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7月12日
齐达内的神秘微笑点燃了马特拉齐的羞愧难当

出处:http://blog.2006.sina.com.cn/u/46e815bb010004gw(范文阿,写球能写成有情节的小说)

2006-07-11 20:16:51
  
本文的眼:
 
如果你真正喜欢一个人
 
就应该从把他当作一个“人”开始……
 
 
1
 
齐达内和马特拉齐双双跳起争顶,在空中,前者的双手是自然下垂的,后者的一只手自然摆动起着维持身体平衡的作用,另一只手则有另外的功用——看上去是在为齐达内做着颈椎按摩。
 
这就是齐达内和马特拉齐踢球方式的不同;当然,马特拉齐是一名中后卫,“小动作”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后卫球员与生俱来的一项专业技能。
 
在足球领域,齐达内是具有艺术气质的大师,作为身怀绝技的大师眼里的足球与普通球员眼里的足球笃定是有区别的。球在齐达内脚下的时候,大师的演出开始了,只是与此同时,其也不得不面对着各类防守球员各种类似“砸场子”的拼命阻挡。
 
实际上,过去10年间萦绕在齐达内身边的就是这样永恒的纠缠——那是防守球员必须履行的天职,也该是身经百战的齐达内顺变接受的现实。
 
2
 
回顾意法之战,齐达内的演出不断遭遇着意大利人的干扰,就好比一位歌唱家在演唱的过程中不断有人吹口哨、喝倒彩或者往舞台上扔水果或者水果皮。这并不是什么稀有的现象,在任何一场足球比赛中,任何一名球员在进攻的时候情况都大抵如此。
 
那场比赛中加图索是齐达内主要的对手,当然皮尔洛、卡莫拉内西也在相应的中场区域与齐达内有过对峙;由于齐达内时常深入到意大利的禁区腹地,因此卡纳瓦罗和马特拉齐与之单挑的景象也并非凤毛麟角。
 
 
 
2001/2002赛季,当大器晚成的马特拉齐从佩鲁甲投身国际米兰的时候,齐达内刚好辞别尤文图斯加盟西甲皇家马德里。虽然卡纳瓦罗从帕尔玛转会至国际米兰的时间是更晚一些的2002/2003赛季。但那时的卡纳瓦罗早已成名天下。
 
星星之间是很容易惺惺相惜的。这就是为什么当齐达内受伤倒地的时候,卡纳瓦罗会走过来甚至蹲下来关心着法国人的伤势,旁边的一只脚是赞布罗塔的,同样是一位高手。我不认为当时马特拉齐就不想做与卡纳瓦罗同样的事情,但显然,其与齐达内之间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心理鸿沟。
 
 
3
 
卡纳瓦罗踢球的方式与马特拉齐有所不同。前者的防守在凶猛的同时有着相当的艺术气息,后者则更多的是凶猛,大开大合的肉搏为主。
 
在意大利的禁区内,横向移动的补位多半是由卡纳瓦罗来完成的,因为那需要更充足的意识和判断;马特拉齐的主要工作是贴身盯人以及正面封堵,虽然移动补位的活也干,但总体上很难做到最好。比如本场比赛开场6分钟造就的那粒点球。
 
卡纳瓦罗有文身,但文身的部位是上臂的内侧,只有其脱去球衣并振臂高呼的时候,才清晰可见。
 
马特拉齐的文身即使穿着羽绒服都可能被看到。他把自己的手臂当作了画板,上面有一些文字,也有一些类似生猛动物的涂鸦。
 
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本质上齐达内和马特拉齐都是人,但在性格、个性、人生观上又有着决然的不同。我相信在内心世界里,马特拉齐对于齐达内是仰视着的,不仅是马特拉齐,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球员都是如此,原因很简单:没有人不渴望自己能够拥有那样令人叹为观止的高超技艺。
 
那么,在齐达内的内心深处呢?
 
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我相信马特拉齐赛后的一段表白:“我确(用语言)攻击了齐达内,因为法国人是一个极其傲慢的家伙。”
 
傲慢通常是贬义的,但在很多时候应该是中性的,比如,你见过任何一位不傲慢的艺术大师吗?
 
4
 
齐达内的傲慢是长在骨子里的。因为他拥有着可以傲慢的资本,如果他不是傲慢的,我甚至怀疑他是否能够企及今天的球技。在其眼中所有的对手都不是真正的对手,所以他才会在球场上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肆意且从容地上演着目中无人的挥挥洒洒。
 
在有球的时候,齐达内所有的精力都会专著于掌控皮球的运行上。那是一种极度沉湎的状态,也是任何领域里的艺术家们在艺术表现过程中常见的形态。
 
但当皮球离开身体控制范围的时候,无球的齐达内开始从“大师”转变为“凡人”。“人球合一”是齐达内艺术造诣的最高境界,而“人球分离”之后,齐达内也自然会从那种至高的境界中逐渐剥离。
 
这就是为什么齐达内所有得过的红牌90%都是在球远离自己身体的情况下获得的;重要的还有,其几乎所有的严重犯规都不是“偷偷摸摸”的,而都是“明目张胆”的。说到底,他从来没有学会过究竟该怎样去“犯规”;甚至他最痛恨的也许就是那些通常意义上的“犯规”。
 
我愿意再次重复两家欧洲媒体曾经对齐达内与红牌之间关系问题的解析——
 
“齐达内虽然很少主动犯规,但受到别人侵犯时往往会变得怒不可遏,从而回铲或直接攻击对方,他的红牌大多因此而得到。”—— 《世界体育》
 
“齐达内永远是足球世界里的莫扎特,而不是足球的凶手。但这个莫扎特从来不会被恐吓住,暴躁甚至是其桀骜不驯的另一面。”—— 队报》

 
 
5
 
2004-2005年,当齐达内14个月的时间里连续领得3张红牌之后,有人称其已经进入足球场上的“更年期”。
 
情绪不稳、易爆怒是更年期来临的主要特征。这不是性格个性的流露,这是生理规律的体现。是的,我以为齐达内那些不太容易让人理解的情绪和举动用胜利规律才可能得到最合理的解释。当然,内心的渴望与现实的压力也随时可能成为某种爆发的诱因。
 
34岁的老将一般情况下踢不了34分钟的比赛就已经大汗淋漓了。齐达内在坚持,疲惫中的咬牙坚持。你可以看到场上他笑容越来越少,我不知道是否因为笑,即使是微笑也将耗费掉一部分精力和体力,所以我们看到的齐达内更多的是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的全身心投入。
 
当然,齐达内总归是人。在其经历的意法之战110分钟里,只少有4个时刻所发生的事情接连刺激着他的神经,情绪因此而不可避免地处于跌宕起伏之中——
 
点球建功、本队失球、受伤倒地、头攻未果。
 
 
 
 
第103分钟,早已触及体能极限的齐达内高高跃起用尽所有力气实施了一次甩头攻门,可惜的是被反应奇快的布冯单手托出横梁!
 
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齐达内突然开始了一阵无所指的怒吼。他没有辱骂任何人,他似乎是在声讨的命运。
 
6分钟之后,马特拉齐的左手便悄悄地从后面伸出来,把齐达内的身体萦绕了……
 
6
 
马特拉齐实际上也不是那种踢球特别阴损的人。他的很多犯规是大鸣发放的那种而不是阴险毒辣的那种。只不过作为后卫,防患于未然是必须的,比如无球的时候使用一些小动作对对手加以控制。
 
当法国队在右路进攻的时候,意大利禁区线内的马特拉齐刚好最靠近齐达内。他贴了上去,然后伸出左手,起初其环抱齐达内的动作并不算太大,感觉上还有些怯生生的;等法国队球员从边路把球传起来的时候,其手臂已经死死地贴紧了齐达内的胸膛。
 
 
球没有传到齐达内和马特拉齐所在的区域,而是被几米之外的加图索候个正着,意大利由守转攻发动反击。马特拉齐的手臂也放开了齐达内。
 
此时,齐达内却突然露出了微笑。坦白讲,一个不那么爱微笑的人突然之间微笑起来,多半总会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事故发生。
 
那一刻,天使的微笑或者是撒旦的微笑,实际上已经只有一线之隔了……
 
7
 
无球。只剩下两个人。
 
是马特拉齐先动的手,这板上钉钉;是齐达内先动的口,这也毋庸置疑。
 
在一位当今足坛声名最为显赫的艺术大师面前,马特拉齐肯定是处于心理劣势的;尤其自己又是在使用了不那么光彩的“小动作”之后,意大利人除了赶紧把伸出的手收回来之外,不太可能再多做一件事、多说一句话。下面的照片上,马特拉齐的左手甚至还有些崇敬地推送着齐达内往回走。
 
球还没有飞来的时候,就有人暗地出手限制自己的行动,对此齐达内当然会产生极度的反感,原本体力的枯竭与情绪的跌宕已经让其有些心烦气躁了。何况,他转身看到的又是马特拉齐。
 
 
如果齐达内转身看到的不是马特拉齐,而是惺惺相惜的卡纳瓦罗,或是昔日队友赞布罗塔,或是脚法秀丽的皮尔洛、或是勤奋认真的加图索……我坚持以为,齐达内的微笑将是天使般的。尽管他依旧可能说出同样的话——“你想要我这件球衣的话,一会你来拿好了。”
 
但凡有心观察体味生活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同样的一句话可能是玩笑,也可能是嘲笑;两者的区别取决于两者之间的认同感。
 
我觉得齐达内说的不是玩笑,因为他骨子里对马特拉齐的认同感应该是少之又少;那应该是对马特拉齐的嘲笑,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嘲笑或者说傲慢,不是无端生成而是事出有因。
 
被嘲笑的马特拉齐羞愧难当了。他忘记了自己几秒钟之前的动作并不属于壮士所为。在我看来,一个人永远不该这样——你做了一件不那么具有大家风范的事情,然后还不能接受真正的大家的嘲笑。
 
8
 
关于马特拉齐究竟回应了齐达内什么才导致齐达内怒火衷烧出头相撞,两天来中外媒体上有无数个不同的版本。我自己认为英国《每日快报》的版本比较符合逻辑——即,马特拉齐提到了“齐达内妻子的衣服”。
 
在《托蒂笑话集》风靡一时的意大利,人们并不缺乏幽默感。比如世界杯期间,有记者问布冯“如何比较和女友(塞莱多娃)相会与参加训练的心情?”的时候,意大利门将回答说:“还是和女友在一起感觉更好一些,毕竟塞莱多娃和加图索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实际上,马特拉齐即使看上去像个粗人,其驾御语言的功夫也不浅。比如事件发生后,有媒体指责其当时回应齐达内是“恐怖分子”,马特拉齐的回答是:“我从来没有说他是恐怖分子,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唯一认可的‘恐怖分子’是我10个月大的女儿。”
 
但显然,马特拉齐在当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幽默感,只有羞愧中又被嘲笑之后的咒骂。整个事情大抵上就是——齐达内的微笑点燃了马特拉齐的羞愧难当,随后马特拉齐的咒骂又点燃了齐达内积压已久的怒火……

9

齐达内是人,马特拉齐也是人。

找一张齐达内微笑的图片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事情。不过还是找到了,贴上来,留做一个纪念。

 

也许是天意。那天在场上的11名意大利球员中,如果说只有一个人可能与齐达内联手制造出“一只胳膊和一句嘲笑引发的惨案”,想来想去,这个人只有马特拉齐。

当然,同时在场上的11名法国人加11名意大利人中,如果只有一个人不甘遭受辱骂而用头将对手撞翻在地,想来想去,恐怕也只有齐达内一个人。

人,只有人,才是最根本的。

我确实太笨了,前后花了4个小时写这么多的文字,为的只是表达这样一个简单之极的感受。

太伤自尊了。

这是我关于2006德国世界杯最后的一篇文字。就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经历一些事情,见到一些人。

其中有一些是从来不需要想起的,有一些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而有一些则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2005年12月09日

 

◎  朱文轶 2005-12-08



5点55分。车牌号是晋D/13513的东风大货使完了它最后的力量,横在山西222省道汾屯线910厘米宽的路面上时,它已经在公路上制造了杀戮。

沁源二中121班的刘静个头不高站在队伍的最前列,被大货车最后刹车时的惯性狠狠地刮倒在地。她的右腿严重受伤。这是刘静关于这桩惨祸的全部记忆了。她说,死亡的念头笼罩着她。她后来挣扎着站起来,下意识地跟着受伤的人群,开始向几米开外的一家加油站集合。她没有回头。她瞥了一眼面目全非的“肇事者”,就知道身后大概发生了什么。

地上躺着的20个孩子在黑暗中甚至根本没来得及看清楚从背面碾向他们的是什么家伙。与这个重达10吨以上、烧着柴油的庞然大物相比,他们横在路中间的无辜的身躯轻巧得像树叶一样。

人群一下子围拢上来,想救这些孩子。郭道派出所巡逻队队员针辉在6点零9分向沁源县公安局122接警台报警。6分钟后,沁源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郭建明带事故科民警出警,并向县委和长治市有关部门报告。沁源交警大队队部距离现场27公里,管辖汾屯线沁源路段惟一的一个治安点白狐窑卡口距离现场同样有27公里路程。

大约是5点20分。从山西黎城出发已经连夜走了8个多小时崎岖山路的晋D/13513路过了这个白狐窑卡口。几分钟后又经过交口收费站,在那里交了5元钱的过路费。接下来的路就一马平川了。5点53分,它到达郭道镇工业园区,还有一段陡峭的下坡路。据说,以前这里有一条减速带,但被那些每天来往的超载车辆碾坏了。

5点55分。借助坡势,晋D/13513毫无阻碍地加速向前。它的正前方是一群刚刚跑完早操的学生。27公里以外的援救已经来不及了。

5点55分

11月14日5点55分。沁源二中118班的班主任姜华是第一个看到冲向他们的东风大货的人。二中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席世英说,带队的本来应该是121班自己的班主任李旭红,刚要出操的时候,李闹肚子,就回学校了。姜华是他的好朋友,便帮忙带一下。在出操的初二、初三13个班级里,121班排在最后一个。

沁源二中在222省道往南100米。那个丁字路口是学生们跑早操的起点。13个班级的学生排成一条四路纵队,每天早上从那里出发,沿222省道由西向东跑500米,然后过马路,再由东往西折返。席世英说,跑在最后的121班刚掉完头,车冲了过来。

席世英说,姜华拿起手里的电筒拼命地朝卡车驾驶室里晃,想提醒开车的人注意到这队行进中的学生。

天边还没有一点亮色。手电筒原来是用来照路的。5点55分,它成了姜华和121班53名学生最后的救命稻草。但车里的人显然无法注意到一支电筒发出的微弱光线——他睡着了。沉重的大货把姜华撞飞了出去,1米多宽的轮胎压过他的左手和左脚后,又碾向其他的孩子。姜华成了第一个罹难者。

晋D/13513的驾驶者李孝波后来给沁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科的询问里称,他为了赶路,一路上只停车小便一次就没有其他休息。“我进入郭道工业园后,不知怎么就迷糊了,直到我听到碰着了人的声音,才醒过来,看见车前面的公路上有好多人,我就踩了一下,但是到底是踩在油门上还是制动上,我的脑子里当时一片空白,不知道踩到哪里了,就赶快打了一把方向盘,把车往右开入排水沟,撞到了树后,车就失控了,最后在公路上停下来。”

这和沁源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郭建明对事故现场的勘验基本吻合。郭建明说,根据现场勘查,汽车失控冲入公路北半幅路面上的四路学生纵队后,驶出路外,在撞倒公路北侧8棵行道树,沿排水沟往前冲了一小段,绕过其他行道树由北向南又开进公路,绕了大弧线,横在了路中央。

5点55分,这道致命的弧线夺去了包括姜华在内21名师生的生命。11月15日沁源县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车祸的伤亡情况:“肇事车当场撞死18人,撞伤21人,目前,共死亡21人,受伤18人。死亡学生涉及沁源县6个乡镇17个村。”

席世英说,初二升初三的时候考虑到学生成绩的平衡,学校把这一年级的学生打乱了重新分班,他们只一起上了几个月的课,一些同学才刚刚熟悉起来。

幸存下来的孩子们大都是在病房里从家长的嘴里陆陆续续知道5点55分那一瞬间离开他们的同学都是谁的。121班的学生杨娜早上头疼跟老师请了假没有出操,逃过一劫。下午她听说张杰伤得很严重,跑到郭道镇医院去看他,在病房门口跟医生说了几句话,被躺在床上的张杰听见了,很响地喊杨娜的名字。杨娜没进门就吓晕过去了。醒来之后,别人告诉她张杰已经“去了”。刘静也是后来知道她的同桌邓亚婷就在遇难的名单上,她说,邓亚婷和她从小学就是同学,以前还说过要一起考大学的。

许多家庭失去了子女也同时失去了亲人。邓亚婷和同样遇难的姚鑫还是表兄妹,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受轻伤的杨静和遇难的杨文杰也是表亲,杨文杰的母亲和另一名遇难学生梁栋辉的父亲是亲兄妹。刘静说,杨文杰今年18岁,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他的妹妹也是沁源二中初二的学生,他的姐姐在念职中,家里经济窘迫供给不上,杨文杰初二辍学到城里打了一年工,没挣着什么钱,初三中途又回到学校,插在121班上课。杨文杰个高站在队伍的后面,成为最惨烈的遇难者。最后几个亲属根据他身上的一根裤带,才确定了他的身份。

肇事者李孝波,“只能跑夜车”

黎城县东阳关镇长宁村31岁的货车司机李孝波11月13日晚上18点20分匆匆忙忙从家里出门,连晚饭也没顾得上吃。

李孝波的妻子董小霞现在天天在家里开着电视,等着和丈夫有关的消息。她最关心的是丈夫闯了这么大的祸究竟该面临什么样的惩罚。董小霞说,李孝波那天急着去赶18点30分从县城开出的最后一班公交车,另外一名司机正在县里等着和他交接车。

他们有一个8岁的女儿正读小学二年级,李孝波出门的时候,女儿还没有放学。

从黎城到目的地马军峪煤矿的路程是200多公里,因为途经路段的道路状况都不太好。李孝波必须在晚上22点左右把车从黎城开出,这样才能确保在第二天的凌晨抵达马军裕。

和李孝波轮班的司机叫范小中,也是黎城人。他说,山西的所有矿场夜里是不装煤的,都在上午的8点开始发煤,如果白天发车,晚上到那儿,天寒地冻也要在车里睡上一夜等第二天开矿。“去晚了也不行。现在煤矿紧俏,早上9点以后,各地去拉煤的车就排成了长龙。很可能当天产的煤全部被拉完,还没轮上你。那就得在马军峪找个宾馆住上一天。现在运输生意那么差,跑一车煤不过两三千块钱,根本经不起那样的折腾。”最好的办法就是掐准了时间,出夜车,早上8点左右到矿场。李孝波就是打的这个算盘。

马军裕这个矿,范小中和李孝波从去年搭班就开始跑,走了不知多少回了。李孝波11月13日显然早做好了赶夜路的准备。董小霞说,丈夫那天吃完中饭后睡了两三个小时的午觉。

范小中说,拉煤的车通常都差不多如此,因此驾驶时间往往都在8个小时以上。“要是严格按照交通法上的不允许疲劳驾驶的要求,我们这些货车司机多半要失业了。通常只能是自我约束。”为了防止半夜打瞌睡,副驾上要带一个人,往往是自己的亲戚,“司机瞌睡的时候陪着说说话,帮递递烟,倒个水什么的。也挣点零花钱”。

据董小霞说,李孝波自己“跟车”也跟了五年。他1997年就考了驾照,2001年才有机会真正开上车。她说,虽然这几年汽运的价格不断跌油价又不断地涨,跑长途的司机根本挣不了什么钱,但在农村,跑运输依然是个抢手的活。想做这行的人很多,不是熟手,老板根本不会将车交给你开。“1997年,他跟着姐夫跑车,一年才挣了七八百块钱,第二年连这点钱也拿不到了。2000年,姐夫生意已经行了,他跟他舅舅跑。那一年煤矿的形势好一点,年底一个月他拿回家200块钱,我们觉得好像一下子有钱了,给一家三口买了新衣服花了100块。”“去年7月份,舅舅介绍李孝波给现在的这个车主,那个月运输市场特别好,煤价涨了很多,老板给他的月工资开了1600块。可是好景不长,今年到现在10个月了,他才拿到了3个月工资。眼见着女儿的学费又要交了。”

11月13日晚上,范小中将送完煤的空车,停在309国道边上的一个加油站里,等李孝波来取车。“李孝波是个急性子,只要是我出车,一路上他要不停给我打电话,问我回来没有,到哪儿了。总是我车刚到没多久,他就来了。他希望路上的时间能充裕一点。”
和往常一样,范小中把来回路上的路况和哪里罚款、哪里收费的情况告诉李孝波。李孝波从范小中手里接过车钥匙,绕卡车走了一圈,看看轮胎有没有漏气,内胎需不需要补,查了一下灯光。范小中说,那天走之前,他们还发现车帮门的接口在装煤的时候弄松了,两个人一起焊了焊车。

晚上22点,李孝波转动车钥匙,打着火,挂挡起步,沿着309国道向马军峪煤矿出发。这个时候,沁源二中的学生许多正在准备第二天的课程,他们刚刚考完期中考试,在家过完一个双休日。11月14日,星期一,新的一周的生活刚开始。

