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5月30日

关于“下跪副市长”一案的很多事情,已经不是新闻。去年7月案子曝光后,我曾写过一篇题目是《副市长下跪,我惭愧》的手记,详细讲了报道这个案子的经过——当时李信已被“双规”,我曾以为这个案子会就此水落石出,一清二白。

      然而事情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从2004年7月到2005年5月,这个案子尽管有过暂时的沉寂,但也多次浮出水面:2004年7月李信被免职随后被逮捕、同月李玉春弟弟李登峰一审被判死缓、2005年1月李玉春被公审、2月李登峰上诉被驳回、5月23日李信案开庭、5月25日李玉春被判五年……它的每次出现,都会引来关注的目光——这很正常,像这样一个融合了金钱、权利、性、谎言和照片的事件,没人关注才是不正常的。

      可是,我想说的是一些跟案情有关的疑问,这些疑问多半都没有出现在媒体报道里,但是作为一个记者,终究还是不能回避。 

       李玉春与李信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李信与李玉春的关系不一般,这是每一个见过那些下跪照片的人都会得出的第一直觉,否则这些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这个问题我在2004年4月第一次见李玉春的时候就直接问过她。她虽然很尴尬,但还是告诉了我真实的情况(详见手记《副市长下跪,我惭愧》)。

      后来北青报发表的系列报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这一部分——我始终认为,尽管李玉春与李信曾经有过情人关系,但是这与李信涉嫌受贿和洗钱是两个问题;在把握它和受贿、洗钱、下跪等情节的轻重缓急上,后者无疑更为重要;比北青早一天捅爆这件事的《南方周末》,也并没有直接对这个细节进行表述,同行的考量大体类似。

      没有直接披露李玉春与李信的“暧昧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发表报道的时候,作为记者的我对这个“暧昧关系”了解仅来自于李玉春一方;惟一一次将电话打到当时还在位的李信办公室里,他的回答是“我根本不认识李玉春这个人”,“所谓暧昧关系不过是她编造来敲诈”——这样的事情,无论是对李玉春还是对李信,都是隐私,在只能靠“常理”来推测得出结论的情况下,选择不披露更为慎重。

      但是现在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2005年5月23日,李信案开庭,这也是这位副市长自案发以来第一次在媒体上露面。李信在庭上陈述时多次讲到李玉春,他的陈述包括对过去生活的忏悔等等,都确定了他与李玉春之间曾有过的“特殊关系”。

      这样一来,下一个问题就至关重要了:这个“特殊关系”与李信犯罪有没有直接关系?很遗憾,李信的庭审除了新华社记者之外,没有其他媒体同行出现在旁听席上。在新华社发的特稿中,有如下表述:

      “5月23日的庭审中,不时能够听到李玉春的名字,既有李玉春的相关证言,在有的犯罪事实中也可以看到李玉春的身影。至于李信与李玉春之间的复杂关系,庭审阶段虽然没有涉及,但是可以看出,李信与李玉春确实有一段相处比较融洽的时期。例如,有一次,李信和李玉春一起与一位商人吃饭,饭后李玉春看到这位商人停在院中的汽车,有意识地赞不绝口。这位商人知趣地说:‘喜欢你就开走。’后来,李信出面说,汽车要办过户太麻烦,你出钱给她再买一辆吧。另外,李信还有几次索贿的经历,有的贿款也流向了以李玉春为法人代表的上海岩昆公司。”

      在中国,情妇与官员犯罪有涉并不鲜见,但看了这段文字后我依然疑惑:李玉春究竟有没有参与李信的索贿活动?从文中看,车子李玉春并没有开走,那么这商人有没有按李信说的,出钱再给李玉春买一辆?没有下文,只有疑问。

      还有,“李信索贿的部分钱款流向了李玉春为法人代表的公司”——这样的表达传达给公众的是什么样的信息不言而喻,我的问题是,钱呢?这些钱是落进李玉春腰包了还是她被李信利用了?——山东省检察院的调查结果已经表明,这个公司是李信出资、以李玉春做法人开的公司,而且李玉春也多次就这些来路不明的钱向山东省检察院进行了举报。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不提?

      我并非是替李玉春说话,我只是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记者。如果李玉春的确跟受贿有关系,那就该以检察机关的调查为出口进行披露,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如果上述问题没有下文是因为检察部门没有调查结果,那这样的披露就失之慎重。

      挪用的300万公款

      这是第二个问题。

      5月23号,我看到了李信受审的新华社消息,很短,只有几百字,其中讲到山东省检察院公诉案由是,涉嫌受贿450多万元。但是在网上搜索时,我却发现了新的问题。

      我找到一篇同样出自新华社、发于2005年1月19日的消息,原文如下:“(1月)19日下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国家森向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了这起案件(即李信案)的调查情况。他在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济宁市原副市长兼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信利用职权,多次收受、索要贿赂达400余万元,挪用公款300余万元,群众反映强烈。’……”

      1月19日披露的这些李信涉嫌犯罪情况,是在李信案基本侦察结束后汇总的,而且还是由省检察长在省人大汇报情况这样一个严肃的公开场合宣布的,因此李信涉嫌索贿和挪用公款确凿无疑。但是在5月23日的庭审消息中,挪用公款这一项指控却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如果是经查李信没有挪用公款,那么就该像当初披露这个指控一样,由检察部门发布消息。可是没有,凭空消失,没有缘由。

      我并非是站在李信的对立面,一定认为他就挪用了公款,我不是检察官,没资格那么做——从1月到5月,4个月的时间里当然有可能厘清李信是否挪用公款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取消这项指控还是应该做出解释的,毕竟之前那么严肃地宣布了,突然没有交代地消失,为什么这三个字还是应该问一下的。

      所以,北青报在次日的报道中重点就落在了“公诉指控未提挪用公款”上——这是一个目前还未解的问题,我也在试图寻求答案;事情还没结束,我们还有机会。

       “情妇”的举报

      这个问题我最没想到。

      5月29日,北青报披露了李玉春被判五年的消息,这个案子是指控李玉春“窝藏”其弟李登峰的。

      在李玉春和李登峰遭遇这个问题上,不管旁人如何同情这姐弟俩的遭遇,也不管别人如何揣测这是不是李信的报复,坦白地说,李登峰伤人致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就算被他伤的人是李信派来的打手,也不能因此就说死的应该;而他在逃跑期间的确曾得到李玉春在钱物上的资助,从法律角度讲李玉春涉嫌“窝藏”并非无理,我的疑问并不来于此。

      我的疑问在于法院对李玉春的举报没有认定。我拿到了5月25日临邑县法院对李玉春案的一审判决,其中没有提及李玉春对李信的举报,更不用说认定“立功”了。

      我以一个法律门外汉的角度揣测,是否因为举报的李信,而窝藏的是李登峰,这是两码事才不予认定的?找了位刑法专家请教,他说,按我国法律,只要是在案件侦破期间提供的有价值线索,就算跟自己的案子没关系,也应该被看作“立功”在法院量刑时加以考虑。

      那么是不是李玉春举报在因“窝藏”受审之前发生,才使法院对此不予认定?这个问题李玉春的律师靳学孔也想到了,他专门查了案卷并询问了李玉春本人,得知就在她被羁押期间,山东省检察院还先后三次提审她,询问有关李信受贿的情况,最长的一次达到10天;而她的话也作为山东省检察院指控李信的证言之一出现在5月23日李信的庭审上——“这说明李玉春的举报是一个长期连续的过程,并非在被捕后就停止了。”

      靳律师为李玉春做的是无罪辩护,也重点提到了可以使她被轻判的举报情节,但是法院在判决书中只有这样一句话:“被告人李玉春机器辩护人的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证均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法院方面当然可以得出查证结论,认为李玉春举报李信的情节“与事实不符”的?不过,理由在哪里?

      在发稿的时候,我仔细梳理了这一年多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发现了一个对李玉春来说非常尴尬的事实——那就是,尽管地球人都知道是她使得李信被绳之以法,也是她让“下跪副市长”成为新官场现形记的代表,但是直到目前没有一个司法部门对她的举报行为进行过公开确认。也就是说,她现在得先证明自己做过的一切。

      为什么?

      新浪和搜狐转载我那篇稿子后面,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评论:“李玉春也不是好东西,跟李信是一伙,这样的举报不认定也罢。”这是种很有代表性的看法,不过我还是想说,二李之间的特殊关系与李信涉嫌犯罪是两回事,如果检察院发现李玉春参与犯罪,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算李玉春既窝藏了她弟弟,又跟李信一起受贿,那也不能说她的举报就没有价值啊——谁说“情妇”的举报不是举报?罪犯的举报不是举报?

      有的东西,与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相悖,我们经常假装看不见,可是现在是法治社会,法律的准绳要远低于道德的准绳。这里只有一个关键问题:就算曾经是情妇,李玉春的举报错了吗?

      题外话

      写完这三个问题,本来应该就此打住,但是琢磨了一下,还想多说两句。事先声明,我所说的仅是新闻操作上的业务探讨,未有任何贬损影射之意,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我始终认为,新闻报道应该尽可能地独立、客观、公正——说尽可能,是因为现实中的某些因素客观存在,在无法回避的时候,做到尽可能已是无愧于心。

      5月23日李信的庭审,除了新华社记者(应该是山东分社吧)外,没有一家媒体记者有机会参与旁听——当时我特别羡慕新华社,在我做深度记者这几年中,这种羡慕并不少见,因为他们能拥有如此独特的资源,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人的饕餮。

      但是,当我看了新华社关于此事的稿件时,羡慕之情荡然无存。庭审当天那条小消息后,新华社又发了记者写的“特稿”,详细记叙了庭审和采访办案人员的情况,包括李信在法庭上回忆自己从前,向全市人民谢罪等等,这些信息都相当有价值,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拥有极高社会关注度的案件,仅有这些就足够了么?

      我没有看到追问。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记者除了要把握场面外,还应该从接连铺陈的事实中发现问题,只要有不符合常理的地方就应该追问一下,为什么。李信自被捕后这此出庭是首次露面,办案人员之前也都不接受记者采访,这么好的机会,没有追问是非常遗憾的。

       比如说,既然提到“李信犯罪事实中也可看到李玉春的身影”,那么李玉春究竟有没有参与受贿就不可不问;既然 “挪用公款”的指控消失,追问原因也是理所应当……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答案,都足以成为报纸的头条,但是……都没有。

      更让人滋味复杂的是,我看到的某些端倪。在那篇特稿中讲到李信的堕落时,有这样一段文字:“……据公诉人说,李信的家庭也很幸福,妻子是他的大学同窗,儿子现在读博士,家庭收入也很可观。但是,手握大权之后,尤其是在认识了李玉春之后,李信的个人生活逐渐滑向了犯罪的深渊。……”

      按照这位公诉人的说法,李信犯罪与李玉春密不可分。同样是这篇特稿,在介绍庭审的时候又说:“……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的时间长达半个多小时,指控李信在1991年至2004年4月期间,利用担任济宁市机械设计研究院院长、济宁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管委会主任、济宁市副市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收受40个单位和个人的110余次贿赂,……收受人民币337.83万元、美元8.9万元、银行卡30万元及购物卡、手表、白金项链等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50余万元……”

      公诉书上说的明白,李信从1991年便开始受贿,而李玉春是2002年才认识他,难道2002年以前李信受贿都不是犯罪,只是在认识李玉春之后才“滑向了犯罪的深渊”?还有,李玉春2003年便开始举报李信,如果李信真是李玉春引导滑入犯罪深渊的,那么到她举报时他为什么不去自首?为什么还会支付100万封口费?……

      做记者的,如果只是失去了追问的勇气还好说,失去判断的能力才最为可怕。

      一些无关紧要的想法,写下来只是为了铭记,不是为了争论。

      2005年5月30日于北京

2005年05月29日


文章提交者:浪子无双 加贴在 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当前有一个热点话题,上至总理,下至百姓,都十分关注,那就是房地产“泡沫”。一帮经济学家参杂其中,已分成几派,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其实这样的争论不会有最后的结果,倒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学家无能,实在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现象早已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所以不妨换个角度,用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眼光来看房地产,用时髦的话来说,叫“第三只眼看房地产”。




任何商品,不能因为价高就称为“泡沫”,宾利已卖到天价,一辆车相当于一栋楼,没人说它有“泡沫”;路易十三,三瓶酒可换一辆吉利,也没人说它有“泡沫”,当然路易十三有“泡沫”就变成啤酒了;房子和宾利、路易十三一样是商品,但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一辈子不坐宾利,可以一辈子不喝路易十三,但他一辈子却不能不住房子。在当代中国,房地产既是一种产业形态,又是各类利益集团角逐的载体,既是政府官员打造政绩的政治工具,又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非正常方式,还是粗暴改变大城市居住版图的经济手段。没有哪一个行业比房地产业更能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状况,也没有哪一个行业比房地产业更直观地显现中国社会独特的运行机制。




让我们看一看中国房地产业的三位主角,也是房地产“阴谋”的制造者: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国有银行。




先说地方政府。计划经济时代,土地只不过是一种闲置资产,甚至连资产都谈不上。那时土地转移的方式叫“无偿划拨”,说白了就是,只要是国营单位,谁爱要谁要。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十年之间基本耗尽了政府的全部财政积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政府基本上靠发行国债维持运转,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而国企的贫血症已开始危及国有银行的安全。国企对职工最原始的承诺,如住房、医疗、养老、保险和教育,就像初恋的誓言,已无法兑现,最后以改革的名义推向了社会。在这种大背景下,福利制度的改革使住房成了商品,建筑业变成了房地产业,土地的商业价值凸显出来,本来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如梦初醒,原来手里还有一座金山。土地作为稀缺资源,并且独家垄断,价格只上不下,年年看涨。房地产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好处不仅仅如此。从大处着眼,它拉动当地GDP,增加财政收入,改变城市面貌,提高城市形象,安排就业岗位,这都是任何一个官员梦寐以求的政绩。从小处来讲,土地价格的差异化和定价机制的随意性给官员腐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假如腐败也讲投入产出的话,房地产业永远是回报最高的产业之一。基于这两点,各大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对房地产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有了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这个行业吸引了众多的社会资金,想不火都不行了。




再看看房地产商,这场“阴谋”的操盘手。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尽可能的追逐最高利润,为此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这一点在房地产商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中国民营企业都来自草根,但房地产业却比其它行业带着更多洗涤不去的江湖气。早期一些房地产商和黑社会基本上是两块牌子,一个班子。在许多城市里,法院的拆迁令要靠房地产商用黑道的方式来执行。十几年过去了,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但房地产商追逐高利润的本性暂时还不会改变。他们会想尽办法让房价保持高位,赚取最大利润。至于泡沫破灭、楼市高台跳水(前有日本,后有香港)什么时候降临,跟他们已没有关系了。




光靠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还不足以操控房地产的价格。没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高房价就像纸船下水,撑不了多久。因为,大多数房地产商什么都缺,惟独不缺资金。如果不算私募、抵押、骗贷、信托、假按揭、黑钱和外资,房地产商的资金来源至少还有两个正常通道,一是自己用土地向银行抵押贷款,二是买房者从银行按揭的资金也流向了房地产商的账户。充足的资金使房地产业保持了高速度发展,也使空置房和房价一样长年双双保持在高位,房子多年卖不出去,却不见开发商破产,这一点绝对是中国特色,用经济学原理无法解释。买房按揭的比例由银行决定,但房子的价格却由房地产商决定,自然房价越高,从银行贷出来的资金越多。高价房对房地产商来说没有任何风险,最终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卖给买房者,要么抵给银行。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使房地产商再高的价格也能扛住,扛住了高价格也就扛住了高利润,最后通过按揭转嫁到买房者头上。“泡沫”之后,房地产商拿走丰厚的利润,银行得到稳定的收益,曲终人散,尘埃落定,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人来扛,那就是买房者。




一场戏光有主角不行,还得有配角。有三个配角不能不提:第一是媒体(主要是报纸,电视正忙着卖保健品和假药)———如果你知道报纸的广告收入主要来源于房地产业,就不会奇怪房地产为什么总是媒体的热点,房地产老总成了媒体的明星了;第二是各类专家———专家的特点是喜欢一手挽着政府一手挽着市场,房地产能让专家两全其美;第三是研究机构———属政府的要靠政府拨款,属市场的要向企业要钱。当学术遭遇权力和金钱的时候,结果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很明了,有关房地产的舆论导向基本上在房地产商的掌控之中。




我们知道房价为什么居高不下了:地方政府要经济高增长,房地产商要高利润,银行要没有风险的贷款业务,房地产则能满足三方的要求。媒体、专家和研究机构也各得其所(当然,我们也能听到有良知的学者的声音,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敬意)。这场“阴谋”惟一受害者,就是普通老百姓。




面对“泡沫”之争,中央政府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几方反应各不相同,很值得琢磨:地方政府谨小慎微,欲说还休,想说房价不高,又怕引起民怨;银行则不与争论,心存委屈。因为房价再高,利润也没流到银行;只有房地产商,又露出当年青皮嘴脸,不管不顾,火上浇油,众口一词,房价不但不高,而且还要上涨,并且要涨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看来老百姓只有两条路,要么接受高房价,要么死了买房这条心。




曾记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南方的房地产比现在还火,火到卖冰棍的老太太都在炒地皮、卖楼花,终于火到危及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政府几经规劝无效,手起刀落,房地产商狼奔豕突,血流成河。数千亿资金灰飞烟灭。刚刚十几年,就忘到脑后。




说起这样的有中国特色的“商业阴谋”,就像飞刀门大姐说的,小妹以美色诱人,也不是第一次。曾几何时,我们用三万元买过手机,用二十万买过普桑,而那时平均月薪才几百元。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在任何计划经济体制下,消费者虽然有权决定购买什么或不购买什么,但他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却是扭曲的。二十五年前,政府、官倒和国营企业联手,用一台18英寸的彩电,以相当于八至十年工资的价格,掏干了多少普通家庭的积蓄。不过那时社会还没转型,官倒用批条换来第一桶金,国企赚的超高利润不是交给了政府,就是变成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福利返还给职工。二十五年过去了,社会巨变,已是天翻地覆。这一轮房地产“阴谋”的高利润流向何处,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一个个房地产商爬上了财富排行榜,一个个官员在美国买了豪宅,并且不用美国人的按揭。而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大城市老百姓,则望着居高不下的房价,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按揭:按揭就是房地产商和银行把你按着,慢慢从你身上揭下一张皮来。

法国思想家新论
正在逝去的和尚未到来的——《破碎的民主》中文本序 黄万盛 684
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引言) 皮埃尔·卡兰默 762
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第一部分第一章) 皮埃尔·卡兰默 305
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第一部分第二章) 皮埃尔·卡兰默 171
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第二部分第一章) 皮埃尔·卡兰默 125
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第二部分第二章) 皮埃尔·卡兰默 110
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第二部分第三章) 皮埃尔·卡兰默 53
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第二部分第四章) 皮埃尔·卡兰默 97
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第二部分第五章) 皮埃尔·卡兰默 10
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第二部分第六章)
  第二部分21世纪治理的共同原则

  治理复兴的各种先兆的共同点在于对威斯特伐利亚国家模式提出质疑,认为它过于教条和排他。这要求我们努力回到源头,从提出问题开始,而不是从我们的社会在某些历史时刻所给予的答案开始。这些先兆对虚假的事实进行解构,体现了创造性、灵活性和多样性。它们改变了各种性质的界限,填补了国家间关系所填补不了的空缺,开辟了新的前景。

  但是必须超越一般性的东拼西凑,如已经宣布的那样,重组制度的各种因素,使之成为协调的整体。这是第二部分的目标。

  这个更新的体系的根基就是关系。我们的社会能力既是相互依赖的,又是无限多样的,其生存和发展取决于管理关系,保证最大限度的一致性和最大限度的多样性的能力。

  本部分的各章陆续涉及到关系的不同形式。

  第一章论述共同体的组成、治理的伦理基础、治理合法性的条件、社会契约中各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管理世界相互依赖的必要性向我们说明没有一个共同体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一个共同体是永存的,民族国家也是如此。我们正在走向契约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共同原则的制定和遵守是“共同生活”(vivre ensemble)的基础。为了共同体的存在,在各个行动者之间首先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社会契约,每个人都对整个共同体负有与权利相应的责任。

  治理的第一个职能是建立和保持共同体的和谐。为此,治理仅仅是“合法的”还不够,治理还必须是“合理的”。公共权利的行为及其强制性不能只被神圣化,甚至被投票所批准或认可,还必须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第二章论述各个治理层次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认真的问题都不能在治理的一个层次上进行处理,所有的一切都同时是地方的和全球的。这样一个简单的认识冲击着根深蒂固的成见和理所当然的事实,即如果在治理的每个层次没有负有全权的排他性职能的明确分工,那么,就没有民主可言。明天的治理,其关键问题将不再是各级分工的原则,而正好相反,是各级合作的原则。合作原则的基础试验:所有的社会都面临性质相同的问题,但是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答案。由此产生了主动辅助性的原则,本章对其产生和运作详细介绍。

  第三章论述公共行动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我试图剥离辩论的意识形态外壳,它常常深陷其中,因为人们在辩论时会把与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使命和分配相关的完全不同的内容混为一谈。我也注意到这会妨碍我们抓住要点,即知识经济的地位日益增长,自然资源面对我们的消费欲望日渐稀缺。这两个事实促使我们意识到,未来最宝贵的产品是那些被分享后依然能够增多的产品。由此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撇开任何政治选择,公共行动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首先取决于产品和服务的性质。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不同性质的产品:一经分享即会毁灭的产品,如生态系统;数量有限的产品,如自然资源;由工业活动生产出来,通过分享得以分离的产品;以及通过分享得以增多的产品。对于第三类产品,市场的有效性和正当性不容置疑,但剩下三类产品则遵从其他逻辑。本章的结论是呼吁重新考虑我们的经济制度,对交换组织施以适用于治理各层次关系的主动辅助性的原则。

  第四章论述公共权力部门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出发点是,大部分真实的问题都需要公共权力机构与各种各样的行动者的合作。因此,大部分关于治理的言论都赞扬合作伙伴关系,却不愿意看到公共政权极少能成为真正的伙伴。合作伙伴关系实际上遭遇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政府部门凌驾于社会之上,当这个信念消除后,又会遇到司法和财政机制的现实。此外,为了进入合作伙伴关系,必须要有伙伴,而且伙伴能意识到它们的责任,而这又回到了它们的产生的问题。我从具体的例子出发,说明合作伙伴关系应该遵从什么游戏规则。

  第五章论述在新的治理中地方区域的地位。信息、人员、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性日益增加,相互依存不断发展,从表面上看,地方区域将因此处于边缘位置,例如限于社会问题、邻里问题,但是我们所见到的却是地方区域的重振旗鼓。这正是因为关系的日益增长的作用,包括在经济组织中,如发展的两极化所表明的。以关系管理——社会行动者之间、不同层次的治理之间、不同的问题之间、人类和生物圈之间、政府部门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治理必然要突出地方区域的地位,地方区域是组织关系的最好空间。按条条组织的生产渠道和公共服务需要以加强块块的水平关系予以平衡,水平关系也是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条件。我的结论是地方区域是21世纪治理的基石。

  第六章介绍是对机构工程的一种思考,其出发点是:机构的逻辑、程序、文化、决策模式和时间管理对治理的构造远比政治演说——即使是用心最好的政治演说——更为有效。因此,治理的艺术首
先是建立制度,其运转要朝着实现目标的方向进行。没有这种努力,治理的革命就是一纸空文。我开辟了一些路径,为的是以不同的方式考虑管理机构及其运转,使其能符合前述关系体系的需要。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决策本身。传统的政治思想将决策与政治权利相结合。我指出在复杂的体系中,合适的解决办法是辛苦探索过程的结果。因此,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评估过程的建议权和组织权位于治理的中心。

  归根到底,从词源学的意义看,治理的基石就是在海洋中航行的艺术,即管理时间、不确定、资源和合作的艺术。

  第一章  共同体的建制,治理的伦理基础,社会契约

  治理的伦理基础、责任原则和《人类责任宪章》

  人们在全球范围内没有选择共同生活。一开始,他们并不是因为拥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神话,也不是通过自决公投选择和衷共济地形成一个共同体。然而,如果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调控行动,保证一个社会持久享有和平并长期延续下去,那么在21世纪,这个治理只能是世界的治理。在一个条块分割的村落社会中,每个人群都与当地的生态系统相依为命,这个人群及其延续自然也就是治理存在的原因及其合理性的根源。但是,当各社会之间,人类与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依赖大大发展的时候,从同样的思维出发,也可以说对人类的生存及其和平的管理便成为治理存在的原因及其合理性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各级治理之间关系的典型问题就倒过来了,我认为世界的治理将是各级治理的合理基础,但是,这在哲学上、伦理上、政治上、社会上和机构上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在哲学上,由于不可能再从别人那里去找邪恶,而是要在自己这里找,迫使民主去适应关系到人类的大问题。在伦理上,要以指导地球村的管理的共同价值为标准,作为审视治理的最终标准。在政治上,必须要产生一个共同的政策,能够拥有机构、规则、行动者和习惯做法,共同构成世界的治理。在社会方面,要迫切地意识到世界共同体的问题。在机构方面,提到日程上的是制定一部宪法,作为逐步制定规则、建立机构和习惯做法的最终参照。

  在大多数社会中,采纳共同的价值和规则是如此重要,因而这些社会感觉到需要求助于一种超验性,或是一些神话,从中得出这些价值和规则,提供给同代人评判。在当前的情况下,世界共同体的建设需要集合所有的社会,每个社会都拥有自己的超验观念或赖以存在的神话。而与此同时,由于其自身的力量和对自然的控制,人类掌控着自身的命运。那些无法挂靠到某种超验观念或神话的群体实际上只能选择加入其中,立即确定共同的规则和价值。但这并不是否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赋予超验性以重要意义;相反,这可以保护免遭各种强力带来的晕旋,让我们谦逊,承认人类的集体命运比我们的小我更为重要。所以,《世界人权宣言》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超验性,却提到了每个个人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平等权利,也即人类相对于机器或植物而言所特有的性质。

  建设一个世界社会和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性要求我们自觉地制定共同的规则,因此要建立一个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在这种基本契约下有一种信念,即如果不确保其他社会享有同样的可能性,任何社会都不能确保自身的未来。

  我在引言中提到伦理和治理是相结合的,犹如一枚钱币的两面。首先是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要重申目标比手段更重要。其次是因为如果没有伦理基础,就没有和平的、当然更没有民主的治理了。最近流行的做法是厚颜无耻。我们在2002年所看到的安然公司、安达信事务所、世界通信公司的巨大金融丑闻,提醒我们在财经方面,即使最为彻底的、严格的资本主义也不能缺少伦理。“成功胜于一切”所造就的所有这些金融和企业巨子的稍纵即逝的荣光,曾经是报纸的头条新闻,然后就被钉在耻辱柱上,是制度的自我毁灭。只是在各个不同的行动者和公民自己相信人人遵守基本规则时,制度才能运行。我们记得前法国内政部长夏尔·帕斯瓜(Charles Pasqua)曾厚颜无耻地说道:“选举时的许诺只约束那些对其相信的人。”

  同样,伦理是否只对相信它的人具有约束力呢?或许伦理是专门为“傻瓜”准备的?在民主国家里,政治的最终道德是否就是通过重新当选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以法国为例,我认为,低估各个政党一致同意的有关赦免的法律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这样的做法欠周全,因为这些法律正悄悄地,但却深刻地破坏着社会对其机构和领导者的信任。

  伦理和责任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共同的集体命运,只有这样,才能享有和平。为此,我对伦理和责任这两个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

  伦理的概念来源于希腊语ethos,与拉丁语的mores意义几乎相同,mores是morale(道德)一词的来源。但是,伦理在当今的准确含义是指在任何环境中指导人类行动原则的理论研究,其中可以有争议。伦理也与指导社会团体内部个体的行动、得到一致同意而接受的整个原则和规则有关。

  可以看到“伦理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公(国家)和私(市场)的双重失败造成的。对社会权利或是人权的尊重也是如此。同样,公平交易标志着发展和传统贸易的失败”。(F.伯纳洛亚(F.Benaroya):《伦理与经济之间》(Entre éthique et économie),CERI/MAE讨论会,2002年。)

  责任,也就是承认人及其同类和自然的相互依赖,是伦理的基本范畴之一,因为这带来、并从特殊的角度说明了大部分的伦理选择。这正是哲学家汉斯·约纳斯所强调的,他把责任置于伦理的中心:“你应当保证自身的行动不会影响人类在地球上的长期生存,不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责任原则》(Le principe de responsabilité),Cerf出版社,1990年。)在他看来,“害怕”成为可能负责的条件。

  负责就是要对自己和对他人负责。“积极的伦理是对如何获得美好生活和幸福的思考。18世纪和19世纪主要强调个人自由,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自由,其结果是基于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经济计算。当代的伦理以责任来进一步补充自由”。(D.维尔日妮(D.Virginie):《关于经济责任的说明》(note sur la responsabilité économique),http//:mapage.noos.fr/RVD/DEA.htm,1998年。)

  “一个组织的社会责任符合哲学—伦理的概念。一共有三派观点。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商业伦理’派(Business Ethics),要求在企业内部建立道德规范。德国学派则注重集体伦理:工薪阶层和企业领导都得参与其中,他们之间必须达成共识。最后是法国学派,该学派对企业伦理观的可行性持‘批评’态度”。(世界报经济专刊(Le Monde de l’économie),2001年11月26日。)

  最近,责任和伦理问题有新的发展。与将人缩小到可以利用的看法相反,阿玛蒂亚·森(A.K.森(A.K.Sen):《伦理和经济》(Ethique et économie),巴黎,PUF出版社,1993年。)(Amartya Sen)提出了“责任伦理”(éthique de la responsabilité),将重点放在每个人的“能力”上,即使是穷人,也能行使他的自由权利和责任。社会有责任通过其准则鼓励这种自由。

  尤根·哈贝马斯(J.哈贝马斯(J.Habermas ):《论讨论的伦理》(De l’éthique de la discussion),巴黎,Champs Flammarion出版社,1999年。)(Jurgen Habermas)则认为伦理与“什么是好”无关,只与“什么是对”有关,于是关于伦理的讨论转移到了能够说“对”的社会政治条件上去,从而提出了“讨论的伦理”(éthique de la discussion),其基础是公共空间的问题,也即集体辩论的过程。

  责任原则的分量和意义远远超出了世界银行在“良治”框架下试图推广的以“责任”(accountability)为题的各项规则,世界银行其实只是要求国家和行政部门必须“报告”自己的工作。

  伦理远不是治理这块蛋糕上的一点樱桃,而是治理不可分的部分。首先是因为治理要求执政者服从公民的法律,廉洁地行使职权,否则他们以共同利益的名义实行的道德强制将失去其合理性。其次是因为治理要求达成以民主为基础的共同原则的协议,这些原则必须是合乎伦理的。因此,在人类当前的情况下,任何治理最终都要来自世界的治理,如果这个世界的治理只能有契约的基础,如果这个契约基础是建立伦理的原则上,采纳我们时代共同的伦理原则就
具有决定意义。伦理伴随和支配着全球范围的社会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产生。

  正因为如此,在“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的范围内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以跨文化的方式建立这样一个共同伦理的基础,其努力的结果是在2001年提出了一个《人类责任宪章》(Charte des responsabilités humaines)草案。责任是协议的轴心,是今天为建立一个共同的伦理基础的各个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这几乎是前文所述的必然结果。宪章的前言说:“地球是我们惟一的、单独的、不可替代的祖国。各式各样的人类属于活生生的世界,参与世界的演变。他们的命运是不可分的。”命运的相互关联、行动的相互依存决定了责任的重要性。

  责任是许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思想的核心,但是责任也成为工会、科学界、企业界思考的核心。199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随着相互依存程度的增长,自然要考虑扩大相互之间的责任。社会责任的基础是承认一个事实,即不同个体在社会中的生活导致了相互依存的产生,这就意味着他们之间建立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包含着彼此承担义务的内容。早在70年代,哲学家汉斯·约纳斯就让我们意识到,随着我们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的扩大,人类的演变将导致责任的重新定义。他的结论是,责任不仅意味着能够随时随地对自己采取的行动做出汇报,而且还要向“尚未出生者”汇报。这些理念发展的结果是,我们必须承认对后代负有责任。我们不仅要对那些有权要求我们汇报所采取的行动的法律主体负责,而且还要对那些非传统意义上的法律主体负责。由此产生了颇具争议的权利概念的扩展,出现了“后代权”和“动物权”。

  《人类责任宪章》的一个重要段落是定义这种扩大了的责任观。下面是宪章提出的标准:

  一、我们负有责任是因为我们的行动对其他人有影响,因此我们不能以我们的行动不含损害的意图,或是我们的所作所为的间接后果是不可知的为由而摆脱这种责任,这种不可知的本身要求我们在今后数十年中行动时要谦逊、小心、谨慎。

  二、人类的责任(这一原则立即扩展到社会行动者、经济行动者和公共行动者)和他们拥有的可能性成正比。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所有的自由,获得的信息、知识、财富和权力越多,他的行为产生的影响就越多,他的责任也更大,他对于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义务也越紧迫。

  三、必须以积极的态度,而不是被动的态度来设想权力和责任。宪章对此的规定是:“任何人都有能力承担责任,即使感觉自己无能为力,他依然保留着与他人联合创造集体力量的责任。”

  四、责任不仅适用于今天的和未来的行动,也适用于过去的行动。过去集体所造成的损害应当由有关的集体担负道义的责任,并且尽力进行具体的弥补。

  对责任的这种认识将极为深刻地改变治理的实施及其法律框架。在这方面,可以比较企业和公共治理。在两种情况下,被授权者——以股东名义行事、接受股东监督的企业老板和以选民名义行事、接受选民监督的政治领导人——
的行为所涉及的远远不只是授权者,即股东和选民。所以,他们不能只对授权者负责。这一点在企业领域已经日益得到认可。负责任的企业这个概念意味着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还要对员工、客户、外包商、供货商、企业所在地以及环境负责。在治理方面还没有出现同样的发展趋势,但这是必然的。目前,这种趋势只在“反人类罪”这样的极端案例中有所体现。另外一个例子,欧洲和美国政府向自己国家的农民发放补贴,从而使那些没有相应的政治和财政手段采取类似保护主义措施的国家的农民濒临破产。欧洲和美国政府会觉得在这一问题上应当对受害的贫穷国家负责吗?

