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3月31日

(导语)三年,“用友”用失败证明了自身在国际化转型方面的乏力。

(正文)
    王文京说了,“用友想让中国企业像买大白菜一样买得起ERP,这可能将彻底改变中国ERP市场的现状,也彻底改变用友和ERP本身。”
    这话,怎么理解?

(小标)彻底改变用友

    “彻底改变用友”,这一点,业内人士早已猜到,依据便是其前总裁何经华的离开。
     据知情人士介绍,在何经华来用友任职之前,用友已开始尝试由财务软件商向管理软件商的战略转型,迫切需要有国际化背景的人领衔。恰逢此时,何经华受邀到用友集团演讲,其演说时所表现出来的国际化管理思想、方法和风格,深得王文京的赏识,随即便力邀何经华出任用友公司总裁。2002年,何经华以500万身价空降用友。其时,他向友人表示,出任用友集团执行长,将以帮助用友集团拓展海外市场为要务。
    然而,何经华的海外战略未能取得成功。据用友内部人士透露,在何经华主舵的2003年,截至10月,用友仅完成了年初预定目标的40%,是王文京的一个电话挽救了用友的财报,5000万的返税让用友的利润增加到7000万。
    2003年的窘境让何经华颇为气短,在2004年年初宣布全年目标时,向部下说明今年的目标不好完成。当着全体员工的面,用友副董事长郭新平跳了出来,将了何经华一军:“如果你认为目标高的话,把500万给我,我来完成,我和你签军令状!”用友高层矛盾公开化。
    事情发展至此,明眼人已经看出,何经华大幕将谢,王文京亦藉此证明了自己关于ERP梦想的失败。

(小标)用友的短板   
    谈及失败,用友内部人士认为,用友以财务软件起家,在何经华到来之前,财务软件部门位高权重,要推动用友ERP转型,必然要动一些以前把持着财务软件的旧将的饭碗,这让何经华上任之初便激起了众怒。
    此外,何经华上任后力推的“顾问式销售七步法”、“漏斗式销售”等ERP销售理念也让用友旧将认为不符合用友的制度和企业文化。用友对销售的考核以月为单位进行,这是以前财务软件销售留下来的传统,但是ERP销售要在三个月到半年才能见到成果,业绩的压力让业务员无力精耕ERP。半年下来,按照“顾问式销售七步法”认真执行的仅有一人。用友当年为了转型ERP培养人才的“用友大学”,培养的数十人也仅有来自河北一家公司的财务总监留在了用友,其余的人选择了离开。另一方面,用友原业务员八成是专科以下学财务的出身,没有能力推ERP。这些人还与客服人员相勾结,一旦新来的业务员去接触ERP客户,他们总能得到消息,从中加以阻挠。这样新的业务员没有单子,多数都选择了离开。
    除去“人祸”,用友旧将抵触何经华ERP转型的更关键因素在于用友自身产品对ERP的不适应。有内部人士指出,用友ERP产品“U8”脱胎于财务软件,其设计思想始终以财务会计,而非管理会计为核心,只能集中在中低端,再往上走,后力不接。为此,用友购买了台湾汉康制造模块的源代码,进行集成。但外界对这场“婚姻”产物的评价是集成比较松散,U8制造模块与U8总帐的接口主要通过数据传输来实现,这就会在系统的稳定、安全和适应性上造成问题。据用友竞争对手介绍,用友为了弥补在制造模块上的先天不足,把ERP产品模块化,然后对不同的模块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特别是自身能力不是很强的制造模块,定价是竞争对手的4倍以上,销售人员也不会向客户推荐,而是推荐财务模块,这样就以ERP的名义把财务软件卖出去了。一旦客户肯出钱购买制造模块,用友的高定价策略也足够投入人力进行客户现场开发。云南曲靖卷烟厂原定三个月的ERP项目三年完成,竞争对手戏称用友拿客户当“小白鼠”做试验。
    截至本文写作之时,何经华为用友销售的最大一笔ERP业务,河北邢台钢铁项目宣告无法完成,项目组已经撤离。
   
    
(小标)彻底改变ERP
    
     关于“彻底改变ERP”,王文京的原话包含两层涵义,“改变中国ERP市场现状,改变ERP本身”。
     用友曾经说过,自己是“国内ERP市场的第一名”。但来自SAP、神州数码等竞争对手方面的意见,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ERP软件和服务的销售额一般是1:1,而用友不到1个亿的服务销售额,推算出用友真正ERP的销售额也就在1亿左右,这样的数字怎么造就国内ERP市场的第一名呢?业内资深人士分析,这主要是基于用友对调研机构的控制。每年用友都有一批专款用于调研机构的公关,赛迪和IDC跟据用友的情况将ERP定义做了修改,IDC的报告认为2003年中国ERP市场总量为1.5亿美元,而在2002年IDC还认为ERP市场规模只有几亿人民币。而赛迪很早就开始把ERP定义成为以财务软件为核心了,市场规模几年前就突破100亿人民币。这是通过这种置换概念的方式,用友拿到了“国内ERP市场的第一名”的名份。
    对于此次用友“ERP普及风暴”中提到的“史无前例地抛出了每套仅2万元低价”,用友的竞争对手并不惊奇。据他们介绍,用友原本在ERP战略时的单子就已多数集中在两三万,因为用友基本只卖财务软件模块,现在只不过是为自己模块化销售手段进行包装而已。
    王文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以福特汽车为例论证用友ERP普及计划的可行性。但业内分析人士认为,王文京这是在置换ERP概念。福特汽车之所以能够得到普及,重要时代背景是福特年代尚停留在产品主导阶段,汽车只满足简单的交通功能,不考虑使用者的个性需求。但是,ERP恰恰就是一个以满足使用者个性需求为目的的产品,王文京用福特作为例证是不恰当的,是不符合ERP产品特性的,有偷换概念之嫌。

(小标)用友卖白菜
      “用友想让中国企业像买大白菜一样买得起ERP”这部分最好理解,也最容易被分析人士接受。
      用友前总裁何经华曾这样为ERP定义,“ERP上线,只是学习的开始。更重要的是,企业如何运用信息化工具为自己服务。信息化流程会改变公司管理、销售的工作方法,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都要适合这一点,业务流程的变化又会带来部门的重组,各种阻力也来自于此”。分析人士认为,何经华对ERP的定义正好可以解释何经华的失败。就目前国内企业发展素养来看,短期盈利的追求与人事复杂的特性,很少有哪一家企业可以完全按照ERP理念来执行流程再造。王文京把ERP当作白菜卖,简化ERP功能,是对ERP本原定义的曲解,但却不失为一种规避自身弱点、适应国内市场需要的企业发展的合理手段。

  

2005年03月3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3/30/content_2760983.htm

2005年03月28日

球客列传之零:开篇

  我要开的这个系列,名叫“球客列传”。
  这其实是很久以前一些体育媒体的朋友给俺布置下来的任务:写一写那些从事足球传媒工作的人。
  这些人多被称为“足球记者”,与“娱记”相对,他们也被简称为“足记”。我擅自发明了“球客”这个词儿,一是为了偷司马迁《刺客列传》的巧,二来,是因为有一次在北京与龚晓跃师傅喝酒,当时他担任主编的《南方体育》刚刚创刊,我为他贡献了一个灵感,建议该报的主题词就叫——“报道个球”。由此类推,报道球的人被称为“球客”,总比张艺谋叫自己电影大师、张晓舟叫自己乐评人显得靠谱。
  需要声明的是,我写这些球客,记述的只是前几年——大概是1997年到2000年之间的事儿——天啊,都上个世纪了。由于一些特殊的机缘,在那几年间,中国的足球市场和足球报道市场异常火爆,一些从事足球报道的人也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他们得到了明星般的拥戴,像巴蜀才子李承鹏,我曾经亲眼见过两个漂亮姑娘在设计如何与这个清秀的大眼记者畅谈文学,然后……
  在那几年间,也由于一些特殊的机缘,我与其中一些球客厮混得很熟,尽管自己不属于这个行列中的一员。我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我从来不关心他们的足球报道有多精彩,发出的评论有多深刻,揭露的黑幕有多黑暗,我掌握的只是他们做为一个人的存在,他们喝酒是否酒风浩荡,见了美女是否色迷迷,麻桌上点了重炮后是否气急败坏。
  如今,报道个球,看个球。
  所以,按照艺术创作要来源于生活的说法,我只写那几年的事儿,那一段全民发烧的足球虚热症。至于这些传主的现况,由于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联系,也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就像我已经不知道甲A联赛今年的冠军是谁,明年这桩联赛还踢不踢一样。如果你问我所写的贺晓龙现在在干什么,我会说,这小子极有可能在某监狱服刑——因为参与赌球事业而被抓。
  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写的这些球客,只是因为他们与我相熟,并不一定是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那些年间另有许多我无缘结识的足记或啸聚江湖,或笔耕斗室,或指点江山,或风流自赏,或以中国足协地下新闻发言人自居,或称自己的某篇文章改变了中国足球的方向云云,他们是球迷的偶像,但不是我的朋友;他们虽然了不起,但并不是我要写的球客。
  对于我这个投身的体育运动只有麻将和拖拉机、分不清皇马和曼联球衣的人来说,写这样的文字,没的寒了天下英雄的心。
  我尽管不爱看球,但还知道足球是有十一个人踢的,所以,这个专栏就写十一名球客。请允许我先预报一下上场名单:张斌、刘建宏、段暄、大仙、苗炜、张锦桥、杨波、贺晓龙、李承鹏、张晓舟、龚晓跃。读者朋友可以根据我预告的这个名单来决定买哪期报纸,主编大人也可以根据每期的发行量来推测各位球客的受欢迎程度,这比央视的所谓收视率调查准多了。
  扯够了一千多字,敬请期待《球客列传之一:张斌》。


球客列传之一:张斌

  我订婚那年,携太太在北京横征暴敛,将若干朋友的口袋好好清洗了一番。蝗虫飞过,土地值为零。
  那一天,与张斌饭后走出餐馆,他塞给我太太一个信封,说是给我俩的贺仪。太太用手揣一揣其厚度,发觉是很大一笔钱,急忙推辞。张斌便说:“你就收下吧。老六做我朋友的时间比做你老公的时间长多了。”
  像这样能让人很舒坦地接受其捐赠的贱话,张斌说起来比谁都在行。
  是的,我们做朋友已经十几年了。我是很以拥有他这样的朋友而骄傲的,至少当我们一起在厕所撒尿时,旁边一个掏着家伙的男人会突然扭过头:“你是张斌吧?你说中国队踢得怎么就这么窝囊呢?”其情其景,不由得你不得意。
  作为朋友的张斌,有许多美德。
  比如,他很节俭。工作后有了钱,我俩经常去买一些梨(我们更愿意称之为“驴”)拎来吃,他总是将梨核都吃下去。看着剩下的光秃秃的梨把,我是很触目惊心的,怀疑他身上流淌着阿巴贡、泼留希金、葛郎台等人的血。
  比如,他很勤快。上学时我俩搭伙,看到一篇文章说早饭吃得要像国王一样,心为之动。清晨,他敲我们宿舍的门,将我唤醒,然后我去食堂买豆浆咸菜,他去学校后门的市场上买油饼炸糕。吃完国王的早餐后,天道酬勤的他风雨无阻地去上课,我返回床上睡回笼觉,等着他来唤醒吃午饭。有这样风格迥异的青春,人家如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是很心服的。
  比如,他很聪明。若干年前,通货膨胀率较低,买东西要精确到元角分。比如一斤香蕉一块八毛三,我们挑了一把四斤六两的,在老板翻出计算器之前,张斌已经递给人家十块零四毛:“您找我两块钱,算是免了我一分零八厘。”跟这样精于算计的人在一起,只要你不算计他,就会很省心的。
  比如,他很仗义。我曾经在武汉生活战斗过半年,离开那里时,学会了一句方言:“冇得问题”,结果这句话成为他的口头禅——只要是有人找他办事。当然不办事也行,与他吃饭,永远不用你来结账。
  写到这里,我忽然发现,可以用一个风花雪月的词儿来形容张斌:邻家男孩。但马上又觉得不妥,他那庞大的体型,是不配享受这样秀气的字眼的。
  我俩有一张合影,均身着迷你短裤,上身赤裸。我站得笔直,而那厮的身体打了几个不可思议的弯后(他是校排球队队长,有着比女人还好的柔韧性),大头依然堆在我的脑袋上——丫身高一米九一。刘建宏身高一米七六,有一次与他一起出镜,显得格外娇小。张斌得势不饶人,阴损地说:“建宏,别人要问我有多高,我就说是一米七。”
  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体重是212,我的体重是130——正好是两款破车。我们经常在深夜爬十几层楼潜入另一个朋友家里去打麻将,只要一开战,张斌就起高山反应,输得裤子都没了。我将一个侮辱性的外号送给他:“六必治”,被伊严厉拒绝:“我他妈容易吗?咱俩比一下体重,俺整整比你多背了一袋面爬楼。”
  任何一家单位,都养着许多闲人,其实你也可以闲下来,但你的贱脾气不允许你这么做,所以就只有认命的份儿。在张斌1999年被累出心肌炎之前,他曾经很郁闷地对我说:“瞧那些大爷多好啊,能按时下班看《新闻联播》,还能保持体型。”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自己变成个胖子。
  其实不单是身体上的戕害,更有精神上的煎熬。1998年,中国足坛假球黑哨泛滥成灾,各种恶行明目张胆地上演。张斌与《足球之夜》的同仁们组织了一系列的报道,特别是“亿万双眼睛”的多程直播和与陈益明的对话,凡是知道足球是用脚踢的人,都看了这些节目。收视率之高,足以满足一个电视工作者的职业荣誉感了,老百姓之解气,也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口碑相传的话题,但把这些节目做出来,绝不是简单说几句痛快话就够的。
  就在直播陈益明对话的前夜,张斌在央视的大楼上,眼眺大街上的车水马龙,呆呆出了半天神。
  其后,他又多次跟我提起那一夜,他的彷徨、犹豫、畏缩与挣扎。
  其后,《南方都市报》的“舞文弄墨”们结集出版《你嘴上有风暴的味道》,张斌应约写序,名曰《记者难为》。


