀品质。因此,民主必然是一种腐败的制度。亚里士多德不否认多数人的统治可能干好事,但他依然惧怕民主,因为在他看来,民主制度可能导致穷人干坏事,如不尊重财产权,甚至发动骚乱。古希腊的多数思想家都同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判断。其实,雅典真正的穷人根本不能享受民主权利。在那个小小的城邦里,公民不过三、四万人,而被排斥在民主过程之外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也达到五位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穷人”,按当时的标准恐怕应该属于中产阶级。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中世纪的意大利出现了一些城邦共和国,但它们从未把自己称为“民主”。开始这是因为“民主”一词失传已久。不过到13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译成了拉丁文后,人们仍然对“民主”避之唯恐不及,因为“民主”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中属于“旨在维护穷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政体形式”。城邦共和国的支持者托马斯-阿奎那的评论可谓一言中的:“民主就是一种平民政体,其中民众仅仅靠着人多势众便压榨富人,结果使全体人民都变成了暴君”。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进入近代,17世纪的平等派开始要求政治平等。回头看来,他们可以说是民主运动的先驱。但他们从未公开要求过民主,对普选权毫无兴趣。他们要求的不过是将选票当作特权赋予那些经济上独立的成年男性户主。其它男人,尤其是靠工资过活的工人和靠救济度日的贫民则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8世纪的启蒙派也大都敌视民主。用伏尔泰的话说,启蒙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大多数男人愚昧无知,女人更是不可救药,真正受到理性光辉照耀的人只是凤毛麟角。洛克在日记中写道,由于大多数人类沉迷于激情和迷信,人类的未来不能由多数人掌握,只能由开明者掌握。康德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民主是种不合理的政治制度(illegitimate form of government),因为它不是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多数的随意性(caprice)上。弥尔顿则更直截了当,他认为必须由少数开明者强迫多数人接受自由;不然的话,多数人可能出于卑劣的动机迫使少数人成为奴隶。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现在,人们一般把法国革命看作现代民主的起源,但“民主”这个词当时并不常用。写在法国革命旗帜上的是“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大革命后,有产者对民众的能量仍心有余悸,于是一时间民主被当作了财产掠夺、暴民政治、红色恐怖的代名词。潮流所至,搞得民主这个词在美国用语中一度销声匿迹,直到1826年杰克逊建立民主党后,它才重见天日。曾担任过一年法国首相的历史学家基佐在1837年谈到了他对民主的担忧:“民主……是多数下层人反对少数上层人的旗帜。这面旗帜有时是为了争取最合理的权利而举起,有时却是为了满足最残暴,最邪恶的激情而举起;它有时指向最不公正的篡权者,有时却把矛头对准最合法的权威。”当时主流社会对民主的畏惧由此可见一斑。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可以说,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上层精英一直把民主看作洪水猛兽。有产者担心,一旦允许大众参与政治,穷人势必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要求剥夺富人的财产,然后挥霍一空。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有产者竭尽全力阻止民主的出现。有意思的是,在典籍充斥着对民主诅咒的时候,“民主”一词前面很少出现修饰词。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二)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出现以争取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1848-1849年间,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相继爆发民众广泛参与的革命。虽然这些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大大震动了欧洲的精英阶层。此后这些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民主潮流难以阻挡,托克维尔和穆勒便是其代表人物。在这种背景下,谈民主的人多起来,民主变革也接踵而至。穆勒的一句评语十分精到:“尽管知识阶级中没有喜欢它,民主还是不期而至”。当然有产者对民主怀有更大的戒心。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面对民主潮流且战且退。但他们对自己的底线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要尽可能地维护私有产权。用在民主前加修饰词的方法来阉割民主、驯化民主是他们的对抗民主的主要策略。限于篇幅,这里仅讨论四种被修饰的民主概念。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议会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是英国人的发现,其实质是以代议民主取代参与民主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用少数来取代多数。在有产者看来,如果民主任由广大民众直接参与,它便很难驾驭。一旦换成竞选代表,民主就驯服多了。古代民主,不管是雅典还是意大利城邦共和国,选举采用的都是抽签制,每个人当选的机会完全是随机的、均等的。竞选则是拼资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有利于经济和知识精英分子入围,把穷人、愚人破除在外。有人以为,政体规模扩大是采取间接代议民主的唯一原因。其实不然,潘恩就说过,既使是在小范围,代议民主也比直接民主更好。他相信,如果雅典采用代议制,一定比实行直接民主运作得更好。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议会制度不仅是代议性质,而且往往还与其它东西搀杂在一起。对有产者来说,既使民众不直接参与决策,而是选举代表制订政策,还是有危及他们产权的可能性。为了防止民选代表胡来,他们发展出一套平衡理论,说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各有利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将三者混合在一起的制度。据说,如果一个制度只要民主的成分,它很容易酿成骚乱,出现无政府状态。只有加上贵族制特有的智能和君主制特有的秩序,民主制的优点才能得到发扬,其弱点才能得以克服。英国第一任财政大臣、辉格党领袖罗伯特-沃尔波尔(1676-1745)的说得很清楚,“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政府形式混合搀杂在一起可以带来三者各自的长处,同时避免三者潜在的危险”。其潜台词是,纯粹的民主是最可怕的政体。的确,英国的代议制是典型的混合政体:国王是君主制的象征,由世袭贵族和委任的各界名流组成的上院是贵族制的象征,经选举产生的下院是民主制的象征。前两者都是为了给鲁莽的民主激情套上辔头。很多英国政论家相信,如果不保留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成分,英国的议会民主就难以运作。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美国的代议制最初也是一种混合制。原因很简单,当时那些积极参与建国的精英们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由人民直接参与治理的民主制度,而是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共和体制。在今天看来,这两者几乎没有什幺区别;但在当时,美国的国父们却很了解这两者完全不是一码事。这就是为什幺这些“国父”中很少有人希望人家把他们叫做民主分子。现在很多人把汤姆斯-杰弗逊祭为美国民主的奠基人,但他本人从未在其出版物中或公众场合自称民主派。只有他的政敌才讥讽他为民主派。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63篇中说得更露骨,他认为未来的美国政府应该与古代民主不同,“完全排除以整体身份存在的人民,以免它染指政府事务”。既然无意让人民直接参与政治,在建立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的同时,还必须附加一些类似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机制。于是便出现了由选举团小圈子推选的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的参议院,以及不经选举产生的终身法官。不少人以为,两院制、三权分立是民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实,这种设计的本意正是为了限制民主。查尔斯-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制度的经济意义在于,有产精英阶层得以凭借其资源和知识的优势,在必要时获得有利的立法,而不受国会内多数的控制。”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自由民主 (Liberal democracy)
    