李孝波副驾上坐的“跟车人”是他的亲外甥,17岁的魏翔。11月14日5点55分,尽管睡了午觉,开了8个多小时夜路的李孝波还是睡着了。副驾上跟车的小伙子没抗得住瞌睡,也睡着了。

车主王宏方,“一天车也停不了”

晋D/13513是辆刚买了两年的新车,它登记的车辆所有人是山西黎城白龙运输公司,真正的车主是黎城的一个老司机王宏方。

王宏方在电话里说这回自己倾家荡产了,“跳楼的心都有了”。他说,白龙运输公司实际上是一家从事汽车信贷的私人企业。几年前,运输市场利润很高,很多老司机都想自己做老板,买辆车雇司机跑运输。但像这样的一辆重型货车,裸车价格在26万元左右,手续办齐了要30万元,很少有人有这样的实力。王宏方和许多个体车主一样,自己出很少的首付,找到一家车贷公司帮助担保贷款。每个月再支付给这个公司高额的费用。

这相当于一种买空行为,王宏方这些车主们把自己的未来押在不断看涨的煤炭市场和运输市场的行情上。不过他们赌错了。王宏方说,除了去年底的两三个月,运输市场的行情在这几年的大多数时间一直急转直下。

王宏方说一方面竞争激烈,像他这样的个体车主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国家这几年治理超载管得很紧,一条路上,路政部门、交通部门还有其他一些部门同时在管大货的超载问题。大量的罚款使得用在路上的开支太大了。“柴油的价格还在不停地涨,从去年的3块多涨到今年的4块,今年又一共涨了四次价,从年初的4块钱涨到了4块2毛5。”王说,“这样下来,跑一趟长途,刨去油费、过路费还有司机吃饭、抽烟的钱,能赚个七八百块钱很不错了,这些钱还要支付两个司机的工资。”

王宏方们陷入负债经营的恶性循环。他说自己每个月要支付给白龙公司1.7万元,但现在一辆车都挣不到7000块,“跑了两年,赔了有十几万了”。他说,和他一样贷款买车的个体车主无不如此,几乎没有生意好的。

王宏方还在四处拉活。他说,现在更加没法停,哪怕一趟一二百块钱的生意他也要接,“挣一分是一分”,他说,1.7万元的月供一分也不能少,因此哪怕只歇一天的车就要背上更重的债。他说,出事前,他最大的愿望是在今年年底从亲戚朋友那里凑钱“买断”大货,这样他的月付能从1.7万元下降到6000元,“我还指着到时日子也许会好过一点”。

通常这样的个体车主都只雇用两个司机的目的也正在这里:既不能多增加一点人力成本,又要让这辆车保证每天24小时不停歇地运转。困顿的运输系统传递到李孝波们身上的压力就变得更为具体:他们每跑完两天的长途,也顶多能在家里歇上一天。疲劳于是成为一种日积月累的常态。

对于这些高负荷的车辆和司机,危险还不止存在于“疲劳驾驶”。一位省交通厅官员说,矿源紧张,许多货车司机为了争抢时间,疲劳驾驶的同时还经常超速行车,到目前为止,“超速”仍然是交通伤亡事故中最常见的原因。

车辆本身也是一种危险。这名官员说,“在我们的经验里,这些高负荷运行的大货车超载量都相当吓人,核重5吨的货车,经常可以超重到50吨。通常货车准备货运之前,都要进行改装:在轮胎上方垫几厘米厚的钢板。每垫一块,载重量就可以增加几吨。超载会影响汽车的刹车、方向盘的性能,使水箱散热过快造成半路抛锚等,但影响最大是车的制动性能。载重过多,每次刹车蹄片的摩擦系数增大,蹄片很快被消耗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货车处于空载状况,刹车的制动也会失灵。经常处于超载状况的大货车,平均每两到三个月就应该更换刹车蹄片。但是由于经营状况都不是太好,基本上大货车的维修都很不及时”。“也许,几个偶然性在一天碰到了一起发生,都有可能会是一起可怕的灾难”,他说。

路的责任?

沁源县一名主要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不负责的司机和“街路一体”的道路害了这些孩子。

他说,沁源县是山区,最大的一块平地用来作为县城的中心。“只有一所县中学在县城里,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学校都搬到城里啊”,他说,沁源14个乡镇13所中学只有临着那些马路选址。沁源县二中是“省级示范性中学”,条件还算好的。

另一方面,接受采访的那名交通厅官员说,因为我国从建国以来开始道路建设,大部分道路都秉承着不走直线,多绕道乡村城镇的思路。出发点是带动经济发展和让居民出行便利,因此应该尽可能多照顾城镇。但这些路没有考虑封闭问题,一些提示性的路牌也没完善。

大量的国道和省道穿城而过。11月14日出事的汾屯公路属于222省道,这一路段没有任何交通警示标志。而公路两边都是居民区、商贸店铺,还有学校。沁源二中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席世英说,现在比几年前还好了很多,“1994年省里验收省级示范学校,沁源二中1956年建校时的房子早就成了危房。现在学校所在的地方是原来的长虹机械工厂,当年工厂破产,县里同意把学校从危房迁进现在的工厂区。原来的老校区置换给工厂。直到1998年学校才置换了一半,很长时间里,二中都是一半学校在马路这边,一半学校在马路那边。学生老师上下课经常要横穿马路”。

这种情况在山西一些县城比比皆是。沁源县那名官员说,208国道原先也是从邻近的沁县的县城穿城而过,而且穿过沁县最繁华的中心街道。“也是经常有事故发生。他们向国家打了几年的报告,在去年修了一条外环路,从而将国道改线。”

他说,原来沁源县境内还有一条路穿过郭道镇的中心街道和一个农贸市场。为了保证安全,县财政今年拨款,把这条路改到了外环。“但是汾屯路是一条省道,它的路产所有权属于省公路局,我们想改也没有办法。”

这条省道从汾阳市能通到屯留县和沁源县,在沁源县境内有106公里。向西是山西重要的煤矿公司沁新集团,向东到留神峪、马军峪这些产量仍然很大的煤矿。范小中说,比起通往洪桐县、阜新万安镇和临汾市这几个主要产煤地的其他路,222省道上路政和煤检站的岗哨是最少的。煤车司机们很喜欢它。

学校的责任?

根据现场勘察,对事发路段更详细的描述是,“三级沥青路面,沥青路面宽度910厘米,两侧土路肩150厘米,道路施划中心虚线,无路灯”。

11月14日5点40分,1000多名学生跑上这条公路,迅速淹没在没有任何光线的黑暗中。事后,交警方面有一种看法,认为学校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根据调查,学生四路纵队从行进方向右侧沥青路面边缘线算起,占据沥青路面245厘米,而整个沥青路面宽910厘米,半幅455厘米,沥青路面外侧还有150厘米的土路肩。显然这个四路纵队过于庞大,以致漫出了土路肩,越上了主马路。如果排成两路纵队,危险要小一些。

沁源县一名官员抱怨说:“所有人都指责学校难辞其咎,但是为什么这些孩子的父母也是这样跑操过来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故?有人说为什么不给学生修大一点的操场?我们刚刚吸引了1500万的社会资金用于沁源这十几年中学的危房改造工程,像王陶中学这些学校正使用的校舍都是1952年的房子。这些危房不也是安全隐患吗?”“今年,我们拿了300万用于县一中的教育投资,这相当于1986年全县的总收入。义务教育是我们县财政支出最大的一块,但我们是刚刚从全国贫困县里走出来的穷县,整个基层财政的盘子就这么大。事情不要一步一步做吗?”

交警的责任?

根据山西省公安厅的信息,当时“该中队有正式民警1人,协勤人员6人。事故发生前一天,中队民警白天带协勤人员上路巡逻,夜间带协勤人员在白狐窑治安卡口守至凌晨3时休息”。显然在李孝波开的车路过沁源县白狐窑卡口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司机脸上疲倦的表情。

接受采访的省交通厅官员说,公安部规定连续驾驶8个小时,运距在400公里,就算是疲劳驾驶。但对于疲倦驾驶却是一个难以管制的交通隐患。“判断一个司机是否疲劳,往往要凭经验,一个路段的值勤交警每天都会和同样的一些车打交道,很多是熟面孔。交警根据车子的始发地来大概判断司机是否已经超过驾驶时间。”他说,这对交警的压力很大。并且交通法对“疲劳驾驶”也没有明确的处罚要求,“只要求交警对其进行五分钟以上的口头教育,并到强制休息点进行休息”,“但这需要大量的人力成本,实际上很少能真正执行”。

更复杂的情况在于,他说,国家现在对公路管理的思路是“重基层”,这主要是指国道,大量的警力设置分布在国道沿线。省道和区乡道路只有很少的人员配置。“这几年公安系统强调依法行政。对原先队伍庞大的公路协管员进行清理,并规定不允许他们单独上路执法”,他说。事实上,国内的绝大多数省级公路都是混合交通,没有隔离带,大量人流、短程车、摩托车在上面穿行,“目前的基层警力,对这样的公路,是力不从心的”。

白狐窑治安卡口支队长董尔阳说,他们7个人每天要巡查39公里的路段,执行起来很吃力。

11月18日,董尔阳和其他6个协勤人员全部调到沁源县郭道镇汽车站执勤。这里挤满了1000多名放学回家的学生,他们穿梭在进进出出的汽车中间,让人提心吊胆。一名当地人说,因为沁源车祸,所有教师这一天要开会总结教训,正好碰上周末。以往学校都是分批放学,这回一起下课,就全部挤在汽车站。董尔阳向记者抱怨这几个交警实在顾不过来了,“再出点事,谁来负责呢?”


以上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详情请见《三联生活周刊》总362期 (2005-11-28出版)     欢迎网上订阅《三联生活周刊》
2005年11月12日

http://www.white-collar.net/wx_hsz/hsz_jdlm.htm

这个链接收集的文章很不错,多看,多学习。

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收录我喜欢的赵树理写的《富贵》,这片文章值得写新闻的人看。

从叙事结构上,赵树理与汪曾祺是我最欣赏的,唯一可惜的就是赵树理的主题太过明显,伤害了文章的可亲。

2005年11月06日

http://www.lifeweek.com.cn/2005-11-03/0005313583.shtml

让许多人意外的是,根据出席吕德彬案庭审的一个知情者描述,7月22日上午10点左右,涉嫌雇请凶手杀害妻子的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在庭审时候突然“像个小孩一样”失声痛哭,用颤抖的声音嚷着:“我是被煽动的,他才是主谋!”吕德彬口中的“他”就是因为参与策划、并具体组织实施吕杀害妻子案件同庭审理的新乡市副市长尚玉和。在庭审上的吕德彬“讲话语无伦次,一会儿哭一会儿叫,情绪非常不稳定”,他承认犯罪,“不过那是因为平时陈俊红经常打骂我,让我下跪,打耳光甚至用刀子扎伤我的腰部。”吕德彬甚至有点情绪失控地说,“如果法庭允许的话,我可以当庭脱下裤子,查验伤疤。”“事实上,我只是想找人打残陈俊红,把她养起来。”“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让尚玉和去杀死陈俊红,是尚玉和自己误会了我的意思。”

这文章写得满好玩的,不过没发现有什么社会背景,只看到了人格背景

附录:三联记者蔡崇达

采访河南省副省长案,第一次感到难受的时刻出现在10月18日下午,我到河南省高院采访一个不愿公布自己身份的办案者,他告诉我,吕德彬已经在那天早上被枪毙了。我觉得异常的错愕,事实上河南当地的人都甚至还不知道这个案子,而众多知情者,包括吕的恩师原河南省人大副主任范先生所关心的是,吕的上诉能否让他免去死刑改判死缓。没有想到10月17日已经不动声色地开庭并且驳回上诉,18日一早就把吕枪毙了。

  关于为什么这么匆忙而快速地执行,那个被采访的人告诉我其实这很好懂,因为吕的案子被捅出来后估计回天乏力,唯一可能逃避死刑变死缓的就是戴罪立功——咬出其他人,一个副省长能知道他周围以及下属多少人的秘密,想起来都觉得耸动,所以终究还是赶快枪决了。
  对于这种说法,我其实不大相信,但也觉得格外残忍,当官终究是高风险的行业。实际上我后来越采访越同情吕,当然我也觉得他雇凶杀妻是应当这样结局的,只不过在采访中我逐渐觉得,他的悲剧结局是因为有当官的这个背景才造成的,正是因为他有被人需要的权力而婚姻也成了他能否再升迁的关键问题,这个矛盾才被放大—当官真不能有明显的弱点,一点小小的性格障碍在权力的捍卫和争夺多中都会演化出很可怕的结果。
   要离开河南的时候我还是再次打了个电话到被杀害的陈俊红的老家,我希望能找到他弟弟最后补充采访,之前我其实到了她家门口,但同村的村民拦住我,因为衬俊红的父母年事已高身体很不好,所有人都瞒着他们这件事情。最终我没敢硬闯,不忍心。那个电话过去,她弟弟还在外面打零工没回来,还是她母亲接的电话。她一直追问我为什么一直打电话过来到底什么事情,我什么都没敢说,她母亲逼问到最后,喃喃自语,我知道了,一听就知道你是读书人是我家女婿的朋友吧,肯定是他叫你来关心家里是吗,你告诉他家里很好。我听到这,难受得直鼻酸。  (报道见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10月31日)
2005年11月02日

 
作者:熊培云 Star.news.sohu.com  

  十几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曾经预言,“假若中国要在20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估计,在这20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张五常在书中强调,“中国的希望,是要靠大搬迁的压力大显神威”。可以说,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二三十年间,农民工潮的出现,必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现代化。这个瓶颈不突破,一切就只是一纸奢谈。

  本文试图通过对S村的历史与现实描绘,铺陈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笔者所选的S村,并非能完全代表中国农村,只是以“大背景,小缩影”来透视中国农村改革与实践的悲喜与诸种问题,照见一个时代的挣扎与耻辱。

  八十年代

  S村是江南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地处三个乡级单位的交界处,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带。据族谱记载,S村渊源可以追溯到楚国荆州,于明朝万历年间自南昌迁入。每年元宵时,村里舞的龙灯上都贴有“江陵世家”的剪纸。主要作物为水稻、棉花和花生。1981年,S村当时的人口为65人左右,是年底,实行包产到户。

  村民们关于包产到户前最深的回忆是,有的人家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过小孩,而现在40岁以上的村民,大多都有胃病史。这一年龄段的村民在教育孩子时,常会说,你们现在有吃有穿,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书。说这话时,他们没想到十几年后,会因为学费的问题,许多孩子失学。

  1978年,S村通了电,告别青油灯。1980年,村里有了第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台黑白电视机装着S村包产到户前后的诸多荣耀,因为它,S村吸引了方圆五里村庄的眼球。真正能够改造村民生活的,除了村干部上传下达的工作安排外,应该说,这台至今也只能收到一个频道的电视机对农民了解世界功不可没,同时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乐趣。八十年代初,当《加里森敢死队》与《霍元甲》热播大江南北时,隔壁的小山村便会有年轻人提着小板凳翻山越岭摸黑前来观瞻。伴随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粤语歌声,领袖像与文革标语逐渐退出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在度过了两年没有标语口号的集体生活后,包产到户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各行其是,每家都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和当年播放东方红歌曲与社教宣传的有线广播一起,这台旧黑白折价转到了手头并不富裕的电视管理员阿毛(详见后文),从此标志着一个时代彻底终结。

  有一个笑话是,当时阿毛看到电视屏幕里出现了另一台电视机时,赶紧让人把电视关掉,据说当电视里出现另一台电视时,会影响电视的使用寿命。此话当时奉若神明,其后不到一年,被引为笑谈。

  读书与参军

  八十年代,村民们的城市化梦想主要局限在十里以外的乡镇与二十里外的县城。对于小村庄而言,八十年代,有两件大事可以记入村志。一是上述的黑白电视改变村民生活,看见了世界。另一个是村里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生,为S村的后代走向城市树立了榜样。方圆十里,除了当年偶尔接收几个下放的老大学生外,没有人知道大学生为何物,但现S村自己也有了。孩子的父亲高兴异常,请来了乡里的电影队,表示庆贺。当时是1985年,距国家恢复高考已经整整7年。

  九十年代,S村已经在整个乡里开始有了些口头地位,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村。一个七十余人的村庄,共走出九位大学生,成了当地的一段佳话。远近的村民谈及此事时,最后多半会轻描淡写地带上一句,“S村的祖坟埋得好”或“气脉好”。当然,S村村民今生的挣扎远不止将祖宗“选个好坑埋下”那么简单。

  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S村现任村长有自己的一段心历:

  “记得有次去了城里,看着城里人的白皮肤与城市里的阴凉,看着城里的繁华与悠闲,我觉得这辈子真是没法活了,农民过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日子。从那时起,我便在想,就是讨饭也要把孩子奔(S村土语,相当于“通过操劳送出”的合义)出去,不能让我的孩子和泥巴打交道了。”对于无钱(无钱或无生意可做)无势(没有亲戚“在朝”)的农民来说,跳农门只有两条道,一是参军,一是上大学。村长最后选的是让大儿子上大学(二儿子后来参军)。关于跳农门的故事,村长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他对人说的,自从进城转了一圈后,回到家里觉得自己今生不幸,低人一等,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另一件是对儿子苛刻的管教。

  村长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三峡附近某公司当上了工程师,回忆起父亲当年对自己的严厉总是置之一笑。记得是小学放暑假,当时他和同岁的小孩们赌纸(S村儿童仿大人赌钱的一种游戏,以撕开的课本或作业本当作赌资),被父亲发现后,立刻被提着耳朵回家,接受家教:

  在父亲的逼视下,他冒着正午的酷热去山里捡石子,然后提回家铺在太阳仍可以照着的台阶上,在碎石子上跪一个小时。当他终于忍受不住开始大哭时,立刻被恼羞成怒的父亲反锁在盛谷子的扁桶里。炎热的夏天,他在密不透风的扁桶里被闷个半死。在这次家教事件中,母亲为了“救”孩子,与村长大吵一架。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农民对孩子的暴力教育有时不是“一条鞭法”那么简单,毕竟他们不是京城里的孩子,有个吃商品粮的父亲。村长更要让孩子知道他这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受过太阳多少苦热。上帝是如何热爱人类的啊,竟让乡下读书的孩子多此艰辛!

  对于S村来说,最大的光荣是将孩子送进大学校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S村上共有九人考上大学,其中不乏全国重点,现在分别在京、津、沪、武汉、南昌等城市工作学习,走得最远的到过红海。工作后所涉职业包括软件工程师、招投标设计、教师、海员、医生、经理、新闻记者、地方官员等……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间,S村拼尽全力,让孩子考大学,就在别的村庄小富起来,甚至盖起楼房时,整个S村甚至连一台彩电都没有。

  如上所述,在农民工风潮尚未席卷全国之前,由农村转到城市生活,S村有两种方式:读书,或者参军。

  关于参军,S村的村民常津津乐道,虽然这个村庄不大,却拥有中国的海陆空三军兵种,跑得最远的是木根,八十年代在吉林服役,与战斗机打交道。关于他,村民的更多回忆只是他回家探亲时带来的许多飞机模型、东北人参以及清晨在老屋坪上练军体拳的情景。在从部队转业后木根进了该县地税。应该说,木根是S村最早洗掉脚上泥巴进城的人。之后,九十年代,又分别有两个出去当兵,一个在解放军驻沈阳某部服役,由于表现突出,后留在司令部;另一个种为海军,曾在湛江、汕头服役,转业后没有合适的工作,据说在汕头打工。

  骚动

  九十年代,关于中国城乡差别,二元分治的批评屡见于学界与媒体。不可否认的是,时下中国正在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大批的农民工走向城市,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壮丽的景观。

  如今,对于许多中年以上的农民来说,他们常会怀念刚分产到户及97年以前几年的日子。那时农副产品价格高,相对来说,孩子上学费用尚可承受。有的人家,如果有点亲友帮忙,夫妇俩能供得起三、四个孩子上学,而现在,教育体制改革,农副产品价格低迷,一家四口劳力甚至都供不起一个老幺上学。昔日的大学生回家感慨,“现在小孩读一年书,相当于我当时小学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费用。”细算一下,S村的学生无论是去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读中学,一年都得花费六七千元,其中学费就有三千多元。对于那些仅靠农业收入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三千多元学费是绝对交不出来的。他们一年风里雨里忙到头,全家所有的纯收入也不过是两三千元。不了解农村这种生存背景的人,常会指责农民目光短浅,不让孩子读书,实为苛刻。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这不过是务实而已——心想既然不可能支持孩子上到大学,就及早让他出来种地或出去打工。在他们看来,让孩子读书却又读不到大学是赔本买卖,和施了化肥却没有收成是一样的。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失学现象严重,农民抛荒入城,说到底是农民领着孩子寻找新的奶酪,书还是留给阔人去念吧!

