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04月16日

                一、休谟的铡刀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区别,“科学的”经济学和对经济政策问题的实际建议之间的区别,这些问题至今已有150年的历史,可以回溯到拿骚·思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在19世纪后半期的某些时候,在经济学中的这种熟悉的区分变得混乱了,并且几乎同哲学实证主义者的“是”和“应该是”之间的区分、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分、想象上的关于世界的客观的宣言式的论述和对世界的规定的估价的叙述之间的区分等同起来。现在实证主义经济学被说成是同事实有关,而规范经济学被说成是同价值有关。


              到了本世纪30年代,出现了新福利经济学,它提供了一种据说是摆脱了价值判断的规范经济学,此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好象变成一方面是没有争议的事实和价值同另一方面是有争议的价值之间的区别。结果是传统的实证经济学范围扩大了,包括了整个纯福利经济学。在都让规范经济学来对付具体政策问题的情况下,在实证经济学那里对于价值和目的的问题除了政治家所告诉我们的之外,不能说出更多的东西。在这里所牵涉到的某些可怕的逻辑混乱,使得经济学家暴露于对摆脱价值的实证经济学的大规模攻击之下。很清楚的是,在这里还需要做很多分类,此后我们希望回到实证和规范的区分,这是一个至今还奇特地适用于象经济学这样的政策科学的另一个波普主义方法论标准。


              很久以前,大卫·休谟在他的《论人的本质》中就定下了“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个命题,认为纯事实的、描述性的论述本身只能赋予或暗示着其他事实的、描述的论述,而永远不会得出标准、伦理见解或做某些事情的规定。这个命题被贴切地称为“休谟的铡刀”(见布莱克,1970年,第24页),意思是他在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做了一刀切的逻辑区分。


              但是我们怎么能告诉人家一个给定的说法是一个“是的论述”还是一个“应该是的论述”呢?很清楚的是,不能从一个句子所包含的论述是不是在语法上是以陈述语气构造的来对它进行判别,因为有的句子虽然是采取陈述语气,象“谋杀是一种罪恶”,但它只不过是用“是论述”单薄地伪装起来的“应该是论述”。同样也不能以人们更多地准备赞成做为“是论述”而不是“应该是论述”来判定,因为很容易看到很多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事实命题,比如宇宙是在诸如我们不能吃婴儿这样的规范命题还没有出现的太古以前、在没有超自然干涉的情况下起源的。一个“是论述”只不过是事实上是真的还是假的论述:它对世界状态的某些事情做断言——它是如此如此,而不是别的——而我们能用人际可检验的方法来发现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一个“应该是论述”表达了对世界状态的一个估价——它赞同或不赞同,赞扬或责备,赞美或痛惜——而我们只能用论据来说服别人接受它。


              如果认为我们不能吃婴儿这个命题同样能用人际可检验的方法,比如通过公民的政治投起来检验,这种观点是否肯定遭到反对呢?一个政治投票所能确定的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意吃婴儿是错的;但它不能确定吃婴儿是错的。然而人们将再次反对这种观点,就象人们反对每个人际可检验证实或反对一个“是论述”的证伪一样。结果,一个关于事实的、描述的“是论述”被认为是真的只不过因为我们已经在我们中间同意遵守某种“科学的”法规,这些法规指示我们把那个论述看做是真的,尽管它可能事实上是假的。说存在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都必须接受的“没有理性的事实”,这就犯了归纳错误。此外,至今纽曼-皮尔逊统计推断理论本应早教会了我们,在科学中接受每一个事实都一定会暗含着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一个有风险的判断,这判断牵涉到了虽然不知道但一定会出错的机会。因此,我们接受或拒绝“是论述”的基础是它们自我提供的惯例,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科学家以科学家的身份做价值判断”这是一篇有名的方法论论文的标题(见拉德纳,1953年)。道德判断通常被定义为是禁止某种行为的规定,认为在同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这种规定。但是,难道关于事实的断言不正是那样一种判断,是禁止某种态度而不是禁止某种行为吗?


              近年来在道德哲学家中间对于“是-应该是”两分法一直有持续的怀疑,主要是认为道德判断并不是对感情的简单表达,或者是命令某些人行动的规则,而事实上是关于世界的特别的描述性论述(见赫德森,1969年;布莱克,1970年,第3章)。然而我们面对着休谟铡刀的含义所提出的争论是有些困难的。我从来没有断言说“应该是论述”在逻辑上是等同于“是论述”的,而是说接受或反对“是论述”和接受或反对“应该是”论述的认识过程并没有多大不同;我的论点是,被当做正确的经验描述的“是论述”,总是依赖于认为我们应该接受它的社会舆论的。



              二、方法论判断和价值判断


              尼格尔寻求保护休谟的铡刀正是为了对抗上述反对观点(见尼格尔,1961年,第492—5),做法是在社会科学中区分两种类型的价值判断——描述特征的价值判断和评价的价值判断。描述特征的价值判断牵涉到要考察的项目内容选择、要采用的考察模式和判断考察结果真实性的标准,诸如坚持正规逻辑的法则,从可靠性标准方面选择资料,关于统计意义水平的任何明白的优先决定,等等;总之是我们早先称为方法论判断的所有东西。另一方面,评价的价值判断指的是对世界状况的估价论断,估价的对象包括了某种人类行为的合意性和由这种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果;因此,所有关于“好社会”的论述都是评价的价值判断。科学做为一种社会的事业,如果没有方法论的判断是无法进行的,但是尼格尔争论说,至少在原则上它不受评价的或规范的价值判断的束缚。


              然而,在和哲学水平有别的社会学水平上,这种区别大部分都消失了。结果,不可避免的是,接受所有不能重复命题的基础都是遵守一定的比赛规则,即,都是我们参加比赛的人共同接受的判断。有一种观点认为事实看起来一定要用所谓的客观证据来解决,而另一种观点认为道德价值只能劝告人们用感情来解决,然而这两种观点的基根都是某种确定的劝告技巧,而劝告的效力又要看不同的劝告技巧的价值。但是在一个科学研究起作用的水平上,尼格尔对方法论的和规范的判断还是实在和有意义的。


              每个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菲利甫斯曲线认为,失业水平和工资变化率之间有固定的函数关系,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失业是那么可悲以致我们应该情愿忍受任何程度的通货膨胀才能摆脱它,这两种断言是有极大的不同的。当一个经济学家说,应该允许每个人想怎么花他的收入就怎么花,或谁都不允许自由地控制物质资源或雇佣他人,或政府应该给无情的经济力量的受害者以救济,这就不难看出他或她是在做规范的价值判断。在调和不同的方法论判断方面有已建立了很长时间的、充分地试验过的方法。但是在调和不同的规范价值判断方面,除了政治选举和遇到障碍就扔掉之外,没有其他方法。正是对仲裁异议方法的这种比较,使尼格尔的区分显得适当。


              我们假定规范判断从来不服从于理性讨论,这种讨论是设计来调和人们的不管什么样的差别的,这样我们就把事情夸大了。即使在否认能够根据逻辑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或从“应该是”中推论出“是”方面休谟是对的,这也不能否定“应该是”受到“是”的有力影响,并且我们的价值观几乎总是依赖于整个一系列的事实信念。这就表明了对一个有争议的价值判断的理性争论是怎样进行的:我们虚拟一种不同的事实情况并且问道,如果这些情况流行的话,你情愿放弃你的判断吗?一个有名而明显的例子是一个广为流行的价值判断,认为以实际国民收入来衡量的经济增长总是合意的;但是我们可能会问,当这种增长使得个人收入分配中的最后1B4、1B10、1B50都绝对地恶化时,难道它还是合意的吗?另一个例子是人们常说的价值判断,说死刑总是错误的。但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死刑能威慑潜在的暗杀,难道你仍旧坚持你最初的观点吗?等等。


              顺着这个方向想,我们就被带到“基本的”和“非基本的”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分,或者我喜欢说的纯的和不纯的价值判断的区分:“对一个人来说,如果一个价值判断被认为能运用于所有可想象的情况,那么它就能被称为‘基本的’价值判断,否则就是‘非基本的’价值判断”(见森1970年,第59页)。只要价值判断是非基本的或不纯的,对价值判断的争论就可以采取求助于事实的方式,并且这是最好的方式,因为调停关于事实方面的争论比调停关于价值方面的争论有更牢固的传统。只有当我们最后提取了纯价值判断——请想象一个反对任何和所有的战争的严谨的和平主义者,或者“我为它本身的目的做此估价”的断言——我们才算用竭了理性分析和讨论的可能性。①很难怀疑对社会问题的大多数价值判断都是不纯的,因此完全有必要努力劝告持有这种价值判断的政党说事实和他们所相信的样子是不同的,从而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



              三、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


              一旦我们通过理性辩论来扫清在不纯的价值判断中那些混杂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就是事实论述和纯价值判断,在这里的确存在着任何人对“事实”的概念解释和对“价值”的概念解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鸿沟。即使我们让价值判断象它们通常的样子那样是不纯的,我们至今也只是证明了在方法论判断方面达成协议的方法和价值判断之间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的差别。但是在我们所说过的话中并没有什么暗示着这种程度上的差别不值得操心。


              如果认为这差别是那么小以致可以忽略,这就一下子把我们带进了某种激进批评家的阵营,他们断言所有关于社会现象的命题都是绝对地饱含价值的,因此就缺乏“客观性”。


              就象尼格尔指出的(见尼格尔,1961年,第500页),可以证明这种断言实在太多了:它既是自己独一无二地免除这种责难,在这种情况下至少能够做出一个关于社会问题的客观论述;它又是自身载有价值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陷入了没有尽头的倒退,被迫走向极端的主观主义,在那里所有意见都干脆被认为是一样的。而且,对任何价值中立的、“客观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的反对观点通常总是用各种无关的东西伪装起来,并且闹到否认在方法论的判断同规范的判断之间有任何有意义的区分。


              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教条断言,首先,事实的、描论性的“是论述”的逻辑地位同规范的、规定性的“应该是论述”的逻辑地位具有类的不同;其次,在“是论述”方面达成协议的方法论判断同规范的价值判断在方法方面有重要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宣称社会科学能价值中立并不否认思想意识的偏见会偷偷地潜入社会科学家对研究问题的选择,不否认从事实证据中做出的推论有时候会受到某种价值的影响,甚至也不否认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实际忠告经常带有隐藏的价值判断,说服比仅仅是忠告会更好。这个观点绝不是以假定各个社会科学家具有非个人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为基础,它的基础是科学活动的社会方面,是不断地清除个别科学家的竞争偏见的批评传统,在50年前当马克思·韦伯定下“价值中立”教条时就把所有这些都搞得完全清楚了,实在没有在这后来的时期还误解他的意思的什么借口。①很明显,韦伯并不否认实际运用中的社会科学是充满政治偏见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宣扬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而且,“价值中立”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的估价不能理性地分析。相反,他坚持“对价值的讨论”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有很大的效用。讨论的形式可以采取(1)考察价值前提的内在一致性,从中可以得出与其不同的规范判断;(2)从实际情况方面演绎出那些价值前提的内在含义,这些函义正是要运用于那些实际情况的;(3)追踪实现规范判断的不同方法的实际结果(见韦伯,1949年,20—1;又朗西曼,1968年,第564—5页)。因此很清楚,森对基本的和非基本的、或纯的和不纯的价值判断的区分招来了对人们事实上持有的价值判断的理性论述,而这种区分的精神完全是韦伯主义者的。①在那些攻击“价值中立”教条的人中没有几个有说服自己的勇气。在把反对“价值中立”阵营的所有标准观点整理完之后,通常结果他们只能说,我们都喜欢客观真理而“对科学不感兴趣”,虽然对于“是”怎样才能解脱同“应该是”的联系他们并没有弄清楚。如果不存在至少有某些关于社会一致性的、描述性的、事实的断言是价值中立的(且不说在方法论判断中所暗含的描述特征的价值判断),看起来就难以逃脱这样的结论,说我们有想做什么断言就做什么断言的许可证。


              在社会学中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的否认比在经济学中更为普遍。的确,经济学家向来为他们的“是—应该是”二分法而自鸣得意,看起来是相信只要把事情讲清楚就能自圆其说(见克拉普霍兹1964年)。因此还难以找到这样的例子:经济学家首先是否认经济学能价值中立,然后又肯定某些经济学见解比其他的更为可信,于是就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但是也许只要找到一个有启发的例子就够了。



              四、一个攻击“价值中立”的例子


              罗伯特·黑尔布罗诺(1973年)从否认方法论的一元论教条开始他的进攻: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别是,人类活动受到潜在的愿望和有意识的目的的支配,没有对这些活动的含义的假设,从社会事实中是得不出什么结论的。他说,“正是在这个结合部,价值判断才进入角色。”怎样进入?


              他给出的一个例子是“其职业硬选一个研究任务,在这个选择中就有一个可观察到的明显的政治偏见”(见同上,第137页)。然而以尼格尔的观点看,这是一个方法论的而不是价值的判断。


              黑尔布罗诺承认这些观点以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接着说他喜欢考察“一个还没有得到很好地探讨的问题,这个问题存在于经济分析本身的缝隙中,而不是存在于经济思想的奠基性前提里”(见同上,第138页)。他宣称,经济学家在评价经济理论时并不是科学地不偏不倚的,对此他给了一个并不那么有说服力的说明:“经济学家不情愿承认帝国主义现象是经济研究的合适课题,或者他们面对贸易并不能使穷国得益这个令人焦燥的证据还顽固地坚持温和的国际贸易理论”(见同上,第138—9页)。他补充说,经济学家象所有研究社会的人一样并不能摆脱对他是其成员之一的社会的感情:“每个社会科学家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带着一种愿望去执行他的任务,论证他所研究的可行的或不可行的社会秩序”(见同上,第139页)。面对“价值判断的这种极端的脆弱性,”经济学家不会是不偏不倚或者没有利害考虑的:“因此,价值判断部分地是属于社会学的,部分地是考虑到人的行为的,从经济学的最早期的论述到它的最新最复杂的代表作中都注满了这种价值判断”(见同上,第141页)。


              在这里我们必须转到简短地评论黑尔布罗诺对价值判断这个术语的不严谨的运用,在他那里这个术语包括了任何及所有不可检验的形而上学命题,这种作法弄混了经济学家的视野,组成在他理论中的拉卡多斯所称的硬核。如果我断言,比起其他经济制度来,资本主义为工人已经做了并且将做更多的事情,我并不是表达一种价值判断,而是显露了我的硬核见解。幸运的是我将不审判我的见解,而是将审判这个见解在“保护带”中生产出来的理论。除非得出某些这种区分,否则社会科学是装满价值的论题就变得不足轻重:现在,装满价值是所有理论命题的普遍特征,因此不成为社会科学的特别问题。为了表明黑尔布罗诺在“价值判断”这个没有歧视的标签下简单地把所有的命题而不是纯粹的事实断言捆在一起,让我们考虑一下自从罗宾斯以来人们的广泛信念,即相信效用的人际比较是一种价值判断从而在“科学的”福利经济学中没有地位。但是关于效用的人际比较论述并不是价值判断而仅仅是不可检验性论述:它们既不真也不假,但是至今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发现什么事情是这样子(见克拉普霍兹,1964年,第105页)。价值判断也许是不可检验的,但并不是所有不可检验的论述都是价值判断(见尼格,1972年)。


              类似地,有一种趋势把价值判断定义为任何以感情的语言表达的任何说服性论述,完全忽略了事实上纯粹描述性的断言,或的确是术语的定义,正好能象价值判断一样可以说是说服性的(见克拉普霍兹,1964年,第102—3页)。加剧这种混乱的还有另一种同样明显的趋势,要把价值判断同思想意识论述等同起来(例见,萨缪尔逊,1977年)。思想意识是那些每一个人都为了他自己而下定义的用语之一,表达的是不管什么样的他不喜欢的思想。我们只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系统的、有时候是有矛盾的断言中模糊地辩别出马克思的思想意识教条(见塞利格,1977),根据这种教条,人并不是占有真理,而只不过是持有掩饰着成套的物质利益的信条,并且这对于所有的人都是确凿的,唯有具有特权的无产阶级成员和他们的自觉的发言人(诸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例外。如果没有一些非思想意识的标准来区别真理和谬误,我们是无法认识思想意识到底是什么的。如果思想意识是“错误的觉悟”,是对真理的歪曲,在这种情况下告诉人们什么是非思想意识的标准也许更有用(见瑞安,1970年,第224—41页,巴恩斯1974年,第5章)。如果真是这样,思想意识论述可以有用地定义为象价值判断所炫耀的那样是事实的论述(见伯格曼1968年),这个定义清除了马克思思想意识理论中的倾向性浮夸,挽救了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就这个定义而论,价值判断本身并不是思想意识论述,虽然所有的思想意识论述都是伪装的价值判断。


              做了这些分类之后,让我们转到黑尔布罗诺对价值中立的经济学教条的攻击。他宣称,“我确实相信经济学家应该以价值中立的分析为目标”。然而他补充说:“我必须以我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阐明,我不相信经济学家有用维护价值的名义的权利,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去损害做为论据的事实,去推动或散播政策劝告,或去把他装满价值的的理论做为具有‘科学的’确实性的东西推行到底”(见黑尔布罗诺1973年,第133,142页)。他坦率地承认这听起来“在用语上象是一个矛盾”(见同上,第138页),但是他相信这个难题可以通过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他相信,这些方法包括在“着手科学工作的步骤的开头,把自己暴露给……对它的前提、实验、论证和结论进行痛苦的自我细察。”并且“由于在经济学家所进行的实验中没有几个是能在实验室里重新进行的,他们的实验结果不能象那些自然科学家的那样容易证伪,但是这些结果同样受到细察和专家意见论坛的批评的支配”(见同上,第142—3页)。


              这些是我们只能欢迎的感情。但是为什么要花成页成页的篇幅来说服我们说整个经济学都绝对地被价值判断搅混了,而价值判断被没有区别地定义为包括了不可检验的论述、用感情来描述的命题、思想意识的断言,结果只能下结论说有可能挽救一批实证经济学所发现的看起来是客观的东西呢?如果我们不断地反对价值中立的经济学的可能性,我们有可能更早而不是更晚地积累起这样一批客观的发现吗?