    现在人们听“自由民主“听多了、听顺了耳,往往以为“自由”与“民主”两者互为前提,不可分割。其实在很长时间里,这两者不仅被认为是不同的,而且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反抗君权、神权和封建贵族体制方面的确不遗余力,但他们争取的更多的是新兴资产阶级参与政治的权利,而不是真正的普选权。自由是好东西,不过自由主义者未必有兴趣争取所有人平等享有自由的权利,并把民主当作自由的敌人。贡斯当 (1767-1830)是十九世纪早期法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便把“无限的人民主权”看作一种邪恶。有人把边訫 (1748-1832)誉为“英国大众民主的理论奠基人”,但他主张将选举权限制为受过教育的男性成年人。比他稍晚一点的托克维尔 (1805-1859)敏感地意识到,伴随经济繁荣、教育普及程度扩大、交通和通讯速度加快、以及人口流动性提高,民主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他因此曾劝说保守派接受逐步扩大的选举权,不过他的理由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设法影响民主未来的走向。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自由与民主的矛盾成为其中心议题。他相信,大众中蕴藏着一种危险的文化倾向,直接威胁个人自由。正是托克维尔发明了“多数暴政”这个被后世自由主义者念念不忘的字眼。活跃于十九世纪中叶的穆勒 (1806-1873)也感到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民主风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把民主看成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宪章运动带来的骚乱和托克维尔关于“多数暴政”的论述使他对可能出现的工人阶级统治心藏戒心。为了避免所谓“假民主”,他提出一套措施限制工人阶级的影响,包括赋予知识阶级多于一票的权利。与穆勒几乎同时的小说家福楼拜 (1821-1880)对民众也十分恐惧,他说得有点赤裸裸,“今后的剥夺个人自由的将不是专制君主,而是民众”。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自由主义者对民众的恐慌,再加上保守派对民众的敌视使得享受选举权的人在很长时期里局限于少数经济和知识精英。财产资格、识字程度和其它种种限制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排除在选举大门之外。有产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财产权,所以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无产者或少产者能参与重大政治决策。法国革命够激烈了,但涉及到财产问题,其领导人的立场是相当清楚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宪法》的执笔者西哀士倾向于将选举权限于纳税者,把所谓家仆、流浪者、乞丐、妇女统统排斥在外。当时法国有2700万人口,1791年只有400万男性公民享有选举权。1793年的激进宪法把选举权扩大到所有男性公民,但从没有付诸实施。1795年宪法倒退,恢复财产权为基础的选举权,并更加严格,仅限于少数相对富有的资产者和纳税人,结果选民下降到10万人左右。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第二共和国实行普选制。但1850年5月,制宪议会为防止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执政,取消普选权。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才确立了男子普选权。法国妇女得到选举权已是1944年的事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688年光荣革命后200年,英国始终是少数上层精英专政。1832年议会改革以前,有选举权的公民只占总人口的3.1%。经过改革,选民人数也只占总人口的4.5%。 这令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极度不满, 1838年,以争取男性普选权为目标的宪章运动开始。在此后十年里,宪章派一次次动员民众向议会请愿,但屡屡遭到镇压。虽然宪章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其产生的压力迫使英国于1867年实行第二次议会改革,将选民人数增加到成年居民的15%左右。男子普选权的实现要等到1885年。再过40多年,到1928年,英国妇女才获得选举权。在这整个过程中,英国的自由派――辉格党人(后来并入自由党)一直是强烈反对民主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其它西方国家的情况是大同小异。英国工党领袖拉斯基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了一段话可谓一针见血:“自由派的理想是让中产阶级分享方方面面的特权,而让无产阶级留在锁链中”。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多元民主 (Pluralist democracy)
    