  对于责任的思考也是各个社会阶层职业领域与整个共同体之间的社会契约的重要内容。以工程师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工程师协会率先提出了伦理基础问题,这不是偶然的。纳粹主义表明,一旦技术人员认为服从的义务位于个人良知之上,他们就会协助使邪恶变得平常起来。本着同样的理念,汉斯·约纳斯(似乎出于偶然,他也是一个德国人)早在1954年就指出,技术不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信仰,结果,技术的任何负面效应都被看成为“使用不当”或是进步的“代价”,这种免除技术创造者思考自身责任义务的信仰如今已不再被大家所接受。

  在科学界,对个人和集体责任的思考同样也有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的未来所起的不同凡响的影响也加速了觉悟的过程,必将把责任看做为未来数十年中科学活动的重要方面。

  在里尔世界公民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伦理的思考追随着两条轴线:责任和尊重多样性。此外,《议程》明确了伦理的地位及其与治理的关系。首先从内容看,“责任是中心价值,其次是尊严、容忍和向他人开放,尊重团结和合作能力,发挥人的价值,而不是占有人的价值”。我们立即就能从中发现与治理的关系,无论是人权概念的延伸——尊严,还是承认多样性的具体体现——容忍和开放,或者是建立伙伴关系的条件——合作能力和互助。发挥而不是占有人的价值意味着开发那些被分享后依然能够增加的非物质产品。我们之后还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21世纪议程》也说明,我们时代的伦理不能被看做个人的事情。在个人方面和集体方面之间,在希望和法律义务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人们逐步从个人的信念转到社会传递价值,然后到社会契约的基础,然后到对行为的评价模式,最后到控制和法律的规则。只有当个人希望、社会威望和义务制度相互加强时,世界才能运转。

  治理的宪政基础

  治理一贯有两面,一面是带动,另一面是强制。一方面是要动员个体的力量或一个共同计划的力量。另一方面就是要实施强制,以保护共同利益的名义限制行为和操作的自由。但是强制只能以共同利益的名义才能实行,所以必须在宪法中划定治理者的行动,其出发点是共同利益的要求。在传统上,这种划定的做法是为每一级治理规定一些职权。共同利益和治理的职权通常以实际的方式表现,列出其职能的清单,也就是公共权力的内容,并分配到各级治理。大家以为这是惟一能阻止任何人类机构扩张的手段,阻止其扩大权力所及的地方区域,在公共治理的情况下,阻止公共管理部门加强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倾向。辅助性思想的起源也是为了保护私人和家庭生活免受公权的干涉。

  关于欧洲前途的辩论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格外现实。有些欧洲联盟国家,特别是德国各州不断地进行斗争,要求限制联邦国家的干预,认为必须抵抗欧盟委员会咄咄逼人的扩张,为此,应当明确、详尽、限制性地规定委员会的职能,确定委员会有权干预的领域。穷国在对待国际机构时也表现出同样的关切,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判断常常是有道理的),这些机构就是富国的枪手,他们对“干预义务”的不断扩张感到不安,担心富国借助于国际规则、通过直接干涉或强加援助条件来行使其“干预义务”。

  我相信,通过对职权范围的限制而确定治理的构成范围必然劳而无功,道理很简单,所有的问题都是分不开的。因此,无论是今后几十年中世界共同体将拥有的机构或是欧洲下一步建设的机构,划定治理范畴应当依据共同追求的目标、指导行动的伦理标准、不同治理层次之间的合作应遵循的规则和最少强制性原则,对于最后这一点,我将回过来论述。参见联盟网站上关于世界治理架构的建议:www.alliance21.org。因此,以职能分配、按部门设置机构和规则为标志的传统意义上的治理让位于一种以目标、伦理原则和具体工作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全新治理模式。

  对于这句貌不惊人的话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意义再做一点说明。我们看到,在这里,目标代替了职能,伦理原则代替了规则,具体工作机制代替了机构。职能、规则和机构属于存在物和手段的范畴,这是需要限定和划分的空间。而目标、标准和具体机制属于意图、终极目的、判断和过程的范畴,这是关系、对话和个案的空间。这是治理的另一种算术,另一种组合。

  规则的领域不知责任为何物。归根到底只知道无辜或有罪,符合规则或是违反规则。不确定、未知、不可预见、“要制定”和“要建设”不得不服从定式、已知、限制、允许和禁止的边界。伦理标准领域却以责任为基础,要求敢于进行与可能性“相适应”的事情,而每一个行动者都具备可能性。

  因此,以职能、规则和机构为内容的治理适用于稳定的世界,因为存在规律性,所以一切都可以被纳入规则。但这种治理模式不适合不断变化的世界,在那里,规则试图对到其生效时已不复存在的问题做出规定,将早已摆脱规范的现实纳入规范化的范畴,结果只能是徒劳。

  宣布目标和标准立即造成的结果是:当权者必须参照这些目标和标准,向民众汇报行使权力的情况,而在一个明确职能和规则的环境里,对当权者的评判只能通过定期的选举或在职能和规则的界限被逾越的情况下,诉诸司法机关来进行。在一个以目标、标准和具体机制为特点的环境里,责任无处不在,必须随时向民众汇报。

  机构的运转模式也经历了同样的巨变。旧体制下的治理为每个机构规定了职能,机构缺乏合作的意识,因为围绕职能只可能产生竞争而不是合作。一旦职能的划分不够明确——怎么可能将世界简化为一张职能和规则清单呢,就会立即引发一场壕堑战,借用静止与运动的比喻。人们只能围绕一个共同的项目和目标开展合作,分担责任。一项共同的事业需要方方面面的职能,职能因此被定义为每个人为这项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另一种立即产生的后果是,以职能、规则和机构为基础的治理产生一系列的规范和价值,适应于每一个职能领域、每一个机构。而以目标和标准为基础的治理所产生的是法律和规则的共同性。

  我想通过几个具体的例证说明这一争论远不是理论上的,而会带来非常具体的后果。

  首先以欧洲建设为例。欧洲建设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是因为在80年代为其指定了实现单一市场的共同目标。欧盟委员会因此能够在最广泛的领域进行干预,侵占了各成员国的职权范畴。欧盟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在今后一个时期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如果在各个领域为欧盟规定职能,欧盟很快就会衰落。欧盟为自己确定了更多的工作机制,而不是机构。然而,每次欧洲如同国家一样担负起“职能”的时候,怀疑就产生了,规则接二连三地制定,于是创造了一个卡夫卡式的环境。(对这种偏离的分析请参见前引《欧洲合作为行动者和发展进程服务》。)

  再以当前国际范围内的调控机制为例。每一个多边机构,无论是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或是联合国下属机构,都根据自己的权限制定了规则、标准和重点。

  一旦某种治理模式被定义为一系列职能,围绕每一项职能就会建立各种专门机构,每个机构都拥有自己的评估标准。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言虽然提到了可持续发展,但这个组织的惟一任务是发展国际贸易。所有那些强调世界贸易发展与保护环境之间存在矛盾的人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扩大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使其考虑环境问题,但风险是加强了将环境与其他商品等量齐观的风险;要么提出与国际贸易规则对立的保护环境的国际规则,但这可能是铁罐碰瓦罐的战斗,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有一套处理纠纷的机制,使其规则发生具体效率,而保护环境的机构没有实施国际范围内做出决定的有效机制。如果反过来承认世界治理具有根据《人类责任宪章》规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标准,那么,每一个机构都要按照宪章的精神、按照贯穿其职能的共同标准,对共同目标承担自己的责任。

  有人会说,这很好,但是否可以确定治理的共同目标和伦理标准,使其成为治理的执行工具,而不是习惯上的一纸宣言,愿望可嘉,但很快被抛之脑后呢?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我以世界治理为例。世界治理的目标是将治理的大目标适应于今天人类的现实: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缩小不平等;建立尊重多样性的持久和平。这些目标的实现应当符合《人类责任宪章》的大原则,每一项原则都具体体现为一种关系。每一个机构的责任是负责实现这些目标,宪章提出了一系列必须遵守的标准的建议,用以指导这一努力。每个标准都是两种事物的关系,行动的明智性以其协调与否来衡量。这些关系有:

  ——和平与正义的关系;

  ——每个人的自由与维护所有其他人的生活尊严和人权的关系;

  ——短期需要与保证长期未来的关系;

  ——每个人获得自然资源与保护自然资源的关系;

  ——自由与分享的关系;

  ——存在与获得的关系;

  ——多样性和一致性的关系:发展的人类是统一的人类,但又赋予其组成部分以多样性。

  这些原则与共同追求的目标相结合,限定了治理的基本领域。正是基于这些基础,要求各个部门的机构精诚合作。

  各个层次的治理都要照此办理。

  共同体的建立和公民性的实行

  制定共同的目标和标准是建立共同体的基础之一。在那些民主传统的“老国家”如西欧国家,即使各国之间发生过无数次扩充领土、兼并人口的战争,某种诸如建制共同体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公民性似乎是某种既得权利,与归属上述共同体相关,而这种归属常常是因为出生而不是选择的结果。直到在我们的家门口——前南地区发生战乱、燃起民族特性的烈火之时,或者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面临管理多民族的挑战时,我们才猛然觉醒,意识到共同体是一种源自历史的社会和政治建构,如果不经常去注意巩固其基础,它就总是脆弱的。因为一个共同体是需要建设的。共同体不能日日创新,但也不能仅靠一段共同的历史和过去创建时的神话或事件来维系。建立或重建共同体的构建行为的必要性,对于新的共同体,如世界各地区的或全世界的共同体的构建,尤其重要。

  治理的一个方面是超越各类选举,制定一些程序,使得共同体可以逐渐自我改造。在这种程序中,不能无视法律的立场。一个共同体的建设主要是依靠制定自己的规定,自己的架构宪章,以此作为基础并与他人联系的社会契约。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一个共同体不需要害怕在内部建立更小的共同体,而所需要的倒是相反。因为任何共同体,不论其规模大小,本身必然具有多样性。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开始于地方这一层。将共同体建立在单一性的基础上必然要走进死胡同。

  在几个世纪前,世界的多样性对大多数居民来说是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概念,他们生活在多少一致的共同体内部,具有强烈的特性,面对着据说是不同的或敌视的世界。人民的混合,信息和人员的交流,逐渐使得多样性成为普遍的规律,城市和街区也包括在内。文化和民族多样性发展的同时,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蔓延,导致了一系列暴力行为,即使那些各民族长期和平共处的社会也未能幸免,如印度、非洲、中东和巴尔干地区。将和平建立在拥有自己土地的统一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基础上,这似乎直接源自人民的自决权。但什么是人民呢?深入到什么层次才能找到这个统一的共同体呢?如果以特性来定义共同体,那怎么能不依据民族标准呢?如何将这一权利与反对种族或宗教歧视的斗争统一起来呢?需要把爱尔兰、科索沃、科特迪瓦和大部分非洲国家,还有印度、前苏联解体后成立的各个共和国分割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所设想的一致性呢?实际上,这一寻求与世界的演变背道而驰,其结果必然是走不通的分崩离析和暴力。惟一的解决办法是在每一个地方区域层次和共同体层次,不论其大小,都承认和施行多样性。于是出现分数原则:每一块地方区域在人和生态系统方面既是特殊的,又是更为广泛的从地方到世界的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在每一级,对于一致性和多
样性的关系的学习以相同的模式进行。管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普遍规律将是治理机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在民主社会里,任何层次的共同体的建立都要通过公民性意识来实现。一个社会的基础越具有契约性,就越能体现共同生活的愿望,而不仅仅因为历史、土地或血缘的关系被动地归属某个特定的共同体。公民性具体指什么呢?公民性是责任的必然结果:公民的含义是在共同体的管理中能够发挥作用、承担责任,而不仅仅是享受权利。这就意味着公民能够也应当参与社会,并组成一个集体,这就是英语中empowerment的意思:有能力承担一种责任。这样理解的公民性因而是不可分的,从地方到世界,不能仅限于在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里行使政治权利。

  公民性

  在强调公民性的多元性的同时,我认为应当回顾一下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各种理念。

  在历史上,公民性产生于人口、经济和政治上的小单位。在西方通常指古代希腊罗马,公民的位置在城邦。这些自由人对他们的未来进行干预的理想场所是广场,在那里进行民主辩论,这就是雅典的agora,罗马的forum。

  通常使用的“公民”的含义是“属于一个城邦,在那里享有公民的权利和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让·饶勒斯(Jean Jaurès)说:“大家只谈权利!是否也谈谈义务呢?”西尔维·菲罗瓦(Sylvie Furois)则更进一步说:“公民责任感是一个共同体内的集体义务感……公民性应被视为指导个人和集体行动的伦理观念。”(S.菲罗瓦(S.Furois):《公民辞典》(Le dico du citoyen),巴黎,Milan出版社,1998年。)

  “如果‘公民性’一词重新具有了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对国家的所有居民来说,是觉悟到面对有些困难时自身责任的时候了。”第一个含义强调了“法律意义,公民性首先是一整套权利和义务,既有公民的,也有政治的权利和义务。从这一观点出发,公民性看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第二个含义强调的是“政治意义,这是政治合理性的原则,这个原则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并使其具体化:我们都是不同的,不平等的,但是我们组成了同一个社会”。(D.施纳贝(D.Schnapper):《什么是公民性?》(Qu’estce que la citoyenneté),巴黎,Gallimard出版社,2000年。)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公民性不在于存在方面,而在于行动方面。政治空间是一个公共空间,而不是私人空间,是一个选择的空间,而不是与生俱来的空间”。(H.阿伦特(H.Arendt):《文化的危机》(La crise de la culture),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972年。)因此,“不应将一个人的同一性与他的公民性混淆起来,不应将他的存在(私人的)和他的行动(公开的)混为一谈(……),也不应将缔造文化价值分享时的同一性的传承原则与在以原则名义所进行的政治斗争中分享的公民性中所体现的行动原则混为一谈”。(E.塔桑(E.Tassin):《什么是政治主体?》(Qu’estce qu’un sujet politique?),载Esprit第3-4期,1997年。)

  此外,“现代公民性的思想掩盖了以共同体方式解读与以自由派方式解读的冲突。前者说明公民性是一种负担,一种责任,一种自豪地承受的压力;而后者则是一种地位,一种称号,一种被动地享有的权利”。(M.沃尔泽(M.Walzer):《共同体,公民性和享有的事物》(Communauté,citoyennetéet jouissance des choses),载Esprit第3-4期,1997年。)

  这两种思潮可以以下列方式定义:“第一种将公民的民事、法律平等与事实上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对立:如果各人之间的情况过于不平等,宣布的公民平等没有意义。这个思想将被社会天主教派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潮所继承。福利国家的出现似乎是对这种批评的回应。第二种将公民平等与宗教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参照对立,滋养了所有的反革命思想。今天,共同体的思想家们重新拿出这个论点,要求承认公共空间的特殊共同体。”(施纳贝前引著作。)

  在实践中,公民性受到个人立场的深刻影响,包括他的性别,他的社会阶级,他的年龄,有时还有他的种姓。“在许多非洲国家,围绕下列问题出现并一直维持着某种怀疑:父母都必须在本国出生,或是必须避免姓名中有外国语音,即使母亲是本地人。在有些国家,这种推论上升为观念,并且明文写入法律(如选举法),用以消除政治对手”。(M.B.杜库雷(M.B.Doucouré):《非洲味道的民主化》(La démocratisation à la sauce africaine),载Développement et Coopération第1期,2000年。)

  从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以来,一直并存着两种公民性观点:一种可称之为“被动公民性”,与之相对应的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归属于某个共同体;另一种可称之为“积极公民性”,具体体现为参与国家事务,与其他公民维持契约的联系。一旦将责任置于我们时代的伦理的中心,则必然倾向于第二种公民性观。建立共同体的各项机制应当更加重视“获得公民性”这个时刻,把它设想成一种进入成人契约共同体的仪式。我们看到在基督教文化熏陶的家庭中有一种日益明显的倾向,放弃新生儿的洗礼,为的是允许儿童或少年在以后自由地选择进入哪一个共同体。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从新生儿的洗礼到进入选举年龄,这一切只是通过出生、家庭、土地和血缘简单地确定同一性的归属。为什么不设想在扩大的欧洲联盟范围内组织一系列聚会、培训、交流和思考,使得所有年满17岁的女孩和男孩在成为欧洲公民之前,共同思考他们在成年之后集体负责的挑战和计划,还有欧洲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地位呢?

  我故意在这里提到欧洲,而不是我自己的国家——法国,这是为了强调在21世纪,公民性带有深刻的多元意义。每个人不可避免地同时是一个有限的共同体的公民,一个国家的公民,但同时也是世界一个地区和全球的公民。这不可能是非此即彼,是这个就不是那个,而是必然有联系,因此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构成了明天治理的主干,而对于每个个体而言,他自己需要调理不同层次的共同体的公民意识。实际上,通过在电台听到、在电视看到或从报纸上读到的,他一下子就进入多元的公民资格,只不过是政治舞台和治理体系比习俗和意识落后而已。

  治理从合法到合理

  在一个“契约社会”里,治理者行为的合法化不足以奠定他们的权威。在世界各地,治理的合法和正当之间有一条鸿沟。在这里谈一下这两者之间的根本性差别。

  当政权的行使按照来自传统或在宪法、成文法或判例规定的一整套规定和原则进行时,治理是合法的。

  正当则是主观性强得多的概念。正当牵涉到老百姓的感情,他们是否觉得政治的和行政的权力是由“好”人根据“好”的实践,在符合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实施的。对于治理来说,老百姓和整个社会心悦诚服地接受治理的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能够持久,无论是专权的制度还是具有怎样的镇压手段,治理绝不能依靠纯粹的强制而延续;治理必须在社会中引起回响和支持。

  民主的一贯趋势是认为合法的治理必然是正当的,既然人民对行使权力的支持表现在大多数人投票赞成的宪法和法律上,而对于行使权力的具体办法的支持又为定期举行的选举所体现出来。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如果在有些国家里,宪法是共同体依据的根本性文件,那么在另一些国家里,宪法只是专家手中的文件,人民群众了解得很少,与权力的行使没有真正的联系。民主的游戏本身也照样能方便多数派的利益,而相当数量的少数派无法认同。在许多非洲
、拉美、亚洲国家里,议会民主的榜样是由原殖民者带进来的,新的政治制度与古老的规则重叠,而老规则为传统所承认,被赋予法律地位。这些老规则被迫伪装自己或是隐藏起来,但却是活生生的,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例如土地权或解决争端模式的重叠。必须看到,在许多非洲国家里,议会制民主远远不能保证治理的正当性。

  甚至在最早出现议会制民主的社会里,可以看到政治的日益贬值,对公共事务尊重的式微,在行使权力的模式、社会的要求和面临的挑战的性质之间出现了脱节,这说明了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之间正在出现一条鸿沟;如果这条鸿沟继续存在,将是对民主本身的威胁。

  治理的有效性与正当性是互为消长的。如果国家要促进发展,就必须强大和受尊重,必须能够动员行动者一起行动,遵守规定,收取赋税,鼓励储蓄。如果不受到尊重,无论是否是民主制度,都办不到这一点。如果表现为无效或腐败,则不会受到尊重。如果公共行动被认为是无效的,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不考虑共同利益的,或是国家对于自己都不懂的问题作答,又怎能维护加强公共行动的思想呢?如果管理部门充斥着最好是低能,最坏是懒惰、无能和腐败的官员,又如何能维护公共行动呢?

  加强从地方到世界治理的正当性在今天已成为一个主要问题,最极端的例子是世界的治理。一方面,当前的调控达不到相互依存所要求的水平。另一方面,如果已经存在的规定的正当性受到质疑,一切加强这些规定的倡议都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事实就是如此:联合国经常被看作昂贵的骗人把戏。联合国的民主的正当性是有限的,被卡在安理会几个大国的否决权和似乎将尼泊尔、布基纳法索和美国同等看待的“一国一票”的伪善原则之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面临同样的危机,它们在实际上成为富国针对穷国的行动工具。由那些无名无姓、缺乏明确授权的机构制定的国际规则泛滥成灾,没有明确的申诉机构,这不仅损害了这些规则的权威性
和实际效应,同时也在贬低未来的其他规则,包括在揭露弱肉强食的法则和不公现象的泛滥方面的规则的作用,何况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行动的协调没有保证,它们也缺乏推行它们的理念和落实制定的规则所需要的资金和规则。如今,以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世界治理越来越缺乏正当性:不仅国家本身缺乏正当性,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法也缺乏正当性。

  为了具有正当性,治理必须具有五种品质:

  一是满足共同体感觉到的需要;

  二是依靠共同的被认可的价值和原则;

  三是公平;

  四是由值得信任的负责任的治理者进行有效的治理;

  五是施行最小强制原则。

  正当性—合法性—效率

  根据我的经验,这三个词之间的联系构成了未来治理的核心。治理确实在三个领域的交叉点上展开,这三个词也是评价治理的必要标准:正当性(代表性领域)、效率(事实和绩效领域)和合法性(法律领域)。

  今天,大部分哲学和法律观念都承认正当性这一概念表达了公民对社会政府的感知,这种感知决定公民对政权的服从程度。利普塞特(Lipset)对政治机构正当性的定义是“(政治)制度制造和维护现存政治机构,使其最适合于社会信仰的能力”。(S.M.S.利普塞特(S.M.Lipset):《政治家,政治的社会基础》(Politic Man.The Social Basis of Politics),纽约,1959年。)林兹(Linz)的认识与其相仿,他的定义是:“相信虽然有缺点,有失败,政治机构仍然是比任何其他可以建立的机构更好的机构,因此可以要求服从。”(J.J.林兹(J.J.Linz):《民主的合理性和社会政治制度》(Legitimacy of Democracy and Sociaoeconomic System),载M.Dogan主编的《比较多元民主:关于合理性的特性》(Comparing Pluralist Democracies:Stains on Legitimacy),1988年。)

  正当性涉及到权力的根基,是要求对其服从的理由。

  如圣-鞠斯特(SanitJust)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所写的:“必须以机构取代力量,以法律的不懈的公正取代个人的影响。”(圣-鞠斯特(SaintJust):《共和机构》(Institutions républicaines),载Oeuvres choisies,Gallimard出版社,Idées丛书,巴黎,1968年。)自法治国家登场和现代民主国家发展以来,正当性与合法性成为公民与政权关系紧密相连的两个形象。

  政权的合法化通过法律和机构的存在体现,政治主体能够对现存秩序提出质疑并进行反抗,这种可能性很快被转化为有关自由和正义的法律。上述合法化与反抗的可能性使正当性和合法性相互结合,对现代民主的运转模式以及权力与服从者之间的关系做出评价。因此,马克斯·韦伯M.韦伯((M.Weber):《经济和社会》(Economie et société),巴黎,plon出版社,1971年。)能够主张法律和理性的正当性,也即权力建构在宪法的法律基础上的正当性,决定正当化要求的当代形式。

  就欧洲联盟而言,正当性一词与民主一词相关,构成了民主正当性的概念。这个概念也与开放和透明度、机构的效率、辅助性、欧洲公民性的扩大、共同决定以及共同体法律文件的质量(清晰性、易于理解性、立法技术)有关。(为了对共同体机构的这些概念有一个总的认识,请参阅《欧洲共同体委员会》(Commission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

  第三个词效率与正当性—合法性这一对词交叉。

  “公共行动的正当性不能只从法律的原则出发,也要从它的目标和结果的尺度来衡量,因此对于公共机构来说,除了选举结果之外,还需要通过提供服务和实施协调的实际效率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要求效率是对公共管理提出的新问题,也有助于发展公共组织的新理性,这种理性结合了目的、动员手段的使用和组织,为行动的逻辑提供了基础。”(L.科克兰(L.Coquelin):《效率和公共管理》(Efficacité et gestion publique),见www.ucc.cfdt.fr,1998年。)通过其对社会改变的结果,公共行动的效率使得权力在公民的心目中正当化或非正当化,涉及到合法化,情况也是如此。

  满足共同体的需要

  任何治理都在保护每个人的自主和以共同利益的名义施行的强制之间找到平衡。一旦共同利益不再紧迫或显而易见,所追求的目标就暗淡不清了,一旦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不透明,以共同利益施行的强制措施就失去了正当性,每个人都将设法予以摆脱。几乎所有国家都实施过非常时期法,在社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能够暂时取缔各种自由,要求纳税人做出特别的努力,体现互助的精神,甚至牺牲个人的生命。这就是罗马共和国所说的专政,而我们宁可称之为非常国家(Etat d’exception)。强制是否被接受取决于其必要性。我们可以在许多社会验证这条规则,在那里,虽然全国都在逃税,但一些小规模的共同体却能够毫不费力地集资兴建公共工程。因此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来自上面”的统一规则,因为这些规则无法让每个共同体完全理解其必要性。所以,指出每条规则制定时的背景和必要性非常重要。

  依靠共同的被认可的价值和原则

  并非同时存在着适用于机构的集体价值和适用于个人的个人价值。社会的两难命题,自由和共同利益之间,捍卫自己的利益和承认他人的利益之间,和平和正义之间,维护特性和必须改进之间等命题,都在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责任的迫切性不是治理者所特有的,责任的迫切性是每个人、每个社会行动者自身的义务。并非一方面存在公共道德,另一方面存在私人道德。世界上最好的宪法如果在每个人的心中没有引起反响,就是一纸空文。例如,企业里的“行为准则”的经验表明,由全体人员参加制定准则,适用于全体人员的集体程序,使其具有充分的价值。这就更加意味着责任原则,如同人权本身,必须世世代代重新发现,重新创造。如果价值准则或是宪法前言成了布满灰尘的文件,就只对历史书有用;如果治理者的行为不符合他们声称的价值,就没有正当的治理。

  所以治理的正当性取决于其文化根基。每个社会都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了自身的调节模式、自身的法律观念、冲突的解决办法、共同利益的维护、自然资源的分享及权力的组织和行使。调和一致性和多样性的艺术对治理本身具有价值,因为必须调和普遍原则及其在每一种文化中的表现。每一个共同体都应当能够说明它为了共同利益是如何组织、如何管理的:如何管理水和土地,如何组织各个行动者的合作伙伴关系,如何进行决策等等。一个地方的共同体重新制定当地的规则,这不但不危害国家或地球的一致性,反而是赢得对其特性(通过共同创造的规定表现出来)的承认和对其属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认可(通过考虑到普遍的指导原则体现出来)。

  做到公平

  对个人和对国家一样,治理的正当性取决于公平的感觉。每个人或每个国家,无论是强大的或弱小的,是否都受到尊重,可以发表意见?是否得到同等待遇,享有同等权利?是否受到同样的制约、同样的要求和同样的惩罚?当那些没有足够的知识、收入或影响范围狭小的人发现他们在实际上不能赢得自己的权利,当政权的弊端到处可见,而申诉无效或因费用过高、时间过长而放弃时,公平的感觉就消失了。

  对于一个人或是一个共同体来说,同其观点是否被听取和考虑相比,一项决策是否经过了合法的程序并不那么重要。因此,传统的民主机制,即可能与多数人的暴政相混淆的机制,并不足以保证治理的正当性。

  对公平的关注处于当今世界治理的中心。诚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代议制民主时代尚未到来,但是我们可以比如今占主导地位的不平等的纳税选举制(système censitaire)做得更好。目前的体制下,因为缺乏一种全球性的税收,最富裕的国家垄断了所有的权力。通过这种“纳税选举制”,八国集团俨然以世界的董事会自居,而美国则成为世界的监督人和宪兵,而股东们(在企业中是私人,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中是国家)的权力要远远胜过公民的权利。在这个制度中,富国和国际机构的专家治国机构垄断了谈判概念的制定。

  为了获得正当性,世界治理的各种设置安排必须要真正地由与世界各地区间的协商来决定,并被认为是公平的,特别是那些优先选择项目一定要符合最大多数和最穷困的各国人民的现实利益。

  只要什么是可以谈判的,什么是不可以谈判的由少数富国规定(例如,同意产品的流通,反对人员流通;同意穷国的发展办法,反对质疑富国的生活方式;同意谈判许可证,反对涉及到自然资源的产权等),其他国家只会勉强接受世界性的治理和由此造成的约束。只要富裕国家在国内经济部门的影响下声称可以垄断各种概念(例如定义什么是商品,什么是公共产品)和战略(例如发展大规模设备或尖端技术,而不是在社会层面上更适宜的解决方案),其他国家的人民就不会觉得那些行政和政治精英们以他们的名义谈判的结果与自己相关,甚至对自己具有约束力。

  公平也要求对不遵守规定的惩处适用在所有人身上,对最强大的国家也有威慑作用。在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启动或是在不遵守安理会决议实行惩罚时,却不是这种情况。对于世界贸易组织也是如此,在那里,穷国没有掌握复杂规则的手段,也没有财力投入争议行动,而且即使获胜,也无法落实对一个经济强国进行威慑性的惩罚。

  由值得信任的负责任的治理者有效实施

  无论存在着什么样的监督或权力制衡机制来规范他们的行动,避免偏离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治理者——从政治负责人到低级官员——的合理合法性,作为他们有权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实行强制和提出要求的基础。一个治理者的合理性,如同所有掌权者的合理性一样,要从几个方面进行考虑:权力的使用要照章办事;权力要掌握在那些称职的人手中(根据他们的出身、历史、能力和经验);权力要确实用来为共同的利益服务。因此,治理者的挑选极为重要,包括在象征意义上,从而保证那些以共同体名义掌权的人值得信任。

  遵守最小约束原则

  既然治理以共同利益之名要求所有的人接受约束、协助或牺牲,每个人就应当能够验证自己的付出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只是由公民选择更多一点一致性还是更多一点多样性,更多一点协助还是更多一点自由,那就谈不上治理艺术了。相反的是,其艺术性正在于同时获得更多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治理艺术建立在最小约束原则之上:为了达到共同的利益目标,将对每个人必需的约束限制在最小程度上。

  治理和合作伙伴关系的契约基础

  我已经说明为什么世界共同体只能建构在契约的基础上。我们之后将会看到这个契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一是责任原则,责任原则确认每个人对他人行为的后果,因而承认他人拥有与自己同样的权利;一是最小约束原则,这个原则保证每个人在尊重共同利益的范围内的最大自由。

  我们也看到不能将规则与契约对立起来。任何一种治理都要结合规则和契约。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例子表明,纯粹以契约为基础,加上缔约各方力量之间的不对等,是违背公平原则的。受到共同指导原则限制的契约思想是丰富的,这是最好的手段,既承认每一种情况的特殊性,又以每个人的创造性为基础,为达到共同目标的手段提供无限的可能,而指导思想是共同目标的体现。

  我们现在必须考察社会契约思想是以什么方式对社会行动者建立关系做出贡献的,这在人们声称将行动者的合作伙伴关系看做是治理的基石时是个关键问题。

  在我们这个消费者世界中,社会契约的概念已被束之高阁:这是属于我们在中学里学习让-雅克·卢梭时所涉及的问题,之后我们很快就把它忘掉了。这已经属于历史,而不是一个活着的、有生命力的,能够指导我们了解世界和我们行动的观念。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社会契约与规则一样,忘记了它的历史和产生的环境,最后忘记了它的基础。但是,与此同时,责任的思想又唤起了契约的思想。宪章甚至认为责任与知识和权力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个知识社会里,掌握知识的科学家、工程师等的责任问题今天以格外尖锐的方式再度提出。社会赋予一些行动者和一些阶层一种权力,做事的权力,研究的权力,治理的权力,教育的权力,但是条件是这个权力必须以负责的态度行使。

  但是有人会说有关职业道德(déontologie)的典籍已经不计其数了!在职业道德、责任和社会契约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责任与职业道德规范之间的区别相当于“结果义务”(obligation de resultat)与对遵守统一规则之间的差别。只要人们坚持职业道德规范,只要行为与规范相符,就不需要对行动的目的和影响提出任何疑问。但对责任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最重要的是最终的结果,而不是行为是否尊重法律或是由某个专门的行业,如“艺术界”所制定的规则。《人类责任宪章》所规定的伦理标准最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区别,它们并不是以指令的形式出现,而是体现为需要管理的各种关系。

  如何使得社会契约的观念重新充实起来,未来的契约建构在什么基础上呢?这就要回到各阶层的历史、背景,挑战这些在某一时刻界定了自由、权力,因而也是各阶层的责任的因素。因此我们将重新看到契约的或暗含或明言的基础,契约产生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背景,这样我们就能够对其明智性和现实性进行判断。其次,《人类责任宪章》在每一阶层自身的背景下的体现可以确定这一阶层面对21世纪挑战的责任。最后,在这个总的框架内,总有可能在更小的单位,如国家、地区,甚至城市的层次上确定自己的原则和实践,作为在地方上行动者之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

  各阶层的特殊责任的宪章是在“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框架内制定的。(可在联盟的网站上看到(www.alliance21.org)。)我在这里仅就两种情况进行说明,一种是科学活动,一种是大学。

  科学活动有长期的历史。长期以来,科学是教士、哲学家、无所事事者和好奇者的活动,直到18世纪起,尤其从20世纪起,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提出的问题是应该如何对待研究,社会投资科学的理由,科学的根本目的,总之是科学研究与社会的契约问题。当今实行的契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美国工程师协会主席维纳瓦·布什(Vanevar Bush)的对话作为象征。雅克·米尔诺维奇(Jacques Mirenovicz)在他的著作《科学和民主,难处的一对》(夏尔·雷奥波·梅耶出版社,2000年。)(Science et démocratie,le couple impossible)中,极为生动地报道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在那个时代,将军用研究转为民用研究是战争经济转为和平经济的项目之一。可是,正如让-雅克·萨罗蒙J.-J.萨洛蒙((J.-J.Salomon):《科学家和战士》(Le scientifique et le guerrier),Belin出版社,2001年。)所提到的,科学、技术和战争有着深远的关系(在当前的话语中只有一个差别,就是经济战的观念部分替代了纯粹的战争)。当前关于科学活动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是这样的:只有基础科学的发展才能带来技术的革新,技术革新是不断创造新需求的条件,因而也是经济繁荣的条件;只有经济繁荣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1929年危机的冲击依然藏在人们的心里);社会和谐是和平的条件。因此,由此及彼,科学活动要由其对持久和平的贡献来衡量。

