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03月26日









 


来源:新京报   www.thebeijingnews.com    日期:2004年3月4日6:48  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三地官员形成“廊坊共识”的基础上,北京今年规划修编将吸收吴良镛主持完成的“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课题成果



●“三地带”———实施区域的“疏散、转移和重新集中”
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地带———上游生态敏感区:城市化水平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人口应向外疏解、转移;
中部的华北平原带———城市密集区:工业化仍然是京津冀北地区实现城市化的必由之路,沿海是大工业发展的最佳区位。
滨海地带: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生态容量。
●“三轴”———重点发展走廊,“葡萄串”型城镇布局
沿京石、京沈和京津塘高速公路,形成京、津、唐、保大都市带;
燕山山前轴线(向东):通州、燕郊、三河、蓟县、唐山、丰润、北戴河、秦皇岛等;
出海轴线(向东南):亦庄、廊坊、杨村、天津、塘沽;
太行山山前轴线(向西南):良乡、涿州、高碑店、保定、石家庄。
三条轴线缓解北京旧城和密集建成区的压力,带动区域发展。
●“两绿心”———蓟县绿心和白洋淀绿心。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李列  谢炜  谢言俊
图片及相关资料摘自《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报告》


    全国“两会”前夕,一系列迹象表明,与“长三角”与“珠三角”鼎足而立的环渤海经济圈,再次获得各方面的提速动力。京津冀一体化进程,正由学术界的呼声转向政府决策部门的落实。


“廊坊共识”


    2月12日,河北廊坊,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的主持下召开。会后消息显示,三地有关官员已达成所谓“廊坊共识”,决定从易于突破的交通设施建设领域入手,渐次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统筹协调一体化的各项合作。
    河北省发改委一位与会官员向记者透露,在上述会议上,河北、天津方面对三地一体化进程表现出强烈的期望,有官员明确提出,京津冀应不再停留于过去的区域合作概念,今后发展应以“一体化”为关键词,强调产业布局、交通规划等方面的整体协调。
    国家发改委提供的资料显示,2003年上半年,京津冀经济圈的GDP为4486亿元,相当于长三角的43%,珠三角的91%。
    有媒体称,相对而言,京津冀经济圈目前还没有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合作的有机整体,缺乏一个稳定的合作机制。诸如港口、基础设施、产业项目等方面的无序竞争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由于两地政府追求地方财政收入,不肯放弃既有利益进行产业协同上的尝试,京津已经形成‘同构化’竞争。”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阎金明这样表示。
    可以理解,作为廊坊会议的亮点,京津冀省市长定期进行联席会议的消息令各方期望甚殷。


    北京新规划


    另一种力量来自首都自身,2003年SARS疫情过后,车辆剧增带来的交通拥堵成为时任北京代市长王岐山“最为头痛”的问题。并且,冰冻三尺,长期以来的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问题亦由此凸现。
王岐山在北京“两会”期间坦承,交通问题和产业发展的过于集中有关。“有些地方交通堵塞,需要进行改建,不能盖楼了,但地皮已经被批走了” 。
    修路还是建房,这正是规划的问题。目前北京规划委员会面临来自上级的压力———十年一修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被要求在年内完成。“以往这项工作会延续三四年。”一位规划官员说。
    在政府报告中,王岐山提到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新格局,他在随后的一次讲话中解释了这个新格局的含义———要把城市“大饼”向东南甩出去。


东南,正是天津的方向。


    曾在去年向全国政协提出“京津合并方案”的天津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穆学明说:“北京的七环就到了廊坊,距离天津的三环已不远,北京建成十环,不连也得连了。”
    不难理解,北京的新一轮规划必然和津冀两地产生更为紧密的关系。“促进北京与周边的良性互动。”也正是王岐山在政府报告中强调的方向。
    北京在修编新规划之时,会否与津冀两地政府进行先期的具体协调?这个问题,北京市规划部门的官员不愿表态。一位业内人士则承认,以往的规划工作中,一般仅就某个具体规划与相关周边省市规划部门进行沟通,并无类似于联席会议的制度对这种交流进行规范,双方的意见一般也仅供参考。
    但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一位专家透露,今年北京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将依据去年完成的《北京城市空间战略研究》进行。根据有关研究成果,北京城市发展重心将向东南发展,在亦庄、永乐等地建成区域产业基地,在京津之间形成城市空间走廊。
    这位专家说,上述战略研究也吸纳吴良镛等专家对京津冀区域联动发展的一些建议。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事实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近来已成为媒体追逐对象。对于京津冀一体化由学界研究而向政府措施的促动,这位梁思成大师当年的助手与有力焉。
    2000年-2002年间,由吴领衔,百多位科学家完成了“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课题。报告通过了国家建设部的审定,同时,前国家计委、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均参与了项目研究。
“高度重视京津作为区域经济的中轴线作用,京津冀北的区域规划整体设想应注重‘疏解’与‘集中’。从交通基础设施及软件沟通方面起步,打破割据发展现状。” 
    吴良镛教授此前概括了研究报告的核心结论,他认为,从区域的角度出发,北京与天津可组成双城,优势互补,共同发挥我国北方中心城市作用。
    上述研究报告对京津冀地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在与世界其他大都市比较的基础上,对区域整体规划提出了各方面的建议(详见本版报告要点解读)。报告附件的一份会议纪要显示,早在2001年,国家有关部委对京津冀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的现实就有了认识,时任建设部部长赵宝江曾表示,“要争取通过和国家计委等部门的联合,最终向中央提交一个成熟的可操作的研究报告。”
    耐人寻味的是,报告在结语处体现了向决策层建言的鲜明色彩,它引用前哲之言称:“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北京“摊大饼”观念受莫斯科影响
报告称,莫斯科市已意识到城市聚集的问题,正通过区域轴向发展谋求改进


    《报告》指出,北京城过于密集,缺少大片绿地,“摊大饼”现象未得到有效制止。北京的20世纪50年代的规划受到莫斯科规划理念的影响,但如今莫斯科市已意识到城市聚焦所带来的交通等问题,正设法从区域的角度谋求改进和发展。
    在世纪之交,莫斯科根据现实发展中的问题来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针对早期红场周围相关古建筑的损毁问题,在红场周围又恢复了若干历史建筑群;又如对车辆增多、交通拥挤的问题,对城市结构进行了新一轮的高速在原有已经较为完善的地铁交通网络的基础上,为避免城市建设向市中心聚焦,加强三环半的“交通走廊”的建设;在铁路线、城市快速路交会集中的适应地点,建立多功能的综合体(mega-structure)等,以疏解中心地区聚焦。这些规划理念,业已处于实施之中。
    研究者认为,若核心地区功能布置过密,空间爆炸,城市设施与环境标准达不到世界城市水平;城市发展范围为行政界限所制约,阻碍了在国际、国内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报告》认为,我国城市规划界过去对于莫斯科的报导仅限于建成区,并未注意该市区域的轴向发展现象。北京市应迅速转变“摊大饼”的局面,逐步转向以区域为基础的轴向发展。
    研究者认为,类似北京这样的城市,城市日常功能的疏解范围应该是在距离城市的1-2小时的车程,也就是100-200KM的范围之内。所以目前,北京城市空间疏解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充分利用沿京津、京广(深)、京秦等交通条件较好、生态相对健全的地区优先发展。
    如天津可在北京的东南轴向上发展为扩散中心城市,大力发展区县所在中小城市,重点发展中心镇,形成50公里左右、30分钟的交通大都市圈。


整体实力不强 城际联系薄弱
京津冀城乡规划研究报告总结了区域发展在经济、环境、体制和交通等五方面问题


区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强
    京津冀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区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强,未能形成像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那样具有强大辐射作用的经济中心、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有竞争力的经济区域。


核心城市与周边联系薄弱


    目前,大北京地区在城乡人力资源的开发、教育发展水平、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差距较大。
北京的经济发展未能带动整个京津冀北地区的繁荣。区域差距的加大,使经济落后地区不仅个人收入偏低、群众生活困难,而且城镇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文教卫生等发展所需的资金严重短缺,并进一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使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区域环境问题严峻


    从总体上看,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京津冀北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仍在下降。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然呈恶化的趋势,空气污染依然严重,地表水污染普遍,特别是流经城市的河段有机污染严重;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突出;地下水受到点状或面状污染,水位持续下降,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城市各自为政缺乏合理协调分工


    目前,大北京地区范围内行政地位或经济实力相当的城市之间畸形竞争,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的城市之间利益冲突,无行政隶属关系、经济实力不相当的城市之间不规范竞争。一方面,恶化了北京与周边城市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发展模式也扭曲了北京的城市职能,加剧了首都的资源供给紧张和环境负荷加重的局面。


    各自为政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导致区际分工弱化和结构趋同,反过来又引发新一轮的更加激烈的竞争,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整体经济效益下降。


城际交通缺乏足够重视


    目前,京津冀北区域交通网总体布局存在缺陷,铁路与公路网络都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向外放射,以致关内外的交流必须通过北京枢纽或天津枢纽,为二市带来了大量的过境运输,干扰核心城市交通。同时,京、津两大交通枢纽的分工与协作不善,忙闲不均。
    京津冀北地区对城际交通线路的网络建设缺乏足够重视,不能充分满足城市客货运输迅速、便利、安全、经济的需求。




环渤海地区要建多中心都市圈
报告提出该区域建设在空间、土地、交通、人居方面的四大构想


    报告称,在当前社会经济急剧发展的过程中,京津冀北地区需制定良好的发展战略和多种可能的发展模式,以满足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迫切需要。
●核心城市“有机疏散”与区域范围的“重新集中”相结合,实施双核心/多中心都市圈战略
    对核心城市无序的过度集中进行“有机疏散”,缓解空间压力;与此相配合,在区域范围内实行“重新集中”,努力使区域发展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形态转变,形成完善的城镇网络,在展拓城市发展空间的同时,促进区域整体均稀发展。
    区域的空间结构从“星形结构”(指只从一个中心城市向四周放射)向“双核心/多中心”转变,在发展中谋求多方面动态的相对平稀。
    以京津双核为主轴,以唐保为两翼,根据需要与可能,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构建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实现大北京地区土地整体利用,综合平衡,强化生态建设
    土地是大北京地区最为有限的、共同的资源,其利用必须兼顾短期与长期的需要,兼顾地方局部利益和区域共同利益,实现大北京地区土地利用的综合平衡与总体管理。
    以环境容量为前提,大力保护生态环境敏感区与生态服务功能重要区,明确划定保护地区或限制发展地区,进行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和流域综合治理,保护缺水地带的农田和林地,发展生态绿地,改善地表覆盖状态。
    结合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沿燕山与太行山山前、滨海、交通干线,开拓城镇发展地带,优选城镇走廊。
●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组发展空间
    区域交通技术的进步带来城市之间时空观念的更新,为地区空间结构调整带来新的可能性。要积极推进城际快速轨道网络建设,强化通道运载能力,为城市布局的扩展和城市体系的组织创造新的条件。
    京津两大枢纽进行分工与协作,实现区域交通运输网从“单中心放射式”向“双中心网络式”的转变。
    加强航空港、海港、信息港等交通通信枢纽与区域及城际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的有机联系。留出足够的发展余地,建设国际枢纽机场。沿海港口加强协作,合理分工,形成港口体系。
●采取“交通轴+葡萄串+生态绿地”的发展模式,塑造区域人居环境的新形态
    沿交通轴,在合适的发展地带,布置“葡萄串”式的城镇走廊。根据实际需要,确定“葡萄珠”的大小和内容,并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余地。在适当的地点,布置科技产业园区等新的城市功能区。


环渤海拥有综合优势
京津冀空间分隔、封闭,但具有港口与自然资源、科技资源等优势


    《报告》称,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都已形成了开放的、互动的、网络状的都市连绵区格局,城市之间、城乡之间 联系紧密,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协作,适应了城市和区域发展的要求。
    京津冀地区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信息中心和重要的经济区,从区域的空间结构看,却依然是分隔、封闭、被割裂,在空间发展上也互不对应,天津向东南发展,北京向西北延伸,河北被割裂为南北两块,经济、文化上均存在较大的区位落差,还没有形成有区域经济特点的发展模式。
    《报告》认为,京津冀北地区实际上具有寻求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良好基础。从港口与海岸线的分布、自然资源、科技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来看,京津冀北有两个直辖市,特别是有首都,其综合优势不比长江三角洲或者珠江三角洲差。一些问题,单独看来是有缺陷的,比如环境问题、水资源问题、缺乏出海口等,而这恰恰是京津冀北可以联手解决的,是整个区域协调发展的希望和出路所在。


巴黎30年变为多中心
《报告》建议北京发展多中心解决城市问题


    《报告》还详细叙述了法国巴黎城区规划的变迁经过。1965年,法国面对巴黎地区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空间需求,提出打破原有的单中心布局模式,沿主要交通干线建设新的城市极核,形成城市发展轴,构成区域空间结构的主体,标志着区域规划思想从以限制为主向以发展为主的转变。
    1994年,法国又根据新的发展形势,提出通过建立“多中心的巴黎地区”和推进合理、可行、可持续的区域发展来提高区域整体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报告》总结一个世纪以来巴黎地区区域规划思想的演变得出四点启示,即:1、以区域规划来解决城市发展问题;2、以有选择的重点建设来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3、以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协调区域整体发展;4、以区域化的城市管理来保障区域发展目标的实现。
    研究者指出,作为世界城市,北京必须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环境质量。目前,特大城市北京的发展过于密集,发展形态是“摊大饼”如果不加以必要的政策调控,城市继续循此趋势蔓延,将导致一系列不良的后果。
    《报告》认为,北京作为核心城市应做到“有机疏散”与区域范围的“重新集中”相结合,实施双核心或多中心都市圈战略,对核心城市无序的过度集中进行“有机疏散”,缓解空间压力。

2004年03月18日

 




















 

□吴理财

  一、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权机关


  1、乡镇政权的地位、作用


  乡、镇 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行政区域,目前,全国共有25712个乡(其中1517个民族乡)、19216个镇。设在乡镇的乡镇政权是我国政权序列的最基础部分。它的地位和作用相当重要,因为它既上联“国家”又下接乡村社会,并代表着“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治理。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镇政权的实际“作为”;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农民也是主要地通过乡镇政权组织与“国家”发生各种关系。甚至在农民看来,乡镇政权组织就是他们通常所指的“国家”,因此,乡镇政权组织的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关乎国家的权威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建构。乡镇政权的这种地位和作用是其他政权组织无法替代的。


  2、乡镇政权的组成


  乡镇政权,一般地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乡镇人民政府和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组成。另外,在乡镇一级,通常还设立乡镇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乡镇纪委”)、乡镇人民武装部和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一般地,将这些组织归入乡镇党委系统。在个别地区,还设立乡镇政协组织。例如,安徽省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在乡镇曾经设立“乡镇政协联络组”,并设专职组长一名,享受科级待遇。因此,人们习惯地将乡镇党委、乡镇政府、乡镇人大、乡镇纪委、乡镇武装部乃至乡镇政协组织称为乡镇的“五大班子”或“六大班子”。乡镇政权虽然是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但它却是一个“五脏俱全”的政权机构,它的结构和权力的分配基本上是比照上级政权机关设置的。乡镇政权的上下“同构”,并非全部出自乡镇治理的实际需要,有的主要是便利与上级相关组织、机构的“交往”。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镇政权的良性运行、民主化转型和对乡村社会治理的绩效。


  3、乡镇政权结构的性质及权力的分配


  单从法律上或制度设计而言,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为“乡镇人大”)是最基层的一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由本行政区域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乡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为“乡镇政府”)既是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又是我国最基层的一级国家行政机关。作为乡镇人大的执行机关,乡镇政府必须对产生它的乡镇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乡镇人大的民主监督;作为一级基层国家行政机关,乡镇政府必须对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完成其交办的各项行政工作,并同时接受国务院的统一领导。此外,乡镇政府还须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则由乡镇党委及其下属的农村党支部(含党总支、党委)共同组成,是乡镇、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


  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乡镇党委权力最高,居于乡镇机构的首位;乡镇政府的权力最实,不但机构设置最庞大,而且功能最多;乡镇人大的权力最弱,处于乡镇权力结构的边缘地位,它既不能任命干部、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也不能对乡镇政府进行有效监督和有力制约。乡镇的决策通常是由乡镇党委会议或乡镇党政联席会议形成的。在权力结构最高位置的乡镇党委中,乡镇党委书记权力最大,习惯地称之为“一把手”。乡镇政府的乡镇长则是事实上的“二把手”。由此形成了上自乡镇党委书记下至“七站八所”和村干部(主要是村党支部书记)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承袭了人民公社时期“党政一体化”和行政支配(覆盖)社会的旧制度特点,“其突出特点首先是权力高度集中,并缺少相应的约束和权力制衡机制,社区的社会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权力又过分集中于党的机构,并表现在‘一人化’上”(王雅林,1998)。


  值得一提的是,乡镇政府作为乡镇人大的执行机关和基层国家行政机关,原本是乡镇行政管理的唯一主体和具体的实施者,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行政工作。但是,在乡镇的实际工作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非常严重,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党的基层组织自身被行政化而变成乡镇行政管理机器的一部分,成为乡镇行政管理的另一个主体。


  另外,在一些农村地区,仍然保留或者重新成立了诸如“乡镇农工商总公司”、“乡镇经济发展总公司”、“乡镇企业委员会(或办公室)”、“乡镇经济委员会”等经济组织,取代乡镇政府,承担经济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其中,有些乡镇经济组织是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中延续下来的,最初作为代表全乡(镇)农民利益的乡级集体经济组织出现的,后来逐渐演变为与乡镇政府不相上下的一级经济行政管理机构。1980年代初虽然政社分开,成立了乡镇政府,但是乡镇的政企、政经职责并没有分清,这些遗留下来的经济组织被明文规定为组织本乡镇农、工、商业等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些乡镇经济组织则是后来才成立的,这些重新成立的乡镇经济组织主要分布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成立这些经济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管理或控制日渐发展“坐大”的乡镇企业。这些经济组织的董事长或负责人通常由乡镇党委书记兼任,甚至它们直接接受上级(县、市)政府的领导,成为与乡镇政府平行的另一个“准政府”机构,一些人则戏称为“(第)二政府”。


  而且,还有不少设在乡镇的“七站八所”由县级政府部门直接管理,他们也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着属于本部门或本行业的行政管理职能。这样一来,乡镇政府并不是一级完全的行政管理单位,它的行政职权被其它一些组织所肢解、制肘,而难以发挥应有的行政效能。这种现象,几乎是我国农村基层政府的通病,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优化乡镇权力配置,对乡镇政权适时进行民主改革,主动适应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化治理的需要,已经成为当下农村改革的“重头戏”而刻不容缓。


  二、乡镇政府


  (一)乡镇政府的法律地位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乡镇政府是我国的基层国家行政机关和乡镇人大的执行机关,执行乡镇人大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不是行政隶属或支配、领导关系。


  因此,乡镇政府是我国基层社会的行政“末梢”。它从人民公社时期的“三级所有”式行政结构的最上级,变为后人民公社时期尤其是村民自治以来国家行政权力延伸到乡村社会的最后一段。它直接面向我国社会基层,是国家和政府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中国行政体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乡镇政府的构成


  乡镇政府设乡镇长1名,副乡镇长若干人。近几年,在一些地方乡镇,还增设了乡镇长助理(乡镇长助理基本上由上级直接任命)。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则设置“民族乡”(没有“民族镇”的设置),它不属于民族自治地方,不设民族自治机关,不行使民族自治权,但是它不同于一般的乡,民族乡的乡长必须由建立该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乡镇政府的乡镇长,按照法律规定,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乡镇政府实行乡镇长负责制,乡镇长有权领导和管理乡镇政府所属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全面负责乡镇政府的各项工作。副乡镇长则协助乡镇长进行工作,并具体分管若干方面的工作。


  乡镇政府一般由乡镇政府内设机构和乡镇政府部门机构一起构成。乡镇政府的内设机构主要有:乡镇政府办公室、民政办公室、司法办公室、计划生育办公室、财政所、城镇建设所(办公室)、土地管理所(办)、农经站(办)、文教卫生办公室、教委(教育办公室)、企业办公室、统计站等。   乡镇政府的下属部门,通常称作“七站八所”,它们有的由乡镇政府直接领导,有的则接受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职能部门的双重领导。一般来说,设在乡镇的文化站、广播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农机站、经管站、畜牧兽医站、食品站、林业站、中小学、卫生院等企事业单位由乡镇政府直接管理,其中有些站、所是从县级政府部门“三权”(指人、财、物三权)下放给乡镇政府管理的。而实行双重领导的乡镇政府部门,主要是县级政府职能部门设在乡镇的派出机构,如公安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法庭、交通管理站(所)、水利站、粮管所(或粮站)、信用社、农业银行营业所等。实行双重领导的乡镇机构,有的以乡镇政府领导为主,有的以县级职能部门领导为主。


  当前在乡镇政府行政机构设置上普遍存在“条块分割”和职能不清问题。所谓“条块分割”问题,是指设在乡镇的部门行政机构,有些理应下放给乡镇政府直接管理的,却被上级职能部门所把持(这些乡镇部门机构大多有利可图);有些需要由上级职能部门业务指导和行政管理的乡镇事业单位,却被上级职能部门当作“包袱”甩给乡镇政府管理。尤其是前者,这些由上级职能部门实际管理的乡镇部门机构,往往不愿服从乡镇政府的管理或领导,更为严重的是,它们在一定范围内行使着本来属于乡镇政府的职权,从而削弱了乡镇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权威,将乡镇政府架空、肢解为一级不完全的政府。这些部门机构就像各国派驻在联合国的代表机构,它们占住乡镇政府的房子,享受乡镇政府的福利待遇,却可以不听乡镇政府的“调遣”;它们各自掌管着一个方面的权力,各自为政,乡镇政府“叫不应”也“管不着”。难怪有的乡镇长形容自己是“维持会长”,对这些部门机构毫无办法,只好放任不管。这种局面既不能对乡镇社区实施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也不能给农民提供完善服务。


  所谓职能不清,是指乡镇政府及其下属行政机构“该管的没管或者没有管好”,或者“管了不该管的事”。这主要是由于“政、企”、“政、事”和“政、经”不分所致。乡镇政府插手企事业和经济组织内部事务,一些企事业单位和经济组织担当了本属于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


  因此,在乡镇政府机构改革中,应该坚持“政、事”、“政、企”和“政、经”分开,进一步理顺“条块”关系,使乡镇企事业单位从行政管理型向社会服务型转变,在增强乡镇政府行动能力的同时,合理确立乡镇政府行动的限度,将乡镇政府建设成为统一、效能、民主的基层政府。事业单位不应承担与其性质不相适应的行政管理职能,彻底改变事业单位行政化、官僚化倾向;同时将服务性、技术性和社会中介性质的机构彻底从乡镇党政机关分离出来;理应由经济组织负责的内部经营管理工作也必须从乡镇党政机构中分离出来,乡镇政府不得随意干涉属于经济组织职能的事务,使这些经济组织或乡镇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经营主体。同时,一些“准政府”的经济组织也应将经济方面的行政管理权归还给乡镇政府,使之从行政管理型向社会服务型转变。


  在条块关系上,要继续坚持“简政放权”的方针,增强乡镇的管理协调能力,将乡镇政府建成真正统一、效能的农村社区政权组织。对社会服务和涉农机构,应进一步下放给乡镇管理,以强化乡镇政府统一管理本区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对跨乡镇的区域性建设和管理的机构,实行“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管理体制。同时,还必须按照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分化的要求,对乡镇社区机构、组织进行重组,使其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均得以有效配置。关键是要解决新老机构撤并、设置重复和门类繁多等问题。乡镇机构设置过多、过细和过分分散,既浪费资源,又不能形成规模优势,更不利于社区管理以及与农村产业化相适应的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例如,可将原来的乡镇农技站、农机站、农经站、种子站、畜牧兽医站等涉农服务机构合并设置为农业服务站(中心);将乡镇计划生育站并入乡镇卫生院;将乡镇文化站、广播站、电视台、电影队合并设置为乡镇文化发展中心。


  乡镇政府的上述行政机构,有的是从原来的乡镇助理员设置的基础上扩大演化而来的,例如,在乡镇政府原来的民政助理员设置基础上成立了民政办公室,原来的司法助理员设置则演变为司法所,原来的财粮助理员设置演化为财政所,文教卫生助理员演变为专门的文教卫办公室、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计划生育助理员演变为计划生育办公室、并在计划生育办公室之下另成立了计划生育服务站,农经助理员演化为农经站(办)。有的则是重新成立的,例如,乡镇土地管理所(站、办)、城镇建设所(办公室)、电管站、工商所、税务所、法庭、有线电视站等。


  进入1990年代以后,乡镇政府的行政机构急剧膨胀,最多的达50个以上(不少为自收自支单位),其工作人员也相应增加,大多为乡镇自行聘用(非国家编制人员)。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对全国1020个有代表性乡镇的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部门单位为19个,其人员达290余人,严重超编。因此,在乡镇政府机构改革中,在对乡镇行政机构进行优化重组的同时,还必须根据各地实际进行精简,撤除一些不必要的机构,清退一批不必要的工作人员,将乡镇政府建设成为真正效能的“小政府”,切实行使好自身的各项行政管理职能。


  (三)乡镇政府的职能


  按照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乡镇政府行使下列职权:


