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9月28日

我的新家找好了,在http://jinhongwei.17floor.com

搬家是一次奇怪的经历,仿佛是灵魂出窍般地反窥自己。我享受这种自我审判似的感觉,所以,原谅我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都会花更多的气力去阅读,而不是表达。

对于友人提出的“订阅”问题,我想可以这样。各位如果愿意更新地址,还是请更新。如果不愿意,也没关系。我在那边写完了,会在这里发个链接和简介。

2006年09月09日

又一篇日记被屏蔽了,也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了。

万物皆有选择。既然我的日记经常被屏蔽,那说明这里的兴趣与我的爱好并不合拍。再加上不堪尖锐湿疣一样的广告袭扰,我还是搬家吧。

新家还不知道放在何处,等找好了就告诉各位。

我喜欢思想的交流,所以也希望并恳请您还能一如既往地给我提出意见。

 

附录

关于前两天的法律日记,还有人在问。当时考虑案子还在继续,也就没说太透。现在两家和解了,我也就没什么顾忌了。

下面这两篇文章都是我比较认同的,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我就不自己写了。

 

一:富士康名誉权案:媒体的傲慢与法学家的偏见

何兵/文

http://hebing1.blog.sohu.com/12589015.html

媒体们和法律家们近来空前地团结起来了。他们同仇敌忾,对深圳中院和富士康企业集团口诛笔伐,情绪化的文字充斥报端,乃至将其喻为“新闻界的911事件”。

 

事件起因是《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一篇报道中,指称富士康是一家“血汗工厂”,被后者起诉到深圳中院。起诉干犯众怒,是因为人们认为这起诉讼不寻常,原告在公然挑战公众知情权:一、起诉标的达三千万,匪夷所思;二、原告选择两记者为被告,而不是报社为被告,并且申请查封了两记者的财产,这是迫害记者,压制新闻。

 

记者们、教授们、律师们义愤填膺,公众的不满情绪像荒原上野火,蔓延开来。重压之下,原告将起诉标的改为“一元”,解除了对被告财产的查封,深圳中院出面表态将尽快结案。原告欢呼:“这是全国新闻同仁的共同胜利”。

 

如果说全国新闻同仁共同胜利了,那么,谁这场媒体审判的失败者?我以为是法律。激情之下无理性,让我们心平气和地从法律和法理上来讨论。

 

先说三千万。法学教授们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记者哪来三千万?这是让记者倾家荡产。法学家说出这样的外行话,我很诧异。在侵权赔偿案件中,原告的索赔额,向来不是根据被告钱袋的大小来猜度,而是根据原告损害的多少来衡量。被告有多少财产,原告哪里知道?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条规定:“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法律明白无误,专家何以不知?经济损失不仅包括经营损失,法理上还包括商誉损失。富士康作为全球500强企业里的第206强,商誉是其身家性命,价值当以亿计。《第一财经日报》“血汗工厂”的报道在全球广为传播,对原告商誉形成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当是确凿无疑的。如果报道确实侵权,3000万损害主张过分吗?即使原告请求有水分,这也是诉讼惯例。至于原告如果胜诉,记者会不会永世不得翻身,法律上,并非原告需要斟酌,而是立法者及报社经营者需要思量的——-这可以通过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和保险制度来解决。被告资不抵债也是诉讼常情,否则就没有必要制定破产法了。何以一涉及记者,大家如此情绪失常?

 

 再说查封。查封是民事诉讼诉讼中律师常用的武器。法律上,财产保全的目的只有一个——-防止被告转移财产。实务中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对被告施加压力,促其就范。律师同行们,我说的不是真话吗?查封主要是限制的财产转移,而不限制财产使用—–金钱除外。查封虽会造成不便,但通常并不对被查封者的生活造成巨大损害。本案当事记者也称,被查封的车辆、房屋仍可正常使用。原告为了查封,向法院提供充足的金钱担保,保证如果查封错误,将会得到赔偿。在被告利益有了可靠担保的前提下,法院查封被告之财产于法于理,皆无不合。如果被告确实侵权,查封理属当然。如果被告稳操胜券,又何惧查封?

 

最后来说诉讼主体。原告将记者而不是报社作为诉讼主体,在大陆法上确属错误。原告是故意还是过失,无法确考。问题是从诉讼技巧上来说,原告的错误是被告的天赐良机。稍通法律的人都知道,程序上的主体错误,一定会招致实体上的败诉判决,被告因此可以高枕无忧,何必怒火中烧?据我的推测而不是确证,原告和法院的这一错误,并非是基于故意和阴谋,而是基于过错。如果深圳中院的法官们真的心怀叵测,暗通被告,那么这岂非在帮倒忙?本案的背景是,原告属一家台资企业,据网上消息,曾在台湾按照这种方式,起诉过记者,案件被法院受理过。据报,台湾某企业中国区总经理对新浪科技表示:“状告媒体记者,其实是台湾企业惯用的一种手法。”也许正是法律知识的差异导致错误的发生——当然这也只是推测。

 

当事人和法院在程序上发生错误,诉讼中时常发生,法律从来就不指望法院和当事人一贯正确。民事诉讼法上专门设立有驳回起诉制度,准许法院立案错误后以裁定的方式驳回起诉。立法者为司法者专门设置此条后路,就说明立案错误在法院并非罕见,媒体为何一口咬定这是故意迫害?如前所言,名牌法学教授都发生了难以理喻的常识错误,法院为什么不可能?即使原告是有意为之,意图对记者施压,被告也可以依法抗辩。诉讼从来就不是请客吃饭,它是对立双方的法律战争。敌对双方互相施压也是诉讼常态,大家尽可依法出牌,而不是鼓动公众的情绪,挟民意以令法院。

 

打压新闻,当然令人切齿,新闻监督必须誓死捍卫。但媒体应当牢记在心的是,这里有另一重要价值必须同时捍卫,这就是司法的独立审判权。媒体应当有高度的职业自觉,切忌让媒体的监督沦落为媒体的审判。本案中,法院尚未开庭,新浪网已公然进行媒体审判,在网上搞所谓民意调查。民调设定的问题是:“你认为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报道是否侵犯了富士康名誉权?”备选答案是:侵权,未侵权,说不清楚。至笔者写作此文时止,有83.7%的网民投票认定媒体未侵权!他们看过原告的诉状和被告辩词吗?没有!他们见过双方的证据吗?没有!他们听过双方的辩解吗?没有!这样的媒体审判如果发生在英国,法官大人很可能要动刑的。英国史的作者麦考利一再警告人们:“公众情绪是非常容易高涨和激动的,以至于谣言毫不费力地就会得到一般人的相信。”

 

媒体的情绪化有其社会根源,毕竟本案涉及到新闻监督和民工权益保护等重大公共利益,媒体希望尽到他们的职责。但我愿意同时提醒大家,被告报道是否侵权,原告说了不算,被告媒体说了也不算,必须也只有让法院说了算!公正的审判不会危及公正的舆论。我不是说,对于法院出现的错误,媒体不能评论。我认为,媒体不仅可以评论,而且可以反复地评论,但评论应当在理性、法律和法理的层面上进行,情绪化的语言、错误的法律判断会诱发情绪化的民意,形成媒体审判的后果。我还要声明的是,我并不相信被告的报道文章纯属无中生有,更不是说原告就是好人,而是向大家说明一个基本的法律道理,这是就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媒体,不宜联合全国的媒体同行和学者对法院施压,这样会玷污你们自己的公众形象,让人觉得你们在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必须保障原告—–那怕他是全世界的罪人—-诉诸公正审判的权力!如果富士康确属“血汗工厂”,你们可以在公开的法庭揭露他,用一张又一张的铁证证实他,法庭是你们昭示正义的最佳舞台。法庭外的联手打压,会让人觉得你们自己理亏,你们自己胆怯,你们被人捏住了把柄。

 

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告诫说:“为了保障自由,报纸必须证明自己有理由得到自由。一家自由的报纸必须是负责任的报纸。报纸的权力是很大的,它决不能滥用它的权力。”[1]我以为,如果媒体们试图在法庭之外联手将原告诛杀,这决非是全国新闻同仁的共同胜利,而是新闻同仁的共同耻辱。媒体不仅要捍卫自己的尊严,更要捍卫法律的尊严。即使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之时,也不能忘记为法律而战,因为“无法律,无自由”。

 

文章写到此处,消息传来,富士康与《第一财经日报》达成了和解,双方互表敬意。对于争议之报道是否真实,富士康是否是“血汗工厂”,和解声明只字不提。口口声声为正义而战的《第一财经日报》,再也不谈正义了,再也不谈弱势群体的保护了。这是新闻界的胜利吗?这是法律界的胜利吗?这是新闻界和法律界的共同耻辱!现在我要问一声:

 

真相在哪里?! 

