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5月31日

只敢转链接,不敢转内容

但,强烈推荐各位看看。

看看这个社会最荒谬的现实

2006年05月30日

一直以来,donews与techweb似乎有些势不两立,双方的论坛中都不乏相互攻击的文章。

然而,今天忽然传出“牛角尖”加盟techweb的消息。

要知道,“牛”哥可是5G评论的中坚力量。donews 的中坚力量变成了techweb的掌印人物,这意味着什么?

最近donews里最流行的名言之一就是:未来是那样的不可知。

看来,未来真的是那样的不可知,而且是不可知的那样很让人期待,隐隐有种嗜血的感觉。


附录:ChinaByte总编程天宇离职 可能加盟TechWeb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29日 16:34 新浪科技

  新浪科技讯 5月29日下午,新浪科技从消息人士处获悉,ChinaByte总编辑程天宇(网名:牛角尖)因个人原因,已经口头提出辞职。新浪科技随即拨通了程天宇的手机,他证实这一消息:“本周五将是我在天极ChinaByte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另据报料人称,程天宇的下一个工作职位将极有可能是著名IT社区TechWeb总编辑。TechWeb制作人祝志军表示,和程天宇多年前就是同事,这几年来一直相处得不错,互相很了解。techweb现在是发展、用人之际,将有一批资深编辑记者加盟,对于程天宇,当然也很希望他能够加盟。不过,由于事出突然,双方还在就一些具体事情商谈。

  天极网副总裁范锋表示,程天宇离职是因为合同到期了,未来自己将兼任ChinaByte总编辑职务。

  另外,程天宇离职的时机,正好是天极网获得某日本公司1000万美元投资的前夕。有传言认为,天极网此次融资后,电脑报和IDG将实现部分套现。不过,天极网副总裁范锋表示,这一传言并不属实,大概2周后天极将对外正式宣布这次融资的具体细节。

  程天宇简介:

  程天宇,山西太原人,早年在著名IT社区Donews担任版主、随后在赛迪网、ChinaByte、IT168和ENET高级编辑、执行总编和内容总监等职务。在ENET之后,程天宇回到ChinaByte担任副总编。大概半年多以前,程天宇升任ChinaByte总编辑。

2006年05月29日

这里有篇文章,警察说:“说警察不管,你他妈管去呀!” (http://home.donews.com/donews/article/9/96667.html

有时间的可以去看看。

2006年05月28日

上次和你聊过“重要的是方法上逻辑自洽,而不是结果的争论”。你反驳说,这个世界有那么多感人肺腑的讲演,有那么多震撼心灵的新闻稿件,有那么多经典流传的记叙文章,难道这些文章的作者全都接受过“规范的方法训练”?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一个好的记者必需有“研究方法”,这是不对的。

对此,我的回答如下:

1、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感人肺腑的讲演,震撼心灵的新闻稿件 ,经典流传的记叙文章”,但是,如果你有规范的研究方法分析,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所谓的好文章,在逻辑上是有所欠缺的。

比如,有关滑铁卢战役,很多人都推崇茨威格写的文章《滑铁卢的一分钟》,很多人在总结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经验时,也都喜欢拿出茨威格的文章,然后说,是格鲁西的愚蠢让伟大的拿破仑功亏一篑。

但是,如果你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去研究茨威格的文章,你会发现,虽然在滑铁卢战役之前,很多拿破仑喜欢的元帅都已经死去了,但是,并没有全死光。还有,即便是元帅所剩无几,但拿破仑手下还有很多骁勇善战的将军。那么,问题是,为什么拿破仑在手下将军无数,元帅还有几个的时候,选择了格鲁西呢?

战争是一个考验机变的游戏,既然元帅少了,拿破仑为什么不能破格把战役的指挥权交给一些善于打仗的将军?就算是拿破仑不敢破格重用将军,而一定要使用元帅,那他为什么只选择格鲁西而不选择别人?就算是元帅只剩下格鲁西一个人吧,那拿破仑在格鲁西出发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格鲁西:“一旦情况不对,就马上回军驰援总部。”反而是一再叮嘱格鲁西,“一定要坚决追击普鲁士军队”?

如果你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去分析茨威格的文章,你就会发现,茨威格的叙事逻辑中有非常多的欠缺。虽然茨威格的文笔很好,过渡流畅,文章绝对算是好看,但是,他的文章绝对没有事实分析的价值,因为他的逻辑无法回答拿破仑为什么失败。如果说得严重一点,茨威格的文笔越好,其误导性越大。这一点在此前我写过的《寻找事件背后的真相》中就有案例论述,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点击过去看看。


2、从我个人对逻辑的一点粗浅认识来看,我同意的一个观点是“逻辑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概念、分类’推理’。”

你在最开始说:“很多人没有接受过规范的研究方法训练,但一样能写出好看的文章”。对此,我只能跟你说,你的这句话在“概念、分类、推理”上均有问题。

首先说,上面我已经提到过,如果仔细分析,很多所谓的好看的文章是有逻辑缺欠的。而且,“好看”的文章不等于“好”文章,更不等于“有论证意义”的文章。这三个词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均不相同,你拿“好看”的文章来说明某些文章说得有道理,这是错误的。这就好像说,好吃的东西就有营养,但毒品也好吃,它有营养吗?

其次,还有很多文章,作者并没有接受过规范的方法训练,但他写的文章同样还是很有道理。但是,你如果仔细去分析那些文章,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文章是有逻辑可循的。这也就是说,这些作者虽然没有接受过规范的训练,但他们通过自身经验的积累,在分析方法上与规范有所暗合。这就好像,做饭好吃的人并不代表他们都是厨艺专业毕业,但凡是做饭好吃的人,其做饭方法都是遵循了做饭好吃的一些基本规律。你用没有接受过规范训练的人也能写出好文章,这在推理上是错误的。

推理有“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之分。昨天有人在我写得《联想必定会失去美国》中留言,“"其实中国企业把中国这个市场真正要是做好了。那么往世界上走就没有多大问题了!"你这样的以为只能证明你很肤浅。”对此,我的回答是,说这话的人不太清楚什么是“必要条件”,什么是“充分条件”。

我非常同意,在中国做好了,也不一定能在世界能做好。但是,这绝对不能反推出,既然我们在中国做好了也不一定能在世界上获得成功,那我们干脆就放弃中国吧。这里就涉及“充分”“必要”问题。这一点我在此就不多说了,下面的附录中提供了相关链接,对这个问题有很详细的论述,如果你感兴趣,可以过去看看。同样,你说的“很多人没有接受过规范的研究方法训练,但一样能写出好看的文章”,这也是在“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的判断上产生了错误。

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的序言中曾经说过,学习经济学并不一定要在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可以是经济理论的,也可以是数理的,还可以是历史的。所以,我觉得,规范的分析方法是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刻意积累而获得的,那些没有接受过规范训练但依旧能把文章写得有道理的人,就是那些善于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人。

3、在《重要的是方法上逻辑自洽,而不是结果的争论》中,我提供了钱颖一的一篇文章——《理解现代经济学》。其中有一句话让你很不舒服:“我们常见到,一些记者洞察力很强,有经济头脑,写的文章又非常有感染力。然而,他们与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往往是因没有参照系而会显得分析缺乏主线和深度。”

你对此反驳说,经济学家算什么?中国经济学家说过的话有几句是对的?张维迎那么夸奖科龙,科龙不还是死掉了吗?

对此,我只能说,你不太了解经济学,甚至可以说,你不了解所有的学科。其实在《重要的是方法上逻辑自洽,而不是结果的争论》中我就已经说得很清楚,学科上的一些观点不等同于现实世界。所有的学科观点都有自己的论述前提,想要看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必须先考察其成立的论述前提。

如果你仔细看张维迎的观点,单就其内在逻辑而言,张的说法是完全正确。但是,为什么其观点与现实相差那么远呢?

很多媒体,几乎是所有的媒体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众口一词,说张没有道德。

但是,这种简单的道德讨伐,能让张心服口服吗?不能,他可以很简单地说,按照科龙的公开资料而言,我的推导是完全正确。但之所以后来科龙死了,是因为它提供了虚假材料。连国家监管部门在开始的时候都无法发现科龙的虚假材料,我一个普通学者怎么可能知道其材料是假的呢?

现实情况也确实如此,张维迎几乎根本不把媒体的道德讨伐当回事,而我们的媒体也没抓住张德什么把柄。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张没道德。

简单的观点重复,没有任何一点论证意义。张只要简单地说一句,“记者不懂经济理论 ,我不懈与和不懂的人浪费时间”。此时,我们的媒体能怎么办?