  1、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


  2、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3、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4、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5、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6、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7、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乡镇政府的这些职权大致包括4个方面:一是执行权,即执行乡镇人大的决议和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办理上级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二是管理权,即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三是制令权,即制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四是保护权,即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浦兴祖,1999:200)。


  从乡镇政府的这些职权来看,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行政管理。但是,随着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其自身的结构转型,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以行政管理为主转向以乡村民主化治理为主。“管理”与“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二者却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有着“集权”与“民主”的根本分野。管理的实质,是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以行政权支配社会;治理则是一种基于民主的现代政府理念,在治理模式中,政府由人民直接授权组成,并代表社会行使职权。乡村民主化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乡村社会的全面、持续和协调发展。   另外,在乡镇政府职能转型中,还必须对既有的县乡关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即在县、乡之间适度的分权,并对各自的职权加以合理界定。换言之,乡镇政府不能无条件地执行县级政府的决定和命令,办理上级政府交办的事项(不论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目前,县乡之间主要是一种“压力型体制”(荣敬本等,1998)。县(市)政府通常将各项社会经济发展任务,细化为各种指标,分解下达给乡镇,并与乡镇政府签订目标考核责任书(责任状)。由于这些任务及其指标的主要评价、考核方式采取“一票否决制”,将乡镇政府和其主要负责人的荣辱、政绩、升迁与之“挂钩”,这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这种关系体制实质上是一种层层承包式“经济—政治”体制。面对这种压力,乡镇政府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放在完成上级政府的交办的任务中,而疏于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


  (四)乡镇长的产生方式


  依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乡镇长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镇长的人选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乡镇人大代表十人以上联合提名。


  然而,在实际中,乡镇长的人选一般由县(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由县(市)委组织部行文给乡镇党委,建议乡镇人大主席团通过。这种提名方式,不妨称为“政党提名”。并且,正职通常是等额选举,副职的差额也非常有限。虽然法律规定,副职可以差额1-3名,但是在实际的乡镇长选举中,副职基本上差额1名,至多不过2名。所谓差额人选,基本上是陪选的,因为这些差额候选人通常与其他候选人差距较大,很难在选举中取胜。按照组织法的规定,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人数不得超过应选名额。这也就是说,即使由“政党提名”乡镇长人选,也只能等额提名。但是,在实际中,十分有限的副职差额人选,仍然是由政党推荐或提名的。这种选举,既缺乏竞争性,又缺乏民意基础,与“指选”、任命无异。


  这样一来,乡镇长的人选实际上是由上级极少数人决定的。一个人只要他与上级搞好“关系”,即使群众意见再大也照样可以当选。仕途命运维系于上级极少数人的喜好而不顾民意的要求,必然促使下级致力于发展和上级的关系,甚至将上下级关系庸俗化为私人关系,惟上级之命是从,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其结果必然引发各种腐败,使干部脱离群众。县乡之间的这种人事关联,是县乡间压力型体制存在的根本基础。要想消除压力型体制,就必须彻底斩断县乡之间的这种人事关联,改革乡镇长的选举制度。


  首先,乡镇长的选举必须引进竞争机制,增强选举的竞争性,尤其是正职选举的竞争性;其次,要逐步扩大选举的民主范围或民意基础,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行乡镇长的直接选举;第三,要进一步开通普通群众参与乡村政治的渠道,确保乡镇长的选举更加公正、平等、透明。应该说,我国乡镇长的选举改革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或条件:一是村民自治的直接选举为乡镇长的选举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二是乡村人民的文化素质、政治素质普遍有了较大提高。特别是建国以来历次正反两面的政治运动、县乡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以及最近10年的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乡村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三是乡村社会经济有了巨大进步和发展。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乡村政治进行相应的变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农村基层民主也将随之不断向前发展。乡镇长的选举改革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了。


  早在1997年11月,深圳市就已通过广东省人大等机关,报请全国人大批准在深圳市进行乡镇长直接选举的改革试点。虽然这一议案未获通过,但是,自1998年开始,四川、广东和山西等地农村相继自发地进行了乡镇长选举改革的试验,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我国农村乡镇长选举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从现有的乡镇长选举改革来看,主要有以下5种模式:一是四川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直选、竞选制。1998年12月,步云乡进行了全国首次乡长直选成功试验。在这次试验中,乡长候选人的提名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政党提名;其二,是个人自由报名,但是他必须得到30名选民联合推荐,经过选区联席会议预选以后,方可成为乡长候选人。最后,参加乡长竞选的共有3名候选人,其中1人由政党提名,另2人为自由报名、群众和选区推选的候选人。他们在全乡10个村、1个居委会和2次群众赶集中,开展了13次公开竞选活动。12月31日,全乡选民进行直接投票选举,政党提名的候选人谭晓秋赢得此次选举,当选为步云乡首任民选乡长。不过,该乡副乡长仍然通过政党提名、人大代表投票选举产生。


  二是四川南部县“公推公选制”。从1998年10月起,南部县将全县79个乡镇178名副乡镇长职位全部公开,确定了竞争资格及条件后,采取组织推荐、群众举荐和个人自荐相结合的办法分区报名,共产生694名初步候选人。经过演讲答辩,筛选出329名优胜者。并从这些优胜者中依据得分次序,由组织部门进行等额推荐为副乡镇长正式候选人。乡镇人大代表则从余下的优胜者中10人联名提出差额候选人,然后由各乡镇人大代表投票进行正式选举。通过“公推公选”,南部县共产生175名副乡镇长。


  三是深圳龙岗区大鹏镇“三轮两票制”。所谓“三轮两票制”,简言之,整个选举经过三个主要程序(“三轮”)、两次投票。大致经过如下:第一轮,“海选”镇长初步人选。经过全镇选民直接推选,大鹏镇共有76人获得推荐,其中有5人符合参选条件,被确认为镇长初步候选人。第二轮,民主测评。由全镇党员、干部、职工和农户代表组成民主测评会,在民主测评会上,5名初步候选人分别发表竞选演说,接受民意测评投票(第一次投票),将得票最高者确定为镇长正式候选人。第三轮,人大选举。召开镇人民代表会议,对正式候选人进行投票(第二次投票)。1999年4月29日,大鹏镇人大选举产生新镇长。大鹏镇“三轮两票制”镇长选举改革与现行法律融合性较大,即具有一定的合法性,有学者称之为“增量民主”改革 ,易于推行。


  四是山西临猗县卓里镇“两票选任制”。1999年4月,临猗县在卓里镇进行“两票选任制”试点。卓里镇“两票选任制”的核心内容,是“对卓里镇主要干部进行民意调查”。主要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召开供职大会,由镇里主要领导干部(镇党委书记、镇长和镇人大主席)作供职报告。然后,由全镇选民对该镇主要领导干部进行民意测评投票(第一票)。只有获得60%以上信任票的领导同志,方可作为镇党委书记、镇长和镇人大主席候选人,参加镇党代会和人代会的投票选举(第二票)。


  五是四川遂宁市“公选制”。所谓“公选”,就是“公开推荐选拔干部”,其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一个“公”字,即扩大间接选举的范围,确立“群众公认”原则,使选民参与到选举过程之中,改变候选人的提名方法;将竞争机制引入选举之中,体现“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早在1998年5月,遂宁市市中区委在保石镇进行了镇长“公选”试点。同年10月、11月,该区又在本区“公选”东禅镇、莲花乡党委书记和横山镇镇长。   此外,四川绵阳市在1998-1999年间,在本市11个乡镇进行了乡镇人大代表直接提名乡镇长的试点。


  以上这些成功的试验,都在一定范围内对我国乡镇长选举制度进行了创新和改革,对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如何结合我国农村基层政治的特点和乡村社会的实际,改革乡镇长选举制度,仍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探索的现实课题。


  (五)乡镇公共财政


  乡镇一级财政几乎是在“撤社建乡”的同时建立起来的。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提出“随着乡政府的建立,应当建立乡一级财政”的要求。按照这一要求,国家财政部制定了《乡(镇)财政管理试行办法》,并于1985年正式颁布试行。所以到了1985年之后,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建立了乡镇财政所。到1997年底,全国共建起4万个乡镇财政所,从业人员达25万人,平均每个乡镇财政所为6人以上。


  按规定,乡镇公共财政收入由国家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自筹资金组成。国家预算内部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镇财政的乡镇企业所得税、屠宰税、城市维护建设税、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契约和其他收入;国家预算外部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镇财政的农业税附加、农村教育费附加、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收入,以及一些按国家规定征收的公用费附加;自筹资金部分,包括乡镇政府按国家政策规定征收的自筹收入。由于前两部分收入比较固定,后一部分收入缺少刚性规定,这种收入结构,很容易误导乡镇政府在财政收入获取、收入来源培育上向自筹收入方向倾斜。以至在实际中,乡镇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和自筹资金收入经常相互混淆,自筹资金收入十分混乱。一般地,乡镇自筹资金收入主要来自于乡镇企业的上缴利润、管理费和各种集资、罚没款等,而这些资金的来源和管理又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乡镇收费行为的随意性。


  由于乡镇政府掌握了一定的财权,它就可以自主地增设一些机构、自聘工作人员或“帮办”。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原来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大多处于瘫痪状态之中,乡村管理的实际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乡镇政府扩充机构和人员。特别是为了应付直接面对千家万户征税收费,它不得不临时聘请一些工作人员(或“帮办”)、成立一些收费性机构,依靠这些非国家正式人员、非正式机构征收税费。这些非正式人员、非正式机构因未被列入编制,其工资和费用基本上是从相应的收费项目中列支或按一定比例从上缴税费中提成,这样势必使他们日后沦为“赢利型经纪人”(entrepreneurial brokerage);同时,乡镇在执行国家的政策(尤其是税费等经济性政策)时,他们就不能不考虑自身的利益,即以自身财政收入增长为目的,有条件地执行国家的政策,从而表现出较强的实用主义趋向:对其有利的政策积极推行,对其不利的政策则消极待之(或变通,或阻挠,或拖延)。因此,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乡镇政府自身也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赢利型经纪人”的一些特性。由于它是一级国家行政组织,它在为自身谋利时依赖的是国家权威,所以它是一种“国家型经纪人”(state brokerage)。


  随后建立的“分灶吃饭”和“层层包干”式财税体制,进一步滋长了乡镇的自利性,加剧了乡镇政府向国家型经纪人角色的蜕变。所谓“分灶吃饭”、“层层包干”,简而言之,就是乡镇在完成上级给定的税费“包干”任务前提下,自己创收,自己养活自己。这种财税体制实质上是经济承包制在财税征收、管理上的不恰当的运用,它为乡镇谋利大开了方便之门,乡镇的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创收行为因此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从而使农民负担、乡镇企业负担有增无减,侵害了农民和乡镇企业的利益。


  与此同时,乡镇总想在乡村这块有限的资源“蛋糕”中为自己多分一点份额,势必会侵犯国家的利益。“在税额包干的完成依赖于乡镇政府,而对乡镇政府来说又同时存在着自筹财政收入激励的条件下,乡镇政府将在完成税额包干的政绩和获得更多财政收入间权衡,并常常倾向于将税额包干的完成保持在一个低超额的水平上”(刘世定,2000:154),因为乡镇的政绩再好,也很少有升迁的机会,其它性质的奖励也非常有限,对乡镇干部吸引力不大。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又进一步强化了乡镇的自利倾向,促使乡镇政府向“国家型经纪人”角色的转换。作为一级财政组织,乡镇政府总是想方设法减少中央与地方分成的税种,并通过收取企业利润、管理费、集资、摊派、赞助等,将税源转化为乡镇自筹资金收入。其中,乡镇企业上缴的利润和管理费,是乡镇自筹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乡镇政府对于发展乡镇企业十分热心。后来,国家逐步取消了对乡镇企业实行的减免税政策,规范了对乡镇企业税款的征缴,有些地方则由县级财税部门直接向乡镇企业征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乡镇自筹资金的收入,从而刺激了乡镇面向农民的集资、摊派等行为的扩张,使农民负担问题更加突出,以至一些地方最终酿成农民集体围攻乡镇政府和大规模群众集体越级上访等恶性事件屡屡发生。


  乡镇政府之所以发生角色变异(或异化),还与县乡之间的压力型体制不无关系。在这种体制中,上级只关心下级任务和指标的完成结果,却不管下级采用何种方法、何种途径——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来完成这些任务和指标,这就从体制上决定了乡镇政府向“国家型经纪人”蜕变决不是偶然的。


  乡镇政府一旦沦为“赢利型经纪人”,其后果必然是:农民负担有增无减;造成国家财税的大量流失;乡村有限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以及乡村社会发展的困顿、萎缩、贫困化;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些“经纪人”动用的是国家正式权威、政权资源,披着合法化的外衣,行使着人民给予的权力,他们的赢利性经纪行为,必然加剧乡村干群、民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民众将他们的不满最终转嫁到国家政权身上,长此以往民众对国家权威必将产生疏离感,甚至怀疑政权的合法性,导致国家政权根基的动摇,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诚如杜赞奇所言,这种赢利型经纪人行为的恶性膨胀和蔓延,甚至会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国家对普通民众的控制和汲取的功能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是国家对各级政府机构、各类组织及其成员的约束力不断减弱。而这些并非危言耸听,实事上在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此种端倪:表面上看来,现在的许多乡镇政府机构庞大,好像很有权威(或权力)一样,然而在实际中,这些乡镇政府很难有效地管理、约束它的下属机构及其人员,而这些机构和人员正是乡镇政府当初为了应付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征税和社会治理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乡镇政府的外强中干,是后人民公社时期新生的乡村经纪体制下的一个“怪胎”。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由这些经纪人及其相应体制构成的乡村经纪体制,成为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一道“中介层”,它一方面阻断来自上级政府政令的畅通和执行,另一方面阻止来自基层民众的合理诉求(即阻塞民意),干扰了对政治系统的正常“输入”、“输出”和“反馈”。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减轻农民负担,但是这些政令到了下面经过“中介层”的过滤,要么“走调”,要么得不到切实贯彻执行,以至在一些农村地区最终引发了农民负担愈减愈重的怪现象。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促使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图通过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巩固农村基层政权,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长期稳定。


  在安徽省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中,取消了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资金、集资,将一些公益性收费归并到农业税或农业特产税中,固定征收限额,规范征收行为,堵住了乡镇自筹资金收入的不合理来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乡镇的“赢利型经纪人”行为。


  为了保证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推行,安徽省还就“进一步完善乡镇财政体制”做出统一规定:一是进一步理顺县乡财政分配关系,将适合乡镇管理的收支下放到乡镇管理;二是将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增加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收入,全部作为乡镇固定收入,以弥补乡镇财政收入由于农村税费改革造成的缺口,确保乡镇公共财政的运行。同时,还规定“原由乡统筹费开支的乡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以及乡级道路建设支出纳入乡镇财政预算管理”。这样,从制度上加强了对乡镇财政的约束,也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防止“赢利型经纪人”行为的扩张或泛滥的作用。


  不可否认,仅仅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还不能从根本上铲除乡村赢利型经纪体制,确保乡镇公共财政的良性运行。因此,有的学者主张,撤消乡镇财政,实行“县政、乡派和村治”(徐勇,2001;赵树凯,2001),甚至有人主张“撤销乡镇政权,实行乡镇自治”,将国家的基层政权单位收缩到县一级(郑法,2000;綦彦臣,2000;邓大才,2001)。显然,在近段时间内实行“乡镇自治”是不可行的,因为农村基层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即使实行“乡派”或“乡镇自治”,仍然不能取消乡镇一级公共财政,因为无论何种性质(自治的,非自治的抑或准自治的)的乡镇组织的运行,以及乡镇社区公益事业和公共工程的建设都需要乡镇公共财政的支持。乡镇公共财政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存在、取消与否,而在于乡镇公共财政缺乏应有的规范化建设、制度约束和一系列相配套的民主理财机制。


  三、乡镇人大


  (一) 乡镇人大的法律地位


  乡镇人大是我国最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1980年代初以后,我国基层社会逐渐恢复了乡镇人大设置 ,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尽管如此,乡镇人大的实际地位仍然有待提升。


  在乡镇政权结构中,乡镇人大在实际中处于乡镇的权力边缘地位。有人曾在江苏苏北地区进行一次农村千人抽样调查,在1000位答卷人中,竟有63.8%的人认为“现在农村乡镇一级的权力机关是乡镇党委”,只有8.4%的人知道是“乡镇人大”。它反映了人们对乡镇权力分配和运行状况包括对人大性质与地位的判断和认识。事实上,目前在不少干部群众的思想意识中,往往将乡镇人大当作“可有可无”的,认为有了它还增加了协调的难度和麻烦;有人认为农村基层工作都是硬任务,乡镇人大工作没有硬指标,主张虚化人大;还有人甚至认为,既然共产党代表了人民利益,还要人大干什么?如此等等(金太军,2000)。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乡镇权力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以主动适应基层民主发展和政治体制转型的要求。


  (二) 乡镇人大的构成


  乡镇人大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组成。


  同时,乡镇人大设主席1名,可以设立副主席1-2人。主席和副主席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中选出,任期与本级人大每届任期(三年)相同。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不得担任乡镇政府的职务;如果担任乡镇政府的职务必须依法辞去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


  在实际中,乡镇人大主席一般由退居“二线”的老同志担任,或者由乡镇党委书记兼任,另设1名专职副主席协助主席开展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乡镇人大的地位,或者使乡镇人大成为乡镇党委的一个附属机构,缺乏应有的权能。


  除了乡镇人大主席和副主席以外,在实际中乡镇人大都普遍地设有类似“人大主席团”的机构。乡镇人大主席和副主席为乡镇人大主席团的当然成员,乡镇人大主席团由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产生,一般由5-9人组成。


  但是,在法律上,并没有对乡镇人大主席团的性质、地位和职权进行明确的规定。法律规定,只有县级以上人大设立常设机构——人大常委会。目前,人们对乡镇人大是否必要设立常设机构(常委会)以及对乡镇人大主席团的性质、地位仍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设立乡镇人大常设机构,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乡镇人大的作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不赞成者则认为乡镇范围较小,比较容易召集人大代表开会,而不必设立常设机构。对于乡镇人大主席团的认识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在乡镇人大会议闭会期间,乡镇人大主席团是乡镇人大的办事机构,虽然要开展各种工作,但不能代行乡镇人大的职权,而只能为乡镇人大及其代表做些服务性的工作。然而,在实际中,一些乡镇人大还设立了专门的乡镇人大办公室(办公室设有主任和秘书),其主要职能即是办理乡镇人大的日常事务,为乡镇人大及其代表履行职能提供服务工作。另一种意见认为,乡镇人大主席团是乡镇人大的常设机构,可以代行乡镇人大委托的部分职权,将乡镇人大主席团等同于乡镇人大“常委会”。在现实中,大多乡镇人大主席团代行了乡镇人大的部分职权,但是它又缺乏法律的支持。因此,如何有利于基层民主建设的需要,符合乡镇人大工作的特点,设置乡镇人大机构,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 乡镇人大代表


  1、乡镇人大代表的性质。乡镇人大代表由乡镇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人大代表是人民权力的受托者、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意志的表达者,由他们组成国家权力机关,并根据人民的意愿直接行使国家权力。


  2、乡镇人大代表的名额。乡镇人大代表的名额基数为40名。每1500人可以增加1名代表,人口超过9万的乡(民族乡)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100名,人口超过13万的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130名,人口不足2000的乡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40名。另外,人口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乡、民族乡,经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代表名额还可以另加5%。各乡镇的人大代表的具体名额,由县级人大常委会依法确定,并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其名额一经确定,不再改变。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或重大工程建设等原因造成人口较大变动的,乡镇人大代表名额须重新依法核定。


  3、乡镇人大代表的权利(权力)。乡镇人大代表除了享受一般公民的权利以外,还享有与会权(出席本级人大会议),在人大会议中的审议权、表决权、选举(罢免)权、提案权、提名权,建议、批评权,询问权,质询权,评议权,发言、表决免责权,人身特别保护权,物质帮助权。其中,前列9项权利(权力)是人大代表的职权,最后3项权利属于人大代表的保障权。下面就乡镇人大代表的主要职权作一简单介绍:


  (1)提案权。乡镇人大代表在乡镇人大会议期间,5人以上联名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向乡镇人大提出其职权范围内的议案。此外,在乡镇人大会议期间,1/5以上的代表联名,有权提出对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和乡镇政府领导成员的罢免案。在乡镇人大中,1/5以上代表联名,有权提议召集本级人大的临时会议。


  (2)提名权。乡镇人大代表10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大主席、副主席和乡镇政府领导人员的候选人。并有权对乡镇人大主席团和代表提名的人选提出意见。


  (3)建议、批评权。乡镇人大代表有权向本级人大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有关机关、组织必须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


  (4)询问权。乡镇人大代表在审议议案和报告时,有权向本级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询问。有关机关应派负责人或者负责人员回答提问。


  (5)质询权。乡镇人大代表10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乡镇政府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的质询案。质询案由主席团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答复。


  4、乡镇人大代表的义务和职责。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职责往往是统一。从一定意义而言,某些权利本身就是义务。如上述提案权、质询权、发言权、表决权等本身就是人大代表应尽的义务。除此以外,乡镇人大代表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义务:


  (1)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利益。


(2)履行代表职责,出席乡镇人大会议,参加代表活动,遵守乡镇人大的议事规则和有关规定。


  (3)与选民、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


  (4)协助乡镇政府推行工作。


  (5)接受选民的监督。


  (四)乡镇人大、乡镇人大主席及乡镇人大主席团的职能


  1、乡镇人大的职能。地方组织法规定,乡镇人大行使下列职权:   (1)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2)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


  (3)根据国家计划,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


  (4)审查和批准乡镇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5)决定乡镇民政工作的实施计划;


  (6)选举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乡镇长和副乡镇长;


  (7)听取和审查乡镇政府工作报告;


  (8)撤消乡镇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9)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和公民私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10)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11)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


  (12)保护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在个别地方,例如《安徽省乡镇人大工作条例》还此基础上增加了其他具体的规定:审查和批准农民负担的乡镇统筹费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乡镇人大主席的工作报告。


  然而,在实际中,乡镇人大的一些职权很难落实。从乡镇人大的上述职权及其性质以及乡镇民主建设的要求来看,乡镇人大的主要职能应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即民主选举乡镇政府的领导成员,对乡镇社区重大事项进行民主决策,对乡镇政府的行政行为进行民主监督。乡镇人大的这三项职能,亦可简单地称之为乡镇人大的“人事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当前,乡镇人大之所以处于乡镇权力结构的边缘位置,也主要是由于乡镇人大应有的“人事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旁落、虚置的结果。虽然法律规定,乡镇政府领导成员和乡镇人大主席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但是,事实上,乡镇政府领导成员基本上是由“政党提名、人大通过”产生的,人大选举只是一种例行“仪式”而已,实质上是由上级党委遴选、指定或圈选的;乡镇人大主席更是由组织部门直接“安排”的,充当乡镇人大主席大多是退居“二线”的老同志。以致乡镇人大主席成为乡镇政府事实上的“顾问”或“助手”。将乡镇人大与乡镇政府性质、地位、权能以及乡镇人大主席与乡镇长的角色完全颠倒了过来。


  至于“决策权”,乡镇人大也是有其名无其实。在实际中,乡镇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乡镇党委的手中。无论大小事务,都是在乡镇党委会议或者党政联席会议(一般由乡镇党委委员与乡镇政府主要领导成员甚或包括乡镇人大主席组成)上讨论决定的。即使是提交乡镇人大审议决定的事项,也是事先经过乡镇党委或乡镇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的。最终,形成一种“党委决策、人大通过”的惯例或定规。


  由于乡镇人大“人事权”和“决策权”旁落,乡镇人大既不能、又不敢、也不愿行使“监督权”。乡镇人大会议每年至多不过召开两次,每次都是“一天会议两顿饭,听完报告把会散”,根本不能履行“监督权”。在闭会期间,由于乡镇人大没有常设机构,更无法进行监督;甚至,认为人大的监督,是与党委、政府“唱对台戏”、“找麻烦”,对乡镇人大的监督职能认识不清。除了有限的几次会议以外,在平时,乡镇人大的实际情形则是“一间空房、一枚印章、一张桌椅、一个老头坐一旁”。因此,乡镇人大主席不敢也不愿行使监督权。而且,在乡镇实际工作中,乡镇党委、乡镇政府和乡镇人大几乎不“分家”,例如征税收费、计划生育,都是集中在一起突击“行动”,即使不合法行政也有乡镇人大主席的份儿,更是无从监督。


  因此,要想提升乡镇人大的地位、作用,使乡镇人大切实履行各项职能,关键是落实乡镇人大的“人事权”、“决策权”和“监督权”。除了由乡镇人大选举乡镇政府领导成员以外,还必须逐步增加或扩大乡镇人大对乡镇政府部门领导的任免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行乡镇长的直接选举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推广。副乡镇长和乡镇政府部门领导人选改由乡镇长向乡镇人大提名,并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或讨论决定;有关乡镇社区的重大事项,必须由乡镇人大民主决策方可付诸施行。乡镇人大只有真正享有人事任免权、重大事项决策权,才敢于对乡镇行政依法进行监督。


  2、乡镇人大主席的职能。


  从法律规定来看,乡镇人大主席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人大常委会”的某些职能。例如,地方组织法第14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织代表开展活动,并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这一规定,类似于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的个别职能。