 

 

对第一财经日报富士康事件报道的技术性分析

老宋/文

http://www.quanyi.org/Html/laosong/08554091.html

  (注:大标题中的一财系指在上海出版的第一财经日报)

  之前我写过一个东西,说的是一财同行应对诉讼的技术性策略问题,同为从事传媒行业的人,保护自己的行业声誉和形象,是我的下意识反映。实际上,我在之前那个东西里基本没提这个事情的谁是谁非,只是论证一个打胜战争的策略问题,就如果单纯的军事分析一样,我们抛却战争的正义与否,只谈论战略和战术问题,只要是战争,虽然采取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但是战胜敌人是唯一目的。
  但是现在反过来看,如果富士康公司认真地打这个官司,他们未必就会输掉。下面就对王佑的这篇文章进行一个简要的技术性的分析,纯技术的,不带道德的判断。
  在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6月15日的报道中,在文章的提要里,有一个富士康外联部的贺小姐说:招进来1000人,500人身体本来就有病。
  开头的第一段文字就是硬伤,这个所谓的富士康外联部的贺小姐是谁,记者可以援引保密需要的惯例回避,但是如果这个人是虚构的,记者在法律上还是需要承担责任的,美国的记者不是因为要保护线人而宁愿坐牢的吗,就是说:一,如果是虚构,本身就是要承担法律责任;二,如果你想保护当事人,不提供她的相关情况,还是承担法律责任;三,这个人是真实的,你可以提供她的真实情况,这就是出卖了线人,违背了新闻从业者的基本道德,使新闻行业的声誉遭受损失。
  再者,这个贺小姐所谓的招进1000,500有病的说法,这个数据,王佑在通篇文章内没有丝毫地核实论证的过程。从这一点上,作为富士康公司来说,完全可以认为你是捏造事实,控告你侵犯他们的名誉权。说实话,这段文字的杀伤力太大了,不管社会是从道德角度老判断,还是从法律角度来分析,都是具有极大的杀伤力。首先,社会舆论可以指责富士康罔顾职工生命健康,而进行生产,对该公司进行道德上的批判,对富士康的声誉造成巨大破坏,可能会引发公众对富士康产品的抵制;其次,富士康的合作伙伴可以援引相关劳工法案对该公司进行制裁或停止合作,这对富士康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是,富士康公司公开否认了这个说法,该公司想必在招人的时候不会不考虑这个因素,招一大批病人进公司,对该公司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和负担,王佑的文章里也提到,这些员工都是买了保险的。
  这段文字绝对可以成为富士康对王佑和第一财经日报进行控告的理由。
  同样,王佑在文章中提到的工厂车间生产线上没有凳子,一般操作工必须站立12小时工作。这一点完全是对工业化生产没有概念造成的极为低级的错误。如果这是一个需要不停走动的工序,或者这道工序周围不能安放类似凳子这样的物件,你怎么可以要求工厂必须放凳子在那里,我想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大家都看过,那样的大工业生产,怎么可能有时间和地方给你放凳子呢。你当然可以从同情工人的角度出发,希望给他们一个凳子休息,但是事实上,这只是一相情愿,因为,放凳子可能导致的后果,你没有去调查,没有听取工业专家的意见,你无法作出判断。王佑在文章中无法对其说法进行证实,相反,富士康却很容易对王佑的说法进行证伪。而且,12小时的说法,在文章中也被深圳基地的贺小姐否认,但是第一财经日报依然将其做到大标题中,这个也是一个硬伤。
  因为,在通篇文章中,我并未看到王佑到富士康公司内部进行过调查和访问,而仅仅是通过几位所谓的员工的口头交代就轻易下了结论,这对文章本身的逻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富士康也完全可以认定王佑的文章里的人是捏造出来的。
  王佑在文章中对富士康进行的培训场景进行的描述,也完全是凭着所谓的员工的描述,完全没有进行核实的,完全是单方位的描述。所谓的“在 大多数职员看来”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不相信王佑在短短的几天采访中可以走访了富士康公司的“大多数职员”,如果没有,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是在什么基础得出的结论。“职员们也承认”的事实是谁承认了,这个“们”字可以随便加吗?

被训斥,双脚生满水泡的场面,王佑是亲眼看到的还是亲自检验过的。
  同样,文章中对富士康内部的一些场景描述,都是难以经起检验的。比如,公司的绝大部分会议都在休息时间召开,这个结论,王佑又是如何得到的。
  而且,文章对献骨髓的那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王佑的强烈的个人道德判断。除了所谓的“非自愿”,我们从这件事本身看不出有何不妥的地方。为了救治受伤的员工,公司采取的这些手法,确实值得商榷,但是在人命问题上,救治一个人,难道不比其他事情更重要吗?在此,我们并没有看到公司对这些员工有其他的过分的要求,也没有听到谁因为反抗而被开除,所谓的非自愿,也仅仅是凭个别人的描述。当然,我承认,人的权利是不应该被侵犯的,但是反过来说,能够救治一个人不是对人本身更为高的要求吗?
  在6月15日的报道的最后一段,“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 这段话,明显能看出是有个系统的文字训练的人总结出来的,用不愿透露姓名这种说法来回避作者,恐怕也不是一个合适的托词。
  6月15日这篇文章的通篇报道中,充满着偏执的情绪,明显的是主题先行,先入为主的认定富士康是血汗工厂,然后处处寻找事例来证明它就是血汗工厂,而通篇没有富士康管理层的声音,这种报道难道是正常的吗?如果是翁宝作为值班编委签发了这篇稿件,我不认为他被连同告上法庭有何不妥。

 

  在6月22日报道中,我同样看不到王佑对富士康管理层的采访,她对工厂内部的描述同样是来自“已满19岁的小亚(化名)”这样的隐形人之口。小亚对工资的描述,王佑完全可以去富士康进行核实,哪怕被拒绝,但是你有核实的这个义务,但是我没有在文章中看到对此的表述。大概王佑记者的注意力都集中了在眼袋上了。
  和对深圳基地的描述一样,12小时的拼命加班,完全是王佑的想象。没见到这句出自谁的口,作为基本的职业判断,只能认为这是王佑本人的说法。但是文章中并不能看到王佑本人进入工厂进行观察过。而且,“拼命”这个抽象的道德判断建立的基础我们并没有看到。
  还有一个简单的技术错误,王佑对职工的薪水的描述有“底薪、收入”这样的字眼,未说明这是周薪还是月薪、年薪。
  那为商铺老板的话也被王佑拿来做富士康是血汗工厂的证据,这个看上去有点可笑。那么多的女职工都能忍受的工作,为什么一个男人不能承受,只能说明那个男人不能吃苦,并不能说明富士康是血汗工厂。
  6月22日报道末尾的昆山劳动局那两段冒出来简直是莫名其妙,看不出它对文章要描述的内容或者王佑本身的取向有何帮助。是能帮助王佑说明富士康工资低呢,还是能证明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呢?因为王佑并没有对富士康的工资标准拿到过任何有价值的证明文件,所以看不出这两段描写对文章本身有何帮助。
  还有,操河南口音这样的描述简直可笑,我觉得王佑记者没有能力分辨出河南、山东、山西、江苏、湖北、安徽话的能力。我作为一个江苏人来说,我自己都不能完全分辨出什么是江苏话,什么是安徽话,什么是山东话。
  家常便饭的说法,我没查词典,不能对它做什么标准的解释,但是我想,家常便饭应该是天天吃的吧,我看文章中,员工每年还是有几天假的。如果不是,我想问问王佑,你有几天连续不吃“家常便饭”的经历吗?

