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2月28日

刚说过QIHOO的缺点,这两天QIHOO就改版了,而且改得和我说的一样。

真没想到,我居然能和周泓祎“所见略同”了一把。看来,说不定,我哪天也能CEo了。哈哈哈……

太YY了!!!!

附录

扯淡20060127:从QIHOO与CHINABBS的区别,看DONEWS的可能走向

2006年02月27日
德罗克莫雷尔:杂志的使命

        
桦榭出版集团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 热拉尔·德罗克莫雷尔 


    杂志的两个特点:出版理念、读者、广告收入三方面的关联与互动,要比其他文字的或电子的媒体更为突出,这是杂志的基本特点;杂志与其他传媒相比,更易于且偏向于全球化发展。

    杂志的三个使命:一、为了解析世上发生的事物,尤其要解析世界上最现代和最当代的事物;二、杂志面向一切社会阶层,不分年龄与性别;三、在全球化过程中承担着交流任务。

    简言之,日报从事报道,电台从事评论,杂志从事解释,电视从事表演。传媒群体各负其责,连我们这些媒体工作者都会忘记自己的基本职责:即我们除了发挥中间人作用,向广大的人群解释少数的人的行为之外,也肩负着教育的使命。我们是在揭示奥秘,但是朝着促进世界进步的正确方向去揭示奥秘,而不是加剧紧张,把世界带回石器时代。

    我在概要介绍我称之为“杂志的社会作用”之前,首先要谈谈杂志的主要特征。

    在理论上,一种新的杂志是出版人的理念和采纳这种理念的读者以及提供资金的广告客户的聚会平台。我们不能视广告为不可或缺的祸水,凡陪衬文章且能丰富刊物内容、增强其力度之广告,都应被视为杂志作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杂志其实并不是从客观因素方面简单地揭示现代世界的奥秘,也是与现代社会标志之一即消费紧密相关。

    杂志与广告的良性共生,很快就产生了我们行业中所说的“分门别类”的效果,即出现杂志专业分类化。杂志分类越来越细,以便向广告客户提供价格合理的服务,帮助他们找到期待的不同目标人群,诸如时尚女性、驾车族、热衷家装的人群等。

     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一批“见缝插针”杂志,其发展速度很快超过了包括女性类、新闻类和世代相传的所谓的“综合性”杂志。

    正如大家所知,我们开头讲的杂志的三部曲———出版理念、读者、广告收入,要比其他文字的或电子的媒体更为突出,这是杂志的基本特点,也是杂志的社会使命必然带来的特点。此外,杂志与其他传媒相比,更易于且偏向于全球化发展,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从历史上看,杂志从20世纪初起,几乎从有杂志那天开始,就成为向国外发展并成功发行海外版的首家传媒。一个世纪之后,杂志遥遥领先成为第一大、惟一的全球性传媒。我们不要把全球性传媒和国际性传媒混为一谈。全球性传媒指的是用同一个刊名和同一个出版理念,在世界上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里,用当地国家的语言和编辑班子,以及本土化的内容办刊。而国际性传媒,一般都用同一种语言(英语)和酷似的内容(只根据当地要求略作删改)在全世界各地出现,而且受总部集中领导。我们所能看到的日报(《先驱论坛报》)和美国CNN类型的国际电视节目就是如此。

    很清楚,在后一种情况下,要发展国际化传媒,就必须在语言和政治、经济、财政力量上领先。前一种情况则不同,因为杂志传媒实现全球化主要靠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理念的力量,灵活的方案,尤其是切实的放权,这都是成功的必要因素。现在这些看来都是如此正常,但在25年前要这样做似乎是十足的无稽之谈。

    世界各地的杂志出版社都不是文化事业捐助者,除个别例外均也不是非营利性的机构。它们都是私营企业,无论是对于信任它们的股东们还是对企业的长期生存而言,盈利都是主要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广告不妨碍新闻创作,同样,利润不但不会影响反而有助于杂志的社会作用的发挥。杂志的社会使命必然是由其主要特点而决定,大致可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使命:

    我们办杂志的第一个使命是为了解析世上发生的事物,尤其要解析世界上最现代和最当代的事物。因为杂志本来就是和消费社会不可分割的,这一点不能忘记。解析的本质就是平息。意识形态冲突、社会冲突、经济冲突的成因,首先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误解,排斥异己、摒弃他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有时甚至排斥其存在。

    杂志从其性质上来说很少涉及意识形态。但是并非说杂志不问政治,而是要分解矛盾,不搞先天定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美国出现的“新闻类杂志”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些杂志的目的始终是对现存政治舆论作非冲突性综合评述。它们与评论性日报大不相同,日报往往用其社论和自己的观点动员大家参与冲突。

    杂志还解析艺术、科学、历史和哲学等其他各领域。在各个领域,杂志都努力去缓解情势,加以解说,开阔思路,方便人际交流,简言之,就是推动社会向多些宽容和多些知识的方向进步。
    
    杂志的第二个使命也是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杂志毫无例外地面向一切社会阶层,不分年龄与性别,与报纸正相反,报纸主要面向成年人和男性人群。市场上应当有,而且已有能满足各种爱好的不同杂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报亭里形形色色的期刊层出不穷,日益丰富。

    不排斥任何人也是杂志的社会责任心的表现。即使有时会冒犯人也要这样做。譬如,如何使用世代相传的而又简单有效的文字表达?又如何使青年不讨厌杂志所采用的语言而又不至流于简单、粗俗呢?换言之,当您知道有人想听您讲话,也就是说想看您办的杂志,您要与他们对话,您就必须接近他们,才能把想传递的信息传递过去。

    办杂志的第三个社会使命与杂志全球化有关。杂志传媒在全球化过程中,承担着交流任务,不管是用同一品牌还是不同杂志采用相同编辑内容办刊,皆然。编辑内容的交流等于各大洲之间的互相开放,为密切各国人民关系作贡献。排斥和反排斥的理念适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对他国生活方式的了解可以缓和紧张,而杂志传媒原本就是这些生活方式的传播者。

    总之,国际化的杂志不同于纯民族或国别的杂志。与其他传媒相比,杂志应该说是世界上最无拘束的媒体,因为可以说它从未被局限在本国发行。

《财经》是眼下国内最敢说话的媒体,但是,它依旧无法将话说透。

如大上期,关于唐万新,材料基本来自法院文书,尚不及《解构德龙》等书写的细腻。

上上期,关于日本,在史料选择方面似乎也未能做到平衡。

而上期,关于“天价药费”。虽然我转载了这篇文章,但文章的笔触还是让我有些失望。文章提到了大儿子的政治背景,但《财经》并没有对此进行追问,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再有就是最新一期,关于房子。《财经》对房价的解释依旧囿于经济学的领域,忽视了房价问题的社会背景。中国的国情是地方割据,任何一个企业想进入非本籍的国内市场,需要在当地建立一些工厂,为当地政府解决一些税收与就业,以此换取市场的准入。有这种国情,必然决定了我国各省的重要城市,有大量的商业房产消费者,而这些商业消费者在为当地政府解决就业的同时,也自然地生发出了一种群体聚合效应。这些被聚合而来的人,或者是打工的、或者是投机的,都会形成二级房产消费者。这样,房价必然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上升。我始终认为,国内重要城市,房价会一直缓慢上涨,如果中间不发生政治风波,将会一直涨到78—85生育高峰期的国人全部进入中老年。时间大概是在2025年。

有人用香港的房价崩盘来预见国内的房产市场,但这种比较忽视了一段重要的历史。香港崩盘的时候,大陆人尚不能轻易在香港购置房产,而今天,大陆人可以买香港房子了,香港房价就上涨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那些用香港来评价中国的学者,从一开始,方法论就是错的,他设错了约束条件。

我倒是比较担心国内的一些中小城市,我觉得这些城市倒是真的存在房产泡沫。做生意就是这样,一些天才先挣钱了,然后就有一大批傻瓜学着这些天才去挣钱。但是,这些傻瓜不明白,天才的成功是有约束条件的。正如上面我说的,国情决定重要城市的房产市场。所以,来重要城市盖房子的天才都发了,而傻瓜呢,他以为只要盖房就能赚钱,于是傻瓜就在自己家的地头上也盖房。可是,没有商业消费者的带动,谁来买房?只要我们翻翻新闻报道,什么地方的空值率最高?是一些小城市。

这期《财经》不但没有讨论这些社会背景,还在为一个并没有什么统计意义的全国范围的空值率而下力气。这对于的中国房产市场,是没有什么实用意义的。

正像我开头所说,因为胡舒立的强悍与背景,《财经》已经是眼下国内最敢说话的媒体了。但就是这样一个有人罩着的媒体,依旧在一些问题上说不透,这是为什么?是压根没想透,还是想透了不能说?对此,我没有把握。如果原因是后者,那我只能以《财经》作为标尺,然后告诫自己“珍爱生命、远离新闻”

20060301: 《财经》说不透(二)

附录:珍爱生命,远离新闻

http://www.chinaadren.com/cgi-bin/topic.cgi?forum=70&topic=1011

作者:-柴狼-
     1.刚才进天涯,收到两个信息,原来是有人骂我,说我是某报的走狗,这挺有趣的,原来他怨我说几句《南人》的坏话。
  2.我的MSN签名档是“珍爱生命,远离新闻”。
  3.能够有其他出路的话,别进媒体,这是肺腑之言。
  4.好新闻的五个标准:角度、故事、细节、数字、图片
  5.好记者的标准:写出来的东西要语句通顺、无错别字、数字正确、领导人称谓、排名无误,按时交稿。
  6.我的消息写作观:硬,一定要硬,硬到不能再硬为止。
  7.关于《某某观察报》:登一篇垃圾不难,难的是每篇都是垃圾。
  8.关于某某观察报的记者:真的很同情他们,每天要被迫写些不知所云自欺欺人的文章,并且还要署上自己的名字。
  9.进了报社才知道,原来很多时候其实记者也不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所以不要相信报纸。
  10.特区报是一张值得尊敬的报纸,我认为它是一张好报纸。
  11.关于新 京 报:中国多一张报纸不多,少一张报纸不少
  12.关于新 京 报的变动:正是有了这些变动,传媒圈外的人才有了谈资。
  13.记者是信息最为闭塞的一群人,除了自己跑的那一条线,他对外界一无所知。
  14.新闻理想是个沉重的词,挂在嘴边的人都是圈外人
  15.每个报社的记者都是值得尊重的,他是他,文章是文章,那是两码事
  16.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党媒,所以无所谓谁高尚,谁庸俗,区别只在各自的定位、办报策略不同
  17.我相信有不收红包的记者,虽然我没见过。所以不能因为接客少就是红粉佳人,接客多就成了婊子。
  18.新闻首先是一个饭碗,是一份工作,其次才是什么和什么,最末尾的才是理想。
  19.指望从新闻里找到理想的,要么是偏执狂,要么就是欺世盗名者。
  20.老虎不能碰,苍蝇可以打,这就是典型的劫贫济富。
  21.每个人都沐浴在党的光辉下,正在为它的事业添砖加瓦。
  22.在中国有些媒体是不能碰的,而有些媒体是可以随便骂的,前者比如南方系列,后者比如人民、中央系列,这真够荒谬的。
  23.三思而后行,经过大脑排泄出来的才是有质量的粪便。