  一些省、区、市制定的《乡镇人大工作条例》还将这一规定进一步具体化,例如《安徽省乡镇人大工作条例》规定的乡镇人大主席的职责就有8项:(1)检查和督促本级人大决议、决定的贯彻执行情况;(2)负责本级人大会议的筹备工作;(3)召集和主持本级人大主席团会议;(4)负责联系本级人大代表,组织代表开展活动;(5)受理本级人大代表的来信来访,反映代表和人民群众对本级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6)检查和督促本级人大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7)依法办理代表辞职和补选代表的事项;(8)办理本级人大闭会期间的其他事项和上级人大常委会委托的工作。从这些规定来看,乡镇人大主席更加具备“人大常委会”的一些职能。


  显然,单凭乡镇人大主席是不可能完全承担这些职能的。为此,一些地方将乡镇人大主席团实化为事实性“常设机构”,履行“人大常委会”的某些职能。


  3、乡镇人大主席团的职能。


  地方组织法第15条规定:乡镇人大在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会议,并负责召集下一次的乡镇人大会议。第16条规定:乡镇人大每届第一次会议由乡镇人大上届主席团召集。从这些条文来看,乡镇人大主席团的法定职能主要是“主持”和“召集”乡镇人大会议。在主持会议中,乡镇人大主席团有权决定提案(议案)是否列入大会议程,进行审议、表决;在乡镇长、乡镇人大主席(包括副职)选举时,乡镇人大主席团有权依法提名候选人;乡镇人大主席团还有权对乡镇人大主席、乡镇长提出罢免案,包括代表1/5以上联名提出的罢免案,均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另外,乡镇人大代表向乡镇人大提出的对各个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也由乡镇人大主席团交有关机关和组织处理并负责答复。


  由此可见,乡镇人大主席团的职能非常有限,行使职权的活动空间基本上局限于会议期间。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它有限职能的发挥和运用,使之成为一种形式化的机构,真正在背后起作用的还是乡镇党委或党的组织。毋庸讳言,乡镇长和乡镇人大主席的人选,基本上都是党委推荐给主席团的,再以主席团的名义进行提名;就连乡镇人大会议的议题、议程,大多是事先经过乡镇党委会议(或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的,然后交给乡镇人大主席团“履行一下程序”而已。


  因此,将乡镇人大主席团改造为乡镇人大的日常办事机构或常设机构,很有必要,既有利于乡镇人大的建设,也有利于乡镇人大职能的落实和发挥,提升基层依法行政的水准,推进基层民主的发展。


  (四) 乡镇人大与乡镇政府、乡镇党委的关系


  从我国的制度安排来看,乡镇人大是基层国家权力机关,乡镇政府则是基层的行政机关,乡镇政府产生于乡镇人大 ,并对乡镇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也就是说,乡镇政府的权力来源除了上级政府的授权以外,主要来源于乡镇人大。而乡镇党委,是党设在乡镇的农村基层组织,是乡镇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即乡镇人大和乡镇政府在乡镇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中发[1986]22号)曾明确指出:乡镇党委对乡镇政府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方针政策的领导。不得包办乡镇政府的具体工作。乡镇党委要保证乡镇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独立行使职权,支持乡镇长大胆地开展工作。在后来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1999年3月)中,进一步规定:乡镇党委领导乡镇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支持和保证这些机关和组织依法充分行使各自职权。


  然而,在乡镇政权的实际运行中,依然严重存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实际的情形则是:乡镇党委的权力最高,凌驾于乡镇一切组织之上;由于党政不分,作为基层国家权力机关的乡镇人大,无从监督乡镇政府的行政工作,从而使乡镇人大处于乡镇权力结构的边缘地位。因此,要想改变乡镇人大权力虚置及边缘化局面,必须对乡镇权力结构进行优化重组,而其关键则是改善乡镇党委的领导,即乡镇党委从乡镇的具体事务中脱离出来,将人事任免权和乡镇社区重大事项决策权交还给乡镇人大,将行政权交还给乡镇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政治、思想和方针政策的领导”上。   四、乡镇党委


  (一)乡镇党委的组成


  乡镇党委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党的农村基层组织还包括村级党支部、总支或党委)。


  乡镇党委一般设书记1名、副书记2-3名,组织、宣传、统战等委员3-5名,或党委秘书1名(有的则由组织委员或宣传委员兼任)。在2-3名副书记中,通常由乡镇长担任第一副书记;乡镇党委设有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纪委”)的,乡镇纪委书记为当然的党委副书记;另外1名副书记为专职副书记,协助书记开展乡镇党委工作。


  在个别地区农村,还设有计生等专职副书记。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一些地区的乡镇党委还成立许多专门的机构,如乡镇党委办公室(设主任和秘书等职)、乡镇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设有部长和干事等职),以至乡镇党委人员超过20人。


  习惯上,还将村级党组织、乡镇企事业单位的基层党组织以及乡镇武装部 、团委、妇联等组织归入乡镇党委系统。


  (二)乡镇党委的产生方式


  乡镇党委由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乡镇党委的选举,不同于乡镇人大的选举。在乡镇人大选举中,代表直接选举乡镇人大主席和乡镇长;而乡镇党委的选举,则是由党员或党员代表首先选举乡镇党委委员,再在乡镇党委会议上,推选乡镇党委书记、副书记,并报上级党委批准。因此,党委与政府不同,政府是行政首长负责制,而党委则是“委员会制”,是一种集体负责制,即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要问题,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个人或者少数人说了算。“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也是一名普通的党委成员,他们不享有任何特权,其主要职权是“召集”党委会议、“主持”党委日常工作。


  党章同时还规定:在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


  因此,在实际中,乡镇党委的书记、副书记以及其他党委委员基本上是由上级党委指派、任命的。即使是在乡镇党委换届选举中,乡镇党委的候选人也主要是上级党委考察、遴选的,几乎没有由党员或党员代表直接提名的。在现实中,选举人(党员或党员代表)至多只能享有选举或者不选举某人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一方面,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方面,实行正确的集中,保证党的行动的一致性,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形成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就容易导致官僚主义,产生各种形式的腐败。


  在前文中曾经指出,在乡镇权力结构中,乡镇党委的权力最高,而乡镇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乡镇党委书记等极少数人手中,形成一种“金字塔型”权力结构格局。之所以会这样,与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没有得到切实执行、贯彻不无关系。因此,改善乡镇党委的领导,还必须认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充分发扬党内和党外民主。


  (三)乡镇党委的职能


  依据《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规定,乡镇党委的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及本乡镇党员代表大会(党员大会)的决议。


  2、讨论决定本乡镇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3、领导乡镇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支持和保证这些机关和组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各自章程充分行使职权。


  4、加强乡镇党委自身建设和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5、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对干部的教育、培养、选拔和监督工作。协助管理上级有关部门驻乡镇单位的干部。


  6、领导本乡镇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计划生育工作。


  在新的历史时期,乡镇党委应当主动适应基层民主发展的要求,从乡镇具体事务(特别是行政事务)中脱离出来,将其主要职能放在对乡镇组织的政治领导和工作协调上来,以此来建构乡镇党委的权威。


  (四)乡镇纪委


  乡镇纪委一般设纪委书记1名,委员若干名。乡镇纪委委员基本上是兼职的。在乡镇纪委设立之前,乡镇党委设1名纪委委员。现在,乡镇一般均设有乡镇纪委机构。


  乡镇纪委与乡镇党委的产生方式基本相同。即在乡镇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会议上,首先选举纪委委员,再在委员中推选纪委书记。乡镇纪委书记通常同时担任乡镇党委副书记。在实际中,乡镇纪委书记的人选都是由上级党委考察、指定的。


  尽管党章规定,乡镇纪委同时接受乡镇党委与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但是,在现实中,乡镇纪委主要地受乡镇党委领导,上级纪委较少直接“干预”乡镇纪委的工作。乡镇纪委与上级纪委发生关系时,通常都事先告之乡镇党委;上级纪委指导乡镇纪委的工作,通常也事先征求乡镇党委的意见,取得乡镇党委的支持和配合。这样一来,乡镇纪委事实上变成为乡镇党委的一个办事“部门”。在这种情形下,乡镇纪委一般不敢对同级党委进行纪律监督。乡镇党委由于缺乏有效的平衡监督机制(只有上下的监督),导致乡镇党委权力的无限制膨胀或扩张(成为一种“全能”权力),使乡镇政府与乡镇人大难以充分行使各自的职权。


  因此,在乡镇权力结构重组中,进一步提升乡镇纪委的地位,改革乡镇纪委的既有领导体制(即从以乡镇党委的领导为主转变为以上级纪委的垂直领导为主),不但有利于乡镇纪委充分履行纪律监督职能,而且对于改善乡镇党委的领导也具有重要意义。


  (五)乡镇党委对乡镇政府、人大的领导与协调


  总而言之,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改善乡镇党委的领导,充分发挥乡镇党委、乡镇政府和乡镇人大的各自只职能,使乡镇政府和乡镇人大依法自主性地开展工作,成为乡镇政权建设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切实转变乡镇党委的领导方式,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进一步具体明确乡镇党委、乡镇政府和乡镇人大权力的合法性限度、范围,将乡镇党委的领导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防止乡镇党委权力的扩张和滥用。乡镇党委应在加强对乡镇政府、乡镇人大的政治领导与组织协调上,重新建构法理化权威。


  一方面,加强乡镇党委对乡镇政府、乡镇人大的政治领导和组织协调。乡镇党委是乡镇政权、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乡镇政府和乡镇人大必须服从并坚持党的领导。但是,乡镇党委对乡镇政府、乡镇人大的领导,不是事无巨细地干预属于乡镇政府和乡镇人大自身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而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领导,即支持乡镇政府贯彻、落实、执行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支持和组织人民群众通过乡镇人大这种主要形式参政议政,实现当家作主;支持乡镇人大独立、自主地行使职权,特别是对乡镇政府的民主监督职能,发挥乡镇人大在乡镇社区重大事项中的决定权。


  乡镇党委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不是一级国家权力机关,不具有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功能,因此,它不能代行乡镇人大的职权;同时,乡镇党委更不是一级行政机关,因此,它不能包办乡镇政府的工作。乡镇党委可以向乡镇人大提出决策建议(意见)、推荐干部,但是,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将乡镇党委的意图或主张转变为乡镇人大的决议,然后由乡镇政府具体执行乡镇人大的决议,从而实现乡镇党委对乡镇人大和乡镇政府的领导。显然,这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不同于党内的上下级关系或一般的行政隶属关系,它是乡镇党委承认和尊重乡镇人大、乡镇政府相对独立性和一定自主性的基础上,在法律限定范围内,对他们进行政治领导。


  在进行政治领导的同时,还要协调乡镇各种组织,使之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履行各自的职能。在协调中,乡镇党委的权威地位将会自然形成并确立起来。


  另一方面,乡镇党委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主动适应基层民主发展和乡村民主化治理的要求。关键是切实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彻底纠正“集中有余、民主不足”的状况。目前,个别地方已在乡镇党委领导的选举、任用制度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成功试验。譬如,用“两票制”、“两推一选”或“公选”的方法,选拔乡镇党委领导,以及对选拔的干部进行“公示”,等等。这些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或在不同范围内,发扬了民主,增强了民意基础,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今后,应进一步扩大民主,加快乡镇党委的民主化改革步伐。只有乡镇党委自身的民主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乡镇党委才能真正实现对乡镇政府和乡镇人大的科学领导,使乡镇党委的领导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五、简短结论及改革思路


  当前的乡镇政权,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乡镇权力高度集中于乡镇党委,乡镇政府和乡镇人大难以充分发挥各自权能;二是乡镇机构极度膨胀,严重存在人浮于事现象;三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界限不清,以至乡镇政权对下扩张有余,对上依附过度,乡镇政权仍然锁定在自上而下式“行政支配型”运行机制(或制度)之中。这些问题如不加以解决,势必影响乡镇政权的运行质量,阻碍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目前,我国一些地区也在进行乡镇政权改革,然而这些改革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以“精简”为主要内容的机构改革。这种改革模式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和问题:


  1、这种改革只有单向的推动力。即自上而下、行政主导下的推动力,它很难调动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革最终难免会因此而走过场,流于形式。当前一些地方乡镇机构改革之所以没有进展,主要还是县乡两级领导有抵制情绪。以往几次的政府机构改革几乎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始终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2、这种改革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改革。它没有从“病源”上进行根治,所以旧病经常复发。事实上,就事论事地对乡镇机构进行改革一般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效,乡镇机构膨胀是农村改革以后新生的乡村经纪体制的伴生物,如果不从体制上摘除乡镇机构膨胀的“毒瘤”,仅仅在体制外做手术是不可能遏制乡镇机构的恶性膨胀。即使一时硬性精简了乡镇机构和人员,一旦遇着适宜的条件或环境,它便会很快地再度膨胀起来。   3、这种改革没有触及乡镇权力结构或政治体制方面的根本性问题。如乡镇党委、乡镇人大和乡镇政府三者权力的适度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调整等。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解决,乡镇改革很难取得实效。


  4、这种改革没有充分考虑当前农村社会政治发展的新特点、新问题。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的民主要求愈来愈强烈,当前在农村如火如荼开展的村民自治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在村民自治的推动和要求下,乡、村两级关系必然会做出新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乡镇政权的结构转型就有一种自下而上的内驱力。如果乡镇改革不去主动适应和满足这种自下而上的要求 ,势必会导致乡村关系的紧张甚至冲突。这种冲突一旦升级,就会引发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其后果不堪设想。


  实际上,乡镇政权的改革,既涉及县、乡、村三者之间关系的调适,又涉及社会、经济、政治三者之间关系的整合,党委、政府、人大三者之间权力的合理配置,还涉及“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


  围绕这些关系的调整,目前理论界对乡镇改革亦有不少争论。基于县、乡、村关系的调适以及“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大致有三种主要意见:其一是主张维持“乡政村治”政治结构型态,即乡镇是国家农村基层政权的最后一级,在乡镇以下实行村民自治;其二是主张乡镇政权下沉到村一级(原行政村一级),与建国初级的“小乡制”相似,在自然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其三是主张“撤销乡镇政权,实行乡镇自治”。显然,第二种意见不合时宜,尤其不符合当前村民自治的发展潮流,“小乡制”已经被历史抛弃,况且推行“小乡制”势必会增加乡镇机构和人员,从而加大了对基层社会管理的成本。第三种意见未免过激了些,因为当前的村民自治还不太完善(并且,在实质上它不是一级“地方自治”形式),缺乏实行“乡镇自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第一种意见也不太合理,因为它面临着村民自治对乡村关系进一步调适的要求和与日剧增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压力,“乡政村治”必须适时进行适应性结构调整,以利于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


  基于社会、经济和政治三者关系的整合,大致有两种主要意见:一是改革“政治覆盖社会”的传统权力结构,使之从“行政支配型”向“民主合作型”转变;二是加强乡镇政权建设,将乡镇政权建设成为一级威权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从而加大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整合力度,但往往事与愿违。人民公社是一种加强乡村政权建设(state building)的制度设计,但它却被历史证明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农村改革以后,一些“还权乡镇”的改革,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乡镇机构和人员的恶性膨胀,重新滋生了乡村经纪体制,加重了农民负担,使干群关系和政群关系不断恶化,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人民公社制度的失败和农村改革以来乡村经纪体制的“复活”,都说明了后一种途径实难行得通。对于前者,基本上都持认同的态度。


  对于乡镇党委、乡镇人大与乡镇政府之间的权力配置以及乡镇权力结构的优化重组,前文多有论及,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乡镇政权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三者关系整合上,应该依据“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转变政府职能,优化乡村权力结构;在县、乡、村关系的调适和“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上,依据农村基层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要求,实行“乡镇有限自治”。


  实行乡镇有限自治(limited self-government),就是在不改变乡镇政权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情况下,依据“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乡镇政权由人民直接授权组建而成,并受到人民的切实监督,同时,乡镇政权在国家法律范围内享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管理权和治理权,属于乡镇社区范围内的事务不受上级政权机关的任意干涉。乡镇政权与上级政权组织的关系,是一种基于宪政理念的民主合作型关系。实行乡镇有限自治,既是一种体制内的民主改革形式,也是一种增量民主改革方式。


  实行乡镇有限自治,是乡镇政权良性转型的现实路径选择。首先,只有实行乡镇有限自治,才能彻底消除县乡之间的压力型体制。在压力型体制下,县乡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已经异化为一种私人之间的权力和利益的关联,这主要是由于乡镇的人事权控制在县级政权组织手中,上级对下级的荣辱、升迁有着直接的决定权。实行乡镇有限自治,将改变乡镇人事权由上级单向控制的局面,乡镇领导人主要通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


  其次,只有实行乡镇有限自治,才能彻底铲除乡村经纪体制。实际上,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处于一种“恶性自治”状态之中,上级政府缺乏对乡镇进行有效的约束,基层群众又无法与之抗衡,对乡镇的放任自流助长了乡镇“赢利型经纪”行为的扩张,使一些乡镇政权机构发生角色变异,甚至逐渐沦为“赢利型经纪人”,以至农民负担问题日趋严重,干群冲突逐步升级。与其“恶性自治”,不如让它“良性自治”。在“乡政”改革中,赋予乡镇政权更多的“自治权”。


  第三,实行乡镇有限自治,有利于基层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当前阻碍村民自治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既有的乡村关系。在现有的乡村关系中,乡镇政权主要是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由于村民委员会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对下负责而不像过去那样只对上负责,由于权力的来源不同,乡、村之间关系必然处于紧张冲突之中。如果乡镇实行有限自治,乡镇长亦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乡镇政权由人民直接授权组建而成,则乡镇政权就会改变过去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局面,形成既对上负责又对下负责的“互赢”、“互利”的新格局,这不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干群、政群的紧张、冲突问题,而且还有利于“乡政”的廉政建设。建立有效的农村基层行政机制,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均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作用。


  第四、实行乡镇有限自治,将会促进乡镇权力结构的优化重组。在坚持和改善乡镇党委的政治领导的同时,提升乡镇人大在乡镇权力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在乡镇人事任免和社区民主决策等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


  第五,实行乡镇有限自治,而且还有利于重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使之朝着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乡镇“恶性自治”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分权边界模糊所致,乡镇政权演变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一种“实体化中介层”(the mediating power bloc),既阻碍了国家政策的顺畅贯彻和落实,又阻挡了民意向政治体系的正当表达,阻塞了基层群众民主参政的管道。


  或许有人会怀疑:实行乡镇有限自治,会削弱“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或整合。其实根本不必有此担心和顾虑。大家都知道,“国家”当初之所以推行村民自治,主要也是应付农村经济改革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制度瓦解之后,农村社会管理失控、干群关系紧张以及由此引致的“国家”在农村地区统治能力与合法性的双重危机时采取的明智选择。事实上,通过推行村民自治,“国家”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并与村民的自主性的增长构成了“权力互强现象”。如果进一步在乡镇一级实行有限自治,将会最终形成“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权力互强”格局,既有利于“国家”对乡村社会实施有效整合、治理,又会促使乡村社会自主性的健康增长,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过去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是一种动员式“国家政权建设”,那么,实行乡镇有限自治,则是一种民主式“国家政权建设”。显然,后一种“国家政权建设”思路比前一种更加成熟、更加有效、更加合乎时代发展的潮流。



  主要参考文献:
  1、王雅林:“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对黑龙江省昌五镇的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2、浦兴祖主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刘世定:“乡镇财政收入结构和运作机制”,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6、徐勇:“县政、乡派与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未刊稿),2001年6月20日;
  7、赵树凯:“农村基层组织:运行机制与内部冲突”,《经济要参》2001年第32期;
  8、郑法:“农村改革与公共权力的划分”,《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綦彦臣甚至主张“政权从农村结束”,“由村民自治发展到‘农村自治’或‘乡村自治’”,参见綦彦臣:“乡镇政权结束的政治博弈与农村政治新战略”,http://www.chinarural.org/llyt/cmzz/2000/5/2.htm;
  9、邓大才:“乡级政府该撤了”,《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3期;
  10、金太军:“关于加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建设的思考”www.rdyj.com.cn/2000/rdqk-10-3.htm。


  (收录在黄卫平、邹树彬主编:《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2004年03月17日
















 





  中国精英阶层分析

  强势群体利益集团(1

  一.形成了部委及地方官僚与财阀相勾结的诸候经济势力。二.出现了直接为民营或外资提供全程服务的买办官僚。三.由官员、企业名流和知识精英联合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体制已培育出一个自我繁殖,自我发展的利益集团,它是以侵害人民利益为生存基础的。利益格局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它以牺牲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来维护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诸候经济剥夺了广大农民的剩余和工人饭碗,买办官僚大肆消弱了民营经济,权贵资本垄断专营利益上死死咬住,使民营经济、个体经济、草根族、在一个坏市场上苦苦挣扎。利益集团的出现:代表权力资本4500万中央、地方官员,代表经济资本440万银企业精英,代表知识资本700万知识分子,其中至少主流代表已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一个倾向于向资本主义的社会集团和阶级联盟已日渐成熟。假若垄断资本、买办资本、国际资本与精英联手,能产生出一个新兴强大的资产阶级,那是中国一大幸事。而权贵集团的成熟,利用过渡期混乱的经济形势,秘密拆分国有资产,那就是中国的灾难。

  胡鞍钢警告说,中国的行政性垄断,已经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最大的制度性瓶颈。胡认为,中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和高度国有化,在主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形成了行政性垄断。这种垄断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利用行政性垄断造就的特殊利益集团具有五大明显特征,其具体包括:

  1、既得利益集团具有自利动机,谋求本行业、本部门、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全社会财富或人民福利最大化;2、它属于分利集团,借助政治资源并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经济资源的瓜分和占有。尽管其从业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很小,但占有的各种经济资源非常巨大;3、既得利益集团有排他性,排斥其他利益集团参与竞争,妨碍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从而强化其垄断地位;4、它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能制造所谓的政府失效。政府一旦提出改革、打破垄断,既得利益集团将首先反对,并千方百计影响决策层,拖延改革。这也是行政性垄断行业成为计划经济最后堡垒的政治原因;5、既得利益还具有刚性,其绝对利益必须增加不能减少,相对利益的份额必须上升不能下降。

  上述特征决定了既得利益集团既反对新加入者和竞争者,妨碍新的投资扩大,也损害消费者福利,妨碍新的需求扩张。胡鞍钢表示,目前中国改革的难点与重中之重,就是如何处理这些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特殊利益集团。他提出,特殊利益集团改革应遵循三个原则:承认其既得利益,而不是消除垄断行业集团;限制垄断利益集团的特权,将其由贵族降为平民,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是企业家、银行家,而不是政治家;规范垄断利益集团的行为,重新建立商业游戏规则,迫使垄断行业从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高质量服务、良好信誉等谋求利润最大化。(中新社99日电)出现权贵资本

  2000年我国的私营企业达到176万户,比1956年多10倍;雇工2011万人,比1956年多7倍;资产总额13307.7亿元,比1956年多340倍,我国民营企业总数已有3000多万家,去年的年产值5万亿元人民币,最具活力的民营科技企业已有20万家,各项经济指标的年增长率在30%以上,成为经济新增长点和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20019000万人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12%,超过了国营企业就业的4600万人,成为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就业部门。是实现国企改革的重要依托,是安排就业社会稳定的主渠道之一。说中国出现资产阶级,有人则不承认他们已然成为一个阶级,理由是:他们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列宁说的集团是指生产关系中的利益集团。资本家都拥有企业的产权(掌握着生产资料),他们与被雇佣的员工是利益关糸,又有利益矛盾和冲突。因此,不管有无有形的组织,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工人属弱势集团。国企领导者比民营私营业主更强势,他们靠经济资本支持联合权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构成强势集团。他们拥有很多代言人和著名经济学家,又有许多媒体不断地向他们献媚。党和政府内的一些官员,已然是他们的代表。今日中国的资本权贵的组织糸统之发达,以及他们拥有的思想家、理论家和舆论工具之多,远远超过以前的资本家。(天元数据)国企、政府机构已成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据调查,今年1-5月份,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员职务犯罪已占职务犯罪立案总数的89%。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三类企业案件多,即垄断行业、热门行业、亏损企业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地带。1998年以来,南京市供电、邮政、民航等垄断行业和热门行业共立案查处101件。亏损企业发案数占国有企业发案总数的60%以上。国企、政府机构职务犯罪大案要案所占比重加大,窝串案增多,一把手犯罪增多。1998年至2000年,共查处大要案涉案人员141人,其中,企业一把手犯罪64人。

  资金外逃

  愈是富有愈是高层人士,愈有权愈有钱的精英,不安全感愈强,离散情绪愈大。高层预期紊乱和离散情绪,导致了超短期效益,促使银企人士丧失信心疯狂侵吞国有资产。肆意弱化中央政权,并弱化民族主权。中国高官可能是全球化的先锋,包括资金抽逃,子女出国、永久身份等等。富人权贵离散导致整个中层信心崩溃。大量的资金外逃会导致一个国家破产。(中新社视点2001-1南雁)数据显示,多年来,中国外逃资金的数额在持续上涨。1997年是364.74亿美元,1988年是386.37亿美元,1999年稍有好转,为238.3亿美元。但2000年却猛增到480亿美元,同期的外商对中国投资才407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仅次於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之後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陈春明教授在了解到中国外逃资金的金额时做出的反应是:“480亿真的是很可怕,很大的数字。央行金融所秦池江认为,资金外逃有多种因素,如一部分业主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心存疑虑;腐败分子、走私集团转移资金等。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内地经济体制不健全,管理强度弱。外逃资金巨大已经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天元数据)张五常在中山大学演说,涉及中国的最重要几个问题。引文有点长,看看很有意思。张五常重点谈的是–1、明晰产权。2、腐败问题。3、知识分子问题。

  界定权利有三种方法,一种是以人的等级特权来界定权利,改革前的一种是以明晰的产权来界定权利。但中间还有一种,就是以管制来界定权利。界定什么权利?界定贪污的权利!这就是印度的情况。在印度,你管手表的进口,我管某种外汇管制,他管生产手袋的审批,各有所管。有管制,就有贪污。你贪污手表,我贪污手袋。海关的贪污权也界定得很清楚。你星期一、三、五贪污,我星期二、四、六贪污(笑声),界定得非常清楚的。现在海关贪污权界定得很清楚,比如说走私的权利就界定得越来越清楚。你不信的话,我可以拿一张价目表出来给你看,走私有这几种,你要我担保安全性有多高?绝对安全的是一个价。各种价格全都有,非常清楚。用管制来界定贪污权利的情况制度化了,那就无药可救。看看印度,无药可救嘛!(笑声)弗里德曼提出一个\”砍老鼠尾巴\”的比喻。他说砍老鼠的尾巴要一刀砍下去,不要一寸一寸地砍,长痛不如短痛嘛!(笑声)我带他去见一位中国的省长。省长说,教授啊,我们中国的老鼠是很多条尾巴缠在一起的,先砍哪一条呢?(掌声)弗里德曼哑口无言(笑声)。我当然知道答案了,很明显嘛,所有尾巴一刀全砍掉不就行了嘛!(掌声点评:反腐已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反腐败、反垄断、反朋党只是攻击、剪除异己的一种策略,高喊反腐败的人中,也难脱腐败干糸,所以最终使反腐败沦为了一种政治表演。)张五常批评内地年青经济学家很多经济学者认为产权不重要,搞所谓生产函数,英文\”Production Function\”。你说生产函数能解释经济繁荣吗?产权就可以!为什么今天这么多学者认为产权是不重要的呢?我的答案很简单:许多经济学家是很蠢的嘛!(笑声、掌声)很多年青的经济学家,我看不到他们有什么架构。经济学的目的不是改造社会,也不是数学游戏,而是解释世界的现象。一定要先有一个现象,然后才去解释,你一定要先知道世界是怎么样的。现在的博奕论,我不知道它解释了什么。那些小年青,像杨小凯这样的人才,搞什么超边际分析,超这超那,是对什么现象超出来啊?他们算是比较好的经济学家了。超来超去,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看来看去也不明白。他们是坐在象牙塔里,很多数学,很多博奕理论,没什么内容。最蠢的学者就是解释完全不存在的东西。他们解释的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天元数据)张五常以为中国最重要有三个问题首要的问题是特权阶层维护的既得利益的问题。几个行业都给堵塞住了,一个就是金融。不开放金融,就不可能有金融中心。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一个金融中心是天大的笑话。刚才我跟你们中山大学黄达人校长说,中国没有金融中心,不开放金融,怎么可能搞商学院?

