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3月29日

下午又开了一个务虚会,讨论杂志的定位问题。其中涉及到的几个问题,满有意思。

我说:我们既然要做社会责任,那可以关注贫富不公,为富不仁,写写山西煤老板的话题。

马哥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在煽动“仇富”情绪。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他接触的某公司老板,曾经在

还没有改革开放的时候偷着卖鸡蛋,在当时,这个行为属于会被判刑的“投机倒把”。马哥说,那老板在

谈论财富积累的时候曾经反问过他一句话,“你们现在看我有钱,但我当年冒着风险卖鸡蛋的时候,你们

在做什么?”

马哥自己说,这句话让他反思了很久,同时也让他开始觉得,某些媒体上所渲染的那些带有原罪的企业家

,其实是有情可原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迎合“仇富”的情绪。

我非常同意马哥关于不应该迎合“仇富”情绪的观点,但是,我认为他的论据使用错了。

马哥的例子,说的是,一个人通过某种与制度发生冲突的行为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可能这种行为在一定的

制度语态下是不合规矩的,但是,在长时间来看,他的这种行为又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马哥例子中的这个人,以及他的做法,我非常欣赏,也真心的佩服其当年的勇气。但是,这个例子的

关键是,此人的行为是在与制度发生冲突,而关于制度的好坏,和应不应该遵守,又确实是一个见仁见智

的问题。所以,在一种观点背景下,我们确实可以赞赏那些敢于和制度发生冲突的人。

但是,如果同样的例子,我只把那个人卖的东西换一换,说“你们现在看我有钱,但我当年冒着风险卖毒

品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

这时,马哥还会为此人的勇气而折服吗?我想不会,因为这个人的行为不但与制度发生了冲突,也与人性

发生了冲突。而泯灭人性的事,在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用“情有可原”四个字就可以对它有所谅解的。

比如山西煤老板,我知道,他们有些私下的做法并非他们所愿,也是被环境所逼。在这一点上,我对山西

煤老板是持同情态度的。但是,他们对环境的极度破坏,对矿工生命的极度轻视,这些,就是我在人性的

立场上所不能接受的了。

马哥说,我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山西煤老板。对,我没有接触过,但我接触过与山西煤老板齐名的河北铁老

板。我家就在河北迁安,河北铁老板最集中的地方。在这些人的矿上,完全是野蛮开采,满山看不到一点

绿色,曾经是华北最大水系的滦河也因为这两年的野蛮开采而断流,矿工在生产时更是没有任何安全防范

措施,生产事故几乎随时都在发生。

然而,这些铁老板又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其中的一个过生日,有人直接送了一辆顶级的现代索纳

塔做生日礼物,结果还被这过生日铁老板看不起,认为车太次;今年过年,也是一个铁老板,从除夕到正

月十五,短短十几天,光鞭炮就放了一百三十多万;还有一个铁老板,在二环上,一万多块钱一平米的房

子,一买就是好几套,还不是为了投资,只是嫌来北京玩的时候,住旅店麻烦,结果,2005年一年,他就

在这房子里住了三个晚上,其他时候完全空置。

面对这种对比,我们还能说这些铁老板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吗?

我觉得不能。在我的理解中,我不“仇富”,只要是一个人在不泯灭人性的基础上,通过劳动而得到的财

富,随便他有多少钱,我都不反感他,相反,我还会敬仰他有本事。即便,在他挣钱的过程中,他曾经贿

赂过别人,曾经有过不正当竞争,我也会理解他。毕竟,现在的社会就这样。

但是,他就不能少放点烟花而去装备一套环保设备吗?他就不能少买一套房子而给工人添置一些安全生产

用品吗?

我觉得,在人性的基础上,这些都是应该做的。而他不做,在我眼里,就是为富不仁,就是贫富不公,我

们做媒体的,就应该监督他。北岛说过,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愿意做一个人。对,在现在这个没有

英雄的社会,我不会苛求一个企业家完全尽善尽美,但是,他要尊重人性,他要尊重其他人的生命,如果

他连这些都做不到,那就不是“环境所迫”的问题了。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如果那个老板在财富积累的

时候,不是卖鸡蛋,而是卖毒品,那我们可以对他有所理解吗?我们批判他通过卖毒品而赚钱难道是“仇

富”吗?

关于我对马哥说起的“人性”,一星有不同意见,认为“人性”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可能我觉得不符合

人性的事情,在他人眼里是正常的。

对于一星的这种说法,我一半赞成。

说一半赞成,是因为“人性”在不同的学说理解中,确实有不同的理解。如早期的美国经济史中,我们现

在的学习榜样,洛克菲勒、JP·摩根等等,他们都是勤劳乐观的新教主义者,也是社会教育与科技研究的

热心捐赠者,为人类的商业,乃至是人类的发展,都有过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对于弱势群体又完全

没有同情之心。因为,当时他们信奉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是在鼓励懒惰

,是在降低人的整体素质。

此时,如果我去拿“同情弱者”的理由让他们来解决一些穷人的生活问题,他们一定不认为这是“人性”

但是,为什么我只说“一半赞成一星”呢?

这是因为,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变化,思维与存在的互动,当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今天,毕竟还是

被多数人所批判的。每一个时代,每一种历史背景,都会有一些被大多数人作认同的观点,比如我们今天

很多人都同意,竞争促进发展,但不能不正当竞争;还有一种基于人类有关生存与生活的共同经验,也被

我们世代地传承着,如大卫·休谟的《人性论》。关于这些,我认为,是可以指引我们在日常的新闻报道

中去对一件事是否是“为富不仁,贫富不公”来进行评判的。

很多同事都在追问“什么是社会责任”。其实我觉得,对于“责任”是什么,这是一个太恢宏的话题,不

同的认识论,不同的方法论,不同的本体论,种种哲学上的分层与分支,都会影响我们对“责任”的判断

。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也不存在什么亘古不变的真理和绝对客观的真相。著名的水门事件

,报道者也只是通过多求证而试图靠近真相,而并不是说自己所报道就是真相。那么,什么是“责任”,

我们何必纠缠于定义上的是非呢?康德说过,“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只要我们在

写文章的时候,用自己的道德律令去理解这个世界,在日常的选题会上去沟通彼此对一件事的判断,我们

就一定能做出一本我们喜欢的,满载着我们的理想与希望的杂志。

在谈论以“人性”的角度去批判“为富不仁、贫富不公”的时候,我提到了杂志的封面文章一定要做一些

社会话题,直接对应公众情绪,寻求公众的情感认同,然后,在杂志的其他栏目中,我们可以接受一些带

有经营性质的文章。“名利双收”,这似乎是媒体活着的通率。

对此,马哥说,这成了《工人日报》了。

我当时一笑,没说什么。其实,在我心里,我们杂志如果真的能做到《工人日报》当年的样子,那就不错

了。

如果检索新闻史,我们会发现。当年,《工人日报》报道了“渤海2号钻井沉船”事件,这个新闻是中国第一个让部级领导下台的调查新闻,曾在国际新闻界引起震动;当年,《工人日报》是国内介绍西方思想的最重要舆论阵地之一,现在的胡舒立当年就是在《工人日报》开始接触了一些影响她今后道路的东西;还有当年,《工人日报》的“青年周末”,那是全中国新闻界的风向标……
但是,在一次重大事件中(这件事我无法在这里写出来,喜欢新闻史的人可以检索看看,一看便知),《工人日报》受了影响,从此一落千丈。

我们杂志能做到《工人日报》当年那种样子吗?我想恐怕不能。《工人日报》今天的衰落,是他既不能像当年那样做到“得到公众情感认同”,又不能做到今天媒体的“经营”,所以,他现在不如原来了。这里一个关键问题是,《工人日报》的衰落,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现在不能做什么。
我们的杂志能做到当年《工人日报》做过的事吗?我们能做到现在《工人日报》做不到的吗?
这是个问题。

2006年03月28日

 

金宏伟/

 

   “文化产业”是岁末年初的一个热门话题,上到中央领导,下到地方官员, 均在媒体上对此做过专题发言。

 

    我手头有一份名为《XX2001-2010年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纲要》的文件,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鉴于教育、科技已有专门规划,本《规划纲要》所指的文化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文化旅游、社会文化及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这里,XX省领导在对“文化”的定义上,采用了列举的方法。

 

    但是,按照形式逻辑的要求,定义是揭示事物特有属性的逻辑方法。以此比照,我们能在XX省领导的这个定义中看明白“具备什么样特有属性的事物就是文化”吗?