球客列传之二:刘建宏

  1996年4月1日,我和一头名叫“毛KK”的朋友上路。他负责开车,而我,则趸了一肚子新鲜有趣的黄段子——毛KK是个非常不好伺候的司机,不仅技术业余,而且只要一走长途,就要求乘客给他讲黄段子,还非得给他逗乐不成,要不,就有开车打盹的危险。
  我俩的任务,是护送刘建宏从石家庄来北京就业,他将由一个正式国家干部变成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临时工。
  几天后,号称“球迷每周的节日”的《足球之夜》播出了第一期。再往后的事情,各媒体独家披露的刘建宏发家史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说“发家”,并非用词有误,因为,刘建宏就是个农民。
  说刘建宏是个农民,这主要体现在:一,他有一双闪烁着狡黠光芒的小眼睛;二,他有一脑袋像假发套一样又密又厚的头发;三,他从小被父母放在农村生活了若干年;四,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河北农村方言;五,他从不讳言自己是个农民;六,周围的朋友从来没人说他不是农民。
  这年头被别人视为农民,多少是件尴尬事儿,所以,为了掩盖自己的农民本色,刘建宏将自己伪装得很好:一,他有一层可以为化妆品做广告的好皮肤;二,他有一口好歌喉,尤其擅唱齐秦童安格们的非乡土歌曲;三,他学会了弹吉他;四,他能踢球,曾入选校队,且以新闻系队长自居;五,他正在刻苦学英语,好让自己成为说洋话的农民;六,他反其道而行之,经常主动说自己是农民,反倒让不明底细的人实则虚之。
  由于我也是个非常地道的农民,刘建宏物怀其类,所以我俩成为亲密战友,彼此也不用藏着掖着,分享了许多秘密故事和心情。
  农民都是好客的。我参加工作第一年,工资极低,刘建宏作为师兄,承担了所有的结帐工作,把自己得的红包都捐献给了各家餐馆。那一年我们相约要喝一百场酒,最后可能没达到这个数,但六十六场总是有的。
  农民都是坚韧的。刘建宏进到央视,为自己的定位就像中国足球一样:拿自己当实习生来对待。要知道,那时他已经工作六年,而对他颐指气使的许多还是他的师弟师妹,大学的时候也是“宏哥”“宏哥”的叫着。这样的角色转换,不是农民,真做不出来。
  农民的性格都是和善的,像我这么埋汰人家,也只有刘建宏才能承受得起。不过,农民急了也能跳墙,且说他辞职时的情景,将刚分到手的一套崭新住房退还给组织,原单位仍不放他走。说着说着口角起来,刘建宏怒斥对方:“我为什么走?我就是不愿意跟你们这帮男盗女娼的孙子混在一起!”这样掷地有声的痛快话,不是善于自我保护的城里人能说出来的。
  人都是缺什么补什么,刘建宏外表中庸,所以就格外向往那股汉子气。他毕业那年,新闻系盛景不再,足球赛止步于四强。被淘汰那天,许多人都喝得乱七八糟的,刘建宏也是豪情万丈,逮谁跟谁干杯,还搂着对方说:“你真是条汉子!”看他语速越来越慢,吐字和辨人越来越不清楚,大伙着起急来,将其架到医院。护士奋力按住他,给丫打上吊针,刘建宏大声喝彩:“小姐,你的针扎得真好,你真是条汉子!”
  凡是农民,都是有股子驴脾气的。某一年的春节,我正躺在床上怀疑人生,刘建宏突然来访,聊了没几句,就说:“我想离婚,实在扛不住了。”
  我能说什么呢?对于一个倾听者来说,我能说的只有“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样的片汤话,况且,他还有了孩子。而他掏一番心窝子,要的也只是那种倾诉出来的感觉,并不指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鼓励或主意。
  然后,他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离婚,然后,他离了婚。
  去年,一家盛产剁椒鱼头的湘菜馆里,我和刘建宏撅了三四个小二锅头,许久不动的感情都涌上心头。他思念起跟前妻在一起生活的女儿,潸然泪下:“你知道为什么我下定决心离婚吗?我就怕等我老了,女儿问我:‘爸爸,你不爱妈妈,为什么还要跟她生活一辈子呢?’我没法回答我的女儿。”
  我拿起小二,与他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球客列传之三:段暄

  刘建宏来到中央电视台后,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令他得意的是,《足球之夜》开播没两天,他就生平第一次进了那栋叫“机场”的建筑,要搭乘那种叫“飞机”的交通工具了。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屡次提到处女航的尴尬:他根本不知道要办什么手续才能上飞机,幸亏有个同事比他稍微多见过些世面,才带他买了机场建设费、换了登机牌、托运了摄象机、做了安检、找到了登机岛、见到了漂亮的空姐。
  那个同事,就是段暄。
  其实段暄比刘建宏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从小在北京酒仙桥一带长大,那里是工人阶级居住的地方。段暄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滋生了一身市井气和野孩子味儿。我跟他一起吃饭,有好几次没带打火机,他扭头走向邻座:“老哥,借个火儿。”一看那做派,就跟劳动人民是一家人,所以对方马上就把火机打着凑到他嘴前为他点烟,然后还说:“干脆你把火机拿走得了。”
  工人阶级孩子的体格都无比好。《足球之夜》有个足球队,段暄司职前锋,有球没球都像疯子一样狂奔。后来他主持《天下足球》、《足球彩经》、《e-sports》成了名人,有小球迷拿个足球让他签名,还让他写句人生格言。他写下四个歪歪斜斜的字:“衔枚疾走”——确实,对于在球场上大半时间摸不着球的他来说,这种境界无疑是其至高梦想。
  段暄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关于这所以培养传媒人才和电器维修人员为己任的大学,在北京的高校圈里以其暴躁的观众风格而著称——哪怕你唱得好好的没招谁没惹谁,台下依然是高昂的嘘声和密集的纸飞机伺候。换句话说,如果能在广院的舞台上完整表演一个节目,以后你就是为慈禧太后演出都不用紧张了。
  我听说的一个可怕事件是:当年的摇滚红星孙国庆来这里演出,本来广院人民对他还算客气,甚至还有女学生冲上舞台献花。没想到这束广院舞台上从未出现过的花儿令孙国庆很不耐烦,居然唠叨说别影响他唱歌。这种不礼貌的行径激起了全校的愤怒,迅速下达通缉令:以后只要有广院毕业生战斗的媒体,就不允许宣传孙国庆。结果,孙国庆在全国人民的视野里生生消失了好些年,直到逼得人家改了行,也做起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才算咸鱼翻身。
  而就在这样有凄厉北风吹过的狼窝里,段暄居然能顺利毕业,并且还当了国际新闻系的班长,其生存能力和狼性之强,足可见一斑。
  这种狼性按理说只要一走出校门,就要被修理掉的。遗憾的是,他毕业后没经过什么锤打,就直接进了《足球之夜》。当时的足夜,既不能维持计划体制那一套,又做不到按商业化运营,所以提倡一种同仁化。大伙甩开膀子,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同仁化的倾向,使得足夜在那几年保持了天马行空的灵感和革命主义的激情,而其负作用就是,没有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段暄在这种环境中,得以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其狼性。
  在我看来,《足球之夜》能够安全生产好几年没发生过事故,简直是老天对他们的施恩。就拿段暄这小子来说,他大大咧咧、丢三落四的样子,经常能气得人直喷响鼻;第二天要转播比赛,当天晚上哥几个可能为一桌麻将斗个通宵;一小时后就要播出了,他还在编辑台前叼着烟卷抠脚;在我起初认识他的几年里,永远是大裤衩拖鞋来上班。我虽然是农民的后代,体质却差,段暄有时候借宿我家,寒冬腊月都要吹着过堂风睡觉,我哆嗦几下,还要遭其耻笑。看着这小子跷在沙发上的毛茸茸的二郎腿,我怒不可遏:“你丫当然不知道冷了,你看还比我多穿了一条毛裤。”
  不过,现在我们很少这么相互攻讦了,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只因为大家见面越来越少。我不再经常光临《足球之夜》办公室,并不是因为这档节目没原来好看(对于一档做了超过八年的节目来说,朝气早就没了),而是从前人们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离开了足夜。球迷每周的节日变成了球迷每天的节日,摊子越铺越大,人越来越多,当然要有管理制度来制约,哥几个不能再靠相互之间骂骂咧咧踢几下屁股来做事情了;而当年的年轻人,他们成了家,当了父亲,买了房子,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饭碗意识越来越强,即使有笑容,也像是被挤压出来,而不是原来那样流淌出来的了。
  总是长在别人身上的伤口,才让自己看了疼。我自己的体制化过程,当年自然而然就过来了,没觉得怎么样,可看着段暄这样的大好青年,虽然挣的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但变得越来越规矩,体型越来越臃肿,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拘谨,说起话来越来越客气,心里真的是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而生他养他的酒仙桥一带,如今劳工阶级疾苦难当,一些所谓的艺术家乘机进驻,把798厂搞得乌烟瘴气,不提也罢。


球客列传之四:大仙

  大仙本名王俊。按照他一开始给自己定的规矩,这两个名字各有用途,发球评时用“大仙”,发球评外的文字用“王俊”。不过规矩既然是人定的,也就要由人来打破,后来他就不贯彻这种署名精神了,导致现在许多人还以为王俊只是卧龙生或柳残阳笔下的武侠人物。
  在报道个球之前,大仙是个诗人,并且是个不一般的诗人,据说他领导的流派叫“圆明园诗派”。在许多人将汪国真的诗句纹在心头时,这帮人已经喊出了“打倒北岛”的口号。如今,北岛依然北岛着,打倒北岛的人纷纷改了行。
  1996年前后,北京国安队受到了京城球迷的疯狂拥戴。那年最后一轮主场迎战广东宏远,许多球迷提前两天就扛着被窝卷去先农坛体育场排队买票——要知道,那可是冬天啊。而终于买到票,看了那场比赛的人,则在过后好几年都满足得直哼哼:“终身无憾啊!”
  在这股热潮的形成中,有两个人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分别是董路和大仙。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董路能将九十分钟的比赛至少写出九万字,而大仙最多只能写到九百字。对于我这种不懂球只知道看热闹的人来说,看董路码的字,经常替他累得慌,老觉得他家境贫寒,不得不写出许多字来挣稿费,以补贴家用。而大仙,则像一个家道中落的遗少,匆匆写点儿字倒腾出一些钱,急忙就拿去买酒喝了,让他再多写一个字都没门。并且,如果编辑说版面太小需要删稿,大仙就回答,随便找个句号,把后边的删掉就行了。
  并且,大仙写球评或球讯,是在烹制一种夹杂着武侠小说、流行歌曲、象征派诗歌文字的三明治,让人感到格外新鲜。像“浪子高峰封喉一剑”,“寄身沧海任飘零”这样的句子,使得本来其臭无比的中国足球至少还能喷发出语言的浪漫、凄迷、决绝与芬芳,所以,很符合我这类人的口味。有时候,语言就是语言,不是为什么服务的,比如“百年如一箭,且带着少许惊艳”这句话,你说它有什么意思?但读着就是那么顺溜,这不就够了吗?
  大仙挣的是一份足球记者的工资,但他基本上没拿这份工作当回事儿,这种态度也很合俺的口味。中国的球客和球迷,要都不拿玩足球的那帮**当回事儿,中国足球早上去了。大仙平时做的最多的,就是去其他行业做票友。据说他票了一把贺岁剧,为梁天的《防守反击》担任编剧,但我觉得好的文字没法拍成电影,特别是不能让中国影人来拍电影,所以就没去看,算是对一个曾经的诗人的尊重。他还票书,已经出了一本《一刀不能两断》,另一本《有人爱没人疼》胎死腹中,另另一本《先拿自己开涮》也已经出版。
  此外,大仙票的就是京城一些媒体的专栏了——说来奇怪,只有北京的媒体和读者才最认他。作为一个诗人,他表现出了优秀的对语言的掌控能力,直逼洛尔伽,不让聂鲁达;作为一个不再是诗人的人,他表现出了对流行歌曲的灵活运用,像“我等的妞还不来,未来不在我还在”之类,我没见过有人比大仙玩得更好;而作为一个骨子里还是诗人的人,他表现出了黑夜放歌须纵酒的落拓情怀——温瑞安喜欢在文章末尾告诉读者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字,如“稿于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七日购置‘空中楼阁’后”什么的,而大仙文章的第一句,就可以让你知道,他是在哪里喝酒,他是在跟谁喝酒,他是在喝什么酒,他是在怎么喝酒。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指出大仙对北京城的另外一大贡献。对于这座城市而言,总在不停地制造着各种概念,比如一个被称为“名流”的身份,一种被某种圈子遵守的规矩,一家荡漾着某种味道的酒吧,一群拿自己做标本进行展览的人,而大仙通过他的文章,也参与到这种打造概念股的运动中,给人民提供了许多消遣和榜样,还偏偏就有人认帐。这就是北京。
  大仙绚烂的文字博得了许多女fans的热爱,但在我看来,他的男人缘超过了女人缘。至少,我,以及许多男人喜欢跟他一起喝酒,那是一种绝对不会闷的酒,他可以不停地喝下去,在日出前不会让酒局终结;他可以不停地说下去,用他的烟酒嗓,慢条斯理地抖露着各种八卦、歌词、恩怨和人生哲理,最后听他来一句“跟谁不是过,不就一哆嗦?”
  是啊,给大仙打个电话吧,如果你实在不喜欢所谓名士聚集的概念股,就去那种小饭馆。你坐下来,隔着玻璃望出去,会看到大仙顶着纹丝不动的大脑袋,迈着踢踢拉拉的小碎步,拿着精心绘制的路线图,摸索进来,坐到你的对面,倒下一杯酒,然后说:“来,走一个。”


