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1月28日

-本刊记者栗源发自山西

目前山西省知名度最高的车是什么车?被山西熟悉但又不被全国熟悉的车是什么车?最被人忌讳提起的是什么车?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又是什么车?

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悍马越野车。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一种昂贵而庞大的越野车。几乎在山西任何城市里,都能够听到人们有关悍马车的议论。有艳羡、有嫉妒、有鄙薄、也有澄清。

这种价格110多万元的车之所以和山西有如此深的渊源,盖因据说有山西煤炭老板一次购买了10余辆悍马。尽管事后被证实此事乃传言,但山西煤炭老板还是因为这则传言更广为人知。山西煤老板们暴富和挥霍的形象就此定格。

“在山西做煤炭生意,10个人里有2个赚了大钱,3-5个赚小钱或持平,其余亏损,这就是近两年山西煤炭老板的基本情况。因为做煤炭生意的人多,所以山西煤炭富豪就显得多。”10月23日,一个在山西临汾做了多年煤炭生意的煤老板告诉记者。

“我以前甚至连1毛8的盐都买不起,吃碗面条都要想半天,现在有钱了,你说我不好好花怎么办?”一位煤老板反问记者。

煤炭老板的苦乐

22日早晨,山西临汾,天气灰蒙蒙一片。这个城市被称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同时,这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数年来是山西省第一。这些,皆因煤炭所致。

高先生和夫人都是临汾市的公务员,他们看中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通过关系,打了折扣,以38万元的价格签订了合同。第二天,临汾市乡宁县的一个煤炭老板也看中了这套房子,开口告诉售楼的人说,别卖38万,出46万卖给我,全部付现金。

人均工资不到千元的临汾市,目前市区房价已经很少在2000元/平米以下。在临汾日报社旁边的一个楼盘,目前的价格至少在3500元/平米。4000甚至更贵的楼盘在临汾也有不少。“都是煤炭老板把价格哄抬起来了。”高先生说。

“他们的暴富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一下有了钱之后,不知该如何处置。加之他们以前太穷,所以希望通过大量消费来显示他们的价值。”山西一位副厅级官员告诉记者。

富裕了的煤炭老板们喜欢去北京买楼。为了子女上学方便,接受更好的教育,也为了显示地位,改善生活。

有一位煤炭老板去北京,看中了一栋41层的住宅楼,于是告诉售楼部,从1楼到41楼所有朝阳面的房子他全部买下来,并且全部现金交易。

许多煤炭老板去北京买房的时候,他的朋友会告诉他,顺手帮他捎上几套。那些上百万一套的房子许多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成交。

“有些报复、斗气的消费心理吧。因为穷怕了。”有个煤炭老板如此分析自己。

上推至1997、1998年时,煤炭老板们是另外一番境况。有一个外地人在山西开矿,每到快过年的时候,就趁着晚上,把头用衣服包起来,偷偷从矿上溜走,生怕讨债的人拦截。还有煤矿老板过年不敢回家,正月里每天躲在干枯的河滩里,躲避债主。

彼时,每吨煤炭40多元甚至20多元,谁有了煤矿家里就倒霉。“所以那时候敢承包煤矿的人都有些愣(在山西方言中,有胆大的意思)。”一个煤矿老板如此形容自己和同行们。

但凡从十年前开始开煤矿,能够坚持到今天的煤矿老板,多数都经历过最贫困的生活,然后骤然暴富。他们看过冰冷的脸色,也看过谄媚的笑容。他们有广泛的关系,但已经“没有了性格,见谁都不敢发脾气,所以有人就拿钱撒气”。

几乎一夜之间,上门来的人不再是板着脸讨债,而是拿着现金,堆着笑脸买煤的。“经历了这些,人生也就看透了。”小学没毕业的一位老板颇有感慨。

从2000年开始,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炭开始有了起色。自2002年起,煤炭价格骤然高涨。最高时期,临汾的焦煤卖到每吨300-400元,而成本在60元左右。“一天净赚几十万很轻松,每天能做的事情就是数钱,都是现金。”有煤炭老板说。

有了钱,该做什么?对!到中央电视台去看那个著名的女主持人。一个老板很喜欢中央电视台一个女主持人。于是,和几个朋友开着车直奔北京,去了中央电视台。当然,他们没有看到,把钱在北京花得差不多了,又返回了山西。“我就是喜欢她,直到现在也是。”那位老板临别前笑嘻嘻地对记者说。

“你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吗?我有两个手机,号码特别好,所以很有面子。”林老板有些得意,他的两部手机号码后面4位数分别是4个“1”4个“2”。有一次,和一个人谈事情,那人似乎有些瞧不上林老板。在分别时,林老板分别用他两个手机给那个人拨了电话。于是,“他看我的眼神都有些不一样了”。

在山西,煤炭老板们需要些能显示地位的东西。李老板有10余辆车,全部是豪华汽车,有奥迪、宝马、陆虎、丰田等。这些还不是最要紧的,显示地位的是车牌号码。李老板的车号全部是所谓的吉祥数字,而且都是连号。“我那些车都不知是谁在开,也顾不得那么多。”在他的车里,李老板淡淡地说。

有一天,一个老板听说,“男人看表,女人看包”,立即买了一块数万元的手表。“我这表不错吧?还有手机,尽管很多功能不会用,但需要买好的,是个身份嘛。”斜躺在记者的房间里,该老板晃晃他的手表。

钱能买来些地位,而地位显然能够带来便利,或大或小。有一次,陈老板去一个很贵的商场买衣服。看到一个人正在和服务员讲价,要求打8.5折,而服务员只给9折。他走上前说,“就给他8折吧。”服务员不搭理他,陈老板拿出一张那个商场最高等级的优惠卡递给服务员,于是顺利打折。那人告诉陈老板,他在交警系统有些关系,有事找他。有一天,陈老板的车被扣了。打电话给那个人,“我提醒了他,是给他打折的那人”。于是,车顺利被放。

记者看到陈老板的钱包,多张各种各样的“至尊卡”、“白金卡”插在钱包里。“这些都是钱换回来的,有时候有用。”

几家欢乐几家愁。太原的崔老板过得一点也不自在。他有两个煤矿,投资8000多万元,到现在还没有投产。原本以为6-9个月就能完成技术改造,没想到拖了两年,因为矿难频繁,山西的煤矿不断被要求停产整顿,一整顿就是整月甚至两三个月。崔老板贷了大量的款,目前没有任何产出,费用每天在发生,他对于煤炭未来的形势也不乐观,颇为惆怅。

而另外一个“老板”更不快乐。此人原是一个地道的山区农民。他在自家的房子后面准备打口井,发现5米下面就是煤炭。于是,想着挖煤赚钱,谁知,这属无证开采,被叫停不说,还罚了些钱。

“对!我是无证开采的黑口子(山西方言,无证煤矿)。但为什么别人的黑口子能挖,我就不能挖?”这个农民说的能挖的黑口子,通常是有关系有背景甚至直接就是官员所开。他慢慢明白了,要想挖这个黑口子,必须找关系。现在,这个农民开始找关系的道路。

煤老板的生活

“到歌厅是前几年的事情了,现在哪里有心情,哪里有时间去。”对于太原的歌城是煤炭老板们养起来的说法,庞老板有些激动。

10月21日,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是歌厅最热闹的时候。记者打车去太原最繁华的几个歌城开元、金昌盛、紫晶等停车场仔细看了一番。停在外面的车很多,豪华轿车中奥迪A6和宝马5系最多,宝马7系也能见到少许。此外,有许多越野车,以丰田的“普拉多”和陆地巡洋舰居多,还有部分本田CRV.此外,大多数还是中档乃至中低档的轿车和越野车。并没有外界所传说豪华车云集的局面。

在开元歌城的一个歌厅里,一位叫二子的经理告诉记者,这里有煤老板来,但并不多。一个在歌城工作了2年多的女服务员也说,煤炭老板来得并不多。至于怎么判别是否煤老板,那个女服务员笑言,自然有办法。

“你问我最经常做的事情?那就是请客吃饭,陪人玩乐。现在我宁愿给他们钱,让他们吃,只要让我不去就行,但不行啊。”临汾的徐老板说,“几乎每天要请客吃饭。如果隔一天,我就偷笑了。”

“吃饭的档次?和谁吃?五六个人吃7000-8000元很正常,上万也挺多的。至于和谁吃,方方面面的人吧,总要维持关系嘛。”

“你说我现在最想吃的?面条。对!就是面条。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我们去吃面条。”在一个不大的馆子里,徐老板吸溜着面条,很满足的样子。

五六个人吃7000、8000元,在临汾很容易。“一个干捞翅、一个炖燕窝,一个极品鲍鱼,再要一瓶好的洋酒,就凑够了,甚至还超出。”像这样的饭局,许多煤炭老板几乎是隔天就有一次。1年光请客吃饭,花200万元是平常数字。

过一个春节,煤炭老板送六七十万的礼极为平常,中秋稍少些。“我是有很多车,都是好车。但我也没办法啊,车经常被借走就不还,或半年一年才还,又不能开口要回来,那就只能再买一辆。结果越买越多。”有一个山西的煤炭老板说。而那些借车的人,通常有权。

煤炭的开采生产需要多种证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部门也能插手管到煤矿。对于每个可能管到煤矿的部门和官员,煤矿老板们都必须应付。山西一个熟悉煤炭产业的记者计算过,大概有27个部门和单位能够插手煤矿的事情。

“官煤勾结?废话!我不勾结,我这煤矿能生产吗?有了钱,不合格的也能合格,没有钱,合格的也不合格。我是赚钱,但我就是孙子。谁都惹不起。包括你们记者,还有假记者!我赚一块钱,就要拿出4、5毛来打点各种关系。”一个煤矿老板无奈之至。他曾经被一个假记者勒索过许多钱,但也敢怒不敢言。“因为,全山西每个煤矿,只要挑毛病,都能挑出来。”