 

    至少,我不能。

 

    而且,按照形式逻辑对定义的要求,定义不可循环定义,即定义项中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括被定义项。再以此比照XX省领导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文化旅游、社会文化。这仿佛是说:“什么是人,人就是人”。这真是一种颠扑不破的废话。

 

    至此,我开始偷偷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觉得XX省领导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文化”。

 

    还有那个“产业”。按照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的阐述,所谓“产业”,是生产相似或相同产品的一系列企业的集合。而“产业”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当生产相似或相同产品的企业过于众多的时候,为了使各种生产活动与社会对各种商品(包括物品和劳务)的需求相协调,人们需要寻求某种组织机制来平衡供需关系。这其中,现代产业经济学主要解决三个问题:1.生产什么,且生产多少;2、如何生产;3、所生产的商品如何消费。

 

     而与之相对,现代产业经济学在解决上述问题时主要研究市场结构,并以“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经济成果”作为产业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进而寻找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经济成果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的内在联系。

 

     借助学理来观察这份名为《XX2001-2010年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纲要》的政府文件,其文说道,XX省的“文化大省”建设战略是:“1、精品带动战略。多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带动整个精神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文化艺术事业的普遍繁荣。2、择优扶强战略。选择优势文化艺术门类和强势文化产业优先发展,扶强做大,使之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并不断提高在全国和国际文化市场上的竞争力、辐射力。3、城市辐射战略。重视提高全省城市化中的文化含量,强化城市文化的辐射功能。塑造中心城市文化形象,提高中小城市文化品位,改善社区、乡镇文化环境,促进全省城乡文化协调发展。4、特色文化战略。突出文化发展的个性化、特色化,注重发挥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艺术门类、不同学科自身优势,充分发掘和利用历史的、地域的、现代的多种文化资源,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5、人才高地战略。营造环境,完善机制,培养、吸引、凝聚人才。发挥文化名家、大师的号召力,集聚优秀人才,形成XX文化流派和品牌。”

 

     我们在这些所谓的“建设战略”中看到了什么?对于现代产业经济学关注的“供需协调”,这些所谓的“建设战略”有一丝一毫地论述吗?至少,我没看到。那么我不禁想问:XX省的领导,您是否想过,谁来消费您培育出来的“精品”?上帝可以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难道您也有能力说,“要消费”,于是所有人就都来消费吗?正所谓“产业的根本是市场,市场的根本是消费”,而如果您连“如何消费”的问题都没想清楚,那又何来的“产业”呢?

 

      话说至此,我想起了《无极》。据业内人士介绍,陈凯歌之所以拍《无极》,是受到了《卧虎藏龙》的刺激——认为既然《卧虎藏龙》能成功,那么跟拍武侠片就一定能成功。套用XX省的“建设战略”,这就是“精品带动”。此外,《无极》的宣传片上过《新闻联播》,也能称得上“择优扶强”。再有,《无极》片中的那个“圆环套圆环王宫”,绝对是“发人所之未发,创人所之未见”,够得上是“特色文化”。而《无极》一片便云集了刘晔、张柏芝、张东健、真田广之、谢霆锋这五大一线影星,外加陈凯歌的大师号召力,说它是“人才高地”一点都不为过。

 

     那么我想问,《无极》这样一个“五大战略居其四”的影片,它带给我们“产业”了吗?

 

     我个人认为,没有。《无极》是一部让我感到厌恶的电影,是一部让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第二遍的电影。如果,XX省领导的“五大战略”就是想造出这样的“文化产业”,那我只能说,这样的“文化产业”可真是“一朝欺人,十年遭恨”的一锤子买卖。

 

     与《无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狼图腾》,一本文笔粗糙却热卖百万、自出版以来已常销近两年、并被冠以“旷世奇书”的小说。

 

    《狼图腾》真是“旷世奇书”吗?

 

     不是。

 

     如果您仔细看,您会发现,其实《狼图腾》不过是卡耐基名著《人性的弱点》的重新演绎版。那么,就是这样一本国外畅销书的国内改写版,它为什么能取得成功呢?

   

     这里,我们需要先回顾一下《人性的弱点》的畅销史。《人性的弱点》是成功学大师卡耐基的名著。据资料记载,在美国由“大萧条”向“经济复苏”转变的那段时间里,这本书曾经畅销多年。而相关书评显示,这本书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它迎合了美国人在面对“大萧条”与“经济复苏”这样的经济转轨期时的一种复杂情绪。在那个转轨的时期里,“大萧条”让美国人对集体的力量感到无助与沮丧,同时,经济的复苏又让他们对成功充满了期望与遐想。此时,卡耐基推出了《人性的弱点》,强调以个人努力来实现自身的拯救,迎合美国人怀疑集体又渴望成功的复杂心理。于是,《人性的弱点》一经推出,便畅销全美国。

 

      《狼图腾》与《人性的弱点》相似。当下的中国同样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形势巨变所为国人带来的对未来的期望,与贫富差距加大所让人感到的冷落与失望,两种矛盾的情绪同时掺杂在国人的集体心态之中。于是,《狼图腾》强调血性与团队协作、强调集体的成功,一下子便触碰到了国人的情绪敏感点。于是,《狼图腾》也畅销了,像《人性的弱点》一样。

 

      《狼图腾》的成功可以给我们以启示:所谓“文化产业”,其实就是把人们的“心理敏感点”物化成产品并借此形成交换的市场。如《狼图腾》,其产品设计诉求与《人性的弱点》别无二至,同时,它又能以一种全新的叙述形式来表现产品,既击中了人们渴望成功的普遍心理,又规避了完全模仿《人性的弱点》所可能使人产生得厌倦。这才是“文化产业”的特有属性。而那些所谓的“五大战略”,我只能把它看作是某些官员不明所以的虚张声势。

 

      大概是在四、五年之前,我国曾经有过一股高等学府办分校的风潮,当时说是名牌学府办分校可以有序地分配教育资源,有利于我国的人才培养。同时,也有利于把我国的高等学府迅速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可结果呢?时至今日,这些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大”则大矣,却没见真能对“学”有什么促进。究其原因,不外就是某些官员不理解“大学”的真谛,盲目规划。

     

      而今天,我们耳边又响起了“文化产业”的喧嚣,我们又看见了某些官员不知所谓的规划。那么此时,我们应该如何预判这次“文化产业风”的未来呢?

2006年03月24日

张锐前两天写了《记者的职业病》(http://blog.donews.com/zrde/archive/2006/03/23/783436.aspx)。

对照张老师说的两点——麻木不仁、疑心太重,我自认这些毛病全没有出现在我身上,我做记者落下的毛病是“极端厌世”。

我做过社会记者,也由于兴趣原因而长期关注社会上的事。我知道,在目前这个社会上,真的有很多狠多的人在受难,但是,我无力帮他们。我每听说一次某某人怎么怎么样了,我的心都会揪一样的痛,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些事很多都是真的,但我无力帮他们。在一个被阉割了的舆论监督环境下,在一个没有集体诉讼的体系中,我真的很怀疑“记者”二字的意义。

所以,我转行做了财经记者。

可结果……

在我的理解中,财经记者的任务就是“记录企业的成长,让其他人也能得到启示;监督企业的弊病,防止它危害公众利益”

然而,在财经领域,监督依旧是行不通的。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监督。即便,幸运加韧性,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但是,随着对真相的逐步靠近,你会意识到,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家企业,而在某种环境。可我们能写出这种环境吗?往往很难。这时,我手中的笔便会迟疑——写死一个企业会让很多人失业,让让这些人的家庭陷入窘境。这个问题与公众被损害的一部分利益孰轻孰重?我往往权衡再三。

还有那不能写的环境,它就像一个蔓延的幽灵,一个恶心的吸血鬼。我们写死一个企业,那不过是它的一个替身。一个替身死了,它还可以依附到下一个替身之上,继续危害社会。而我们,财经记者,只能看着它,一个接一个去侵蚀那些曾经阳光的企业。心里难受啊。

我做了一年的监管类的媒体记者。一年的经历只让我在内心中不断地增加对中国民企的同情与无奈,或许还有“怒其不争”的一点焦虑,但很少有对它们的厌恶与愤怒。我只厌恶自己,厌恶自己无法击中那个在背后诅咒的“环境”。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既然无法监督丑恶,那我至少可以去记录成长。于是,我到了《中国财富》。但在《中国财富》的这一年,随着采访次数的赠加,我的采访热情反倒慢慢减少。因为,当我看到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我想去了解这个商业模式“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商业模式怎样才能赚钱,怎样才能让这个商业模式适合自己的企业并发挥最大效率”。可结果是,似乎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商业模式到底怎么赚钱。我常常遇到的一种回答就是:“某某某业内人士说了,我们这个行业有多少多少亿的市场”或“现在都认为这个赚钱,难道会错吗”。采访给我的感觉就是,似乎所有人都在为一种流言而忙碌,所有人都在人云亦云地经营企业。于是,这里有人成功了,有人死掉了。死掉的是因为其确实到死也没搞清楚怎么赚钱,而成功的也不是因为流言中的那个商业模式,而是因为这个企业的领导者。他凭借自身的直觉,不断地尝试与修正流言中的商业模式,直到最后成功。梳理成功,你会发现,几乎每一家企业的成功都不一样,成功是那样的不可知,记者在事发时的记录会在事后变得异常可笑,所以,我才会在此前的工作日记中写道:“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我认为他说错了。我觉得,不幸的家庭都是一样,幸福的家庭才各有其道。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幸福的家庭总有各自珍视的乐趣,而不幸的家庭总是纠缠于一些人所共知的问题。商业也是如此,想想商业史,成功地企业总能在你想不到的地方成功,死掉的企业也总是在那么几个所有人都知道的地方死掉。商业的有趣就在于商业像希区柯克的悬疑片,所有人都知道死掉的答案,但主人公就是意识不到,或者是意识到了但就是绕不开。”