  我奇怪的是,第一财经,从记者到主任,到编委,到总编,居然把这样两篇漏洞百出,逻辑混乱,事实不清的文章发出来,并煞有介事地拿出来说事,我真是想不通。或许第一财经日报对新闻本身的判断和我不一样。可能我是错误的。

  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制度把人异化为单向度的人,难道第一财经日报的制度把记者异化为单向度的记者吗?

  以上是对这两篇报道的个人的一些简单想法,套用俗话说,有不当之处还请诸位多多包涵。

 

 

 

 

 

 

 

 

 

 

 

 

 

 

2006年09月04日
转贴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富士康案给予回顾。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同意贺卫方的观点。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个知道法的本质是什么的人,一
个知道现实当中法又是个什么东西的人,他对富士康事件的定性,我认为是最合适的:这是一种震摄、淫
威。”
这里,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是否既有的规则与应有的规则不一致,就可以构成我们不遵守规则的理由?就
可以成为我们无条件支持某一方的理由?
我的观点是否定的。
苏格拉底在面对弟子的越狱帮助时说:如果一个人可以用规则不合理的理由去僭越规则,那么他所带来的
结果不是人们对规则的反思,而是让人们学会用违反规则的方法去为自己牟利。那么,此后,无论什么样
的规则都将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
我想,作为法律史教员的贺老师应该知道这段话。
当然,如果某个人是一位有勇气的革命践行者,那他大可用自己的行动去回击现实。不然,就别总是摆出
一副小柴姑娘式的嘴脸了。
附录: 丑陋的媒体:要喂着才能叫唤
http://fangxd.bokee.com/5613066.html
这是一篇当时写于思科状告华为之初(那是官司最开始之初,华为灰头土脸,后来华为逆转形势之后,媒体态度才“灵活”转变了)的文章,得罪了不少媒体。在中国,得罪媒体有时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批判媒体,更是大忌。远比批评微软、中移动等更为严重。但是,面对当下中国媒体的现状,我们却实在不能永远沉默。WAPI争端初期,不少国内大牌媒体也成为国内标准的理直气壮的“杀手”。大多数时候,其实“体制”经常是个最佳的遮羞布,“利益”才是最本质的根源。不断膨胀的媒体记者的个人欲望,和媒体经营的利润欲望,是真正问题答案所在。而且,本文也说明了,不仅仅是中国媒体,美国媒体也一样有着堕落的趋势(只是中国媒体更享受沉沦的快感而已)。
丑陋的媒体:要喂着才能叫唤?
——十评思科华为案之一     
2003年初,思科诉华为侵犯知识产权的消息由《华尔街日报》率先报出,很快,媒体上就已经波澜壮阔,让人不得不惊叹。细心人不难看出,在媒体舆论的几次峰回路转中,《华尔街日报》的几篇文章成为主导舆论风向的最关键因素。国内主要媒体的倾向,完全忠实地、紧紧地追随而去。
对国外这些大牌媒体,我也曾经有过非常的崇拜,并以此来映衬心目中国内一些媒体的丑陋。如今,这种崇拜已经彻底消失,只是一些国内媒体愈加丑陋了。当然透过文字表面,《时代》、《华尔街日报》这样媒体所体现的内在价值观和鲜明的美国倾向,实在是令我惊叹。而国内媒体内在价值观的人格分裂,以及其倾向随着利益的飘忽不定,也不能不令人惊讶。
最早见识美国媒体的真实是在1999年。当时因为微软“维纳斯计划”,舆论一片沸腾。其中导火索就是我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文章《“维纳斯”福兮祸兮》。发表后不久,《时代》驻北京记者联系到我,说香港总部看到文章,希望转载。并告诉我,杂志已经留出一个页码,800左右的字数,而且是发在国际版而不是地区版上,时间非常紧迫。我十分兴奋,毕竟《时代》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全球第一刊”,能受它青睐,无疑是极大的荣幸。我放下其他所有事物,化了一整天,将4000多字的原文缩成近2000字,留出充足的余地让他们删减。《时代》编辑翻译的初稿很快传回来,我又仔细地修改了其中十多处不准确之处。他们说文章一出来,就会给我寄刊物。我以为一切万无一失,就在《南方周末》上“提前”发布:“美国《时代》周刊要将文章精简后刊出”。结果,几天后,在我的催问下,驻京记者非常别扭地告诉我,文章好像不发了,具体原因她也不知道!再几天后,出来了一篇明显倾向微软的文章。关于其中的原因,我陆续听到了一些的说法,无以考证。但真实与否已无关紧要。真实的是:这件事彻底粉碎了我对“第一刊物”的信任。而且也永远不会再期盼它的“垂青”。
在这期间,《华尔街日报》有两次正式采访我。采访中,我就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记者对我的观点和分析好像没有什么兴趣,哪怕你再如何摆出多少事实,而一再要往她的思路上引导。对不同问题的“分辨率”完全不同。我很费劲地谈了一个多小时。结果最后文章出来,我表达的内容连一两句话也不贴切,围绕我展开的多是记者自己的观点。我实在惊叹,这些记者鲜明的“判断力”。但是,但既然如此,又何必费我这么多口舌?
思科状告华为一案出来,《华尔街日报》第一时间作了报道。文章不长,其倾向性却直白无遗:
1、            通过其舆论影响力明显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发表在其中文网络版上的题目就是《华为被诉考验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决心》。当许多国内媒体口口声声说这起官司只是公司之间的事情,而不要上升到国家层次时,《华尔街日报》已经旗帜鲜明地把矛头指向中国政府。里面写道:“思科是上周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地方法庭提起这一诉讼的,该公司寄希望于中国政府官员已经改变态度。”“是对中国中央政府是否愿意保护知识产权(特别是中国新兴的信息科技行业知识产权)的一次重要考验。”“这次备受关注的诉讼将凸显出中国政府言行之间的距离”。知识产权官司在美国司空见惯,天天发生,但好像从来没有看到哪一起官司是要“考验美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决心”。
2、            媒体就是舆论法庭!官司刚刚开始,法庭上还没有任何动作,《华尔街日报》就已经提前宣判华为“有罪”!整篇文章基本上就是讨论华为“有罪”已经是既成事实,重点不是讨论双方的争议,而是今后如何处罚华为的问题了。其实,美国知识产权官司是非常司空见惯,比如英特尔、微软、迪斯尼等都经常上演这样的官司。而且媒体一般都会比较客观。但是,这一次媒体如此明显的倾向只是说明一点:这是一场中国和美国公司之间的官司,中国公司的“罪名”当然可以不判而宣!中国公司就是“小偷”!显然,根据他们的逻辑,中国媒体舆论和中国政府如果支持华为,与偏袒“犯罪”无异。
3、            中国理所当然应该遵循美国标准!文章很自然地推断,在知识产权方面,美国标准就是国际标准,就是中国应该遵守的标准。“如果美国地方法庭判决思科胜诉,那么根据国际条约,中国监管机构有义务执行有关侵权的判决。”在国际上,包括美国国内,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究竟应该达到什么样程度,是一个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保护程度,无论在WTO还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都鲜明地确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保护标准是截然不同的。事实上,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与欧洲等其他发达国家的标准,与TRIPS等目前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条约,尤其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美国的保护标准实在是代表了“极少数”、“极个别”而已。但是,在美国媒体的眼中,却全然无视这种差异(不知是无知还是高知)。他们想当然地判定,美国标准就是世界标准。不遵循美国标准就是不遵循国际标准。
显然,这一次,华为所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不利,甚至是非常恶劣的。因为,可怕的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些倾向,已经成为中国许多人的当然倾向!《华尔街日报》这样的“无知”实际上切合了国内许多人的“无知”!
春节之后,《华尔街日报》的第二篇报道出来了。这篇文章更是威力巨大,一下子将本来处于激烈争论中的舆论转向了对华为彻底的不利。文章抓住了一个细节问题:“华为已经将其Quidway路由器从其美国网站上撤除,并表示正在回收在美国售出的少量此类产品。”“思科称华为似乎在设法回收产品”。其实从法律角度,“华为在美国停止销售部分有争议的产品,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并不表示华为在诉讼中处于下风。”(《新闻晨报》)但是,《华尔街日报》通过这样一个“似乎”的事实,却在全文的组织和材料的引用方面,十分高超艺术地传达出一个隐含却十分明确的信息:华为偷盗的“罪行”已经不打自招!