附录:

统计真相

有一个专有名词叫选择性认知,是说人们往往选择喜欢听的东西来讲,我们称做选择性认知,或者叫做报喜不报忧。我们举两个例子:如果我们对医生说:“大夫,您看我的肝要不要动手术?”医生说:“我们这个医院肝癌动过手术的,100个里面死了30个。”我相信你就不想动手术了;如果反过来讲:“我们医院肝癌手术100个里面有70个都成功了”,你就可能想动一下。其实,讲的是同一个问题:死亡率是30%,存活率是70%。我们往往不去说那30个都失败了,而去说有70个都活了下来。国内的很多报纸和杂志,总是强调中国的情况很好,每次报的都是好听的东西,那些不好听的从来没有人去讲,这就是选择性认知。在台湾一所大学,一个学生得血癌死了,在这所大学里面有一个原子反应堆,于是,在大学里形成了两个派别,来争辩这个问题,这两派里面的代表都是学物理的。每组都是用他自己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其中一派认为是辐射的结果,就想办法去证明核辐射对人体的威胁,另一派则试图证明核辐射只是对人体存在影响,大家都去找数据,组织调查,挑自己想挑的数据,挑自己想挑的样本,这就是选择性认知。按照自己想要的结论方向去进行研究,自然很容易让结果符合自己的期望。

第二个是统计样本。统计学就是要根据样本来进行分析,这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法则叫做大数法则。就是说如果样本不是足够多,或者样本的选择不够均匀,你很容易就造成结果以偏盖全。为了更好地说明统计样本,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最近日本和我们不是很愉快,日本和韩国也很紧张,你认为愿意和日本打仗的中国人有多少?真正不想用日货的中国人有多少?这涉及到大数法则,你既不能单单去问军人,也不能只问学生,还要问问老百姓,问问种田的;再比如说抵制日货是不是就等于爱国?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死也不会用日货?或许更多的原因是我们的东西做的不好,如果我们的东西做的特别好,你还要去用日本货,那或许真的是不爱国。要想明白这些问题,首先要让你选择的样本没有问题。

第三个是标准差。我们做两组实验:给第一组两桶洗澡水,一桶是摄氏40度,另一桶是摄氏60度,他们的平均温度是摄氏50度;给另一个组也是两桶水,一桶是0度,另一桶是100度,平均温度也是50度。这两组的水倒下去,哪一组会尖叫?当然是100度这一组,两组的平均温度都是50度,但是组内的偏差值太大了。所以,统计的时候要重视标准差的问题。我们国内很多的人不懂统计,以至于不明白什么是离差、标准差。大家说上海人很有钱,说上海的人均收入是全国的第一位,但是如果你了解上海你就知道,真正很穷的上海人很多。我们常说上海的人均收入,为什么不说上海最有钱的人和最穷的人收入偏差多少?有一个统计词语叫五分位数,就是最有钱的20%跟最穷的20%中间差多少。如果把五分位数的方法用在上海,就可以发现贫富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如果你用标准差的方法去分析,就会明白:究竟什么是人均成长,什么是国民所得。

第四个统计问题是相关系数。就是两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相关。研究相关系数就是把事情真正的原因找出来,比如:在国内百威啤酒是很贵的,还有法国的依云矿泉水,都很贵,那么想一个小问题:百威啤酒真的好喝吗?依云矿泉水真的好喝吗?是真的品质出众,还是我们一听到是法国的矿泉就认为是纯净的,一听到是美国的啤酒就觉得是好的?这之间的相关度在哪里,是我们的啤酒做的太烂别人做的很好,还是我们比较崇洋,比较相信外国。研究相关系数就是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我们来展开几个问题:中国农民自杀率很高,主因是什么;沿海缺工人,是内地环境好了工人不愿意过来,还是沿海地区对内地工人保障做的并不够,还是因为沿海生活指数太高,工人生活不下去,这中间哪一个是真正的主要原因,哪个是次要原因?大城市犯罪的多是外地人,到底是他们原来就喜欢犯罪,还是他们到了大城市才犯罪。把以上问题的原因按照重要程度排列起来,你将通过相关系数,了解到这些问题的真相,否则就会让统计失去意义,甚至会把不重要的原因当成重要的原因,把主要的原因当成次要的原因。

面对目前国内的统计状况,我们希望:统计人员应该拥有必备的学养,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对从业者有学养方面的要求;其次是受过专门的训练,真正从事过统计工作以及强调统计机构和公司的权威性,并完善监管机构和机制。




2006年02月22日
推荐一篇《财经》写的文章,与其他媒体的报道相比,《财经》的文章显得没有那么脸谱化,更让人感觉真实。从这篇文章中,你绝对能看到一些你从没有看到过的资料。
“天价医疗费事件”调查
    《财经》杂志    2006.02.22 22:11
一起罕见的“天价医疗费事件”,暴露了有关医院管理诸方面的重大弊端,也昭显了病人家属以“钱权之势”影响和主导医疗过程之严重后果;身染绝症的患者不幸已处于终末期,大量动用宝贵的医疗资源抢救,已涉及国人目前还接触较少的医学伦理问题

□本刊记者 楼夷 张映光/文

  2005年11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一则关于“天价医疗费”的报道,引起举国关注。
  该报道详述了患者翁家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下称哈医大二院)的医疗费纠纷,历数医院过度收费、管理混乱和过度治疗等行径。经过几轮密集追踪报道,此事因花费总额达到“500万元以上”的天价,成为2005年影响最大的医疗纠纷案。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此一事件正是一起黑心医院榨取无辜病患的超常恶性事件。以此为典型,反观中国医疗业之全局,则医患矛盾大有激化之势。
  《财经》对此极为关注。自2005年10月间从间接渠道接获病人家属投诉,至2006年1月派出记者两赴哈尔滨市,独立调查遍访病人家属、医院及卫生部调查组成员等此案相关人士,并与京哈两地业内专家进行了多次讨论,终于获悉了事件真相。
  调查显示,这起罕见的“天价医疗费事件”极为复杂。问题之发生,固然暴露了有关医院管理诸方面的重大弊端,也昭显了病人家属以“钱权之势”影响和主导医疗过程之严重后果;特别是因身染绝症的患者当时已经不幸处于终末期,大量动用宝贵的医疗资源抢救,更涉及国人目前还接触较少的医学伦理问题。
  卫生部调查组于2005年11、12月、2006年1月中旬三赴哈尔滨,就哈医大二院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行调查,目前已经有了初步结论:哈医大二院确实存有多收费的重大问题,并在病历管理、会诊制度、输血和血液运输等方面存有违规。凡此种种,显示哈医大二院在此次医患纠纷中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三次调查,仍无法证实这一罕见事件应由医院单方面承担全部责任,患者住院67天花费百余万元的住院医疗费仍是基本事实;调查中,甚至无法证实占500万元医疗费主要部分的自购药所谓总值400万元的“天价”数字,更无法确认病人家属指称有关药品“被盗卖”的猜测与指控。因此,这一集中于追究哈医大二院责任的结论,很可能仍远逊此前舆情之预期。
  事实本身更具有说服力。显然,这一罕见“天价医药费事件”,已经远超出了一家医院应当承担管理之责的范畴,且有着更深刻的制度背景。此类事件的发生,无疑揭示了医疗体制改革的迫切性;然而如果单方面将矛头指向医院,视之为黑心医院榨取普通百姓血汗的典型,则无助于认识目前中国医疗体制问题的本质;其结果,只会恶化本来就相当脆弱的医患互信关系,更使急待开局的全面医疗体制改革举步维艰。

  本报道分为两部分:其一,ICU67日救治;其二,哈医大二院管理责任分析。



调查之一

ICU67日救治
  翁文辉,75岁,2005年5月16日入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干病房,6月1日转入ICU病房,8月6日因抢救无效去世。
  入住哈医大二院之后,特别是转入ICU病房之后,翁老先生之子翁强曾耗费巨资、调动大量医疗资源,努力对病人进行施救。这一过程,在当地被视为一次极为不寻常的特殊治疗。
  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

患者病况
  翁文辉在转入哈医大二院ICU之前,已发现淋巴瘤一年有余,并患有严重肺心病,曾在哈医大肿瘤医院治疗了两个月,病情相当严重

  2005年6月1日,哈医大二院的心外ICU病房,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

  心外ICU全称心脏监护ICU,主要接收心脏外科手术术后患者。通常病人只需从同在外科楼的心外科手术室转入即可。但今天这位病人却来自位于住院二部的高干病房。
  当天的转科过程盛况空前。两栋楼之间仅200米长的小路上,加长的林肯车和数辆奔驰、奥迪车,分别把路口封锁。几十名身穿统一制服的保安站在从高干病房到ICU大门的两侧,以清出道路。病人抬入急救车后,一路无阻地进入了ICU病房。
  数百人目睹了这场盛大的转科。“好多人趴在窗口看,咱们哈医大二院建院以来也没有见过这阵势啊。”目击者对《财经》回忆说。
  哈医大二院是黑龙江省首屈一指的三级甲等医院,建院已有50年历史。尽管位于中国北方一个省会城市,却因其50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医院,享有绝佳的住院条件。
  尽管如此,如此“排场”的转科行动,在这家庞大规模的医院也属盛况空前,以至于很长时间来人们津津乐道于患者家属之豪阔出手,并纷纷揣测患者之莫测来历。
  这位患者就是哈尔滨锅炉中学离休教师翁文辉。75岁的翁文辉2005年5月16日进入哈医大二院高干病房治疗,半个月后的6月1日,转入心外科ICU病房,8月6日凌晨2点抢救无效去世。
  在老人去世后三个月,其长子翁强诉诸媒体;紧接着,关于“天价医疗费”的报道铺天盖地。然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翁强只是简单表示父亲身患“皮外T细胞淋巴瘤,长在右大腿上,最初只有绿豆粒大小”;并称其父在5月21日化疗之前,“各项身体检查结果都比较正常”。于是有报道称:“翁文辉在家人陪同下,自己独立走进医院,却再也没能走出这扇大门。”
  《财经》调查表明,事实上,翁老先生在转入哈医大二院ICU之前,已发现淋巴瘤一年有余,并曾在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治疗了两个月,病情相当严重。
  对于翁老先生的治疗始自2004年底。最初只是为了检查右腿上绿豆大小的疙瘩。2005年春节后,他入住哈医大肿瘤医院治疗,被确诊为恶性淋巴瘤。
  “翁文辉的病很重。”在哈医大肿瘤医院南区,一位看护过他的护士回忆说,“自己能够走路,但是走不了多久,不停地喘。”她告诉《财经》,在肿瘤医院时翁文辉已进行过化疗,出院时情况“不是很好”。
  “他不仅仅是恶性淋巴瘤。”当时负责主治翁文辉的医生告诉《财经》,翁文辉所患的淋巴瘤是非何杰金氏的。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淋巴瘤,“发现就是晚期,治愈率非常低。”
  除此之外,翁老先生还患有常年慢性支气管哮喘,演变成严重的肺心病,经常出现呼吸困难。
  这使得治疗相当棘手。据这位医生介绍,淋巴瘤要化疗,但化疗会加重呼吸困难的症状,影响肺心病。加上病人本身岁数很大,体质虚弱,治疗更加困难。
  事实印证了这位医生的判断。翁文辉后来在哈医大二院ICU期间病情多次反复,难以应对两相冲突的疾病。造成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即化疗失败导致病情恶化。

