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03月10日

 


先生、女士们:


    1979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邀请我写一篇500字左右的文章,谈谈“中国可能的变化”。为此,我于当年访问了广东省。访问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是要写一篇只有500字的文章来预测中国将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对他们说不行,我不愿意给你们写这篇文章。但他们一直督促我,希望我能够给他们写一点东西。大约在1981年的四、五月间,我写完了文章的初稿,这个初稿大大超过了500字,达到约2万多字。在把这篇文章送交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之前,我把它寄给了我在美国的一些同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教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劝我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因为他认为经济学理论根本没有办法来预测中国。弗里德曼教授,另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说不要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但是他认为我恐怕是世界上对中国的前途最有信心的经济学家了。还有另一位著名的教授是华盛顿大学的巴泽尔,他认为我的结论可能不对,但是他认为我的理论和逻辑非常正确,里面没有任何的错误,所以他说从学术角度来讲,应该把这篇文章公之于众。有很多人看过我的初稿,但只有一位教授同意我下的结论,这位教授就是科斯。于是大约在1982年2月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伦敦,他们出版了一本小小的书。在这本书里我非常肯定地预测了中国一定会实行市场经济,并且中国会有类似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出现。到了1983年、1984年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些现象,显示中国确实有可能转变为市场经济。因此,1984年时我的这本小书就变得非常有名了。


     预测或解释一个经济体系的演进,这比解释市场经济中的一些现象要难得多。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经济学家,如舒尔茨,坚持认为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制度的变迁问题。我的一位学生诺斯教授,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就想要解释经济史中经济制度的变迁,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些书里他到底想说什么。还有另外两位很有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位是斯蒂格勒,另外一位是贝克尔,他们已经工作了很多年,希望能发展出一种关于制度的理论以解释经济体制的演进,但是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真正达到目的。因此,当我被要求来回答刚才那个很大的问题——中国怎样变化时,我知道我首先必须在恰当的领域寻求理论的主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自己心理不是很有数,我一定能够回答得了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也有很多人喜欢出来预测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他们说错了,以后没有任何人会记得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说对了,他们一下子就成名了。所以我想我也可以试一试,随便瞎说,如果说对了的话一下子就可以成名了。1929年有一个人恰好正确地预测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他因此而一下成名,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看他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个人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年都在谈论经济大萧条问题。


    由此看来,有一件事非常值得经济学家们去作,那就是你出去瞎说好了,而且要一直说下去(只要你说对了一次,你就可以成大名)。当然,我当时并不是很想要成名什么的,我只是一直在琢磨,我怎样才能发明一个理论,以试图来解释中国的未来。


    在1981年夏天的某一个晚上,我正在想着这些问题。突然之间,当我把交易成本分成两个部分时,我就意识到这个理论诞生了。我当时的结论是,只要邓小平坚持把中国的大门一直敞开,那么中国就一定会走向资本主义。因为,我们所说的交易成本有两种,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不知道别的制度的运作信息及所带来的成本,当打开国门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其他经济系统的运作信息,那么这方面的交易成本就可以大量地降低。我今天不想花太多时间谈那本书,只是提一下,在那本书里,有一个非常长的章节来探讨这个有关制度变迁的基础理论问题。


    1983年11月,香港的中文报纸邀请我写一些中文的文章,把经济学的道理介绍给中文读者。由于我以前从来没有用中文写作过任何东西,所以当时有人笑话我,他们认为我的中文文章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加之我对现代话即白话的中文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在我的文章里放了很多古汉语的东西,把它跟现代汉语揉和在一起。因此我逐渐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写作风格,很多人非常喜欢这种风格。有不少学生就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写,我说,那只是因为我不会现代白话文,所以我才这样写。我的中文文章不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是自己直接写成中文的,当然这也得益于我太太的帮助。对一个从来没写过中文文章的人来讲,每个星期写两篇,而且每篇有2500字,这可不是件很容易的工作。


    我的第11篇文章是发表于1984年2月初,那篇文章在香港和大陆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当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出现以后,当天打到我办公室的电话整天未停,那篇文章的中心是想解释为什么大陆不允许大家听邓丽君的歌。 1983年中国的各个大城市都在播放她的歌,但政府是不允许播放的,因为他们认为邓丽君的歌会污染中国人的精神。按照马克思的定义,邓丽君并不是一个资本家,她是一位工人。但是她只需工作一个小时,就可以赚好几百万元钱。她也没剥削任何来听她歌的人,也没有剥削任何买她歌唱会票的人,所以那些资本家或公司管理人员都恨不得给她下跪和他们签约,所以就要问了那个剩余价值到底在哪里。当然在卡尔·马克思那时,英国著名的披头士乐队也不存在。也正是因为这么多人对邓丽君的歌有这么大的反响,我才决定用中文写写这些现象。


    这之后我就开始专门写一些关于中国发展变化的文章。但是他们要记住,我是在1981年我的这个理论框架已经基本成熟之后,才开始写这些文章的。所以,1984年、1985年我开始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用的是1981年就完成了的那个理论框架。到现在为止,我大概已经写了100来篇文章来解释和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因为我的推测是建立在真正的理论的基础之上,所以,我所有的预测都是准确的,从来没犯过任何一个错误。也由于我的预测太准了,结果很多人都以为中国政府在听我的。其实我并不是他们的顾问,或者其他的什么之类的,只是因为我预测得太准了,所以他们以为中国领导人在听取我的意见。


    在这以后,北京也派人到香港和我谈一些事情。但是我自己坚决认为经济学家是没有办法来真正改变世界的。同时我也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伟大人物(掌声)。如果我们真正回顾一下,我们会发现要把中国从那种状态下改变过来,而且是在非常短时期内实现这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一个人到了75岁以后,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不过是刚好生得逢时,在恰当的时间,在恰当的地点,使用恰当的语言,而且也刚好知道这个恰当的理论而已。


    从1982年到1995年、1996年十四、五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了。我所担心的一直是中国的改革推进得不够快,中国的改革走得越快越好。世界上有许多经济学家希望改得慢一点,但是我希望它快一点,越快越好。因为那些建议走完全渐进道路的人,其实对经济学理论不够了解。在这个社会经历巨大变迁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人都希望出来讲几句话,其实很多人讲的都是垃圾。


    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第一种体制就是所谓的私有产权的体制。私有产权也就是说,(假如)这杯水是我的,我想喝也好,想卖给别人也好,以任何价钱卖给别人然后把钱放进我自己的口袋里也好,等等,想怎么样都可以,这就是私有产权的精神。对这个东西我只要知道它是我的,我想怎么样处理它都可以。并不是因我是教授或者不是教授,我才可以拥有它。你可以拥有它,只要你给我足够的钱。我愿意把它卖给你,与你是否性感或其它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当然,如果没有任何人真正拥有这杯水,如此一来会怎么样呢?那么很多人就会去竞争以得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这种竞争过程会导致租金的消散。消散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为得到这杯水而花去的精力的价值刚好等于这杯水的价值,那么这杯水真正的价值就相对消耗到零了。经济学中有个公共品理论,我当时就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公共产权。


    另外一种体制,也就是所谓的第二种体制。(仍以这怀水为例),在这种体制下,这杯水的分配是按照社会等级来进行的,即论资排辈。它把所有的一切都按这种级别排列起来,好比行政管理人员分很多级,技工、教育也分很多级,所以到最后都是按级别来进行排列的。例如,有的人拥有5栋房子,而我只有 1栋,在私有产权社会里,他就比我排得要高。在另一种体制下,产权的分配由等级制度来界定(人们对某个物品或物业的权利,是根据他的管理的排级来决定的,而不是根据谁拥有或谁付多少钱来决定的)。在这种制度下,人的权利不是相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得不依靠在等级制度下的排序来减少租金消耗。在这个系统下,人在法律面前也不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初所实施的体制下探讨法治问题是愚蠢的,因为那个系统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冶的系统(它是根据等级来进行治理的)。也许你可以探讨纪律的问题,或者家庭纪律、或者军队纪律,但是在这种体制下,不可能真正用法律来治理,因为法治有一个基本的原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人的不同是按照私人拥有的产权来区分的,那么反而可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原来的那种没有(私人)产权的社会制度下,因为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来决定推拥有什么。


    我并不是说私育产权体制更好,我只是说就是在这种体制下,(人与人之间)产权的拥有是不平等的;我也不是说后一种体制不好,而只是想说在那种制度下,人的权利也是必然地不可能(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在中国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唯一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把一个靠社会等级来排序的社会变成一个靠产权的拥有来排序的社会,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有很多美国人都在谈论经济改革应如何迅速地进行,但当他们在谈论这些问题时,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抓注这个问题的本质。


    令我担心的是第三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既不是完全根据社会等级来排序的,也不是完全根据产权来排序的,而是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这是我的担心。在这种体制下,你会发现产品被分成很多的不同种类,不同种类的产品对应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例如这个官员是管手袋的,另一个官员是管表的,而且许多管制已经制度化了,甚至外汇管制也被分成很多级。一旦有了管制,贪污腐败就有了方便大门。在贪污进行一段时间以后,贪污的权力就会慢慢非常好地被定义下来(也就是你贪污这一领域,我贪污那一领域)。在有的地方甚至到了什么地步呢?比如说我刚好有权控制手袋的进口的话,这里面就有很多贪污的余地了,我甚至可以把这种权力转卖给另一个人。还可以到什么地步呢?有的人甚至可以写临死的遗言说这个权力将来是归我儿子的。在巴拿马这个国家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他们把贪污的权力分配得非常清楚,比如说官员A负责星期一、二、三的管制,这三天的贪污都由他自己收了,官员B 是管星期四、五、六的,定义得非常好。贪污权力定义得最好、最严密的国家是印度。在印度,很多由政府所拥有的国营企业里面,多数产品的价格都低于市场价格,所以很多官员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差价中获得利益。你们当然对这种情况一定也深有体会,我也知道在首钢、杭州丝绸等企业里面都有过很多类似的问题。


    其实我并不反对贪污腐化,我反对的是滋生腐败的管制。如果政府建立了这种管制,刚好我也是那里的一个官员,那么我也会贪污的,我甚至坚信我会贪污得比其他大多数人更有效、更厉害。所以,真正消除贪污的办法是取消政府的管制。比如,要完全清除掉走私中的腐败问题,他不能不知道经济走私市场是怎样运作的,要知道,走私市场竟有非常标准的价格,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交易,你甚至可以买保险以保你的走私货物的安全。因此,你要想消除这个领域的贪污,就只能取消进口的控制。印度的问题并不只在于它的贪污腐败,它的主要问题是腐败的权力已经被很好地定义为一种制度了。


    大家都知道,印度探讨经济发展的问题已经50多年了。他们在一个又一个的5年计划中,已经做了很多尝试。同时,他们有民主,他们好象随时都在选举,但是他们有一个已经完全界定好了的贪污体制。在从一个靠社会等级配置资源的体制转化为一个靠私有产权来分配资源的体制的过程中,你将不得不触及到类似印度的这种体制.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改革一定要走得非常快的原因,因为如果你走慢了,就会变成印度那种情况(即所有的贪污都是界定得非常好的体制)。这也是为什么我完全反对任何渐进路线主张的原因。我认为那些建议走渐进路线的经济学者对此是一无所知的。


     你们记得, 1985年中国开始对产品进行分类,1986年这种所谓的分类,如工业品、外汇等,做得更细致了,而且不同的产品对应不同的管制。那时中国已明显走向印度之路。1988年4月,在北戴河会议中,邓小平等领导人打算把所有的价格管制全部取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切断走向印度之路。


     但问题是,那些国营企业的或相关的官员在价格管制中得到了很多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大到足以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英国、美国去留学。如果把价格管制取消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人的孩子在英国、美国怎么生活呢?我知道这是事实,因为在1988年8月底或9月初的时候,我陪同弗里德曼教授在南京,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刚好有一位从伦敦来的教授在座,当时我们都纳闷这个伦敦教授来这里干什么?后来才知道他在帮助一些官员的孩子去伦敦学习,他作为中间人,负责安排一切。我曾经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一次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夹,叫他们以后再也不要用这些权力了。


    其实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早期一些束缚中国的困难已经不存在了,早期的那些利益集团已经没有了,那些进行价格管制的人也没有了。之所以没有了,是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钱来支撑这个价格管制系统。大家也都知道,国营企业亏掉了那么多钱,以至那里的特殊利益集团已没多少可贪污的了,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使政府想把这些亏损国营企业送给别人,也没有人想要。


    在民主制度下,你知道你的任期只有几年时间,则从你被选上的第一天起你就会开始贪污腐化,希望在任期之内把该捞的都捞回去。印度、印尼、南韩都是这种情况,有了权力马上就开始贪污了。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最上层的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如果你子细检查一下如进口控制或出口控制什么的,你是无法想象里面复杂程度的。而在上海,对金融市场的那些细枝末节的控制完全扼杀了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现在什么送红包啦给好处啦,已经成了我们日常语言中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中国目前没有大的问题,但有很多小的问题的原因,其实处理这些小问题唯一需要的就是勇气,赶快把这些管制都取消,则这些小问题都解决了。


