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9月04日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魏黎明】 
  “相信自己所有财产能够还清这笔欠款。”法庭上,李为民“自信”地说。

  此前,他被控在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副镇长、镇长任上时,涉嫌挪用公款累计约1.1亿元,其中有9000多万元被赌博输光。8月10日,李为民案在东莞市中院开庭审理。
 
 
 

  事实上,在此次受审时,李为民已经归还了5300多万元。

  一个镇长,挪用并输光9000多万元公款,还能用家产还清!这样的“能力”令人惊叹。

  作为一名每月仅数千元工资收入的基层科级干部,李为民是如何生财有道,打造亿万身家的?

  记者连日追访发现,李为民的妻子黄彩凤在多间私营公司参股或直接任法人代表,而且,这些公司经营范围广泛,大多与李为民所掌管的当地集体企业相仿,其中还涉及土地开发。>>>>我来说两句

  隐蔽产业

  塘厦是东莞的制造业重镇,镇内厂房林立,广场大而气派,但长年空旷,热闹全在街巷和生意场上。

  8月28日,在该镇第一工业区南一横路13号,东莞市艺联家具制造有限公司门前,一名保安对记者说:“她是公司法人代表,很忙,不会见你的。”

  “她”就是李为民的妻子黄彩凤。该公司成立于1996年9月,注册资本50万元,由黄彩凤等三人出资。这是有据可查的李家较早的一份产业。

  记者根据现有资料调查发现,黄彩凤至少还在另外两家公司占有股份,并担任其中一个公司的法人代表。

  东莞市晓麟实业有限公司,1998年3月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出资人是李为民和黄彩凤,黄是公司法人代表。

  东莞市福东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福东公司),1998年12月成立,由黄彩凤和冯权开等人联合出资2100万元成立,公司法人代表是冯权开。

  巧合的是,李为民和黄彩凤办公司的步骤几乎与李为民的仕途同步。

  正是黄彩凤开办艺联公司的1996年,当时担任塘厦镇副镇长的李为民开始同时兼任该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该公司主要负责厂房租赁等业务。

  随后,1998年开办的福东公司,经营范围主要就是投资开办厂场、市场等。

  从1998年开始,李为民还同时兼任了塘厦镇镇联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也是在这一年3月,李为民和黄彩凤开办了东莞市晓麟实业有限公司。

  经调查,晓麟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产销玩具等,同时销售五金、电子零配件、机械设备等,这恰好又与塘厦镇镇联经贸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不谋而合”。

  此外,2002年,东莞市海霖贸易有限公司成立,其注册地址与福东公司一致,经营范围也与塘厦镇镇联经贸有限公司吻合。但该公司两名出资人中并没有李为民和黄彩凤。

  表面上,这些公司都是黄彩凤或者一些陌生人在频频投资。但是,东莞市检察机关发现,除了晓麟公司之外,李为民还在艺联公司、福东公司、海霖公司以及冯权开名下的第八工区等都有股份。

  1997年,李为民还在亲戚李满华的公司入“干股”,获利171万元。由家属、亲戚朋友出面办公司,而李为民自己则成为这些公司背后的强力保障。

  最有力的保障来自充足的资金支持。对这些公司一向“关照有加”的李为民,甚至多次挪用公款用于公司经营。

  据查,在1998年1月至2004年11月期间,李为民通过以个人名义写借条、冒签妻子黄彩凤之名、以艺联公司的名义写借条或签订借款合同等方式和手段,先后多次从自己所掌管的塘厦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塘厦镇对外经济办公室、塘厦镇镇联经贸有限公司、塘厦镇科苑城信息产业园有限公司挪走公款,累计共达人民币1.0961亿元、港币290万元。

  除去还赌债的钱,其中有数千万元用于其公司经营和个人使用。

  “李为民正是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家属和亲戚朋友做生意提供方便,甚至挪用公款用于经营,赚了钱之后又再填上一些窟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也赚了不少。”东莞市检察院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我来说两句

   福东公司

  上述人士还向本报记者透露,李为民一家在东莞、深圳等地还购置了大量房产、商铺等,这些产业到现在也值不少钱。

  据东莞市相关部门调查,李为民以其个人及妻子名义拥有房屋30处共8702.76平方米,商铺6处共205平方米,地皮7块(含别墅用地1块)共1168.5平方米。

  李为民挪用公款案发后,东莞市纪委拍卖他在东莞的住房等私有财产合计达1039万多元。为了迅速归还挪用的公款,李为民在看守所写信给妻子,要其变卖深圳的一处房产,大约价值226万元。

  据东莞相关部门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一般基层镇村领导手中,最大的实权往往就是土地开发。

  李为民自1996年兼任塘厦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首次正式主抓厂房租赁等事项。

  此后,福东公司于1998年年底悄然诞生。这间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冯权开,黄彩凤也是3名股东之一。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就是投资开办厂场、市场。

  冯权开与李为民过从甚密,其名下不止一间公司有李为民的股份。1996年至1997年之间,正是冯陪着李为民开始了赴澳门赌博之旅。

  冯权开名下的这间福东公司相当神秘。该公司向东莞工商局提供的注册地址是塘厦镇莲湖大道一号,但是记者连日来在塘厦镇都没找到这个地址,当地居民称镇上根本没有这个地方。记者多次拨打该公司联系电话,均无人接听。塘厦镇政府工作人员和当地同类企业负责人都表示,他们对这间公司不太了解。

  但是,福东公司的注册资金高达2100万元。据其网络登记资料,年产值为1000万-3000万元,而李为民掌管的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年营业额一度也仅为700万-1000万元。在塘厦,这应该算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公司。

  塘厦镇某置业有限公司是与福东公司同一类型的企业。8月28日,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正是深圳制造业向周边大规模转移之时。塘厦镇由于与深圳邻近,因此也承接了不少制造业企业,镇内厂房用地开发一下子热火起来。

  据介绍,从事土地开发的企业,一般首先都要向镇里提出用地申请,由镇里审批决定,获准后一般可经营50年。随着塘厦当地经济不断发展,土地资源日益紧张,土地开发的利润空间一直相当大,拿地也成为这一类公司的头等大事。

  而在1998年至2004年,李为民身兼数职:东莞市塘厦镇副镇长(后任镇长)、镇对外经济办公室主任、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和镇镇联经贸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镇科苑城信息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长。长达数年时间里,一直未轮岗的李为民集包括批地等审批权在内的各项权利于一身。>>>>我来说两句

  科级镇官

  “一段时间以来,市里一些局的局领导宁愿下去做镇长或书记。”东莞市相关部门一位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说。

  按照行政级别,镇长仅仅是科级,是我国行政体制中最末端的干部,而地级市属各相关局的局长则往往是处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莞一直实行地级市直管镇的特殊行政体制。这种体制省略了县一级行政机构,效率提高了,成本节约了,但镇官的权力也随之膨胀。

  目前在广东,除了东莞市,实行这一特殊体制的地级市还有中山市。此外,在富庶的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众多专业镇,这些镇年产值达上百亿元,镇官所掌控的各项资源比国内不少区县都要多得多。相当多的专业镇里,五星级酒店、高尔夫球会等高档场所齐备,镇官出入大多以“奥迪”代步。

  事实上,东莞历来对镇长、镇委书记的任命相当重视,相关任命都要在市委市政府联席会议上讨论,但针对他们的监管也亟待完善。

  李为民是塘厦人,在塘厦做官十多年一直未轮岗。案发之后,人们对这一点质疑颇多。但是,现行有关干部轮岗的规定,仅规定到处级干部。李为民作为科级干部,并不在必须异地做官的规定范围内。