昨天,天总在短信中说,领导彻底批准我当编辑了。看着这个短信,我心中百感交集,有为以后可以少采访的欣喜,也有为始终没有找到“记者”的定位的遗憾。

就算是一个调整吧,做做编辑,看看别人怎样当记者,为以后重干作记者作点准备。经过这些年的自我心理调适,我自信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人了,我也真的相信“方法总比问题多”。记者,等着我吧。不久,我会回来的。

2006年03月23日

DONEWS 3月23日,消息 ,BLOGER/金宏伟

或许有一天,习惯了媒体电头的人们会发现,一些消息前面会被冠以“BLOGER”这样的字眼。

今天,我生平第一次以博客的身份参加新闻发布会。当自己在长长的参会名单上,在很多很多的媒体名字后,以“博客,金宏伟”这样的字眼签下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感觉还真的挺有趣的。

(这里感谢SOHU给了我这个平台,感谢DONEWS让我成了一个博客,感谢徐新事想到了我,感谢我爸爸妈妈把我生在了网络时代,感谢我老婆不和我抢电脑。最后,最最最应该感谢的,是看我博客的各位,是你们对我临幸,终于把我搞大了…………名声?脸皮?还是其他什么?反正不是肚子)

当然,感觉也只能停留在有趣之上,绝不是所谓的“草根媒体崛起”的成就。毕竟这次参会是SOHU自己找的我们,相当于一个游戏,其他的时候,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参会博客”,估计还是会被人看作骗红包的假记者。

与“参会博客”一样怪异的是SOHU获得的那9张世界杯现场采访证。想当初,我还是CHINABYTE的IT记者的时候,好几次都被人问到“你们网站也有采访权吗?”现在,网站在国内还是没有采访权,但却能跑到国外去出现场,这多少让人感到有些讽刺。

说到采访,就不得不提“东方宽频”。“东方宽频”是此次SOHU世界杯网站的合作伙伴。SOHU的新闻稿材料说,“东方宽频”获得了世界杯官方的中国地区网络直播授权。而后,“东方宽频”又于SOHU签订合作协议,由其向SOHU提供全部的视频资料。

我印象中,似乎相关的政策还没有开放到允许网站可以实时地进行网络电视直播。到现场的王乐也说,他记得还没放开网络直播。但“东方宽频”怎么就获得了网络直播的权力了呢?是广电总局许可了?还是信产部许可了?或者是其他部门?

而且,这“东方宽频”还一女二嫁——把视频直播的权力给了新传,把视频集锦的权利给了SOHU。这就好像一个有背景的二道贩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搞到了一点垄断资源,然后就货卖多家,坐地收利。

就我个人感觉而言,我认为在这次二夫娶一女的活动中,SOHU吃亏了。因为SOHU只拿到了视频集锦的播放权。

可谁会看网络的视频集锦呢?

我说,有精力的会守夜看电视。而徐新事和霍炬说,网络直播挺好的,比如很多大学生没电视,也没钱泡酒吧,就可以到网吧看网络直播。

或许会有人跑到网吧看世界杯吧,可能网络直播的是新传,跟SOHU没什么事。

李善友在台上说,很多上班的人晚上得睡觉,他们可以第二天睡醒了看SOHU。可我觉得,第二天睡醒的人都在干嘛?都上班。谁敢上班的时候抱着电脑看球?

所以,我想来想去,也就觉得可能上班的人在中午休息时可能会看看SOHU的视频集锦。其他人,我还真没想出什么看SOHU 视频的必要。(所以阿,想投SOHU世界杯广告的人可要想清楚,人们看SOHU视频的时间可能就是中午饭后,像“泻痢停”这样的玩意就别放广告了,不然网友看反胃了,对品牌反倒有坏处)

SOHU另一个让我想不通的地方就是干嘛要办个“世界杯BLOG大赛”。

SOHU视频为这次世界杯准备了很多很多的产品项目,但这些很多很多的产品项目也无非就是什么FLASH、名人评球、FIFA实况大赛这些玩意,没什么让人觉得新鲜的。似乎让人觉得,就这些玩意,上哪个网站都没什么区别。不知道没什么新鲜玩意的SOHU怎样去和新传、新浪去争。

唯一新鲜的BLOG大赛,我还想不通。

要说新浪当年靠体育发了家,那是因为当年新浪搞得是论坛。(这一点可以去老白的BLOG上去看他写的回忆录)论坛这东西,所有的人就一个共同的话题展开讨论,容易出气氛。可BLOG这玩意能有什么气氛?自己写自己,想知道谁写了与世界杯有关的话题都难,还比个什么劲?

或许SOHU想靠人工编辑的力量集合所有与世界杯相关的BLOG话题,那样就看着方便了。可这得花多少钱啊,哪如直接作个论坛有效率阿。

前两天洪波专门谈到“合作”的问题。他在文章提到了应该“合作”的理由,认为“合作”的能生,不“合作”的则不怎样样。我对洪波的这个看法有些不同意见,我觉得,是“单干”还是“合作”,这里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只有“交易成本”的问题。当单干的交易成本大过合作时,人们就合作;反之则单干。这一点在钱得勒的《看的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与杨小凯的《发展经济学》中都有充分的论证,我就不多说了。

在我看来,BLOG与论坛的取舍上就有一个合作与单干的选择。就我个人感觉而言,我非常不看好SOHU的Blog大赛,它需要的交易成本太高。如果SOHU非要搞BLOG世界杯,那别搞大赛,搞一个“没谱BLOG世界杯”,找一群美女,天天写球员的长相,穿戴,眼神,走光,外加美女的意淫什么的,肯定好看。


2006年03月20日

有本书叫《方法总比问题多》。书是应景的烂书,不过这个名字却是别致。毕业6年,如果说生活能给我留下什么值得回首的东西,那就是经验的累积让我明白了“方法总比问题多”这句话。

我曾经贫穷,穷到一天只吃半斤大饼,穷到只能到北五环(当时五环还没建起来)以外一个叫东北旺的小村子里租住100块钱一个月的木板房,但我没死。不但没死,我现在还买了房,开上了车。

今天,杂志社宣布了改版方案,改版的方向正是此前猜测的“慈善”,而杂志操作的方法也正是传闻中的“以活动带内容”。

于是,有人说,这杂志完了,要成机关刊了。

但我没有这么悲观。我觉得,我们还有机会。

何总不是说我们要弘扬社会责任嘛!OK,我们就弘扬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可以有“政府对社会、对环境的责任”吧,那我们曾经写过《把错误卖给中国》这样的系列文章,提出了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我国不应该引入核电。

社会责任还有“政策制定对社会的影响责任”吧,那我们可以做做重大政策的分析文章,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政策好,我们可以告诉读者此政策所昭示的机会,如果我们觉得此政策不好,我们也可说说这个政策存在的问题,以说明这个政策没有尽到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还有“政策执行对社会的影响责任”吧,那我们做过“灾难成了意外之喜”这样的文章,提醒人们,有了好得政策,还要有好的执行,才能真正起到社会责任作用。

社会责任还可以有“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吧,那此次两会上,有委员提出中石油以低价出口的方式刻意制作国内“油荒”。我们去调查一下中石油,拷问一下它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文章也可以算是弘扬社会责任啊。还包括前段时间的松花江水污染这种事情,也可以归到社会责任上。

社会责任还包括“企业对自身财富的分配”。我们可以正面报道一些慈善企业家,也可以从反面提出企业家慈善意识淡薄的问题,如《南方人物周刊》前一段时间写的“山西煤老板真相”。

社会责任还有“社会对企业的责任”吧,我们写了盛兴的封面文章,里面谈到了一个问题,堂堂一个民营大企业,就因为没有加入某个所谓的行会,就受到了同业的刻意排挤,并最后引发了企业的落败。这难道不是一种对“社会责任”的追问吗?我觉得也是,企业是经济的命脉,还承载着很多的生活,一个畸形的行规就搞垮了一个企业,让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我们报道这种事,不同样是在提醒并倡导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吗。

……

其实,能符合“责任”的解释还有很多。我觉得,只要用心做,找好角度,我们就一定能做出既符合何总的“责任”要求、又让读者感觉好看的文章。

可能有人担心,何总是否会同意我对“责任”二字做出的这么多种解释。

就我个人而言,至少到目前,我也还是有些信心的。从何总的经历来看,他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商人。只要他是成功的商人,他就一定会愿意以市场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王社长讲了,要通过杂志宣传基金会,那何总一定能权衡的出,在宣传效果方面,一个有影响力的市场化刊物要好过一本不温不火的机关刊。所以,我愿意相信,何总下午说“绝不把杂志办成机关刊”,这话是真心的。

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当事情来临的时候总是显得那么可怕,但随后,我们会发现那其实微不足道,甚至,随着时间的消逝,当初的可怕会转变成一种生活的乐趣,于是,我们成长的回忆中便充满了幸福。(谁知道原话,请不吝赐教,我万分感谢)

我也在以前的日记中写过: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我认为他说错了。我觉得,不幸的家庭都是一样,幸福的家庭才各有其道。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幸福的家庭总有各自珍视的乐趣,而不幸的家庭总是纠缠于一些人所共知的问题。商业也是如此,想想商业史,成功地企业总能在你想不到的地方成功,死掉的企业也总是在那么几个所有人都知道的地方死掉。商业的有趣就在于商业像希区柯克的悬疑片,所有人都知道死掉的答案,但主人公就是意识不到,或者是意识到了但就是绕不开。

因此,我觉得,只要杂志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能坚持让文章好看,规避掉大家都不看好的“说教”,那我们就还是有机会获得成功的。成功的企业总能在你想不到的地方成功,方法也总比问题多,谁说我们不能做出一本好看的“讲责任”的杂志呢?