              五、“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的解决办法


              黑尔布罗诺对价值中立的经济学的攻击逐渐淡化得几乎象古纳·米尔多的论题一样没有意义,米尔多把装满价值的社会科学这个思想做为他一生的研究工作的主题。但是他对装满价值所产生的困难的解决办法和黑尔布罗诺的是很不同的,或者确实是和其他任何对“价值中立”的批评家的很不同的。①米尔多的解决办法并不是要在科学的影响中压制价值判断,也不是要弄清楚在哪一点上价值判断一定会进入争论,从而把实证的经济学从规范的经济学中划分出来,他只不过是在分析的开头大胆地宣称他的主张。他认为,用这种方法,我们的结果就神秘地充满了真的客观性:“我们能在理论分析中争得‘客观性’的唯一途径是把估价的东西完全暴露出来,使它们能被认识、确定和显明,并且允许它们决定理论的研究……如果装满价值的概念以明白地表达的价值前提来清楚地定义,它们本身是没有什么错误的”(见缪尔达尔,1970年,55—6;又见哈奇森,1964年,第44—5,48—9,69页注,109,115页注)。他还最终把一切不是统计的东西都定义为“价值判断”(见同上,第73—6页),但我们必须假定他进一步过激地否定在经济学中存在任何伦理上的中立或任何事实断言。因为如果我能断言英国需求汽车的进口弹性在1979年是1.3并且不管你的愿望或我的愿望如何,这个数字既不真也不假,这样我就至少做出了一个实证经济学的命题,这命题的客观性并不依赖于我的价值观点。


              根据米尔多,要把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假装能这样做只不过是自我欺骗。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认为我们所要达到的思想就是,把对经济假说的检验从对某种世界状态的赞成或不赞成的表达中分离出来,而在其中我并没有明显地求助于我们的意愿或希望,难道做这样的偿试也是徒劳的吗?可以认为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没有绝对严密的区分,这就象在手段和目的之间没有绝对严密的区分一样;但是宣称价值判断的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性,而没有对它们是怎样和在哪一点上进入经济论证的做精确的考察,这就是有意地迎合一种相对主义的风格,在那里所有经济观点都只不过是个人的选择。①实证—规范区分这个有疗效的影响迫使经济学家表白他们的价值判断,这个疗程并没有结束。正象哈奇森正确地评论的(见哈奇森1964年,第191页),“规范—实证区分应该清楚地保持到直至它能成为有效的劝说,即使这样做有时要付出代价。”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波普的方法论标准来补充我们前面所列举的那些标准(见第一章)。



              六、一个简短的历史的描述


              现在我们已经弄清了大部分的背景情况以便达到问题的实质:某些象有名的帕累托最佳边际等量这样的经济命题是怎样以精巧地不同的外貌出现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中的呢?一个对实证—规范区分的简短的历史的描述将帮助我们奠定分析这个问题的基础。这个区分首先是出现在思诺和小穆勒的著作中,当时所采取的是在“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艺术”之间进行区分的形式。在从科学过渡到艺术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超科学的、伦理的前提一定要出现,他们也欣赏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借用非经济的因素来补充价值判断,以便能对实际做有意义的建议(见哈奇森1964年,第29—31页)。总之,他们所持的是一种现在很令人吃惊的观点,认为经济学家不能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来提建议,甚至经济学科学也不能以合适的价值判断来补充。思诺在他的一生中有一点走得更远,他认为经济学家根本就不应该提建议(见鲍利,1949年,第49—55页;哈奇森,1964年,第32页;


              奥布赖恩,1975年,第55—6页)。
              凯尔恩斯踏着思诺和穆勒的脚印,以他惯常的做法比他们更有力地表白自己:“在经济学科学和我们现在的工业体系之间并没有比在力学科学和我们现在的铁路系统之间有更多的联系”(见凯尔恩斯,1965年,第38页)。约翰·纳威斯·凯恩斯不仅只是象他的祖先已经做的那样在实证的科学和规范的艺术之间做了区分,而且还有用地区分了(1),一个“实证的科学”;(2),一个“规范或常规的科学”;和(3),一门“艺术”,这就是,一个为了达到给定目标的规则体系:


              “一个实证科学的目标是建立一致性,一个规范科学的目标是决定思想,一门艺术的目标是定立规则”(见凯恩斯,1955年,第35页)。我们将看到,把“规范科学”看做是在“实证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之间的桥梁的观点和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抱负是非常相近的。


              但是纳威利·凯恩斯的三分法并没有为人们所接受,那个时期英国其他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重复了旧的实证—规范区分而没有加进任何新东西(见哈奇森,1964年,第32—41页;史密斯,1962年)。然而在大陆上,瓦尔拉斯和帕累托都不但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而且在纯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见哈奇森,1964年,第41—3页);如果不是对于瓦尔拉斯,至少对于帕累托来说纯经济学只包括实证经济学而排除了纳威利·凯恩斯所称的“规范的或常规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艺术”。①帕累托对最优化条件的论述现在很有名,他断言,完全竞争能够自动地实现集体的经济满足最大化(他看不起效用这个术语,认为它充满一种基本化的色彩),其意思是资源再配置如果不至少使一些人的情况恶化,也不可能使另一些人的情况更好。就他所关心的问题而言,这是一个纯经济学命题,是完全独立于任何伦理价值判断的。的确,我们现在所称的帕累托最优化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经济满足最大化的定义;但是集体的经济满足只是属于社会学领域的更一般的社会经济满足的子集,并且帕累托一直坚持纯经济学靠它自身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见塔拉斯俄,1966年,第8章)。


              对于和竞争均衡不同的情况,帕累托并没有提供任何可增加或减少集体经济满足的变化的指导。在本世纪30年代,先是约翰·希克斯,接着是尼科拉斯·卡尔多通过把一个在经济福利中的改善定义为可以使某些人的情况改善而又不会使其他任何人的情况恶化的变化,从而提出了补偿试验。说这样一种潜在的帕累托改善应该事实上用来补偿经济变化的受害者,这当然是在做一种价值判断,但是如果经济学家仅仅是描述一种帕累托改善变化,那就不和任何价值判断有关系。在一个可能的改善和一个可望的改善之间的微妙的区分就是建立在这一薄弱的基础上的,在这基础上又培育了“新的”价值中立的福利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得到罗宾斯论题的有力支持,这一论题是说价值判断的首恶是在不同政党的效用之间做基本的比较。①就象一套均衡价格是在完全竞争的支配下产生的一样,帕累托最优化也只有考虑到社会成员中给定的起始资源分配时才能下定义,并且在帕累托最优化中是正确的东西在帕累托改善中也是正确的。这种限定有时候被解释为,帕累托规则所提供的仅是经济状态的部分秩序,不足以在资源没有限制的潜在分配中做选择的标准。新的价值中立的福利经济学同样把流行的要素服务分配看作是给定的,从而只要没有人真的建议补偿支付,它就不会恳求于价值判断。伯格森在1938年发表了论社会福利功能的文章,萨缪尔逊在他的《基础》中给这篇文章扩大了声望。这篇文章第一次植下了这样的思想,认为社会是通过它的政治代表来表达它自身的,实际上它并不比较不同的个人之间的效用;可以说这些比较记录在社会福利功能中,社会福利功能通过安排经济状态的社会等级来总括个人的偏好。经济学家一旦掌握了这一功能,就可以评价一个帕累托改善政策中的给定的变化,此后可以考虑是否用社会福利功能来决定是否应该真的做出补偿支付。


              至今还难以否定福利经济学可以公开地、无愧地被算做是规范的这一结论,这可以说是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点(见肯尼普曼,1976年,第40—1页)。


              然而那些回顾了帕累托的人他们自己一直把帕累托福利经济学视为实证经济理论的一个分支,视为象其他任何部分的实证经济理论一样是中立的、客观的。很值得比较小心地考察这一观点。



              七、实证的帕累托福利经济学


              阿奇博尔德以巨大的气魄维护认为帕累托福利经济学不依赖价值判断基础这个异端的观点(见阿奇博尔德,1959年b)。他的观点基本上是很简单的:帕累托福利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满足给定的要求的、不同安排的效率,这种要求是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选择的;因此,对于帕累托原理来说不需要对这些要求进行估价(见同上,第320—21页)。一个个人的偏好图和他的福利图是一样的,说他在B状态的福利比在A状态的福利高,只不过是说他将选择B而不选择A,如果他能自由和能够这样做的话。帕累托福利经济学只不过是问道:在什么样的安排下可以使这个个人的选择从A扩张到B而不会导致别人的其他选择受到限制,或换一种表达法,在什么样的安排下帕累托改善才能实现?只有当要采取制定法规这一重要步骤的时候,价值判断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见同上,第327页)。①假设我们不做任何规定,我们的争论也就不会在哪一点上依赖于赞同或不赞同,从而也就不会象实证经济学中的所有其他命题那样受到经验反驳的支配。甚至“人们所熟悉的帕累托命题,诸如:如果一个完全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就没有什么变化能够允许当任何消费者的选择膨胀时却不会引起至少有一个其他的消费者的选择收缩”也是经验上可证伪的,至少当以可证伪的需求理论来叙述时是可证伪的(见同上,第325页)。


              于是阿奇博尔德总结道:“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是实证经济学的理论;它们所关心的是给定的目的和可用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中我们有一个二分法,即在对某些事情可能是怎样做的实证研究和什么事情应该做的规范建议之间的划分”(见同上,第320—1页)。


              肯尼普曼(见肯尼普曼,1976年)是另一个信奉帕累托最优化的技巧的、客观的解释的作家:“在一定的假设下,象完全竞争是帕累托最优化的充足条件,垄断、关税和外差因素引起了福利损失,这些命题都是实证论述,这些命题都既是真的也是假的,既是独立于伦理的,也是思想意识信念”(见同上,第47页)。帕累托最优化建立在三个基本假定之上:


              (1)只有自我选择的偏好才被当做个人的偏好或个人福利的尺度(依流行的说法:个人是他的福利的最好的评判者);
              (2)社会福利由社会的每个个人成员(小孩和疯子除外)的福利组成,并且除了包括社会的个人成员的福利之外不包括其他东西;(3)只有对资源的一致的重新配置才被当做是社会福利的改善。在这个假定的基础上就有可能证明萨缪尔逊很吸引人地贴上看不见的手原理标签的东西,这就是在完全竞争经济中的均衡和帕累托最优化的条件之间等效的东西。


              肯尼普曼同意帕累托理论的这三个假定经常被当做价值判断来解释,从此又得出帕累托最优化是一个规范的概念(见同上,第51页)。但是象阿奇博尔德那样,他就认为第一个假定应该从实证意义上来解释,把个人偏好看做是给定的,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真的是对于什么对他有好处的最好的评判者。类似地,第二个假定可以理解为是否认独立的团体利益(诸如“国家”利益)的存在,这是关于事实的问题而不是关于喜欢或不喜欢的问题:“当社会成员的经济福利是研究的主题时,那是‘每个人都在算’的不言自明的算术题”(见同上,第53页)。最后,第三个假定是肯尼普曼没有讨论的,只不过是用帕累托自己赋予那个概念的含义对帕累托最优化重新定义;因此,它并没有引起前面两个假定中没有包括的问题。


              就象对于阿奇博尔德一样,对于肯尼普曼来说规范经济学的最根本目的是做政治建议,在这种背景下帕累托最优化的贡献最多是很微不足道的一个:它只是提供了对不同的社会情形的一部分等级安排;它是静态的,忽略了未来一代的福利,至今它只包括目前一代人所考虑的福利;他无视所有似乎不是个人目标的总概的集体目标。然而肯尼普曼坚持说,帕累托理论在实证经济学中也有一个作用,即说清楚经济行为的含义。因此他认为,说垄断、关税和外差因素导致福利损失的论述并不是要建议人们采取行动来消除这些因素;总之,证明帕累托改善的存在是一回事,要求采取行动来做一些事情又是另外一回事(见同上,第54—5页)。


              要推翻帕累托最优化的客观解释所需要的全部东西就是引进价值判断,这对于消除一个帕累托改善的存在所意味着的“不足”会是合意的。肯尼普曼评论说,“在这短暂的变化中藏着矛盾的硬核”(见同上,第58页),这是一个应该强调的判决。让我们来概括这些争论:如果我们坚持帕累托最佳状态的纯中立的解释,那么帕累托标准就没有奠定任何政策规定;它只不过是坚持,当一个特别的经济结构产生了获得帕累托改善的机会时,就有可供分配的货物和服务,能使一些人的情况改善而不会使其他任何人的情况恶化;但是它否认这种超额分配是可望的,并且在它的结果使得某些人的情况恶化的情况下,它不能建议向受损失者提供补偿支付。



              八、看不见的手原理


              帕累托的最佳状态概念明显地贯穿着价值判断,而我们要从这有点紧张的辩论中得出的东西,也许不过是完全客观的、价值中立的解释?在纯逻辑的基础上,阿奇博尔德—肯尼普曼观点是无懈可击的:考虑个人的偏好,把社会选择看成是完全由个人选择组成的,这都是方法论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与此同时,它只不过是要求超人的不偏不倚不要滑到“简单”地假设消除帕累托改善是合意的,特别是如果我们不受帕累托自身的束缚而放弃第三个一致性假设从而允许对经济变化中的受害者做潜在的补偿支付时,就更要注意这个要求。总之,福利经济学是关心伦理标准的经济学分支,通过这种经济学我们就判定现实世界的一种经济状态比另一种经济状态更可取,而实证福利经济学的说法严格地说是着迷于荒谬的语言。没有什么观点是仅仅因为滥用迂腐的语言就应抛弃的,但是象把帕累托最佳状态做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它价值中立并且完全处于实证经济学范围内,另一种是认为它是装满价值的从而是规范经济学的一部分,这种事情的确是显得太琐碎了。这个观点的基石是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含义。


              的确,市场机制允许个人做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最好的评判者,积极地鼓励他们独立于其他人地活动(象威克斯蒂德经常说的“没有tuism”),产生一种集体结果,在其中只有个人偏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功能的论据,而苦心想出来的功能的和个人的收入分配并不一定同超市场的、分配公正的伦理观点相一致。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加上一个合适的基本的技巧(排除了规模收益递增)和一些关于信息和交易成本的条件(消除了可能产生的外差因素)来达到帕累托最佳状态的完全竞争下的均衡。这就是看不见的手原理,叙述它和证明它看起来只牵涉到市场过程的纯客观结果。于是,看不见的手原理显得是实证经济学的原理,在这种情况下,阿奇博尔德和肯尼普曼的观点很容易取胜。


              如果看不见的手原理是一个实证经济学的原理,那么它在经验上是可证伪的,因为实证经济学是这样的经济学分支,它包含了所有可证伪的经济学假说。然而看不见的手原理并不是可证伪的。我们已经看到,阿奇博尔德宣称,说这一原理可证伪的首要意思是,它排除了正斜率需求曲线的存在,虽然他巧妙地补充说,它的可证伪只是从一个可反驳的需求理论方面来说的。可是我们将要证明(见下面第6章),公认的需求理论并不是一个可反驳的理论:它将指出正倾斜的需求曲线就象负倾斜的一样恰当。因此我们不能排除一个完全竞争的均衡将允许这样的可能性,即存在至少有一个消费者对至少一种吉芬物品的需要曲线是正倾斜的,其结果是存在一个帕累托改善:吉芬物品的价格下降使他的选择膨胀了,并且由于他对吉芬物品买得更少而不是更多,这就使资源宽松了,使其他消费者对正常货物的可用的选择膨胀了而不是收缩了。因此这就存在一种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得至少有一个消费者的情况改善而不会使其他人的情况恶化,这就和看不见的手原理相抵触。由于看不见的手原理并不是可证伪的,它就不属于实证经济学而是属于规范经济学。


              不应该把帕累托最佳状态的概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怕累托改善的概念同实证经济学的原则混淆起来。如果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向我们表明这样的观点,说对于某种经济变化存在纯技术的、价值中立的有效论据,并且“有效”和“低效”这些术语的确是规范经济学的而不是实证经济学的术语,那就更好:假装我们能“科学地”阐明“效率”的问题而又不愿意做任何价值判断,这就散播了巨大的混乱。



              九、帕累托福利经济学的独裁


              在坚定地把帕累托福利经济学放在规范经济学的营垒内之后,我又忍不住要对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更奇特的特征做一些评论,虽然严格地说这个问题是偏离我们的主题的。帕累托福利经济学的三个假定(消费者主权、社会选择的个人主义和一致性)经常被说成是无害的,因为它们得到人们普遍的或几乎是普遍的赞同。认为几乎人人都接受帕累托假定的这种信念有时被解释成是这意味着帕累托福利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还有另一种毫无意义的对价值判断的定义:价值判断是那些有争议的伦理规定。