  第二个问题,要让农村的劳动力能够转入城市,已经转了很多,但远远不够。一个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太高是不可能富裕的。这很容易嘛,取消户口管制就行了。把土地给农民,界定他们的产权,允许他们把地卖了,拿着本钱到城里去碰碰运气,然后就完全不用再管,市场自然会搞掂。也不用担心治安问题,因为城市人口增加,收入也会增加,只要不贪污,治安一定能搞好。1868年,那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突然之间那个5岁大的皇帝,听了宰相的劝说,在一纸法令上签了个名,日本的土地权可以自由转让,农民无事可干,大量涌入城市,政府完全没有准备,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要知道,明治维新是日本经济大增长的时期。香港也是一个例子,解放后很多人跑到香港去,文革时候很多人跑到香港,香港一点问题也没有。还有深圳,20年来,深圳人口暴升10倍,有什么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政府千万不要管它(笑声、掌声)。

  第三个问题,要发挥中国最大的长处。最大的长处是什么?人力资源。中国人努力、勤劳、物美价廉(笑声)。脑力也厉害,好像在座各位的脑力就很厉害。怎么发挥这个长处?取消海关吧!随他自由进出口。中国人哪里需要政府来保护?我们跟老外竞争,政府为什么要绑着我们的手脚?保护我们就等于绑着我们的手脚,那叫我们怎么去竞争?我认为根本不需要保护,完全不需要。如果中国绝对开放,取消所有的进出口管制,与外国直接公平竞争,完全不需要什么世贸组织。中国人怎么可能输?不可能的!(长时间的掌声)(天元数据)肖伟才称,中国急需调整阶层利益。贫富差距的加大,是造成各阶层间矛盾的主要原因。10多年来,农民与其他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的怨气愈来愈大。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被誉为老大哥。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日益完善,在转轨时期国企出现了许多不适应市场的情况,许多工人不得不下岗。有的工人在生活上还不如农民,他们当然有怨言。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并不比过去强到哪里去。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他们一辈子的收入在北京还买不起一座别墅,同大款比起来,更是个可怜的穷人。商人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新崛起的富人阶层。他们靠着勤劳与智慧踏上了富裕之路。最近10年来,许多商人感到生意没有以前好做了,面对着消费不旺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商业,恶劣的竞争环境和有关部门的吃拿卡要,商人们也有一肚子苦水。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公务员中出现了一个危险的阶层──官僚阶层。这部分人寄生于权利之上,怀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利用手中的权利,疯狂地为己掠财。他们本应感谢社会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但是,这部分人永远不能满足私欲,这部分人是一个危险的群体,他们享受着特权,却又不满足于特权。他们憎恨比他们更贪的大官,有时还把这种情绪发泄到社会上。吴敬琏指出:中国的确面临着度大关的关口,如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可能会出大问题。(联合早报6-153月我给公安部门做的《黑社会分析》报告,5月给民政部减灾司做的《草根族》分析报告,我就一直在想:谁为穷人说话。顺便说一句:本文是只做实证分析,不做道德判断,科学本身是不涉及终极关怀。

  草根族” —弱势群体(2

  边缘人、弱势群体,最近被冠以法国大革命的词-”草根阶层。边缘人,以前社会学单指民工,从生活形态上,他们即不属于农民,又不属于工人,即不属于乡村,又不属于城市,无钱无权无势无望无地位无知识,彻头彻尾的超三无人员。

  不断增多的下岗的城市失业大军,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199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办统计失业率达9.36%2000年已过10.1%20013月中经网: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近几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严重,不平等将危胁社会稳定。按国际惯例,基尼糸数一旦超过0.43,将会危胁社会稳定。

  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全国发生的一些地方事件:200076日,山东安丘3000农民闹事!2000823日,江西2万农民暴动!2000723日,贵州六盘水2万煤矿、铁路工人闹事!2000725日,湖北黄石800矿工闹事!200012月河北山东3万回汉民冲突。2001825日吉林1万下岗工人趴铁路,11个。16军出动,最后以发放费用遣散了事。200199400名郑州工人代表怀念毛主席逝世25周年,造成在金水路立交桥边,8只警犬几百警察与百名工人对视的奇观。

  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加剧:新的暴富阶层高高在上,而一个广泛的的中产阶级具体存在和影响力还存争议。被排除在利益分配之外的绝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则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工人、农民,他们完全没有利益诉求的渠道,由于教育费用的昂贵,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使这一群体的边缘地位更加无望。草根族被排除在所有圈子“–权力圈、财富圈、话语圈之外的大多数人,垃圾文化的泛滥(伪科学、伪幸福),象鸦片一样使大众转移矛盾,是对不公正的反抗和替代。草根族只是庆幸自己不像另外一些人那么倒霉受警匪恶霸敲诈者、上访者、自焚者之类。他们也许不忧愤,因为他们无力关注宏观的现实。他们需要利益诉求,需要反映渠道,他们不仅没有接近高层的可能,连接触精英、知识分子的机会都很少。

  何清涟在《中国社会结构总体分析》中说:宪法上规定处于领导阶级地位的工人阶级及位于次领导阶级的农民阶级事实上已处于边缘状态。中国已出现了庞大的社会边缘化群体:据估计,中国现有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共有1亿左右,占总从业人数的4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有80%的人口处于社会下层与边缘状态,这种社会结构将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一份对江苏苏北地区自90年代以来发生的197起下岗(下岗这一类颇有中国特色的名词)职工犯罪的调查分析表明,下岗职工作为一种特殊犯罪群体,必须引起社会高度注意。该文作者总结出待岗职工犯罪的五大特点:

  1、犯罪类型,主要侧重于谋财型犯罪,在197起犯罪案件中,盗窃60起,抢劫24起,诈骗12起,敲诈勒索9起,贩毒5起,强买强卖的流氓犯罪26起,强迫、容留、组织、协助他人卖淫九起,共计145起,占整个待岗职工犯罪比率的70.2%。这种恶意谋利型犯罪显然与下岗后失去经济来源有直接关系。

  2、下岗后一至两年内是犯罪高峰期,这一点在收入微薄的特困企业职工中尤其突出。

  3、犯罪主体以男性青工为主。在此次分析中,35岁以下青工犯罪人数162人,占整个待岗职工犯罪人数的80.7%,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

  4、下岗前无一技之长,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从文化程度讲,下岗工人的文化程度比农民要高,但仍然无法适应社会要求。

  5、参与团伙作案比重高。由于以往工作上的协作性与业务上的关联性,下岗工人比农民更容易形成作案团伙。在这179起案件中,有1/4以上的人介入团伙犯罪,并有10多名为首犯。

  绝望者不是为了谋生而犯罪,大多数为了发财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2000年抢银行及运钞车,成了现阶段犯罪热点。黑帮不是天生的,大多是从亚文化群走上黑道的。随着中国社会大分化的加剧,一些主流社会的人也被无情的抛出来,他们即不属社会底层,又不属于社会主流,但都属于低收入群体,迅速被边缘化了。经济学家叫他们弱势群体“–大批下岗失业职工、大批离退休干部、失权官员、不得志的军人、投机末遂知识分子、再加失宠专家。学者自然轻视没学历的下人,中产者习惯远离那些好斗的穷人,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接触穷人的。我国现有的劳动力比如国营企业的下岗工人与农村未经任何职业训练的劳动力根本无法进入这些技术密集型行业,结构性失业将是这一代人(主要是老三届与新三届)必须面临的问题,因为这种状况与中国人口结构及低素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密切相关。入世后,人才需求将发生变化,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层次明显提高,高层复合型人才将成为服务业的热点,人力资源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配置。国内企业要与国际竞争、接轨,也要按照国际化标准运作。服务业吸收外资的绝对值和比率将明显提高,吸收外商投资总额的较大增加。中国白领与洋打工的竞争。失业大军也趋向年轻化、知识化,结构性失业将发生变化。

  老大哥被失业吓破了胆,草根族只好用民谣来述求无奈:富了海边,肥了摆摊,穷了农民,苦了下岗,美了当官。一些学者所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边际渗透让全民受益,公平与效率,优先选择效率,听来冠冕堂皇,这种人为制造贫富差踞世界少见。专家学者们想想,这是侃山吗,这纯粹是玩火。社会发展若以牺牲穷人的尊严和人生为代价,里边就蕴含着深深的不公平,应该给人民以生存的可能。失业人员和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深层的原因,就是认为这个社会对他们不公平。公正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公正是各种是非判断的参照糸,没有了公正,就没有是非感。当人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或是感到社会严重的不公正时,人和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人就要反抗,有人会针贬时弊,有人则铤而走险,有人就会遁入空门,有人会犯神经病,当然背不住有人只是溜溜公园练练功。2001218日本是吉利日,武汉当天因生活贫困跳江自杀的竟多达6人。

  哈佛大学魏尚进说腐败加重城乡贫困,穷人缺少贿赂官员的手段,享有的政治权力也较少,饱受腐败之苦,穷人享受的社会服务水平较低,投资项目也较少向扶贫倾斜,穷人可能面临较高税收,在出卖农产品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又无法靠小企业来摆脱贫困。腐败拉大了收入差踞,加重了贫困,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减少了社会福利支出,减少了穷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了穷人投资风险,使税收体制服务于有钱有势者,使社会保障脱离了目标,政府的政策保护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人民需要公正。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一个危险的社会。

  胡鞍钢指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失业,政府必须把创造就业作为核心政策目标。

  温铁军观点则更鲜明:中国基本国策除了计划生育之外,还应该再加一个就是就业最大化,作为一个标准。无论你上什么项目,只要能够带动就业,那就是好的项目。这是第一。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就越大于生产资料功能。所以有没有什么政策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我们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制度,来解决中国农民把他的生存保障依存于土地这样一个问题呢?也不能。即使你把美国请来,它也不可能为一个国家占70%9亿农业人口去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是不可能的。一切围绕效率的政策措施,在中国农村都必须为农民能活命这个至高原则让步。因此在耕地问题上,我从来强调,先保障公平,再兼顾效率。只有在大量农民离开了土地、耕地的主要功能不再是基本的福利保障而是土地收益率的时候,才有条件尝试那些以效率为中心的耕地分配和经营制度,但这只可能在一个十分久远的未来才有条件。

  茅于轼说:萨缪尔森在1997年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一句话∶”如果中国能避免战争,政治动乱和乌托邦式集体主义,那么,当美国和西欧在下一个20年里经济增长率徘徊在2%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萨缪尔森的这段话说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认为关键问题不在经济本身,而在于政治与信仰。我们应该力图避免战争.什么是当前最现实的战争危险?恐怕不在国家和民族之外,而在中国人之间.要防止社会动乱.动乱的原因是什么?不大可能是吃不上饭,而是社会公正.要避免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其实就是计划经济.如果在这几方面不出问题,我国的经济不用管它,也会有相当高的增长速度.如果他的话不错,我们考虑的重点就不再是什么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也不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而应该转移到更大的战略问题,要用全力解决社会公正和收入分配问题,并且要防止计划经济的复辟.即使他的话不全对,他的提醒也值得我们深深地思考。

  何新说:目前的失业情况,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占人口比例以及上升速度,都堪称世界之最。目前还有那么多破产的国企。这些破产企业正在抛出大量的失业人口,即所谓下岗工人。而这些失业、无业人口已经成为社会中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另外,不仅工人下岗的问题,由于城市就业空间狭小,使得农村当中想进入城市寻找机会的过剩劳动力转移也成问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实。我们国内现在失业问题已如此严重,人们竟还在叫好,真荒唐!失业问题,将是今后几年最困扰国家的问题,也是直接导致动乱的问题。

  马迪厄《法国革命史》扉页上指出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整个国家在欣欣向荣时期。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这次革命发生呢?他认为是由于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所以,我认为就业问题和失业数字是当前最重要的社会指标,其它数字没有意义,社会愈来愈不安全,有目共睹。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决定经济景气的重要数字。何新说:人似乎忘记了历史。某些政策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都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大的范围内,加速释放出这股力量。这支社会力量,今天已成为中国社会犯罪的主要发源地。这支社会力量,主要是从农村过剩人口与城镇无业人口中释放出来的。由于这支力量的文明教育素质之低劣,当务之急,如何使亚文化群发育成为一种建设性力量,防止他成为一种破坏力量。流民,这个在中国社会中并不算数的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却又是最为可怕政治力量。但这个问题,似乎至今尚未引起当局和公众足够的注意。

  杨帆讲:如果腐败的趋势,国家机关膨胀的趋势,政府不当干预趋势,企业自身垄断的趋势,都在"市场经济"的大旗下得不到扼止,当然是系统化的剥夺,最后要剥夺到最底层人身上。问题在于,最底层的农民也是人,他们虽然文化低,素质低,不懂法律,但出于本能,也不情愿为社会牺牲。他们也知道城里的花天酒地,也会采取同样的不择手段暴富原则。至于他们用什么手段,能干些什么,倒不重要,反正原则是一样的。如果中国不能从正面抑制腐败,行使社会职能,那么就会有黑社会的横行,一直搞到有钱人有权人也惶惶不安的程度。

  李慎之认为:中国有一个影子社会,在正统儒家文化的身后,还始终伴随着岳王忠义文化,在江浙、广东、福建及东南亚,岳王庙赛过夫子庙,儒家所推崇的礼孝文化和岳家的忠义文化并行发展,这一点从来被学者们所忽视。成为几千年来的农民社会的精神支柱,在中国传统民间帮会的复苏中起到支撑力量,在历代农民起义和暴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科院国情中心康小光说: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身无分文却要替于行道的人层出不穷,立志出人头地改朝换代的平民百姓从来不乏其人,野心勃勃胆大包天的草莽英雄更是屡见不鲜。任何社会组织都有政治诉求。康小光指出:90年代先后,产生了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各种气功组织,也许是斗争哲学替代,也许是鸦片,也许是对理想的绝望,也许是寻找宣泄渠道,全社会几乎不约而同爆发过一场特异功能的大合唱。可好景不常,政府突然想起来,万一他们形成组织怎么办?在一个封闭体制中,非政治性组织具有衍生发展政治功能的强烈冲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地要转变成政治性组织。昔日的白领贵族,失去资本支持和权力保护,断了进身的仕途,也绝了发财的念想;但不可小视他们是的过来人,熟悉党内的权术,具有几十年丰富斗争经验。

  不论从谋略上还是斗争艺术上讲,他们在水平上远远超过..功军师、黑社会马仔。即然,不能兼济天下,又不能独善其身,那你叫他怎么活。一旦破落贵族和游方术士的落草,给草根阶层带来了重要人力资源,草根就今非昔比了,接下来也寻求政治化和全球化的路径。谁轻视草根族,天真地认为他们真是弱势群体,那就错了,草根阶层攻击性极强,一点火星就冒烟。

  20013月朱总理讲: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天生民,民生就是天,就是最大的政治。古人云,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民生问题,受到中央政府、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协商机关更加务实、更加切实的关注。

  无论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标准,还是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要革除政治生活中的不健康风气,树立务实的、关注民生的政治风气。

  中国精英中产阶级(3

  90年代发生了最大的社会变迁。小人、狂人、穷光蛋,无名鼠辈、劳改犯、在逃犯,投机家、大款、封疆大吏、社会名流都极尽表演。精英傍上权力资本,傍上国际资本,俨然成为垄断资本或买办资本的代言人。社会地位飞速分化,体制不变,仅产权制度松动,意识形态、文化思想、政治体制层面则基本不动,一些社会控制重要工具跟不上社会形势的飞速发展,信仰、宗教、文化、教育,这些社会控制重要工具,退化到可有可无很弱的地步,不同的利益冲突、协调、合作、制衡就很难完成。中国改革能否成功?就成了一大问号。

  当前冲突是:靠一元化意识形态控制不了多元化社会发展。精英统治还剩下什么?靠权力加资本。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权力资本、经济资本与知识资本的总体性精英集团。10多年无视牺牲弱势群体草根的利益,来迎合权力资本的扩张。尚若专家、学人仍无视草根生存状态,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呈现无序脆化状态,大多数人包括富人和高官也缺乏安全感。中国已经具备导致社会无序的诸多要素,不稳定因素最后聚焦在腐败与暴力上。10多年无视草根的利益牺牲弱势群体,来迎合权力资本的扩张,学人放弃社会的责任后,最终恶果就会降临。精英和媒体不顾一切的给富人脸上贴金,中国有多少百万富翁,中国有多少亿万富豪,中国多少富人的排行榜。

  谁为穷人说话?中国精英已演变成资产阶级。当代中国精英是自1900年以来100年来背离民众最远的时期,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眼睛还是向下的,20世末,知识分子眼睛全都冲上了,假如中国精英全都找一个富爸爸,或自已干粹就想当富爸,那么穷人也会把权贵精英们都搞得惶惶不安的。

  清华李强分析,利益群体分为四层,社会底层、利益受损群体、普遍受益集团、特殊获利集团。社会底层全国大约在1.48亿户,户均存款不足2000元,占总人口43%,利益受损群体全国约1.6亿户,户均存款不足2万元占总数47.6%。两者相加共3亿户,涵盖人口近11亿人口。普遍受益2513万户,户均不足10万元,7.4%.中国富人是特殊获利集团,441万户,户均54万元,占1.3%。普遍受益和特殊获利集团总共不到3000万户涵盖人口1.2亿。(天元数据)爆炸、沉船、翻车、塌楼、断桥、火灾、抢劫、绑架,接二连三,特大事故隔三差五。哈佛大学魏尚进曾论述过:高度腐败导致高发事故,高度腐败导致高度暴力。腐败使政府科层组织优势丧失,产生的负效率加大社会成本,恶性事故屡见不鲜,恐怖活动开始冒头。假如中国腐败程度降低到新加坡和香港的程度,中国的事故及犯罪率会降低93%

  经济学家说寻租说了若干年,啥是寻租,草民搞不清楚。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经济学》认为:利用资源通过政治特权构成对他人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定为寻租。塔洛克在《福利成本》干粹就把垄断与偷窃类比,形成垄断的活动是非法的,反托拉斯法对垄断的指控,面临庞大的律师和法律程序。而持续谈判花费也非常大,因为稀缺资源的独特性质,官僚管理都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建立和挤入垄断活动中。

  成功的垄断者明白:赢家有所得,输家有所失。收入转移不是直接带来的福利损失,而是收入转移引发人们竭力获取或阻止这种转移。我们预见:为争夺这种转移的浪费性投入也必定非常大,以至无法测算垄断的社会成本。偷窃本身是一种转移,没有福利成本。偷窃的社会成本是防偷窃私人保护和警察保护的公共投资之合。只要存在偷窃活动,就会有大量资源被转移到实际相互抵消不增加任何产出的活动。每一次成功的银行劫案将激发窃贼更加倍努力,银行增大保安及警力的投入。以至造成的社会成本非常之大。

  格雷欣法则逆向流动是劣币趋逐良币,政治层面上是劣绅趋逐良绅,社会层面上刁民趋逐良民。民谣说,官员不坏,提拔不快,官员不贪,就地罢官,官员不黑,立即升天。腐败与暴力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总是时机已逝、完全失控的时候,人们才匆匆忙忙地想起改革了。政治体制改革愈迟,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也将愈大。反腐败最终要靠国家政治制度改革,反贪杀一儆百已失去威慑力,加大财政负担和社会成本,(纪检、监察、政法委、特别稽查),反腐败已变成权力斗争的一种工具。大干会使体制面临综合政治风险。近10年来决策者几乎陷入两难境地,决策者总是徘徊在推行高风险的全国改革和无所作为两个极端之间。完全可以搞特区试点,一减少政治风险,二减少社会成本和财政压力,三为全国制度改革创造适度空间。特区的成功也将为进一步的改革奠定基础。费正清50年前说过,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如何保持他庞大的文官糸统的廉洁。中国遇到腐败最疯狂的内部进攻和外部挑战。

  中央党校、社科院出版的《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对2000年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选择腐败为第一严重问题的人占比例为24.2%。选择社会治安“17.2%失业下岗“”收入差距加大“8.6%,人数与1999年相比呈上升趋势。胡鞍钢在高级党校27期全国市长班调查,对来自全国的56名地县级市长,就社会稳定问题作了专题调查。与国家计委社会发展所的1999年《城市居民社会稳定状况跟踪调查》,(样本1500)。比较分析影响我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市长与公众是处于两个不同角度看问题,市长的认为排序,第1是失业,第2是腐败。公众认为的排序是,第1是腐败,第2是失业。不论从那个角度看,腐败和失业都成为影响中国不稳定重要因素。90%的地方市长认为目前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不稳定、很不稳定时期。其中认为社会不稳定时期的人占78.2%;认为很不稳定时期的占10.9%;有10.9%的人认为我国仍然社会稳定。社会不稳定已然成为中国当前最突出的问题。社会稳定的标志是民心稳定,民心稳定在于人民对自己的生活和收入的满意程度的高低,即改革发展应使绝大多数人受益,并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由于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人口增加,相当部分人的收入水平下降,调查对象接近50%的人不满意,在计委社发所调查报告中,约有43%的人对自己生活水平不满意。有75%的市长反映所在地区目前社会治安状况有所恶化或越来越差。认为所在地区社会治安有所恶化的占65.4%,治安状况越来越差的占9.6%,约有25%的人认为所在地区治安状况越来越好。地方市长多数认为在惩治腐败方面上没有显著成绩。其中认为一般的为66%;认为不显著的为21.4%;只有12.5%的人认为是显著的。在计委社发所的调查中的城市居民认为政府在惩治腐败方面进展显著的占5.8%;较显著的占26.2%;没变化的占22.6;较不显著25.2%;不显著的为20.2%,后三项合计为68.0%322日检察日报公布了南京市最新的一份调查,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样本600答卷中有4075%的人认为,腐败问题是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第二位的是职工下岗23.58%;第三位是收入分配不公,占2167%;第四位是社会治安,占992%。老百姓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充分说明了当前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社会结构已形成巨大的断裂,社会秩序恶化,社会各阶层迅速分化,贫富差距昭然显著。

  318日,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举办,十五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政策高级研讨会,集合了200多名主流专家就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矛盾和问题,主流专家意见为:1.产业结构不合理、2.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3.科技比较落后、4.企业整体素质差,5.竞争力不高、6.就业压力加大、7.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8.收入差距拉大、9.体制性障碍突出、10.贪污腐化比较严重等等。显然,体制内专家对重大问题识别与平民、市长在认识是有差别的。在目标识别存在重大分歧,在决策判断上必然不一致。非主流专家选择十大问题的排序,1.官员腐败,2.学人作伪(不亚于官员腐败),3.弱势群体,4.三农问题,5.黑社会与黑经济,6.女性犯罪,7.市场化及公共产品,8.坏账,9.市民化和民主,10.全球化。现代经济问题则排到次要地位,传统问题在现代化的呼唤下复苏抬头,是建国50年来从没有遇见的新怪物。中国最大问题:是现化化唤醒的传统力量全面复苏。