其实,如果当时的媒体有那么几家是了解“研究方法”的,张可能就不敢那么张狂的蔑视媒体了。还是《重要的是方法上逻辑自洽,而不是结果的争论》中,我提供了田国强写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任何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以下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1) 界定经济环境;(2) 设定行为假设,(3) 给出制度安排;(4) 选择均衡结果;及(5)进行评估比较。可以这样认为,任何一篇逻辑清楚、层次分明、论证合理的经济学论文,无论结论如何或是否作者意识到,都基本上由这五部分组成,特别是前四部份。经济学家之所以对于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观点,恰恰说明经济学的严谨和完善,因为前提变了,环境变了,结论自然就要相应的变,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的“好”结论。要批评现代经济学中某个理论,就需要指出理论中所刻画的经济环境和人的行为假设中哪些地方不合实际,模型设置中有哪些地方不甚合理,所实施的经济机制或经济制度安排存在什么问题,逻辑推理又有什么问题。即使如此,这样的批评也不能导致对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否定,至多只是需要修正对制度环境的刻画和行为假设条件的设定以及理论模型的设置,但是仍然可以使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并得出新的合理结果或经济理论。”

拿田国强文章中提到的研究方法去分析张维迎的观点,你会发现,张在“给出制度安排”上是有所欠缺的。他在研究科龙问题时使用的“制度安排”是完全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但我国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吗?显然不是。张教授生于我国,长于我国,工作于我国,难道他不知道我国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吗?既然所有人都明白我国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那张教授在设定“制度安排”时为什么要使用完全市场经济的假设呢?

如果当时的媒体能够抓住这一点去与张维迎理论,我不敢说能把张怎么样,但是至少可以让张不那么张狂,不让他那么蔑视媒体,说媒体不懂经济理论。

今天,反思张与媒体的这件事,我最遗憾的就是媒体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多不足,以致于想和别人讨论各什么问题,都被别人看不起。而且更遗憾的是,被别人看不起了,我们的媒体还没什么办法去反驳别人,只能虚弱在那里说“你就是没道德”。至于人家怎么没道德,媒体又说不清楚,然后只能被人家耻笑——连原因都说不清楚,还敢说我没道德!你们媒体可真像是泼妇骂街,反反复复就是一句“你就是个破鞋”。

而这也正是钱颖一所说的那句,虽然记者的洞察力很强,但是由于记者不知道怎样研究分析,无法提供因果逻辑,所以记者的文章会显得缺少主线与深度。只不过,钱先生说的更正面一些。

4、你嘲笑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一百个经济学家就会有一百种经济观点”。

你说的这一点没错,这个世界上的经济观点很多,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观点,这在我所写的第3点中已经有所论述,这里不再重复。在此,我想多说两句的是推理。

在逻辑上,推理有很多种,通常所说的有三种,归纳推理,演绎推理,辩证推理。

演绎推理在结构上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部分组成。特点是,(1)大前提是那种概括了若干同类个别事物中共性的普遍性判断; (2)小前提是对某一个别事物属于大前提主词外延的一种说明;(3)结论表明该个别事物也具有在大前提中普遍性判断所揭示的属性。

归纳推理的特点是:1)与演绎推理的思维路径相反,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其具体方法大致是:1汇集众多个别案件及经验事实;2对所汇集的对象进行比较、分类和概括;3发现或者确定归纳得以实现的案件和经验事实中那些共同的特征和属性,并形成具有普遍性的判断。

辩证推理 侧重对规定和事实的实质内容进行价值评价或者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间进行选择的推理。特点在于不能以一个从前提到结论的单一连锁链的思维过程和证明模式得出结论。一般适用于:1、没有明文规定,但又必须处理;2、虽有规定,但过于原则、模糊,以至可以根据同一规定提出两种对立的处理意见,需要人们从中加以判断和选择;3、规定本身就是矛盾的,存在相互对立的规定,人们同样需要从中加以选择;4、虽然有规定,但由于新情况的出现,适用这一规定明显不合理,即出现合法与合理的冲突。

比较三者,归纳推理、演绎推理都是一种前提明确的推理方式,而辩证推理的前提不同于形式推理的前提那样明确。更需要借助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在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实践的分析,实现正义目标。

正如我在第3点中介绍过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规范的研究方法多是形式推理,如果你想反驳他们,你就需要在他们的论述逻辑上找毛病。同时,理论是苍白的,现实是多彩的,我们的媒体可以通过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去反驳某些学者的观点。但正如上面提到的张维迎案例,由于我们不了解研究方法,我们的媒体无法给其以致命一击。追根溯源,其实是我们在用辩证推理的逻辑去讨伐张维迎,而张用形式推理的方法来敷衍我们,而我们的媒体居然没有看出张的敷衍,这就难怪张会嘲笑媒体不懂了。

所以,在你嘲笑“一百个经济学家就会有一百种经济观点”这种情况时,先要搞清楚你自身的推理方式,别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

有关形式推理与辩证推理的区别,我在下面的附录中同样提供了链接。


5、你总是说,这个世界上不了解方法的人很多,不喜欢听方法的人更多,如果一个人唧唧歪歪地说方法,只会让人烦,如果一个媒体总是专心说方法,那只会让读者感觉看不懂,从而放弃媒体。

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我强调方法,首先是强调记者自身要加强研究方法的训练。我认为,一个记者只有学会研究方法,才能做到对事件有所分析,才能进而去质疑。比如,有人说,“一夜五次,一次半小时”。如果一个记者不懂研究方法,可能会觉得这人太强了,和他做一定很爽,然后记者就回去写一个文章,说某男天生异禀,性力超强。但如果这个记者运用一点研究方法,他会发现,“一夜五次,一次半小时”的说法在逻辑上是不完整的。一次半小时,是做了半小时,还是半天起不来,好不容易用29分钟起来了,结果不到一分钟就射了,然后女方非常不爽,一定要他再做,最终一夜折腾了五次,次次如同。如此一分析,这男人就不是性力超强了,而是有点痿。

同样,我们常说腐败。忽然一天,某宣传部门对我们媒体说,我们要严惩腐败了,以后凡是有什么官员借单位名义腐败,我们不但要惩罚单位,还要惩罚单位领导,这叫单位犯罪。
于是,我们的媒体欢欣鼓舞,纷纷夸奖,阿,腐败问题有药了。
但是,如果还是经过规范的分析,你会发现,单位犯罪可能会助长腐败。因为,
如果一个领导,想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其最高刑是死刑。而如果这个领导聪明,说,这里有500万,我一个人拿了是死刑,那我们开个会吧。会上领导说,这里有500万,我们分了,我拿400万,剩下的你们再分。如此一来,就成了单位犯罪,领导人的刑罚最高7年。为什么领导爱开会,一开会,责任就变小了,他就可以更放心大胆的腐败了。
现在,你还觉得单位犯罪是治理腐败的良药吗?

所以,一个记者、一个媒体不了解一点研究方法,很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并不是理想的新闻,而是被别人利用的宣传。而不会分析的媒体,也只能是被人摆弄的传声筒。但如果我们会那么一点分析方法,我们就可以先用自己的分析找到事件的逻辑,不被别人轻易引导与利用。

我也知道一点一点地说道理可能会让读者产生厌倦感。但我强调的只是在分析问题时要规范的分析,从没有说过写文章也要写成学术论文。我们可以在了解了事件的内在逻辑之后,以故事的形式写文章,让读者在看故事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就顺着我们的逻辑思考。这样,由于我们有自己经过分析的逻辑,就可以防止被让读者轻易挑出文章的毛病,而好看的故事也会让我们文章的影响作用更大。

这里不妨提提希特勒。要说影响大众,恐怕没什么人能比得上希特勒。他可是白手起家,硬是凭着一种煽动的手段而走上权力高峰的。媒体想影响别人,难道不应该看看希特勒是怎么做的吗?