    既使实现了普选权,代议制在多大程度能让人民当家作主呢?美国号称民主,又是普选权落实比较早的国家,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却发现了那里存在一个若隐若现的“影子政府”,由政治老板们从幕后操纵选举和政党,而这些老板们本人既不是选举出了的,也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在他们操纵下选出来的人当然也好不到那里去,结果就有了马克吐温那句著名的俏皮话:“美国唯一明显的犯罪团伙就是国会”。除了美国以外,其它那些自称“民主”的国家也差不多。因此,人们为当时的那些“民主制”起了很多绰号,如 “公爵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dukes), “铁哥们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pals),或“银行家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bankers)等等。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这种情况迫使人们调整对以代议制为特征的民主的认识。1908年,Graham Wallas 写了一本题为《政治中的人性》的书,他在前言中说,“看来关于最佳政府形态的争论已经结束,代议制民主明显胜出”。但他同时感到,这种民主有什幺地方不对劲,因为“一度附在民主上的光环早已消失了”。其实,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早就断言,代议制根本不是民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的这个判断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不同派别人士的认同。例如,韦伯发现,“不管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政治都是少数人的游戏”。费边社成员G.D.H. Cole打趣地说,“19世纪最大的发现就是所谓民主政府根本不会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任何变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和思想家马斯卡提出了他们的精英理论和所谓“寡头统治的铁律” (“Iron laws of oligarchy”)。在他们看来,不管是什幺政体,民主也罢,不民主也罢,最终都是由一小撮精英分子支配。如果说代议民主与其它政体有什幺区别的话,那就是民主是一种披上了伪装的寡头政治。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寡头政治十分难听。但不实行寡头政治,有产者又放心不下。林肯曾将民主定义为“民治 (by the people),民有 (of the people),民享 (for the people)。但有产者认为民治是危险的,因为民众常常感情用事,欠缺理性判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新定义民主,让人们觉得经过某些程序产生的寡头政治其实还不错。熊彼特的建议完成了这个转换。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熊彼特批判了所谓“古典民主观”,而给民主下了一个程序性的定义:只要一个政治制度允许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它就是民主的了。在熊彼特看来,原来的民主观把人民放在首位、而把他们对代表的挑选放在第二位是不对的。他将两者的地位对调了一下:把选举代表放在第一位,而把人民的决定权放在第二位。经过这幺一掉换,民众参与政治的作用便被限制在四,五年选一次政府的范围内了。民主即是让人民在几个相互竞争的精英团体中进行选择。只要有对领导权的竞争,或政治精英对选票的竞争就算民主了。这样的“民主”被化约为几个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 (程序民主),至于人民是否真正能当家作主则显得不重要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流行的多元民主理论也是一种对精英民主的辩护。为了对以往的“乌托邦民主理论”或“大众民主”(populistic democracy) 理论釜底抽薪,多元民主理论首先试图消解“人民”这个概念。据说社会上根本就不存在“多数”,只有许多“少数”。既然没有构成多数的“人民”,哪有会有什幺“民治”呢?但将人民分解成许多“少数”还要避免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沾边,于是民众不是被分解成“阶级”,而是被分解成“利益集团”。民主不是要发现共同的公众利益,而是为“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提供一个舞台。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利益集团不也是被精英们把持的吗?那到头来不还是寡头政治吗?多元论者的回应是,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使得没有一个单独的精英团体能够垄断政治决策,因此,便不存在所谓“寡头统治的铁律”。以多个精英团体竞争为特征的民主政体,叫做 “多头政体”(Polyarchy),它既可以防止独裁统治的出现,又可以防止暴民政治的出现,对有产阶级来说,真是再贴心不过了。但这种政体的主角已经不是人民,而是政治精英。对此,多元论者满不在乎。用David Truman的话说,从实际运作的角度看,“精英就是人民”(The elites are,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the people)。精英们也许真这幺自我感觉良好,老百姓是否这样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宪政民主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宪政”现在是个时髦的字眼。但相当多的人把“宪政”仅仅理解为“法治” (rule of law), 即政府必须落实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同时自身严格按宪法和法律办事。但宪政的本来含意是用宪法来制约国家的权力,不管这个权力是由封建帝王行使, 还是由民主政府行使。18世纪末,19世纪初立宪运动兴起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有产者希望保证贡斯当所说的“现代自由”(或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不被民主大潮吞噬。贡斯当本人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即要用所谓“自由”为民主设置障碍,最终“驯服”民主。宪政便是制伏民主烈马的缰绳,它用宪法禁止条款确认某些个人权利将不服从多数人的意志,以此限制民主权利行使的范围。当然,对有产者而言,最重要的个人权利是财产权。亚当斯密就反复强调,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富人,对抗穷人。因此,必须对私有产权进行整体上的保护,包括在宪法中特别列举私人产权,在它周围竖起一道警戒线,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很清楚,宪政主义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在这个问题上,早期的宪政主义者毫不掩饰。例如,他们就不愿用“民主”称呼美国的宪政体制。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民主需不需要刚性宪法限制是个老问题,从杰佛逊和潘恩时代开始就争论不休,没有定论。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讨论。既使民主需要宪法的刚性限制,应不应该把私人产权置于民主之上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产阶级当然希望把有关财产权的议题放到民主决策的范围之外,成为他们自己的禁苑。例如,在美国,私人产权曾经“神圣”过150多年,限定了美国政府权力行使的范围。那时,有产者及其代言人可以借口“保护私人产权”宣布所得税违宪、反对政府对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进行监管、反对制定最低工资、反对设定最长工时、反对政府为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任何福利待遇。但将产权神圣化的结果是社会两极严重分化,阶级斗争日益激化,最终危及到资本主义制度生存。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这种背景下,从1937年开始,财产权逐步在美国丧失了其“神圣性”。现在,相比其它西方国家,美国恐怕仍是最崇尚私人产权的国家。但既使在那里,产权也不再被看成是一种东西,而是一束权利,包括使用权、处置权、受益权、转让权等等。这些具体权利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例如,对产权的客体有严格的限制,不允许对人拥有产权(奴隶);私人财产的使用(包括自家的前后花园)要服从各级政府的监管(regulation);由私人财产创造的收益要交纳各类税款。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禁止在不给予合理赔偿的情况下,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但现在法院对“公用”的解释已变得如此宽泛,连强行拆除一片社区,交由通用汽车公司使用也可算作“公用”了。其它诸如房价管制(rent control),分区规划(zoning),劳工法,土地使用规范都是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因此可以说,现在私人产权已不再是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了。如果回到私人产权“神圣”的年代,哪会有什幺“宪政民主”?只会有“宪政财主”。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三)
    