  实际上,“像李为民这样本地人在本地当官的情况,在东莞各镇相当多。”上述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据东莞相关部门知情人士分析,本地人在当地做官,往往形成了自己家族的产业,而这种产业是不会向外地转移的,从而为当地提供了稳定的税费来源。因此,这种产业在当地颇受欢迎,日久便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经济模式。
 
 

2006年09月02日
馆名是当年的华北抗战名将吕正操的题写的,里面修建得比较精致,在里面转了一圈,偶然看到了雁翎队的战绩,从抗战初至1945年日本投降,我粗略做了一个统计,雁翎队消灭的纯种的日本鬼子在五个左右,伪军的数量达了两位数。
 
比较让人注目的是雁翎队抢夺的战利品数目要多一些,也达到了两位数。
全文:http://icepool.spaces.live.com/blog/cns!476978B8C42870C9!702.entry
2006年08月30日

昨天写了一点关于一财记者被告事件的法律分析,收到了一些反馈,在此一并回答。

1、一财记者被告案是史无前例的司法丑闻

早在1999年,我国即出现过企业直接诉记者的事情。当事双方是昆明卷烟厂和《沈阳晚报》的记者张晶。此案由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案由是:1999年3月9日,张晶在《沈阳晚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报道称:根据其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的消息,王军霞已经向该院状告昆明卷烟厂在其生产的卷烟外包装盒上使用了王军霞的肖像,侵犯了王军霞的合法权益,王军霞就此起诉要求原告赔偿损失。但昆明卷烟厂认为自己从未在其任何产品的包装材料中使用过王军霞的肖像,该报道为《重庆晨报》、《成都商报》等全但昆明国数家报纸转载,给其名誉造成巨大损害。王军霞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系认为1996年8月6日香港《大公报》上刊登的一则广告侵犯了其名誉权,而非起诉昆明卷烟厂在该产品外包装上使用了其肖像,故张晶编造昆明卷烟厂涉案的消息侵犯了昆明卷烟厂的名誉。因此,昆明卷烟厂请求:(1)要求张晶立即停止侵害,公开登报澄清事实,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2)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300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一切诉讼费用。

看见了吧。企业告记者,早有先例。虽然300万的索赔比3000万还差得远,但也足够让记者倾家当产的了。而且,本案中,记者还败诉了。

至此,第一个问题回答完毕,以后就别跟我提什么第一丑闻了。本案在网上就有,也曾作为经典案例被收入多本著作。您不信,可以找来自己看看。

2、一财记者被告案的被告确认错误。

被告是否确认错误,这需要证明。

在上一篇日记里我就已经引用过法律条文: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名誉权纠纷,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只诉作者的,列作者为被告;只诉新闻出版单位的,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

这句话已经清清楚楚地说了,把谁选作被告,是原告的权利,只有在原告与新闻出版单位是隶属关系时,法律才根据“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条款”的规则,要求只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

那么本案记者与一财是隶属关系吗?

应该说,事情发展到今天,一财积极帮助记者应对诉讼的表现还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尊敬的。只要本案记者没有把人事关系挂靠在别的单位,应该完全可以证明本案记者与一财存在隶属关系。然后,本案记者就可以向深圳中院表示“被告不适格”。即便这次输了,本案记者也有很大的机会在二审中把案子再赢回来。

但是,我在这里提醒各位同行的是——并不是所有媒体都像一财一样爱护记者。如果媒体想甩麻烦,记者的境况还是很危险的。下面我举几个案例,大家就可以知道,并不是有个名片就能证明记者与新闻出版单位有隶属关系的。

按照劳社部发〔2005〕12号文《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

条件一应对措施:在央视干活,没合同、没保险,工资也是不经过银行而直接发现金。如果央视想搞记者,它可以说我发给你的不是工资,而是稿费加通讯补助、交通补助、餐饮补助等。此时,你还有什么可以证明你与央视存在隶属关系呢?

所以,如果哪位哥哥恰好也在一个没合同、没保险的单位,那下次发工资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跟财务要个工资条。别小看那个小纸片,关键的时候它能救命。

条件二应对措施:中央某机关刊在湖北有个记者站出事了,此刊不承认该记者站隶属于自己。虽然记者站的记者全有名牌、证明信什么。但此刊说,该记者站只是承揽了刊物的广告业务,与刊物的法律关系是承揽关系,名牌是记者自己印的,证明信也是为广告而开的。此案结果是,记者站自己承担法律责任。

所以,如果哪位哥哥恰好是只有个名片,那记得下次要求刊物在版权页上印上您的大名。关键时候,也可能救命。

条件三、四应对措施:考勤、报名表这些东西就更好作弊了。首先说,很多记者入职时就没填这些东西。即便填了,媒体说自己与记者是劳务关系,媒体也可以把记者刷开。而且考勤、报名表这些玩意又不是一式几份的东西,全在媒体手里。如果媒体想销毁,方法多了去了。

条件五应对措施:和条件四一样,只要媒体说自己与记者是劳务关系,而记者与媒体又没保险、没合同、没工资条什么的,那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就很小了。媒体完全可以说那个证人不清楚实际情况。

由此可见,说了这么多,中心意思就是,各位哥哥在今后行走江湖的时候,一定不要认为自己与媒体天然的就是隶属关系,媒体天然地就应该在出事时作为被告。如果哪位哥哥没有遇到一财这样的好单位,一招不慎,就要倒霉。所以,别骂法院滥活媒体滥,这改变不了事实。想自我拯救,就要注意自己收集证据。

3、我们需要反思法律

如果各位哥哥有时间对比一下中外发条,你会发现,中国法律实在是太好了。在RQ保护、 程序正义、公平保护等等方面,都有非常多的规定。多到比美国还多。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一财记者的个人财产迅速被人冻结这样的事呢?关键是法律适用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法院总能背法行事。有句话我非常认同,但记不得是谁说的了——“无法可依是法律问题,有法不依则是政治问题”。

我个人觉得,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随便说一句,按照一财目前对记者的支持,记者最终应该不会受到什么损失。甚至,可以得到一些好处。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富士康败诉,富士康是要为自己冻结记者财产的行为而向记者支付赔偿的。

当然,前提是不要出现有法不依的问题。


 

相关阅读:富士康起诉记者索赔3000万启示:要善用法律规则

    http://lijunhui.blog.sohu.com/11533043.html 

现实一种:混乱的媒体人事关系是一财记者被告的根源

 http://blog.donews.com/jinhongwei/archive/2006/08/29/1021935.aspx

 

2006年08月29日

周泽副教授29日在新京报撰文《富士康兴诉,媒体只需从容对之》。此文有一些法律上的可商榷之处。
 
原文说:“记者的采访、报道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行为责任应由新闻单位承担。但对鸿富锦来说,选择被诉对象完全是一项诉讼权利。其可以诉报社,也可以诉记者。但是,就原告对记者的起诉,即使记者撰写的报道有问题,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根据法律,法院最终也只能判决新闻单位承担责任,而不会判决记者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法律中有一条基本原理——法律责任必须由诉讼当事人承担。那么,富士康告的既然是记者,法院怎么可能会判决新闻媒体承担责任呢?
 