我在以前写的《领袖的魅力》中提过这方面的东西,你可以看看,看看希特勒是怎样县研究问题,再解决问题的。在此,我同样提供一些链接。

历史上的今天:11月8日,领袖的魅力
http://blog.donews.com/jinhongwei/archive/2004/11/08/164852.aspx


《乌合之众》
http://www.cnread.net/cnread1/shwh/l/lepang/whzz/index.html

我之方法 (特别注意索罗斯的观点)

http://blog.donews.com/jinhongwei/archive/2005/08/21/519309.aspx

我之方法(续)

http://blog.donews.com/jinhongwei/archive/2005/09/05/541247.aspx

·罗杰斯成功法则·

http://blog.donews.com/jinhongwei/archive/2004/11/12/167285.aspx

附录:

与友人:重要的是方法上逻辑自洽,而不是结果的争论(20060522)

http://blog.donews.com/jinhongwei/archive/2006/05/22/879871.aspx

《滑铁卢的一分钟》

http://mir8.org/question/6339537.html

寻找事件背后的真实原因 (20060521)

http://blog.donews.com/jinhongwei/archive/2006/05/21/878806.aspx

《经济分析史》
http://down.cenet.org.cn/view.asp?id=107


联想必定会失去美国(20060524)http://blog.donews.com/jinhongwei/archive/2006/05/24/882776.aspx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http://wiki.sina.com.cn/b/4360020.html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421327.html


金岳霖的理想与无奈
http://www.guoxue.com/master/jinyuelin/jyl24.htm


熊明辉:论法律论证及其评价
http://www.feilan.com/showarticle.asp?id=992&sort=%B7%A8%C0%ED%CC%BD%CC%D6

秋风: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为何失败

http://business.sohu.com/20060506/n243119302.shtml

注意这篇文章的一段话:比如,任志强最近就发表一篇竟然还有方程式和模型的文章,其结论是,绝大多数的“招拍挂”都会让土地的成本大大提高,政府从土地的“招拍挂”中获取大量的差价,而房价却被推动上升。这种推论过程是错误的。尽管在现实中,开发商是先买地,后卖房子,但从经济学的逻辑看,开发商其实是先卖房子,后买地。无利不起早,开发商必得预期房子能以带来利润的价格卖出去,才会进入市场,去买建造这房子的土地。因而,土地成本,即地价,是由房屋的预期价格决定的。地价不是靠该区位土地的内在价值决定的——从来就没有内在价值这种东西——而是由该处房屋的预期价格决定的。而房屋的预期价格,则是开发商与潜在的消费者心理交战的结果。双方互相猜测对方的预期,开发商基于对潜在消费者所能接受的房屋价格的猜测而报出某个价格,且被消费者接受,开发商就实现其预期利润。否则,消费者不接受,他就赔钱。因而,成功企业家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具有一种特殊的企业家能力,可以让自己报出的价格被消费者接受,从而证明当初的成本支出是明智的。因此,不是“招拍挂”政策推动了地价上涨,进而推动房价上涨。比较准确的说法是,购房人的购买意愿推动了房价上涨,进而推动地价上涨。但是,政府仍然难辞其咎,因为政府在过去两年中发出了错误的信号,诱导消费者作出了不合理的消费决策。

从这种分析思路走下去,看看油价问题,你会发现中石油在油价上的无耻

法律推理

 (一)法律推理的含义和特点

1、法律推理就是在法律论辩中运用法律理由的过程,是人们在有关法律问题的争议中,运用法律理由解决问题的过程

1)法律推理就是讲道理,以理服人。

2此处的“理”,是法律理由,包括:

1法律的正式渊源

2法律的非正式渊源

2、法律推理与一般推理相比,有这样几个特点:

1)法律推理是一种寻求正当性证明的推理

1法律是一种社会规范,其内容为对人的行为的要求、禁止与允许,所以法律推理的核心主要是为行为规范或人的行为是否正确或妥当提供正当理由。

2法律推理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是:规则的正确涵义及其有效性即是否正当的问题,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正当的问题,当事人是否拥有权利、是否应有义务、是否应负法律责任等问题。

2)法律推理要受现行法律的约束

1现行法律是法律推理的前提和制约法律推理的条件。

2法律的正式渊源或非正式渊源都可以成为法律推理中的“理由”,成为行为的正当性根据。

A. 在我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是法律推理的前提。

B. 在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法律原则、政策、法理和习惯都会成为法律推理的前提。

C. 在英美法系国家,来自于判例中的法律规则,也是法律推理的前提

3)法律推理是一种实践理性

1人们总是寻求尽量减少被视为专断和非理性的意志的干扰。

2法学家的任务,就是运用法律推理的方法,依照法律制度努力促进的价值,使法律的精神与文字协调一致。

(二)法律推理的类型  T04-53T02-83

1、演绎推理

在结构上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部分组成

1)大前提是那种概括了若干同类个别事物中共性的普遍性判断;

2小前提是对某一个别事物属于大前提主词外延的一种说明;

3结论表明该个别事物也具有在大前提中普遍性判断所揭示的属性。

当代中国是以制定法为法律渊源主体的国家,制定法中各种具体规定,是人们进行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所以演绎推理在法律推理中被广泛运用。

2、归纳推理

1)与演绎推理的思维路径相反,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

2)归纳推理的具体方法大致是:

1汇集众多个别案件及经验事实;

2对所汇集的对象进行比较、分类和概括;

3发现或者确定归纳得以实现的案件和经验事实中那些共同的特征和属性,并形成具有普遍性的判断。

3、辩证推理[1]

1)即侧重对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实质内容进行价值评价或者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间进行选择的推理。特点在于不能以一个从前提到结论的单一连锁链的思维过程和证明模式得出结论。

2)类比推理、法律解释、论辩、劝说、推定是通常进行辩证推理的具体方法。

3一般适用于:

1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又必须处理;

2法律虽有规定,但过于原则、模糊,以至可以根据同一规定提出两种对立的处理意见,需要法官从中加以判断和选择;

3法律规定本身就是矛盾的,存在相互对立的法律规定,法官同样需要从中加以选择;

4法律虽然有规定,但由于新情况的出现,适用这一规定明显不合理,即出现合法与合理的冲突,如安乐死问题,等等。

4

1辩证推理的长处在于,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客观存在,把司法活动作为推动法律发展的力量;

2短处在于,在制度不健全和法官素质不高的情况下,会演变为法官的任意司法,从而破坏法治。

3辩证推理的存在是必然的、必须的。这是一个无从选择的问题。所需要的是,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对司法活动中的辩证推理加强监督,以防司法权的滥用。

5辩证推理并不是没有前提的推理。只不过辩证推理的前提不同于形式推理的前提那样明确。更需要借助法官的理性思维能力,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司法权力,实现法律的正义目标。所以,辩证推理向法律职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称职的法律职业者,应该善于寻找、提出并能够充分说明作为案件处理的前提。




[1]辩证推理,又称实质推理,是指在两个相互矛盾的、都有一定道理的陈述中选择其一的推理。所以,辩证推理是在缺乏使结论得以产生的确定无疑的法律与事实的情况下进行的推理。在前提明确的情况下,一般不适用辩证推理。正因为辩证推理依据的往往是实质的而非形式的理由,所以,又称实质推理。


2006年05月24日

新闻上说,杨元庆有感于联想电脑在美国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强烈要求我国政府为其表态。

此举,必然带来联想电脑在美国市场的全面溃败。

美国人从骨子里对我国就不信任,如果联想在商言商,可能还有回旋机会。但联想要政府为其表态,正好用自身的行动证明了美国人对联想的担心——联想有政府背景。如此一来,联想焉有不死!

还记得前一段时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吗?中海油为什么在前景一片光明的局面下功亏一篑?就是中海油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不恰当地使用了政府力量,结果加重了美国人对中海油的怀疑,最终导致收购失败。

此外,用政府的力量帮助商业,历史上成功的只有强势国家胁迫弱势国家。而今天,我国能让美国屈服吗?不可能。

所以,在美国,联想必死。

附录:

傅成玉:再做的好一点就能赢

《中国财富》2006/02  邹瑞霞/文

毫无疑问,傅成玉是2005年度中国商界杀进美国的最勇猛战将,虽然战败而归,但却满载荣誉,最终当选《时代》周刊的“世界最具影响力人物”和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回顾2004年12月26日到2005年8月2日之间的跌宕起伏,虽不失反抗时的豪迈和战斗时的英勇,但中国企业家在美国的失败不仅仅是来自“政治迫害”,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用他们的规则“玩”,也没有真正的理解公共关系的利害。

2004年12月26日,傅成玉专程飞到洛杉矶向尤尼科董事长威廉姆斯表达自己收购尤尼科的意愿,被打上“绝密”字样的会见却赫然成为10天后英国《金融时报》的重大新闻,报道的内容甚至详细到中海油的出价为130亿美金,收购成功后将出售尤尼科在美国的资产。这种对尤尼科如此利好的消息一经见报,尤尼科的股价随即上涨50%,这让中海油的收购难度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此时,傅成玉连方案都没有就被媒体曝光,显然他小看了除中国媒体以外的媒体。按照常人的理解,此时傅成玉就应该借此机会在各大媒体上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为之后的收购做铺垫,但是他任凭媒体猜测,也没有做任何的评论,舆论的导向自然不可收拾。


2005年2月28日,“誓师大会”上的傅成玉成功的将收购提上董事会的日程,不过令人意外的是,3月30日,独立董事们却犹豫不决,最终收购行动被扼杀在了中海油内部。据称,当时四名外籍独立董事均拒绝表态,另外有些董事表示时机不成熟。


这是从2004年12月26日到2005年8月2日中间最佳的收购时机,因为如果那些董事们坚定的站在傅成玉一边的话,什么雪佛龙公司、美国议会、新的能源法案这些不利因素都不会降落在他的头上。但是,成功总是失之交臂。