    有产阶级一直对民主十分敌视,生怕民众一旦有了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的财产权会受到侵害。那幺,为什幺民主与有产者在经历了两千多年互相怀疑的紧张关系之后终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握手言和了呢?加在民主前面的那些修饰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代议”、“自由”、“多元”和“宪政”阉割了民主的真髓,把民主从难以驾驭的烈马变成了温顺的小羊。正如雪瓦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的那样,如果有产阶级得不到对其财产权的保障,他们是拼死也不会接受民主的。资产主义社会的民主说到底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妥协的产物。中国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设民主,它应是以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民主,是广泛参与的民主;完全不必向有产者作出巨大让步,而对民主大打折扣。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盲目采用西方舶来的那些对民主的修饰,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来源:《读书》2003年第4期





 


  人和人的命运究竟有多大的差异?


  第一次在网上看到王小石的名字,水皮还以为是王石,看多了网友对王小石的批判,水皮的心头只有两个字,痛惜。


  都姓王,名字中间都有一个石字,都在深圳那地方混过,都跟证券有扯不断的联系。53岁的王石在2004年登上了世界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全世界都在第一时间目睹了这个岁数不算小的老汉的辉煌,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做到这份上,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爽!但是43岁的王小石却在2004年身败名裂,被人送进了拘留所,全中国的股民都在第一时间找到了一只落水的替罪羔羊,全部的脏水都倒上了王小石的脑袋,王小石成为中国证监会反腐的标志人物,王小石的仕途走到这种地步,也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背。 


  俗话讲,点背不能怨社会。王小石只是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工作处的一个副处长,一个在中央部级单位行政级别差不多最低的一个小官僚,无论从年龄还是从经历都可以看出来,王小石其实是这个利益场中没有什么权势,也没有什么背景,更没有什么前途的小人物。这个小人物犯的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恶,只不过是向相关的上市公司透露了发审委的人员组成,千不该万不该的是拿了人家二十万元的好处费,结果还被知情人告到了检察院。


  王小石犯罪吗?


  水皮有些糊涂。说王小石受贿吧,有些特征不成立。王小石并不是发审委委员,并不决定上市公司能否过关,所以王小石手中并没有什么权力,所以谈不上权钱交易,这就好像有人给市委书记家中送钱,看门的老头给指了指路,收了人家两条烟,结果市委书记倒没事,却把老头抓了起来,老头犯的是什么罪?