住进ICU

ICU的收治范围本来不包括肿瘤晚期病人。最终是翁强所请专家的意见发挥了作用。6月1日凌晨2点,北京专家打电话给哈医大二院的医务科副科长王景璐,建议将翁文辉转入心外ICU监护病房

  翁老先生并不属于通常心脏外科ICU收治病人的范围。
  ICU,即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是针对重症病人实施治疗和抢救的病房。据我国危重症专家、北京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介绍,ICU病房收治的病人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急性脏器功能衰竭,二是短期可能出现多器官衰竭,三是手术后恢复。“一般在ICU时间很短,也就几个小时或者半天。”席说。
  翁文辉转入的是心外ICU病房。据哈医大二院网站介绍,心外ICU主要承担该院心外一科、二科、三科心脏直视手术患者术后监护治疗工作,其收治范围本来并不包括肿瘤晚期病人。
  翁文辉住院后仍然需要化疗。化疗时间定在5月21日,效果不理想。到5月31日,翁文辉的病情恶化,最后经翁强所请北京专家建议,将病人转入ICU病房。
  翁强曾多次对媒体叙述父亲转入ICU病房之前的惊险一夜——5月31日晚,听闻父亲病情恶化的翁强赶赴机场,“截住”了下一班飞往哈尔滨的飞机,并请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等专家随行;等翁强赶到医院,发现“父亲已经被盖上了白布,所有的医疗设备也撤了”。按照翁强的说法,翁文辉是被他带去的医护人员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
  这一说法被哈医大二院有关人士否认。但可以确认的是,翁老先生6月1日已报病危。《财经》看到哈医大二院临床在6月1日出具的病危通知书写道:“B细胞淋巴癌,COPD(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肺动脉高压,肺心病,化疗后全血细胞减少,肺感染,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该患病情严重,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据《财经》了解,哈医大二院ICU病房主任于玲范最初并不同意病人转入。在其亲笔所写的《关于翁文辉住院有关情况的说明》中,于表示,她曾于5月20日拒绝过此提议,理由是心外ICU“缺乏对这种晚期肿瘤患者、尤其是伴有这种危重症的治疗经验,可以说从来就没治过。而且肿瘤晚期的患者也不是ICU的适应症”。
  然而,最终是翁强所请专家的意见发挥了作用。6月1日凌晨2点,北京专家打电话给哈医大二院的医务科副科长王景璐,建议将翁文辉转入心外ICU监护病房。
  当天早上6点,于玲范接到了王景璐的通知。当天上午10点左右,翁文辉在数十名保安的护送下被转入心外ICU病房。

超级会诊队伍

  翁老先生得到了一般人望尘莫及的治疗待遇——由全国顶级专家为其会诊和制定治疗方案。从6月1日到8月6日,67天里共有20多位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专家进行了100多次会诊

  “翁文辉那儿是ICU的一个小特区。”一位接近卫生部调查组的权威人士如是说。
  在只有12张病床的ICU中,翁老先生占据了仅有的两单间之一,并且得到了一般人望尘莫及的治疗待遇——由全国顶级专家为其会诊和制订治疗方案。
  住进ICU的当天下午,即进行了首次会诊,包括三名外请专家——朝阳医院的院长王辰、呼吸科ICU主任曹志新以及护理部主任李春燕。在家属在场的情况下,由王辰全面分析病情和预后。
  于玲范在其书面材料中记录了当天的会诊结果:“专家们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诊疗计划,包括各种辅助检查项目、频率及意义和各种药品的使用方法、副作用及观察指标,我科迅速组成抢救治疗护理小组,派一名主治医生、两名住院医生专门负责该病人,贯彻执行北京专家的治疗意见,护士每天有四到六人负责全面护理。”
  此后,从6月1日到8月6日,在67天里共有20多位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专家在哈医大二院,对翁老先生进行了100多次会诊。根据于玲范的书面材料,其中大会诊就达27次,电话会诊25次。当地知情人不止一次表示,即使是黑龙江省级干部,往昔亦从未有此待遇。
  记者辗转获得了一份住院期间会诊专家的名单。名单上荟萃了肿瘤科、ICU、外科、血液科、营养学等各方面的著名专家。其中包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外科ICU主任陈惠德、呼吸科主任曹志新等九位医生,以及ICU护士长和护士;还有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石远凯、解放军总医院血液科主任楼方定、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主任克晓燕、哈尔滨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马军等。
  会诊极为细致和具体。《财经》看到的病程记录显示,专家不仅给出了治疗方案,还对于采用何种药物、用法和用量等给出具体意见。
  其中,王辰等专家多次前来会诊。全国危重症专家、朝阳医院外科ICU主任陈惠德更长驻哈尔滨,组织、主持病人的抢救工作;不仅调去科里的其他大夫,还带上了ICU护士长和护士。翁文辉主治医师王雪原于9月5日递交哈医大二院调查组的说明材料更显示,从7月10日至8月6日,陈惠德长驻哈尔滨近月,直到翁老先生去世。
  在于玲范的书面材料中,对翁文辉的治疗团队被称为“两院医护人员组成的抢救小组”,其中陈惠德任组长。《财经》记者所读病程记录显示,翁老先生的主要治疗均系外请会诊专家诊断、制订治疗方案并且具体指挥治疗,本院医生执行和在医嘱上签字。
  于哈医大二院心外ICU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违规做法。然而,以患者家属之“神通”,会诊阵容之空前,一种无形的力量使这种违规在当时显得理之当然。

钱权背景虚实

能够请动数量如此之多的专家会诊并长驻哈尔滨帮助治疗,已非钱财或者私交能够办到

  于玲范在书面材料中用“诚惶诚恐”来形容接收翁老先生时的感觉。其转院时候的气势,令所有参加病人抢救的医护人员格外精心,格外谨慎,唯恐出错。而诸多“明星级”专家的到来,更证实了翁强的“能量”。
  对于邀请专家一事,翁强对媒体的表述前后多次反复。
  央视《新闻调查》记者在接受采访时提及,翁强自称为父治病前后耗资近千万元,其中包括外请专家的巨额费用;在接受一家杂志采访时,翁强一方面强烈否认自己要求专家会诊,随后却又承认自己曾带去北京的医护人员,并表示这些人的劳务费不比“明星”的出场费低;在接受某报采访时,他对此又一口否认,称“专家会诊当然是ICU自己提出来的要求,我出钱去办,那些人都是于玲范定的,给我一个名单,我都不认识”。
  哈医大二院在向黑龙江省卫生厅的汇报材料中,明确指出会诊专家多为翁强邀请。于玲范也在书面材料中写道:“这么多顶级的北京专家,陈惠德教授这样的大人物前后呆了近两个月,那不是谁都能请来的”;“我们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人物,压力很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在许多人看来,能够请动数量如此之多的专家会诊并长驻哈尔滨帮助治疗,已非钱财或者私交能够办到。在哈尔滨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翁家有很深的“高官背景”。
  据《财经》了解,翁文辉是哈尔滨市锅炉中学的普通离休教师;尽管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副处级离休人员,但并无所谓高干背景。
  记者走访了翁老先生家。翁老先生住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居民小区,偌大的小区里看不到什么私家车。翁家三室一厅,但属于老式楼房;客厅很小,家具、电器都很陈旧,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工薪家庭的陈设。
  翁老先生的妻子富秀梅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老太太,瘦小苍白,言谈柔和文雅。富秀梅不愿多谈家庭情况。但当地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两口都是知识分子,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待人良善。听说“天价医疗费事件”的主角居然是翁老先生时,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十分惊讶。
  她们告诉记者,该小区住户多为哈尔滨锅炉厂的员工,大多数家庭都很穷,也一直不知道翁老先生的儿子那么有钱。大家只是在SARS的时候见过他们的儿子翁小刚,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大儿子。“只听说他大儿子在北京工作,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大儿子原来这么阔。”
  翁强留给人的印象则截然不同。有媒体报道称其“身着考究的黑色中山装,言谈举止俨然一个成功商人”。
  翁强与政界人物的联系究竟如何,记者不得而知。但翁强显然很乐于显示他的背景。
  据去过翁强家的记者介绍,翁强家在北京郊区著名的别墅区,是一幢三层的独栋别墅,内部装修豪华。家里显眼地挂着翁强与一些政界人士的合影,但大都为已退居二线的人物,且合影多在公开场合。
  据《财经》了解,在翁老先生从哈医大肿瘤医院转出时,翁强也曾考虑过选择入住哈医大一院。该院高干病房的一位大夫对《财经》说:“他的口气大得很,一开口就要包下一层楼。”当院方表示床位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后,翁强又提出要包下几间省部级干部病房,遭到拒绝。“他说,那好,我找北京领导。”这位大夫对翁强的傲慢颇为反感:“为什么正常的医疗活动,我们医生还要请示中央领导?”
  即使面对媒体记者,翁强也喜欢显示自己的财势。比如,他多次谈及自己包干了ICU病房所有科室人员的三餐。有一次,他甚至向一位记者提出给年薪100万,让他为其工作。
  但是,这些言论往往是虚虚实实。一位采访过翁强的记者说:“他一直暗示自己有钱、有实力,但是当你真的问到他的背景的时候他又不说了。”据这位记者回忆,翁强表示,他在哈尔滨曾经有几十家分公司,很有势力。
  据《财经》了解,翁强本名翁小强,是家中长子,今年41岁。翁强夫妇在哈尔滨靠经营美容院起家,还经营服装、拖车等生意。
  翁强在哈尔滨的公司名为黑龙江同祥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位于哈尔滨安庆路上的三层高的小楼,现在那里已经挂上了“顶豪房屋置业有限公司”的名字。
  记者看到,同祥股份有限公司剩下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位50岁左右的妇女与一位老人对坐。这位妇女名叫王瑜玲,即现在的同祥公司法人代表。她告诉记者,三层楼现在还是翁强的,但早已经租给了顶豪公司。
  据王称,同祥公司成立于几年前,经营各种业务,“最初也只是些小买卖”。翁强的生意已经挪到南方和北京,只剩下她在此地留守,并无业务;且翁强目前在哈尔滨也只有这家公司。
  记者在黑龙江省工商局查阅到的同祥公司工商资料显示,同祥公司创立于1997年,由翁小强及其妻马惠秋等五人各出资200万元创立,马惠秋任董事长。其公司章程显示,公司经营范围十分庞杂,包括城市交通设施开发与建设、电子产品的开发与生产、高科技开发、国内外综合贸易、销售服务、市政工程建设及劳务输出、广告业、建筑装饰装潢业、房地产业、金融证券及信息咨询和中介业,等等。同祥公司自2002年转由王瑜玲任董事长至今,每年显示亏损,但数额不高,仅10余万元。

翁文辉之死

所有医生都明白,这几乎是一场“必输的比赛”