2006年03月18日

2005年4月4日,第89届普利策奖揭晓,其中,调查性报道奖被授予《威拉米特周报》的尼格·贾奎兹(Nigel Jaquiss of Willamette Week),以表彰他对美国俄勒冈州(Oregan)前州长性侵害一名14岁女童案件所做的深入、严谨的调查。

这篇题为《一个30年的秘密》(The 30-Year Secret)的报道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猥亵幼童案件,故事的主人公之一是当时的波特兰市市长高兹米特(NeilGoldschmidt),另一位是年仅14岁的女高中生苏珊(Susan)。从1975年起,高兹米特以雇佣保姆为名,诱骗苏珊与其发生不正当性关系。3年后,高兹米特调离波特兰市,官运亨通,曾担任卡特政府的交通部秘书长和俄勒冈州州长,一度成为俄勒冈州最闪亮的政坛明星。而当年聪明美丽的苏珊却沦为瘾君子和管教所的常客,心灵的创伤在30年后仍难以愈合。

2004年5月12日,文章一经发表,美国舆论哗然。迫于压力,高兹米特辞去了他在俄勒冈州高等教育委员会、高兹米特咨询公司等处的职务,并在媒体上公开承认了当年的罪行。贾奎兹也因《一个30年的秘密》一举摘得第89届普利策调查性报道奖桂冠。回顾和分析这篇报道的采写过程及特点,对我们的调查性报道写作不无启发。

立体式调查:切入事件的真相内核

20世纪初,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曾称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为“专门打听丑闻的人”。这个说法似乎有些贬损之意,但是它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这类报道的独特魅力。调查性报道通常聚焦于公众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意在揭露人所未知的内幕,并敢于向社会权威挑战。这些特点都使它与某些利益集团冲突,并往往遭受各种阻挠甚至是镇压。因此,记者必须采用灵活的方法并具备非凡的毅力,才能克服重重阻力,从而了解事情的真相。

在《一个30年的秘密》的调查推进过程中,贾奎兹遭遇了始料未及的3大障碍。一是事件当事人高兹米特在俄勒冈州声名显赫。在担任卡特政府交通部秘书长和俄勒冈州州长等职务时,他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政界和商界搭建了庞大的关系网络,耐克公司副总裁、俄勒冈州警察署署长、州检察院院长这样的头面人物也是他的座上常客。在被调查过程中,高兹米特不止一次通过他的关系网络向《威拉米特周报》施加压力,让贾奎兹历时两个月的调查困难重重。

二是受害者的矢口否认。贾奎兹收集了一定的证据之后,走访了现居尼维达市(Nevada)的受害者苏珊。但记者的发现遭到她的矢口否认。后来,贾奎兹从苏珊的律师福特(JeffFoote)那里了解到,1994年初,苏珊曾经聘请律师准备起诉高兹米特,但最终双方选择庭外和解,并达成协议:在双方对此事保密的前提下,由高兹米特在以后的20年里分期支付给苏珊总额约25万美元的赔偿金。这纸协议使得贾奎兹从关键人物苏珊口中得到信息变得难上加难。

三是事件发生在30年前,大量的人证、物证难以获得。在30年的时间里,苏珊和高兹米特当时的同事、朋友、亲戚以及其他知情者可能因为搬迁、失踪和亡故等意外状况而难以找寻。剩下的知情者也可能会淡忘事实,或记忆出现偏差。那些未经过保存的物证更可能出现遗失、损坏的现象。这显然对贾奎兹在证据收集、整理和论证上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其实,在贾奎兹之前,不少俄勒冈州记者对“高兹米特猥亵女童案”已有耳闻。并且在2003年底,俄勒冈州的另一家报纸———《俄勒冈人报》曾经对这个传言进行了追踪,但是面对困难,《俄勒冈人报》没能把调查深入下去。面对重重阻力,42岁的贾奎兹却不甘心就此停住,他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并采用巧妙的调查方法揭露了事件的真相。笔者将他使用的方法概括为———“立体式调查法”。

对于一个新闻事件来说,事件真相和相关人物通常构成一种“同心圆”的关系,要了解真相,最逼近圆心的当然是事件当事人,其次则是事件参与者,再外层则是事件目击者,然后是知情人。越内层的人物提供的信息越有价值。

在此意义上,“立体式调查法”指的是:记者从当事人、参与者、目击者、知情人4个层面,根据重要程度的不同,按由内向外的先后顺序采集信息。如果内层信息由于特定原因难以获得,记者就跳过内层转而向次内层,在一个由事件相关人物构成的立体空间中,并行不悖地获取信息。

这种调查方法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当内层人物不愿或不能透露信息时,通过对大量外层人物的采访,记者可以将调查继续下去。另一方面,记者也能够避免与有关利益集团正面交锋,从侧面切入真相内核。

在调查初期,由于当事人的矢口否认,贾奎兹的调查几乎陷入了绝境。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想办法绕过了最直接的当事人。通过对苏珊故乡波特兰市和现在的居住地尼维达市(Nevada)的两次实地考察,以及对上百个相关人物的采访,贾奎兹成功地越过了当事人构成的“内层”,转向事件的参与者、目击者和知情者等“外层”求证。更为主要的是,贾奎兹也避开了高兹米特的势力范围,最终揭开了真相的神秘面纱。

证据取舍:提升调查“公信力”

记者如何在庞杂的信息面前合理地筛选证据,并“诚实、直接和平衡”地使用证据,是调查性报道成功的关键。贾奎兹主要从信息来源的3个方面进行选择判断:

1.从事件相关人物处获取信息

通过采访事件相关人物,是得到证据的一个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贾奎兹采访了苏珊的律师、室友、亲戚、儿时的伙伴、庭审法官,以及高兹米特的同事、好友和律师等事件的相关人物,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线索和信息。

由于通过采访获得的口述证据通常可靠性较低,贾奎兹采取了“二源求证”的方式来滤去无效证据。他在获知一个新情况后并不立刻依赖这一消息来源进行报道,而是向所有可能了解这一情况的人士对质。当同时有多个消息源都能做出大致相同的描述时,这个新情况基本是被视为可靠的。相反,如果只有一两个人坚持这一说法,而其他人提供的情况与此相去甚远,贾奎兹则不得不对这一说法保持怀疑。通过对证据的反复论证,贾奎兹极大地提高了报道的可信度。

2.媒体报道与公开资料

一般来说,来自公开资料的证据通常最为可靠,因为它们需要面对公众的检验,故在公开之前已经过了较为严格的检验。由于案件当事人高兹米特是声名赫赫的公众人物,贾奎兹从以往媒体的报道中采集了不少有关证据。其中,1990年7月俄勒冈州的媒体对高兹米特突然辞职做出的种种猜测,就为报道提供了丰富可信的背景材料。

另外,法庭调查笔录、警方档案和医疗档案等公开资料也成为贾奎兹搜集信息的重要来源。在警方和强制戒毒所提供的公开资料里,苏珊被强奸后吸毒、酗酒的痛苦经历了然在目。它们被贾奎兹引入文章之中,成为了另一个确凿有利的证据。

3.一些内部资料

内部资料的取得充分展现了记者的职业素质,它不仅要求记者具备敏锐的新闻嗅觉,还要求记者可以及时从那些“吹暗哨的人”———揭发秘闻的知情人手中拿到私人收藏的、不公开的材料。

贾奎兹从内部材料中受益匪浅。在《一个30年的秘密》发表的4天前,高兹米特曾主动联系了州内的另一家报纸《俄勒冈人报》,并表示愿意向“这家州内唯一值得信赖的报纸”吐露真相。当天,该报就刊登了一篇由高兹米特提供的关于此事的“供认书”。这篇“供认书”对30年前发生的猥亵女童案含糊其辞,轻描淡写地把高兹米特的罪行一笔带过。此事在《俄勒冈人报》内部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几位知情的主管和记者意见不一,并展开了小范围的内部讨论。讨论结束不久,贾奎兹就想方设法从多个证人手中得到了这次内部会议记录的复印件,他随即将其运用到了报道之中,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一个30年的秘密》中调查结果的真实性。

梅尔文·门彻在《新闻报道与写作》中指出:所谓报道的平衡,是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这体现在证据的使用上,就是记者应当避免“一边倒”的证据筛选方式,尽量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选取事实,平衡、客观地使用证据。