  说王小石没有受贿吧,也有些特征不成立。王小石的确是跟人家要钱来着,上市公司也的确有求于他,只不过这种“求”不具备排他性,也不具有决定意义,就像前面提到的看门老头。市委书记家住哪里知道的人很多,秘书、司机都知道,当然最清楚的还有书记的老婆、孩子和本人。王小石和上市公司的交易的确有利益交换,利用的是信息不对称,所以检察机关对他的指控是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便利牟取不当获利。


  王小石的案子有待辩论,但是由王小石案引发的愤怒令人警醒。  


  警醒之一,王小石只是出卖发审委人员名单就可以索贿20万,那么手中掌握上市公司命运的发审委员一旦出卖良心又将如何?事实是伴随王小石案议论最多的就是发审委的大改组,不管正常与否,发审委的公信力都严重下降。


  警醒之二,发审委的名单是怎么成为机密的,要对谁保密?这种保密置“三公”于何处地步?这样的保密为暗箱操作提供了可能。没有公开,就没有监督。


  警醒之三,发审委的工作流程实际是走过场,形同虚设。2004年发审委过会峰期,发审委频频开会,人均一天的审读量是60万字,看都看不过来,又审什么审?


  发审委的职责是什么?根据证监会的规定,“审核股票发行申请是否符合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审核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为股票发行所出具的有关材料及意见书;审核中国证监会有关职能部门出具的初审报告,依法对股票发行申请提出审核意见。”


  发审委审的东西,说白了是堆格式文件。一个上市公司如果符合上市条件,但是文件准备不合格式可能上不了市;一个上市公司如果不符合上市条件,但是只要胆大包天把格式文件做得天衣无缝一样可以堂而皇之过会。


  这就是实质性审核和文字审核的区别,不用承担责任的文字性审核其实是多余的,徒增上市公司的负担。


  水皮和不少上市公司有联系,没有过会的公司之所以要削尖脑袋搞到发审委的名单,其实未必都要拉人家下水,更多的只是想和发审委的委员套热乎,想方设法让人家去实地看一下,眼见为实,否则你审核那堆纸有什么意义? 


  当然,一看生、二看熟、三看就会有感情,吃点喝点拿点难免,犯罪的成本就太大了,大家自然会有惦量。


  国际奥委会确定奥运会的申办城市都要组织实地考察,证监会怎么可以把发审委委员和上市公司隔绝起来,这不是逼发审委委员玩“盲人摸象”的游戏吗?责任感强的委员会感到自己的道德风险,能力强的委员会感到自己的专业压力,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和品牌,早晚会辞职。


  三联集团的张继升以重组郑百文而出名,张继升曾经在“对话”节目现场解释三联为什么不直接上市,回答是代价太大。代价一大大在费用,跑部上市的费用,几千万投进去未必能上市;二大大在作假,为了能够达到上市的要求,公司资产必然重组,必然打乱集团的正常生态,把优质资产集中到上市公司中间。生态链是能够打乱的吗?但是如果不这样上不了市,如果这样上了市,最终还是欺骗投资者。所以张继升宁可选择重组郑百文而绕过发审委!


  张继升谈的现象发生在审核制期间,大家记忆深刻的典型却不是郑百文而是通海高科(000991)。


  通涨高科是典型的捆绑上市,由吉林出上市指标,加上广东江门的高路华彩电资产,两个主体一南一北相隔十万八千里,两个产品勉强可以同属彩电领域,但是就是这种组合居然过会,居然发行。如果不是有人举报通海高科的资金被挪用去香港托高路华的市,如果不是被证监会紧急叫停,不知道会捅出多大的窟窿。但是至今,我们也没有听到有人为此而辞职。


  审核制审不出通海高科,保荐制保不住江苏琼花(002002)(相关,行情,个股论坛),发审委的委员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在那个岗位坚持下去啊。


  卫凯征是海南凯立公司的老板,额度制时代从民族委员会搞到上市额度,但在证监会遭到了克星,项目被废掉。卫凯征的报告送到前总理朱镕基的案头二次都没有用,卫凯征状告证监会行政不作为胜诉也没有用,卫凯征告赢有关官员入会之前的公司欺诈官司更没有用。原因据说就在她当时“拎不清”。  >>发表评论


  倒霉的王小石怎么看怎么像那个死在狱中的黑哨龚建平。比王小石拿的多的人有,比王小石贪心大的人有,比王小石位高权重的人更多,偏偏就是王小石被抓了典型。


  有人说,中国股市都快变成垃圾场了,证监会这么多年没有人出事是不正常的,出事是正常的,那凭什么倒霉的却是王小石这样的边缘人物?