  从1995年开始至今, S村16岁以上50岁以下村民90%都有进城打工的经历,从新疆到东三省,从北京到海南岛。农业用地荒芜导致当地农业总收入减少近45%。去年九月份,笔者曾到该县采访一次蘑菇中毒事件,路过S村时,发现留守村庄不过十来个人,大部分劳动力都学村民大保(详见后文)“都给铁道部捐款”去了。

  乡村生活

  A:“给铁道部门捐款”

  “给铁道部门捐款”,是S村农民对外出打工的失意描述。大保是给铁道部门“捐款”最积极的一个。

  大保今年有42岁,从1995年开始,他便抛妻抛荒入进大城市,随亲戚赴黑龙江搞建筑,几个月后,开始自己闯荡。七年来,除了春节,大保一直漂在外省,足迹踏遍东三省,新疆,陕西,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自称除了西藏,哪都去过,最南被招工到广东一个叫南澳的小岛上打鱼。几年间,大保干过不下四十个工种,从搬家公司的苦力到车工,从做铝合金到做生产圆珠笔,最长做了四个月,少则几天。大保说,“我有个原则是可能切掉手指的活一律不干”。大保做事没常性,说自己是赚到路费就走人。有意思的是,当城里的媒体终于开始为农民工讨苦命钱时,大保却“孤胆英雄”,说用不着,“我总能把路费从老板那要到,说三次不给就杀了他”。大保是天不怕地不怕,惟独怕公安的那种。说怕公安,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吃过公安的亏。大保说,政府让我坐老虎凳我咱不怕,怕就怕政府给搞罚款。在大保看来,公安就是政府。

  在外面漂了六、七年后,大保细算了一下帐,竟然赔了几百块钱。终于走投无路,去年夏天,他带着“探宝器”回到村里。月黑风高,唤狐朋狗友二三人,潜进附近村子去挖不知哪个朝代驸马爷的坟。不幸的是,当他正欲开棺时,该村村民已一拥而上,将他的几个搭档打个半死。因为人面熟,他才免受了些拳脚。后来才知道,在他挖坟时,被该村长期藏在山上的杀人犯听见了响声,于是叫来村民来“护宝”。虽说免于拳脚,但大保还是被该杀人犯讹走了些钱。原来,杀人犯大保也怕。说到底,大保还是个胆小的农民。不过,在乡里杀人犯倒不十分狰狞,通常也有人和他一起打麻将,只是通常不会和他发生争执。杀人犯白天在村子周围转悠,到晚上便睡到山上,怕政府来抓他。至于那桩命案,是几年前在浙江打工时犯下的,三个人绑杀了一个疑似老板,劫了十几块钱,还不够买一张逃命的单程票。

  大保一家四口,农业全部抛荒。自己常年漂在外地,偶尔回乡掘宝失败,年后又继续给铁道部捐款去了;妻子在浙江做裁缝,年收入有几千余元;大儿子七门功课考加起来考足一百分,后跟着亲戚赴京做铝合金生意,带回年薪一千元。所有钱款,供小儿子读中学,略有盈余。但小儿子不知读书,只知“读你”,忙着谈恋爱,大保寻思着干脆让他也出去,“给铁道部捐款”算了。

  B:新乡村猎人

  “过去,这儿有许多野物的,1955年以前,村里三人合抱的千年樟树便有好几棵,但后来都被剁掉了。”阿毛向笔者抱怨几句,便背着一蛇皮袋猎物夹忙着上山了。

  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前,S村到处都是大树,许多树甚至可以镂大船,但后来被一个短见的村长五毛钱一棵卖个精光,如今只剩下现在一般穷山恶水。近几年农村开始使用煤气灶,山林里枝叶繁密,加之大量土地抛荒,无人看管,野生动物又开始猖獗起来。前两年,甚至有专业的捉蛇队跑来抓蛇,在密林里,碗口粗的蛇亦不鲜见。农民们更是抱怨,现在旱地已经没法种了,刚种下的花生,隔两夜便会被成群结队的野猪拱个精光,再加上长耳兔子来袭,整个经济作物没法种了。原先“农业学大寨”开梯田向山坡挺进的农民重新退到了水里,独靠水田撑腰。农民们笑着说,这么多野兽来抢食,这田没法种了!就在这时,猎人以乡村英雄的姿势降世于田间,只是他们现在既没有小狗,也没猎枪。

  几年来扫黑除恶,当地政府为保护民众与野生动物,将村子里的猎枪都收缴个精光。狗也被乡村“打狗队”偷着剥了皮卖到了镇上。像阿毛这样的新乡村猎人几乎像《第一滴血》里的史泰龙,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一般是在农闲的时候,弄上百余个猎物夹,藏在方圆十几里的密林里。几年下来,野猪、兔子、山鸡、麂、白面狐没少逮着些。阿毛因此每年能多收三五斗。

  去年夏天,阿毛的女儿去北京打工,呆了不到一个月,没找到工作,最后哭哭啼啼要回家,于是阿毛到省城去接孩子。两天后他回到山里,发现被夹住的麂已经烂掉了。此后好些天,他逢人便惋惜,“一亩地的收成烂掉了!”阿毛因为个子矮小,又贫穷,只娶到了个远村的疯女人。生了两儿一女,是乡里的特困户。“要不搞点野物,我家就没法活”。当笔者要求给他拍照时,他显得很慌忙,担心自己逮的动物违反政府的规定。阿毛认为在是保护自己孩子还是保护野生动物这个问题上,他和政府还有些分歧。

  C:乡村政治家

  随着移民建镇款的到位,S村的农民可以拿这笔钱到镇里买房。二伯家就是这一样一户。

  二伯是S村所在农场里的会计,忙了大半辈子也没当上场长,这些年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但在村里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至少,他属于除了种地还可以拿点工资的那类人。在村里,也是他最早买了摩托。

  儿子是二伯一生的光荣,上完大学后,留在北京,在李嘉诚驻北京的一家公司当程序员,月入不菲。如今,二伯将老屋拆个精光,举家搬到了镇上,过着介乎农民与“乡村政治家”之间的生活。闲时,他在镇上住,一到农忙,便骑着摩托下乡,雇人种地。据村民们估算,他这样种地,在地里根本搞不到什么钱。去年,几亩地算下来,除去工钱,只剩下二百多元钱利润。

  据说,二伯住到镇上去,还为争一口气。原来,他的儿子当年搞的第一个对象住镇上,不太看得起乡下人,因此放风要乡下父母去见过镇上父母后女方才肯到S村做客。二伯一气之下,让儿子与女方断绝了来往。如今他住进了镇上是不是也因“一气之下”,不得而知。

  D:她们这样死去

  据村民们介绍,S村至少有两位中年妇女是因为没钱治死在家里的,一个是得了结核病,几年前死了;另一个是个跛足男人的女人,有点疯,在完成了生儿育女的任务后,丈夫对她多少有些冷落。去年四月份,疯女人卧病在床,后背溃烂,因为家里钱紧,死在了床上。据说,事后娘家人是准备和跛足男人大闹一场的,但一看到两个孩子,青涕满唇,破衣烂衫,只好叹孩子他妈命苦,遂草草收兵,算是善后了。

  跛足男人的两个儿子,笔者曾见到几次。虽然他们的家门口写着“母去是吾忧也,春来于我何哉”的挽联,但着实看不出他们脸上有多少忧伤。在村里,他们既不念书,也不干活,而是和一帮小孩玩一种名叫“筒子九”的赌博游戏。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对于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来说,生活原本那样,毫无光彩可言,他们躺在父辈的窠臼里,连一枕黄粱的梦亦未曾见过。当几元纸币伴随着麻将的花点在几双童稚的小手间流转时,我看到的更多是名之以悲哀的东西。那些曾经响在我耳朵里 “乡下空气好,不容易生病”式的藉口,竟是怎样一种罪恶!

  E:乱世农民

  在S村,老金有三兄弟,他行小。关于他的故事,我听到两个。一是他得到了一个机会,附近林场给他500元钱,让他拓宽村前的山路,之后他以300元的价格转包给他的嫂子。据说,他的嫂子因为赌钱输了二三百元,怕远在附近镇上打短工的丈夫回来知道,所以赶紧找赚钱的路子,带着儿子苦修了30天山路,赚了这300元钱。老金一锹没动,赚了200元。笔者在S村采访的这些天,经常听到嫂子骂小叔子缺德,不时也责怪自己“哎,赌要死”,后悔不已。

  关于老金的另一个故事是,他通过省电视台养黄鳝致富的信息,筹了几千元前去引种,循规蹈矩在自家农田里搞起了黄鳝养殖,没想不到一个星期,所有黄鳝死个精光。老金有苦难言,只好自认被省里人骗了。

  村里人常笑老金穷折腾,折腾穷。老金一直没有停止过折腾,并因此得了个“科学家”的绰号。没读完小学,老金趁着大炼钢铁的春风到外地学打铁,两年后,回家打了一年铁,没有什么效益,改回种地。此后种“洋姑娘”,种“桔子”,结果果苗全被一场意外的秋霜打死了;老金也种了西瓜,却被人偷个精光。老金能想起的最光辉的岁月是1988年左右,他在外地学到了利用废棉籽培植食用蘑菇的技术。

  “现在想想,当时我要是坚持下去,应该发了,那时我是赚着了钱的,看着我家楼上长得如脸盆大的蘑菇,我真以为我要发了。”老金说自己没有因此致富是天意,“那时每天能卖几十块钱,但有一天下雨,我骑着车子带着新摘的蘑菇去县城时,车子陷在半路上,最后没办法,扛着蘑菇与自行车在雨里走了十几里路,累个半死。当时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赚这辛苦钱了。”

  就在S村村民相继走向北京,江浙,广东等省市自谋生计时,老金也有些坐不住了,前年和邻村的一位中年人到北京打工,做铝合金生意,“鬼知道,王八蛋勾引老板娘,在外面同居几天,最后被老板知道了,到手的工钱全没了”。无奈,老金又回到了村里。

  检讨这些年的经历,老金像是“郝思嘉回到了桃乐庄园”,只有土地,只有土地才是正根,虽然失败过,但这次他想耐心地花几年时间等一次收成。老金想种一片果园,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搞个长线投资。

  耳语社会的凝聚力

  我和村长有过一段长谈。

  如果按现在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来分,村长半属于乡村知识分子,原是教过书的。在他家卧室里,立着S村惟一一个书柜,里面杂乱地摆着些书,春秋战国时的典籍居多,其中还有在他过生日时儿子从城里花二百多元钱买回来的《康熙字典》。

  在村子里我听到一些关于村长任内的传闻,有人说现在搞移民建镇,村长的日子好过了,至少在修路上会有些活钱;也有人说,他伙同别人以拿了不少回扣。村民们私底里传说,却少有人问个究竟,都说这得罪人的事,何必自己做。即使是在村民大会上,偶有异议,也难得有人附和,于是各人的疙瘩就烂在各自的肚里了。

  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曾感慨,“我们这个民族是读《三国演义》长大的,盛行一种阴谋论思维。凡事不问是非,先打听政治背景或人事背景,人们习惯于用手掌把嘴巴捂住一半,然后套住别人的耳朵:‘复杂啊,有背景!’耳语复耳语,几乎成了一个耳语社会”。这种耳语,在城里,我们可以从出租司机的嘴里听到;在乡村,主要在亲朋间传递。关于村长的事,无论传闻真假,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国农民迈向真正的市民阶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致富便可以解决的。

  谈到当今农村问题,村长说得最多的是现在“农民懒”。一年忙到头,实际上只种四五个月的地,其余时间都玩掉了。不过村长也坦陈,这种懒,关键还在于农民已经觉得种地无利可图。勤劳和懒差不太多。对于纯农业户来说,年底的收入并不会因为二种品质拉开距离,所以更多的农民宁愿选择舒适懒散的生活,除非有能人给他们提供机会致富。

  在到S村采访之前,有朋友对我说,现在乡村赌风盛行,无论是大人小孩,还是学校教员成年累月赌钱。在这些村子里,最具凝聚力的既不是电视,也不是报纸,而是一副麻将,几副纸牌。有村民称,在附近村子的赌桌上,最多时能有二三万元现金。问及此事,村长只好苦笑。也有人说是省里高官的亲戚在附近开过路赌场。

  在S村,最高频的词莫非两个,一是载入中国转型史册的“打工”二字,一是沿袭千年农业娱乐的“赌博”二字。从前的问候语“吃了么?”如今也已经让位于“赢了么?或“打工么?”譬如一位陌不相识的五岁小女孩与笔者对坐时,便忽然问了我一句,“你在哪打工?”

  有意思的是,许多外出打工归来的农民对于赌博并不感兴趣。村长说,奇怪了,去年还在牌桌上连滚几个晚上的人,今年回家麻将看都不看了。我亲见一个从浙江打工回来的少妇,在村民们团桌而赌、呼声震天时,她却静悄悄地在距牌桌约十来米远的地方边听单放机,边教两个小儿子做数学题。

  乡村基督

  大概从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出现了“基督”热,S村也有些农民加入了“信主”的行列,其中女信众居多。许多家庭因此矛盾丛生,一般主要爆发在年节时分。男人们要求放鞭炮祭祖,女信众则竭力反对,但许多家庭慑于“主”的威仪,最后不得不放弃祖先崇拜,一个鞭炮都不放,一个年都不拜,冷冷清清就过了年了。邻村人口多的,一般会成立个中心,来做礼拜。几年前“信主”的人们甚至用流行歌曲的调子唱起来,为村里的男人们耻笑。不过,也有农民们说,在超度时,歌词还是很感人的。上文所述烂死在家的女人曾经是信过主的,据说后来不信了。于是有人说,“主”要一直信下去才灵。同样,S村那位得了乙型肝炎外出打工的村民,最初也是信主的。村民们对他的描述是,现在他出去打工,太忙了,暂时就不“信主”了,回来再信吧。和赌博有些相似的是,出去打工的人多的地方,“信主”的人明显减少。但的确也有些出去打工回来后继续参加礼拜的。

  感恩

  农民的可爱可怜,常在于他们感恩。

  在S村笔者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过去,感谢邓小平,让孩子读书;现在感谢朱镕基,让我们有好房子住”。1998年洪灾时,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发了一通脾气,“豆腐渣,豆腐脑工程”自始闻名。政府给每家被水浸过的农户补贴一万五千元迁向高地兴建楼房。

  移民建镇的前提是,所有的老屋都要拆了,否则一分钱也不给。结果是,洪水没来,老房子倒都砸了个精光。S村的变迁,远不只是几间老屋的拆毁那样简单。这个具有几百年历史的村庄倒在断壁残垣中,每一片砖瓦都有一篇沉重的历史,有些我们虽未曾亲历,却已置身其中。

  乡间新人类

  几年前,很难想像,当你坐在舒适的城里用ICQ聊天,互联网的另一端接的却是某户偏远农家的房顶。如今,S村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自从两年前通了电话后,当年考上大学的回家总会捎上个笔记本电脑来村里上网,更有农村小孩拿OICQ聊天。当城里许多青年还不知道时下流行的《流星花园》为何物时,这些乡下少年已经在县镇的网吧里把《流星花园》观摩个底朝天,F4的招贴画也爬进了农家新刷的墙壁。很难想像,这些蓄着长发,戴着耳环,伴随着OICQ成长起来的少年将来会继承父业,赤脚干活。他们虽然不会闹出《刘三姐》里“我走前来牛走后”荒诞,同样也不会与牛共舞了。更不必说,在S村,很多农家在外出打工时已经将牛卖掉,换几张通往城市的车票。

  坐在一家农户的屋顶上,我和两个在广东汕头打工的少年聊天,当我问他们外出是否称心时,他们都说比在乡下好。当被问到如果在城里过得不好会不会回到家里种地时,他们的回答很坚决,都开始说“NO”了。这让我想起上文所述的大保,四十多岁,漂零在外,过着赚完路费就跑的生活。也许将来S村的少年会把这种“漂漂荡荡找不到岸”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在城里挣扎的底线,即使将来沦落这般,他们也认为比守在乡下,过那种“钱不顶钱,还搞不到钱”的乡村生活要强。

  据笔者统计,S村共有水田150余亩,旱地30余亩,全村90余人。常年外出打工人数超过全村劳动力80%。16岁到50岁的少中青年人绝大部分外出打工,许多农民工为省钱甚至不回家过年。由于劳力稀少,野兽猖獗,旱地基本上已经撂荒;在水田150亩中,有30%也已无人耕种,而且原来两季都改成一季,据村民们讲,现在S村的粮食总收入较九十年代初下降了45%,更严重的是,以现在这种趋势,土地仍有可能大面积抛荒,耕牛仍可能被多卖掉些。言谈中,我也发现许多农民对入世后的中国农业前途深感忧虑。用他们的话来说,原来粮价卖80多元一百斤,去年只有40元,今年WTO了肯定还得降。所谓“钱不值钱了,粮食更不值钱了”。

  哪些人没出去打工?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有哪些吸引力?为什么有些农民没有选择出走?据笔者调查,主要有以下几类;

  A:孩子在学,等小孩读完书再说;

  这类人通常已经有四五十岁,有大孩子在外面赚钱,能接济家中弟妹上学。从年龄与身体上,他们已经不太适合体力活,但有机会会选择外出打工。理由有两个,一是想帮已经外出的子女减轻负担,另一方面是因为村中无人,闷得慌。当然也不乏赶潮流而蠢蠢欲动者。

  B:对自己没有信心,曾经出去但又回来了;

  譬如陈木匠,年轻时学了点木匠手艺,在当地算是有活钱的。1998年,他与人一起来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合适的活儿,后索性回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成本太高,担负不起”。通常,农民工外出身上只带300元,一个月不到,所花路费与房租(与七八人合租)再加上伙食费用超出预期,遂只好“保存实力”,回乡另图良策。

  C:没有孩子读书负担,孩子已经外出打工可以接济家里的;

  村长有个哥哥,早年丧偶,与二子相依为命,有两件事能印证他们的苦难生活。一是这两个孩子当年过冬时至少有一个是露膝盖的;另一件事是某年农业欠收,一家“三条光棍几个月没有油吃”。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分别在湛江和深圳打工。过年时都未回家,村长的哥哥说,等开春了,要去和他们团聚团聚。

  D:下岗后到乡村廉价度日的;

  主要是女性,曾经不属乡下。她们从前的生产生活都是城里人的方式,但现在她们已经失去工作,没有生产就无所谓城里乡下,而生活已经和乡下人一样,打麻将,吵嘴,甚至有些也蹲在墙角吃饭。S村的村民把她们当作乡下人。

  E:年老体衰及身患疾病的;

  在农村,通常六十多岁仍在干农活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他们显然不适合到城里打工,他们进城主要是因为在城里生活的儿女的邀请,照顾小孩或安享晚年;在乡村,由于现在人口流动频繁,尤其是传染疾病已呈上升趋势。许多乙肝患者与病毒携带者明显增多,这些人通常不外出打工。但也有因为无钱治病而外出的,小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年前在北京打工染上乙肝,后回乡治疗,农场也为此搞了捐款,但未痊愈。2001年去浙江打工,月入1500左右。2002年旧病复发,便会回乡治病一个月,理由是乡下治病便宜。春节间病情已经稳定,后奔赴浙江,重新上岗。

  F:有其他收入的;

  包括上述的猎户、村干部、小学教员、农村雇佣阶层,小商贩……其中农村雇佣阶层是个新的阶层,已经除了泥瓦匠、木工外,还形成了一支帮人种地的特殊队伍,从帮忙走向雇佣,从人情走向经济。

  扬汤止沸的减负号角

  2001年9月,该县发生特大蘑菇中毒致死事件,笔者曾对此进行了采访,经过了S村。

  对于农民的生计问题,S村的农民们是这样说的:一亩地大概收700斤谷子。现在国家对稻谷的收购价是50公斤42元左右,即一亩地能创造的价值是7X42=294元。在这294元中,所要除去的成本包括尿素、复合肥、氯化钾、农药等投资,约100元。即一亩田的实际利润为194元。这里人均一亩四分田左右,以农村一家四口算,一家拥有水田1.4×4=5.6亩,其中三分之一能种下二季。此外每亩还需上交农业税、村提留与乡统筹等,当地农民自己说,本地的税收与提留较其他地方要低得多,大概每亩地需缴纳45元左右(有些收成稍好的地方,上缴的费用达到了每亩两百元)。也就是说,一年忙到头,农民从地里刨回家的钱只有5.6×(194-45)×(100+33)%=1109.75元。而一个孩子上小学的年费用就超过了600元。显然这笔钱不足以同时支撑两个小孩上小学,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可想而知。

  事实上,关于赋税问题,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也有叙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问题,捐税并非症结所在,更多的是在于他们的遭遇的谷贱之伤(及其导致的零盈利与负增长),而欧洲等许多高福利国家缴税并非不重,但他们在交完高税后,仍有高盈余,满足他们汽车洋房的消费。

  关于农民负担的问题,笔者和许多农民有过交谈,大体的说法是上面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的确是好的,但下面对策更好,有的地方甚至还加重农民负担。这些农民也坦陈,其实他们并不怕国家要求上交多少税费,关键是现在的农副产品不值钱。因为以现在的这个收入基数,即使国家将农民的负担削减为零,也不足以让他们养家糊口,支付儿女昂贵的读书费用。S村的农民所说更是一语中的,其实漫说是国家把那点负减为零,即使国家把同等的钱补贴给农民,农民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更糟糕的是,许多地方的粮食根本卖不出去,为了能把几百元的粮食卖给国家,农民会在离家一、二十里的地方熬上四、五天。据S村的村民说,在地方粮站,常有农民为卖粮大打出手。在附近甚至出现农民因为卖粮给摔死了的事情。丰收也似累赘,于是,许多年轻健壮的农民只好一走了之。

  明天的地谁来种?中国农业有没有危险?