  据布尔迪厄的说法,知识分子是控制了文化资本这样一个稀缺资源。也就产生了福柯所说的话语霸权,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精英处于大动荡大分化时代,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比,他们善于表演,容易动摇,很容易受利益所诱惑,更容易被收买。留美学者程晓农(方国良)先生在《当今社会四派精英》一文中剖析了中国知识精英商务派清流派平民派保守派,就是根据知识精英与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相结合状态划分的。在知识精英的观念明显分化的情况下,政治精英们很可能分别倾向或认同于某一知识精英群体的观念,这是部分知识精英们智囊情结越来越严重的原因所在。韩晓萱说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常做的三件事情:一.坐而论道。二.争论伪问题,三.为当权者献策。北大陈平说:经济和学术多元化的发展对社会有利。多元社会的特点是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需要制衡和妥协。学者可以公开地为利益集团发言而无须掩饰。学人精英毫无掩饰为利益集团服务,招致内外部的质议也就愈来愈多,精英包括经济学家的声誉也愈来愈低。

  精英在极力妖魔化草根并仇视工农大众。一些政治、文化精英以及主流媒体,怀着对文革的恐惧仇视工农大众,建国后及文革中知识分子曾被妖魔化多年,精英对亚文化的总体判断,认为亚文化的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并没超出自古的暴民、贼匪之说。改革开放长期忽视牺牲工农利益,从决策上向利益集团靠拢。精英通往被奴役之路是哈耶克的警句,却变成知识分子的一个理论怪圈和眼睁睁的陷阱,他们常依附于某一个阶级,常被权贵所利用,为御用,或帮闲。他们还不构成经济上的实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以知识为中介交换,从而获得自身的价值。一些精英扮成民主斗士,却吸着外国资本的奶,摇身一变好象就成了高官权贵一样。

  哈贝马斯访华,感到中国精英有为利益集团辩护的倾向。(天元数据)中国精英们经常对无良现象、不法行为进行猛烈抨击同时,一旦有机会,他们马上就可取而代之,他们比官僚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做不成御用,也干不了帮闲的精英,晧首穷经在忙啊在写啊,我偶尔看到梁漱溟在民国36年在河北定州所做的乡治实验报告,与1997年以来民政部大搞的村民直选别无二致,何清涟女士在《历史的鬼弔》中说,民国33年的安徽教育厅档案中有些关宪政的论文,跟90年代精英们大谈民主威权何其相似,几乎没有历史空间的阻隔,旦历史的链条生生中断了50年,知识分子在做重复劳动,丝毫不知前人的努力,也就无所谓继成、创新和超越。

  知识、财富、地位等资源本身就倾向于官员,或接近官员的人,文官和学人本出自同一条根,走同一条道,方向略有不同。双方的符号糸统也很相似,信息传播学上叫准文官糸统。中国教育功能为学人当官做了长期的准备,自古有学而优则仕之说。清华教授孙立平说:中国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重要影响,……在对中国社会资本转换类型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和撒列尼的转换类型相当不同的资本转换类型。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

  信仰是一种终极需求,也是人类最基本需求。50-60年代对人文教育的破坏,20年来被颠覆的最彻底最体无完肤的就是价值观,一个国家20多年没有信仰,构成价值观的幸福观、英雄观和生活观全面向传统复归,幸福观变成了福禄寿,英雄观变成江湖大侠,生活观充斥着严重的痞子化和虚无主义。低级庸俗下流的寻乐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不一而足。人类历史上对精神追求古希腊求真、求美,古希伯莱坚持信仰,中国自古以来的仁爱精神,都变得越发遥远。没有信仰,社会就失去规范,不规范导致不均衡,不均衡导致冲突不断。人们失去信仰,制度就失去了它广泛的支持度,制度合法性就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公安大学靳高风认为:失去信仰,建设法制社会可谓蜀道之难。罪与非罪,守法和违法,公与私的混淆,价值观预期的紊乱,使社会无序和文明衰退。当官场腐败发展到狰狞的地步,学人作伪泛滥(评职称、出书),高考做弊(买文凭)肆无忌惮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教育和法律和双重失控。教育的目的是防止预期紊乱,防止穷人不满意和富人的不知足。教育从广意上讲,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教育功能:一是防止贫穷,二是防止犯罪。而现实社会中教育成了脱贫致富的唯一手段。

  学人大分化早已发生,80年代的精英以虚幻的忧患意识、理想主义,从人文关怀、忧患意识、启蒙主义进入主流社会,当代学人失去了共同语境,他们观点也在大分化。经过10多年,他们的符号已经完全不同,语境也支离破碎,迅速分化成各种专家圈子,圈子内,他们象白痴一样吵吵嚷嚷,圈子外,追逐权力、追逐资本,傍大款、傍大官,寻找最佳路径进入主流社会,否则即被边缘化。这是利益格局的分化,很酷,很无耐。学人追求名利,为官、经商、再不济也得跟着媒体瞎起哄,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智囊要么接近权力,要么接近资本,接近草根能捞到屁!知识分子分化的越来越快,在争夺话语权之战中,昔日的同道可能会成为宿敌。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以后,将是社会的全面腐败与彻底堕落。顾炎武当年说:士大夫无耻,谓之国耻。

  学术、思想和政治遵循的是不同游戏规则,凡是自栩时代领袖权威,想引起新闻炒作的人,不是卖假货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歪理邪说。汤恩比说,是文明发展的动力。在一定的意义上,希望就寄托在敢于和耐于孤独者的身上。韦伯说:现代化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的理性化。


 


      


 

2004年03月15日

长生剑
    
    白玉京知道他自己永远猜不出的,但这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就在他身旁,而且永远不会再离开他。这就已足
够了。
    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故事,第一种武器。
    这故事给我们的教训是──无论多锋利的剑,也比不上那动人
的一笑。
    所以我说的第一种武器,并不是剑,而是笑,只有笑才能真的
征服人心。
    所以当你懂得这道理,就应该收起你的剑来多笑一笑!
 
 
孔雀翎
 
    树叶有何尝愿意被秋风吹落。
    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候岂非也正如这片落叶一样……
    这故事也给了我们一个教训。
    真正的胜利,并不是你能用武器争取的,那一定要用你的信心。
    无论多可怕的武器,也比不上人类的信心。
    所以我说的第二种武器,并不是孔雀翎,而是信心!
 
 
碧玉刀
 
    朱二爷道:“有的人天生勇敢,有的人天生机敏,但都不如天
生就幸运的人。你的儿子就是个天生幸运的人,所以他这一辈子,
一定过得比别人都愉快,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所以我说的这第三种武器,并不是碧玉七星刀,而是诚实。
    只有诚实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运气!
    段玉的运气好,就因为他没有骗过一个人,也没有骗过一次人
──尤其在赌钱的时候。
    所以他能击败青龙会,并不是因为他的碧玉七星刀,而是因为
他的诚实。
 
 
多情环
 
    他们的恩怨、仇恨、爱情和秘密,就这样全都埋葬在火焰里。
等到火焰熄灭,天已亮……
 
    第四种武器,是一种很奇特的武器,他富于人感情色彩,比碧
玉刀还凝重,这就是多情环。但它也不是最犀利的武器,比他更犀
利的是“恩怨、仇恨”,快意恩仇才是最令人致命的。
 
 
离别钩
 
    刀光一闪,刀锋刺入杨铮肘上的“曲池”穴,因为狄青麟本来
就是要它刺在这个地方的。
    他不要杨铮死得太快。
    杨铮是个有趣的人,他并不是时常读能享受到这种残酷的乐趣
的。
    他也知道一个人的“曲池”穴被刺时,半边身子就会立刻麻木,
就完全没有抵抗还击的能力了。
    他的思想绝对正确,可惜他没有想到杨铮居然将自己的离别钩
用来对付自己。
    离别钩的寒光忽然到了杨铮自己的臂上,被刀锋刺入曲池穴的
那条臂上。
    这条臂和他的身子立刻离别了。
    ──离别是为了相聚,无论多痛苦的离别都快意忍受。
    在一阵深入骨髓的痛苦中,使杨铮的臂离别了身体的离别钩已
经斜斜飞起,飞上了永远高高在上的狄青麟的喉咙里。
    于是狄青麟就离别了这个世界。
 
    骄者必败。
    这句话无论任何人都应该永远记在心里。
 
 
霸王枪
 
    丁喜笑了笑,道:“非但他想不到,就连我自己都想不到。”
    可是他们现在已知道,应该人只要有勇气去冒险,天下就绝没
有不能解决的事。班超、张蹇,他们孤身涉险,就正是因为他们有
勇气。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能够立大功成大事,也都是因为这“勇
气”两个字。但勇气并不是凭空而来,是因为爱,父子间的亲情,
朋友间的友情,男女间的感情,对人类的同情,对生命的珍惜,对
国家的忠心,这些都是爱。若没有爱,谁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
样的世界,谁知道这故事会变成个什么样的结局?
 
 
拳头
 
    “朋友。”
    多么平凡的两个字,多么伟大的两个字!
    对这两个字,朱云最后下了个结论。
    “现在我才知道,无论多高深的武功,也比不上真正的友情。”
    人世间若是没有这样的情感,这世界还成什么世界?人还能不
能算是人?

2004年03月02日

顾诚《南明史》电子版

以下两个链接都能在线阅读:

http://bbs.sjtu.edu.cn/bbs0an?path=/groups/GROUP_5/history/D8251458B/DA0411084/D90084019



http://61.142.7.142/SubWebSite/yw_web/shouwang/yuedu/jiaoshicankao/lishijishi/lishicankaoziliao/50000452/index.htm

现代性问题对于西美尔显得完全与马克思或韦伯不同,也就容易理解了。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对于事物的微妙差别和独特性质不再能够做出感受同样细微的反应,而是用平泛一律的方式去感受一切。所谓西美尔社会哲学的印象主义的真正含义是一种生命哲学诉求:如何恢复对事物有差异的魅力的细腻感受,使主体灵魂仍然保持高雅、独特、内在。西美尔赞赏\”纯粹的灵魂\”,以享受的方式拥有自己,\”依靠自己最本真的内在性来生存,而不是让感觉超越灵魂的界限\”。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显得像是一种贵族主义式的现代生活感觉学。


金钱·性别·生活感觉—-纪念西美尔《货币哲学》问世一百周年
□刘小枫


据说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正好患了痈症,身体的骚乱令心中无名火起,对资本主义发泄了更为尖刻的批判。按照这类心理分析传记学的逻辑,西美尔写《货币哲学》时对资本主义显得十分温和,是否因为他的身体状态十分良好呢?


心理分析传记学的逻辑会让人感到好笑,但另一种与心理分析其实性质上差不多的分析逻辑看起来就要严肃多了。西美尔生活在19世纪末那样一个现代化突飞猛进 、同时令人感到晦气的时代,社会运动、国家独立的事情此起彼伏,殖民主义的火车和军舰到处乱闯,无数黄花闺女沦落窑窟。作为一个\”社会学家\”,西美尔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投身社会平等问题,也没有像韦伯那样,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铁笼\”忧心,却在那里把玩现代性中的个人生命感觉,结果得了\”审美主义\”、\”印象主义\”社会学家一类称号,似乎西美尔太小资产阶级情调,而且思想方法有问题,没有历史感、没有阶级意识……



西美尔的思想是否因此就肤浅、不重要了?是否就不足以同马克思、韦伯相提并论?西美尔提出过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假设\”。从前有个地方,人与人之间\”惊人地不平等\”。虽然人人都有一片土地,足以供其所需,但有些人却能种玫瑰。\”也许他们比别人钱多一些,也许他们肯在这上面多花时间,或者正好拥有玫瑰所需的土壤和阳光,总之,他们有玫瑰花,而别人没有。\”本来,这种情况没有引起纠纷,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有人漂亮、有人相貌不佳,有人聪明、有人笨些,天生如此,没有什么好抱怨的。终于有一天,有人发现自然差异不应该天生如此,激烈地站起来号召:人人生来都有拥有玫瑰的权利,只有少数人有玫瑰是一种\”盲目的偶然性\”,必须改变。\”蒙昧的无欲时代已经过去\”,按照人的自然权利,每个人都可以欲求自己应该有的东西。何况,从科学角度看,玫瑰在少数富人那里积累过多,他们会在玫瑰丛中窒息。\”在人民的呼声中,灵魂的最后渴望和最深层的文明思想同人民过于人性的冲动紧密相连。于是,一个革命政党形成了。\”玫瑰人跟著就成立了保守政党,以便保护自己对玫瑰的占有,\”保护现在才意识到的那种诱惑:拥有某些别人羡慕与渴望的东西\”。革命最终不可避免,而且平等主义党派必然大获全胜,\”因为该政党的道德观念最终潜入敌方阵营:社会正义的理想超越了一切利益冲突\”。西美尔根据这个\”社会学的假设\”问,人类从此有了永久和平、平等和幸福吗?重新分配土地方案使每个人有了同等的种植玫瑰的条件,但是,自然份额仍然不可能像数学一样精确地均匀分配给每一个人,\”总有一些人培植玫瑰时手气更好,另一些人得到的阳光稍稍充足,有的人嫁接的嫩枝更为结实。\”\”自然状态\”似乎并不认同自然权利,总是出人意料地干扰现代人设想的平等理想。


在马克思那里头等重要的平等问题,西美尔用社会学假设的玫瑰就打发掉了。从西美尔讲的玫瑰故事来看,他并非对于动荡的现实生活和历史的巨大变迁没有感觉。显然,他对于这一切有自己的根本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的看法。马克思、西美尔、韦伯是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三大经典思想家,据说,西美尔是文化哲学家,因而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与马克思、韦伯相当不同。可是,马克思、韦伯就不是文化哲学家?西美尔与马克思和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歧是形而上学的差异,这一差异倒是与其个人性情相关,却与身体的病痛不相干。无论心理分析或阶级分析的逻辑多么引人入胜,都不可能解释思想者个人性情的形而上学差异。


西美尔的形而上学个人性情究竟是怎样的?本文最终要搞清的就是这一问题。


西美尔的社会思想是从社会分工论开始的,而并非如有的专家以为的那样,是从\”货币哲学\”论开始的。但与马克思或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不同,西美尔从一种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作为现代生活之基础的分工,分工产生的\”极端和彻底的专业化,只是普遍的文化困境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普遍的文化困境就是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的相互离异–也就是异化,其结果是现代人的生命和生活都成了碎片。(货币哲学)正是在这种社会分工论的文化哲学基础上对现代生活的碎片化过程做了详细的分析,按照这种形而上学,现代性中日渐加剧的生命本身的碎片化,并非是人的伊甸园面目的历史扭曲,而不过是人的生存在体性悲剧的历史片断。西美尔的分工论和货币哲学中,潜隐著一种与当时如日中天的历史主义思想了不相干的关于人的形而上学–而且是悲观主义的。这一悲观主义的形而上学使得西美尔与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批判毫无共通之处,倒是与韦伯的形而上学个人性情相近。不过,韦伯是尼采的信徒,西美尔是叔本华的信徒,\”叔本华是比尼采更有意思的哲学家\”,西美尔说。所以,尽管韦伯欣赏西美尔的思想感觉,最终无法认同他的形而上学的个人性情。


与其现代性碎片论相一致,西美尔的思想是由诸多片断组成的,这里我主要选取了三个基本片断。


片断一:人无法居住在\”纯粹手段\”的桥上


《货币哲学》是西美尔唯一一部结构完整的大部头论著,20世纪开头的那一年问世,不过,其基本思想已经反映在1896年发表的\”现代文化中的金钱\”一文中。文章的题目已经讲得很清楚:与马克思关心作为商品的货币不同,西美尔感兴趣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因此,自然要\”从货币经济学结束和尚未开始的地方起步\”。西美尔并非不晓得货币首先是一个\”历史现象\”,但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货币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触及货币\”对内在世界–包括个人的生命力、个体命运与整个文化的关联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自身当然也有一套人的哲学,但在西美尔看来,恰恰是马克思的人的哲学(而不是他的经济哲学)过于肤浅。对现代货币经济与真正人的历史现象的关联\”只能用哲学方式来处理\”,意味著要\”从生命的一般条件和关系来考察货币的本质\”,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睛对于\”生命的一般条件和关系\”恰恰是瞎的。


西美尔的货币文化哲学也不是实证的经验社会学的货币研究,按照当今主流社会学界的\”学统\”观念,西美尔的货币研究也不是社会学论著。西美尔当然看不起经验的实证社会学,如果要\”从货币的作用来说明生命现象的本质和机理\”,仍然需要哲学思想,而经验的实证思想并不思想–其实也不分析。


货币古已有之,现代经济生活使得它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对于韦伯,这一变化的深远意义在于理性化机制的形成。对于西美尔,其深远意义首先在于:货币成了个人生命中\”不受条件限制的目标\”。过去,人们渴求的人生目标–比如美好的爱情、神圣的事业–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期望或者追求的,金钱这样的人生目标却是人随时可以期望或者追求的。换言之,前现代的人生目标乃是一个恒定、潜在的生活目的,而不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刺激\”。如今,金钱成了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成了\”持续不断的刺激\”。从前,宗教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续的精神状态,如今,对金钱的渴望就成了这种持续的精神状态。所以,在西美尔看来,\”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的说法绝非比喻。


以金钱为中心的生活产生的生命感觉与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产生的生命感觉有形式上的相似:上帝的观念超越了所有相对的事物,是终极性的抽象综合;在上帝观念上,生活的矛盾获得了统一,生命中所有不可调和的东西找到了和谐。同样,货币超越了所有具体事物,显得可以调解一切生活矛盾:\”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人们相信金钱万能,就如同信赖上帝全能。


西美尔又将金钱同语言相比。语言不等于具体的富有特性和差异的言语,它本身没有特性和差异,但能让言语富有特性和差异。同样,金钱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其\”没有独特性的力量,但这些力量仍然能够给生活添加各不相同的颜色\”。金钱显得像纯粹的形式,使得具有质地的生活内容和方向产生质的变化。生活的各种因素通过语法形式而成为接触、冲突、交往的言语,金钱就是现代生活的语法形式,生活中\”彼此尖锐对立、遥远陌生的事物找到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并相互接触\”,成为活的言语。


西美尔的这种货币的上帝类比论和语言类比论并没有先设定某种对金钱的道德立场,相反,西美尔看到,金钱一视同仁地支持截然相反的生活品质,同样推动\”大相径庭的思想方向和情感方向\”,就好像上帝观念可以被不同的人利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语法形式表达其道德偏好。比如,货币经济生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持续的个人自由主义诉求。原因很简单,在前现代的生活形式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明确、固定、人身化的;在货币经济生活中,人们很少依赖确定的人,每个人只依赖自身。人们固然依赖供货商,但人们可以经常随意更换具体的供货商–就像在现代货币经济生活中,婚姻关系仍然是一种人与人相互依赖的形式,但货币使得人们可以随意更换具体的依赖对象。在前现代时代,同他人的外在联系都带有人身特征,货币经济生活结构能够使人的日常活动与其人身色彩–也就是其真正的自我显得不相干,人身自我能够退出日常关系,从而能够更关注自己的内在:人与人的联系固然极大地增多了,但人对他人的人身(Person)反而冷漠多了。所谓现代的自由,不过是货币生活个体性和内在独立感带来的广阔空间。然而,货币经济生活并非仅仅为个性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空间,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同样导致利益、关系、理解的平均化、无差异化,同样为平等诉求打开了广阔空间,而平等诉求与自由根本上就是无法共荣的。所谓平等就是\”一种夷平过程\”:所有高贵的东西向低俗因素看齐,这恰恰是金钱的作用。金钱是所有事物\”低俗\”的等价物,把个别的、高贵的东西(这恰恰是自由的个性要寻求的)拉到最低的平均水平:\”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西美尔敏锐地看出,各个阶级在现代生活中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现代式\”贪婪\”,因为金钱成了概括一切值得追求的目标的通用语,\”它就象神话中有魔力的钥匙,一个人只要得到了它,就能获得生活的所有快乐\”。对于西美尔来说,价值意义集中在平等或自由,同价值意识集中在金钱身上一样,都是现代货币经济的产物,平等或自由的价值同金钱的价值一样,最终都不过是纯粹手段。无论为自由呐喊,还是为平等点头,都是太现代货币经济式的激情。



历史唯物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道德激情以为自己超越了所谓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因而其道德立场可以具有超历史的道义力量,在西美尔看来,这是相当可笑的自以为是。社会主义者其实与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者实质上没有什么差别,他们都希望借助金钱的力量重新安排自然的等级秩序。现代文化中的冲突总显得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激情的冲突:革命-保守、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激进主义-原教旨主义。最为基本的是平等与自由的冲突:要么追求同样条件、夷平差异、平均化,扩大社会阶层的包容性;要么追求最具个体性的东西–人的独立和自主性。这两种现代社会的基本感觉倾向实际上都是由货币经济来支撑、并提供激情能量的。社会主义期待摆脱个人仅仅为生存而劳累,\”保障低收入者和生活困顿的人能够得到较高的经济价值\”,恰恰是地道的货币经济式的诉求,而且同样会带来新的社会化。以为只有资本主义才与金钱的罪恶相干,社会主义就是对这种罪恶性的克服,不过因为马克思的哲学眼睛太近视了。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超逾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两极,不少西方论者以为西美尔没有批判资本主义–据说这等于肤浅,才真正是肤浅之见。从现代生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激情背后,西美尔看到的是更为根本的现代性痼疾–致命的生命感觉的萎缩。\”货币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然而,在个人灵魂的最深处,却是对生命本身的无聊感。货币经济生活中生存感觉的变化,才是西美尔的货币哲学的最终落脚点。金钱是现代生活的基础,这是一个铁的事实;甚至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西美尔的观点似乎也显得无关痛痒。可是,西美尔关注的当然不是一种社会性问题,而是精神内在性问题:货币从一种纯粹手段和前提条件成为最终目的,对于人类的自我理解究竟有什么意义。



\”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同样,平等或自由的价值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人最终无法栖居在这一纯粹手段上。西美尔的货币文化哲学本质上是悲观主义的,尽管他具体分析了货币经济的作用,但这种分析仅仅为其普遍的文化悲剧论提供基础。所以,西美尔声称,\”马克思所谓的经济商品的\’拜物教\’标明的不过是文化内容的这一普遍命运的一个特例\”。


片断二:对男人和女人一视同仁的形而上学孤独


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后现代理论中的重要成份,然而,女性主义的真实意义究竟何在?如果人们将西美尔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的观念与当今的女性主义理论加以对比,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美尔的\”女性文化\”论和性别形而上学迄今仍然堪称经典。


谈论女性主义的\”女性文化\”论,对于西美尔来说,重要的不是具体的女性作品–像当今的女性研究喜欢发掘的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女人文化成就,不是个别女人的渴望和痛苦的成品,而是其文化形式的\”永恒意义\”,因为所有的文化形式都有持久的特征,其意义超然于个体生活及其时间的流逝。同样,西美尔思考女性文化运动时,其出发点是女性精神与文化形式的关系,而非是否塑造了特别女性的东西。


首先要搞清的是,什么叫西美尔所谓的\”文化\”。西美尔以为,文化首先是个体身上的一种教化活动,与个体灵魂的智慧和美、幸福和德性相关。文化的教化作用直接触及具体灵魂,这是就文化的主体方面而言的。所谓主体文化,指的就是个体灵魂拥有财富的多少–\”主体文化可以称为对灵魂财富的分享,个体以偶然的、不固定的方式共享了其中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对整个库存量没有影响\”。文化的\”整体库存\”就是文化的\”客体\”方面–与在个体身上表现的内容和意义完全不同的物质形式上面:语言、法律、习俗、艺术、职业、宗教、家具、服饰,都是文化的\”物质\”形式,\”这些形式在其内在的客观意义上超越了个体,都是已有的文化活动及其未来规范的客观化结果。\”个体灵魂可以通过接受某些形式来教化自己,这些文化形式本身却并不依赖于个体灵魂,尽管它们是个体灵魂在表达自身时创造出来的。


西美尔以为,人类文化在一开始就并不是没有性别的,绝对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客观性文化,\”历史上从未实现一种不问男女的人类文化的美妙想法\”。无可否认,迄今的文化是完全男性的,男人创造了工业、艺术、科学、贸易、国家和宗教,它们不只具有男人的特征,而且在维持和不断更新中也需要男性力量。这意味著,人类的个体灵魂拥有的财富基本上是男性积累起来的,而且当然是男性的。


女性文化运动究竟提出了什么新的问题?女性文化运动的文化意义不可能是:从现在开始,至今为止男人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生活形式和成就形式要由女人完成。也就是说,所谓女性文化的意义,并非是要在文化的客体形式–它们已经历史地是男性的–方面去增添旧的灵魂品质,创造出所谓女性化的工业、艺术、科学、贸易、国家和宗教–像一些女权主义者所号召的那样。根本问题是:女性文化运动是否能为人类的个体灵魂拥有的财富增添女性质素,使文化的主体方面在品质上与至今为止的不同。女性文化运动的方向,不是要向男性看齐,而是要认清自身的女性品质–被男性文化压制、排斥了的\”女人性\”。