正说话间,电话响了。该老板接起电话,说“好吧,给他吧”。原来,一个人告诉这个煤矿,说让他们买山西地图,每张地图200元。在车站,记者买了同样的地图,价格4元。说是某部门领导让他们来卖,该地区所有煤矿都必须要买。

“你看我这日子,还能过吗?每天都是这些破事。”只要和别人吃饭,他习惯去买单,如果别人付钱,他会觉得浑身不自在,总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即使最亲近的好朋友请他吃饭也是如此。

煤炭老板的未来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的研究员夏冰说,钢材增幅的减缓以及产能的放大,使得焦炭价格下滑。但全国电力紧张的局面还将持续相当时间,而山西大部分煤炭用于电力,所以山西的电煤市场还将保持旺盛状态。夏冰预计,5年内,煤炭价格不会出现大幅下滑。

这意味着,山西可能还将产生越来越多的煤炭富豪。但夏冰同时称,煤炭的利润由于这个行业生产的特殊性还将维持比较高的水平,但不会有如同前两年那样的暴利。因为,通过资源使用费、机械化改造、关闭小煤矿等诸多措施,一方面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提高了安全性,同时也把部分利润转入了装备行业。煤炭老板的利润将在未来出现一定的下降。

目前,山西一个20万吨的煤矿技术改造费用大致在1500万元左右。一吨煤要交1元的资源使用费,根据该煤矿的储存量一次性交清。此外,其他的费用也在上升。多数煤炭老板对未来两年的估计没有夏冰乐观。他们认为,现在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太多,而且现在进来都是大的煤矿,导致产量增加,价格下跌。

山西省一位官员说,接下来还会有经营煤炭的人富裕起来,但如同前两年的那种几乎一夜暴富可能性已经不大。换言之,前两年产生的煤炭富豪模式将成为历史。接下来,他们将赚取越来越正常的利润,这将是一个趋势。原因是,国家以及山西省对煤炭产业的管理势必将逐渐规范。

大批的煤炭老板在前两年聚集了大笔资金,这对于山西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财富。如何引导这大批资金,提升山西的产业结构,同时也让煤炭老板除了煤炭以外,还能通过其他途径让财富得以延续增长,这是山西各级政府和煤炭老板共同的课题。

采访多位煤炭老板,都有转产的想法,尽管出发点不同。有的因为这个行业过于危险,经常出事,提心吊胆。有的因为应酬太多,需要照顾的关系太多,不胜其烦。有的因为对未来的判断不乐观,想及早退出。有的因为现在还没有赚钱,感觉未来渺茫,试图转手。

“我买了一个汽车零部件厂,和一个著名的公司合资,准备以后做这个行业”。王老板说,尽管零部件行业利润很低,但比较稳定,也没有那么多人来找麻烦,只要合法经营就能安生过日子。

大多数煤炭老板还没有如王老板一样找到方向,但都已经开始寻求资金的出路。“政府应该在这个时候,采取积极措施,给他们寻求转产的机会,引导他们把大量资金留在山西发展,否则他们可能就把资金从山西转走。这对山西无疑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山西省一位官员不无忧虑。

在这些煤炭老板为自己的财富延续而考虑时,他们更多的打算是在子女身上。大量的煤炭老板在太原买房、在北京买房通常是为了让子女方便在这些城市读书,试图给子女一个好的未来。在子女读书以及未来上,煤炭老板根本不计成本。“只要他念,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是这些人的一致想法。

有报道称,山西日报一位分社社长对全省十几个产煤县的煤炭富豪进行调查后得出一个结论:大大小小的煤炭富豪(不包括因煤发家但公开身份为其他职业者)最高学历为高中,大部分为初中,甚至有的连小学都没读完。

也因此,他们把未来光大门楣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自己的子女身上。有许多煤炭老板的子女,从小学就开始在山西省外的贵族学校里读书。

本刊记者采访的所有煤炭老板里,没有一个人愿意让他们的子女继承煤炭产业。而据他们本人说,他们的子女也没有一个愿意继承他们的产业。

“有时候,想一想,这人一辈子是个啥,还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挣那么多钱有啥用?自己能花了多少?我是想让儿女好好读书,但他们不争气,我也没办法,反正钱够花了,随他们去吧。”一位老板点了支烟,缓缓吐出。其时,山西,夜凉如水,灯火阑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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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25 12:38:23
  
邓乐军,杨晨,国安队的两大帅哥,米乐因为无奈的转会离开了他喜爱的足球。而杨晨的路在何方。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的标题粗俗。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每个人都有一段痛苦的经历,让他们在生活中,事业中永远不能忘怀的经历。痛经是女人的专利,每个月都要有的(我指的是一小部分女性)明知道是很痛苦的事情而又没有办法躲避,只能接受,只能忍耐,忍受自己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身体上的折磨痛苦难当,但还要强忍着痛苦面对一切。而这种比喻正是现在中国球员转会的真实写照,明知走这一步充满了艰辛,充满了无奈,而自己又要迈出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没办法只能这样,只能自己忍了,只能面对那自己控制不了的疼痛,这是为什么?

        从挂牌、转会、到今天的自由放开,转会对于足协、俱乐部或者新闻界来说都没有任何损失,唯有球员是唯一的受害者,而现在演变成和农民工一样,苦苦的哀求俱乐部放我一马吧!我还想踢球这里不成,展示不了我的能力,我想换一个环境如何?俱乐部经理马上就会面目呆板的说:想走?拿钱来,不然我废了你。多么可怕呀。球员是什么?如果他还留在俱乐部他还能心甘情愿的为俱乐部效力吗?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这是一种对足球运动不负责任的表现,但它恰恰就发生在中国足球圈里。

        95年、96年那会儿是倒摘牌,球员没有自主选择,管你符合不符合这个队,我把你摘了你就是我的人,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这样,米乐被山东摘了,弱小的身体让山东大汉蹂躏,玩技巧玩脑子的米乐被山东洗礼了两年无奈扛着高尔夫杆上了果岭,如果中国未来的高尔夫球之星是米乐的话那么中国人都要感谢中国足协。曹限东,我的好东哥也是这种情况,讲究配合,讲究打法,讲究思路的中场领袖却到了放弃中场从后场一脚长传就是一次进攻的青岛队,他只能抬头看着球在自己脑袋上飞来飞去,而他的左脚只能没事时练练任意球,而进攻中传出美妙精确的足球只能是他的一个梦想了。更别提我的好哥们彭伟军,彭伟国的亲弟弟,他在我们这批国奥球员中是最有技术特点的球员,而他继承了广东球员的所有特点、技术好、能拼、大局观强、能自己组织、发动进攻,他和申思在我们当时的国奥队中,用谁不用谁让戚指导费了不少脑筋,而他却要去沈阳队也要玩身体,无奈之下也只能退役了。还有很多很多,强拉人上床的例子,太多了、太可笑了。就拿北京来说转来的全是玩身体的,对,身体是很重要,足球离不开身体的保证。但咱北京人玩的是技术、意识,北京是有传统的,北京烤鸭,王致和的臭豆腐(我最爱吃的)它是伴随着一代人或几代人成长起来的,它是传统、它是文化。你把文化传统改变了那谁还支持你?就像健力宝,它是我们喝着它长大的,我们就喜欢这味道,您非要把他的口味改了,变成什么第五季追时尚追潮流。谁喝呀?所以它要死。传统就是传统,美国人够前卫的但我怎么没觉得可乐变味呀!永远是那两种口味,有糖的和无糖的。可能我的思想有些跳跃,怎么又跑到饮料上去了,呵呵!咱们还是说转会吧!

        现在好了足协放开了转会,球员想去哪就去哪没有乱上床了,但又出现新的矛盾就像前面说的:你走,好,拿钱。球员的利益在哪里?球员谁来爱护?我们7岁开始踢球到30多岁,面临他们的不是如何把技战术水平提高,而是在每年底之前9月份或10月份赛季还没有结束就为明年的事情而操心了。明年我还在这踢吗?我准备去哪里?是否可以提前运作了?俱乐部欠我的钱我走了以后能给我吗?种种原因交叉在一起,靠!TMD真难,又要提痛经了,真的!比女人的痛经还痛、还难受。

        我怎么去的德国,我自己最清楚,98年国安花1000多万买来了北京青年队,陶伟、杨璞他们,那会儿他们俩还不是队中的主力呢,好像突出一点的只有小薛他们几个,名字想不起来了,有几个早熟的。陶伟、杨璞、云龙他们属于晚熟的那种,俗称:小屁孩儿。而沈指那会儿只能听上面领导的话大量启用年轻的球员他们这帮就是属于拔苗助长的一代,他们不是靠你的水平把我们老队员拼下去,而是我们必须要让路给他们,我状态再好也不行,联赛已经保住三甲无所谓,老的休息年轻的上,我看着是这路子,来年不知道怎么样呢,也斗争了很久,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北京,但当时又面对着挂牌,我真不知道会到哪里去?而我深知在北京这块土壤里我才能生根发芽,是北京培养了我,无奈只能运作德国,就像女人痛经一样,明知道痛苦马上就要来临,但你还要等待它的来临,你还要面对它,想躲都没法躲只能接受它,忍受它的折磨,TMD这就是在中国球员的悲哀。忍了吧!想着挺过去就没事了,但下个月或下一年又要面对痛苦,谁也不知道后面的痛苦会比前面的痛苦难受多少倍?早点根治吧!别让我们的下一代再受这样的痛苦了!痛经现在可以治了,而中国球员的痛苦又能有哪个神仙根治呢?求求你们放他们一马吧!救他们也是救自己,真要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时,那谁也别混了,大家一拍两散吧!
 