    弗里德曼曾经讲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从下至上的;而在计划经济情况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从上至下的。”所以要想发展市场经济,唯一的需要做的是把这些障碍都推到一边去,让市场自由发展,它自然就会成熟。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这些障碍清理掉,而不是控制他。从上面控制市场,而市场本身是从下往上发展的,两种力量在中间相碰,问题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问题的原因,如果你去上海参观一下,就可以发现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些问题写成一本很大的书。


    1993年我陪弗里德曼又一次来到中国,去了成都,与当时的四川省省长曾有过探讨。弗里德曼非常善辩,我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辩论家之一,可是省长先生驳倒了他。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弗里德曼先生在辩论中失败。弗里德曼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嘛。省长先生反驳说,亲爱的教授,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缠在一起(笑声),您先砍哪一根?当然弗里德曼没有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当时我是翻译,我有答案,但我不想让教授难堪,所以我没有说出来。我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

 


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


  在任何经济制度下,决定一个人生活的境况,富贵贫贱的因素,始终脱离不了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原则。无论在甚么主义下——不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这原则是不变的。


  在未开化、弱肉强食、人吃人的地方,这原则固然适用,在以盈利高低论英雄的资本主义下,这原则依然适用。但重要的是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衡量“适”与“不适”的准则,却有所不同。详细一点来说,在任何的一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定会为生存而竞争。以竞争定成败、分贵富,必定有一个或多个衡量的准则或规格来决定胜负,或分别出“适者”与“不适者”。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便会有不同的衡量规格。进而言之,产权制度是衡量胜负、贫富准则的决定因素,衡量的准则是随着产权制度而改变,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便产生不同的衡量准则。


  每个人的天赋条件、后天本领,甚至运程都各有不同。亦因为这个原因,随着每个人条件的不同,他们便喜欢以不同的准则来衡量成败、贫富。身体健硕的人,可能喜欢以暴力为准则;年老的人,则喜欢以年岁为准则;更有些人则喜欢以容貌、圆滑的交际手腕,或金钱为准则。


  甚么是好的准则?甚么是坏的准则?这是个主观、伦理的问题。具有聪明才智的人,可能以为应该以智力商数的高低作为分配资源的准则。同样,有些人可能认为政治、交际手腕,或甚至是武力,都是理想的准则。这个伦理上的好、坏问题,辩论了一万年亦不会达一致同意的结论。但经济学分析却可以断言,在千百万种的准则、规格中,只有一种是有益于社会,能够最有效地引致经济繁荣。其原因是因为只有一个准则是没有经济浪费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美国的石油价格是受到政府管制,要买汽油便得要在街上轮候,时间是得油的准则。有多余时间的人,便成为“适者”。政府若不准以钱雇人代轮,没有时间轮候的人便会被淘汰出来。以轮候准则来定胜负,不是资本主义,亦不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虽然在共产或社会主义下,这种情形极为普遍。重要的问题是,花了一个小时去轮购汽油,除了轮购者本人之外,便没有其他人得到好处。倘若这个人可以利用花在排队上的一小时去工作,赚取三元的工资,那么他这一小时对社会的贡献,起码是值得三元。但花了一小时的代价去轮购汽油,这一小时便在排队中荒废掉,社会没有人因此得益。


  再举另一个例子。香港的廉租屋只是符合了某些资格的人才可以获得,这些资格便是赢得廉租屋的准则。许多人会想尽千方百计以求符合这些资格——化时间劳力填表格、弄证明书、假做文件甚至搞人事关系和跑后门等。倘若符合资格是包括了收入少或其他类似的准则,有些人便可能会因而放弃一份较高薪的工作,或工作较少时间,以期获得一层廉租屋宇。以整个社会而言,办文件、跑关系的劳力是浪费,放弃较高薪金的工作或怠工也是浪费。


  每个人为了适者生存的缘故,都会设法适应生存的衡量准则。倘若经济制度改变了,断定适者生存的准则亦会改变,每个人的行为亦会随之而改变。那一类人更能适应新的准则,其经济效果亦会跟着改变,这是千古不易之理。


  在伦理,或一般人的道德观念上,可能以为某些准则或规律并不合理。弱肉强食——如越南、柬埔寨及阿敏时代的乌干达,很多人以为在伦理上说不通,而在经济上亦是浪费的行为。但有些在表面上看来是非常理想和合理的衡量准则,其实却是非常浪费的。譬如,我们可能以为“先到先得”是很合理,但如上文指出,排队和争先恐后是一回浪费的事。有些人认为应该敬老;但若以年岁论成败,许多年青人便不会发展所长,只是不耐烦地等待年老,或浪费资源去扮老,虚报年岁。


  “千规律、万规律”这句话是容易置信的,单就我们确知文革时期的一条规律——以所谓“正确”的政治思想为衡量准则,其浪费程度,可谓史无前例。全国天天搞政治、读红皮书、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十年不断。这些劳力资源,可以兴建数以万计的工厂和房屋。此中一失一得的原因,就是基于衡量胜负的准则不同,竞争生活的人都为了按着适者生存的原则办事。


  我们不要以为在某些理想的经济制度下,便人人平等,人人都可以生存。事实上仍然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以文革为例,会搞政治手腕、会跑后门的人便是“适者”,善于生产的人,多遭淘汰。换了任何一个制度,“适者”与“不适者”仍然是会有所区别。因为人的条件各有不同,在同样的衡量准则下便必定有胜负之分。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情况现在我们无从臆测。但可以断言,一日不实行私有产权制度,就没有可能用市场价值作为衡量准则。


  有一个断定适者生存的准则,许多人都以为是不合理,但这准则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少——这便是以市场价值作为衡量的准则。假如某甲生产某种式样的服装,畅销而致富,致富的原因是因为社会认为他的产品是有价值。这价值是由消费者所决定;甲便是适于生存的人。倘若有某乙,生产另一服装,虽然他自己以为这服装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但消费者却以为他的贡献不够,他的服装因而滞销,最后亏本,公司倒闭;乙就是被淘汰的人。


  假若用市场价格为准则,设想某人要得到一个手表,他没有动用暴力的余地及需要,亦不能够透过先到先得,或靠较高的身材、较大的年岁、脸孔的漂亮,或搞政治思想或交际手腕等办法;他要得到手表的唯一办法是出钱;价高者得。以钱来选择适者,表面上似乎不合理、铜臭味太重。但赢得手表的人,他的钱又是从那里来的呢,钱一定要赚回来的,要赚钱他便必定要对社会有贡献,而他的贡献起码要相当于手表的价值。故此以市价作衡量成败、支配资源的准则,是没有浪费的。


  用任何其他准则来断定得手表的胜利者,必有浪费。在成千上万的衡量准则中,只有以市场价值定胜负没有浪费。


  我们不要以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以金钱市场价格作为准则太市侩太庸俗,因噎废食,而忽略其用处。我们不要因为在某些所谓资本主义社会里,某些人滥用钱的权力,便以为钱是要不得的准则。在这些社会里,有些有钱人权力过大,倚钱势凌人;也有些人以名誉高而横行无忌。这些现象,在有些自以为是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是常有的。但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基于不健全的私有产权制度,不是资本主义应有的本质,这不是以市场价值作为竞争衡量准则的。


  让我再说一次,唯一没有经济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场价值。这种准则只有在私有产权下才可以有效运用。私有产权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的骨干。假若取消私有产权,或在私产界定不健全的情形下,其他种种形式的竞争衡量准则会纷纷出现。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原则是没有改变,但换了衡量的准则,便会引起各种浪费现象。


  中国经济学者孙冶方先生,在文革时因为说过“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一句话,被禁监坐牢七年。平反后于1978年10月间在《光明日报》用这句话为题目,为文分析价值的重要性。但孙先生对价值的概念与近代经济学出入颇大。倘若孙先生能清楚明白市场价值只能在私有产权下产生,而现代经济学对其他价值的种种问题的分析早已远超马克思的时代,他的论调当有不同。


  在国外从事各种研究的中国人,和一般华侨一样,热爱祖国。信报的主办人要我用中文写一篇文章,我就藉这个机会向中国经济学者交换知识,更希望能够引起有建设性的辩论,故此大胆地借用孙冶方先生的好题目,只改了三个字——“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


1983年12月20日


民主与市场


  在97问题的喧闹声中,香港人提倡民主的声调渐趋明显。这个现象是不难了解的。有些人一向认为香港政府不够民主,现在可以借题发挥;另一方面,亦有人认为着中国于1997年后收回主权及治权,及早推行民主政制,会为自由增加一点保障。我希望能以近代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民主问题。这个须写数十万言的题目,只用数千字来代替,简陋是在所不免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民主”一词实在太神圣了——几乎不可侵犯。但近代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均认为“民主”难有明确定义。可能就是因为定义模糊不清,执政者可轻易地以“民主”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普遍为人接受的民主定义,就是政策或行为决定——不单是政府的行为——是基于投票方式。一般学者都同意这方式并不一定带来自由或较理想的社会。但投票有两个功能。①在某些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可避免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损失;②投票是反映民意的一种方法。但投票的政制出现了三种问题——一、决定谁有投票权;二、甚么行为或政策应以投票方式决定;三、投票是否能正确地表达民意。


  决定谁应有投票权往往可用情理的办法,例如小孩或某种罪犯不应有权投票。但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压力团体可以以票数多而否决小部分人的利益,而这小部分人的损失可能比该团体所得的好处大。另一方面,为利益计,大团体可以以投票的方式令小部分不能分享利益的人支付费用。例如香港要加重租务管制法例,应否全民投票并不是一件容易决定的事:虽然以外国的经验而言,租管多是由全民投票来决定的。


  决定投票权的基本困难是很明显的。从来没有一种政策能使每个市民所得的利害均等。多数人所得的利益,并不一定能抵消少数人所蒙受的损失。而受益或受害较大的团体,可以用广告或其他方法来影响民意。滥造资料或欺骗的行为是屡见不鲜的。


  撇开压力团体的各种手段不谈,一个可以肯定的结论是,任何投票都会导致市民财富的分配有所转变。这转变并不一定带来较平均或较理想的分配效果。财富分配是主观的事,见仁见智,好坏不能以理论分析。主要的问题是,假若财富分配常受投票影响,经济发展就会有一定的不良效果,这是因为市民可以期待的收入少了保障,对前景信心减少。换言之,投票采用越多,民权的保障可能就越少,这与以“民主”作为保障民权的概念是有矛盾的。


  第二个问题——甚么政策或行为应以多数取决——更重要。最显明的例子,是市场的决定往往跟所谓民主投票背道而驰,而市场对社会民生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


  假如某人到市场去买手表,他选好了,议了价,付钱结账。他是以钞票投票取胜——虽然这并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方式。他的口味可能与多数人不同,但制造手表者为了要赚他的钱,他的怪口味也能得到满足。若手表的品质及款式是由一人一票的投票取舍,他的口味会被忽略,而手表的生产者亦渐须靠政府津贴,在生产过程上会有多种浪费。


  在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喜好属于“少数派”的。若每样行为、政策或生产都要以多数取决,那么产品种类必然是少之又少。这是以投票定民主最坏的可能。


  不要以为我是反对民主,或是否定投票的一切功能。事实上,很多政策的取舍,有不少人认为是应以民主投票方式作决定的,跟手表的例子在概念上是没有分别的。香港计程车的多少,收费的高低,设备的全缺,应否以投票方式决定?香港教育费用由谁负担,学校考试方式甚至学生可否不学英语,是否应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决定?或以学生家长肯出钞票多少作决定呢?当然,有不少人以为教育跟手表在概念上有所不同,但不同在那里呢?而手表跟房子在概念上又有甚么不同?为甚么房子的租值会有很多人赞成应由民主投票决定?是推行民主,保障民权?抑或是自私自利,希望能从投票的结果中自己得益?