周副教授可能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第六条:“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如何确定被告? 答: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名誉权纠纷,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只诉作者的,列作者为被告;只诉新闻出版单位的,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由此,深圳中院必然会将本案的被告转化为一财报社,所以,最终的法律责任也将由一财报社来承担。
但是,周副教授忽略了一个细节:只有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的,才可能必然地将本案的被告由记者转为一财报社。那么,本案记者与一财报社是隶属关系吗?
所谓“隶属关系”,严格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它有与“劳动合同关系”相同的经济性,更有钳制人员流动的人身性。在“劳动合同关系”里,员工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能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回报,比如钱、福利分配、职称评定等。而在“隶属关系”里,员工做的再好,最多也就是多拿点钱,其他的别想。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球星在人事关系上属于河北运动管理局。那么如果他在河北球队踢球,就可以拿到钱、分到房、得到好的养老计划、被评为国家一级运动员等等。但如果这个球星跑到深圳去踢球,那他就也只是能得到钱,其他的别想。
而目前的媒体现状,很多记者的人事关系挂在机关媒体,然后跑到市场化媒体寻份兼职。此时如果被人告了,就很麻烦。就像本案的两位记者,如果他们的人事关系恰好挂在别的地方,那他们就很难证明其发在一财上的文章是“隶属关系”下的职务作品。此时,深圳中院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审理这两个记者,并要求这两位记者承担法律责任。
即便这两位记者根本没有机关刊物的背景,他们依旧不是理所当然地可以认为自己与一财有“隶属关系”。从法律上讲,同样是工作,有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之分。劳动关系两个主体之间不仅存在财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还存在着人身关系,即行政隶属关系。也就是说,劳动者除提供劳动之外,还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服从其安排,遵守其规章制度等。而与劳动关系相近的劳务关系两个主体之间只存在经济关系。即劳动者提供劳务服务,用人单位支付劳务报酬,彼此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
由是,问题便出现了。现阶段的记者正处在非常尴尬的位置——新闻农民工。没合同、没编制、没福利、没保险、只有稿费。从法律上讲,这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劳务关系。如果一财恰好是一个对记者不太温存的媒体,如果深圳中院恰好认为被告记者和一财只是劳务关系,那么这两位记者将很难将本案的被告转化为一财报社。如此,又何来周副教授所言的“报社承担法律才责任”呢?
现在很多人都在骂深圳中院很滥。但作为媒体人,我们是否想过,是我们媒体内部更滥的人事关系给了深圳中院管辖记者的口实。我们首先是媒体的弃儿,然后才是深圳中院的玩偶,而这种麻烦也是所有新闻农民工都可能会在将来的记者生涯中所遇到的。。

也有很多人在呼唤《新闻法》。但即便《新闻法》出台了,它能解决问题吗?《劳动法》都没能解决“隶属关系”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孽种,《新闻法》就能解决?我很怀疑。一财记者案其实就是又一个SUN志刚,背后所反映的是远远超出案件与法律本身的丑略社会现状。

在目前这个局面下,最能够帮助本案记者的是一财报社自己。如果一财报社能够积极向法庭出示证据,证明本案记者与自己存在“隶属关系”,那么本案记者将会摆脱困境。但如果出现相反的态势,记者成了一财的弃儿,那么本案记者就很危险了。所以,作为与本案记者同为新闻从业者的我们,此时最应该做的,就是呼唤一财报社对记者的责任感。媒体对记者负责了,我们才可以不怕那些无良企业的险恶攻击。

附录:

一财案:富士康告级者 被告财产被冻结记者感到震惊

http://zt.blog.sohu.com/s2006/fushikang/

http://www.donews.com/Content/200608/6895ce226c744d5ead1e110baf74d1d9.shtm

周文章:http://comment.thebeijingnews.com/0845/2006/08-29/018@005621.htm

 

混乱的媒体人事关系是一财记者被告的根源(续)

http://blog.donews.com/jinhongwei/archive/2006/08/30/1023948.aspx

2006年08月26日

对于城管被杀而成为烈士这件事,可能有些不合法。

按照上级指示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只有五种情况可以被评为烈士: (一)对敌作战牺牲或对敌作战负伤后因伤死亡的;   (二)对敌作战致成残废后不久因伤口复发死亡的;     (三)在作战前线担任向导、修建工事、救护伤员、执行运输等战勤任务牺牲,或者在战区守卫重点目标牺牲的;  (四)因执行革命任务遭敌人杀害,或者被敌人俘虏、逮捕后坚贞不屈遭敌人杀害或受折磨致死的;    (五)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壮烈牺牲的。

城管收缴小贩的东西,这应该不是抢救人民财产吧。那剩下的四条可就全是敌我矛盾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杀人小贩的背景:有谁知道小贩崔英杰竟是退伍军人!海淀城管宣传科透露,凶手是一名退伍军人,他来京先干了3个月的保安,可是一直没有拿到工资所以才卖起了烤肠。

一个卖烤肠的退伍军人能算是我们人民的敌人吗?这叛变也来的太容易了一点了吧。

还是说,当初评选烈士的那几个哥们把“抢救人民财产”的“救”字看丢了呢?

附:《杀手崔英杰别传》

http://rosu.spaces.live.com/blog/cns!F99F5DEEC961D45F!6849.entry

2006年08月25日

自从出了这件事,说还是不说,我权衡了很久。不说,对不起良心。说,对不起家人。正像当事人在接受采访时所表达的:“我们太压抑,太苦闷。但是,我们要生存”。

http://news.sina.com.cn/c/2006-01-13/19178860234.shtml

从中国历史上看,“我们太压抑,太苦闷。但是,我们要生存”这句话似乎是一个经典循环,就连美国人在写《中国人》的时候都不忘记提上一句“中国人喜欢忍,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好死不如赖活者’。”而我们的RQ报告也将物理性的生存放在RQ首位,也从正面对“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作出了官方性肯定。

记得我本科毕业那年,曾有机会成为一名刑警。当时已经入行的师兄对我说:“进来吧,包你一年之内从头到脚置办齐了”。我问他为何有此自信,师兄回答我:“谁想死?”

不过,我这位在上学期间就喜欢逃课泡妞的师兄可能没有注意到,上面那个美国人在陈述了“中国人能忍”这个直观感觉之后,他后面还提到了另外一半更重要的事实——“中国人能忍则忍,但到了不能忍的时候又会表现出惊人的破坏力”。对于这一点,《社会心理学》的第三章“行为与态度”有经典解释。如果哪位有兴趣,不妨买来看看。我在此就不多说了,免得祸从口出。

前一段时间法制频道放80年代拍的《武松》,里面武松在落草之前对社会有过一段精彩论述:“我杀了西门庆那恶人之后,主动投案,本想按着规矩老老实实的做他三年劳役,然后再回杨谷,可拿成想…………(此处略去反动言论几百字)……,我如今看透了,……(再略去反动言论几百字)……”于是,武松上了二龙山。

如果你没看过80年代拍的这个《武松》,猜不透武松到底说过什么。没关系,看看《茶馆》也成。我在这里给您附上一段经典台词,对我算是个交待,对您算是个礼物,对敢提起开头所说那间事的炳淑算是致敬。

 

〔常四爷提着小筐进来,筐里有些纸钱和花生米。他虽年过七十,可是腰板还不太弯。

常四爷 什么事这么好哇,老朋友!

王利发 哎哟!常四哥!我正想找你这么一个人说说话儿呢!我沏一壶顶好的茶来,咱们喝喝!(去沏茶)

〔秦仲义进来。他老的不象样子了,衣服也破旧不堪。

秦仲义 王掌柜在吗?

常四爷 在!您是……

秦仲义 我姓秦。

常四爷 秦二爷。

王利发 (端茶来)谁?秦二爷?正想去告诉您一声,这儿要大改良!坐!坐!

常四爷 我这儿有点花生米,(抓)喝茶吃花生米,这可真是个乐子!

秦仲义 可是谁嚼得动呢?

王利发 看多么邪门,好容易有了花生米,可全嚼不动!多么可笑!怎样啊?秦二爷!(都坐下)

秦仲义 别人都不理我啦,我来跟你说说:我到天津去了一趟,看看我的工厂!