96年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前辈
2006年0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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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新闻杂志领导,近来想对他们的报道方式进行改变,她说没办法,大环境变了报道方式也得变,他们似乎也意识到判断的危险性——从理论上,阐述特别是讲故事永远是最温和的也是最有力量的。

   但是如何讲故事呢?她说他们要做一种类似于普利策的纽约时报类型的特稿式的报道,是区别与现有三联以及南方周末的全新报道方式,我回答说很不凑巧,三联的社会和南方周末的很多人就学习这个出身的。而不同的在于,一枝各表,同样的教材在不同土壤下培养出不同的新闻样式来了。
    关于这种现象,我和南周的一个记者有聊过。我说南周的报道,有时候的故事很有力量,比如当年神童班孩子的各自走向,比如乡村教师等,有时候很水——很多文章你看到一张张苦难的脸孔,觉得除了重复展现类似故事之外似乎看不到更多有力量的东西,他说他们这样做要听天由命,一个题目扎下去了,故事最后成不成不是事先能知道的。我终于明白他们的为难处。而他也愤慨,说那是你们三联看我们南周的,在南周看来,三联的稿子总是当然也有讲了不错故事的,但是许多故作姿态,一看就是先学术再落实到故事。我说这是你误解,我们期待现实本身,但是当现实本身很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观点来支撑,来拧起来,要不一团模糊不清的故事,本身证明你对现实不理解,而何况去重新转述它呢?
   那个杂志领导说到的,他们希望能通过讲故事去表示现实的某些重要节点和改变的真实细节——她讲得很对,实际上在我理解里,三联和南周都在这么做,但是三联有精品但是也会有大量靠着逻辑去带的故事,而南周也有漂亮重要的故事,但也有许多本应该出现在都市报甚至小报的太琐碎的故事。
   是什么在阻碍我们去讲有力量的故事.有力量的故事我觉得是他意识到这个故事可以帮助理解阐发所处的某些现实,这应该有两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你认识到他的重要性没有,第二个在于你是否能表现出那些东西。比如乡村教师,如果你就去描述教师的困苦,除了煽情,也因为做多了觉得毫无新意,但是如果你放到理解这个教育制度的层次下去做,那故事的指向就有力了。就像写小说,任何人都会讲故事,但是能知道故事要讲到哪里的人其实不多。我觉得三联太强调怎么去发觉重要性,而南周可能更认为只要表现了就可能表现出来。
   今天李大人开会说,说他要反思一下,为什么以前一开始想的是故事到最后出来很多逻辑太强悍的东西。我觉得这不是谁的错误,更不是应该让李大人反思的,他强调看问题的方法和技巧本身是对的,我这样讲可能也有找借口的嫌疑,我觉得一周时间内尽可能找到关键人去讲故事,这样的过程充满未知性,好故事是天成的,这种天成还包括采访的顺利程度,当故事的细节很难获得就难免退而求其次用自己的逻辑去把事情的尽可能指向清晰。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一点,从操作层面上说,三联的选题本身构成一定困难——三联只做当周最热新闻,然后试图通过这些所谓大新闻去讲故事,这种落到现实上,总有因为各种障碍而无法使得故事圆满的可能。南周选题似乎不是这个标准,他们会觉得哪些故事可能是好的,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个神童班的故事。或许会不会是有时候三联过于判断南周过于不判断呢?而最近无论三联和南周都遇到无法找到能讲太好故事的题目,我觉得这也和都市报的状态息息相关。
   我相信那个杂志领导自己尝试下去也会遇到这些问题的,其实普利策的生存基础和我们所谓特稿的生存基础完全不一样,无论从时间读者的消费各方面说。
    
  

方刚写了QIHOO与CHINABBS的比较,罗列了一长串有关QIHOO的优势。

1、谁比谁快?qihoo快。很明显,qihoo的技术到位,资源投入也相对到位。

2、谁比谁全?qihoo全。这和spider的技术有关。

3、谁比谁聚合好?qihoo好。这里面有过去做搜索引擎的用户体验积累和数据挖掘经验。看得出来,qihoo的人过去是科班做搜索引擎的。有积累。

4、谁比谁黄?qihoo黄。全天下,胆子算它最大。

5、谁比谁野心大?qihoo大。看看它的招聘启示就知道。内行明白,它想干什么,所以要招这样的人,要招这么多这样的人。

6、谁比谁危险?qihoo危险。过了,做过了。qihoo足够低调的了。这样的低调,2006年qihoo就能赚钱,不要问怎么赚钱,我不知道,但qihoo肯定知道。赚钱之后,qihoo也许会变,但个人认为还是危险。qihoo充满着中国互联网商业第一阶段的睿智、野蛮、粗暴、精明,有些过了。

但是,我想说,我喜欢看CHINABBS。因为CHINABBS会把一些高质量的社会新闻帖子突出放置,而且能够让我迅速地找到。每当我对这个社会心生幻想的时候,我都会上上CHINABBS,看看这些帖子,然后骂自己,“周围还是挺操蛋的,别做梦了。”

而这种感觉,是QIHOO无法给我的。同时,我也觉得,比较QIHOO与CHINABBS,谈论用户体验才是关键。因为,纵然,QIHOO的技术好,纵然,QIHOO的胆子大,但是,以我个人的猜测,QIHOO似乎有些过于依赖技术,缺少编辑对读者情绪的揣摩,所以,QIHOO上面的文章总是缺少一种共鸣的感觉。

关于“用户体验”,洪波曾经写过一篇和这个话题有点沾边的短文,叫“”三言二拍:点击榜与收录榜”。他在其中这样写道:“365key的排行榜很有趣,点击榜上的文章多数都只有一个收录者,而收录榜上的文章,多半上不了点击榜。说明什么问题呢?人们喜欢看一些无聊的东西,但又怕这些无聊的东西玷污了自己。换句话说,你喜欢看的东西你并不一定认为它有价值,而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通常不会被多数人喜欢。低级趣味人人都有,但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低级趣味,这种人不多。”

我觉得,洪波在这篇短文中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他模糊了“喜欢”、“有”与“认同”的概念。

对于所谓的“低级趣味”,我也“有”,甚至“喜欢”,我常常会看美女照片,对于A片更是乐此不疲,但是,我从来不会收藏这些玩意。因为,我知道,这些玩意说到底,不过是种摩擦,今天的摩擦与明天的摩擦不会有什么区别,那么,我又何必收藏它呢?想看的时候,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这就像找小姐,如果一个男人只是为了爽,那他不会把一个小姐包下来,他会天天找不同的小姐爽。但是,如果一旦某一天, 这个男人遇到了一个特别善解人意、或特别甜言蜜语的小姐,他把她包了。这时,他包小姐的理由不是“爽” 这种“低级趣味”,而是这个小姐在满足其“心理认同”方面的特别技能,是这个男人对这个小姐“在某一方面对自身情感诉求的契合度”的认同,这时,他把她包了,也就是“收录”了。此时,决定收录的,是“情感认同”这种不低级的趣味。

所以,洪波简单地把点击与收录的区别归结为,“承认与不承认”,这有些武断。正像洪波在文中已经提到的“你喜欢看的东西你并不一定认为它有价值,而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通常不会被多数人喜欢。”这就是是一个逻辑上的“概念内涵”与“概念外延”的区别。从逻辑上说,“概念”可以分为“内涵”与“外延”。其中,“喜欢”、“有”、“有价值”这些词汇的概念内涵不同,但外延有所重合。可能正是这种外延上的重合,让洪波犯了“概念混淆”的逻辑错误。这就是,我“喜欢”看毛片,但并不觉得毛片有价值,而我喜欢时政新闻,也觉得时政新闻对我有价值,但可能别人对时政新闻不喜欢,这就造成了点击榜与收录榜的不同。因此,这个问题的讨论前提是弄清“喜欢”与“价值”的意域内涵,不同人对“喜欢”与“价值”的意域外延的不同理解。

与此相同,方刚在比较QIHOO与CHINABBS时,同样有“概念混淆”的倾向。QIhoo的技术好,但目前搜索技术能够解决的,只是把点击量大的帖子抓过来。文字化一点的说法是,目前的搜索技术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还只是概念外延层面的搜索,而缺少对概念内涵的理解。技术无法区分不同概念内涵的所指。这样,QIHOO就会陷入一个“低级趣味螺旋”:人们对低级趣味的东西点击量大,所以QIHOO就抓,而QIHOO抓的全是这样的玩意,就会放大这种玩意的点击量,从而,技术更加相信这种玩意是受人欢迎的,最终,QIHOO成为藏污纳垢的阴沟。

而解决这种“低级趣味螺旋”的方法,就是相信人。通过人,设定一定的关键词,可以照顾内容上的方方面面;即便内容照顾到了方方面面,但由于点击量绝对值的不同,不低级的东西也会因为绝对值低而被淹没于低级趣味之中,这时,又是通过人,利用人对需要的理解,将不同内容的文章进行相应地分栏与加权,提高文章的相对值,从而使不同内容的文章可以平衡地展现在页面之上,有利于网友浏览;再有,技术有时会让一篇文章永远下不去,也会让一篇好文章无法在页面上停留应有的时长,这时,还是通过人,对相应文章进行调整,配合相应的展示或商业需求。

以此观察QIHOO与CHIANBBS ,至少我从个人的使用体验方面来看,CHINABSS在分栏与文章选择方面明显比QIHOO要好,CHINABBS能够给我提供更加琳琅满目的好玩好看的信息。这就比方是,QIHOO给我的感觉是浓妆艳抹的站街女,而CHINABBS更像高档会所里的“情儿”。