  中国坚持他们的体制是民主;是不无道理的。几年前中国入口管制有一规定,凡是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机会得到的物品,不能进口。这是以多数取决的决定。免却投票的手续往往是无可厚非。很明显,有不少货品大多数中国人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是无法获得的。只要投票的问题设计得恰当,实行投票会得到同样的入口管制结果。


  若民主对社会一定是要有贡献的话,那么基于投票的定义就不适当。这是一个可以肯定的结论。但若不基于投票,则其他现有的民主定义多是空泛之词。


  就是我们能满意地解决了谁人有权投票及甚么行为应以投票取舍的问题,投票本身能否正确地表达民意,也是一个有趣的疑问。在这后者的问题上,阿罗(K. Arrow)的“难能定律”(Impossibility Theorem)所演变出来的各种含义,至今仍有纷争。这个有名的“难能定律”通常要用公式解释,但用简化的解说,一般读者是应能知其大意的。


  假若社会有甲、乙二人,每人都能以优劣排列A、B、C三个选择。甲的选择排列是A、B、C;乙的排列是B、C、A。推论如下——


  一、甲以为A胜B,而乙却以为B胜A,那么社会应是难分A与B的优劣。


  二、甲以为B胜C,而乙亦以为B胜C,社会应以B比C为优。


  三、社会既以B胜C,而在第一点内社会难分A与B之优劣,那么社会应以A比C为优。


  四、但甲以为A胜C,而乙却以为C胜A;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应难分A与C之优劣。


  以上三与四的结果显然有矛盾。前者社会以A胜C;后者社会却认为A与C优劣难分。“难能定律”的主要结论,就是社会是未必一定能够将市民的意向以优劣排列出来!


  这个定律演变繁复,市民及政策选择的数字有所改变,其“难能”性亦有所改变。其中有关民主投票较重要的一个结论,是布拉克(D. Black)所演变出来的——多数取决并不一定能正确地反映民意。当然,投票人数越多,胜方比例越大,以投票取民意越可靠。


  有关本文的要点,就是我们可以从“难能定律”的各种演变中,更深入地欣赏或明白市场的功能。假若投票权能在自由市场公开买卖,那么只要交易费用不过高,投票必能正确地反映民意。这个听来是有违道德的建议,其实就是市场的本质。我们不妨回顾上文提出的甲、乙二人的例子。假若在A、B、C的三个选择上,每人不单排列优劣,并且在每个选择上加上个人愿意付出的代价,那么社会排列优劣的“难能”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也可以。每个社会决定,市民所受的利害不同,而以投票方式,多数取决,受益者的总利可能远较受害者的总负值为低。若后者可以补偿前者的话,害大于利的决策就不会实行,大家都可得益。


  市场是以钞票投票(市价)定胜负。人数多少并没有一定的决定性,而获胜者也并不一定是富有的人。价高者得是可以决定社会对资源运用的优先次序;以上提及的补偿可以免除,“难能”问题亦不会产生。至于在某些情况下以市值排列可能导致浪费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热门题目,我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向读者解释。


  若民主的定义是以人民的喜好意向为主,是要保障民权,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么以市价作胜负衡量是比任何其他投票方式可靠很多。我们也可因而以市场为最民主的地方。但以钞票(市价)定胜负,与以人数多少而取舍的民主定义出入颇大。民主投票的最大缺点就是票数既不能反映代价,亦不能刺激生产。投票可以导致财富分配有所转变;但要改变分配,投票方式是下策。无论用甚么方法,改变财富分配与保障民权是有冲突的。


  在这篇文章里,我分析了几个民主投票的重大困难,而又指出了市场投钞票的民主效能。但我并没有反对在某些情况下,一般人所知的民主投票是有其功用的。这问题很复杂,在下面的两篇有关民主的文章里我将会试作分析。


1983年12月9日


民主与交易费用


  不少经济学者曾经在民主及投票的问题上下过功夫。显明的例子有熊彼德(J. Schumpeter)、奈特(F.H. Knighi )、海耶克(F.Hayek)、阿罗(K.Arrow)、道斯(A.Downs)及布格南(J. Buchanan)等人,堪称高手如云,阵容鼎盛。但可惜在这些天才的盛年,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理论远不及今日的成就。所以虽然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理论与民主问题不可分离,但能将这几门学问合并研究的文章,佼佼者至今仍是绝无仅有。


  且让我从近十多年来兴起的政府经济学说起。这门新学问的主要研究是关于政府法例的形成,跟一向只限于分析法例对经济影响的研究相去甚远。雄心是前者大,但成就至今只能见于后者。政府是什么或什么活动政府可以比市场办事较有效率,经济学仍未有肯定的答案。


  我个人所偏爱的政府理论,是从高斯(R. H. Coase)于1937 年所发表的公司原理所推演出来的。这原理要到发表40年后才被学术界重视,可见高斯是确有超时代之能。跟其他妙用无穷的理论一样,高斯的公司原理说浅甚浅,说难极难。在这里我只能以最简化的解释作民主及独裁的经济推论。


  高斯认为在市场交易往往有颇高昂的费用,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市价是难以决定的。因为这个缘故,就算是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资源的运用往往是不能靠市价的指引。定价的费用是交易费用中的一大项,包括了量度费用、讯息费用、讨价还价及保障承诺的各种费用。因为交易费用大而难定市价,公司便会代替市场。在公司机构里,经理或监督者指导资源的运用,免却了很多种市价的决定。公司的形成就是因为要节省交易费用的缘故。


  我们不妨在这见解下推论民主。没有市价指引而转靠监督者作决策,民主问题必定较为容易产生,这是因为监督者可能独裁和滥用权力。市场永远都不会滥用权力,因此从来都没有人在市场上提出民主的问题。换言之,市场永远都是以民意为主的。


  在高斯理论的范围内,公司与政府显然是大同小异,而有些公司的结构也往往与政府的结构相同。在这一点上,列宁与高斯的见解如出一辙——政府其实就是一间大公司。我们不妨举一个大家熟悉的私人机构为例,以其结构与政府难分,来推论因交易费用而产生的民主及独裁政制。


  在香港,很多大厦在分层出售后,都有一个业主及租客共同组成的联会。这联会有法例,有被公选出来的委员及会长,跟政府一样。大厦联会的任务,就是要在清洁、保安及某些有关公众利益的活动上作决策。我所指的公众活动,就是那些难将各会员所受的影响分开而量度的活动。例如大厦的外墙扫灰水,是很难任由住户各自处理的。有的住户要扫,有的要不扫;而颜色的选择亦各有不同。若各自为之,大厦将会变成怪物,大家受害。


  事实上各住户的喜好不同。若交易费用是不存在的话,大家可以以钞票投票的方法,决定应否扫灰水及用那种颜色。时间的先后,住户单位方向的重要性,各人颜色的不同喜好,都可以定价,不满者大可将他应有的否定权出售。但很明显地,不仅是要在很多琐碎的事上讨价还价,费用不小,更重要的,就是在有连贯性的活动上的议价,很多人会希望能得到“免费午餐”而不肯真实透露自己所愿出的代价。因为议价的交易费用大,所以保养外墙的事便须使用民主投票的方式。这方式并不一定能带来理想的效果——甚至可能导致扫灰水的费用高于大厦的增值。但既然议价的交易费用大,由投票而引起的浪费就不算是浪费了。


  民主投票也有其交易费用的。联会的组成、讯息的传达、票式的设计、印刷及某些会员对灰水的知识稍作研究,都有不可忽略的费用。我们不妨用需求定律再推出含义。假若以大厦所有的住户会员投票的交易费用,比起扫灰水这种较昂贵的“公众”活动是有较低的比率,那么“全民”(所有住户)有权投票的方式便会被采用。但价值比较低的决策,如电梯的保养次数,就往往授权给委员作决定。委员投票要比所有住户投票的交易费用为低,但也比较独裁;更琐碎的事,就不妨授权会长作独裁决策。


  从以上的推论中,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市场、民主投票及独裁决策,都可以因市民的自由选择而共存。民主投票是因交易费用而起,而独裁也是因交易费用而起的。单在作决策的问题上,因为市场要先定市价,所以它的交易费用是最高的。独裁作决策的交易费用最低,但独裁者可以滥用权力。市场不只是永远不会滥用权力,其反映民意的准确性,因为是基于市价的指引,是远较民主投票或独裁为高的。


  当然,在大厦联会的例子里,会长的职位是由公选而来,若滥用权力,也可以被会员投票罢免。多数取决并不一定能在侯选人中拣出最佳人选,而有才干的人下一定参加竞选。去理想甚远的结果在所皆是。但因为要市场作引导的交易费用高,不大理想的民主政制就有其功能。“理想”与“绝望”相同;以不够理想为由来反对政府或反对市场的论调都是浅见。


  在很多私营公司里,民主投票及独裁取舍都是并存的。这些公司或以上提及的大厦联会,跟一般人所知的政府的主要分别,就是在私营的机构中,股东或职员可以用卖盘或辞职的方法来表示不满。换言之,转让或辞职权是约束滥用权力最有效的保障。退股愈易,独裁愈不可怕。反对独裁的行为多是从难以脱身的情况下发生的。


  在大厦联会的例子中,我采用了一些有公众连系性的活动来表达市场交易费用的高昂;但这并不表示只限于同类的活动,“公司”或“民主”才能有较高的经济效能。另一方面,有些“公众”性的活动,市场显然比“公司”有效率。交易费用是一个因素,决策准确性的利益大小也是一个因素。二者是要衡量的。历来经济学者都希望找出一个规律,来断定那一种经济活动、政府办理会比市场有较高的效率。虽然这规律我们目前仍未知道,但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已能令我们对这问题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我们不妨从另一个有关的角度——产权——再来分析民主问题。


1983年12月13日


产权与民主


  在此前两篇有关民主的文章里,大致上有五个结论——


  ①投票取舍的主要缺点,是票数既不能反映代价,亦不能刺激生产;因此投票不是表达民意的可靠方法。


  ②投票会引起财富分配的转变,故投票可成为减少民权保障的工具;要改变财富的分配,可用较直接及有固定性的办法。


  ③压力团体可从投票得益。以推行民主为由的自利行为是很普遍的。


  ④以市价定胜负是一种投票——投钞票。若民主的定义是以人民的喜好为主,则市场是最民主的地方。市场永远都不会滥用权力,所以民主的问题从来是没有针对市场而发的。


  ⑤民主投票最大的经济收益,是在决策上能节省定价的交易费用;但投票作决策的准确性不及市场。独裁决策的费用比投票还要低,但独裁者可能滥用权力。


  以上第四个结论,是基于私有产权的存在。没有私产就没有自由市场,也没有真正的市价。第五个结论也是基于私产制度,但加上了决定市价的交易费用。第二和第三点跟私产是有冲突的。产权缺乏了清楚的界定及保障,混水摸鱼的“民主”政制就可大行其道。


  从以上的结论中,我们可以更广泛地推论产权与民主的关系。政府可以界定及保障私产;亦可以以武力或其他办法削弱或废除私产。民主投票或独裁决策的产生,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的出发点是在乎节省交易费用,是私产拥有者所选择的结果。第二类的出发点是在乎改变财富分配,与私产制度是有冲突的。让我先谈第一类。


  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决定市价的费用可能引起非市场的决策,这是我在前文分析过的。但交易费用不单限于定价的困难,界定及保障产权的费用也是交易费用的一种。若因这些费用无可避免而使产权难以界定,非市场的决策也会因节省费用而起。因为费用大而产生的私产界定及保障问题,跟以武力或压力削弱或废除私产的性质不同。我可以用两个相连的例子来解释第一类因交易费用高而引起的非市场政制。


  在美国,很多市镇是用公司合并(Incorporate)的方法组成的。跟我们在前文提及的大厦业主联会一样,这些市政府有法例、委员及市长,而其行政方式亦跟大厦联会相同——民主与独裁决策并存。因为不满意省或县政府的服务,合并后的市政府就会执行雇用警察、设立消防局,维修街道等任务。虽然市镇的财资多是私产,但因为在这些事务上定市价的交易费用过高,市政府的形成就是要节省费用。换言之,在私产制度下,政府机构的形成与私人公司的形成是可能基于同样的因素。


  水晶湖镇是以市中心的湖(Crystal Lake)定名的。这个湖的产权是属于湖边住户所有,湖边以外的住户无权过问。但因为要界定各湖边住户在湖上的使用权,费用甚高,所以这些住户就另组联会,立法例、选用委员及会长,来管理湖的清洁,决定鱼种的投资、钓鱼的季节及约束其他不合法例的行为。公司代替了市场;民主投票或独裁决策代替了以收费(市价)的方法来决定湖的使用。因为要量度各户用湖时间长短及钓鱼多少的费用过高,私产的资源便转为公用,而联会的非市场决策亦为节省这些费用而起。


  在我们引用过的私营公司、大厦联会、市政府及水晶湖管理联会的各例子,都是基于私产制度。“政府”的形成是因为要节省定市价或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投票或独裁决策虽会导致某程度上的财富分配的转变,但因为这种决策不是以改变分配而起,分配的转变不会大,而这些无可避免的转变跟私产的定义是没有冲突的。


  事实上,私有产权的界定及保障愈清楚,非市场的决策就愈难引起重大的分配转变。就算决策者是一个未经选举的独裁、无知无能、驱之不去的人,也难造成对社会有大损害。在私产的保障下,独裁者很难从损人利己的行为得益,所以他的权力就无足轻重。充其量,私产的拥有者可采用其他交易费用较高的方法,完全不理会独裁者。