  时至今日回望事件全程,翁老先生在ICU的67天,几乎是一场所有医生倾尽全力与死神争夺生命的比赛;但所有医生都明白,这几乎是一场“必输的比赛”。
  “翁文辉去世绝不是哈医大二院的责任,这个病人的情况本身就很严重。”在翁老先生最早就医的哈尔滨肿瘤医院,主治医生告知记者翁氏病情的复杂——恶性淋巴瘤、严重的肺心病等多种疾病,加上高龄,给治疗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2005年6月7日,北京朝阳医院外科ICU主任陈惠德赴哈医大二院会诊,认为抢救意义不大。病程记录显示,陈在向家属交代病情时表示:病人已是疾病晚期,基础差,年龄大,化疗后状态差;如果是单纯肺感染,可以有希望,但还有腹水,“这个治疗可能本身要命,治疗不治疗结果一样。”
  尽管陈有言在先,患者家属仍然强烈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据于玲范的书面材料,此后陈惠德带领医护人员组织抢救,到6月9日病人病情出现好转。但此时陈也没有改变其判断。
  病程记录显示,当天陈惠德再次向家属表示,患者的状态已经不可能再承受化疗了,目前所有的治疗只是延长患者一点时间,但最终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6月13日,在家属的要求并且签字同意之下,陈惠德为患者进行了气管切开。此后翁老先生病情好转,“体温血压正常,浮肿渐消,尿量增加……病人能坐起,经口进食,写字与人交流。”
  至7月4日,病情再度恶化。当天病情通知书显示,会诊时,朝阳医院院长王辰、血液科副主任陈文明,哈医大二院肿瘤内科主任徐玉清和心外科病房主任于玲范一致认为,病人已无法承受化疗。通知书称,“总的来说,患者这几天病情进展太块,很有可能急剧恶化。即使调整治疗方案,也不能排除感染控制不住发热,病情急转直下,上述病情向家属交代,让家属有心理准备,病情很有可能在这几天恶化。”通知书还强调了由于药物调整,住院费用将增加,请病人配合。
  主治医生王雪原在给哈医大二院调查组的说明材料上说,翁文辉曾经写过纸条,表示“渴啊,不舒服啊,难受啊,疼啊”。
  于玲范还在其书面材料中透露,王辰、陈惠德、李春燕在此前后也曾多次用自己亲人患病后采取的人性化措施为家属现身说法,表示目前的费用太高,代价太大,病人的寿命已经在论小时论天数,建议采用支持疗法。
  此时,除家属翁强,其他人包括患者妻子、次子翁小刚、三子翁小铁等人均表示理解,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但翁强坚持己见,继续以其神通在北京请专家会诊,并要求加大治疗力度。
  此后,翁老先生接受了腹腔内注射化疗药物;其病情于7月10日再度恶化后,再接受了血管穿刺、肾脏替代等治疗。其间所用药物,多为国外进口、价格昂贵的新药,输液量惊人,检查频率也大幅增加,所需费用也不断升高。
  然而,病人的病情仍在恶化。陈惠德等医生也强调,每一个家庭都会面临生离死别的事情,家属应该想清楚。然而,翁强仍于7月24日请北京专家对父亲进行了会诊,并坚持对翁老先生进行新一轮化疗。
  化疗于8月4日结束。患者虽肿瘤本身有缓解,但整体状态恶化,需要的液体量居高不下,感染性休克恶化无力纠正。最后于2005年8月6日,病人终因多脏器衰竭,于凌晨2点抢救无效死亡。
  王雪原在2005年9月5日的书面说明中,回忆了抢救翁老先生的最后一天的情形。
  “这几个小时一直在抢救,但患者呼吸循环衰竭,反复应用肾上脉素等药物,他已经对药物没什么反应。我曾请示过陈惠德教授和于玲范教授关于心跳停止后是否进行心肺复苏……当时陈(惠德)主任说他去与家属谈。8月6日2时06分患者心跳停止,陈主任和于主任均未指示进行心肺复苏,随后家属进入ICU,由陈主任主持进行尸体料理。”
  然而,这是一个病人家属难以接受的结果。
  病人家属显得缺乏思想准备。“我最气愤的,就是我爸人没了。”翁小刚对《财经》说。翁强也对新华社记者说:“花了天价,想不到我父亲却被治死了,这让我遗恨终生。”
  对于患者家属的说法,即使一位会诊主力专家也说:“他这个病能够活两个月就不错了。”
既然是一场必输的仗,为什么还要打?
  “这主要是一个治疗策略的问题。”卫生部调查组一位专家说。按他个人意见,身为淋巴癌晚期的翁老先生根本就不应该进ICU治疗。“但是如果病人说了,多活一分钟,我花多少钱也没有关系,那么他就是进ICU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医生毕竟不能把病人推出去。不过,一个负责的医生是要告知的。”
  在翁老先生的病程记录上,《财经》看到,在每一个重大或者具有风险的手术和药物使用之前,在每一次翁老先生病情恶化时,医院都会告知,并要求家属签字表示同意或了解。签名的正是翁小刚和翁强。
  事后,翁强也曾多次向媒体强调其不惜耗费财力物力的决心,包括买国外进口药,买呼吸机等高精尖器材,打点医护人员的一日三餐,请北京专家,“只要坚持一分钟就不惜花任何代价!”
  这种决心隐含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花钱,请到良医,买到好药和高精尖的治疗器材,就可以挽回生命。然而,生命无价,命运无情。在患者病情危重的情况下,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做法,更像是一场前途渺茫的赌博。
  直到翁老先生去世半年后的今天,翁小刚依然感到忿忿不平。“类似我爸的病,比我爸重的人,那好多都没什么事,都活着。我们是尽力了,很多人没有我们这个条件,没尽那么多力,但人家现在还活着。”他对《财经》说。

应该救谁
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是医疗资源不当调用的典型反例

  1月6日,记者来到大雪覆盖的哈医大二院门诊大楼。
   “前段时间确实对二院影响很大。”哈医大副校长李玉堃说,“我记得有一天全天只开了十台手术,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景。一般二院一天最少也有几十台手术。”
  一位大夫还告诉记者,病人和医生之间互不信任,天天有患者对收费单提出疑问,医生的治病积极性也大大降低,“本来可以做的手术,只要有风险,就不做,让病人上北京做去。”
  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发生的2005年,正是国内医学界热议医疗改革之时。前不久,卫生部部长高强公开表示要建立“平价医院”、“公益医院”,并提倡“见死必救”。
  哈医大二院曾是“平民医院”的代表。因为其临近哈尔滨郊区,患者多为农民,被称为“屯子医院”,更在全国最早设立了“扶贫病房”。当然,“天价医疗费事件”以后,哈医大二院的“平民医院”形象已经荡然无存。  然而,在医学界诸多专家眼中,这一事件并非如此简单。例如我国著名危重症专家、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就认为,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正是医疗资源不当调用的典型反例。
  他告诉记者,在国外,对于危重病人能否进入ICU,主要看他进入ICU后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并得到恢复。如果认为一个出现了多个器官衰竭的病人进入ICU后根本无望恢复,一般来说,医生不会建议病人进入ICU病房。为此,国外普遍建立了急性和慢性病的一个评分体系。只有十分以上的病人才能进入ICU。
  “从医学伦理的角度,我觉得这个事件最终涉及的是一个生命权应该在谁手中的问题。”席修明说:“是在病人自己手中,在家属手中,还是在医生手中?”
   席修明认为,对这样一个希望不大的病人,动用了这么多资源,最后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值得深思。
  “一位80岁的老人明明没有任何治疗的希望,却在ICU病房占用着大量的医疗资源;而一个20岁的年轻人生命本来更有价值,却难以得到必要的救治。”席修明说,“应该做出哪种决定呢?”
  席修明和许多专家都提出:“这实际涉及的是一个医学伦理学的问题。当一个富人利用金钱和权力,最大化地占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并要求医院最大限度延长生命时,医院应该如何做?”
  在他们看来,医疗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对于生命终末期病人,医学可以提供人道主义支持,也可以在富有患者与一般患者之间建立某种区格,但是,这种区格应有限度。这才是医学界和患者都应当具备的理性态度。无疑,如何合理调配宝贵的医疗资源,也正是未来中国医疗改革的深层次课题。■

调查之二
哈医大二院管理责任分析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下称哈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事件”引起了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卫生部组成调查组三度赴哈调查,历时两个多月。期间,调查组组长由卫生部监察局局长王大方,升级为中纪委驻卫生部纪检组组长李熙。
  据悉,目前相关调查已经有了初步结论。调查组认为,哈医大二院的主要问题为“大量涂改病历、过度收费、违背会诊制度、使用了未经准入的药品、自购药品有丢失、输血和血液运输等管理混乱等”。尽管调查尚未结束,对于部分相关负责人的处理已经开始。目前,哈医大二院的心外科ICU病房主任于玲范、纪委副书记杨慧、输血科主任丁巾、院长张岂凡等,均已停职检查。
  《财经》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此类涉及到医院管理的问题事实上在国内不少医院均或多或少存在,显示了医院制度安排存在严重扭曲,改革严重滞后。随着此类问题暴光,医疗体制的全面改革应尽快提上议程。
 
过度收费缘由
  在翁文辉病案中,哈医大二院收费总数为1388392.44元。在翁强自述550万元的总费用中,其余410万为病人自购药。
  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哈医大二院收费部分确实存在多收费。《财经》获知,调查组确认哈医大二院多收20余万元,占总收费的16%左右。以此计算,则此次翁老先生67天抢救的费用仍在110万元以上。诚然,20万元也是大数目,且与哈医大二院此前承认的多收费数目差别颇大。据专家们解释,这牵涉到一种计算方法,即所谓“分解收费”。
  所谓分解收费,就是将一项收费化解为多项收费。这也是现行医疗体制下,国内医院为“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常用手法。例如,各省物价部门对腹部B超的收费标准一般定在200元左右,包含肝、肾、胃等多脏器检查。而一些医院经常将一项腹部B超检查分解为肝、肾等多项检查,每项分别收取一次费用。
  哈医大二院高达20余万元的多收费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分解收费,其中大头是血滤一项的收费。
    一位参与调查的专家向《财经》透露,如血滤这类昂贵项目,目前国内除少数单位严格执行每小时300元左右的“包干式”收费标准,大部分医院均采取分解收费的方式。这主要是因为此项检查的成本相对较高,严格执行物价部门制定的水平较低的“包干式”收费标准,医院很难获利。而在国家长期不予投入的情况下,“创收”在所有的医院中,早已是理所当然。
  专家们还介绍说,现行医疗体制下,医院的财务制度非常不健全,更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造成医院财务管理的低效和混乱。“大多数医院共存着多套不同时期购入的计费系统,药房、检查、医嘱各网络互不相联,微机管理系统也相当混乱。”一位多年从事医院财务工作的老专家说。
  从去年开始,卫生部要求实行按天结算费用的财务管理制度,意在使患者及时了解每天发生的实际费用,杜绝乱收费。但这类措施主要着眼于“治表”而非“治本”,执行过程中极易适得其反。倘医生下医嘱发生了费用,但患者病情突然变化,用药量临时发生改变,当天结算反可能造成多收或者漏收。此外,ICU病房通常实行“滴定式治疗方式”,即医生下口头医嘱,护士记录立即执行。因此,这类多收和漏收几乎在每家医院的ICU病房都存在。
  在哈医大二院早期自查时,除查出管理混乱造成的多收费,亦发现漏收费。当时发现的漏收金额约1万多元。
  据《财经》了解,卫生部调查组第一次赴哈医大二院调查时,基本确定漏收现象的存在,数额不详。但第三次调查形成的初步报告并未涉及漏收的内容。据悉,这一做法亦引起争议。
 