问题跟著就来了:什么是所谓女性品质?作为男人的西美尔认为,女性\”更倾向于献身日常要求,更关注纯粹个人的生活\”。人的生命本质上是一个献身的过程,女人的献身不像男人那样指向某种纯粹客观的东西或抽象性的观念,而总是指向生命的具体性–\”一种时间性的、似乎一点一滴的东西\”。女人的生命直觉就在生命本身当下的流动中,而不是像男性的生命直觉那样置身这种流动之外。如果用上面提到的文化的二元性区分来讲,女性灵魂最内在的生命与所谓文化的客体方面天生抵触。所以,\”问题不再是,女性灵魂是否拥有极具特性的内容,是否能够最终在历史性的文化生活中体现出来。女性的心理节奏确立的典型的内在生活方式,与我们称之为客观文化的价值的生产完全不同。\”就性别差异的身体感觉而言,男人身体的性别感是一种行为,但性别感在女人却是自己的身体本身。所以,性别差异对女人而言是自为的,就是女人的女人性本身。\”女人生活在存在与女人存在最深刻的同一中,生活于自在地规定的性别特性的绝对性中。这种性别特性,就其本质而言,不需要同异性的关系。\”男人性只有在两性关系中才能实现,或者说需要女人才能实现,而女人性原则上并不需要男人就可以实现自身,\”在女人自身中就已经包含了性的生活\”。所以,男人的性别活动看起来似乎强烈得多,其实追女人不过只是男性生活因素中的一种,容易激动的性感觉不过是生命的部分功能;对于女人恰恰相反,性别活动是生活因素本身,性感觉是生命的整体。从性感觉上讲,女人需要的是具体的男人,男人需要的只是抽象的女人–所以,在性行为方面,男人可以觉得只要对方是女人就得,而女人却要看对方是哪一个男人。\”男人只需要一种完全普通的兴奋,只是一般性地依恋女人\”–或者说,男人可以因女人而普遍兴奋,女人的兴奋却只为确定的某一个男人勃发。


作为男人,西美尔对男性品质下了这样的判词:男性追求的不是生命整体,而是生命的载体,不是灵魂本身,而是灵魂的功能,不是存在本身,而是存在的方式–结论是:女人比男人更接近存在:从人的纯粹性而言,女人比男人更是人。\”女人与男人因而是完全不同的。就自己是女人这一点对女人来说,比起自己是男人这一点对男人来说,更具本质性。\”西美尔的这些论点令我想起舍勒的说法:\”男人感到与自己的身体有一种距离,好像牵著一只小狗\”……\”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性的生物\”,像闲静的大树,男人就像树上乱嚷嚷的麻雀–舍勒的这些有趣说法肯定是从他的老师西美尔那里来的。


既然如此,迄今的历史文化–已经是男性文化–就文化的主体方面来说,就不能令人赞赏了,女性文化运动的真实意义就显得像一种新的贵族统治诉求。所谓贵族统治,就是\”真正由最好的来支配\”。既然女性品质比男性品质更富有灵魂的财富,那当然就比男性品质\”好\”,因而,文化领导权就应该交给女性品质。接下来的问题因此是,在女人品质遭到历史的压制后,女人品质的权利如何经历某种形式阶段形成女性的客观文化。所以,对于西美尔来说,女性运动比工人运动的意义要深刻得多。仅从这一点来看,西美尔与关注工人运动的马克思就已经足以平分秋色。


据西美尔说,这个\”所谓女性文化生产在男性文化生产旁边或之中的未来成长的问题\”,无法科学地来回答,\”只能出于个人的类似预感的决断\”。女性文化运动既然是一场生存性的政治运动–性别起义(当今的女性主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理论),当然就是一场根本性的历史转折。面对现代生活中这样一个深刻转折,据说,人的理解力就不够用了,决断只能依本能的、出自灵魂深处的感觉,而非理性的判断,因为\”理智从来都不能从一个完全的统一体出发来理解所有的生成和自我发展\”。



这一相当含混、而且看起来有点不负责任的解答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答案恐怕要到西美尔自己关于性别形而上学的观点中去找,而他的性别形而上学就不像其性别文化论那样乐观了。



性别形而上学来自这样的哲学命题:人就是\”二元性的生物\”,其生命本身呈现为二元对立的形式运动。性别形而上学就基于这种在体论的二元性别,每一性属的人都需要自己的对立面,从性属的对方来规定自己、找到自己。人这一生物分为两性,表明人类这一物种是\”终极性分裂\”的存在:\”这一物种的要素永远相互寻找,相互补充,决不会克服它们的对立面\”。从这样意义上说,无论男人性还是女人性,最终都不过是\”人类孤独最纯粹的形象\”。这种人的\”具有深刻的个体形而上学意义\”的孤独,最终都是男人性或女人性不可能抹去的。这无异于说,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意义在形而上学层面遭到了否定。既然\”带著这种孤独,人最终不过是一个陌生人,不仅在世界万事万物的关系如此,而且在与最亲密的人的关系中同样如此\”,女人性的新贵族统治也无法克服这种孤独。从性别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看,两性关系是人的二元性生命本身无法拒绝的,异性关系是生命中必然要发生的关系,但由于个体生命在性别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孤独,生命中又没有这种必然要发生的关系的确定位置。孤独就其两性形式而言,就是有限生命中的错位、误会、摩擦、冲突,终生不可能找到克服生命体的\”终极性分裂\”的感觉位置。这就是生命中的悲剧性环节,西美尔的性别形而上学仍然是悲观主义的。



也许可以用游戏的、\”不介入\”的方式来对付生命中的悲剧性环节:同生命\”卖弄风情\”。\”卖弄风情\”这样的两性关系现象,在西美尔那里也成了一个严肃的形而上学命题:\”这种关系自身已经将生活中或许最黑暗、最具悲剧性的关系,隐藏在生活最令人陶醉和最魅力四射的形式背后。\”如果说,在西美尔那里的确有一种审美主义,那么,它一定与这种悲剧性生命哲学相关。



据说,西方文化是二元性的,中国文化是一元性的。如果按西美尔的说法,女人性的形而上学本质是一元性的,男人性的形而上学本质是二元性的,是否同样可以说,西方文化是男性的,中国文化是女性的?文化的性别问题的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


片断三:不让感觉超越灵魂的界限


西美尔的货币文化哲学所关注的现代社会中的无聊和性别形而上学所关注的性别中的孤独,都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从无聊和孤独的寂寞中产生出来的个体法则也不仅仅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毋宁说,现代性不过使得在形而上学的无聊和孤独中担负个体法则的个体心灵的负担更为沉重而已。



西美尔的社会哲学精细入微地描述普通的日常经验,对于建构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大理论毫无兴趣,乃因为这样才与生命感觉的碎片化相适应。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关注人的生命感觉碎片化的根本原因是:无论这些碎片如何具有现代性,如何是社会化的碎片,都与人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生命感觉相关。生命感觉的碎片化根本上来自于这样一个形而上学事实:生命形式–它总是历史、民族、宗教地有所不同的–使个体灵魂与生活实在总有一定距离,生活实在有如康德的那个自在之物,总是\”从遥远的他方\”对人说话,人的感觉都触摸不到生活实在,遑论理性。个体灵魂的生命感觉一触摸生活实在,生活实在立即就退缩回去了。尽管如此,个体灵魂的生命感觉毕竟是个体生命与生活实在发生接触的唯一途径,如果个体灵魂的生命感觉也丧失了,个体生命也就丧失了承负在体性的无聊和孤独的机体。可是,现代人偏偏不再满足于事物的自然魅力,反而看重自己的感官刺激,不再看重自己的灵魂拥有什么、自己的生命感觉如何,而是看重自己和别人拥有什么东西。这才是西美尔意义上的异化:\”假如生命缺少内在差异,以至于人们害怕天堂里持久的幸福会变成持久的无聊,那么,无论生命在何种高度、以何种深度流淌,对于我们来说,都显得空洞和无谓。\”现代人在追求种种伪造的理想:在这些名目繁多的理想中,生活的所有实质内容变得越来越形式化地空洞,越来越没有个体灵魂的痕印,生命质地越来越稀薄,人的自我却把根本不再是个体生命感觉的东西当作自己灵魂无可置疑的财富。就像书写本来是一种体现个体生命特性的形式,自从有了打字机–如今有了电脑–书写摆脱了个体性,成了\”机械的千篇一律\”。技术代替了感觉,也把个体灵魂的生命气息从生活中驱除出去了。西美尔说,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具有纯粹审美态度的个性人物会对现代深感绝望\”,为什么\”关心内心救赎的人的灵魂\”总是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总是神经质紧张兮兮地活在大城市中。



克服现代性货币生活方式,就可以扭转客观形式对主体灵魂的优势吗?这个问题就好像那个\”社会学的假设\”问的,平等主义革命后就有永久的幸福和公正了吗?并非如此。货币经济对于现代生活感觉的影响,在西美尔看来,绝不仅是负面的。固然,物性文化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变得凌驾于具体的个体灵魂的文化,不过因为文化生产的技术性和物品化(本雅明所谓文化的技术复制论来源于此)使得文化的客体形式更加具有自主的封闭性。\”这种形式上的自主,这种将文化内容统一为自然关系的一个对应形象的内在压力\”,最终是通过货币得以现实化的。但货币经济也支持著主体精神的潜力,促成了个体自主性的提升和自我发展。\”货币好比血液,连续的流动渗透到肢体的所有末端,均匀供养所有的末端,从而担负所有功能的统一。\”货币介入了人与物之间,人才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一种不再直接考虑事物,也不再同它们有直接关系的自由存在,没有这一点,我们的内心世界就不可能有某种发展机会\”。生命感觉的异化,因此不能完全归罪于货币生活–或者资本主义,这是西美尔与他的那些后来纷纷跑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论中去了的学生们(卢卡奇、本雅明)的根本分歧所在。就社会主义而言,\”什么东西有价值\”的问题实质上越来越被\”值多少钱\”的问题取代了。就自由主义伦理来说,同样如此。的确,金钱可以使人的个体感觉的对象范围大大增加,但金钱也使生活中的诱惑无限地增多,轻易地占据了个体的感觉中心,让个体以为任何满足自己愿望的机会都近在咫尺。货币本来是一种获得其它东西的纯粹手段,是\”通向最目标的一系列步骤中的一个环节\”,在现代生活中却成了人的目的意识本身–人们的追求意识在通往最后目标的桥上停留下来–昆德拉式的自由主义伦理美其名曰:最后目标根本就不见了。现代人把自己生命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赚钱,当作人生首要的追求目标,以至于以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联系在一起。金钱成了个体和自己的愿望之间的中介,人们就以为幸福更容易了,\”随著对幸福的接近,对幸福的渴望也不断增长。点燃我们最大的渴望和激情的并非遥不可及和禁止我们涉足的东西,而是我们暂时没有拥有的东西\”。无论社会主义伦理还是自由主义伦理,作为现代伦理,它们都根本搞错了什么是幸福。



所谓fin de siecle(世纪末)情绪是叔本华、而不是尼采带来的。西美尔从现代性中首先感觉到一种blase urbanite(幽雅的厌倦),一种感伤主义的\”情感文化\”,但西美尔不是从唯物主义的历史文化论、而是从叔本华式的生命悲剧形而上学来看待现代性的厌倦症:世界是涕泪之谷、幸福是漂浮的梦,现代性的厌倦症也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无聊的一个历史片断。\”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可能解除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基地都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有的人从来就是痛苦的,因为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如果相反,人因为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不堪承受的重负。所以, 人生来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叔本华)当西美尔说,\”在叔本华之前,还没有人把幸福与受苦等同起来\”(参西美尔,\”柏拉图的爱欲与现代的爱欲\”,见拙编,《现代性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上海学林版1997),这是否意味着,也有两种本质上不同的幸福呢?在西美尔看来,\”现代人对幸福的巨大渴望\”有两种,一种\”体现在叔本华身上,也同样毫不逊色地体现在康德身上\”,另一种\”体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兴起的美国模式(Amerikanismus)中,也体现在社会民主制中\”。这两种对于幸福的理解的不同,就像形而上的悲情与历史主义的悲情的差异,或者像社会与自然的不同–社会就是对立、冲突、敌对,而自然是差异、多样、二元性的热情。差异是自然的躯体,就像它\”用玫瑰的颜色和形式、芳香和魅力显示\”自己那样。这些差异仅仅在社会人那里激动种种仇恨、嫉妒、傲慢、匮乏,可是,历史主义政治经济学却以为这是社会本身的罪过,不晓得将\”幸福与痛苦的根据\”归结为对东西的占有与否,\”恰恰是世界历史的错误\”。问题始终在于,个体灵魂如何为自己保留\”主观存在的自留地\”。如果在现代以前的时代,人们依靠的是宗教的生活风格,现代人可以依靠的是什么呢?可能是艺术的生活风格。当然,这不是社会意义上的,而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



现代性问题对于西美尔显得完全与马克思或韦伯不同,也就容易理解了。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对于事物的微妙差别和独特性质不再能够做出感受同样细微的反应,而是用平泛一律的方式去感受一切。所谓西美尔社会哲学的印象主义的真正含义是一种生命哲学诉求:如何恢复对事物有差异的魅力的细腻感受,使主体灵魂仍然保持高雅、独特、内在。西美尔赞赏\”纯粹的灵魂\”,以享受的方式拥有自己,\”依靠自己最本真的内在性来生存,而不是让感觉超越灵魂的界限\”。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显得像是一种贵族主义式的现代生活感觉学。


寂静主义的社会哲学家


1983年我在北大念书时,因研究法兰克福学派而接触到本雅明。本雅明的触觉和文笔令我心仪。不久,我又转向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命哲学,西美尔著作的小品文风和敏锐思想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本雅明的思想和写作风格与西美尔相当接近–显然受过西美尔影响,但本雅明的语言大于思想,过于文人化的嘟啷中并没有什么尖锐的思想。即便就语言来说,本雅明显得夸张、繁复、兜圈子,西美尔典雅、节制、有质感。


波德莱尔对于西美尔和本雅明都有过相当大的影响,但对于波德莱尔的理解就不同了。其实,19世纪中期以后的德国思想家没有不受浪漫主义影响的,马克思、韦伯、西美尔概莫能外。只不过,浪漫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思想现象,马克思沾染的是早期浪漫主义,韦伯浸染的是尼采反浪漫的浪漫主义,西美尔心仪的却是尼采迷拜过、又抛弃了的叔本华悲观浪漫主义–马克思、韦伯、西美尔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歧的形而上学个体性情差异,就来自于不同的浪漫主义精神。西美尔是康德-叔本华的后裔,马克思是卢梭-黑格尔的后裔。西美尔对现代性的悲情是形而上的,而不是任何一种历史主义的–受历史主义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在对西美尔说了一些无关宏旨的赞美之辞后,批评西美尔缺乏所谓历史感,不是风马牛吗?


回到本文开头那个\”社会学的假设\”。西美尔在19世纪末说过,人们将看到:\”革命–总是围绕著不平等的残余–如何频繁地一再上演。……但是,玫瑰继续生活在自我欢娱的美丽中,以令人欢欣的漠然对抗所有变迁。\”一个世纪真的就在频繁上演的革命中过去了,玫瑰也倒依然自在,但现代人是否像西美尔指望的那样,终于认识到\”外在协调的西西弗斯式辛劳的幻相总一再驱使著我们,直到自然为这种幻相划定界限\”,认识到\”想向外来逃避的那种受苦从内在方面追赶著我们\”呢?


这是一位寂静主义的社会哲学家在上个世纪末的劝言。西美尔思想中的寂静主义这一决定性的特征,不幸被许多评论家–甚至像弗雷司庇这样的专家–忽略了的。当然,问题还在那里:寂静主义可以有一种社会哲学、甚至与当今无处不在的文化批判理论在品质上根本不同的文化哲学吗?

2004年02月27日

我在第二个本命年到来之前就发现自己已经老了。


我是一个恐龙女生,而且是一个戴高度近视眼镜的四眼恐龙女生,如果我是一个生在三四十年代的一个茅草房中的第3个或第5个闺女,也许我会更皮实一点,也许有一个更好的人生,比如在无人照看下玩泥巴长大,然后懵懂之间嫁一个与我一样丑陋的贫农青蛙哥哥,红红火火的生一大群小孩,然后四处奔波喂他们长大。所以比恐龙这件事实更不幸的是,我是生在70年代末的独生子女恐龙,所以受了一点教育,热爱文学而且有一颗异常敏感的心,这足以使得我的生活足够的悲惨,因为我有足够的物质基础来哀痛自己的不幸。


让一个四眼恐龙女生的生活更悲惨的是:我是一个学习成绩好的四眼恐龙F1女生!所以我完完全全的落入人们对女生的最不幸的分类:我是一个没有生活情趣的生活悲惨的学习成绩好的四眼恐龙女生,在女生的等级制度中,这是相当于18层地狱的最底层。我仿佛朦胧中看到我的未来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古板刻薄性格变态的老处女,总是掖下夹着书或文件夹,板着脸走来走去,说一些酸溜溜的话,阴郁而让人讨厌。我在想到这里时开始怀疑为什么所有小说和电视上的老处女总是手中或掖下夹着书或文件夹,为了避免以后的我神奇的吻合了他们的预测,我从来不在手中或掖下夹着书。但是总背着一个装满书的大包走来走去,像可笑的套中人的形象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在思考了很久之后发现,在我努力将自己嫁掉从而在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地位之前,我永无翻身之地。而嫁掉一个学习成绩好的四眼恐龙F1女生这个高难度的任务听上去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所以有着注定悲惨的
人生这个事实让我无限哀伤。


当我回忆往事的时候,我所能想起的事情并不多。我的大部分时间是躲在自己小屋里看书,最无聊的事情包括大声朗读一些非常悲惨的课文比如说张海迪,我指的是那种非常投入感情的,直到自己完全进入角色痛哭流涕。然后看着金色的阳光从屋子里慢慢地退去,漂浮在空中的金色的尘埃褪掉他们漂亮的颜色,心里浮出恶意的快感。说到朗诵,其实我是非常擅长的,所以高中被老师叫去表演话剧雷雨,我是鲁侍萍。结果是我在试演了几次后被换下,因为我觉得在几十年之后还被人说一些什么你的生日我现在还记得之类的甜蜜的话,哪怕被抛弃一万次也是比我自己的更美好的一种人生,所以我达不到要求的悲愤的表情,我心底实在是觉得非常美妙激动。当然还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换下我的那个女生长得很好看,但是我宁愿相信第一种。
我之所以爱好朗诵以及话剧,主要是因为我的妈妈,当然,一个恐龙妈妈,是一位剧作家。与我这个恐龙不一样的是,她幸运地早生了30年。这就造成了命运之大不同,在她们的青春时代一码军绿色狂风骤雨般的把所有女生都变成了小恐龙,有些嚣张的女生甚至蜕变成张牙舞爪的霸王龙,大街上如侏罗纪般恐龙横流,我的恐龙妈妈占领大好时机迅速念来中文系文凭,躲在一张格子稿纸后面巧笑倩兮,好在当时不提倡美女作家,母鸡也不需到集市上抛头露面扭捏作态的推销鸡蛋,所以不但事业有成,更重要的是得以适时将自己推销掉,逃脱了变态老处女的结局。这样看来似乎恐龙本无罪,只怨生不逢时。于是当我号叫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的恐龙妈妈看了我一眼然后大恸:“我的可怜的女儿怎么这么丑哇。。。”


我得承认现代社会正在试图改变一些丑陋的社会现象比如说种族歧视和男女不平等以及一摧残人的制度如应试教育。我上高中时,我们那个重点中学正在打造所谓中华名校,所以引进了很多文明措施,比如我们有着一个腐败的肚子和同样腐败的肥胖的脸的副校长慷慨激昂的宣布着让我们变得更文明的“5个一视同仁”的规定:学生长得好看难看一视同仁;男生女生一视同仁;家庭出身优劣一视同仁;学习成绩好坏一视同仁;有礼的和无礼的(是否冲撞过教师)一视同仁。大概在那一群被高考折磨的半死的麻木的学生中,没有人知道在同样麻木表情的一个恐龙心中,正涌动着激烈的狂潮:风水轮流转了,原来美女和恐龙的差别居然大过男女差别以及一切阶级地位的差别了!在我的脑海中,一只丑陋但是长出了坚硬外壳的恐龙,对着在我们副校长吐沫横飞的嘴,声嘶力竭地大叫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与美女或者说非恐龙的不同,是在青涩的少年时代。我上学是在一片宽敞的大院子里,教室是平房,两排平房之间穿插着苦槐,秋天会结胖嘟嘟的槐豆角,房前房后则种满了金银花。我的同桌是一个大美女,自然生的一头卷发,脸庞干净五官精致,眼角稍向上挑,举手投足皆笑意盈盈。她常常带到学校各种颜色的指甲油,在上政治课或历史课的时候偷偷躲在桌洞里涂,然后伸出寇丹十指给我看,下课前再全部刮掉,怕班主任老太婆骂,因为学校规定不允许学生化妆带首饰烫发。她当时还没有用卸甲水,所以每每扣掉残余的指甲油都颇费力气,小脸涨得通红。有一天下午自习前她张着双手走进来,神秘兮兮给我看她的十指,每个指尖都冒出血来,她说十指连心,她自己咬破十指以证明给她的男朋友看她的真心。她说她虽然收很多情书,但只喜欢她男朋友一个。她神情坚毅,如同就义前的刘胡兰,玫瑰色的夕阳蒙在她玉琢的脸上。我紧紧咬着下嘴唇,心潮澎湃,我替她疼死了,我为她非常非常的激动,我羡慕极了!


恐龙与美女的阵营大概就是这个时期开始分开的。我们恐龙们穿着同年龄的一半多的孩子都穿的服装,头发要么是土黄的猴皮筋扎的马尾巴要么是大众的不能再大众的郎平式的运动头,理发店里每一个人都会剪的,鞋子穿姥姥做的条绒布鞋,冬天带一个粉色的毛线帽子,还有一个两叉的棉布手套,中间用一根鞋带连起来,挂在脖子上。所不同的是,这时的恐龙是受老师喜爱的好学生,因为我们安静,不闹事,按时完成作业,不迟到早退,不与男生说话,成绩不好不坏。总之,我们的特征就是我们没有特征,我们每一个恐龙扔到人群里,都会淹没在浩浩荡荡的恐龙大军中,再也挑不出来。悲哀的是,我们这些驯化得非常伏贴的绵羊,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那些与恐龙同样丑陋的穿着绿或蓝棉袄的青蛙们,在我们无比羡慕和自卑的目光中,朝着美女涂着寇丹和滴着血的双手目不斜视的走过去。
在新的一年就要到来的这个晚上,我呆在光线阴暗的apartment里,回忆我的可怜的单薄过去。外面起了大雾,路边一团团的堆着前两天下的雪,雪中嵌着黑色的泥沙,肮脏极了。我的apartment中的顶灯坏掉了,我没有男朋友或准男朋友给我修,一盏昏黄的小台灯照得我更像个孤魂野鬼。电视里吵吵闹闹地播着中央4台的元旦晚会,唱民歌的歌手嘴张成O型,舞台上总是挤满了人,连变魔术都有50个美女伴舞,她们穿着统一的大摆裙,伴着音乐拼命的旋转旋转旋转。这种歌舞让我头疼,但我还是选择开着,我图的是多点人气。记得经常有抨击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的文章比如一个孤苦的老太太被儿女抛弃,把遗产留给陪伴她的几只猫,我甚至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留一个遗嘱,比如说把我的一点财产留给我的电视。


说到我的初中生活,其实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因为学习好的恐龙这个时候还是受人敬仰和尊重的。相对而言大部分美女们,尤其是学习不好的美女,则受尽苦难。我的同桌每次星期一升旗的时候都会被站在主席台上的校长在100米远处点出来说世风日下,某班有女生小小年纪不学好就知道烫发,自然,我们的班主任会转过头来狠狠的剜她一眼,目光中饱含厌恶。假如时间倒退到文革时期,我相信我的班主任肯定会挥舞着大剪刀冲上来,把我的同桌揪到校长面前,咔嚓咔嚓把她的漂亮的卷发全剪掉。这样类似的机会真的有一次,课间中我的同桌站在班级门口吹风,一个外班男生走上前小声说了几句并递给她一个信封,当然,这种非常愚蠢和招摇的行为立刻引起了班主任的注意,班主任在她把那个信封放到口袋里前厉声道:“别动!把信给我!”上课铃已经响过了,同学们屏住呼吸关注着事态的发展,班主任扭曲着脸在读那封情书,寒冬中我的同桌孤独的站在教室门口,瘦削的小腿在抖动,天气太冷了,我知道她只穿了一条秋裤,美女们永远不会像我一样穿得那么臃肿。感谢上帝班主任并没有当众公开信的内容,老太婆只是非常轻蔑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并狠狠的把那封情书甩在我的同桌的怀里,仿佛要摆脱掉粘在脚底的臭狗屎。泪珠从我的同桌的长长的眼睫毛中忽的滚下,我伤心极了,一件在我心目中非常浪漫的开始突然被接上了一个如此羞辱的结局。我从此对所有处于更年期的老太婆失去了好感和信任
恐龙比起美女来说其实也有好处,比如,我自然而然会多了很多业余时间,我就不需要花心思在穿什么样的衣服和留什么样的发型这种问题上,因为这很简单,我随便向窗外望去,我只用穿大部分人都穿的衣服和留大部分人都留的发型,我知道如果我再标新立异一下的话,只会增加我恐的程度,正如西施心痛到捧心,东施效颦则更加丑陋无比,我宁愿大隐隐于市,我在丛中笑,你不用知道我是谁。既然手中握着大把的时间,我至少可以细致地做所有的作业,考好每一次考试,让父母欣慰,而且走上领奖台是在是一件非常让人愉快的事情。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如果是学习好的美女,自然是人人羡慕的上上等好事,学习好的恐龙和学习不好的美女大概难分优劣,虽然我知道,我之所以是学习好的恐龙,并非我的选择,只是因为我不能成为另一种,最最惨的爹不疼娘不爱的就是学习不好的恐龙,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就是这样,我实在难以忘掉她。