由于我对QIHOO与CHINABSS都没有深入的接触,所以,我并不知道目前这两家谁更赚钱。但从目前二者在内容上的不同来看,至少,二者是在赚不同人群的钱。这里,就涉及到DONEWS。

老大曾在很多场合强调过技术的重要,但是,老大对技术的依赖似乎与DONEWS的定位不太相符。DONEWS号称是面向高端用户的,但经营的方法确是忽视人的低端螺旋式的做法。这种定位与手法上的离差,我个人觉得,可能会对DONEWS将来的发展产生不好的影响。

此外,老大在最新的日记中写道,“只要一个洪波就足够了。洪波让DoNews不用再招编辑了。洪波主宰着DoNews内容,是DoNews精神领袖。”这似乎也有“概念混淆”的嫌疑。DONEWS分为若干个频道。如果说HOME、NEWS可以由洪波一力承担的话,那么WIKI、365KEY、BLOG这些频道是绝对不能由洪波一力承担的。就拿BLOG来说,“传媒”“读书”“体育”“电影”“音乐”“日记”这些栏目,由于缺少相应的管理人,里面的内容极其芜杂。所以,为了更好的建设DONEWS,老大还是应该重视一下人。至少,应该像BBS时代那样,给不同的栏目找一个相应的“版主”。

可以这样说,纵观商业史与技术史,时代越发展,技术越高端,商业与技术的经营就越需要人。技术的发展并不是降低了成本,而是转移了成本。技术的发展能够淘汰低水平的流水线工人,但技术的发展也更依赖设计与管控程序的人。而设计与管控程序的人,不仅包括程序员,也包括能够对用户体验有准确认知的人。这一点,在2005年中的《金融时报》上有过详细的论述,现在我找不到了,但还是推荐感兴趣的人去找找看看。这篇文章,可能准确地预测了一些网站的走向与结果。

附录:

所指能指的序列关系:在索绪尔与德里达之间──论在场形而上学及本体论的终极意义

【内容摘要】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与影响,但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切入索绪尔与德里达两者之间的思路,我们发现,索绪尔与德里达对能指所指之间谁决定谁的动力因关系的理解恰恰是颠倒的。索绪尔依凭一位语言学家的视域,是站在逻各斯自律性言说所构造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之外,认定能指决定所指以分析印欧拼音语言;而德里达必须承认由逻各斯中心主义营构的在场形而上学是所指决定能指,在承认超验所指为本体的终极意义上建构起他的解构主义思想。所谓能指所指之间的动力因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的权力关系。一位解构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必须首先是在场形而上学的建构者。
【关 键 词】逻各斯中心主义、本体论、在场形而上学、能指所指、超验所指、等级序列、解构主义