  今天的情况如何?这个战后的社会契约是否仍然有意义?与60年前相比,和平建设的问题依然重要。只是科学、经济发展与和平的联系变得不那么清楚了。其他的重大风险出现了:科学创新加速发展,濒临失控;由于社会日益无法掌握自己的未来,民主的消失,人类的未来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展,而社会对此无法控制;可持续发展要求从另一种角度看待科学;知识的私有化,知识被经济巨头所控制。因此如汉斯·约纳斯已经建议的,让科学技术走下神坛,再度进入社会契约的范畴,是当务之急,其具体体现是制定和通过一个科学家责任宪章。(我们在联盟的框架内制定了这个宪章的一个版本,题为:《为公民与团结的责任科学宣言》(Manifeste pour une science responsable citoyenne et solidaire)。参见www.alliance21.org。)

  同样的思路也适用于大学。历史上的社会契约在这方面有两个渊源。一个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大学的重组。重组围绕各个专业科系中教授的专门学科建设大学。另一个则肯定教学自由是进步的条件。今天的情况如何?如今,我们遇到的问题都是跨学科的,认为专业化教学依然是大学教育的全部,期待人们在实际工作中将不同学科联系起来,这是一派胡言。另一方面,大学自由不能成为每个学科根据自身的逻辑发展的理由;需要由社会决定应当重点对待哪些挑战。大学重归社会的问题已经成了治理的大问题。(联盟起草了一个负责、多元、协力的大学宪章,经过一个国际思考小组提出,由埃德加·莫兰和阿尔弗雷德·普那维加领导下在联盟内进行加工,产生了大学改革的建议。)
 阅读次数:124 【本文为《世纪中国》网上首发,感谢作者惠稿。】  
  第二章治理革命的前提和开端

  什么是思想革命?即使在数学或哲学领域这些明显属于纯思辨的学科方面,思想的改革也不可能是朝夕之事,如同密涅瓦(Minerve)(罗马神话中掌管智慧、工艺和战争的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女神。——译注)从朱庇特(Jupiter)的大腿中诞生一样。更不要说对于治理这个扎根于人类社会的领域来说,革命是逐渐成熟的果子。但是这个缓慢的成熟并不排除中断,正如在一个堤坝后面逐渐蓄水,直到冲垮堤坝,有许多变数在积累,直到发生了思想的转变,可以重新安排各种成分和起作用的因素。通过不折不扣的倒置机制,原来处于体系中心的被抛到了边缘,而原来处于边缘的现在成了中心。如果我的假设是正确的,我们正处于这个历史的转折阶段。如何进行组织呢?我在其中看到了两个组成部分,分别称之为思想革命的前提和开端。前提指的是思想状态,几乎可以说是精神的动作,对于“换眼镜”来说这几乎是不可缺少的。开端指的是所有通过平常的或大规模的事件,或是悄悄的,或是为媒体广泛曝光的事件,预示着一个新的观念,新的行动者或新的做法的体系。

  思想大转变的前提

  仍然从海德格尔(Heidegger)的问题出发: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眼镜,既然我们正是通过这副眼镜看世界的?可以通过四种思维动作来达到:回到当前形势的历史源泉,通过回到源泉找出虚假的证据;分解构成我们思想世界的对立面;学习将一种体系类型的分析和再现用于另一种体系;注意变动,注意概念和机构与所面对的现实的差别,留心变化、差别和弥补。

  回到源泉,追问想当然

  我们已经说过,只要我们没有回到其源头及使其产生的环境,原则和规则就表现为绝对的真理。历史有许多分叉,命运犹豫不决的时刻,形势逆转的时刻,许多新的行动者出现的时刻,新的规则占上风的时刻。每一次在了解到历史的后续后,这些枝杈就被忘却了,大家只记得外在的因果关系,作为理由简单的显而易见的事实,事物就是这样过去的。以当前建立在国家关系基础上的世界治理为例。这个模式是19世纪的西方观念所造就的,是基蒙·瓦拉斯卡基斯所说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l’ordre westphalien)。这个概念有下面四个特点:第一,国家的主权是绝对的;国家只对本国人民负责。

  第二,一个国家有一块领土,这意味着国家是作为一个实体存在于在那里生活的人民及一块由边界确定的土地上。

  第三,治理的思想被限于政府和公共机构。

  第四,国际法的惟一基础是国家间的条约。国家或以和平方式,或以根据“战争规则”(règles de guerre)进行的战争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因此,国际行动是在国家政治秩序之外所加的一个部件,一个层面,在一定意义上是低一个等级的。

  于是人们懂得了这不是一种超然的事实,而是一种政治构成,有其时间和空间,人们可以将这些特点的每一项与社会的现实进行比较。

  国家是否只对自己的人民负责?企业只对自己的股东负责?一旦将负责的概念与行动的影响联系起来,这种影响就改换了性质,必须要向另一个层次负责。从这一简单的观点出发,显而易见的是,对于最强大的国家,首先是对美国和欧洲而言,这个规则是最宽泛的。可是,奇怪的正是最弱小的国家——根据一个令人不能不想起的拉封丹(La Fontaine)关于感染瘟疫的动物的寓言的原则——被要求向整个国际社会负责!人民和领土的结合?这个原则也越来越难以反映我们的真实特征,无论在文化方面和经济方面都是如此。国家的特性当然是很强烈的,因为有教育、语言、机构、媒体、税收等强有力的联系。但是归属的感觉现在是多样的,有些人归之于地方的空间,另一些人归之于多国家的空间,还有人要归之于超越地理概念的其他标准。

  治理缩小到政府和公共机构?整部书所展示的正好相反。

  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国际生活惟一的合法框架吗?社会的相互依赖,与生物圈的相互依赖已经使得社会的管理成为中心的政治问题。从今以后,只着眼于简单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即意味着“国家利益”的关系,然后进行管理,对此确定自己的地位和相对的地位,是越来越困难了。从一个细节来看,国家间的国际关系的正式功能通过大使来行使,适合驿站马车的时代,而不适合国际互联网的时代。与新的技术体系相对应的必须是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和新关系的代表模式。

  因此,无论怎样看,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只是历史的建构,因而要以平静和客观的观点对此进行判断。

  但是,人们很快忘记了历史!仅从最近的历史看,大多数人相信欧洲建设是通过统一市场实现的,甚至是为了统一市场进行的。实际上,对历史的迅速回顾说明了是由于欧洲防务共同体(Communauté européenne de défense)在1953年的失败使欧洲之父们不得已转向(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经济统一。在长期历史中还欧洲建设的本来面目,可以引导人们以十分不同的观点看待欧洲的未来。

  我们的工业生产制度也是在发现新的原料和能源的背景下大发展的,最初是矿业,是自然资源的管理。在许多方面,我们社会的未来管理将很接近于工业革命之前的状况,而不是从那时以来的状况。惟一但是巨大的区别在于规模的变化:在15或16世纪只能在地方一级想像的,今天可以在全球的规模上想像。西方工业革命发生的基础是16世纪和17世纪发生的根本性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与我们同自然的关系有关。自然被看作一台机器,人类可以对其任意管理和指挥。对更为长期的各文化的历史进行的分析表明,在所有社会里,有两种互补的认识一直同时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人是有生世界的一部分,因此首先必须维护这个世界的和谐;另一种观点认为,开发有生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最好地满足人类的需要。在不同的时代,一种认识对另一种认识占上风。了解这个问题的结果是对即将到来的世纪中两种认识的平衡进行思考。

  有时候,这种追根溯源的做法可以只限于某一个领域。例如,法国农业模式史中,粗暴地放弃许多从农村的管理中获得的知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业转轨的需要。正是为了将炸药工厂转轨的需要造成了化肥工厂的诞生,引起了化肥的普遍应用。认识到这一点不等于说要回到19世纪去,但是不能将大规模地使用化肥看作为一种进步,或者是一种必然。

  “回到源头”在试图理解社会上各个起作用的行动者的关系时尤其重要,可以以将大学或科学活动与社会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的契约为例。社会契约理念本身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人们认为的必然性:“必须培养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知识的领域分成由不同的系科管理的学科”,它们来自“事物的本质”;在科学活动方面,“显然”基础研究的进步与人类自身的进步是不可分的。回顾19世纪现代大学的建立,或更与我们更为接近的科学和社会的联系,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确定的联系,其结果是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保持距离,而在这些事实的后面看到在某一时刻所订立的真正的社会契约。正是这种意识使得我们对作为大学、科学活动与21世纪社会的关系基础的社会契约的性质进行思考。于是,社会契约问题,几乎已经废弃的概念,将重新回到前台,作为明天治理的主要问题之一。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城市管理,并且进行一次迅速的历史回顾,会很容易看到如同上一节所指出的,19世纪的城市相当程度上是作为一个技术系统,提供一定数量的公共服务,如同工业在市场上提供商品一样。这种城市运行模式在《雅典宪章》后节节凯旋。但是,对经济运行进行仔细考察后,可以发现在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老的商业城市,其中有些在19世纪时已经奄奄一息的商业城市重新充满了活力,而许多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期间发展迅速的城市却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原因很简单:正在兴起的经济在许多方面更接近商业经济,而不是典型的工业经济,这一简单的判断迫使人们对于城市的管理和城市内部的交流渠道投以新的眼光。

  另一个经不住分析的“明显事实”是治理的主要时刻在决策时刻,以至于在共同的语汇中,“决策者”这个词指的是那个做最终决定的人,并被赋予所有的权威。从这种思想模式出发,政治舞台成了不同解决办法的较量,而由决策者做决断。这种假设的基础是似乎有许多解决办法,手到擒来,而政治运行也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做出最好的选择。实际情况是,问题越是复杂,政治的目标就越是找不到最佳解决方案,而只是提出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在技术上可行,在政治上能够得到最大多数人的赞同。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活动从决策移到上游,从决策转移到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制定出合适的解决办法的过程。

  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

  我们有许多认识的图像是黑白两色的,而这种两极对立的图像是假事实的一部分,因此对于这些思想上的图像必须耐心地提出问题,将其看作为可能范畴的缩略图。人们所质询的每一对简单的对立都是开向未来的真正的窗口。在治理的领域中有如下的例子。

  代议制民主如其名称所指出的,其基础是代表的概念。由一些人代表着……其他人。在治理的危机时期,人们看到的是代表的身份不折不扣的紧缩,无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性的代表,或是“代表性”工会都是如此,有意思的是,没有人对代表的地位、有关的责任和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归根到底,对法律的表决由议员们进行,对地方的决定其最后决定权在市长手中,如此等等。但是没有任何因素能够阻止教育程度日益提高、掌握的情况日益增多、流动性日益频繁的公民最终对于“代表”的概念有更为广泛的认识,甚至有时会以直接民主的名义提出质疑。代表制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在一个街区,居民中不同方面的利益可能是分散的,甚至是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要由被选的人士最后进行裁决,但是利益和观点的多样性的表达不一定通过他们的渠道。因此民主意味着多种形式的代表制,每一种都有其意义。

  我们曾经详细列举了另一个对立的例子:政客和管理者,但是在一个“基层”议员,一个听命于他的议会党团进行投票的傀儡议员和一个有能力向他的部长提出新的政策建议的高级公务员之间,究竟谁是有意义的制定政策者,谁是简单的执行者?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已经回答了问题。但这绝不是要否定议员们投票表决法律的合法责任!这只是说,在理解政策的制定这一问题上,政治家和管理者之间的分野至少还有其他的区别。

  另一个讲述很多的对立的方面是国家与市场的对立,或者说公与私的对立。这种对立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成立。首先因为在许多国家,压力集团,或干脆为部门利益服务的集团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如果将所有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部门称作“公”,任何一家私营大企业都不能被认为处于公共领域之外。研究一下机构的法律地位,其产品和服务以及产生的影响的性质,就会在考虑什么属于公,什么属于私这个问题时思路更加开阔。同样,认为在需要完成的职能和承担该项任务的组织的地位之间存在对应,这种想法至少值得进一步思考。许多公共机构的运行逻辑是将其活动服从于机构本身的宗旨,因此可以称之为“私营”机构;与此相反,没有任何因素可以阻止私人管理的机构——一个企业,一个社会企业,一个协会——去完成公共利益的职能。许多这样的形式已经存在。人们如果同意将职能的性质和负责完成职能的机构的性质拆开,就为许许多多革新打开了大门。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习惯上将规则范畴与契约范畴对立起来。任何规则都具有单一性,从而有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实现透明度、稳定和公正。与此对立的契约是各行动者之间的协议。但是,更为仔细的考察表明,在实际上大部分治理的措施必然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更有甚者,从规则到契约或是从契约到规则,都取决于形势,取决于契约的平衡性,而不取决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甚至行动者的数量。国际关系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趣的分析背景。可以以众所周知的国家外债为例。从表面上看,公共债务取决于主权国家之间或是一个主权国家与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签订的贷款合同。但是,权力关系和信息的不对等,借贷国的代表所得到的人民的授权的不可靠性,使得要求还债、要求已经贫困化的人民承担债务的这一做法是否合法至少成为一个可以争议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治理的合理性只能在颁布了一整套有关被授权者个人责任的规范、处理和惩罚的公平(2002年随着阿根廷危机再度提出的问题)及风险的平衡和债权人的责任等规则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恢复。

世界贸易组织(Organisation mondiale du Commerce)是规则与契约相结合的另一个范例。最初,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是一个多边契约型协议,旨在消除贸易战。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20世纪90年代,在变成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性质改变了。加入协定的国家数量的变化和协定涉及的领域的数量的变化导致了质变。协议的“契约性”成了一种诡计,让新的国家俯首帖耳地顺从最强大的国家的安排进入组织。如同在债务问题上一样,这时,人们逐渐感到必须制定一系列规则、保证权力的分离,人人享有法律和公正,在规则制定程序中实现内外透明,并使不同成员享有公平的待遇。契约的性质表面上仍然如此,但世界贸易组织事实上成为国际法的制定者,并应当承受这种变化。国际机构的未来因而可能取决于新的规则和契约的结合。

  规范:规则和契约

  规则和契约是规范的不同形式。规则是将社会所承认的规范强制用于社会的每个成员,而契约接近于共同体所产生的一种共识。

  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一个规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规则或一个契约,作为一项原则(主权、不干涉)、一种价值(民主、多样文化)对行为(保护环境、尊重人权)的期待。

  规范问题不是新事物。“亚里士多德(Aristote)和柏拉图(Platon)早在公元前4世纪已经意识到‘道德’在政治上的重要性”。(M.芬尼莫尔(M.Finnemore)和K.西京克(K.Sikkink):《国际规范的推动力和政治变化》(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载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887-917,1998年。)

  政治制度的基石是“一组决策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或明文规定,或默契承认。在其周围,行动者汇合到国际关系的某个方面。从制度的角度看,规范的概念意味着一种单一形式的行为,其意义接近规则的概念,因此规范起调节或程序的作用,换句话说,规范被认为是确定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其目的是减少合作内在的不确定性”。(S.D.克拉斯纳(S.D.Krasner)主编 :《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83年。)
  还有一些作者认为规范的概念有时更接近于价值的含义或共同原则,因此定义包括了得到社会的承认而合法化,因而认同了社会的或群体的那些规范。玛尔塔·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认为“规范是一群行动者对可接受的行为的共同期待”。(M.芬尼莫尔(M.Finnemore):《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96年。)法律规定可以定义为:“由公共权力机构公布的规则和要求的总和,通过物质上的强制手段加以实施,确定在一定的政治社会中个人或团体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在这个社会中建立一种普遍的和全面的社会秩序。”(P.桑德武瓦(P.Sandevoir):《法律导论》(Introduction au Droit),巴黎Dunod出版社,1992年。)

  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看来,社会契约提出了主权原则的基础(为总体意愿放弃个人的意愿)。对于盎格鲁-萨克逊的作者来说,契约为了个体的意愿而缩小了国家的主权。“尽管欧洲学者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但提到民事契约时指的还是涉及个体之间关系的契约。契约既体现了双方的意愿,又涉及义务和道义上的互助,因此位于以下不同趋势之间:可以认为契约是义务的基础,或认为强制性不仅来自两种意愿的协调,而且也在社会整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公民性正是建立在所有人的民事权利平等和个体之间‘自然’存在的不平等这对关系上。公民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割裂的发生是对契约而言的。与过去相比,社会公民地位在当代更是位于有关社会联系的思考的核心”。(S.埃尔拜-瑟基耶(S.Erbès Seguier)主编:《契约:一个概念的应用和弊病》(Le contrat:Usages et abus d’une notion),巴黎Desclée de Brouwer出版社,1999年。)

  另一对传统的对立是区分负有责任者和无责任者,这个对立使得“共同责任”(coresponsabilité)变得难以想像了。从这种对立得出的结论是,民主只是在公民清楚地知道谁负责什么的情况下才能对其投赞成票。这个原则的基础是,每一个政治和行政机构都以排他的方式负责一个领域。因此在法国,必须确定每一行政区划的“智能团”(bloc de compétences)。这样一来,看起来明确的“责任”概念渐渐使公共机构之间的合作变得非常困难。现在必须要做到规模或性质不同的责任的各种组合。

  另外一种对立是人们习惯于使用却没有思考其内容的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经常区分商品部门和非商品部门。长期以来,在国际合作中,大家区分哪些是销售的,属于经济性合作的范围;哪些是给予的,属于“无私”合作的范围。但是一经分析,这种区分就不攻自破了。给予可以造成依赖的结果,无助于推动受援者发展自己的能力;销售有可能满足推动发展的迫切需要,也可能相反。因此,是否是真正的合作政策要以其结果来衡量,要看是否能帮助另一个社会建设自身,而不是以区分经济性的或社会福利性的外在标准来衡量。在国内方面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大家都只把企业看成一个经济性的空间,而社会福利则是另一回事。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大家懂得了单纯的社会资助政策的结果是将人放在一个受助者的地位时才结束。于是大家看到,在欧洲,许多单纯援助政策的结果是反生产发展的,大部分国家都试图从被动地帮助失业者的政策转变为帮助他们回归社会的积极政策。现在,围绕互助型经济所进行的思考并不是为了在传统经济之外发展所谓的“社会经济”(économie sociale),而是大开门户,尝试各种活动和行动模式的组合,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平行发展。我们以后还要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最后一个两者对立的例子是治理时识别行动的合法性和非法性的问题。经验表明,治理的合法、合理和效率,这三项标准不能是相互抵消的。每一个条件都要具备,为此需要设想各种可能的组合。

  将思想模式和组织制度从一个领域置换到另一个领域,从一个层次置换到另一个层次

  民间谚语说,比较不是理由。但这不妨碍在对一些十分不同的方面或一些层次的共同结构进行鉴别时在智力上所引起的强大刺激。更何况这是对同一城市内的一个社区与其他社区的比较;在同一国家中对地区的比较;在欧洲联盟中对成员国的比较,欧洲联盟已经逐渐实行主动辅助性(subsidiarité active)的原则。但是,也必须利用其他类型的比较,例如,比较企业的职工和股东的关系,一个协会的常设人员和参加者的关系,一个公共结构中的管理机构和政治负责人的关系,这有助于了解人类在组织管理中的共性。

  工业体系和生态体系的比较可以将工业体系看作一种特殊的生态体系,也会引起对这一生态体系本身的新陈代谢的兴趣,从企业之间业务的互补性的角度进行观察,也因此称为“工业生态学”(écologie industrielle)。

  回到国际债务问题上,将其与企业的破产或民事破产机制进行比较,可以导致对规范私人破产有关的规则范畴进行思考;在涉及到国家关系时,可以引导到对合同法的思考。

  注重变迁、差距和修补

  在任何治理革命之前,对旧制度进行多方面的修补,以适应新的现实,其结果一般都是提出不稳定的和极其复杂的解决办法。复杂性问题专家让-路易·勒穆瓦涅(JeanLouis Lemoigne)指出,复杂性与制度本身没有关系,但是与我们同这些制度的关系有关。一种在我们从一定的角度看来是非常复杂的形式,从另一种角度看可能是井然有序的。面对机构与现实之间日益增大的差距,所有来自基层、旨在弥补差距的革新都很说明问题。所以,必须关注标志治理革命开始的种种迹象,这也是我在下文中即将阐述的内容。但是,在最初阶段,这些修补以其极端的复杂性表明了差距之所在。

  因此,在经济方面,面对经济和社会的区分,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这种区分的片面性,一大批新的法律形式已经在欧洲陆续诞生。

  同样,在治理的层次方面,我们在法国不断地建立新的层次和新的结构。在初期,它们确实满足了协调的需要,但与此同时,它们又加重了结构的混乱,可以说有一大堆部际结构。由于在部门政策之间没有协调的有机机制,再考虑到这些政策又是相互依赖的,人们试图通过专设机构来解决问题,而这些专设结构常常具有加强每个部门地方区域防卫的性质。

  在国际方面,由于迄今为止缺乏新的世界治理的建构,每年要为管理协调增加新的目标,这就增加了许多相互矛盾的机构和目标,而又没有仲裁这些矛盾的机制。

  一场治理革命的开端

  在发现治理革命已经开始的同时,人们便提出了治理的问题:如何拥有观察和交换的手段,用以认识、记录、比较世界上的变化?为此不能依靠国家的手段,并不是因为管理部门存心不良,而是因为所有的组织都要对报上来的信息按照其自身的感觉、理解和选择的标准进行筛选。那么大学是否可以担当这个角色呢?大学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遇到两个障碍,一个是理论化和一般化的癖好,而不是简单地收集历史资料。第二是大学很少组织成国际性的观察网络,而正是那些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对于正在发生的事物的进程具有意义。因此必须建立经验交换网络,如有可能则依靠各种行动者,为什么?最重要的是因为每个行动者同管理部门或大学相同,都有其自身的利益和自身的倾向,这种倾向必然要影响到观察系统的方向。例如,一个致力于国际合作的协会网络会倾向于把在南方国家建立“公民社会”(société civile)的行动理想化,而实际上,当地的公民社会并未成型。

  欧盟委员会无疑是最早懂得交流经验之重要性的国际机构之一,但它有另一种趋势:每一个交换网络都以其中的一个大部门所关心的问题为中心,结果在许多新出现的创意中只选择与该部门政策有关的问题。

  面对建立经验网络中这一技术的、机构的和政治的挑战,夏尔·雷奥波·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从1987年发起建立了第三世界文献中心(RITIMO:réseau de centres de documentations sur le tiersmonde),一个前面已经提到的经验交换国际网络,其名称是“为人类进步的对话”(DPH:Dialogue pour le progrès de l’humanité)。这里提出的挑战是典型的治理的步骤,提出了介绍经验的共同工具,实际上是一种软件,一种掌握经验的格式,一部关键词辞典,一些学习的过程,各种不同网络都可以逐渐掌握的过程。这一接触问题的角度在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后,参与了创建一个来自不同方面和不同领域的人和机构的共同经验库,这些人和机构包括文献工作者、协会积极分子、学者、公务员、基层组织领导人等。经验数据文件的信息来源可以是书籍、文章、思考文字的笔记,更多的经常是对基层工作者的采访。

  在当前的数据库中,在2003年,在八千份文件中,有八百多份文件通过对国家、法律、地方区域等方面的管理而涉及到治理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简单开采的正是这个矿藏,用以显示其中的基本线条。我从中看到了八个方面:政治上的承诺向其他的社会和公民的承诺的转移;出现完成公共利益职能的公民社会和逐步创造与国家合作的新模式;努力改造社会、社会联系和经济;更务实地对待国家,它的文化根基以及在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与法律多元化同时进行的非机构化运动;重新发现在“地方”层面能够实现协调一致及地方区域管理方面的革新行动多种多样;在欧洲开始出现了主动辅助性;公民社会为解决国际规则的缺乏所采取的行动。

  党派式的政治承担转化为社会和公民承担的其他形式

  20世纪留下了政党的政治承担的强烈烙印。我们还可以在公共行动的不断发展与个人政治承担的演变之间进行比较,前者逐渐取代了家庭、基层社区、教会或慈善机构而对社会负责,后者也将注意力集中在公共行动的取向和监督上。政治承担又为争取独立的斗争和整个冷战时期的两极化所加强,在冷战时期两种社会模式相互对立,而国家的作用恰好处于争论的中心。

  从70年代起,对公共行动和思想意识争论的失望日益显现。这种幻灭表现在许多方面:政党党员人数的减少和政党干部的老化,选举中弃权票的增加,强调民族主义和民族特性的政党重新崛起,从一个政党到另一政党随意投票等。政治生活的观察家经常将这种后退的运动解释为个人主义或保护消费者运动的被动态度发展的结果,总之是对公共事务的冷淡。事实上,在许多国家里所看到的更多是传统的政治承担向社会和公民承担形式的转移。通过政治斗争夺取国家政权不再被看作是实施社会变革的惟一手段,与此相伴的是拒绝意识形态上的“现成模式”。“在这里行动”运动)DPH5713,《在这里行动,一个第三世界派压力集团的故事》(Agir ici,histoire d’un groupe de pression tiersmondiste)。由P.Y Guiheneuf和A.S.Boisgallais建立的档案。)很能说明在意识形态陷入僵局的情况下问题的转移。在20世纪80年代,两类非政府组织在教条上发生斗争,一部分是正统的“第三世界派”非政府组织,把殖民化和不对等的南北关系看作穷国受苦受难的根源,而另一些更接近于采取紧急行动的非政府组织对这一分析表示质疑,认为必须要到南方国家的社会中去寻找发展困难的原因。由此出现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和死胡同,使得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分子在新的基础上,对富国的消费者、国家或企业发动运动。行动从反对向南方国家出口有毒垃圾开始,接着又有许多针对北方国家消费者的行动。有趣的是这一进程在法国的形成;这是对以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为基础的战略进行改造,注意力从纯粹的政治行动转移到负责任的公民的参与。

  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1992年在巴西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伦理运动”。(DPH4093,《从巴西“政治伦理运动”到“反对贫穷,争取生存公民行动”》(Du“Mouvement pour l’éthique en politique”au Brésil à l’“Action citoyenne contre la misère et pour la vie”),由F.Feugas建立的档案。)巴西恢复民主的结果很快使人失望,原因在于政治精英的腐败。1992年提出了政治生活道德化的题目,结果是在同年9月迅速地罢免了科罗尔总统(président Collor)。这个运动逐渐发生演变,特别是在巴西社会学家贝蒂诺(Bettino)的推动下,发展成为一个“反对贫穷,争取生存”(contre la misère et pour la vie)的运动。在政治伦理之外还要加上社会伦理问题:巴西公民能够忍受他们国家内社会的极端不平等吗?这个运动在90年代中动员了数以百万计的巴西人。运动将个人的主动性和宗教的或更为传统的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了。伦理的要求和社会责任经常是这类复合型运动的内容。正是在这个土壤上,几年以后诞生了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的世界社会论坛(Forum social mondial),我们将还有机会再谈到这个论坛。

  几乎在同一时期,墨西哥也发生了公民社会相对于政党的独立自主现象。在墨西哥城郊区和在印第安人为主的农村,新的运动和新的组织形式出现了。最为明显的是在1985年墨西哥城地震后出现的墨西哥城市人民运动(MUP:mouvement urbain populaire),其象征是郊区住民和恰帕斯运动(Chiapas)。在两种情况下,目标不是夺取和掌握政权,而是建立一支能够推动社会管理演变的社会力量。

  在印度,1976年诞生了公民自由人民联盟(PUCL:Peoples’ Union for Civil Liberty),开始对集权的英迪拉·甘地(Indira Ghandi)政权进行斗争。(DPH202,《关于逐渐变白的稻米》(Du riz blanchi…en douceur)。由CDTM建立的档案。)在那里,目标仍然不是夺权,而是改变社会的结构,尝试替代战略,在镇压控制之外创建新的空间。

  在中国,如何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希望工程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进行解释,这是一个将独立计划与党的青年运动结合起来的,资助小学的计划。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出资支持这个计划。

  意大利在有关的演变中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在80年代,如山德罗·圭利亚所说的,在社会文化和政治行动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圭利亚参与了这些变化。(DPH2616,《意大利社会合作社之二》(Les coopératives sociales en Italie2)。由IRED建立的档案。)作为法西斯时代的遗产,一度受左派国家主义影响、统管所有部门的全职国家概念正在被另一种国家概念所取代,新概念要求国家保证公民之间的互助关系,创造条件实现公民性并发展服务网络。网络由用户或合作社通过“社会型私营体制”(privé social)而不是“投机性私营体制” (privé spéculatif)来管理。

  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合作新模式的出现

  在这方面也许可以谈到历史的周期:在19世纪和20世纪,国家以人民的名义要求基本上属于垄断的社会行动(例如在法国)代替了原来私人性质的、经常在教会主持下管理的各种各样的行动。20年来,开辟了一个混合行动新阶段,将国家的责任与公民的责任相结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公民社会这个实际上并不清晰的概念成为时尚,其程度与可持续发展相同。甚至这种含糊使得概念更有意义:它指一种倾向,一种思想,一种形式极多的演化。

  早在1992年,夏尔·雷奥波·梅耶基金会组织了一次国际讨论会,主题是在何种条件下,非政府组织的地方性倡议能够体现为一种更广范围内社会、经济、政治甚至是技术上的变革。这是从“微观—宏观”到“地方—全球”关系的范畴,在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那个时候,可以看到,特别是在南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履行了性质不同的三种功能。在有些情况下,协会运动干脆弥补了政府的无能。在其他情况下,协会运动起着公民和经常是集权的公共机构之间沟通的作用。最后,在其他情况下,协会运动(mouvement associatif)起着探头的作用,创造发展、社会运行,甚至公共行动的新模式。

  在上述三种情况下,与政府的关系是主要的,无论涉及到竞争的关系,还是替代的关系,无论是冲突性的对话或是从根本上的否定。但是,有意思的是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演变。在80年代,非政府组织一般对于公共机构——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当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信任。这些组织的名称甚至也有这种不信任的烙印,因为这些组织是以否定来定义的,成为非政府组织。到了90年代,进入了一个成熟期,与国家合作的必要性成为理所当然的事。

  无论形式如何,协会运动的行动改变了公与私的传统边界。共同的财富是行动的产物,有可能是性质十分不同的组织之间合作的产物。这将大大开阔治理的眼界。有关的例子不计其数。其中之一(DPH7829,《贝宁非政府组织为和平和透明选举建立的网络》(Le Réseau Béninois des ONG pour des Elections Pacifiques et Transparentes,le REPAT),J,Attakla Ayinon建立的档案。)是非政府组织为贝宁和平和透明的选举所建立的网络。有些组织网络参与了保证选举民主监督和向公民宣传的行动。公民教育和启发工作,对选举的监督,是典型的新领域,在这些领域,公共力量的权限需要通过重新谈判来获得。

  阿根廷社会货币发展的例子超越了欧洲所见到的地方交换体系(système d’échanges locaux),因为涉及到了几十万人,是不久以前被认为属于主权范围的功能的转移,引人深思。难道还有比铸造货币更专有的权力吗?面对政权无力创造健康经济的条件这一状况,社会自行组织起来,建立一种俱乐部联盟,每个俱乐部有不到一百个成员。于是组织了一个网络经济。这种经济并不试图构成一个平行社会,它的目标更加务实,主要是为了解决商品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弥补政府体制的欠缺。

  秘鲁在安全方面也有同样类型的举动。安全在原则上是国家的一项特权。合法暴力的垄断是国家常有的另一个特性。由于政府不能保护他们对付“光明之路”游击队(Sentier lumineux),本来就已经受到经济危机影响而贫困不堪的小农还要对付地主组织对牲畜的偷盗,于是成立了“农民巡逻队”。巡逻队最初的设想是作为社区的自卫结构,却成为维护集体组织的安第斯传统的机构。(DPH1052,《秘鲁农民巡逻队》(Les rondes paysannes péruviennes),由Juristes solidarités建立的档案。)

  显然,公民社会的倡议主要在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现象方面。在富裕国家,这些倡议注意到福利国家没有能力有效地解决社会排斥问题。倡议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些要求以被排斥者的能力,而不是以其缺陷为基础,承认并加强社区的社会资本;还有的要求建立新型的法律结构,如社会合作社、社会福利企业、接纳失业者企业等等,以便扩大劳动市场或吸纳失业者。还有一些设立提供小额贷款的新机构,为小型行动提供支持。另一些人关心网络的协调,目的是促进经济方面的行动。所有这些行动在某一时刻看起来似乎是国家的专属特权,其实都来源于公民社会的集体网络的主动行动。这些行动有许多特点,都体现了治理的革新:形成各种“贴近”地方实际倡议的网络;相关的人更积极地卷入,从公共行动的受惠者变成行动者的地位;公私资源和结构相结合;寻求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新运作形式。

  经济和社会福利关系的重新界定

  在传统社会里,社区的问题和社会联系的问题可以说是不存在的,起作用的是强有力的监督、统治,甚至是排斥机制。因此问题不是要对过去理想化,或是鼓吹回到自然社区。但是,面对这些基于相对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的自然社区不可挽回的分崩离析,逐渐产生了一种认识,即参与商品经济并不足以建立一个属于更为广泛的共同体的归属感。更有甚者,在许多情况下,社会关系表现为经济发展自身的一个条件。为了胜出,文化和社会的资本,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是必不可少的。

  从组织街区聚餐到交换知识的网络,都是为了重新建立公民意识与社会关系。互助经济运动(mouvement de l’économie solidaire)的国际影响日益加强,这种运动的特性是重新定位社会关系以及商品交换和非商品交换的努力。