球客列传之五:苗炜

  江湖上的苗姓大侠有两个最出名,一个是苗师傅人凤,一个是苗师傅炜。
  将堂堂的《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说成是球客,不单苗师傅本人要急,恐怕苗太太也要跟我过不去。但许多人知道苗炜这个名字,确实是通过《足球》报“京华新村”他的专栏,所以,且让我来写写他。
  天啊,我一想起苗炜,脑海中竟浮现出一幅很淫秽的画面:他趴在床上一股劲儿地嘿咻,不知疲倦,不知厌倦,从天黑到天明,从黄昏到黎明。
  之所以有这么色情的念头,并不是因为我这人低级趣味,而是因为,苗师傅在俺心中,确实属于那种耐力很好的男人,不用这种意象,不足以说明他的长性。
  他的长性表现之一:《足球》报的那个专栏,他坚持得如此旷日持久,估计该报负责开稿费的小姑娘闭着眼都能写出苗炜这个人的稿费地址了;他的长性表现之二:《三联生活周刊》从1993年试刊至今,社址换了三次,投资商换了四拨,总编换了五任,而没有发生改变的,除了刊名那六个字,就只剩下苗师傅一个人了。不仅当年创刊的元老只有他一人兀自坚挺着,就连后来再进周刊的人,如今都平均跳了六次槽。
  说实话,我不太爱看苗师傅的球评,每篇都像社论一样正确又乏味。推而广之,我也不喜欢《三联生活周刊》这份杂志,每个记者都像法官,每一篇文章都像结案陈词,而整个三联这本杂志,像法庭宣判书超过像新闻纸——我一直纳闷三联是怎么将众人的文风弄得那么单调统一。
  苗师傅对中国媒体的真正贡献,则是对无聊又有趣的生活随笔这种文体的发扬广大。以我有限的视野来看,当时段子专版做得最好的,一个是俞悦在《为您服务报》开辟的“都市心闻”,一个是苗师傅在《三联生活周刊》倡导的“生活圆桌”——这两家后来都出了不止一本书,我在一篇书评中,赞美这种文体的三大优点:极短、不板、有眼。
  而苗师傅,不仅是后者的始作俑者,还是两者的辛勤笔耕者。他化身“布丁”、“杜比”、“赵小帅”等等,像甩鼻涕一样甩出一篇篇锦绣华章。
  跟这样的人混熟了,其危险就是你的生活往往渗到他的笔端。几年前,我砸锅卖铁买了一套房子,开始装修后才发现,房子一端高两米五,一端高两米四。在一次饭局上抒发过痛苦后,隔几天马上在“生活圆桌”中看到布丁对我貌似同情的讥笑:“我的朋友花了那么多钱,居然买不到一套呈立方体的房子”。我绝不是那种肚量宽宏的人,后来有一次要去深圳,居然在望京小区的立交桥处堵了个地久天长,赶到机场,飞机已经飞走,而我的打折票还不给改签退钱,只好再花钱买了下个航班。蒙受这样的损失,但看到望京这么堵车,我的快意还是大于肉疼,因为,苗炜买的就是那里的房子。我冲冥冥中苗师傅那张不动声色的脸淬了一口:“该!”
  淬归淬,我对苗师傅还是很崇敬的,因为,他在我心目中,是难得一见的贵族。请注意,“贵族”这个字眼在这里不带丝毫贬义或挖苦。
  苗师傅的贵族之处在于——
  许多北京之外的朋友跟我这个从外省来北京的人探讨“北京大爷”这个词儿,我就会说,苗炜就是。是的,苗师傅在自己身上酝酿出一种浓郁的北京人的作派,以及对北京这座城市天人合一的深厚感情。其微妙之处,不是我所能尽述的,我只是想对那些挂一些洋品牌就敢说自己时尚有品位的人说一句:学一下在哈瓦那酒吧光着膀子喝啤酒的苗师傅吧,越是民族的大爷,就越是世界的贵族。
  苗师傅绝对称得上是个帅哥,长得天庭饱满,鼻直口方。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他其实是有一张不着痕迹的娃娃脸。这也是贵族的特征之一:葆有一颗赤子之心,至少保留一张娃娃之脸。
  第一次见苗师傅,是一些媒体精英去某度假村腐败。到达目的地后,众人三五成群地倒茶递烟,商量待会儿饭桌上怎么灌别人的酒,以及晚上如何打麻将或交流黄段子。这时,只见苗师傅手提游泳裤施施然奔向游泳池,虽万千人吾往矣。一会儿,众人挺着啤酒肚觥筹交错之际,苗师傅湿漉漉地赶来,裸露着他那贵族的腹肌——像子弹袋一样饱满而结实。
  见多了苗师傅,你会发现他是个非常好学的人,随身携带小词典,碰到不熟悉的英语单词,就要查一下,然后嘴里喃喃有声。在这个不学有术的文化骗子群落里,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品质,听他说的最让我吃惊的话是,他在看史蒂芬.金的原版小说,还看出了许多道道。
  苗师傅伉俪情深,苗太太对其夫宠爱有加,经常描述大学时她是如何将一表人才又穿着补丁衣服的苗炜收至裙下的事迹,而如今,她则用娇嗔的口吻说,我们家苗炜太讨厌了,让他注意休息,他还要看那么多书,亮着灯弄得我也睡不好,所以……
  瞧,这是我觉得苗师傅最像贵族的地方——人家两口子都分床谁。


球客列传之六:张锦桥

  “鲜艳的朝阳升起来,照红了我的脸……”
  打住!
  我的文章刚开了个头,就被作文老师一把摁住。你怎么知道自己的脸是红的?难道你还随身带了面镜子不时照照?
  这是上中学时的一幕。大学后学新闻专业,知道了一个专业术语,叫消息来源不明。也就是说,瞎话也要编圆溜点儿,别让人看出破绽。
  用这个标准衡量以下这段话,无疑会让人疑窦丛生:
  “夜深了,戚务生一个人躲在屋子里,辗转难眠。他眺望了一眼灯火阑珊的窗外,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一口,又长长地吐出来,透过烟雾,窗户玻璃上映射出他那张清癯睿智(或可替换为‘憔悴呆滞’)的脸……”
  打住!
  你怎么知道的?难道戚务生同志叫了你这个同志跟他住在一起了?
  但就是这样的文字,总是出现在《球报》上,人民还照买不误。
  这种文学式写法的巨擘,就是东北球客张锦桥。
  我跟锦桥兄弟在东北以外的城市喝过几次酒,但一直没有机会奔赴沈阳领略当地的浩荡酒风,这主要是出于对自己日渐虚弱的身体的考虑,担心经不起高粱酒的折腾。不过跟锦桥兄弟喝酒确是件很愉快的事儿,看他摇晃着冬瓜一样的脑袋,用黄瓜般的手指捏着酒杯,辱骂着玩中国足球的那帮面瓜,脸上浮现出苦瓜似的表情,还是很爽的。
  锦桥兄弟另一个让人称道的地方是,他有一个朝鲜族的太太。中国如今的城市女子,一个个变成了飞扬跋扈的怨妇,所以大家听说他的太太秉承朝鲜族妇女的全部美德,不仅把家务活全包,还对一身俗骨的丈夫总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莫不充满艳羡。
  如今,《球报》每况愈下,有人说这跟其报风有关。确实,一个记者总会有一个记者的风格,比如马德兴总像在跟人吵架,周文渊总像在靠科研,而东北这帮属于作家坯子的记者,尽管长得五大三粗,但一写起文章来,都像以瞎子阿炳的二胡作为背景音乐进行倾诉,一副苦大愁深的样子。另一位东北球客金焱,说起话来都带着哭腔,只要提起辽宁足球教父张引,滂沱的泪水就再也忍不住啦。这年头,人民需要痒痒挠,不是催泪弹。
  但在我看来,这与《球报》的出身有关。该报是辽宁日报体育部办的一份报纸,按照行政级别划分,顶多属于处级,弄不好还是个股级。南方记者只要给钱,就有奶就是娘,但北方记者挣得本来就少,级别再跟不上,心气难免不高,报纸跟不上也就在所难免了。
  听说锦桥兄弟现在已经跟《辽沈晚报》的郝洪军玩了一次移形换影,互相到对方的单位继续工作战斗。这个消息尚未证实,我真正担心的是,“桥哥故事桌”可别停啊。
  我认为,锦桥兄弟在《球报》开设的“桥哥故事桌”专栏,是他对中国足球语文的最大贡献。他用显而易见的春秋笔法披露圈内隐情,老百姓看得非常会心。像他写“张凶凤”如何如何,张吉龙还真说不出什么来。
  我希望这个专栏万古长青,不仅是因为它对人民的娱乐作用,而是觉得它对小学生学习语文很有好处。看这样的文章,就是对你近义词、反义词等词汇量的考验。也许从桥哥故事桌旁,将诞生一个个未来的文豪呢。
  从开头那段文字说回来,尽管锦桥兄弟文章的真实性禁不起推敲,但内在的逻辑和本质是真实的,这就可以了。这年头,谁还会拿中国足球当真呢?我顶看不起那些追剿足坛假新闻的正义人士,特别是属于冤家对头关系的报纸,看到对手的新闻露出破绽,就忙不迭地予以指正,一副幸灾乐祸的市侩嘴脸,这就像刘晓庆指责毛阿敏逃税,牛群说人家张俊以不务正业一样。
  套用一个俗套的笑话吧,一个著名球客身亡后,哀恸的遗孀给他的坟头立了一块碑:“这里躺着一个中国足球记者,一个忠实记录历史的人。”过往的人莫不吃惊:“一座坟里怎么埋了两个人?”
  我相信,所有的中国足记,谁要胆敢这么写自己的墓志铭,都会遭到人民挺立的中指。


球客列传之七:杨波

  “我们又把小姑娘吃没了。”
  “那就再去买几个吧。”
  “我这就去。”
  这几句听起来惊心动魄的对话经常发生在我和太太之间。不要误会,我俩并不是食人族,所谓“小姑娘”,是一种牌子叫这个名字的朝鲜泡菜,为我们两口子的佐餐佳品,吃起来飞快,需要去超市频繁添货。
  是谁培养了我们对朝鲜泡菜的热爱?是一位来自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的老哥,名叫杨波。
  杨波当年是《延吉晚报》体育部记者。一个有球队的地方,也就有了球媒(原谅我造出这个词儿)市场,延边当年有吉林敖东队,但这个地方地处偏僻,根本不通飞机,冬天还能把人的鸡鸡冻成小鸡鸡,所以许多足记都是能不来就不来,那怎么办?比赛总得报道啊,就得用杨波来给他们供稿,所以杨波成了中国球客中人缘最好的几个人之一。
  好人缘也是与杨波的仗义疏菜分不开的。到别的城市出差采访,与当地文化骗子坐到一起,杨波总能从口袋里源源不断地掏出一袋袋朝鲜泡菜送给对方。礼轻情意重,加之杨波长了一张老太太脸,所以苦寒如我,只要吃起“小姑娘”,想起杨波,心中便涌起一股股母性的温暖。
  延吉是地地道道的乡下,这里的人干净、淳朴,对于一些老油条来说,是另一种风味的天堂,所以也有一些球客非常乐意来这里出差,就像如今许多喜欢去落后地方旅游的城里人一样,趾高气扬地在当地掠过,留下他们的脏话、烟屁股、吹鼓了的牛逼,和用瘪了的避孕套。
  而杨波,总是动用自己手头的一切资源来满足外地球客的种种愿望,包括性欲。我怀疑这是他人缘好的真正原因——手头攥着一大把著名球客吃喝嫖赌的把柄,当然没人敢惹他老人家。如今杨波举家迁到长春加盟《新文化报》,每当我手头发紧的时候,就想干脆去趟长春吧,潜入杨老太太家,不偷钱财和珠宝,就要他的笔记本,然后去敲诈中国足球媒体那帮偷腥还不擦嘴的傻蛋,多少钱都能要到手。
  话说回来,吉林敖东队是我唯一喜欢的中国球队。当年他们在韩国老人崔殷泽的调教下,不仅会踢球了,还会做人了,意志坚强,礼义兼备。记得在1997年,他们连灭上海、四川、山东等几个有钱有势的球队,又跟不可一世的大连万达踢。我一万个盼望他们能将大连队干掉,并且,他们还先进了球,可惜后来又被万达扳平,但那仍是我心目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比赛。
  敖东队也有致命的缺陷,就是没钱。势利眼社会讲究的是人穷志短,中国足球场上也是人穷脚软。他们送不起给裁判的“公平竞争钱”,所以只好接受不公平的判罚,仅1998年一年,敖东队就三次中了黑哨的枪。延边人民尽管热情好客,但我相信,朱六一、陈国强、王燕春这三个人除外,就是把本.拉登的胆子借给他们,也不敢踏上延吉的土地半步。
  最惨烈的是5月31日客场迎战上海申花,敖东队一直以1:0领先,但当执主裁陈国强生生判给申花队两个点球,申花还算争气,点球命中率高达50%,才得以在终场前夕逼平敖东。
  延边人民这次真急了,当晚就是盛大的冒雨游行。
  关于这次游行,杨波是这样描述的:“……22点30分,一道闪电划亮了天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但是,大雨却没有让愤怒的球迷散去,他们依然在高呼‘讨回公道’。22时50分,球迷打着横幅,举着大旗,冒着暴雨从白山大厦门前继续沿光明街走去,他们整夜的声讨、努力,就希望迎来一线光明。大雨把球迷从头到脚淋了个尽透,但依然没能让球迷心中的愤怒降温。他们不停地走着,不停地喊着,只求天空能透亮!只求天公还延边足球队一个公道!……”
  我从电脑中翻出这篇旧文,从杨波朴实平直的文字中,依然读到一股悲愤不平之气。就让雨把我的头发淋湿,就让风把我的泪吹干。
  咦?我这不是在引用歌词吗?对,那就接着往下唱吧——
  反正我早已不在乎,反正我早已不在乎。


球客列传之八:贺晓龙

  这两天看了一张DVD,名叫《希特勒的秘书》。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当年为第三帝国元首服务,如今弥留之际,对着镜头讲述小胡子活着时候的种种故事,一个多小时的片子全是由她一个人来絮叨,但并不乏味,我用了两天时间就看完了。——要知道,《加勒比海盗》那张碟我已经啃了快一个礼拜,还剩四十多分钟呢。
  老太太之所以吸引人,全是因为那个小胡子,而并不因为她是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他妈的,不管你是天使还是恶魔,都一定要给大伙提供足够的谈资,这样才能吸引眼球。希特勒便具备这种素质,有了这孙子,历史显得如此不乏味。
  絮叨了这么多,无非是想多凑点儿字数而已。因为贺晓龙这个人不好写。
  不好写是因为没什么好写的,换言之,他不像小胡子那样出位,而是个非常乏味的人。
  贺晓龙没有小胡子,一张鲶鱼一样的嘴刮得很干净。第一次见到他,我马上自信满满。天哪,世界上还有长得这么糟糕的男人:一长条躯体像虾米一样弯着,一脑袋头发油光光的如同汉奸,一双小眼睛跟“神采”这个词老死不相往来,一张脸啊,还记得咱妈在厨房里用的那块老抹布吗?没错,还是没洗过的,上面左一层土右一块泥,上一道鞋油下一口饭渣。那次饭局,我努力创造机会和他挨着坐,就像周星弛喜欢让巩俐傍着挖鼻毛的如花一样。
  跟他不用混太熟,就发现这个陕西人实在是乏善可陈,如果非要找字眼来形容他的话,一个字就是“赌”,两个字就是“好赌”,三个字就是“大赌棍”。
  我从来没在麻桌上见过比贺晓龙更能熬的人。要知道,体育记者都是个顶个的五毒俱全,而在这么一帮铁血战士中,贺晓龙却能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实在是给陕西人民争光。关于他,一个最常见的场景就是,他坐在麻桌旁不露声色岳停渊峙,而此时所有的战士都已被拖垮了好几拨。事实上他连续作战的时间已经不是十几个小时那么简单了,简直要用10的N次幂那种科学记数法才能算清的。
  麻将之外,就是赌球。这方面我不太懂,所以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我亲眼看见贺晓龙对比利时乙级联赛研究得无比透彻,然后拨了一个神秘的电话,吐出一连串听起来似乎也是汉语的语言。挂电话后,他歪着嘴一笑,说刚下了注,还说作为一个足球记者,这一行为非常有利于他钻研足球业务。
  正义啊,有多少邪恶假汝名而行。
  不过仔细想起来,贺晓龙在“赌”方面表现得这么突出,是因为人家毅然舍弃了其他诱惑,一门心思研究这一行,才有如此成就。一个人啊,有了放弃,才能坚持,把某一行吃透就行。
  用商业社会的眼光来看,类似贺晓龙这样的专业人士,是符合市场细分原则的。他的球评,是我唯一能看得下去看得懂的没八卦而净是分析的文章,而他的最大优点是,能够按照你的要求准确地卡着字数写完他的稿子,你让他写3.14159265个字,他绝对不会给你整出个无限循环小数来。
  这得归功于他的母校,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这所学校在全国第一个开设了体育新闻系,如今俨然已成了中国体育新闻界的黄埔军校。用传播学的眼光来看,上体的这种做法同样符合大众传播中的“小众传播”、广播中的“窄播”理论。高明啊。
  有这样高明的学校,才能有这样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学生。写到这里,我真想呼吁全国的高校校长,都该去上体取取经,别再叫什么“新闻系”了,怎么着也得是个“娱乐新闻系”或“八卦新闻专业”啊,当然,如果能再细分成“刘晓庆新闻专业”、“赵忠祥饶颖系”就更好。对了,还可以吸收社会游资办学,张纪中老师肯定愿意掏钱开设一个“张纪中新闻学院”,也可以让“张俊以新闻专业”的学生直接转系过来,要不,眼见着这帮孩子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能不心疼吗?