语境是主体以语言铺设的文化传统,一个民族的诗学又是在本民族文化传统规约的语境下生成与发展的,并指向对文学现象的批评。西方诗学的生存语境是写音语境,写音语境是指称西方印欧拼音语言的表音体系,即声音使意义出场,书写仅是对使意义出场之声音的铭刻,携带意义出场的声音就是语音,从理论上讲,当我们指称语音之时已包括“meaning”和“speaking”这两个层面的意义。中国古典诗学的生存语境是写意语境,写意语境就是指涉汉语的表意体系,即汉字是游离于声音之外以文字使意义出场的符号系统。关于这一点,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中已经指明:“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在一个表意体系(ideograhpic system)中,一个词只由一个符号来表示,这个符号与这个词自身的声音没有关系。一个文字符号代表着整个的词,因此也就代表着这个词所表达的意义。文字表意体系的典范就是汉语。2)通常所知道的“表音”体系(phonetic system)是把构成一个词的一连串声音再度复制出来,表音体系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言说中最小的要素为基础。” 索绪尔对这两种以意义出场的方式所界分的不同语境,对其后来西方哲人的思考有着重要的启示。如果说,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是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折毁”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一种解构的哲学策略,其在《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一书中“建构”的解构主义体系于某种程度上即是依据索绪尔的两种文字体系的理论得以展开。
让我们先对西方诗学写音语境如何在学理上的成立作一个涵盖性反思。
就胡塞尔、海德格尔与德里达所言,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诗学文化传统在思维方式上一直受控于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逻各斯(logos)是一个本体范畴(ontological concept),它的外延最大内涵最小。“本体”作为一个哲学体系建构的起始点,它是在逻辑上倒溯已尽的非受动的始动者,即终极(telos)。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中就中国哲学本体的成立曾给出过一个精确的描述:“哲学思想,本不可以有限界言,然而本体论究是阐明万化根源,是一切智智(一切智中最上之智,复为一切智之所从出,故云一切智智),与科学但为各部门的知识者,自不可同日语。则谓哲学建本立极,只是本体论,要不为过。夫哲学所穷究的,即是本体。” 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系谱追问,逻各斯最早是在赫拉克利特的宇宙本体观那里提出的。最有趣的是,在印欧语系下,逻各斯这个本体范畴的提出、设定在完全的可能上吻合了印欧拼音语言的内在品质。也就是说,印欧拼音语言及这种语言所展开的、铺就的文化传统在本体范畴的设定上必然规限于逻各斯两个层面的内涵,并且逻各斯这两个层面内涵一旦在本体的位置上设定完毕后,形成一种本体的自律性(autonomous),也必然依凭信仰推动着印欧拼音语言铺衍且生成文化,形成一个漫长的自我言说与自我倾听在场形而上学哲学传统。 一如美国学者J.克拉德·艾文斯的总纳:“作为言说的逻各斯是全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根源。” 如果在理论上真正了解了逻各斯、印欧拼音语言及在场形而上学文化传统的内在品质,我们无法不慨叹,这三者在两个层面上的逻辑呼应是如此恰切。
让我们简约地对从印欧语系罗马语族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动词原型两个维度对逻各斯做一次追问,来看视这两个层面的学理究竟。
从拉丁文的词源追溯来看,“逻各斯”有“ratio”与“oratio”两个层面的意义。“ratio”与“oratio”是拉丁文。“ratio”的意义是指 “理性”(reason),也是指内在的思想的自身,即海德格尔所诠释的“思”( denken / thinking)”;“oratio”的意义是指“言语”(speaking), 也是指内在的思想的表达,即海德格尔所诠释的“言”(sprechen / speaking)”。需要明确的是,在这里“理性”(reason)、“思想”(thinking)与“意义”(meaning)在逻各斯内涵的第一个层面上是可以同义互训的,在学理上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简言之,“逻各斯”的两个层面的内涵即是“思”与“言”。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逻各斯在古希腊哲人的本体论好奇和猜想中萌发后,便义无反顾地锁定在语言上,因为逻各斯其本身的内涵就是意义与言语,这也是20世纪西方现代派哲学与后现代派哲学在对在场形而上学进行反拨时,为什么必然归返语言学来完成自己的本体论思考。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德里达要撰写《论文字学》,排列出思、言、字的三个等级序列来拆解形而上学本体论。
加达默尔曾提示我们“逻格斯是从思想流出并通过嘴发出的声音之流”, 又进而表述“逻各斯”虽然通常被翻译为“理性”或者“思考”,但它的原初与主要意义就是“语言”(Language),作为理性动物的人实质上是“拥有语言的动物”。也就是说,在“逻各斯”这样一个本体范畴中,融含着“思”与“言”的二重性,并且这种二重性是不可分离地熔融为一体的,即如索绪尔在给能指所指下定义时所描述的,是一片树叶的正反两面,是不可剥离的。
下面需要进一步延展我们思考的是逻各斯两个层面的内涵与所指能指的序列关系问题。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教程》中曾经讨论了西方印欧语言是声音使意义出场的拼音语言,关于这一点,德里达在《论文字学》对黑格尔进行批评时,我们可以见出他承继了这一思路,德里达说:“黑格尔对文字的批评自然不触及拼音文字。拼音文字作为表音文字更刻板、更可鄙、更为第二性(more secondary)。拼音文字表达声音,而声音本身即是符号。因此,拼音文字是由符号的符号所组成。” 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系体中,他认为声音是能指(signifier)而意义是所指(signified),可以说,对索绪尔这一基本理论点的把握是极为重要的。在索绪尔看来,如果说在能指所指之间存在着第一个原则,那就是符号是任意性的:“能指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性的(arbitrary)。由于我们把一个符号视为一个能指与一个所指联结的整体,我们可以更为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 了解德里达解构理论策略的学者都知道,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和影响,但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切入索绪尔与德里达两者之间的思路,我们极为有趣地发现,索绪尔与德里达两者对能指所指之间谁决定谁的动力因关系的理解恰恰是颠倒的,索绪尔依凭一位语言学家的视域,是站在逻各斯自律性言说所构造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之外,在解释、分析印欧拼音语言,在他的语言学理论体系中有一个最为显在却极容易被人所忽视的思考点,即声音是能指而意义是作为能指的声音使意义出场的所指,即在语境中,声音的产生是为了负载着一定的意义来表达主体的思想,最终完成一种社会性交流,能指所指之间的动力因关系是能指决定所指,没有声音意义无法自律性出场。
从上述我们对逻各斯这一本体概念两个层面的追问来看,索绪尔所定义的能指──“声音”相当于逻各斯第二个层面的内涵,所指──“意义”相当于逻各斯第一个层面的内涵,主体正是借助于“声音”把“思”表达出来的,如果我们在这里启用另外一个术语来替换“表达”,那就是“出场”(presence)。在能指所指之间存在着一个动力因关系,这个动力源即在于人──言说者。在索绪尔那里,是人的言说使声音作为能指从而决定意义作为所指出场的。注意这里有一个极为精巧且重要的哲学意义,索绪尔正是在他的语言学理论中把言说的个人强调了出来,这种以个人言说为动力源的语言学理论,恰恰匹配于西方20世纪哲学反形而上学之宏大述事的理论需求,其实我们仔细检选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体系,不难发现他是一位纯粹的语言学家,他无意于在其思考中于自己与形而上学之间划出一条界限,佯装为一位反本体论的哲人而得意洋洋,且恰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绪尔无意识地为西方20世纪现代哲学及后现代哲学反形而上学提供了无尽的启示,成为德里达等人在理论和思路上无法不追随的学者。
正是在“普通”语言学的意义上,一般的语言学研究者对索绪尔设定的这样一种能指所指的等级序列划分有着从容不迫且不加思考的认同感。从拉丁文的词源来归属,索绪尔的能指是设定在“oritio”这个层面上的,所指是设定在“ritio”这个层面上的,而在德里达认定的由逻各斯中心主义决定的形而上学本体论语境下,恰恰是“ritio”这一层面决定“oritio”这一层面,也就是说,是“思”决定“言”,“意义”决定“声音”。这一点完全与索绪尔的理论相悖,也就是说,德里达不同于索绪尔,这两位大师对能指所指之间的动力因关系的理解恰恰是颠倒的。所谓能指所指之间的动力因关系,是关涉能指所指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权力关系。
诗学是哲学的附庸,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学园师从柏拉图首先是为了获取一种智者的身份,《修辞学》与《诗学》应该被理解为于其哲学思考张力网中拨撒出的一方闲暇且诗意的美学空间。当我们的阅读带着哲思走向20世纪西方诗学理论中时,我们总是无可回避地发现,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德里达以来,几位大师性哲人总是企图为西方在场形而上学划分一个等级序列。为西方在场形而上学划分思、言、字的等级序列,这种思路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这三者在能指所指关系之间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的权力关系,而且我们还能够从这种等级序列的划分中发现他们的价值判断,他们就是要在形而上学的思考中通过等级序列的划分把价值体系拉开,最终形成张力以判断终极权力。公允地讲,由于20世纪以来的反形而上学者总是无法逃避以拒斥、破坏的思维意识来颠覆、解构形而上学本体论,因此他们大多命中注定在哲学及诗学的品质上只能是极端的破坏者而不能是体系完满的建构者,我们把形而上学的独断论推置于一边暂且不论,反形而上学者他们在体系的完满建构上很难超越康德与黑格尔,即如黑格尔在《小逻辑》(The Logic of Hegel)所论:“哲学没有体系,其就无法成为科学,……哲学的个个部分都属于哲学的整体,是一个自身完整的循环(circle)。” 这也正是形而上学及其古典诗学的精彩与迷人之处所在。
其实,在形而上学的等级序列中,是声音决定意义,还是意义决定声音,这对于由语言构建的漫长形而上学发展史来说,有着重要的本质性评价。在诗学的研究中,一旦思考、讨论到究极的本体论问题,无论是西方诗学还是东方汉语诗学均无法回避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否则诗学研究者永远只是漂泊在诗学的边缘──文字的表象上,成为疲惫劳作一生却永远不知精神家园何在的学术劳作者。德里达认为:“西方形而上学把存在的意义限于在场领域,它成了语言学形式的霸权(domination)。追溯这种霸权的起源并不是把超验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实体化(hypostatizing),而是考查构成我们的历史的因素,考查形成超验本身的东西。” 不同于后来德里达对文字的崇尚“字母类型的拼音文字是这个等级序列的最高峰”, 他认为黑格尔崇尚的是声音使意义出场的在场形而上学,所以他极力贬低文字,把文字视为远离超验所指且边缘化的符号系统:“根据黑格所言,历史永远是精神的历史,这一精神是逻各斯观念的发展及基督再临的本体论神学的延伸,这种发展与延伸没有被拼音文字所阻断。” 在这里我们不难收获一种启示:诗在意义与声音的两个层面上一旦实体化为文字,审美已经从意境的中心滑向铭刻的边缘,诗意与诗性已经丧失殆尽。也就是说,诗的审美及其意境无法驻留于文字,诗一旦实体化为铭刻的文字,诗已经失落了诗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铭刻的诗永远是诗意的缺席存在,即如德里达在《文字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中所言:“如果缺席不允许被文字还原,那是因为缺席乃是文字的以太(ether)和灵感”。 这是一个极为精巧且有趣的思路,文字缺席的是以太与灵感,即意义与超验的所指,而书写的诗缺席的正是诗意。如果我们从西方在场形而上学的语言观来透视中国古典文学的唐诗,那么应该有两部唐诗,一部是由声音与意义组构而成的、鲜活的在场唐诗,这部在场唐诗稍纵即逝,没有它的物质形态,但却是唐诗的本真;一部是于康熙42年始议修纂由扬州诗局刻印的《全唐诗》,这部刻印为文字的《全唐诗》已经远离了鲜活的在场唐诗,成为一部远离诗的声音,使诗成为缺席诗意、永恒地、边缘地沉默于文字的铭刻。这就是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Speech and phenomena)一书中所说的:“一般地来说,他人所追求的意义及他人的体验并不亲自对我在场,而且也永远不能对我亲自在场。” 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理由从西方在场形而上学的语言观来透视汉语唐诗,并且中国文字的写意语境在思、言、字上又是以怎样的等级来排序,以至于汉语与汉语诗学的制约关系怎样评价?
索绪尔是一位结构主义者,然而,让我们不能不惊诧的是,恰恰德里达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中获启的却是完全与之相悖的解构主义思考。
在阅读德里达的《论文字学》时,我们时时感到德里达在他的解构主义理论陈述中总是竭尽他的“解构”思辨之力,在对他所反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建构性”与“体系性”的修修补补,力图使柏拉图以来的在场形而上学于笛卡尔、卢梭、康德与黑格尔以来成为一个完满的理论可能:“在黑格之前,卢梭就明确指责普遍文字(universal characteristic),这不是因为它具有神学的基础,这种基础决定了它对于上帝的无限理智和逻各斯的可能性,而是因为它似乎忽视了言语。‘通过’这种指责,我们可以理解18世纪的强烈反应,这种反应捍卫了音位主义(phonologism)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logocentric metaphysics)。” 实际上,对于德里达来说,这里存在着一个悖立,德里达企图以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来颠覆整个西方文化传统,一部在场形而上学就是一部西方文化传统的隐喻,要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在场形而上学就首先必须使其在学理上成为一种完满的理论可能,也正是在这一层面的意义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才能够获有一个在理论上相对成立、相对无争议的挑战标靶──在场形而上学。其实切换一个视角来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德里达在苦心营铸他的解构主义时,不得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在场形而上学进行修修补补式的建构,最终使自己的“解构”理论必须在一个完整的“结构”中生成,力图使之体系化。非常有趣的是,无论德里达自己是否愿意、是否承认,他的理论身份具有二重性,他必须首先是在场形而上学的建构者和论证者,其次才可能是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者和颠覆者。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与《哲学的边缘》等著作中,为使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场形而上学成为可能且具有理论性而殚精竭虑。因为德里达清楚地明白,颠覆一个本身就有破缺的理论体系,这本来就是一件仅值得庸常之辈去做的毫无意义的事情。