              我们将不浪费时间来批评这个定义,但很值得一提的是帕累托假定并没有赢得普遍的赞同。当然不能认为每个人都绝对地把帕累托改善看做是明确地合意的。不仅仅是政治领域中的左派会在个人福利方面反对假定(1),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方面反对假定(2),甚至古典自由主义者最近也造他们所说的“帕累托福利经济学”的反,把很大范围内的国家干预归罪于为了取得帕累托最佳状态,从而就极端地用看得见的政府的手来修正看不见的手的影响。罗利和皮科克认为(见罗利和皮科克,1975年),自由主义者接受了自由和个人主义的交换;他们愿意容忍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但这只是在当这种行为能保护其他人的更大的自由的时候;自由主义所关心的基本是保持和扩大负的自由,其意思是否认某些个人受到其他人的强制,而这种强制可能是和消费者主权,也就是和帕累托假定(1)相抵触的。无论如何,古典自由主义哲学中的基本价值前提是不能被归并为帕累托经济学中的三个假定的。如果不进一步揭示罗利和皮科克的观点,这种归并就只能是维护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人们对帕累托价值判断的接受比经济学家所愿意想象的要少得多。事实上,在评价其他人的价值方面经济学家是很差的:由于他们有意避开评价性讨论,他们自己大部分都否认价值判断分析是一个富有成果的研究领域。关于没有争议的价值判断根本不是价值判断这个荒谬的论题是于事无补的。



              十、作为专家治国论者的经济学家


              甚至是那些反对视帕累托福利经济学为实证经济学的观点的人也相信,如果不借助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家做为一个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问题是说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常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区别、在工具和对象之间的区别方面形成的,这立即提醒我们罗宾斯的有名的经济学定义,罗宾斯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稀缺资源在给定但是有竞争的目的之间的配置的科学。让政府来决定从经济活动的多重目的或目标方面定义的“目标功能”,而论述对稀缺资源的不同配置的“可能性功能”、成本和效益是经济学家的任务;如果手段—目的区分是保持僵硬的,那么给政府的经济建议就是,或者说能够是价值中立的。①因此教科书上的那些东西就是把经济学家做为一个专家治国论的政策顾问来写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只不过是把“是—应该是”、“事实—价值”、“实证—规范”二分法再重复一遍,而这种做法就受到由这些区分所产生的同样的困难的支配。就象我们早先把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分离做为澄清性的、医疗性的方法论常规来进行辩护一样,类似地我们可以赞扬和政府进行经济商议的教科书概貌,在其中作者把他的价值判断审慎地藏了起来,这样教科书的内容也就做为一种应追求的思想而不是规定实际上应采取什么行动。这也确实是当罗宾斯警告同行们说作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不能合理地推荐一个特定的公共活动方针的意图。


              然而,分界线的问题超越了实证—规范划分的困难。这个观点是,经济学家亮出不同的可能性的菜单,然后典型的决策者根据他所偏爱的功能从这菜单中进行选择。不幸的是,经济忠告也是按典型找来的,不仅仅是阐明可能性功能,而且也阐明偏好功能。决策者既是为目的也为手段寻找忠告。经济学家确实应该怎样在客观的东西中间发现决策者的偏好功能而不加进自己的东西呢?这样问一个经济学家通常会使他无从对答:如果决策者是一个政治家,他首先被委托去帮助决策者得到最大的选举支持,对此最好是通过把客观性搞模糊来保护,而不是披露它们。经济学家也不能通过研究政治家过去的行为来推断他的偏好功能:他的这个决策和那个决策之间可能是不一致的;做为从干中学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可能已经改变了他的偏好功能;此外,情况本身也不断变化,这也使推断变得困难。再者,不管怎么样,单个决策者的概念是一个方便的虚构;通常的情况是,关于公共政策方面的决策是由一个班子做出的,其成员对于目的方面的意见可能很不一致;结果,后继的政策可能表达了有抵触的目的,这要看班子中的哪个成员在哪段时间内有控制的手腕。


              但是如果经济学家不能发现在决定政策中潜在的偏好功能,他就既不能对过去的决策进行估价,也不能改进未来的决策。
              沿着这方面做进一步的思考就开始得出这样的看法,即依照罗宾斯在公共政策的手段和目的之间做僵硬的区分,这种纯粹主义者的观点的确有些错误的东西:它假设决策者首先是挑选他们的目标,然后才寻找达到这些目标的政策。就事实而论,任何决策者都是从不断进行着的活动开始,并且根据他的政策经验逐渐开始限定他的客观性。换句话说,决策者并不试图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是他们通过评价他们所得到的东西懂得他们应该要什么。手段和目的是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的,在那里并不存在对过去的决策的估价、关于未来的决策的技术性忠告,或对一个社会偏好功能研究的失败。


              决策的观点和古典教科书上的观点是那样不同,近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已经对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一个参考资料是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的《决策的战略》,它的醒目的副标题是《社会过程的政策估价》。①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见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1963年)反对决策的所有广泛综合方法,认为那是定下达到最佳决策的全面规则;代之他们支持他们所称的不连接的渐进主义:它是不连接的,因为决策远不是能一下子就都能做出来的,而是不断地遭到这样那样的攻击;它是渐进的,因为它所考虑的只是政策的有限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同现存的政策相比只是逐渐地不同;不连接的渐进主义并不仅仅是调整手段和目的,而且在运用手段时探索了目的,事实上就同时选择了手段和目的。


              完全清楚的是,林德布洛姆和布雷布鲁克对于经济建议对决策者的作用取得了更现实得多的认识。很明显,如果仅仅由于为了保障一个“微调”的改善而搜集充足的信息所需要的时间是最终的稀缺资源的话,那么决策、特别是公共决策从来就没有取得比第三好的解决办法更好的办法。但是,当我们承认或者甚至强调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劝告从来不会紧密地和理想一致时,我们能不保留教科书中把对政府的价值中立的、技术性的经济建议做为一个理想形式的概貌吗?可是,如果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是对的,那么就存在一个从来不接近现实的理想形式,并且正是这个建议功能的形式造成了在经济学家中间的有系统的自我欺骗。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自我欺骗的形式在起作用,它鼓励了这样的观点,认为实证的帕累托福利经济学的前景是有希望的,它是完全摆脱了价值判断的,或者是以无害的价值判断为基础的,据说已赢得了普遍的赞同。


              经济建议归根结底必须建立在实证经济学的可证伪的假说之上,建立在论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基础之上。①一旦经济学家做出超出这个范围的论证,他们就进入了完全不同的规范经济学领域,在那里他们的技巧就象它们固有的样子那样,大部分是欠发达的,因为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长期存在的传统,这就是对经济信念的价值方面和政策制定的现实性都否定。实证经济学的范围比经济学家们经常规定的范围要小,而规范经济学的范围比经济学家们经常规定的范围要大。



              十一、估价经验证据的基础


              所有科学假说都有哲学的、社会的和甚至是政治的含意,这可以使科学家在估价支持或者反对某个假说时有偏见(人们只要想想对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和对爱恩斯坦的相对论的科学反应)。所有各种思想意识基础和专门的辩护是科学工作的普遍特征,对此唯一的纠正办法是其他科学家以该学科所分担的专业为标准对之做的公开批评。对此,至今在经济学和任何其他科学学科之间还没有什么可选择。


              然而,经济学家有他们所倾向的专门基础,在自然科学中没有与之相当的东西。这些专门的基础的一个有力的源泉是基于在实证经济学中的某些命题和在规范经济学中的某些非常相象的命题之间的紧密联系。萨缪尔逊曾经评论说(见萨缪尔逊,1948年,第203页),“至少从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那个时代以来,在经济学说的主体中就一直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完全竞争代表了最佳的情况。”现代看得见的手原理为这种看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给定某种条件,每个长期的、完全竞争的均衡产生了对资源的帕累托最佳配置,而每个帕累托最佳资源配置都是一个长期的、完全竞争的均衡。当然,这忽视了在竞争均衡中潜在的资源分配公正问题——还有更多被忽视的东西。然而每个经济学家都确信,看不见的手原理并不只是在最高层思想中的假说意义的一个抽象的证据。它似乎显得对于社会主义同对于资本主义一样适合,的确接近于要在任何严格意义的经济中为价格机制的理性设计提供普遍的辩护。如果这并不是经济学归根结底所要关心的,为什么要为它操心呢?


              因此,经济学家面对对牵涉到完全竞争假设的实证经济学命题的经验反驳所做的激烈的斗争一点也不令人惊奇。受到威胁的并不只是某种命题,而是赋予经济学学科存在的理由的整个经济“效率”的概念。于是毫不奇怪,面对经验的反驳,知识分子坚持用特别的免疫策略(见第一章)保护被证伪的理论,这种趋势在经济学史中已经隐隐出现,并且继续变得越来越明显。


              我们已经看到,黑尔布罗诺谴责经济学家在评价经验证据时缺乏公正。但是什么科学家曾经那么公正过呢?认为对自然的研究不需要借助感情,而对社会的研究就需要这样做,这只不过是不真实的看法。宗教是思想意识偏见的最古老最深刻的根源,而科学通过驳斥宗教的答案而前进。此外,当自然科学家把对政策问题的看法表示为生物战、使用氢弹、核能、绝育、活体解平等等时,他们正可能象其他任何人那样把事实和价值混淆起来,歪曲了证据的真实情况。从这些方面我们并不能区分出物理学和经济学。


              经济学做为一种经验科学的局限性来自其他方面。它们经验地起源于这样的事实,即福利经济学原理永远是来自规范经济学,尔后又落入实证经济学对证据的评价中。经济学家趋向于两极分化为“计划主义者”或“自由市场主义者”,他们都倾向于从这种两极分化的态度出发把经验证据理解为支持或反对某个经济假说(见哈奇森,1964年,第63,73—82页)。①事情的真实情况几乎是和弗里德曼所理解的(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6页)相反的,他大胆地表达他的意见说“关于所谓的‘规模经济’的重要性的不同的预言在很大的程度上解释了各种这样的观点,就政府对工业、并且甚至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工业而不是对私人企业工业的过细的管理是合意的或必要的。”


              曾经有过一位经济学家,是由于有关规模经济的令人非信不可的经验证据使得他信仰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吗?因此,也许根本不是经济争论使得经济学家转向计划主义者或自由市场主义者。生产资料私有制经常遭到人们有用心地组织的攻击或对其正确性的证明,但是我们能够高估或低估一系列公认的经济学教条而不会遇到人们这样对待我们。毫无疑问,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分散的决策体系具有节省信息的优点,但是兰格和勒奈很久以前就证明,公有制可以和一个“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价格体系优点结合起来。还有一种经济观点,认为私有制同在原子论的竞争体制下向着技术动力主义发展的内在趋势有关,但是这些观点必然是针对与上述趋势类似的向着周期性衰退发展的内在趋势,更不用说是针对个人收入分配数额的不相等了。然而,在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基本联系还很少得到讨论,也许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家为避免尴尬而不愿承认真正藏在他们对私有制比对公有制有更大的偏好的背后的是一个在政治理论中的确定的论证。①琼·罗宾逊在一页奇迹般简洁的论述中击中要害地说(见罗宾逊1962年,第138—9页):


              经过凯恩斯的修正办法修补之后,用他的话来说,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上去是最好的”,在这基础上为我们的经济制度辩护是可能的。或不管怎么样它也不是太坏,而且要改变它是痛苦的。总之,我们的制度是我们所有过的最好的制度。或者采取熊彼特从马克思那里得来的顽固的路线是可能的。这个制度是野蛮的、不公正的、动荡的,但是它分发了物品,而且不管你怎么咒骂它,这些物品正是你想要的。或者,在承认它的不足时要从政治基础上为它辩护——我们所知道的民主在其他制度中发展不起来,并且没有这个制度民主就不复存在。在今天这个时代所不可能的是以新古典的风格把它做为一个能精细地自我调节的机制来维护,无论如何那只能留给制度本身来生产最满意的结果。


              为了做有分辩的表达,我认为罗宾逊所做的这四个辩护的确概括了标准的观点,并且对于那些“为我们的经济制度辩护”的人来说其中第三个辩护压过了所有其他的辩护。


              甚至在信仰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多数派,即各种各样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中间,他们对于可以用普通的经济政策来修正我们社会的收入的不平等这种观点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同看法。举例说,萨缪尔·布里顿在考察了英国学院的、实业的和政府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把它们同政治家和记者的观点进行比较之后(见萨缪尔·布里顿1973年),证明了经济学家做为一个团体倾向于在公共政策方面持有独特的观点,这就使得他们在任何公共讨论中同其他人区别开来:他们对于价格机制做为根据相对稀缺性和显露出来的消费者倾向配置资源的手段这个功能有一个评价,而在非经济学家中是缺少这种评价的。然而,某个经济学家是不是愿意赞成“造经济学正统的反”经常依赖于是不是“他是准备把配置资源的问题根据它们本身的优点来处理,相信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系统,任何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的不合意的效果都能被抵销,或者还不止是被抵销”(见同上,第23页;又见凯尔和其他人,1979年)。因此没有多少理由使弗里德曼能够持这种乐观的观点(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5页)说,我们所有的人在预言政府政策活动效果方面的分歧,比关于基本的价值问题的分歧更大。


              早先,我们认为很少有人持有纯价值判断,并且尽管有休谟的铡刀,“是”的王国还是继续侵犯“应该是”的王国。
              但是现在我们认为“是论述”不断地被根据“应该是论述”来评价。这并不是自相矛盾。事实和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点燃科学工作的导火线,这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并不比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小。只有当我们的努力有增加事实的作用并减小价值的作用时才能实现科学进步。如果经济学要进步,经法学家必须给产生和检验可证伪的经济理论的任务以绝对的优先。在最后的分析中,只有假说检验的机制才可用于清除政治的和社会的偏见,使得这种清除速度比从新情况中不断地产生这种偏见的速度快。正象马歇尔所认为的,经济学所向往的目标不是生物学或者科学的任何其他分支。经济学所向往的目标是科学的方法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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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森(1970年,第63页)好象否认一个人会遇到纯价值判断:“注意到有些价值判断是明显地非基本的,但没有一种价值判断是明显地基本的,这是很有趣的。”


              ①见朗西曼(1972年);卡哈曼(1964);哈奇森(1964年,第55—6,58—9页);和马克卢普(1978年,第349—53,386—8页)。



              ①在这点上,读读沃德(1972年,第13—15章)把法律系统当做“价值舆论生产机制”来论述是很有启发的。


              ①见戈登(1977年)对“价值中立”的老于世故的批评,他象黑尔布罗诺一样下结论说社会科学毫无希望地是装满价值的,然而又认为应该把客观性做为科学实践的标准,至少应该把它当做是一种没有达到的思想。



              ①见莱斯诺夫(1974年,第156—8页)。哈奇森(1964年,第2章)在《经济学中价值判断和偏好的来源与作用》里所说的几乎都是这个课题。



              ①塔拉斯俄(1966年,第46—50,127—36页)承认帕累托象韦伯一样,他的争论不是为了在纯的和应用的研究之间做僵硬的分离,而是为了在社会科学中使规范判断的主观因素最小化。但我并不是这样理解帕累托的著作的。



              ①对新福利经济学的概览,见布劳格(1978年,第618—39,643—4页)以及其中所引用的参考资料。


              ①因此,当阿奇博尔德表达和哈罗德类似的观点的时候,他避免了哈罗德的错误(见哈罗德,1950年,第389—90页):“如果一个个人喜欢商品或服务X
            比喜欢Y更甚,那么在经济意义上他最好是得到X……因此经济物品是人们所偏爱的……在评价制度和实践以及做建议的时候,在经济学家的心中是有标准的;


              它组成了他的好的和坏的标准。”


              ①只须参考一个资料就足以为这个传统观点提供证据。兰格(见兰格,1967年,第8页)在提出有必要在经济政府的客观性方面达成一个人际协议之后,继续说道“一旦客观性已经阐明,并且某种假设是针对经验条件而做的,就可以通过逻辑的法则得出‘理想’地使用资源的法则,并且用证实的法则来对之检验。这个步骤是人际上客观的。”



              ①又见维尔达夫斯基(1964年,特别是第5章);丘奇曼(1968年,第11—12章),和德奥(1968年,1971年),后者包括了一个对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的并不都令人信服的批评。林德布洛姆(1965年,1968年)从那时起继续做了进一步的争论。



              ①因此,洛(1977年)用很大的篇幅争论说现在实证经济学已经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不管什么样的预言力,因为现代工业体系是那么不稳定以致不允许它正确地做预言;于是他提出一个“工具推断”的方法做为新的政治经济科学的基础,在那里首先是由政治家确定某种宏观经济目标,然后由经济学家努力研究保证经济系统沿着达到这些目标的途径运转所需要的私人刺激因素。但是他从来没有解释一个经济顾问怎样能够在抛掉了实证经济学的情况下有希望阐明私人刺激因素和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于花一整卷书来批评的建议的,参见黑尔布罗诺(1969年)。



              ①对此克鲁普(1966年,第51页)已有贴切的评论:“一个完全的理论的证实程度是高度地和价值判断纠缠在一起的,这在其他情况中就反映了对组成理论的假说的选择。因此,为竞争价格理论所做的辩护同时也就保护了规模收益递减规律、低水平的经济集中、对通货膨胀的需求拉动解释、高消费功能、货币政策对充分就业的有效性、外差因素的没有意义,以及是替代而不是互补做为经济制度中的基本关系的普遍流行,这并不是一种巧合。”



              ①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感到尴尬,例如,哈耶克(1960年)、弗里德曼(1962年)和马克卢普(1978年,第126页)就不感到尴尬。又,利普西(1979年,第309页)坦率地讨论看不见的手原理的政治要求。
            