球客列传之九:李承鹏

  哪怕被人割断喉咙,我也要说出我的观点:体育记者的平均素质是诸多新闻从业人员里最低的。
  想当年,各家报社的体育部都属于二线专业部室,除了新华社通稿和当地体委的工作通讯外,没什么需要他们干的活,所以进的人都是其他部门不会写稿的淘汰货,或直接走后门来的只有一把子傻力气的体坛暴汉。后来随着足球市场的兴起,体育部也跟着吃香,但是,素质这问题并不是能随外界环境的改变而迅速提高的。
  在这样万马齐喑的球媒界,稍微比别人多识俩字多看两本书的人,就会显得格外卓而不群。看李承鹏李师傅,堂堂中文系本科毕业,混在这样一堆不学无术的人渣里面,想不出名都难。我看过他写的一篇《韩人有种》,文字功夫硬是要得。并且,李师傅还有一项美德:逼着自己一周至少读一本书。应该说,博览群书对他是有很多好处的。写到这里,我试了一下,随便从我家的书架上抽下一本书,名叫《白天的星星》,随便翻到第35页,有一句话叫“一根满是节疤的原木”。好,记下来,随便评论那场球时将其祭出,肯定能砸晕一堆没见过多少世面的读者。
  奉劝那些想混迹足球圈的年轻人,好好读书吧。哪怕你没有李师傅那样秀气的灵感,至少还可以当个文化二道贩子,蒙倒一批人。
  除了胸有锦绣的才华外,李师傅的相貌也硬是要得,细眉大眼,齿白唇红,好一个玉面郎君。这样的人混在一堆歪瓜裂枣里面,能不鹤立鸡群吗?所以,如果说起中国最有名的球客,李承鹏要把自己排在第七位,就没几个人敢说自己是老六,除了我。
  如此出色的李师傅,怎么可能不被人惦记呢?怎么可能不在情场探囊取物呢?我在北京见他几次,身边总不乏美女相伴,不是在泡着妞,就是在被妞泡着。最近一次是圣诞节前夕,接到他的电话,说在酒吧刷夜,然后手机就在几个声音无比娇媚的女孩手里传送了一遍,馋得我直咽几次口水。
  听那些女孩的语气,也是空旷落寞的。唉,至少这一夜,还有一个不算太乏味又舍得买单的男人来陪。想到这里,我觉得李师傅岂但令人羡慕,同时也充满了舍身伺虎的圣洁光环。潘金莲说男人是“医奴的药”,我相信,为哄女孩的欢心,李师傅是甘心做药渣的。
  我内心对李师傅是很有些敬意的,这缘于前年那张昙花一现的《二十一世纪体育报道》。李师傅在蜀中操盘主练,他招兵买马,吐故纳新,磨刀霍霍,壮志凌云,但这张轰轰烈烈的报纸只出了一两期,哥几个就与投资商纷纷闹掰,李师傅也撂了挑子,只好吃起回头草,回到自己刚刚离开的《足球》报。
  不久后李师傅来北京公干之余,约我饭局。按照我的虐待狂性格,凡是朋友有了什么不堪回首的伤痛,我一定要予以反复持久的揉搓蹂躏,将淌着血泪的伤口揉出老茧,使其不仅不痛,而且还贱得发痒——这就是我发明的可以申请专利的疗伤法。等真的见到李师傅,刚刚在饭桌旁坐定,我便欲张嘴,将他做为体育界的一大笑柄和闹剧予以嘲弄。
  但是,李师傅却先下嘴为强,直接撩起了自己的伤口。他用沉痛又轻松的口吻,谈到了短命的合作,宛如蜜月还没开始就离婚,谈到了飞鸟各投林时的心怀鬼胎,谈到了哥几个彼此隐瞒接受《足球》招安,又同坐一架飞机飞向广州,在机上彼此躲闪视而不见,谈到了一起出现在《足球》时的乍分又合……然后饭桌上响起嘹亮的笑声,笑着别人,也笑着自己,并幻想着别人如何嘲笑自己,于是,风平浪静了。
  这就是最有效的自我疗伤能力,也是李师傅赢得我好感的渊源——
  敢于笑谈自己的糗事儿,越详细越好,越主动越好。


球客列传之十:张晓舟

  有一位文笔孤绝的女作家,大概是黄碧云吧,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诉说单身女子居处的凄清:“马桶圈从来都不用翻起”。
  新世纪元旦前后,我在广州,借宿张晓舟的蜗居几日。第一天早晨,睡醒起床,杀到厕所,一手整理南方冬天重重叠叠的裤装——我在别的男人家借宿,是不习惯裸睡的,一手掀起马桶圈。飞流直下三千尺之际,桶圈突然落九天。眼看其就要拍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我伸出另一只手,将其抄住。
  此时,我的身体构成一副很后现代的画面:左腿蹬,右腿弓,腰弯成一种奴颜婢膝的弧度,左手扶着马桶圈,右手扶着我的那个,撒尿顿时变成一桩行为艺术。
  事后我又试了试,发现张府的马桶圈从来都不能翻起。
  事后质问张晓舟,他说:“从我搬进来马桶就是坏的,我在家都是坐着撒尿的。”
  我惊得下巴差点掉下来,因为在北方话里,这样说一个男人的小解状态,绝对是莫大的侮辱。张晓舟是潮汕人,但好歹也在北京读了四年书,如果不知道这个,是很可疑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让自己维持这种样子呢?除了单身男人的懒,我还要榨出他裤裆下的那个“小”来——这小子是在刻意培养自己一种大行不顾细谨的名士风范。
  就拿他对待电脑的态度来说吧,说是至今都没学会怎么开关机。这一点打死他我也不信。但对于记者来说,不会电脑是很麻烦的,张晓舟四处采访,哪怕是到国外,都要随身背一台传真机,将稿子写完后连上电话线传回报社,再由别人敲到电脑上,不是一般的麻烦。瞧,气质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但我还是要奉劝那些出名想趁早的年轻人,在刻苦磨练自己才学的同时,一定还要注意修炼自己独特的艺术气质和个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气没有气质相衬,成色是要差许多的,就像捂在巷子深处的美酒。而气质这种东西,如果表露得卓而不群,哪怕没有才气垫底,也能蒙倒一大批没见识过我这种真才子的睁眼瞎。
  张晓舟表现出的最让我羡慕的气质是,他与女友分手后,与女友的哥哥混得烂熟,每次来京都住在这个未遂大舅子的家里,还跟人家眉飞色舞地探讨人生。如今的情场,像这样买卖不成仁义在的例子,实在是太少了。要换了是我,恐怕只有担心被一瓶硫酸泼到脸上的份儿。
  如今敢写字的人越来越多,但在我看来,许多人只能算是二道贩子,他们把别处别人的东西趸到此处贩卖,或换包装,或换人称,或化整为零,或改头换面,或成心不注明出处,巴不得别人误以为是他的创意,却又不留下抄袭的话柄。而那些有较好阅览条件的二道贩子,由于他们趸来的货色既鲜活又新奇,所以也能蒙来许多人的顶礼膜拜。像我,要是在体育报刊上来一句“干掉坎通纳,再把这个消息告诉马拉多纳”,恐怕没读过几本音乐书的球迷就要拿我当著名球评人看待了。
  张晓舟是吃透了摇滚精神的,所以就摇到哪儿算哪儿,虽万千人吾往矣。他在球迷眼里有一个乐评人的称号,在乐迷眼中又被看成知名球客。其实一个人给自己的定位如果不三不四不伦不类,也挺好的,正好可以吃着碗里的占着锅里的。有的人就注定不属于一个地方,那就让他爱混哪儿混哪儿吧。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张晓舟的,因为,他总是把生活处理得那么糟糕,却又自得其乐,他总是把文章写得那么优美,却又不知所云。说句张师傅的好话吧。2001年,央视“艺术人生”采访了罗大佑,两年后,节目被允许播出。编导请我写两句概括罗大佑的文字用在片头,我苦思冥想之余,翻出张晓舟给我的一张《南方都市报》1999年合订光盘,将他的一段文字抄给他们,就此了账:
  “在当代中国乐坛,没有哪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将中国人的血液化为现代民谣辽远、恒久的声音;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将青春的感伤表现得如此深入人心;更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将感伤升华为忧患,中国文人感时忧国的传统,在他的歌中生发出苍茫落日般的力量。”



球客列传之十一:龚晓跃

  那一年,在广州,我人生的一大梦想实现了:陪三个如花似玉的阔太太打麻将。
  这个梦想的源头,来自周梅森的一篇小说,写什么我都忘了,却记得一个小白脸陪深宅里的阔太太打麻将,识趣地给其中一位点了记重炮,那美女冲他嫣然一笑,为的是“那一张四饼的风情”——这句描述让俺心动不已,想自己什么时候能摊上这样的美事儿呀。
  而这个梦想得以在广州实现,是因为,那三位阔太太的老公都是无比敬业的人,好好的夜晚不知道享受,却要探讨什么报纸业务,麻将对于他们来说,岂但不爱,甚至不会,所以,就剩下我舍生取义了。
  梦想尽管实现,但也打了折扣,因为,三位阔太太的老公就在旁边的沙发上,所以,并不能施展“那一张四饼的风情”,怜香惜玉之心也就免了,最后席卷三位美女的腰包,方解心头之气。
  沙发上的老公们,分别是龚晓跃、孙朝阳、钟宇辉,和正处于寡居状态的张晓舟。
  之所以心中有气,当然不是因为美女,而是他们的老公。我一边打麻将,一边听他们风评手中的几份体育报纸,无非是这家的标题起得**,那家的版式像黑板报,第三家居然将“再接再厉”写成“再接再励”,第四家的主题策划非常莫名其妙等等,只有他们的《南方体育》才是最好的。我边听边在内心深处呻吟,母亲啊,你的长子活到三十二岁,终于见识到了什么叫自恋。
  说句内举不避亲的话,我确实觉得,《南方体育》是挺好的体育报纸,而龚晓跃们能把一张办了没几年的报纸迅速做大,跟他们的自恋不是没有关系的。龚师傅是湖南人,湘军的匪气和混蛋劲儿,是很能成事儿的。像某年《南方体育》“痛打四十八版”这样的形象广告,不是一般战士能琢磨出来的。
  痴情的花花公子欧阳克曾经吹嘘自己摸一下女孩子的脚,就能知道人家全身的长相。而我,只要看一眼男人的长相,就知道他的脚的状况。第一次见龚晓跃,我只粗粗扫了一眼,就断定,这小子有脚气,且是很严重的脚气。果然,后来入住宾馆,我去到龚师傅的房间,恨不得把自己的嗅觉系统彻底阉割掉。
  我为什么能看得这么准呢?因为,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脚气和才气是成正比的。我一看到龚师傅的眼神,就知道这小子有才,所以……后来,他赠我一本《你嘴上有风暴的味道》,果然才气逼人,写得真有味道呀,就像他的脚气。
  龚师傅如今挺身进入管理层,写文章也多了许多经营味道,动不动就是传播公义或媒体精神什么的,能把人烦死。好文章应该是食客写出来的,要让厨师来写,肯定不是色香味,而是煎炒炸。龚师傅如今成了大厨,写作也多了厨房味儿,脚气渐少,这不是不可惜的。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脚气与才气相连,手气与财气相关。龚师傅只有脚气没有手气,所以在接下来的办报生涯中,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失败。去年在北京见到他,身上的狂狷已经收敛了不少。那晚喝完酒出来,我被这个打不垮的小个子搂着肩膀,听他比较清醒地判断着别人,也规划着自己,又想到过一会到宾馆他就要脱鞋,不禁在内心深处又发出一声呻吟,母亲啊,你的长子活到三十四岁,终于见识到了什么叫自省。
  镜头拉回到我与龚师傅的第一次相识,当时足球之夜要弄一部大片,总结一下中国足球上演的人间喜剧,找来许多人出主意。策划会开了两天,最后也没定下片名。散会出发时,龚师傅说出一个名字,被央视采纳,许多人也见到那部系列片,但并不知道片名是龚晓跃师傅的灵感。
  没错,他起的名字是,在路上。

 2001 年 11 月初的一天下午,接近下班时间,《计算机世界》报社的办公室渐渐安静下来,忙乱了一天的”产品与技术”版记者郭平又开始赶写一篇关于飞利浦的文章。几天前,飞利浦高层人士刚刚与报社总编刘九如做了一次“与老板对话”,郭平要赶着在第二天中午截稿前将文章整理出来,她一直忙到夜里三点多,终于将文章的主体完成。

  第二天一早 7 点刚过,郭平就来到办公室,恰巧九如也在,于是她将写好的稿子打印了一份拿给九如看,自己又埋头写构成“与老板对话”的另一部分“人物印象”。九如反复修改几遍后,稿件最终被送到该栏目的责任编辑吴萍手中,由她负责排版、修饰以及最后的加工。终于,文章定稿,郭平舒了一口气,琢磨着虽然今年IT业不太景气,但自己的工作似乎是更忙碌了。

  象郭平一样,服务于《计算机世界》和几乎所有的主流IT、财经、管理媒体的多数记者也是整日忙着采访和撰写,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或许可以叫做采编一体的工作模式,从工作职能上讲,采写过程就是编辑的过程,记者主导文章的倾向还这样延续着。

  但事情渐渐在起一些变化,这主要源于媒体之间的竞争 — 新闻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想要获得独家内幕已经变得极为困难,于是媒体竞争的重心自然从广度和及时性上向深度和影响力上倾斜,编辑的力量在竞争中就这样滋生并逐渐成长。大至《计算机世界》、《互联网周刊》“封面报道”,《数字时代》的“封面故事”、《新周刊》的选题策划乃至媒体的产品评测、 IT 业界年度回顾与展望等等,小至一条新闻的标题处理、版位设置、篇幅大小,无不渗透出编辑的意图 — 无论距离西方成熟的编辑责任制有多大的差距,但国内主流媒体编辑力量的缓慢成长却一直没有停顿。

编辑的力量

  《经济观察报》记者许知远曾经写过一篇《国家与教堂之争》的评论文章,他试图通过描述、分析国外成功媒体如《时代》、《纽约时报》等在经营权与编辑权上施行“国家”、“教堂”般的独立和分离来给国内的媒体介绍一些西方成熟的经验。

  编辑权与经营权的此消彼长虽然不在本文想要探讨的主要话题之列,但这显然应该是媒体基本编辑理念的直观体现。编辑的理念,也即编辑方针总是与经营方针相一致,他们之间在操作上的独立、分离并不妨碍二者理念上的融合 — 是靠内容赢得读者进而赢得广告,还是以版面换取广告但流失读者,编辑方针与经营方针的一致性往往有外在的表现。在国内媒体产业不成熟的情况下,有一些严肃媒体,比如《财经》、《 IT 经理世界》、《环球企业家》、《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等,在编辑权的独立性上都起到了相对更遵循新闻规律、媒体规律的表率作用。