  比较了众多实施小额贷款倡议的经验之后,我们发现,小额贷款并不像人们想像得那样,能够通过一系列小规模的行动促成经济的腾飞。因为很快就会出现比村庄市场更大的销路问题。这些小额贷款的主要影响,只要恰如其分,如同所设计的那样,可以加强个人和社区的社会资本,而这种资本本身可以使得社区认识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实际,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地。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将互助型经济方面的各种倡议联合起来的努力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出现:逐渐从针对某种不可接受的情况做出反应发展到进行集体的努力,以更开放的态度重新定位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经济社会关系的范围。

  国家观变得更为实际

  在60年代和70年代,对现代国家的肯定宁愿以贬低一切旧的治理形式为代价,认为那是旧时的渣滓,通过全民教育就可以一扫而光。而在事实上,许多自称是现代的国家无力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也无力在管理冲突中提供可信的解决方案。

  在非洲,人们因此而重新审视传统的解决方案。在无数的例子中可举一例:在布隆迪,“1962年独立以来所实施的各部宪法都没有能够带来稳定和社会安定。所有这些模式的共同点是,没有保证涉及的各个方面,包括农民都参与其中,也没有努力根植于本国的文明……布隆迪的历史和文化包含的基本价值体现在和所有的巴辛干塔赫智者(Bashingantahé)、对真理的崇拜和睦邻关系所代表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及对冲突的调停上。被危机所冲击的非洲社会需要重新找到在和平和容忍中谈判的非洲精神”。(DPH7937,《重建公民性,制止布隆迪的暴力》(Reconstruire la citoyenneté pour arrêter la violence au Burundi),由Déo Ntibayindusha建立的档案)卢旺达发生种族屠杀后,政府企图恢复村落司法的传统形式,因为官方司法机构无法受理如此众多的案件。当然,也不应从这些例子中得出人们希望将久远的过去理想化的结论。但是,这些例子迫使我们把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行动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调控的范畴内。承认作为基础的文化主体的力量和潜在资源是极其重要的。

  对于治理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的重新认识超越了社会调节的意义。10年来,这种再认识也表现在对国家和发展之关系的认识上。我在这里所指出的主要是皮埃尔·朱代所收集的经验,这些经验说明,那些“不可触动”的因素在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无论涉及到社会的和谐,还是参与共同价值的目标的实现,都是如此。一个强加于人、凌驾于社会之上、能够实现发展的国家的形象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采取一种更加客观的观念来审视公共行动、统合各种社会力量的条件。因此,国家和其他行动者的合作伙伴关系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对于国家和文化关系的关心自然会导致关心国家的逐步建设问题,但不被看作是机构的建设,而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社会得以产生机构,并进行运转:国家是历史的产物,而不仅是法制的产物。面对建立合理合法的治理的问题,建立民主机构的问题已经销声匿迹。治理不限于机构和规则,而是要包括整个复杂的社会实践。

  人们看到一种非机构化和要求法制多样化的运动

  生产公共财富和建设共同体而不单纯依赖国家这一想法的产生,不仅是因为有些国家在负责社会问题时软弱无力,也来自对解决问题的纯公共性的扭曲后果的思考。非机构化一词主要来自意大利,最初适用于精神治疗问题。山德罗·圭利亚说:(DPH2616,《意大利社会合作社之二》(Les cooperatives sociales en ltalie2),由IRED建立的档案。)“在60年代意大利经济大发展后,社会改革问题开始提出。知识分子、政治家、社会工作者和工会工作者对于公民、国家、社会服务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思考,于是产生了反对精神病治疗机构化运动。这个运动对于社会将有问题的人们排除在自身之外,将他们隐藏在精神病机构中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作为1968年质疑和革新浪潮的继续,行动的目标是解散排斥性机构(孤儿院、养老院、精神病院、少年犯监狱),对于替代性解决方案进行试验,将由社会造成的问题送回到社会去。这一运动的胜利体现在对精神病院的关闭,由一项在1978年通过的法律认可……接着,社会福利服务的改革运动也受到了影响,在文化上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公共服务部门在满足需要时应当是有效的,并懂得消灭产生需要的根源;应当懂得能够适应新的需要。服务部门的‘质量’不仅表现为技术的总和,而且也是一个考虑到需要者的复杂性和共同参与寻求解决方案的问题。”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项有关差别权和社会解决自身问题的条件的具体行动是如何引发有关公共服务与公民之间建立伙伴关系的必要性的思考的,没有这种关系,公共行动只能剥夺公民自身的特性。

  这种思考又回到了各级共同体。存在统一的法律是民主的历史性胜利,是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基本表现。但在实践中,这一胜利也伴随着一种扭曲的效果。首先是因为书面的法律在许多国家里远离了传统和社会实践,这促使将公共机构转化为脱离社会的部分。其次,因为法律必然是错综复杂的,社会排斥现象具体表现为无法了解法律或无法诉诸法律。最后一个原因是,既然独立于每个群体之外的法律由占据垄断地位的专门机构来制定,那么群体内部出现的一切问题也都必须通过外在的司法机构来解决。

  正是作为对这种反常结果的反应,在近30年来出现了许多运动,形式多样,但都致力于以不同的方式收回司法权。在这种反应中,有三种相互补充的思潮。第一种思潮要求被统治的社会阶层能方便地得到书面的法律。其内容是通过培养准法学家,开展公民之间的调解工作,去除法律的神秘性,从法律专业人员手中夺回司法的垄断权。第二种思潮强调建立地方的规范。任何一个新建的协会都清楚制定自身的运行规则及应对冲突的规则的重要性,可以说通过制定自身的地方规则,一个社会可以制度化了。同样,在所有书面法律都来自殖民地时代并抛弃了传统机制的社会中,重新肯定传统法并寻求传统法和成文法的混合,成了重新掌握社会治理的主要行动。最后是第三种思潮,在许多国家里发展了一种公民调解的实践,也就是说在一个街区、一个阶级、一个人群中,确定调解的规则和行使者。

  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对国家垄断法律的产生和裁决的实行的质疑行动本身并不是为了削弱国家,而是为了通过创造新的替代办法扩大治理的功能。扩大解决办法的概念是各个群体和社会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规模的一个方面,也是面对各种挑战的解决办法库。

  重新发现地方区域的作用

  大多数国家在过去的30年中都有形式极为不同的地方分权运动,这一运动不是没有模棱两可之处,也不是没有矛盾的:权力的下放与同时发生的社会国际化加在一起,难道没有缩小政治领域,也就是说缩小了人类社会对自身前途的掌握吗?在经济活动转移的同时促进地方的发展,这是否矛盾呢?其实,地方分权运动是针对经济和公共行动的泰勒模式所做出的一种反应,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两者都是按垂直模式运行的。在经济领域中,对地方区域的发现来自生产制度本身的变化。既然这些制度的基础是知识技能的结合,地方区域的范畴也就重新具有了一切意义了。一个地方区域的社会资本被定义为社会的行动者与由个人或整个集体所掌握的经验资本的紧密关系,具有双重价值:确保社会的和谐,也决定了经济发展的能量。

  基于同样的原因,地方区域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是主要的层次,这是协调管理的不可逾越的层次。前面已经引用的印度人阿尼尔·阿加瓦尔的书在1992年翻译成法文出版,题目是《当村庄再绿时》(文档DPH2009),他是运动的前驱。他断言国家机器无力承受良好的管理水资源的必备技术、组织模式、法律规则和实践的复杂性;他重申只有在动员公民的条件下,才能维持村庄复杂的生态系统。拉尔比·布盖拉(Larbi Bouguerra)的著作《水治理的七个原则》是联盟就此题材举办的国际研讨会的结论,该书肯定了地方管理的中心性质。在人类与生物圈关系的管理方面,治理不能是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占有、保护的法律规定和管理的公共手段,而应当是一整套复杂的产权制度、法律规定、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实践和学习。

  各种重振民主的尝试也体现了返回地方区域的精神以“参与性预算”(budget participatif)为例,这已经是越来越为人所知的例子。真正吸收居民参与公共预算的制定和监督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和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的巨大贡献是借助技术实现了这个思想,并加以推广。网络的应用使得这些思想的推广和改造不限于拉美,也发展到了欧洲和非洲。这里不是议论参与预算的是与非的地方(如果有的话)。有意思的倒是看到这些方法是由极左派的政治领导人所提出的(在巴西,他们属于劳动党),他们在参与性预算中找到了实施他们的思考的机会,这是他们在独裁年代对国家和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进行思考的结果。所有地方性的改革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改革不是基层的简单的自发反应,而是理论思考(如我们在意大利所看到的关于非机构化的思考)和新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地方区域也是协调不同行动者所倡议的理想场所,因此我们看到各国的地方区域宪章、计划、公约和合约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也是在这一层次,治理的各级机构学习如何合作,即使这一学习是很吃力的。

  在经济、自然资源管理、民主、合作伙伴关系方面对地方区域的作用的再发现,预示着地方区域在21世纪将成为主要的“社会行动者”(acteur social),我将在后面长篇论述这个思想,这并不意味着将其作为新机构的类别,而是发展操作的工具,使得地方社会在整体上更好地管理集体的资源。以法国为例。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CFDT)在普瓦图-夏朗德大区(PoitouCharentes)所采取的从总体上对待一个地方区域人力资源的做法符合这一趋势。

  欧洲的治理促进了责任分担的品质

  欧洲建设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治理方面的革新,这是一次全新的冒险,与之相关的是同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必要性。如今,尽管欧洲机构危机重重,尽管人们指责欧洲与民众脱节,只考虑经济标准,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欧洲建设这一历险缺乏独创性和前瞻性。

  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不是来自欧洲的机构,而是来自公民社会的例子:《欧洲公平贸易宪章》的制定(DPH7610,《走向公平贸易标准欧洲宪章》(Vers une charte européenne,des critères de commerce équitable)。由Odile Albert建立的文档。)。1998年以前,各成员国的国家商店协会(association nationale de magasins)都制定自己的公平贸易标准。在1998年,这些协会的欧洲联合会决定统一标准,所采用的办法似乎是从最简单的常识中获得的:大家找出共同的目标,对比经验,由此出发制定共同的标准,最后再将这些标准与南方国家的生产者的观点进行对比。这项工作完成后,又同欧洲议会制定的标准进行对比。事情非常简单,然而在这里却包含了未来治理的所有要素……欧洲机构本身也在进行探索性的努力。在分析治理的危机时,我经常引用马尔若里·茹昂所著的《欧洲的多样性指南》和她在书中综合的地方发展倡议。在制定《增长、竞争和就业》(Croissance,compétitivité et emploi)白皮书的时候,欧盟委员会意识到,不可能用处理统一市场问题的方式来解决社会排斥方面的问题,因为排斥问题的解决方案受到各国的历史、制度和政治特性的强烈影响。因此必须革新,收集国家和地方的经验,比较好的做法,得出共同的指导原则。这是1997年11月在卢森堡召开的就业问题特别首脑会议所做的。相当奇怪的是欧洲机构自己似乎并不意识到它们所遵循的办法中所包含的革新潜力。对它们来说,不能颁布共同一致的规则,进行“软”的治理,因为各国对于“硬”的治理,即发布指令,也不能达成一致。实际情况是,各国处在中间状态。经过比较制定出的指导原则并不与各国对立。然而,这种学习包含着更深刻的机构改革的因素。

  面对不完善的国际公共规则,公民社会主动创意

  在最近20年中,国际生活和国际辩论中有三个革新的方面。

  第一方面是从联合国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开始,就各种主题组织的系列国际会议。

  第二方面是“非政府组织现象”的出现。国家的无动于衷和所谓的“国家利益”的压力导致了公民社会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一些大型的非政府组织在公共领域发展壮大:以“无疆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和“世界医生”(Médecins du monde)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组织”,以“绿色和平”(Greenpeace)为代表的“环保组织”,以“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为代表的捍卫人权组织,以及最近出现的“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或“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等观察网。这些组织善于利用新兴通信手段,特别是互联网,利用自身同媒体之间的互补关系:他们向媒体提供信息,而媒体则帮助他们扩大影响。这些组织预示着新型国际关系的产生,这种国际关系不再仅仅建立在国家利益冲突的基础之上。

  第三方面是开创国际论坛,这在公众讨论的建设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又绝对是非政府的。首先是世界经济论坛,即达沃斯论坛(Forum de Davos)。这个论坛的发起人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和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从真知灼见出发,看到各个政府和外交部门已经不是,已经不可能是各个跨国大经济主体和国家之间进行对话的载体。它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必须找到一个自由的国际对话空间,让它们聚集在一起。所以达沃斯论坛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遭到集中的批评,因为它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上层社会”(jet society)的象征。这个具有商业性的私人举动据说汇集了世界产业的精英,无论是真是假,在有些年份,成了全世界政治人物寻求亮相、结交朋友的场所。从2001年起,达沃斯论坛为另一个行动所“补充”:阿雷格里港社会论坛。把这两个论坛相提并论似乎有些挑衅性,阿雷格里港论坛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反达沃斯”会议。达沃斯论坛是一个经济论坛,被推崇为凯旋的经济全球化的圣殿,而阿雷格里港的社会峰会是反全球化斗争的殿堂。但是使我感兴趣的是在治理方面,而不是两个会议所捍卫的主题或是参加者的性质:在两种情况下,与会者并不反映出世界社会的多样性。使我感兴趣的是这些行动反映了治理的新办法。如同在地方上我们看到公民社会前来弥补国家的缺陷,特别是在社会行动方面,我们在国际上看到了公民社会设立公共讨论空间和世界政治舞台,而这是政治机构所做不到的。

*  *  *

  新的社会参与形式,由私人负责过去一直属于国家的职能,重建社区,重新定义公民属性,从实用的观点对待国家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非机构化,司法多样,重新发现地方区域,各层次治理的新关系形式,公民社会采取主动行动建设国际公共舞台——所有这些实际的革新逐渐形成体系,有助于确定新的治理轮廓。
 阅读次数:169 【本文为《世纪中国》网上首发,感谢作者惠稿。】 
  第一章落后治理的改革举步维艰

  艰科学技术和经济革命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科学技术革命为生产体系带来了深刻的变革。生产体系过去建立在物质性生产要素,即原材料和机器配置的基础之上。运输成本的迅速降低,以及随后的信息革命和信息系统革命,降低了对原材料和劳动力储备在地理位置方面的要求。我们面对的是有些人称之为“技术非物质化”的现象。因此,在经济流程中,对知识、技能和信息网络配置的掌握具有了决定意义。结果是,制造活动本身出现了新的转移的可能,与此同时,它在整个增值中的比重减少了。

  经济和地域之间的关系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经济调控以及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力量和利益关系的组织曾在政治调控思想中发挥中心作用,而面对“世界经济”(économiemonde),它们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知识资本和自动化取代体力劳动的结果是统治关系外又加上了排除关系,说得更明确,就是富人越来越不需要穷人。就业问题和社会和谐问题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外汇管理方面,货币的地位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记账单位、价值单位和具体的交易手段不再必须采用同样的货币。对货币的调节行动几乎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各国因此失去了国家主权的另一个主要部分。

  生产能力的增长使得产量的增加问题不如产品的再分配重要,最明显的例子是世界上的饥馑问题。饥馑问题的解决不再取决于全球农业产量的增长,而是取决于在全球农业生产中的定位和公平分配的技术、社会和政治能力。

  我们所看到的两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物质发展是以从生物圈中有限的、难以再生的资源中大量获取原材料和能源为代价,为世界人口中的少数人服务。这种发展长期按照“拓荒者”(pionnier)的模式进行,而美国的耕作模式是其样板。这种模式的基础是向西推进,也就是征服新的土地和原材料资源。在这个模式中,人类有一种幻觉,即在一种开放的体系中运行,那里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们可以任意将人类活动的副产品排放到生物圈而没有任何风险。生产体系按照“垂直”(vertical)模式进行组织,各个环节彼此独立。这个模式已经不适合我们时代的要求了。必须想到人类活动处在一个更为封闭的生态系统中:应当整合生产手段,使得一个部门的副产品成为另一个部门的原材料,类似于生态系统的安排,必须要继续推进经济的“非物质化”,保证使用更少的原料和产出更少的垃圾,从而促进福祉。

  但是,目前经济活动的转移和维持传统的生产办法造成的结果是,社会依然优先采用的垂直的生产体系。与跨国公司所代表的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体系相对应的是由“管风琴管”(en tuyau d’orgue)组成的公司,在那里,一些业界人士与他们在地球另一端的同行的关系日益密切,而同周边业界人士的关系日益削弱。这些演变在文化和社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周边群体联系的削弱改变了个体和集体的关系,这种与周边群体脱离的做法在那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都可以见到,其中包括亚洲,在那里,群体价值是最为重要的,归属的感觉不再限于村庄和国家。这种感觉正以多样的、更有选择性的方式在各个层次上进行重组。

  人类之间、社会之间、与生物圈之间的依存关系的加深同个人自由的感觉的发展及要求自主的呼声发生矛盾。人类通过其所开发的工具的力量,已经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起责任,这就要求逐渐形成由负责任的行动者组成的契约社会(société de contrat)。但是,在此以前,主要的调控体系和各个中间层次,那些创造了归属感、认同感的实体,即工会、政党、国家或教会,在个体和世界之间承担着调节的作用,为民主创造条件。如今,所有这一切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分量和动员能力,让位于更为多样的、机动的参与。

  在富国,人口的变化,工作时间的进一步缩短,以及由此产生的与劳动关系的演变,物质产品的饱和,在参与的形式和需求的性质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信息系统的大规模发展消除了过去的信息垄断。面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后果和风险,公民不再接受打着现代性和进步旗号的任何事物。他们意识到,如果民主不再能为掌握集体的明天提供真正的条件,民主只是虚有其表。

  所有这些量的变化造成了与从中世纪到现代世界的过渡规模相同的质的变化,其中包含着抵抗、差距、摸索和学习。因此对治理又提出了双重要求:治理能否自我改造,甚至自我创造,从而与世界新的现实同步?治理能否完成自己的使命,组织实施必要的过渡呢?要么人类能够实现质的飞跃,达到意识和发展的新台阶,要么对立、贪婪、保守、掠夺、短视、冒失、自私不断膨胀,导致最坏的结果。

  这个中心问题将治理放在一个全新的视野当中。

  未能建立适当的公共规范,世界化受制于市场一种人类的意识正在缓慢地产生,呼吁实施真正的世界治理。

  人类的概念在1940年以前只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成为法律的主体。现在,可以以反人类罪(crime contre l’humanité)为依据成立国际刑事法庭(Tribunal pénal international)。21世纪的重大挑战是从人类的概念发展到世界共同体的现实,能够逐步建立一个拥有新的调控能力的政治实体。二次大战后,“世界公民”(citoyens du monde)如同联合国的创始者,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最早的世界公民从理想主义出发,试图立即成立世界政府,但他们的运动止步不前。联合国的创始者则从实际出发,将希望建立的“地球人民联盟”(union des peuples de la Terre)压缩为一系列国家间的机构,但由于国家间的根本差异,这些机构最终陷入泥沼。世界政府无法立即实现,而为使世界的治理适应世界的新现实而持续进行的拼凑并不能回应挑战。一种新的建构是必需的,但是还没有出现。在此之前,世界化仅限于经济的全球化。

  人们通过报章、演说和辩论发现,对词语的使用含混不清,这很能说明问题。“世界化”和“全球化”被无区别地使用,而在英美语言中,“全球化”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现象,从互联网到国际贸易,其中包括美国文化的普遍传播和温室效应。让我们努力明确这两个词的含义。

  世界化(mondialisation),就是意识到既统一、又非常多样的人类的共同命运这一现实。意识到是所有人处于同一条船上,处在一个各方共同维系的脆弱的生物圈内。

  经济全球化(globalisation économique)指的是商品关系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该地位因主要由富国传播的信仰而合法化,根据该信仰,人类的共同进步通过贸易自由和科技进步就能自动实现。

  世界化和全球化

  世界化和全球化经常发生混淆。“英语不区分世界化和全球化:最简单的原因是英语中不存在第一个词。法语的‘世界的’(Mondial)被译成‘worldwide’,根据不同情况,形容经济、市场或竞争、供应、生产或分销系统。而‘globalisation’或‘globalization’则不加区别地涵盖正在涉及整个地球的一切现象、进程和相互依存。在法语中,‘世界化’和‘全球化’经常被混用”,( J.戴尔古(J.Delcourt):《世界化还是全球化,区别何在?》(Mondialisation ou globalisation:Quelle différence?),载J.Delcourt和P.Wood de Trixhe主编的《全球化的挑战:巴别塔还是圣灵降临?》(Défis de la globalisation:Babel ou pentecte?),法国大学(PUF)出版社,鲁万,2001年。)但是,有些作者,如本人,在本书中自始至终都予以区分。

  热拉尔·努瓦里耶(G.努瓦里耶(G.Noiriel):《面对二十一世纪挑战的历史学家》(L’historien face aux défis du XXIe siècle)见www.forum.umontreal.ca,2001年。)(Gérard Noiriel)将世界化定义为一种历史进程,包括了各国人民逐渐相互接近、建立关系的各种活动。按照这个定义,这个现象已经是一个古老的过程,可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代文明的诞生和发展。第二阶段在15世纪和16世纪,也即新大陆发现(Grandes Découvertes)的时期。最后,第三个阶段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

  世界银行前副总裁约瑟夫·E.斯提格里兹(Joseph E. Stiglitz)强调,当前世界化包含如下因素:“从根本上说,这是各国和各民族所达到的最紧密的融合。一方面是运输和通信费用的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是消除了物品、服务、资本和知识的跨国界流动的人为障碍以及(在更小规模上的)人员流动的障碍……跨国公司积极推动世界化,这些公司越过边界所流通的不仅有资本和产品,而且还有技术”。(J.E.斯提格里兹(J.E.Stiglitz):《大幻想》(La grande illusion),巴黎,Fayard出版社,2002年。)

  还有人认为,“世界化是一种现象,既是全面的,又是专横的:全面是因为旨在将产生利润的活动扩展到全球,专横是因为世界化囊括了人类所有以消费为目的的活动领域,而并不征求人们的意见”。(E.塔桑(E.Tassin):《世界化评论辞典》(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mondialisation),巴黎Le Pré aux Clercs出版社,2002年。)

  扎基·拉伊迪(Zaki Laidi)强调在最近15年中发生的五件大事,世界化就是围绕这五件大事进行的。一是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二是切尔诺贝利,三是柏林墙的倒塌,四是互联网的诞生,五是西雅图会议。在他看来,“必须懂得,世界化并不是关于贸易和投资的系列统计数据的简单叠加,而是对世界的一种表征。世界化首先是世界的现象化。因为事实从来都不能独立于人们对事实的认识。由此出发,可以将世界化定义为世界象征性地进入每一个社会的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深处,并因此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Z.拉伊迪(Z.Ladi):《作为世界现象学的世界化》(La mondialisation comme phénoménologie du monde),载Projet第282期,2000年。)

  但是,上述五个现象中,金融自由化属于全球化的范围,其他现象则属于世界化的范围。

  另外一些作者提出的概念有所不同,他们强调的是产生的影响。“世界化,人类各部分之间的全面互动,引起各种性质的增长漩流:科学的、技术的、人口的、经济的、城市的增长以及流动的加速。世界化引起扭曲,产生各个层次上的差别,又为新自由派政策所加强。但是世界化并不导致‘地理的结束’(fin de la gēographie),各个地方保持其自己的重要性,即使已经改变了价值和功能。与此同时,地方的协调一致崩溃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对网络的控制超过了对地方区域的管理。所有这些变动引起了思维上的差异,这是技术进步和政治体制变化的结果,因此急需创立一种适应全球化现实的政策”。(O.多尔菲斯(O.Dollfus):《世界化》(La mondialisation),巴黎政治学院出版社(Presses de Science Po)出版社,1997年。)

  这是因为世界化和全球化不仅从经济效果来衡量。

  “因此,这两个概念所描述的不仅仅是事实、网络或关系在空间和功能方面的扩散,而且也是个人或群体所经历和感受到的现象,有时是积极的,有时是否定的。这两个概念因此也以意见、希望或恐惧来衡量,相关的信息和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传播更是为此提供了便利。人们的认识在发展,不仅随着世界化—全球化的规模发展,也随着由此带来的问题和风险而发展”。(前引戴尔古著作。)今天,人们对于地球因核能、化学和生物革命以及垃圾和污染的积聚等而面临的风险更为敏感。

  世界化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因素,是危机的源泉,但也是人类进步的大好机遇。世界化不容分说地来到我们中间,要求我们对思想体系和体制进行大规模的变革。至于全球化,就像对待所有的经济和政治理论一样,必须对其效果进行清醒的判断,对其概念的和文化的基础以及实践进行讨论,不仅要由与全球化的发展有直接利益的官方机构来进行,而且也要由各国人民和社会各阶层来进行,因为他们承受具体的后果,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当前意识形态的断裂并不存在于“亲世界化派”和“反世界化派”之间,而是存在于那些认为世界化和全球化是同一种现实,从世界化中看到其不可逆转的性质并从全球化中看到了其各种机制和动力的人,与那些认为这是两个相互关联却根本不同的现实的人之间。对前者而言,只需对经济全球化进行弥补,纠正其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有选择地同贫困和对环境的破坏作斗争。后者认为必须建设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体,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进行必要的变革,包括对全球化的概念基础提出质疑。我明白无误地持后一种观点。

  危机中的民主

  在世界化、相互依存加深,而民主和政治舞台继续仅仅以国家为范围进行组织的背景下,民主的危机加重,而在意识形态上,民主已经成为全世界必需的参照系。

  为了说明这个危机,只需看看法国最近的总统选举。国民阵线抬头导致的风险是,他们会提出错误的方案,认为只要重新挑起左右对立的老调,就能为政治辩论注入活力,重新激起法国人对政治的兴趣。我在这里想说一个普通人的看法。大家说法国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因为政治并不真正涉及到他们的日常问题。但是,如果未来的重大问题也激不起人民的兴趣,那民主就干脆死亡了!反过来说,每个人都听厌了政治负责人解释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好处,而坏事都来自世界化,有谁会对此感到惊奇呢?随着欧洲建设的发展,大部分国家在其主权范畴内的权力——从货币或国家经济管理——都已消失。如今,甚至外交政策和防务也属于集体程序,而不是每个国家的单独行动。在这种条件下,公共行动的运转,我在这里指的是具体的机制,而不是人们援引的大原则,应当是政治的中心内容。而有关国家改革的各种表态,例如在法国,总是犹犹豫豫,浮于表面。我们的政治负责人高高在上地看待国家,没有真正做实事的兴趣。他们知道,公共行动的深刻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概念、文化、机制和与其他行动者关系方面的演变,属于一次长期的历险,与他们的任期是不相符。如果说公共行动的改革经常在地方一级走得更远,是因为在这个层次上最容易采取综合的手段来对待问题,也因为在法国的传统中,对卸任者的补偿机制保证地方一级的领导人能够多年在位,而国家一级的领导人却没有这个待遇。为了在全国一级长期管理有关国家的深刻改革,必须在各个政党之间建立共识,然而,这就违背了民主必然意味着就同一问题存在不同观点的理念。

  为了让政治舞台恢复名誉,必须要首先肯定政治意味着建设共同体,因而从本质上寻求共识。我们都看到过一种悖论:不同的方案越是接近,就越要突出其区别。但是,政客们可以将其资本和存在理由建立在区别上,却再也无法使社会相信他们担当了称职的角色。结果是,强调分歧排除了对复杂现实,即国家现实的分析,而该分析本来可以揭示除传统的左右分野外,还存在着其他分野。而这种深入的思考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公共行动和治理的真正改革需要一个长时期,需要出现一种得到各方认可的强有力的观念。在这方面,法国政界在1986年至1988年、1993年至1995年,然后从1997年至2002年错过了三次“共治”(cohabitation)的历史机遇。本来可以不将“共治”时期看成力量相互抵消的时期,而应看做是体现了社会希望传统的分野、共同致力于国家改革的意愿。

  一般人以为法国人要求他们的政府全神贯注地关注他们的日常问题,所以以为存在着局部和短期与全局和长期之间的对立。针对法国人面临的日常问题的表态等于在说:“让我们退缩到短期的、局部的问题上。”但是,公民们却懂得短期和长期、局部和全局是不可分的。如果公民感觉无法对决定其未来的事务施加影响,还有什么公民性可言?而决定他们未来的,不只是日常和局部的问题,也不只是位于政治辩论的传统领域中的问题。只举一例:当每个人都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时,如果科技是公民无法触及的,那民主又能意味着什么?右派从原则上和政治理论上持放弃态度,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干预生产和科学发展的固有逻辑,而左派也无法摆脱旧的现代性观念,即科学活动本身是好的,从而主动放弃了对科学的目的和如何控制科学的思考。在两种情况下,主要问题都离开了政治和民主的范畴。

  如果不能重新赋予从地方到世界的治理以清晰的前景,政界将陷入危机。为此,必须要重新考虑长期以来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原则。我在这里仅举三个,后文还将更多提到:“决策时刻是政治活动的关键时刻”;“各个治理层次职能的严格划分是选民投票认可负责人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部门政策是惟一具体的政策”。

  对于政治行为如此限制性的定义,在指定治理者的规则和办法方面以及治理者的合法性方面造成了混乱。一个规定不是因为投票通过了,老百姓就必然感觉是合理合法的。某个人不是因为被选上了,他就一定成为公民的各种不同利益的代言人。

  这种将公共行动的正当性和适当性归结为合法性和选举的做法也冻结了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辩论。惟一值得比较的利益似乎是“国家利益”(intérêts nationaux),这是因为政治舞台仍然是以国家为范畴组织的。其实这些“国家利益”经常掩盖主要的东西。关于欧洲共同农业政策(PAC:politique agricole commune),改革的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主要的差别不在于“国家利益”之间,而在于不同行业、不同的农业类型、不同社会群体和城乡之间等等。因此,只要政治舞台仍然以国家为主,只有在除了选举产生的机构之外的其他基础上开展辩论,民主才能重新恢复活力。

  此外,问题在规模方面的变化以及一个全球社会的出现将更深刻地改变民主的性质。帕特里克·蔚五海在他的著作《民主、激情和边界》(P.蔚五海(P.Viveret):《民主、激情和边界》(Démocratie,passions et frontières),Editions Charles Léopold Mayers出版社,1995年。)中清楚地表明,世界空间的构建从根本上改变了民主的概念。既然新的边界是地球的边界,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建设一个面对外界野蛮人的共同体了。边界在我们中间穿过。人类社会不只为利益所驱动,同时也为愿望和激情所驱动。民主国家无法再通过将遇到的困难归咎于外界的对手而将其消除。他们必须承认自身存在着问题,在考虑到人性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民主

  “民主要么代表着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对理想社会的渴望——在那里,男人和女人掌握着他们自己的命运;要么意味着回味历史——那是西方从古希腊和中世纪的自由城邦直至1776年美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体验”。(G.M.加扎尼加(G.M.Gazzaniga):《作为象征体系的民主》(La démocratie comme système symbolique),Unesco/Uquam讲座,1999年。)

  或许还没有一种政治概念能够经历不同时代和文明,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这是完全的胜利,因为在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声称自己属于民主的范畴。其他没有这样做的国家也主动辩解道:目前的反民主政权是例外和临时性的,只要条件许可,必然会转化为民主体制。”(F.Fukuyama:《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La fin de l’histoire et le dernier homme),巴黎Champs Flammarion出版社,1992年。)

  民主,即民(Dêmos)权,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概念,在哲学传统中不是各种制度中的一种。“在所有经典的政治哲学中,民主占据着一个特殊而奇特的位置。例如,柏拉图断言,民主是一种市场,一个‘集市’(bazar),包含不同的构造形式,这种说法赋予该思想某种令人既好奇又怀疑的特性”。(F.莫斯(F.Moses):《政治的发明》(L’invention de la politique),Champs Flammarion出版社,巴黎,1997年。)

  今天,民主遭到削弱,一方面因为遁入私营范畴,另一方面由于对政治的过分怀疑。不少作者建议采取措施加强民主。

  本雅明·巴伯(Benjamin Barber)认为,“强有力的民主旨在建立一个自主管理的公民共同体,公民们虽然利益各不相同,但能够从社会的公民观出发,而不是援引什么外来的或利他主义的原则来确定其目标和行动。强有力的民主考虑到冲突、多元以及私人和公共行动范围的分离”。(B.巴伯(B.Barber):《强力民主》(Démocratie forte),Desclée de Brouwer出版社,巴黎,1997年。)

  还有人认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以及‘主权主义’(souverainiste)逻辑的削弱,似乎为参与性民主(démocratie participative)开辟了新的前景”。对世界化的各种形式的抗争也使得参与性民主成为可能。寻求妥协和理智的仲裁要求对做出“良好”决定的“最佳”手段进行思考,对其中暗含的民主的关键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有人从中看到了“全球民主的前提”,甚至是一种“繁荣的、超国家的和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其他人则认为是“基层共同体”或“权力制衡”的体现。(M.朱尔戴姆(M.Djouldem):《参与民主的定义》(Démocratie participative:définition),见www.wagne.net,2002年。)

  可能存在一种解决方案,即民主“必须植根于各种形式的实践,作为学习和产生一种积极的公民意识的时刻和场所”。(A.伯沃尔(A.Bevort):《为参与性民主而努力》(Pour une démocratie participative),Presses de SciencesPo出版,2002年。)事实上,民主的形式将取决于各国的文化背景、政治发展的进程和当时的意识形态标准。“在那些拥有悠久的对外开放传统,一直注意采纳来自远方的信条的国家里,通过选举推翻长期存在的专制政权的可能性更大。在那里,在吸取多种源泉的同时,文化网络和知识影响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产生杂交的和混合的形式。在那里,虽然有地区特性的相对的力量,有时还有尖锐的经常性冲突,宗教特性和社会分层在当地的表现形式将胜过简单的民族联合”。(D.莫马尔·孔巴(D.Momar Coumba)和M.迪乌夫(M.Diouf):《塞内加尔,一个国家的历程》(Sénégal,trajectoire d’un Etat),Codesria出版社,达喀尔,1999年。)

  公共行动的结构和思想框架的不适应

  治理不仅仅涉及体制和规则。它还包括管理的规模、思想体系、文化体系和社会团体。因此必须从事实中看到,今天,这个由假定、体制和习惯构成的混合体已不再适应我们社会的需要。