  内虚与动荡

  十几年前,农经权威人士杜润生先生就指出,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2000年5月的《读书》杂志刊登了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的《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该文指出我国目前正害着城乡综合症,三农问题严重的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连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市场疲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物价连续下跌,通货紧缩。

  虽然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降低存款利息,增发职工工资级别,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以求扩大内需,启动经济,但效果总是不显著。究其原因,就是农民的内虚没有解决。从1996年以来,虽然农业连年丰收,但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从1996年冬季以后,粮棉等农产品就出现了卖难,价格下降。其后农村的购买力逐年下降,农村市场不但没有开拓,反而逐年萎缩,使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失去了基础,到了1999年,几乎所有的农产品的出卖都成了问题。2001年,中国家电业传出即将崩盘的危言,而在笔者走访S村时发现,村民们竟然没有购置一台彩电,更别说冰箱、洗衣机、微波炉、VCD机等其他消费品。他们的家电,仍只有实行包产到户不久后买的黑白电视机。一方面,城市消费饱和,另一方面,农村工业品消费停滞不前。在S村及笔者走访的周围的几个村庄,农民们大多都会怀念1997年之前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农副产品价格能给农民带来丰收和喜悦。在1995年,粮价每100斤能卖到70-80元(现在为40元)。彩电农民并非不想要,只是没钱买。盖房与供孩子读书,让大多数农民负债累累。

  李昌平在日前接受北京一家媒体的采访时也呼吁,如果农民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出路。在很多地方,农民几乎没有现金收入,没有消费能力。我们经常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而70%的农民如果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我们的经济怎么发展呢?如果农民子弟不能得到良好教育,生活没有保障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

  如今,许多十六、七岁的小孩被迫中断学业,他们中绝大多数远走北京、江浙、广东等城市找饭吃。村落里变得冷冷清清,田野里疯长的杂草见证了这些农民远走他乡的城市化梦想。无疑,在生存(养家糊口)与发展(小孩上学)的天平上,更多的农民宁愿或只能选择前者。一方面,他们可能会成为新鲜血液,为中国的现代化补给营养,另一方面,如果长期漂浮,衣食无着,也会成为“血栓”,造成社会的不安与动荡。

  后记

  新中国的现代化,不外乎一部对农民的压榨史。如果说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个金字塔,农民则是金字塔底深埋于泥土的部分,多少个世纪过去,阳光却总也照不进去。透过S村的点滴,我们看到一些农民的日常生活,一些淡漠了时间、痛苦与侮辱的心灵。他们五十年的挣扎,尚可说是中国乡村生活中幸运的一群。五十年来,我们的城乡是两国,那些进城的农民,不过是在国家政治彻底破灭后,涌向另一个国的难民而已。

  人世间没有莫名的哀伤,所有的泪水都会有原因。今天,我已经决定不再流泪,因为泪水再多,也是拼不过几亿中国农民的。倘使泪水有用,农民何以沦落到今天?我因此淡化了心中的一切痛苦,来记录自生自灭于中国大地的父老乡亲。透过乡村这些琐碎的生活,人世间最大的不公与恶毒,吾民逆境求生的朴素信仰,诸君大概也窥见了些吧。(2002年1月)

  附记:此文首发于2002年的《南风窗》,有部分删节。后引起了纽约新闻日报的重视,在对作者做了简短访问后,即赴S村进行了为期三天调查。几个月后,该报推出“中国发展三部曲”的长篇专题,本文所述即为《后进的中国》一部曲的全貌。)

                                                                                             作者:陈建

 

无可否认,在今天中国的3亿网民中间,已经有相当大比例的人,每天花在网络上的时间要远远超过看电视的时间,成天挂在网上边干活边上网的人也并不在少数。某个国际机构出台的报告显示,中国是因为员工上网而影响工作效率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网络媒体成长为影响力超越电视、广播媒体和平面媒体的超级媒体巨擘,已越来越成为事实。即使是《华尔街日报》集团这样的传统媒体巨头,也受困于网络媒体的冲击,而面临广告下滑、利润锐减和发行量下降的窘境,而不得不在近期宣布了整改计划,其核心措施之一就是加强网络版与实体版的互动。

而新浪,这个当年靠转载复制传统媒体信息成长起来的媒体新生,则已强势成长为堪与央视看齐的超级媒体巨擘,并逐步拥有了近乎垄断的新闻影响力。央视的一条新闻,最多重复播放五六次,而新浪的头条新闻,可以放一天,可以不断增加新链接,其对网民的影响力已开始部分超越央视。

不过,新浪的垄断优势与央视的天然资源垄断不同,它得之于完全的市场竞争,也极易在市场竞争中失去优势。央视在面对《超级女生》时狼狈不堪,新浪在面对博客等第二代媒体的挑战时,一样会遇到。

实际上,在进入新领域方面,新浪更多的时候是失败者。新浪搜索、即时通讯、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等方面,都有借助新闻垄断优势取得领先的机会。然而,在这些最考验新浪创新精神和战略决断能力的地方,新浪不是自己选择放弃,就是轻易被对手超越。

新浪内部肯定无数次分析过失败的原因,但至少从公布出来的资料看,我相信新浪不会想到,它的失败都是因为它太倚仗自己的垄断优势了。例如在搜索领域,新浪曾经轻而易举地凭借流量优势在国内获得领先地位,但新浪的这一优势并不是植根于其实际竞争力,而被表面的领先迷惑,新浪不仅自身不珍惜不努力,也看不到对手的努力,最终不但被Google和百度超越,也被雅虎超越。短信方面,新浪依靠收购讯龙,不但使公司获得首次盈利,也长期占据老大地位,但最终因为缺乏创新精神,而很快被其他更有创业精神的公司超越。

    今天,在博客这一新兴媒体面前,我相信新浪正在重复这个一而二再而三的战略失误!

 

一、        新浪理解的博客

博客是个非常简单的东西,然而,正因为其简单和太容易被人看清楚,很多人不去思考博客真正的精髓,而只凭着自己的理解太容易地为博客判了死刑。

这方面的代表性意见,可以看看十月份的《IT经理世界》放在头条的周凯的文章《博客网站:昙花可以开多久》。它指出了两个对博客的不看好:一是商业模式不清楚;二是技术没有任何新鲜和超越之处。但这也是对博客精神的最大误解。

《计算机世界》1024A4版的杨国强的文章《博客商业化没有未来》,也是同样的观点,它重点谈了商业化的问题:第一,博客难逃被收购命运。第二,博客作为一个交流平台,用户粘性不如IM。第三,博客只是大网站用以娱乐的工具,第四,博客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

而新浪尽管在98推出了博客频道,但在骨子里,其对博客的看法与以上文章的观点并没有不同。

直到7月份,新浪新闻章门人陈彤发表的观点还是:

我认为博客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其实是BBS和个人专辑的一个混合体。从互联网上个世纪诞生那一刻起,其实就有这些东西了,博客只是它的一个新的名字,我看不出它有什么新的技术含量。可能真正有价值的是多媒体形式的博客,它包括音、视频的作品和静止图片。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制作多媒体形式的博客。比如社科院最近刚刚公布一个互联网的调查,一直使用博客的网民只占1%,经常使用的也只占3%,所以显然博客是一个很边沿的应用。网络新闻的同样的比例是65.9%,这个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博客目前只是某一个圈子内的人群所使用东西,比如说IT记者,可能不过如此了(http://iuni.yesky.com/soft/info/161/2054661.shtml,可惜现在只能在天极和斗牛士上找到转载的文章,即使上面清楚的写着“出处,新浪”,而用新浪的“爱问搜索”也找不到新浪的原页面了,显然是被有意地删除了)。

从陈彤发表对博客不屑的看法到新浪匆匆推出博客频道和博客大赛,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新浪高层的看法真的变了吗?但从新浪到目前为止的所有举措来看,显然没有。新浪的突然改变,只是因为资本的看法变了(博客中国和猫扑都获得了不小的风险投资),它感觉自己真正地多了几个危险的对手,所以它必须扼杀对手,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和慈禧招安义和团的做法其实没有区别。

 

二、博客最重要的不是商业模式和技术超越

新浪对博客的疑虑并不奇怪,实际上在博客的问题上,没有人能绕过商业模式和技术的问题。而实际上,要不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其实正是真博客与伪博客的区别。真博客需要的是交流和传播,是舞台;只有投机者和淘金者,才拼命想从博客中寻找所谓商业模式。

如果真要追究起来,我们要问,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有几家是靠成熟的商业模式取得成功的?新浪在其成长的初期按照所谓的成熟商业模式运作时一直是亏损的,而直到它收购讯龙,靠并不干净的短信息获得了自己的首次盈利。网易、搜狐同样如此。

有人说,胡润富豪榜中,只有IT富豪的财富是干净的。但实际上我可以说这样一个话:在原始积累阶段,中国的互联网,没有几家是真正干净赚钱的。新浪的两大块收入来源,广告,这其中诸如回扣之类的猫腻就不用说了,其实更多的早期广告是靠英特尔的广告返点钟有固定的网络广告比例迫使PC厂商不得不投放。因为网络广告是成本最低,最容易从英特尔套钱的一种广告形式。某家IT公司甚至专门收购了三大门户中一个频道用于为自己的广告投入服务。由于造假太厉害,英特尔不得不对网络广告发出了禁令。相信明年,IT网站的日子将会非常难过。至于短信这一块,新浪靠收购讯龙起家,但讯龙的收入来源其实是借助于当时移动短信平台的漏洞设置了订阅陷阱(当时的移动短信平台完全),短信也是我们看到的中国最奇怪的一种商业模式:即呈现抛物线式的增长,迅速崛起然后迅速衰落。当然,短信的成功还与大部分高端手机用户的话费是可以报销的有关。而网易,则最早也是靠同城约会之类的东西维系其收入的。这里主要谈新浪,其他网站涉及到的色情等我们就不说了。

可以说,如果博客有了成熟的商业模式,那正是其死亡之时,不明白这一点就不必谈博客。

第二个是所谓的技术问题。虽然我认为,有没有新技术是无所谓的事情,甚至是不是博客也是无所谓的事情,但我们还是对这个问题正面回答一下!

量子力学最终被物理学界接受,是因为老一代的科学家死了。当计算机工业兴起时,西门子、通用等看起来在电子产品领域最有优势的公司,反而败给了IBM等做计算其产品的厂商。没有哪一种革命性的技术是老顽固做出来的,甚至他们发明了这一技术,他们也不理解它,也不会用它。当博客真正深入时,就会有新技术出现。当雅虎的搜索已比较完善时,没有人相信Google还能发展出更完善的搜索技术出来。但实际情况怎样呢?

当博客的服务真正大规模开展起来后,博客技术一定会发展起来的。

 

三、只有草根才能博客

在新浪搞的那个《博客在中国发展和现状》的研讨会上,新浪请的一帮人对中国的博客现状进行了研讨,而他们的研讨结论是:国外的博客是草根化的,而中国的博客是精英化的,所以中国的博客也应该是走精英化路线。

对于精英和草根的讨论进行了很久,但很多人对草根和精英并没有给予真正的区分。我的理解是,草根和精英的区别,不在于其实际的能力,而在于其对话语权的掌握。例如,老榕在成名前是草根,但现在是精英了。一个成功的草根必须有精英的潜质,但在成功前他还是草根。

但博客必须是草根的,而博客网站必须是为草根提供话语权的平台,博客网站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发掘草根英雄推广草根英雄的机制。而这个草根英雄不一定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帖子,一句话,一张照片。

实际上,新浪在早期正是凭借草根精神而成为中国第一门户的,这一点陈彤在今年15日的《2005年博客发展趋势研讨会》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

从新浪自身的发展,如果非要套博客这个时髦的名词,新浪也是中国博客最主要的倡导者。新浪与博客也是密不可分的,大家可以看199711月的《南方周末》对新浪的前身有一个整版的报道,就是报道老榕在我们网上报道的一篇文章叫《大连金州没有眼泪》,就是这篇文章促使新浪提前迈入了商业化进程。原本我们计划在1998年七、八月份的世界杯开始商业化,但这篇文章使我们早了九个月的时间进入。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广告没有一个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收入。当时我们网站是四通的小部门,当时的总裁王志东每个月给网站投入不到十万元,现在看十万元不是什么钱,但在当时看是不务正业。所以当时我们下决心加快发展,我当时最大的收益是拎了一个扫描仪回家,因为敲字太慢,只有扫进去。当时新浪是论坛组成的,一个频道都没有。也正是因为《大连金州没有眼泪》这篇文章促使我们下决心建立自己的内部频道。就在《南方周末》这篇文章发表了以后,9711月底新浪第一个频道——体育频道诞生了。所以新浪早期和博客是密不可分的。中间一段时间我们的论坛、社区发展得不是特别好,内部也曾经有人建议是否关闭所有的论坛,好在没有关闭,但是应该说现在论坛并不是最让我们自豪的产品。但是下一步我们会大力发展。

新浪也会挖掘博客的内容,比如对杨振宁的报道,杨振宁与他的新婚妻子在海南的独家照片,那就是一个博客用手机拍的,质量非常好,除被门户网站转载还被一些纸媒转载。以后我们新浪会选定几个目标,用我们的社区聚集一些高水平的博客。刚刚老方说中国有上百万的博客,有那么多人可以写出比较通顺的文章,我相信聚集一些有深度有思想的人是我们希望做到的,但我也认为在短时间之内门户跟垂直网站不会发生特别大的冲突。但有一点,可能有些东西在西方国家好做的在中国是不太好做,比如一些硬性的东西,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做不好的话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当然中国社会越来越走向娱乐化,偏娱乐的东西,个性发展的东西还是非常可做的。

而博客在中国这两三年的发展,也足以印证只有草根才能博客的观点。而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刘韧的斗牛士和方兴东的博客中国。斗牛士创建于2000年,而博客中国创建于2002年。从在IT圈内的影响来说,刘韧也远远大于方兴东。刘韧起步是《计算机世界》的副总编兼首席记者,而方兴东只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当刘韧靠撰写颇有深度的《知识英雄》成名的时候,方兴东还只是靠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维纳斯计划”福兮祸兮?》在IT圈外大出一把风头而已。刘韧是IT圈公认的头牌记者,但方兴东在IT圈内只被当作外行。但刘韧20016月又创办了《知识经济》,之后又出任天极网副总裁,方兴东似乎从未真正在IT圈认过职。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刘韧是精英,他对博客这种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和模式创新的东西,在内心是不屑一顾的;而方兴东也可以算是精英,但他从来都是一个以草根的搅局者的身份进入IT圈的,直到博客中国成功前,方兴东从来都不是IT圈的主流。甚至方兴东创办博客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模仿斗牛士。博客这个概念,其实是方兴东实现其自我救赎的一根稻草,可以说,没有博客,方兴东也会找到另外一种外衣。

但刘韧和方兴东都不是博客成功的原因。博客中国的成功也不是因为博客,而是因为木子美。而木子美的走红来源于她那篇与知名摇滚歌手王磊性爱过程的文章。仅仅这些还不够,还在于传统媒体《新快报》的报道和推动。但木子美事件的最大得益者是博客中国。新浪虽然能靠《遗情书》把流量增加30%,但这只是锦上添花,而博客中国却靠遗情书使流量和注册用户数十倍地增加,并真正成为一家有影响的网站。这有点像IBM虽然痛恨微软,但还不得不在自己的机器上装上Windows。但这也加速了IBM的失败。同样,当新浪连载遗情书的时候,真正的成功者是博客中国,即使新浪建立了更大的博客频道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木子美对于博客的价值远远大于方兴东,看不到这一点,就理解不了博客。博客的实质是草根,没有博客,也会有其他不叫博客的东西,来作为草根的舞台。博客不是开始,也不是终点,它只是手段,只有跳出博客,才能理解博客。

 

四、博客不需要战略,尤其不需要精英战略

对于新浪这样的公司,在进入任何一个领域之前,肯定都会先制定一个所谓的战略,而且我估计他们肯定是把精英战略当作了他们的核心竞争力。

但博客不需要战略,尤其不需要所谓的精英战略,新浪所谓的精英带动博客的主张是完全与博客精神背道而驰的。

新浪在新闻领域的成功,总结起来就是花钱买流量,所以新浪总喜欢在其他领域复制这一模式。然而,如果新浪对待任何一个新兴领域,都把流量放在第一位,并总想靠制造流量优势,轻松地在新兴领域取得成功,而不注重对这一新兴领域的客观规律的研究,找到实质优势,那么其优势也会变成其最大优势。新浪必须明白,在博客这一块,短期的流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创新。尽管新浪最早也是靠博客起家的,它的人气也是靠博客汇聚起来的。但当新浪在新闻领域取得成功之时,其实也是它的互联网精神丧失之时。新浪的新闻神话,其实是复制传统媒体,从而取得成功的。当新浪迅速从博客平台蜕变为商业组织之后,新浪再想回复博客精神,几乎是不可能的。

博客的最大价值是一个草根的展示平台,而这是新浪永远做不到的。精英有精英的口味,草根有草根的口味。

超女的最成功之处是什么,它找来了最矫揉造作的李湘和何炅,最不受欢迎的柯以敏,黑楠等,用这个反衬超女的真实和娱乐精神。其最大的成功关键是评委没有把李宇春送上PK台,李宇春只要上PK台肯定是超女落选者首先淘汰的对象。但评委对李宇春的敌视反而让玉米们时刻担心李宇春被PK掉,这也让他们能全力以赴地去支持她而不敢有丝毫懈怠。

新浪的精英化战略如果不改弦易辙,等待它的将是又一个失败。

我们看1031新浪博客首页的人气博客排行和人气文章排行:

人气BLOG排行

 

韩乔生

韩乔生

张靓颖的BLOG

张靓颖

徐静蕾的BLOG

徐静蕾

小四的游乐场

郭敬明

情感倾诉基地

情感倾诉基地…

吴小莉(Sally)的…

吴小莉

余秋雨的BLOG

余秋雨

余华

余华

潘石屹的BLOG

潘石屹

海迪的BLOG

海迪

闾丘露薇的BLOG

闾丘露薇

冯骥才的博客

feng_jicai

日知录

朱伟

刘震云文集

刘震云

 

除了“情感倾诉基地”外,全部是名人博客。可以说,除了他们的名字制造的点击量外,对于读者的粘性是很差的。而这些名人有几个能坚持把博客写下去,现在还不知道。

我相信新浪的博客排名,并没有作假,但这样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新浪这样的做法扼杀了真正的博客。就像你让王菲跟成名前的张靓颖参加同一个歌唱比赛,即使张靓颖的实力与王菲不相上下,她得到的掌声也肯定不如王菲。而名人博客不但扼杀真正的博客,也在扼杀读者。因为名人博客里面并没有王菲的内容。读者被这些所谓的博客坏了胃口后,再要让他们回来就难了。

在大多数普通的但愿意在博客上投入精力的人士,看到自己的竞技舞台上都是徐静蕾、郭敬明的时候,他还有写下去的动力吗?

我们看同一天的人气文章排行,就可以看出来名人的文章比例比起人气博客排行就少了很多。

人气文章排行

 

小自述1(摘自2000年第一本旅游写真《…

徐静蕾

鬼怪总动员.全城效应!

郭敬明

童话

省登宇

我真是的王跃文

王跃文

是时间把人打磨成灰色

陈染

写在冬季初的回忆

小鱼的喃…

巴金  让我长寿是一种惩罚

张者

从《神话》说成龙

王小山

关于活着

海迪

走进日本投降地(组照七张)

陈亚军

今天看到的一些事情

闾丘露薇

倾诉热线:丈夫跪地求我不要离婚

情感倾诉…

我们很快就走过了一个晚上

雪城白鸟

你知道吗:使用避孕套必须知道的16个…

林艺

 

重复前面的观点,博客网站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发掘草根英雄推广草根英雄的机制。而这个草根英雄不一定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帖子,一句话,一张照片。博客网站真正的价值是作为一个平台,给出足够的空间队草根英雄进行展示。新浪的首页早已被新闻等占据,它要给草根英雄一点展示空间,这对它都是很大的商业上的损失,但这也注定了新浪在这方面的弱势。

陈彤说过一句话,互联网上,观点是没有价值的,只有事实有价值。套用一下,博客本身的形式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它里面的信息是有价值的。而如果不能真正建立不断推出草根英雄的机制,博客迟早将会消亡。而名人的博客冲动是维持不了几天的。只有有改变命运压力的草根博客才会成为博客真正的价值所在。

 

五、新浪博客大赛是一个怪胎

新浪博客大赛,我认为完全是一个过早出生的怪胎。

新浪在98才开通博客频道,926就推出博客大赛,而1028为截止投票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新浪上不可能形成真正有价值有人气的博客站点,而新浪也根本不给大家积累人气的机会。那么,如果是真正公开公平操作,各个奖项的得主肯定都是来自其他博客平台的,比如博客中国。

新浪的想法也许是想像唐太宗一样通过科举考试使“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但网民的习惯不是一两天能迁移过来的,即使把博客的内容迁移过来了,但精神和读者是迁移不过来的。

再一个是新浪找的合作伙伴,是斗牛士和GOUGOU,诚然也是有影响的两大网站,但新浪明显放弃了即使不是更具人气但也是更有代表性更具博客精神的博客中国、猫扑等网站。这也明显让人感觉到其中有商业竞争和个人恩怨的味道。

尽管方兴东说:

不少人问我对新浪推出博客的看法,我真切的感受是:

站在中国博客发展的角度上,新浪博客推出和博客大赛,对于中国博客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帮助推动博客主流化,从过去大众对于博客印象是极大提升,从过去的木子美阶段过渡到余华、张海迪、潘石屹、龙永图等,这个意义如何评价都不过分。也是我们一直想做却一直没有很好执行起来的。所以,这一点,我感谢而高兴。有了新浪的助力,博客的普及和教育工作将大大前行,博客发展在中国将揭开新的一页。

站在竞争的角度上,我心怀敬畏。新浪的执行力,凶悍而有冲击力,绝对是值得我们虚心学习的,也是当下阶段自愧不如。有这样的竞争对手,是巨大的压力。当然,也是巨大的激励和动力。我们自己要发奋!