 

显然,一向擅长媒体的公关的思科中国,是绝对不会放弃如此大好机会的,开始打破沉默,及时向媒体发言。准备用“21项罪名”置竞争对手于死地的思科此时却来表现自己的慷慨和大度:“思科中国公关部经理商容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华为此举积极而有诚意。”(《新闻晨报》)面对被告的“不打自招”,原告如此态度当然只是进一步确认“犯罪事实”的表演而已。《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更是态度鲜明,题目为“华为撤回美国部分产品思科诉讼赢得重大胜利?”虽然还加了一个问好,但是全文已经明显在为思科庆祝胜利了,文章说:“华为此举似乎意味着思科在这场法律纠纷中赢得了重大胜利。”

 

颇具影响力的《XX青年报》在《华尔街日报》的两篇文章之中,配合得相当默契,其完全倾向性与《华尔街日报》十分同步而一致。据说,当华为市场人员寻求沟通时,一位记者断然拒绝“噢,这个时候你们想起我们了。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想到我们?”

 

这位记者可谓一语点破。在中国,说白了,企业与媒体的关系,实际上非常简单,因为都是市场经济的年代,应该以“商务”为导向。其关系与电子商务一样,一方面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B2B,那就是投广告,谁投得多,谁的“感情”就深;另一方面就是企业与个人之间的B2C,这个更无须多说,反正“交易”多,交易额大,关系自然就“铁”。这些“电子商务”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细心的培育,需要企业不懈的努力。像华为这样危难之际才找上门去,实在是太“势利”,太“功利”:你把我们记者当什么了?!

 

思科状告华为事件,一下子将华为的媒体关系问题暴露无遗。华为CEO任正非一向主张低调,与媒体保持距离。他认为媒体是把双刃剑,今天可以把你捧上天,明天就会把你打下地狱,因此许多大牌媒体主动要求采访,都被拒之门外。我想这一次,任总应该全面反思自己对媒体的看法。至少应该认识到,这把双刃剑的锋芒并不会因为你的回避而削弱。相反,与媒体缺乏长期、互动的“沟通”,会埋下巨大隐患。没有利害关系,危难之际怎么可以共患难?

 

当然,这不是今天特有的现象。还是看看几年前,1999年3月10日,比尔·盖茨亲自到深圳发布“维纳斯”,除了朝圣般的企业家外,中国各大小媒体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表现得如同最先进的PC一样,全用上了世界级标准的“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当然出自微软,当然不是Windows,而是“维纳斯计划”。随便翻开一家国内媒体,就会发现都有预装的“维纳斯计划”,表现出惊人的“兼容性”。这种惊人的可操作性体现了中国媒体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在商业性(微软下大钱)和新闻性(盖茨亲自亮相)同时兼具的时刻,中国媒体一下子失却了独立的思考能力。”

 

在这次思科华为事件中,我从许多媒体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一次,思科的媒体关系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这么多年来,思科在媒体广告和媒体公关方面都投入不菲,各方关系异常不错。有着如此悠久的历史基础,在关键时刻,媒体们是不会“恩将仇报”的。大家几乎都认为,华为在媒体吃到的“闭门羹”实在太正常,否则反而显得太不正常了!

 

但是,如果国内媒体仅仅局限在商业利益和个人利益层面,仅仅将这场官司看作是一个新闻,一次企业之争,那不但狭隘,更是无知,甚至堕落!这场官司完全超越了简单的企业之争,而成为信息时代的产业竞争规则问题,中国参与世界发展遵循的规则问题,知识经济时代全球知识产权规则问题。这是中国入世以后,第一场知识产权的真正大交锋。涉及到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知识产权冲突,产业霸主与后起竞争力量的竞争规则之争,涉及到行业垄断和技术创新的冲突,也涉及到究竟谁来为中国制定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等一系列,直接影响企业、产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不会再相信美国大牌媒体的“客观、公正”,但是我不能不敬佩他们内在价值观的坚定和一致。尤其是在华为与思科之间发生重大冲突之时,自己国家的利益和自己企业的利益是深入每一个文字的,可以“同仇敌忾”地一致对外。反正,你要期望他们站在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角度是不可能的。反照国内媒体,内在价值观已经基本丧失,而处于分裂混乱之中。纯粹的商业价值观,膜拜美国媒体的价值观,以及纯粹个人利益的价值观,当然,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也依然有坚持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坚守者,比较珍稀罢了。我倒是看到许多与媒体无关的专家、学者和网友,发表了许多真正发自内心、具有深度穿透力的、更客观真实的文章。这些文章让人触动和感动。
在如此重大的事件面前,媒体成了随着商业利益而“漂浮”的舆论工具,令人深思。当然,最现实的事情就是,面对事实,请华为和任总全面反思自己的媒体战略。如今,官司输赢未定,媒体上已经失利。既然许多媒体的本性已经变成:“要喂着才能叫唤”,那作为华为这样一个大公司,媒体策略“顺势而为”也许是发展的必须。
附录:一线记者的悲哀
http://blog.sina.com.cn/u/4129f4040100052s

 
本来是一场挺有意义的争锋。
恰好是媒体发展至今,走到了必须突破瓶颈的关口,一场争锋诉状迎面到来。
 
中国新闻发展了几十年,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市场化的媒体。但是,由于制度上的缺失,这些市场化媒体目前正走入了怪圈:
 
一方面,由于《新闻法》迟迟未出,媒体始终处于弱势群体。得罪不起政府尚可理解,但得罪不起企业,这完全就是一种悲哀了。。。记者遭遇陷害和报复的故事比比皆是,有的甚至被人幕后指使砍成残废,媒体想依靠批判式报道赢得市场,这注定是一条充满血腥的艰途。
另一方面,大唱赞歌的媒体运作模式,只是几大党报的专利。市场化媒体一旦采用,结局就是死亡。在赤裸裸的新闻面前,报道与不报道,媒体两难,记者也是两难。
 
这几天,我看到了一财人用自己的悲哀,点燃了大家的愤怒,也看见不少真知,为迷雾中的我们拨明了方向。
而富士康的淫威,引起了媒体的同仇敌忾,也引发了众多对于媒体处境的思考。
 
但,关键时刻,翁宝,一财人口中的宝总,却彻底软了下去。在富士通退让的刹那,宝总一下子彻底告别了自己的苦恼,也忘记了所有人的嘱托和期望。
 
当然,也不能怪他什么,这个柔软的男子本是遭到无妄之灾,逃脱是他最大的愿望。但对于我们这些一线记者而言,他的谦卑和退让,却带来了一种彻底的绝望。
 

 
常在江湖走,难免不湿鞋。哪里不是江湖?
有些人高高在上,可以远离是非圈。但作为一线新闻记者,我们不可以。我们只能以卑微的身体,去挖掘媒体所需要的内容,去关注大众需要的焦点。
但是,面对的一切如此强大,谁能支持渺小的我们?
 