  第二类以非市场政制作决策的成因,是基于改变财富的分配,虽然这意图可能是为社会福利而起,但无论意图的好坏,基于改变分配的民主投票或独裁决策必和私产有冲突,而产权界定不清楚或不存在亦会增长损人利己的行为。


  压力团体赞成以投票方式决定租管或其他价格管制,或增加劳工利益,其目的是要改变财富的分配,不是要节省交易费用。这些改变分配的行为违反了私产的原则,因为私产的保障一定要包括产权收入的保障。另一方面,政府也可利用权力或武力将私产改为公产,或将私营企业收归国有。与上文提及将私有的湖改为公用的例子不同,这些削弱或废除私产的原因并不是由于要节省费用。


  在削弱或废除私产的情况下,以非市场作决策的需要必然增加。缺乏清楚的产权界定亦会引起混水摸鱼的行为。独裁者的滥用权力,也会因为有利可图而得到鼓励。就是民主投票也会成为权力运用的工具。


  若自由市场不能发展,少了市价的指引,以投票作决策实在是投不胜投。干部作决策的费用要比投票少得多。另一方面,缺乏产权的界定鼓励了走后门的行为。等级分明的政制,是约束滥用权力的效果。


  在私产制度下,民主投票是无须以改革方式来推行的。市场的交易费用大,私产的拥有者会自己选择投票或独裁决策来解决社会上某些公众问题。所以在国有制或私产的两个极端,鼓吹或反对民主投票都是白费心机。前者因为非市场的决策太多,投票是投不胜投:后者市民自动选择投票,要反对也反对不了。


  基于以上三篇文章的分析,我认为在97前提下,以保持香港繁荣而提倡民主政制的言论是无济于事的。香港人要争取的是私产的界定与保障——不只是不动产或动产,劳力及知识资产也极重要。不成文法律(Common Law)有其重要功能,但这并不是界定产权制度的主要因素。从美国的经验中,我们知道以宪法界定私产是一门根深的学问,而法律的设立与施行又是另一回事。


1983年12月16日


从高斯定律说起


  30多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国家都发着经济发展的美梦。自50年代初期起,经济发展学“百花齐放”,怪论层出不穷;于今回顾,这些理论的无稽令某些经济学者无地自容。但时代毕竟是改变了,以实证支持理论代替了以模型支持美梦。这一个重大的转变,使我们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世界,很多我们从前不明白的事,现在已有了基本的解释。


  经验的回顾也应该令人们深思。在当时,苏联有她的五年计划;中国有她的五年计划:印度、柬埔寨等国家,都各有各的计划。有些地方,像日本和香港,就没有甚么庞然大计。30多年过去了,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到如今,经济增长上的分别,已不需要再辩论。仅管有些理论家仍是在做梦,但在实证上,制度对经济进展的决定性,已再无可置疑。


  但究竟私产制度为什么跟计划经济会有天渊之别?这问题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当然,自由市场所能带来的种种利益,二百多年来经济学者都有很详尽的分析。但一般经济学者——连我自己在内——都不否认在很多情况下,自由市场是有局限性的。另一方面,有些很有分析能力的学者,也都曾用多种理论去支持共产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几十年来,有关经济制度比较(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的课本,都认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就是到现在,不少课本仍然是这么说。但事实的证据实在是太明显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是对的。但真理究竟是甚么呢?历久以来,经济学者绞尽脑汁,也只是一知半解。这一个理论上的困难,要到1960年,高斯(R. H. Coase )发表了他的“社会耗费问题”之后,才露出一线有极大启发力的曙光。


  1960年以后,高斯定律不胫而走。到如今,高斯的原文是历来被学者引用次数最多的经典之作。那是一篇博大湛深的文章。20多年来,从高斯的启示而埋头苦钻的人屈指难数;理论也就因此由深变浅。在这方面较有深入研究的人都说:“原来如此而已,为甚么我们从来都想不到?”这一个理论上的突破,给予经济运作一个基本而完整的解释。这个解释逻辑井然,令人叹服。


  假如有两块相连的地,一块畜牧者用以养牛,另一块耕耘者用以种麦。但畜牧者所养的牛群,常越界到麦地去吃个饱。牛吃了麦会使牛肉价值增加,但种麦者却受了损失。畜牧者见自己的牛群得益,当然是希望能对麦地的损害置之不理。但若牛群可在麦地乱吃一通,那么在边际上(牛吃麦最后的份量),麦地所损失的价值一定会大过牛的增值。在边际上,畜牧对社会的损耗就会因而大过牛群增值对社会的贡献。这两块地的生产总净值也会因而受到损害。问题是,要增加生产的总净值,畜牧者应否补偿种麦者的损失?政府应否用抽税的方式去减少牛群的数量,或甚至禁止畜牧者在该地养牛?


  我们也可以问,政府应否将这两块地收归国有,然后雇请最优秀的专家,去决定放牧地区及麦地的大小,用栏杆将牛群隔开,将总收入以最合理的方法分给养牛及种麦的人,变成一个最恰当的国家计划经济?要在经济立场上支持共产,我认为这一条问题问得最有意义。


  高斯所问的是,究竟畜牧者有没有权利让牛群到麦地上去吃麦?他在这问题的答案上用了两个相反的假设,但竟然只能得到一个相同的经济效果——这就成了举世知名的高斯定律。


  高斯第一个假设,是一般人都认为很自然的——畜牧者并没有权利让牛群吃麦。换言之,种麦的收成是耕耘者的私有产权。在这个情形下,牛群吃麦是可以的,但耕耘者却有权收取费用。若畜牧者认为所要付出的费用(价钱)是有所不值,他就会约束牛群的行为,例如用栏杆将牛群隔开。但栏杆应筑在那里呢?答案是,并不一定在两块地的交界。


  假若牛群吃麦所得的增值,在边际上,是大过麦的损失,那么只要是市场的交易费用不太高,畜牧者与耕耘者就可互定会约,吃麦多少以市价而定。耕耘者得到市价的补偿,就乐意接受麦的损失。但若牛群吃麦的增值,在边际上是少过麦的损失,那么畜牧者就不愿意付出牛群增加吃麦的市价。栏杆的位置(或约束牛群的程度),是以吃麦的市价而定。那就是说,在互定会约的情况下,栏杆的位置是会筑在多吃一点麦对牛群的增值,跟麦的边际损害市值相等。边际上的利益等于边际上的损害,两块地的生产总净值就会是最高的。


  高斯跟着作一个相反的假设,这就是牛群吃麦的权利是在畜牧者的手上。那就是说,虽然耕耘者可在自己的地上种麦,但牛吃麦的权利却是畜牧者的私产。在这个假设下,牛吃麦的份量会否比第一个假设有所增加呢?高斯的答案是不会的。这是因为虽然畜牧者有权让牛群免费吃麦,但耕耘者可将麦的市价,付给畜牧者,使畜牧者能有利地在边际上约束牛群的行为。


  那就是说,若牛吃麦的边际增值是大过麦的市值损害,那么耕耘者就不可能以市价阻止牛吃麦;既然在边际上麦的损失是少过牛的增值,让牛多吃点麦是会增加社会生产的总净值。但若在边际上吃麦的增值是少过麦的损害,则耕耘者大可以以损失的市值,付给畜牧者,要后者去减少牛对麦的损害。畜牧者既然见收了一点钱而在边际上约束牛群的行为,他的收入是有所增加,当然也乐意遵命。在互定合约下,栏杆位置的选择,恰恰跟第一个相反的权利假设相同——在边际上,牛群吃麦的增值跟麦的损害相等。两块地的生产总净值也会是最高


  高斯定律的主旨,就是不管权利谁属,只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便会应运而起;权利的买卖者互定合约,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这总值的衡量不是由政府随意加减的,而是依消费者的喜好、所肯付出的代价而表达出来。当然,在以上畜牧和耕耘的例子中——或任何资源使用的例子——权利谁属是会影响财富的分配,而分配不同可能对资源的使用有间接的效果。但单就在运用资源为社会作出最大收益的问题上,高斯定律是无懈可击的。


  在高斯的“社会耗费问题”一文内,高斯定律只不过是一个小贡献。远为重要的贡献就是高斯将该定律引伸到有交易费用(非生产费用)的情况上,而从这引伸的演变,更能令我们明白计划经济和国有制的经济困难。要将交易费用的演变在报章上向读者解释,是极其不易,因为这题目实在是湛深。但我仍可用些较浅的例子来让读者稍知大概。


  假若在有清楚私产界定的情况下,畜牧者跟耕耘者在讨价还价上发生了问题,或者在牛群吃麦多少的量度上发生了纠纷,那么以市价买卖的普通合约就难以达成协议。但既然资源运用的利害是私人的事,他们双方大可利用一些交易费用较低而生产效率也较差的合约方式成交,例如,他们可以商议租用麦地的面积而不计麦的数量损失;或者他们也可以合股经营,以分账的方法处理。


  又假如比起麦地所受的损失,建筑栏杆的费用过高,管制牛吃麦的费用就不合算。但在私产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可将另一方的地全部租下来或买下来。有了这个安排,两块地可能全部种麦,或全部养牛,两者的选择就会由那一种用途的生产总净值为高而定。当然,因为交易或非生产费用而引起的各种安排,两块地所生产的总净值是一定会比没有交易费用的低。但在私产制度下,选择的结果必定是基于尽量减少交易费用,争取在这些费用存在的局限下所能得的最大收益。


  现在让我们假设政府将以上提及的两块地收归国有,用专家作决策,情况又会怎样呢?第一、没有市价的存在,牛群的增值多少或麦的损失多少用甚么标准来决定呢?专家可不能代表吃肉或吃麦的人的口味。第二、假若要筑栏杆,位置从何而定?专家选错了位置会受到甚么责罚?而有甚么准则可以断定栏杆的位置是对了或是错了的?第三、若建造栏杆的费用高,专家要用甚么准则来衡量这费用是过高或是不合算?第四、畜牧者及耕耘者的劳力要用甚么方法奖励?用牛?用麦?抑或用其他非物质的方法?奖励的多少又由谁来作决定?第五、专家的劳力又要怎样计算才能保障生产的增加?我们又要用甚么方法去分别“专家”与“非专家”?


  在这篇文章里我引用高斯的畜牧及耕耘的例子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牛群是会走动,不容易控制。这一个特征加强了界定及保障私有产权的困难,也增加了讨价还价及议定合约的费用。我故意采用一个在私产下交易(非生产)费用较大的例子,去强调私产的弱点或困难。假若牛群是像蔬菜一样,不会走动,交易费用将会较少,私产较易施行,但决定资源的使用及财富分配的经济问题仍是驱之不去的。


  在国有制下,这些经济问题同样存在,但因为制度不同,解决的方法有异。经济进展的快慢,就是在乎那一种方法可以在生产上取得较高的总净值。引伸到交易或非生产费用的问题上,这总净值当然也要除净这些费用的。就是在畜牧及耕耘的例子中——一个私产不易施行的例子——我们也可见到国有制下要提高总净值的困难,是要比私产的困难大得多。这是因为在不同制度下的交易(非生产)费用虽然性质不同,但这些费用在生产价值上的比重,共产是要比私产的高得多。


  高斯定律最大的贡献,是提醒我们在实践上分析经济制度时一定要考虑到那些可观的交易或非生产的费用。我们20多年来的研究,实证资料堆积如山,所得到一个主要结果,就是只有在私产制度下,人类才会为自利的原故设法将这些费用的比重尽量减低。这是从高斯的理论所演变出来的对国有制的最大贡献。


1983年 1月27日


个人行为对社会的贡献


  自私对社会有利也有害,但却不是利害参半。要是害大于利,人类早已灭亡。经济学是以自私作假设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究竟自私是否人类的本性,是生物学上的问题,与经济学无关——虽然几年前“生物经济学”曾流行过一阵子。在科学上,任何能有效地帮助解释现象的假设都是有用的;只要这个“自私假设”能有效地解释人类行为,用之也就无伤大雅。


  几年前生物学界出过几本重要的书,用了很多推理及实证,指出自私是由因子遗传,是所有动物的天生本性,是改不了的,也是最重要的生存因素。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一向认为人的本性是可在后天改造。但假若自私能带来的利是大于害的话,又为什么要改呢,就算人是真的可以被任意改造,那个“理想模型”不恐怖?