         

                  一、库恩的范例


              我们已经看到波普的方法论是普通的规范式的,他劝告人们在科学中从事坚实的实践。这种劝告可能是根据过去最好的科学得出的,当然也可能不是这样。从这个角度看,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在理论上和公认观点是一致的,虽然在很多其他方面他的观点和公认观点不同。然而,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几乎完全放弃了公认观点,因为他所强调的不是规范的劝告而是实证的描述。更有甚者,对于被波普视为背离最好实践的科学而不愿意接受的那些理论,库恩是倾向于保护,使它们免受批评,这些就成为库恩解释科学行为的中心问题。库恩把正规科学,也就是按照正统的理论框架解决问题的活动,视为统治的和革命的科学,视为科学史上的例外。革命的科学,也就是由于不断遭到反驳和异常现象的积累,一个理论框架被另外的理论框架所推翻。一种很诱人的说法是,对于波起来说科学总是处于不断革命的状态,科学史是不断的猜想和反驳的历史;而对于库恩来说,科学史的标志是,在一个长时期内,这个时期的科学状态得到了保护,只是偶然地受到打搅,这是由于间断地出现了从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科学范例跳到另外的科学范例,但是在两个范例之间没有概念上的联系。


              为了使我们有更好的理解,我们必须从给术语下定义开始。在库恩的第一本书里,他频繁地按词典上的释义用范例这个术语来代表过去科学成就中的某种典范的例子,这种例子还继续作为现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的楷模。但是他还在很不同的意义上用这个术语来表示选择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套技术手段,甚至处处都给范例以一个更广的、通用的、对世界形而上学的看法的含义;事实上,大多数读者读这本书后所记得的是这个术语的后面这个含义。在第二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年)里,库恩承认了早先版本中的术语是不精确的①,他建议用训练的矩阵这个术语来代替范例这个术语:“说是‘训练的’,因为它牵涉到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们所共有的独特的纪律;说是‘矩阵’,因为它是由各种有秩序的元素组成的,每个元素都要求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见1970年a,第182页)。”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语言,库恩讨论的焦点主要是“一个特定的团体成员们的信仰、价值、技术手段等等的完全配合。”库恩还说,再次写这本书时,他将从讨论科学的职业化开始,然后才考察科学家们各自的“范例”或“训练的矩阵”(见1970年a,第173页)。


              库恩做了重大的让步,并不是由于他的思想和大家所公认的概念不同,有自己的独特特征,而是由于“科学革命”是科学发展中的激烈的变动,特别是由于在“革命危机”时期交流的普遍失败这个特点。让我们来提醒自己库恩的论证中的主要论点:从事正规科学研究的人们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团体,他们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和解决问题应该采取的一般形式方面有一致的意见;更有甚者,在对问题和解决方法的规定中只有团体成员们的判断才被视为是贴切的,其结果是正规科学变成了在共同的分析框架中解决难题的自立的、积累的过程;当正规科学的确被打破的时候,各种理论早已扩散,方法论的争论早已出现了;新的分析框架提供了迄今为止所忽略的解决难题的方法,当我们回顾过去时就会发现,我们早已认识到这种方法,但是以前忽视了;新旧两代人相互之间把过去当做在旧的分析框架中未解决的难题来谈论,这种现象成为新的分析框架得到巩固的例证;由于新的满意和新的失望总是并存的,向新方法的转换总是具有宗教经验的性质,牵涉到一种哥式塔式的转换;当新的分析框架取得了胜利之后,就挨次形成了另一代的正规科学。


              熟悉科学史的读者会立刻想到哥白尼革命、牛顿革命,或爱恩斯坦——福兰克革命。然而,所谓的哥白尼革命花了150年才完成,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每走一步都争论很大①;甚至牛顿革命也费了不止一代人的时间才赢得欧洲整个科学界的接受。而在这段时间中,对于牛顿的新理论每前进一步,在卡特主义者、莱布尼兹主义者和牛顿主义者之间都进行了痛苦的争论;①同样地,在20世纪从古典物理学到相对论的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的转换既与相互之间的不理解无关,也与准宗教式的转变无关,而是一种哥式塔式的转变。如果科学家们直接卷入到“现代物理学的危机”是可信的话,至少可以这么说(见图尔明,1972年,第103—5页)。②但是,很难说对这些观点进行争论是有必要的,因为库恩在他的书的第二版中已经率直地承认了他早先对科学革命的描述受到了修辞上的夸张之害:在科学革命中范例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科学争论的完全断绝,而是在互相竞争的但并不完全对应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在智力危机器间,科学家们之间的互相不理解仅是一种程度的问题;范例变更的“革命”的说法仅是为了强调这样的事实,即提出来支持一个新的范例的论证总是含有非理性的要素,这些要素是难以从逻辑上或数学上验证的(见库恩1970年a,第199—200页)。就象这样说还不充分似的,库恩抱怨说他的科学革命理论被错误地理解为仅仅指大的革命,如哥白尼的、牛顿的、达尔文的或爱因斯坦的革命;


              他现在坚持说他的理论概念正是直接指在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小的变化,对于那些在“拥有也许不到25个直接成员的孤单的团体”之外的人,这些变化也许看起来一点也不是革命的(见库恩1970年a,第180—1页)。


              换句话说,在库恩后来的版本里,科学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由大量互相重叠互相渗透的范例为标志的;这些范例中有的可能不是相对应的,当然不会全都这样;各种范例之间不是突然地相互替代的,无论如何,新的范例不会是充分成熟的,而是通过在长期的智力较量中取得胜利才出现的。①很明显,这种让步大大地冲淡了库恩最初的观点的看起来很激烈的含义。然而,在库恩的观点中留下来的是强调在科学争论中规范判断的作用,特别是在关系到对相互竞争的科学方法的选择时,这种判断就更加重要。这种判断带有一种模糊的公式化,在象认识论的理性化这种认识因素方面比在象权威、等级和有关团体这种社会学的因素方面有更深的可疑性,而这些因素是科学行为的决定因素。看来库恩所做过的事情是把劝告和描述溶合了起来,从而从科学史中导出他的科学方法论。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而不是对方法论的贡献,这样对于库恩主义者和波普主义者之间的对抗产生了某种绝境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因此,库恩自己强调了他的方法和波普的方法的相似点,坚持认为他也象波普一样是“科学进步的信服者”,然而同时又承认在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固有的社会学本质(见库恩1970年b,第1—4,19—21,205—7,238,252—3页)。同样地,波普主义者也承认在事实上“按人-小时计算的正规科学要比不正规科学多得多”(见沃特金1970年,第32页;还有阿克曼,1976年,第50—3页),但是他们把这种对现实主义的让步看做是同基本上是致力于规范研究的科学哲学无关的;用波普自己的话来说,“转向科学的目标及其可能的进步的启蒙、蒙,转向社会学或心理学(或……转向科学史),这样的思想依我看来是令人惊讶和失望的”(见波普,1970年,第57页)。



              二、方法论和历史


              对库恩的书的讨论已经完全把我们带回到关于规范的科学方法论和实证的科学史之间的关系这个老的难题中来,这个难题缠着科学理论的公认观点已经超过了一代人。这个难题是这样的:如果相信有可能写一部“象事实上所发生过的”科学史而不带任何区分“好的”科学和“坏的”科学的偏见,不带任何关于可靠的科学实践的先入之见,那么在写知识的历史时就会犯推理谬误。如果波普关于推理的神秘的说法是对的,那么那些想告诉人们“它是什么”的人将发现自己结果被驱使去告诉人们“它应该是什么”:由于用这一方式而不是用另外的方式来陈述历史,他们必定会把他们暗含的关于科学解释的本质的观点显露出来。总之,在科学史上所有的陈述都装满了方法论。


              另一方面,看起来所有关于科学方法论的陈述也同样装满了历史。鼓吹某种科学方法的优点而却完全忽略了现在或过去科学家们是不是事实上运用了那种方法,这种做法完全是武断的;事实上波普也发现他不可能不引用科学史作为他的方法论观点的部分证据。这样,我们就显得是陷入了恶劣循环,这个循环暗示着我们既不可能摆脱方法论而完全进行编纂科学史的描述,也不可能进行与历史无关的纯科学方法论的描述。①我想,并没有真正的逃脱恶劣循环的出路。为了证明这个断言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参考拉卡多斯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很清楚地是筹划把恶劣循环转变为良好循环。拉卡多斯在一系列文章中把波普的科学哲学发展和延伸为历史研究的批评工具。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在1968—1971年间发表的,在其中他引用了康德的名言中的一句译文作为他的格言:


              “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虚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愚昧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Ⅰ,第102页)这句格言充分地表达了我们所讨论的难题或恶劣循环。



              三、科学研究框架


              波普的科学方法论是一种进攻的方法论,因为按他的方法论标准,很多被称为“科学”的东西都由于在方法论上不可靠而被抛弃。库恩的方法论则是一种防守的方法论,因为他的方法论是寻求为科学实践辩护而不是对之批评。①在另一方面,拉卡多斯的著作可以被理解为是把波普的与历史无关的(如果说不是反历史的)、进攻的方法论和库恩的相对的、防守的方法论调和起来,然而这种调和仍然是坚定地留在波普主义者的阵营里。②对于科学的认识拉卡多斯比波普要“软”但是比库恩要“硬”得多。他总是更多地倾向于批评借助于好的方法论的坏科学而不是去评价期求于科学实践的方法论思索。


              就象对于波普一样,对于拉卡多斯来说,方法论本身也不能为科学家解决科学问题提供一本法则;与方法论相联系的是评价的逻辑,是评价完全清楚明了的理论的一套非机械的法则。然而,和波普不同的是,评价的逻辑曾经同时被拉卡多斯当做历史的理论意欲对科学的发展进行反思。作为规范的科学方法论,评价的逻辑是不能用经验来反驳的,因为它是从独特的认识论观点中得出的。但是作为历史的理论,断言说在过去,科学家的行为确实是经常和可证伪方法论一致的,那么评价的逻辑完全是可以反驳的。拉卡多斯好象是说,如果科学史是符合规范的方法论的,那么除了哲学的理由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理由赞同证伪主义;如果两者是不相符合的,那么我们就有了抛弃我们的规范原则的理由。换句话说,拉卡多斯坚持我们不能最终回避借助明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来考察科学史,以便了解在事实上矛盾的范围有多大。①拉卡多斯从否认个人的理论是科学评价的合适单元开始他的论述;他认为,什么应该评价,什么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评价,这或多或少是互相联系的一簇理论或者一簇科学研究(SRP)。②当对特定的研究战略或科学研究框架进行证伪时,这些战略或框架就会在其辅助的假设下发生变化,波普曾认的方法论上的判定”,硬核是不可反驳的,它除了包含纯粹的形而上学式的信仰之外,还包含“正面启发”和“反面启发”,事实上这些启发是由一系列的“做”和一系列的“不能做”组成的(见拉卡多斯,第49—52页)。保护带包含了科研框架的灵活部分,硬核正是在这里和辅助性假设结合起来形成了特定的可检验的理论,由此科研框架才赢得了科学的声誉。


              很清楚,象硬核和保护带这样的术语是由于对它们天真的联想而选捡出来的。然而,让我们注意在拉卡多斯的纲要里,没有哪一个实证主义者执意要一劳永逸地摆脱形而上学。


              就象波普一样(见波普,1965年,第38页),拉卡多斯已相信不带有形而上学的做法的科学发现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科学的形而上学小心翼翼地在硬核里藏了起来,很象是在玩扑克游戏时,牌子在分牌的人手中藏了起来那样,而真正的科学游戏却以牌子的形式在玩牌人的手中发生,也就是说,可证伪理论藏在保护带中。①拉卡多斯认为,波普的可证伪标准并不仅仅是要求一个惊人的观点,他说所有科学史都可以类似地描述为科学家对进步的科研框架的偏好超过对退步的科研框架的偏好,这是一种“理性”偏好,看起来这是由于在进步的科研框架中所得的内容总是超过所失的内容,他把任何按这种偏好去做的企图都定义为科学史的内在性(见拉卡多斯,1978年,第102页)。


              通过对比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在的历史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把它和外在的这个词语联系起来的所有来自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正常压力,而是任何科学家没有按照科研框架方法论活动的例子;例如,当退步的科研框架比进步的科研框架更简单时,人们就偏爱于选择前者。拉卡多斯从不妄说有朝一日内在的历史会变成全部历史:这样说将暗含着科学家总是完全“理性的”,这就成了库恩主义的命题了,他是不会接受这种命题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第130,133页)。他承认,根据历史的证据,认为全部科学史都能用纯“内在的”理性重新构造来解释的观点也许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劝告我们在采纳外在的历史之前优先考虑内在的历史。


              拉卡多斯还劝告说,我们所能采取的二中择一的做法是,“在正文中叙述内在的历史,而在注脚中指出,从内在历史重新构造的角度看,事实上的历史是怎样地‘行为不当’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第120页)。他本人在写尤勒的多面体数学原理史这本著名的著作时遵从了这种劝说(见拉卡多斯,1976年)。①拉卡多斯设想,按这种方式写科学史事实上只需要很少的注脚来提及外在的历史。


              为了回答拉卡多斯对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的诬蔑,库恩缩小拉卡多斯的理论和他的理论的差别,说:“虽然他的术语和我的不同,他的分析工具则恰如所需地和我的相近:硬核,在保险带中发挥作用以及退步情形和我的范例、正规科学以及危机是很靠近的同义词。”(见卡恩,1970年b,第256页)。然而,库恩坚持说“拉卡多斯所想象的历史根本不是历史,而是用哲学杜撰出来的例子。按这种做法,历史基本上不再对先前的哲学地位有丝毫影响,因为正是哲学排外地塑造了历史”(见库恩,1971年,第143页)。拉卡多斯回答了这种争论,声称自己的科学史编纂学方法完全能够在事后指出新颖的历史事实,按照现在的科学史学家的方法,这些事实是没料到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编纂的研究框架方法论”将通过科研框架方法论自我维护:当和仅当这个框架促使发现新颖的历史事实时,这个框架就被证明是“进步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Ⅰ,第131—6页)。这样,方法论的好坏就处在检验之中:要看看这种方法是不是更富有成效地构思了自然的或社会的科学史,这种科学史不是象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那样,把每几百年的科学历史分割开来提炼所得神分裂症,特别是由于拉卡多斯无论是对科学家、对学术刊物还是对科研基金都没有做特别的时间限制。费叶拉本德骂道(见费叶拉本德,1976年第324页注),“一个贼想偷多少就能偷多少,而警察和公众却因为他对谁都告诉说他是一个贼就赞扬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人们可以评评这种轻浮的观点。”


              很清楚,拉卡多斯努力把评价和建议分开,坚持显然是规范的严格的科学方法论,然而他的方法论在科学史上是不是能够成为科研框架的基础,必须由它的经过严格检验的成功或者其他失败、甚至是重大的失败来判断。①



              四、费叶拉本德的无政府主义


              在拉卡多斯的著作中有很多弱化波普主义的“进攻性”特征和放宽他的方法论所容许的界限这种趋势。其他近年的对公认观点的批评家,例如汉森、波拉尼和图尔明,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趋势,费叶拉本德在这方面走得更远。②所有上述批评家都反对实证主义对“发现的来龙去脉”和“证明的来龙去脉”的划分(特别请参见图尔明,1972年,第478—84页;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5,14章)。当然,他们也同意不能把对理论的逻辑的和经验的证明简化为对理论的历史渊源的阐述,但是他们完全拒绝把正当的事后评价和对理论起源的研究分离开来。换句话说,他们都跟着库恩和拉卡多斯反对波普主义的属于完全脱离历史的科学哲学的科研框架,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更加重复地强调科学知识的基本是公共的和合作的性质:从可回答的结果的不确定性看,在人与人之间的可检验性是科学的特点,单是这一特点就使科学和其他人类思维活动区别开来。甚至在波拉尼的《个人知识》这本标题突出的书里,关于科学的基本论点和标题也是矛盾的:不管是什么科学知识都不纯粹是个人的知识,个人知识是不能传达给其他人的(例见波拉尼,1958年,第21,153,164,183,292—4页;又见齐曼,1967年,1978年)。


              对于个人的知识是不是能够被强迫传达给其他人这种观点大家可能会有争议,但是对于科学理论应该以观察来评价的思想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因为这至少在原则上是适用于所有观察者的。然而,一旦承认这一点,对科学理论的评价将会被新的观察所改变就立即变得很明显,其结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演化因素就悄悄地潜入了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之中。于是,波普主义者对“遗传谬误”的攻击,历史的渊源和经验性的正确之间的搅混,都接踵而来了。


              在科学理论新观点中的另一个固执的看法是认为所有经验性的观察都必定是装满了理论的,甚至普通的感知活动,例如看、触、听,都是深深地以先前的概念化为条件的;汉森认为这是一种固定的观念(见汉森,1965年,第7页),他说:


              “人们所要看的东西比满足眼球所需要的要多得多。”①从这一特别的方面看,科学理论的新观点向着波普的观点方面靠拢。波普很早以前就很欣赏这个矛盾,即一方面要求以可观察的理论预言来对理论进行有魄力的检验,而同时又承认所有的观察实际上都是用理论来解释的。波普不躲避这一显现出来的矛盾,而是明智地拒绝对观察这个术语下定义:“我认为(观察)应该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术语使得它在使用中变得足够精确。”(见波普,1965年,第103页;又第107页注)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总象是一种使人绝望的劝告:看来是给了我们外衣,结果却发现这外衣是透明的。②但是那些吸取了杜海姆的不可驳论题的意义以及拉卡多斯主义关于所有检验都涉及到在事实和两个对抗理论之间的三角斗争的教训的人,他们在前进中将承认经验观察都充满理论的性质。