新浪博客大赛的评选机制,尽管现在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但感觉上完全是与博客精神背道而驰,有所谓的精英博客评委评出的博客,会是草根需要的博客站点吗?

新浪在博客上其实处于弱者地位,如果它不认识到这一点,反而想的是封杀别人,那我可以肯定,它离成功又远了一点。

附录:



互联网周刊:博客大赛的格子经济理念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25日 17:43 互联网周刊

  Web2.0为我们引入了“格子经济”的概念,但不是单靠画几个格子,就真能2.0了

  本刊记者|王亚雪

  正当以博客为代表的Web2.0开始显露方兴未艾的势头时,1.0时代最典型的成功者搜狐和新浪也不甘寂寞赶搭这班快车,相继启动了各自的博客大赛— “首届全球中文博客大奖



赛”和“首届华文博客大赛”。

  我们姑且不论这两个博客大赛谁先谁后,规模谁大谁小,支持率谁高谁低,后盾谁强谁弱,单纯从典型的Web1.0网站评选典型的Web2.0来说,就觉着这个博客大赛显得有那么点儿不伦不类。

  以往Web1.0那种填鸭式的信息轰炸,已经逐渐走向过去式,于是新浪、搜狐也要2.0。个性化、互动性、大众参与这些Web2.0耳熟能详的关键词,现在频频被新浪、搜狐这两个典型的Web1.0网站以博客大赛为噱头喊出。搜狐甚至模仿英国的百万首页制作了自己博客大赛的首页,以为画几个格子来卖卖或送送,就真Web2.0了。

  但遗憾的是搜狐、新浪并未彻底颠覆1.0的思维模式。在成就了搜狐、新浪成功的1.0时代,资源是可以被抢占的,新闻资源、媒体资源、网络资源、客户资源,最终重要的当然还是“注意力”资源。然而,在这个用户已经不甘心充当看客,被动接受少数人提供内容信息的Web2.0时代,试图依靠抢占稀缺资源而成功,显然已经落伍。

  而延续着旧有思路的搜狐、新浪,尽管套上了“博客”的外衣,却依然在使用着“门户”时代的旧法宝。在浑然不觉中丢弃了Web2.0的精髓,却试图以此种方式跨入2.0时代的门槛,于是在这种大赛中显露出了发展思路的凌乱。

  博客是一种个人在网上生存、情感记录、交流的方式,博客是一种分享,也是一种体验,人们通过博客进行沟通。那么多的行业、领域,那么多的思维方式,那么多的丰富人生,如何凭借一两个网站、几十号所谓的精英就能够评判出高低上下?正如顺风先生所说:“存在即合理,因此博客是不需要评比的。”

  其实,门户网站的推选、评比,还是摆脱不了Web1.0的思维,等于把博客中最具价值的人的因素舍弃掉了。博客大赛确有“削博客之足以适门户之履”的嫌疑。

  而以Alex和苏锐涛为代表的新生代人物,虽不知Web2.0的本质为何物,却在血液中根深蒂固地融入了一种精神,“反精英、反传统”,却尊重“个体”,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不仅要“吸引眼球”,更要“吸引眼球的对象”。

  未来互联网的话语权将掌握在个人手中,而不是过去的门户网站手中。 博客正是Web2.0的典型代表,它正帮助信息向个人集中。也因此,被传统思维所不能理解的“格子经济”,或许将是Web2.0走向盈利道路上的一种思维突破

2005年10月26日

【冰点】
从小康跌入赤贫
2005年09月28日

本报记者 包丽敏

 
 
  这是一段个人家庭的灾难史,是一个小康家庭因丧失医疗保障坠入深渊的故事。

  9月,27岁的中学教师马铸铭带着这段灾难史走进报社。他揣着一份名单,上面有5位完全不认识的记者。他挨个询问,前4位都不在。还好,第5位在。

  当记者听着他的诉说不自觉地点头,他竟激动地叫了起来:“哈,你听了还会点头!说明你还有同情心。你听了能点头,我就已经非常感谢了!”

  当记者后来发短信告诉他决定采访时,他回复的短信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共有六七十个“谢”字。

  “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

  这是中国亿万个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居住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县城里,父亲,母亲,两个儿女。这个家庭1996年以前的记忆是惬意的。

  那时,马铸铭是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整天想着怎么玩”,骑着一辆七八百元的带减震的山地自行车,游荡在县城里,出入游戏厅。当时时兴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他可以连续玩十三四个小时而不“毙命”。

  父亲马国林是一家货运公司的会计,并在一家日资小企业中谋了一份兼职。马铸铭直到现在还时常想起1995年的一天,父亲去跟日本老板谈好薪水回家的情景。

  父亲故意问:“你们猜,我谈了多少?”

  “最高不超过500块。”母亲王翠霞说。“你再使劲往上猜。”

  “800?”

  “1500!”父亲说。

  马铸铭一下抱住父亲的脖子:“是真的吗!?”“你听他的,骗人呢。”母亲说。

  这个家庭就这样搭坐上这个国家前进的快车。父亲的两份薪水,加上马铸铭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书的几百元收入,以及母亲约300元工资,在全国城镇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那个年头,这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已经有36000元左右。“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王翠霞说。

  一家人梦想着,到2000年,可以买上一辆私家车。

  谁也没意识到,这个家庭的灾难即将开始。

  1997年前后,母亲的尿液变得像水一样无色,无味,沫多。她浑身没劲,吃啥吐啥。经确诊,得了尿毒症。

  什么是尿毒症,尿毒症意味着什么,马铸铭那时并不理解,“无非是要透析、吃药呗”。

  看病吃药,对这个家庭来说,此前从来不是大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马国林在旗交通局下属的货运公司参加工作开始,一家人便与全国城镇地区几乎所有的劳动者一样,享受着计划经济下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即使是家属生病,也能报销医药费的一半。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度红火的货运公司像无数国有企业一样逐渐衰败。王翠霞的医药费发票,一分钱也报不了了。

  1997年,王翠霞从货运公司调入了旗公路养护段。尽管这是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但是,在这里,王翠霞的医药费同样一分钱也不能报。

  “上级每年拨款130多万,只够这里100多人一年的工资,”公路段段长说,“从情理上讲,我们应该解决,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和财力啊!”

  这家单位已经有10多年没有医疗报销规定,只是每年给职工发放一点医疗费:在职职工工龄10年以下的每年药费30元,工龄11年~20年者每年药费40元,21年以上者每年药费60元。超出部分自理。

  同样糟糕的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那时还远没有确立。在2004年以前,这家单位未参加任何社会医疗保险。

  王翠霞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丧失了医疗保障。她并不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全国有半数左右的城镇人口和七八成的农村人口,像她一样,渐渐失去了医疗保障。

  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而言,看病吃药的担子,完全落到了每个家庭的头上。

  王翠霞的病继续恶化。“肌体全紊乱了,”马铸铭说,“心脏开始积液,肺部、肝脏积水,全身浮肿,高血压,贫血……”

  “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1998年1月,春节前,父子俩揣着2万元,带着王翠霞到北京治病。

  诊断之后,大夫说:换肾吧。“那得多少钱哪?”“先交5万吧。”父子俩顿时傻眼:“这么多?!”医生说:“至少也得4万。”“你知道那时我们觉得2万元不少了,怎么着也能抵好一阵子吧。”马铸铭后来说。“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马国林赶紧回内蒙古筹钱。做着小康梦的这家人,自然不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人们的工资以10~20倍的幅度上扬,医药费用却以100~200倍的速度上涨。

  一下子,他们连小旅馆也住不起了,“20块钱一晚,真舍不得啊。”马铸铭说。于是,每天晚上,父子俩像“游击队员”一样游弋在13层高的医院大楼里,躲避医护人员的巡视,找地方睡觉。“这家医院我简直太熟了,所有科室我都走遍了。”马铸铭说。

  大厅,楼道,水房,地下室,从1层到13层,除了重症监护和特护病房区,马铸铭几乎都睡遍了。

  马铸铭抱怨医院里走道上的椅子,躺在上面硌得发慌,不能睡人。最难受的要数贴着楼梯间的暖气睡觉。一面是盘旋在大楼内的呼呼冷风,一面却是烫人的暖气。

  这曾是极其爱好干净的人家。他们吃的黄瓜、菜花都会用刷子刷洗。此前,如果进医院,马铸铭从来不用手触碰门把手,而是用脚将门轻轻顶开,然后侧身闪入。

  所以,你根本想不到,马铸铭此时最喜欢的睡觉地方,是医院里堆放医疗垃圾的污物间。那里有将死人推到太平间用的推车,躺在上面就像睡在床上一样舒服安稳。

  直到除夕,父亲说:“过年了,咱上旅馆里好好睡个觉吧。”父子俩在一家招待所的地下室里要了一张床,儿子白天去睡,父亲夜里去睡,“好好奢侈了一回”。

  王翠霞在北京第一次住院的71天里,父子俩加起来在旅馆总共只睡过3天。

  1998年初,当王翠霞做完肾移植手术,他们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平房在北京住下,定期去医院复查。接下来,这家人才真正发现,自己正滑向一个不见底的深渊。“原来换肾还不是最贵的,最贵的是没有尽头源源支出的药费!”马铸铭说。他拧紧了眉头,镜片后的眼睛里,透着一种找不到渲泄的怨恨。

  为了不让身体对移植的肾脏排斥,王翠霞每月要吃两瓶油状的药。马铸铭说,仅这一项,每月费用就要3400元。

  这个家庭同时还遭受着另一种动荡:马国林兼职的日资小企业倒闭了,货运公司彻底解体了。这家人的月收入跌回了1000多元。

  接下来的日子里,马国林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亲戚朋友都被借遍了,连家里的房子也被抵押给了银行。

  那段时期,马铸铭偷过旅店的一块毛毯,后来又在一家医院偷过一床沾着血迹的被子。

  “现在我坦白承认,”这位中学教师低下头,“我穷,我没钱,我得活下去,那个时候我就这样想,想得理直气壮。”

  他们没想到,更惨重的打击还在后头。

  “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

  2000年前后,王翠霞体内植入的肾脏开始被身体排斥。

  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糕。因为肾脏已经不能良好工作,王翠霞体内再度开始积液,每周需要透析。同时,由于植入的肾脏还在体内,抗排斥药也不能间断。每月的医药费,上涨到六七千元。

  “就是那段时期,我们家一下子彻底垮了。”马铸铭说。

  马国林尽管有中级会计职称,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找不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只是偶尔帮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打零工,一天能有100元的收入。

  他捡过破烂。但没多久,被一群联防队员连板车扣下,要查看身份证,并威胁要处以罚款。

  更紧要的是,他需要一日三餐照顾卧床的妻子,帮她量尿液,掐着钟点叫她吃药。他不能朝九晚五地上班。

  他最体面的一次收入,是在帮一家企业做过审计之后,企业给每个会计送了一张600元的购物卡。他考察了这家大商场之后,欣喜地跟儿子说:“这家商场的药店不错。”结果,这张卡全部买了药。

  渐渐地,马铸铭听到有人悄悄跟他说:“你知道你爸怎么跟人要钱吗?”

  他只知道父亲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却不知道,父亲一次次跪下给人磕头。

  在内蒙古筹钱,这位县城里体面的会计,在胸前挂上这样一块纸牌:

  求救性命

  我妻子患尿毒症,住北京朝阳医院急需手术医疗费,敬请帮我一些钱,救救她一条性命!

  叩拜 谢谢!

  而在北京,当他对妻子说:“我上外面转转”,或者说“我去散散心”,再或者说,“我上外面找工作”,事实上,他却跪在北京的街头乞讨。

  经常,他早晨在家吃饭,然后找个借口离开,中午不吃饭,只带上冰糖充饥,一直跪到晚上再回家。

  王翠霞最初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为了能将透析次数减到最低,她每天尽量少进食,挺着不喝水,实在渴得受不了,便吞一口水在嘴里含着,然后吐掉,绝不敢往下咽。即使这样,她也需要每周透析一次,一次费用500多元,正好抵得上马铸铭当时一个月工资。

  当然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病究竟花了多少钱。父子俩没人告诉她。她问马国林,得到的答复是:小子知道,我不知道;她问儿子,儿子回答说:都是我爸管,我不清楚。

  她在病痛的折磨中感到委屈。“我这么难受了他也不来侍候我。”她那时这么想,看见丈夫她就生气。终于有一次她忍不住这样埋怨丈夫,并责问他: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丈夫这才捋起裤腿给妻子看。妻子看到丈夫“膝盖上黄一块青一块紫一块”,那一刻,“我的心扎刀子啊!”妻子说。

  于是,妻子也偷偷出去乞讨。等丈夫出门了,她便拿了小板凳出门;丈夫回家之前,她先回了家。直到有一天,她把讨来的钱交到丈夫手里,丈夫这才知道。从此,两人经常一起出门,他跪着,她坐在他的身边,尽管每次透析完,大夫都会叮嘱一句:回去注意营养,好好休息。

  乞讨的生活并不容易。总有人瞟老俩口一眼,说:骗子吧?于是,马国林摊开他的会计证书和自学考来的大专文凭,摆上王翠霞的诊断书,而王翠霞则一次次向路人展示她透析多次被针扎翻了的胳臂。

  他们的乞讨还剩最后一点体面:在马国林的面前,有三种救助牌,中文的,英文的和日文的。后两种是请人翻译的。不过,据马铸铭说,他的父亲通蒙文、俄文以及一点日文和英文。

  马国林当年的老师在多年后,还对马铸铭说起他父亲的优秀:“你的学习要赶上你爸就好了。”但马国林高中没有念完,赶上了知识青年下乡。他们一家来北京之后,第一个游览的是清华大学。几年的乞讨生涯中,最大的一笔收入是一位小伙子给的20元。这位陌生的小伙子,马国林时常还会念起。

  有时他们在住处附近的菜市场乞讨,邻居们见到都心酸得远远避开。房东太太记得马国林曾这样对她说:“嫂子,我把脸皮抓一边去了。”

  马国林的家族在当地算得上体面。有人担心,马国林这样的举动,有损家族的面子。“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马国林说。

  “你让我成杀人犯啊?让我怎么跟孩子交待?”

  穷人的日子可以想像,也难以想像。

  马铸铭说,那段日子,吃的菜除了白菜还是白菜。一棵白菜能将就吃三天。除了油和盐,家里没有其他作料。房东太太看到他们把大白菜切了,只舍得搁一点点油,“真跟喂猪食一样”。偶尔来个客人,烧点肉食,就得到房东太太屋里借酱油。方便面吃完了,调料要省下来,用来炒菜。他们去捡别人遗弃的电话卡。每张卡,当卡里还剩一块多钱时,马国林就开始计算,总能想法将卡用得一分不剩。他们把邻居给的旧衣服改一改穿上。拿回家的每一只塑料袋,都仔细叠起来,绑好,小的用来装垃圾,大的用来铺桌面。

  在北京的几年,一家三口去过的旅游景点只有天安门和动物园,前者免费,后者门票2元。当马铸铭2002年将自己的新婚妻子带到北京时,他只带她去了景山,门票2元,可以俯瞰辉煌的故宫。他们至今还没有拍过婚纱照,尽管在当地只需要几百元。

  一年春节,儿子给母亲买了几只苹果。王翠霞舍不得吃完,给丈夫和儿子一人留了一只。“过年了,大家都奢侈一回吧。”她说。丈夫和儿子很听话地接过苹果。可是几天后,儿子又拿给她两只苹果。她一看,正是她几天前给爷俩留的。

  每到假期,马铸铭就到北京打工。他摆过地摊,打各种零工,教外国学生汉语。

  一次,他给一家公司扫描资料。他时常一天在电脑前工作16个小时,吃饭只花5分钟。半个月里,他一个人扫描完12年的资料,而另外两个同伙加起来只扫完9年的资料。“我一点不觉得累,我心里很高兴:我可以挣钱了!”马铸铭说。他觉得挺可惜,要是这家公司不管饭,将那10元盒饭钱折成现钱给他,那才好呢。

  因为,“每一分钱都要拿去救命的”。

  除了肾脏,他的母亲又得了子宫肌瘤,还有阑尾炎。前者做了3次手术,后者做了1次手术。“干脆在你肚子上装个拉链好了。”马国林对她开玩笑。

  她可笑不起来。在她将子宫切除后,医生让她接受输血。“我不输!不输!”她嚷道,“哪来的钱啊?我不要输!”

  2004年初,植入的肾脏彻底坏掉,父子俩决定让她第二次换肾。这一次,王翠霞拒绝治疗。这时,因为体内大量积水,她连睡觉都不能躺下。

  王翠霞这样的举动让跟着马铸铭学汉语的一位韩国学生感到不解:“中国人真奇怪,为什么有病不去看呢?”

  马铸铭只能回答说:“这就是中国。”

  来自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在这个国家,生病的人们中约有一半不去就诊,医生诊断应该住院治疗的患者中有三成没有住院,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你去给我买瓶安眠药吧。”王翠霞央求丈夫。

  “那可不成,你让我成杀人犯啊?让我怎么跟孩子交待?”丈夫说。

  “那你买两瓶,咱俩一起死。”

  “我可不这么想。等你好了,我就出去挣钱,帮着孩子还债。”丈夫说。

  父子俩几乎是将她抬进了出租车,送到医院,做第二次换肾手术。他们感谢一位叫韩修武的医生,为他们减免了部分医疗费。当他们根本交不起2万多元手术费时,是这位医生担保先做手术再交钱。

  这笔钱,到现在也还没还上呢。

  “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但是马国林却不能像他原先计划的那样,帮着儿子还债了。王翠霞换完肾后状况一天天好转,马国林却开始腹痛、恶心、吃不下饭。

  2004年4月底,儿子将父亲领到医院做了B超检查,医生诊断:胃癌晚期,连肝脏里都布满了癌细胞,最多还有一个月生命。

  儿子装作若无其事,打算瞒着父亲。但是一走出医院,父亲就用手碰了碰儿子,说:“铭子,你爸不傻。咱们赶紧回老家吧。”末了,又叮嘱一声:“不要告诉你妈。”

  邻居们看见他时常疼得攥紧拳头猛捶自己的胸口,甚至有时他疼得哭出声。夜里,他怕呻吟声影响妻子睡觉,妨碍她恢复,就到屋外溜达上一夜。

  儿子要给他买杜冷丁,但连这几块钱一支的镇痛剂,他也拒绝使用,儿子给他打点滴,他强行把针管拔出来。“他要把钱都拿去给我妈买药。”马铸铭说。

  半个月后,一家人收拾完毕离开北京回老家。出发前,把剩下的油倒了半锅,吃了在北京惟一一顿炸带鱼。

  1998年一家人刚到北京的时候,马国林是个富态随和的中年人,1米7的个头,体重约180斤。6年后离开北京时,他黄瘦黄瘦,像个垂老的人,体重不足120斤。

  几天后,马国林告别了人世。

  临去世时,儿子叫醒了他。他歪着脸看了儿子最后一眼,马铸铭看到那双黄色的眼睛,特别黄,他嘴巴动着,却说不出话。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的眼睛滴出两滴眼泪,一滴没有流下,头歪着的这侧,眼泪缓缓滴了下来。“他是被压死的,”马铸铭流着泪说,“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按照风俗,人们将要给他穿寿衣,一种蓝色的袍子。但是马铸铭坚持一定要让父亲穿着西服离开。“就穿这个好看,”他说。是的,西服,皮鞋,衬衣,还有一个日本朋友送的手工领带。“就系这个吧。”马铸铭说。“真怀念以前那段时光,”马铸铭无限留恋地说,“那时父亲出去参加朋友聚会,都会穿上西服,系上领带。”

  马国林留下了妻子的每一张医疗发票,总计40多万元。他还留下一包零钱,全是一分两分的硬币和纸币,这些见证了他的乞讨生涯。

  他留下了一个小本,封皮上写着“请您留名”,记载了每一次捐助每一笔钱,本子里夹着几张捐助人装捐款的空信封。

  他竟然还留下了一万多元钱。

  他的遗嘱上写道:“一、全部家产用于妻子王翠霞的治疗上,儿子、儿媳孝敬母亲,否则不准继承产业,众亲友为证。二、丧葬改革,去世后不烧香,不烧纸,不烧花圈,废除一切传统丧葬习俗,丧事简办。”

  “我一定不能让我妈因为没钱吃不上药而死掉”

  最后,马国林不得不把妻子的性命,也留给了儿子。

  现在,每个月,王翠霞仍然需要三四千元的药费来维持。“我父亲去世也算是一种解脱,否则,他每天都会发愁。”马铸铭说。

  每次提起父亲的死,马铸铭就会连脖子根都涨得通红,语气里会充满怨恨:“为什么痛苦要让我们一个家庭来承担?”