王利发 不是没收了吗?又物归原主啦?这可是喜事!

秦仲义 拆了!

常四爷 拆了?

王利发 拆了?

秦仲义 拆了!我四十年的心血啊,拆了!别人不知道,王掌柜你知道:我从二十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到而今……抢去我的工厂,好,我的势力小,干不过他们!可倒好好地办哪,那是富国裕民的事业呀!结果,拆了,机器都当碎铜烂铁卖了!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我问你!

王利发 当初,我开的好好的公寓,您非盖仓库不可。看,仓库查封,货物全叫他们偷光!当初,我劝您别把财产都出手,您非都卖了开工厂不可!

常四爷 还记得吧?当初,我给那个卖小妞的小媳妇一碗面吃,您还说风凉话呢。

秦仲义 现在我明白了!王掌柜,求你一件事吧:(掏出一二机器小零件和一支钢笔管来)工厂拆平了,这是我由那儿捡来的小东西。这支笔上刻着我的名字呢,它知道,我用它签过多少张支票,写过多少计划书。我把它们交给你,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喝茶的人们当个笑话谈谈,你说呀:当初有那么一个不知好歹的秦某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临完他只由工厂的土堆里捡回来这么点小东西!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告诉他们哪,秦某人七十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

王利发 您自己拿着这支笔吧,我马上就搬家啦!

常四爷 搬到哪儿去?

王利发 哪儿不一样呢!秦二爷,常四爷,我跟你们不一样,二爷财大业大心胸大,树大可就招风啊!四爷你,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专打抱不平。我呢,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我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可是,日本人在这儿,二拴子逃跑啦,老婆想儿子想死啦!好容易,日本人走啦,该缓一口气了吧?谁知道,(惨笑)哈哈,哈哈,哈哈!

常四爷 我也不比你强啊!自食其力,凭良心干了一辈子啊,我一事无成!七十多了,只落得卖花生米!个人算什么呢,我盼哪,盼哪,只盼国家象个样儿,不受外国人欺侮。可是……哈哈!

秦仲义 日本人在这儿,说什么合作,把我的工厂就合作过去了。咱们的政府回来了,工厂也不怎么又变成了逆产。仓库里(指后边)有多少货呀,全完!还有银号呢,人家硬给加官股,官股进来了,我出来了!哈哈!

王利发 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公寓。公寓没啦,添评书!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常四爷 盼哪,盼哪,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侮谁!可是,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我呀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松二爷,我的朋友,饿死啦,连棺材还是我给他化缘化来的!他还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化了一口四块板的棺材;我自己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从筐中拿出些纸钱)遇见出殡的,我就捡几张纸钱。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我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吧,哈哈,哈哈!

秦仲义 四爷,让咱们祭奠祭奠自己,把纸钱撒起来,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吧!

王利发 对!四爷,照老年间出殡的规矩,喊喊!

常四爷 (立起,喊)四角儿的跟夫,本家赏钱一百二十吊!(撒起几张纸钱)(注:三、四十年前,北京富人出殡,要用三十二人、四十八人或六十四人抬棺材,也叫抬杠。另有四位杠夫拿着拨旗,在四角跟随。杠夫换班须注意拨旗,以便进退有序;一班也叫一拨儿。起杠时和路祭时,领杠者须喊“加钱”——本家或姑奶奶赏给杠夫酒钱。加钱数目须夸大地喊出。在喊加钱时,有人撒起纸钱来。)

 

 

2006年08月21日
按照行政法的基本精神,我们的公仆必须在服务公益的前提下,凭借法律赋予其的权力来依法行政。换句简单地话来说就是,法律让你管得你就管,法律没让你关的就靠边站。但现实中,我们的公仆似乎更愿意发挥毛领袖倡导的积极主动的主观能动性,不管法律有没有赋权,只要自己高兴就插手。
广电总局要求每日17时至20时禁播境外动画片

自2006年9月1日起,全国各级电视台所有频道在每天17时—20时之间,均不得播出境外动画片和介绍境外动画片的资讯节目或展示境外动画片的栏目。合拍动画片在这一时段播出,需报广电总局批准。


广电总局关于重申电视国际新闻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级电视台播出的国际新闻必须统一使用由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提供的电视国际新闻。严禁擅自使用从境外卫星电视收录或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国际新闻素材制作、播出广播电视国际新闻节目和国际时事政治专题节目。不得将境外卫星电视图像配以新华社文字稿进行播出。


广电总局:规范国际新闻素材为保证新闻准确性

胡占凡表示,广电总局通知国内电视台不允许播放有外国电视台所采集素材的节目是要管理那些没有和中国签订合作协议的,知识产权可能会受到侵害的、不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行为,所以发通知是为了进一步加强管理,没有其他的目的。


"超女"撩裙露底触荧屏底线 广电总局将调查

广电总局要求暂停播出丰胸增高等电视购物节目

荧屏看超女今年慢半拍 广电总局要求延时直播

国家广电总局:广播影视节目中不得擅自使用方言


广电总局强调发展现实题材 限制粗制滥造古装剧

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净化荧屏提高格调抵制低俗之风

广电总局发文要求避免娱乐节目炒星追星负面效应

广电总局颁布禁令叫停外资参与国内电视频道经营

广电总局加强谈话类节目管理 缓播“深夜电视”

广电总局“叫停”用方言译制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

附:方军列的一个清单

(2006.8.18)

这里我再补充一个:广电总局:个人要传播视频内容,需要领许可证。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98/4722219.html

新闻故事发生在2001年,当时福州的公安局长,王振国。自己参股的一个生意,遇到了一个对手,然后他就指示刑警队长,带了一队人马去把那人杀了,以持枪拒捕的名义。然后,这帮警察兄弟还都记了功,并且直接把对手的财产分了,每人得了一部车。 

执法警察,风风光光地杀人夺财,还是头一次听说。  

2006年,案子了结的时候,我知道了这个故事。  

互联网真是厉害,新浪网上还有今天还能查到2001年事发时间的新闻,标题为福州刑警破获一起持枪勒索抢劫案 

google了几个小时相关的新闻,初步得出了这件事的脉络:   

20013月事发:不幸生意上与局长有冲突的人一个被杀,一个被捕;  

20018月,检察院发现公安局的持枪拒捕说法不能成立,但是由于某领导批示无能为力;  

20025月,王振国由于经济问题出逃(这时间福州大批官员因远华案被捕或出逃);  

20044月,公安部接到举报后介入;  

20045月,杀人的警察们被捕;  

20065月,宣判。  

公安局长直接派刑警队做掉生意对手的事情,直接参与的警察有40多个,从大队长到中队长到普通警察,事先准备,事后串供,他们都知道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据说,公安局也有不少人偷偷打电话给受害者,表示同情。说明这个事情在公安局不是秘密。检察院第一次介入就知道有很大问题,200110月第一次上法庭连法警都安慰受害人不要着急,他们简直乱来  

也就是说,参与的,没有参与的,福州的公检法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件事的基本真相。也就是说王局长把公安局变成了杀人越货不含糊的黑社会总部,而整个福州政府系统在知情的情况下沉默了3年,直到公安部来人后一个月,才把杀人者入狱。

 我很想知道,5个开枪的人心中,认为自己是什么人?40多个参加行动警察心中,认为自己是什么人?上千个明知真相的公务员心中,认为自己是什么人?  

他们一起,做出了一个百姓可怕到超出想象的事情。他们的心灵会忏悔吗?  