我身边还有很多记者的故事,远比一财两位记者的遭遇来得惊险。富有理想的心灵总是无比单纯,在阴谋和黑幕面前,这些单纯的心灵总是会遭遇毁灭。
无从选择。要么是流着泪抗争,要么笑着堕落。
 
PS.
 
9月4日,两方和解.一财老总的解释是,以一篇“有瑕疵的文章“获得胜利,并不体面。
说实话,一财那篇报道确实称不上一篇客观报道。据说,英国邮报记者为写那篇文章,以劳工身份在富士康观察了一个月。而一财文章除了引用外文外,不过添加了一些道听途说之辞。
 
国内媒体浮躁至此,还有什么话可说的。作为记者一员,我还是做好自己的事吧。。。。
 
 

附录:溃败路线图

http://rosu.spaces.live.com/blog/cns!F99F5DEEC961D45F!6935.entry

富士康事件从媒体广泛跟进到中X部下封口令,只有四五天时间,这四五天就是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而随着对门户网站的加强控制,再加上它们的稿件基本上来源于传统媒体,大网站的生存期几乎和传统媒体一样;我前几天和一个纸媒的朋友开玩笑说,对网络的控制,其实是让传统媒体受益的。富士康事件的后续,可能只能零星存在于一些BLOG了。这个路线图,基本上就是所有敏感话题在中X部追杀之下的可悲场景。对BLOG的控制也是迟早的事,那时候,只能祈求英文媒体多多关心中国的事情了,也只能祝愿中国人的英文水平越来越高。

有两件事是在媒体上永远无法说的,但必须是我们的常识,一是大陆的所有媒体都是党报,是党的喉舌,与最后的真相无关,二是大陆所有的法院都是党的暴力机器,与最后的公正无关。一个市委书记,控制他领导的报纸与法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要事情一大,入了他的法眼,那么,他的旨意可以包装成压倒性的舆论支持与“公正”的法院判决。媒体能做的,也只是在四五天内迅速掀一角事实,然后等着封口令,富士康作为一个超级财团,所犯之事又被视为“中国制造”的常态,中X部出来保,是必然的。在大陆,再有责任的媒体,都只能像个游击队,朝虚假放几记冷枪,指望事件持续发酵,最终达到真相,那是痴人说梦。正是因为这点,我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第一财经日报》充满敬意。也正是因为这点,我鄙视那些有意遗忘我们所在现实的貌似中立者。尤其可笑的是,中X部的禁令已下,仍然有人在谈公正与客观。富士康若是狡猾一点,一点机会都不会留给媒体,直接找市委书记把事情做掉,把总编撤了,一点动静都没有,那里要像现在一样搞得灰头土脸?当然此事之后,所有的财团都知道应该如何控制不利于自己的事情,打官司索赔肯定是下下之策了。

在这次事件中,我最喜欢的是贺卫方先生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的话,一个知道法的本质是什么的人,一个知道现实当中法又是个什么东西的人,他对富士康事件的定性,我认为是最合适的:“这是一种震摄、淫威”。媒体找到机会说一点真相并不容易,可惜的是,最后还是只收获了原本就存在着的贺卫方先生。

下面转载一下贺先生的说法。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则认为这个案子很荒唐,“大企业应该接受公众和媒体严格的监督。最荒唐的在于诉讼的对象不是媒体本身,而是记者,记者在自己报纸上发表文章是一种职务行为,是受报社委托的,所以诉讼对象是完全错误的。另外,法院受理此案后,没有做一个基本的审查,就采取措施查封了个人的财产,给人的感觉是任何一个环节都留下了严重的错误”。

贺卫方说,中国的法治刚刚起步,有时候会让一些人觉得只要有办法把路摊平,搞掂,什么事都能做到。“而他们又有强大的阵容和财力,实际上迄今为止,他们的判断是对的”。

“这是一种震慑、淫威”,贺卫方说,“他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其他的媒体产生一种寒蝉效应,我想这也是案件处理中司法界必须要考量的问题,如果媒体对企业行为、政府行为都不敢去发表批评性的意见,那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这个案子无论结果如何,到目前让人非常忧虑”。

贺卫方觉得西方国家处理这类案子的经验值得借鉴,“是否立案应该有一个相当严格的审查,比如是不是有实际恶意的证据,诉讼方必须要提交证据表明,被诉方明知道所报道的内容是虚假的,还要把报道发表,才能构成一个立案的条件”。

“最后会不会判3000万?我觉得不大可能”,贺卫方根据自己研究众多案例的经验说,“诉讼人狮子大开口,最后的判决往往都很少。但是非常讨厌的是,我们国家法院在受理这种案子时,是按标的额来收取诉讼费,主张的越多,法院的收益越大。这个案子我估计有20万以上。最后判决数额很少,比如赔偿30万,但诉讼费是按3000万收取的,而诉讼费又往往是由败诉一方缴纳,等于如果两个记者败诉,不管判赔多少,他们要付出的代价相当大”。 (南方都市报)本版采写:本报记者王吉陆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魏黎明】 
  “相信自己所有财产能够还清这笔欠款。”法庭上,李为民“自信”地说。

  此前,他被控在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副镇长、镇长任上时,涉嫌挪用公款累计约1.1亿元,其中有9000多万元被赌博输光。8月10日,李为民案在东莞市中院开庭审理。
 
 
 

  事实上,在此次受审时,李为民已经归还了5300多万元。

  一个镇长,挪用并输光9000多万元公款,还能用家产还清!这样的“能力”令人惊叹。

  作为一名每月仅数千元工资收入的基层科级干部,李为民是如何生财有道,打造亿万身家的?

  记者连日追访发现,李为民的妻子黄彩凤在多间私营公司参股或直接任法人代表,而且,这些公司经营范围广泛,大多与李为民所掌管的当地集体企业相仿,其中还涉及土地开发。>>>>我来说两句

  隐蔽产业

  塘厦是东莞的制造业重镇,镇内厂房林立,广场大而气派,但长年空旷,热闹全在街巷和生意场上。

  8月28日,在该镇第一工业区南一横路13号,东莞市艺联家具制造有限公司门前,一名保安对记者说:“她是公司法人代表,很忙,不会见你的。”

  “她”就是李为民的妻子黄彩凤。该公司成立于1996年9月,注册资本50万元,由黄彩凤等三人出资。这是有据可查的李家较早的一份产业。

  记者根据现有资料调查发现,黄彩凤至少还在另外两家公司占有股份,并担任其中一个公司的法人代表。

  东莞市晓麟实业有限公司,1998年3月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出资人是李为民和黄彩凤,黄是公司法人代表。

  东莞市福东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福东公司),1998年12月成立,由黄彩凤和冯权开等人联合出资2100万元成立,公司法人代表是冯权开。

  巧合的是,李为民和黄彩凤办公司的步骤几乎与李为民的仕途同步。

  正是黄彩凤开办艺联公司的1996年,当时担任塘厦镇副镇长的李为民开始同时兼任该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该公司主要负责厂房租赁等业务。

  随后,1998年开办的福东公司,经营范围主要就是投资开办厂场、市场等。

  从1998年开始,李为民还同时兼任了塘厦镇镇联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也是在这一年3月,李为民和黄彩凤开办了东莞市晓麟实业有限公司。