              是的,事实或多或少是带有理论的,但是事实不必要完全由它们所支持的理论来组成。看起来有三种事实。有的事实是人们观察到的事件,在那里观察是大量的或自供证据的,因而人们所追究的事实通常是绝对地被接受的。但是还有的是推断的事实,例如原子和基因的存在,这样的事实并不确实是直接的经验资料,然而这样的事实是以不可辩驳的事实的地位为依据的。最后,还有更多的假说的事实,在那里证据既是可疑的又是受竞争性解释支配的(例如,心灵感应,吵闹鬼和UFO景观);世界当然充满了神秘的“事实”,这些“事实”还有待于理性解释(见米切尔,1974年)。总之,事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理论的,因为即使在人们所追究的某种理论是假的时候,事实还可以是真的;事实和很多理论在低水平上也许是一致的,然而在高水平上又是互相抵触的;在细察事实的过程中总是牵涉到更多和更少地易错的理论之间的相对比较。一旦我们承认我们得不到完全的确定的知识,在我们观察现实世界的方法的那种深刻的理论性质中就没有什么固有的不满意的东西了。


              然而,如果我们把装满理论的事实这个概念和库恩主义的关于在接续的理论、范例或科研框架中内容的丧失从而竞争的理论体系之间即使不是严格地没有共同的衡量尺度但也难以比较这个观点联系起来,我们就会达到一种状态,在那里不管在互相抵触的理论之间进行什么样的理性选择都显得没有基础。费叶拉本德在《反方法》一书中以极大的智慧和雄辩进行争论的正是这种理论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他甚至说对于他的态度用“轻率的达达主义(Dadaism)”比用“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来描述更好(见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21,189—96页)。费叶拉本德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的智力发展被很好地描述为“一个从极端波普主义的波普到极端库恩主义的库恩的旅行”(见巴斯卡,1975年,第39页)。


              《反方法》一书所争论的首先是,不管科学方法论的圣典是怎样看起来有理的和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这种圣典对科学史的某些侵犯都不是无罪的;更甚地,某些伟大的科学家只有通过精心地打破稳固的科研框架的每一个法规才取得了成功(见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23页;又第9章)。该书所争论的第二点是,关于科学是通过把旧的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新的特例和更一般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论题是一种神话:在对抗的和科学的理论之间的重叠是如此之小,使得甚至是复杂的证伪主义也被迫在理性估价中抛锚(同上书,第177—8页)。第三点是,不管人们对科学进步是如何想象和如何衡量的,它都不可阻拦地发生了,因为科学家从来就不会被任何科学哲学所羁绊:科学哲学只不过是某种“冒牌的东西……它没有一个发现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不会阻止进步的唯一原则是:“顺其自然”(见同上书,第302,23页)。


              费叶拉本德坚持说,科学“比它的方法论想象更‘草率’和‘非理性’”;更有甚者,没有什么划分标准能够有用地把科学和非科学、理想主义或神话区分开来(同上,第179,297页)。他解释说,“顺其自然并不意味着没有理性的方法论原则,而是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普遍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将会象‘顺其自然’一样空虚和不确定;‘顺其自然’并不表达任何我自己的信念,而是对理想主义者的危险境地的一种诙谐的总结”(见费叶拉本德,1978年,188页;又127—8,142—3,186—8页)。总之,费叶拉本德并不反对科学中的方法,而是反对普遍性的方法,他也反对自己的忽视方法的劝告(“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达达主义者,一个人就还必须是反达达主义者”)。


              但是,费叶拉本德并不只是想把方法论的重要性降低到适当的地位;他的芒刺所对准的真正靶子是科学本身的压制性影响,特别是对准认为科学的建立使科学本身能够发现揭示真理的正确方法这种假设:国家和科学应该分开,以便父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里学习魔术而不是科学,如果他们有这种愿望的话(见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299页)。最终的、更高层次的唯一价值是自由而不是科学。正象一个批评家所说的:“对于费拉本德来说,唯一名符其实的自由是按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事”(见巴斯卡,1975年,第42页)。在最后,费叶拉本德的《反方法》一书终于以爱的力量的哲学代替了科学哲学。①



              五、回到最初的原则


              象费叶拉本德一样极端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自愿主义,不但成功地消灭了它自己的分析和建议,并且也消灭了认为它有所贡献的课题,而我们又想从这些东西中得出什么呢?经过许多世纪的对科学进行系统的哲学归纳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必须下结论说,科学等同于神话,科学中的一切都象梦一样消失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占星术并不比核物理学好或者坏——不管怎么样,对于相命,占星术总有一些应验的证据,它从一个人降生时星座的位置上预言了个人的职业选择;①巫婆能够和电子一样真实——其事实是两个世纪多来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巫术(见第45页,特雷弗-罗珀,1969年);的确一直有外层空间的超人在拜访我们,因为冯·达尼肯这样说了,他运用的是古老的验证戏法,这种戏法不需要参考其他得到很好地证实的解释;埃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想让我们相信,金星是大概在公元前1500年由木星发射的,差点和地球相撞,只是在公元前800年左右才固定在现在的轨道上,如果考虑到当代的灾难就可以认为这种说法说明了圣经或多或少是正确的;②植物有感情,能接收人类的谈话;③信念医疗等同于现代医学;作为对无神论的回答,唯灵论又回到商业中来。


              如果我们抗拒上述基本含义,那么我们就要充分清楚这种抗拒力是不能以认识论这块假定的稳固基岩做基础的。我们也不能依赖实践,正象列宁主义者喜欢说的那样,社会集团的实践是以特定的思想为基础的,因而我们是不能依赖这种实践经验的;实践将会证明麦卡锡的反共产主义和耶路撒冷草案的反犹太主义是正确的,这就象相信在莫斯科审判中判定托洛斯基分子的阴谋一样容易,这只不过是愚弄大众舆论的想象的罪名。①我们能给顺其自然的哲学的唯一回答是科学的典范所提供的诫律。尽管有所有的那些不足,科学还是迄今人类所设计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唯一自我反省、自我纠正的系统;不管知识的惯性,不管内在的保守主义,也不管等级的封闭以把异教徒迫于绝境,科学社团还是保持忠于知识竞争的典范,在那里不允许有证据和辩论之外的其他武器。


              个别的科学家有时候是缺乏那些典范的,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社团就是开放社会中的范例。


              六、方法论的一元论问题


              在说到科学时,我们至此还很少提到社会科学,更少提到经济学。然而,为了完成我们后面要分析的经济方法论的背景工作,我们现在必须提出一个在社会科学哲学中的著名的问题:有没有一种科学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科学而不管它们的学科内容,或者社会科学应该运用它独有的探索逻辑吗?有很多社会科学家从科学哲学中寻找如何更好地模仿物理学、化学和生物,但是也有一些社会科学家相信社会科学对自己的学科内容有直觉的理解力,而自然科学家是有点反对这种理解力的。甚至那些坚决地坚持所有的科学都必须遵循同样的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家,有时候为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正确的解释也制定特殊的探讨方法。因此,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首先宣布了方法论的一元论教条——“所有理论的或一般化的科学都(应该)采用同样的方法,不管它们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然后就为社会科学规定了一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社会理论的任务是以描述的和唯名论的方式仔细地建立和分析我们的社会学模式,以个人的方式,根据他们的态度、期望、关系等等。”(见波普1957年,第130,136页)。所有这些至少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有点混乱的。


              让我们从对关于科学单一体的教条或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一元论的争论进行分类开始。没人否认社会科学经常使用和自然科学中通常的方法不同的研究技术,例如,和很多自然科学中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技术相比,在人类学中用的是现场观察技术,在社会学中用的是社会调查技术,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用的是多变异统计分析技术。然而,如果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并不比自然科学中各个学科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大,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方法论的一元论并不是和研究的技术有关,而是和理论的“证明的来龙去脉”有关。一门科学的方法论是接受或者拒绝这门科学的理论或假说的基本原理。因此,认为社会科学应该采用和自然科学有区别的方法论,就是鼓吹认为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或者假说在方法上应该是正确的,而这种方法和证实关于自然现象的理论和假说的方法有极大的不同,这种观点是惊人的。对这种方法论的二元论的绝对的否认,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一元论。


              对于上述教条有一个旧的和一个新的反对观点。旧的反对观点是某些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的观点,他们属于新康德学派,他们的观点是围绕着Verstehen(文化知解)或“悟”这个概念的。旧的观点来自维特根斯坦的某些晚期著作,这些著作是关于人类活动的,这些活动好象总是由社会法规控制着。让我们挨个来看这两个观点。


              德文Verstehen这个词指的是通过直觉和神入的方法来自内在的理解,这是和通过观察和计算的方法来自外界的知识相对的;换句话说,第一人称的知识就象我们的人类同类一样是易于理解的,而第三人称的知识可能没有任何对应物,但是能用人类的术语来描绘。很显然,自然科学家拒绝这种亲临其境的、第一人称的知识,因为他们不能想象这种知识是否和原子或分子一样。①但是社会科学家总觉得他们是和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他们所分析的人类活动者他们能够富有同情心地设身处地,能够把自我的反省作为关于这些活动者的行为的知识的源泉,采取这种方式他们就有一种超过学习自然现象的学生的长处。“悟”不但是社会科学中的充分解释的一个必要特征,从而使象斯金纳的行为主义那样的心理学变得不合格,而且和自然科学家的门外汉的知识相比,它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源泉。


              “悟”教条的方法论困难和把自我反省作为关于人类行为的证据的方法论困难是一样的:我们怎么知道对于“悟”的某种特别的用法是可靠的?如果我们向一种特别的神入活动挑战,神入者怎能证明他们的方法是正确的?如果证实神入的方法能够独立地建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方法通常是很冗长的。此外,我们可能会怀疑社会科学家是不是真的借助于过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从反省和神入中获得的,因为第一手的知识创造了如何处理既精心而又不明智地错误引导的报告这种讨厌的问题。相应地,要为直觉和神入制造一个事例作为社会科学家可用的知识的额外的源泉也是很容易的,这样做有助于适用于人类行为的假说的发明,但是要在“证明的来龙去脉”中支持“悟”的社会科学是很困难的(见尼格尔1961年,第473—6,480—5页;拉纳德,1966年,第72—3页;莱斯诺夫1974年,第99—104页)。


              彼特·温奇在他的那本人们讨论得很多的《一种社会科学的思想》(1958年)中强烈地、甚至是荒唐地叙述了新的反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和马克斯·韦伯的某些方法论思想、特别是他的思想样板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而思想样板的观点又是和人的代理人从属于他们的活动这样的含义联结在一起的。①这种思想的主线是,上述含义并不是一个开放给因果分析的范畴,由于法规引导的人的活动形成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社会科学中的解释不能以自然的原因和结果来解释,而是应该以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解释。换句话说,适合于社会研究的知识只能从“学习法规”中得到,在学习法则的过程中又使我们进一步知道其内在的现象,使我们有行为和那些法规相一致的经验。于是,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新的反对观点最终和“悟”教条这个旧的反对观点揉合起来了;这两种观点都从属于同一的批评,即,对于和法规支配的行为有关的断言,我们没有在人与人之间可检验的方法(见拉纳德,1966年,第81—3页;莱斯诺夫,1974年,第83—95页;瑞安,1970年,第1,6章)。


              “悟”的问题和法规引导行为的丰富含义是直接而的确又很混乱地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个波普主义原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原理坚持认为,只有从个人的信仰、态度和决策方面看,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现象的解释才能被视为是充分的。这一原理是和恐怕还没有站住脚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原理相对的,后者假定社会整体有它自己的目的和功能,而这些整体的目的和功能是不能简化为组成他们的个人的信仰、态度和活动的。波普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强调并不明确(见阿拉曼,1976年,第166页),在本世纪50年代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大的辩论,但是波普本人并没有参加辩论。①争论成功地清除了不可避免地缠绕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绝对性周围的某些混乱。看起来早在1908年熊彼特就发明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表达,他还是第一个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政治的个人主义”区分开来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经济分析的模式,这种分析总是从个人的行为开始,而后者表达的是政治的纲领,在这种纲领中对个人自由的保留成为检验政府活动的试金石(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472页)。波普在这方面的区分并不象熊彼特那么清楚,因而他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辩护,或者干脆说他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批评,有时候就不合逻辑地和为政治的个人主义的辩护缠在一起(见波普,1957年,第76—93页);在弗里德里奇·哈耶克早期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中(见弗里德里奇·哈耶克,1973年)也可以看到和熊彼特相同的倾向,看来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盲目的模仿(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514—6)促使波普形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②类似地,如果不是波普自己,波普的很多追随者也从人们所谓的“本体论的个人主义”中推究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其命题是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由个人创造的,从而集合的现象只不过是从真正的个人决策中推究出来的假定的抽象物。但是,虽然本体论的个人主义很显然是真实的,它也不一定关系到我们应不应该研究集合的现象,也就是关系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一个明显的解释是把它和一个这样的命题等同起来,这命题就是所有社会学的概念都可以并且应该简化为心理学的概念。但是波普把这种解释宣称为心理说。然而,波普对心理说的攻击已被发现是没有说服力的,在这方面的许多争论在事实上已经转到对不可简化的“社会的事实”或制度和也许可以简化的“社会的规律”进行区分上来,从这方面看,可以认为波普坚持社会的规律可以简化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幸的是,波普还认为“理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追踪有意的人类活动的无意的社会反响”(见波普,1972年b,第342页;又第124—5页;1962年,Ⅱ,第95页;1972年a,第160页注)。但是,怎么可能没有正常的社会规律,也就是关于整体的前提怎么会不超过组成它的各部分的前提的总和呢?毫无疑问,在霍布斯和洛克时代,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论的个人主义,的确最终形成了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的无意结果教条,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理由说对个人活动的无意的副产品的研究现在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的必要的或甚至是主要的特征。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又是什么变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专横呢?


              从上面的观点看来,注意一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严格的解释(或者在这方面的“悟”教条)在经济学中意味着什么是很有益的。实际上,这种解释将排除掉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全部宏观经济学命题。由于至今只有很少宏观经济学命题做了这种简化,所以,几乎整个公认的宏观经济学都要被排除掉。在一种有如此毁灭性的含义的方法论原理里面,肯定有某些错误。在这里提到经济学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波普自己曾经解释说,必须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解释为在“理性原则”的社会问题中的运用,或“零方法”在“事态逻辑”中的运用。波普在他的知识传记里把这种事态分析方法解释为:


              ……是一种把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方法一般化的企图,以便使之能在其他理论的社会科学中运用……
              这种方法包括了建立一个社会局势模型,特别是包括了制度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中一个代理人用他的活动来解释他的活动的理性(零特点)。于是,这就是可检验的社会科学假说的模型[见波普,1976年,第117—18页;又1957年,第140—1页;1972年a,第178—9,188页]。


              无论如何,让我们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有启发的假设来推荐:从原则上说,如果有可能和当有可能的时候,用个人的行为来给所有象宏观的因素、总体变量或不管被叫做什么的整体概念下定义是非常合意的。但是当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陷入沉默,认为我们不可以蔑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正象有一个辩论的参加者所写的:


              我们最能向社会科学家提出的问题是……他是否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作为虔诚地希望达到顶点的东西、作为一种近乎是尽量地封闭的思想牢记在心里。这至少可促使他向人们保证他决不再把经济的或其他方面的可疑的团体心理和非个人的“力量”拿来戏弄;他决不再把不可观察的性质归于同样是不可观察的团体实体。与此同时,他将不会由于方法论的认可就不管什么东西如何不精确,有多少问题,都顽固地坚持[见布罗德贝克,1973年,第293页]。


              现在我们重申了方法论的一元论,这样做甚至是和波普对其教条的冲淡相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至少和某些自然科学相比还不成熟的每种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即使在“硬的”自然科学和“软的”社会科学之间只有一度之差,这一度也是相当大的。没有哪一种社会科学能够吹虚是现代化学的普遍定律,是粒子物理学的数字常数,有牛顿动力学的预言的正确性。若是把社会科学同生物学、地质学、生理学和气象学这些自然科学相比较,情况就要好一些,但即使在这里,在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和我们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方面仍然有很大的距离。①从原理方面看,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之间,也许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但是从实践方面看,这两者之间的划分几乎象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比如说,文学批评的原理的区别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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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事实上已经区分了库恩该书第一版中范例这个术语的21种不同的定义(见马斯特曼,1970年,60—5页)。


              ①顺便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在科学史上长期呼吁把简单作为科学进步的标准的最好例子:哥白尼的DeRevolutionlbusOrbiumCaelestium没有达到象托勒密的Almagest那种预言的精确性,甚至也没有摆脱充塞在地心说的托勒密理论中的本轮和离心圈的说法,但是哥白尼的学说是对当时人们所知道的行星运动的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的事实的更简便的解释(见库恩,1957年,第168—71页)。



              ②在所有对库恩的书的批评中,没有哪一种比图尔明的批评打击性更大的了(见图尔明,1972年,第98—117页),他从库恩在1961年发表的第一个声明到库恩的书在1970年的最后一版来追究库恩的思想。关于对库恩的书有深切的同情但在很多方面有同样严厉的批评可参阅萨普(1974年,第135—51页)。



              ①就象库恩在他早期对哥白尼革命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即使是在不列颠的大学里,牛顿物理学也花了40年才稳固地取代了卡特物理学。”(见库恩1957年,第259页)。