  如果说媒体编辑权与经营权的问题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在编辑力量的另一个体现环节 — 媒体记者与编辑的力量对比中,或许能产生更具生命力并主导媒体报道方向、整体风格的决定因素。

  在为客户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有时会发现,即使一些记者出于确认数据、事实的考虑而将自己完成的稿件交由厂商最后审阅,但刊出后的文章往往与此并非完全一致,这种差异既是编辑基本职能的外在体现,也是编辑力量扩张的深层次需求 — 是否上版,采用什么样的标题,安排在哪个版面,是否配以图片、加以短评、予以摘要等等,所有的细节处理都体现出编辑的话语权,即所谓编辑方针。编辑话语权的实行无非是使文章更能满足其特定受众的需求 — 这其实又是来自读者力量(读者阅读倾向、习惯、爱好等等)的制衡;而读者的数量、年龄、阶层又决定着媒体的生存状态。所以,有什么样的读者需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新闻供给,编辑力量的终极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与其目标读者进行以信息为介质的情感交流与体验。

  《环球企业家》致力于成长为一本“商人味道”很浓的工商新闻杂志,主编李甬在谈到其内部的编辑、记者分工时也面露难色。虽然他们也在试图建立一种编辑负责制,但国内不规范的商业环境显然还不能提供足够数量并素质优良的商业媒体从业人员,无论编辑还是记者。西方编辑负责制度的借鉴意义在于编辑(如果能称“编辑”的话)塑造并维护着刊物的灵魂,通过优化、调整众多记者采写的文章使其总体上符合媒体的定位从而形成媒体一种相对稳定的诉求风格。比方说,如果没有成熟的编辑,即使一个记者会写出可以打90分的文章,但却不能保证另一个记者不会写出只能打40分的稿件——编辑的作用就是通过他的存在来建立一种有形或无形的质量控制体系,以确保刊载的每一篇文章至少都可以达到70分以上,从而形成一种集成了的编辑力量。《经济观察报》有一句口号,叫“以工业标准建设商业文明”,其实也体现了编辑工作应该是像工业生产那样是一种职业行为,遵循一定的生产流程和操作规范,以确保产品 — 新闻的总体质量。

  《21世纪经济报道》新闻报道的标题对读者的冲击力很大,比如《福布斯内地富豪榜炮制过程大起底独访四大黑马隐秘富贵第一次开封》、《革命性调整券商遭遇“猝死威胁”股市打假央行证监会空前“铁血”》等等,这些动态性、新闻性看上去极强的黑体标题都是编辑力量的体现。


  中国加入 WTO 是最近比较热点的话题,但不同的媒体对此也有不同的切入角度。《21世纪经济报道》策划了 44 版的《入世特辑》,从几乎所有可能涉及的方面,例如政府、工业、农业、资本、文化等涉入,用强烈的新闻色彩将中国加入 WTO 背景下政府、行业/产业的动态渲染出来;《经济观察报》也推出了 12 个版的《中国入世特刊》,除了将“政府入世”作为报道重点外,还遴选了法律、农业、金融保险、电信、石油/石化、纺织、IT、汽车、零售等敏感制度或行业,通过具体案例描述、分析了这些制度、行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数字时代》则选择了职业以及收入这个更多普通读者关心的角度,用30版的封面故事《抉择钱程》全面分析了中国入世前后的行业、城市的薪酬情况 — 主编李二钢的话来讲,《抉择钱程》策划重点是放在了提高与读者利益的关切度上,放在了对读者的动员力上。《财经》是值得尊敬的杂志,在11月5日出版的这一期中,封面文章《中国变法》对中国入世所面临的法制变革做了描述与分析 — 其实,大家公认的是,中国入世关键是“政府入世”,如果政府的作风、管理不“入世”,不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制订政策、法规、宏观调控、那么其他方面都会流于空谈,这也是为什么《21世纪经济报道》和《经济观察报》都将其入世特刊中最醒目的版面聚焦于政府政策制订、法制变革等与政府行为相关领域的原因。

  当然,由编辑力量所维系的质量控制体系所要确保的质量是一种综合的要求,也是媒体内部一种深层次的扩张需求,这种需求的满足既可以是一系列标题的处理,也可以是一个策划的成功,还可以是一个新角度的切入,当

  媒体凭借这种深层次的编辑力量来把握自己的风格时,他离成熟也就不远了。

抗衡还是顺应?

  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件,某国际知名 IT 公司主管 PR 的经理因为一家有影响的媒体将要发表一篇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的文章而威胁撤掉所有的广告,结果这家媒体不仅没有如 PR 经理所愿,反而将受到威胁的事实披露出来 — 结果可想而知,这家媒体的声誉空前提高,而该公司也吸取教训,从此立下公关与广告完全分立的规矩。

  这个案例是厂商与编辑力量抗衡的极端,不具有太多的普遍性,但它至少反映了一个事实——控制媒体的行为正遭受越来越大的失败和不齿。这种控制冲动背后显然隐藏着对媒体的一种误读,而在误读中受伤最深的往往是厂商自己。

  在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西岸一直试图基于对媒体的理解和传播规律的尊重,建立新型的厂商—媒体关系。时代的进步在促使媒体走向成熟、规范,编辑的力量越来越独立地表现为一种进步趋势。让客户与成长中的编辑力量相匹配、磨合,进而将客户推向编辑力量的前端,是西岸一直努力的方向。

附:《纽约时报》编辑人员结构介绍


  [前言] 组织结构决定了工作方法还是工作方法决定了组织形式?这其实就像是在争论鸡、蛋先后一样。无论是否同意形式主义的观点,有一点大家尚可达成共识的就是:形式一定会影响内容–对这种影响大小的界定成了鉴别形式主义的分水岭。

  刍荛之言,尧舜纳之,就当这个是攻玉的它山之石又何不可!


  《纽约时报》编辑部最高的主管是执行总编辑,下面是总编辑,再下面有七位副总编辑,每一位都有一定的督导新闻部门和特别的职权。另外有两位“准”副总编辑——艺术设计及图解主管与编辑部人事与行政主管各一名。


  在总编辑下面,有编辑主任和他的助理5人,这位编辑主任在副总编辑以上的主管下班后,是编辑部的最高负责人,实际上,他是夜间部的总编辑。

  编辑部主要的新闻部门为国外新闻部、国内新闻部、大都会新闻部、财经新闻部、文化新闻部、科学新闻部、体育新闻部、妇女及风格新闻部、摄影新闻部等。这里所说的每一个新闻部门都是规模很大的单位。每一个部门有主任与副主任,下面有夜间部主任,主管该部门新闻之出版作业,并有电讯编辑及5至6位高级助理编辑,还有特别设计新闻编辑,他们都是编辑部的中坚编辑干部,能够对新闻进行取舍,是真正的幕后决策人。当然,每一个主要的新闻部门都有自己的编辑台,这种编辑台平均有 10 到 12 位编辑。

  因此,每一个主要的新闻部门至少有20位以上的编辑,整个编辑部的编辑人数要在 200 以上。记者和特派员、评论家,以及新闻助理及书记秘书人员不在其内。另外,有关教育、宗教、法律、媒体等专业性的新闻,均有专业性主编人统筹指挥协调此种新闻的报道。

  《纽约时报》要用这么多的编辑们来出版报纸,每天要在 100 万字左右的稿件资料中选出 10 万字,供给读者阅读,由此可见《时报》在新闻处理上的负责态度。

  有人说,脑白金的危机公关是因为它利润率太高。然而,当我们看到众多成功赢利而迅速积累财富的企业并未遇到类似的挑战,我们反过来深省–一定是它忽视了别人不敢忽视的什么。

2005年03月25日

2001年2月的某天早晨,我提着大包小包(居然还有一台台式电脑主机),站在客厅中央,第不知多少次向着似乎还睡眼朦胧的爸妈宣布: “我要走啦,去北京,中国最好的杂志做最好的记者!”

老爸带着几分客套与矜持地点着头,喃喃说着什么,也许是关心与鼓励的话,可我没听清。 直到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他们在那前后为我担过多大的心,“比送你上大学还揪心。”老爸后来这样评价(那当然啦,我上的大学离家里就一个小时车程)。 可是,Who cares!我那装满幻想的脑袋已经再没有一丝多余的空间了。

 在到《三联生活周刊》之前,我已经在《深圳特区报》下属的《深圳周刊》做了三年记者,当时国内的周刊还很少,除了《三联生活周刊》外,只有刚创办不久的《中国新闻周刊》、《新民周刊》、《新周刊》等几家,而我与同事们在茶余饭后谈得最多的依然是《三联生活周刊》。虽然它那时还是双周刊,但它富于时效性的选题,深刻的观察力与精辟的评论,都让我们看到一本理想中的周刊的轮廓,我不止一次在酒后向朋友大放厥词:“在中国当记者,不到三联就算不上好记者”——颇有几分“平生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的遗憾。 这也是为什么当2001年初陆新之(当时任三联主笔)介绍我到《三联生活周刊》应聘时,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的缘故。

然而,当我兴冲冲地跟朋友来到当时还位于净土胡同的杂志社时,心里还是“格登”了一下。这幢位于不起眼的小胡同里的不起眼的小院子旁的不起眼的小楼,真是我曾经那么向往的“圣地”吗? 然而比起另一个担心来,眼下的失望又算不得什么了。 我能通过三联的考验吗?

在到三联之前,陆新之便已经告诉我,三联眼下缺的是财经记者,你进去后多数是做财经报道。在此之前,我在《深圳周刊》一直做的是社会报道,对“财经”的概念了解得大概还不如我那炒股票的老妈多。 三联的诱惑让我硬着头皮答应了这项我当时觉得是“临时”的选择,想不到的是,时至今日,我竟然还真做了一名象模象样的“财经记者”——这可真应了那句话:“ 不能不说我真有那么点儿运气。

 到三联写的第一篇报道是关于联通黄页的,报道的基本素材已经在深圳采访完了,但究竟该写什么心里却没底,快到交稿时间了,没办法磨蹭了一篇先给陆新之看。他看完后觉得还行,但我自己心里总觉得似乎没写到点上,便抓着他讨论。 聊着聊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徐迅(我们的一个记者朋友)当时跟我说过这个选题,他说这个黄页到底是媒体还是商品根本就定义不清……”这下我可抓到“救命稻草”啦。赶快回到电脑前,调出原来的稿子,嗒嗒嗒花了半个小时重头改写了一遍,标题就叫“黄页:媒体还是商品?”

 接下来的事情极为戏剧性。稿子交上去了,我正忐忑不安地等待“宣判”,突然朱伟主编一阵风般从他的办公室冲出来,举着一份稿子冲着大家嚷嚷: “这篇稿子谁写的!” 我一看正是自己的那篇稿,心里不由一阵冰凉,完了,不知道哪儿捅了漏子,这下得打点包袱回家了。陆新之也懵了,底气不足地往我这边点了点手,闷声问道:“怎么啦,有问题吗?” 朱伟冲到我面前,手里依然举着那篇稿子, “好,这篇稿子写得好,以后大家都得这么写……”

 后边他再说什么我都听不见了——姥姥哎,这么夸奖人会搞出心脏病来的! 后来的日子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撞大运”,以我当时那点浅薄的财经知识,假如没有徐迅的那句提点,恐怕真得当场卷包袱“下课”了。然而这种“大运”毕竟不是天天都能撞到的,高高兴兴地进了三联没多久,我就开始愁眉苦脸了。

 不久前跟一位朋友谈到财经报道与普通新闻的关系时,我蛮不讲理地甩出一句“财经报道不是新闻!”这话咋听起来有些无理,财经新闻怎么不是新闻啦,新闻的五要素财经报道就不要?新闻的从采访到写作的一系列规则财经新闻就可以不遵守?如此等等。 但我要说,作为一名记者来,假如你只是按新闻(尤其是社会新闻)的套路,去按“眼勤、腿勤、手勤”什么的去做财经报道,铁定会栽跟头——至少我就是这样。

有那么一段时间,写稿对于我简直就象苦役。不是我不愿意去采访,也不是不愿意去写,而是——写了稿根本就通不过。每篇稿子交上去后,我便象老鼠一般缩在办公室角落,听着楼梯口的响动,那段日子里我练出一项特技,分得出每个人不同的脚步声。每当朱伟的脚步在楼梯上响起时,我的心里便是一片冰凉——这次又死了。 朱伟的批评很有意思,他拿着稿坐在你旁边,一句话也不说。于是我便低着头找有没有可以钻的缝,一边在心里嘀咕:“快说快说,早死早超生”。果然声音响起来了,平平板板没什么起伏, “这篇稿子不能用”。 好,宣判结束。花两天时间转世投胎等下一个轮回吧……

为什么稿子老被毙呢?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是自己的文笔不够好——三联的文章文笔讲究是出了名的——于是每逢动笔便搜肠括肚找些自以为很有文采的词句下进去。那可真叫折磨,你想想前有“声音”、“圆桌”,后有文化、专栏,哪个不是文光四射得让人睁不开眼,再加上一个从《人民文学》出来的主编,多少大小作家的作品给他横删竖改,哪看得上这点鸡毛小菜——跟他玩文采,不等于是给自己刻七杀碑吗? 不行,不行转路子,开始往采访上打主意。

多找些学者名人,问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唬得住人,尤其是朱伟这类人——谁知朱大主编不吃唬,硬生生把俺磨破脑袋钻来的一点访谈内容大卸八块,甚至“弃尸门外”。写到这里,我要向那些曾经被我打扰过的学者们深表歉意,特别是一件令我至今内疚的采访,我要向盛洪先生道歉。 当时是为了写一篇关于反垄断的文章,我找到天则所,想请盛洪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想到要见这么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口未开心先怯——这么随便找人家发表意见,人家答应吗?于是自作聪明地编了个借口,说我们准备做一个专访,请盛教授就垄断问题谈谈看法云云。 盛洪答应得很爽快,但在电话里提了一个要求,“别人常常在文章里曲解我的话,我希望在发表前给我看一下。”在见面时他又强调了一次,我自然诺诺。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稿子也写出来了,自然不是专访。硬着头皮给盛洪发过去,他回了几句话,让我至今想起来依然惭愧不已。他的回复至今保存在我的电脑里,里边写道: “黄河先生,我记得你是说搞个专访,不是(知)记录何在?这篇文章里,你引用我说的关于企业内组织成本上升会抵消规模经济,不准确,望再对照录音修订。盛洪” 从那时起直到离开三联,我再没脸踏进天则一步……

现在写下这些,不是想跟朱老板(当时我们之间都叫他老板)“秋后算账”,而是想说,直到那时,我还是没搞明白财经报道应该怎么写。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心态,真是很有意思——老板不是要求要多采访吗?好,那我就一二三四五,搬着手指头数到底稿子里写了几个人,不够再凑两个;不是要写利益冲突吗?好,那我就刀枪剑戟十八般动作轮翻上阵——可是,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在想,是不是老板对我有什么陈见?但平时又不见他有什么不客气,那副平平淡淡的面孔似乎对谁都一样。 直到离开三联后的一天,我才突然发现,原来自己错了——写错了! 有趣的是,那几乎也算得上一次“撞大运”。

 那是我离开三联,到一家新的财经杂志所做的第一篇报道,关于科龙并购案。跟过去一样,我开始忙忙碌碌地四处找人采访,上网搜集资料。一切就绪后开始写稿,又出现了刚到三联时的那种情形:情况和素材似乎都掌握了,但写出来的东西总觉得缺了点儿什么,“软软的立不起来”。 新老板是一位有着深厚经济学素养的上市公司老总,看完我的初稿后,他问了一个在我看来很奇怪的问题:“收购科龙的这家公司(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在收购时,是在内地独立注册新公司,还是母公司收购的?” 在我看来这是个细微得不足以关注的问题,当我提出这个疑问时,老板摇摇头: “我们做企业的都知道,如果他是在内地注册新公司收购的话,那么就可能……”随后涛涛不绝地给我讲了香港证券市场上此类公司收购的操作手法,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 听完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狂喜,原来真实的经济世界可以这么精彩!回到家后我扔开原稿,花了个通宵写出一篇完全不同的报道。 那是我对财经报道的第一堂启蒙课,我至今这样认为。 当我在随后的日子里用这种眼光再去看三联时期的报道时,突然得到一个新的领悟——那就是在过去的报道中,我能看见自己笔下纷繁复杂的种种现象,却看不见自己对于这些现象的理解与判断,在我的报道中没有“我”!