我看过清朝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比之福州的警察杀人夺财案,让人疑惑,我们这是在一个什么年代啊,邪恶竟然如此地堂而皇之,那么多人的良心都敌不过。

最后配发一篇言论:

秦晖:评无地则反说 关于地权的真问题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8月19日 18:08 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报–>
 

  秦晖/文

  众所周知,如今的新农村建设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扩大“公共品”投入,这本来是政府本着“多予少取”的原则为农民办的好事,但我国的体制制约往往会形成“权责颠倒”,把为农民尽服务之责变成向农民行管制之权。于是一些地方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对农民“不肯”合作的抱怨。有的提出“免征农业税后对农民的约束机制消失了”,要求重建这种束”①。有的地区明确指示“要采取强制措施,确保新农村建设工作得以顺利实施”②。 结果在这些地方,新农村建设往往变成一场“收地拆房运动”。这使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的土地制度争论出现两极化的趋势:在一些人担心“收地拆房运动”蔓延而又一次出现土地私有呼吁的同时,另一些人却为顺利进行“收地拆房”而要求改变现行承包制,在“集体”的名义下进一步弱化农民地权。

  其实,抛开各种术语游戏,土地问题的实质是不难理解的。无论如何,我们的土地并不是无主的。它的处置权(无论叫所有权还是叫使用权)总得有人掌握着。有人说我们的农村土地不是国有制,也不是私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但正如我在《什么是“集体所有制”》 ③一文中指出的:各市场经济国家民法体系关于产权的规定中并无“集体所有制”提法。这是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非官非民的“集体”,如果老百姓根据结社权自由结成民间性集体,例如农会、民间合作社和股份公司,那就是私有制(西语private本来就有“民间的”、“非官方的”之意,并不仅指个人或自然人所有,企业法人与社团法人也可以成为private性质的权利主体)。而如果是身份性或强制性的官办“集体”,例如人民公社,那就是官府所有的一种形式。

  不在于“公私”,而在于“官民”

  任何“主义”下的人类社会都要建立公共秩序,因此就有了管人的和被管的,或者说,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之别。宪政民主体制下官为民选,官权民授,官民间有委托代理关系。然而谁接受谁的委托是不同的,通过多元社会的代议政治,贫民富民各自委托“代表”形成左右分野。因此可以说这种体制下官民分野模糊而民间阶级分野突出。而不同的阶级对“所有制”可能有不同偏好:富民求护产,偏好于私有,贫民图保障,偏好于“集体”。当然这只是“可能”,笔者无意把阶级偏好与所有制偏好的关系简单化、凝固化。但无论如何,那时公有私有各依民好,或左或右颇堪一争。

  而非宪政民主国家则不存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因此虽然过去意识形态强调传统时代的民间贫富差别,把“官”说成只是“富民”的“代表”。但事实上既无委托,何言代理?酷吏虐民无分贫富,仁者惠民贫富皆泽。秦之商鞅有言:“国强则民弱,民强则国弱”。宋司马光说:“天下财富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无论真实的史料,还是折射社会现实的《水浒》等作品,都反映出那时民间贫富对立不明显,而官民分野却很突出。官垄断不等于民福利,放任官不等于民自由。公有私有既不依民好,或左或右亦何堪一争。可以说这是前宪政社会的通例。

  所以在这种传统下,抽象地谈集体、个体意义是不大的。归根结底,掌握地权的不是老百姓(农民),就是官府(官员)。如果农民有结社权,可以自由结成“集体”,那么土地归农户还是归这种集体,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在国外民法中它们都算“私有”)——即便有区别,农民自己也可以作出选择,而无须他人越俎代庖。

  但如果农民并无结社权,那么土地归农户还是归官办“集体”,实际上就是土地归农民还是归官府之别。那么,从有利于农民的角度讲,从对农民“多予少取”的角度讲,地权是归农民(农户或民间性集体)好,还是归官员(官府或官办集体)好,难道还有疑问吗?

  农民的命根子,就不能交给农民?

  我曾经指出,以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为理由反对地权归农,是一种颠倒权利义务的怪论,它把“国家责任不能推给个人”颠倒为“国家可以剥夺个人权利”,实在是很荒谬的。但是在权利义务概念极其混乱的情形下,这种怪论则可能被双方接受。如今有人极力强调土地是“最后保障”,对农民非常重要,并以此作为土地不能归农民的理由。而主张地权归农的一些人为了反驳之,有时便说现在谋生不必种地,土地重要性下降了。我以为双方的逻辑都是非常奇怪的。如果土地对农民很重要,他们就不能拥有它,只有可以弃如撇屦的东西他们才能拥有吗?这叫什么话呢!难道相反的逻辑不是更合理吗?如果土地是一般财产,有什么理由要让官府垄断起来?如果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那就更不能由着官员随意处置了。

  现在有些人号称是为农民讲话的,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把农民说得如此不堪,似乎农民根本不懂得珍惜土地,地权一交给他们,就会给喝酒赌博败光了,只有官府才会替他们看住土地,不让他们挥霍掉!难道这些年来人们看到的事实不是完全相反吗?真正挥霍土地、胡圈乱占的是谁?难道是种田人?有人说农民要靠土地养老,所以不能把地权交给他们,以免他们挥霍掉了失去“保障”。照这种逻辑,如今许多农民在种地赔本的情况下实际上是靠打工挣钱,存钱养老的(这也是我们现在以不能允许“贫民窟”存在为理由阻止他们移民城市,只许他们在城里出卖青春,从而形成“农民工返乡”的所谓“35岁现象”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的官员是否也可以以“养老钱是最后保障,农民不能私有”为理由没收农民的存款?更有甚者,自古以来(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农民还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请问按上面的逻辑你是否要把他们的儿子也“收归公有”呢?

  评“土地保障代替社会保障”

  显然,如果土地确实是农民的命根子——而不是官员的命根子,农民当然比官员更懂得珍惜它。农民中有没有得过且过不思长远喝酒赌博挥霍土地的二流子?当然有,但肯定不多。而官员这样挥霍的可能性肯定大大高于农民。这倒不是说官员的素质与“觉悟”就比农民低——笔者相信情况可能相反,但问题在于这两种挥霍的性质是全然不同的:“二流子”挥霍的是自己的土地,而官员挥霍的是别人的(或曰“大家的”,反正不是自己的)土地,能指望后者比前者更珍惜吗?以个别“二流子”可能会挥霍土地为理由剥夺全体农民的地权并把它交给不受制约的官员,能够使农民更有“保障”,这不是奇谈怪论吗?

  当然,尽管珍惜,有时农民也会陷入困境而不得不卖地。例如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为了看病救命,或者为了供孩子读书,农民会忍痛变卖家产。这只能说明仅有地权农民还不可能得到确实的基本保障,但这当然不能说明没有地权或把地权交给官府,他们反而就有了这种保障。说穿了,所谓以“土地保障”代替社会保障,就是说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有地权的农民百般无奈还可以卖地救命,而无地权的农民只能守着不属于他(但据说是可以“保障”他)的土地等死!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些年那么多农民“死在家里而不是死在医院”,没有医疗社保当然是主要原因,但农民没有地权、连卖地救命这无奈的出路也被堵死,不也是原因之一吗?这些年我们的一些农民“可以卖血,不可以卖地”,卖血卖出了艾滋病,也不能卖地求医,只能等死,这就是所谓的“保障”?