              ①简而言之,库恩最终放弃了沃特金发现在他的书中所埋藏的4个互相区别的论题,即(1)范例垄断论题——一个范例容不得其他的竞争对手;(2)不相容论题——新旧范例之间是不相容和不对应的;(3)无空档论题——科学家们不会在抛弃旧理论和接受新理论之间挣扎;(4)哥式塔转换或即刻范例论题——科学家们向新范例的转换是迅速和完全的。



              ①有一个经常自认自己从波普那里得益的科学家充分地表达了恶劣循环。
              在讨论用科学家的实践来检验科学方法论这个疑题时,彼德·米达沃(1967年,第169页)提到:“如果我们假定方法论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对方法论的正确性的检验也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假定方法论是正确的,那么就没有必要把它付诸检验,因为检验不会否定它的正确性。”关于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广泛地认识到这个恶劣循环的证据可参看拉卡多斯和马斯格雷夫(1970年,第46,50,198,233,236—8页);阿钦斯坦(1974年);赫西(1973年);和劳丹(1977年,第5章)。



              ②我们将会看到,布卢尔(1971年,第104页)在描绘拉卡多斯的研究工作的特征时离题太远了,他说拉卡多斯的“大量修正的做法构成了对波普方法的根本背叛,是全盘地销售某些最具有库恩主义者立场特征的东西。”然而,在认为拉卡多斯和库恩只有很小的区别而忽略了拉卡多斯的争论的整体目标方面,布卢尔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例见格林,1977年,第6—7页)。



              ①我应该把进攻的和防守的方法论的区分归功于拉特斯(1974年)。


              ①②如果科学研究框架的概念使某些读者感到含糊,那么他们必须记住理论的概念也是同样含糊的。事实上,即使是在很窄的、技术的意义上使用理论这个术语,要对它的概念下定义也是很困难的(见阿钦斯坦,1968年,第4章)。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样理解拉卡多斯的著作的。应该说拉卡多斯不是一个随和的作者,很难强其他进行精确的解释。他喜欢在注脚中做重大的立论,喜欢到处为不同的知识地位贴标签,喜欢制造新的用语和表达方式,喜欢前前后后引用他自己所写的东西——就好象如果人们不能理解他的全部东西也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这样做阻碍了人们对他的东西的简便的理解。



              ①拉卡多斯的“硬核”所表达的思想实质上和以熊彼特的“想象力”观点考察经济学史是一致的——“先行分析的认识行为为分析的努力提供了素材”(见熊彼特,1954年,第41—3页)——或者和古尔德纳的“世界假说”是一致的,在他的解释里极力想象为什么社会学家们要采纳某种理论而又反对其他的(见古尔德纳,1971年,第2章)。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当做关于拉卡多斯的“硬核”本质的特殊理论来读;在相信“意识形态”在科学的理论化中起了有意义的作用方面,马克思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在认为思想意识的阶级特征在接受或反对一个科学理论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方面,他又非常错误(见塞利格,1977年,特别是第26—45,87—94页)。



              ①更真实的说法是,拉卡多斯的劝告是把他写的尤勒理论史理性化,该著作在1964年发表。这部才气焕发的著作是以柏拉图式的对话写的,所有对数学史的引用都放在注脚里:这种做法表明了象“严密”、“高雅”、“证明”这些长期以来被视为纯逻辑的古老的数学概念不仅是附属于象“中肯”、“朴素”、“推理需要”这些对应的科学概念的,而且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是从属于科学发展的。



              ②加斯顿·巴克拉德是法国的科学哲学家,他在法国之外鲜为人知,应该把他和英国及美国的公认观点批评家联系起来。对巴克拉德的评论参见巴斯卡(1975年)。



              ①拉卡多斯的一个学生对他的科研框架方法论重新做系统的解释,证实了他的方法论的失败:见沃勒尔(1976年,第161—76页)。关于对拉卡多斯的其他令人信服的批评,见伯格森(1976年)和图尔明(1976年)。



              ②参见一个马克思主义作家在这方面对波普所做的总的来说可以理解但又是强词夺理的、怀疑主义的批评:海因兹(1977年,第6章)。


              ①经济学家们应该很熟悉汉森的观点:萨缪尔逊《经济学》的观点。(1976年,第10—12页)第一章中引用了这些观点。


              ①然而,没有什么对费叶拉本德的《反方法》的批评能够降低该书的横蛮的“诱惑力”,这个词的最好的含义是:该书对科学学术界的不恭是巧妙的,它迷恋于所有的经历,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占星者和上帝的证人的经历,它不但取笑其他人同时也取笑自己;的确,很难知道作者是不是一直在嘲弄你。《反方法》被广泛地评论,费叶拉本德在一本新书(1978年)对他的评论者做了很有特色的反应,他对评论者的回答有他们的评论的两倍长,谴责他们对他的书错误地理解,错误地解释,回避问题,而最差劲的是缺乏幽默。他向我们保证说,除了科学家所偏爱的方法之外,还有其他方法能够补足理性的科学步骤,但是他并没有说这些方法是什么;他的反证大部分是成功经验的个人秘史加上非正统的医术。



              ③这种特别的猜测是缺乏理论的,仅仅以几个假设的实验结果为依据,当然还根据其很深的心理学要求(见汤普金斯和伯德,1973年)。


              ②如果回到100万年前左右,维利科夫斯基的观点会显得更加有理。他的理论是理论充满预言的杰出例子,实际上所有那些例子都是特别的;加之,他责骂失误也象责骂成功一样频繁(见戈德史密斯,1977年)。



              ①见W.图恩特(1973年,第158,162—74页)。库恩至少主张(见库恩1970年b,第7—10页),在波普的划分标准下,应该承认不同于“世俗”占星术(预言整个民族和种族的未来)的“相命”占星术(预言个人的未来)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虽然这是已经被驳倒的观点。又见艾森克(1979年)。



              ①对此波拉尼已经说过(见波拉尼,1958年,第183页):“几乎每个欺骗了人们数千年的大的系统的错误,都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星占、咒语、神谕、巫术、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的巫医和开业医生的医疗法,所有这些都在众眼之下通过他们假定的实践成功稳固地建立了几世纪。科学的方法是为了阐述事物的本质这个目的精确地设计出来的,这种设计是在更加细心地控制的条件下,以比现实问题造成的情况中所出现的更加严格的标准进行的。”



              ①对于在《如果事物可以谈论》的标题下为Verstehen教条的有趣辩护,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315—32页)。


              ①韦伯的思想样板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特别的构思,这种构思特别地和觉得人的代理人和事件产生于这些代理人(例如经济人,资本主义,官僚,等等)的活动这样的思想有关。简而言之,韦伯的思想样板的定义涉及到把VerA
            stehen作为这种样板的基本要素。很多人都误解了韦伯的意思,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晦涩地说:思想样板既不是“思想”,也不是“样板”。伯格(1976年)和马克卢普(1978年,第8,9章)都极好地解释了韦伯的非常含糊的思想样板理论。



              ②哈耶克回顾了很多他早期的反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观点,现在他采取的是和波普的完全不同的态度:见巴里,1979年,第2章。


              ①实际上整个争论是由克里斯曼(1969年,第7期)和奥内尔(1973年)
              重新挑起的;又见尼格尔(1961年,第535—44页);卢克(1973年);瑞安(1970年,第8章);莱斯诺夫(1974年,第4章)。



              ①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345—67页)要解决一个重大问题的审慎企图,这个问题是:社会科学真的是低劣的吗?他的回答是是,但又并不象大多数人看起来所想的那样差。
            
            

2004年04月15日

         
一、公认观点


        任何查阅了一些科学哲学教科书的人都会很快发现科学哲学是一门非常奇特的学科:它不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去研究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要素,虽然那些要素是能推动和鼓励科学假说的发现的;它也不考察关于世界的哲学观点,虽然主要的科学理论里是暗含着那些观点的;它甚至也不反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原理、方法和结果,虽然那种反映是在普遍性的最高水平上对科学成就精华的描绘。相反,科学哲学看起来主要是由对科学理论的正规结构的纯逻辑分析组成的,这样科学哲学就显得更多地是规劝人们从事良好的科学活动,而不是对那些事实上已经成为科学的东西进行描绘;而只要科学哲学提到科学史,古典物理学总是被描写为似乎是典范科学;所有其他的原理若要配戴“科学”的头衔的话,或迟或早都必须同这种典范科学一致起来。


        这种对科学哲学的特征的描写现在已经有些过时了,这种描写所反映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个时期的科学哲学特征,那时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全盛时期。在本世纪的20年代至50年代之间,科学哲学家的确多少同意弗里德里克·萨普(1974年)所称的“理论的公认观点。”但是波普、波拉尼、汉森、图尔明、库恩、拉卡多斯和费叶拉本德的研究成果却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这种公认观点,然而却又没有用任何被普遍地接受的观点来填补这种观点的位置。上面所提的仅是主要人物的名字。简而言之,自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陷入了某种混乱,这就使仅仅用两章的篇幅来简单地介绍这个学科很困难。总之,在以公认观点的某些主要特征来开始本书时,有很多东西需要说,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用卡尔·波普的研究成果作为科学哲学新旧观点的分水岭,转到新的观点方面来。



 二、假定-推论模式


         在19世纪中叶科学哲学的公认观点认为,科学考察是从对事实的自由而无偏见的观察开始的,接着又对这些事实进行归纳推理而形成一般规律的公式,最后进一步归纳到更广的一般性,形成人们所称的理论;最终又要把规律和理论的经验结果同所有观察过的事实,包括最初开始观察的事实进行比较,来核对规律和理论的真实内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逻辑、推理和归纳体系》中完满地总结了这种科学归纳观点,至今还留下了通俗的科学概念。19世纪的后半叶,在爱恩斯特·马奇、亨利·波恩卡尔和皮埃尔·杜海姆的著作的影响下,科学归纳的观点逐渐被打破。从19世纪进入20世纪之后,在维也纳学派和美国实用主义者的著作中出现了科学解释的假定-推理模式,这几乎完全改变了上述科学归纳的观点(见亚历山大,1964年;哈雷,1967年,以及洛西,1972年,第10,11章)。


         然而,直到1948年,假定-推论模式才被当做科学解释的唯一正确模式以正式的术语写下来。这个公认的正式术语是在卡尔·亨普尔和彼特尔·奥本海姆的一篇论文(1965年)①里出现的。这篇论文现在很有名,它认为所有真实的科学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所有的科学解释都至少包括一个一般的规律再加上对有关的起始的或边界的条件的阐述,这规律和阐述就组成了阐释或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就可以推论出待做的解释,即关于我们所要解释的事件的阐述,在这个推论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其他帮助而只需要推理逻辑。我们所说的一般规律是指诸如“在所有情况下只要事件A发生,事件B就发生”这种命题。在考虑到个别事件B时,一般规律在形式上可以是宿命论的,在考虑到事件组B时,一般规律在形式上也可以是统计的;(因此,统计规律采取这样的形式:“在所有情况下只要事件A发生,事件B也发生,事件B发生的概率是p,这里0<p<1”)。我们所说的推理逻辑法则是指象“如果A是真的,那么B也是真的;A是真的;因此B是真的”这种确实可靠的三段论演绎论证;(这是逻辑学家所称的假定演绎法的一个例子)。显然不需要再加上这样的说明说,推理逻辑并不是抽象的演算,推理论证的逻辑真实性并不是不依赖“如果A是真的,那么B
            也是真的”这个大前提和“A是真的”这个小前提。 
        亨普尔和奥本海姆进一步认为,所有真实的科学解释都有共同的逻辑结构。被称为解释这样的操作和被称为预言这样的操作都采用同样的逻辑推理法则,两者的唯一差别在于,解释发生在事件之后,而预言发生在事件之前。对于解释来说,我们是从需要解释的事件出发,找到了至少一条普遍规律和一套起始的条件,这些条件在逻辑上包含了对所要解释的事件的说明。换言之,用一个特别的原因来作为对一个事件的解释只不过是把所要解释的事件归纳入一般规律或归纳入一套规律;由于这个原因,亨普尔-奥本海姆论文的一个批评家把这称做“解释的覆盖律模式”(德雷,1957年,第1章)。而对于预言来说,我们是从一条一般规律和一套起始条件出发,从中我们推论出关于一个未知事件的说明;预言被典型地用来检验普遍规律是否在事实上得到确认。总之,解释只不过是“倒写的预言”。


        认为在解释的本质和预言的本质之间有着完美的、逻辑的对称的看法被称为对称论题它构成了科学解释的假定-推理或覆盖律模式的核心。这个模式的关键是,它所运用的是演绎法,而不是其他的逻辑论证法则(这种评论的说服力很快就会变得很清楚)。在解释中所用到的一般规律并不是通过把个别例子进行归纳一般化而引导出来的;一般规律仅仅是一种假定,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进行猜想,可以通过把一般规律运用于对特别的事件的预言来对这个规律进行检验,但是一般规律本身不能被简化为对事件的观察结果。



    三、对称论题


        科学解释的覆盖律模式受到了来自各种立场的攻击,甚至这个模式的最有魄力的辩护者亨普尔本人这些年来在这种攻击面前也有些退却(萨普,1974年,第28页注)。大多数批评家都把对称论题作为他们的所有异议的把柄。他们认为预言并不一定包含有解释,甚至解释也并不一定包含有预言。


        不管怎么样,前一个命题是容易说得过去的:预言仅仅要求弄清楚相关的因素,然而对于解释来说,事情就复杂得多了。 
        因此,任何普通的最小二乘法回归的外推法只不过是各种各样预言中的一种,而回归本身可以不需要依赖什么理论,不管在回归的过程中各种相关的变量之间是什么关系,而且其中也很少是属于原因和结果的概念。没有哪一位经济学家需要人家告诉他说精确的短期经济预告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就象短期的天气预报一样,只需要借助粗浅的知识就可以得出满意的结果,虽然我们也许不知道经济学家为什么要做这些短期预告。总之,完全有可能做出很好的预言,但并没有解释任何东西,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然而,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总是能够很容易地判定某个有深刻的预言性的科学理论是侥幸地得来的还是通过构思得来的。有些公认观点的批评家认为,科学解释的覆盖律模式归根到底是以大卫·休谟的因果分析为基础的。因为休谟认为,所谓因果关系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碰巧相邻接的两个事件之间的固定的关系。时间上在前的事件称为在后的事件的“原因”,在后的事件称为“结果”,虽然在这两个事件之间并不一定有什么联系(见洛西,1972年,第104—6页)。批评家们批驳了这种休谟的“因果关系的台球模式”,坚持认为真正的科学解释应该牵涉到把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作用过程,这种解释保证了两个事件之间的联系的确实“必要性”(例见哈雷,1970年,第104—26页;1972年,第92—5,114—32页;和哈雷与西科德,1972年,第2章)。


        然而,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表明了,如果真的认为在科学解释中一定要有真正的因果作用过程,那对科学进步也许是很有害的。牛顿说,我们可以忽略运动者的物体的一切情况而只需要知道其位置、点质量和速度,并给这些术语下可行的定义;我们把由此得出的引力理论和宇宙定律结合在一起就可以预报诸如行星的轨道、月亮的轨道、潮汐的出现、甚至苹果从树上掉下的速度等各种自然现象的特性。宇宙定律认为一切物体都相互吸引,引力和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可是,牛顿并不能提出一个推拉的作用过程来解释他的引力活动——也没有人曾经发现过这个作用过程——


        他没能反驳他的很多同代人的反对意见。那些反对他的人说,认为引力不经过任何物质媒介的传导而在远处瞬间起作用的观点——是幽灵的手指虚幻地起作用——是十足的玄学的。①然而,谁又能否认牛顿理论的不平常的预言力呢,在莱弗利尔1846年用牛顿的反平方定律预言了迄今人们仍不知道的海王星之后,这种预言力就更难以否认了。莱弗利尔是通过观察天王星的轨道偏差来预言海王星的存在的。运用牛顿的理论有时预言对了,有时又因为预言错了而遭到责难(莱弗利尔还研究另一个称为祝融星的未知“行星”,但是毫无结果,这说明了水星的运动是没有规则的),但这些都很适宜地被忘掉了。总之,可以认为牛顿的引力理论应用于预言是效率很高的工具,由此做出的预言事实上对我们太阳系内的所有应用目的都是近乎正确的,然而用这种引力理论来“解释”物体运动确实是失败的。的确,正是这样的思想导致19世纪的马基和波恩卡尔断言说,所有的科学理论和假说只不过是对自然事件浓缩的描述。这种描述本身既不真也不假,而不过是为了经验信息的俗规,其价值是由思想的经济原理排外地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因袭主义方法论。


        我们可以说,预言,甚至是从高度系统化和严格的公理化理论做出的预言,并不需要含有解释。但是这种说法的逆命题呢,我们能提供一个不做任何预言的解释吗?很显然这个回答恰恰依赖于我们所说的解释的含义是什么,而这正是我们一直在回避的问题。从词语的广义上来说,解释就是回答一个“为什么?”的问题;这就是把那些神秘的和人们不熟悉的东西变成某些人所共知的、熟悉的东西,从而产生这样的感叹:“啊哈,原来就是这回事!”如果人们接受对语言的这种故意不严格的用法,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对人们所关心的事件只做出很少的预言,或者什么都没有预言,只是给人们一种“啊哈”的感觉。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被公认观点的批评家们频繁地引用的一个主要的例子(例见,卡普兰,1964年,第346—51页;哈雷1972年,第56,176—7页)。达尔文的进化论宣称要解释高度专化的生物种是怎样经过自然的选择从不那么专化的生物种发展而来的,然而却不能有预见性地准确地详细说明在某种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哪一种高度专化的物种将会出现。