  承担这种痛苦的,何止马铸铭一家。卫生部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个国家的城镇贫困户中,有三成是因病致贫。像一位社会学家所说,今天的中国,就像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马铸铭们便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被甩出了前进的方阵。

  王翠霞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看病究竟花了多少钱。“有时候我想,摊上这样的丈夫和儿女,就偷着乐吧,可是心里就是难受,不知咋的。我总想,好好活着吧,别添麻烦了,可就是睡不着觉,有时候就想大哭一场。”她说。

  马铸铭说:“我爸这一生,注定是为我妈活的,我也是。这样说或者不准确,但至少我妈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总得让我妈活及格吧,怎么着也要活到60岁,现在还差3岁。加上我爸的4岁,至少还要让她活7年。”“我这个人活得其实挺窝囊的,没什么学历,没有文化,没有能力,也没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分子,我就把好好待我妈当作一个成就来做。”

  尽管马铸铭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只有800多元,但“我一定不能让我妈因为没钱吃不上药而死掉,即使拼了命,否则,对不起我的父亲。”他说。

  幸好,迟到的医疗保障终于还是来了。去年,王翠霞得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尽管在当地这种医疗保险最高支付的限额只有9万元,但毕竟现在每个月可以报销药费1500元左右。

  但另外的2000多元,还得靠马铸铭“努力再努力”。

  所以,“我在外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一定不能出事。我一定要吃饭,按时按点吃,因为我的身体绝对不能垮。”这个家庭的重压,从父亲马国林的肩头,转移给了他。

  站在阿旗县城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马铸铭拉着他妻子的手,安慰似地说:“咱们也会有一辆轿车的。”

  “好啊,”他的妻子有些勉强地笑了笑,“可是什么时候呢?”
 

2005年09月27日

法学家评案:黄金高案的程序正义

《财经》杂志“黄金高一审开庭”文章已经补齐,链接:http://blog.donews.com/jinhongwei/archive/2005/09/21/560913.aspx

  “正义根植于信赖”

  “再公正的审判结果,也会因不公正的程序而蒙羞”

  季卫东

  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教授

  从记者提供的资料看,本案的审理在程序上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就规定公开审理?原因很简单,一个案子的审判是否公正,不仅对被告重要,也表明了司法机关对于社会公众的责任:法院既然承担着为社会主持公正的义务,就应该向公众证明他确实这样做了。

  怎么证明呢?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让公众了解他是怎么做的,他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这样做。这就必须允许公众参加庭审,了解和获得与审判相关的信息,这样公众才能做出该判决是否公正的判断。如果缺乏公开审理程序,仅凭一纸判决书,在具有争议性的案件中,是很难让公众信服的。

  黄金高被“双规”和起诉后,不少人都会把这件事和“811事件”联系起来。媒体上曾有多篇文章发表,对此事与“811事件”的关系表示疑虑,甚至把黄金高案发理解为报复性司法。这一怀疑是可以理解的。正因如此,法院在审理这个案子时,不仅要尽可能地实现个案正义,而且要向公众证明,整个司法过程是依法进行的。通过公开审理,把所有的证据及双方的论辩过程都展示在公众面前,把自己的判决和判决理由都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检验,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消除公众的怀疑。但是,法院却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这不仅无法保障本案的个案正义,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媒体和民众的猜疑。

  当然,这种不公开的审理,也许存在某些难以明言的问题。事实公开,程序透明,反而会暴露更大的问题。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至少这是这种不公开审判所带来的后果之一:为不应保密的审判层层设防,反而会激发民众对那层层保护网后面的东西的兴趣。

  再公正的审判结果,也会因不公正的程序而蒙羞。南平中院为审判精心设防,是一个不智慧的决定。

  “公正的审判才能消除怀疑”

  陈瑞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去年8月11日黄金高来信发表于人民网,后来却以受贿罪被起诉,无可避免地会让人们产生联想,怀疑黄金高是因为“811事件”得罪了人而事发的。一场公正的审判应该能够消除这一怀疑。

  培根说过,“正义根植于信赖”。这是说,老百姓都不信赖了,就没有正义可言了。这件事公众本来就产生了合理的怀疑。如果审判不公开透明地进行,怀疑只能进一步生长。现在我们总在说司法要取得最大的社会效应,那首先应该做到公正、公开。类似黄金高这样的案子,必须让媒体充分报道,让黄金高充分辩护,才能取信于民。

  既然有合理的怀疑存在,既然前后两档事容易联系起来,要压还是要公正透明的审判?当然应该选择公正透明的审判。这非常重要,这是对黄金高本人、对法律甚至对历史都负责的态度。程序的正当性非常重要。没有正当的程序、公开的审判,审判的结果再正确也没有用,因为其中没有信赖。经由公正程序产生的结果,公众才能认可。

  另外,此案在福州当地审也存在一定问题。异地审判是消除怀疑的最好办法。在中国,法院并不能做到完全独立,受制于地方的现象时有发生。黄毕竟揭露了当地的问题,要让大家都心服口服,是应该变更法院管辖的。

  总之,需要给黄金高一个公正的审判。

  “不仅要主持正义,还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正义”

  萧瀚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如果司法机关借法律和正义之名,行满足己欲之实,我们将把这称作选择性司法,其直接后果是对司法公信力的损害——人们不相信这样的司法,认为是公办私事甚至公报私仇,在本质上是对司法公正的破坏。社会舆论对黄金高腐败案的狐疑,正是对福建地方司法机关是否存在选择性司法的怀疑。

  在黄金高事件中,至少有这么几个问题,需要在审判黄金高之前由权威调查机构按照正当、公开的调查程序给出答案:

  ——黄金高在公开信中所指的“猪案”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其指控是否属实;

  ——黄金高是否穿了六年的防弹衣,其声称遭到黑社会恫吓是否属实,例如他说“我曾26次接到过恐吓信件和电话”,诸如此类是否属实;

  ——黄金高指控的“地案”到底是否存在腐败问题;

  ——黄金高公开信声称与福州市委之间关于“地案”的争论是否属实;

  ……

  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在黄金高公开信发表之后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尽管在公开信发表之后,东南新闻网作了大量澄清,对上述部分问题也有回答,福州市委并且直面该公开信,发表声明,谴责黄金高,由于缺乏中立的调查机关介入,公众的疑虑仍然存在。

  当黄金高因涉嫌腐败被地方当局“双规”、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公众对此案的关注更趋热烈。至今黄金高腐败案经历了一审开庭,但开庭过程实质上违背应当公开的法定程序,公众尤其是社会的喉舌媒体事实上被排除在旁听席之外,这很难不使人们疑窦丛生。

  正如英国著名大法官休厄特所言:“不仅要主持正义,还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

痛苦的裂变

 

 

本期特别报道目录

联想集团该不该领导计算所………A18

中关村大事值得思考…………………  A18

李国杰院士能不能改变现有的氛围…A19

“青春之歌”的悲哀……………………A19

缠绕的痛苦与委屈A20

重返“象牙塔”…………………………A21A23

科学家终将绝迹?……………………A24

本期特别报道由刘九如策划

所有文章由本报记者蒋胜蓝采写

 

引言

世纪末风云突变,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6号大院再起波澜。19991228日,中国科学院严义埙副院长再次来到了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6号大院。在计算所南楼3层一间陈旧的教室内,面对计算所百余名技术骨干人员,中科院高技术管理局桂文庄局长首先宣布了中科院院部的最新决定:正式免除高文任期仅一年的计算所所长职务,任命李国杰院士接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一职。其实,仅仅在一年以前,仍旧在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6号大院,严义埙副院长曾经在这里喜洋洋地宣布了中科院对计算所和联想实施重大改革的决定,并几乎与此同时,宣布任命年轻有为的高文博士担任计算所所长职务。

  在当时中科院的改革方案当中,计算所被并入联想集团,成为联想的中央研究院,高文兼任联想中央研究院院长。有媒体称,联想“鲸吞”了计算所。当时的舆论几乎不加思索,均对中科院此举报以热烈的掌声。本报亦拿出10个整版对此事进行了深入报道。然而,仅仅相隔半年,联想忽然宣布成立了自己的中央研究院,传言其“抛弃”了计算所,后者不得不重新回到中科院的怀抱。刚上任半年的高文所长提交了辞呈……1228日,传言的可靠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证实。严义埙副院长指出,高文博士仍旧是一位很不错的同志,将来如有可能,在本人同意的前提下,还可以到中科院别的所去担任所长职务。桂文庄局长则诠释到,之所以会出现今天的情形,主要缘于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导致沟通出现了问题,以高文博士为中心的上一届领导班子对中科院领导的意图领会不够,所以才走了弯路,但愿李国杰院士能够带领计算所重现往日的辉煌。

  同日,计算所的唐志敏研究员告诉记者,早在1994年,中科院便委托联想对计算所实施了企业化管理,柳传志兼任计算所所长。两年以后,中科院特别委托一家社会中立调查机构,对此事进行调查。计算所大部分员工认为,联想对计算所的企业化管理不仅无助于所里的科研,反而造成了负面影响。或许,联想与计算所短暂“婚姻”破灭的祸根其实早已埋下。不同的是,宣布“结婚”之日,“新人”曾兴冲冲地向传媒界大声地宣告了这一喜讯,但今天“离婚”之时,中科院计算所关起门来,声称拒绝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早在半年以前,有关联想与计算所的各种传言其实早已在业界漫天飞扬。人们对中国的顶级企业——联想,为什么如此迅速地“抛弃”中国的顶级研究所深感诧异。难道中科院有关计算所的改革被证明已然失败?那么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中科院原先有关计算所发展的一些构思是否全盘抛弃?现有计算所准备如何运作?联想中央研究院有什么新的想法?对此变化,中科院怎么说?联想集团怎么说?高文怎么说?李国杰怎么说?

  这一选题涉及到科研体制改革,涉及到企业的技术创新,也涉及到技术与市场的关系。透过如此深邃而严峻的选题,我们隐隐地洞悉到了国内外IT产业发展的脉络。从报社的高层领导到普通记者,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中关村为什么“无高科技”?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高科技?到底是科学家还是企业家更多地推动着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才真正有利于推动我们的事业?……早在199910月中旬,本报便特别派出了记者跟踪这个选题,然而,从联想、李国杰到高文博士,几乎所有的当事者,面对该话题皆讳莫如深。采访中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压力,几欲放弃……然而,正当我们踯躅于艰难徘徊的关头,来自中科院、工程院的院士和许多普通的科研人员,甚至包括联想内部的员工,纷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我们提供了热切的支持与鼓励。有时,我们甚至感到了鞭策。在前不久的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论坛会议上,有位专家点着本报总编辑刘九如的名直接问:《计算机世界》报我每期都认真翻,但就是没有看到中科院计算所最近突变的报道,为什么?其实,正当彼时,本组特别报道业已脱稿……面对众多期冀的目光,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肩负的责任。

在此,竭诚地奉献我们通过艰辛的劳动所得到的思索的果实。这些报道的发布,有可能引发热烈的争论,这正是我们期望的。因为我们相信,只有更加自由、广阔而健康的思考与争论,才能够撞击产生更加富于价值的智慧。愿智慧的灵光照耀我们共同的事业的前程……

 

联想集团该不该领导计算所A18

    据悉,根据中科院的最新精神,李国杰担任计算所所长之后,联想集团在计算所管理理事会当中的成员仍为3名,仍占据重要的发言权,所长必须听命于理事会,联想仍为计算所的“行政领导成员之一”。

从奴隶到将军

    19841991年,联想集团一直是计算所的全资子公司,属国有民营性质,计算所系联想全部资产的所有者,计算所的所长一直担任联想的董事长,这一段时期,计算所是联想毋庸质疑的领导。1991年以后,联想划为院管公司,计算所45%的股份划归中科院,中科院持有联想65%的股份,另外35%的股份为联想职工持有,联想集团员工个人在这35%中具体的持股方案,至今未获批准。有些计算所员工质疑中科院收回计算所45%股权的做法是否合法。对此,中科院严义埙副院长在1998年岁末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声明,国有研究所的资产及其投资的企业的产权属于国家,国家授权中国科学院管理其所属研究所及其机构的资产。科学院也委托计算所管理其特定的资产。联想集团是国有民营企业,不是计算所的集体企业。中科院收回其股权,是为了保证联想集团在更高层次上发展。这实质上意味着计算所和联想集团之间在产权上已经毫无瓜葛。联想属于院管股份制公司,而计算所属于中科院下属的国有研究机构。虽然1995年至1998年岁末,中科院委托联想对计算所实施企业化管理,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担任计算所的所长,但是计算所几乎全部的科研经费仍然来源于国家拨款。

    去年年初计算所改革以后,实施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事会领导制度,由于联想在理事会中占据了40%的席位,联想由此从计算所的下属公司晋升为计算所的行政领导。

迅速破灭的“婚姻“泡沫

    1999年高文领导的计算所科研经费当中,有20%纯属由国家投资的研究项目,因此联想与计算所的研究人员之间很难发生冲突;但哪些是属于应由联想投资的项目,哪些是属于应由国家投资的项目,则很难有不发生歧义的领域。一方面,计算所一些被访问的研究人员抱怨联想总是说话不算数,该投的钱最终却没投,一些项目联想本不应拥有发言权,但联想却硬要发言;而联想也深感无奈,认为自己的投资并未完全围绕自己的市场指挥棒转,效益不高。联想当然有权利为自己的投资争取一个更加合理的投入产出比例。于是,联想在完成与计算所轰动一时的“金玉良缘”仅仅半年以后,便迅速地蜷身而退,宣布成立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央研究院,计算所所长高文博士亦提交辞呈。轰轰烈烈的改革行动一波三折,未能如愿,令曾经为之喝彩的传媒界和许多的IT人士甚感遗憾。

    目前计算所共有3位院士,刚刚被联想彻底“解聘”的倪光南院士正在从事有关核心技术的研究。李国杰院士是计算所国家智能机中心、曙光并行机项目的课题负责人,刚刚就任计算所所长;曙光机系国家863计划重点支持的项目,其研究经费全部来源于国家科技部的拨款,近两年来,研究费用已达到每年近3000万人民币的规模,为IT领域中最大的863项目;夏培肃院士从事高性能机理论领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夏院士的研究经费大约为每年600万元,全部来源于由科技部原攀登计划演变成的973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夏培肃院士认为,计算所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直是属于中科院的国立研究机构。“我们和联想毫无关系!”70余岁、德高望重的夏培肃院士坚定地说道。在日前为本报撰写的新年专稿当中,夏院士再次强调,高性能机研究应属国家行为,而绝非市场行为。

    曾经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管和晶体管大型计算机的中科院计算所,其声望与研究水平在我国IT业界一直首屈一指,联想作为一家主营低端产品PC的公司,曾再三表示自己尚未具备对国家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IT研究项目进行长期投资的能力。事实上,联想也从未对计算所的该类项目进行过投资。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经济上,联想从未有能力“鲸吞”计算所。 联想今天提出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中央研究院,迅速地“抛弃”了计算所,应为当初匆忙结合导致的必然结果。或许,这对于联想自身和计算所而言,不啻为一件幸事。

既然分手,又何必再管我

     分析者认为,这场婚姻的波折是由于新计算所领导体制混淆不清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在去年年初的一片喝彩声中,许多人寄望计算所在联想的领导下,能够变成中国的贝尔实验室或者IBM的沃森研究中心,既能够为联想提供短期的市场“炮弹“,又能够为国家实施长期的基础研究。然而,批评者认为,首先,计算所作为隶属于中科院的国立研究机构,产权不归联想所有,联想完全不应该在计算所的领导机构──理事会中,占据任何席位。除非中科院将计算所的产权完全交付联想,否则,计算所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的贝尔实验室或者沃森研究中心。联想的角色定位应当是作为计算所的市场顾问或者主顾,而绝非行政领导。联想可以投资委托计算所为自己研发产品,也可以转而委托别的研究所或者干脆自己开发产品,这完全取决于双方的自主选择。这应是一种市场行为而非行政关系,按照商业社会“客户就是上帝”的理论,联想完全可以充当“上帝”,享有绝对的领导权利,但其权限应当被严格限定在它在计算所所投资的项目领域,联想并不能据此而进入理事会,这就好像你可以作为“上帝”选择购买或者不购买IBM的产品或者技术服务,但无论你购买了多大数额的商品,均不意味着你可以成为IBM的董事,除非你有条件购买足量的股权。然而,计算所作为国立研究机构,属事业单位,并无股权可言。一些业界人士则呼吁国家应当切实保护计算所作为独立的国立研究机构的身份,大幅提升其在长期的、基础性、高风险性、战略性IT研究项目的拨款。国立研究机构的主要研究职能应同隶属于企业的联想研究院等机构的职能相互区别。此外,联想作为一家企业,并没有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研究项目提供资金的义务,除非联想认为这些项目具有可观的市场前景,而联想的经济条件又可以承担,或者联想自愿为这些项目提供赞助。

    事实上,联想前不久已在计算所下属的曙光集团公司占据了2000万的股权;计算所每年的研究经费中将部分源于联想上缴给中科院的利润;计算所同时也需要联想的市场活力。对此,反对者指出,在曙光公司中持有2000万股权的除了联想,还有深圳发展公司,正像深发展并不能据此而担任计算所理事会领导职务一样,联想亦不能;联想将利润上缴中科院,系联想与中科院的关系问题,中科院向计算所划拨的研究经费,源于知识创新工程、还是联想上缴的利润、或者别的财政预算,完全取决于计算所与中科院之间的协调,与联想完全没有关系,正像假如中科院将联想上缴的利润部分返回计算所、部分划归数学所、部分划拨其他的职能部门,但联想并不能因此而向数学所或其他部门行使领导权利一样,对计算所也不能;联想如果需要委托计算所进行项目研究,其角色定位应为市场主顾或称该项目的“上帝”,但并非行政领导。计算所研究项目的产业化应当通过有效的体制和畅通的市场途径来解决,而并非仅仅依赖一两家公司的眼色,譬如:大量的国内外风险投资基金的引入;前不久国务院刚刚批复的有关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政策中,鼓励技术人员自行创业,并承认技术股的股权;鼓励高技术企业相互拆借资金;以及扩大高交会等促进研究机构、企业和风险投资基金相互沟通的会议频度和规模等等。计算所作为中国最早的、实力最强的国立研究机构,应当为整个国内IT产业的发展提供思想库、技术库和人才库,而不应当仅仅充当某一家企业的孵化器,部分研究人员认为,计算所应当和联想保持适当的距离,在相互保持充分独立性的前提下,加强合作。

 

中关村大事值得思考A18-2

    19991218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论坛在北京翠宫饭店举行了别开生面的研讨会,王选院士、汪成为院士以及来自中关村高校与科研机构的IT精英就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研讨会上,本报总编辑刘九如发言时提出:中关村今年发生的几件大事,值得引起业界深入思考。由此大家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有关这方面的讨论摘要刊出。

刘九如(《计算机世界》报总编辑)

    科研的长远跟踪和短期研究的问题,技术与市场相结合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但是今天讨论仍然具有新的意义,因为1999年中关村发生了一些大事,全都跟这些问题有关系,倪光南院士被解聘,王选教授被“逼宫”,尤其是中科院计算所的改革,这一切给我们留下很多新的思考。计算所的改革,中科院本来构思得不错,希望通过与联想的合作,把联想在短期市场研究的需求与计算所的长远研究结合起来,并作出了近期、中期和长期的规划,还公布了一个三者的比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的媒体进行了充分的报道,但不知道为什么不了了之。这里面可能有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问题,技术人员、科学家与企业家、商人的合作问题。但是我想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不仅要要求科学家改变观念,走出象牙塔,企业,像联想这样在IT领域有代表性的企业,自身能不能思考,在技术创新方面是否具备创新的环境?在容纳科学家的方面有没有形成良好的氛围,我觉得这个问题要特别问一下,因为国家的政策已经明确,我们国家的技术创新要以企业为中心,如果企业这个中心的技术创新氛围没有形成,或者企业家在与科学家、技术专家进行合作方面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与良好的氛围,技术创新就存在一些问题。

孙茂松(清华大学博士)

    计算所的改革是一种探索,但是目前看来这种探索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刘总编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议题,我还奇怪像《计算机世界》报这样权威的报纸为什么不开展讨论呢?(刘九如插话:中科院、计算所不接受采访,也希望我们不要报道)。这些问题如果理不清楚,科研与市场的结合就难解决,体制问题也难以解决,我们就难以前行。

白硕(计算所博士)

    计算所的事情可能大家也知道了,其实不光是计算所,还有国家一些机关的信息中心,还有很多这类国有的研究机构。我认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也就是说这样下去,长久不了。总有一天会变,如果不变,人就会走掉,机构就会死掉,这也是变。目前计算所的现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大家看到的已经不全是工资高低的问题了,这是整个体制的问题。一切必须发生非常根本的变化。做这个行当的人,只要有本事,你就拿股份,很简单。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面,事业单位肯定留不下人。我说得比较极端,但肯定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旧的体制严重地束缚了新兴的生产力。科学院这种从事IT的研究所应该取消,研究部分应该归大学。这种孵化器应该采用公司的体制,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有竞争力,要不然肯定要散掉。计算所如果按现在这样的游戏规则搞下去,我一点都不看好,很可能不久就会完蛋。计算所里面很多人现在急于创业,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矛盾,而联想目前已进入成长阶段,如果联想不能以创业人员来对待这些人,那么这个事谈不拢的。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人集体出去创业。至于国家机关的信息部门,譬如信息中心,将来也要走产业化的道路,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新型的服务行业,就是社会化的服务行业,由它来对国家机关的信息、基础设施做统一的维护,而并不是说一个机构、一个部门自己养一帮这样的人,这是绝对养不了的,也很难留住高水平的人。

孙育宁(计算所所长助理)