  小时候看雨果的《悲惨世界》,别的情节都忘了,但是冉阿让在扉页上的那句话怎么也忘不掉。“当一个人内心充满黑暗的时候,他就会犯罪,有罪的不是犯罪的人,而是制造黑暗的人。”


  是谁制造了王小石心中的黑暗,王小石又是谁的殉葬品?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编者按:不久前在上海《新闻晚报》发生过一场讨论。该报国内部的新记者李宁源采访回来,有所感触,在内部业务交流刊物上发表了《一名新记者的困惑》,提出了在新闻采访和职业道德面前,新闻记者应当如何选择的问题。《新闻晚报》副主编胡廷楣很快予以回应,撰写了《记者是否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一文,回答这个两难的问题。以后,资深编辑沈全梅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也说记者的两难》一文。这里,我们选登他们的一组文章,因为觉得他们的议论颇有意义。眼下,在采访社会新闻中,这种现象司空见惯,它涉及记者的职业道德、对新闻的领悟、对读者需求的理解等等关于新闻理念、新闻伦理等不少问题。在我们庆祝今年记者节的时候,对此议论一番,可能不无启发。同时也欢迎新闻界同仁各抒己见,发表看法。

一名新记者的困惑

    从济南回沪,与同事们一照面都说我瘦了不少,照照镜子也突然有些不认识自己。或许是因为在诸城久久不能释怀的那一瞬间,一位老人那阵阵令人揪心的哭泣,以及道道无情的摄影摄像的闪光,一直在我心头不能拂去。

    从接到采访在阿富汗的中国工地遇袭中死难者家属的任务那一刻起,我就感到了一丝兴奋,这绝对是个好素材,哭泣、泪水、控诉,字字可以入笔,样样可以抒情。在济南,我从中铁14局的档案库搞到了山东死难者的具体联系方式。

    出租车司机对我的采访目标很感兴趣。他告诉我,被害者家住在山东最穷的地方,那里一年下不了几次雨,庄稼长不高,村里人只能到外地打工贴补家用,“死了一个男人,家里可就更困难了!”

    路很远,350公里的高速路,到了县城还要再拐上70公里的弯路,路上铺着金黄色的麦子,司机告诉我,村里人没钱使用打谷机,只能把麦子放到公路上,让过路汽车碾压,白天铺上,晚上收起来还要照看着,家里人就干脆睡在路边,等到麦子碾压好了就直接收回家里去。司机很同情他们,把车开成S形,争取尽可能多地碾压路边的稻谷。

    近4个小时以后,我们到了死难者之一的郑明文家。与想象中呼天抢地的情景不同,郑明文家大门紧闭,门口围了一群邻居。我推门进去,院子里面冲出个小伙子,看上去有点愤怒:“你干吗?”

    我当时的感觉真的有点惊讶:你们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身为记者我来采访,并可以向上反映些你们的困难,还对我怒目而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不想说,家里有88岁的老人,身体特别不好,我们根本就不敢让他们知道,你们记者进来就知道采访照相,老人能受得了吗?”

    我当然知道亲人永远离别后的痛苦,这想法我能理解。于是我便退了出来。毕竟,人在最痛苦时最需要的是安静,干吗非要把人家的伤疤揭开来看看,然后再把他们痛苦状照下来给别人看呢?在他家门外,我一直在思索着这个问题。他们家里三个硬朗的男人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强壮把痛苦掩藏起来,维护着自己仅剩的一点“自留地”。他们对记者实际上很客气,没有动粗,只是很礼貌地把记者挡在门外。

    正在门口踌躇,考虑怎么再采访时,外面忽然热闹了起来,当地的村主任陪着当地领导赶到了,满载着来自各媒体的记者连同近十几台摄影摄像机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小村子,径直停在了这家门口。坐在最前面一辆车上的村主任一下子跳了下来,几个箭步就冲到了那个紧闭的家门口,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砸门声。

    只有在电影上才能看到的一幕终于出现了,那三个男人仅仅是把门开了个缝隙,想探出头来看看,结果这个小院子马上就像洪水溃堤一样地被冲开了。村主任带着市领导,记者们带着相机,甚至原先在门外看热闹的邻居也都冲了进来。小院子顿时沸腾了。

    院子里的三个男人显然被这阵势给吓傻了,呆呆地看着这一切,愣愣地不知该怎么办。面对这阵势,他们简直似螳臂挡车。加上村主任在一旁用力地使眼神、瞪眼睛,他们是再也不敢做什么抵抗了。终于,这最后一块保留隐私和尊严的堡垒被击溃了,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院被无数陌生的脚践踏。