  之所以不适应,是因为现存的体制没有以自然的方式考虑到各种挑战、各个行动者以及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考虑到社会的丰富多彩和改革进程的多样性。

  应欧洲议会的要求,我对欧洲与非加太国家(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在《洛美条约》框架内的合作进行评估。(《促使欧洲合作为行动者和发展进程服务》(Mettre la cooperation au service des auteurs et des processus de développement),P.卡蓝默协调主编,Ed Charles Léopold Mayer出版社,1999年。)我注意到“这一慷慨的、雄心勃勃的合作计划从所规定的目标来看成效不高。整个过程看来似乎是所运用的手段在达到目标时举步维艰,似乎欧洲的合作只是在犯规时才合情合理:在情势推动下,一系列行动者都联合起来,使合作计划达到其目标,这往往是不顾程序的要求,而不是符合程序的要求”。这种“因犯规才合适”(pertinence par effraction)体现在许多地方。当我任法国住房、道路等基础设施部的国土工程师时,对此屡见不鲜:由于预算被分割成许多小块,必须不顾公共会计制度,才能使工作产生成果。似乎公共行动正依据自己的指导思想走向错误的方向:认为国家能够以全局利益为名凌驾于社会之上,高高在上,拒绝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自上而下的行动不利于兼顾各种横向的联系。

  马尔若里·茹昂在所著的《欧洲的多样性指南》(M.茹昂(M.Jouen):《欧洲的多样性指南》(Diversité européennemode d’emploi),Descartes & Cie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分析了欧洲联盟的各个管理部门对欧盟委员会(Commission)提出的地方发展和就业倡议(initiatives locales de développement et d’emploi)的反应时(她是这个项目的协调人),很好地总结了管理部门对于一项无法被纳入其思维框架的倡议的反应。我将多次提到她的观点,因为这与我在法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所见到的非常吻合。例如,在合作伙伴关系方面,她指出“(管理部门的伙伴)计划必须适应官僚体制而不是相反”。

  无论是行政区域的建设模式还是行动的规则和评估模式,一般都会加强部门间的分割效应,从而导致部门性的做法。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般情况下一再强调各个部门应围绕一个共同问题加强合作都不起作用,因为这类话语与根深蒂固的内部的,部门的要求相抵触。每一个涉及到许多管理部门的行动,不但不被看做为相互丰富和合作的机会,反而立即被看成引发冲突和竞争的新领域。因此,根据千篇一律的规则自上而下地确定部门政策自然成为管理部门的倾向。

  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在农村方面的例子格外明显。新兴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后,都积极致力于农村发展。新的官僚机构代替了殖民时代的管理机构,大多数情况下都以现代化的名义强制建立了生产体系。(DPH187,《贫穷国家的农村发展和官僚障碍》(Développement rural et biais bureaucratique dans les pays pauvres),lrfed建立的档案。  DPH是由夏尔·雷奥波·梅耶基金会和PITIMO网络创建的国际经验交流网。可以从网址www.webdph.net查阅其信息库。)在叙利亚所见到的就是如此:在土地改革后,对农民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订立生产计划上。所以,国家为把农民组织起来而强制建立的结构,如合作社,在大多数情况下降低了农民的集体组织这一理念的可信度,该理念被看成是一种控制手段,而且流毒甚远。国家的政策远离地域关系,几乎总是倾向于社会的“垂直化”。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巴西,(DPH130,《巴西烈性酒计划的社会和生态影响》(Les impacts sociaux et écologiques du plan alcool brésilien),由Irfed建立的档案。)以烈性酒计划为例。这个计划开始于1975年,从原则上看无可非议:是要发挥一种产量丰富的农产品即蔗糖的作用,用以替代进口的石油。不幸的是,这项政策事实上并没有对活跃农村起到作用。主要的受益者是大地主,并加剧了竞争,与粮食作物争夺土地。

  美国的反毒品政策也很难摆脱简单化。(DPH1656,《秘鲁与美国的关系:人权,安全和毒品交易》(Les relations PérouEtatsUnis:Droits de l’Homme,sécurité et narcotrafic)由A.Labrousse建立的档案。  DPH1657,《全力掩盖》(Camouflage  toute épreuve),由A.Labrousse建立的档案。)国家似乎只能制定和推行简单的涉及单领域的政策,而且尽可能将参与方减少到最低限度。

  几年以前,我在观察各种性质的组织时,注意到“镜子效应”(effets miroirs)的重要性。(P.卡蓝默:《可能的使命》(Mission possible),夏尔·雷奥波·梅耶出版社,1993年,2002年重版。第六章:“是否可以治理机构机器?”。)各种机构总是依据自身来选择行动的类型和对话者的类型。例如,欧洲合作的中心问题是将大量的资金用于众多小规模的行动。从大蓄水库到小龙头的过程总是充满问题的,必须要有中间机制,而这些机制总是建立在规范化和过分标准化的基础上,而与行动是否合适没有关系。然而,力量对比几乎总是有利于管理部门,在国际合作领域内,不对称性尤为突出。行政部门的对话者只能耍滑头:用一种符合行政部门制定的标准的假需要来掩盖自己的需要和愿望。行政部门越是集权,这种逻辑就越荒唐。所以,在和社会其他行动者的关系中,国家经常处于怀疑一切的恶性循环中。规则制造了狡猾,所以掩饰成了惟一的做法,但也歪曲了伙伴之间的未来关系。

  这种垂直的做法以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困难还体现在与排斥现象作斗争的过程中。在世界各地,我在该过程中看到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反面。原因是公共行动被分割成一系列相互重叠的机制。在法国,专家们统计出了五十多个。每个机制只涉及缺陷的一个方面,由此产生了两个结果。首先,根据缺陷,即他们的不足,而不是他们的能力来定义公共行动的受益者,这就将他们封闭在排斥状态中。其次,行政机关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导致形成不同类别的公共行动受益者,即大家所说的“权利人”(ayantdroit),每个类别内部的一致性其实只是假象。这些类别的存在掩盖了实际情况的巨大差异。欧盟就社会排斥问题所进行的调查的结论是,排斥现象必然涉及众多领域:家庭、就业和健康等等,这些方面的困难相互作用,导致恶性循环。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个多领域的定义所对应的只是行政部门的不同类别。这是因为每个部门只关心排斥现象所涉及的一个领域,即本部门所管辖的范畴,一个陷入排斥的人因此变成了一个“多领域”的人,潜在地成为各个行政部门的受益者。因此,如果所有行政部门试图执行的不是一项“多领域”的政策,而是一种协调一致的政策,将每个被排斥者看成是一个统一的个体,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它们必然需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这是极其费时费力的,即使建立起来,关系也非常脆弱。这些公共机制在需要统一的地方实施多样化,而在需要多样化的地方实现统一性。

  随着新挑战的出现,通过专门的机制和同一种标准来应对挑战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也就是地方人士所说的“千层饼政策”(politiques en millefeuille),而最坏的结果是进入卡夫卡式的世界。马尔霍里·胡恩就欧盟机构对地方发展和就业倡议的反应进行比较分析时,恰如其分地谈到了“国家的福特式模式”(modèle fordien de l’Etat)(也许使用“泰勒式”taylorien更为确切)。她列出了一张表格,十分清楚地比较了对待就业问题的传统态度和实践与调动地方积极性的新做法所必需的态度和实践之间的区别。(前引《欧洲多样化的表现》第153页。)我们在这里要记住几个关键词。涉及传统做法的关键词是:政策面向顾客;公共部门给予的态度;复杂的机制,每个机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项目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而不考虑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家庭的范畴与职业的范畴严格分离;基于模仿效应的发展战略;整体政策与地方自主政策相互隔离;标准化;专业化;技术技能。而新做法的关键词是:跨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网络;焦点放在创造者身上的政策;(公共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着眼长远,分担责任;稳定而透明的规则框架;家庭和职业范畴的连续性;鼓励合作;整体政策和地方倡议之间形成互动;试验;关系方面的技能。

  谈论泰勒式国家的好处是吸引大家注意生产性经济与传统公共逻辑之间的联系。两者的依据都是垂直模式组织,难以摆脱部门分割的做法。

  当单一标准成为普遍规则时,人们还继续用同样的手段应对新的挑战,局面因此难以维持。这就是为什么几年前,在公民意识如此强烈的北欧社会开始实行新规定,以回应对生态方面的关注时遭到强烈反对的原因,而居民事实上非常认同对于生态方面的关注。一旦标准不再试图应对一些特定情况和具体挑战,而是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理性和无所不在的国家,具备了永恒的形式,情况就更加可怕了。在《心系国家改革》一书中,我和安德列·塔尔芒讲述了许多小故事。故事表明,如果人们忘记了一项规则的来源,把它看成一种超验的真理,那么这个规则就会变得荒谬。公共行动于是非常矛盾地像科学和经济一样走入歧途,逐渐由实现人类目的的操作性手段变为目的本身。

  治理完全是一门实践艺术,所以必须从日常生活出发加以理解。这是一门应时的艺术,致力于保证某时某地所采取的行动的恰当性,并注意从实践中提炼原则。这与启蒙时代以来国家的惯常做法背道而驰。因为国家一直自诩为理性乃至真理的代表,并认为从中获得了普适的规则。“在实践中,专家和政治负责人必须放弃寻求导致最佳结果(实质合理)(rationalité substantive)的完美的,即普遍的条件,将注意力集中在‘良好的实践’(程序合理)(rationalité procédurale)上。一种流行的思想是:人们可以向别人学习,如果要做到经验的成功移植,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前引《欧洲多样化的表现》第120页。)如果大部分公务员都准备接受这个认识,关注公共行动的过程而不注意将其作为标准,并体现为流程的话,所遇到的困难可真是不可思议的了。

  这幅描绘公共行动传统做法的图景仅适用于中央集权制国家吗?我在与地方政府对话的过程中发现,在各大城市,是中等城市,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同样性质的部门条块分割和合作困难问题。越是接近基层,问题之间的联系越清楚,死守官僚主义的态度就越困难。如此说来,地方分权(décentralisation)是否是治疗泰勒式国家的灵丹妙药呢?是否从基层的实际出发,与治理的其他层次的合作就更好呢?这很难说。首先是因为层次之间的合作关系经常被置于不予考虑的范畴,理由是职能的分工。其次是政权的封建割据模式在政界依然占统治地位。马尔霍里在对欧盟国家的反应进行比较分析时,区别出两大类成员国:“在第一类国家里,地方分权已趋成熟,逐渐产生一种共识,即在各个层次上实施的公共政策应当更好地相互协调和补充;另一类是地方分权尚未完成……部分的分权不但没有改善事物,反而使其更加复杂化了。”我已经说过,公共行动的思维和机制框架不会自动地考虑到挑战之间的联系,也不会考虑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更不会考虑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为止,我主要提到的是与公共范畴以外的因素的关系。但是,如果不提公共范畴内政界人士与管理人士极为复杂的关系,这幅图景还不能称为完整。在各种类型的机构中,权力之争在两种合法性之间展开:行使权威的人士拥有法律所赋予的合法性,而那些将工作时间、甚至激情贡献给机构的人士则拥有职能所赋予的合法性。这种权力之争在公共行动中表现得尤其尖锐。政治负责人从选举中获得合法性,自认为是公共行动全部意义的惟一代表。而公务员则具有永恒性。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是内行,面对着一贯构成潜在危险的政治家“外行”。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经常是内容丰富的关系,也被列入不可考虑的范畴,结果是法国的国家改革努力每次都从指责政治家和管理人员间的相互侵权开始,而以给予政治家全权,以对付无所不在的行政管理权力而结束。并不是通过此类的声明就可以懂得一种既有决定意义,又十分复杂的关系的。

  有一个领域中,公共行动本不应当受到争议,也无可争议,那就是对公共财产的保护。但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时期开始,公共占有自然资源的理所当然的观点遭到了许多批评,其使用的情况被披露。可以举印度生态学家安尼尔·阿加尔瓦(Anil Agarwal)为例,他在所著的《再使村庄郁郁葱葱》(Pour que reverdissent les villages)中,雄辩地支持将自然资源交给村一级管理的思想。他感叹道:“一个腐败的、骄横的官僚体制不会以尊重的态度对待穷人!”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的管理在技术和社会层面上非常复杂,如果不采取一种耐心和认真的态度,就谈不上自然资源的管理。如果缺乏这种认真的态度,自然资源公有化所带来的好处就会被相应产生的牟利和简单化等负面效应所抵消。在“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的框架下,米歇尔·梅莱对协调土地政策和农村改革建议书做了如下的概括:“社会对于土地这项共同财产保持发言权是具有根本意义的,但是目前有关土地的历史和法律形态的多样性导致不可能制定一种标准的法律形态。”他指出,一些用心良苦的公共政策常常无力兼顾生态系统和社会状况的多样性。

  因冷战而长期停滞的改革展望和战略几近无效,原因是思考和引导不利

  2001年5月,我在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推广《心系国家改革》的西班牙文本,并参与乌拉圭学术界为此举行的讨论会。他们指出,书中的新意是他们发现了对国家的批判,但这是来自内部的批判,来自那些确实的“心中有国家”的人的批判。这个观点很能说明意识形态上的阻隔,这种阻隔长期推迟了治理的革命,虽然其必要性早已显现。确实如此,在整个20世纪,意识形态的主要对抗围绕着公私关系进行。“进步主义者”(progressistes)被假定为赞成公营部门,而“保守主义者”(conservateurs)或是“自由派”(libéraux)被认定为赞成限制国家的角色,赞成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冷战如同阵地战,使得立场固定不变。但这并不妨碍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逐渐实现他们的思想体系的统一。然而,治理经常被缩小为国家作用的运转问题,在左派中没有真正成为进行根本批判的思考题目。其结果可以以法国为例,左派到了70年代才转向地方分权。此前,这个思想被认为是“右派”理论。

  结果,关于国家改革的言论与新自由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而在这个革命思想中,问题不是国家的改革,而是国家的解散。以拉美为例,“华盛顿共识”(Consensus de Washington)包含了对公共行动的正确批评,如对国家的过分干预的批评,改革的困难,加强纪律的困难,国家实现诺言的困难,对待新的挑战的困难等,而在解决问题时,却采用普遍方法,诸如土地私有化,面向市场重组生产,解除社会保障,放弃工业和农业政策等。此外,更为细致的分析表明对国家的这类批评其实是对政治权力的行使的批评:既然政治精英们不能清白而理智地行动,必须取消他们行动的手段!这种集团对集团的做法,有时能在政治辩论中看到,其表现是,一个想法的好坏不是根据其内在的价值而定,而是取决于维护这个想法的人,由此鼓励了各种简单化,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不能认真地关心现实与形势的复杂性及公共行动的内在逻辑。

  外来侵略总是成为避免内部改革的好借口。阿拉伯国家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到的侵略和阿拉伯各国政府的口头团结和支持长期延缓了关于民主和国家问题的内部讨论。这类论据总是有利于民粹政权(régime populiste)的防御性态度,在这些政权中,一部分食利精英通过与部分居民分享利息的办法维持其统治。长期以来,“发展派”(développementaliste)阵营掩盖了公共行动的失败,特别是在非洲。在另一个阵营里,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一开始并没有被视为对意识形态和机构层面的融合进行思考的机会,而和平总算有保证了。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的胜利者认为无法对另一种制度进行改良,因而加速了许多中东欧国家的过渡。但是,一个制度的重建总是要利用现有的部件,如果别人对此施以猛药,整个精英阶层,即昨天的官僚体制,将重新紧握缰绳,必要时会演变成为真正的黑手党。俄罗斯的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在这类改革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假装不清楚公私关系的对立掩盖了在公私两方面能够重新获得的力量的对比关系。

  要等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国际机构对亚洲的发展开始注意时,才意识到国家、和平、民主和发展之间复杂的关系。对于诸如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之类的绝对化的甚至专横武断的意识形态来说,事实总是引起麻烦的。意识形态凝固的特征是,当事实与成见相反时,成见一贯占上风。皮埃尔·朱代对亚洲的认识对我很有启发,当意识形态的巨头们高谈阔论时,他却花费时间去观察事实。例如他注意到民主和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有些独裁政权干的就是掠夺,而有些成功的增长故事却是非民主政权的所作所为。反过来说,穿着文化例外这件虚伪的遮羞外衣的亚洲专制政权不仅包括菲律宾马科斯政权——国家没有获得任何发展的专制政权,也有韩国这样通过专制实现发展的国家。在许多南方国家(译注:发展中国家,与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相对应),精英阶层脱离人民是一种根本性的社会现象,但是与国家的地位无关。同样,在等级森严的或是如非洲那样的奴役传统社会里,形式上建立的法治国家并不能保证真正实现法治,而“通过一个实力人物的庇护而直接获得政权,这一贯被认为是比通过形式上的法治更为可靠的手段”。(DPH1815,《在一个塞内加尔的地方分权机构中权力关系和土地管理》(Rapports de pouvoir et gestion du foncier dans une institution de décentralisation au Sénégal),由M.Bey建立的档案。)

  为了摆脱意识形态上的僵局,缔造者的时代到来了。这些人不声称他们立即强制执行普遍的规则,但是却坚持不懈地重视事实、经验、革新,重视运行机构的深度和改变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改革公共行动的困难是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最好同盟军。正如马尔若里·茹昂所指出的,“经验,其中包括英国的经验表明,取消一种公共服务或是使其私有化的决定很少仅仅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而经常是由于运转不良,因为使用者日益减少而无法盈利的结果。在我们欧洲的混合经济中,所有居民都关心的公共服务是不会消失的。它们所以死亡,是由于不可能按单一的和泰勒式的模式改变组织的服务机构”。

  对于改革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一系列改革由于缺乏手段和时间进行到底而流产。法国这方面的情况最有说服力。每次失败的改革似乎是打一针抵抗变革的疫苗。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的改革都失败了?为什么进行“好改革”有那么多的困难呢?我认为有六大障碍。

  第一个障碍与政治行为本身有关。政界过于经常地将自己的无能归咎于管理部门。他们既没有眼光,也没有必要的时间进行彻底的改革,喜欢让管理部门承担事先安排好的失败的责任。他们提出许多相互矛盾的要求,他们的话语被实践所否定,他们提出了许多法律和机构的改革,作为根本变化的措施:政界的表现更多像是有纵火癖的消防员,使得他们口口声声要求的东西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

  第二个障碍是在于没有足够的能力动员公务员参与改革,利用他们的思考和经验。我这里要说的不是高官,而是基层的管理部门,真正的基层干部。至少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即使他们所在的机构和体系如上所述已完全不合时宜,他们还是为公共部门的正常运转贡献着自己的热情,而且常常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任何一个大机构的负责人都知道,如果认为机构的成员是不能思想和不希望变革的无能之辈,就不可能实行变革战略。无力动员公务员,调动他们的愿望,并不是笨拙或蔑视的结果。这是有思想根源的,其基础是与共和国历史同样久远的政治与行政区分。从传统意义上讲,政治家的任务是掌握方向,但他很难与他人真正分担与方向相关的思考和责任。

  第三个障碍是对工具现代性的幻觉。不是因为把电脑放进了办公室,创办一张内部报纸,对交流发表看法或是对职员进行管理培训,治理就必定是明智的了。当然,如果管理部门不再有落后于私营部门的感觉,这可以重新赋予他们以自豪感,但是通过简单的技术工具,并不能给予行动以集体的意义。

  第四个障碍是上面已经提到的缺乏持久性。谁也不愿意承认,如亨利四世所说,巴黎是值得付出代价的,真正的国家改革也值得在有些方面放弃党派之争,确定超越政权变化的改革战略。对持续性的要求也超越公共行动的改革,甚至决定民主的前途。我们走上了长期变革的道路。如果能够证明民主无法着眼长远,那就只能让舆论做好准备,未来将会出现由专家来决策的专制政权。

  第五个障碍在我看来是,多年以来,在公共管理方面的智力投入不足,与私营部门管理的投入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政界一般都强调目标,但是很少对人力资源和组织手段给予关注。相反,企业一个世纪以来进行了巨大的智力和物力的投入,用以发展组织和管理技术。政府和企业的两方面做法都是对现实的过度简单化。公有部门低估了现代国家庞大组织的运转的复杂性;对私营部门而言,似乎企业的目标就是制造利润,简单而明确,惟一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对于公共行动来说,投入过少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当公有部门最终认识到有关机构运转的思考的重要性,或者意识到管理大型组织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时,又只能赶紧抓住市场上现有的观念和方法,即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要么将其移植到公共部门,而不考虑公共服务的特殊性,要么直接把公共服务交给私营部门去经营。但是,人们不可能长期不考虑在公共管理方面的特别投入,公共管理并不等同于机构方面的思考或行政法。

  最后,第六个障碍,肯定也是最重要的障碍,大部分的改革都没有对治理进行根本性的思考。最好的例子是法国从1981年起实行地方分权:在本来应当进行治理的各级关系的改革的地方,竟然做了相反的事情,声称对每个政治或管理层次赋予了排他性的“一整套职能”。在20世纪末,竟然进行了一次以200年前的思想体制和地方区域政治组织为基础的改革。

  没有分担的愿望,没有毅力,没有眼光,没有方法,怎么能希望如此长期而困难的改革获得成功呢?
 阅读次数:303 【本文为《世纪中国》网上首发,感谢作者惠稿。】 

  皮埃尔·卡兰默(Pierre Calame)

  生于1944年,法国路桥综合工程学院毕业,人文主义思想家,世界治理问题专家。他曾多年从事法国高级行政管理工作,担任过齐诺尔钢铁集团秘书长。自1986年期担任欧洲C.L.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PH)主席,也是“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出版书籍有:《人类的地方区域》、《可能的使命》、《心系国家改革》、《有效、合理与民主的世纪治理》、《重新思考我们社会的管理》、《破碎的民主》。

****************************************************


  进入21世纪不仅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而且也是时代的变迁。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各社会之间、人类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变化猛烈,冲击着思想体系和在历史中形成的各种机制,而这些机制无论如何曾发挥过必要的管理调节功能。这一转折导致的是科学技术革新和商品关系无限制、无导向的发展。我们传统的精神、道德和政治的标识已遭侵蚀,传统的团结互助已经削弱,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尚未找到可以替代的其他原则和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21世纪的首要问题既不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发展,也不是商品关系扩张的继续。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共同的伦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全世界各国人民可以管理他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制定、展开和落实新的规则,为我们必须共同居住的地球村提供一个灵魂,一种意义,一些规则,一种公平和一种前途。

  根据民主的原则,每个人在地方管理中都有发言权,并参与对共同的未来建设的决定。这个民主原则在最近几十年中经历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命运。从表面上看,公民自由选举其代表,由以他们的名义代表负责管理社会的这种代议制民主模式,已经胜过所有与其对立的制度,而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在事实上不完全如此,至少在理论上是这种情况。但是,政治权力的行使就其规模和运转方式而言,已经不允许普通的公民对于国家的事务——已经变成了世
界性的事务——真正发挥影响了。几千个佛罗里达的选民通过只有少数公民参加的、遭到非议的选举,竟然可以逐步决定中东的战与和问题这样一个事实,与民主理想相去万里。今天,引导我们未来的一切,特别是科学和技术的重大抉择,已经脱离了公众的讨论,甚至政治舞台、政治辩论、民选代表对于定期委托他们管理权力的行使,已经与社会的技术和文化状况不相符合。大型跨国经济金融实体脱离了控制和监督,担负政治责任的候选人在电视辩论中表现出的分歧暴露在日益觉醒的公众面前,已经无法掩盖他们的短视和行动的局限性,其结果是——如同一些相当一致的调查所表明的,面对民众,民选政治家的可信性和威望丧失殆尽。在许多老牌的民主国家里,弃权选民的增加也是势在必然。民主高奏凯歌,但这是破碎的民主。

  两个世纪以来,国家和民族的空间无论好坏,都是公众、政治和社会规范的主要框架。公共服务的发展,日益扩大的再分配制度和福利国家的建立,宏观经济调节的改进,赋税和货币政策的细化,至少在西欧达到调控体系的顶峰,这些体系形成于17世纪,是观念发展和社会斗争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主义成为争取独立斗争的中心口号,而国家在60年代成为发展方面最好的倡导者,并提供了主要的保障和最可靠的动力。

  但是顶峰之后是同样迅速的跌落。国家的范畴和民族的政策已经不适合世界性相互依存关系的规模了。国家过于专断独行,过于官僚主义,对现实和社会动力几乎封闭,有时照搬以别的模式运行的社会,经常腐朽不堪,既太大,又太小,在得到各式各样的称誉后,被看做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改革的尝试无论多么微弱和表面,都以失败告终参见《心系国家改革》(l’Etat au Coeur,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对法国国家为此努力遇到的困难所作的详细描述。,这说明公共机构无力更新,除了分崩离析,没有别的前途,没有别的出路。计划经济的历史性破产更使其雪上加霜。这个局面为所谓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成长和发展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国家遭到了两种运动的破坏。一方面是公共职能的重新分配,职能转向更小的机构——这就
是极为广泛的权力下放运动;或是转给更大的机构——更为有限的国家的整合运动或是不断增加的国际公约。另一方面是公共范畴与国家的目标和职能缩小的矛盾,及其与公有部门私有化的矛盾。公共行动的掌握者几乎到处都处于守势,更多着眼于抵抗,而不是革新。

  然而这确实是世界化、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的相互依存、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潮流,这在21世纪成为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结构性因素,是对我们所知的二次世界大战前国家作用的最致命的挑战。战争的灾难促使1945年以后建立了调节“国际社会”的新体系,其中包括联合国及其众多的专门机构,所谓的布雷顿森林机构(Bretton Woods),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后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边贸易协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这一体系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值得称道的,却仍然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关系的虚拟基础之上。正如专家们所指出的,在国际关系中实行的准则依然是有着350年历史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Etat westphalien)的模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在1648年终止了欧洲灾难性的30年战争,对这一模式的分析及其对世界治理的影响体现在“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提出的建议书中(ECLM,2003年)。全球性事务,首先是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已
经成为我们的国内事务,然而,却在所谓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范畴内进行处理。当人类被要求设想和实施关系自身生存的变革时,在形成一个世界共同体,建立合法、民主而有效的机构和规则方面的迟缓状况的后果不堪设想。那种小规模的自主管理的社会可以就近将其资源放在一起、形成邦联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思维是倒过来的:我们分享惟一的地球资源,这个地球人口众多,十分脆弱。一切都来自这个共同的财富,来自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条件是各个共同体分头管理这一财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治理革命的必要性。这个革命包含两个连续的阶段,我在本书的整个过程中将予以叙述。第一阶段是从“公共管理”或是国家的思想变为治理的思想。第二阶段是从当前的治理不适应我们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这个阶段要求重新定义思想的框架,新的指导原则,构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我们大致描述这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引入治理的概念。“治理”(gouvernance)来自古法语,夏尔·德·奥尔良(Charles d’Orléans)在15世纪时使用过,说的是治理的实施和治理的艺术。其词根是gubernare,在拉丁文中同时意味着对船只的驾驶——也由此引出了gouvernail(舵)这个词——和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这是同一词根派生出的不同意义,确实,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不仅仅限于建立机构、执行法规、组织政治生活,也不仅限于政府机构的管理。

  治理这个词在当前颇为时髦,成为许多辩论的主题,这不是因为对古法语的突然热衷,而是因为这个词来自美国英语中的governance,被译成了法语gouvernance。这个词因被用于指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技术而被普及了,被称为corporate governance。将其应用到公共事务,正是回到了词的本源,却有了异端邪说之嫌,这是因为这个词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为大家所熟知的,目的是限制和限定政府行动的范畴,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所强加的带有规则色彩的“良治”(bonne gouvernance)药方,这是获得上述机构支持的条件。

  
治理

  “治理”成了流行语。但是这个词经常包含着不同的概念,甚至是与本书阐述的概念相反的概念。

  实际情况是:“良好治理”已经成为发展援助机构的工作主题,成为一个希望获得布雷顿森林机构或欧盟结构性调整信贷的国家的必经之路。

  这个概念来自私营部门使用的词汇(corporate governance),1989年被世界银行采纳,世界银行:《撒哈拉以南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发展》报告(SubAfrica,From Crisis to sustainable growth),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1989年。作为转变国家结构以适应经济自由化的手段,但它与表面所见的相反,实际上是高度政治化的要求,因为它是在重组社会内部各级责任分配的借口下,达到削弱中央集权国家、将其再分配的功能服从于自由经济规律的目的。

  世界银行定义的治理概念世界银行:《治理和发展》(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1992年。相当广泛:“为发展而在管理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方面的权力”。另一个更为实际的定义也在通行:“治理是通过建立一套被接受为合法权威的规则而对公共事务公正而透明的管理,用以促进和发挥个人和团体追求的公司价值。”

  博尼·康贝尔(Bonnie Campbell)对世界银行提出的治理的概念有如下的分析:B.康贝尔:《治理,机构改革和国家扮演的角色的重新定义:世界银行提出的分散治理计划引起的观念和政治问题》(Gouvernance,réformes institutionnelles et redéfinition du rle de l’Etat:quelques enjeux conceptuels et politiques soulevés par le projet de gouvernance décentralisée par la Banque mondiale),2002年。“有一些提法不断地出现,从中可以看到世界银行所说的良好治理的因素:公共部门的管理,责任,发展的法律框架(rule of law),信息和透明度。这一良好治理的观念既非真正创新,也非纯粹的盎格鲁-撒克逊思想。”

  这个观念建构在一个法治国家权力分离的原则基础上:

  “透明”(transparency),获得政府文件的自由,是信息自由的延伸,以及保证行政的公正无私和决策动机的纯正。

  “负责”(accountability),决策者的负责,对行政机构的监控,对公共市场、公共财政管理等的监督。

  “授权”(empowerment),其含义相当于咨询管理和使公民接近决策,无论是地方民主、小型项目,还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工会自由、新闻自由、基本自由权利的行使等体现的公民社会的发展。

  在这里突出的是国家不干预的无为而治的景象,严格的功能性和器具性的观念,将国家限定在对公共资源的技术性管理上,将政治领域排除在有关社会方案的决策之外,倾向于程序、规则和创建市场的调节机构的方法。

  欧洲的治理观念十分不同,在《欧洲治理白皮书》中被说成为“影响到欧洲的权力的行使,特别是从开放、参与、责任、效率与和谐的观点出发的程序和行为”。欧盟Com428号文件,布鲁塞尔,2001年7月25日,《欧洲治理白皮书》(Livre blanc sur la gouvernance européenne),2000年。根据比特·克勒-科赫(Beate Kohler-Koch)和法布里斯·拉腊J.赫尔根汉(J.Hergenhan):《在尼斯峰会后,欧盟实行什么样的治理?》(Quelle gouvernance pour l’Union européenne après Nice?),载 Eurocities magazine第13期,2001年。(Fabrice Larat)的认识,“共同体的治理不仅要由共同体的结构及其特点决定,而且也受到参与治理的各方对合法政治秩序所遵循的原则的看法的影响……治理的核心在于,公民们不尽相同的喜好通过治理所涉及的内容和手段体现到政治选择和措施当中,社会内部的各种利益因此转化为统一的行动,获得各个社会成员的同意和认同”。在尼斯峰会后,欧盟委员会提出要对欧洲前途和欧洲民主深化进行广泛思考。
  
  我对治理一词的使用远比世界银行的建议要宽泛得多。当然在其中可以看到如同在“良好治理”的原则下的基本要求,如获得信息,政府管理者汇报的义务,以便公民可以做出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直接有关的决定。我也同意欧盟对于原则的感知和具体实践的关心,因为法律和机构本身在源头上同参与者的表现不可分,在下面,与机制实际运行不可分。但是我对于社会的纯粹管理的认识不敢苟同,也反对良好治理的灵丹妙药的幻觉——即似乎从一种与主导经济不可分的模式出发,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能对公共事务进行良好的管理,从而保障各个社会的协调与繁荣。

  但是,我虽然不相信什么灵丹妙药,却相信有一些治理原则、思想框架,可以使得任何社会都拥有一份共同的企划书,以此为起点,每个国家按照自身的历史渊源,自身的模式和自身的实践进行创造。

  引入这个既老又新的观念,就是迫使自己对社会的规范进行更长远、更广泛、更实事求是的审视。治理包含了立法、法治、政治、公共机制和管理的概念,特别关注事物的实际运行,最初是关系到社会对权力的机制和代表机构及对一个社会的构成的认识;之后是对程序的运行详情,对公务员和公民之间的关系的现实,对有关各方结合与否的合作形式,对社会组织成为公司、共同体、协会的方式的认识。对于治理的理解当然需要借助于历史、文化、政治学和行政学,但也需要借助于组织社会学。因此,在这第一阶段,治理并非是新的事物,不是对公共行动的设计和管理的新方式,而只是对一个早已存在的现实的新
认识。

  治理的大问题是永恒的——让同一块领土上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和女人共同生活在内外和平和持久繁荣中;确保人类社会与其环境的平衡;从长计议管理稀缺而脆弱的自然资源;保证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自由,同时维护社会正义、调和共同利益;向每个人分别和共同提供最大的繁荣机会;允许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但不被其力量冲昏头脑;确保所有的人过有尊严的生活;承认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使其参与整个社会的和谐;适应世界的变化,同时又保持其自身的特性。

  这些目标和平衡是一个明智的政府施行权力的根据,虽然因时代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词语。正是社会的根本利益说明行使权威的必要。正是在法律和执行的政策以外,管理者在实施这些目标的能力上所表现的无私、明智和能力,使他们在人民的心目中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每个社会、每一种伟大的文明都产生了治理的特殊传统。传统经历了多少世纪,经历了各种政治革命。中国、俄国、拉丁欧洲、盎格鲁-撒克逊和日耳曼欧洲、穆斯林世界——这里仅举几例
,分别产生了风格各异的治理。大部分宪法的前言,也以不同的词语,按地方、文化和时代的不同,提到了治理的大目标。