  可见所谓以“土地保障”代替社会保障、把国家的责任推给农民的说法是经不起质疑的。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情况在有些人那里不是督促政府承担义务建立社会保障的理由,反而是为官员滥用权力剥夺农民地权辩护的理由!据说正是因为农民可能忍痛变卖家产,所以必须剥夺他们仅有的这点权利!虽然讨论学理不宜使用“道德批判”,我还是想说讲这话的人良心何在?如果有了社会保障,农民怎么会至于卖地救命、卖地读书?如果官府不能负责给农民以保障,你不批评也就罢了,怎么反过来要禁止农民卖地救命、卖地读书,把他最后的路也给堵死?既想保住命又想保住土地,你以为这样的“觉悟”必须经过理论家的管教后农民才能有吗?但在缺乏保障无法兼顾的绝境下,土地重要还是命重要,难道官员比农民更有权选择?难道逼农民守着土地去死、去当文盲,就是所谓“虽无社会保障,但有土地保障”吗?因为农民没有享受保障的权利,你就要连他处置自己家产的权利也剥夺?权利义务的颠倒,可以如斯而极?

  地权应当归农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即既非二流子挥霍土地,亦非因无保障被迫卖地,而是那些不靠种地糊口的农民以土地换资金(包括抵押与买卖)。近年来主张土地私有的论者多强调这种可能,而反对者则否认这种可能。其实今天“农村”、“农民”的情况已经千差万别,有其他可靠收入的农民“理性卖地”作为一种机会选择,这种情况肯定存在,可争论者只是其多少而已。而且其确实比例虽然难于估计(在不许卖地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统计农民各种卖地理由的比例?论者说穿了不过都是妄猜而已),但可以肯定,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这一比例总的趋势是上升的。随着新农村建设对农民社会保障的改善,这种上升会更加明显。这种性质的土地交易属于一般要素市场,更没有理由搞垄断。设计土地政策当然不能仅仅考虑这一可能。但是如果像上面所说,地权归农在其他两种情况下不会有害于、只会有利于农民,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维护这第三种可能中的农民权利呢?

  总之,在逻辑上可能的一切情况下,地权归农都比地权归官更有利于农民,或者说更无害于农民。当然,说地权归农有利于农民,并不意味着地权归农有利于一切人。实际上,指责地权归农的惟一有事实根据(是否有道义根据另当别论)的理由,就是地权归农可能是太有利于农民了。对此我在后面谈征地时还会讨论。这里只想指出:地权归农之所以难于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弱势,发言权太小,因而有利于他们的安排往往难以实现,而不利于他们的安排往往难于取消。

  论争之二:

  评“无地则反”说

  何谓“无地”?

  近来有位朋友去了几趟印度和拉美,回来就大讲“无地则反”,并以此反对地权归农,一时还颇有声势。我不怀疑他的好意,但他谈论问题时的逻辑混乱,实在令人费解。

  “无地则反”的“无地”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指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即并非“自耕农”的农民都算“无地”,那么难道中国农民是这个意义上的“有地农民”吗?在公社化取消了“耕者有其田”后至今未恢复此种权利的中国,按这个意义岂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是“无地”农民,因此早就该造反了吗?到底是印度、拉美的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呢,还是中国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如果这位先生真的在这个意义上认为“无地则反”,他应当最主张把土地交给农民所有,也就是说他应当最主张农民土地私有制才是。可是偏偏相反,这位先生坚决反对把土地交给农民,而主张官府完全控制土地,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不恰恰是把农民往“反”里逼吗?

  当然这位先生所谓的“无地”也许不是指农民没有地权,而是指农民无地可种,换言之,有地可种的佃农、雇农,包括私家佃农与国家佃农都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无地”农民。那么他又何以把租佃制看得如此可怕、认为“三十年土地革命”才使中国农民好不容易摆脱“无地”状态呢?在这个意义上又如何可以说印度或拉美的农民是“无地”的呢?

  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是:他所谓的“无地”既不是指没有地权,也不是指无地可种,而是指农民不种地——换言之,种地的佃农不算这个意义上的“无地”农民,而有地不耕、弃地出走的和无地可佃的外流农民才算——这位先生重笔渲染的“贫民窟”大概就与这个意义相关。那么这里仍然有个问题:是农民自愿不种地就会造反呢,还是农民被迫放弃种地就会造反?如果是后者,那么是谁能迫使农民放弃种地?不就是那些大肆圈地征地的官府吗?怎么反倒主张把土地交由他们来控制,而不能交给农民?

  而如果是前者,即农民自愿不种地就会造反——且不说此论是否武断——那和地权归农又有何关系?地权不归农或者地权归了官,农民就不想外流,就不会弃农经商、离土务工、甚至变成流民?历史与现实都证明,地权归官的情况下不仅官府圈地驱农会促使农民外流,就是官府想以“均田制”拴住农民,因役繁赋重、人稠地寡、天灾人祸,或者因比较利益、追求机会而形成的农民外流仍然是大问题。我曾指出:历史上、包括民国时期的流民群,其主体都不是无地农民,而是有地不耕、弃地出走的农民。因此农民外流与轻徭薄赋、社会保障负相关,与迁徙自由、改业机会正相关,而与地权归农极少相关。如果要制止自愿外流,与其建议禁止农民土地私有制,不如建议实行农奴制,或者干脆把全中国农村变成劳改农场——那样农民就无法“自愿不种地”、更无法“外流”,而城里也就一劳永逸地不可能出现所谓“贫民窟”了!

  印度、拉美农民何以“无地”?

  这位先生拿印度、拉美做例子反对“土地私有化”。他对印度、拉美复杂的社会矛盾的简单化解释乃至对印度、拉美农民“无地”的简单化判断,都令人难以置信。但即使退一步讲,如果我们相信他的描述,据说印度、拉美都是地主土地私有制。而我们中国,如今究竟有谁主张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实行地主土地私有制呢?我国现今的土地私有化论者不都是主张把土地交给农民的吗?

  当然,这位先生的意思大概是:农民私有了土地他们就会自由买卖、两极分化、产生土地兼并而使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了。

  但是这位先生举印度、拉美为例能证明这一点吗?就算那里的动乱可以用“无地则反”来解释(其实非常可疑),但那里的农民何以会“无地”?难道是因为“小私有者自由买卖导致土地集中”?这位先生看来不了解印度和拉美史,传统印度和前殖民时代的拉美原住民社会都存在着农村公社土地制度,并无小私有之说。后来英国人以强制权力划拨公社土地而实行柴明达尔制(把土地拨给有权势的包税人私有)和莱脱瓦尔制(殖民当局直接把村社土地归官而使农民成为官地佃农),形成了地权集中。而拉美的土地集中更是殖民征服过程中以暴力夺取土地形成大庄园的结果,根本与什么“小农自由买卖”无关。

  当然,上面说的是近代欧洲流行的印度史观,包括马克思在内也是这样看的④。但印度独立后的、尤其是晚近的新研究指出:实际上传统印度未必就是那么个“公社世界”,那时还是有很多私有小农的。但是英国人存心把传统印度描绘成没有土地私有制的“公社世界”,为的就是便于夺取农民的土地!显然,如果承认印度农民的土地私有权,而要通过“土地买卖”的方式来兼并他们,那太困难了!如果把农民的土地说成原来就是“公地”或“官地”,本来就是传统国王(莫卧尔帝国)的,现在英国人继承了国王的权力,那不就是英国人的了吗?后来的柴明达尔制和莱脱瓦尔制,就是根据这种说法搞出来的。⑤换言之,后来印度农民之所以会“无地”,不是因为官府承认他们“私有”而任凭他们“自由买卖两极分化”,恰恰相反,就是因为英国人借“公有”的名义剥夺了他们的地权!