 这又是一种有悖于基本新闻原则的价值观。新闻不就讲究一个“客观”吗?处处把自己的偏见和感受带进去,不如改行去写小说?但我依然坚持认为,在财经新闻报道中,记者如果不能加入由自己素养和观察而来的“独断”,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组织起复杂的现象,写出有深度,“有骨头”的报道来。

其实在新闻学里边,早有“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之分,在我看来,经济报道就是一种典型的“解释性报道”,而这种报道的精髓就在于记者自己要“想得明白,说得精采”! 想得明白,说得精采。说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张五常教授说经济学就是要“解释真实世界”,短短一个“解释”,穷尽了多少象张教授这样“天纵之才”的毕生之力。

说到这里,似乎离三联有点远了,还是回头来看看当时我在三联“想不明白”时的趣事吧。 三联当时的经济部说不上“人丁兴旺”,高昱因为做专题常常在外边跑,陆新之也神出鬼没三五天见不着面,每天在经济部“值班”的往往是我跟李伟。李伟是复旦哲学系的高才生,跟我同病相怜,日日面临“三苦”:一苦找不到选题,二苦采访不到人,三苦交不出稿或稿子被毙。 苦里作乐大家便发明些“术语”,拿来调侃自己的糗事。其中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是“苦苦哀求”,因为大家平时不容易找到适合的采访对象,一旦找到一个往往死缠烂打,誓要从“老虎”嘴里拨下几根毛来。于是办公室里便常常听见某人“软语哀诉”: “我们有这么个题目,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出差,那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要不我在电话里跟您谈谈也行……” 一来二去,两人看见对方拿起电话就会会心而笑: “又要苦苦哀求啦,哈——哈……”话音未落自己也抓起电话“苦苦哀求”去了。 苦苦哀求完就该干活了,说干活其实不确切,应该叫“想活”——那几行字半小时就可以敲出来,问题是究竟敲什么呢? 于是苦苦哀求完了,便进入“望天发呆”的阶段。记得有一次社会部的巫昂跑进来,东张西望了半天,对着正在发呆的李伟说:“你们这儿真象座庙。” 是的,当时的经济部既没有文化那样丰富多彩的活动,也没有社会部那惊险刺激的采访,倒真有几分象“修身养性”的寺院或道观——虽然里边的两个“小和尚”六根不净,杂念丛生。

 转眼离开三联已经三年了,面对着自己写下的这堆拉杂琐碎的回忆,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慢慢漫延开来。想起三年前离家远行的那个早晨,我忍不住低低咕哝了一句: “我还是要做中国最好的记者——也许是财经记者?”

2005年03月24日

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6190

2005年03月22日

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6179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未删稿)
● 邓正来


    关键词:自主性 关系 “共谋” 批判
    
    引论:一、中国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我们现在也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中国学界与外部同行接触及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中国改革进程与社会转型过程的深化,中国社会科学将在未来发展的进程之中获得更多的理论资源与现实动力。但是,正如我在另一个场合曾经指出的那样,“不过,中国社会科学是否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以及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显然不是上述外部环境所能决定的,换言之,这些外部环境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助益性绝不是当然的。这里不仅涉及到学术研究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也关涉到中国学术界在面临其他场域于‘进步’这一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的支配下不断获取强势地位的情势中如何营建并捍卫学术自主性的问题,更涉及到生存于这一环境之中的中国学术界能否保有一种批判的精神去直面这些关系的问题。”[1]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显而易见,上述问题都是围绕着我反复强调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2]这个核心问题而存在的。因此,我将把“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设定为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在回答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会缺失自主性这个问题,因为对后者的回答乃是我们对前者回答的一个重要前提。实际上,我于大约十年前就在《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的长文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本文的讨论实是以前文为基础的。但是我在承认前文观点有效性的同时认为,就回答“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而言,前文的观点并不充分,不仅需要加以反思,而且还迫切需要对此做出进一步的探讨或补充。正是这一判断,构成了本文可能具有的理论意义。考虑到本文是对前文观点的修正和推进,本文的论述也将据此采纳如下的分析安排:除了导论引出本文的论题以外,第一部分将首先以扼要的方式重述我在《思考》一文中的基本观点和结论。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亦即在对前文观点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在第二部分中,我将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认识角度”的问题;经由此一问题的讨论,我将确立认识这个问题的“关系性视角”。二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向度”问题;我经由此一问题的探讨而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三是关于“知识生产机器”的问题;透过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主张把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批判扩展到对学术制度的批判,亦就是从对社会科学知识的批判扩展至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器的批判。在第三部分中,我将从关系的视角出发,把关注点真正从外部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内部所实施的各种“共谋”关系,亦即通过对“共谋者”的重新界定而对中国知识分子与各种“操作”或“玩弄”中国学术制度安排之腐败实践之间的“共谋”关系进行反思和批判。作为本文的结语,第四部分则将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过程中应当承担的极其重要的几项使命。可否省略此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一、《思考》一文的基本观点与结论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便在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科学如何获致自主性这个问题。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回应此前三十年间社会科学知识意识形态化以及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基本丧失的状况。据此,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大体上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学科性建设”[3]和“知识分子心态和品格”[4]这样的设问方式来展开的:前者试图通过社会科学的学科恢复和学科建制的努力来使中国社会科学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后者则试图通过对中国知识者古即有之的“入世”心态的检讨以唤醒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精神与品格。可以说,这两个向度的努力都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科学在当时的本土性问题。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关于这种设问方式,极其明显地反映出了当时特定情势对人们设问角度的规定,然而,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困境却表明,这种设问方式对于认识或解决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而言,“可以说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基本的”。[5]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追究,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更为重要的恐怕还不是这种设问方式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而毋宁是在根本上支配这种设问方式的某种思维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因为所谓设问方式以及经此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相关的思维方式及其背后隐含的问题结构所支配的。简而言之,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那种视外部性因素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之关键因素的思维方式。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经由这种思维方式提出的问题所含的预设至少存在着如下的问题:第一,尽管它在表面上就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的“入世”人格对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影响这个问题做出了否定性的主张,但实质上却反映出了其在更深的层面上强调知识生产外部因素对知识及其生产活动的决定论式观照。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在讨论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切割掉了社会科学研究内部的向度,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那种“用逻辑的事物替代事物的逻辑”的方式,而更为紧要的则是这种逻辑实是一种“你死我自然活”的零合博奕逻辑。这种思维方式在经验层面上的展开,完全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在上述外部性问题得到某种程度解决的时候,有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自主性问题依旧未能得到关注,甚或没有得到改观。第二,作为基本上对社会科学研究之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重要意义不意识的一种逻辑结果,这种思维方式不可能使人们去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制度的合理性问题,或者说只能够使人们在基本上不考虑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以及这种知识增长的规定性的境况下诉求学术制度的恢复和建构,从而致使种种对学术制度的诉求滞留于形式层面。更进一步讲,本来为了抵御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因素对社会科学的干预而建构的那些学术制度,结果由于对建构学术制度的学术判准的不意识,而使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依旧深深地嵌入在这些制度之中,并透过这些制度而展现出社会、经济及政治等需求在另一种形式下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无处不在的渗透和支配。第三,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这种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考,不仅一方面因中国知识分子对那些旨在试图摆脱各种外部性因素之支配的学术制度的当然认定而忽略了对它们本身的分析和探究,而且在另一方面更是从根本上遮蔽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自身的研究中与这些深刻地体现着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外部需求的学术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复杂的、彼此依赖而互为强化的关系,从而无从洞见这些复杂关系背后的各个场域间所存在的紧张和冲突。[6]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正是透过对上述思维方式的分析,促使我在《思考》一文中主张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亦即“转换我们对此一问题的那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一如维特根斯坦所言,透识一个深层且棘手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办法是‘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进行思考时,必须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打通这两种思维方式,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7]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经由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我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并不能仅通过确立学术制度以抵抗僵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解决,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些学术制度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性质,或者说还取决于我们对学术判准的认识。当然,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品格的转换而得到解决,因为向“出世”品格的转换,有可能导致其与社会科学这种关注社会与人的知识品格发生根本的紧张。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中国社会问题时是否能够严守科学的学术立场。据此,我在《思考》一文中得出结论认为:第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社会科学场域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间关系的问题;第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从某种角度看乃是其他场域对中国社会科学场域监督、支配所致,其基本中介是那些并非完全根据社会科学知识的规定性及增长逻辑而建立起来的学术制度;第三,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在其研究中与这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共谋”所致;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学或前科学的东西渗入进了社会科学之中,进而侵损了中国社会科学应有的自主性。据此,我在当时主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科学场域与其他场域间关系的知识自觉的基础上,应当首先在其自身的具体研究中对日常性常识及学究性常识加以彻底的质疑并与之决裂,进而科学地建构起研究对象,以科学的智识资本增进和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8]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二、关系视角•世界结构•制度批判——对《思考》基本观点的反思和推进(一)
    
    (1)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认识角度问题。
    
    我在《思考》一文中经由否弃当时盛行的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来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维方式而主张“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9]然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以后,我认为,当时采用的“内部性视角”这一说法并不妥切,实际上更为确当的乃是一种“关系性的视角”。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众所周知,在当下的社会世界里,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不可能不受到来自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的影响。但是在这里,我们却必须强调指出,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对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具有影响的事实,并不能够使我们当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正是这些影响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缺失了它应当拥有的自主性。在我看来,外部诸场域对学术场域之宰制的形成,在当代的社会中主要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所谓的“被动者”转变成了“主动者”以后才获得其实现的可能性的——亦即中国知识分子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之间进行形形色色的“共谋”所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作为“被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向作为“主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转换,才一方面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需求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再生产——当然也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运作逻辑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它还致使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未经批判的“复制”或“消费”。[10]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据此我认为,我们在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建构起一种“关系性的视角”并以它作为我们的认识路径,因为惟有根据这一视角,我们才有可能在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会简单地追究任一单方面的原因,而会把我们的视域扩展至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各种关系问题。显而易见,这种“关系性的视角”彻底否弃了中国学术界所盛行的要么“外部”要么“内部”的“单向度”视角:依据“外部性视角”,我们充其量只能经由一味地指责经济场域、社会场域、政治场域乃至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宰制而陷入一种简单的“反抗”逻辑之中——然而我们知道,“反抗”却往往不意味着解放;而依据“内部性视角”,我们则充其量只能经由空泛地指责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品格和缺乏“独立精神”而陷入一种与社会科学知识之性质更为基本的紧张之中。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2)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向度问题。
    
    我必须承认,在撰写《思考》一文的时候,我确实忽略了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必须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尽管我在讨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认识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示范”问题,而且还专门撰文探讨过这个问题。[11]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首先,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毫无批判的接受,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示范下,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再者,这种实践还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西方的既有理论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带上了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12]更为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我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其次,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社会科学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学术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只会引发与这些制度原本旨在达到的目的相违背的结果。比如说,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规定了一种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要求相关人员必须在年度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论著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是与聘佣制度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晚近以来,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将这种制度移植了进来,但是他们在引进这种制度之前却并没有做认真的分析,甚至不意识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仰赖于其他学术制度的支援或配合。比如说,一些学术项目的立项乃至获得,通常情况下乃是为某些重点高校或重点院系所垄断的;同时我们知道,项目的获得意味着研究者肯定能够获得一定的出版经费或补贴;而面对当今中国出版社因企业化而出现的一种重赚钱而轻质量的取向,那些能够获得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与那些因所在单位的地位低下或不善人际关系而得不到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就更容易出版论著——亦即更容易满足上述“数量”制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许多知识分子,而且一些院校也为了获得每年的研究项目经费而大搞社会“公关”,结果知识分子用以这种“公关”的精力和时间则大大超过了他们可以用来研究的精力和时间。可见,原本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经由在中国的移植而变成了一种激励知识分子去“争夺”项目经费的制度。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制度在中国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与知识分子职称评定相勾连,而另一方面则与强调数量甚于质量的倾向紧密相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一些知识分子采取剽窃、抄袭和拼凑的手段来满足这种制度所规定的要求,有的做法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13]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除了存在一般性的一面以外,在世界结构中还存在着本土性的一面,而这意味着学术自主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是以特定时空为限的。据此我认为,就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情形而言,学术自主性的问题基本上会涉及到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依照其运行逻辑而必须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做出明确的界分,这可以说是自主性的国内向度——实际上每个国家的社会科学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向度所涉及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必须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这在我看来乃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14]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3)关于知识生产机器的认识和批判问题。
    