思考到这里,我们无法不给出这样一个有趣的表述,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完满建构者或者说在场形而上学的最完满建构者不仅是黑格尔什么的,也包括德里达本人。当然我们把德里达打入在场形而上学体系的修补者中,德里达必定是很痛苦的,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是在逻各斯中心主义铺设的印欧拼音语境下所完成的,这一点德里达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让我们再度返回上面的陈述中去,进一步讨论索绪尔与德里达对能指所指之间动力因关系的颠倒理解及颠倒使用的理论策略。
索绪尔认定“oritio”和“speaking”是能指,认定“ritio”和“meaning”所指,在能指所指的动力因关系上,是声音使意义出场。在这里有两个身份便明确出来。第一,他一定是语言学家;第二,他一定不是本体论的在场形而上学建构者。因为在他的语言学理论所讨论的能指所指的动力因关系中,他没有让“meaning”成为一个超验的所指以决定“speaking”,使“speaking”成为一个被动的能指。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讨论能指所指的关系时,定义的极为明确:“一个语言符号不是一事物(thing)与一名称(name)之间的联结,而是一个概念和一个声音形式的联结”, “我建议保留用符号(sign)这个术语指明整体,用所指能指分别代替代概念(concept)和声音形式(sound image)。前两个术语的优点是既能表明两者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两者和两者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 需要再三解释明确的是,行走在西方哲学与诗学的空间中,我们必须把握概念的同义互训。在这里,索绪尔所使用的“概念”(concept)是一个特定的术语,这个“概念”在逻各斯内涵的第一个层面上可以与“理性”、“思想”与“意义”同义互训,“声音形式”(sound pattern)在逻各斯内涵的第二个层面上可以与“言说/声音”相互替换。
从这里我们不难见出,索绪尔完全是站在语言学理论的立场上来证明自己是语言学家,所以他认定声音是使意义出场的能指,而意义是声音使其出场的所指,关于能指所指之间的动力因在于能指──“声音”,是生命──人发出声音来表答意义,在这里索绪尔把以声音使意义出场的言说个体强调出来,“人发出声音来表答意义”这是一句浅显至极的陈述,但其哲学涵义太深刻了。从叔本华之后,西方关于本体论的思考从宇宙本体论颠倒为生命本体论,叔本华在世界是我的表象的陈述中把个体人格的意志(will)放大到宇宙的本体,与中国传统哲学中陆九渊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陈述中鸣响共同的生命本体论思考。 如果说这个世界的一切存在必须被名命才能够呈现出意义或者持有存在的权力,那么抛开语言学,我们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上讨论“人发出声音来表答意义”,实际上是把世界的名命权及这个世界被名命后的存在权力交还给人本身,并且这个“人”是作为个体人格而成立自己的人。因此,索绪尔的所指不再是一个依附于宇宙本体的超验所指,反过来人是这个宇宙的本体。当然索绪尔终究是一位语言学家,他的理论是下意识地使自己规避于在场形而上学语境之外展开思考的,他并没有自觉地把自己关于能指所指的思考带到哲学本体论的层面上来追问,有趣的是,这一点永远恰恰是铭刻在文字的历史上不可被抹去的语言学家比哲学家渺小的佐证。
问题在于,“人发出声音来表达意义”,被表达的“意义”虽然在一般理解的次序上还是先于声音,但作为所指在索绪尔这里只是被停留在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上解释为是声音使其出场的意义,而不是在形而上学那里驻留于宇宙本体的一个超验所指
其实,德里达在思路上还是承继了从柏拉图到胡塞尔以来的在场形而上学思路,在颠倒的程序上定义索绪尔对能指所指关系的动力序列,切换于另外一个与索绪尔不同的点视点来完成自己的反在场形而上学思考,最终证明自己身份归属于哲学家,并且高于索绪尔的语言学家身份。
说到底诗学根本问题还是哲学的问题。视点的切换在人类思想史发展的历程上有着极为重要的转折意义,往往许多平庸学者终身只习惯于把自己的视点固定在一种闭锁的圈子里,启示他敞开视界似乎是在夺掠他的生命。如果我们把西方哲学史隐喻为一条延展的意义链,这条哲学意义链完全是由无数个意义环所链接的,形而上学发展史之所以能够从柏拉图延展到海德格尔呈现一种本体论思路上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就因为形而上学发展史的意义链在每一个意义环上都表现出一致性,说句学界内的职业性描述:并且这种一致性是本体论猜想视点上的一致性;再如果把每一个意义环隐喻为织起意义链的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位哲人,这些哲人关于宇宙本体论的思考在终极视点上完全是一致的,无论他们怎样给宇宙的本体名命,并且在宇宙的本体名命范畴下编织起怎样的体系,但对宇宙本体猜想的终极视点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也就是说,视点的固定性所带来的思路的一致性、闭锁性决定由相同的意义环连结成相同的意义链,所以逻各斯本体的终极意义才可能于无数相同的意义环上传递下来,漫延为一条在场形而上学的意义链。即如黑格尔在《小逻辑》讨论哲学体系的关系时认为:“哲学史呈现出的种种不同的体系,然而这些体系与整体是不矛盾的,另外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哲学史在成熟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体系范围中的特殊原则是同共思想的一个分支。”
仅从在语言学的理论上看,德里达还是接纳了索绪尔,认为声音是第一能指:“如果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言语(spoken words)是心境的符号,文字(written words)是言语的符号’,正是因为声音,第一符号(first symbols),与心灵有着一种本质的和直接贴近的关系。第一能指(first signifier),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能指。它能指(signifies)着心境, 而心境自身通过自然的相似性反照或镜照了事物。于存在(being)和心灵、事物和感觉之间,有一个表达或自然指称的关系;在心灵与逻各斯之间,存在着一个约定的符号化关系。最初的约定与自然的、普遍的指称秩序直接相关,并且这种约定生成为言语(spoken language)。文字(written language)则将使约定确定下来,并使其它的约定与语言的约定连结起来。” 大陆汉语学术界近10年来不乏解构主义的研究者,但我们应该承认汉语学术界缺少对德里达多部原典文本的细读。我们必须在一种精致的理论细读上明确,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把“言语”──“声音”定义为“第一符号”和“第一能指”,而把作为言语的符号──文字认定为第二性的:“一方面,《语言起源论》(The Essay the Origin of Languages)谴责了描述性的、衰亡的、第二性(secondary)的人工文字,谴责了有着精确、严谨意义的文字(文字‘削弱’了言说;使人们根据书本来‘判断精神’如同‘根据尸体给人画像’等等)。通常意义上的文字是死亡的文字,它是死亡的载体。它耗尽了生命。” 实际上,在思、言、字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中,文字是第二符号,也就是第二能指,正是因为“逻各斯时代贬低文字,而文字曾被视为中介的中介,并陷入意义的外在性”, 因此文字是置放在思与言之间的使意义延缓出场的铭刻,是中介的中介,是死亡的载体。
关键问题在于,德里达为了“建构”他的解构理论体系必须承认在场形而上学思、言、字的等级序例,承认“思”是一个超验所指:“海德格尔的思想不是摧毁而是重新恢复把逻各斯和存在(being)的真理作为第一所指:所有范畴或所有规定的意义,所有词汇或所有句法,因而所有语言学的能指都蕴涵这个‘超验的’所指(就如同在中世纪人们在某种意义中把这些‘超验的’东西──ens(存在)、unum(惟一者)、verum(真理)、bonum(善)──视为‘第一认识对象’(primum cognitum)一样),虽然超验的所指不能简单地与任何一种能指相等同,但它允许通过这些能指之一来被预先理解(pre-comprehended),超验的所指不能还原为所有的划时代的规定性,虽然规定性是超验的所指使其成为可能,因而超验的所指开创了逻各斯的历史,并且它自身只有通过逻各斯才可以存在;这就是超验的所指不存在于逻各斯之前,也不存在于逻各斯之外。存在(being)的逻各斯,‘思想听从存在(being)的声音(Voice)’,是符号的第一源泉和最终源泉。” 对德里达这一段的细读尤为重要,上述我们讨论了逻各斯有“思”与“言”两个层面的意义,这个超验的所指作为“思”在逻辑上先于使其出场的声音,是符号的第一源泉和最终源泉,把“思”认定为一个超验的所指,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在所指能指之间的动力因关系中,是“思”──“所指”决定“能指”。真正读懂本体论的学者者都知道,假如巴门尼德和老子以来的东西方哲人没有把这个超验的所指设定于宇宙本体,那么对此在世界的解释不仅缺少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终极意义,同时也使此在世界的芸芸众生缺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连后现代主义者斯皮瓦克都不得不承认人在本质上是终极存在的记忆:“在这里语言的确是一种张力。‘人在本质上是存在(Being)的记忆’的表述回避了存在不可能设问的问题,海德格尔正在用这种古老的语言在工作,我们已经掌握了这种语言,同时这种古老的语言也在掌握着我们。” 当然这在里作为“Being”的存在就是超验的所指──“思”。
不错,当生命主体的终极关怀使人在信仰上命定于终极存在之“思”,“思”作为一个超验的所指成为第一能指声音使其出场的意义,第二能指文字再把出场的意义与声音铭刻下来,“思”、“言”、“字”的语言系统不仅就此形成,同时“思”、“言”、“字”的形而上学及其等级序列也同步形成,整个西方文化史就是在这样一个语言系统之下延展。不要说海德格尔无法逃避使用这样的语言在工作,从巴门尼德到德里达,任何人都无法逃避在这样的语言系统下思考、言说及书写,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在使用这种语言,同时这种语言也掌握着他们。
因此当第一位哲人在宇宙本体论上设定了一个超验的“思”作为所指,后来的任何人都无法规避从这个超验的所指那里提取意义来言说,或逃避使用“思”决定“言”与“字”的形而上学语言。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所有的古典形而上学本体论建构者都是企图以自身的智慧与狂妄为宇宙本体设定一个终极:即超验的所指,从而以本体的终极权力来兑现自己的野心与征服欲。其实我们应该反过来明视到,解构主义者在骨子里也是企图以颠覆本体论的终极权力来成就自己于在场形而上学中不可能再度获取的另一种野心与征服欲,因为解构一个结构本身就需要一种野心与征服。问题在于,德里达把文字置放在“思”与“言”之间使本体的终极意义延缓出场,但他还是承认了“思”这个超验所指的存在,这就如同康德以美来调和本体界与现象界时,最终还是给上帝留下一方合理存在的地盘。德里达也是如此,既然超验所指永驻本体,那么上帝依然在微笑、在言说,因此本体论神学永驻。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理解,如果在本体的终极上缺失这个超验的所指,第一能指──声音也随即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为语言系统中的声音不可能不挟带任何意义出场,并且这个意义于在场形而上学发展史上必须是一个超验的先在,否则本体论不成立。问题在于,只要人是精神动物和信仰动物,本体论就必须成立,否则人就失落了精神家园,堕落为信仰的流浪者。一如东方哲人陆象山所言“此理塞宇宙,谁能逃之,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这个“理”就是一个超验的所指。德里达在他的解构理论中反复指出了超验所指决定第一能指的控制性:“……尼采远远没有(与黑格尔一起并像海德格尔所希望的那样)简单地驻留于形而上学,而是努力使能指摆脱对逻各斯和相关的真理概念或任何意义上被理解的第一所指的依赖性或派生性。” 注意,在德里达的表述中逻各斯、真理概念与第一所指是同义互训的术语,为什么说尼采对形而上学的拒斥较之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更为彻底,就在于尼采力图使第一能指摆脱对超验所指的依赖性或派生性。在德里达看来,声音在本质上只是所指出场的形式:“因为所指本身不是能指,不是踪迹:在任何情况下,所指自身的意义不是由它与可能的踪迹的关系而构成。所指的形式本质是在场,它靠近作为语音的逻各斯的特权是在场的特权。”
必须指明的是,当我们在诗学理论上提及“在场形而上学”时,必须把衍生的文字从理论感觉中驱逐出去,“在场”指涉的就是作为终极语音的逻各斯及其两个层面“ritio”和“oritio”,德里达承认“ritio”、“meaning”与“oritio”、“speaking”之间的动力关系是前者决定后前,即“意义”决定“声音”,从语言学家的思考视点一定无法理解,在能指──声音与所指──意义的动力关系中,为什么意义决定声音?为什么语言学家定义的所指决定能指?如果语言学家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学术思考提升到哲学的境界来定位,永远只能对这一命题的设问保持不得不谦虚的沉默。
准确地讲,我们拥有两部历史,一部是在场历史,一部是文字历史。在场历史即是现场历史,即历史主体以自己的视听处于正在经历的过程中,表现为一种时空鲜活的当下性事件行为,这个鲜活的事件是一个“presence”,充溢着没有被文字所铭刻的临场感。还可以说这是一部稍纵即逝的视图与声音的历史,我们借用本体论这一术语来转述,这就是历史的本体。这部历史在本真的意义上是视听化的,也就是说,在场历史就是视听历史。
推演一步来看,我们也拥有两种形而上学,一种是语音的形而上学,一种是文字的形而上学,前者即是在场形而上学(present metaphysics)。我们应该持有这样一种哲学与诗学的职业意识,当我们谈及在场形而上学时,已经在把文字逐出思考使其边缘化了。关键是我们通过文本所阅读的形而上学发展史只能是文字的形而上学(written metaphysics)。在场形而上学源起于一个超验的所指,但在场形而上学虽然不应该铭刻化为文字的形而上学,但其绝对不是一部超验的历史,其是曾经在历史的时空中经历过的、鲜活的一个个断片的组合,其最大的文化特征就是曾经正在发生且发生过,但在时空上不可追溯,不可还原。其实冯友兰在上个世纪80年之前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之时早就反思到这一点:“严格地说,过去了的东西是不能还原的。看着象是还原的,只是一个影子。历史家所写的历史,是本体历史的一个摹本。……写的历史同本来的历史也不能完全符合。”
所指能指之间的序列关系是极为深刻而精巧的,可以说,它负载着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与思想史冲突的全部张力及精彩,当我们从诗学的角度寻觅于在索绪尔与德里达之间,我们不仅获得的是无尽的启示,并且我们又应该选择语言学家还是哲学家的身份呢?还是两者都应该拥揽?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
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系