就在中海油董事会未通过的这个空档,雪佛龙公司以最快的速度在4月4日向尤尼科提出了收购要约,并且在6月10日通过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批准。这个突然横在面前的敌人实际上是中海油自己等来的。作为美国公司,雪佛龙对美国了如指掌,当然包括如何煽动议会议员的政治抵抗情绪。另外,也因为雪佛龙与尤尼科达成了协议,所以一旦中海油竟购成功,傅成玉不得不向雪佛龙支付一笔5亿美元的单方终止协议费用。就像中海油总裁周守为自己说的那样:“我们和优尼科先谈的恋爱,可先和其定亲的却是雪佛龙。现在我们只有出更高的彩礼,才能娶得佳人归。”


直到6月23日,傅成玉才正式向尤尼科发出收购要约,出价185亿美金。


此时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在中海油提出收购要约的同一天表示:按照正常程序,如果中海油公司收购尤尼科成功,美国政府将从国家安全考虑,对这一收购案进行审查。这是任何一个外国公司在美国进行收购都会碰到的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程序了,此时,美国政府和布什都刻意的与收购保持距离。


但随着类似于“中海油以贯彻国家能源战略为己任”的内部豪言壮语传到美国政客耳朵里,以及包括《财富》《福布斯》《经济学家》在内媒体炒作,6月24日积攒了多日的政治情绪在这一天集体爆发了。


雪佛龙副董事长Peter Robertson在《纽约时报》发表讲话称:雪佛龙与中海油进行的绝非商业竞争,而是与中国政府在竞争,这是不公平的。同一天,美国国会能源商业委员会主席Joe Barton和Ralph Hall致信布什,表示了对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担忧,称其对美国能源和安全构成明显威胁,要求政府确保美国能源资产不出售给中国。《经济学家》甚至评论说:“毫无疑问,中国需要尤尼科,这个国家正饥渴的需要用能源充实它的经济大爆炸。”对于这些媒体的揣测,傅成玉选择的是最传统的接受专访的“澄清”方式,这几篇报道什么作用都没有,一天之内早就被淹没在浩瀚的负面报道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6月27日,52位众议员联名致信总统布什和财政部长斯诺,要求财政部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依据《埃克松-弗洛里奥修正案》严格审查中国政府在这一收购案中扮演的角色。同一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6月27日在《纽约时报》的专栏发表文章建议美国防止中海油成功收购优尼科。两天后,美国众议院就以333比92票的压倒优势,要求美国政府中止这一收购计划,并以398比15的更大优势,要求美国政府对收购本身进行调查。


6月27日,在各方的压力下,美国政府被迫公开表态:一旦中海油收购尤尼科获得通过,将像其他所有的外国公司的收购一样,接受国家安全审查,美国政府将按照程序对这项收购案进行安全审查。


但傅成玉似乎还是不明白,阻挠自己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美国立法机构,布什与议会之间没有上下级的关系,即使自己写信到美国国会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但是他还是在6月27日这么做了,向国会坦言自己的诚意以及对美国能源行业的好处,但是毫无疑问,这封信就意味着他企图与议员们的抵抗情绪发生碰撞。


更加意气用事的是,急于表明清白的傅成玉主动向美国政府发出通知,申请对其出价185亿美元现金收购优尼科一事进行监管审查。他期待美国外购投资委员会能够在七天内将真相大白天下。这是傅成玉最糟糕的一次公关活动,在此之前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已经为其赢得了一些好感。但是这个申请却自己将一直不愿意干预此时的美国政府拉了进来,简直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碴。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一步彻底的断送了收购。


如果傅成玉能够忍痛在7月25日以前答应尤尼科的加价条件,他仍然能够成功。从6月23日到7月初,当双方争夺得你死我活的时候,看准时机的“渔翁”尤尼科自然提出加价。傅成玉7月16日的回复附带了三个条件:一、优尼科付5亿美元分手费;二、优尼科要站在中海油的立场游说政府国会;第三,承诺雪佛龙出局。这就注定收购的雄心壮志已经被泯灭了,因为在与雪佛龙的要约中,尤尼科承诺不会出面主动说服政府接纳中海油。


最终,他们等到了裁决。7月25日,美国立法机构最终用一项法案结束了这场收购,而且中海油是这项立法的第一个牺牲品。这项正在等待8月1日国会通过的能源法要求能源部、国内安全部和国防部先对中海油进行120天研究,了解中国大陆日增的能源需求,对美国的经济或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联合研究结束后,政府的美国外购投资委员必须等待21天才能完成对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审查工作。也就是说,只要这项法案在8月1日通过,中海油至少要等待141个工作日,毫无疑问,中海油只能选择在法案通过后退出竟购。


8月2日,傅成玉宣布中海油退出竞购。虽然最初,尤尼科对中海油的收购表现的无比期待,为了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甚至搬来美国前国务卿、赫赫有名的基辛格来做说客。


虽败犹荣,毕竟这场收购给傅成玉带来了两个奖项,也给中海油带来的全世界的知名度和股价的上升。但是相关专家还是提醒那些勇敢而有抱负的中国企业家:公共关系不是接受几家媒体的采访或者给美国国会写信就打发了的,真正的公共关系要求你与所有可能对收购事件有言论自由的人搞好关系,包括知名的经济学家、包括议院,而且不要再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揣测美国人的行为行为模式。

2006年05月22日

钱颖一

来源:http://forum.ccer.edu.cn/forum/article.asp?id=152710  作者:shenma

经济学是经济和教育的交口,作为教育来讲,办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接轨成为非常自然的目标。我觉得这其中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的国际轨是什么?就像改革一样,我们要知道市场经济在发达国家是怎样运行的,为什么要这样运行,那么讲经济学科建设也是如此,要清楚它的国际轨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去做。这一讲主要讲第一个问题。我又将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什么是经济学的方法和内容,看上去比较简单,但是实际上存在许多误区。第二是讲国外的相关 的经济学科的制度和运行。一、现代经济学学科的定义

在这篇文章中,我使用大经济学的概念,经济学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下的全部“二级学科”,包括宏观、微观、计量、金融、财政、产业、劳动、环境、国际(世界)等经济学内容。关于现代经济学的概念,我们把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称为现代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

一、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

首先,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的看问题的角度或曰“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包括信息。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这种利益最大化包括利他行为。[3]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激励)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表,却实际上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经济学家看问题,往往跨越第一直觉――“分配”,不仅仅考虑利润的多少,而是从效率着眼,例如在股份公司,大股东会照顾小股东或股民的利益,不然公司就不能有效地运行。这就是所说的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第二,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或“基准点”。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peu 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和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都被经济学家用作他们分析的基准点。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阿罗(Kenneth Arrow)曾经说过: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每一个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与现实不符,但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最有用的经济学理论之一。他的意思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有用的参照系,就像无摩擦状态中的力学定理一样,尽管无摩擦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把这些基本定理定位于参照系有助于澄清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是以为这些定理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因此将它们到处套用。却不知在通常情况下它们是用来作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与现实的距离因地而异。另一种是因为观察到这些定理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它们都是胡言乱语,因此认为毫无所用。却不知它们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解释现实的进一步理论提供参照系。

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生的时候,韦茨曼(Martin Weitzman)教授问我,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究竟有什么区别?他研究比较经济制度,经常去苏联访问,问这个问题是从与苏联经济学家交往中有感而发。韦茨曼的回答是,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我们常见到,一些记者洞察力很强,有经济头脑,写的文章又非常有感染力。然而,他们与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往往是因没有参照系而会显得分析缺乏主线和深度。

第三,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试举几例说明。第一例是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起初,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问题,后来又用它来分析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不仅可用它来研究市场扭曲问题,也可用它来研究市场失灵问题和收入分配的福利分析等问题。第二例是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的重叠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这一模型考虑到人生命的有限性和代际之间的市场的不完备性,因此成为研究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有用的分析工具。第三例是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哈特(Oliver Hart)和穆尔(John Moore)的所有权-控制权模型。它是分析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对信息获得的影响,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非常有效的工具。第四例是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和梯若(Jean Tirole)的非对称信息模型。它用来分析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配置效率”和“信息租金”之间存在的利弊得失交换。这一工具被用来分析组织内部的共谋问题,政府的行业规制(比如电信业)问题,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利弊问题。第五例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迪布维格(Philip Dybvig)的银行挤兑模型。这一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多重均衡点,除了好的均衡以外,还有类似于“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坏的均衡点:因为别人去挤兑,所以我也要挤兑。这一模型对研究金融危机和金融体制的脆弱性这类问题很有用。以上五个例子中的模型都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广泛用来作为分析工具,并被证明是极其有用的。

这三部分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一个人受现代经济学理论训练时所接受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关键所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种由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构成的分析框架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新鲜的经济学名词和概念的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任意套用这些名词和概念,而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