  假如我说自私是对社会有益的,很多读者可能会不同意。假如我说美国的发明家爱迪生对人类有莫大的贡献,绝大部分的读者是会同意的。殊不知在现有纪录中爱迪生是个极其自私的人。


  1974-77年间,我从事研究有关发明专利权的经济问题,搜集了很多资料。有关爱迪生的我比较留意,因为自小老师就告诉我爱迪生的伟大、无私地为社会作出贡献。“伟大”是对的,但“无私”却是谎话。爱迪生的自私、世间少有。他从不捐钱,对工人苛刻之极。他对自己认为无利可图的发明,一概不理;但认为有商业价值的、就大量投资,日夜催促下属工作。他对发明后专利权的重视,也是少见。每次觉得外人可能是偷用了他的发明,他就诉之于法。所以爱迪生的发明虽然有些是价值连城,但他死时并不富有;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打官司打得太多。有人作过估计,认为爱迪生所花的律师费是超过了他发明专利权所得的收入。一个典型的自私的人,对社会竟有那么大的贡献!


  经济学鼻祖亚当·史密斯于1776年所发表的“原富”(又译“国富论”,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之研究),其中最重要的论调,就是指出人以自私为出发点所能对社会的贡献,要比意图要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我们在市场能买到所需的货品,可不是因为供应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为赚钱自利的缘故。 200 多年后的今天,理论与实证不仅有力地支持史密斯的论调,而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我们可体会到自私图利的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实在是要比史密斯所想像的大得多。


  我坐在书桌前,环顾四周找证据,欣赏一下自己的“财富资源”,不需几秒钟,好的证据就数之不尽。原子笔一枝,市价港币2元、石英表一个,港币百多元;小型电子计算机一个,港币40元;用原油做成的免烫裤一条,港币35元,假皮带一条,港币8元……,这些商品,在香港是任何人都能全部买得起。若这些东西每样都要自己发明、自己制造,那么就算你是绝顶天才,刻苦耐劳,穷终生之力,也不可能造出其中任何一件。一个天才的终生劳力自我生产,不能得到一个普通工人半小时薪酬所能买到的,不是奇迹是甚么?爱迪生死而有知,恐怕也难以相信在手表上可以看电视这一回事。


  解释这些奇迹的基本原理,在香港选读经济学的中学生都是知道的。这就是李嘉图所创的“比较优胜定律”(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定律的主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天赋或才干各有不同;就算是最庸碌的人,一无所长,也必定有较为可取或成本较低的本能。为了赚钱的缘故,每个人就会实行专业,选取自己能以成本较低生产的工作,然后在市场上与其他专业者换取自己所需。中学的同学们可能想不到他们学得的定律,竟然有上文所述的惊人效果。


  当然,经济学老师是不会告诉中学生这效果是人类自私而达致的——“自私”一词实在是不好听。这些老师会跟着传统,采用了一个较深奥而又较有学术性的字眼来代替,叫作个人利益“极大化”(Maximization)。


  在中学里,甚至是很多大学的经济学课程内,老师们往往忽略了要收到“比较优胜定律”的效能的最重要条件。这就是私有产权是必定要存在的。一般经济学课本都含义着私产的存在,但却没有明显地提及产权问题的重要。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若没有私产,就不可能有自由市场,也没有以消费者的喜好而定的市价。缺乏了市价这个重要讯息,要专业又凭甚么准则选择?


  中国近年来要大量引进外国的科技,其志可嘉。但若没有自由市场推行专业化,不让人民自由选择工作。科技的适当运用谈何容易。不要以为苏联科技颇有可观,制度就有可取之处。苏联的科技就只限于武器的制造,在商品上却是乏善可陈。


  在这篇文章里,我以“乐观”的角度分析自私对社会的贡献。自私会带来近乎奇迹的利益,而私有产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下一篇文章我将会以“悲观”的角度来分析自私对社会的损害,强调市场之所不能。


1984年2月14日


假若人是不自私的


  “自私”在经济学上是称为个人利益“极大化”,及个人耗费“极小化”。这些代词其实不是因为比较好听或较有学术味道而起的。19世纪末期开始,数学渐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学上。“极大化”、“极小化”是微积分学里面的重要项目,对经济分析的推论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说,微积分是有效地将自私的行为带到边际上。但对一般读者来说,“极大化”、“极小化”不免显得不伦不类。既然我们要向浅中求,就索性干脆地用“自私”或“自利”算了。


  自私自利的行为可以分三个不同的角度去体会。第一个角度就是利己的行为也可以利他人。这是我上一篇分析自私对社会的贡献的文章的内容。基于史密斯及李嘉图的理论,再经过无数高手的改进,我们知道自私图利是鼓励了每个人尽量用低成本去专业生产,然后大家在市场交易,结果大家得益。这角度的经济理论放诸四海而皆准,实证多而有力,是错不了的。产权的问题是有着间接的重要性——没有私产就发挥不到市场的效能。但因为这重要性只是间接的,产权的关键就往往被忽略了。


  第二个角度,就是自私是会利己损人的。例如开工厂生产图利可能会污染邻近的物业。利己损人的行为跟产权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如此,无可避免的产权分析要到1960年高斯发表了他的“社会耗费问题”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高斯定律我已向读者介绍过了,不必在此重述。套入自私的角度里,高斯的主旨就是利己损人对社会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问题是损人所得的利益是否大过他人蒙受的损失;或在损人利己的情况下,社会生产的总净值是否会被提高或减少。高斯的结论。就是若私产有了清楚界定,只要交易费用不过高,损人利己的行为会因为合约的安排而给社会带来最高的总净值。


  今天我要谈的是第三个自私的角度。在这个角度里,我们反问,假若人是不自私,社会会得到些甚么利益?我们的答案是,人若不自私,社会的交易(或非生产)费用会大为减少。那就是说,自私的行为会增加交易费用,这对社会是有损害的。


  且让我从杜洛克(C. Tullock)的一篇文章说起,杜洛克问:“盗窃的行为对社会有甚么损害?”盗窃会使财富分配有所改变,但一得一失,何害之有?他的答案大概是:“因为有盗窃的行为,防盗者为了保护自己的财物,就会有所耗费。这些非生产的费用若没有盗窃的行为是不会引起的。所以盗窃对社会有害。”


  这个观点在基本上是有矛盾的。盗窃是自利的行为。人若不因自私而去盗窃,防盗的费用当然是会减少,这对社会是有所增益的。但若不因为自私而不断地去争取利益,则自私所带给社会的贡献就减少了。此消彼长,可能得不偿失。在一般性的概念上,“盗窃”与“生产”都是在局限下为自利争取“极大化”。我们不能接受自私的假设,而希望没有盗窃的行为;也不能要求人不自私,而又希望自私的贡献仍然存在。


  在最近10年来的公司原理的发展中,有不少论调是基于自私所引起的交易费用过大,使市场难以运行,因而有公司的形成。在市场买卖,各种欺骗或不忠实的行为会增加交易费用——因为承诺难有保障,合约也能反悔。若每个人都言而有信,律师的生意会大量减少。雇请工人,偷懒的行为也会增加交易费用;若工人不偷懒,管工的费用可大为减少。不忠实是自私的行为,跟制造货品出售的行为是有着同一的假设。我们是不能接受或反对自私的假设,而不容许这两种行为的并存。


  假如我们能用一个“人生下来就会遵守圣经十诫”的假设,社会是会更富有的——有益的自私行为存在,有害的自私行为除去。但这个假设对解释行为一无是处。但我们倒可以问,圣经为甚么会有十戒?中国为甚么会有传统的道德观念?我们为甚么会教自己的孩子不要偷懒,不要说谎,要言而有信,究其因,就是社会要减低交易费用。我们希望在社会上有忠厚的声望,能够获得多人信任,因而增加自己的收入。但这并不等于不忠实的行为就会除掉。


  在这个自私有利也有害的世界中,经济发展的快慢,生活水准的高低,就是要藉一个制度能将自私所能带来的利益“极大化”,同时又能将自私所能带来的损害“极小化”。问题就真的是这么简单。在分析高斯定律的文章里,我解释了私有产权为甚么会将损人利己的行为带来最高的总净值。在“自私对社会的贡献”一文内,我解释了因为有了私产,“比较优胜定律”鼓励以低成本去专业,使自私的行为带来奇迹。


  这篇文章里,我强调了因自私而增加的交易费用是有害的。但因自私而起的交易费用,虽然不能除去,却可因自利的企图而减少。私有产权容许多种不同的合约安排与选择,是能使交易费用减少的最主要因素。这是近代经济学的可以肯定的结论中比较重要的一个。


  人若是自私的,废除私产的效果就是民不聊生。在这一点上,用三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自私问题,结果是相同的。


1984年2月17日

 


卖桔者言


  作为一个研究价格理论(Price Theory)的人,我对实证工作好之成癖。要了解玉石市场的运作,我曾在广东道卖玉。在美国研究原油价格时,我曾到油田及炼油厂调查了好几个月。在华盛顿州研究蜜蜂采蜜及替果树作花粉传播的各种价格时,果园及养蜂场是我常到的地方。后来发表了“蜜蜂的神话”,很受欢迎,而在无意间我成了半个蜜蜂及果树专家。


  因为从事实证研究而在多个行业上成了准专家的经济学者越来越多,理论若经不起实证的考验,是很难站得住的。一个有实据在手的后起之秀,有时只要用三招两式,就可把一个纯理论的高手杀得片甲不留。这解释了为甚么实证经济学在近20年来大行其道,威不可挡。


  跟一般同行相比,我有两个较为例外的习惯,一好一坏。好的一面就是我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这个观点是我在大学写论文时引用书本上的资料,中过计,痛定思痛而产生的。坏的一面就是我的兴趣主要是在乎调查研究,并不在乎写论文发表。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我就欣然自得,懒得将研究的结果不厌其详地写下来。关心的朋友对我那些千呼万唤也不出来的文章很是失望。他们若知道我年宵之夜在香港街头卖桔,当会写信来查问所得。


  香港年宵市场,在年宵的那一晚,需求的变动是极快极大。变动的方向在大致上是大家都预先知道的。1000块钱一枝桃花可在几个钟头之间变得一文不值。但若不是买卖双方在期待上有了错误,上好的桃花那会有弃于街头的明显浪费?卖不出跟蚀大本卖出有甚么分别?同样一枝花,有人用200元买也有人用50元买,是否浪费?年宵货品的不断变动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期待上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这些问题是既困难又重要。


  要在这些问题上多一点了解,我就决定了在年宵的那一晚亲自卖桔。这算是我第二次的经验。第一次是一年前的年宵。那次连天大雨,年宵当晚更是倾盆而下。摆了数天的桔子十之八九都因雨水过多而掉了下来。我见“空多桔少”,知道大势已去,无心恋栈,数十元一盆成本的四季桔,以5元清盘了事。无端端地蚀了数千元。


  今年卷土重来,也是意不在酒。入货200 多盆,每盆成本40 ,卖不出是不能退货的。送了一小部分给亲友,余下大约二百盆就决定在年宵晚上8时起,在借来的一个行人众多的空地盘出售。这数量是比一个普通年宵摊位的一晚销量大上好几倍。我和三个朋友一起出售的只是四季桔,而在地盘邻近少有卖桔的人,所以到凌晨三时半便将桔子全部卖出。


  全部卖出并不一定是有钱赚的;赚钱与否是要看每盆桔子平均售价的高低。在我们一定要全部卖出的局限下,入货的多少,价格转变的快慢,价格高低的分布,讨价还价的手法,都有很大的决定性。我们200 盆的平均售价大约是每盆55元(最高80元,最低20元),若盆数减半,盈利会较高。我们所赚得的就是那些送了给亲友的桔子。而我自己从卖桔所领悟到的经济含义,却是大有所值!