是涂改还是修改病历?
  翁老先生住院病历的准确性,曾被广泛质疑。此前,主治医生王雪原曾对媒体表示,真正由他签署的医嘱只占25%,大部分均由实习医生签署。他表示,这违反了哈医大二院的三级医生查房制度。
  《财经》获悉,哈医大二院长期以来执行的并非三级医生制度,而是责任医生制度,即由一个主治医生从头至尾负责处理患者的全部医疗事务,包括签医嘱。当主治医生无法下医嘱又必须下医嘱时,其下级医生只能签主治医生的名字。调查组打开其他ICU病历,发现也有类似情况。
  调查组发现,哈医大二院确实存在大量涂改病历现象,甚至有些化验单、检查报告也都有涂改痕迹。此外,翁氏的病历还有个别“故意修改”的内容。
  至少在一些专家看来,涂改病历在国内医院并不少见。一位北京三甲医院ICU主任告诉记者,实际工作中,病历往往是很多人写成的,不可能杜绝涂改,关键在于不可有意改变病程记录。专家们同时承认,医院应当努力追求病历书写的规范化。

药品丢失悬疑
  在翁强提出的诸多投诉中,双方争议最大的是自备药部分。
  据翁强向媒体表示,他根据于玲范的通知,从国外共计买回高达400多万元的药品,每次都将药品交给ICU主治医生和其他值班医护人员。他还自费购买了两台呼吸机、两台医用气泵和一台心电图方面的仪器。但是药和医疗仪器都不知所终。
  “对我来说,钱不钱是次要的。我们要考虑的,第一是药到底是否用到我父亲身上,二是用药是不是对症,是不是有效。”翁小刚对《财经》说。
  《财经》获知,卫生部调查组确认有药品丢失现象,但对丢失的自备药数量和价值,并未给出详细的清单。
  关键原因,在于双方没有对自购药实行完整的登记和退药手续。哈医大副校长李玉堃告诉《财经》,最初双方对自购药品都没有账目记录,直到去年7月中旬家属频频质疑,才开始有药品登记手续。但并没有任何退药签字手续。
  追根溯源,在于使用自购药品本身就是违规,管理当然无从谈起。“无论家属还是会诊医师,提出大量自购用药,严格说根本就是违规的。”李玉堃表示,按卫生部的相关规定,自购药品不能带入医院。如果需要,应该由院方通过医药局购买。
  “药品丢失”由此成为一个悬案。据翁强所述,400万元的药品中有大量丢失,并怀疑有盗卖之嫌。哈医大二院的说明则称,已经查实使用的有27种自备药,金额约为22万元。双方各执一词。
  李玉堃表示,在药品管理上,哈医大二院的确存在管理失控的情况,主要是严重违反药品使用管理制度,允许翁家自购药品;没有交接、核对及退药记录,直接导致患者自购药品使用情况查实困难。但他对盗卖予以否认。

是否过度治疗
  翁强曾向媒体展示过一连串庞大的数字:收费化验2925次,平均一天44次,其中血糖化验达565次,平均一天近九次;肾功能检查186次,平均每天三次;曾经在48小时内做了43次血气分析;某日做痰培养54次,某日输液106瓶,输血94次,等等。他认为,医院对其父亲“过度治疗”。
  哈医大二院的专业解释是:根据最新报道和国内著名专家会诊意见,危重患者(包括重症感染者)的血糖需要严密监控,控制在4.0-7.5之间,否则,死亡率明显增加。该患者住院82天,化验血糖563次,平均每天6.83次是出于病情需要。
  对于在央视节目中重点提出的106瓶盐水和94次输血的问题,哈医大二院也做了说明,称由于患者为恶性肿瘤晚期,并已经出现多脏器功能不全,需要进行长时间血滤治疗。血滤即连续性动静脉血液滤过,是通过置换液的一次性进出,来清除血液中的有害物质,达到净化血液的目的。而输血费是按输血泵每输100毫升血制品收取一次处置费(每次10元),即按流量计算;因此“94次输血费”并非指94次输血操作和输了94袋血。
  这些解释和说明,都得到业内专家的认同。
  在用药问题上,翁强质疑最甚者,为一种生长激素“珍怡”的使用。“珍怡”为肿瘤患者慎用的药品。翁强称,“珍怡”被用于翁老先生,与于玲范接受“珍怡”生产厂商邀请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不无关系。这种接受药厂邀请出国的行为亦为卫生部所明令禁止。然而,中华医学会向卫生部调查组出示的意见认为“珍怡”用于翁文辉病例并非失误。
  一位调查组人士告诉记者,调查报告并基本否认了过度治疗的指责。■

李剑阁:医疗费用为何居高不下?

李剑阁:医疗资源如何合理筹集和分配



(本文刊于06年2月6日出版的《财经》2006年第3期)

2006年02月21日

幽默的功用 
By [ 覃里雯 ]  2006-2-19 3: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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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的重量只有鸿毛之轻,但它的力量却能够击碎顽石,或者像一根针一样刺入僵化的社会传统。可以理解,为什么社会阶层越底,人们的幽默感越是普遍。一个有幽默感的人要么极为自信,要么对瓦解自身的利益毫不在乎——因为他没有什么重大利益可以瓦解的。更重要的是,幽默感所提供的精神上的自由,使最艰难的生活也还值得一过,它为个人的狭隘生活提供情谊的纽带。

在《猿人猎手》这本书里,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生态学者克雷格B·斯坦福说,他在北部坦桑尼亚的Hadza部落和Kalahali沙漠的!Kung部落里发现,“甚至最好的猎手也得保持谦虚。在几乎所有的猎手聚集的社会里,谦卑都是一个顽强的文化传统。这是此类文化平等特性的延伸。任何人如果试图用他的捕猎技能来导向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个自我标榜的猎手都会遇到坚决的反对、讽刺和羞辱。通常,这种反对是以捕猎群体中其他成员会的言辞奚落或烦扰开始的。”
原始部落的平等首先是通过嘲讽来维持,文明社会亦然。在古雅典民主的辉煌时期,雅典人把原始、非正式的嘲讽变成了一门艺术。阿里斯托芬,古代社会最了不起的喜剧天才,用他的讽刺把所有那些头脑发昏的自大人物——包括苏格拉底——从云端带回地面。在他的剧本《云》里面,令人生畏的苏格拉底在跳蚤的腿长、蚊子的嗡鸣和拉屎的蜥蜴那里都能找到灵感和“崇高的思想”。后世那些缺乏幽默感的苏格拉底追随者往往认为阿里斯托芬的嘲笑是不可饶恕的,有些人甚至笨到认为他应该为苏格拉底之死负责。然而这些人拒绝看到,除了严肃的哲学家之外,阿里斯托芬的讽刺谁也不放过,包括当时的政治强人克利翁,他以幽默讽刺维护平等的信念,并不在权势和声名之下折堕。喜剧家的责任不在维护哲学的完整性,而在维持社会的平衡和必要的生机。一个只有苏格拉底的古雅典文明,远远比不上一个有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并存的古雅典文明。
比阿里斯托芬早不到100年出生的孔子,虽然在后来几千年里其思想已经被蹂躏得面目全非,却也是一个好脾气的、有幽默感的人。他坐着木轱辘车到处跑,和他的学生相互取笑。他的学生子游用礼乐之教管理武城一地的老百姓,他跑去说:“割鸡焉用宰牛刀?”然而他的学生一番正辞解释之后,他就很老实地表示明白了,还表扬一下。在他答不出太阳的远近的时候,他也没有对那两个提问的小孩子说:你们的问题太低级了,应该问一些更高级的、更有思想的问题。孔子很诚实,不懂就是不懂,那两个小孩背后取笑他学问不行的话,还能够在他的言行录里留存下来,而没有被他删除掉。今天看来,这种胸怀真是让人赞叹。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儒家精神在中国的残渣之中,只剩下一个有利可图的“为尊者讳”。
我们因此知道,幽默不仅与智力、创造力和胸怀相关,它的生死更受权力的形态决定。刚刚因为说了实话而被土耳其法庭审判的著名作家欧汉·帕穆克深知这一点,在他无比优美的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中,他说,土耳其的专栏作家们不可能批评和取笑任何有点权势的人,所以只好把他们的嘲讽才能转移到哪些无助的小人物身上。专栏作家们记录这些小人物的普通人生,为伊斯坦布尔赋予色彩和灵魂,嘲讽和幽默像食物中的盐一样,为深切的同情增添了深度。
“如果你在街上看见一个漂亮女人,不要憎恨地瞪着她,好像要杀掉她一样,也不要表示出过份的向往;应该给她一个微笑,移开视线,继续走你的路(1974)。”
“我们急于第一个下船,或者下任何交通工具的热切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没法阻止那些尚未到岸就跳下海达帕萨渡轮的人们,就算我们不停地叫嚷:‘第一个下船的人是头驴’(1910)”。
……
幽默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它的生命力之旺盛,令那些没有幽默感的人痛恨而不解。就像《父与子》的作者、著名漫画家卜劳恩被关在纳粹集中营时作的那幅漫画——《 小鸟的精神》:一只小鸟虽然被恶猫吃掉了,但它的歌声却还从猫的肛门里飘出。
幽默的重量只有鸿毛之轻,但它的力量却能够击碎顽石,或者像一根针一样刺入僵化的社会传统。可以理解,为什么社会阶层越底,人们的幽默感越是普遍。一个有幽默感的人要么极为自信,要么对瓦解自身的利益毫不在乎——因为他没有什么重大利益可以瓦解的。更重要的是,幽默感所提供的精神上的自由,使最艰难的生活也还值得一过,它为个人的狭隘生活提供情谊的纽带。
在粗野的幽默诅咒和微妙的文学嘲讽之间存在着很大区别,粗野的咒骂曾经在人类社会早期被用来驱逐和毁灭那些威胁群体的黑暗势力、人或者自然力量。在古典时代前的希腊,人们在早期的丰收祷祝中以粗话来唤醒善、驱逐恶。在阿拉伯部落的战争中,专门有讽刺专家坐在篷车里对敌人扔出利剑般的咒骂。还有特别详细的关于古代爱尔兰讽刺者的记载,他们不仅能够用讽刺的魔力解决社群的问题,而且直到17世纪,他们还能起一些小作用,比如用押韵诗把老鼠咒死。文学嘲讽则是文明世界的产物,它摆脱了魔力的庇护,变得赤裸而遵守规则。即便如此,它的功用只是减弱,并没有完全改变,仍然是瓦解和重构。
仇视幽默的人们通常来自那些希望固化既得利益、却对此缺乏信心的群体。不幸的是,我们的文明历史还不够漫长,不足以使我们忘掉人类早期社会对幽默和嘲讽之力量的那种迷信,仿佛它依然可以瞬间让活蹦乱跳的老鼠在我们眼前死于非命。这种迷信所导致的对嘲讽和幽默的激烈反应,有时会出乎我们意料。
迷信并不遵循现实世界的逻辑,它在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就像法国人类学家卢西安·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所说的那样:在原始人看来,没有一件事情会独立发生,事情发生,必然有其直接根源。如果一个部落的年轻人死于非命,比如说被熊咬死,那就必然是敌对部落的问题(比如巫师的诅咒),必须对此采取行动,也就是杀死敌对部落的一个人来“偿命”。
在我们所谓的文明世界中,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原始思维,比如一个很有文学涵养的大导演会认真地相信,一个记者提出的正常的小问题,将会直接影响其作品的命运,就像询问一个孩子能否活得长久就会让孩子夭折一样。
而在不迷信的时候,这个导演也无法容忍对其作品进行的嘲讽,他必须采取行动惩罚这个嘲讽的人,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他认为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了真正的伤害,而他对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又缺乏信心。
判断一个社会的自由和平等程度,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人们能否对既得利益阶层进行嘲讽。当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财产的平均也未必能够带来社会地位的平等。比如刚刚被美国副总统切尼误射伤的富有律师维廷顿,他刚一能够直立行走,就连忙代表全家和自己公开向射伤自己的副总统道歉,翻译成北京话是这样的意思:真对不住,不留神挡住了您的枪口,希望您别介意,下回还来这儿作客。这真是让人笑疼肚皮,虽然道歉的人不这么看。幽默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2006年02月16日

