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辩护”语出年鉴派大师马克·布洛赫的同名书。本文也是引用其书中内容来证明什么是年鉴学派,进而再一次重申我对“真实”的理解,以便说明我为什么相信观察性报道可以做到客观,并且是我眼中的最客观的报道

拿破仑说过,“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在这里,我即历史”。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拿破仑在诬蔑历史。但看《为历史辩护》,你会发现,被众多人视为客观历史旗帜的年鉴学派其实与拿破仑有相通之处。马克·布洛赫在其著作《为历史学辩护》中说“没有人能准确无误地记住周围发生的一切细节。假设某司令员刚打了一次胜仗,便马上开始亲笔记录战役的经过。而且这场战争是他策划并亲自指挥的,战场不大,厮杀自始至终几乎都在他的视野之内。(为便于论述,我们假设这场战役的空间极为有限。)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在战役的几个关键时刻,他不得不参考部下的报告。要记录这件事,他就得再查阅一下在战斗中指挥部队的司令员,究竟最需要什么样的情报呢?是他用望远镜看到的混乱战况,还是由通讯员何副官送来的火线急报呢?何况司令员也不能观察他自己。可见,即便是这般圆满的假设,所谓直接的观察也不过如此了吧?”

看到了?一个人,在年鉴派学者的眼里,其记忆与叙述能力就是这样有限。即便是这个人怀着无比虔诚的心而希望为后人留下一点什么,但其选择性的记忆与叙述却又恰恰是在“打扮历史”。所以,即便是年鉴学派,也不敢过于高抬人类的记忆与叙述能力,而新闻是一个把他人的记忆与叙述再由记者作二次转述的过程,我们又怎么能奢望新闻可以求得“事情就是这样”的真实呢?由此,我个人觉得,把观察性报道视为最接近真实的报道方式,这虽然同样不能确切地求得真实,但这至少比明明无法“无介入”却偏偏要刻意隐藏自己的所谓“客观报道”显得诚恳。

区别于年鉴学派学者对“真实”二字的敬畏,我们的媒体却似乎对“真实”有着过于强烈的自负。我亲耳听到过多位著名媒体里的著名媒体人宣称,他们的笔法是年鉴派笔法,因此他们的记录就是真实。对于这些人,马克·布洛赫的话可以引为评价:“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

首先,宣称自己的记录就是真实的,是实证主义学者,尤以统计历史学派为甚。而年鉴派恰恰就是反实证主义而生的。这一点,在布洛代尔的经典著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有记载。

布罗代尔在演讲中曾经说过:“我对所谓"真实历史"始终寄予高于一切的关注,我所说的"真实历史",是我读书或浏览史料的时候,在我眼前模糊地或清晰地展现的历史。对阅读的专注使我一时受历史画面的笼罩。然后就该是走出画面和试图作出解释的时候了。”同样,马克·布洛赫也说过:“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直路明灯。”

“理解”是真实吗?

 不是。“理解”是逻辑。年鉴学派的学者认为:“必须从事物的过去中找到它的根源,唯有了解事物的原因,才能更好地了解其实际情况。”而做到“对今日之人类有益,则是历史最大的意义”。

由此,可鉴。年鉴派自己都没把自己说成客观,那么模仿年鉴派的媒体又怎能做到客观呢?

就像马克·布洛赫说的:“荒唐的谎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是因为相信它就有利可图。有各种各样的欺骗,其中不乏自欺欺人者。“诚实”一词含义甚广,用这个词是必须注意它的细微差别。”

我们目前的媒体可能就是这样。一部人根本不了解新闻史,不清楚欧美新闻理念的不同(见《欧美新闻比较史》),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年鉴学派,便道听途说地妄称“无介入写作”就是新闻的全部。而另一部分人,他可能知道新闻的写法有很多种,可他就偏偏宣扬“无介入写作”,并为“无介入写作”设定了种种条框,仿佛不苦学个三年五载就没有资格写新闻似的。这种人,与其说其在捍卫新闻,倒不如说是他们在守护饭碗。

刘韧曾经洪波,是否详细历史是有一些必然趋势的。洪波思忖之后,笑着说,“相信,至少人是必然会死的”。

用人必然会死来证明历史的趋势,这是一种概念集的偷换。所以,我把洪波的这种笑着说,看作是他在用反讽的方式来否定刘韧的问题。

确实,历史充满着偶然,未来是那么不可知,所以,现实中确实有很多人相信历史学研究历史规律纯粹是扯淡。对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各位的逻辑没学好。

规律,并不是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必然”。如果有人对规律是这种认识,我只能很同情对您说,“您被中国教育毒害的太深了,而且您也没真心想把这件事搞清楚”。规律,准确的含义是对因果关系中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研究。

很多人常常用常识的经验说,“张三天天喝酒,可身体特棒。李四家的天天养生,却早早死了,由此可见,那些医生总结出来的健康规律都是屁话”。

医生的话是屁话吗?不是,医生说养生可以长寿,这只是在陈述一种必要条件,意思是说,要在同等体质的人中间做到长寿,就必须注意养生。但养生决不是长寿的充分条件,再养生也可能因中国糟糕的医疗体系而感染艾滋病。充分条件不满足,自然可能会发生我们不期然的结果。

历史同样是这样。研究历史,寻找规律,只是为了尽可能详细而有效地寻找结果之前的必要与充分条件。看看想要实现一个目标,我们必须做什么或者必须不做什么。未来虽然那么的不可知,但我们至少可以从历史的经验里看到,有哪些人事是必须要尽力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最大程度地为满足结果而准备条件,从而减少“听天命 ”的成分。这就是上面已经引用过的年鉴学派的学者观点:“必须从事物的过去中找到它的根源,唯有了解事物的原因,才能更好地了解其实际情况。

而新闻,我反驳它的“真实可能”,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新闻无用。恰恰相反,新闻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实现结果的条件。

有人刻意隐瞒、有人潜意识地选择遗忘,这些都让我们无法获得真实。但是,通过新闻的采访,我们至少可以尽可能多的获得分析元素,即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从而为实现我们的目的而做准备。

同时,忘掉对“真实”的虚妄,相信人对“真实获得”的有限,反而会帮我们更加靠近真实。因为相信了自己能力的有限,我们就会对文字的表达有所警惕,从而更敏锐地区别真假,继而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行为。陈寅恪说:“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经认为其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见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细想,则变成一真材料矣。”

年鉴派学者认为,所谓的常识往往不过是一些荒唐的假设与仓促归纳出的经验之混合物。常识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把一时的观察所得拔高为永恒的真理。新闻中的“无介入写作”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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