  9时左右,客似云来。年宵市场没有不二价这回事。无论开价多少,顾客大都讲价。整晚我们只有五六盆桔是照开价卖出的。因为一般顾客都知道年宵市场是要讨价还价的,所以实行不二价就很难成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开价是预备要减的。每个顾客的讯息资料不同,所以成交价格不一。卖桔的人所求的就是要以最高的平均价格,及时将全部货品出售。我们起初开价是每盆80元,最低以60元出售。11时开始下雨,开价立减;半小时后雨停了,开价立加。午夜后开价减至70元。这一小时内顾客最多,但都是以为午夜后可买便宜货,所以讲价较烦。其后减价次数渐多,到后来每盆开价30元。


  同样的货品,同样的成本,以不同价格出售,叫作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 )。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热门题目。要在同时同地用不同的价格将桔子出售,我们四个人就要独立作战,尽量将顾客分开。若要将桔子出售,就要使顾客相信自己所付的是“特价”。但若没有价格分歧,生意是很难不蚀本的。买卖双方因此都有不老实的行为。


  价格分歧的现象众所周知,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经济学上,年宵卖桔的经验却使我领悟到几个重要的含意。在所有经济学课本上的分析,实施价格分歧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将市场分开或将顾客分开,而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在同时同地将顾客分开是不可能的。这个观点显然是错了。价格的讯息费用相当高,而这讯息卖者要比买者知得多。只要买者相信自己议订的价够便宜,他不会再费时去查询,也没有意图去公布自己的买价。


  第二个价格分歧的主要条件,就是付不同价钱的顾客的需求弹性(Price E1asticty of Demand)必定有所不同——付较高价钱的弹性系数一定是较低。这个条件显然也是错了。讯息较少的人付价较高,而讯息的多少跟需求弹性的系数却没有一定的关系。在逻辑上,以需求弹性引证的价格分歧的分析,在基础上是有着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不容易在报章上向读者解释的。


  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价格分歧是唯一可以赚钱的方法。那就是说,不二价是会蚀本的。诺贝尔奖获奖人史德拉(G. Stigler)教授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我卖桔的经验却认为这没有错。史德拉又认为价格分歧必会带来浪费,因为付不同价钱的人的边际价值不同。这分析看来也是错了。在有无可避免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不同的边际价值总要比买不到桔子有利。若机缘巧合,史德拉能在年宵期间访港,我会请他到街头一起卖桔的。


  卖桔的经验也使我对讨价还价及不忠实的行为有较多的认识。值得在这里向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指出的,就是他们抱怨找论文题目的困难实在是言过其实。要作经济研究,香港有如一个金矿。好而重要的论文题材是信手拈来,俯拾即是。


1984年2月10日


养蚝的经验


  有些好朋友批评我过份固执,不肯对我认为是错误的理论让步。这批评我倒很引以为荣。在学术上,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的,我一向不理,不知道但需要知道的,我屈膝求教;知道自己是错了的,我欣然承认。但若真理既知,我是半步也不退让的。


  其实,这些朋友的批评主要只有一点,就是20年来我坚持产权及交易费用在经济学上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没有这些因素在内的其他经济理论不重要。我坚持的观点很简单,任何经济理论,若含义着产权对人类的行为没有决定性的影响,都是谬论。我为甚么这样肯定呢?单举养蚝的例子就够了。


  蚝是在海滩上繁殖的。要繁殖得好,每天要有过半的时间浸在海水之下。蚝是不会走动的;若海滩是公用的,任何人都可随意拾蚝,而这海滩又是在容易到的地方,那就算是小孩也知道蚝的数量一定不会多。若海滩是私有,投资养蚝的机会必定较大。同样的人,同样的海滩,同样的天气,同样的蚝,不同的产权制度有肯定不同的行为。


  当然,养蚝是可以国营的。政府养蚝,以法例或甚至武力惩罚拾蚝的人,又是另一种制度。国营蚝场既非公用地,也非私产,它有着不同的困难,不同的经济效果。养蚝若是国营,投资多少由谁决定?用甚么准则决定?蚝类的选择由谁决定?用甚么准则决定?蚝的收成时间由谁决定?又用甚么准则决定?决定错了谁负责?而惩罚多少又以甚么准则来决定的?


  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这些问题都有肯定的答案、作决定的人是蚝的拥有者,或是租用蚝场而养蚝的人。投资的多少,蚝类的选择,收成的时间,都是以蚝的市价及利率作指引而决定。不按市价,不计成本,不顾利率,养蚝者是会亏本的。作了错误的判断,市场的反应就是惩罚。亏蚀的大小是惩罚的量度准则。我们怎能相信政府是万能的,怎能相信官员的判断力会在“不能私下获利”或“不需私人负责”的情况下较为准确,怎能相信他们错误的判断会一定受到适当的惩罚?


  美国西岸的华盛顿州,是一个养蚝的胜地。这可不是因为天气适宜养蚝的。正相反,这地区在美国西北,天气较冷,对养蚝是不适合的。冬天若结冰过久,蚝会受伤害;夏天不够热,蚝的成长速度会减慢。为甚么华盛顿州是养蚝的胜地呢?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州不单准许私人拥有海滩,就连被海水浸着的地也可界定为私产。所以这地区虽然海水奇寒,不适宜养蚝,但在那些海水较暖的海湾,养蚝者比比皆是。


  华盛顿州的胡德海峡(Hood Canal——原字是Channel,但最初发表时拼错了字),长而狭窄,两岸有山,海峡有尽头,所以海水较暖。海滩既是私有,养蚝是海边房子拥有者的‘例行私事’。在同一海峡,公众可用的海滩,蚝就很难找到了。我爱海,也爱静,所以10年前在那里的海边将一栋旧房子连海滩一起买下来,作渡假用,也就成了一个养蚝者。


  胡德海峡潮水的涨退,最高跟最低相去17呎;最适宜养蚝的就只是其中涨退的4呎水位的海滩。若海滩斜度较大,好的蚝床面积也就较小。因为这海峡的沿岸房子林立,所以每户人家所拥有的蚝地只有几千呎。这一带的养蚝者大都不商业化,养的蚝贵精不贵多,多选择长大较慢的品种,是肉嫩而甘甜的珍品(Willapa Bay Oyster)。我自己的海滩较平坦,所以养蚝特多(大约3万多只)。蚝培养三五年即可食,所以我每年大量送给朋友,仍可保蚝床不变)。


  私人的海滩一看便知。除了蚝多以外,我们还可看见开了的蚝壳被有计划地放回滩上(让小蚝附壳而生);取蚝的人多在蚝床开蚝、(让蚝中液体的营养留在原地);蚝与蚝之间有空隙(让蚝多食料而增肥),海星被人拿到岸上(海星是会吃蚝的)。这些小心翼翼的行为,没有私产保障,怎能办到?


  商业化的蚝场,蚝床面积以亩计。被选用的海滩都是极平坦、海水浅而风浪不大的地方。商业养蚝的品种,都是长大较快的。养蚝者用竹枝插在浅水的蚝床上,作为产权的界定,也用以作为收获分布的记号。有不少商业蚝场的海滩是租用的;也有些海边住户将蚝滩卖掉。


  若你要在华盛顿州的海边买房子,你要问海滩谁属?海滩的私地是用那个潮水位量度?若你见海滩有蚝,你也要问,蚝是否跟房子一起出售?假若蚝滩是租了出去的,你应再问,租蚝滩的合约中有没有容许业主采食少量的蚝?养蚝者有没有权走过跟房子一起出售的岸上地?在私产制度下这些问题都是黑白分明的。


  香港流浮山的蚝场,污染程度确是惊人。蚝本身是不会产生污染的;污染是产权界定及合约的问题。据我所知,香港法例不容许海滩私有。但若不是在某程度上流浮山所养的蚝是私有的,蚝场就不会存在。我对流浮山蚝滩的产权结构一无所知。这显然是论文的好题材,希望有研究生能作点学术上的贡献。


  蚝不一定是要在浅水的海滩上繁殖的。用绳子及竹枝将蚝种吊在较深水而又较清洁的海湾繁殖,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有效方法。香港海水够暖,政府应考虑租用海湾给养蚝者。但以吊蚝的方法繁殖,风浪大就不行。在香港,可以避风的清洁海湾恐怕不易找了。


  谈及在中国投资,我就曾异想天开,想租用南中国海某些适当的海滩,商业化养蚝。在滩上养蚝,风浪的问题不难解决。只要中国能对蚝的私产权利加以保障,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实惠的投资。


1984年2月21日


会走动的资产


  鱼是会游动的;跟牛羊不同,鱼身是很难作上记号的。北美洲的野生大水牛(Buffalo),因为没有人肯饲养,往往要移动很远去觅食,几乎被猎者杀得一干二净。高斯曾对这些水牛的产权问题作过多年的研究,但大作至今仍未发表。天上的飞鸟与水中的鱼,产权的保障有特别的困难。但究竟飞禽不在水面下生活,较为容易看见,所以食料价值较高的,早已给人养乖了,作为私产。在美国时有一位朋友猎得野鹿,分了些肉给我,盛赞鹿肉比牛肉为佳,我感激之余,仍忍不住要反驳:“怎么可能呢?若鹿肉胜牛肉,人们怎会养牛不养鹿?”


  海中的鱼,难以捉摸。有些市场价值很高——例如三文鱼(即鲑鱼)——在生长期间要远渡重洋。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海鱼的产权是无法界为私产,无法加以保障,海鱼也就成了经济学上的一个专题。在课室里,经济学老师要表达私产的无能为力,总免不了要举海鱼为例。海鱼若没有私产的保障,捕钓的人数会增加,鱼网的孔会较密,而孵养小鱼会受到忽略。鱼的产量是会变得越来越少了。


  因为这些问题,世界各地的重要鱼场,都立下了多而复杂的法例,去管制在公海捕钓的权利及行为。但这些法例的形成,都受过多个压力团体不断地左右,所以要解释法例的成因并不容易。尽管有不少经济学者认为既然海鱼难有私业的保障,政府以法例去约束行为是理所当然,但我却从未遇到一位稍知渔业法例的学者,会拍掌附和。究其因,就是这些法例的本质,大致上都是寓禁于征,即以增加捕鱼费用去减少捕钓。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分辨海鱼产权的困难,是因鱼会游动,抑或是因渔业法例的存在。这个比较深入的问题我会在下一篇文章向读者解释。


  且让我先说淡水鱼。以鱼塘养淡水鱼,据说是中国始创的。这种养鱼的方法外国也有,虽然是哪一国始创不易考究,但中国养鱼的历史甚久,即使不是始创也绝不会是学外国的。平凡的现象,往往是有着不平凡的含义。中国在鱼塘养鱼的悠久历史,就证明了中国在地产上私产制度的施行,要比欧美早得多——中国在唐、宋期间的富庶,可不是侥幸的。以天然环境而论,鱼塘养鱼的条件怎可能及得上大湖?私产保障的需要很显然将鱼从湖里带到塘中。


  在研究中国农业时,我很佩服中国人养鱼的智慧。水稻的田地竟然在稻收成后,加水而用以养鱼。鱼可为稻田增加肥料;鱼收获后,又再种稻。在农业上,轮植的合并选择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在我所知的数十个轮植的方式中,我以为鱼与水稻替换最富想象力。这法门可能是中国独有。不知这传统智慧现在是否还保存着。


  淡水鱼我自己也是养过的。我在华盛顿州的海边房子的后面,有一条小溪横过后园,绕过房子,流进海里去。因为溪水所经的地形及树荫环境,很适宜养鳟鱼(Trout),所以渔农处就很例外地批准我将后园的小溪加阔加深,建成鱼塘,也发给我一张养鱼的商业牌照。这其中最主要的困难就是溪水是流动的资源。溪虽属我,但溪水却是公产。要不是我要造塘的地点极宜养鳟鱼,溪水的下游再没有其他人家,改小溪为鱼塘是很难获准的。在美国,很多公产差不多是“公众不可用的”。在耕种或畜牧地带中,流水的产权在美国是有颇为清楚的界定。但在住宅地带,流水没有生产的用途,产权的界定就被忽略了。


  要举私产无能为力的例子,经济学者一向都避谈淡水鱼,但“海鱼不能保障为私有”却是个一般性的定论。这个定论,香港的经验是一个反证。以浮笼在海湾养鱼在香港颇为盛行。香港的海非私产;多年前,在海上浮起的物体要跟船一样,久不久是要移动的,可能是因为香港海里的鱼被人捕钩了十之八九,甚至用鱼炮打得七零八落,政府也就见於市场的需要,而容忍现在以浮笼养鱼的行业。详细的法例我知得很少。跟流浮山的蚝场一样,浮笼在海上养鱼也是个论文的好题村,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还等甚么呢?


  假如在香港目前许多早已没有鱼可钓的海湾内,捕钓的权利被界定为私有,又由这私有权利的拥有者负担费用去禁止非法捕钓的人,那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海鲜的生产要比浮笼的方法有效。浮笼所养是海底鱼(Bottom Fish)。这类鱼虽会游动,但若找到有好的栖身之所,它们就不会远去。香港政府若能租出海湾作养鱼之用,给予租借者一个可以禁止他人捕钓的权利,养鱼者就可在海底设引鱼的物体,在海上放鱼种,在海底下饲料,即使海湾大为开放,鱼也不会逃走。这方法可减少污染,可不阻碍海面的其他活动,可令鱼采食海中的其他食料,鱼肉也较鲜美。鲨鱼的干扰是一个问题,但总有解决的方法。


  从我和朋友在美国合资引鱼而钓的经验中得知,石斑最喜欢的是大石屎渠——破烂了的弃渠更好。将这些长短不一的石屎渠多量地抛入海中,几个月后,附渠而生的物体已是鱼的食料,再加饲料,又有渠洞可藏身,石斑是驱之不去的。鲡鱼喜吃附木的生物,找些破旧不堪的废船,沉于海底便行。


  鲡鱼比石斑活泼,游得较远,私产的保障可能要用几个相连的海湾,而石斑呢?只要“好食好住”它们差不多是“不动产”。这其中有一个使渔业经济学者难以自圆其说的含意。越是容易给人捕钓清光的鱼,私产保障的费用越低。私产无能为力的话是不可以乱说的。


  有了禁止他人任意捕钓的权利,租借海湾养鱼的人就可请人巡更,这费用应该比现在维修管理浮笼的费用少。当然,收获时的捕鱼费用是要比浮笼的方法为高,但把香港海湾的鱼捕钓光了的人总有相宜的办法。最好的辨法可能就不是由养鱼者自己捕钓。开放鱼场给垂钓者享受,过下钓瘾,但钓得的必定要买,定价以重量计,怎会不客似云来?要防止钓上太小的鱼,规定鱼饵的选择就行。这种取价不取鱼的方法可不是我发明的。


  远渡重洋的鱼又怎样呢?下一篇文章我会再作分析。


1984年2月24日


私产可养鱼千里


  话说在美国华盛顿州时,我在海边房子的后园内,将小溪改成鱼塘,饲养鳟鱼。小溪经过鱼塘,绕过房子,流进海里去。因为塘边的树荫,溪水的大量氧气,及水温的寒冷,我养的鳟鱼从不生病,而养到最大时每条可有五磅多重。每一个好鱼者都有自己的“鱼的故事”;养了鳟鱼后,与朋友聚会闲谈中,若有提起鱼的,我就爱谈养鱼,不再言钓!