贾奎兹并没有忽视这一点。在报道的初稿完成之后,也就是报道发表的一周前,贾奎兹曾把初稿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了当事人高兹米特。信中这样写道:“如果你否认我们的报道,希望你能提供支持你的有利证据。”

次日清晨,高兹米特的律师巴楚曼(CraigBa chman)主动与记者取得了联系,他表示高兹米特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个事实,但是他要求《威拉米特周报》不要刊发这则报道,因为报道涉及到的是发生在近30年前一桩私事。

贾奎兹没有接受巴楚曼的要求,他采取了一个巧妙的方式来实现报道的公正平衡:他把这封信件的内容和巴楚曼的回复作为背景材料写入了文中,却不做任何评论。这样一来,读者既可以通过背景资料了解事件的全貌,又可以从高兹米特的反应中读出事件背后的深意———真相不言自明。

清晰再现:还原事件原貌

在调查性报道写作中,通常记者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晰的结构把错综复杂的线索和事件表述清楚。

在《一个30年的秘密》中,贾奎兹用语洗练老辣,并为故事搭建了:以发展的时间推进为经线,以调查涉及的人物、地域的平移为纬线的“二维结构”。这样的结构方式使整篇报道经纬交错、逻辑分明、条分缕析,故事的发展与记者的调查两条主线并行发展,既利于贾奎兹叙述,又便于读者阅读。

在一个时间跨度为30年的故事里,人物命运和时局的变迁为报道的采写提供了大量的背景材料。背景材料用得好,能够增加故事的厚度和纵深感;用得不好,则很有可能让整个文章的结构繁冗拖沓,单调乏味。

贾奎兹在文中选用的背景材料主要包括对比性、说明性和注释性3种。他以故事的发展经过为主要框架,再把3种背景材料错落其中。纵向的故事发展与丰富的横向背景材料相互支撑,为整篇报道增色不少。在使用背景材料时,贾奎兹把高兹米特的生平介绍和苏珊的医疗记录等长篇幅的材料揉碎,一小段一小段地穿插到故事进展之中。这样不仅增加了报道的信息量,还使得整篇报道的节奏灵活跳跃,人物血肉丰满。

大量使用直接引语是这篇报道的又一鲜明特色。在《一个30年的秘密》里,通过大量直接引语增加了叙述的现场感,提高了报道的感染力。比如面对《威拉米特周报》的调查,高兹米特曾这样为自己辩解:“我对此事毫不在意。我的一举一动频频地出现在媒体之上,你们这些家伙(记者)对什么都感兴趣,而我总是一笑了之。”贾奎兹在文章的末尾引述了高兹米特的原话,不但使得结尾生动且颇具讽刺意味,高兹米特虚伪骄纵的本来面目也跃然纸上。

传神的细节描写,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其中的意蕴往往能让读者品味良久,《一个30年的秘密》在这方面的成功也是值得称道的。在尼维达市采访苏珊时,贾奎兹抓住了这样一个细节。当谈话中涉及高兹米特的时候,原本轻松的谈话气氛立刻转变了,苏珊的手指剧烈地抖动着,以至于努力了好几次都没能点燃手中的香烟。虽然苏珊一再否认记者的发现,但是这个细节无声地泄露了高兹米特的所作所为在苏珊心灵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成为了引发读者进一步思考的关节点。类似细节的捕捉,与记者的敏锐洞察力以及平时的训练和积累显然是分不开的。(来源:新闻记者/毛晖圆 )

2006年03月17日

流言了很久,近日终有答案——杂志真的要变了。

就在上周,我们还在筹划着怎么建设栏目;就在上周,我们还在讨论怎样让杂志变得更好看。《通用汽车98年》那个东西就是我给新栏目写的第一篇文章。

今天变了,仿佛一切的计划失去了意义。

不过

仿佛毕竟还是仿佛,不是事实。只要事情还没有确定,我们未完成的东西就还有机会。巴特尔最近给安踏做的一个广告,我挺喜欢,广告词是“最难缠的对手就是人生,从CBA到NBA,再从NBA到CBA,很多人都对我说,算了吧。可我不服,再来啊,好玩的才刚刚开始”

现在我把这句话说给自己

——再来啊,一切才刚刚开始,我一定要把它做的好看

2006年03月16日

最近颇多事

先是不让打游戏了,然后又不让晚上去K歌,现在居然连看守着电视看超级女生都不让了。

有人对这些事作了一个特别特别科学的评价兼预测:估计性狂潮要开始,反正游戏、K歌、看电视这些事全不让干了,那唯一能干的就是猫在家里操B了。

附录::《超级女声》不能想唱就唱

本报讯 (记者朱雅清)2月13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参与、主办或播出全国性或跨省(区、市)赛事等活动管理的通知》。按照《通知》规定,《梦想中国》《超级女声》等赛事性节目的分赛区比赛将不能在当地省级卫视播出;参赛选手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未成年人参与赛事活动必须单项报批;评委点评不能令参赛选手难堪等。
  该通知还指出,为了防止泛娱乐化倾向,这类赛事活动不宜多,活动内容、形式不宜重复,不能相互攀比、复制,一律不设奖金、奖品。播出的节目力戒庸俗、低俗,不能迎合少数观众的猎奇心理、审丑心态。参赛选手和节目主持人的着装、发型等都要符合大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不能过于夸张怪诞。评委点评要实事求是、积极健康、平等善意,不搞不切实际的吹捧,不搞令参赛选手难堪的责难,不以非理性的褒贬来取代知识性的引导。
  ■马上就访
  广电总局:有矛就有盾
  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指出,该通知的发布是为了防止泛娱乐化倾向,避免炒星追星,使这些赛事积极向上、健康高雅、陶冶情操。至于这些规定能否达到预期效果,该负责人笑称:“有矛就有盾,有盾就有矛,发现问题就会及时制定出对策。”该负责人还透露,近期会有一系列相关规定出台。
  ■对策
  《超级女声》
  当地娱乐频道负责长沙赛区
  昨天一整天,湖南卫视和天娱传媒的相关工作人员都处于会议状态。湖南卫视总编室主任李浩之前曾称,《超级女声》今年会对评选方式、评委进行一系列调整。湖南娱乐频道昨天透露,针对《通知》的要求,今年他们将负责《超级女声》长沙赛区的活动,该赛区的节目将在湖南娱乐频道播出。四川电视台一位工作人员称,“分赛区活动不得在当地省级卫视播出”的规定对《超级女声》影响不大,假设长沙分赛区的节目在四川卫视播,成都分赛区的节目在湖南卫视播,最后效果一样。
  《梦想中国》
  不放弃未成年人参赛可能
  制片人哈文称,“参赛选手必须在16岁以上”是国际惯例,现在总局规定“18岁以上”他们会执行,但如果有选手特别优秀而未满18岁,也会向总局报批。另外,“分赛区活动不得在当地省级卫视播出”的规定不会对央视产生太大影响,“央视就是一个很大的传播平台。”央视经济频道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梦想中国》今年是否增加评委点评部分还未决定。
    本报记者  朱雅清

    《京华时报》(2006年3月15日第A24版)

附录二:

中新网3月9日电综合消息:昨天,文化部下发关于贯彻《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通知。通知明确,宾馆、饭店、酒吧兼营歌舞厅、卡拉OK厅的,其兼营部分适用《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凌晨两点后须停止营业。

  京华时报的报道说,文化部在昨天下发的通知中要求,各级文化管理部门要严格规范娱乐场所审批程序,加强娱乐场所管理,明确监管职责,规范行政行为。通知再次明确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适用范围是:营业性歌舞厅、卡拉OK厅(含量贩式KTV)、夜总会等歌舞娱乐场所;含有电子游戏机的游艺娱乐场所;营业性多功能综合娱乐场所;其他营业性歌舞、游艺等场所。

  通知还指出,兼营娱乐项目的场所,如宾馆、饭店、酒吧兼营歌舞厅、卡拉OK厅等,其兼营部分适用《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每天凌晨2点到上午8点须停止营业。

2006年03月15日

[题目]通用汽车98

 

金宏伟/

 

[导语]昔日的成功为通用汽车在商业史上树立起了光辉的丰碑,但那丰碑留下的长长的荫影,像令人窒息的淤泥,像永远摆脱不掉的框束,于是,慢慢地,通用汽车在不知不觉中,死去。

 

 

[正文]

1908年发生了两件影响汽车工业发展的大事:杜兰特以他的别克公司为基础组建了通用汽车,同时,福特发布了T型车。这两件事都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公司或是它的汽车,它们寓意了一个时代。

在此之前,汽车还只是少数人的一种冒险活动——它的定价过高以致少人问津,它的机械故障频繁而优质公路又极其缺少。

然而,1908年,与以往不同。

1908年来临之前,美国通过南北内战使自己完成了工业经济对奴隶种植经济的征服。之后,美国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措施。如国会分别于1864年、1890年和1897年三次提高工业品进口关税。这种高额的关税壁垒政策尤如铜墙铁壁,抵御住了外国商品的竞争,促进了美国本国经济的发展。再如分别于1862年、1864年通过的“修建横贯大陆铁路的决议”,使得美国铁路迅速延伸到全国各地,促成了全国范围的国内市场,大大促进了企业生产扩大化。更重要的是,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欧洲的生产技术和大量资本。于是,在1908年即将来临的时候,美国工业经济攀升至世界第一,美国人的人均收入从1000美金上升到3000美金。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汽车开始悄然步入美国的普通家庭。