我的高中是我的小城的唯一一所重点高中,寄宿制,我们班里一共16个女生,神奇的分在两个宿舍,一个美女宿舍,一个恐龙宿舍。顺便说一句,我后来开始觉得美女宿舍和恐龙宿舍的分法实在是高明,美女宿舍每天莺歌燕舞,迎来送往,到我们宿舍的男生,不用想,除了老师做关心学生状,大概就是班干部通知开会。其实这样实在是件好事,同宿舍之间平白多了很多共同语言。非常有利于舍友之间的和睦和宿舍建设。既然我们恐龙已经不能改变容貌,至少,给我们多些知己吧。至于学习成绩,美女宿舍大都成绩中等,我们恐龙宿舍中则有强烈的落差,或者非常好,或者非常差。我的这个高中同学就是非常差的,她非常用功,每堂课下都要追着老师问问题,她只是比别人笨一点。我们宿舍除她之外的其他恐龙都是城市来的,家境不好不坏,只有她是郊区农村的,她比我们大几岁,不仅仅因为她上学比别人晚,她是初中复习了两年才来到这所高中的。她的妈妈在她小时候就死了,她爸爸种地,身体不好,是她姐姐送她念书的。她的名字本来叫王红,后来她自己在中间加了一个字,她说她不想她的名字象以前一样太普通。除这些之外,她与这个宿舍其他人不同的地方还有,她四季都只有两身衣服,一是军训时发的军装,另一套是学校要求学生统一买的运动服。她的晚饭永远是方便面,散装的,其实是方便面厂装袋后剩下的下脚料,她姐姐每隔两周来看她时都会给她带一麻袋这种东西。她也的确比别人接收能力慢一点,我们的物理老师给她讲题的时候永远是不耐烦的,非常讽刺的是,她后来考上了师专物理系,我不知道这是有意还是巧合。她自己也总是嫌自己笨,象祥林嫂一样总是重复说,“我小时候发高烧脑子烧坏了,我在床上躺了三天,没有人管我。”总而言之在我们这一群人中,她和其他人唯一一样的地方,大概就是我们都是恐龙吧,如果不去计较谁比谁更恐一点。既然我们之间有如此多的不同,可想而知她平时不太和我们打交道,我们聊天的时候她有时插一下嘴。日子流水般的过去,日复一日,如果没有那件事发生的话,大概我不会如此的记得她。


其实本来也没有什么,是上晚自习的中间,不清楚她为什么迟到了,推门进入安静的教室。门的插销有点锈,发出吱钮的声音,如果她就是正常的走进教室,任何事都不会发生,不幸的是,她从门后先探出了一个脑袋,她皮肤很黑,头发乱糟糟的梳个马尾巴,但是又黄又稀,歪歪的无力的垂在一边。她的表情很独特,努力地想笑,又包含了很不好意思的羞涩,其实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她,我们是恐龙,所以我们不愿意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们不愿意秀给别人看身上的烂疮疤。当所有的同学都抬起头来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个滑稽的人和滑稽的表情,大家哄堂大笑。我后来和我妈妈说起过她的打扮,妈妈给的答案是这样,妈妈说小时侯没有妈的孩子是这样,因为没有人教给她怎么去做。我猜那天晚上大部分嘲笑她的人笑过就罢了,但我知道她没有,因为第二天一早,我们在宿舍窗台上发现她留给我们的信。信的内容我记得很清楚,我甚至还记得她的字体是向左偏的,研究字体的人说向左偏代表着自卑。信的大意是,我和你们不同,嘲笑我吧,我不在乎你们怎么说。这件事过后不久生活又恢复了原样。我回想起来这件事实在觉得内疚,我可以理解和接受美女们和男生对她的嘲笑,但是我作为一个恐龙,我实在没有勇气去面对我曾经嘲笑并且伤害一个人的事实–她仅仅是比我更恐了一点。
–我肚子饿了,我得离开电视机去煮饺子吃。我昨天一个人包了一天大概500个饺子,自己擀皮和馅,100个韭菜虾仁的,100个香菇白菜的,还有300个腐皮黄花菜鸡蛋馅的,这种是我最喜欢的,以前妈妈常常包。昨天妈妈还打电话来了,我做出很高兴的样子和她在电话里聊,我说新年快乐,老妈你吃的啥,我们好几个人一起包饺子呐,我刚刚和他们一起打羽毛球回来。我还说没事没事老妈你放心,我好着呢,放假了特轻松,我和这里的同学整天出去玩,恐怖?我这里才没恐怖行动呢,整个一大农村,想找个人影难死了,在这里搞恐怖行动非亏本不可。我还说好好好,我知道,我会注意找的,等有合适的一定给你寄照片看,别着急嘛,你不也是快30才找着我爸的,行行行,我挂了啊,我一手的面。我放下电话后突然就不想继续包我的饺子,因为发现我和妈妈讲电话是我这一天中第一次说话,电话那边传来的温暖让我觉得无比落寞。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不喜欢假期的原因。我两个roommate回家了,冰箱的冷冻室里都是我冰冻的饺子;和我一起打羽毛球的那个女生去外州看男朋友了,所以我跑到健身房只能孤独地踩脚踏车;学校今年财政不好所以整个假期关门了,包括图书馆和所有的暖气供应。我本来的打算是每天去系里转一圈或者去图书馆复印几篇论文,其实更重要的是我想找个理由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我不愿意在电视前面的沙发中坐一个寒假人变霉腐烂掉;我一个人去餐馆吃饭服务生小姐非常热情的问我:真的只是一个人吗?然后我会给领到紧挨收银台的一张巨小的桌子,我喝汤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数钱。。。。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喜欢过别人的,那一段感情无疾而终。也许整个的错误就在于我错误的选择了大学,我在一个综合性大学念了一个理科!假如我当年去了一个理工科大学,面对高居不下的男女生比例和与我同样恐的女生,也许那些青蛙们会更有耐力来发掘我的内心,他们中也许有某一个青蛙会发现,除了会算题,我还有那么一点点别的东西。而事实是,我看着隔壁外语系女生一个比一个美丽高贵,顿时发现我是在自掘坟墓。
一切都起源于笔记。我猜在大学4年生活中,能够抵制睡懒觉的诱惑而坚持去教室上每一堂课的,只会是那些坐在第一排的女生。而在这些人中,我有着最工整正确的笔记。期末考试前的答疑课上,无论是老师还是助教都会暧昧地看着有着无比渴求目光的我们说那句亘古不变的箴言:考试的内容都在笔记上。所以我的笔记变成了抢手货。我不知道我的笔记究竟传递了多少个人,总之当它回到我的手上的时候实在已经破烂不堪,还给我笔记的那个高大的男生显然有点不好意思,他的脸甚至有点红了,他说,我能不能再借一下线性代数的笔记,这一次我会统计一下人数,所以只会复印一次。他很高大,瘦,但真的不算英俊,有点狡诘,我以前记得他只是在球场上,他虽然跑起来摇摇晃晃象个企鹅,脚下却很凶狠,有一个很重要的点球,他还是象个企鹅似的跳来跳去,朝着围观在球门旁的女生拉拉队挤了一下眼睛,当然,带着他独特的狡猾的笑容,同时发力,球破门入网,一球定乾坤。我得承认那一眼真的太有魅力了。我想我就算老到60岁的时候想起这个笑容都会情不自禁地嘴角上扬。所以我看到他的红着脸的害羞模样,终于鼓起勇气,我回答他说可以,不过你得请我吃饭。


这之后发生的事我就不一一叙述了。总之我还是颇为惊喜了一下的,因为我发现我们虽然很不同–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和一个逃课踢球喝酒的校园小混混–但是我们很谈得来,而且他居然都能够懂得我那些小把戏和小幽默。我看着他的狡猾的眼睛一眨一眨,我整个人都醉了。我觉得我们的关系至少可以是好朋友和知己,虽然我真的希望比这能够再多一点点什么别的。


我从此终于明白了爱情原来是如此的美妙,它比我从任何小说中读到的都要更加绚丽多彩。我容光焕发,我每天都眼睛亮亮的出出进进,我在水房里哼着歌洗衣服。我每一天早上醒来,都从内心里感谢上帝,生活如此美好,我真的享受活着的每一分钟。我上课的时候回过头看,如果不是上午的一二节课,会看到我的那个他坐在几排后面,向我眨眼睛,那是我最喜欢的他的表情。有时候我在教室晚自习,他会摇摇晃晃走进来扔给我一本幽默大师,和两块泡泡糖。每当我吹出大大的泡泡,他会突然地捅破它,看着泡泡糖粘到我的鼻子上哈哈大笑。然后我们会一起从自习教室溜出去买红豆冰棍,我们每次都要打赌谁的冰棍豆子长,输的人会被刮鼻子3下。在送我回女生宿舍的时候我们会停留在附近的小卖部买两瓶酸奶,那种装在瓷瓶子里的,然后比赛谁喝完的更快,我总是仔细的盯着他的脸看他因为屏住呼吸慢慢变成红红的,象那一天害羞的表情。。。虽然我们彼此并没有做任何承诺,但是我不需要承诺,我真的满足于现在甜蜜的每一刻。每一个童话的结尾总是说: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而我只想对着天空呐喊:实际上,恐龙和青蛙也可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EVER AFTER!
美梦的破裂总是在一瞬间,我在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我是多么喜欢看他狡猾的笑容就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被自己虚构的爱情迷惑了,以至于不能发现真实的残酷。
我一直希望他能够告诉我为什么。我不能输的不明不白,我死不瞑目。直到我看到一个美女袅袅娜娜在我的面前走过。。


我们系,纯理科,只有很少的几个女生,很恐的,比如我,和一些不太恐的,大概也不能称之美女。图书馆系则恰好相反,32个学生里有30个女生和2个男生,这幸运的两个男生从此沉浸在浓浓的母爱之中。为了解决两个班的困境,我们班长费尽心思和图书馆系做联谊班级:我们一起去野外烧烤。我是事后才觉得他那一天不太自然,他骑自行车总是忽快忽慢,总是不肯和我并排。一到了烧烤的地方他就和其他的男生一起争先夺后去爬那个小山头。我当时并不觉得什么,我安心地烤着孜然羊肉串,先刷一层酱油,洒孜然粉,辣椒粉,酱油,孜然,辣椒,酱油,孜然,辣椒,我觉得我烤得快极了。直到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你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我糟糟懂懂跟着他走。秋天到了,天蓝蓝的,山坡上一片枫红叶,风景如画,风吹的枫叶哗哗做响。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风吹起我的头发,我觉得跟他这样走着就很好。他终于开口了:“你知道我和XXX的事吗?”


“XXX?”


“学法语的。”


“不知道。”


“哦,我以为你知道的。”



“。。。”


“以后你上自习不用等我了。”


“哦,好。”


“那我们回去吧。”


我不记得我后来是怎么回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别人能够看出我的不正常,因为我一整天面无表情地不停烤着羊肉串。我想不明白啊,我是那么地信任和依赖他!


激情过后是恶梦之旅。在遇到他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个人上自习原来真的很无聊。我坐在教室里,会幻想着我抬起头来,发现他还是调皮的笑着摇摇晃晃地走进教室。我去吃红豆冰棍,发现我买的整根都是豆子,我肯定赢了,可是却没有人跟我打赌了。实际上,任何东西都会让我伤心欲绝,女生楼旁边的小卖部门外堆着一箱一箱的空酸奶瓶子,某一个宿舍传出音乐,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我泪如雨下。


我在大哭一场后终于下定决心,我要去看一下这个法语女生究竟是谁,为什么是她?谁能告诉我,why her?!我觉得如果我不能直面这件事和这个人,我永远都不会从我的凄苦的心情中走出来。其实找到那个女生很容易,因为她很出名,是美的出名。我远远的看着她从宿舍楼里走出来,她个子很高,穿着乳白的高领毛衣,她太高贵了,她真的像个天使。我承认我的心中仍然有醋意,但我释然了。她漂亮的我都开始喜欢她了,我决定这件事就这样从我的生活中出局,她和我,本来就是平行的两条轨迹,如果他的轨迹在和我交叉后朝着她走过去,那么我起码知道一点,就是他和我,不会再有第二个交点。
如果说爱情是生活中的奢侈品的话,那么没有爱情的时候,我起码还拥有另一样奢侈品– 朋友。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学四年中那些我们一同哭过笑过一同成长的岁月。当我刚来到这个美国东北部的城市,我看着河对岸辉煌的霓虹灯和从我面前走过的一个个陌生的面孔,那久远的寂寞袭上心头:我这下真的赤贫了,我什么都没有!


其实说什么都没有大概也是夸张,毕竟我还是有吃有住有事情让自己忙碌。但在睡前的那分钟,我的心还是充满了惆怅。我想念家里电视播放的广告和厨房里传出的刺啦的爆油锅的声音。我想念大学里和死党们头碰头读一本飘哭的昏天黑地。当然,有些时候,也会不可避免的想到他。我曾经一度在睡觉前读一篇小说选刊上的中篇小说,但后来发现这不是个好主意:我或者非常悲伤或者非常激动,无论哪种都不能令我睡去。不得已之中我又拿出我的法宝红楼梦,所以我每天都是很浪漫的在红袖飘飘中进入梦乡。


总体来说留学生活寂寞而简单,我们系里中国人就屈指可数的几个,大部分都已经结婚快乐地经营自己的小家。想找到惺惺相惜的好友自然不易,很多时候我似乎连酒肉朋友也不多–因为大家都忙。而且我觉得我的兴趣实在来得太快太让人措手不及。比如说,我本来打算周末的下午在图书馆里学习,可能下一分钟我会突然想去看电影,当然,多半都只能一个人去。我通常是在电影院门口买一个大大的香草冰激淋,如高举着火炬般冲进放映厅。有时候看完一场觉得还不过瘾,我会跑出来再买一张票和一个香草冰激淋冲进去再看一部,又能怎么样呢,反正我一个人没有牵挂。


关于我的个人问题,似乎我比我周围的人更加沉得住气。尤其是名花有主的太太和准太太们,她们每次看到我都焦急万分。比如每次我们系里的几个中国人聚餐的时候师兄太太总要拿出我来说一说,比如你去跳舞啊,你去和人玩啊,去参加教会活动啊,你这样总呆在家里怎么能认识人呢?我承认她们说的对极了,每次她们这样提醒我我都痛恨自己,我明明没有可以吸引别人的外表,那么我为什么还不会跳舞不会唱歌,不会在聚会中侃侃而谈?为什么我从小就被教育要谦卑不要张扬?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我总是那个渺小的面带微笑仔细聆听的完美的观众,没有一个人会注意到?如果世界上真的有一个和我同样喜爱文学和电影的青蛙,那么他究竟在哪?告诉我我怎么样才能认识他?


师兄太太这时帮了我的忙,她说我给你介绍一个。
成功的媒婆总是受人尊敬的,可我的师兄太太不是。她做媒做的糟糕极了,实际上,所有人都给得罪了。按我的师兄太太说,这个青蛙哥哥是一个学理科的文学青年。如果说我是文学女青年的话,那么她说我们是绝配,包括在相貌上–青蛙哥哥满脸都是青春痘留下的痕迹。人们常用的比喻说恐龙是天使落到人间时不幸脸先着了地,那我想青蛙哥哥大概就是被撒旦移植了桔子皮的精灵吧。青蛙哥哥也有过伤心往事。他曾经远距离相亲了一个国内的女生,曾经有一度都论及婚嫁,后来那个女生自己联系到美国来上学,下飞机的第二天就坦言分手。师兄太太凑在我耳边说:同是天涯沦落人啊,把握好机会。


按照师兄太太的预料,我和这个青蛙哥哥应该会恰好在师兄太太的聚会中认识,然后交换对于唐宋小说的看法,然后只恨相见太晚,感情发展有如滔滔江水般迅速。可惜这么美好让人神往的一切都没有发生。师兄太太给青蛙哥哥看了我的个人主页,青蛙哥哥便坚决不肯见我。他说他认识的人都娶了漂亮的太太,他找个这样的怎么拿得出去?师兄太太很有耐心,婉言相劝,说你以为你能找什么样的?你这么大年纪了不要太挑,丑妻近地家中宝,再说了人家不漂亮也不算太难看,你要找漂亮的,那你举个例子,咱们都认识的,什么样的是你想要的?青蛙哥哥迅速给出了一个名单,说最漂亮的是某某某的太太,其次是某某的太太,最差也得是某某那样的。三个人里面没有我的师兄太太,师兄太太被激怒了,她忿忿的安慰我:拉倒!他以为他是谁?啊?排名123,他以为人家排队等他挑呐?!看不上这看不上那,我看他打光棍去吧!哼!给你漂亮的你镇的住嘛你,人家一踏上美国就蹬了你,牛粪镀了金也是牛粪!我静静地听她说完,我想我的师兄太太不明白她实际上不用安慰我,我对于青蛙哥哥的反应是并不觉得诧异和愤怒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人真的生来不平等,我从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不是会被老师抱在怀里的孩子,我唯一让别人觉得惊的时候就是我3岁就可以读365夜中的每一个故事。从小到大很多人意识中就缺省存在的东西都需要我付出很大的努力。所以我最后安慰了一下我的师兄太太,我说算了,他这个人就这样也没有办法,所以说才找不到象你这样的好太太呀,呐,你什么时候再教我一个菜吧。
电视里面开始新年倒计时了,因为时差的原因,我这里还是晚上11点,舞台上的人一起欢呼着新年快乐,她们手中挥舞着荧光棒,彩色的碎屑从舞台上方洒落下来。新的一年就要到了,我从深陷的沙发中爬出来,我对着我自己和我的apartment里另外两个生命:书架上的一盆绿叶子和台几上的兰花,说了新年快乐。兰花去年夏天已经枯萎,现在又抽出了新穗,大概过春节就又可以开花了。如果是一年前的我,大概我会象斯佳丽一样昂起头说那句名言: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而现在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再说,如果生活就像在森林里走路的话,我不知道在我的道路上究竟有些什么,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想发现它的话,我必须继续走下去:我的植物要浇水了;明天要去叫人来修我的灯;冰箱里的饺子大概可以送一些给邻居的美国女孩,等她从家里回来以后;车子上的雪一定要清理一下,我从下雪那天就没有出门,希望电池还有电;或许还可以去买一些新年后的削价品,本命年是不是应该买块玉避避邪?有一条链子已经心仪很久了。。。

一:去过庙的人都知道,一进庙门,首先是弥陀佛,笑脸迎客,而在他的北面,则是黑口黑脸的韦陀。但相传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
  弥乐佛热情快乐,所以来的人非常多,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丢三拉四,没有好好的管理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成天阴着个脸,太过严肃,搞得人越来越少,最后香火断绝。
  佛祖在查香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将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乐佛负责公关,笑迎八方客,于是香火大旺。而韦陀铁面无私, 锱珠必较,则让他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庙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其实在用人大师的眼里,没有废人,正如武功高手,不需名贵宝剑,摘花飞叶即可伤人,关键看如何运用。


  二  一个人去买鹦鹉,看到一只鹦鹉前标:此鹦鹉会两门语言,售价二百元。
  另一只鹦鹉前则标道:此鹦鹉会四门语言,售价四百元。
  该买哪只呢?两只都毛色光鲜,非常灵活可爱。这人转啊转,拿不定主意。
  结果突然发现一只老掉了牙的鹦鹉,毛色暗淡散乱,标价八百元。
  这人赶紧将老板叫来:这只鹦鹉是不是会说八门语言?
  店主说:不。
  这人奇怪了:那为什么又老又丑,又没有能力,会值这个数呢?
  店主回答:因为另外两只鹦鹉叫这只鹦鹉老板。
  这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领导人,不一定自己能力有多强,只要懂信任,懂放权,懂珍惜,就能团结比自己更强的力量,从而提升自己的身价。
  相反许多能力非常强的人却因为过于完美主义,事必躬亲,什么人都不如自己,最后只能做最好的攻关人员,销售代表,成不了优秀的领导人。


  三   A,在合资公司做白领,觉得自己满腔抱负没有得到上级的赏识,经常想:如果有一天能见到老总,有机会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干就好了!!
  A的同事B,也有同样的想法,他更进一步,去打听老总上下班的时间,算好他大概会在何时进电梯,他也在这个时候去坐电梯,希望能遇到老总,有机会可以打个招呼。
  他们的同事C更进一步。他详细了解老总的奋斗历程,弄清老总毕业的学校,人际风格,关心的问题,精心设计了几句简单却有份量的开场 白,在算好的时间去乘坐电梯,跟老总打过几次招呼后,终于有一天跟老总长谈了一次,不久就争取到了更好的职位。
  愚者错失机会,智者善抓机会,成功者创造机会。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这准备二字,并非说说而已。


  四   一个心理学教授到疯人院参观,了解疯子的生活状态。一天下来,觉得这些人疯疯癫癫,行事出人意料,可算大开眼界。
  想不到准备返回时,发现自己的车胎被人下掉了。“一定是哪个疯子干的!”教授这样愤愤地想道,动手拿备胎准备装上。
  事情严重了。下车胎的人居然将螺丝也都下掉。没有螺丝有备胎也上不去啊!
  教授一筹莫展。在他着急万分的时候,一个疯子蹦蹦跳跳地过来了,嘴里唱着不知名的欢乐歌曲。他发现了困境中的教授,停下来问发生了什么事。
  教授懒得理他,但出于礼貌还是告诉了他。
  疯子哈哈大笑说:“我有办法!”他从每个轮胎上面下了一个螺丝,这样就拿到三个螺丝将备胎装了上去。
  教授惊奇感激之余,大为好奇:“请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疯子嘻嘻哈哈地笑道:“我是疯子,可我不是呆子啊!”
  其实,世上有许多的人,由于他们发现了工作中的乐趣,总会表现出与常人不一样的狂热,让人难以理解。许多人在笑话他们是疯子的时候,别人说不定还在笑他呆子呢。
  做人呆呆,处事聪明,在中国尤其不失为一种上佳做人姿态。


  五   有一个博士分到一家研究所,成为学历最高的一个人。
  有一天他到单位后面的小池塘去钓鱼,正好正副所长在他的一左一右,也在钓鱼。
  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这两个本科生,有啥好聊的呢?
  不一会儿,正所长放下钓竿,伸伸懒腰,蹭蹭蹭从水面上如飞地走到对面上厕所。
  博士眼睛睁得都快掉下来了。水上飘?不会吧?这可是一个池塘啊。
  正所长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同样也是蹭蹭蹭地从水上飘回来了。
  怎么回事?博士生又不好去问,自己是博士生哪!
  过一阵,副所长也站起来,走几步,蹭蹭蹭地飘过水面上厕所。这下子博士更是差点昏倒:不会吧,到了一个江湖高手集中的地方?
  博士生也内急了。这个池塘两边有围墙,要到对面厕所非得绕十分钟的路,而回单位上又太远,怎么办?
  博士生也不愿意去问两位所长,憋了半天后,也起身往水里跨:我就不信本科生能过的水面,我博士生不能过。
  只听咚的一声,博士生栽到了水里。
  两位所长将他拉了出来,问他为什么要下水,他问:“为什么你们可以走过去呢?”
  两所长相视一笑:“这池塘里有两排木桩子,由于这两天下雨涨水正好在水面下。我们都知道这木桩的位置,所以可以踩着桩子过去。你怎么不问一声呢?”
  学历代表过去,只有学习力才能代表将来。尊重经验的人,才能少走弯路。一个好的团队,也应该是学习型的团队。


  六  A对B说:“我要离开这个公司。我恨这个公司!”
  B建议道:“我举双手赞成你报复!!破公司一定要给它点颜色看看。不过你现在离开,还不是最好的时机。”
  A问:???
  B说:“如果你现在走,公司的损失并不大。你应该趁着在公司的机会,拼命去为自己拉一些客户,成为公司独挡一面的人物,然后带着这 些客户突然离开公司,公司才会受到重大损失,非常被动。”
  A觉得B说的非常在理。于是努力工作,事遂所愿,半年多的努力工作后,他有了许多的忠实客户。
  再见面时B问A:现在是时机了,要跳赶快行动哦!
  A淡然笑道:老总跟我长谈过,准备升我做总经理助理,我暂时没有离开的打算了。
  其实这也正是B的初衷。一个人的工作,永远只是为自己的简历。只有付出大于得到,让老板真正看到你的能力大于位置,才会给你更多的机会替他创造更多利润。