  总之,无论按旧说法(传统印度本来就只有公社而没有土地私有制)还是按新说法(本来有私有制而被英国人硬说成“公有”),印度农民的“无地”都是以“公有”的名义剥夺他们的结果,而绝非“私有小农自由分化”的结果。明乎此,我们就会理解独立后的印度人何以如此警惕官夺民产,不轻言否定民间产权。尽管从尼赫鲁的“马哈拉诺比斯社会主义”到英迪拉·甘地的民粹主义,印度的历届政府既不喜欢私有制也不喜欢自由市场。他们脱离“计划经济”而走向市场竞争的改革比我们还晚、还慢。可是他们的“左”只是表现为发展工会农会、实行“五年计划”、重视福利、二次分配、管制贸易、平民民主等等,却一直不搞官夺民产;他们热衷于大量投资搞“增量国有化”,却从未没收民产搞“存量国有化”。就连比印共还激进的“极左派”印共(马)执政的、赢得这位先生和我国不少左派朋友交口称誉的西孟加拉、喀拉拉等邦,也没有搞激进土改。明白这是为什么吗?

  耕者有其田,会导致耕者失其田?

  殖民统治结束后的印度和拉美的确有许多社会弊病,但这位先生暗示的“小农私有、两极分化”却根本是子虚乌有。在民主印度和不少拉美民主国家的土地私有制下,虽然未经激进土改、旧时的土地集中现象无法很快改变,但也并未进一步加剧集中。相反,那里的土地在私有制下还是呈分散趋势的。以印度为例,1954年该国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63,1961年下降至0.59,如今大约在0.5左右。而殖民时代就盛行大庄园的墨西哥在这位朋友的文章里有生动的描述,的确,该国曾经是世界上土地最集中的地方,1930年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高达0.96,但1960年降为0.69⑥, 仍然很集中,但比过去还是相对分散了。

  当然,在没有激进土改的情况下,这种土地分散过程很缓慢,也因此招致了主要是来自左派的批评。你可以说这种批评很有道理。但是这种批评是针对地主土地私有制的,不是针对农民土地私有制的,相反,他们这些批评者恰恰在为农民私有制而奋斗!你怎么能把这种批评“盗用”到中国来反对农民私有制呢?那些批评也从来没有证明农民私有制必然会“自由分化”为“无地农民”加地主制,你怎么能反过来说,“土地官有”比“土地农有”更能避免农民“无地”?

  其实这位朋友也不是真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不是还指责民主印度过分纵容了贫民,以致由于不能圈他们的地,连 高速公路也没法建吗?不是还以印度这个“反面教员”为例,痛陈印度的官府和资本家与工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太大”,而彰显咱们的圈地运动降低“交易费用”的优越性吗?难道你真的相信,承认农民的地权反而会有利于“兼并”?

  地权归农促进了兼并

  还是妨碍了兼并?

  进而言之,不仅印度、拉美,可以说古今中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地方的土地集中是由初始平均的小私有者“自由买卖”导致的。相反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后小农制度的“顽固延续”曾被许多人责怪为应该对法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长期不如英国负责,笔者认为这种指责固然片面,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另有原因,但是小农在法国“顽固延续”,并没有造成“无地则反”,却是不争的事实。东欧一些国家也是如此,如保加利亚,在1920年代初斯坦鲍利斯基农民联盟政府时期经历了比较彻底的平均地权改革,后来直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这里仍然被看作无地主的地区,战后的共产党政权也没有再搞什么土改。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实行了“起点平等”的小农土地私有制、而此后又在宪政制度下保证了自由小农的地权不受专制权力干预的地方,虽然“平等的起点”在市场交易条件下不能永远保持,但地权集中的程度和速度都是极为有限的,地权集中与分散的趋势也是同时存在的。那些地方也许有其他弊病,但“土地兼并”从何谈起?

  事实上,对小农私有制的批评历来有相反的两种:指责小农私有制促进了兼并,和指责小农私有制妨碍了兼并。如果不考虑价值判断(妨碍兼并是不是就该指责)而纯就事实判断而言,显然是后者更有根据。我们今天的一些人坚决反对小农私有制,其实际的理由也是后者(这从其所谓国家与小农打交道要付出更大“交易成本”的理论和所谓印度对贫民难以征地的抱怨都可以看出)。从其官府本位的立场讲,这种反对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为了道德上好听起见在表述时却愣说反对小农私有制是为了害怕小农被兼并,这就不但在学理上既反事实又反逻辑,也不如那些明确站在兼并者的立场上反对小农私有制的“右派”论者更诚实了。

  总而言之,事实表明:在包括印度、拉美在内的绝大多数地方,也包括传统时代的中国(我曾有专文论述),导致地权集中的主因都是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而不是“小私有者自由买卖”。“无地则反”是否如此我们姑且不论,说“耕者有其田”就必然会导致“耕者无地”,进而造成“无地则反”,我以为完全是无稽之谈。

 

 

 

 

 

 

 

 

 

 

 

 

 

 

 

 

 

 

 

 

 

 

 

 

 

 

 

 

 

 

2006年08月17日

宣传墙 
By [ 黄一琨 ]  2006-8-15 17:02:21

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cat_id=27&log_id=3163

今天又经过东三环的那几幢小楼,因为在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的工地边,它们和它们的主人一起面临着灭顶之灾。

这里是城市最繁华的地方,却又是城市最隐秘的丛林。面对着东三环小楼的外墙成了主人们求告的唯一途径。字大如斗,但是无人会意。

今天,这座墙被粉刷一新,我只能看见“GCD,救救我”几个字,是刚刚写上去的。这应该是主人们最后的呼救。从曾经存在的字迹,我们约摸可以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被抹去的“50平米,25万”应该是事情的核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人将彻底告别城市生活,只能在这张城市大饼的最外沿立脚。当然他们在城市中心也只能属于平民阶层,但是至少他们可以保有北京城里人的最后一点面子,以及生活方面的便利。

不管事件还有什么潜台词,这个价格绝对算得上是掠夺。

请二道贩子式的建筑评论家们经过你们放声颂扬的央视大楼时,在这座墙前伫立一分钟,想想你们欢呼雀跃的是什么。

我承认自己对于建筑一窍不通,但是相信站在知者的肩上,还能发点议论。我相信我在这里看到的一些关于建筑的评论,正符合卡尔波普关于二道贩子的界定,就是先说一些自己也没整明白的词,接下来就是 gossip,这些gossip和自己距离越近越好,最好是说自己曾经和某人一起喝过咖啡。

关于库哈斯,我更是没发言权,但是《城记》的作者王军参观了库哈斯设计的别墅,外国朋友告诉他,库哈斯在行的就是向地球重力挑战,在最需要吃力的支撑点上,建筑师偏偏把它做小!