    刚才刘九如总编提到了计算所的问题,提到了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问题以及技术创新问题。1999年中关村发生了很多事情,确确实实也引发业界人士深深地思考这些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是一个机制的问题,比方说我们讲1999年年初计算所和联想集团整合的这件事情,其实这本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从联想的业绩和在业界的地位,以及计算所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来看,应该是蛮匹配的,并且两家早有渊源,最后这件事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呢?实际上还是体制的问题,怎么讲呢?我们发现在做事情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部二部”(计算所改革后,设立了计算所二部,新的小计算所被称为一部。——编辑注)的问题,你不知道你的真正老板是谁。扯远点,鲁迅先生最早致力于医学救国,后来他发现靠医学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中国现在实际上没有真正从社会深处解决这些问题。联想集团的产品线研究,以及计算所的基础研究,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说,合作是完全走得通的。但实际上行不通。我们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全新的体制,摆脱市场和科研这两张皮的问题,但最后又走进了另外一个怪圈。比方说给计算所定位的问题,定成了既为国家服务,既是一个国家的研究所,同时又是企业的一个研究院,所以本身它的发展目标就是不一致的,你既要做国家的研究,国家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但企业又是一个盈利团体,咱们企业现在首先考虑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企业是为了挣钱,它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与国家的长远利益重合,这个时候就产生矛盾。产生矛盾的时候,结果就是“开打”,谁“打”过谁谁就胜了,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说到底,还是市场行为不规范,说白了,如果说这是一个纯正的商业行为,大家谁都没问题。如果既有行政参与又结合着市场参与,搅在一起,那就谁也说不清,最后出了问题没有人负责,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这是一个国家大环境的问题,为什么硅谷在美国能搞得红红火火,世界上130多个硅谷,为什么这么多硅谷都学不来美国硅谷的真谛呢?实际就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美国硅谷从风险资金,直到企业的运作、大学科研,存在一个比较规范的市场运作机制,而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这套体制,我们总是割裂事物的某一个局部,忽而把它想像得天花乱坠。我们在走访了美国硅谷的十几家公司之后,发现其实有些技术,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具备了这种水平,但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做得这么好,因为他们有一整套的体制。

杜建华(联想电脑副总经理)

    九如对企业的提醒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对联想和众多企业的氛围还必须从另一方面来思考。也就是回答科学家能不能在联想呆着的问题,或联想能不能容纳科学家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回答什么叫科学家?我很担心,大家认为老实的就是科学家。其实不是,我觉得今天在座的汪成为教授就不是这样的。只会埋头苦干,只会做研究,不会交流就叫科学家,一旦会交际可能就不成为科学家了。联想刚刚研制了天禧电脑,我不能说它的技术含量如何如何高,可是这个天禧电脑的研究团队,平均年龄绝对不会超过27岁,最大的也就是30来岁吧。那么他们算不算科学家?我认为他们一样是科学家。可能传统上他们不是科学家。

  我认为体制有宏观体制和微观体制,宏观体制我想大家都讨论了,我也同意了,没什么说的,可实际上,人可以通过改变微观体制来改变一些事情。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激励政策改变外部环境,否则事情就会做不下去。3年前联想电脑公司已经开始实行自己内部的模拟股票方式,这种激励政策很有效。很多事情关键是自己做,通过改变自己的小环境来促进大环境的变化。

汪成为(工程院士)

    科学院的问题、计算所和联想的合并问题,要想把这个题议论好的话,首先要了解中国,这比了解世界还重要。我只是提醒大家一点,有关计算所的改革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说上层在要求变。现在各级领导都在关注IT,国家领导人参加IT方面的活动越来越多,这就是机遇,至少不是上层不愿变。

    自然科学基金委刚刚改组完,还有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基础研究、863计划,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在听取汇报。还有若干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重中之重的国家重点项目,各个方面都在关注科研体制改革,各个方面都在关注IT的机遇,这个蓝图是否描述得好,是不是能够构架得好,需要咱们共同来关心,替国家操心。

王选(中科院院士)

     如何才能够保证企业长胜不衰,产权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最好一上来就把产权明确,国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为什么会出现技术专家和企业家的矛盾,我觉得这跟产权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也许我应当反思,当初技术专家起家的时候就应该比较好地明确这个产权了,然后你就该有权,有了权才能干事。现在反思,我的错误是当初我太不喜欢权了。到今天我又没办法,大家还得要我掌权,我现在权比任何时候都大,现在我不得不用好这个权。我的经验和体会是,你是一个技术专家,你希望你的技术能变成成果或产品,你就选定一个人做你的老板。关于技术和市场的配合方面,关键是一上来就建立一个好的机制,机制问题特别重要。

(以上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李国杰院士能不能改变现有氛围A19

    关于财富的梦想不仅诱惑着美国“象牙塔”中的学者,也同样扰乱了中国人的视线。在中国,IT的产业化问题、产业与研究“脱节”的所谓“两张皮”的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企业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而科学家则似乎被四处“放逐”。越来越多的教授,甚至于院士,放下了手中的研究课题,转而从事市场推广工作。在中关村兴起初期,没有比“下海”更时髦的话题了,教授“下海”、研究所“下海”、学生“下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上演被一些传媒称作联想“鲸吞”又“吐出”了计算所这样的肥皂剧。过分地强调走出“象牙塔”,将学术与产业的“两张皮”过分地捏合,是否意味着一种短视?……

    前些年,一贯擅长于制造新闻,引导舆论的联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几乎变成了民族IT产业的一面旗帜。柳传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几乎被塑造成了一位民族英雄,然而最近一年以来,无论联想还是柳传志本人,舆论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别样的声音。在今年3月的“维纳斯”事件中,柳传志、张瑞敏等国内企业巨子,首次被舆论指明道姓,公开斥责为“比尔·盖茨的雇佣军”。联想首次开始被挖苦为“搬运工”、“装配工”兼商人,民族英雄的形象首次被打了折扣。应当说,此后,联想在这方面的表现仍旧是无可挑剔的,从联想最近一年发布的新闻来看,联想实际上已经有意识地开始提高了自身在产品研发方面的投入,联想重新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并企图与中国实力最强的计算机研究所携手共行。联想似乎也意识到了,在3C的时代,中国的企业有可能掌握信息电器领域的核心技术,不久前,联想公开推出了其自行研发的掌上电脑,因特网电脑,特别是公开宣布已经自行投资拟研发3C时代的芯片技术等等。事实上,中国IT技术的整体水平虽然在国际上仍旧处在下游的位置,但这显然不应当仅仅由企业来承担全部的责任,作为中国的头号IT企业,联想的态度应当说是现实而积极的。

但是,自19999月以来,一贯新闻不断的联想集团爆出的几件新闻,却令舆论深感疑惑。联想首先公开“驱逐”了早已被罢免了职务的倪光南院士,然后又公开“抛弃”了一年以前曾经出双入对的“亲密伙伴”——中科院计算所。在我国IT业界颇有名望的青年科学家高文博士,刚刚上任便只好辞去了担任不久的中科院计算所所长的职务。短短数月,从倪光南到高文,在中国凡同联想打过交道的著名科学家,境遇何曾相似。这一切,不能不让人感到疑惑,在联想和联想的周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氛围,给人的感觉是这里似乎“容不下”中国的顶级科学家?许多人暗暗地为刚刚上任的李国杰院士捏了一把汗……

    虽然曙光机的关键技术仍然采用IBM PowerPC的芯片,但目前曙光2000大型机在性能上已不逊色于IBM目前在国内销售的机器。许多人盼望曙光能够像联想PC那样在国内市场击败IBM。据悉,李国杰就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职务之后,将卸去曙光集团总裁一职,但仍将继续担任曙光集团董事长的职务。目前计算所、联想和深圳投资公司分别持有曙光集团2000万的股份,鉴于联想集团的市场能力,一些人盼望,假如联想的郭为副总裁出任曙光的总裁,可能将有利于开拓曙光大型机的国内市场,但反对者针对不久前的倪光南事件、高文事件就不能不担心——果真如此,不久之后,方正针对王选院士的逼宫事件,是否会在曙光重新上演呢?

目前计算所共有三位院士,刚刚被联想彻底"解聘"的倪光南院士正在从事有关核心技术的研究。李国杰院士为计算所国家智能机中心、曙光大型机项目的课题负责人,刚刚就任计算所所长,曙光机系国家863计划重点支持的项目,其研究经费全部来源于科技部的 拨款,近两年来,研究费用已达到每年近3000万人民币的规模,为IT领域中最大的863项目;夏培肃院士从事高性能机理论领域的研究,公认其研究成果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夏院士的研究经费大约为每年600万元,全部来源于由科技部原攀登计划演变成的973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夏培肃院士认为,计算所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直系属于中科院的国立研究机构,"我们和联想毫无关系!"70余岁、德高望重的夏培肃院士坚定地说道。在今日写给本报的年终专稿当中,夏院士再次强调,高性能机研究应属国家行为,而绝非市场行为。

曾经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管和晶体管大型计算机的中科院计算所,其声望与研究水平在我国IT业界一直首屈一指,联想作为一家主营低端产品PC的公司,曾再三表示自己尚未具备对国家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IT研究项目进行长期投资的能力。事实上,联想也从未对计算所的该类项目进行过投资。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经济上,联想从未有能力"鲸吞"计算所。 联想今日提出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中央研究院,迅速地"抛弃"了计算所,应为当初匆忙结合的必然结果。或许,这对于联想自身和计算所而言,不啻为一件幸事。

 

 

 

青春之歌的悲哀A19-2

 

    前日闲逛于书店,不期然,偶遇张中行老先生洋洋数十万言将近百年岁月的回想录,阅罢感慨万千。记得前些年,该书首发之日,曾被媒体狠狠地炒作了一把,张老先生当年还曾亲临书店为读者签名售书。虽然,张老先生在书中再三强调,自己从不愿牵名人的衣角,尤其不愿牵女名人的衣角。然而,传媒仍旧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炒作的焦点聚集于张老先生与著名女作家杨沫的那一段往事。张老先生虽则不愿,但最终还是因为这一位当时业已过世的女名人的缘故,而变成了一位新名人。张老先生承认,在自己将近百年的生活岁月里,与杨沫在一起的那些年轻的日子,堪称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当年林道静在中国的红火,远远超过于今日的还珠格格,凡年过30的中国人,少有人不知道林道静、不知道杨沫,少有人年少时代未曾因《青春之歌》而激动万分,就仿佛今日的年轻人痴迷于金庸和琼瑶一般的情形。然而《青春之歌》对于张老先生而言,却似乎联系着一段长长的耻辱的记忆。认识杨沫的人,未必将其与林道静对照在一起,但是,认识张老先生的人,却几乎无一不将其看作《青春之歌》当中那个被描绘得狭隘、自私、可鄙、可笑的余永泽的原形。虽然,他和杨沫私下里达成了口头上的谅解,杨沫称,文学创作允许虚构,不必遵照生活的原型。但旁人却没有人理会于此。张老先生似乎仍旧为那个可耻但却著名的余永泽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黑锅。张老先生在书中称,如果有人硬要将我的面皮揭下来,制成香粉,涂抹到自己脸上,然后招摇过市引以为美,那我也绝对不会为此多说一句话的。张老先生事实上,却是食言了,他究竟还是将他自己的愤懑公诸于世,并且是在杨沫业已过世,永远没有可能为她自己争辩的情形下,公诸于世了。最终,张老先生还坚称,自己坚决放弃了到八宝山与杨沫永诀的机会……一对曾经相亲相恋的夫妻,结局不过如是而已。不能不让那些曾经真实地被《青春之歌》感染过的读者感到悲哀。人生的辛酸,莫过于此。

    柳传志与倪光南自然并非夫妻,但是,仍有许多人将二人从19841994年十年间骈手抵足、共同创业的经历比作工作上的婚姻关系,这十年的“蜜月”,为联想此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不知道倪光南院士在今年9月得悉被那个自己曾竭尽心力为之效劳的企业公开“驱逐”之时的内心感受。一般人是会引以为耻的。不知道,年逾60、身形纤瘦的倪院士是否也如张中行老人当年的感受那样,觉得自己的面皮仿佛被人揭了下来……然后也如张老先生那样,待到对方的强势逐渐瓦解,或许再也无力辩驳之时,再一一历述其中的隐衷……人生的辛酸,概莫至此。但是,倪院士所失掉的并不仅仅只是面皮,还包括作为创始人可能应得的股份。

    但愿杨沫与张中行老先生的辛酸故事不会在倪光南、高文和李国杰的身上一再搬演。如果大家果真能够尽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相信这对于联想、对于中国IT业未来的发展而言,均不啻为一件莫大的幸事。法国人雨果的话曾经过多地受到引用,尽管如此,在此,笔者仍愿意重新引用一遍:“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那么,联想的胸怀呢?

    “路不平,有人铲。”这是中国的古训,即使将来倪院士自己不愿铲出心中的不平,也难保不会有旁人代劳,即使今日没有,明天也终究会有,这是一定的。

    前些日子,倪院士已经首先向柳传志伸出了橄榄枝,或许联想与倪院士之间终究会铲除心中的不平。至少笔者这么期望。

缠绕的痛苦与委屈A20

    在倪光南痛苦不堪的同时,柳传志也委屈万分,鹬蚌相争之时,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谁是导演这场悲剧的祸首?

 

倪光南虽然由于受到“驱逐”而重新变成了新闻人物,但是,有关“驱逐”的核心内容,在已经被公开的报道当中,却被有意无意、不约而同地忽略了,一切似乎显得半遮半掩……更令人费解的是,虽然联想的职工持股方案一再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但是直到年前的1227日,联想的发言人才再次向记者证实,其持股方案尚未得到有关部门的正式批复……

无意苦争权

    19991226日,面临世纪之交,倪光南再次被媒体搬到前台,在北青报所评选的1999年中国十大职场人物当中,倪排名第3。有人指倪光南与柳传志的分歧,实质上在于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倪举例说明,自己比柳大5岁,早在1975年,两人还在五七干校时便十分相熟,倪一直唤柳“小柳”,直到1986年,柳初任联想总经理,倪率先改口,称其“柳总”,以表示对其工作和地位的支持与尊重。倪与柳的冲突发生在1994年,如果倪要争夺领导权,应发生在1986年,总经理换任之际,而非迟至8年以后。事实上,柳传志一直掌握着联想的财务大权,倪从未拥有,也从未想过拥有拍板的权利。

    据《计算机世界》1999123日关于联想成立15周年的报道称,在世纪联想的盛会上,柳传志面对传媒时,仍旧指出,1994年,柳系由于反对倪欲斥资数千万元建立芯片制造厂而不惜与其反目。难以想像,在Intel公司,作为前CEO的葛鲁夫与摩尔,当年是否从未因技术发展方略上的分歧而发生争论?如果发生了,葛鲁夫是否因此便将摩尔罢免职务,然后再于若干年之后充分地运用自己在新闻界中的影响力,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公开地“驱逐”摩尔,并彻底地剥夺其股权呢?

倪光南的疑虑与柳传志的委屈

    当时倪认为柳犯下的不可原谅的大错是因为,柳传志在没有通过北京联想董事会的情形下,私自将北京联想从中国银行借来的钱转借了552万美元给一个香港的私人公司,即香港导远公司的吕潭平等4人。倪当时认为,这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并为此和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然后,开始了不停的上诉,这使倪自己于1995630日,被免去了联想集团董事和总工程师的职务,又于199991日被联想集团彻底解聘。香港联想在导远的经营下,1996年亏损2个亿,股价跌至0.29元;1997年再亏4500万;1998年由于北京联想对其实现了整合,其经营状况才被覆盖,外界无从得知,此时股价才开始攀升。港方人员于1998年离开了香港联想的经营管理层,带走了约2亿股的股票,但贸促会仅有1500万股权,原本素昧平生的香港人没花多少力气,便依仗联想人劳动创造的财富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翁,而为联想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倪光南和柳传志等创始人却几乎赤贫。这本是因体制上股权不清的问题所造成的积垢,但当时书生意气的倪光南一股脑地将所有的愤怒与疑惑全部倾散到了柳传志的身上。

    倪在向有关法律专家咨询后,曾在上诉中反复指出,柳的这种贷款行为可能已构成违法。因为国家明文规定,非金融机构不准借贷资金,贷款给私人负债持股也是违法的。1998年中科院在调查结论中确认,柳传志向港商提供巨额贷款确有其事,但未对此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做出评价,并指出柳个人确实并未从中获取好处。记者注意到,在19996月国务院刚刚批复的“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建设”提案中,国家特许高科技企业可以相互拆借资金。此外,该文件还规定,高技术人才可以带技术作为技术股加入公司股份。但柳的拆借发生在该批复之前的1993年。并且,倪所做的贡献也发生在19841994年的10年间。

    倪光南公开道歉之后,1999128日,面对记者,柳传志表示,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自己由此而受到的伤害实在太多了。对此,旁观者认为,倪光南先被免职、再被公开“驱逐”、最后被剥夺了可能的股权,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倪光南受到的伤害更大一些。倪为自己的道歉举动解释说,“上诉了5年,现在上级机关已有结论了。我已经这样了,还能怎样?我上诉是为了联想的发展,现在道歉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坐在一块儿谈一谈,希望将来大家能吸取教训,我的错误在于把此事上纲上线(指国有资产流失),柳的动机是好的,这应属于用人不当、经营不当,我并不希望把柳赶下台,不希望把联想搞乱……”倪梦想联想能够像公开解聘他那样,也公开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说明柳的错误是正常的经营失当,而自己的愤怒和告状的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倪希望与柳相对一笑泯旧怨。然而,倪伸出的橄榄枝显然并没有得到回应。

鹬蚌相争 渔人得利

    倪被免职后,联想的经营方针从“技工贸”转为“贸工技”。联想微机从包含较高自主知识产权、利润率较高的产品,完全沦落成了组装机,几乎全部采用了美国和台湾等相关公司提供的配件,在其营业额大量增长的同时,利税率却从90年代初约30%降到了19983%。在中国的顶级企业家与科学家的争端当中,受益者是美国的Intel以及台湾新竹高科技园区的那些公司。而香港导远的那4位先生,不但未替联想的发展做出多少贡献,反而使香港联想连亏两年。但与此同时,其个人却因联想股票价格的攀升而合法地变成了亿万富翁。这场争端最大的受益者,首推这4位先生。而柳与倪,在这一场激烈而深刻的性格冲突当中,二人的声誉和事业均遭受了难以言喻的重创。1999123日,联想再次通过《北京青年报》宣扬其持股方案,该方案意味着联想将有1.7亿股权被职工持有,包括那些含辛茹苦的元老和业务骨干,但是联想众多员工所持有的这1.7亿股仍然少于香港那4位先生离开联想时带走的2亿股股权。可以想像,如果当初联想便能实施类似的方案,不仅不会发生贷款事件,亦根本不可能发生倪、柳之间的战争。股份制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联想进一步发展的最严重的问题。正是体质上股权不清的问题导致了倪、柳相争的悲剧性后果。模糊不清的股权便是导演这场悲剧的祸首。

    虽然联想一再制造舆论,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解决其股份制的问题。但是19991227日,联想发言人无奈地表示,联想的持股方案至今仍未获得有关部门的正式批复。许多人将此事与倪光南所受到的看起来不太公道的待遇联系起来,认为这表达了上级有关部门的一种态度。

    1995年,当时与WPS齐名的某软件发明人,因其在一家国营公司的这一项发明,而从该公司销售额中提取了500余万元人民币的技术提成,成为当时轰动北京城的一件事。但当时流行的技术提成风,却从未波及倪光南,倪在联想的10年间从未索要过一分钱的技术提成,还把中科院奖励的50万元,全部捐给了公益机构。对联想“交待”给倪的500万,倪院士特别声明:“我不会要这笔钱,这笔钱不明不白。”他认为,只有按照分配原则得到的合法收入,才能够属于个人。

    60岁的倪光南院士仍旧精力充沛、敏捷过人,谈到未来的打算时,倪总是习惯性地列举其各种委员的头衔,以表示他的忙碌。然而,不经意间,倪的眼神所流露出的却是一片迷茫。他并不因为联想的“负心”而后悔自己当初巨量的奉献;也不因为自己正当盛年便失去了事业发展的最好舞台,而后悔自已“秋菊”式敢说真话的倔强;甚至连前些日子那一封令其支持者大跌眼镜的道歉信,他也了无悔意。难以想像这一位身形纤瘦、心地孱弱的老人,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心力,才能够承受这一切艰难的现实。

 

重返象牙塔A21-24

 

    在中国的科学家争相涌出“象牙塔”的同时,美国的科学家也纷纷耐不住寂寞,背弃了基础性的研究室。近日,美国IT业界的权威人士终于警醒:政府必须设法尽快让科学家重返“象牙塔”,否则新世纪到来之际,美国将因此而失去其领导者的地位……欧洲曾领先美国100

 

  IT技术起源于欧洲。国际计算机界公认、当之无愧的计算机之父,系19世纪英国剑桥大学的巴贝奇教授。然而,由于缺乏政府和企业的资助,巴贝奇直到逝世,亦未能完成他所设计的差分机和分析机。英国人很快便遗忘了巴贝奇的理论。但是,100年后,美国哈佛大学的艾肯教授却在IBM的资助下,将巴贝奇的梦想变成了现实,1944年,艾肯根据巴贝奇理论研制的MARK I成为IBM大型机的鼻祖,它奠定了IBM在国际IT市场大型机领域的领导者地位。