    我在《思考》一文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在其研究中与那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共谋”所致。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学或前科学的东西渗入进了社会科学之中,进而侵损了中国社会科学应有的自主性。据此我在当时主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科学场域与其他场域间关系的自觉的基础上,应当首先在其自身的具体研究中对日常性常识及学究性常识加以彻底的质疑并与之决裂,进而科学地建构起研究对象,通过科学的智识资本增进来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简而言之,这里的关键是这样两个论断:一是“共谋者”主要是那些因科学资本甚少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二是中国知识分子应当首先通过研究对象的科学建构来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显而易见,我的上述论断是有道理的,但是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角度来看,它们却是不甚全面的。根据本文的论述安排,我将在第三部分对“共谋者”的问题做专门的讨论;在这里,我将着重讨论第二个问题,即我们在科学建构研究对象以外还必须对那些无处不透露着政治、社会和经济等需求的“学术”制度或我所谓的“知识生产机器”本身进行追究和批判。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就建构或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而言,我们之所以不仅必须关注知识研究本身的问题,而且还必须拓展至对中国既有的“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实是因为我经由长期的思考而认为:第一,社会科学知识研究虽说在一般的意义上是一种个人的智性活动,但是它却因为关涉到各种学术制度或知识生产机器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又必须被认为是一种个人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这一认识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仅仅通过对个人智性活动的“纯知识”追究并不能够使我们获致一种充分或有效的认识,因为我们知道,在当今的社会中,个人的知识活动经由“大学制度”、[15]“评价制度”、“出版制度”、“职称制度”、“项目课题制度”等严密的“盯视”和建构而变成了一种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它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智性活动”了,而毋宁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个人性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追究,就不能只见“知识”而不见“盯视”和建构这种知识的“制度或机器”。第二,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发展的今天,在相当的程度上讲,个人的知识活动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智性活动”,也不是西方当代社会中的那种高度制度化的“个人性”社会实践活动,而毋宁是一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因为在我看来,虽说中国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正处在转型的过程之中,但是我们对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却仍处于亟需关注和批判的阶段,亦即一个急待改革的阶段。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所谓“集体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亦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在当下深陷于其间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16]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知识规划”与福柯所言的那种西方式的知识或科学“制度化”不尽相同,因为前者直接出自于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确定的“学术”制度(如考试制度、学生招生制度、学籍和学纪管理制度、学科设置、学位授予制度、职称评定制度、重点学科设定安排、项目分配安排、出版制度、评价体系等)——这意味着这种政治性的权力和“学术”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确定了知识的生产方式,而且还型构了知识产品的内容,而后者则主要源出于相对独立的大学自己设定的技术性微观制度(虽说它们也被称之为考试制度、学籍和学纪管理制度、学科设置、学位授予制度、职称评定制度、项目分配安排、出版制度、评价体系等)。一如福柯自己所言,支撑后者的权力并“不是那种因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与君权的威严仪式或国家的重大机构相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然而,它们正在逐渐侵蚀那些重大形式,改变后者的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17]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正是在这样一个“知识规划”的时代,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主要存在着两大知识生产趋势以及与其相应的两大“知识类型”(尽管边缘化的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在任何时候都始终存在着):第一,存在着一种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从意识形态、政策或非学术的需要出发而制定的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即规划的知识。第二,存在着一种也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说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即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知识。实际上,从更深的角度来看,后一种类型知识乃是与前一种类型知识相配合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对“知识规划”时代以及其间类型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的认识,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据此提出这样一项假设,即这些类型知识并不是个人性知识活动的结果,而是知识分子或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以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及政治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我认为,提出这项假设并对它进行分析有着这样几项意义:首先,我们可以经由此一分析而认识到在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以外,还存在着一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方式及其赖以为凭的“知识生产机器”。[18]其次,我们可以经由此一分析而认识到,无论是“知识规划”,还是“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都是以知识分子参与这种“知识规划”或“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并与之“共谋”为前提条件的。最后,我们还可以经由此一分析而认识到,我们必须对这个“知识规划”时代和“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因为如果我们不进行这种反思和批判,那么我们所做的任何改革大学的努力、改革评审规则的努力、改革出版体制的努力和改革形式学术规范的努力等等,都有可能转变成粉饰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材料。更令人担忧的是:一方面,我们在使我们自己沦为这台知识生产机器之一部分的时候对此毫不意识;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使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生产更为有效,而且使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那种知识具有更大的正当性。因此我认为,在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过程中,对知识的批判,在脱离对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使我们无法有效地洞见中国当下的知识生产过程,甚或无从认识这种知识的性质。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三、知识分子与学术腐败之间的“共谋”关系——对《思考》基本观点的反思和推进(二)
    
    我在《思考》一文中认为,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与其他外部场域进行共谋的人主要是那些因科学资本甚少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因为第一,社会科学本身因种种缘故而不可能阻止、贬斥乃至驱除某些企图以最低限度的代价对各种外部要求做出回应却无须做或不能做一些必需而又艰苦的工作的研究者——然而,这些必须而又艰苦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于将日常的各种“社会问题”转化成导向科学解释的社会科学问题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19]而这些研究者,从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或在掌握智识资本的方面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便是那些水平相对较差的知识分子。第二,由于社会科学场域始终处于权力场域的“元”的支配下,所以它总是面对着其他场域通过学术制度这一中介对其做出的规定、监督和抵御,因此作为结果,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往往是那些在社会科学场域内部掌握较少智识资本的研究者,趋于在其“研究”中通过简单地应合那些与其他各种场域需求相吻合的学术制度而达到与其他场域的“共谋”关系。[20]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一如前述,我以布迪厄的理论为基本思想资源做出的上述论断是有道理的,但是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角度来看,尤其是从“官本位制”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仍处于“元”支配的角度来看,它们却是不甚全面的。实际上,我在当时的讨论中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在《思考》一文的注释中便明确指出,“关于那些尽管掌握较多学术资本的研究者有时也会与其他场域的力量发生‘契合’关系的问题,虽不无重要,但鉴于本文的论题主要关涉中国社会科学场域的一般问题,故不在此处进行讨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布迪厄的概念系统,尤其是他关于某一场域中的被支配者往往倾向于与外部势力合谋的设定,很难 解释这样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布迪厄理论的局限,需要我们进一步对之加以思考。”[21]仅从当今中国的博士招生情况来看,就存在着某些掌握较多学术资本的知识分子(即博士生导师)为了谋取“重大资金”研究项目而在招生在职博士的过程中进行“官学交易”的腐败现象、或者为了谋取各种“其他利益”而在招生在职博士的过程中进行“钱学交易”的腐败现象,等等;套用布迪厄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在结构上倾向于寻求与外部权势——不论是什么——的结盟,面对原本来自内在竞争的各种约束和控制,强化自身的力量,或者对整个竞争机制发动报复式的反击……”。[22]毋庸置疑,对这个问题的检讨,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与其他场域进行“共谋”的过程中,除了掌握较少学术资本的知识分子以外,掌握较多学术资本的知识分子也同样是其间的主角。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我们关于“共谋者”这一认识范围的拓展,从逻辑上讲,使得我们获致了更深刻地洞见“共谋”关系的可能性。更为准确地说,从我们所确立的“关系”视角出发,我们至少有可能洞见这样两种“共谋”关系:一是我反复强调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经济、社会和政治或西方社会科学等外部场域之间的“共谋”关系;二是本文旨在强调的一种更为重要的“共谋”关系,即中国知识分子与各种“操作”或“玩弄”各种中国学术制度安排(比如说考试制度、学籍和学纪管理制度、学科设置、学位授予制度、职称评定制度、重点学科设定安排、项目分配安排、出版制度、评价体系等)之腐败实践之间的“共谋”关系。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显而易见,这些存在于中国学术界内部的“操作”或“玩弄”中国学术制度安排的“学术腐败”现象,实是一股常常不为人们所重视但却无时不刻地摧毁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力量。众所周知,这些现象一方面包括了一些知识分子趋于在其所谓的“学术活动”中通过简单地应合那些与其他各种场域需求相吻合的学术制度而摧毁中国社会科学场域所应有的自主性的现象;而在另一方面还包括了一些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而直接摧毁某些旨在推进中国学术发展、提升中国研究水平和培养中国学术梯队的制度性安排。在我看来,这种“操作”或“玩弄”中国学术制度安排的“学术腐败”现象不仅与相关学者个人的做法直接相关,而且也与驱动其实践的各种非学术性的力量紧密相关。但是在这里,需要我们更加重视的却是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操作”或“玩弄”实践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年复一年的日常学术活动中被践履得如此“顺利”,或者这种“操作”或“玩弄”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年复一年的日常学术活动中得以“完好地”延续下来并转换成种种“非正式规则”,实是那些拥有资格或权力“操作”或“玩弄”这些制度的知识分子与各式人等之间所进行的交易性“共谋”所致——后者中既包括必须参加各种毕业考试或升学考试而不得不长期忍声吞气的学生、包括那些具有批判能力但却因种种利益考虑而对此熟视无睹的知识分子们、还包括由知识分子的弟子们或朋友们充当主力的大多数媒体,当然也包括那些试图为自己在日后留下“操作”或“玩弄”这些制度之机会的知识分子。一言以蔽之,没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性“失语”或“沉默”或“冷漠”,中国日常学术活动中的那些“操作”或“玩弄”中国学术制度安排的丑陋实践就决不可能如此“顺利”,也决不可能演化成种种主宰中国学术发展的非正式规则。[23]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洞见到这种“共谋”关系的存在。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构成鲜明对照的现象,即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如“孙志刚案”、“刘涌案”、“黄碟案”、“《南都》案”、“孙大午案”等司法不公现象以及各种政治或经济腐败现象)进行了积极的理性讨论和理性批判,并且成为社会“良知”,然而另一方面对诸如各个等级的“钱学交易”、“官学交易”、“项目资源分赃”、“职称交易”、“论著出版交易”等学术腐败现象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一种“集体性失语”的现象。的确,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生产正当性制度安排之知识和批判社会丑陋现象的堡垒,因此它始终被一种被认为的“正当”光环所笼罩、所庇护。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学术界确实以生产正当性制度安排之知识和批判社会丑陋现象为其旨归之一,然而这却绝不自然而然地意味着生产正当性制度安排之知识和批判社会丑陋现象的学术界或者构成学术界的知识分子本身所采取的每一做法都是正当的,甚或可以享受免被分析和免被批判的豁免权。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据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追问:第一,为什么在直面中国学术界自身问题的场合,我们想听却听不到了知识分子在其批判政治、社会或经济场域之丑陋现象时所发表的那些令人颇受启发的理性分析或理性批判?第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有如此大的“魔力”能够使得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把其犀利无比的视角仅仅指向知识分子自身以外或学术界自身以外的社会生活现象?换言之,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对社会生活“言说”的正当性究竟是什么?[24]就此而言,我认为,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首先意识到我们对社会生活所享有的“言说”或“批判”的位置所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我们所占有的这种位置往往容易把作为批判者的我们从我们所“言说”或“批判”的对象中以一种一相情愿地方式“悬置”起来。然而事实上,由于我们深深地嵌入在我们所“言说”或“批判”的“对象”世界之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根本就不可能通过客观对象化的方式而把我们自己从这个“对象”世界中隐匿掉。因此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我们,在对社会生活各种现象“言说”方面的正当性,不仅仅存在于我们所拥有的象征着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身份以及我们所拥有的知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我们自己对我们认为正当并作出选择的社会生活规则或程序的严格遵循,当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更在于我们对我们内部或学术界自身中的各种现象同样保有理性分析或理性批判的能力以及对这种能力的践履,因为我们用以改革或批判中国当下各种制度性安排所依凭的各种理据,也同样可以适用于我们改革或批判中国学术界内部各种制度性安排的努力。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当然,仅仅认识到中国学术界中上述社会“良知”与“集体性失语”之间的反差现象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我看来,与此相关的乃是这样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那些拥有资格或权力“操作”或“玩弄”各种学术制度的人与其他知识分子之间所进行的交易性“共谋”为什么能够在实践双方甚或众人都明确意识到的情形下“顺利”地进行?我认为,这种“共谋”关系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展开,实是因为它是在一张我所谓的本土性的“消声之幕”背后进行的,因此我们必须对这张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消声之幕”予以追问。首先,这张“消声之幕”是由具有中国当下社会印记的那些“人情世故”、“利益分配”或“权钱关系”等非学术因素编织而成的。其次,这张“消声之幕”运作的有效性,乃是凭靠各种“学术”制度安排为支撑的,因为任何试图打破这张“消声之幕”的尝试,都将受到相应“学术”制度的惩罚。最后,这张“消声之幕”虽说无形于我们的社会科学场域之中,但是却因此罩住了知识分子呼唤“日常正义感”的喉咙或者使得知识分子呼喊“日常正义”的喉咙只能够冲着知识分子以外的任何社会现象,进而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基本上成了一个对各种“共谋”现象禁声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正是这样一张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消声之幕”,不仅将各种各样的“共谋”关系隐藏起来,而且还使得广大具有“日常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们也不得不变成了“失语共谋者”。再者,在这张“消声之幕”的支配下,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也只能无奈地把各种“操作”或“玩弄”中国学术制度的“非正式规则”继续强加给下一代知识分子。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四、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的使命
    
    显而易见,经由上述对“关系”性视角的确立、从作为反思和批判对象的知识向知识生产机器的扩展、从作为“共谋者”的科学资本较少者向科学资本较多者的扩展、从作为“共谋关系”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经济、社会和政治或西方社会科学等外部场域之间的共谋向中国知识分子与各种“操作”或“玩弄”各种中国学术制度安排之腐败实践之间的“共谋”的扩展,以及对中国独特的“消声之幕”的揭示,我以为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即如果中国社会科学试图建构自己的自主性和型塑自己的品格,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必须努力完成至少这样几项前提性的工作——亦即必须践履我所认为的中国学者在当下的使命,因为这些使命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现状本身为中国知识分子设定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一,我们必须通过打破整体性的“社会”概念而将中国社会科学视作相对独立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的学术场域,并经由科学资本的增加和同日常性常识或学术性常识的决裂来增进和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换言之,我们决不能以任何方式把自己出卖给其他场域,进而成为摧毁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共谋者,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确立中国学术自己的评价判准而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以研究对象或研究者机构的重要性替代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甚至把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需求误作为学术评价判准等各种现象进行分析和批判。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二,我们必须通过打破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极其流行的“拿来主义”和“知识消费主义”倾向而使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及其制度摆脱其所具有的“移植品格”,进而颠覆这种品格所掩盖的作为知识消费者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西方学者间所存在的各种关系,并且对那些充满了“移植品格”的社会科学知识及其制度进行反思和批判。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三,我们必须对由各种考试制度、学生招生制度、学籍和学纪管理制度、学科设置、学位授予制度、职称评定制度、项目分配安排、出版制度、学术评价体系等构成的这台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器进行分析和批判。具体而言,我们必须对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类型进行辨析,进而揭示和改革型构了这种特定社会科学类型的特定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器的各种权力关系。[25]当然,我们还必须对中国知识分子与那些“操作”或“玩弄”各种“学术”制度的做法之间所进行的“共谋”进行揭示和批判,而这里最为关键的地方乃在于彻底摧毁我在上文所述的“消声之幕”,因为惟有在这个方面取得成功——进而使得我们能够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社会生活重新呼喊出我们的正义之声,我们才有可能彻底地消解知识分子在这张“消声之幕”之下展开的种种“共谋”关系。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四,我们之所以强调中国社会科学作为学术场域必须独立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的主张,一如前述,实是因为学术场域所遵循的运行逻辑乃是截然不同于其他场域所遵循的运行逻辑的。但是我们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强调和捍卫,却并不能够使那些构成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中国社会科学界中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的各种制度性安排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当然地享有豁免被批判的权利。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对社会生活进行“言说”或“批判”的同时对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内部中的各种现象保有理性分析或理性批判的能力以及对这种能力的践履。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本文的删节版最早发表在《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媒体印象杂记

  文/丁一

  从事新闻工作10年,虽然没有在“主流媒体”任职过,也没有成为自称“名
记”的资本,但是至少,对媒体以及媒体圈中的人和现象指三道四一下,相信还
是有资格的。不过既然谈的是印象,都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就不一定那么有条理
了。

  北京的三份报纸

  我一直对北京的同事说,我是这么看北京的三份报纸的:北京晚报是办给小
市民看的、京华时报是办给民工看的,新京报呢,是办给自以为小资的人看的。
为什么呢?