1908年,马车制造商杜兰特在自己收购的别克汽车公司的基础上组建了通用汽车公司——通用汽车诞生了。

 

[小标题]创业狂飙与坠落

 

通用汽车史上最有名的掌舵者——斯隆,在其自传中这样回忆通用汽车的创建者:“ 杜兰特先生是一个有着伟大缺陷的伟大的人——他善于创造,却不善于管理——在他倒下之前的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日子里,他先后在马车和汽车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创新成果。他能够因自己独到的见地而创建通用汽车,却未能带领通用汽车起飞。”

杜兰特于1908年组建通用汽车公司。引领他进入汽车领域的,是1904年的一场收购。那一年,他进入并重组了正在下滑的别克汽车,并于1908年成功将别克汽车经营成为一家盈利性良好的公司。1908年,别克汽车生产了8487辆别克车,而此时的福特,其年产量只有6181辆。

然而,杜兰特的兴趣似乎并不局限于只做一名成功的别克汽车领军人,他更加偏好于产品线的延伸与整合。他希望组建一个覆盖汽车市场各个领域、囊括汽车产业链全部上下游环节的制造巨人,以便于在生产方式上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汽车生产商。那些生产商主要依靠零件制造商提供的零件来组装汽车,而杜兰特则倾向于由自身控制的企业来实现集团内部制造。

于是,杜兰特在1908年组建了通用汽车公司。随后,奥克兰德和凯迪拉克被并购进入通用汽车家族,再随后,是陆续的其他企业。这些企业多数保留了它们原来的法人资格和独立运作的实体,杜兰特只以通用汽车作为控股公司,通过股票交易来保持这些独立的卫星公司始终能够围绕着通用汽车这个中央组织。

在历次并购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通用汽车与福特的擦肩而过。1909年,福特曾同意以8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福特汽车公司,条件是通用汽车公司必须支付现金。然而,由于通用汽车与凯迪拉克的交易,杜兰特没能筹到足够资金。此时,杜兰特不知道,正是此次并购的失败,为自己随后的黯然下台埋下了伏笔。

福特汽车,1903年由福特创立。此前,福特曾经是出色的机械工程师、顶尖的汽车赛车手,但唯独,在汽车制造方面,他是一个失败者。他制造的汽车价格太贵,无人问津;他喜欢在汽车设计上做一些奇思妙想,以至于零件供应商与汽车购买者均对他无所适从。

但是,1906年,福特的1906年,是汽车工业史上的转折之年。这一年,曾经的失败经历仿佛突然变成了积淀的养料,福特顿悟了——他要生产廉价车。

福特想要生产的廉价车就是后来永载史册的“福特T型车”。据他的传记记载,1906年,美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当时的极致,普通的美国家庭已经开始渴望能够拥有一部汽车。同时,1906年,也是美国1907-1910年经济危机的肇端之年,原本就已高高在上的汽车在通货膨胀的衬托下更加显得遥不可及。于是,他想到了廉价车。

在几十年后总结通用汽车与福特汽车的竞争史的时候,斯隆曾说:那段历史见证了两种经营哲学在汽车工业中的斗争,福特先生以自己的低价原则去创造新的市场,而 杜兰特先生则希望借助覆盖原有市场来增加收益总量。事实的结果是,至少在最初的几年,福特先生胜利了。

是的,在最初的几年,福特胜利了。福特汽车公司1908年发布T型车,1909年便取得了不俗的市场表现,以致引来了杜兰特的收购请求。但是,由于1909年杜兰特刚刚收购了凯迪拉克,经济危机的出现又使得杜兰特无法从银行家手中获得更多的贷款,所以,通用汽车与福特汽车擦肩而过。随即,1910年,福特汽车的销量超越通用汽车,并进而引发了通用汽车的资金危机。

为度过难关,杜兰特向银行家求助。但是,银行家们此时认为,通用汽车之所以会出现危机,完全是由于杜兰特缺乏管理能力所致。在银行家们看来,当时的通用汽车只是一家控股公司,下属各企业均是各自独立的经营单位,杜兰特既没有建立必要公司管理机构,也没有建立必要的现金储备,仅凭销售汽车所获得的现金来支付原材料费用及职员工资,所以无法抵御经营风险。因此,银行家们虽接受了通用汽车的举债请求,但同时也开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即杜兰特辞职,由银行家们通过信托的方式来控制通用汽车。

至此,英雄气短,杜兰特黯然离职。

 

[小标题]曲折二十年

 

在杜兰特下台之后的几年里,银行家尽心竭力地为通用汽车谋划着明天。杜兰特也曾经于1916年借助股票交易的手段重新夺回通用汽车总裁的宝座,并在重新执掌帅印的几年中继续扩大着通用汽车的公司规模。

但是,直到1923年斯隆成为通用汽车掌舵人之前,通用汽车始终无法撼动福特汽车在市场上的领袖地位。

斯隆,1875年出生,1895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同年进入海厄特滚珠轴承公司工作。正是这家海厄特公司,在二十年后被杜兰特收购,由此,斯隆的人生开始与通用汽车发生关系。

不过,1895年的斯隆并不喜欢海厄特,也不认为海厄特会有发展前途,因此,他在这里工作没多久,便转行去做电冰箱生意。是斯隆的父亲,在1898年接盘了海厄特公司,并要求斯隆回到海厄特工作。就这样,斯隆,一个后来成为通用汽车史上最成功掌舵人的斯隆,在历史发生的那一刻,被父命安排到了通用汽车的面前。

回到海厄特的斯隆开始了自己长达近二十年的滚珠轴承制作生涯。其间,经由斯隆的努力,海厄特与美国众多汽车制造商均建立了业务往来。重要的是,随着海厄特公司的名声越来越大,斯隆开始被多家汽车制造商邀请成为“咨询工程师”,参与这些汽车制造商的产品设计工作——这其中甚至包括福特汽车。多年以后,斯隆在自传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他将自己的这段“咨询工程师”经历视为重要因素。

1916年,斯隆进入通用汽车,负责公司的零配件业务。同时,由于杜兰特在收购海厄特时向斯隆支付了大量的通用汽车股票,所以,作为股东,斯隆对通用汽车的整体发展亦具有一定程度的发言权。在斯隆眼里,杜兰特先生有着鲜明的两面性:他既具有创业的激情又缺乏管理的能力,他既为通用汽车并购来了众多的合理项目又没能拿出明确的管理政策来对组织中的各个部分进行控制。结果,到了1918年后期至1920年,巨大的危机终于在通用汽车内部出现了。

当时,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增长让通用汽车的资金开始捉襟见肘,集团内部的各个组织开始纷纷为自身的利益而彼此倾轧。与此同时,1920年前后的美国经济又一次进入危机期。经济危机导致了通用汽车的库存大增与股价大跌,进而引发了通用汽车多家工厂的倒闭,并最终演变成为杜兰特的又一次下台。

 

[小标题]斯隆新政

 

192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改组成了通用汽车迫在眉睫的任务。那时,通用的汽车市场几乎消失殆尽,通用汽车的众多工厂或被停工、或被关掉,仿佛所有的人都在一筹莫展……

但好在,还有杜邦和斯隆。

杜邦是通用汽车的多年老臣,在杜兰特二次主政之前即进入了通用汽车。192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杜邦临危成为通用汽车的总裁,并利用其自身出色的财务能力缓解了通用汽车的危机。更重要的是,他比杜兰特开放。是他,给了斯隆空间,让斯隆有机会去施展其自身的管理才华。

其实,斯隆的管理才华在杜兰特时代就已经开始显现。1919年,斯隆曾向当时还在任的杜兰特提交过一份报告,报告的内容便是后来创造了“斯隆时代”的《组织研究》。报告中说:扩张的目的不是扩张,任何业务的战略目标都应该是资本获取的回报,如果某项计划的长期回报并不理想,那么必须对它的缺陷进行弥补,或者抛弃这一计划。只有通过对每个项目独立进行考核,才能提升整个组织的士气,让每个组织感到自己是整个公司的一个部分,它们应该对公司的最终成果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同时,开发了能够正确反映各个组织的净利润与占用投资之间关系的统计方法,就能实现对各个组织的真正的效率考核,从而使得公司整体能够根据考核结果将富余资金投资到能够为整个公司带来最大回报的地方去。

可惜,杜兰特没有采纳这份报告。

转机出现在1920年。那一年, 杜兰特先生彻底地告别了历史,通用汽车进入“四人领导小组”时代:杜邦是总裁,拉斯科博管理财务,斯隆和海斯克尔主理行政。于是,旧事重提,斯隆的思想变成了现实,《组织研究》变成了施政纲领。