  然后将进入第二个阶段,在本书中所用的名称是“治理的革命”。治理拥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根深蒂固的传统,体现在保证社会稳定和延续的法典、机构和规则当中,因此,无论从本质还是使命上看,治理都是一种演变缓慢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变化最慢的并不是机构和法律,而是各种表征和思维方式以及相关的社会群体。面对迅速发展的社会,这一体制将如何演变呢?与其他体制一样,一开始,它试着去适应,而不是否定自身存在的基础,结果是,体制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必须进行革命和彻底的变革。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一种全新的体制取而代之,而是将现有体制的各个部分依照新的原则进行重组,使它们重新变得清晰,拥有新的意义并相互协调一致。与社会运动史相比,在科学发展史中更容易找到类似的演变。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治理,就其整体而言,从城市或地方的管理到全球的管理,使我想起了哥白尼革命前夕的托勒密天文学体系。使用新的光学仪器可以看到与太阳和其他星星围绕地球旋转模式不相符的天文现象。这个体系不得不容纳(可以这样说)新的发现,从而变得极为复杂。一直到哥白尼的假说——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出现,改换了观察的角度,提出简单而协调的新解释体系。

  我认为这正是治理的经历。我们在过去50年中的经历造成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相互依赖的规模改变了,经济性质改变了,各种问题的相互作用已成为规律,信息革命既改变了生产的过程,也改变了获得知识和实行民主的条件,全球的生态平衡成为中心问题;新的全球性因素出现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冲突暂告一段落。在这个世纪,巨变在等待着我们,变化之大相当于从中世纪到现代世界的过渡。我们的社会认识和实行这些变化的能力对于未来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是否对此做好了准备?当前我们的治理,在各个层次上,是否适应这
些新的挑战?我个人的见解是否定的。如国家和国际法所表现的,我们仍然愿意以昨天的思想考虑明天的世界,我们企图以前天的机构对明天的世界进行管理。

  我们的机构体制完全像最后阶段的托勒密体系。在地方和地区,我们堆积了各种机构,以及相互竞争、相互抵消的中间机构。在国家一级,我们每年都要增设新的横向机构,但又无法改变行政机构的分块运行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不断增加目标和负责达到这些目标的机构,但没有一个机构真正拥有必要的手段,也没有标准和规则的层次。

  因此必须进行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改变视角,改变观点,对体制进行重新组合。这一革命将围绕关系的思想展开,本书的宗旨也在于表明这个思想,并阐述其主要后果。眼下的治理与科学生产体系一样,基于分割、隔离、区别。职权要分割,每一级的治理都以排他的方式实施其职权。领域要分割,每个领域都由一个部门机构负责。行动者分割,每个人,特别是公共行动者,都有自身的责任领域。人与自然隔离,经济和社会隔离。这个隔离的原则在公共机构的运作中所分的层次更细,整治与行政要分离,领导和执行要分离,实施和评估要分离。对明晰的追求,出发点是良好的,即需要区分权力,明确责任,但是当问题相互关联时,当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其他问题而被单独处理时,仅在一个层次上处理,由一个行动者处理,这种明晰就成了效率的障碍。因此我的结论是:明天的治理再也不能忽视了关系,而是应将关系放到制度设计的中心位置。

  我也看到当前的治理危机和我们发展模式的危机如此相近。如同治理将各种职能分割开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也被分成若干垂直的条条,无法将自身设想为一个内部相互联系的体制,共同参与生物圈的运行。如果自然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如果能够将地球按国家的多少切割成许多独立自主的生态系统,我们也许能够想像退回到各个由外交关系相连的自主社会。但是这个倒车是开不成的。

  在教育和科学研究系统方面也是如此。我们曾经认为专业化是进步的条件,但这是什么样的进步呢?今天的挑战恰恰相反,要将各种性质、各种来源的知识联系起来,学会解决复杂的问题。

  一旦考虑到存在的各种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对治理进行重组,我们将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治理呢?如何将虔诚的愿望变成现实呢?情况的多样化,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区别,一种层次的治理与另一种层次的治理的区别,是否切断了适用于所有人的共同原则,而返回到已被我否定的“良好治理的灵丹妙药”呢?一旦现行体制表现出十足的麻木不仁和有效的抵抗,这个革命怎样才能发生呢?在本书中,我力图澄清这些问题,这里只指出其梗概。

  第一个问题直接来自我几十年来所采用的方法和途径,从而得出惊人的简单结论。我长期在法国担任公务员的职位,在住房、道路等基础设施部门内,可以从内部观察国家的运行。在治理的概念尚未推出之前,我已经懂得了应当将公共管理看做一体,借用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喜欢引用的话来说,“魔鬼藏在细节中”,日常实践比政治学的论文能更好地了解治理的实际。我的朋友安德列·塔尔芒(André Talmant)和我都意识到,通过我们不断地将我们作为公共行动的实践者的所见所闻进行叙述,列成公式,提出模式,我们就能更好地懂得了治理的现实。而我们所见到的是深刻的危机。虽然我们对公共行动感情深厚,我们的结论还是怀疑这种行动模式的合理性。我们逐渐陷入了那种原本打算负责修理一座建筑物,却发现是结构本身出了问题这样一种境地。

  问题本来可以到此为止,这只是一些法国公务员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思考而已。但是,在大企业中待了一段时间,使我有机会看到两种模式之间的相同和差别以后,我于1986年起在一家按瑞士法律成立的国际基金会中担任领导工作,这就是夏尔·雷奥波·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ondation Charles Léopold Mayer pour le progrès de l’Homme),基金会的网址是:www.fph.ch这一工作为我提供了了解各洲在不同层次上的治理真相的机会。90年代初,我意识到治理的危机远远超出了法国国家的范围,意识到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出问题的是思想体系本身。在为地方或其他国家提供公共管理方面的咨询和建议的过程中,我发现,实际遇到的机构运行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与我的猜测相吻合,这表明,这些不断出现的结构问题与某种思维模式有关。

  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了解到通过对十分不同的形势进行分析比较可以得出共同的原则,用以指导对解决方案的寻求,而解决方案每一次都是独特的。这一发现虽然平淡无奇,但在本书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其意义是重大的,可以看到由此产生的一种涉及到不同层次的治理关系的新思想。由此也可以看到,治理的艺术是将共同的原则解释为适合每一个特定的、实际的情况的艺术。

  爱因斯坦说:“最令人不解的是:世界是可以解释的。”可以从若干简单的法则出发,解释无限多样的现象。对于治理这一扎根于历史的复杂现实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条件是不要对具体的形式感兴趣,而是要寻求支撑这些形式的共同原则。

  有些出版商愿意把《心系国家改革》翻译成西班牙文、葡萄牙文、阿拉伯文和中文,这个前景鼓励我继续前进。这说明即使是典型的法国历史也可以触动他们的心灵和思想,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与他们在本国的见闻有着深刻的共同之处。使我的信念最终坚定不移的是在“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联盟(Alliance pour un Monde Responsable Pluriel et Solidaire)的网址是:www.alliance21.org范畴中进行的工作。联盟作为积极的国际公民组织,诞生于1994年,其缘起是我们感觉到在几十年中将产生的深刻变化,而现有的大权力机构,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无力认识和适应这些变化。于是,需要由普通公民建立关系,联合起来,提出倡议。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回到民主的源头,所不同的在于这个民主不依靠一个已经构成的社会,而是依靠一个需要创造和组成的共同体。在联盟发展诞生之初,我经历了其冲劲和矛盾。一个主要的方法论上的挑战是认识这些我们已经感觉到的不可避免的变化,并对其加以定义,然后指出前景,并提出可以与这个时代变化相称的建议。典型问题,治理、科研和生产体系的组织的共同问题是:分配各种任务,以便前进,每个人都在其所关心的、职权所在的和专业的领域前进,但同时照顾到部分之间的关系,只有这种关系才赋予整体以意义。因此,在联盟内产生了六十来个主题小组。

  1996年至2001年所进行的努力的结果是60本建议书,从单本看,深度和质量有差别,但在整体上构成了一个包含分析、思考和建议的总和。整个建议书的法文、英文和西班牙文本可以从联盟的网址下载:www.alliance21.org,也可以从夏尔·雷奥波·梅耶出版社(Editions Charles Léopold Mayer)获得书面材料或光盘。我很快发现,不论建议书涉及到的问题是水、互动经济、教育、贸易、地方区域管理,还是科学、媒体和财政,不断出现的两个问题始终是治理和伦理。这一方面告诉我们它们是不可分的,是我迄今为止所低估的,而在另一方面,“治理革命”位于所有变化的中心。

  建议书方面的工作也使我懂得了治理革命与经济思想改革的关系。作为一种综合理论,自由思想的巨大力量既反映了决定个人愿望的机制,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模式,而这种整合能力是社会科学的隐秘的梦想,是从科学本身的地位所得到的,是从伊萨克·牛顿(Issac Newton)在17世纪指明苹果的坠落和星球的旋转来自同一个重力法则之后的科学。今天,共产主义的垮台使得自由主义理论失去了对手,但我们看到了这一理论的简单化和可能发生的危险,不过这并不足以提供可以替代的有着同样整合性的理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地方的水平上寻求更加具有“参与性”的治理和更为团结互助、更为合作的经济之间的同一性。这两者都将重点放在关系的管理上。这些研究如果只停留在地方的水平,将只是细枝末节的、边缘性的。但是如果这些研究是整个建筑的第一阶梯,就具有充分的价值了。该建构在治理领域将不同的职能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经济领域将不同的交换层次综合起来。这一推论与本书的许多其他想法只是处于探索阶段,但我认为其内容格外丰富,因为将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的不同领域的调节都统一起来了。

  联盟的各个小组平行地工作,其工作较我过去的工作更为深入,对不同层次的治理进行研究:地方的治理、国家、地区合并、世界治理。我也看到了其中提出的每一个原则是何等相像,并且相互补充。例如,都肯定了各层次的治理需要合作;地方区域,也即治理的“基石”管理占有中心的位置,必须将建议权和决定权分离,也要区分合理和合法。这些发现为我提供了谈论治理的共同原则的更为坚实的信心,并且予以发表。《治理的原则——联盟建议书》(Principe de gouvernance,Cahier de propositions de l’Alliance)法文版,Editions Charles Léopold Mayer,2003年。

  2001年12月,联盟和基金会在北部—加来海峡(NordBas de calais)大区议会的支持下举办的世界公民大会(Assemblée mondiale de citoyens)是这一探索过程的结束。会议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和各界的代表,对讨论我们将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时应持的观点是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这个大会本身就是在治理问题方面所做的前所未有的试验,是对民主的新形式的探索,关键在于,通过位于治理艺术核心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超越彼此之间的差异,发现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共
性。大会也肯定了工具和方法并不是民主讨论的简单的技术上的辅助,而是民主讨论的基础。所使用的方法请参见联盟的网站和光盘,也请参见V.卡蓝默和P.卡蓝默合著:《公民权和变革战略》(Citoyennetéet stratégies de changement)。

  此次会议再次表明,伦理和治理是两个优先重点。大会认为,关键在于逐步摸索形成一种新的生活、发展和调控模式,这种模式与整个20世纪政治辩论的主要内容——无论是自由派模式还是共产主义模式——都毫无共同之处。

  一旦治理革命的必要性被认可,并有可能确定其大致轮廓和共同原则,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以什么方式进行了。在本书中,可以看到我更关心寻求共同点,而不是突出分歧;更注重改变的前景,而不是为实现改变所做的斗争。这绝不意味着我忽视了任务的巨大或是动员公民参与才能将这一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性。但是,我相信最重要的是不要搞错战斗的形式。正如世界大会的经验所表明的,当共同体尚未建立,政治上的重点只能是寻求“共同生活”的理由,而不是摆出分歧。我还将走得更远。关于治理革命的思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革命模式给我们造成了错觉,以为至少在治理方面的深刻变革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事实上,尽管当政治革命总是以一些统治阶级来取代另一些统治阶级并常动摇现有各机构的存在,但它却常常不会触及代议制和行使权力的方式。思想、技术和文化方面的革命可能也是决定性的,无论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认识,或是对社会与生物圈的其他部分的关系的认识,都是如此。治理革命是这个意义上的革命。如果同意治理革命引起的变化相当于从中世纪到现代世界的变化,那么就应当在这些变化中寻找参照系,并接受行动的持久性。

  我在书中描绘了我所称之为治理革命的开端。所有这些运动、革新和研究都表明,酵母正在面团中发挥着作用,在世界各地,同样性质的判断引向同一方向的尝试。那些制定变化战略的理论家们,即使他们擅长的领域和他们的经验范围有限,只限于企业的范畴,但他们都强调,如果行动者本身不领悟到身在危机中,就不可能发生变化。我和安德列·塔尔芒在《心系国家改革》中指出,任何国家的改革如果不从其最普通的成员寻求意义的需要出发,则注定会失败。我相信可以这么说:对危机的意识,代议制民主的崩溃,统治者失去合法性,社会主体寻求存在的意义,这些问题无处不在。但是,世界是分割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落里革新和探索,有时候会碰到权力机构和机制的惰性。我希望自己提出的治理革命的基本设想能够有助于打破所采取的努力和社会主体之间的隔阂,表明各项努力其实都不自觉地指向共同的前景,并以此来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我要坦诚地说,我的经历和我达到本书中所述的结论的方式,其来自经验和对话的部分要远远多于来自阅读的部分。这不是反知识的成见,如果我不相信词语和思想的力量,我就不会撰写本书和其他书籍。这仅仅是一种方法和生活的选择而已。治理更多的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我将多次回到这个思想,对治理的认识首先来自“临床”的角度:这不是实验室中进行的试验,而是耐心地比较“个案”,才能推动前进的步伐。甚至是所涉及到的个案的多样性赋予了
其价值和理论意义。每个个案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其中的当事人、思想和情况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而这种临床的步骤却不适合早已确定的知识的种类。

  与这个方法的选择相关的还有对生活的选择:正在发生的变化中,无论是非洲治理、欧洲建设、世界治理的改革或是法国进行的反对排斥的斗争,我觉得都与自己有关,自己是当事人,而不仅仅是观察员。对改变的抵抗,合作伙伴关系和可能的联盟关系,都使我深有感触,超出了我的书面表达。我不相信即使不寻求改变也能理解这些,因为正是在对改变的抵抗中体现了一个体制的深刻结构。这一摸索促使我进行更多的对话,而正是这些对话,通过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进行的对话,将我浸沉在思想进化的潮流中。因此,在本书的后面我无力列出一个详尽而又恰当的书目,我频繁地援引个人所参与制定的文件和我本人的经历,这不应被理解为傲慢不逊、或是封闭在自我满足的思想中,应当理解,这是方法上的选择。我意识到,如果没有许多实践家和知识分子的贡献,便没有此书的形成,如果我无法说出他们的身份,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感激之情,正好相反,我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

  
  在本书付梓之时,假如我忘记列举一些脑海里掠过的姓名,那么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他们给予我的帮助绝对是显而易见的:

  皮埃尔·韦尔兹(Pierre Veltz)、洛伊克·布瓦尔(Loc Bouvard)、保罗·马凯(Paul Maquet)、伊纳·朗松(Ina Ranson)、马蒂斯·瓦凯纳热尔(Mathis Wakernager)、苏伦·埃克曼(Suren Erkman)、让-马克·杜埃兹(Jean-Marc Duez)、弗朗斯·茹贝尔(France Joubert)、马蒂厄·卡蓝默(Matthieu Calame),他们向我提供了关于地方区域及其在世界化经济中的地位、地方治理和地方区域生态的新思想。

  泰奥林达·波利瓦尔(Téolinda Bolivar)、若埃尔·奥德弗罗瓦(Joёl Audefroy)、恩里克·奥尔蒂兹(Enrique Ortiz)、让-皮埃尔·埃隆·姆巴西(Jean-Pierre Elong M’Bassi)、西迪基·达夫(Sidiki Daff),他们对公共政权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思考所做的贡献,在形成主动辅助性原则问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拉尔比·布尔盖拉(Larbi Bourguerra)、阿兰·吕埃朗(Alain Ruellan)、邦雅曼·德叙(Benjamin Dessus)、米歇尔·梅莱(Michel Merlet),他们在水、土地、能源方面帮助我懂得了从自然资源出发考虑治理的意义。

  乌斯曼·西(Ousmane Sy)、安德列·塔尔芒、皮埃尔·朱代(Pierre Judet),他们对我就国家的改革问题提供了意见。于硕(Yu Shuo)为我打开了中华世界的大门。

  让·德西涅(Jean Designe)、山德罗·圭里亚(Sandro Guilia)扩大了我对法律的理解。

  埃迪特·西佐(Edith Sizoo)和安德列·勒维斯克(André Levesque)提供了伦理方面的认识。

  埃德加·莫兰(Egar Morin)和帕特里克·蔚五海(Patrick Viveret)提供了民主进程的看法。

  米歇尔·罗卡尔、安娜·西蒙(Anne Simon)、卡琳娜·格阿马(Karine Goasmat)、克莱尔·芒杜兹(Claire Mandouze)和我一起对欧洲合作进行了颇有教益的思考。

  乔治·贝图安(Georges Berthoin)、热罗姆·维尼翁(Jérome Vignon)及马尔若里·汝安(Marjorie Jouen)帮助我理解欧洲建设的历史和本身的挑战,以及欧洲建设所引起的对治理的全面理解。

  斯特凡那·埃塞尔(Sthéphane Hessel)、吉蒙·瓦拉斯卡基斯(Kimon Valaskakis)、贝特朗·德·拉沙佩尔(Bertrand de la Chapelle)、保罗·张万亭(Paul Tran Van Tinh)、洛朗丝·蒂比亚纳(Laurence Tubiana)指引我认识世界治理的问题。

  让·弗雷斯(Jean Freyss)和瓦莱莉·加朗多(Valéry Garandeau)帮助我澄清在当前辩论中的思考;贾米拉·泽马利(Djamila Zemmari)不倦地整理录音带和手稿的草书。

  文森·卡蓝默和我一起设计了决定性的图表工作法,对联盟大会的工作进行综合。

  人类进步基金会(FPH)的工作人员、人类进步对话(DPH)网络和所有在“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工作的人员提供了极其广泛的多样化观点和经验,帮助我进行思考。

  米歇尔·索凯(Michel Sauquet),没有他友好而不懈的建议,我不会撰写本书。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波莱特·卡蓝默,她支持我,伴随我,推动进程的每一步。

  ***

  本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是对事实的认可,首先说明了当前治理模式的普遍危机,它已经脱离了迅速变化的社会,并且因为缺乏意愿、坚韧性和明确的前景和改变战略,显然无力对自身进行深刻的改革(第一章)。之后说明了治理革命的先决条件——前提——和这种革命的许多征兆已经到处可见(第二章)。

  第二部分阐述基于关系的治理的共同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在六个章节中:共同体的建制和治理的伦理基础(第一章);治理各层次间的关系和主动辅助性原则(第二章);公共行动和市场的关系(第三章);公共政权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第四章);治理中地方区域的地位(第五章);建制工程(第六章)。
 阅读次数:758 【本文为《世纪中国》网上首发,感谢作者惠稿。】  发布
  皮埃尔·卡蓝默,学者和行动者,如今在这个分工彻底地主宰了人生的时代,兼有这两种身份的人已是罕见了。

  学者有两种,一是专业学科型,穷一生的努力,求一门学问的最高知识,这种学者体现了知识分子永无止境的求知精神;另一种学者属于良知责任型,知识的探索是由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责任推动的,他们可以涉足各门学科,只要这门知识与他所关怀的社会问题有关。我把这种学者同时也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皮埃尔·卡蓝默无疑是个公共知识分子。从《破碎的民主》中可以读到,他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广阔,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历史学,乃至国际关系、信息理论、生态环保知识,所有的这些都服从他的良知的批判性所产生的问题意识:一个正在整合却又混乱的世界应当如何“治理”,仅仅依靠“破碎的民主”是断断不行的,“治理”的革命是我们惟一的选择。

  如何推动治理的革命?通过一本书宣扬理念当然是必要的,却绝对是远远不够的。皮埃尔·卡蓝默成了一位行动者,联络学者、企业家、银行家和其他各种社会角色,不遗余力地推广他的“全球议会”的理想,力图打破1945年以来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破碎的民主”,重建公共伦理和全球秩序。这个充满热情、奋斗着的联盟坚定地把人类进步的责任义无反顾地扛在自己瘦削柔弱的肩膀上,这份信念和勇气令人感动并且肃然起敬。

  我曾经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做过五年研究,尔后来哈佛做研究员,至今也已七年有余。比较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风格是经常被人问到的话题。法国的学术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品格,它总是关注在实际社会中存在的基本困境,与人的现实的生存状况和生命感受紧紧相连。在法国,很难想像会有一种学问完全远离人间烟火,例如美国的分析哲学,人为地排除任何价值因素,以纯粹的语言分析为最高学术旨趣,以为只有语言的分析才是确定的学问,其他的不过是相对的说法而已。有一件事使我这个哲学研究者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几年前,第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在波士顿召开,逻辑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几乎统治了这次大会,哲学家们就这些领域的问题高谈阔论、头头是道。电台把这些声名响亮的哲学家的言论传遍四面八方,一个在高速公路上开着集装箱运货车的司机听了这些与日常生活无关痛痒的发言后怒不可遏,他在一个加油站停下车,用加油站的付费电话给大会秘书处打了个电话,他说,哲学家们是一个社会的最高智慧,最能了解这个社会,可是,我实在不能理解你们这些哲学家所说的东西与我这个每天在汗水和灰土中打滚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是的,哲学应当是一种智慧,可是,现在它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殊的学科知识,尤其是在英美的学术界。在法国,情况要好得多,即使它曾经有过像索绪尔这样杰出的语言哲学家,但他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很快被列维·斯特劳斯转化成人文意义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原则。法国学术的基本特点就是永远鲜明的人文性。无论是涂尔干、萨特、布罗代尔,还是新近的福柯、罗兰·巴特、布尔迪尼、德勒兹、德里达、阿兰·图海纳,他们的学说都充满了深厚的人文、历史的关怀。这些长期探索而产生的人文学的伟大理论,绝不仅仅只是一堆书房里的陈述,它们都有着深厚的实践源泉和切实的生命感悟,因为,法国的学者对自己同时也成为行动者有着传统的自觉和刻意的追求。我就在游行的人群中遇到过布尔迪尼,图海纳也经常深入到工人罢工的第一线。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詹明信说,最好的知识分子传统在法国,我相信他所看重的就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和理论与实践的自觉的统一性。在美国,这方面的情况很不相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广泛的影响力,但他几乎很少参与实际的社会政治活动。我绝无意苛求所有的学者都要成为社会活动家,但是假如一个学者能够身体力行他的学术思想,会令我极其敬重。卡蓝默就属于这类学者,他是承继了法国的学术谱系,对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热爱而又时时保持警惕、尖锐地批评同时,又绝不丧失信心和期望的人。我相信,这样的学术立场在中国学者群中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严肃地面对人类命运且又不离人的日常生活,正是儒家人文传统的特色,这是可以相契相合的。

  卡蓝默的殚思竭虑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课题: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迅速地扩张蔓延,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而普罗大众和这个世界的权力阶层却仍然在旧的价值伦理和管理体制中抱残守缺,世界已经面对着公共伦理和公共治理的双重危机。我们需要开拓新的视野,重建共同的伦理基础,创立新的依存关系和规范准则,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村的未来提供新的精神方向和治理体制。为了这个紧迫而又伟大的目标,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打破对“民主”的迷信,民主已然“破碎”,在多重意义上,今天的民主都是破碎的。卡蓝默是在民主制度的内部洞悉它的缺失,因此,他的反思值得特别重视。

  我不想一一叙述卡蓝默的观点,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和研究他的著作了解他的看法。我想,提供一些与阅读这本著作有关的学术背景也许是更好的选择,而且,最近十年来,我自己的研究也集中在民主和全球化相关的领域中。

  对民主的反思是个久远的话题。从脉络主义的立场看,对于那些堪称“大型叙事”的理论和实践,赞成或者反对,都是与生俱来的。民主从成为政治制度的初始就伴随着尖锐激烈的批评反对。当古典民主制度开始在希腊城邦中运作时,对它的批评、怀疑就不绝于耳,在民主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底之后,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巨人对民主更充满了警惧戒备。柏拉图鼓吹“哲学王”的理念,在本质上就是抵御民主制度; 亚里士多德提醒人们:民主是有很多缺陷的制度,必须对它时时保持警惕。这句话的现代翻版就是丘吉尔的名言:民主是个不好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我相信,这句话可以肯定是现代社会关于民主被引述得最多的“至理名言”,但是丘吉尔的这种表达方式很容易导致简单化的误读:既然找不到更好的,那它就是最好的!事实正是如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已经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最好的”制度,民主成了制度拜物教虔诚膜拜的神祇,而对它需要时时保持警惕的告诫早已被普遍遗忘了。只有少数冷静的学者经常发出一些批评民主的“不和谐”的声音,卡蓝默就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对民主始终保持着警惕的人。

  但是,近年来,情况正在变化,随着民主社会内部困境的加剧,发展中国家民主实践的负面教训的累积,尤其是全球化使得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民主尽曝其短、不敷应用,反思和批评民主的群体开始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个思考的行列,已然成就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学术景观。

  当代社会对民主的反思可以根据批评的观点和范围的不同划出两个重点不同的时段,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这个阶段的特征主要是从现代民主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负面后果批评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的弊端,这些反思还是把民主当做民族国家的基本的政治制度;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至今,由于“冷战”的突然终结,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仿佛从天而降,意外地蓬勃起来,但是各种各样严峻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以民族国家的民主作为处理全球事务的原则,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因为“民主的霸权”,使世界变得更加紧张、更多灾难,这一新情况的出现大大扩展了民主反思的理论空间。综合这两个阶段,举凡民主所及的一切方面无不经受批评的考验。无论是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还是民主被当做“工具理性”;民主作为选举制度的合法性,或是民主体现的“程序的正义”;民主是社会历史的真理,还是民主是人民权利的保障,等等,民主的一切,从定义到原理,从实践到制度,从手段到信仰都在经历烈火浴生的洗礼,或者涅槃再生,或者灰飞烟灭。

  民主是政治建构的最高原则吗?在它的后面还有没有更基本的原则?这是罗尔斯毕生思考的问题。两年前,罗尔斯去世,在纪念他的学术追思会上,罗尔斯的高足麻省理工学院哲学系教授乔瑟瓦·库恩谈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三个基本问题困扰了罗尔斯:假如民主是个合理的制度,为什么美国贫富差距会如此之大,弱势群体那么缺乏保障?假如民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制度,为什么美国的种族分歧会尖锐对立、水火不容?假如民主是个理想的制度,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一代会那样不满、绝望无奈?正是对这些问题的长期思考,罗尔斯才提出公平是比民主更基本的原则。当然,这些社会问题并没有因为罗尔斯理论的出现得到真正的改变。前些天参加与美国社会学重镇丹尼尔·贝尔的谈话,他说,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最富的阶层与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是三十比一;而今天,21世纪初,这个差距已经到了一千比一。让我们想一想吧,造成这个巨大的落差仅仅只用了50年的时间,而在这50年中,美国的政客每天都在鼓吹美国民主的优越性,美国的主流媒体天天都在高唱民主的颂歌。不是没有有识之士正视这些问题,而是民主制度内在地缺少公平的机制,甚至,它在本质上就与公平的原则不能充分兼容。进一步看,甚至在民主国家内部,公平的问题都如此严重,那么在国际舞台上,那些民主的巨富国家与弱势贫困的小国又如何可能建立公平的原则呢?

  民主的选举制度是有魅力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宣称每个个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个人作为“法人”构成选举的投票基础,因此选举的结果最能体现民意,最能保护选民的利益。听起来的确相当美妙,但是,民主长期实践的结果真是如此吗?另一位著名的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就曾强烈反对民主选举制度。他得了诺贝尔奖后,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在奥地利老家,他发现到处矗立着竞选的标语口号,很不以为然,对当地的官员说,你们搞这些干什么?难道你们真相信老百姓可以选出合理有效的好政府?挑几十个德高望重的士绅名流,把事情交给他们就可以了。有学者曾经指出哈耶克是“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者”,这是恰当的评价。可是,哈耶克对专制政体的危害和灾难有极其清醒的认识,他的《通向奴役之路》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他为什么反对民主呢?在我看来,哈耶克最为怀疑的就是选民的选择能力及其正当性。看看今天的世界吧,在西方民主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在大选年,老百姓就会饱受媒体的轰炸,政客们不惜重金滥用媒体,蛊惑选民。看起来,选民是上帝,实际上,选民只是投票的工具,他们的自我意向迷失在媒体的鼓噪中;而政客们在选举时为拉拢选票空口许愿满嘴桃花,在选举之后,他们的承诺绝大多数都是被扔在一边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近年来,愿意投票的选民数每况愈下,是选民对选举丧失信心的体现。卡蓝默在本书的引言部分指出:民主原则在最近几十年经历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命运。几千个佛罗里达的选民通过只有少数公民参加的遭到非议的选举,竟然可以决定中东的战争这一事实与民主的理想相去万里;可以引导我们未来走向的抉择,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已经脱离了公共讨论;大型跨国经济金融实体早已脱离了控制和监督;政治职责候选人通过电视的表演,结果是民选政治家的可信性和威望在大众面前丧失殆尽。在讨论“治理”的部分,他对选举制度的弊端也有深入的分析。事实上,经由两党政治架构的选举政治,早已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角斗场,利益集团不是代表了大众的利益,而是撕裂了社会大众。难道政党对峙所体现的不同的政治理念就是社会利益的真实的写照?民主的政党政治不过是虚拟了社会分歧,把大众卷入不必要的纷争之中。前不久的法国大选,最后落到了涉嫌金融丑闻的希拉克和极端种族主义者勒庞的对决,这两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都不是大众所需,可是却只能两择其一。于是,人们喊出了悲情伤感的保卫法兰西的口号:宁要骗子,不要疯子!难道一个国家管理的最高职责就只能在低于基本道德水准的情况下产生?难道理想的民主对这种就算是“意外”的劣质选举也只能听之任之、无所作为?

  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个人与国家权力的契约关系,个人有权选择和参与政府权力。这套结构的观念源泉是启蒙时代“天赋人权”的理想,从那时起,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就追求把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奠定在个人权力这个惟一的基础上,终于蔚成今天民主社会的大观。可是,以民主制度来标榜一个社会,宣称其为民主社会,就意味着民主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它把架构政治制度的原则放大到整个社会,保证了政治原则与社会生活准则的一致性,因此,这是一个强调个人存在和个人权利为最大合法性的社会。但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有一片巨大的空间地带,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和民间组织,他们体现了一个复杂社会中家庭、社区、行业、种族、性别、年龄代际等群体的特殊利益,如果仅仅以个人的选票的多寡来决定对权力结构的认可,那么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就会因为民主制度而被夸张,另一部分则可能完全被压制或忽略,从而导致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利益群体和政府之间的紧张冲突。更严重的是,因为彻底地把权力的合法性诉诸个人,使得个人无限地膨胀,个人主义在对民主制度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同时,也迅速地成为社群解体的罪魁祸首。本·史华慈是哈佛研究中国思想史卓有成就的教授,他过世前,我曾与他有过几次谈话,几乎每一次他都强调“家庭价值”,认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前美国副总统戈尔败选后来哈佛访问,在座谈会上表示,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研究美国社会的家庭问题。为什么这些曾经高居在思想和权力巅峰的人会如此重视家庭这类问题,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民主社会的个人越来越自我化了,民主的价值必然地导致个人地位的绝对化,它是个人中心主义迅速膨胀的真正推手,民主的制度必须依赖个人为基点,而个人为基点几乎无可避免地导向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又无情地解构了社会和群体,成为社群解体中最具危害的因素。这个逻辑显示了民主社会中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根本冲突,它是民主社会出现以来至今无法消解的矛盾。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是对启蒙的理念和价值始终保持坚定信念的当代思想家,他坚决认同民主的价值,又对突出个人导致社群解体有深刻的思考。他提出“主体间性”、“沟通理性”,试图在孤立绝缘的主体之间建构一套相互理解、相互交通的理性原则。哈贝马斯是理性主义传统忠诚的守卫者,仍然认为理性的力量是无所不能的,理性的魅力可以超过利益对人的诱惑,决定社会前进的方向。这是一个现代的理性主义者对大化流行的功利主义的顽强挑战,这份恪守信念的执著是相当令人感动的。但是,“主体间性”、“沟通理性”如何能够与民主制度兼容,或者在“沟通理性”的基础上转化出一套新的制度架构,哈贝马斯从未给过有说服力的论证。他的理论,看起来很像是一颗西方的“精神原子弹”,通过完善人的理性从而完善社会。这是理性主义的悲哀,所有的理性主义者都相信“理性”可以战胜一切,因而滥用理性,创造出“理性的暴力”,企图用理性改造人的习惯、思想、情感、精神,达到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社会的目的。以为迫使每个人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画出最新最美的社会蓝图。这种理性的暴政在当代社会曾经以理想主义的姿态获得广泛的实践。事实上,“社会主义”就是理性主义的血脉后裔,就连哈贝马斯本人也并不回避他自己是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人类20世纪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人的改造和社会改造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难以释怀的血腥记忆。这种社会改造违反了人的基本要求,不仅没有把社会“改造”得符合人性,合情合理,相反是让这个社会更加物欲横流、卑鄙无耻,小人得意、君子叹惜,使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在追逐私利时,更加贪得无厌,更加穷凶极恶。如何面对“个人”,民主主义的任意放纵,社会主义的改造训化,都不是好的立场。这是一个大考验,是对民主的考验,也是人类未来向何处去的大考验!今天,这个考验前所未有地紧迫严峻,横亘在所有人的面前。这是因为全球化的出现把社会大大地扩张了,原来的社会是处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而现在,甚至国家也只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同时,由于网络技术的出现,个人对网络系统的大规模依赖,使个人越来越独坐空房、枯守电脑,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依靠技术手段,人与人之间的感性的有机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少,越来越微不足道了。这是什么样的个人!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啊!民主制度如何面对这个不容乐观的景象呢?这是卡蓝默所担心的,为此,他提出重建公共伦理和公共秩序,使得全球社会和生活其间的个人能有一个祥和亲睦的美妙世界,可是重建的资源在哪里?仅仅依赖民主社会恐怕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历史呢?边缘的非主流社会呢?久远的大传统和地方性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经验呢?在那里,是不是会传来遥远的智慧和启迪心智的灵感,给我们创造生活的勇气、力量、激情,帮助我们走出民主、走出困境?