  在一个冬天的清晨,我漫步塘边,俯望塘中,竟见一条20多磅的三文鱼(即鲑鱼)在那里休息。这种以远渡重洋而闻名于世的名贵食料,可不是我养的!我定神一想,即明其理。这巨大的三文鱼一定是若干年前在我后园小溪的上游出生,在海洋长大后,就依着这种鱼的天性回归出生之处;我以小溪改成的鱼塘就成了它必经之地。对这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不速之客,我毫无杀生之念;只想着它可能到过的遥远的地方,笑问客从何处来。


  但私产的拥有者永远都是本性难移,打生产的主意。这三文鱼的出现证明了那鱼塘是适宜孵养小三文鱼的。在塘中养鱼饲料昂贵,而太平洋的饲料却是取之不尽,我何不在塘中孵养小三文鱼,养到四五吋长,数以千计地让它们随小溪流入海中。几年之后,鱼在海洋长大了,只要有一二成能游返鱼塘,盈利当甚可观。就算是只得十数条回归,蚀了本,我也可赢得一个值得炫耀的“鱼的故事”。


  想做就去做,我立刻查询有关孵养三文鱼的资料。殊不知一问之下,竟发现有资本家在早几年已比我捷足先登,养鱼千里凌波去。而他们对孵养三文鱼的研究之深,技巧之妙,令人拜服!只可惜他们不只受到政府法例的干预,也受到压力团体的诸多留难。


  撇开香港少量而昂贵的海鲜不谈,三文鱼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鱼类。这种鱼在淡水河流出生,在海洋长大,可以游到二三千里以外的地方。在海洋觅食3至7年之后(按鱼种类而别),仍能生存或未被人捕钓了的,就会回到自己出生的河流,从不出错。回到了出生的河床,产卵之后,鱼就会死的。三文鱼既曾在大海中搏斗,气力甚大,在回归时不到目的地誓不休。但在逆急流而上之际,鱼拼命跳,半途就往往弄得遍体麟伤,鱼肉变质,市场价值下降。所以捕钓三文鱼的人要在海中或离河流入口上游不太远的地方下手。


  在大海捕钓三文鱼,费用很高——这些鱼不会在一个固定地点逗留多日。但在河口的必经之地,用网捕捉却易如反掌。更容易的方法,就是在河口建造一条只有几尺宽的鱼梯(Fish Ladder ),让鱼只能从鱼梯上河,那么回归的鱼就成了网中鱼。但问题是,若任人随意在河口捕鱼,很容易捕得过多,使鱼越来越少。若三文鱼的生产是私营的,那么为着要图利的缘故,养鱼者必会顾虑到将来的生产,捕捉会有分寸,而孵养小鱼也会费心思。但若私营者要在河口捕鱼,河口的产权谁属?就算河口是私产,我们又怎能决定私营者所捕到的是他自己的鱼?进河的鱼可能是野生的。


  若政府要提倡渔业私产化,方法是很简单的。第一、让河口的捕鱼权利作为私有;第二、让河鱼的产权作私有,第三、禁止渔民在海中下网捕三文鱼。此法一行,三文鱼的产量一定激增,捕鱼的费用大幅度下降,而鱼的市价会起码下降一半以上——这些都是专家们在近年研究后公认的效果。但现有的一般渔业法例,都是基于古老的“海鱼不能被保障为私产”的观念,加上渔船的拥有者及渔民的不断左右,不仅对在河口捕钓有多种管制,就算是在大海里,那些有高度效率或费用最低的捕钓方法,也都被禁止。


  非私产的矛盾要比马克思所想象的大得多。鱼产既非私有,船主与渔民各有各的立场。前者要减少渔船牌照,后者要减少渔民的数量,也要推行那些多用劳力的捕鱼方法。于是乎公会对立,各执一词,结果就是法例增加了捕钓的费用。费用增加,捕获的鱼就当然减少,这正投要保护鱼类的压力团体的所好。受害的就是消费者。


  我前面提及的“资本家”,是有名的私营林业公司,在美国西北部拥有大量林地,其中包括了某些河流。在70年代初期,他们在华盛顿州以南的俄勒冈州,实验孵养三文鱼,送出大海长大、任人捕钓。他们只希望有5%以上的鱼会回归;但私养出海的结果,仍能生存或漏网而回的,却在15%以上。他们选的品种是不吃钓饵的三文鱼(却任人在海上网捕);自建鱼梯(不霸占河口):在鱼鳍上作记号;用私有的水道放鱼出海。换言之,他们的私产保障不多,也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在孵养小鱼的过程中,他们以暖水加速鱼的成长,给小鱼做过几种免疫手续。到后来,他们竟设计用大船浮于海,让回归的鱼游进船里去。


  以少许的私产保障而养鱼千里,盈利大有可观;有两三家公司就也跟着在俄勒冈州打主意。这个可以肯定成功的渔业革命,却引起一场大官司。虽然渔民及船主会因这些私养的鱼群而增加网捕,但长此下去,鱼价的必然下降对他们是有害的。私养的成本要比在公海捕钓的费用低很多;就算是私养者任人在海中捕钓,但只要市价下降1/3左右,在公海捕钓的费用就会“禁止”捕钓的行为。所以渔民及船主群起而攻,反对私养。结果他们赢了官司,就阻止了私养三文鱼的继续发展。但现在仍有两家公司继续养鱼千里。


  在俄勒冈州以北的华盛顿州,繁殖三文鱼更为适合。但在较早时有另一场官司,结果是使私养三文鱼难以施行。这是印第安人与白种渔民之争。前者胜诉的结果,就是在华盛顿州只有印第安人才准在河口捕鱼。这个民族在土地上一向都没有私产,所以他们本身是难以私养三文鱼的。我自己要在华盛顿州孵养三文鱼的困难,就是那一点到现在远没有人能给我清楚的法律解释。依照法例,我没有权在溪水出口捕捉回归的三文鱼。但溪水出口的海滩是我的私产,依照法例,我是有权禁止印第安人在那里捕鱼的。究竟在法律上我能否雇请印第安人代劳,也是难以肯定。我的“鱼的故事”,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无论官司怎样判,压力团体的势力怎样大,但经济的需要总会显现出来。以私产而养鱼千里的渔业革命,只是迟早的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只要有某些适宜养三文鱼的地方,实行渔业私产化,那么现有的华盛顿州及俄勒冈州的法例,是非改不可的。


  在中国东北部的河流,很可能是适宜饲养三文鱼的。国营虽及不上私营,但总要比野生的产量大得多。孵养三文鱼的科技近十多年来因私营而突飞猛进,这是值得中国渔业界注意的。在适当的情况下,养鱼千里确是本小而利大的行业。


1984年2月28日


如诗如画的例子


  在经济学上,用以描述市场失败的例子中,有好几个都是如诗如画,令人难以忘记的。久而久之,这些例子就成为了某种经济问题的象征,在行内任何人都是一提便知。


  庇古(A. C. Pigou)的大地如茵的禾田例子,令人向往;但很不幸火车要在田间经过,使火花飞到稻穗上,造成损害。因为火车的使用者没有给种稻的人予以补偿,所以社会的耗费(包括稻米的损害),是没有全部算在火车成本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庇古认为政府是应该干预的。


  关于庇古对社会耗费的分析,高斯(R. H. Coase)在1960年曾力斥其非——其后就有了足以万世留芳的高斯定律。高斯的两位好朋友,史德拉(G. J. Stigler)和艾智仁(A. A. Alchian),在1971年同游日本。在快速的火车上,他们见到窗外的禾田,就想起庇古与高斯之争。于是就问火车上的管理员,究竟车轨附近的禾田,是否受到火车的损害而地价下降,管理员的回答正相反,车轨两旁的禾田地价较高,因为火车将吃稻的飞鸟吓跑了!


  虽然庇古已作古,不能欣赏后人的幽默;但史德拉和艾智仁却不肯放过高斯。他们联名给高斯一封电报,说:“在日本发现了高斯定律的大错!”10年过去了,在1981年,高斯要退休;我们二三十人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聚会,向高斯致敬。史德拉被选为在宴会后代表我们的致词者——这是再适当不过了,史德拉说笑话的才能,比起他后来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实在是难分高下。大宴将尽,致词之时快到,史德拉突然跑到我身旁,在我耳边轻问:“你记不记得10年前我告诉你在日本的有关高斯的笑话?”我稍一定神,也悄悄地回答:“火车与飞鸟!”


  史德拉大喜,就毫不犹豫地走上讲台致词:“我要感谢张五常:他提起我在日本时的一件事……。”以他说笑话的本领,哄堂大笑在所必然。由于笑声震天,有些在坐的人竟以为日本禾田地价的例子是我提出的。


  较早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教授(J. E. Meade),曾以蜜蜂及果树百花齐放的例子赢得永恒。这例子使人想起花的芬芳、蜜蜂的翻飞、蜜糖的纯洁,衬托着大自然的风和日丽,怎会不令人陶醉,难以忘怀!


  米德的分析,就是养蜂的人让蜜蜂到苹果园采蜜,却没有付花中蜜浆的价钱给果园的主人;这会使苹果的种植太少,对社会有所不利。另一方面,蜜蜂采蜜时,无意中会替果树的花粉作了传播,使果实的收成增加;但果园的主人也没有付钱给养蜂者,所以蜜蜂的饲养就不够多,对社会也有损害。因为得益者可以不付代价的缘故,市场是失败了。以米德及一般传统经济学者之见,政府是既应该津贴果树的培植,又应该津贴蜜蜂的饲养者。


  在逻辑上,没有价钱收益的服务或供应,当然是要比有收益的为少。但不付代价的行为是否对社会有害,或是否导致浪费,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所断定的那么简单。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向读者解释这一点困难。


  逻辑归逻辑,事实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究竟养蜂者是否不用付钱去买花中的蜜浆?植果树者是否不用付钱去买蜜蜂替花粉传播的服务?花粉的微小,蜜浆的量度困难,蜂的难以捉摸,在一般人看来,要论市价实在是无稽之谈。


  在1972年的春天,我就故意跑到有“苹果之都”之称的华盛顿州的原野及果园追查究竟。只用3个月的功夫,我不仅在事实上证明了蜜蜂的服务及蜜浆的供应都是以市价成交:更令人叹服的,就是这些市价的精确,比起我们日常一般商品的买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于是就用“蜜蜂的神话”(The Fable of the Bees,是一本古典名著的原名)这绝妙好题目作文章,去反驳米德教授及他的附和者的论调。


  胸有成竹,下笔时就文气如虹。我见蜜蜂及果花的例子是那么诗情画意,写起来也就流水行云。但真理毕竟是真理。在带球进攻,过关斩将之后,到“埋门”之际,岂有不起脚扣射之理?在结论中我就将诗画抛诸脑后——


  “凯恩斯曾说过执政者的狂热是从经济学者的理论蒸发出来的。不管这见解是对是错,事实却证明了经济学者的政策理论往往是从神话中蒸发出来。为了要推行政府干预,他们没有下过实证的功夫,就指责市场的失败。鱼类及飞禽的不能保障为私有,是他们的一个随意假设;要在某些资源上废除私产,他们就献上‘天然资产’的名。土地的合约一向是被认为不善,在教育、医疗方面,他们就认为市场运作是会失败的。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蜜蜂的神话。


  “在这些例子中,我们不能否认若有交易费用或产权保障费用的存在,市场的运作是跟在没有这些费用的情况下有所不同。我们也不能否认政府的存在对经济是有贡献的。但任何政府的政策,都可以轻易地以减少浪费为理由来加以支持。只要假设市场的交易费用够高,或假设政府干预费用够低,推论就易如反掌。但随意假设世界是如此这般,这些人不单犯了将理想与事实作比较的谬误,他们甚至将理想与神话相比。