  经调查,晓麟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产销玩具等,同时销售五金、电子零配件、机械设备等,这恰好又与塘厦镇镇联经贸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不谋而合”。

  此外,2002年,东莞市海霖贸易有限公司成立,其注册地址与福东公司一致,经营范围也与塘厦镇镇联经贸有限公司吻合。但该公司两名出资人中并没有李为民和黄彩凤。

  表面上,这些公司都是黄彩凤或者一些陌生人在频频投资。但是,东莞市检察机关发现,除了晓麟公司之外,李为民还在艺联公司、福东公司、海霖公司以及冯权开名下的第八工区等都有股份。

  1997年,李为民还在亲戚李满华的公司入“干股”,获利171万元。由家属、亲戚朋友出面办公司,而李为民自己则成为这些公司背后的强力保障。

  最有力的保障来自充足的资金支持。对这些公司一向“关照有加”的李为民,甚至多次挪用公款用于公司经营。

  据查,在1998年1月至2004年11月期间,李为民通过以个人名义写借条、冒签妻子黄彩凤之名、以艺联公司的名义写借条或签订借款合同等方式和手段,先后多次从自己所掌管的塘厦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塘厦镇对外经济办公室、塘厦镇镇联经贸有限公司、塘厦镇科苑城信息产业园有限公司挪走公款,累计共达人民币1.0961亿元、港币290万元。

  除去还赌债的钱,其中有数千万元用于其公司经营和个人使用。

  “李为民正是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家属和亲戚朋友做生意提供方便,甚至挪用公款用于经营,赚了钱之后又再填上一些窟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也赚了不少。”东莞市检察院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我来说两句

   福东公司

  上述人士还向本报记者透露,李为民一家在东莞、深圳等地还购置了大量房产、商铺等,这些产业到现在也值不少钱。

  据东莞市相关部门调查,李为民以其个人及妻子名义拥有房屋30处共8702.76平方米,商铺6处共205平方米,地皮7块(含别墅用地1块)共1168.5平方米。

  李为民挪用公款案发后,东莞市纪委拍卖他在东莞的住房等私有财产合计达1039万多元。为了迅速归还挪用的公款,李为民在看守所写信给妻子,要其变卖深圳的一处房产,大约价值226万元。

  据东莞相关部门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一般基层镇村领导手中,最大的实权往往就是土地开发。

  李为民自1996年兼任塘厦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首次正式主抓厂房租赁等事项。

  此后,福东公司于1998年年底悄然诞生。这间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冯权开,黄彩凤也是3名股东之一。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就是投资开办厂场、市场。

  冯权开与李为民过从甚密,其名下不止一间公司有李为民的股份。1996年至1997年之间,正是冯陪着李为民开始了赴澳门赌博之旅。

  冯权开名下的这间福东公司相当神秘。该公司向东莞工商局提供的注册地址是塘厦镇莲湖大道一号,但是记者连日来在塘厦镇都没找到这个地址,当地居民称镇上根本没有这个地方。记者多次拨打该公司联系电话,均无人接听。塘厦镇政府工作人员和当地同类企业负责人都表示,他们对这间公司不太了解。

  但是,福东公司的注册资金高达2100万元。据其网络登记资料,年产值为1000万-3000万元,而李为民掌管的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年营业额一度也仅为700万-1000万元。在塘厦,这应该算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公司。

  塘厦镇某置业有限公司是与福东公司同一类型的企业。8月28日,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正是深圳制造业向周边大规模转移之时。塘厦镇由于与深圳邻近,因此也承接了不少制造业企业,镇内厂房用地开发一下子热火起来。

  据介绍,从事土地开发的企业,一般首先都要向镇里提出用地申请,由镇里审批决定,获准后一般可经营50年。随着塘厦当地经济不断发展,土地资源日益紧张,土地开发的利润空间一直相当大,拿地也成为这一类公司的头等大事。

  而在1998年至2004年,李为民身兼数职:东莞市塘厦镇副镇长(后任镇长)、镇对外经济办公室主任、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和镇镇联经贸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镇科苑城信息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长。长达数年时间里,一直未轮岗的李为民集包括批地等审批权在内的各项权利于一身。>>>>我来说两句

  科级镇官

  “一段时间以来,市里一些局的局领导宁愿下去做镇长或书记。”东莞市相关部门一位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说。

  按照行政级别,镇长仅仅是科级,是我国行政体制中最末端的干部,而地级市属各相关局的局长则往往是处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莞一直实行地级市直管镇的特殊行政体制。这种体制省略了县一级行政机构,效率提高了,成本节约了,但镇官的权力也随之膨胀。

  目前在广东,除了东莞市,实行这一特殊体制的地级市还有中山市。此外,在富庶的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众多专业镇,这些镇年产值达上百亿元,镇官所掌控的各项资源比国内不少区县都要多得多。相当多的专业镇里,五星级酒店、高尔夫球会等高档场所齐备,镇官出入大多以“奥迪”代步。

  事实上,东莞历来对镇长、镇委书记的任命相当重视,相关任命都要在市委市政府联席会议上讨论,但针对他们的监管也亟待完善。

  李为民是塘厦人,在塘厦做官十多年一直未轮岗。案发之后,人们对这一点质疑颇多。但是,现行有关干部轮岗的规定,仅规定到处级干部。李为民作为科级干部,并不在必须异地做官的规定范围内。

  实际上,“像李为民这样本地人在本地当官的情况,在东莞各镇相当多。”上述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据东莞相关部门知情人士分析,本地人在当地做官,往往形成了自己家族的产业,而这种产业是不会向外地转移的,从而为当地提供了稳定的税费来源。因此,这种产业在当地颇受欢迎,日久便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经济模式。
 
 

2006年09月03日

我是众所周知的有反骨之人,经常对社会大放厥词。但是,我也从没参加过任何一个反社会组织。

为什么?

因为这些反社会组织说谎。

我之所以讨厌社会,就是因为它的说谎。而非常遗憾的是,那些反社会组织的反社会手法依旧靠说谎。拜托了各位,我是学历史的。“假崇高目之名而不择手段”的事情我见多了。别说你的初衷有多么高尚。初衷的高尚并不能改变说谎的事实。而只要你说谎,将来就一定要靠另一个谎言来为自己原场。

那么,既然都是说谎,你与你反对的东西又有何区别呢?

看看一财这件事,充斥各处的只有内分泌过剩式的嚎叫。谁真正尊重过规则?

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你便拿出规则来说别人“违反程序正义”。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便丢开规则说“我们要反思”。我靠,难道规则是条火腿肠,可以让你吃一半,留一半的吗?

传媒圈的行事逻辑太无赖了,甚至连号称传媒旗帜的《财经》也在巧辞诡辩。看来,我要重新考虑自己的职业选择。

 

附录:另类智慧——解读《财经》声明

http://www.xici.net/b6775/d42154087.htm

《财经》杂志是很动脑筋的,业务能力也是出众的,别人想告它都不容易,为什么?它根本不留出缝隙来给苍蝇叮!

《财经》的这个声明也是动了些脑子的,但某些人只会拿来到处贴,就能证明自己有力量吗?