        在进化发生之后,达尔文理论能够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进化的过程,但是在进化尚未发生之前达尔文的理论几乎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不能简单地认为达尔文理论不能说出自然选择作用所需要的起始条件,而应该说达尔文理论不能给出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物种存活率的明确的一般规律。迄今为止达尔文理论的所有预言只能指出在其他事件事实上正在发生的条件下会产生某种结果的希望(possibility),而不能指出在那些事件确实发生之后,将会有某种结果产生的可能性(likelihood)。举例说,达尔文理论只是猜测有游泳能力的一9经济学方法论定数额的物种在洪水淹没了它们先前的居住地之后将会存活下来,而却不能预言在一次真正的大洪水之后有多少数额的物种会真的存活下来,甚至不能预言存活的物种数额是不是比零大(见斯克里文,1959年)。


        如果说达尔文理论犯了“在此之后,因此……”这样有名的谬误,即从因果的连结来推断因果关系,那也是错的,因为达尔文的确解释了进化过程中的因果作用。根据达尔文,物种变化的原因是自然的选择,而自然选择本身是通过生存斗争来体现的。生存的斗争有繁殖和达尔文所称的“胚芽”的偶然变化,酷似于饲养员对动物的饲养选择。达尔文的继承作用机制基本上是这样的体系,即来自父母双方的特点在后代那里混合起来,并在一代一代的延续过程中稳定地淡化。不幸的是,上述所指的机制是虚假的:在这种机制下不会有新的物种产生,因为经过几代的混合,任何变异、或达尔文曾说过的“突变”,都会淡化到再也没有选择的价值。达尔文本人后来欣赏这种反对观点,在《物种的起源》的最后一版中,他对后天特性的直接继承这种可疑的拉马克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让步,致力于给进化论提供某些站得住脚的解释。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时候门德尔早已发现了基因的思想,即从遗传分裂出来的单元能够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而不发生任何混合或淡化,可是达尔文和其他任何人对此都一无所知。门德尔基因学给达尔文理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因果作用机制解释。但是从我们的观点看,门德尔基因学还是让进化论留下了它原先的地位:达尔文理论解释了门德尔基因学所不能预言的东西,而又没有给门德尔基因学的争论提供任何支持,仅能在既成事实之后提供一些间接的支持。达尔文自命为科学解释的假定-推理模式的倡导者(见吉斯林,1969年,第27—31,59—76页),但在事实上他留给今天的是“一个解释性的科学家的范例,而不是一个预言性的科学家的范例”(见斯克里文,1959年,第477页)。①然而,还有一点疑问,科学解释的覆盖律模式断言说当而且仅当我们能够借助一般规律来预言一个事件时,我们才能对这个事件做出科学解释,但是覆盖律模式并不能和达尔文进化论调和起来。覆盖论并不是完善的,进化论也并非不是科学理论。


        还有其他的不做明确的预言而只有解释的理论例子,如弗洛伊德深奥的心理学和杜克海姆的自杀理论,虽然这些理论中没有哪一个能轻易地被斥为不是真正的科学。所有形式的历史解释为这类的理论提供了更广的例子。历史解释只为将要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件提出足够的而不是必要的条件;


        历史学家的解释几乎从来就不是从他们提出的前提中能严格地推理出来的,因此他们的解释不形成任何严格的预言(或甚至回避预言)。可是,过份地进行这种没有预言光有解释的论题是危险的。有足够的理由对这种论题表示疑虑,需要提出的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也许是:当我们不能得出任何预言而只提供解释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能掌握所有同起始条件有关的信息,还是因为我们的解释不包含任何规律,甚至放弃了把某些规律一般化而确实只抓住一些毛皮呢



      四、现实的理论和方法论标准


        总之,很难反驳这样的结论,即科学解释的覆盖律模式排斥了很多至少有部分人认为是科学的东西。这种排斥恰恰是覆盖律的目的:它寻求“告诉它应该是什么”而不是“告诉它本来是什么。”正是这种指示性的、规范的功用使批评家们发现解释的覆盖律模式是可以反对的。他们认为,我们不需要提出科学解释的逻辑要求或者能理想地满足科学理论的最小条件,我们最好应把时间花在对在科学论证中确实用到的理论的分类和描述它们的特征上。①他们争辩说,当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发现理论的异种比理论的相似种更激动人心;科学理论看起来是缺乏共同的性质的。


        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推理的、带规律性的、统计的和历史的解释之外,生物学和社会科学总的来说也提供了大量功能的或目的论的解释的例子,这些解释都采取这样的形式,即或者是指出一个有机体的一个独特单元在起着保持有机体的给定状态的作用,或者是指出单个人的活动导致产生了某些集体的目的(见尼格尔,1961年,第20—6页)。四种或五种这样的解释形式出现在不同的科学理论里,而理论本身按照不同的范围又可依次做进一步的分类(如,萨普,1974年,第120—5页;卡普兰,1964年,第298—302页)。但即使是这种对科学理论的细节化的推敲术也招来了困难,因为在很多理论里面解释的不同模式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甚至认为归类到共同的标题下的理论在结构上都有共同的性质这种观点也是不对的。换句话说,只要我们采取一种科学实践的综合观点,那么允许在理论上进行单纯的“合理重新组织”的材料简直是太多了,从这种重新组织中可以得到假定所有适当的科学理论都应该服从的方法论标准。


        在科学哲学的叙述和指示之间以及在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本世纪60年代公认观点实际上被推翻的主要因素(见图尔明,1977年)。在波普对科学进步中的证伪作用的讨论中也出现了这种紧张关系,这已成为反对公认观点的主要原因之一。下面对波普思想的讨论将使我们能够用新的目光回过头来看对称论题。



      五、波普的证伪主义


        波普从对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分开始,以企图设计对竞争的科学假说的评价标准结束。波普对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分即他所称的划分标准,对科学假说的竞争他以假设的逼真程度来衡量。通过这样做他就稳步地离开了公认观点,认为科学哲学的目标是把过去零乱的科学理论合理地重新组织,以便使之同科学解释的一定规范一致起来。由于波普,科学哲学变成了这样的学科,在这学科里我们寻求的是一旦科学的理论被提出来之后我们就对之进行评价的方法。


        波普的出发点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评,这种实证主义在后来所称的内涵的可检验性原则中得到体现。这个原则规定所有的论证都应该是分析性的或综合性的——从论证所用术语的定义的长处来看是这样,从论证的实践经验的长处来看至少也应该是这样——然后,如果论证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检验的话,就宣告所有综合性论证都是意义深远的(见洛西,1972年,第184—90页)。从历史上看,维也纳学派(威特根斯坦、施利克和卡纳普)主要是把论证意义的可检验性原则做为一种武器去戳穿科学和非科学的论证中形而上学的自夸,这就暗示着所有还没有宣称是科学的论证和甚至某些已被认为是科学的论证都可以被驳斥为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实际上,在把可检验性原则运用于科学理论中的不可观察性实体方面产生了很深的疑问,这样的实体有牛顿力学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分子物理学中的电子、化学中的价键和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这种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反形而上学偏执的一个典型产物是操作主义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1927年被第一次提出来,后来又在波斯·布里奇曼所写的一系列有影响的书中广为传播。布里奇曼宣称,为了发现任何科学思想的意义,我们只需要对赋给这种思想以价值的具体操作加以具体的说明:长度是对物体的一维度量,智力是通过智力试验来衡量的(见洛西,1972年,第181—4页)。


         波普反对所有划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企图,代之以新的划分标准,即把全部人类知识都划分为两个互不包含的类,称之为“科学”和“非科学”。那么,对这个划分问题的传统的19世纪的答案是,科学和非科学的不同是由于运用归纳方法的效力的不同:科学以经验开始,通过观察和实验的加工,直到借助归纳法建立起一般规律。然而,在证明归纳的正确性方面存在一个逻辑问题,自从休谟以来的哲学家一直为这个问题感到忧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人们从太阳在早晨升起这个过去的经验中推断出太阳总是在早上升起这个一般规律;然而,从真的前提一定包含着真的结论这个意义上看,这在逻辑上并不是一个结论性的推断,因为根本不可能保证我们迄今所经历过的必然会和将来的保持一致。正象休谟所指出的,认为太阳升起的一般规律有不变的经验为基础,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把归纳所产生的问题从手边的论据这里转移到别的论据那里;问题恰恰在于推断将来要经历的任何东西在逻辑上是怎样毫无根据而只不过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这种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认为,从特定的事例归纳到普遍的规律在思想上需要一种非逻辑的跳跃,这是极有可能从真的前提导出假的结论的额外因素。休谟并不否认我们不断地把个别的事例一般化从而得出习惯,不否认思想上的自发联系,但他否认这种推断在逻辑上可证明是正确的。这就是著名的归纳问题。 
        这个问题是从休谟的争论中产生的。休谟认为,在归纳和演绎之间,在证明和反驳之间,在证实和证伪之间,在维护真理和否认真理之间都存在基本的不对称。单个的论断不管有多少,我们都不能通过逻辑从中导出普遍的论断,或者建立起结论性的论断。但是,借助推理逻辑,只需要一个单个的论断我们就能证明任何普遍的论断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或者拒绝接受它。我们可以用人们爱用的波普例子(这个例子实际上出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来说明这个道理:不管你看到的白天鹅有多少都不能从中推断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但是只要看到有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足以拒绝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结论。总之,你永远也不能证明任何事情实质上是真的,但是你能证明某些事情实质上是假的,这是我们可以把它当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首要戒律的论断。波普在建立他的划分标准时运用了这个基本的不对称原理:关于现实世界的综合命题本体至少在原理上可以用经验的观察来证伪,这就是科学,因为事实上它排除了某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因此,科学不是以它的学科内容或声称掌握某种知识的确定性为特征,而是以建立和检验命题的方法为特征的;科学所提供的确定性只不过是无知的确定性。


        然而,这里在科学和非科学之间所划的界线并不是绝对的:可证伪性和可证实性都是程度性的问题(见波普,1965年,第113页;1972年b,第257页;1976年,第72页)。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把划分标准看做是描述知识的、多少是连续的区间,在这区间的一端我们所看到的是某种“硬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和化学(在与之相邻的地方我们找到“较软的”科学,如生物进化论、地质学和宇宙论),在这区间的另一端我们可以找到诗歌、艺术、文学批评等等。历史和所有社会科学分布在这两端中间的某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在这个连续区间中更靠近科学的一端,而不是在靠近非科学的一端。



 六、逻辑谬误


        让我们短暂地转到逻辑谬误这个吸引人的问题上来追究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的区分本质。如果假定推理三段论是“如果A是真的,那么B也是真的;A是真的;因此B是真的”,那么在大前提中的假定陈述可以分解为假设前提“如果A是真的”和结果“那么B也是真的”。为了达到结论“B是真的”,我们必须能够说A的确是真的;用逻辑中的技术语言,我们在假设陈述中必须对大前提“肯定假设”,以便遵循逻辑需要得出结论“B是真的”。要记住术语真在整个争论中是指逻辑真而不是指事实的真实性。


        然而,请看看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我们稍微改动一下我们的假定推理三段论中的小前提,这样读:“如果A是真的,那么B也是真的;B是真的;因此A是真的。”现在我们不是肯定假设前提,而是“肯定结果”,试图从结果的真实性“B 
        是真的”来争辩假设前提的真实性“A是真的”。但这是谬误的推理,因为我们已不再是按照逻辑的要求来从前提中导出结论。只需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论点:如果布劳格是受过训练的哲学家,那么他就知道如何正确地运用逻辑定律;布劳格知道如何正确地运用逻辑定律;因此布劳格是受过训练的哲学家(天哪,他并不是)。肯定假设前提”(有时称为沉降方法)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是“肯定结果”是逻辑的谬误。然而,我可以做的是“否认结果”(浮升方法),这在逻辑上总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以相反的方式来表达假定推理三段论,我们就得到:“如果A  是真的,那么B也是真的;B不是真的;因此A不是真的。” 继续上面的说明,就是:如果布劳格不能正确地运用逻辑定律,我们的确能够从逻辑上判定他不是受过训练的哲学家。 
        波普强调在证实和证伪之间存在不对称的思想有一个理由。从严格的逻辑观点来说,我们永远也不能因为某个假说和事实相符而断言说它是真的;从事实的真实性到假说的真实性的推理就暗藏着我们犯了“肯定结果”的逻辑谬误。另一方面我们又能够参考事实来否认假说的真实性,因为从缺乏事实到假说虚假的推理过程中,我们借助了“否定结果”这种在逻辑上是正确的推理过程。用一个便于记忆的公式来总结全部争论,我们可以说:没有证实的逻辑,但是有反驳的逻辑。



  七、归纳问题


        如果科学是以企图没完没了地对已有的假说证伪为特征,并以成功地抵制了伪造的东西来代替假说,那么人们自然会问这些假说是从哪里来的。波普沿袭公认的观点,对所谓的“发现的来龙去脉”不感任何兴趣,这种“发现的来龙去脉”是和“证明的来龙去脉”相区别的——科学知识的渊源问题被交给知识心理学或知识社会学来处理(波普1965年,第第31—2页)——然而他还是坚持认为,不管科学概括的起源是什么,它都不是从特别的事例做出的归纳。归纳对他来说简直是神话:归纳推断不仅是不成立的(对此休谟很早以前就证明过了),事实上归纳是不可能的(见波普,1972年a,第23—9页;1972年b,第53页)。我们不可能从一系列观察中进行归纳概括,因为当我们从无数的事件中选择一定的观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确定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本身就是理论,不管这种理论是多么粗鲁和天真。换句话说,不存在“没有理性的事实”,所有事实都塞满了理论——这就是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的观点。象休谟一样,波普并不否认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一目了然的归纳例子。但是和休谟相比,波普走得太远了,他否认这些归纳是从以前的感觉中得出的没有偏见的概括。就象科学本身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要求得到知识,并运用人们熟悉的试错的方法,通过接连不断的猜测和反驳来增进知识。从这个意义上看,虽然波普喜欢声称他解决了归纳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说波普更多的是取消了归纳问题。①为了避免误解,我们需要就一般说法中归纳这个术语的双重意义花一点时间。至此,我们是在严格的逻辑意义上使用归纳这个术语的。这种归纳的意义就象这样的论证,它使用了一个含有一个阶层里某些成员的信息的前提,目的是为了支持一个关于所有成员的概括,因此这归纳也就包括了这个阶层里一些未经考察的成员。就象休谟一样,波普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的归纳并不是站得住脚的逻辑论证;只有推理逻辑才提供了逻辑学家所称的“证明的”或胁迫人的论证,通过这种论证真的前提总是带来真的结论。但是在科学上,并且确实是在日常的思考中,我们不断地碰到也标为“归纳”的论证,这种论证意欲表明特定的假说是由特定的事实支持的。


     这样的论证可以被称为是“非证明性”的,因为从逻辑上看结论并不是由这种论证“带来”的,虽然这些结论在某种意义上得到前提的“支持”(见巴克,1957年,第3—4页);即使前提是真的,一个非证明的归纳推理论断在逻辑上也不能排除结论是假的可能性。因此,“我看见过大量的白天鹅;我从没看见过一只黑天鹅;因此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是一个非证明的归纳论断,这个论断并不是由大前提和小前提带来的:所有这些可以完全是真的,但是结论在逻辑上仍然不是和前提一致的。因此,一个非证明的论证最多不过是劝说明白道理的人,而证明的论证必须使甚至是顽固的人信服。


         波普的“归纳是一种神话”的断言是指证明性的逻辑论证这样的归纳,而不是指非证明性的归纳。非证明的归纳频繁地采用统计论断,企图肯定一些假说。①我们将要看到与此相反的是,波普对非证明性归纳有更多的讨论,有时我们称这种归纳为证实的逻辑。波普所要说的是,很难有什么东西比这样的一个普遍观点更能把人引入歧途的了,这个观点认为,推理和归纳是相反的思想活动,推理把我们从一般带到特殊,而归纳把我们从特殊带到一般。这种相关的对比从来就不是在推理和归纳之间进行的,而是在确定的证明性论断和不确定的非证明性论断之间进行的(见科恩,1931年,第76—82页;科恩和尼格尔,1934年,第273—84页)。


         如果我们能够在语言使用中推行用“引证”来表示非证明式的论证以代替“归纳”这个粗俗的叫法,我们就可以避免大量的混乱(布莱克,1970年,第137页)。例如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说法: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之上的;推理只不过是理清思维的一种工具,它不能用做取得新知识的工具,它就象制香肠的机器一样,从那一头放进什么,这一头就只能产出什么;我们只有通过归纳才能学到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新东西,科学归根到底是对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知识的积累。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逻辑》中搬过来的,只不过是一种可怕的文字游戏。这种观点把归纳当做推理的对立面,并且认为这两者是逻辑思维的仅有方法。但是证明的归纳是根本不存在的,引证也决不是推理的对立面,而事实上是思想活动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引证是从浑沌世界中跳出来的非逻辑活动,它想知道真实的世界,或者尝试猜测相关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至于这种跳跃怎样进行是属于发现的来龙去脉。实证主义者,甚至波普主义者惯常于取消对这种来龙去脉的研究,也许这是不应该的。然而事实却是,科学哲学只是关心引证过程的下一步,即只关心初始的猜测是怎样转化为科学理论和然后这些理论是怎样以事实来检验的。通过把猜测捆在一起形成多少是紧密地编织在一起的推理结构,猜测就转化成为理论。简而言之,我们不应说科学是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之上的:科学以引证为基础,跟着引证的是推理。



    八、免疫战略


         让我们又回到波普的理论。波普经常引用科学解释的覆盖率模式,特别是在他的早期著作里。但是他也开始对对称论题产生疑惑,这种疑惑在不断增长。在对解释理论的检验中波普把预言看得过分重要,但这并不是说他把理论前提仅看做是生产预言的工具:“我认为理论家对解释的兴趣——即对发现解释性理论的兴趣——不能降低为对预言推理中的实际技巧的兴趣”(波普1965年第61页注;还有1972年a,第191—5页;波普和埃赛利斯,1977年,第554—5页;和上面的脚注①)。科学家们总是寻求解释,他们从中引出他们的解释中所固有的逻辑预言,以便检验他们的理论;所有“真”的理论只不过假定是真的,这种理论至今还反对证伪;换一种方式表达,所有我们掌握的、事实上真实的东西都被塞进那些尚未被证伪的理论里。 
         因此,一切事情都缠在我们是否事实上能对理论证伪,即使我们能,我们是否能果断地这样做。很久以前,杜海姆认为没有哪一个个别的科学假说可以对之进行结论性的证伪,因为我们总是检验全部前提,特定的假说是和辅助的论证连结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我们所证实的或拒绝的是假说本身。这样,任何假说都能够不顾反对的证据存在下来,因此对这种假说的接受或反对在某种程度上是因袭的。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检验加俐略的自由落体定律,我们就一定需要检验关于空气阻力作用这个加俐略定律的辅助假设,因为加俐略定律是运用于绝对真空里的落体的,而在现实中绝对真空是不可能得到的;因此,由于测量仪器不能消除空气阻力的影响,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我们撇开对加俐略定律的反对意见。杜海姆总结说,总之没有“严酷的实验”这样的事情(见哈丁,1976年)。据说黑尔伯特·斯宾塞的悲剧思想是非常漂亮的理论,这理论被一个与之不符的事实消灭了。实际上他不必为此担心:这种悲剧永远不会发生!