纲领中说:管理的目标是,(1)明确定义构成公司的各个组织的职能,不仅是个组织之间的职能,也包括组织与整体之间的职能,以便让原来各自独立的各个组织既能继续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同时又能将它们按照活动的相关原则予以组织 ;(2)为了确定整体的地位并协调好整体与组织的关系,总部虽不在行政上对各组织予以限制,但各组织将接受总部的财务考核,以确定整体资金的合理分配。

随后,斯隆又对通用汽车的产品进行了重新布局。

在杜兰特时代,通用汽车有七条产品线和十几个型号的汽车产品。但是,由于这些产品线在杜兰特主政时期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政策,所以,通用汽车内部产品竞争激烈。

斯隆则不同。他按照价格分割区间的思路将通用汽车原有产品划分成针对不同市场的不同产品,在力求覆盖各等级的汽车市场的前提下,减少产品间的彼此内耗。同时,在低价市场,斯隆推出了一种比福特汽车质量好很多,但售价只相当于福特汽车最高价格上限的雪佛兰新车,借此来蚕食福特汽车的边缘市场。

这里,“铜冷发动机”是谈论斯隆的产品政策所必然要涉及的话题。“铜冷发动机”是通用汽车设计史上的一个失败案例,通用汽车曾希望借助它的推出而提升自身的产品形象。但是,由于通用下属的各个组织更愿意推广原有的成熟产品,以及其自身的设计问题,它失败了,并导致了1923年杜邦与斯隆的领导权更替。后来,在斯隆的个人传记中,斯隆对这段历史如此描绘:“铜冷发动机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明白了在设计和其他工作之间的组织协作的价值。它揭示了区分事业部与公司研究职能的必要性,也指出了区分改进产品设计与长期研究的必要。铜冷发动机的小插曲有力地证明了管理必须符合当前的组织和业务政策,并且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总之,这段经历对未来的公司组织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斯隆对通用汽车最重要的改造是“财务控制”。

在斯隆的要求下,运营部门之间的委员会必须围绕着问题对采购、工程设计、销售等领域给出一个测量手段与结果。然后,包括各运营部门总经理在内的运营委员会对各事业部进行评估。继而,执行委员会在综合了各方意见之后制定政策。

在这套工作流程中,执行委员会位于运营机构的顶端,直接对董事会负责,拥有推行政策所需的全部权力,但同时又受到独立的财务委员会的款项审查。这其中,独立的财务委员会扮演着重要角色。

财务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布朗,1921年从号称“财务管理大学”的杜邦公司转投而来。他与斯隆共同为通用汽车确立的财务管理制度包括:现金集中制,即集团下各运营部门必须将本部门的现金存入通用汽车的统一银行账户;资金支出授权制,即任何项目必须经财务部门与运营部门的沟通,同时接受财务部门的独立审查核算,才可获得集团资金支持;库存预估制,即各运营部门根据市场情况对未来4个月的预期业务量做出预测,然后接受财务部门的独立审查,审查通过之后方能进行原料采购;销售复审制,即财务部门不但事前审查各运营部门的生产计划,同时直接进入市场统计实际销售情况,从而对各运营部门的生产计划实现过程控制与销售辅助,并进而提供长期市场预判;投资回报核算制,即各项目的取舍标准是资本获取的回报,这也是斯隆在《组织研究》中即已提出的思想;标准产量制,即汽车行业是高度周期性的行业,不同时期的成本投入与利润回报均不相同,只有平均一个完整产业周期内的标准产量,才能得出准确的生产判断。

许多年以后,对于这次改革,斯隆在自己的自传中留下了这样的评价:“我们在汽车行业一次最伟大的变革来临之前完成了控制系统的基础工作。”

 

(下)

 

斯隆眼中的“最伟大的变革”就发生在他上台的1923年。从这一年开始,美国经济开始了一个近七年的持续繁荣期。

在这段时间里,中产阶层的人数进一步壮大,而“分期付款”这种消费方式的出现则更进一步地增强了美国人消费能力。此外,汽车市场上的二手车折价销售或以旧换新也为汽车的更新换代提供了可能。

更主要的是,美国此时的公路状况有了大大的改善,泥泞的土路已被平整的水泥公路所取代。因此,美国人开始注意起了汽车的外型与装饰。而在此之前,美国人对汽车的理解仅仅是“一个会跑的工具”。

在这种背景下,杜兰特当年收购的庞杂的汽车项目发挥了作用。如费雪封闭车身制造厂,它为通用汽车在满足美国人对封闭车身的需求方面提供了快人一步的基础。再加之“斯隆新政”对通用汽车的产品重新做了价格分割,力求“为每一个消费者和每一种用途生产一种车”。因此,在时代变迁之际,通用汽车获得了重新夺回市场的机会。

而与之相对,固执的福特先生此时正在思考如何进入拖拉机市场,并拒绝一切针对T型车的改革建议。于是,1927年前后,T型车失败了,通用汽车重新成为了美国汽车市场上的主导力量。

回忆这段历史,曾有好事者如此评价:“T型车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农用车,但它被真正的轿车打败了”。

 

鬼子来了

 

1930年至1934年是美国的萧条时期,汽车市场萎缩。但通用汽车凭借“斯隆新政”中的财务控制制度,非但没有死去,反倒趁着其他汽车生产商纷纷倒闭的机会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全美第一”的地位。1940年至1975年是美国的战争期,在这个过程中,负责提供军用物资的通用汽车获益匪浅,年销售额已接近千亿。此时,无人知道,一个致命的对手已然悄悄地来到了通用汽车的身旁——日本。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当年12月将基准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随即,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涨到12美元,上涨了4倍,史称“第一次石油危机”。

紧接着,1979年,伊朗发生政变。伊朗国王仓皇逃到美国寻求政治避难。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要求美国交出伊朗国王,但遭到美国的拒绝,于是阿拉伯国家联手对美国实行全面石油禁运,并进而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

接踵而至的石油危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汽车业。由于此前汽油价格低廉,美国人一直力主“大马力、高速度”的汽车消费观念,美国的汽车生产商为满足国人的这种偏好也主要生产各种系列的大型轿车。虽然早在1970年前后,美国汽车市场上便已出现了日本人的身影,但那时的美国汽车生产商,包括通用汽车,均认为日本汽车不可能成为主流产品。在美国的汽车生产商眼里,低排量的日本车不符合美国人的性格,只有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的大学生才买日本车。然而,事实是,在连续两次的石油危机中,美国的汽车市场顷刻间便被日本汽车占去了24%

据一些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回忆,原本,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通用汽车内部就已经有人提议“注意日本人”。但可惜的是,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后便告结束,所以,通用汽车的领导们忽略了这个提醒。于是,1973年至1979年,6年,关键的6年,两次石油危机间隔的6年,命运本为通用汽车留下了机会,但通用汽车却并没有领情。而在这六年里,日本汽车则像野火燎原一样,迅速覆盖全美。1981年,作为美国汽车业旗帜的通用汽车爆出巨额亏损的消息。美国朝野震惊。

斯隆在自己的传记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成功有时会带来自满。在这种情况下,在竞争中生存的压力就会降低,对变革的惰性就会导致冒险精神的丧失,从而让我们与科技潮流失之交臂,或者无法把握变动的消费者需求,结果最终换来成长的停滞,甚至是倒退。”

不知道,1981年,通用汽车的领导们是否听到过这句话。

 

小标题:土星计划

 

汽车市场上的节节败退让美国的汽车生产商有些恼羞成怒,于是,当时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裁艾尔卡克和福特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卡德维尔开始借助美国媒体和美国工会制造舆论——指控“以丰田为首的日本汽车生产商向美国市场倾销汽车”,希望通过政治的力量把日本汽车拒之门外。

然而,这招“反倾销”的毒计虽在最初的几年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但随后,日本人便直接把自己的生产工厂搬到了美国国内,以此来规避严格的贸易审查。

更让克莱斯勒与福特想不到的是,日本人不但直接在美国设厂,而且还直接与美国的汽车生产商进行合作,而这个与日本人合作的汽车生产商又恰恰就是通用。

1981年,史密斯出任通用汽车总裁。上任伊始,他便做出了让美国汽车界瞠目结舌的举动——与日本人合作。在史密斯看来,美国汽车之所以会败给日本汽车,其主要原因在于成本。他的根据是,在通用仍旧处于辉煌期的70年代,他曾到日本访问并研究当时正在崛起的丰田。在研究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如果生产与丰田相同数量的汽车,通用需要的人力成本,竟然是丰田的两倍多。在收集了大量数据并总结成报告之后,当时还是一名高级经理人的史密斯向通用汽车的执行委员会提交了意见。但可惜的是,这份报告被当时的执委会斥为“天方夜谭”。

1981年与众不同,这一年,史密斯成了通用汽车的总裁。在他眼里,由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力量过于强大,根本无法降低工人的工资水平,因此,通用汽车要在成本上取得与日本公司同等的竞争力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以合作促进竞争”的策略。

他购买日本铃木的股份。作为交换,铃木公司每年卖给通用8万辆超小型车,通用再将把这些车重新以“斯普林”命名,通过“雪佛兰”的销售系统销售出去。与此同时,通用还与日本丰田达成了联营协议,双方生产“雪佛兰·诺瓦斯”新车。靠着日本人的成本优势,新车的实际成本要比通用自己生产的国内车便宜很多。