上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在这方面,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比如,社会学中没有一个主导性的范式。多元化虽然可贵,但由于缺乏一致的分析框架,学科的发展会大受局限。政治学的现状则介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虽然目前政治学有明显的朝经济学方向发展的趋势,比如,“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学派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学的问题,其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但它在政治学中还不是唯一的范式。现代经济学趋同于一种范式,有利亦有弊,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学从中的受益远远大于损失:正是由于经济学的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经济学相对于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

二、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作用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现在几乎每一个经济学领域都用到数学,有的领域多些,有的领域少些,而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现代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下面我们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实证(empirical,又译经验)研究两方面来具体看一下数学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借助数学模型至少有三个优势:其一是前提假定用数学语言描述得一清二楚。其二是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其三是可以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例如信息经济学研究激励,“moral-hazard”研究道德风险问题,所以要给公司经理激励,一旦写出来之后,就发现它和统计中的关于充分信息量的问题是同一问题,而且可以推出统计量是什么。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运用数学模型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用争论,并且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

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至少有三: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发展出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可以得出定量性结论,并分别确定它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

讲到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重要作用时需要澄清两点。一是确有不少好的经济学的初步想法或猜想一时还难以用精确的数学模型表示,因此用非数学语言写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应视作“前期产品”。初步的原创思想往往需要后继者用数学模型表述,在此基础上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取得明确的、有预测性的理论结果后,才会影响深远。试举两例说明。第一例是张五常(Steven Cheung)在20世纪60年代末有关佃农制(即农民与地主用固定比例分成)的研究,他对交易成本对不同合同形式的选择作用提出开创性论识。后来,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1974年的数学模型精确地分析了激励与风险分担的交换对农民与地主在土地租赁合同选择的影响。一方面,张五常的想法是开创性的,后来的数学模型中相当多的成分都与那些想法有关。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后来的数学模型,人们的认识不仅只局限在农业土地问题上,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论说也只是一种不大精确的概念。正是后来的数学抽象使得激励理论与合同理论迅速发展到其他领域,使人们认识到这是任何一个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问题,并且使人们清晰的看到什么叫交易成本。比如,詹森(Michael Jensen)和梅克林(William Meckling)于1976年发表的论文——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债权和股权的分配问题,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开创篇,公司金融中对激励的研究从此起飞。地主租赁土地给农民和投资人雇用经理看上去不相关,一旦上升到数学模型,便都是激励、信息和风险分担的问题,它们原来是相通的。第二例是法玛(Eugene Fama)在70年代末提出经理市场竞争作为激励机制的开创性想法。法玛认为,即使没有企业内部的激励,经理们出于今后职业前途考虑及迫于外部市场压力也会同样努力工作。后来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等人用数学模型精确地分析了经理们的职业生涯考虑(career concern)对他们的激励影响,发现法玛的猜想的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不完全,模型只能达到次优。这才导致了经理的职业生涯考虑和经理市场竞争这一课题成为目前公司金融学中的热门研究课题。以上的例子说明,将经济问题转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可以使分析变得具体,知道利弊得失所在,而且还可以把貌似不同但实质相近的问题连接在一起,从而把研究从初步的想法推向深入的探索。

二是经济学家经常在理论或实证结果用数学模型推导出或用统计方法估计后,再用非数学语言来概括。这可视作“后期产品”,比如综述性、介绍性的论文,和政策性的文章,特别是后者必须用非数学语言表述并落到实处才有受众,才可能有政策影响。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这些文章是用非数学语言写成,但是其中的视角、逻辑推理过程和对经济现象和政策含义的解释,都是与作者经过的现代经济学训练,特别是数学模型的训练分不开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是原创论文,而该学会的《经济文献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和《经济展望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的文章则都是综述性和介绍性的论文。后者虽然用非数学语言写成,但都基于已发表的有数学模型的论文,而且通常还是由在这一领域资深的权威经济学家撰写。有经济学系统训练的读者可以将这样的论文“还原”成数学模型。

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指出:经济学不是数学。这里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在绝大部分论文中,经济想法(idea)是最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工具。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最终是经济学想法决定一篇文章的贡献,而不是数学推导。我们不能将经济学家与数学家混同,就象我们不能把物理学家与数学家混同起来一样。经济学家的工作毕竟不是为了开拓数学理论前沿,那是数学家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

更深的一层涵义是,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而数学是没有研究对象的,从这个意义上,数学不是科学。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的理论的创立和旧的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现代经济学非常重视实证分析。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或对已有理论的检验,或发现新的、已有理论尚不可解释的经验证据,都是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出发点和导向来进行的。这与其他的一些社会科学中的实证分析不尽相同。比如在社会学中,许多实证分析并没有一致的理论基础,象通过估计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来了解事实。而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大都是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统计学的最重要方面。

因此,在本质上经济学不应同数学相类比。经济学同物理相类比则更为恰当,因为物理是研究自然界中的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而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的经济世界,两者都是科学,其理论都必须经过经验数据的检验。而数学理论是不需要用数据来检验的。当然经济学与物理学很不同的一点是,除极少数的情况外,经济学无法象物理学那样做可控实验。因此,相对于物理学而言,经济学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假定和数学推理来推断。这可以解释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两个特点。其一,经济学对假定的现实性非常关注。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名的有关假定不重要、只要预测正确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之所以不可取,就在于它没有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其二,这也说明为什么经济学中超越现实的数学推理有相当大的空间。但是最终而论,由于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经济学作为整体必须瞄准事实,与经济现实相关。

以上讲的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是一般而论,但是特例总是存在的,两个极端的例子便是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Ronald Coase)和纳什(John Nash)。在一个极端,科斯定理是一个被称作定理但是并没有数学模型的原理。虽然它没有借助任何数学模型,但是逻辑推理步步严密、丝丝入扣。科斯定理改变了通行的观察问题的视角,建立了分析产权和政府干预的新的参照系。在另一个极端,纳什是一个数学家,“纳什均衡存在性”和“纳什谈判解”都是数学定理。但是它们在经济问题上应用广泛,成为博弈论的基本分析工具。有趣的是,科斯一直在法学院任教,而纳什从未离开过数学系。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两个极端的特例,不能任意推广,事实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情况并非如此。本文所引用的三十几篇参考文献中不少是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中的经典论著。我们从中不难发现,第一,除个别外,这些论著都运用数学(或基于运用数学的论文);第二,除个别外,它们都是论述经济学、而非数学问题。

三、现代经济学在发展

除了抱怨它的数学化,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批评还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批评是认为它的研究领域狭窄,并由此把它归为一种或一类观点。比如,认为现代经济学只研究市场运作不研究非市场组织(如企业和政府)的行为;只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只探讨效率不注重研究平等。现代经济学起源于新古典经济学,侧重的是市场中的资源配置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当然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但其本身的研究范围并不包含经济学的其他许多领域。现代经济学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扩展到经济问题的几乎所有领域。我们从当前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些热门研究课题便可见一斑,比如,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的设计、经济政策的形成与政治利益集团的关系、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演变的关系、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对经济行为的作用、收入分配如何影响效率等等。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正在迅速扩充。

第一个例子有关公司金融学(corporate finance)内容的大幅度扩展。在50年代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公司金融学中的主要内容——公司融资结构的确定——不外乎是取决于公司和个人的不同税率以及公司破产(包括濒临破产)成本。直到70年代中,詹森和梅克林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股权和债权的结构问题,使得公司金融学的理论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并将公司经济学和法律和制度联系起来。这一方向性转变的核心是经济学超越传统上只研究市场的局限,超出资源配置和价格的领域,把公司作为一种非市场的组织来进行研究。由此便引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代理人问题,激励机制问题,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等等。由此看出,近20年来,公司金融学深受微观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其内容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个例子是现代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作为经济学中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在兴起。新古典经济学为了集中探讨市场的资源配置问题,撇开了一切对政治因素的考虑。但是人们在实际中发现,脱离政治因素是无法解释许多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特别是那些明显低效率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比如,经济学理论早已论证了关税保护的低效率性,但是许多国家仍然高筑关税壁垒。经济学家们很清楚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造成不稳定的危害性,但是不少国家的宏观稳定政策却不断被拖延。经济体制的改革、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经常出现的放慢、停滞甚至倒退,都很难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理解。于是,经济学家们把政治因素引入他们的经济模型。值得注意的是,新政治经济学或称现代政治经济学至少在两点上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第一,它的出发点不是“规范的”(normative),即研究“应该怎样”,而是“实证的”(positive),即先研究“是怎样”。具体地说,它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先理解在现实社会中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决定的形成和实施。第二,它的分析方法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工具。现代政治经济学有两大类分析工具。一类是基于“选举”(voting)的、以少数服从多数、以51%来决定经济政策的模型。在这类模型中,政治家的利益是为了赢得选票,经济人根据自身利益投票,而经济政策的确立由多数人的利益决定。布莱克(Duncan Black)早在50年代末证明的“中位选举人定理”(the median voter theorem)为选举模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另一类是基于“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竞争从而影响经济政策决定的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不同利益集团动用可支配的资源游说、影响甚至贿赂政治家,而政治家的决策确定经济政策。这两类模型以不同方式引入政治运作机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经济决策确定的原因。而奥尔森(Mansur Olson)在60年代中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可称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开山之作。这些模型也适合研究改革。