  民主制度是人类在经历了种种不合理的制度后理性选择的结果,可以说,民主是理性主义的胜利,事实上,民主制度就是由一批精英精心设计出来的。理性追求的结果从来就是以真理的身份出现的,因此,民主当然被当做真理在制度建构方面的化身,许多发展中国家始终是把民主作为真理来追求,中国从“五四”至今基本上也把民主当做真理供奉着。假如民主是个真理,那就意味着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来发现民主的真理。那为什么除了西方少部分国家发现了民主的真理,人类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能够“发现”出民主的真理,而只能似是而非地“接受”民主真理呢?这是理性主义难以两全的真理与民主的吊诡。终于,有一个人喊出了“民主高于哲学”,民主不是真理,它只是一套有用的经验,这个人就是理查德·罗蒂,美国著名的哲学鬼才。按照他的观点,民主根本与真理无关,它压根就不是用发现真理的方法发现的,民主只是特定的人们选择的一套有效的管理方法。没有民主的地方根本不可能经由发现民主而产生民主,因此,民主的国家了解了民主的好处后就有责任把民主推广到其他国家,让他们接受民主。很显然,这是一套“民主的霸权主义”的言论。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以民主扩张来标榜它的天经地义,以民主的名义颐指气使地随意指责、干涉、甚至侵入其他非民主的国家。重要的是,这种所谓“单边主义”的民主外交,绝不仅仅只是一小撮政治家的自作主张,它的后面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美国攻打伊拉克,尽管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有众多的反对意见,在早期的民意调查中支持布什的老百姓却达到70%以上。民主制度惟一重视的不就是选民多数吗,让这样的选民来选择,不打伊拉克才是怪事。在美国有半数以上的老百姓从未离开过他的出生地,在国会中有半数众议员从来没有用过护照,在这些人看来,美国就是世界,美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美国已经日益走向自以为是的“教导文明”。这些人到底凭什么来判断国内和国际事务呢,这正好印证了列奥·斯特劳斯学派最受垢议的观点:老百姓从来就是被精英引导的,他们的头脑就是精英通过媒体炮制出来的。当精英们每天都在倡言美国民主的优越性的时候,老百姓有什么理由去反对把民主送到四面八方呢?在哲学上,我完全同意罗蒂的观点,即“民主不是真理”,这是有深刻含义的思想观点,可是,如何避免民主成为世界性的暴力的源泉呢?假如民主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不能让它行走天下赐福人间呢?让别人分享自己的美好,“己欲达而达于人”,“己欲立而立于人”,这从来都是高尚的道德原则。罗蒂的结论我并不赞成,可是,他的分析中包含的问题却是极其重要的,不只是理论上的困境,更重要的,它是巨大的现实的灾难,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着,一个全球化蓬勃发展的今天,不应当用炮火和血腥浇灌一树独放的民主鲜花,无论它是多么可爱动人。

  阿玛迪亚·辛是今日世界对民主问题给予极大关注的另一位重要学者,他以“灾害经济学”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任牛津三一学院院长,近两年在哈佛哲学系开课。他的努力集中在如何重新定义民主的本质。在他看来,把民主理解为多数决定的选举机制是及表而不及里,民主的本质是“Public Reason”,可以把它叫做公共理性,或者公共辩论,通过公共辩论,使与社会、国家有关的重大问题达成人民共识,保证所有人们都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不管它是弱势,或是少数。他甚至从公元8世纪以来的印度文献中找到不少有关公共辩论的记录,证明作为公共辩论的民主不仅有远古的传统,而且也绝不只是西方社会的专利。我很欣赏他的工作,他的确打开了理解民主的新的视角,至少他的思路是比较接近卡蓝默关于全球社会的公共治理的想法了。当然,这种关于民主的本质的了解本身能否成为对民主的普遍共识,也还有待一个漫长的“公共辩论”的过程。此外,作为公共辩论的民主如何形成它的制度形态,成为一套可以用于管理和决策的制度结构,也还有很多疑问和困难需要处理。

  举凡我上面提到的学者,罗尔斯、丹尼尔·贝尔、本·史华慈、哈耶克、哈贝马斯、列奥·斯特劳斯、理查德·罗蒂、阿玛迪亚·辛等等都是近年来在学术界发生重大影响的世界级学者,我还可以举出一批和他们同样级别的思考着民主问题的思想家,这些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如此关注民主的问题,足见这个问题之举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卡蓝默的书能以中文出版,一定会推动更多的中国学者加入民主反思的行列,为管理共同的世界、使它更加美好,贡献中国的智慧。我惟一的忧虑是,在中国,这些对民主的反思批评会变得不合时宜。今天,民主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苦苦追求的社会理想,突然间,这个神圣的理想正在接受挑战、审判,而且必然地被重新改造,那么,如何面对中国的体制转型和政治改革呢?这里面是有一个民主的理想主义失落的尴尬和苦恼。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确面对政治体制转型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如何建设一个符合民意、富有人性、充满活力的政治体制是中国百年来的最大课题。不
幸的只是,这个政治改革的精神图腾——“民主”,现在出了大问题。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学者流露了这样一种心态:那只是西方面对的问题,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任务,民主仍然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完善民主无论如何也得等到有了民主才能谈论!老实说,我并不赞成这种看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阶段论,民主的再建构未必要以早期民主的实现为绝对条件,中国的制度转型可以、而且也必须从当代世界的制度反思开始,而不是亦步亦趋地重复现在已经一目了然的西方民主的失误,再考虑如何改进,这个代价太大了。何况,这种完全以西方为典范的制度改革在中国以往的实践中屡战屡败,几无成就,我绝不相信断然割舍一切本土智慧的民主化会有成功的一天。全球化的前景,本土化的资源,这是今天任何一个社会改革都断断不可忽视的命门要穴。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对民主的批评多么尖锐,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构成延缓和阻止中国体制改革的借口,相反,清醒地了解民主的缺失和教训,是更深刻全面地规划和推动体制改革的必要的思想理论前提。在新的技术、经济、国际政治条件下,全世界各个国家,尤其是对世界进程起主要影响的大型国家,都面对着体制改造、制度革新的任务,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几乎没有任何可能置身于这场“治理革命”之外,更何况中国还有自身的近百年来制度转化的内在困境必须同时面对。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掌握这个时机,对古今中外政治制度资源的长短利弊做出中肯平实的反思,中国是有可能完成对人类的未来有深刻含义的现代转化的。

  为了充分地理解这个转化的复杂性,对一个近代形成的思想方法的失误必须加以检讨。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以往的有机主义世界观被逐步解构,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主义、经验论的二元劈分的思想方法,习惯地把各种事物分为两个极端,不黑就白、非此即彼,不是正确就是错误,不是真理就是谬论,不是革命就是反动,不是民主就是专制;在极端二分之后,接下来就是选择立场,所谓大是大非、孰是孰非,再尔后就是对所谓的非的思想清算和理论批判。这一套近代思想原则极其恶劣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生活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机制,导致了每个人、每个群体习惯性地宣示立场、标榜正确、划清界限、列出异己,尔后,就是思想斗争、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现在,这套思想原则导致的所谓阶级斗争,因为沉痛的经验教训,已经得到了反省。但是,它长期浸淫于日常生活中,对中国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造成的破坏和深远影响,几乎没有任何的总结清算。只要看看现代中国那些势不两立的思想争论、理论争论,就会了解这套思想原则在争论的不同的双方中都是多么顽强、多么固执,所谓“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亦复如是,相当令人失望。难道我们就不能想想,因为蔑视、扭曲不同的意见,甚至压制、消灭不同的观点,毁灭了多少真知灼见,假如这些真知灼见哪怕只有部分落实在我们的实践中,中国近代的历程都不会如此坎坷苦难!看来,培养“听德”,从对方的思想中发现积极的思想资源以纠正自己的偏见,对自己信以为是的观点战战兢兢不失警觉,就目前状况而言,几乎还是一个近乎奢侈而不可企及的愿望。但是,无论如何,个人经历的自我反思,使我对这套思想方法深恶痛绝,我甚至不无夸张地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充分倾听不同意见,尊重不同立场的对方,从与己相反的观点中自觉地寻求智慧和资源,是知识分子本身能否现代转化的一个绝对必要的前提。从这种心态出发,努力建设左右推敲、反复辩难、注重脉络、注重谱系的谨慎的学术思想方法,是思考中国转型这类积重难返的艰深课题的惟一可行的途径。当务之急,是从对“五四”以来的“民主的迷信”中解脱出来,了解民主本身的优劣利弊,同时,严肃地重新审视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管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家的经验资源和种种教训,使中国的转型成为继往开来的伟大典范,而不是幻想与迷恋编织的镜花水月。民主是中国转型的必要的参照,但却不是照本摹攀的绝对典范,全世界的民主实践找不出一个完全没有本土资源的制度摹本。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还有人认为上述对民主的种种批评就意味着对专制的辩护,那对我的工作,以及对卡蓝默这本著作在中国应有的影响,就不仅仅是误解,而近乎是伤害了。

  谈到这类问题时,经常地,我会有种莫名的被启示的暗示,来源于我童年的记忆深处。我的童年时代是个普遍贫困的时代,没有电视,甚至去电影院看场电影,或者买本连环画都是极度奢侈铺张的。童年记忆中最大的快乐就是在临睡前听母亲讲一个让人安然入睡的故事。大部分的故事都已经记忆稀疏了,惟有当时没有听懂而又死活都想弄明白的现在还能记得。

  有一群人,长年累月住在深山峡谷中,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太阳,过着又冷又穷的日子。有一天,他们终于做了决定:他们要去请太阳。经历了千辛万苦,他们从峡谷中走了出来,天很亮很亮,亮得睁不开眼睛,可是谁都看不到太阳。过了很久,天慢慢地暗下来了,突然有个人大声喊起来,看哪,我找到太阳了!所有的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在西方的天边,有一个卵黄色的巨大的圆,正向天边慢慢地沉下去。快追!有人大喊了一声。于是,所有的人都向西边跑去追太阳了。他们拼命地跑着,追赶着太阳,可是,太阳不理他们,继续向底下滑去。终于,太阳消失了,天空变得漆黑一片。可是,他们没有放弃,还是向西边顽强地跑去,跑啊跑啊,他们实在是跑得太累了,都跑不动了。就在这个时候,金色的阳光从他们身后升起来了,照耀在他们的背脊上,他们转过身子,高兴地欢呼着:啊!原来太阳就在这儿!

  老实说,直到今天,我并没有完全弄懂这个故事的全部含义。是以为序。

  黄万盛

  2004-07-02识于哈佛

主持人说:各位网友大家好,现在是搜狐总编在线时间,我是特约嘉宾主持人曹鹏,今天我们很容幸地请来《环球企业家》杂志社的执行主编李甬先生,下面请李总把《环球企业家》的情况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

  李甬说:谢谢主持人,谢谢网友。《环球企业家》一个行业新闻杂志,它跟国内很多商业杂志相比,一个不同的地方它是以国际化为主题的,这个杂志到现在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了,最近三年是它发展比较快速的时期,也是它从市场运作的表现上讲,开始盈利也是这三年的时间。

  《环球企业家》是如何处理有偿文章

  主持人说:我的印象过去《环球企业家》是由全国作协主办的,由作协主办的一本杂志为什么会选择财经的定位?

  李甬说:对。因为我是2001年初到这个杂志的,这个杂志定位于职业企业家的主题已经明确了。据我了解,是因为大概在九十年代初有过一个报告文学热,刚开始的时候主角更多地是作家、科学家,后来也是因为经济改革的关系,企业家就成了报告文学很大的一个对象。

  主持人说:报告文学在八十年代是很红火的,在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成为二类广告,涉及到《环球企业家》,我这么猜想,可能在创办之初为了创收,它认为写企业家是可以找到钱的,为了作协的文学基金会增加一个创收的渠道,其实这也无可厚非的。但是发展到现在,这种以写企业家的报告文学、访谈也好,收费是有偿的,在《环球企业家》是怎么处理和对待这个问题的?

  李甬说:因为过去的这条路应该说是没有走通,所以大家采用更加职业、更加专业的方式来做。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的。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讲,从2001年开始《环球企业家》没有一篇收费文章。我们必须用更职业更专业的方式去做,才能够生存。我们报道对象尤其是客户的质量来讲,我们主要是两类,最大的一类是跨国品牌,另外就是国内做得比较高端的品牌,这些企业已经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操作了,大家会用比较专业的方式来做。

  李甬说:广告客户投放我们的广告有非常严格的程序,通过广告公司,做数据和计划。应该说还是看中我们的读者群了。我当时也不在《环球企业家》,至于过去的那条路到底做到什么程度,很显然,今天那条路一定是走不通了。

  主持人说:现在企业遇到重大的决策,比如上市,公关策划还会选择撰文的方式吧。

  李甬说:肯定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把杂志作为长期的杂志来看,我们是拒绝的。我们宁愿放弃掉这条广告,抱歉,我不能去讲这个公司的名字,其实也不只一家。

  主持人说:作为一个财经类的报刊,和企业和财富应该贴得很近了。俗话定一个“常在水边站,怎能不湿鞋?”职业操守或者职业的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上面的老总会定一个比较阳光的原则,但是具体的操作,编辑记者不可能每个人都紧盯他,也不可能事事让它拿出证据来.

  李甬说:我们在制作上做了设计,就是采编严格分离,我们的编辑是不接触直接的报道对象的,记者去接触,但是记者没有提出选题的权利,稿子怎么处理权利完全是编辑的。这是我们制度上的保证。另外一个也跟文化相关,只要我们发现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进步得不快,不努力,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容忍的,但是一旦发生这种事情一定要离开《环球企业家》的。

  李甬说:在文化上我们有评刊会,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东西,不是很鲜明,把握得不太好,太赞赏这个企业了,没有保留,我们都是要批评,因为我们不断地灌输我们的理念,它就会觉得这是很低级的方式,它在团队里面没有尊严了。我们从制度的设计,另外从文化的强调上杜绝不好的事情。我不能保证说没有一点点,但是坦白说我们现在的杂志从工作重点的角度不再去防范这个问题了,这已经是我们解决好的问题了。

  主持人说:现在中央主管部门把这个当做新闻宣传工作的一个重点,甚至是重中之重。反有偿新闻,我觉得这个现象最严重的是财经类的,包括中央电视台财经类的栏目和节目里面是很严重地存在的。你们《环球企业家》已经解决好一个问题了?

  李甬说:对。可能跟我们杂志本身人数不太多,比较容易控制也有关系。

  主持人说:现在有多少人?

  李甬说:我们现在的采编有20多个人。

  主持人说:经营全部包出去了?

  李甬说:我们有自己的广告部和发行部。广告部和发行人员加在一起有20多个人。我们曾经为了避免广告客户和我们内容之间有可能产品的复杂关系,在有一段我们做得非常极端,广告部和编辑部都不在一个地方办公的。但是后来,整个编辑部的风气和价值观比较统一,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我们从公司管理的角度,2003年初编辑部和广告部才合起来办公,原来都在两个地方。

  主持人说:是不是还存在一个薪酬和待遇的因素?

  李甬说:当然有这个因素,我们有一个薪酬的标准,这种薪酬标准记者编辑要通过其它的方式获取利益的话,只有离开了。我们的薪酬水平可能要比别家的报纸好一点。

  主持人说:好得多,好一倍。财经杂志报刊是国内最热的,作为财经报刊的采编人才不够专业化,达不到财经报刊应有的专业素质,专业的水平。你们现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李甬说:这个现象比较正常,因为需求一下子超过了供给的速度。我们现在用人上,比如说你去挑人,我们还是去挑市场中相对比较好的人,我们立足于内部的学习。财经的知识应该说也不是非常神秘的,我们要能够用金融的工具做模型,我们的记者编辑可能十年也做不到,但去理解基本的知识,在讲故事的时候不至于对这个故事的理解造成困扰,这一点不需要特别特别长的时间。

  李甬说:因为我们的杂志从2001年我过来开始重新组建采编团队,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应该说大部分的人现在呆的时间都超过了两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不断地去学习,我想离我们读者想达到的程度肯定有距离的,这是市场现实,我们也得接受,想办法让他们也包括我自己比较快速地学习提高。

  主持人说:你们在人才的学历背景上偏重新闻还是财经?

  李甬说:我们偏重新闻。我是觉得其实经济类的媒体也曾经走过一个误区,到现在很多的媒体仍然在这个误区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媒体做到非常非常地专业,作为一个商业类的媒体恨不得指导大家去做生意,我觉得第一这是不可能的,第二这也不是媒体的任务。在我看来,媒体最重要的功能是一个社区,这些企业家的平台。我们希望告诉读者说,哪些企业和哪些企业家的表现是最好的,哪些有什么样的创新,我们希望把故事讲给大家,不希望指导大家去做生意。

  李甬说:我们希望他的专业性理解这个商业故事没有问题,我们并不希望他专业到能够对特别复杂和特别具体的每一个商业的决策做一个准确无误的评价。因为记者这个行当,你的身份可以去请教,去学习,可以去参考别人的意见,可以引述别人的意见。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基本考虑是这样的。第一是讲故事的能力,准确表达生动表达的能力第一位的,如果你有财经类工商管理的背景肯定最好了。

  主持人说:在员工培训、进修,还有图书资料的购置你们是怎么安排的?

  李甬说:我们还是有一个简单的学习机制,尤其是我们编辑层面的人,现在应该说比较多地在跟外刊学习,看到外刊上非常好的文章,大家会一起去碰。我们对自己的作品每个月都有一个评刊会大家会去看得与失。从资料上讲,因为我们更多地还是从外刊上去学习,好的外刊应该说都有订阅。从书的角度我们也有方便的地方,现在国内经济类出版的出非常非常地多,大家很容易去找到学习的来源。

  主持人说:在制度和学习上有没有每月的费用安排?

  李甬说:我们购买了道琼斯和路透社共同成立的一个数据库,那里面好的文章非常多,我们的记者都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去学习和购买的。我们可能是国内媒体里面他们的第一大用户。我们跟出版社之间大家有很多的互换,书就没有独立额外地去预算。

  主持人说:外刊,世界财经媒体里面,他们能列为样板或者是重点研究效法对象是哪些?

  李甬说:《福布斯》和《财富》。我们更多地学习他们报道的手法,学习他们讲故事的方式,题材我们完全是以本土的题材为主。

  主持人说:这有一个矛盾,你们订的刊名叫《环球企业家》,要想做得名副其实是很难的,而且成本会非常高,成本太高了,环球的企业家一个国家采访一个,你们出国的费用就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李甬说: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家到中国来,中国已经变成了“热土”,这样我们的采访降低了很多。

  主持人说:你们守株待兔。

  李甬说:对,我们的国际报道操作比较多的方式。不管我们的名字叫什么,我们更多地是强调这个名字一个视野,是一个追求,我们还是立足于本土的企业和企业家的,立足于中国的。我们的报道内容是这样的排序,第一个并不是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公司,而是说跨国公司在公司的运营,在中国的故事是排在第一位的。

  李甬说:第二位的是本土的一些有国际化的冲动,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比如说联想、华为、TCL、海尔。第三才是纯粹范围的跨国构思。第一,这我们比较实际的路线,也有主持人提到的成本的问题,从另外一方面讲,这样的内容跟中国本土贴切的内容才是中国读者最需要的。

  主持人说:财经类的报纸跟杂志我觉得大致分三个类型,一类是说人的,人物英雄崇拜。还有一类是说事的,讲故事。比如说《传奇》或者是《企业报道》、《企业故事》。第三个类别是讲道理。在世界上比如说《经济学人》、《经济学家》是典型的代表,对道理讲得比较透。你们现在显然是定位在说故事和人。但在这个领域里面,国内实际上还是也不少竞争对手。

  李甬说:对,非常多。

  主持人说:你们认为和自己最接近的,或者是最逼近的上游和下游都是哪些?

  李甬说:我们有一个独特的定位,导致我们没有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如果说争夺广告客户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经济媒体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但是如果聚焦到一个特定的点,我们跟《财富》、《福布斯》中文版的区别,我们本土化的题材占到70%,他们只占到10%,这是最大的区别。和国内的杂志相比,跨国公司在国内的报道我们公司是最重的,第二对于中国公司的报道,我们聚焦在有国际化竞争力的公司上。

  李甬说: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应该说跟其它的媒体,我还没有看到跟我们的定位是完全重合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国内很多的媒体本身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他们很多还是什么都做的,从宏观经济,体制政策到一个行业的热点,到一个公司和人物的报道,甚至包括消费者的新闻都做。因为大部分的媒体自身的定位还不是很明确的,没有人跟我们撞车。

  主持人说:有这样一个现象,中国叫《企业家》的杂志,我做过一个专门的调查,发现叫这个名字的不会少于20家。《东方企业家》、《企业家》、《中国企业家》,还有若干若干的《企业家》,《企业家与XXX》,会不会它们哪一个突然把自己定位在和你们完全重合的位置?

  李甬说:很好,我们欢迎竞争。一个市场上如果你定位明确,别的不定位那么明确的时候,产生一个好处,你显得比较清晰,还有一个坏处,你很难去比较。因为你很难说你比别人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定位上坚持下来这样比较明确的定位,做下来有两年的时间,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别人跟我们竞争,别人会看得更明白哪家更好。

  李甬说:我们从竞争的压力当中学到很多东西的,如果说大家都不去竞争,就像过去我们国内媒体的历史,媒体本身没有禁锢,自己本身也没有禁锢,我希望大家在一个定位清晰的水平上来竞争,我们是欢迎的

  财经报刊领域的奇怪竞争现象

  主持人说:财经报刊领域有一个很怪的形象,不少报纸是散装的杂志,比如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是散装的大版面的杂志,它们也构成了你的最直接的竞争对手,是不是这样?

  李甬说:应该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更强,离我们稍微远一点,《经济观察报》离我们更要近一点。但是整个报纸和杂志的竞争关系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大家毕竟在产品的类型上还是有差别的。这个问题很新颖,我平时很少去思考的。我们从媒体和广告的两个角度的替代性我们没有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要订一本杂志和报纸,广告客户也会作这样的选择。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类的报纸之所以不像报纸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没有一个发育完全的,可分析的大容量的资本市场。

  李甬说:大家就觉得上市公司新闻,上市公司新闻没法作,觉得作了没有意思大家只能去做别的题材,就显得跟我们有点重了。随着情况慢慢改善,未来报纸和杂志的区别一定会分清楚。您提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尖锐,经济类的媒体产品本身互相的界定确实不清楚。

  主持人说:你们现在的发行主要的渠道是哪些?

  李甬说:我们现在基本上能够选择的渠道都在做,邮局、自办订阅,零售,包括数据库的一部分的赠阅,我们都在走,能做的都走。

  主持人说:零售每期退货率有多少?

  李甬说:因为中国的发行商还不是很规范,数据统计上有的统计周期不一样,有的干脆不是很配合。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特别特别科学的数据。

  主持人说:现在你们的市场战略,你认为没有人和你们完全地重合。但是在业绩的方面,在营业收入的方面,实际上广告的刊出量是可比的,你们在中国的财经报刊里边能排在什么位置?

  李甬说:我们同行其它准确的数据我也没有掌握。

  主持人说:还是有一些材料,比如财经。

  李甬说:我们能够说的是我们今年的广告收入大概在一千两百万左右(月刊),应该说国内本土的财政类的杂志月刊超过我们的,我现在还不是很确切地知道。《中国企业家》是月刊,但是它的广告数字我没有确切的知道,但是应该不会超过我们,但也在差不多的样子。

  主持人说:财经报刊有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以前也曾经发过几次评论。做财经报刊,尤其是做老总,有一种年轻化的趋势,这个里边包括《环球企业家》像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例子,还有《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刘总编,我跟它都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我们也是为你们这么迅速地成长起来感到非常地高兴。

  李甬说:谢谢主持人。

  主持人说:你们是年少有成。现在有这样的悖论,财经本身是需要一个经验化的行当,它的经验和理性是站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它和日常的新闻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讲《时代周刊》创办的时候,是很年轻,可以靠激情和闯劲去做的。财经的报刊还是比较沉稳的。比如说《华尔街日报》真正成功依靠的是比较老道的。这中间是不是你们作为财经媒介里边的少帅一派,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甬说:首先我们很幸运,因为这确实是国内比较特殊的现象。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主持人说:对,永远不可能。

  李甬说:应该说是因为经济类媒体飞速地发展,给年轻人带来了机会。基本上它在中国是新生的,市场化的经济类媒体,既然是一个新的,大家的经验都不多,所以年轻人的弱点显得不是那么突出了。大家只能去比较,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讲,确实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地经验,希望自己能够更稳重,这样的感受也是有的。既然无论是从主管单位还是投资人选择了你,你就必须得负起责任,希望成长快一点。

  主持人说:现在在媒体里面做得真正成功的财经媒体大部分都有正规的大报或者是大的新闻单位的背景。比如说这有一个很怪的现象,人大新闻系的很多,比如说胡舒立,刘东华,南方报业的刘仲伟(音),现在在市场里似乎见不到做财经媒介做得很优秀的,但是是由比较边缘和次要的小报小刊出身的,这里面是不是有内在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呢?

  李甬说:应该是有的。主持人您提的问题都非常新颖,我很少去思考的。最起码有两点,第一,在大报他可能最先感受到了市场先进理念的东西,他们接触市场的机会和层级也不一样,从自身的素质来讲,他们成长的机会要比小报要多。第二个,你的水平怎么样是一件事,别人发现你认可你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我理解有过大报大刊的人更容易被人认识和认可,它比较容易获得机会。

  主持人说:那么把握机会做事情就得看自己了,综合实力。我的感觉在大的新闻单位出身的总体的素质普遍比较高的,不排除一些例外。

  李甬说:我们一直觉得像《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在经济的领域人才最多的,包括《中国青年报》,我们也是承认的。

  主持人说:财经类的媒介现在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被大家当成一个新的品种,但实际上经济类的报刊从80年代开始,国内已经很热很热了。有一个经济信息类报刊协会挂在全国纪协,我参加过他们的年会,他们请我去作过报告。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财经报刊。他们认为自己是经济信息类的报刊。

  主持人说:很多经济信息类的报刊现在他们的市场处境实际上是很糟的。很多地方在办财经报刊,以市为单位,比如说青岛,青岛出版社办了叫《青岛财经日报》,是不是也会对你们这种全国性的财经杂志形成一定的冲击呢?

  李甬说:从普通的经验上来讲,经济类的媒体基本上是两个产品,一个是真正的财经信息,跟金融相关的。另外跟企业、企业家故事企业运营相关的两大产品。跟金融信息相关的现在越来越是全国市场的,很少有地方性的金融产品了。从企业和企业家故事的角度,基本上现在的企业和企业家的明星肯定有地方性的,但是全国性的应该说也在迅速地产生。

  李甬说:坦白地讲我也没有具体地看过地方类的经济类的媒体,我觉得即使它生长在地方,它势必也要向全国发展。因为经济类的信息和故事地域性是不强的。(主持人:和消费不一样。)地方性的媒体唯一能够做的,我觉得是服务类的,消费类的。其它的从主流的产品上讲,未来一定是全国星的仍然是经济类的媒体主流的产品。

  我们愿意做寻找读者这样的事情

  主持人说:现在有不少的杂志都上飞机,成为舱上读物,你们是不是也上去了?

  李甬说:对,我们在中国国际航空,汉莎航,荷兰皇家,澳门航空等等。

  主持人说:在舱上大部分是赠阅吗?

  李甬说:对。

  主持人说:占多大的数量?

  李甬说:四、五千份。

  主持人说:那是很大的开支了,你们的杂志是每期20元。

  李甬说: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个重要的市场。我们杂志最困难的地方是在于说你怎么把这些读者找出来。

  主持人说:寻找读者是财经类报刊和所有的报刊最核心的环节。

  李甬说:飞机聚合的人群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特点的,我们最大的不在于印刷的成本,在于寻找的成本。我们愿意做寻找读者这样的事情。

  主持人说:你们是作为一个长期的工作了?走向航班,除了航班以外,类似这样免费的寻找读者的投入还有什么表现形式?

  李甬说:我们在很多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免费赠阅。数量不一样,一般的地方是两本,我们希望读者不要拿走,希望更多地人看到。一些证券公司的大户室,一些比较高档会所的陈列室,甚至包括一些健身俱乐部都要做这样的工作。

  主持人说:总量占多少?

  李甬说:我们在上海和北京做,其它城市很少做。上海和北京每一个地方每一期大约是两千本。

  主持人说:开支很大了,你每个月有一万本的免费投放数量。在整个的运作中只能是寄希望于广告的回报了。

  李甬说:对,现代媒体主要的应力模式对广告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也是一个趋势。

  主持人说:广告这块你们采取代理制吗?

  我们的广告里面没有免单   

  李甬说:我们自己做。

  主持人说:这种封面,每期封面是一个主打的故事,封面人物,这个算广告吗?

  李甬说:不算。

  主持人说:其余的三封都是广告包出去的?

  李甬说:对,广告版面肯定是广告。

  主持人说:你们现在标准的内页广告是什么价格?

  李甬说:七万块。自己来经营。业务人员都是自己的。

  主持人说:怎么样来管理和激励业务人员?

  李甬说:我们跟其它的媒体没有太大的区别,有底薪和佣金。

  主持人说:底薪是多少?

  李甬说:也是分层级的,有业务员和经理,我对经营的管理不是那么具体地去管理,我们有自己的广告总监,有发行总监,还有运营总监。这两块收入对于一般的业务员来说应该是并重的,底薪和佣金收入大体上是1+1的关系。

  主持人说:你们在客户资源的维护上怎么安排的?交给业务员还是杂志社统一安排?

  李甬说:我们杂志社本身会维护一定的客户关系的。我们每年有广告的年会,其它的具体的广告人员维护客户比较多。

  主持人说:开支呢?

  李甬说:对于这样的客户关系的维护,我们基本上是他自己去决定的,我们针对于每个人不同的预算是没法做的。我们给你一个提成,觉得自己需要投入多少,由它自己来判断。因为很难。我们从公司的层面上讲有统一的客户关系的维护,比如我们到了一定的节庆的时候发贺卡,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活动,参加我们的论坛,参加我们的年会,至于其它的日常的维护还是广告业务员自己去维护的。

  主持人说:在你们的广告里面有多少免单呢?

  李甬说:我们可能确实规范一点,我们没有免单的。并不是出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清高和骄傲,主要管理的问题,如果你给一个客户免单,这对其它的客户不公平。我们非常非常严格,我们定死了,因此我们可能会失去一单广告,这是肯定的。但是从长期看,我们更在意的是我们统一的形象和对客户的公平,而不是具体哪一单的广告。否则的话那样的话你会发现做不过来,确实是不公平的。

  主持人说:你们所做的每期有一个封面人物和报道是一个主打的项目,一般投入多少的人力和时间?

  李甬说:这不是特别地好讲,要看机缘。9月份“伊莱克斯中国换水”那篇文章有两个记者,关注了很长的时间,现在我们是一个月的工作周期就能完成,但并没有设定一个标准。

  主持人说:现在很多的财经报刊做很多的论坛会议,比如说财经论坛,财经,中国企业家,二十一世纪财经报道,都在做相关的报道,我们没有发现你们有这样的表现。

  李甬说:我们出了三本《环球企业家》的从属。我们在这方面没有花很大的力气,但是我们对这块是非常非常有兴趣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拥有书号,现在余地就非常小了。一个杂志社发展到我们的程度,应该说也累积了一些资源。但是之所以我们没有花很大的力气去做,主要是许可方面的原因。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品牌,你合作出书有很多人在做,但是不能拥有自己的品牌,我们就考虑时间的经济比较多了。

  李甬说:从论坛会议的角度我们做得比较少,我们对培训是基本不做的,我们觉得媒体的理念不是培训。但是对于论坛这样的东西还是非常有兴趣的。我们从03年开始做了一个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双月沙龙”大家在一起讨论,基本上是这些公司的高管在一起讨论,我们准备把这些方式慢慢放大,也准备做一些别的主题的论坛。我们明年想做一个与跨国公司大型的年会,都在计划当中。

  主持人说:中国现阶段是媒介市场中原逐鹿的时期,出现了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报刊在洗牌改组。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里面很多的杂志它的老总都是报社出身的,包括我本人,我在《经济日报》,我过去在《工人日报》,后来我们今年办《中国书画》的杂志也是。别人就问我为什么你们这些办报的都这么热衷搞杂志,我觉得这好象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当这样多的一大批报纸出身的人都在纷纷做杂志的时候,里面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和道理的。你是怎么看的?

  李甬说:还是因为有这个需求,杂志产品,如果是一个特别初级的媒体市场的话,可能还是哪种定位比较明确,杂志总地来说还是一个细分市场的东西,中国的媒体消费市场开始细分之后对读者的需求越来越大了,也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获得操作一个杂志的机会要比获得操作一个报纸的机会要容易一点,无论从报号、刊号的据别,还是从资金量的区别。

  主持人说:中国有两千多家报纸,有八九千家杂志。我总觉得做报纸有机是大报都是日报,做日报的概念上总是以天为单位去采编的,甚至是以小时为单位。而杂志相对来说,比如月刊,《环球企业家》也好,或者是我们《中国书画》都是以月为单位,这个时候我感觉办报出身的人难度和工作压力就减轻了。

  主持人说:原先他日复一日地在紧张,现在是一个月一次,现在好象很从容。反过来我问办杂志的人,现在做报纸,它说太累了,天天要完成。一个成功的报纸每天处理的文字量差不多十几万二十万字,和一本杂志在工作量上是一致的。总编在判断和选择评价的工作量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一个是在一个月之间完成,一个是一天晚上完成。一个大的日报,当天晚上总编要逐一地过目,他要看大样。

  主持人说: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刚才《环球企业家》杂志的李总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介绍,做了对财经杂志的运作以及《环球企业家》运作模式、经验做了很好的介绍。希望大家能够各抒己见,以后更多地关注财经杂志。

  李甬说: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搜狐网友。《环球企业家》总地来说还是一个年轻的媒体,所以,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意见来跟我沟通,也希望大家支持《环球企业家》。谢谢!