也来分析一下《财经》的编辑部律师萧瀚的声明。

该声明有3个要点,有些部分是很有些创建的,比那些老拿诉讼对象是个人还是报社来讨论的人强多了,因为按照高法的那个司法解释是看不出富士康只能告一财,而不能告2W的,讲这个很无聊也没有力量,萧律师跳开了这一段糊涂帐。

第一点谈的是诉状副本未能如期送达被告的问题。萧律师不愧是行家里手,想透过这样一个逻辑链条:诉状副本未能如期送达被告——违反法《民事诉讼法》第113条之规定——深圳中院违法——间接暗示整个诉讼程序有问题。

但是注意了,萧律师用了“不知这样的程序发明所自何来?”这个反问句,而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深圳中院程序错误,用这样的措辞的真实用意是来掩盖萧律师的一个策略——偷梁换柱(偷换概念),因为诉状副本未能如期送达被告并不能证明深圳中院不应该受理此案,也不能证明不能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注意,在这里,“程序”这个词是很有玄机的,同一个词,有不同的含义,比如是整个诉讼程序,还是文本送达程序。萧律师实际上是企图以文本未能及时送达来否定整个程序的合法性。不过萧律师还是值得敬佩的,他用了暗示,这表明作为一名职业法律人,他是尊重法律的,虽然在特定的时候会有一些非常之举,但他不能完全漠视法律,于是,他轻轻地用了一个反问句。相比之下,一些所谓的专家为高法解释“个人释法”,就有些大言不惭的味道了!《财经》声明的第一点很聪明,但并没有力量。

应该承认,第二点是整个声明中最有创建的部分,萧律师发现了“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很有用的分析工具。笔者第一眼看到时,真禁不住喝彩,倘若在庭辩上,这可是一个厉害的对手!

但不幸的是,虽然萧律师在该段中的语气是坚定不移的,不像第一点那样含混,但他同样是采取了同声明第一点一样的手法:“深圳中院欲查封翁宝的财产,实际查封的却是翁宝和他妻子的共同财产,因此非法查封了翁宝的妻子的财产。这样的司法行为涉嫌职务侵权。”问题是这样经过几个大跳步后的逻辑链条成立吗?

“深圳中院欲查封翁宝的财产”是不是翁宝夫妇共同的财产呢?在萧律师这里我们没有看到证据,这不奇怪。那么“深圳中院欲查封翁宝的财产”中会不会确有一部分是翁太太甚至是其他人的财产呢?比如说其父母、岳父母的,甚至朋友的,甚至某个机构的财产呢?这种可能是存在的,而且可能性还极大。但我们有没有反过来想一下,深圳中院怎么会找到第二者甚至第三者的财产去查封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些财产是在翁宝名下的,银行的户头是翁宝的,房产登记也是翁宝的,汽车车主也是翁宝本人。那么。这样一来,从法律的实体而论,查封并非就是“侵权”,虽然它可能“不近情理”!

至于第三点,它是整个声明中最长,但也是最没有创建的部分,因为它通篇在讨论“法律还可以怎样再完善”,这是司法改良建议,甚至带有一些政治抒情和动机猜想。这样对2W的法律帮助很有限。

 

财经》特别发言人关于《第一财经日报》两记者被诉、财产被查封事件的声明

 连日来,有关台资富士康科技集团旗下企业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案,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注意和评论。
  因不满《第一财经日报》关于员工“超时加班”等问题的报道,富士康科技集团旗下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该报记者翁宝、王佑提出总额人民币3000万元的索赔,并要求法院查封、冻结了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
  作为以致力舆论监督、推进法治建设为己任的新闻媒体,我们密切关注有关事态的发展,并申明本刊对此事件的初步意见。
  我们认为,《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翁宝、王佑被诉,翁宝夫妇、王佑被查封冻结财产事件,反映出目前本案的司法状况至少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深圳中院)裁如所请,迅即查封当事人财产,而据《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深圳中院至今未向两位被查封财产的记者送达起诉状副本,显然违法。不知这样的程序发明所自何来?
  第二,深圳中院欲查封翁宝的财产,实际查封的却是翁宝和他妻子的共同财产,因此非法查封了翁宝的妻子的财产。这样的司法行为涉嫌职务侵权。
  第三,深圳中院在两份裁定书上的查封的理由,都是“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的申请理由成立,应予采纳。”然而至今,两位记者对原告申请人提出财产保全的理由是什么都一无所知;凭什么得出结论“原告的申请理由成立,应予采纳”,至今未见具体说明。因此,深圳中院涉嫌滥用司法权。
  与此相应,倒是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于被告而言,这样的财产保全措施显失公平。
  首先,原告隶属财力雄厚、势力盘根错节的“富士康”集团,被告除了自我谋生而无其他,这种实力对比的巨大反差,可以说是骇人听闻的。
  其次,在一般情形下,我们对法律行为不应作动机猜测;但对于那些明显毫无分寸的所谓“合法行动”,则不能不予以深究。目前以天价3000万元赔额起诉两位被告,我们只能指出,这种诉讼行为的目的不是维权,而是侵权;是一种以诉讼、查封财产为恐吓手段,从生存上骚扰乃至侵害、重创个人,企图以此封杀新闻媒体的恶诉。有关司法机关在审查起诉的时候,难道真的看不出这一点?
  第三,诉讼的最后结果尚在未定之天,即使最终结局是原告败诉,财产保全立即解除,但在此期间对被告所造成的心理伤害,则是无法弥补的。
  面对如此情形,一个负责任的法院,本应既保护原告的诉权,也保护被告的基本权利,尤其是正常生活的权利;既保护企业名誉权,也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基本社会权利。司法追求的是一种中庸的智慧,即“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这样的精神施之于现代司法,便是追求公平和正义。
  司法权并不意味着法力无边;社会对司法的尊重也不意味着逆来顺受,无原则纵容。在当今信息化时代,每个人的权利在司法中所获得的保护程度,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也没有人能够眼看他人权利遭劫却以为与己无关,而悠然作壁上观。当两位记者及其家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受侵害的不仅仅是翁宝、王佑,还有新闻媒体同仁,及其备所珍爱、备为尊严的新闻自由理念遭遇荼毒。从此意义上说,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也没有媒体能置身事外!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此案的进展。

                           《财经》编辑部律师 萧瀚
                            2006年8月29日

2006年09月02日
馆名是当年的华北抗战名将吕正操的题写的,里面修建得比较精致,在里面转了一圈,偶然看到了雁翎队的战绩,从抗战初至1945年日本投降,我粗略做了一个统计,雁翎队消灭的纯种的日本鬼子在五个左右,伪军的数量达了两位数。
 
比较让人注目的是雁翎队抢夺的战利品数目要多一些,也达到了两位数。
全文:http://icepool.spaces.live.com/blog/cns!476978B8C42870C9!702.entry
2006年09月01日

连写了两个关于法律的东西,今天忽然发现自己写错了。

此前,我一直认为《审理名誉权问题解释》中的“但”书条款是统辖全句的。可直到昨天才发现,原来“但”之前是个逗号,而不是我以为的分号。一号之差,把意思全变了。

我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直接的原因可能是马虎。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刻板印象”。我对媒体的混乱太敏感了。所以行为上自然会以此刻板印象去解释现实。

还好讨论让我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没有让错误继续下去。谢谢所有与我讨论的人。(虽然我很讨厌有些人完全不了解法律、只作情感宣泄型的嚎叫,但此处,我同样感谢你们。你们的嚎叫让我知道了目前媒体界的法律素质是多么的苍白)

附录:

富士康案暴露司法解释重大缺陷(注意条文中的逗号与分号)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08/31/content_5030193.htm

连日来,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索赔3000万的消息不仅引发全国多家媒体声援,还在法律界和网民中间引起广泛质疑。人们不仅质疑富士康公司恃强凌弱恶意打压记者言论自由,还质疑法院采取司法措施的合法性。为此,受理案件的深圳市中院还专门复查,认为此案“程序上没有一点瑕疵和问题”。

 