2006年01月25日

Google的真相是什么?并不是简单!


  唐•诺曼过着双重生活:理论的和实践的。作为美国权威的认知心理学家,他在美国西北大学计算机系、心理学系和认知科学系任教,并担任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编辑顾问和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理事,他研究、讲授和撰写着科技与人类的关系。在实践生活中,他又是尼尔森•诺曼设计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并在包括苹果、HP在内的众多公司的研发部门任职,帮助它们开发既感人又符合理性的产品。
  BusinessWeek称他为“任性的洞察者”。他为设计工业引入了独特的社会和情感关怀,这一努力集中体现在他的名著《情感设计》(Emotional Design)中。该书已在全球以9种语言出版,它标志着诺曼教授的关怀开始从产品的易用性迈向更高的层次——情感和美学,而从始至终,对用户与日常生活的关注都是他研究的基石。
  2006年伊始,以本刊对创新和设计思维不遗余力的宣扬和中国公司对“从制造到创造”的逐渐领悟为背景,我们荣幸邀请到唐•诺曼教授在本刊开设“设计思维”专栏,与读者分享他“任性的洞察”。
——编者按

  我很喜欢google,这确实是一个很棒的搜索引擎。但是听了太多对它“简单精致”界面的溢美之辞,我已经对此感到恶心和厌倦了。其实所有的搜索引擎都有那么干净精致的界面:把你要搜索的关键词输入搜索框,按一下“enter”键。
  人们马上会跳起来反对我:“但是Google的搜索页面非常空,非常干净简洁,没有被塞进成堆的其他东西。”人们经常这么评价。没错,但这只是因为:在Google的页面上,你只做一件事情:搜索。
  如果一个系统只有单一功能的话,每个人都能做出这样一个简单干净的界面。但是如果你想使用Google提供的许多其他服务,对不起,那就麻烦了。首先你得知道如何找到它们,然后,你得在那许多服务中挑出你想用的那一个,最后,你得知道该怎么使用这项服务。所有这些服务都不在Google的主页上,而是隐藏在其他神秘的地方。即使是非常简单的工作也需要另外一些点击和操作——如果你能记得该怎么操作的话。
  为什么雅虎和MSN要有看起来这么复杂的页面呢?因为他们的系统使用起来更简单。不是因为它们复杂,而是因为它们通过在主页上分类(比如新闻,搜索,或者是其它服务),以此来简化用户的工作。雅虎甚至有一个非常棒的个性化界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自己最想得到的东西。
  仔细观察一下Google的首页。想要查地图吗?你需要点击一次页面才能看到那个选择按钮,然后再点击一次,才能到达地图搜索的页面。想要用学术搜索来找一些参考资料吗?嗯,应该选择“高级搜索”或是“更多搜索”?博客搜索怎么样呢?为什么Google Maps要和Google Earth分开呢?(哦,这是因为他们是购买自不同的公司。是的,但是作为一个用户,我为什么要去关心这些?)
  以上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你点击“更多”那个按钮来获得,点击之后你得到一个有29种选择的界面,那里有另外一些链接,比如“关于Google”、“帮助中心”(如果Google真的如此简单,为什么还会有人需要帮助呢?)、“下载”,还有一个特别的部分——“网页搜索功能”,这其中又有24个网页功能链接,一个是搜索图书的工具条,还有其他23个文本描述——告诉你如何改进搜索功能,并提供一整套元语言指令。
  这样看来,Google简单吗?不,那只是表面现象。它用主页上那个简单的搜索框隐藏了所有的复杂性。它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如果你想做简单搜索之外的事情时,在其他的搜索引擎上你可以从它们的主页开始,而Google却让你通过它主页之下其他更复杂的界面来实现。为什么不把这些都结合在一起呢?Google为什么不能是一个统一的应用呢?为什么它有那么多奇怪的,看起来互不关联的服务呢?
  很久以前,准确地说是在1968年,一个叫梅尔文•康威(Melvin Conway)的人这样写道:“一个设计机构常常不自觉地设计出反映自身组织结构的产品。”确实如此:我能从许多公司的产品中看到这一点。但是Google除外,这个产品似乎没有任何组织结构。(文/《环球企业家》□ 出自:2006年01月 总第118期)

www.XINHUANET.com 01月24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同一条街,搭乘同一辆三轮车,3名花季少女同遭车祸丧生,3个家庭体味着同样的悲痛。然而,给其中是农村户口的一名少女的赔偿,却不及她的有城市户口的同学的一半。

“3名少女同遭车祸,为何赔偿不同?不是说人人平等吗?法律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对待死亡?”失去爱女的何青志夫妇在悲伤之余,发出这样质问和呐喊。

三伙伴上学途中遇车祸身亡

“何源上学时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2005年12月15日凌晨6时,正在重庆市郭家沱农贸市场大声吆喝叫卖的何青志、谌登兰夫妇,被飞奔而来的邻居问懵了。“白色的羽绒服,咋啦?”“那边发生了一起车祸,有3个女孩死了。其中一个女孩穿的是白色的羽绒服,看起来像是何源。”

何源,14岁,是在城里卖肉的农村户口持有者何青志、谌登兰的独生宝贝女儿。听见这话,谌登兰当时几乎瘫了下去。

夫妇俩慌忙丢下手中的排骨,赶到车祸现场———郭家沱长城公司路段。

此时,天尚未完全亮开,一切都很模糊,但淌着鲜血的现场却真切地刺痛了每个人的眼睛———一辆大货车将一辆三轮车生生地压在了下面,有一件被鲜血浸红的白色羽绒服尤其醒目……

何源在重庆市江北区某中学读书。当天,她在上学途中遇到同校的另外两个好朋友,3个好伙伴上了同一辆三轮车,结伴去学校。

三轮车行驶到郭家沱长城公司上坡路段时,一辆对面驶来的满载货物的卡车刹车不及,车辆失控,发生侧翻,正好将三轮车压在下边。3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凋亡了。

事故善后处理小组很快成立,开始调查事故原因,并对死者进行赔偿。3个女孩的家人先后与肇事司机挂靠单位———重庆铺金公路运输有限公司的代表进行协商。

另外两家先后与公司协商“私了”,各自得到了20余万元的赔偿。当时,何青志夫妇沉浸在中年丧女的痛苦中,想当然地以为,女儿的赔偿,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同样的事故,不等额的赔偿

让何青志夫妇意外的是,当他们就女儿的赔偿进行协商时,一切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容易。对方表示,如果按规定的条条款款一笔一笔清算,只能给他们死亡赔偿金5.07万元,再加上丧葬费等费用,顶多赔偿5.8万余元。

刚刚遭受丧女之痛的何青志夫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遭遇同一车祸的另外两个女孩都得到20多万元赔偿,为何自己的女儿死亡却只得到5万多元的赔偿?

夫妇俩怎么也想不到,同一事故中,对生命的赔偿会有不同的“价”。

何青志夫妇得到的权威解释是,2003年12月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中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该《解释》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而所有交通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都得遵照该规定执行。

按此规定,女儿属于农村户口的居民,赔偿的标准是2004年度的重庆市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其他孩子是城市居民,遭遇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时,应基于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

农村户口的居民因此就和城市居民拉开了长长的距离。重庆市权威统计数据显示,该市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221元,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535元,这两个数字分别乘以赔偿年限(20年)后,自然产生出近20万元和5万元两个存在巨大差距的结果。

死者何源的户口在江北区的农村,铺金公司的说法并未违背法律规定。

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对待死亡?

何志青夫妇突然听到的这个闻所未闻的规定,在他们悲伤过度的心口上再撒了一把盐。“仅仅是因为户口不同,赔偿就存在着如此大的差距,这不是荒唐吗?”何志青夫妇说,“女儿10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城里,一直和城里娃一起上学,为什么她读书时不因为她是农村户口而少收学费?为什么她购物时必须支付完全一样的价格?我们和城里人培养孩子的成本有什么不同?孩子长大了,对社会的贡献又有什么不同?”