    外部防线被攻破了,屋里的媳妇们就不得不担当起护卫第二道防线的任务。她们把窗帘死死地扣住,门也从里面插上,任凭外面熙熙攘攘、拍门如雷也不愿退让。外面的男人们怯懦地告诉大家,屋里有个88岁的老太太,千万不要让老人知道,她肯定受不了失去儿子的打击。不料闻听此言,记者们的眼睛都发亮了,“88岁的老人?好素材!她的大哭可就有震撼力了!”记者们议论纷纷,村主任也来劲了,摆出非要把这门敲开不可的架势。而那些上级领导们站在院子里,各自找着好角度,拉住一个村民就“嘘寒问暖”,任由摄影摄像机拍摄。“窗帘开了个角!”不知道哪位记者叫了起来。只见本来捂得严严实实的窗帘被拉开了一角,记者们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把照相机从缝隙伸进屋里,也不管角度还是光线就一阵狂揿快门,阴暗的小屋马上就被闪光灯射出的刺眼光线照亮。

    但记者们还是觉得不过瘾,干脆围在村主任跟前:“叫他们把门打开!要不然我们拍不到!”村主任像是领受了一个炸碉堡的任务,“没问题!”他雄赳赳地冲向屋门,决心用自己的威风把门彻底轰开。不少记者还在围着房子找来找去,希望能有个后门或者墙缝来把自己塞进去照几张相。还有两个在讨论房顶上有没有什么通道能进去。整个院子闹轰轰的,只有那三个男人在一边怯懦地重复:“屋里有老人,她知道会受不了啊!”但无人理睬。

    这样的混乱局面持续着。几分钟后,记者们最希望的事情发生了,村主任终于把那最后一道门敲开了。

    很快的,那位88岁的老人明白了一切,也很“配合”地释放了失去爱子的悲痛。

    很快的,所有记者冲了进去,抓拍那张老泪纵横的脸。包括我在内。

    很快的,屋子里成了“农贸市场”,人声鼎沸。

    很快的,闪光灯闪动之下,记者们清楚地看到了屋里那一双双含着热泪愤怒地看着这一切的眼睛。

    很快的,所有的记者得到了自己满意的照片或录像,离开了。

    很快的,领导们在呼天抢地的哭声中完成了自己的“亲切慰问”。

    很快的,小院子空了,只剩下满地被踏得横七竖八的小麦。

    院子里,男人们蹲在地上;房间里,女人们围在老人身边。他们个个泪流满面。

    我记得,曾经有一位美国记者拍到一张难得的照片:在一位瘦弱得奄奄一息的小孩旁边是一只秃鹫,死神在时刻威胁着这个孩子。这张照片获了奖,而他后来则深深地自咎,难以抚平心中的创伤,最终自杀了。

    一位资深摄影记者告诉我,在面对这种选择时,他心中在流泪,手指在按着快门。

    职业与道德面前,我们记者应当如何选择?我不知道。

    谁来回答我这个入门不久的新记者的疑问呢?(李宁源)



 


记者是否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

    ——答李宁源

    你的文章登载在本报内刊《纸上谈兵》之后,编辑部里议论不断。这并不是你提出了一个别人没有想到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而我们很多人已经淡忘了它。

    20年前,当我加盟解放日报的时候,记者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岗位。那时,在人们心目中,一个解放日报的记者,就是代表党,代表正义,代表改革开放。社会上似乎还没有“贪官”这一说,官官相护还没有那么明显。在解放冤假错案,在冲破思想禁区中,我们用大量的报道和内参推进了改革。那时记者真的很无私。

    后来,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渐渐侵袭记者,百姓中就有所谓“豺狼虎豹”(财政、穿制服、水电煤老虎、报纸)之说,记者也成为人们议论的拿“红包”的对象。对在采访中见到的这种情况,最早应该出现在大约十年前,都市类报纸、市民类节目出现之后,为了追求“催人泪下”的效果,在采访中一再“挖掘”当事人的痛楚成为一种时尚。在媒体大大扩容的今天,报纸越来越显现出商品化的特征。而且在激烈的竞争之中,很多从业人员仅仅将此当成一种职业,记者的操守渐渐被淡漠了。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应当做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冬烘先生,为了所谓的“高洁”退出竞争。我从解放日报到新闻报工作已经5年,我们在闯一条新路,在很多市场上获得的新感觉一直在反复触动着业已形成的新闻观念。老实说,今天,我和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的朋友在新闻制作的问题上,在作品的价值观念上,已经很少有完全一致的感觉了,这才知道我们已经非常前卫了。但是,我不讳言,我和很多一起创业的老同事心中一直存在着惶惑。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你已经触及的职业操守。一个记者是否可以同时是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人?新闻工作是不是一个不需要职业操守的行当?