第二种对现代经济学的批评是关于其模型中的假定。任何理论都要做假定,因此任何理论的成立也都会有局限条件。自然科学(如物理)如此,社会科学(如经济学)也是如此。历史表明,任何科学都是在对现有理论的批评中发展的,但是历史还表明,建设性的批评最有价值。仅仅指出和批评已有研究中的某些假定与现实的差距是不够的,关键的是看能否提出新的体系,不仅它的假定与现实更相符,而且还能解释更多的现象,并能够包涵已有理论。举一个物理学的例子。当年人们之所以接受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因为它既能比牛顿力学解释更多的现象,而且还能把牛顿力学作为它的特例。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断发展和扩充。下面我举两例说明,在过去30年的历史中,现代经济学如何不断修改基本假定使之与现实更接近,同时修改后的理论不但能更好地解释现实,并且能够包涵已有理论。

第一个例子是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原本都是假定信息是对称的。197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发表的关于“次品市场”的论文开创性地把非对称信息引入对市场的研究,带来70年代信息经济学突飞猛进的发展。有趣的是阿克尔洛夫在完成该文后向经济学期刊投稿,连续被四五家杂志拒绝,几经周折终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立刻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引入非对称信息改变了不少已有的结论,但是阿克尔洛夫的模型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下发展的,并将对称信息作为一种特例。而且,它的结论可以用实证方法检验。事实上,在不同市场,非对称信息的程度不同,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也不同。在对称信息假设下的理论并不是被推翻,而是被扩展和补充了。因此,非对称信息的理论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并成为其一部分,为信息经济学作出奠基性贡献的阿克尔洛夫、史宾斯(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一起荣获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便是明证。

第二个例子是90年代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的起步。心理学的经验结果发现,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经济学的理性假定有系统性偏差。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吸收现代心理学中的经验证据,修改经济学中某些有关人的理性的基本假定。它研究在这种修改后的理性的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并能够解释一些令人困惑的经济现象。行为经济学之所以正在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也正是因为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涵在其中。通常的理性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是合适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修改后的理性假设下的理论更能解释现实。90年代,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行为金融学方面,塞勒 (Richard Thaler)和施莱佛对人的有限度理性行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在行为经济学方面,阿克尔洛夫又有新贡献。但最有意义的事件是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将该学会的最高奖――每两年一次、授于对经济学发展影响最大的40岁以下的美国经济学家的克拉克奖章(Clark Medal)――颁发给为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雷宾(Matthew Rabin)。这是该奖在过去12年来首次授于一位研究基础理论的经济学家,它说明了经济学界对行为经济学的一种认可。同时它也表明,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恐怕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基础理论发展历程中最有意义的事件。

我引入噪音股票交易者,看看他们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作一些行为的假定。按照时间序列排列,长期贴现系数是固定的,今天是1元钱,明天是0.9元(设δ=0.9),后天是0.92元…但这种情况生活中很少出现。用下面的例子,假设短期贴现系数小于长期贴现系数(当β<1),δ为长期贴现系数,β为短期贴现系数。β=1时,长短期无差别。若β<1,长期来看,后一天比前一天都是δ,但短期看是βδ,小于长期系数,所以今天看明天的时候,更倾向于今天消费。

1. δ δ2 δ3 …

2. (βδ)(βδ)2(βδ)3…

这个例子说明,很多行为很难用一般的理论解释,但新的理论的产生总是包含旧的理论,而非推翻旧的理论。生活中信息对称的例子是有的,只是成立的条件受限制了。同时,新的理论的发展运用已有的框架。新理论代替旧理论。不是革命式的变革,而是渐进式的演进。

四、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

这是常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首先我很同意转轨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的问题不能用已有的理论解释,同样,中国的转轨不能照搬东欧国家的理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之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当然,由于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各国具体经历和路径会表现出不同。这些年来各国在转轨和改革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和采取的类似的和不同的解决办法,对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不少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适用于改革时期的中国,但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在成熟和常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学“常识” 在转轨过程中并不成立,有些改革时期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甚至与已有理论的预测背道而驰,比如东欧国家在市场自由化后出现的生产大衰退和中国在产权尚未规范化前的经济持续增长便是已有经济理论事先没有预料的突出例子。因此,直接套用现代经济学已有理论的结论很难或不能完全解释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并不奇怪,一来现代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偏重于成熟经济和规范市场中的经济问题,二来由计划向市场的大规模的制度转型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什么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可取的方法呢?首先,研究要瞄准中国的现实,经济学家要懂得中国的事情。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就很容易产生困难:第一,很难识别和确定改革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症结;第二,不易做出与现实相符或相近的假定;第三,更难提出既遵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因此,懂得中国的事情是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懂得中国的事情是不够的。为了研究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还需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它们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知识的结晶。方兴未艾的转轨经济学正是如此来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经济中的新现象。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罗兰(Gerard Roland)的新书《转轨与经济学》概括了在这一领域中到目前为止的主要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成果。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正是在对新的经济问题的探索中发展的。前面论及的公司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是这样,转轨经济学也是这样。

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什么有用且必要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正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现代市场经济的参照系,使我们在分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问题时能够站在这一参照系的高度来观察貌似纷乱无序的现象。有了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一参照系,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情况放在国际比较中合适的位置上,以便准确地识别中国的情况中哪些具有一般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否则,无论是对现实的分析还是对政策的建议,我们在研究中国改革时就会缺乏方向感,丧失大视野。 下面从市场、企业和政府这三个不断深入的改革层面来具体说明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改革的有用性和必要性。第一个例子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问题,它是改革中“计划”与“市场”之争中的基本问题。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市场价格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最基本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理论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受管制的价格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经济中起到调节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个人的自利经济行为通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可以达到社会的经济效率。它对于以市场取代计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论意义。无论是评估以往改革的路径和目前的改革措施,还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议,凡是探讨资源配置问题,这一理论都是讨论的基础。我国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尝试,由于缺乏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认知,单纯强调行政性放权,结果导致改革尝试的失败。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市场价格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立之后的今天,各种扭曲价格、限制竞争、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层出不穷。诊断这些政策的后果、提出改进的方法,都离不开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看上去尽管很抽象和不现实的理论参照系,在研究中国的改革时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第二个例子是90年代成为中国深层次改革热点问题的企业问题。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价格的理论,不是关于企业的理论。7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对企业的产权、所有权和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现代的企业理论以激励问题为出发点展开对企业内部经理层、大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调节机制的分析,而基于这一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很多现实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律。这些现代经济学中正在蓬勃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结果以及分析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被及时地介绍到中国,对于研究中国的企业改革非常有用,至少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的企业改革方向是同发达经济中的现代公司模式接轨,所以现代经济学对发达经济中公司的研究有助于在比较中发现中国企业改革中的问题,并提出具有远见的政策性建议。另一方面,考虑到转轨中的企业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在自身特性和所处环境上的重大差别,而这些差别又不易在短期内消除,已有企业理论中的现成结论便不可直接套用了。但是其中的分析工具仍然有用,因为它们抓住了具有一般性的企业问题的本质。运用这些工具,对已有的模型作出修改,加入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比如企业所有者不全是私人,产权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合同和法律无法被有效率地和公正地执行),就会得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有分析深度的结果。这样就可把对转轨中的企业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对症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性建议。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关于成熟市场经济的研究结果,对研究中国的改革或可被直接应用,或可被修改和发展后运用。

第三个例子是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及对经济影响的问题。这是较前两例――市场和企业――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因为政府的行为对市场功能的发挥和企业活力的展现都有着基本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不同于前两例的是,现代经济学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的研究相对有限,远不如对市场的资源分配和企业问题的研究那样深入和成熟。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以法治为基础,政府的任意行为受到法律约束,使得它不易侵犯产权和限制企业的自由组建和发展,而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责是提供公共品,如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而转轨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情况非常不同:通过建立法治来约束政府行为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在完善法治之前,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对经济影响最大和最突出的方面还不在于提供传统的公共品,而在于政府对待本地新兴非国有企业的行为是“养鸡生蛋”还是“杀鸡取卵”,这往往决定了某地经济活力的程度。哪些因素决定地方政府的行为并进而决定地方经济的衰盛无疑是转轨经济提出的新问题,而现代经济学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现代经济学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即地方政府官员同其他经济人一样其行为与所提供的激励紧密相关。同时,现代经济学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可以被借用,比如,研究企业组织内部管理中的集权、分权利弊的模型可以被用来研究政府组织内部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关系,以及它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行为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评估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并进而解释在转轨过程中各地甚至各国经济表现的不同。