小飞刀:馒头旁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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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以为今天的稿子会比较素,没想到一向端庄严肃的国家版权局在紧要关头幽了一默,又给了我一个头条——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向国家版权局负责人问到了“馒头”是否侵权,真是喜欢死这老兄了,知道在最靠谱的地方问最不靠谱的问题,让你不得不答。

      很早很早以前,〈无极〉还没公映,我们就有要求说“尽量不要说它不好”,原因很快就知道了,陈红举着一份北青报,靠在〈无极〉的背景里给我们报纸做了形象广告——台词是,北青报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速度——这话说的,后来看了〈无极〉,灰常灰常想一拳打得陈满神灰起来。

      有好事者语重心长地替我们总结:你们不应该找她做形象广告啊,她代表了你们的什么形象?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还是一个是非精?……唉,结果去年你们就出了那么多是非!

      还有更神的。我们的记者去看片,回来一片赞美。我当时还很期待地问她,真的特好么?她想想才说,反正挺神的。当时还不知道,因为凯歌和LD的关系,包括我们的记者在内都是不能说他坏话的,要不他就会骂人,后来下雨评论他有当泼妇的欲望,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已经表露出来了。

      后来等我自己看了〈无极〉,欧,买尬,居然睡着了,醒来后就无比悔恨当初编的那些版,然后就跟记者们说,以后再要说什么片子好,先给我碟看或者也带我去看片,我没吃过猪肉肉还不能见猪跑跑?

      惟一庆幸的,是抵制住了“北京百姓为看〈无极〉造成三环拥堵”这条新闻。当时某报报出来,有领导还想让我追,我说3环天天堵,不至于,再说这北京城要因为一电影就堵了,多为改革开放事业抹黑呀。领导说,你们可以派记者去调查么。

      我们的记者就真去了,回来说,看那电影的人是挺多的,出来都挺迷糊的,因为没看明白,结果横穿马路,造成三环拥堵。

      馒头刚出事那天,枫少就招呼了一版。第二天我约下雨MM写了篇评论,很猛,也很正点。何东看见说,他也有话说,结果正好赶上今天国家出版局发话,他本来正在外面哈皮,后来咬牙说,这评论还就是要写,于是发来10条短信,组成了一篇1000的评论,上了版。

      下雨MM和何东,都很有趣。下雨说的是凯歌的做派,何东说的是形如胡戈的你我。趁着凯歌老师还在柏林,赶紧发痛快了,免得神通广大的二陈回来,折腾得人闹心。

      下雨的评论:

      大师也有作泼妇的欲望
     
      陈凯歌也有“人的一切属性”,也有真性情,所以他要告无名小卒胡戈,让他倾家荡产,让他永远不敢再拿大师的作品开涮,让他明白“做人要厚道”。尽管网友们纷纷表示在精神上支持胡戈,联合签名不看陈凯歌的作品,但是软柿子胡戈已经吓哆嗦了,他颤抖着表示,自己没有那么多钱赔,希望二陈手下留情。

      从侵犯著作权这块入手,胡戈非常有可能败诉,这也是他担心的由来,不过真正让陈凯歌恼怒的恐怕是名誉权,虽然在《无极》之后,他和他妻子的名誉已经如风中败絮,不堪一击了。有那么多网友在网上攻击《无极》,掀出陈氏夫妇的旧事,他们不去告,因为知道法不治众的道理。而胡戈冒着违法的风险,给心疼《无极》票钱的观众出了口气,却成了陈凯歌泄愤的靶子。

      《霸王别姬》曾获得中国百年电影评选中第一位的称号,陈凯歌凭着这部电影的余威,可以在让投资人赔了好几次钱后,还得圈来几个亿的大投资。可是陈凯歌现在的表现,已经让这部电影给人们留下的美好记忆变成了质疑:难道《霸王别姬》真是陈本人拍出来的吗?而不是有一只上帝之手在护佑着他?还是十来年的时间已经足以使他年老昏聩了?

      本来《无极》并没有差到让人们出离愤怒的程度,它所引起的反感是因为陈红的嚣张态度和霸道的宣传姿态。在成都点映的时候,借助中影集团的力量不允许媒体说出一个“不”字,惟一批评的声音是自费看电影的影评人顾小白,他很快被“封杀”了。于是铺天盖地的叫好声,使得观众对这部影片有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值,看完当然有受骗的愤怒,这些恶果都是《无极》剧组自己种下的。

      我在公映前看过媒体场,当时《无极》的人问我怎么样,我支吾着答:“画面还挺漂亮。”然后在另一个场合说,这部电影没法让我感动。即便是这样小范围的个人意见,也让宣传紧张地质问我:“你怎么能在上映前这么说呢?”怎么就不能说呢?如果你想挡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除非把批评者全拉出去砍了,可惜陈凯歌不是秦皇汉武,又没有这种力量,即使有,也堵不住“腹诽”吧!

      过去陈凯歌不管电影拍得如何,一直是个有文学气质的导演,纵横捭阖,口若悬河,这次《无极》采访时依旧这样,可是他的道理再也不能服众。比如他说,韩国电影火是因为观众支持,如果中国人不崇洋媚外,宁愿看本国烂电影,也不看好莱坞大片,那中国电影就有希望了。这话很像上世纪六十年代国营饭店的服务员,“老子能给你端上菜就不错了,至于能不能咽进去,那是你自己胃口的事,反正你是不准吃个体饭店的东西。”可惜他忘了,市场经济已经推行了几十年,老百姓已经不吃这套霸王条款。凭什么我花140块钱看部让我呕心的电影,末了还要忍受导演的恶声恶气?亏他在好莱坞也混过几年,拿着美国绿卡,脑子里有的全是文革糟粕。美国年年评“金酸莓奖”,有哪个大腕较过真?按照陈凯歌的逻辑,所有恶搞电影,从《惊声尖笑》到周星驰,都得坐牢不可。

       陈凯歌的前妻洪晃曾说:陈有让她作泼妇的欲望。近朱者赤,不知是因为他自己有泼妇潜质,还是身边的女人影响,他完全失去了一个导演(还不是大师)应有的风度。如果他对胡戈的行为八风不动,人们兴许还会重新给他尊重,如今他主动放弃了这最后一个机会。

      可以预见的是,陈凯歌此举是哭了投资人,笑了张艺谋。虽然《千里走单骑》不比《一个都不能少》的水平高,但因为有二陈在前面趟地雷,所有的炮火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了,张艺谋在《英雄》和《十面埋伏》时结下的梁子一下子全解了。原来以为张导的武侠次,原来还有更次的魔幻陈导。陈凯歌呀,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何东的评论:

      和胡戈绑在一起

      很多人一旦评论起陈凯歌的电影,都会心存障碍。我也如此,仅是那两部《霸王别姬》和《少年凯歌》,便足以让人心畏三分。当初《无极》成都首映,我也是受邀观片者之一。可是,非常坦白地说,看完之后一头雾水一肚子别扭。然后我就使劲捏自己大腿:这是陈凯歌拍的电影吗?于是只得保持沉默,因为心里还是摆脱不掉对陈凯歌的最后一份残存的尊重。

    然而成都首映之后,许多非常著名的传媒界学者、专家、影评人都在替《无极》叫好喝彩,还说:这是一部冲奥最有希望的中国大片!我真弄不明白:这些人是真聪明还是假糊涂啊?结果奥斯卡提名公布,《无极》连门都没摸着!

    就在这时,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非常适时又恰到好处地应运而生了。而且看过《无极》憋了一肚子郁闷的观众,得到了一个好好幽烂片一次默的机会。所以,当《馒头》一在网上诞生,立即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到处流传开来。而没看过《无极》的人,看了《馒头》之后也纷纷将它奉为经典。这终于激怒了平素从容大度的陈凯歌导演。

    “馒头”之争一起,绝大多数网民都力挺胡戈,没办法不挺,就连我这个陈导以前的朋友、现在的自由评论人,也不由自主地站在了胡戈这一边———原因很简单,如果说胡戈是“馒头”的制造者,那包括你、我在内的很多网民,以及对《无极》失望的观众,可能都是“馒头”的拥护者和传播者。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也像陈凯歌所说的“无耻”到了一定程度?如果有“连坐”之罪,那得有多少人跟胡戈绑在一起啊!

    看到胡戈面对陈导咄咄锋芒时的退让,我非常理解,可我更想告诉胡戈的是:不要害怕这些所谓大牌、著名导演,请坚持继续你的幽默电影批评;有了这样的声音,中国国产电影以及文艺批评才会不断自我超越和愈加多元。另外,如果有人牵头,我很愿意参加支援胡戈的行动,来帮胡戈接住这个莫名的“侵权官司”,哪怕每人只捐一元钱。

    只是想问陈凯歌导演一个问题:你能百分之百保证以后每部影片都是精华之作、都能真正赢得影评人和观众的心吗?———估计够呛,百分之百正确的事情,连伟人都做不到,何况我们。

今天居然在路边买到了由德文版翻译过来的《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的。原价43,我花15就拿下了。真高兴。

2006年0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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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甬的文章

vagabond20060213.jpg

最近经常抽空看李甬的文章——2002年时他出过一本《我所见过的最重要的事》,把他在《财经》和《南方周末》的主要文章结集。出版时,他送过我一本,当时看完了,觉得很精彩,但功课做的不够,没有有意识的去学他的写法。

最近看它,是因为有段时间以来,给杂志写东西越来越慢,而且,兴奋感在降低。那天杨福在单位的培训上念了李甬2000年前后写过的一些文章开头,并着重强调了李甬文章的“述评感”:不是叙述,而是评论一样叙述,或者说,意见、立场非常明确的,将种种材料按照自己的意思运用。

想起来2002年跟李甬说起这书里的文章,我说为什么你采访柳传志,也是只采访了一个人,但写出东西来像有很多人的意见?他说因为自己就可以是一个质疑者,跟同期的记者比,大家多数人是听故事的,乐于质问采访对象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的文章,相当于有两个主角。

最近看的一个主要收获,是李甬对“矛盾”的布置:无论写矛盾线索清晰的产权问题,还是写可能不是那么清晰的某些企业的成功故事,李甬的文章会非常明确的把矛盾—解决矛盾这两端摆的很清楚。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技巧,不过估计主要是因为作者本人是对环境、矛盾具备深刻洞察力所致。结果就是,故事的流动非常流畅,每个部分都给读者留了足够的悬念与琢磨的空间(多数记者写文章,矛盾明确的稿子都能写的还不错,矛盾不那么明确的就很难写精彩,很容易成流水帐)。

说到底,是想的比纯粹的信息采集再多一步。把信息更细致的摆在读者面前。居然是这么朴素的智慧?!