    我想,对这些“是不是”的回答在于我们自己。我们一时无力要求别人,但是可以要求我们自己。我们还是可以当一个负责任的记者,我们的责任是当都市的眼睛,用真实来帮助我们的读者看到更多的事情。我们的职业,确实会看到更多的黑暗面,同时,我们也可以比读者更早看到更多的光明面。我们既不可回避鲁迅所说的革命过程中的“污秽和血”,我们也不能将社会看成一团漆黑,因为那也不是社会的真实。你看到了那些为了完成任务而向一个88岁高龄的老人残酷地“挖新闻”的场面。你表达了你的困惑。那正是你心中良知还没有泯灭,请你保护这样的感觉,那是一个真正好记者的必须。而且,新闻和良心之间发生矛盾是少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你完全可以很快乐地工作。当然,有时现场有些难堪的事情,你实在想不出办法,可以先让你的良心来判断。如果你担心你的判断可能会失误,那么你可以向你的领导求助。

    如果我能和你沟通什么,我一定会说,要紧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样写。新闻是一种高积累的行当,因此,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如你这样有着丰富的感想,逼迫自己多想一些事情,积累就在无形之中进行了。等到这样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在理论上有了提高,迷茫就会变得清醒,你就会能干起来,你的办法就会越来越多。你就会知道,面对复杂新闻的笨拙和为了道德主动调整不是一回事。

    新闻晚报绝对不是一个低俗的群体。我很相信“低端”只是一个办报的姿态,这种姿态是为了接近读者,让我们的受众更好地接受我们的新闻思想和理念。从这几年我们改革的实践,我们对于进入报社的新员工的取舍,以及我们的记者编辑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才能,新闻晚报不可能走向低俗,因为决定一张报纸走向的,是这张报纸员工文化的总和,而不是别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请你相信这一点。(胡廷楣)


 


也说记者的两难

    编本报内刊《纸上谈兵》已有年余,说实话我很喜欢这张小小的业务交流刊物,当编辑记者在此吐露他(她)在工作中的胸臆时,我为他(她)们的喜悦而喜悦,为他(她)们的苦恼而苦恼。

    新记者李宁源提出了“记者是否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的问题,这个问号久久盘旋在我的脑海里。为了采访阿富汗死难者家乡的反应,一群记者向一个88岁高龄的老人残酷地挖新闻的场面也压在我心头,久久挥之不去。李宁源的两难让我看到了一个记者的良心,我很受感动,但也给了我一个感觉:似乎如今的记者越来越难当,路也越走越窄,要么完不成任务竞争失利,要么违背良心,不顾新闻的伦理道德。

    我琢磨着这个似乎高深莫测的问题,我也试图调动一些新闻伦理之类来寻求一个比较完美的答案,后来突然发现这不是一个悖论,而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新闻基础知识,大可不必两难。如果死难者的家属闻讯后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这是比比皆是的常情。因为这对一个家庭来说,不仅是失去了一个亲人,而且可能是垮塌了赖以生存的顶梁柱,悲悲切切也好,嚎啕大哭也好,只不过是个表达方式上的差异,这都是人之常情,本身不是新闻。然而,李宁源看到的不是呼天抢地,而是一个静悄悄紧闭的大门,门口围了一群邻居,推开大门,院子里面冲出一个小伙子,看上去有点愤怒:“你干吗?”“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说,家里有88岁的老人,身体特别不好,我们根本就不敢让她知道,你们记者进门就知道采访照相,老人受得了吗?”他们家里三个男人把痛苦掩藏起来,很礼貌地把记者“让”出了门外。屋里女人们的第二道防线更感人:她们把窗帘死死地扣住,门也从里面插上,任凭外面熙熙攘攘、叩门如雷也决不退让。而这门外,是村主任陪着市长和一大批记者啊。我为这些平凡的男人与女人们感动,他(她)们没有功利,不趁此机会大吵大闹,要求赔偿。他(她)们善良的心是那么懂得一位88岁风烛残年的老太太的心:她会受不了失去儿子的打击,而没有考虑会不会得罪村干部。这本身就是一则新闻,比呼天抢地更感人。

    我们每天被一则则血淋淋的社会新闻磨砺得粗糙而又坚硬的心,也许认为只有呼天抢地惨不忍睹才是有刺激的新闻。而事实上,就像采访学中一则经典的例子:一位记者去采访一位名人结婚的新闻,新娘跑了,他认为新闻也跑了,就回去睡觉了。他不懂,新娘跑了更是新闻。就像这件事,静悄悄比起呼天抢地,似乎是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一群善良的村民和家属如何善待老人的行为,这才是深切反映丧子之痛的最好的新闻。

    假如能报道的话,那位村主任的行径更有新闻性,他在一群记者面前似乎扮演了一位攻“堡垒”的“英雄”角色,用自己的威风把一重一重保护老人的门彻底打开,让所有的记者冲了进去,抓拍那张老泪纵横的脸,而全然不顾那一双双含着热泪愤怒地看着这一切的村民的眼睛。

    那位村主任的行为在众多善良村民的衬托下,确实也有新闻性,然而,我们的记者呢?新闻求异不求同,似乎人人皆知,如果那么多记者不假思索就认为这才是抢到了新闻,这本身是不是就是一条新闻呢?再说,我们读者要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新闻呢?

    我想,记者要没有两难,主要在于我们对新闻的领悟和认识,了解读者的需求和理解。当然还有记者的良心。(沈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