    尽管这起案件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从诉讼程序角度而言,这起案件仅处于繁杂诉讼程序的开端,甚至更严格地说还没有进入正式的实体审查程序,因此,案件被告不必担惊受怕,其他媒体和记者更不必噤若寒蝉,谈“诉”色变。因为,在任何民事官司中,只要对方依法提供了相应的担保,法院没有理由不采取保全措施;而任何民事纠纷,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法院就应当立案。在这个阶段法院只审查形式要件,而不必也不可能审查实质内容。被告财产被查封及法院立案,绝不等于被告败诉,也不等于法院已经倾向于另一方。

    但不可否认,受案法院的“程序无瑕疵”仍遭到法学界广泛质疑。这种学术界与实务界的严重分歧,大概缘于相关司法解释的重大缺陷。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名誉权纠纷,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只诉作者的,列作者为被告;只诉新闻出版单位的,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这个解答既是富士康起诉记者、深圳法院予以受理并认为“程序无瑕疵”的基本依据,也是法学界和相关媒体质疑案件受理正当性的重要根据。对立的双方,依据的居然是同一司法解释,颇令人费解。

    严格分析,这一司法解释在表述上的确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因为从文字表达看,这个解答确立了“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的原则,即不管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是何关系,都主要根据原告的起诉来确定被告。但事实上,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之间至少存在两种关系:一是两者都是独立民事主体,没有隶属关系,这种情况下原告当然可以选择起诉;二是作者为新闻出版单位的职工,作者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职务行为的法律责任承担主体是行为人的所属单位,行为人根本不具备对外独立承担责任的主体资格。而最高法的解答却恰恰忽略了这层关系,把职务行为的作者也涵盖在原告选择起诉范围内,这是于法无据的,也混淆了“单位人”的内外责任。虽然解答中也有“但书”规定,但根据语法规则,它只能适用于原告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且后两者为隶属关系的情况下,而不适用于原告选择作者起诉的情况,哪怕作者与新闻单位也有隶属关系。这正是被富士康公司利用的重大缺陷,于是才有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索赔案件。(李克杰)

 

张锐:全国新闻界同仁的胜利?对不起,别算上我!

http://blog.donews.com/zrde/archive/2006/08/31/1025583.aspx 

富士康改诉赔偿金额为1元,诉讼对象扩至《第一财经》,翁宝说,这是全国新闻同仁共同的胜利
对不起,别把我算在胜利者的行列,我不是。

首先,这不是胜利。

富士康不过是用以退为进的态势,表达了更核心、更强硬的主张:我诉的是侵犯名誉权,是报道失实,其他无所谓,不相干。

富士康也在用这种方式嘲弄新闻界的无知、偏执、非理性。

此前,无数媒体和嘉宾在报纸、电视、网络上大话炎炎,口水纷纷,这头说富士康欺软怕硬,那头称法律程序有误,口诛笔伐,枪林弹雨。一时间富士康成了全民公敌,暴吸民脂民膏,飞扬跋扈,巧取豪夺。

我不知道富士康以前是否是劣迹斑斑,此事发生后,我们几个人坐下来讨论这个选题准备介入,可是,越讨论越觉得富士康在法律、法理层面上没有硬伤,其他不谈,单说被媒体和各路神仙广为垢病的两个问题。

一、富士康的诉讼主体有没有问题?按照司法解释,侵犯名誉权案件中,记者是可以被列入被告的。有人认为,应该将第一被告列成《第一财经》,这纯属咸吃萝卜淡操心,富士康列不列第一财经做被告,是第一被告,还是第二被告,是富士康的自由和权力。要用这一点来说明富士康是欺软怕硬的东西,似乎还能说得过去,但要说富士康欺负人,欺负记者,纯粹扯淡。

二、富士康的诉讼标的有没有问题?此事广为人知,最重要的因素是总共3000万的诉讼金额。于是有人惊呼“荒谬”,更有人引经据典,从六个方面分析称富士康的诉讼标的有问题。但诉讼金额大小,从主张方来看,最重要的衡量标志是主张方对自己损失情况的评估。此事爆出后,网上有人频帖“抵制富士康”的帖子,这个损失是难以衡量(不是难以估量的)。富士康做出天价索赔的决定,我想与郭台铭此人的个性相关。不了解法律、不了解内情,匆忙称富士康诉讼荒谬的人,才是真的荒谬。更何况,名誉权3000万的诉讼金额,在世界上决非罕见,在中国也并非首次。

如果我们头脑清楚一些,就会发现上述被广为垢病的两点,其实并非本案的关键环节。本案的关键环节是:富士康认为记者的报道失实,并因此起诉。媒体热炒的后果是富士康干脆甩掉上面两个方面的包袱,把第一财经列为被告,把诉讼标的改为1元,赤膊上阵,就跟你磕是不是报道失实这个核心问题。我注意到富士康的声明中,在文尾用了“ 六、此事件乃单纯的法律事件,我们不希望事实被任意扭曲与误导,请广大记者朋友尊重事实,尊重法律,理性报导,这是我们谦卑的呼吁”的语句。这话,看似“谦卑”,实则符合郭台铭的“苍狼”本色——你们唧唧歪歪的那些我权且认了,来来来,我们披挂上阵,刺刀见红,就此一搏!

所以我说,富士康将诉讼金额降为1元,将第一财经列为被告,根本不是“屈服”,反是以退为进的高招,哪里是什么全国新闻同仁共同的胜利!幽默!

退一万步,就算富士康修改诉讼请求,是三军过后尽欢颜的新闻界大捷。对不起,也别算上我,这是耻辱的胜利,是以强凌弱的胜利。

至今为止,富士康诉讼依旧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进行的正常程序,如果说他诉讼翁宝和刘佑个人是以强凌弱的话,媒体在一些专家、学者的鼓噪下,在当事方的撒娇声中,形成了更为强大、广泛的“神圣同盟”。当年的“孙志刚案”中,这个神圣同盟显示出民意的强大、舆论的威严,但在之后的“黄静案”中,这个神圣同盟已经显示出它的幼稚性,而在今天牵涉到自身利益的“富士康案”中,这个神圣同盟的非理性、狂妄、不可靠性暴露无遗!他们完全丢弃第一财经富士康报道本身是否失实的事件核心,不惮避重就轻的指责,喋喋不休案件旁支,甚至不惜发出“这是新闻界的奇耻大辱”这样的鼓动性声音——如果最终判决是报道失实,而我们不管不顾的上窜下跳的话,那才是奇耻大辱。

如果我们真的珍爱新闻这两个已经饱经苦难的字眼,我们首先就要珍爱真理,珍爱事实,不要被喧嚣的鸹噪迷失我们本已脆弱的内心;如果我们真的珍爱新闻的职业操守和准则,那么请不要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先妖魔化我们的批评对象;如果我们真的在艰难饯行新闻先辈们留下的“平衡、客观”的新闻操作准则,请给富士康说话的权力和空间。

实话实说,我看了第一财经的报道后,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篇问题报道,在我这里,是会被弊掉千万回的。双方采访是新闻学子进入媒体之后的第一课,但是在这篇报道中,对基本事实没有核实和验证,完全是篇毛坯稿。我以为富士康肯定存在着压榨劳工的情况,苹果的报告也验证了这一点,但是第一财经的报道并不能提供相关的证据,跟没有清晰、严谨的调查报道的惯常路径、逻辑链和证据链的支撑。而关于富士康天价索赔的相关报道,时至今日,除了南方都市报的这篇报道,大多是一面之词,拿不出证据,仅凭三两专家的口水就发出报道。

我在富士康事件爆发后,一直沉默不说话,一是因为事件本身并不了解,二是已陷入“沉默的螺旋”。然而更多的是对我们媒介操作水平的担忧——按照这样的报道水平,根本没办法证实富士康压榨劳工的真相。

从翁宝、王佑、第一财经的初衷看,他们或许是公正的。但是从报道看,他们是偏颇、有严重技术问题的。

不幸的是,法庭看的是报道,而非你的“拳拳赤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