此外,在史密斯的计划里,“合作”只是权宜之计。他更看重的,是通过合作来获取日本人赖以成功的汽车生产流程。198311月,与日本人合作了近三年的史密斯自信已经学会了日本人在生产流程上的核心技术。于是,他露出了其“竞争”的本质——推出“土星计划”。

之所以叫“"土星计划”,是因为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发射火箭的名字就叫“土星”。当时,美国的太空计划目标是赶超苏联,而史密斯的“土星计划”则旨在赶超日本。

在“土星计划”中,通用汽车成立了一个全新的、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子公司——土星公司,利用从丰田汽车那里学来的生产流程,并集合美国最新进的计算机生产控制系统,专门制造一种以日本汽车为竞争目标的经济型轿车。同时,在史密斯的主持下,土星汽车在销售模式方面也引入了计算机系统。用史密斯的话来说就是,“土星——应该完全由计算机,而不是由繁琐和拖拉的官僚主义管理的公司来生产。任何一个消费者,只要他或她利用土星销售网的计算机系统,就能订购到一部土星车,而这些订单和资料都记录在企业的计算机网络中,企业根据订单来安排生产。在生产中,最大限度地采用电脑控制的自动化仪器,使人工成本削减50%,以便使汽车总成本低于日本汽车。

应该说,“土星计划”在实行的最初几年是成功的。至1993年,土星车已经成为了美国汽车市场上的十大畅销车型。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土星汽车将会一直发展下去,并能够帮助通用汽车重振市场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通用汽车内部的一些老臣认为土星汽车融入了太多的新元素,已经让通用汽车失去了它的美国性格,因此,作为美国汽车的标志,史密斯必须在土星计划中加入大型轿车的生产。与此同时,通用汽车内部的其他运营部门也开始发出不满的声音,认为史密斯过于宠爱“土星生产部”,而忽略了曾经为通用汽车创造过辉煌的其他老品牌,因此,为了公平与责任,史密斯必须把土星汽车的利润分流出一部分用于其他老品牌的更新换代。结果,到了90年代末,虽然史密斯在其他老品牌上面花费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但是它们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却还是在不断下降,而“土星车”也由于受到了设计、资金等等方面的限制,最终未能成长起来。

事后,在一本名为《哈佛管理技能培训》的书中,有分析人士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评价道:从表面上看,这次灾难的祸首是日本汽车制造商,但是潜在的核心问题却是公司的管理体制。斯隆竖起的丰碑已经成为了通用汽车发展的桎梏,老人们洋洋自得地把斯隆在一个时代的成功看作是亘古不变的永世真理,不做任何改变,而后来人也谨小慎微地亦步亦趋,却忘记了斯隆思想的核心——投资回报率低的产品就要坚决放弃。当然,或许这些后来人没有忘记,而只是缺乏放弃的勇气。但无论怎样,结果是通用汽车僵化了。

同时,该书的作者也针对通用汽车的衰败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为什么后来人记住的永远都是以往的约束,却忘记了以往成功经验的真实核心?是因为习惯势力太强,还是因为后来人的领悟能力太弱?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小标题:通用汽车驶向终点

 

在中国的历史故事中,汉景帝为了防止老臣乱政,在武帝继位之前便开始了朝内清洗。唐太宗也曾刻意冷淡与自己征战多年的老臣,然后让自己的儿子去与这些受过冷淡的老臣们拉近关系,以此帮助继任皇帝能够抓住老臣的心。

但显然,斯隆在离开通用汽车的时候没有这样做。所以,通用汽车在经过了短暂的“土星梦”之后,重新又回到了惨淡经营的境地;所以,曾被认为最有可能为通用汽车寻找出发展道路的史密斯最终只能在世纪之交时抱憾下台。

2005年,通用汽车的股票被知名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定位为“垃圾级”。2006年,在还有两年便是通用汽车百年华诞的2006年,通用汽车爆出希望借助申请“破产保护”而规避自身财务负担的消息。

2006年,通用汽车的第98年,距它的百年华诞仅仅两年。但这一年,两位底特律的资深汽车记者在自己的网站上(www.thetruthaboutcars.com 写下了 “通用汽车死亡之路”系列文章。其开篇第一个标题就是——“通用死定了”。

2006年03月14日

油都到哪儿去了 "油荒"背后石油巨头怎能偷着乐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汽车排长队加油、限量加油,继而是加油站无油可加,汽车抛锚,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回想去年持续两个多月的广东“油荒”,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郭荣昌委员在政协大会上高声疾呼:对于垄断行业危害公共利益的问题,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出口大增:全社会埋单

  面对“油荒”,人们要问:油都到哪儿去了?郭荣昌委员说,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去年前6个月我国总共出口759万吨成品油,同比大幅增长48.6%,而同期成品油进口却从前年上半年的增长34.1%转变为下降21.1%,至1570万吨,6月份的同比降幅更是达到了22.6%。也就是说,国内一边在闹“油荒”,一边却大量把油卖到境外去。

  为什么不把油卖给国内老百姓,却要把油卖到境外去?郭荣昌委员分析说,究其原因,一是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的幅度跟不上国际原油价格的涨幅,大幅出口石油有利可图;二是石油垄断巨头错误估计了油价波动方向,试图等待油价回落再购入。“这是买卖的决策性失误,去年国际油价越升越高,整个社会正在为这一失误埋单。”

  超额利润:损害了公众利益

  “‘油荒’过后,最大的获利者就是石油巨头。”郭荣昌委员说,2004年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获得2000多亿元的利润,而仅2005年上半年,中石油就完成利润1029.27亿元。

  “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石油垄断巨头不能忘记了其不同于一般民营企业的国有垄断企业身份,不能忘记了它们应当承担的公共职能。”郭荣昌委员直言,“然而,在公共利益需要的时候,它们并未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反而严重损害了公众的利益。”

  垄断监管:机制存在严重缺陷

  一些垄断行业在享受着巨额制度性补贴的同时,却不顾公共利益,完全以利润为唯一追求目标。郭荣昌委员指出:“这说明国有垄断行业监管机制还存在着严重缺陷。”

  出于维护国家安全、保证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少数领域实行垄断经营是必要的。郭荣昌委员认为,但同时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和约束。“如果对其纵容不管,助长其利己主义行为和霸道作风,那么这次华南地区的‘油荒’极有可能就是明天其他地区的翻版;而这种‘油荒’不但仍会发生,还将演绎成‘电荒’‘煤荒’等等。”

  高度警惕:垄断行业危害公共利益

  “垄断行业必须加快改革。”郭荣昌委员为此开出了“药方”:一是必须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加快推进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其科学经营和民主管理,增强其自我发展的能力。

  二是采取多种措施,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有关垄断行业,适度建立起市场竞争机制。

  三是建立公开透明、监管有力的垄断行业监管制度。

  四是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垄断行业的监管纳入法制化轨道。

  看垄断行业如何牟取暴利

  面对社会接连的质疑和不满,一些垄断行业矢口不提自己如何赚得盆满钵溢,却泪水涟涟地高声“喊冤”:“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要与国际市场接轨”;“涨价是对以往价格过低的纠正,是回归市场的必然选择”……

  真实情况往往并非如此。一些人大代表在痛斥垄断福利的同时,也揭穿了垄断行业惯用的三种牟取暴利手段。

  手段一:利用漏洞转移利润

  一些垄断行业靠辅业和多种经营变相转移利润。表面上看,企业是国家所有,但其辅业和多种经营的利润却没有被纳入政府监控。企业利用国家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条件所经营的辅业,实际成为企业丰盈的福利“小金库”。

  [观点]徐丙垠代表:天体物理学中所称的“黑洞”的引力无比强大,在其半径内,任何东西能够被它吞噬掉,人们称此为“黑洞”现象。以此观察垄断行业,不难发现,企业内部的多层级核算制度,就是这种“黑洞”。

  手段二:软硬兼施逼人就范

  所谓“硬手法”,就是采用“倒逼”战术,明知道老百姓的生活离不开企业所提供的公共性服务,却偏在关键时刻制造紧张空气,与群众讨价还价。一旦群众要求政府开放市场,允许多家企业竞争,就会来“软”的,放下身段,以痛心疾首状百般辩护,博取群众同情,但绝不会想方设法降低商品价格,提高服务质量。

  [观点]查敏代表:一些行业表面上看似具有天然垄断的性质,但实质上是在借行政之手搞市场垄断。打破行业垄断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放宽市场准入,推进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让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参与竞争。

  手段三:浑水摸鱼乱中取胜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全国有数百个城市以“亏损”为名对水、电、煤气等民生用品的价格做出了不同幅度的提高,但对企业的运行成本和利润核算等则讳莫如深。更有甚者,利用垄断特权,公然让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企业福利“埋单”。

  [观点]王全杰代表:作为承担着公共服务责任的这些单位,应该先从自身查找问题,而不是一味借口亏损,继而用涨价来解决问题。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