  其实也很简单。北京晚报是老报纸,就跟全国每个省过去都有的一份晚报一
样,虽然也有些变化,但你就是不变,也有那么一大批市民,不管是老市民还是
小市民,都会延续一种购买和订阅它的传统。就像自己的原配,虽然左手摸右手
因为太熟悉而没有新鲜感,但毕竟要是缺少了好像也不太习惯一样。反正这份报
纸既是北京日报的财源之一,也在党报的先进性思想领导之下,新闻做得是四平
八稳,没啥看点。我一般只在周五购买,为的是看看周末哪里有什么人在书店签
名售书的信息,以利于工作。

  京华时报。这份报纸比较有意思,是人民日报主管的,总编据说是来自原南
方周末的朱德付。我之所以把它说成是办给民工看的,是因为这份报纸好像最擅
长社会新闻,什么地方有个卖淫女被杀有人在哪里跳楼之类的消息,虽然别家报
纸也能抢到,但就是这份报纸做起来像模像样,因为它总给人一种低档的感觉。
按理说,人民日报主管的报纸,对人民应该负责一些才好,不过各位可以留意一
下这份报纸的广告,一是招聘信息,二是征婚广告。说白了,就是那些所谓地招
演员、KTV夜总会招公关之类的广告,十有八九是骗人的。经常有报道说哪些外
地人在某写字楼被以招聘为名骗了报名费还被逼着用车拉车昌平某平房做“伏卧
撑”之类的消息,跟这类招聘广告不无关系;还有就是该报中缝的征婚广告,不
是有车有房的海归就是寂寞难耐的贵妇,千篇一律地留下个骗人的代理电话骗取
高额信息费。而这些骗人的东西,对那些缺少城市生活经验的民工来说,是最具
杀伤力的。可是也好笑,这类报纸又要靠这类广告挣钱,偶尔冒出个民工被骗的
新闻时,也不忘报道一下。

  新京报。首先让我感兴趣的是新京报的口号,叫“负责报道一切”。它的意
思读起来至少有两层,一是“负责报道所有新闻”,二是“负责任地报道所有新
闻”,我想新京报要取的意思,当然是后者。其实南方日报集团下属的报纸都有
自己的口号。不过,口号是自己喊的,信不信是由别人来决定的,做不做得到更
是另一回事了。你说你“负责报道一切”,你就真负责了吗?记得前年的哈尔滨
“宝马撞人案”,我想这事过去挺久,大家似乎都淡忘了。不过我清楚地记得该
报当时的记者是一位姓高的,写的新闻呢,是一边倒地偏向那个宝马车女车主。
连我这样平时心平气和的人看了,都不忘在网上向该报提出了批评。再有就是
“朱苏力事件”,好像新京报的采访也不是那么负责任的感觉吧。所以呢,口号
可以大声地喊,也可以自以为有多高的使命感,可是呢,还是拜托少给人落下些
笑柄。说了这么久,再谈谈我为什么说新京报是办给小资或自以为小资的人看的
吧:报纸挺厚,经常捣腾些文化、旅游、北京地理、美食地图啊什么的,对城市
的小资来说,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北京其实还有另几份报纸,北京青年报、北京娱乐信报等等,不过,也懒得
说那么多了。总的来说,北京青年报其实没什么内容但比较善于把自己包装成
“主流”的面孔,如今听说还上市了,看来更加有“主流”的资本了。北京娱乐
信报我很少看,只是觉得在公共汽车站的流动报贩卖他们挺多的。

  南方周末和话语权

  要说批评南方周末,这个我确实于心不忍,也做不到。虽然三、四年前就有
人说,南方周末没有那么尖锐了也不那么好看了甚至说再不买了。但我却不是这
么看的,什么都在发展和变化,报纸风格哪能没有一些变化呢。而且我也认为该
报仍是当今中国最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我为什么把以上几个东西放在一起呢?先说话语权吧。南方周末既然影响力
大,那么它报道的人和事,当然也容易有大的影响。而我认为,这就很容易形成
一种无形中的话语权问题。比如,南方周末经常总结性地报道些什么“现象”,
读起来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种现象似的。到底有没有呢?也许有,也许没有,但因
为该报影响大,然后网络和别的报刊一转载,大家就真的觉得有这么一种现象出
现了。比如南方周末报道过江苏某地市委书记仇和,然后就总结了一条什么“仇
和现象”。依我看,仇和就是仇和,他的做法就是他个人的,即使有类似的人物,
也不至于有什么“仇和现象”。可是南方周末这么一报,影响还真不小。“仇和
现象”倒也罢了,南方周末后来又来了个“苏州百官共廉现象”,初读的时候,
我恨不得立马找个苏州女孩倒插门,从此在太湖边和苏州园林里终身告老。但实
际上,南方周末好像还是太绝对了,没过几日,苏州市一位副市长姜人杰就出事
了。这消息一出,总有一种南方周末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感觉。后来又上“西祠胡
同”,看到一个留在南方周末工作的大学生毕业生痛斥被欺压的贴子,更让我替
南方周末担心,以后还是更加实事求是些为好。不要以为自己影响大,就总结太
多的现象。

  舆论监督

  说到南方周末就想到了“舆论监督”四个字,没办法,谁叫人家一直被群众
委以重任了呢。其实,在南方周末工作的人也要挣钱吃饭,保不准还要被炒鱿鱼,
所以虽然使命感比我等强一些,但也不见得全都是正义的化身吧。

  不过,我这里说的基本上跟南方周末没有什么牵扯,而只想谈“舆论监督”
本身。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根本就不应该提什么“舆论监督”,根本就不应该让
媒体去“监督”别人!凭什么?难道媒体就代表正义、就代表了客观和公正?难
道媒体就天然具有批评别人的权利?难道在媒体工作的人个个都是把“三个代表”
学透、不会犯错的神吗?我认为不是的,媒体尽管是我党的“喉舌”,但也是跟
别的单位一样是有法人代表的具体法人单位,也是收广告费说不定还吃人家嘴软
的,也是跟别人一样要向国家纳税的。

  我认为,媒体惟一的职责,就是报道、揭开新闻事件的真相。事情的本来面
目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媒体只要把报道出来就可以。我在这里也不想展开说
什么。反正,你媒体要去监督别人,那凭什么别人就不能监督你呢?许多媒体都
有跟读者或别的单位打官司的经历而且觉得自己还挺冤,我自己也参加过几次这
样的旁听,感觉其实那些跟媒体打官司的人不少可真是冤大头。事实上,碰上这
样的官司,媒体大多数是占优势的,因为话语权在媒体手上,打官司过程中报道
什么都有媒体自己决定。让读者感觉好像“那人是在对我们的监督不满,才来寻
衅滋事呢”。媒体不管是对了错了,那些要跟媒体打官司的人可能都得吃哑巴亏。

  “迟宇宙现象”

  既然前面两次说到了南方周末,那就再说说跟这份报纸有关的人,而且也来
总结一个“现象”。

  南方周末的记者因为种种原因,已经换了数批。而这批人当中,以1997年至
2001年的一批,因为特定的环境,更加显得具有个性和被人记住。在网上就有人
专门列出了他们后来的流向,要么去留学、要么到别的报社当总编什么的。迟宇
宙是这批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号称是北大才子。如今在新京报任职。

  我为什么要总结出一个“迟宇宙现象”呢?这倒不是对迟宇宙的不敬,而是
觉得,这几年媒体的发展速度确实很快,因为也制造出了一批身价不菲的“名
记”,如迟宇宙,还有一个叫许知远的,虽然我不太熟,不过我认识的一个女记
者已经整天嚷嚷着要去采访他了。迟宇宙依靠南方周末影响力,再靠自己的实力
知名度制造出了个人的影响力。于是当北京的华夏时报拉来巨资准备大干一番时,
他一下就跳了过去,拿了几个月的高薪,等看到这份报纸声势没那么大了,又一
下跳到了经济观察报。反正这种报社也乐得捧几个“名记”出来,于是又成了
“迟首席”,但老实说,学中文的“迟首席”未必在这种报纸吃得开。所以后来,
新京报一开盘,“迟首席”又回归到了南方报业集团跟光明日报联手的新京报,
好像是“总编助理”,经常在什么高层论坛主席台就座的。反正,身价是一步步
提高了,估计下一步不是拿月薪而是拿年薪了,但老实说,“迟首席”如今有什
么新的大作和做了什么实事,我确实较少听说。

  “年度XX评选”

  我认为,2004年最垃圾的事情,莫过于大大小小的媒体热衷于什么“年度XX
评选”。都2005年3月份了,昨天偶尔还看到一个娱乐传媒公司正在大做广告,
要评选什么“2004年度最质感的人士”,其实也不用这么遮遮掩掩,干脆就直奔
主题“最性感人士”得了。

  这一类的垃圾还有很多,反正虎皮扯得都不小,每一家媒体都煞有介事地摆
弄着,热闹着。写到这里都不想再提,不管这些评选看起来多么热闹、光鲜、豪
华、高品位,有多少绅士淑女光彩照人地出现于其中,有多少“媒体支持”,反
正你只要把它当垃圾看就行了。

  当然,“感动中国”除外。尽管我不主张老拿这些事来赚老百姓的眼泪,但
也不至于到批评它的地步。

  娱乐记者

  娱乐记者的事情其实拿来“新语丝”说,感觉有点抬举了。我只说一件事,
有一次罗大佑在北京孔庙开新书的发表会,我也糊里糊涂地被单位领导安排去了。
我周围的男女“娱记”们,一个个不是发型特酷就是服装别有风格,挺让人新鲜
的。我最惊讶的事情是在提问的时候:有一个某某电视台“YL特快”的女记者向
罗大佑提问“请问你为什么会选择北京孔庙这么破的地方来举行新书发表会呢?”
我差点没晕倒!

  罗大佑不知道有没有晕倒的感觉,但显然对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感到难以理解,
诚惶诚恐地说:“这个地方(孔庙)已经有700年历史,它能保存到现在,我实
在不敢说它破!”

  我不太喜欢这么老了还要开个人演唱会的罗大佑。但就是他这么回答,就够
让人佩服了。而那位漂亮的女“娱记”,也让我真见识了一番“娱记”的风采!

  “中央级报刊”驻地方记者

  回到省城,一个朋友跟我谈起了“中央级报刊”驻当地记者。他的评价是:
“一个个都是流氓。”这句话可真说大了,应该说,流氓是哪里都有,怎么就不
允许“中央级报刊”混进几个呢?

  不过,就我所在的省份来说,说本地的“中央级报刊”驻站记者流氓倒也不
太像,原因呢,一是他们总是跟省领导称兄道弟,都能拿到拨款和最好的地皮建
起自己的办公楼和宿舍,既改善办公条件又能大家安居乐业,怎么不好呢?第二,
是某最权威日报报记者站,从站长记者广告人员到门卫到厨师到卫生管理员,全
拉来了自己家乡县的父老乡亲,下属广告公司会计则是自己的夫人,据说现在站
长现在合法非法的收入都已经论千万了,而且一点事也没有,你说他要是流氓能
做到吗?另有该报一记者,如今身家已经达到四五百万,整天还有两个“马仔”
跟在后面,可谓威风至极。要说一般的流氓,那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样的。

  另有一经济类的驻地记者站,雇了几位能手,整天就是跟地市县级领导打交
道,传递些省领导对其人的印象或可以帮助提拨之类的消息,又或者,一打听到
什么大企业有个什么漏洞就连夜驱车前往“监督”,这么一年下来,几十万的进
帐是少不了的。

  再怎么看,这些人都是风度翩翩的,平时下县城有接待,年末各地市领导还
得到省城来慰问一番,我倒觉得他们怎么看怎么高人一等的感觉。

  中国青年报

  其实本人很喜欢中国青年报,但也不能因为喜欢就不提出问题,所谓爱之深,
恨之切。中国青年报是我惟一从中学时代看到现在的报纸,它的新闻风格和思想
性,给人的冲出是很大的。它的另外特点是,人才多,出了一大堆有实力的记者
并输出到别的报刊当副总编之类的角色。

  怎奈现在讲究市场化运作的年代,“中青”这种全国性发行的报纸反而没了
优势,因为属于影响力缓慢下滑的趋势。根据我对它的观察,觉得可以说说对它
的这么一些印象:一、中青有一些人成名了,牛气冲天,不发稿报社也拿他没辙,
比如像张建伟、卢跃刚之类;有些人现在是什么稿都写反正只管发稿量大多拿钱
就行,估计是因为买了房子月供压力比较大的缘故;有些记者,像山东的朱丽娅,
名字听起来还不错,可是也大大地给报社丢了一回丑,硬是把一个真博士说成假
的;也有个别记者像那个得罪了武汉地区女大学生们的,好像就不那么具有职业
道德了。所以如今说“中青”的记者个个一流,那也未必。毕竟现在影响力大的
媒体多了,个人选择的空间也大了许多。

  二、“中青”别的广告不多,但民办高校这一块,却真是把自己给喂饱了。
但这一吃不要紧,有时难免就把肚皮给撑破了!因为那些民办高校是软的硬的一
起上的,保不准就要闹出些“假新闻”的事情来。这不,请注意,“美国评出中
国最受尊敬大学及其校长排行榜,丁祖诒名列第二”这样的假消息,“中青”的
子报青年参考可是脱不了干系的。至于每年高考前几个月整版整版的民办高校
“形象宣传”和中青操办的一系列民办高校评选活动,那更不用说了。

  ……

  写得匆忙,而且既然是印象,也有印象不深的时候,所以这次没提到的,下
次有机会再提。比如像中央电视台,这么大的媒体不提一下显得不够尊敬。当然
有不对不准确的地方,欢迎多多批评
2005年03月21日

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6151

1990年3月21日
非洲大陆最后一块殖民地纳米比亚宣告独立

  1990年3月21日晨零时, 非洲大陆最后一块殖民地纳米比亚庄严宣告独立。

零时钟声响后,在温得和克体育场,一面由白窄条间隔的篮、红、绿三色和一轮

金色的太阳图案组成的纳米比亚共和国国旗冉冉升起。当共和国的旗帜飘扬在体

育场上空时,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萨姆-努乔马在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主持下,宣誓就任纳米比亚

共和国首任总统;现年49岁的哈格- 根哥布在温得和克宣誓就任新独立的纳米比

亚共和国政府总理。

  努乔马总统庄严宣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纳米比亚人民终于摆脱了殖民主

义统治,获得了国家的独立。他说,从今天起,纳米比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纳

米比亚人民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他号召全体纳米比亚人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

利,为建设自己的国家加强团结共同努力。

  宣誓仪式结束后,人们载歌载舞,热烈欢庆这个伟大的时刻。

  当天凌晨,
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出席并主持在温得和克举行的

纳米比亚独立的升旗仪式,他高度赞扬非洲前线国家和全世界所有为推动纳米比

亚独立做出贡献的国家和组织。 纳米比亚共和国将成为联合国第160个成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