据说李甬是苦吟派,文章写就之前很头疼,但呈现出来的文章很轻灵,这是非常值得向往的。

书的序言:我所见的最重要的事

  李甬

  我真正开始一个职业记者生涯的时候——也就是我开始为《财经》杂志工作的时候——正是1998年上半年,新一届政府亮相未久。无疑这是一届对改革目标有着充分的自觉意识的政府。虽然受限于多种因素,它还是在三个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外开放,在整肃金融(以强化银行系统的约束机制为重点)的前提下实施宏观调控,以及重组行政垄断性行业
。

  后两个方面,也是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的报道重点。这些报道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应该说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认知价值,但它们最醒目的地方,还在于既事涉重大,又保持了独立的立场。尤其是在宏观经济报道中所体现的这一质素,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可以说是不多见的。这当然并非出自我的勇气,而完全是《财经》杂志以及后来《南方周末·新经济》的雄心所致。我个人则从中体会了学习的愉悦,以及独立评述的愉悦。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与日俱增地意识到微观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在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里,宏观调控的常识一旦被认识——当然这本身也是激动人心的——其可供发挥的余地,也就是所谓“运用之妙”终究是有限的。1998年下半年“通货紧缩”被官方认定之后,相应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时出台,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应有的效应。直接的原因就在于银行的微观机制。在巨额坏账的背景下,当时(包括此前)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强化银行系统的约束机制(比如“贷款责任终身制”、“行长责任制”)——这是必须的——但是因为国有大银行没有建立以产权明晰为基础的现代公司制度,政府殊难在强化约束机制的同时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也就是说,银行于是就倾向于惜贷。你还会发现银行的行为选择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贷款企业的机制问题以及主要由此导致的信用问题。大家都看到了,后来的故事就是越来越依赖“积极财政政策”。

  对行政垄断性行业重组的观感也大致如此。当变化失去了加速度的时候,当大家都不得不技术性地比较各种其实并无根本性区别的重组路径的时候,我常常忍不住想起:假如这些公司都是现代公司,假如市场足够开放,又何须此等重组呢?

  这就是我后来,尤其是加入《南方周末·新经济》后越来越多地投入到企业报道的原因。这也是我在企业报道领域,一开始又将产权改革当作重点的原因。这些年里这个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振奋人心的变化。最重要的事件当然是联想员工受让公司35%的国有股。但是总的来说,这个领域里只有个案的胜利——一些个案的胜利而已。

  联想方案实施之后,我曾经期望国家财政部门出台一个普适性的方案,或者政策。这的确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各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任何一个普适性的方案都可能造成难以承受的社会不公。惟一的可能是在全社会的范围内,用相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来改革产权。但这涉及到更大的命题——也就是说,难以指望。 

  这一预期促使我开始关注企业的市场层面的运营(可以粗放地称之为“纯粹的商业报道”)。并不是我认为宏观经济与政策、企业的产权改革(很大程度上也属于政策范畴)不再重要,这么说可能准确一点:在我们的这些领域,最具认知价值(或者说坐标价值)的往往还是市场经济的一些常识,所以这些领域的报道就往往不免重复——你知道常识也就是那么一些。这些常识我说过很多遍后,就不想再说。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无关性格,而是再说并没有太大的用处。

  我的新算盘是,纯粹的商业报道如果做得足够专业而有趣的话,或能对企业和企业家产生一点点实实在在的影响。在此前关于企业产权改革的报道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些企业家的智慧和努力,并为之打动。如果在产权领域他们所做的还是有限的话,那么在市场运营方面,他们真的有可能创造奇迹。

  关于企业的主要报道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其中第三部分主要是关于互联网的,它们主要写于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上半年之间。它们无疑是本书中最幼稚的部分,之所以也收录在此,一方面是希望作为业界的一种记忆,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自警。在那个集体狂欢的时期,绝大多数有意于商业报道的媒体人都未能表现出足够的专业素养,我也是其中一员。事实上我们对其他行业的报道同样处于低水平,互联网的玩笑不过是最充分地暴露了这一点而已。

  我想我可以证明,对一个商业报道的记者的要求,即使不比对一个政策报道的记者更高的话,至少也一样高。这个领域同样可以寄托一个年轻人全部的才学、意志、责任感和梦想。正是基于这一信念,2001年初我离开《南方周末》而来到《环球企业家》,希望专心于商业报道而能够稍快提高。

  整理这本书也就是整理自己这一段的成长。我想起了一些人。首先当然是《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女士。她是我在这个行当里的领路人。于我的职业生涯而言,以前没有,我想以后也很难有人会比她的帮助更大。而她对经济报道的贡献人所共知,已经毋庸我多言。其次是《21世纪经济报道》副主编刘洲伟,在此前主要由他创办的《南方周末·新经济》,我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战斗时光。他对经济新闻操作的所有环节都有着令人惊讶的直觉力。而他对新闻作品品质的敏感,更是我职业自豪感的重要来源。我还要冒昧地提到我的父亲,他一生多舛,在我刚刚有能力略尽孝道的时候却身患重疾,我希望他看到这里的时候心有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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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然动力小区业主与物业的纠纷已经持续经时,从业主委员会起诉老物业要求其撤出,到被判决胜诉,到老物业断水断电,到朝阳法院强制执行让其撤出,到没有物业管理业主自己组织起来保卫家园打扫卫生,到临时的新物业进小区,本报都做过追踪报道。

 2月11日,记者说事情又有新的进展,新物业四方佳园干不下去,也走了,居民生活进入停顿状态,三间房乡政府出面物色新的物业公司来解决问题。

 最初这个稿子是考虑在社区版上做个消息,但记者采访回来后说,头绪挺多。当时可以获知的信息有:

1, 老物业美晟被强制执行走的时候,没有把已经收取的物业费留下来,导致新物业无钱支付烧锅炉的费用等等,这是四方佳园决定撤出的原因;

2, 为了让新物业有钱运营,业主委员会曾鼓动未交取暖费和物业费的业主们向四方佳园交费,据说业主们一度交费踊跃,但此举迅速被三间房乡政府叫停;

3, 业主委员会此前一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包括起诉老物业、申请强制执行、筹备选举新物业等等,但是此时,业主委员会的成员们相继撤出,有的辞职了,有的不肯再出来主持工作;

4, 三间房乡政府叫停交费行动时,曾贴过一个告示,称怀疑业主委员会部分成员存在贪污现象或者卷款潜逃的可能,将要调查,并称,这是通过部分业主举报得到的线索;

5, 业主委员会主任早在强制执行时就辞职了,辞职的原因一说是人身受到威胁,一说是与也委会其他成员观点不一致;

6, 据部分居民反应小区内有黑社会存在,有若干小平头整天在小区内游荡,这可能是业主委员会成员坚持不下去的原因之一;

7, 业主委员会成员对于请新物业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要再找一个新的物业公司进来,但这样能否解决问题,是不是还会步四方佳园的后尘;另一种认为该找美晟回来,这样至少生活能保证,慢慢再想办法;

8, 业委会主任丁表示,他们当初成立业委会的目的,并不是要赶走美晟,而只是想要回产权清册,好就物业标准做出规范,至于谁做物业公司并不重要,是后来慢慢地转向赶走老物业,倒把最开始的目的忘了;

9, 小区部分业主现在已经厌倦了,不介意谁来做物业、业委会能争取到什么,只希望生活赶紧走上正轨。由于物业和业委会都瘫痪,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出面解决问题。

 头绪确实非常繁杂,以现有的情况,可以有两种做法,一是继续做消息,或是全景式地讲这个故事(后来的新x报就是这种做法);二是找一个点展开,做出带观点的深度报道,我们选择的是后一种, 选择的原因有二:一是美然动力的情况非常具有代表性,它发生的故事,正在北京的很多小区发生。二是,它的故事很有戏剧性,有冲突感,比如,它的业主可以自己组织起来承担小区的管理——打扫卫生、保卫家园等等;它的业委会有很强的行政能力,不仅通过法律手段告倒了老物业,还是首次针对物业公司的强制执行案例;它现在的局面相当混乱,正常生活已经无法持续;参与这一事件的各方都很充分,业主、业委会、物业、政府、开发商,都各有角色。

 正因为它的错综复杂,它的代表性强,选择需要展开的点,就特别麻烦。从现有情况看可以有很多个点可以做:如果就业委会是否存在贪污行为这个点做下去,关注的是任何权力都可能导致腐败的问题。但这个点的缺陷是调查刚刚进行,还没有证据证明腐败行为存在;如果就业委会成员受到人身威胁、小平头在小区晃悠的点追下去,可以做松散个人与成组织的团体抗衡,维权之难。但这个点的缺陷是黑社会行为更加无法查实,做这个有风险;如果就朝阳法院强制执行不彻底,导致业委会试图依靠法律维护权利无法做到,可以做现有法制环境不足以支持个人维权的问题。这个点可以做,但指责政府一是相对陈旧,二是也有风险;如果做三间房乡政府调查业委会腐败行为这个点,可以做政府在个人维权当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但同上一个,也有风险,而且这方面的事实不好收集;如果做业委会内部发生分歧的点,可以讨论这种松散组织的管理问题。

 之所以最后确定了另一个点,是因为有一个细节让我感到兴趣:三间房乡政府叫停业委会鼓动的交费行为并发通知说要调查,是因为“业主的举报”,由此可见,曾经无条件支持业委会的业主已经分化,对他们的维权行为已经认为是一种麻烦——这种松散组织的维权常常会有这种结果,顺境时同仇敌忾,进入逆境就会互相指责,觉得别人的意见并不代表自己。

 最后,我决定在这个点上展开去:无组织的维权靠的是大家对自己权利的认识和对授权的尊重,但以现在的情况看,大家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在选举业委会的时候,他们是轻率的;在投票决定赶走老物业的时候,凭的也是冲动。到做的决定产生了无法解决的后果,又开始推翻自己的选择。

 我决定讲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区试图自治,成立了业委会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业委会领导着大家勇往直前进行革命,赶走了旧物业,结果发现赶走之后还有很多后果他们始料未及,解决这些后果他们乏术,于是内部出现了分歧,分歧公开化导致事情越来越糟,然后居民们也开始怀疑他们选出的代表——如所有中国人一样,他们不仅怀疑代表们的办事能力,还开始怀疑代表们的人品。
然后,自治失败了,小区陷入混乱,居民们,最初欢欣鼓舞地选择自治的他们现在对自治产生怀疑,转而投向他们曾经反对过的专制,希望政府出面来拯救他们。
于是政府出来摘桃。
多么有意思的一个寓言小说?一个小区的故事,放大了也是这个国家的故事。