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深入研究中国在80年代实行的中央向地方放权和财政包干制对地方政府行为和它们所管辖的地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众所周知,财政包干制加剧地方保护主义,伴随中央财政收入下降等问题。但另一方面,它给予地方政府很高的边际财政留成率。实证研究发现,在实行财政包干制期间,地方政府的边际财政留成率越高,其财政激励就越高,它们的自身利益与本地的经济繁荣就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表现出更愿意帮助和支持而不是阻止和扼杀本地有活力的非国有经济,结果本地的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快。这与90年代俄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俄国的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与本地的经济发展几乎不挂钩,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激励发展本地区经济,相反却不断骚扰、掠夺新兴的私有经济。俄国地方政府的这一行为被认为是阻碍新兴私有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这一例子说明了即使是研究那些中国改革中特有的问题,也可以借用现代经济学中为研究其他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反过来,不仅转轨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状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有意思的素材和经验数据,而且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转轨和中国改革还丰富和发展了现代经济学。由于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是转轨经济中最突出的和最受关注的问题,也是经济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深层次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自然而然地成为近年来转轨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内容。而转轨经济学的这一研究也影响和刺激了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它对发展经济学有直接的影响——毕竟在制度环境方面发展中经济与转轨经济有相似之处——比如推动了研究政府行为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关系。它还引发了90年代形成的一些新的经济学(包括金融)的研究热点,比如比较世界范围内(包括发达国家)的财政体制、法律体系和金融监管体制并分析它们对政府行为、企业融资和经济表现的影响,而这些都不是以往研究的焦点。由此看出,对转轨经济和对中国改革的研究的确也会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第二,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或“基准点”。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peu 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和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都被经济学家用作他们分析的基准点。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阿罗(Kenneth Arrow)曾经说过: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每一个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与现实不符,但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最有用的经济学理论之一。他的意思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有用的参照系,就像无摩擦状态中的力学定理一样,尽管无摩擦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把这些基本定理定位于参照系有助于澄清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是以为这些定理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因此将它们到处套用。却不知在通常情况下它们是用来作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与现实的距离因地而异。另一种是因为观察到这些定理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它们都是胡言乱语,因此认为毫无所用。却不知它们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解释现实的进一步理论提供参照系。

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生的时候,韦茨曼(Martin Weitzman)教授问我,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究竟有什么区别?他研究比较经济制度,经常去苏联访问,问这个问题是从与苏联经济学家交往中有感而发。韦茨曼的回答是,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我们常见到,一些记者洞察力很强,有经济头脑,写的文章又非常有感染力。然而,他们与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往往是因没有参照系而会显得分析缺乏主线和深度。

你又和我谈起“新闻观点的选择以及新闻媒体的作用”问题,我很无奈。因为在我看来,你所崇尚的理念是一种非常不科学的虚妄。
在你看来,负责任的媒体应该开启民智,应该用最正确最代表民意的观点来唤醒民众。
而在我看来,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方法错误
听你的观点,我的第一感觉是你没有接受过规范的“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
我个人接受的“研究方法”,也是目前被各种理论流派都比较接受的研究方法,是“任何一个规范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以下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1) 界定假定条件;(2) 设定行为假设,(3) 给出制度安排;(4) 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可以这样认为,任何一篇逻辑清楚、层次分明、论证合理的文章,都基本上由这五部分组成,特别是前四部份
然而,目前在我所接触的媒体文章中,很多的观点都是“只给出了观点,既没有明确的前提假设条件和分析框架,也没有逻辑推理和严格证明;既拿不出周密可靠的数据做依据,又不引用基本的理论,随随便便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这种文章最多见的地方就是各家媒体的“时评”版。就我个人的感觉来看,很多“时评”文章都没有逻辑可训,我无法在文章中找到支持其观点的论据和论证方法。从这个方面来讲,看这类文章实在是浪费时间。(我之所以还看它们,是因为这些文章往往都是作者凭借自己所认同的生活经验而对周围发出的情绪判断。虽然它们一直都在重复一种“你就是坏人”式的咒骂,而不是有逻辑意义的说理,但这些咒骂多少还能反映一些民众情绪,所以我会不定期地看看媒体上的时评版。不是看文章的论述,而是通过这些文章去揣摩民众情绪。只是可惜,随着职业供稿人队伍的壮大和媒体日渐主动的观点选择,“时评”版的舆论检测意义也正在慢慢消退。)
基于上面所提到的“研究方法”,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观点正确与否”的问题。
你说,负责任的媒体要提供“正确”的观点。但从话语中,我感觉你对什么是“正确”并没有科学的认识。
现代的研究方法认为,“要判断某个理论,需要指出理论中所刻画的假定条件和人的行为假设中哪些地方不合实际,模型设置中有哪些地方不甚合理,所实施的机制或制度安排存在什么问题,逻辑推理又有什么问题。即使如此,这样的判断也不能导致对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否定,至多只是需要修正对制度环境的刻画和行为假设条件的设定以及理论模型的设置。”
说明这一点的例子很多,比如秦的大一统,长城或运河的修建、明代的高度集权等等,不同背景的人会对这些事情发出不同的判断,有人说它“好”,有人说它“坏”。如果只是简单地争论“好坏”,那这些问题都争论了千百年了,到现在也没争论出个结果。难道我们的媒体还要把这些无聊的争论继续下去吗?
我个人觉得,媒体想讨论问题,就自己先接受一些“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然后试着用自己的方法去影响别人。而你所说的“正确”,在我看来,那只能算是“认同”。你总是说“这样不对,那样不好”,这是“正确的观点”吗?我觉得不是,你所谓的“正确的观点”其实是你潜意识里“自己认同的观点”。我现在想问,朋友,你是否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检验过你所认同的观点?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所认同的观点是否能够做到逻辑自洽,那你又凭什么去影响别人呢?如果你仅仅只是强行地利用媒体的力量去迫使民众接受你所认同的观点,你觉得这是媒体的“负责任”吗?
下面是我提供的几个链接,都与“方法”有关,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点击去看看。
爱搞搞在分析新浪时所显现的思路也值得看,我在下面提供了转贴。
 

 

二:媒体存在问题
还有一个需要简单说说的问题,有关媒体作用的争论,已经太多了,我不想在此重复。我只想请你想想,你为什么喜欢看超女?你是否觉得操作超女的湖南卫视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
我觉得,所谓责任,并不一定是苦大仇深,只要不商海普遍接受的伦理,让人娱乐同样是负责任。
附录:新浪其实可以超过百度(下) (评论更精彩,请看原出处)

新浪其实可以超过百度(上)

上篇提到,新浪的运营模式:

1.更多媒体运作事件(头条新闻)-> 2.带来更多用户-> 3.提供更多广告

google的运营模式:

1.更多的搜索->2.带来更多用户-> 3.提供更多广告 -> 4.导致更多发明创造

Google上面4个环节中最重点在哪个?

 

答案:2.带来更多用户

很多人一直着眼于Google的搜索,却没有深究搜索的最终目的:为带来更多用户。

新浪已经通过媒体运作有了大量的眼球,应该跳过搜索直接进入第3环节:挣钱环节

Google的第3环节是广告,但其实中心思想是“挣钱”,在美国,用户因广告导致购买行为的比例比中国高得多,所以抓广告就行了,但中国这性价比相对低,原因改天再深究,这里只想点出这环节目的是“挣钱”,“广告”只是载体。

假如新浪能想出其它各种各样的挣钱方式,千万别拘泥于“广告”,或者是单纯的“标王广告”、“Google式广告”,俗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能挣钱的就是载体

 

从上面思路推导,新浪的爱问是作为第一门户最笨的一个产品,因为它把新浪的模式变成这样:

1.更多媒体运作事件(头条新闻)-> 2.带来更多用户-> 1.更多的搜索(爱问)-> 3.提供更多广告

这2后面就出现的断层,因为用户是为媒体来,不是为了来搜索,你不抓紧时间直接或间接地从他(她)身上挣钱,而是提供个莫名其妙的多余东西,人家肯定撒腿就跑,于是形成了看热闹的人很多,看完了一哄而散

 

四、新浪欠缺的是什么?

1.把眼球分类化成收入的产品

媒体的运作决定了中心放在“头条”、冲突

这些对专题事件的哄抬操作确实能带来大量的眼球,但问题是:来看热闹的人啥都有,你很难做到顾客细分,从而针对性的行销

这点和前篇所提电视的原理一样,新浪目前最成功的产品是“旧式媒体”,导致了广告“标王”效应,除此外,缺乏其它百花齐放的赢利产品。

 

2.合理的用户分群营销

这是俺看分众传媒财报时候的截屏,页面右边很奇怪地出现一个“爱问”,我百思不得其解,这爱问的设计人是怎么想的呢?