  “我不反对米德及庇古的追随者采用蜜蜂的例子去示范一个理论上的观点——在不需付代价的情况下,资源的运用当然是有所不同。我反对的,就是那些置事实于度外的分析门径,那些纯用幻想去支持政府干预的方法。以这种方法作研究所得的著作,对我们要增加了解经济制度运作的人来说,是毫无禆益的。”


  在下一篇文章,我将会向读者介绍另一个引人入胜的例子。


灯塔的故事


  灯塔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里程碑。一提起这个诗意盎然的例子,经济学者都知道所指的是收费的困难,这种困难令灯塔成为一种非政府亲力亲为不可的服务。


  远在1848年,英国经济学家米尔(J. S. Mill)对灯塔就有如下的分析——


  “要使航海安全,灯塔的建造及维修就需要政府的亲力亲为。虽然海中的船只可从灯塔的指引而得益,但若要向他们收取费用,就不能办到。除非政府用强迫抽税的方法,否则灯塔就会因无私利可图,以致无人建造。”


  1883年,瑟域克(H.Sidgwick)将米尔的论点加以推广——


  “在好几种情况下,以市场收费来鼓励服务供应的观点是大错特错的。首要的情况就是某些对社会有益的服务,供应者是无法向那些需要服务而又愿意付价的人收费。例如一座建在适当地点的灯塔,使船的航行得益,但却难以向船只收取费用。”


  到了1938年,庇古(A. C. Pigou)当然也不肯放过“灯塔”。庇古是以分析私人与社会耗费(或收益)的分离而支持政府干预的首要人物。灯塔的例子正中他的下怀。庇古认为既然在技术上是难以向船只收取费用,灯塔若是私营的诺,私人的收益在边际上必定会低过灯塔对社会贡献的利益。在这情况下,政府建造灯塔是必须的。


  因为以上提及的市场“失败”而支持政府干预的论调,在经济学上是重要的一课。在这里我要指出的,就是这些学者并不反对提供服务的人向服务的使用者收取费用。正相反,他们一致认为收费是符合经济原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也一致认为市价是一个极重要的供应指引。但在灯塔的例子中,困难就是要收钱也收不到。在黑夜中,航行的船只大可以“偷看”灯塔的指导射灯,避开礁石,然后逃之夭夭。


  细想之下,我认为某些经济学者的好心肠,实在是世间少有。对那些愿意付价而逃避付价的人,这些学者竟要政府为他们增加服务。那么对那些在饭店白吃而不付账的人,经济学者是否要政府为他们大摆筵席呢?在这一个尴尬的问题上,米尔实在是要比瑟域克及庇古高明得多。米尔的主张是要政府向用灯塔的船只强迫收费,但庇古一派却是慷他人之慨,不管灯塔的费用应从何来。假若不付钱就会得到政府的供应,而政府的供应是由一般税收所支持,那么还有甚么人会在任何市场付价呢?免费的午餐又吃得了多久?


  在1964年,灯塔的例子到了森穆逊(P. A. Samuelson)的手上,市场的“失败”就一分为二。以森穆逊之见,灯塔难以收费是一个问题;但就算是容易收费,他亦认为在经济原则上是不应该收费的。所以灯塔应由政府建造并不仅是因为私营会有收费的困难而已。支持第二个观点的理论是基于一个叫做“共用品”(Public Good)的概念——这概念源自兰度尔(E. R. Lindahl),1953年森穆逊以精湛的文章加以发扬。(按Public Good这名字容易令人误解,本身大有问题;中文一向译作“公共财”,是错上加错。下文将有解释)。


  灯塔的服务是“共用品”的一个好例子。塔中的灯亮了,很多船只都可以一起用灯塔的指引而得益。当一条船用灯塔的时候,它一点也没有阻碍其他的船只去共用同一的灯塔——这就是“共用品”的特征。在这个情况下,灯塔既然亮了,要服务多一条船的费用毫无增加。也就是说,要服务在“边际”的船只的费用是零。假若灯塔要收费,那就会阻吓某些船只对灯塔的自由使用,这对社会是有损害的。既然多服务一条船的费用毫无增加(额外费用是零),为社会利益计,灯塔就不该收费。但若不收费,私营的灯塔就非亏大本不可。所以灯塔或其他类似的共用品,是应由政府免费供应的。


  在支持政府干预的经济理论中,“共用品”占了一个极重要的地位。且让我不厌其详地引用森穆逊本人的话,向读者再解释一次——


  “在灯塔的例子中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灯塔的经营者不能向得益的船只收取费用,这使灯塔宜于被作为一种公共事业。(森穆逊在这里用Public Good一词,误导了读者;因为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共用品”的特征),但就算是灯塔的经营者以雷达侦察的方法,成功地向每一条船收取费用,为社会利益计,要像私人物品(森穆逊用Private Good一词,再加误导)一样地以市价收费并不一定是理想的。为甚么呢?因为对社会而言,向多一条船服务的额外费用是等于零(这才是共用品Public Good的特征,跟难收费是两件事;森穆逊是“共用品”一词的始创人,他在这段文字中把这词用得太早了,以致误导;中文译为“公共财”,很可能是因这段文字引错了的)。因为这个缘故,任何船只被任何收费阻吓而不用灯塔的服务,对社会都是一个损失——虽然这收费是仅足够维持灯塔的经营费用。假若灯塔对社会是有所值的——它不一定是有所值——一个比较高深的理论可以证明这对社会有益的服务应该是免费供应的。”


  我认为在支持政府干预的各种理论中,“共用品”最湛深。电视节目也是“共用品”的一个典型例子。任何一个人看电视都不妨碍其他人家看电视;让多一个人看电视的额外节目费用也是等于零。我们看私营的电视台是要付费的——看广告的时间就是费用;同样节目若没有广告是较好看。但有谁会认为私营的电视台比不上政府经营的?话虽如此,我们不能将森穆逊的理论置诸度外。森穆逊是顶尖的经济理论家,获诺贝尔奖是实至名归。有机会我会再多谈一些有关“共用品”的问题。


  至于收费困难的问题,我们不妨问:“既然蜜蜂的服务及花中蜜浆的供应都是以市价成交(见如诗如画的例子),实际上灯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问题我将在下一篇文章向读者有所交代。


1984年3月6日


高斯的灯塔


  在我所认识的经济学者中,观点和我最相近的是高斯(R. H. Coase)。他和我都强调:“若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就很难用理论去解释事实。”这观点牵涉到很广泛的科学方法论——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大不乏人。纯以方法论的角度去评理,谁是谁非并不简单,但这不太重要。用实践研究的角度来衡量,则高斯和我一向喜欢追查数字资料以外的事实的作风,在行内是比较例外的。


  1969年的春天,高斯和我被邀请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大学(UBC)参加一个渔业经济讨论会。除了我们以外,被请的都是世界知名的渔业经济专家。我被邀请的原因,是我刚发表了“佃农理论”,而船主与被雇用的捕鱼劳力是以“佃农”的形式分账的。高斯呢?要谈产权问题,少了他就总是美中不足。


  在那时,高斯和我都是渔业的门外汉。赴会前一个月,我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借了大约两呎高有关渔业的书籍,做点功课;高斯知我“秘密练功”,就叫女秘书来将我看过的书拿去,也修炼起来。但时间无多,我们只得一知半解就硬着头皮赴会。


  会议是在该大学的一间古色古香的小房子举行,仰望雪山,俯视碧海。大家坐下来,寒喧几句,仍未开锣,有一个站在窗旁的人突然宣布海上有艘网鱼船(Cillnetter),在场的人都一起涌到窗前观看。我和高斯被吓了一跳,内心都在想,渔业专家怎可能没有见过网鱼船!我们于是对自己学了不久的三招两式信心大增,开会时的讨论,我们就再没有甚么顾忌了。


  几天的会议结束之后,高斯和我一起从温哥华驾车到西雅图。在途中我们再谈那年多来我们常谈的事——事实知识对经济学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很多经济学者所要“解释”的现象,都是无中生有,到头来是枉费心思。在这个行程中,他告诉我他曾听说蜜蜂的服务是有市价的——3年之后,我做了一个蜜蜂与果树的实地调查,在1973年发表了“蜜蜂的神话”。他也告诉我他听说在英国有一个私营灯塔的人发了达——后来他自己在1974年发表了“经济学上的灯塔”(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os )。


  高斯所调查的是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17世纪之前,灯塔在英国是不见经传的。在17世纪初期,领港公会(Trinity House )建造了两座灯塔。这个历史悠久的公会起初是由海员组合而成的,后来政府授以权力,渐成为隶属政府的机构,专门管理航海事宜。虽然领港公会有特权建灯塔,向船只征收费用,但这公会却不愿意在灯塔上投资。在1610年至1675年之间,领港公会一个新灯塔也没有建造;但在同期内,私人的投资却建了10个灯塔。


  要避开领港公会的特权而建造灯塔,私营的投资者就须向政府申请特权,准许他们向船只收费。这申请手续是要多个船主联名签字,说明灯塔的建造对他们有益处,也表示愿意付过路钱。灯塔建成后,这过路钱是由代理收取的。一个代理可能替几个灯塔收费,而这代理人往往是海关的公务员。


  过路钱的高低是由船的大小及航程上经过的灯塔多少而定。船入了港口,停泊了,收费就照船的来程,数她经过的灯塔的数量而收费。到后来,不同航程的不同灯塔费用,就印在小册子上了。


  这些私营的灯塔都是向政府租用地权而建造的。租约期满后,就多由政府收回让领港公会经营。到了1820年,英国私营的灯塔只剩22个,而由领港公会经营的是24个。但在这总共46个灯塔中,34个是私人建造的。1820年之后,领港公会开始收购私营的灯塔。到了1834年,在总数56个灯塔中,领港公会管理42个。两年之后,政府通过法例,要领港公会将其余的私营灯塔逐步全部收购。1842年之后,英国就再没有私营的灯塔了。


  英国政府在当时解释要收购私营灯塔的原因,不是因为收费有困难,而是政府认为私营收费太高。政府收购灯塔的价格,显然是依地点及租约年期而定。最高收购价的4座灯塔是由125000 英镑至445000英镑。这些都是很大的数字——1863年的1英镑,大约等于现在的30至40美元。


  从以上高斯调查所得的结果中,我们可见一般经济学者认为私营灯塔是无从收费或无利可目的观点是错误的。但问题也并不是这样简单。我们要问,假若政府不许以特权,私营收费能否办到?这问题高斯似乎是忽略了。


  假如有人在一个适宜建灯塔的地方买了或租了一幅地,将建造灯塔的圆满计划作出报告书,就跑去找船主,要他们签约,同意付买路钱。签了约的船主,得到灯塔的服务后,当然就要依约交费,否则会惹起官司。但有多少个船主肯签约?不签约而用灯塔的船只怎样对付?高斯在文章内提及船主联名签字申请的步骤,但究竟有百分之几的船主把名字签上了?不签字而又用灯塔的又有多少?当然,在英国当时的制度下,所有进入港口的船只都是要交费的。船主签字只是协助私营者申请特权;特权批准之后,不签字的船只也要交买路钱。没有这特权,收费的困难又怎样了?


  我以为在灯塔的例子中,收费的困难有两种,而经济学者——连高斯在内——都把这两种混淆起来,以致分析模糊不清。第一种就是船只可能“偷看”塔灯的指引;或是看了而不认。在事实上,以灯塔为例,这类困难显然并不严重——森穆逊(P. A. Samuelson)等人都估计错了。只要船只进入港口,在航线上显然是经过了灯塔,要否认曾利用灯塔是不易的。但经过有灯塔的航线而不进入港口的船只,就会有这第一种收费的困难。这一点高斯是清楚地指出了的。过港口之门而不入的船只显然不多,所以在灯塔的例子中,第一种的收费困难不重要。


  第二种收费困难,就是船只既不“偷看”,也不否认灯塔对他们的利益,但就是不肯付钱,希望其他船只付钱,有了灯塔,他们可以免费享用。换言之,某些船只要“搭顺风车”(Free Ride)。虽然高斯在他灯塔的文章内没有分析那要“搭顺风车”而引起的收费困难,但他的宝贵资料却显示这困难的存在。我主要的证据就是政府给予私营灯塔的特权是一个专卖权(Patent),意味着每一艘用过灯塔的船只都要交费,这种专卖权通常是赐给发明者的,虽然灯塔的建造者并没有发明了甚么。


  因“搭顺风车”的行为而产生的收费困难,在经济学上不仅有名,而从来亦没有人能提出在私营下的有效解决办法。读高斯的“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我领悟了一个颇重要的见解——用(“发明专利权”(Pateent Right)的形式来压制“搭顺风车”的行为,可奏奇效!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再谈“共用品”的时候,向读者解释发明专利权的性质。


1984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