 梳理出这样一个故事脉络之后,开始摘现有的素材。小平头没用,扔掉;与老物业的恩恩怨怨,不是重点,基本扔掉;与新物业的合作,不是重点,大大删节,只留有关部分;法院、政府介入的程度,不是重点,只留有关部分;业委会的分歧适度保留;业主的抱怨与对业委会的怀疑,是重点,强化并且突出;丁的辞职,是关键人物,可以由他对一些东西做出解释和分析。

 最后,确定了这样一个结构:新近发生的事实,是做这篇报道的由头,必须要有,但不需长,做800字;丁的访谈,让他谈谈业委会的分化、业委会和业主的互相影响、他对这些年作为松散组织的维权的感想和分析,1000多字,为了形式上有区分,用访谈形式;业主的心态变化,是重头,从松散组织的最边缘角度看整个事情的发展,2000字左右。

 此外,这将是一篇读起来比较累的文章——出场人物太多,彼此关系复杂,事态进展混乱,体现的主题也比较深。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故事梗概,让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不放在故事本身,而放在故事所包含的意义上,我让记者做了两个表:一个是人物关系表,就是出场人物在故事中都承担什么角色,这个表后来受版面所限没用;一个是事件发展脉络图,把美然动力从去年告赢物业开始至今的大事件做一个编年表。

 考虑到即便经过这样的编辑,读者也未必能够明确地了解我们想通过这篇报道说明的东西,最后,还加了一个编后语,相当于一个评论。这个编后语的目的在于用明确的语言点出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当然,是在某一个方向上的判断。当收集事实的重点不同,这个故事还可以展现出其他的很多方向,比如我前面所说的权力缺乏监督导致腐败的问题、政府干预的问题等等。

 到此,这是一篇标准的深度报道——在选择的某一个点上深挖下去,对一个事情有独家角度的判断。不过,在标题的制作上,我们当时没有想出太好的,最后取了个事件性的主题,思考性的副题。第二天我在一个网站上看到转载这篇文章,取的标题我觉得值得借鉴:维权的尴尬:北京一小区业主自治改革样本陷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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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da Ruth为“美国单期发行服务机构”的总裁和“美国报摊销售”公司的总裁,有20余年的单期出版物销售经验。)
  有些人说读者是靠直觉在报摊上买杂志,但对于在报摊进行销售的杂志,其封面的促销作用还是大有奥妙的。因此封面的各种要素通常是我们进行改革的重点,关于封面的每项改革都要慎重,所以我们可以有计划地将杂志的一部分发行量拿出来作为试验样本,考量改革的成效如何。
  说到针对报摊销售进行的改革,我们首先需要说一下报摊销售的对象。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通过对杂志发行业内众多的调查得出结论,在报摊上买杂志的读者和订阅的读者是有很大不同的。
  有很多人说什么都不会去订阅杂志,而是在报摊上买几份看看。他们不想把12个月一成不变地交给一本杂志,他们在报摊上猎取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尽管他们不订阅,每年花在买杂志上的钱和订户也是不相上下,他们只是喜欢这种方式。这些读者买杂志时需要挑选,所以他们对于内容阅读得更仔细,对于其中的广告内容也看得更多。这些读者很有价值,不可替代。他们的购买行为很明显地受到一期杂志封面和文字内容的影响。
  封面带来的经济效益
  每一期的杂志卖得有好有坏,其中有个上下浮动的百分比率,尽管这种销售量的周期变化不会太大,但封面在其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销售增长1%会对你的杂志有多大影响呢?经济效益会有多少差别?这个数字每个出版商、每个艺术总监、每个编辑都应该熟知。
  不同的发行人对于影响杂志发行的各种因素的重视程度不同。然而我们有必要重视报摊销售带来的固定订户效益,还有这些订户12个月会带来的各种效益。这才能使我们看到把钱投在报摊销售试验上的意义。
  什么在驱动读者的购买行为
  报摊上的读者是因为什么而购买杂志呢?研究发现,下面几个因素在起作用:
  刊物内容:10%
  刊名和口碑:15%
  封面设计:75%
  这几点因素综合起来,就意味着对于习惯在报摊上购买杂志的读者, 如果他们每年买3次杂志(月刊),而封面在其购买行为中起到75%的影响作用,我们就应该能通过改进封面设计,让这个有报摊购买习惯的读者从买3次改为买4次甚至更多。这个收益可以让你有更多的钱来进一步改善封面,进行更多的试验。
  应该做哪些方面的试验
  要做的封面设计的改进试验很多,最好从封面设计的几个基本因素入手。下面推荐几个方面:
  a. 杂志封面的字体。这对一本计算机杂志或健身杂志意味着什么呢? 这得根据杂志关注的具体行业和杂志的竞争对手来决定。设计者和读者认为有些字体更传统和可靠,更具有保存价值和历史感。而另外一些字体则更具有朝气和现代感。
  要是你想让你的杂志比竞争对手的更具青春活力,可以试试用斜体来替换一下传统字体。斜体出现在封面上经常会让封面活起来。
  b. 改变封面图片。你可以用室内摄影图片来取代常见的家居、汽车等外景摄影;用男性图片取代封面女郎;用人物写真取代机器图片……我们认为,不管杂志是关于什么的,最好的办法是把产品放在封面上。如果是本音乐杂志,那产品是乐手呢还是乐器呢?这就得由杂志内容的侧重点来决定了。
  如果是本计算机杂志,封面图片是用台计算机好呢,还是用一个坐在计算机边的人物好呢?根据经验,最好干脆别要人物。如果是育婴杂志,婴儿即是“产品”。如果你能找到一个迷人的小家伙放在封面上,那就太棒了。
  c. 改变杂志的标识。如果一本杂志想要用一个标识或换一个标识,一定要先进行测试。如果可能,最好反复试验。对于新的标识或封面,可能会有一个被读者接受的过程,然后可能会受到普遍欢迎,或者恰恰相反:有人会被新的标识吸引,然后才慢慢失去兴趣。
  d. 尝试新的包装。你可以尝试在杂志里夹入CD或其他增值产品。当进行这些试验时,你要注意对于创新的投入和随后对于销售的影响效果。
  e. 改变封面价格。对于价格的测试我们已经接触很多了,这个领域也有很多研究成果。对于封面上的价格,你需要了解基本的原则。另外,杂志在美国的定价策略和在加拿大的策略也要分别对待。

要对各因素进行单独测试

  当你对各因素进行测试时,最好让每种因素的测试单独进行。如果你在测试一个价格或一个奖券对杂志销售的影响,那么这应该是这些杂志和同批的杂志惟一不同的点。如果测试封面设计,则要确定只有封面字体,或只有背景色等设计因素是与同批的其它杂志不同的。

  如果所有的方面都在测试之列,则因为有太多的因素掺杂其中(比如字体,图片,封面整体处理),我们就没法确定是哪个因素在销售中起作用,所以必须得选其中的一个因素。

  比如,如果你想降价,在封面上加贴设计新颖的“新价格”的标签,则对于新的促销标签的测试效果就会掩盖对于降价本身的测试效果。这样进行测试并不能说是错误,只能说不是一个纯的价格测试。进行测试要选一个并且只选一个因素。

  定价的“雪崩点”

  人们一直津津乐道杂志定价的不二法门:涨价1美元,销量下降10%。我们的试验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4.99美元被称作一般杂志利润的雪崩点,定价超过这个价格会使销量急剧下降从而影响到利润。不管你涨价或是降价,价格对于利润的影响是巨大的。

  即使当价格上涨至4.95美元的时候,虽然销量一直在下降,但利润是在上升的。当到达4.95美元时,销量开始急剧跳水,销售额和利润也跟着一头栽下去。这就是它被称为雪崩点的原因。

  不同领域的不同杂志有着不同的雪崩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杂志根据当地的定价也有不同的雪崩点。同时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在封面上带上奖券,则会改变这个曲线。增加奖券会使销量上升。

  价值胜于价格

  对顾客来说,价值比价格要重要的多。经年的试验表明,虽然别的因素在快速变动,价值第一的原则没有变。

  一般情况下,顾客会为更大的价值付更多的钱,而不是为不大的价值付个打折扣的价格。所以在“降价”与“提价的同时增加价值”之间,最好选择后者,比如在杂志中增加名人的签名,新的栏目或是一盘CD等。

  新的价格敏感


理论

  过去几年,我们注意到通过对杂志报摊销售的价格的调控,可以人为地改变价格的雪崩点。在保证杂志质量的前提下,顾客常常在一段时间后,会失去对某个价格的敏感度。也许他们会因为涨价而放弃一本杂志,但往往几个月后又会成为回头客,在一个新的价格基础上接受这个杂志。从而新的雪崩点可以变成6.99美元,7.99美元,8.99美元,9.99美元……

  但200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形势发生了转变。人们好像对于价格变化的抵触更大了。如果一两年前有人告诉我他想把杂志的价格降低,我会建议他没必要。因为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降价没什么好处。如果有什么效果的话,那就是让产品“跌份”。

  这点现在也在变化了。一些杂志通过降价提高了销量。现在发展到了一个顾客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比以往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高的时代。当然对于这个说法,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测试。

如何建立你的测试系统

  在线的决策分析软件(The online program Decision Analysis),可以为您建立价格测试系统提供一个量化的模型。你可以看到,在试验中抽取的样本量与总发行量有如下关系:如果要达到98%的准确率和低于2%

  的错误率,报摊发行量为5000份的杂志需要拿出其中的一半来做测试;报摊发行量为10000份的杂志,则需要拿出1/3;报摊发行量为15000份的杂志,样本数应该占到20%。换句话说,杂志在报摊上的销售规模和测试时需要从中抽取的样本的百分率是成反比的。

  如果报摊销量可以达到100000或者200000的量级,你可以只选16% 来做样本,同时依然对测试结果充满信心。

  测试需要提前量和足够的频率

  每年的8月份,我们会和出版商们坐在一起,讨论下年我们该做什么测试。杂志社可能暂时不需要什么数据,但我们必须考虑下半年出版商或董事会将会需要什么数据来做决策。

  杂志在做改变前应当多听听周围的意见,听听销售人员的意见。如果人们认为你做的改变太大或者不够,或者你用的色彩不够醒目,你就需要在做改变之前做试验,因为每一项试验都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试验需要提前作而不是临时抱佛脚。

  如果你是对封面做改变,你除了需要与封面设计人员沟通外,还需要告诉印刷商,他们才能正确印刷杂志并把杂志送到正确的地方。如果是进行价格测试,就要和零售商来沟通,因为他们需要60天的时间来把新的价格纳入他们的零售体系,否则零售商就读不出你杂志上的条码。
测试最好不要只是针对一期。报摊销售呈现多变的特性,人们对于变化的反应在每一期杂志上会有不同。如果你在测试价格,你可能会发现读者价格敏感度的消退或者第一期改变定价时读者根本没注意到价格,到第二期才注意。所以给自己些时间,充分理解、分析试验数字的变化。

  耐心等待最后的结果

  有人说,针对月刊,5个星期他们就可以得出一次测试的结论。但问题是试验部分的反馈和正常销售部分的反馈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冒这个险。耐心地等待所有数据的反馈。危险在于第一时间得出的结论往往会被人们记住,即使过后的结论大相径庭,也不会改变最初的印象。

  基于这一点,最好多等待几个星期来获得最终的数据,而不是急于从最初的反馈得出结论。别分析得太早,如果你想追踪数据的变化,不要把早期的结论到处宣扬,而应当只把最终的结果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