  七   曾经有个小国到中国来,进贡了三个一模一样的金人,金壁辉煌,把皇帝高兴坏了。可是这小国不厚道,同时出一道题目:这三个金人哪个最有价值?
  皇帝想了许多的办法,请来珠宝匠检查,称重量,看做工,都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办?使者还等着回去汇报呢。泱泱大国,不会连这个小事都不懂吧?
  最后,有一位退位的老大臣说他有办法。
  皇帝将使者请到大殿,老臣胸有成足地拿着三根稻草,插入第一个金人的耳朵里,这稻草从另一边耳朵出来了。第二个金人的稻草从嘴巴里直接掉出来,而第三个金人,稻草进去后掉进了肚子,什么响动也没有。老臣说:第三个金人最有价值!使者默默无语,答案正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最有价值的人,不一定是最能说的人的人。老天给我们两只耳朵一个嘴巴,本来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的。善于倾听,才是成熟的人最基本的素质。


  八   有一位表演大师上场前,他的弟子告诉他鞋带松了。大师点头致谢,蹲下来仔细系好。等到弟子转身后,又蹲下来将鞋带解松。
  有个旁观者看到了这一切,不解地问:“大师,您为什么又要将鞋带解松呢?”大师回答道:“因为我饰演的是一位劳累的旅者,长途跋涉让他的鞋事松开,可以通过这个细节表现他的劳累憔悴.”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的弟子呢?”
  “他能细心地发现我的鞋带松了,并且热心地告诉我,我一定要保护他这种热情的积极性,及时地给他鼓励,至于为什么要将鞋带解开,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教他表演,可以下一次再说啊。”
  人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懂抓重点,才是真正的人才。


  九   陈阿土是台湾的农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攒了半辈子的钱,终于参加一个旅游团出了国。
  国外的一切都是非常新鲜的,关键是,陈阿土参加的是豪华团,一个人住一个标准间。这让他新奇不已。
  早晨,服务生来敲门送早餐时大声说道:“GOODMORNING SIR!”
  陈阿土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自己的家乡,一般陌生的人见面都会问:“您贵姓?”
  于是陈阿土大声叫道:“我叫陈阿土!”
  如是这般,连着三天,都是那个服务生来敲门,每天都大声说:“GOODMORNING SIR!”而陈阿土亦大声回道:“我叫陈阿土!”
  但他非常的生气。这个服务生也太笨了,天天问自己叫什么,告诉他又记不住,很烦的。终于他忍不住去问导游,“GOODMORNING SIR!”是什么意思,导游告诉了他,天啊!!真是丢脸死了。
  陈阿土反复练习“GOODMORNING SIR!”这个词,以便能体面地应对服务生。
  又一天的早晨,服务生照常来敲门,门一开陈阿土就大声叫道:“GOODMORNING SIR!”
  与此同时,服务生叫的是:“我是陈阿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与人交往,常常是意志力与意志力的较量。不是你影响他,就是他影响你,而我们要想成功,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影响力,只有影响力大的人才可以成为最强者。


  十  有个富家子弟特别爱吃饺子,每天都要吃。但他又特别刁,只吃馅,两头的皮尖尖就丢到后面的小河里去。
  好景不长,在他十六岁那年,一把大火烧了他的全家,父母急怒中相继病逝。这下他身无分文,又不好意思要饭。邻居家大嫂非常好,每餐给他吃一碗面糊糊。他则发奋读书,三年后考取官位回来,一定要感谢邻居大嫂。
  大嫂对他讲:不要感谢我。我没有给你什么,都是我收集的当年你丢的饺子皮尖,晒干后装了好凡麻袋,本来是想备不时之需的。正好你有需要,就又还给你了。
  大官思考良久,良久。。。。
  有一个有名的三八理论:八小时睡觉,八小时工作,这个人人一样。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是在于业余时间怎么渡过。时间是最有情,也最无情的东西,每人拥有的都一样,非常公平。但拥有资源的人不一定成功,善用资源的人才会成功。白天图生存,晚上求发展,这是二十一世纪对人才的要求。


  十一   有三个人要被关进监狱三年,监狱长给他们三个一人一个要求。
  美国人爱抽雪茄,要了三箱雪茄。
  法国人最浪漫,要一个美丽的女子相伴。
  而犹太人说,他要一部与外界沟通的电话。
  三年过后,第一个冲出来的是美国人,嘴里鼻孔里塞满了雪茄,大喊道:“给我火,给我火!”原来他忘了要火了。
  接着出来的是法国人。只见他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子,美丽女子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子,肚子里还怀着第三个。
  最后出来的是犹太人,他紧紧握住监狱长的手说:“这三年来我每天与外界联系,我的生意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增长了200%,为了表示感谢,我送你一辆劳施莱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什么样的生活。今天的生活是由三年前我们的选择决定的,而今天我们的抉择将决定我们三年后的生活。我们要选择接触最新的信息,了解最新的趋势,从而更好的创造自己的将来。


  十二   两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了一只大老虎。A就赶紧从背后取下一双更轻便的运动鞋换上。B急死了,骂道:“你干嘛呢,再换鞋也跑不过老虎啊!”
  A说:“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好了。”
  二十一世纪,没有危机感是最大的危机。特别是入关在即,电信,银行,保险,甚至是公务员这些我们以为非常稳定和有保障的企业,也会面临许多的变数。当更多的老虎来临时,我们没有有准备好自己的跑鞋?


  十三  父子两住山上,每天都要赶牛车下山卖柴。老父较有经验,坐镇驾车,山路崎岖,弯道特多,儿子眼神较好,总是在要转弯时提醒道:“爹,转弯啦!”
  有一次父亲因病没有下山,儿子一人驾车。到了弯道,牛怎么也不肯转弯,儿子用尽各种方法,下车又推又拉,用青草诱之,牛一动不动。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子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有一个办法了,他左右看看无人,贴近牛的耳朵大声叫道:“爹,转弯啦!”
  牛应声而动。
  牛用条件反射的方式活着,而人则以习惯生活。一个成功的人晓得如何培养好的习惯来代替坏的习惯,当好的习惯积累多了,自然会有一个好的人生。


  十四   五岁的汉克和爸爸妈妈哥哥一起到森林干活,突然间下起雨来,可是他们只带了一块雨披。
  爸爸将雨披给了妈妈,妈妈给了哥哥,哥哥又给了汉克。
  汉克问道:“为什么爸爸给了妈妈,妈妈给了哥哥,哥哥又给了我呢?”
  爸爸回答道:“因为爸爸比妈妈强大,妈妈比哥哥强大,哥哥又比你强大呀。我们都会保护比较弱小的人。”
  汉克左右看了看,跑过去将雨披撑开来挡在了一朵风雨中飘摇的娇弱小花上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强者不一定是多有力,或者多有钱,而是他对别人多有帮助。
  责任可以让我们将事做完整,爱可以让我们将事情做好。


  十五   有位秀才第三次进京赶考,住在一个经常住的店里。考试前两天他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是梦到自己在墙上种白菜,第二个梦是下雨天,他戴了斗笠还打伞,第三个梦是梦到跟心爱的表妹脱光了衣服躺在一起,但是背靠着背。
  这三个梦似乎有些深意,秀才第二天就赶紧去找算命的解梦。算命的一听,连拍大腿说:“你还是回家吧。你想想,高墙上种菜不是白费劲吗?戴斗笠打雨伞不是多此一举吗?跟表妹都脱光了躺在一张床上了,却背靠背,不是没戏吗?”
  秀才一听,心灰意冷,回店收拾包袱准备回家。店老板非常奇怪,问:“不是明天才考试吗,今天你怎么就回乡了?”
  秀才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店老板乐了:“哟,我也会解梦的。我倒觉得,你这次一定要留下来。你想想,墙上种菜不是高种吗?戴斗笠打伞不是说明你这次有备无患吗?跟你表妹脱光了背靠靠躺在床上,不是说明你翻身的时候就要到了吗?”
  秀才一听,更有道理,于是精神振奋地参加考试,居然中了个探花。
  积极的人,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消极的人,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想法决定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十六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地长?”
  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都能看得到方向。”
  小骆驼又问:“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
  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无水无食条件。”
  小骆驼又问:“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
  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便于长途跋涉啊。”
  小骆驼高兴坏了:“哗,原来我们这么有用啊!!可是妈妈,为什么我们还在动物园里,不去沙漠远足呢?”
  天生我才必有用,可惜现在没人用。一个好的心态+一本成功的教材+一个无限的舞台=成功。每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


  十七   有七个人曾经住在一起,每天分一大桶粥。要命的是,粥每天都是不够的。
  一开始,他们抓阄决定谁来分粥,每天轮一个。于是乎每周下来,他们只有一天是饱的,就是自己分粥的那一天。
  后来他们开始推选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出来分粥。强权就会产生腐败,大家开始挖空心思去讨好他,贿赂他,搞得整个小团体乌烟障气。
  然后大家开始组成三人的分粥委员会及四人的评选委员会,互相攻击扯皮下来,粥吃到嘴里全是凉的。
  最后想出来一个方法:轮流分粥,但分粥的人要等其它人都挑完后拿剩下的最后一碗。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每人都尽量分得平均,就算不平,也只能认了。大家快快乐乐,和和气气,日子越过越好。
  同样是七个人,不同的分配制度,就会有不同的风气。所以一个单位如果有不好的工作习气,一定是机制问题,一定是没有完全公平公正公开,没有严格的奖勤罚懒。如何制订这样一个制度,是每个领导需要考虑的问题。


  十八 我想跟什么样的人合作
  曾经有人采访比尔盖次成功的秘决。比尔盖次说:因为又有更多的成功人士在为我工作。
  陈安之的超级成功学也有提到:先为成功的人工作,再与成功的人合作,最后是让成功的人为你工作。
  成功的人很多,但在我生活中我不认识,也没有办法去为他工作,而让成功的人为我工作,在现阶段,我更没有这个实力。
  只有合作,是我最喜欢和最欣赏的。我也力图借助一个宽松的环境和积极的团队,与更多的人公平合作,以便在未来替自己经营一个抵抗风险的事业。我最喜欢合作的人应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不甘心。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危机是没有危机感,最大的陷阱是满足。人要学会用望远镜看世界,而不是用近视眼看世界。顺境时要想着为自己找个退路,逆境时要懂为自己找出路.
  二.学习力强.学历代表过去,学习力掌握将来.懂得从任何的细节,所有的人身上学习和感悟,并且要懂得举一反三。主要的是,学习,其实是学与习两个字。学一次,做一百次,才能真正掌握。学,做,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只有达到教的程度,才算真正吃透。而且在更多时候,学习是一种态度。只有谦卑的人,才真正学到东西。大海之所以成为大海,是因为它比所有的河流都低。
  三。行动力强。只有行动才会有结果。行动不一样,结果才不一样。知道不去做,等于不知道,做了没有结果,等于没有做。不犯错误,一定会错,因为不犯错误的人一定没有尝试。错了不要紧,一定要善于总结,然后再做,一直到正确的结果出来为止。
  四。要懂付出。要想杰出一定得先付出。斤斤计较的人,一生只得两斤。没有点奉献精神,是不可能创业的。要先用行动让别人知道,你有超过所得的价值,别人才会开更高的价。
  五。有强烈的沟通意识。沟通无极限,这更是一种态度,而非一种技巧。一个好的团队当然要有共同的愿景,非一日可以得来。需要无时不在的沟通,从目标到细节,甚至到家庭等等,都在沟通的内容之列。
  六。诚恳大方。每人都有不同的立场,不可能要求利益都一致。关键是大家都要开诚布公地谈清楚,不要委屈求全。相信诚信才是合作的最好基石。
  七。有最基本的道德观。曾经有一个记者在家写稿时,他的四岁儿子吵着要他陪。记者很烦,就将一本杂志的封底撕碎,对他儿子说:“ 你先将这上面的世界地图拼完整,爸爸就陪你玩。”过了不到五分钟,儿子又来拖他的手说:“爸爸我拼好了,陪我玩!”
  记者很生气:“小孩子要玩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谎话就不好了。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拼好世界地图!”
  儿子非常委屈:“可是我真的拼好了呀!”
  记者一看,果然如此:不会吧?家里出现了神童?他非常好奇地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儿子说:世界地图的背面是一个人的头像。我反过来拼,只要这个人好了,世界就完整了。
  所以做事先做人。做人做好了,他的世界也就是好的。

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认为,法国社会结构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在金字塔式等级结构中,人们地位高低不同,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中。而今天,这样的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而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的底层,而是出于结构之外。


中国现状是,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增长,但社会中大部分不能从中受益;但经济不快速增长,社会中大部分人一定会因经济停滞而受害。改革开放20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几乎没有上涨。过去15年,珠江三角洲打工者工资没有增加。


外国人敢于消费在于国家对其生命保障的终身承诺,而中国希望借降低利率来刺激消费,只能因为中国人对前途的模糊而造成吉芬现象。

在山姆.戈登“经济学世界”的课堂上,学生们低声地交谈着,等着山姆的出现。高年级选修课的最后一堂课通常都是很喧闹的,可是学生们在等待的过程中逐渐地安静下来了。他们都听说山姆就要离开爱德华学校了。

  当山姆最后一次走进他的教室时,看上去一反常态的疲惫。他的面孔显露出他昨晚没怎么睡觉。和他平时的步伐相比,他的动作好像迟缓了一些。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地激起一些活力。


  “今天我们要谈一谈政府规定的最后一个方面,环境政策。基于你们所了解的我对公共政策的看法,你们认为我是反对环境政策呢,还是赞成呢?”


  “反对!”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


  山姆转向黑板,然后又转过身来面对全班同学。


  “错!”


  学生们的惊喜声使他精神大振。


  “当人们彼此买卖时,”他继续说,“交易是自愿的。双方都从中获益,否则就到别处做生意了。可是当一家污染者把有毒的废料排到河里或空气中时,让想喝水或想呼吸空气的人们接受这种污染,是违背他们的意愿的。这是一种对空气和水的偷窃行为。好的环境政策的关键在于给人们提供一种自愿的交易方式。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有机会约束私利,而不是逆之行事。有谁知道欧洲人怎么去的澳洲吗?”


  “坐船。”后排的一个学生说。


  “啊哈,一个喜剧天才。谢谢你,杰森。对,他们是坐船去的。可是有趣的一点在于,他们许多人是以罪犯的身份去的。在 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把一船一船的罪犯送往澳洲,可用的不是豪华游艇。有时候多达百分之三十的罪犯死在途中。这可把许多遵纪守法的英国人吓坏了。要么出于内疚,要么出于仁爱,他们希望降低旅途中的死亡率。那么你们有什么建议呢?”


  同学们把手举了起来,一个同学建议加强营养,另一个建议提供良好的医疗设施,另一个建议每次不要太拥挤。


  “好,”山姆说,“但是要让罪犯们吃好、喝好或是为之提供良好的医疗设施或是每次少送一些罪犯的话,会使成本大增。你们可以想象,人性的慈善不可能在船长的血管里流淌不息。事实上,一些船长将给罪犯吃的食物囤积起来,让罪犯们饿死,然后当他们到了澳洲后就把食物卖掉。可爱的家伙,不是吗?所以我看他们不会热心地采纳你们拯救生命的建议。让我们试试另——个办法,让我们强迫船长们更有人性地做事,让我们通过法律手段制订最低的食物标准和医疗标准。我们称之为‘重手方案’,那样会管用吗?布利坦尼?”


  “你可能不得不在船上派一个政府官员,以确保船长照章办事。”


  “而且你还得确保那个官员不受贿或不受那些野蛮船长的威慑。”山姆说,“所以这种立法方案在理论上可能还不错,可在实践中可能不怎么管用。你觉得一个经济学家会怎样建议?好吧,我就提供一个关键的线索给你们,在罪犯运输的最初阶段,政府对私有船船主是按人头付费的。他们支付的费用足以保证每个罪犯都有食物及医疗保障。有人最后想出来个聪明的办法,不按在英国上船时的人头付费,而是按到澳洲后下船的人头付费。”


  山姆停下来让同学们理解其中的道理。


  “这不是一个简单、聪明、省钱且能带来改观的办法吗?我们称之为‘轻触方案’。约束船长们的私利,而不是通过法律压制这种私利。这就是你能得到的最好的自控体制了。政府用不着花钱派个人在船上盯着船长的一举一动,只要给船长们自己做这个工作的动力就行了。政府也用不着费心去计算使一个罪犯得以生存所需的食品及医疗设施了,只要让当事的船长自己去算计就行了。听上去挺棒,对吧?可是好处还不止这些。通过‘轻触方案’,船长们就有动力去寻找新的更好更便宜的养活罪犯的方法了。也许是给犯人们更多的空间,每次少运一些犯人但是存活得更多;也许用些新的治疗海上常见疾病的药;也许有些食品比其他食品可以使犯人们更健康。如果船长们尝到甜头后,他们就会有动力不断地提高犯人在船上的存活率。而且只有他们才有能使之不断提高的各种信息,别人都没有。”


  “这和环境有什么关系呢?”某个人问。


  “许多环境政策都是重手方案。举个例子,政府自己决定减少空气污染的最佳方法,而不是给公司动力去自己发现那种方法。就像船长一样,公司通常掌握着比政府更多的信息。过去政府常常强制电厂安装一种叫涤气器的装置,用来清除从他们大烟囱中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硫。涤气器是很贵的,要耗资一百万美元以上。那也没关系,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让用电的人去背着就是了。这很好,它抑制了人们使用污染空气的能源。可是,涤气器就是去除烟囱中有毒物质的最佳办法吗?当时或许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就像告诉船长们让犯人存活的最好办法一样,就算当时是最明智的政策,但是没有改进的动力。最终政府通过了控制二氧化硫的最终轻触方案。政府宣布如果你想排放二氧化硫的话,你不得不为你排放的每一吨申请许可。”


  “一共发放了多少个许可?”


  “问得好。每个发电厂都有些麻烦,他们以前排放的二氧化硫弄不到许可。现在他们只能去争抢许可了。他们不得不想出少排放二氧化硫的方法。还有个办法就是从那些排放得少而许可证有余的电厂买许可。于是法律也就是间接地对那些不进行技术革新的发电厂处以了罚款,而奖励了那些进行技术革新的电厂。这些动力果然对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发电厂呢,现在则有动力不断开发清洁空气的省钱办法。并非人人都对这样一个结果表示满意,一些环保主义者觉得这太棒了,而其他人则在道义上对可以买到污染的权力这一观点表示反对。对某些环保主义者而言,污染是一种原罪,而不是经济活动中不可避免的成本。”
 


  鸡会绝种吗


  山姆停下来望向窗外,一时间他有些心不在焉。不过他马上又集中了精力。


  “你们是否担心过鸡会绝种?”他问全班同学。


  全班同学都乐了,奇怪老师怎么会问这么个问题。


  “杰森,你说说。”


  “我想鸡就像开心果一样,就像我们永远也用不完的原油一样,我们永远也吃不光鸡。”


  “这个思路是不错的,杰森。但是经济学可不是完全这样。不过有人还记得开心果屋,总让我很开心。你们知道现在美国有多少只鸡吗?好吧,我也不知道,但是应该超过十亿只。十亿只!杰森说得对,鸡永远也不会绝种。可是为什么呢?游隼正濒临绝种,那么为什么鸡多得不行而游隼这么稀少呢?为什么母牛有很多而鲸鱼却没多少呢?简单的回答就是,你可以把鸡和牛养起来,但是你不能养游隼和鲸鱼。同样重要的是,人们有理由养鸡养牛,照管这些禽畜,而那些不属于任何人的资源则被随意滥用。空气、海洋以及里面的鲸鱼,你们知道我总是对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持怀疑态度,那是因为经济是可以自律的。但是自律的核心是私有财产。你花你自己的钱时总是很小心谨慎。而你花朋友的钱时就不那么谨慎了。为什么呢?原因在于风险与回报。当你花自己的钱时,你要担风险,你也会有回报。可是当所有权没有被清晰地界定时,市场动力消失了,需要规章制度的情形就变得更迫切了。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像对待鸡一样对待鲸鱼呢?”


  山姆停下来,抬头看着天花板。全班同学都以为这是个设问句,所以都在等着他的回答。


  “好像是不可能的。”他继续说,“可是在津巴布韦,他们发现了一个办法可以让村子拥有大象。那可不像你可以拥有鸡那样简单。他们给予村民对来到他们的地界观看大象的游客收费的权力。他们还可以向捕杀大象的猎人收费。他们——”


  “这太恶心了!”一个学生小声嘟囔。


  “你指什么?”山姆问,“是打猎这件事还是鼓励人们捕杀大象这件事?”


  “两样都让人恶心。鼓励人们捕杀大象怎么能帮助大象呢?”


  “就和鸡的情况是一样的。人们喜欢吃鸡肉,这就给人们饲养和照顾鸡群的动力了,听上去有点自相矛盾。你会想人们喜欢吃鸡肉,那会减少鸡的数量,但是我知道你的真正意思。让人们捕杀大象好像并不让人恶心。我喜欢大象,我觉得它们很美丽,应不应该允许某人为捕杀大象这种特权支付费用呢?好像挺可怕,不是吗?可是当村民们可以从活着的大象身上获得好处而不是从死象上获得好处后,他们的动机就发生变化了。他们就想让大象越多越好,这样他们就可以向游客或猎人收取更多的费用。于是他们为大象留出更多的生存地带,他们积极配合警察阻止偷猎。”


  “偷猎和捕猎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那个学生问道,“不管怎么样大象都死定了。”


  “可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大象的总数会有很大的差异。一个偷猎者会拼命地捕杀他所遇到的每一只动物。可是如果一个村子对某一地区的大象拥有所有权的话,村民们就不想让所有大象被猎杀了,因为那是一条短期内致富长期后崩溃的道路。在津巴布韦,他们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这种所有权政策的。尽管允许捕猎,津巴布韦的大象数量一直在上升,而同一时期非洲所有的大象总数都由于偷猎而下降了一半,而且津巴布韦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村庄已经能够用他们赚来的钱修建学校和医疗站了。并非每个人都很开心,有些环保主义者就反对津巴布韦的政策,因为他们认为捕杀是不道德的。也许是这样,但是这要看你关心的是什么,最终津巴布韦有了更多的大象。”


 
  记住麇鹿


  山姆停了下来,他看了看手表。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们讲个故事,然后就结束这堂课。几年前的夏天,我和几个朋友在黄石公园远足,我们走出老实泉很远,一直到了蒙大拿,远离了成群的游人。那天的天气好极了,气温只有60多华氏度,天空上飘着几朵白云,地平线上覆盖着白雪的山峦清晰可见。只有在那种天气里,你才会为自己活在这个世上而高兴。我们穿过一片松树幼林,翻过一座小山,眼前豁然出现一个山谷。一条小河在谷底蜿蜒流过,河那边是平缓的小山连着陡峭的山脊,一直连着连绵不断的山脉。一切都太美妙了。”


  山姆停下来回味那种美景。


  “当时在我们右边,我们听到什么东西在动。是一群麋鹿,也许有十只,正在松林里觅食。它们看到我们就像我们看到它们一样感到惊讶,它们盯了我们一阵儿就走开了。我们一直目送着这些漂亮的动物消失在远处的树林中。由于看到了麋鹿,那一天变得别有一番情趣。它们提醒了我们,我们不仅仅是在一个明信片中的风景点游玩,我们是在野生环境里,或者说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山姆现在踱着步。全班同学都想知道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那次旅行回来后,我读了一些有关黄石公园的资料,对那天的事情有了新的认识。1900年左右,联邦政府努力消灭黄石公园里的狼群,这让当地的牧场主欢喜异常,因为再也没有狼从公园里溜达出来偷吃他们的牲畜了,而且公园的游客也不用再惧怕凶狠或疯狂的狼群袭击他们或他们的孩子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黄石公园里的狼绝迹了。同时,由于狼日渐稀少乃至绝迹,麇鹿的数量开始激增,继续激增,一再激增。公园的管理员喜欢这样,来公园的游客在每次公园之旅中更有可能看到某种野生生活的东西,就像我那次那样。”


  山姆又停了下来,想了一会儿,寻找着合适的词句。“当你干涉一个复杂的系统时,”他说,“事情的发展是你无法预料得到的。一个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随着麋鹿越来越多,他们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多。麋鹿吃光了小溪旁的所有植物——荆棘、灌木和低矮的树木,生长在水边的柳树和白杨。海狸要靠柳树和白杨生存。所以黄石公园里狼绝迹的一个最让人意料不到的影响就是海狸的数量剧减。这很有点儿讽刺,狼是吃海狸的。所以你会以为狼没有了对海狸好才对,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


  山姆摇了摇头。


  “1995年,政府最终把狼重新引进黄石公园。我想美国人已经尝到了真正野生环境的滋味了。现在那儿有120只狼。可是尽管狼群减少了麋鹿的数量,对海狸来说还是太迟了,人们不得不重新营建海狸的生存环境,然后人工引进海狸。”


  山姆停顿了片刻,让学生们明白他话中的含意。


  “开课的第一天,”他继续说, “我就让你们记住开心果,我想让你们记住动机解决问题的巨大力量。在这门课的最后一天,我想让你们记住麋鹿。当你干涉时,要意识到那些不可预测的后果。我们的愿望可能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与整个复杂的系统纠缠在一起的动机时,我们可能会犯下严重的错误。打乱了黄石公园海狸的生活,把一个野生宝库变成一个超大型的麋鹿农场已经够糟糕了。可是应用经济政策时我们面对的可是人们的生命啊。有多少次,事情的结局不仅仅是与我们的初衷有出入,而是恰恰相反。而最有害的后果往往最难看清,就像那天我在公园里欣赏麇鹿一样,我没有看到海狸正在消失。许多经济政策的作用就是这样,看不见的损失往往就是那些努力想做好事的人造成的。寻找有用的政策,而不是那些能产生你‘在改造世界’这种假想的政策。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的话,那就要始终寻找那些无法预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