  

  主持人说: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谢谢李总和各位网友的参加!

观点提要:

  传媒产业还是处于初期的市场化竞争阶段。传媒产品是一个特殊的精神商品,目前进入传媒还有一定的门槛。这两点意味着产业前景非常好。

  如果传媒想做大必须有大量资本来进行发展。目前资本进入传媒还是有一些渠道不是很通畅,我相信这也是目前影响传媒很重要的原因。

  很多企业老总提出来,他们看到很多杂志,都是从大视角、大思路、大手笔、大背景来分析,真正的企业需要很微观很实际的东西。比如说应收帐款怎么管理,

  我们一开始把这本《当代经理人》杂志定位于专注于中国成长企业CEO的经营管理杂志。我们这种定位是基于企业的发展阶段,成长期的企业的管理需要提升,有这种需求的欲望,如果你的杂志提供的服务和定位是满足了服务的需求,自然就比较容易建立忠诚度。作为杂志一开始的定位非常重要,定位意味着你的投入和产出的成本,有很多期刊杂志定位一年一个变化,意味着前面的努力打了水漂。

  财富五百强主要针对于销售额的绝对值,福布斯富豪排行榜,针对个人资产。我们《当代经理人》杂志的成长企业百强评选针对于成长企业,成长企业的概念是,我们以企业销售额的增长率代表成长速度作为我们排名的核心指标,为了确保销售额的数据真实,我们要求参选企业提供的营业额和对应的营业税由税务局提供证明。

  如果大家认为百强榜这件事情都可以做的时候就没有做的价值了,因为大家都可以做,没有先见之明就没有竞争力。我们把它做了,第一步我们就赢了。

  CEO峰会和百强评选是在读者群里面进一步打造影响力,影响力上去了发行量增加。这是发行策略的两个方面。销量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定位于你的零售商或者邮局订阅上,发行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峰会也是发行渠道的一种建立。

  我认可这样一个理念,今后可能很多广告客户并不仅仅在乎你的杂志为多少人所拥有,他可能更在乎的是你为多少人所知道

  如果外国资本进入我们的传媒发行领域就非常忧虑,他们有资本优势,有管理优势,一旦他们控制了终端市场,我觉得我们中国整个传媒就会受制于他们。做发行的同行们,就这个问题我们要加强共识,提升我们的水平。

  我觉得广告商要求杂志的发行量有时候是逼良为娼

  中国没有真正有影响力的杂志最主要的原因宏观来说是体制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资本的进入非常重要。资本进入传媒渠道有一些政策方面的限制,关键是我们中国目前传媒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还没有真正形成,

  我希望未来成为优秀的传媒职业经理人,因为中国缺乏传媒经理人。我们杂志的目标做成中国成长企业第一刊。在定位群体里面,你的影响最大,你的发行最大。

  

  

  1.传媒产业还是处于初期的市场化竞争阶段。传媒产品是一个特殊的精神商品,目前进入传媒还有一定的门槛。这两点意味着产业前景非常好。

  主持人:今天是搜狐总编在线名刊周的第一天,今天我们请来《当代经理人》发行人吕传明先生,先请吕先生向网友介绍一下他的《当代经理人》杂志和他自己的传媒从业经历。

  吕传明:《当代经理人》杂志是当前国内唯一定位于大陆本土化成长企业及成长企业CEO的经营管理杂志。我们这本杂志特别强调它的务实操作性,在我们的目标读者群里面比较有广泛影响,我是一直在做传媒的经营管理。所以说我希望就期刊的经营管理结合《当代经理人》的发展历程和各位网友做一些探讨和交流,也欢迎网友提问,我们一起共同来探讨中国期刊的发展之路。

  网友:目前中国传媒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

  吕传明:这个问题特别大,应该说中国传媒发展前景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传媒应该是一种产业,对于期刊来说目前我觉得应该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对都市报的经营来讲是初期到中期的阶段,作为期刊或者说一个整体的传媒产业在市场化阶段还是处于初期的竞争阶段。正是因为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它的前景非常广阔,同时因为进入传媒,目前我觉得传媒产品是一个特殊的精神商品,目前进入传媒还有一定的门槛。有门槛意味着产业前景非常高,如果竞争门槛放低了,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人都能进来,你的利润空间可能就降低了。我想这是很多人比较看好传媒发展前景很重要的原因。

  

  2. 如果传媒想做大必须有大量资本来进行发展。目前资本进入传媒还是有一些渠道不是很通畅,我相信这也是目前影响传媒很重要的原因。

  主持人:我听到过一种说法,认为传媒是中国最后一块暴利市场,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吕传明:暴利这个词不完全准确,有的报纸报刊确实利润非常高,如果看一些个案确实也可以理解为暴利。但是目前整个环境当中,如果称其为暴利不是十分准确。如果作为一个产品来说,需要一个产品的定位,还有资本的投入,包括它的产出,目前传媒整个市场化运作当中还有很多环节不是很通畅。这种情况下,如果传媒想做大必须有大量资本来进行发展。如果缺乏资本的支持,我相信传媒发展会受到阻碍。目前资本进入传媒还是有一些渠道不是很通畅,我相信这也是目前影响传媒很重要的原因。因此有的地方形成暴利还不完全是这样,有的传媒还是比较困难。

  

  3.我们一开始把这本《当代经理人》杂志定位于专注于中国成长企业CEO的经营管理杂志。我们这种定位是基于企业的发展阶段,企业有四个时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我们定位于成长期的企业的管理需要提升,有这种需求的欲望,如果你的杂志提供的服务和定位是满足了服务的需求,自然就比较容易建立忠诚度。

  主持人:说到资本进入媒体的问题,你的杂志2000年从经贸大学校刊改过来的,改制过程当中是不是引进新的资本?

  吕传明:从校刊向市场化过渡,最重要的第一点解决体制问题,制度是第一位的,不解决体制其它问题都是空谈。我们为什么之所以定位于市场化运作,要使传媒的运作通过公司化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体制来解决发展的体制问题。我们开始在市场运作的时候,我们就和学校一直共同探讨如何使得传媒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机制。《当代经理人》从走向市场的那一天起,就用公司化进行运作。

  网友:你们杂志成功的模式是什么?

  吕传明:刚才所说的体制问题,或者说这是一个基础。第二,定位非常重要。一个企业的成功首先是战略的成功,做传媒也是做一个企业,只是这个企业生产的产品是特殊的精神产品。但是它本质上应该在运作上就是一个企业,定位很关键,定位是基础。我们从开始的战略定位就确定得非常明晰,我们认为传媒业目前细分时代已经或者说早已经到来了,你想通过这本杂志或者这份报纸让很多人看这个报刊是不可能的,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需求在多元化,自然对精神产品的需求因为多元化需求专业化,需要进行细分。我们一开始把这本杂志定位于专注于中国成长企业CEO的经营管理杂志。我们这种定位是基于企业的发展阶段,企业有四个时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我们定位于成长期的企业。青春期的企业这时候的管理需要提升,有这种需求的欲望,如果你的杂志提供的服务和定位是满足了服务的需求,自然就比较容易建立忠诚度。我们开始就定位于成长企业CEO的经营管理杂志,为企业提供实用的经营管理企业的工具,我们从2000年开始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时候一直抓住这个定位不放,我们遇到任何困难专注于这个定位没有任何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很多期刊杂志定位一年一个变化,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如果第二年发生变化的时候,意味着前面的努力打了水漂。作为杂志一开始的定位非常重要,意味着你的投入和产出的成本,开始一定要选准路,然后选准路之后扎扎实实一头扎下去,把它做专做透做强。

  网友:《当代经理人》CEO峰会马上要开幕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主题是什么?

  吕传明:我们这本杂志的服务对象是成长企业的老总,他不仅仅需要一本杂志,同样需要培训。我们从杂志延伸了我们的服务,每年我们有一个当代经理人论坛年会,通过这个年会把供、产、学三方资源融合在一起,搭建一个脑力激荡的平台,在三天时间里面共同探讨企业经营的话题,提升管理水平,开拓管理思路。我们峰会98年开始做这样的活动,从2000年《当代经理人》市场化运作之后我们嫁接在一起,中国成长企业CEO峰会,去年参加我们论坛的企业有五百多家,应该算是成为成长企业CEO论坛,每个人费用大约在三千块钱左右。目前已经办了五届。

  

  网友:我没有听说过你们的杂志。

  吕传明:目前中国传媒的竞争相对来说在初级阶段比较激烈,而且有很多杂志,杂志每年诞生很多,意味着很多杂志的竞争品牌性也很重要。没有看过我们的杂志也反映我们杂志正是处在快速成长阶段,我相信我们的目标读者群里面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专注于成长企业的CEO。一些企业的老总对我们的印象、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建议这位网友今后会成为我们的读者,希望多给我们提建议,至少今天认识到我们的杂志。

  

  4.如果外国资本进入我们的传媒发行领域就非常忧虑,他们有资本优势,有管理优势,一旦他们控制了终端市场,我觉得我们中国整个传媒就会受制于他们。做发行的同行们,就这个问题我们要加强共识,提升我们的水平。

  我认可这样一个理念,今后可能很多广告客户并不仅仅在乎你的杂志为多少人所拥有,他可能更在乎的是你为多少人所知道

  网友:你们杂志的发行怎么做?

  吕传明:杂志的发行对于专业性的期刊来说我觉得发行和传统的社会类期刊不一样,而且发行我一直有一种忧虑,特别是中国入世之后我们在出版领域允许外资进入只有两个领域,印刷行业和零售发行行业。应该说就像做产品销售一样,终端市场的建设非常重要,得终端者得天下。中国目前传媒不缺生产者,每年从新闻学院毕业的学生很多,我们缺乏传媒经理人,懂经营管理的传媒经理人。在经营管理环节里面发行是重要的一环,意味着通过你的终端市场建设,如何让你的杂志让更多人读到它看到它,基础是内容,中间是发行,末端是广告,中间的环节做好自然对你的影响力非常重要。目前在发行来说,现在一般的杂志或者报纸通过发行或者通过邮局订阅,还有零售,把这本杂志给各个零售商,零售商再批发给中间的发行商再批发给零售商。目前我们零售比较混乱,全国没有比较好的发行公司在各个市场里面做得比较专。比如北京市场没有说一个公司在北京市场做得非常非常好,细到这本杂志应该在什么地方铺货,卖出去几本,哪些层次的人来买,给你做很好的市场分析和服务。现在比较粗犷,就是铺货,回来点了总数,卖了多少结多少钱,没有到像国外的发行很细分。你这本杂志什么地方铺货,给你一份很好的市场分析报告,你可以根据市场反映去改变。这个时候如果外国资本进入我们的传媒发行领域就非常忧虑,如果他们有资本优势,有管理优势,一旦他们控制了终端市场,我觉得我们中国整个传媒就会受制于他们。特别做发行的同行们,就这个问题我们要加强共识,提升我们的水平。

  网友:你的终端市场怎么建立的?发行也像营销吗?

  吕传明:发行就是营销。邮局订阅比较好,针对企业老总。发行市场终端建立有一个区域市场。因为本身杂志全国都铺开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可能的话首先要有大量资本。目前对大多数杂志来说首先做区域性市场。假如在北京来做,把北京的终端市场做得比较实,除了铺货,通过零售商零售也不是全面铺开,《当代经理人》全面铺开的话,不会老总到报亭来买你的书,但是可能有一些影响力。对于北京重点地段比如朝阳、海淀、东城、西城相对白领比较集中的区域我们进行铺货。同时我们也在一些酒店、写字楼、咖啡厅这些商务场所做展售和零售,我们建立了300多个酒店咖啡厅零售点,整个渠道建设非常好。首先把区域市场做专了,做细了,逐步克隆,这样比较稳,比较实际。不要贪图大而全,先专注,最后再做大。

  

  网友:原来在北京的发行很好,现在报亭不如以前多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吕传明:这点恰恰反映我们发行策略的调整,过去全面铺开,很多报摊都希望能看到。实际在真正零售的结果里面差强人意,很多老总不太可能到报摊里面买杂志,它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品牌作用。我们现在做最有效的地区,有效的地段,我们针对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白领经理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有的地段我们可能放弃掉,因为不会对品牌和你的销售产生足够的影响,这样加大你的成本。有的地方我们做了一些取舍,恰恰反映我们发行策略的调整。肯定不是内容质量下降了。现在新的杂志,从版式内容从各个方面都有所提高。

  网友:作为广告公司在进行市场调查的时候强调面市率,不强调其它行为。

  吕传明:我认可这样一个理念,今后可能很多广告客户并不仅仅在乎你的杂志为多少人所拥有,他可能更在乎的是你为多少人所知道,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北京建了三百多家销售展示点,甚至自己做的独家展示架,未来我们发行会加强这方面的渗透。

  

  网友:是否打算兼并一些经营不好的杂志?

  吕传明:我们有这种打算,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当代经理人》从内容的生产、发行渠道的建立到广阔的销售做得更稳健之后,我们有过收购媒体的计划。

  网友:今年CEO峰会打算请什么嘉宾来?

  吕传明:我们请的嘉宾邱晓华、柳传志、牛根生、修来贵,一些比较知名而且成长优秀的企业老总来演讲,另外请一些实力派专家跟大家共同探讨,特别强调实用性。

  网友:作为一个经理人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对体育经理人有什么看法?

  吕传明:体育经理人是不是指经纪人或者经纪公司。这个范畴超过了我今天要谈的范畴。无非是把体育这个产品怎么更好销售出去,产生更多的利润,那么这个人应该是具备操作能力,其实就是一个企业家一个经理人,具备一个企业家的素质。体育经纪人市场也是一个朝阳产业,这个前景是比较好的。

  

  5.很多老总提出来,他们看到很多杂志,都是从大视角、大思路、大手笔、大背景来分析,真正的企业需要很微观很实际的东西。比如说应收帐款怎么管理,

  主持人:刚才你谈到成功在于你的杂志定位,你们怎么选择定位的?是因为它是市场空白还是因为什么因素?

  吕传明:我们定位于微观杂志,前期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对于成长型企业,他们的需求我们把握得比较准确,我们经常搞一些培训活动交流。很多老总提出来,他们看到很多杂志,都是从大视角、大思路、大手笔、大背景来分析,真正的企业需要很微观很实际的东西。比如说应收帐款怎么管理,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如何建立优秀的干部队伍,对人的使用怎么注重一些要点。这里面企业要求的东西很实际。我们通过调研通过我们搞一些培训活动总结出来经验,就是实用为本,我们这本杂志是实用性杂志。这本杂志同样要求我们的从业人员具备经营的思路,我们经常做一些内部培训,包括每周每个编辑学习一本书,每周大家进行讨论交流,我们经常做一些内部培训学习,包括和企业家的互动。

  主持人:一些传统的企业家杂志没有对你所说的细分市场定位,只是定位一般的企业家市场。比如《中国企业家》和你的定位有区别,所以你才进入这个市场。

  吕传明:《中国企业家》、《环球企业家》都是做得非常优秀的杂志,我们进入的时候,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环球企业家》、《中国企业家》还有其它针对于企业的杂志,宏观都是一个类型的杂志。实际要细分一下,我们的定位还是有所区分,《中国企业家》针对于大公司或者从财富的角度来做,是透视型的杂志,对一些现象进行分析,甚至对企业的态势得到一些未来趋势的判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定位。我们定位针对于成长企业CEO的定位,是经营管理杂志,我们做实用性的。我们市场还是有细分的。

  网友:我订了你们杂志明年的全年,你能不能提供有关政策,财经等方面的信息。中国职业经理人认证,你们和他们有联系吗?

  吕传明:职业经理人认证我们不做这项工作,跟他们没有什么联系。经理人不是认证出来的,是市场竞争出来的。

  网友:能不能介绍比较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培训的地方?

  吕传明:从经营角度来讲,我们的培训相对来说在有的方面还是做得非常好,其它方面一些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培训机构会经常在我们杂志做广告,建议这位网友可以看看《当代经理人》里面关于培训的广告。

  网友:我在武汉做财经管理类杂志,没有看到你们的杂志。

  吕传明:武汉市场我们有订阅,但是武汉零售做得不是很多。在武汉我们有一个代理机构,铺得不是很开。我相信一到两年的时间,武汉的市场会看到我们的杂志,包括要在当地做一些市场细分。

  

  6.财富五百强主要针对于销售额的绝对值,福布斯富豪排行榜,针对个人资产。我们杂志成长企业百强评选针对于成长企业,成长企业的概念是,我们以企业销售额的增长率代表成长速度作为我们排名的核心指标,为了确保销售额的数据真实,我们要求参选企业提供的营业额和对应的营业税由税务局提供证明。

  网友:这次百强评选对国内成长中小企业的意义是什么?

  吕传明:这位网友从搜狐网上看到成长企业百强评选的介绍。其实关于成长企业的评选也是和我们的定位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就是关注成长企业经理人的杂志。我们自然通过它的延伸确定了这个评选。应该说目前评选很多,各类排名非常多,我们为什么要做成长企业的评选。我们基于几点考虑,一个是目前大家评选都比较喜欢嫌贫爱富,做得比较大大家关注,财富五百强主要针对于销售额的绝对值,这是一种做法。福布斯富豪排行榜,针对个人资产。我们这个杂志针对于成长企业,成长企业的概念是,我们以企业销售额的增长率代表成长速度作为我们排名的核心指标,这是我们的不同。企业快速成长最能够体现你的就是销售额不断攀升,我们以三年销售额的增长率作为排名的核心指标。评选一定要客观,并不是背后你通过几个人捏出一个排行榜,这个不负责任也没有任何意义。既然是销售额的增长率必然对应销售额的数据,销售额的数据怎样真实,我们要求企业提供的营业额和对应的营业税由税务局提供证明,一般企业的营业额愿意公布,不存在规避的问题,最低我们要求通过第三方的审计机构对销售额的数字进行审计。这样我们销售额的数据比较真实,权威性就出来了。权威不在于政策而在于你的市场,大家认不认可你。数据的截取是非常严的。另外我们辅助参考一些企业的员工人数、净资产、净利润做这样的排名。去年我们推出第一届应该说非常非常成功,而且很多企业由于开始对我们的排名由不理解到理解到主动参与,比如蒙牛就是这样。去年成长企业冠军是蒙牛,今年销售额已经实现了42亿,99年成立的企业到了2003年销售额将近达到42亿,说明企业成长速度很快。我们关注就是这样成长速度很快做得很优秀的企业,这个排名意义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参选企业自己出具税务局营业税证明,还是《当代经理人》自己找税务局要?

  吕传明:参选企业提供。如果我们一家去做,操作很困难。企业要多吹牛就要多上税,让税务局提供东西,税务局一般不会做假。

  我们评选的目标是非国有控股司和非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可获得的大量资源支持。恰恰是大量非国有控股和非上市公司—–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成长企业最需要扶持,他们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的现状,他们的发展速度很快,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很多,所以我们要为他们服务,使他们更多推出来,让大家认识到他们的价值。

  

  

  主持人:你们和《福布斯》评选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你们没有它有名?

  吕传明:我们峰会是五届,今年是第六届,评选今年是第二届,去年是第一届。我们不可能和《福布斯》同日而语,它是全球知名杂志,富豪排行榜比较有名。《福布斯》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把中国人对于资本比较敏感的话题,通过富豪榜展示出来,做阳光富豪,非常有意义。目前中国竞争环境相对不是很完善,还恶富。《福布斯》做出排行榜让很多人很紧张,有人称之为生死榜。还有一个认知的过程,未来大家会越来越认可。成长企业百强评选是针对于企业本身,针对企业销售额的不断增长。入选我们企业都是年销售额在一个亿以上,针对企业本身,而不是企业创业者本人。这样很多企业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他们比较愿意参与。我们这个排行榜被《香港商报》誉为民营企业成长的晴雨表。我们给投资商做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今年香港一个投资公司专门和我们联合在我们今年第六届CEO峰会推出针对于投资企业参展,跟企业做一个投资嫁接。

  网友:评选的对象是谁?要不要收费?你为什么用销售额指标而不是利润指标进行评选,或者资产指标?

  吕传明:我们评选的目标是非国有控股司和非上市公司。为什么制定这样一个范围?国有企业获得的资源支持是不一样的,因为是国有的,银行贷款各个方面支持和民营企业不一样,民营企业很少从国家获得支持。一个企业一旦上市,获得的资源支持不一样,平台在加大,所以需要支持的力度就在降低了,恰恰是这些大量非国有控股和非上市公司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成长企业最需要扶持,他们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的现状,他们的发展速度很快,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很多,所以我们要为他们服务,使他们更多推出来,让大家认识到他们的价值。

  我们的评选不收费,如果收费就评选没有意义,就没有权威性。要想做品牌首先不能做短期行为,未来我相信我们的收益就在于排行榜很有价值,广告商肯定对我们的活动加强很多赞助,我想那时候广告赞助会使我们收到很多受益。

  网友:你的杂志是以做发行为主还是做峰会评选为主?

  吕传明: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矛盾的,CEO峰会和百强评选是在读者群里面进一步打造影响力,影响力上去了发行量增加。这是发行策略的两个方面。销量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定位于你的零售商或者邮局订阅上,发行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峰会也是发行渠道的一种建立。

  网友:你的杂志和《经理人》谁强?不要说各有所长,一定要实实在在回答。

  吕传明:深圳《经理人》做得很优秀,做得比我们早,我们从它们那里学到很多优秀的东西。不能说各有所长,但是针对我们定位来说谁强。我们定位刚才有人讲是成长企业的CEO,主要针对于总经理层面。《经理人》主要针对中层以上经理。中层经理层面的人比较多,他们的零售比我们的要好,定位也决定了这一点。在我们的定位里面,我们做得最好。《经理人》在它们的定位里面它们做得非常好。

  网友:在西部《当代经理人》比较少,几乎所有财经杂志都关注西部,《当代经理人》怎么在全国普及?

  吕传明:我们在新疆做得很好,订阅量很大,新疆订阅量有1300多,零售有一些,但是订阅还不错。新疆我们还有一些会员,青海还可以。我们从中看出来,杂志确实和经济发达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布局相关联。我们去年中国成长企业一百强我们在浙江省有32家企业入选,而且非常优秀。经济发达和我们的布局有关联,西部逐步开拓,我觉得做得比较好。

  主持人:你们和《福布斯》评选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你们没有它有名?

  吕传明:我们峰会是五届,今年是第六届,评选今年是第二届,去年是第一届。我们不可能和《福布斯》同日而语,它是全球知名杂志,富豪排行榜比较有名。《福布斯》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把中国人对于资本比较敏感的话题,通过富豪榜展示出来,做阳光富豪,非常有意义。目前中国竞争环境相对不是很完善,还恶富。《福布斯》做出排行榜让很多人很紧张,有人称之为生死榜。还有一个认知的过程,未来大家会越来越认可。成长企业百强评选是针对于企业本身,针对企业销售额的不断增长。入选我们企业都是年销售额在一个亿以上,针对企业本身,而不是企业创业者本人。这样很多企业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他们比较愿意参与。我们这个排行榜被《香港商报》誉为民营企业成长的晴雨表。我们给投资商做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今年香港一个投资公司专门和我们联合在我们今年第六届CEO峰会推出针对于投资企业参展,跟企业做一个投资嫁接。

  主持人:鉴于《当代经理人》远远没有《福布斯》有名,很多企业不知道你们搞这个活动,会不会因此真正的百强很多在百强榜之外。

  

  7.如果大家认为百强榜这件事情都可以做的时候就没有做的价值了,因为大家都可以做,没有先见之明就没有竞争力。我们把它做了,第一步我们就赢了。

  吕传明:有这种可能。知道是从不知道开始的,《福布斯》一开始做排行榜刚刚排出来第一次有很多人告他,第二年反而过来找它上榜。任何一个活动包括产品扩大品牌都有一个过程,我们去年有很多反对意见,第一不是政府机构,有什么权威性让一个企业承担一百强的评选。如果大家认为这件事情都可以做的时候就没有做的价值了,因为大家都可以做,没有先见之明就没有竞争力。我们把它做了,第一步我们就赢了。我们恰恰向很多企业在评选的时候要求他们提供数据真实,不是说随便做一个评选,我们很认真很负责。从开始对我们的质疑到后来主动参与,蒙牛觉得这种评选很认真,这种评选冠军才是真实有价值的,如果内部花钱买一个冠军就没有意义了,这种冠军也没有价值。

  主持人:为了提高评选的权威力和影响力,建议和搜狐网合作。

  吕传明:我们今年和搜狐做了重要的合作,这个合作得有一个过程。今年两千多家企业参与评选。

  网友:怎样保证评选无幕后交易?最后公布营业额排行吗?

  吕传明:我们这次把企业所有的资产、营业额、员工人数有非常详细的公布,这个公布出来本身对大家就是一个监督。数据公开比较明确,大家都可以看。

  网友:能不能告诉我们发行部的电话?

  吕传明:(010)67175623。

  

  8.我觉得广告商要求杂志的发行量有时候是逼良为娼

  主持人:能不能说一下发行情况和广告情况?

  吕传明:我看到《中国企业家》社长刘东华作客搜狐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问杂志的发行量等于问女人的年龄,比较敏感。为什么怕问发行量,说明我们发行在很多情况下是不真实的,有一个现实的市场环境。有的广告商说你这个杂志低于15万不予考虑。做一本专业期刊实实在在来讲,根本不可能达到15万,至少在目前专业性的期刊达到这么高的发行量,我感觉比较少,非常非常少,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广告商说我给客户做计划,人家要求达到这么高的发行量,要不然不予考虑。开句玩笑,我觉得广告商要求杂志的发行量有时候是逼良为娼。既然在这里面生存,就要考虑到生存环境,生存是第一位的。如果我们有一个非常好非常权威的发行量机构就好了,如果是针对特定区域特定读者,广告一点都不差。我们不怕跟客户谈我们真实的发行量,只要你的客户是实实在在,你的读者是针对性很强的,就需要有针对性的广告给你做。现在所有媒体在这方面也都应该再努力把发行方面的事情做得进一步好。

  广告我们从去年开始广告逐步攀升,不断增加。以前广告比较困难,2000年刚开始做市场广告额非常低,不到30万块钱。很多广告商说我没有见过这本杂志,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反应。有的广告商说不考察你这本杂志两年不会投放广告,有的杂志两年之后就不见了。我觉得我们的杂志过了两年的时间,到今年为止是第四年,我们过了两年时期,我们不断在成长,广告商看到了我们杂志不断在成长。关于奔驰广告的问题,特别是大的品牌开始哪怕送广告都不愿意给你,他觉得在你这儿登广告掉价,而且不一定对读者群认可。后来我们分析比如奔驰的客户是谁?不是国有企业的老板,如果老板坐得太好有受贿之嫌,恰恰民营企业的老板资产额不一定很多,但是可能会买一辆奔驰车体现身份和地位。我们这本杂志的定位群体恰恰是中国最具有消费力的群体,这些人的时尚观念还有待提高,不是购买专家。如果一个人是购买专家意味着你的品牌门槛提高了,他知道什么样的品牌好什么样的品牌不好。民营企业老板恰恰在消费品牌的导入期,如果我们导入一些比较好的品牌,可能他们接受很快,接受的门槛比较低。

  

  9.我希望未来成为优秀的传媒职业经理人,因为中国缺乏传媒经理人。我们杂志的目标做成中国成长企业第一刊。在定位群体里面,你的影响最大,你的发行最大。

  网友:你以后的目标是什么?

  吕传明:我个人来说我肯定希望做一个优秀的传媒经理人,但是并不是说我今天优秀。我今天还不是很优秀,我希望未来成为优秀的传媒职业经理人,我希望做好,因为中国缺乏传媒经理人。我们杂志的目标做成中国成长企业第一刊。在定位群体里面,你的影响最大,你的发行最大,广告比较大。

  主持人:是不是进入百强排名?

  吕传明:我们也希望这样,主要是基于我们的客户评选。

  网友:我做机场摊点和杂志订阅,发行部负责人的名字和电话能告诉我吗?

  吕传明:何谊飞 67175623。

  网友:今年的年会有什么期望?

  吕传明:我们今年的峰会和去年相比内容更实,主题是“转型时期成长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我们今年做了一个投资的专场,一百强比去年更有权威性,影响力更大。

  网友:外地参加你的峰会怎么办?

  吕传明:可以上搜狐的中国成长企业百强评选网站,在搜狐传媒频道里面可以看到专题介绍。

  网友:现在的难题是什么?

  吕传明:我们也面临企业成长过程当中的烦恼,你的团队建设和团队领导力以及执行力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整合优秀的人才,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层队伍,使我们杂志做得更好,最终还是人。

  主持人:请谈一下你这本杂志怎么得到经理人的认可。

  吕传明:我们内容上不仅仅是强调个案分析,个案分析是我们其中一种。我们每期推出一个封面人物是成长企业老总,我们封面人物的选定标准是有一套操作标准,首先企业是行业里的新锐冠军,至少做到前三名,而且不是老面孔,而是新兴的。正是因为新兴所以离大家距离比较近,大家觉得离它的距离很近。同时我们把他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遇到的经验教训能够做出来让大家得到分享。具体内容里面,我们还是强调实用为本,操作为金的宗旨,比如管理栏目我们每做一个选题要相对有一个案例,比如企业销售当中的应收帐款管理,比如销售当中产生很多呆帐坏帐,这个企业的销售回款比较好,我们会请他来做分析。

  主持人:现在强调渠道为王,你现在的渠道是以邮发为主,还是以摊位为主?

  吕传明:邮局订阅是我们的主体,零售也做。广告商的影响很大。

  主持人:原来邮局规定杂志要是面向市场零售就不管你的邮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吗?

  吕传明:因为市场竞争相对来说比较激烈一些,邮局在这方面也在放松。邮局订阅为主,其它为辅,对我们企业的成长很重要,零售也做,邮局订阅也做,展示也做。包括我们的活动也是发行的一种延伸,各种渠道都在做。

  主持人:你的杂志封面文章为了避免广告之嫌有一套复杂的程序,其它内容怎么避免有偿新闻?

  吕传明:应该说最好的判断应该是我们的读者是真正的老板,他如果觉得你的内容确实很实际很好的话,自然会增加对你杂志的订阅和穿越。我们杂志的订阅量增加从另外一个角度体现了实用性的体现。关于媒体每篇文章说你是不是拿人家钱做软文,所有媒体里面都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些你可能会对一些企业做宣传推广,你本身就是做企业的杂志,不可避免有一些文章是企业需求来刊载的,这是客观的一种需要和做法,最主要的是这个东西一定要做得好。如果这个客户成为理事会的成员,它本身很优秀,它的经验应该介绍,这本身是不矛盾的。

  主持人:你对广告客户是不是有一些回馈性的宣传?

  吕传明:我们目前通过用奖品回赠的方式,看完杂志广告之后,很多广告商说你做完广告有什么反馈?除了收到电话问询之外受到什么回馈?只要是我们的读者看了广告,你感兴趣,广告调查表填完之后我们回来就抽奖赠送一些礼品,这样比较有效。我们每期收到反馈非常多,专门有人做这件事情。

  

  10.中国没有真正有影响力的杂志最主要的原因宏观来说是体制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资本的进入非常重要。资本进入传媒渠道有一些政策方面的限制,关键是我们中国目前传媒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还没有真正形成,

  主持人:有传媒老总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有影响力的杂志,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吕传明:美国的杂志销量达到几十万几百万,在中国除了《读者》这种综合杂志之外没有。最主要的原因宏观来说是体制原因,体制原因有情可源,是特殊的精神产品。这方面政府的管制也是正常的,可能恰恰因为这些管制会在整个宏观环境受到一些影响,这也是一个原因。

  主持人:今年是报刊改革年,传媒市场逐步向外资开放,你们想引进国外资本吗?

  吕传明:市场为什么没有产生有影响的期刊?体制可能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资本的进入非常重要。资本进入传媒渠道有一些政策方面的限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资本的运营很重要,就是运营人。我们中国目前传媒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还没有真正形成,如果这样一只队伍逐渐形成,我相信传媒资本的进入会更快更多。只有通过人的运营,使资本产生价值之后,很多投资商看到之后觉得有这样一个榜样才会更多进入。我觉得人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网友:如何把信息输入到读者的脑海中去?

  吕传明:关键在于你的信息是否对他有价值有用,如果有用他自然就会介入到他的脑海里面去。

  网友:你个人比较喜欢哪本杂志?哪本杂志是你们的榜样?

  吕传明:我喜欢的杂志比较多,时尚类比较喜欢,财经类比较喜欢,财经杂志做得比较好。《中国企业家》、《环球企业家》都是比较优秀的杂志,正因为他们比较优秀,所以我们也要变得更优秀。

  网友:业余时间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吕传明:思考。看书、听音乐、唱歌,做锻炼。

  网友:结婚了吗?可以不回答。

  吕传明:现在还没有结婚。正是因为做事业很投入。

  网友:事业和家庭矛盾吗?

  吕传明:有的阶段是矛盾的。我们做传媒包括上次我和传媒界几个朋友一起聊天,说起来大家都很感触,我们应该是属于睡地板睡出来的,最困难的时候睡在地板上,那时候不觉得苦是一种乐趣。正因为有这种经历,杂志才做得越来越好,没有奉献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团队建设在提高,我们成长相对来说比较好。

  主持人:今天聊天就要结束了,请对关心《当代经理人》杂志的网友说几句话。

  吕传明:非常感谢我们网友的热情参与,特别感谢你们对《当代经理人》的关注,希望你们对《当代经理人》多提宝贵意见,尤其是对我们的批评,也只有你们对我们的批评,才是我们不断成长的动力。感谢搜狐网站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希望大家通过搜狐传媒频道,让所有的传媒人共同探讨传媒的经营管理,希望《当代经理人》成为未来经营管理的好伙伴。

  主持人:你在农村怎么发行杂志?

  吕传明:至少目前在渠道建设当中没有这一关,它的读者群在城镇。乡镇企业我们主要是通过邮局订阅。

  主持人:感谢吕传明先生的精彩发言,感谢网友的参与,今天的聊天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