因此为了提高防震级别,央视大楼的预算翻了一番。说起二道贩子的亲爹库哈斯,我总是想起想把自己提起来的项羽。当然要是显得懂行一点,我可以说自己总是会想起伟大的柯布西耶。

我们需要热爱大师们塑造的新北京吗?七十年代末,贝聿铭到北京设计香山饭店的时候,自豪地说自己是中国人。当90年代末他回到中国设计苏州建筑博物馆的时候,失望的贝聿铭说自己不是中国人,他不属于这么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正在把央视大楼这样的建筑当作权力的阳具,直挺挺的获取二道贩子们最衷心的崇拜。

 

 

附录

这里还有一个更好玩的

http://www.xici.net/b6775/d41354001.htm

2006年08月01日

有些事,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是具有影射意义的。下面的,可能就是其一。

一:史上最勇敢的中学生

本月十九日,该市巴州区政府城管执法人员阻止一名小贩在街边摆卖时,一名十四岁中学生为小贩出头据理力争,被执法人员围殴受伤,其後在当晚引发包括数百名中学生在内的二千名民众,包围了区政府城管办抗议

http://rosu.spaces.msn.com/blog/cns!F99F5DEEC961D45F!6520.entry?_c11_blogpart_blogpart=blogview&_c=blogpart#comment

二:深圳市城管队员遭街道办城管当街扒裤(南方新闻网)

  本报讯 昨日(7月31日)下午,市城管联动执法大队在龙华执法时,遭遇到意外情况:龙华街道办城管执法队数辆车卡死市城管执法车,质疑他们的合法身份。据目击者反映,当时30多人下车开始殴打市城管执法队6名队员,并当街将他们的裤子扒下,还将他们扭送到当地派出所。

  昨日下午,有读者报料称,在龙华街道龙华广场一加油站附近,看到二三十名身穿城管制服的人员,在当街殴打五六名男子。此前,被打一方开着城管执法车,并曾下车向对方出示执法证,称其是市城管执法人员。但对方查看证件后,称他们假冒城管人员,随后开始动粗。不久,动手一方将市城管执法人员的裤子当街扒下,用腰带捆住他们手脚,扭送往龙城派出所。

  昨日记者来到处理此事的龙城派出所。此时,被滞留的几名男子刚刚从滞留室被释放出来,正忙着穿裤子。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解释,此事是龙华街道办城管执法队和市城管执法队之间的误会,与警方无关。

  市城管联动执法大队相关领导随后也赶到现场表示:被滞留的队员是他们的队员。6名队员中,有2人有执法证,另外4人为保安协管员,执法过程符合程序。

  据介绍,这6人开一辆执法车从坂田执法完毕后,又直接到龙华街道办清查路边乱摆卖。下午3时30分许,走到龙华广场一加油站门口附近时,突然被三辆龙华街道的执法车卡死。两名市城管执法队人员当场亮出执法证,对方称他们假冒执法人员。可是,对方身穿的城管制服,却没有编号。随后,又有两三辆车开到现场,言语不和之间,二三十人开始对他们拳打脚踢。不久,6人被扒掉裤子送到派出所,有的人手机被砸,一时无法与市城管部门领导联系。

  事发后,龙华街道办相关领导赶到派出所协调处理。该领导解释说,龙华街道办城管执法队归街道办主管,业务上由市城管办指导。

  对于此事,该领导无奈地说:“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我们会回去检讨。”并会教育处理街道办的相关人员。梁永建 庄礼幸 (来源 南方都市报)

这段时间先后看完了《解构德龙》《俘获者》,正想写写观感,却发现已经被吴晓波写过了,而且写得情绪和我一样。既然这样,就转载一下吧。

德隆两周年祭 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cat_id=27&log_id=3014

尽管我知道,“遗忘”已成为中国企业史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我还是决定在这家巨毋霸式的企业覆灭两周年之际,再撰祭文。
一年前的今天,我曾写过《德隆周年祭》,我写道,“中国财经世界的喧嚣,从来是外在的。那些点到为止式的评论让德隆的尸体依然暴晾荒漠。每一个与德隆有关的人都不希望德隆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没有一个人愿意。这将是一次致命的集体摧毁。真正的德隆故事将被永远埋在若干人的肚子里,他们在梦中也用胶带封住了自己的嘴巴。”
一年后的今天,我愿意部分地收回上述的这段话,因为,中国的商业研究者和传媒人在最后一刻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去年秋天,瘦弱的新疆学者唐立久出版了《解构德隆》,他用大量的事实呈现了德隆崩塌前的所有景象,年轻而资深的财经记者王云帆则在最近出版了三十多万字的《俘获者》,这本著作描述了唐万新意外回国后,德隆被全盘肢解的隐秘情景。两部著作综而合之,大抵可以勾勒出这个罕见的恐龙式企业由诞生而覆灭的全过程。
唐立久和王云帆共同叙述了一头恐龙成长、死亡以及被肢解的过程。在它生成的时候,有关部门袖手乐观其成,任其在血腥中陡然坐大,及其崩塌之际则又乘机切入,以特别的角色攫取利益。按王云帆的观点,德隆在最后的600天内,是有多种拯救的可能性的,但是最后却被一个极其自私、不负责任的方式肢解分卖。读德隆,如半本中国企业史。我从来认为,中国的经济变革是一场并不公平的变革,公共部门以利益者的角色参与到具体的公司、资本运营与政策制订之中,既是裁判又是球员,这是所有病诟的根本。这个观点在德隆一案中再次得到了证明。
德隆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拥有双重角色的“俘获者”。一方面,它是资本市场的俘获者,唐万新以罕见的大胆凶猛和产业架构能力,通过大量的并购行为“俘获”了数以百计的企业,而与此同时,它也成了另外一些势力的俘获对象,当德隆发生危机的时候,它的周围迅速地聚拢了一批庞然大物,它们默然无声,在黑暗中谋划和角斗。当传媒热闹无比地为德隆的命运猜测和设计的同时,真正的俘获却在水面下有条不紊地、残酷地进行着。这是多么精彩而不该遗忘的一幕:在这个分食草场上,没有人对德隆旗下的企业和产业工人负责,所有的目光地聚焦在那些尚有余温的资产上,他们思考的是,如何最快捷、最安全、最大利益化地肢解和分配这些“优质资产”,同时将那些“包袱”全数推到落难的唐万新身上。从现在的结果看,德隆一案的结局是这样的:上百亿资产蒸发,优质资产被拍卖,有人因之赚到手软,“劣质资产”则由政府吃下,全民埋单,唐门四兄弟,两人出国,一人无事,仅唐万新判刑八年,出来后又将是一条好汉。这便是中国最大资本欺诈集团的惩处单。一切如盛夏惊雷,乌云中雷闪电鸣,最后却只落下冷雨三两滴。
在我看来,对德隆案的清算和反思应该才刚刚开始。这个令人生畏的恐龙型企业十年生成,其间多少悬案疑案,从最早在武汉国债市场上的空手套利,到暗箱操纵翻腾股市,一桩桩一件件,背后涉及无数“高人”上下其手。如今,这一切又怎么可以象恶梦一样地被轻易地抛去。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一直是冒险者的乐园,许多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商业者向来信仰权利而多于法律,几乎没有人把商业的公平公正视为财富积累的前提。这种景象在资本市场上尤为突出,那些庄家、大鳄以无比野蛮而迹近无耻的手法欺瞒大众、攫取财富,很多恶性商业的事件,还具备了官商勾结的共犯结构,其利益交织非常复杂,往往涉及多方力量――在很多时候,商业骗局的败落竟还是其利益集团内部妥协失衡所造成的。然而,当骗局败落之后,真正的操纵者则大多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有的可以席卷而逃亡海外,有的则以其他莫名的罪名被关押数年而已。尤其可恶的是,每个骗局往往只涉及台面上的一二人,而其最终惩处的罪项又往往与实际的严重犯罪事实相去甚远,有的甚至还毫无关系。
对恶性经济犯罪的高举轻打及选择性惩戒,让中国的商业社会一直沉浮在一种缺乏责任和公共担当的生态环境中。每一个惊心动魄的成败故事,似乎都没有真相,每一个案件都匆匆而过,其内幕往往如云雾缭绕,始终未解。
就德隆一案而言,尽管唐立久和王云帆各自尽到了学者和传媒人的天职,但是从实际处理的态势来看,它似乎已成了过眼往事,甚至比它发生更迟一点的顾雏军科龙案、张海健力宝案等等,也已经不再被人提及。此刻,我在这个闷热的江南七月,一边翻读唐、王著作,一边为“遥远”的德隆撰写这篇可有可无的祭文。【周末画报 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