    英国人图灵被尊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二战期间,图灵一次又一次地帮助英国政府破译了德国人的密电,使盟军舰队一次又一次地避免了德军潜艇的袭击为他的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英国人却似乎并不像美国人那样在意图灵在计算机理论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66年,在图灵去世的第12年,美国计算机协会ACM(而并非英国计算机协会BCS)专门设立了图灵奖。该奖被看做是国际IT界的诺贝尔奖,它极大地鼓励了美国IT领域的科学家,置身于相对寂寞的研究室,潜心从事那些基础、前瞻和长期性IT项目的研究。

50年漫长的助跑

    1946年,在政府资助的美国宾洲大学国立实验室,冯·诺依曼教授等4位科学家在经过了7年艰苦的研究工作之后,终于推出了全球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机。1948年,在ATT贝尔实验室从事长期基础性研究的物理学家发明了晶体管,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紧接着,1954年,全球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在贝尔实验室投入运行。1955年,晶体管的发明人之一,肖克利先生创立了肖克利实验室和他自己的公司。两年后,包括诺宜斯和摩尔在内的8位年轻的科学家离开了肖克利实验室,创立了仙童公司。在贝尔实验室晶体管技术的基础之上,诺宜斯发明了晶体管的集成电路技术,而摩尔则于1965年发表了摩尔定律,1968年,诺宜斯、摩尔和格罗夫离开仙童,创立了Intel,诺宜斯的晶体管集成电路技术和摩尔的理论,为Intel后来的腾飞提供了领先于全球的技术基础。同年,仙童还孵化出了AMD。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今天的IntelAMD,甚至包括摩托罗拉等公司的芯片技术,实际上受益于半个世纪以前贝尔实验室3位物理学家所做的基础研究。

    在软件的核心技术方面,政府投资的MIT国立实验室发明了Muldics分时操作系统,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发明了XDS940分时操作系统,这两项发明为此后贝尔实验室编写第一个Unix版本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源于政府投资的发明还有BASICPL/I语言等。另外,IBM的科学家发明了FORTRAN语言。贝尔实验室发明了C语言,并正式发布了Unix操作系统。施乐公司的Xerox PARC开发了著名的以太网、激光打印技术,特别是其发明的可应用于PC上的图形界面、鼠标设置和“所见即所得”编程语言,为12年后苹果推出Macintosh、微软推出Windows操作系统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欧洲人发明了Pascal以及后来的Linux

    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基尔代尔教授使用其自创的PL/M语言编写了世界上第一个微机操作系统CP/M,但PL/M语言被普遍看做是PL/1的翻版。微软公司1981年为IBM PC所开发的DOS,则被认为汲取了PL/MBASIC等众多基础研究成果的营养,而后来的Windows更被看做是建立在前些年基础研究成果之上的实用型产品。DOS本身并无惊人之处,在技术方面比尔·盖茨除了熟稔于BASIC以外,别无所长。与其说他是一位技术天才,不如说更多地是一位幸运的市场天才。

    半个世纪以来,如果说美国人在高性能机和软硬件核心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就,那么其中企业的投资与政府的投资发挥了同样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因特网产业在美国得以迅速膨胀,则几乎完全得益于政府的投资以及相关的政策。1968年,美国政府高级研究计划局投资兴建了阿帕网即ARPAnet,阿帕网的初衷拟在高校、国立研究所和政府机构之间互通信息。196992日,加州大学的克莱因罗克,首次破天荒地将计算机连上了一台冰箱大小的路由器,并实现了相互之间的对话,克莱因罗克后来被尊为因特网之父。1995430日,在克林顿政府的倡导下,ARPAnet的经营权正式被交付给了ATTMCI等私营公司,ARPAnet终于步出象牙塔,走向商业化,演变成了今日真正意义的Internet。当时Internet的网民仅为数百万人,但在如今仅仅不足5年的时间内,网民数量就已接近两亿。Internet产业被普遍看做下一个世纪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19世纪,英国的IT研究水平比美国整整领先了100年,却由于缺乏研究经费而中途夭折。直到20世纪中叶,在图灵的时代,英国在IT理论领域的研究水平仍旧遥遥领先于美国人,但由于美国政府和以IBM ATT为代表的企业对IT技术的基础性、长期性研究项目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慷慨的投入,才使美国在IT领域前瞻性、基础性、高风险性研究项目方面逐渐超越了英国和整个欧洲。但是,从二战以后一直到80年代,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美国人在IT基础研究领域辛勤的耕耘显然并未立刻转化为生产力,也并未立刻替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明显的回报。5060年代,美国人藉兴建高速公路,而在汽车等传统工业中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708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了漫长的低迷期,领先于全球的IT领域基础研究方面的成果,仍处于酝酿和积蓄能量的阶段。直到90年代以来,经过了将近50年的助跑,IT技术终于为美国的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日本人“凝固”的微笑

    数年前,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曾经志得意满地批评美国IT业界,虽有杰出的基础研究水准,却缺乏将发明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所以在美日产品和贸易的竞争中屡遭失败。盛田昭夫认为,贝尔实验室虽然发明了半导体,但却将它束之高阁。盛田十分满意自己的索尼公司将技术买去后迅速制成了小巧玲珑的半导体收音机,索尼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收益。然而,不久后,人们便发现美国人虽未将半导体技术用于收音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但也从未将其束之高阁,事实上,贝尔实验室的发明很快演变成了IT领域的大中型机、PC机以及信息电器等硬件的核心技术。

    由于日本人过分强调产业化、过分追求短期的市场收益,日本的政府和企业从无耐心在IT领域的基础性、高风险性、长期研究项目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投入与辛勤的耕种,致使日本在IT的技术水准与产业发展方面,其整体水平始终落后于美国。美国人掌握着IT领域的核心技术,日本的IT产业迄今为止基本上始终处于一种“跟风”的状态。即使索尼的半导体收音机、佳能的打印机等低端产品取得了局部的市场成功,亦远远未能从总体上改变这一态势。被誉为“光通信之父”的日本物理学家西泽润一先生不久前对传媒诚恳地指出:“最为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科学技术,不能纯粹模仿别人,日本在这方面就失败了!”最近两年,日本经济繁荣的泡沫被挤碎之后,陷入了亚洲经济危机的萎顿,一时间难以自拔。在如今日本的顶级科学家西泽润一先生的脸上,再也找不到昨日精明的企业家盛田昭夫式的窃喜,西泽先生表情沉重。然而,几乎与此同时,IT技术带给美国新经济的奇迹,却令全世界瞠目结舌!

前人栽树  后人纳凉

    最近10年以来,美国似乎迎来了有史以来最漫长的经济繁荣期,增长提升、生产力提升,一些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一直预计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似乎全都消失了。据英国《经济学家》载,1998年,IT业在美国GDP中比例已升至8.2,超过了汽车等传统产业,首次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19951998年,全美经济增长额平均有35%源于IT业,其余没有任何一个产业的贡献可与之相提并论。IT产业孵化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并使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远远高出普通美国人的平均收入。美国生产力权威——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教授指出:同样在19951998年,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力表现如坠无底深渊,非耐久制造业生产力增长趋缓、除电脑以外的耐久制造业生产力亦趋缓!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报告《新兴数字经济Ⅱ》预计,到2006年,将近一半的美国劳动力将投入IT业。老成持重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终于在今年年初小心翼翼地发表了讲话,认为IT业系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而因特网经济则被普遍看作21世纪美国经济增长新的市场兴奋剂和未来经济的核心。

    很多人将美国9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奇迹归功于克林顿政府,该届政府为因特网经济一路拧亮了绿灯,首次倡导了“信息高速公路”、“数字地球”等概念,并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投入。新经济奇迹被看作了克林顿的政绩,正是倚靠于斯,克氏的民意支持率居高不下,始终未被斯塔尔、共和党等赶下台去。

    1997年,克林顿总统亲自倡导建立了“总统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即PITAC,该委员会汇聚了美国IT领域学术界和企业界近百名顶级人物。去年年初,在该委员会每年一度最新提交的报告当中,却对克林顿在IT领域显赫的政绩只字未提。该委员会认为,今日美国新经济的奇迹,得益于历届美国政府在IT领域高风险性长期研究项目当中长达50年的积累性投入,这种投资早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便开始打下了基础。言下之意,克林顿只不过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享福之辈。不仅如此,总统咨询委员会还对克林顿执政期间,在政府投资的IT研究领域所出现的轻“基础”重“应用”,趋“短”弃“长”的严重偏差,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该委员会指出,政府投资在IT研究领域出现了汹涌的应用化大潮,这股潮流将把未来的美国置身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对此说法深以为然。年初以来,克林顿除了继续到处宣讲“电子商务”、“数字政府”之外,政府投资的应用化潮流已经开始得到了扭转。

    事实上,从二战期间直到80年代,长达40年的漫长岁月里,以IBMATT为代表的美国IT企业,在IT领域基础性、前瞻性长期研究项目方面,无论从资金投入还是从所做出的贡献来看,丝毫不逊色于历届美国政府曾经付出的努力。IBM公司在这方面的投入为其自身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它保证了IBM数十年以来,始终在国际IT市场的大型机领域占据领导者的地位。然而对于ATT和美国施乐等公司而言,它们在IT领域基础性、前瞻性长期研究项目方面的慷慨投入,却更多地演变成了国际IT业界的公共财富。8090年代,当IntelAMD、微软以及苹果等公司迅速崛起之际,贝尔实验室和施乐Xerox PARC中心在5070年代所做出的有关晶体管、有关“所见即所得”等基础性、前瞻性的IT研究成果,事实上分别演变成了这些后来居上的年轻公司们迅速发迹的垫脚石。

21世纪,美国的领导者地位岌岌可危?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厚积薄发的IT技术为美国经济插上了梦幻般飞翔的翅膀。另一方面,克林顿总统的“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PITAC在最新的调查中,也惊异地发现,最近10年,美国的IT公司们纷纷大幅削减了其在长期基础研究领域方面的投资,转向短平快的能够迅速带来商业利益、所谓任务导向型市场项目的开发,这些短期项目的平均周期最长的不超过两年,最短的大约仅为3个月。

    PITAC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IT产品、通信设备以及服务市场所出现的平民化浪潮。PC、信息电器等产品的大量涌现,加剧了IT公司之间的市场竞争,这种竞争已经从80年代技术竞争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转向了包括价格、服务、包装、营销方式和技术在内的全面竞争,多数IT公司的低端产品利润率下滑。全球前5PC厂商中,竟有包括IBM在内的3家公司在PC营销中出现了亏损。而赢利的Dell,以及苹果等最近的成功完全依仗的是其独特的营销手段,甚至于特殊的外观形象,技术在PC市场的竞争当中似乎已经不复重要。PC、信息电器等IT产品沦落为制造业,已经不再被称作高科技。在有关价格和利润率强大的竞争压力之下,IT公司不得不调整其研究方向、取消其在长期前瞻性基础研究领域方面的投入,缩短研究周期,以降低成本,紧紧跟随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从而在竞争中保持优势。90年代,全美的IT公司用于满足市场需求短期产品的研发经费高达每年300亿美元,占据全部IT研究经费超过90%的比例,比80年代多出了两倍。现在,即使在美国,也已经很少有IT公司愿意为10年以后才会获得的收成而投资了。

    ATT的贝尔实验室曾经专注于基础研究,先后产生了3项获诺贝尔奖的成果、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贝尔实验室为国际IT业界所做出的贡献,曾经为ATT赢来了极高的声誉,但其因此而获得的经济收益却微乎其微。ATT和施乐等公司实际上长期承担了本该由美国政府承担的投资和义务。这对于美国的社会而言,不啻为一件幸事,但对公司本身而言,却被一些人看作得不偿失、愚蠢的商业行为。近年来,在贝尔实验室被划归朗讯公司以后,精明的朗讯人大幅缩减了其在长期基础研究领域方面的投入,转向短期项目,其研究成果的平均转化周期从原来的1013,迅速缩短为2.5年。即使IT业的头牌明星IBM,最近5年以来,迫于竞争的压力,也相对增加了对短期应用型项目的研发投入。而PC工业的灵魂——Intel和微软等公司更甚,其研究成果更新换代以及投入市场的周期最快的已经缩短到了半年甚至3个月。

    不仅如此,PITAC还发现,即使由政府投资的IT研究项目,一方面总体投入严重不足,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1998年收到了1100封信和850IT申请项目,但最终只能给75个项目投放资金。2级中心ASCI等的情形类似。为了取得入围资格,研究者们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写信提出建议上,这对他们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PITAC认为,联邦政府投放在IT技术研究方面的资金太少了。对此,最大的受害者并非这些研究人员,而是政府本身。它直接危及了美国在未来IT产业方面的创新能力和在21世纪信息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这导致了当前对于IT技术库存资源方面的掠夺性开发。另一方面,政府投资的IT研究项目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急功近利、转向应用的趋势。大量的政府投资没有被运用到保持IT经济的增长、战略的制定、和美国社会重要的领域。5080年代,美国政府在IT研究领域方面的投资绝大多数被用于基础性、长期性、前瞻性、高风险性的IT项目,最著名的例如Internet的前身——阿帕网ARPAnet,以及高性能并行处理机、HPCC的研究计划等。但是最近10年,应用型、短期的IT研究项目大量涌入。1995年,超过2/3的政府投资项目转向了短期的应用项目,最近两年,政府在短期应用项目方面的投资持续上升,甚至已经占据了高达95%的额度。

    即便如此,PITAC仍旧认为,美国政府不应因此而苛求私营化的IT公司,强行承担IT领域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长期研究工作,除非这些公司出于自身市场需求,自愿地进行投资。但是,PITAC大声疾呼,当前,政府所投资的太多的钱被用于短期应用型、任务导向型的IT研究计划,而长期基础性的研究项目比率太低,其比率不足5%。这是以失去明日领导权作为代价所换来的短期的超速发展。这是对于明日的IT资源所进行的掠夺性开发。美国政府必须尽快扭转出现在政府投资IT研究项目当中,汹涌的应用大潮。否则,美国将不得不在未来的10年内面对经济增长的严重萎缩,新经济增长的梦幻将因此而破灭。美国将在2010年以后失去其在国际IT领域领导者的地位。由此而使美国经济所遭受的损失将远远大于政府理应支付的长期性IT项目的研究经费。

投资于未来

    PITAC洞察到,一个单独的IT公司越来越无力为那些不可能被它自己所收获的长期项目进行投资。长期的基础性研究项目,往往演变成了IT领域的公共资源。它们为IT产业创造了更多新的思想库、知识库和方法库,并准备了充足的人才资源,它有助于催生新的公司,也为现有公司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智力资源的库存,同时,它还为美国社会创造了更多新的工作机会和更多的税收,进一步提升了美国经济的生产力、公民的生活质量,以及美国经济在21世纪的竞争力。PITAC认为美国政府责无旁贷,应当全面地承担在IT领域基础性、前瞻性、具有高风险性长期研究项目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的义务。PITAC认为,政府播种在IT长期研究领域的投资,其收成并不一定能在下一个10年当中获得,但却一定会在下一个40年当中获得。

    PITAC建议大幅追加美国政府在IT研究领域方面的总体投资。这些资金将被追加到软件、高速因特网、高性能并行计算机和IT作用于美国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影响等长期的研究课题。PITAC建议将25个国立研究机构中大约1000名科学家的研究经费从每年15万提升到50万美元。将另外50个机构中2000名科学家的研究经费从每年10万提升到25万美元。PITAC认为,应当以丰厚的研究经费吸引更多的、刚刚毕业的IT博士投身于学术环境,致力于长期基础性领域的IT研究项目,从而避免所需要的技术人才被私营的IT公司夺走。PITAC预计在未来5年内吸引2500名博士,其中1000位博士将获得每年25万美元的经费,另外1500名博士将获得每年10万美元的经费。PITAC认为,只有大幅提升政府投资在长期高风险性IT研究项目方面的人均研究费用,才能够重新夺回高校、国立实验室和优秀的IT研究人才的注意力,促使他们重新投身于寂寞的“象牙塔”,致力于长期IT项目的研究。避免IT公司以高投入和高薪夺去宝贵的智力资源。

    PITAC指出,1990年以来,在有关高性能并行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的研究计划即HPCC计划当中,许多研究项目为了快速投放于应用而囿于研制日期的限制,迫使研究人员不得不放弃了大量有价值的探索。7080年代,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们被鼓励去想像和现实富于戏剧性差异的未来,并且去探索未来。研究所给出了足够的资源和时间使他们专注于这些难题。其结果是戏剧性地提高了我们的认知程度、机器人学、晶片设计、高性能计算机、机器视觉人工智能和虚拟实体的研究。委员会希望看到这种精神重新焕发在今天的IT研究项目当中。

    PITAC认为,政府应当估计到个别的研究项目有可能得出无用的研究结果,但政府仍旧应当鼓励科学家的探险精神,并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经费和宽松的环境,惟其如此,那些革命性、意想不到的发明才有可能从中产生;才有可能给这个产业带来未曾预期的未来;给美国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奇迹、更多的工作机会、社会与经济的巨大利益;美国经济的增长才有可能从中获得持续不断的燃料。它将保证美国在下一个千年获得持续的繁荣与兴旺。但PITAC亦强调,每一个研究项目都需要接受权威机构的测试,以确定其在未来若干年后能够获得现实的应用。

中国人的远见

    在中科院计算所,专事高性能机理论研究的唐志敏先生告诉记者,其科研经费大约为人均10万元人民币/年,已经比前些年提高了数倍,但仍远远低于从事短期市场产品开发的研究人员经费,由联想所投资一些项目的研发费用最高的已经超出了100万元人民币/年。然而唐志敏仍旧更愿意固守于“象牙塔”中,享受那份寂寞和自由。计算所的夏培肃院士指出,如果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人员的人均经费能够提升到50万元/年,便将极大地增强国家在IT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竞争力。

    其实,最近若干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有计划地逐步提升国家在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1999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兴建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并在高科技公司的融资、上市和人才等方面给予了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8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再次强调,我国应珍惜高科技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江泽民总书记明确指出,国家对于中科院的定位是致力于前瞻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研究工作。1998年,中国政府在遭遇洪灾、亚洲经济危机等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仍旧对中科院增加投入了10亿元人民币。1999年,国家特别批准“知识创新工程”在中科院进行试点,为此进一步加大了对中科院基础研究工作进行投资的力度。中科院高技术管理局的桂文庄局长指出,目前,中科院每年的事业费比往年提高了约一倍,达每年48亿元人民币。与联想“分家”之后的计算所将和软件所等一同被并入中科院下属的北京信息技术发展基地。届时计算所“象牙塔”中的基础研究项目将有望从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等计划中得到更多的投入。

2005年09月16日

 图集转自:http://www.chinapet.net/bbs/viewtopic.php?t=408016

最近又开始打狗了,这是一场社会上支持养狗与限制养狗的争执。
看过了太多欢乐和悲剧,我们用图片来说话:



这就是那条养育一个弃儿7载的狗妈妈,是一条极普通的没甚么血统的家犬。
一边是狗妈妈对人类的孩子无私的爱及奉献,一边是抛弃了自己三个月儿子的真妈妈。不喜欢狗的人们,难道你们看到这张照片,心里就没有丝毫的震动吗?

独自抚养孤儿的狗妈妈



很多人不喜欢狗,见到狗就大叫、逃跑,或者吓得不敢动。
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真的会伤害你吗?



它们是真心的喜欢人、依恋人,没有人,狗虽然也能活下去但一定不会快乐。


它们是儿童的忠实的朋友,是我们家庭的成员。
仔细回头想想,在我们孩提时代,我们真的不喜欢狗以及一切的小动物吗?


城市里出了限养规定,不许养大型犬。
大型犬真的就是那么危险吗?




这是一种温柔的狗,名字叫金毛寻回犬。它们是儿童的伙伴,是快乐的朋友,它们为了人类的开心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想让金毛寻回犬咬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种狗也要限养吗?

这是一只边境牧羊犬,是智商最高的狗。仅仅因为它的身高你就不肯接受它可爱的笑容吗?




“狗是危险的动物,它会咬人,会吓到孩子。”
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做家长的吓到了孩子吧?


这是多么和谐美好的画面


除了恐惧,请教给孩子们更多的爱心和责任感吧!




很多智障儿童害怕人,但他们却喜欢动物,医疗狗因此出现。



“医生狗”共访智障儿童


在我的老家农村,孩子的第一个玩伴就是狗。





孩子和狗(据说这个孩子是罗大佑小时候)



他们都是孩子




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我们永远在一起。


这是一张网上流传很广的照片,它把人和狗的关系描绘的淋漓尽致。


如果上一张照片你说是修改过的,那么你看看这张,绝对的真实。


它是伙伴,也是卫士



它们一直是我们的伙伴,对我们充满热爱,毫不设防。


它们勇敢善良,为了主人的利益不惜一切。




它们是顺从的仆人,一举一动都为实现主人的意愿



狗天性敏感,知道躲避危险。但是在真正的危险境况面前,它们本能的冲在人类的前面



人和狗,在困难的面前,是最诚挚不过的盟友。



衷心的服从人类




它们胜任各种艰难危险的工作
(警犬服装的不同颜色表示其职责和所属的不同,红色是搜爆犬,绿色是缉毒犬,蓝色是防暴犬)

它们是最有纪律性的动物


有人说这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盟友,但狗却是人类永远的盟友,这从最初到最后,永远不会改变




在我们遭受苦难的时候,是他们义无反顾的陪伴在我们身边
(图为比利时难民在狗拉运的车上)

我们的童年因为有了它们而格外快乐




我们的生活因为它们而趣味盎然





不许养大型犬???





不许养烈性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