点击企业财报的眼球,我YY一下有这些人:

  1. 分众传媒的员工,关心自己公司情况;
  2. 分众传媒的同行,例如广告公司的人;
  3. IT行业的中高层领导,关心所有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业绩;
  4. 咨询公司、顾问公司等,收集企业动态
  5. 炒股的人,像爱搞搞这类散户,没资格得到内部消息,只好看公开资料;
  6. 记者,找寻写做题材

假如针对上面六种人,让俺去设计关联营销,我会放这些:

  1. 针对1和2,放分众传媒招聘广告、其它广告公司招聘广告;
  2. 针对3、4和5,放所有上市公司财报的目录链结,甚至专门做一个产品出来,免费与收费共存,这页面上放静态广告;
  3. 针对5,股评或股票专业网站的广告等等

可以想象出来的东西很多很多,就是想不出一个什么样的人会在看财报时候想去“搜索”,难道顺便搜一下木子美或芙蓉姐姐?甚至搜老徐、keso都不可能呀,何况会用搜索的人再不济也知道Google和百度吧,如果这时候有疑问想查一下,准保第一时间另开一个浏览窗户去Google、百度查一下而不用右上角的“爱问”。

 

3.借鉴香港媒体的经验

在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中,梁文道曾经提到,香港销量最大的某娱乐八卦周刊本来封面照片和副标题都很黄,以为能刺激销量,谁知调查发现,买周刊的人大部分都是女性白领,她们觉得封面不雅,往往要买份严肃报纸把周刊夹在里面,有时甚至不买这期了,于是市场的调节力量反而使八卦周刊的“黄封面”有所收敛。

假如这个喜欢娱乐八卦的主要消费群体是白领女性的论点也适用于新浪的话,那新浪里面负责八卦娱乐板块的领导不妨多买一堆香港八卦周刊回来,研究一下人家上面推销的广告都是什么东西,我记忆中是“化妆品”、“服饰”、“吃东西的好去处”等等。

网页的改造比平面媒体方便多了,能实现的功能也更强大,但万变不离其宗:紧盯挣钱!

 

4.起码一个强势的高层女领导,外加多些中层女干部

别小看女人,eBay从一个小小个人网站能做到今天,并不是创始人功劳,而是那个女CEO,爱搞搞当网上小贩时可没少受这女人剥削,她的收钱手段可谓无孔不入,处处散发着小女人的狡猾与精明

反观新浪高级管理层好像只见过一个女人,连名字都没记住,你想这样一帮大男人当家,怎么能把柴米油盐精打细算的日子过好呢

 

五、具体怎么着手?

  1. 首先是对流量的分类,关键是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的能力,不是俺偏见,纵观中国互联网业界还没有哪家技术很成熟稳定的,所以俺建议找强者合作,Google、微软、雅虎其中一家
  2. 和别人合作,开发各种各样能直接挣钱的产品;
  3. …….(再写下去要问曹CEO拿顾问费了)

 

六、不靠谱的小道消息,不用当真

前天写了上面关于爱问的,怎知今天在Tinyfool那篇《据说新浪准备跟Google合作》后面看到一段很有趣的留言,摘过来给大家八一下

netiask 发表于2006-05-20 11:59 AM  IP: 61.153.10.*
新浪的搜索原来就是用google的结果,04年以后与中搜合作,原因是中搜的价格便宜,05年7月后自从有了爱问,开始走自己的路,由汪CEO亲自负责推广,光爱问的市场推广(包括新浪自身资源)05年花掉4500万,时至今日,爱问依然是徘徊在二三流同类产品的边缘,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盈利模式,为了保住原来的搜索团队,只有爱问右侧的竞价排名在维持销售,由于业绩的压力,和来自竞争的对手的压力,爱问竞价为了保持流量和竞价消耗,频频发展竞价联盟,但是来自外部85%以上的无效点击,极大挫伤了客户的利益,06年开始(06年1月4日开始),新浪调整“查博士”搜索框在首页的位置,由于未能周全考虑代理商的利益和客户的利益,自06年1月开始到4月,新浪查博士客服每天12小时处于接听投诉电话和退赔款额的境地,搜索销售团队跳槽频频,资深销售主管无一幸免,原有主力均另择他主。
06年5月汪CEO辞职,原曹CFO接替CEO职位,曹CFO是一位理性务实的职业经理人,对于务虚,华而不实的新浪搜索引擎花架子早有挥刀弃之的念头,重新使用google的搜索结果,将爱问彻底娱乐互动到底,既能带来自然增长流量的效果,又能为新浪节约一份开支,一举两得!相信曹CEO会改革的!

假如这个帖子大部分是真实的,爱问只是简单的在后台换上Google的搜索结果,却保持现时的“挡路”运作模式的话,Q3、Q4的财报也不会好看(Q2不用说了,可以把责任推给汪CEO),所以俺现时对新浪股票的评级是:“不买,观察”

臭屁放完,估计这篇部分内容也适用于搜狐、Tom、网易等门户,俺就不一一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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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5月21日
年初给《青年记者》写的东西,现在转贴在这里吧。半年了,应该可以转贴了。同时在此感谢《青年记者》的编辑能给我这个机会。
文/ 金宏伟 
 

  前段时间,我社的记者报了一个选题,说是在一次刑法研讨会上,一位韩国学者谴责中国刑法缺少人道主义。其理由是,在中国,如果有人捡到一个孩子,抚养几天后又把孩子扔了,中国的司法机关并不会认定此人构成遗弃罪。记者说,他会后采访了这位韩国学者,了解到,在韩国,人们只要捡了孩子就必须抚养或妥善处理,否则就要被判遗弃罪。因此,他想写一篇报道,呼吁立法者尽快弥补韩国学者提出的立法疏漏。
  对于记者的这个选题,我有些怀疑。因为根据常识,韩国一定有自顾不暇的穷人,如果这些人捡到了孩子却无力抚养,他们怎么办?难道韩国强制这些人必须抚养弃婴,否则就认定他们涉嫌遗弃罪吗?这似乎有些强人所难,于是我让记者再与那位韩国学者联系,咨询一下我的疑惑。记者带回来的答复是,在韩国,如果一个人捡到孩子却不想收养,可以送到民政部门、福利院等机构,这些机构必须接收被送来的孩子并尽到抚养责任,否则,该机构及其负责人就要负法律责任。
  问题的关键出现了。
  恰如那位韩国学者所言,在韩国,捡到孩子不想抚养,可以送到相关民政部门。而中国不同,在中国,普遍存在民政部门推说缺少资金而拒绝收养弃婴的现象。同时,中国有严格的弃婴收养制度,一个人如果想收养弃婴,必须接受民政部门一系列的收养资格认定与收养手续办理,一环出错,便无法合法收养弃婴。
  那么现在设想一下,如果一个自顾不暇的穷人捡到一个弃婴,而民政部门不接收,这个穷人怎么办?或者,一个富人捡到弃婴,想收养却因不符合收养资格而不能合法收养,这个富人怎么办?如果,这个穷人在无力抚养的情况下把孩子重新丢掉了,或者这个富人在无法合法抚养的情况下把孩子重新丢掉了,我们忍心要求司法机关认定这两个人构成遗弃罪吗?
  我对这位记者说,这件事的实质是,我国的一些部门在某些理应由它们负责的方面没有尽到责任,也正是由于它们的推卸责任,导致普通人无法按照正常的伦理常识去行为处世。
  如这个“弃婴”案例。按照伦理,法律就应该规定相关部门必须收养,捡了孩子再扔的人就必须接受遗弃罪。可是呢?我们的法律放弃了对相关部门所必尽职责的规定,也放弃了对普通人所必尽职责的规定。这绝不是那位记者眼中的“立法疏漏”。
  由此,我对我们的记者说,做新闻一定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伦理判断的层面,要学会寻求事件背后的真实原因。只有找到了真实的原因,记者的文章才可能真正对这个社会起到促进作用。否则,简单地认为“弃婴”案例是立法疏漏,错误地引导舆论,就很可能会造成对无辜普通人的不公。


文/ 金宏伟  (中国财富杂志社责任编辑)

 

2006年05月17日

有感于这两天看到或听说的一些让我不敢评价的事,转一篇评论。

(可惜,又被这里过滤了。只好转链接了)

http://www.luoyonghao.net/blogs/laoluo/archives/1807.aspx

2006年05月16日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区政府吧。

    区政府简介: 郑州市惠济区古树苑位于两条绿色通道天河路与开元路交汇处,惠济区委、区政府办公新址所在地,占地500亩开挖了大型护城河, 开发了36000平方米的草皮广场,运来两块60—80吨重的巨石内有网球场,篮球场……等各种娱乐设施。目前栽植树木3721棵,其中古树880棵,树龄在千年以上的3棵,500年以上的数十棵,100年以上的850棵。品种有木瓜、桂花、乌桕、银杏、美国红芦、合欢、白玉兰等30多个品种。

图片:http://talk.163.com/06/0509/09/2GM01F5B00301JU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