根本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的何青志夫妇大声质问:“不是说人人平等吗?法律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对待死亡的生命?”

这样的质问,注定除了宣泄内心的苦闷外,没有其他实际的效果。于是,痛苦很快演化成为悲愤,夫妇俩简直成了“祥林嫂”,想给女儿讨一个公道,讨一个能让所有农村户口的人心服口服的解释。

铺金公司在考虑到何家的具体情况后,主动将赔偿金提高到了7万元。但是,在何青志夫妇看来,这个比规定标准高一点的赔偿金额依然难以填平自己心中的忿忿不平———即使按照新的赔偿方案,7万元和20万元也相距甚远。

最终,肇事方铺金公司赔偿了8万元,加上肇事司机自己出于理解和同情,单独赔偿1万元,何家总计得到赔偿金9万元

“同命不同价”有望改变

农村孩子的一条命只值城里人的半条命,这样的结果在当地引起众口一词的“声讨”,相关规定也备受指责:农村人的命就比城里人低一等吗?!知晓此事内情的居民纷纷表示,很难理解也无法从感情上接受这样的法律规定,呼吁让这样的“同命不同价”的规定尽快得到改变。

然而,有一种理解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的内涵是对受害人收入损失的赔偿,据此,“死亡赔偿金”应被界定为财产性质的收入损失赔偿,而非精神损害。按损害与赔偿相一致的原则,对侵权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应按照损失前后的差额赔偿其交换价值。因此,“死亡赔偿金”不应简单等同于对生命、人格的赔偿,甚至可以部分地理解为对死者劳动力价值的赔偿。

基于这种理解,“死亡赔偿金”的数额本来就不应当等同,在赔偿参数设置的问题上,应尊重我国的现实国情,尊重客观存在的城乡差别。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戴军透露,重庆市高院拟出台《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指导性意见》,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并实际居住达到一定年限的农村居民,其损害赔偿标准有望和城镇居民大体一致。

这一尚未变成现实的规定,即使并未实现农村人和城市人的死亡赔偿标准的绝对统一,但毕竟是朝着人们期盼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唐中明 记者 田文生)

我习惯于每年都写点业务总结或者工作感受什么的,算是三省吾身,给自己留点资料。

但我发现,这工作总结越写越无聊。

自己每年做的那点玩意,都没什么意思。看别人做的,也因为行当混得久了,知道里面的一些猫腻,同样觉得没意思。

就算是我崇拜之极的《财经》,看了“枭雄唐万新”之后,我也同样能发现,《财经》能写出来的同样不过是冰山最小的一角,那么其他媒体还能写什么?中国的媒体还在那里写来写去的有什么用?

还有那些所谓的名人评论,连最基本的逻辑与科学方法论都不懂,他们还敢在那里评论。这种玩意我就更没兴趣。

所以说阿,今年的总结,没有经验,只有感悟:所有记者都该像刘韧那样。

今天用了365KIT机器人,很好玩。

2006年01月22日
我就这样被城管和黑车联手打败了
http://spaces.msn.com/members/magazineengine/Blog/cns!1pLu8-AtmsooiQEyjt4Dizyg!393.entry
    05年一天,因为加班到深夜,被黑车黑了。
    单位在亚运村,我住在亚运村以北,打1。6元的出租车,车费用在20元左右。
     那天加班到凌晨3:00,在五洲酒店门前,打的车,是一辆黑色的红旗,10元起步价,以2元为计价单位。
     到家时,师傅给我车票显示的价格是38元,迷迷糊糊中我原价支付。
     醒来时,觉得车费比较高,有问题。
     按照车票上的电话,咨询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告诉我,不是他们的车,是黑车。
     我后来一直留意亚运村附近的红旗出租车,发现在五洲酒店和汇园酒店公寓门前,经常有3辆黑色的红旗轿车,混在出租车队列里。其中,一辆车号是“京EWXXXX”的黑色红旗出租车的驾驶员,就是那个开黑车的。
     我没有时间搭理他。
     今天下午,我下班时在汇园酒店公寓门前,又看到那辆黑色的红旗出租车,车顶棚上放着出租车的标识。
      一股无名之火,窜了心头。
      我通过114,查到了亚运村城管的电话。
      一位城管小姐很有礼貌的告诉我:“对不起,只有当您坐在那辆黑车上,打电话给我,而且当我们城管赶到时,你还在那辆车上,我们才能够对黑车师傅进行处罚。”
      我晕倒。
     我请求城管小姐:“我不要好处,只想配合你们抓住他,你们能安排一位城管人员和我一起坐车,不就抓住他了吗?”
     城管小姐义正词严地说:“我们不能设局陷害。“
    我快要哭了:”城管小姐,没有其他办法吗?“
   城管小姐:“对不起,只有当您坐在那辆黑车上,打电话给我,而且当我们城管赶到时,你还在那辆车上,我们才能够对黑车师傅进行处罚。”
     我无语。
2006年01月19日

今天想看看QQ群里的留言,却居然发现QQ提示说“不升级就不能继续使用”。

我操。

我他妈还从没在这里直接骂过人,但今天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要骂。还你妈有强制升级的。

上次我那个常用QQ号被黑了,还是会员号,你们他妈都没本事给我找回来。我操,当你们的会员就当成这样。更操蛋的是,后来居然有人用我那个被黑的号在网上招摇撞骗,要不是有人告诉我,我还一直蒙在鼓里。我都说了那个号被人黑,我还是你们的号称绝对安全的会员,你们不能帮我把号弄回来也就算了,居然那个号里的联系人也没给我弄干净,害得老子落个给人赔不是的下场。

现在你又他妈的强制升级,不升级你还不让用。是不是我不升级,你又他妈把号给我收回去  ,然后又卖给哪个孙子阿。

我今天就写这了,我以后再用QQ,我他妈就是你养的

5G评论中涉及了“马云埋葬3721”的话题。评论期间,有多位人士认为马云此举并非正常公司行为,其埋葬3721的举措会伤害3721的原有品牌。

对此,我不认同。如果我是阿里巴巴的头,我也会埋葬3721。

一、阿里巴巴做电子商务,其主要发展的用户就是中小企业。而在3721的主要用户中,有一大批恰好是中小企业。3721的这些用户中可能还有不知道阿里巴巴的,那么统一品牌后,可以迅速移植3721的认知度,这对阿里巴巴的发展有好处。

就我的经历来看,除了IT圈,国人对互联网的认识其实还很浅(包括我自己),很多人真的不知道中国有那么多的IT公司,所以,借助3721原有的认知基础来增加阿里巴巴的认知度,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好方法。

二、有人说埋葬3721是对品牌的伤害,这也有点言重了。因为一般来讲,商标并不等同于品牌。商标的作用是标示,而品牌的作用是商誉。如果提到一个名字,用户最多只能想到这个名字所能代表的功能,那至少在营销学意义上,这个名字还不能被称为品牌。而只有当这个名字能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一种“类型文化”时,这个名字才有可能被称为品牌。这一点比较著名的案例就是,一提万宝路,抽不抽烟的人都立马思绪万千,又牛仔、又硬汉的;或者一说中华,人们也能随着就想起一些官场故事什么的,这时,万宝路、中华这种名字,可以被称为品牌。而如果你说中南海,它有什么?只能是抽烟的人想到5块一包,抽着有点软,而不抽烟的人压根对中南海这三个字没感觉,那么这时,中南海这个名字就还只能算是商标。

以此对照3721,还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认为,3721 还只能算是一个商标。因为除去IT圈,你去问那些小企业主,3721是什么,他们大多只能说出个中文上网,连3721 的上网助手他们都不会用,这时候,你怎么能说3721有品牌意义呢?所以,这时候,换换商标是没什么影响的。这就像你喜欢吃的一个川菜馆子,名叫蜀香阁。忽然一天,你又去它那吃饭,发现名字变了,叫麻辣在线了,一问才知道,换老板了,但口味不变,那你会照样在那吃饭,而不会因为饭馆换换名字就不吃了。因为这时饭店名字只代表它做的是川菜。可你说你去吃全聚德烤鸭,到了地方发现换了别的烤鸭了,那虽然都是烤鸭,你却可能不吃了,这时 ,全聚德才是品牌。

如果只想到这里,我可能在操作这个新闻时,只会去采访阿里巴巴、原3721的代理商和用户、评论人士,就完了,而绝不会去问周弘一对这件事的看法,因为我只把这事当作是一个公司行为。

可这时就出问题了,偏偏有媒体采访了周弘一,周还说这事涉及私人恩怨,而5G评论中的人士们似乎也很认同这事涉及私人恩怨,这时,这个新闻怎么写?

如果只提周弘一说的话吧,没前提,没论证,就这么一句话,缺少让我信服的材料。不提他的话吧,又怕被人说报道不到位,没说到点上。

这个“没说到点上”阿,真是害死人,我在以前的报道中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似乎在中国,无论出什么事,总有一种类似宫廷秘史式的小道分析,这种分析吧,你不听,他说的煞有介事,你听吧,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

我一般不喜欢在文章中使用这种玩意,因为我觉得没法论证,而没法论证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伪问题。

可读者不这么想,似乎很多人就爱看这种小道消息,你觉得是伪问题不写,他就说你没写到点上。可你让他说说什么是“点上”,他也只能是重复一次小道消息 ,其他的再也说不清。这世界就是这么怪,他明明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点上”,可却偏偏要别人写东西一定要写到“点上”,那是不是,我们今后写新闻都应该写的八卦一些,甭管有没有,也甭管真不真,先捅上点葵花宝典、后宫秘史什么的,那这个新闻就有人爱看呢?

这事我还真没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