        波普不仅意识到了杜海姆的这种因袭主义者的争论,而且他所构思的全部方法论的确是用来对付杜海姆造成的困难的。由于在某些学术圈子里面还认为波普是一个朴素的证伪主义者,即他认为仅一个反驳的事例就可以推翻一个科学理论,因此很值得引用他自己对杜海姆的不可驳斥性论题的承认:


        从事实的方面看,永远也不能得出对一个理论的结论性的反驳;因为人们总是有可能说实验的结果是不可靠的,或者断言在实验结果和理论之间存在的差异仅仅是表面的,这些差异将随着我们理解的进展而消失[见波普,1965年,第50页;又见第42,82—3,108页]。


        正是因为“永远也不能得出对一个理论的、结论性的反驳”,我们在战略上就需要方法论的限制,这个战略可能会被科学家们采纳来面对反驳捍卫他们的理论。这种方法论的限制不是波普的科学哲学的肤浅的附属物;它们完全是波普科学哲学的基础。人们并不总是意识到波普并不认为仅是可证伪性就能把科学和非科学区分开来;真正把科学和非科学区分开来的是可证伪性加上方法论法则,这些法则禁止他最初所称的“特别辅助假设”,后来他又称这种假设为“因袭主义战略”,最后称之为“免疫战略”(见波普,1972年a,第15—16,30页;1976年,第42,44页)。


         如果我们读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寻找象“我提出这个法则……,”“我们将采纳这种方法论的法则……,”等等这样的用语,我们将发现不止20个这样的用语。列出这些用语的一些样本是很有启发的:①(1)……采纳这种法则,这种法则将保证科学论证的可检验性;这就是说,它们的可证伪性[1965年,第49页]。


              (2)……只有这种论证能够引用到科学中来,这种论证在主观内在上是可检验的[1965年,第56页]。
              (3)……就对我们的体系的威胁来说,我们将不用任何种类的因袭主义战略来保护我们的体系[1965年,第82页]。
              (4)……只有那样的[辅助性假说]才是可以接受的,即当采用它们时不是降低,而是相反,能够增加对我们所讨论的体系的可证伪性或可检验性程度[1965年,(5)按照逆实验,在主观内在上检验的实验是既可接受的,又可拒绝的。对纯粹是要求讨论将来才发现的逻辑渊源可以不管[1965年,第84页]。


              (6)只有当我们发现可再生的效果拒绝一个理论时,我们才能说它[一个理论]是被证伪了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一个低水平的经验式的假说所描述的结果已被提出来并被证实了之后,我们才能接受证伪[1965年,第86页]。


              (7)……对于那些能被最严格地检验的理论应该给以优惠[1965年,第121页]。
              (8)……对于辅助性假设能不用就不用[1965年,第273页]。
              (9)……任何新的假说体系都应该承认或解释旧的、已证实的规律性[1965年,第253页]。
              在波普那里,正是这些方法论法则,包括可证伪性本身,构成了划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但是为什么有人要采纳这样一种划分标准呢?“我提出我的划分标准的唯一理由,”波普声称,“是因为它是富有成效的:在它的帮助下很多论点都能被澄清和解释”(1965年,第55页)。但是它对什么富有成效呢?对科学?只有当我们提醒自己说,只能用非科学的方式来证明对科学的追求是否正确,争论的表面循环才能消失。


        我们想获得这个关于世界的知识,即使仅仅是容易出错的知识,但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要这样的知识,这些知识还是那么深奥而仍然没有回答关于人的性质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见马克斯韦尔,1972年)。


        “方法论的法则,”波普(1965年,第59页)告诉我们,“在这里被视为因循守旧。”注意他并没寻求借助科学史来为他的法则辩护,他的确明确地反对把方法论当做考察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行为的学科这样的观点(1965年,第52页)。他确实经常参考科学史——爱恩斯坦是灵感的一个特别源泉(波普1965年,第35—6页)——但是他并不认为他已提供了对科学家们所做的事的理论解释,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①他的目的显然是劝告科学家们怎样进行活动以便促进科学进步,他的方法论法则很显然是规范的,就象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著名法则一样,这种法则被称为奥卡姆的剃刀(Occam’s  Razor),这种法则能被理性地进行讨论,但是不能被历史的反例所推翻。在这个意义上,波普的大作的标题《科学发现的逻辑》在两个论点上是使人误入歧途的。②科学发现的逻辑并不是纯粹的逻辑,而是一系列分析性的命题;他自己也说,“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和科学方法的理论一致的”(1965年,第49页),并且正象我们所看到的,理论是由可证伪性原理加上散布在他的整部著作中的否定的方法论法则组成的。①加之,即使我们很不严谨地把科学方法的理论描述为一种逻辑,这种理论也不是一种科学发现的逻辑而是辩护的逻辑,因为波普从一开始就把新的富有成效的科学假说是怎样发现的这个问题作为心理学的难题排除掉了。



  九、统计推断


         很多评论家已经深深地被方法论原理的学说所困扰,这种学说根本不是从过去的科学成就中概括出来的。但是经济学家们由于有令人赞叹的知识武装而欣赏纯粹规范的方法论法则价值,当他们估计统计关系时每次都要求助于这种法则。


         就象每本基础的统计学教科书所告诉我们的,统计推断关系到要用观察样本来推断整个对象总体的某些未知的特征,在做这种推断时我们既不能太严厉又不能太含糊:我们总是冒着产生Ⅰ类误差的危险,即做出否定事实上是真的假设的决定;但是我们也总是冒着产生Ⅱ类误差的危险,即做出接受事实上是假的假设的决定,但是一般来说无法建立一种不存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冒这两种危险的统计检验。我们被指教通过建立要检验的统计假设的相反的例子,即建立零假设H。来对统计假设进行检验。Ⅰ类误差或检验的“范围”由错误地排斥的H0组成,Ⅱ类误差或检验的“效力”由错误地接受的H0组成。我们被进一步指教选定一个小范围,比如0.01或0.05,然后把效力最大化使之和范围一致,或者换一种表达法,设定Ⅰ类误差在某个任意小的数字,然后针对给定的Ⅰ类误差使误差Ⅱ最大化。这样就最终产生了结论,即给定的假设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建立的,意为我们希望冒的接受假设为真的风险是,至少有1B20的机会这种假设是假的。


         上面所说的是已为人所熟知的内曼—皮尔逊统计推断理论中的简单知识,其目的是表明任何对假设的统计检验基本上总是依赖一个用来做比较的替代假设,即使这种比较仅仅是借助一个人为设立的H0。但不仅是对假设的统计检验采用这种方法,所有的“引证”检验也采用这种方法。史密斯犯有谋杀罪吗?好吧,这要看陪审团假定他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他是无辜的,直到能证明他是有罪的;或者他是有罪的,直到他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正象人们所说的,证据是典型的“看情况的”,它本身不能被估价,除非陪审团首先决定Ⅰ类误差的风险是小于还是大于Ⅱ类误差的风险。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永远不会把无辜的人定罪的法律制度,其代价必然是偶然会使犯罪的当事人免受惩罚,或者如果我们想保证犯罪的人总是受到惩罚,其结果必然是偶然会把无辜的人定罪,我们究竟想要哪一种法律制度呢?


         于是,科学家一般担心接受虚假的东西比担心错过认识一个真理更甚;这就是,他们的行为好象是认为Ⅰ类的误差比Ⅱ类的误差代价更高。我们可能对这种态度感到悔恨,认为这是一种守旧的保守主义,这是由于在旧教条中有既得利益而不愿接受新思想的典型表现。或者我们可能欢迎这种态度,认为这是健康的怀疑主义的表现,是科学态度中所有值得欢迎的东西的标志。但是不管我们的观点怎么样,我们不得不做出结论说,所谓的方法论法则已以上述方式进入了这样的问题,这问题就是,统计的事实是否已被当做事实接受。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说什么关系在低至5%或甚至1%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有统计意义的,我们就承认了这样的判决,即接受一个虚假的假设的风险要比拒绝一个真实的假设的风险大。这种判决本身不是逻辑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科学成就历史来证明它是正确的(见布雷思韦特,1960年,第174,251页;卡普兰,1964年,第6章)。


        考虑到现代量子物理学固有的统计特征(见尼格尔,1961年,第295,312页),上面的评论并不是等闲的,并不是仅仅同象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有关。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个理论的预言在本质上是有概率性的(这种预言决不是设计来证实甚至象波义耳定律这么简单的关系的实验室里的实验,没有这样的预言波义耳也会发现压力和体积的乘积是不变的),那么认为可以不借助规范的方法论原则就可以对证据进行评价的观点就是荒谬的。如果波普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地引用内曼—皮尔逊的统计推断理论,他的科学哲学就会更多地为人们所理解,更少地被错误地解释,这种解释至今仍然充斥在第二手的资料里。


         当然,事情确实是,这种假设检验理论只是在1928—1935年间在杰尔吉·内曼和阿格恩·皮尔逊的著作中出现,在本世纪40年代间得到规范的应用(肯德尔,1968年),而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是1934年首次在德国出版的,也许太早了以至不能汲取统计学发展的优点。但是罗纳德·费歇尔1930年在一篇著名的文章里就已经提出了可靠推断的思想,这种思想事实上是和假设检验的现代内曼—皮尔逊理论一致的(见巴特利特,1968年),而波普自1934年之后还写了大量论述科学哲学的著作。波普忽略了把统计推断的现代理论运用于科学哲学是很令人吃惊的,因为他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就开始讨论概率,并且很有洞察力地认为概率论证在本质上是不可证伪的,因为这种论证“没有排除任何可观察的东西”(1965年,第189—90页)。“相当清楚的是,”他继续说道,“‘实用的证伪’只能通过方法论的判定来获得,这种判定把高度不可能的事件视为被排除掉的——即被禁止的”(1965年,第191页)。波普所说的正是内曼—皮尔逊理论的要点,而当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其要点的时候,证伪的原理要求和方法论的标准一致就立刻变得很明显。因此,波普未能运用内曼—皮尔逊的理论,特别是他很明显地讨厌提到这个理论,这应该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记载下来。①我猜测,波普的这种做法和他一生都反对用概率论来估计假说的逼真性有关系——这个问题太吓人了以至不能在此解答——但这仅是一个受到灵感推动的猜测。



    十、证实的程度


        虽然波普否定把科学解释视为不过是为了做预言的“推断入场券”这种观点,他还是坚持认为科学解释是不可评价的,除非所评价的是解释中所包含的预言。要证实一个理论解释的预言,要证明解释和可观察的现象是协调的,那是太容易了:很少有不被人们用一些观察来检验的理论,不管这种理论是多么荒谬。只有当科学家专门发展对一个科学理论证伪的可观察的条件时,这个理论才真正被检验。①那些证伪的条件越专,产生的可能性越大,理论遭到否定的危险性越大。如果一个理论反复成功地抵制了证伪,并且它还成功地预言了结果,这个结果并不与同它竞争的理论解释应验,那么就可以判定这个理论是高度巩固的,或者象波普喜欢说的,是“很好地证实了的”(1959年,第10章)。简而言之,一个理论是被证实了的,不是由于它和很多事实相一致,而是由于我们不能找出任何事实来拒绝它。


         传统的19世纪科学哲学认为,够格的科学理论应该满足一整套的标准,比如内在的一致性、朴素、完整性、假定的经济性、解释的通用性,也许甚至还有蕴涵和现实的贴切性。


        波普为了可证伪的预言力图把大部分传统的标准化简,这种强烈的欲望是很值得注意的。很明显,逻辑的一致性是对任何理论的“最一般的要求”,因为一个自我矛盾的解释同什么事件都相容,从而永不会被拒绝(见波普1965年,第92页)。同样明显的是,一个理论的通用性越强,蕴涵的范围越广,就越容易被证伪;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普遍地偏爱越来越综合的科学理论也许是由于人们已经暗中认识到了这样的事实,即科学进步是以理论的积累为特征的,而这种理论已抵制住了严厉的检验。引起争论更大的是,波普认为理论应简单到可证伪的程度,其意义是理论越简单,理论的可观察的含义就越严格,从而它的可检验性就越大;正是由于简单的理论具有这些性质,我们才追求理论的简单性(波普,1965年,第7章)。但这是不是有说服力的主张还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关于理论的简单性这个看法本身是以科学家的历史眼力为条件的。不止一个科学史学家提到过牛顿引力理论的优美的简单性,牛顿的理论并没有给十七世纪的同代人以特别的震动,但却给19世纪的思想家以很大的影响。如果现代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就不能说它们是非常简单的理论。①要给简单的理论的含义下一个精确定义的企图一直没有成功(见亨普尔,1966年,第40—5页),奥斯卡尔·威尔德嘲弄说真理很少是纯粹的,而且从来也不简单。也许他是对的。


        即使波普所说的“证实的程度”可能是提出理论之间的比较度量,但是在事实上他明确地否定了对一个理论体系的可证伪程度用数字表达的可能性。首先,没有理论能够被任何单一的实验决定性地证伪——这就是杜海姆的不可反驳论题。第二,虽然我们可能劝告科学家们不要用“免疫战略”来躲避对他们的理论的证伪,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定的情况下还固执地坚持已被驳斥的理论,希望对这种理论进行修改就能对付新发现的异常现象,这样做也有功能价值(见波普,1972年a,第30页);换句话说,波普主义给予科学家们的劝告决不是含糊不清的。第三,大多数理论评价问题不是一个理论和一套观察之间的争辩,而是两个或更多的对抗理论和一个对两方面的理论都多少解释得通的证据之间的三角斗争(见波普,1965年,第32—3,53—4,108页)。所有这三种考虑把理论的证实程度判定为是一种事后的挨次比较,这种比较是一种固有的定性比较(见波普,1972年a,第18,59页):


         我的理论的证实程度是指简明地报告(在特定的时间)对一个理论的批评性讨论的评价,这种评价是从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面考虑的;是指一个理论的可检验程度;是指对理论检验的严格程度;是指理论抵制检验的方式。因此,证实(或证实程度)是一种对过去的成绩的估价报告。证实程度也象偏好一样,基本上是相对性的:一般地,一个人只能说理论A比与之竞争的理论B  有更高的(或更低的)证实程度,这是根据包括了检验的批评性讨论,直至某个时间t。作为仅仅是对过去的成绩的报告,证实程度就要对付可能由它导致的对某些理论比对另外的理论有更大的偏好。但是证实程度并没有说出任何关于将来的成绩或者关于理论的“可靠性”…… 并不认为貌似真实的程度,或者对真理内容的衡量,或者对虚假内容的衡量(或例如证实程度,或甚至是逻辑概率)能够数量化地决定,除非是在某种限制的情况下(比如0和1)。


         事实上在对抗的理论之间的范畴是有些不同的,这个事实使证实的概念精确化问题更加严重。严格地说,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抗的理论甚至是不可比的。加之,如果互相对抗的理论中的每一个都是互相联系的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要比较它们的证实程度或者貌似真实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波普的工作“合理地重新组织”的说法是有些淘气的,但是这种说法很好地讨论了波普方法论的中心困难。这是他的一个学生埃默雷·拉卡多斯说的,拉卡多斯写道(见1978年,Ⅰ,第93—4页):  波普是教条的证伪主义者,他从未出版过一个字:他是被别人发现的——或被别人“批评”的——首先是被艾尔,然后是被其他人……波普1是天真的证伪主义者,波普2是复杂的证伪主义者。真正的波普是在本世纪20年代从教条的版式发展到天真的方法论证伪主义版式;他在50年代达到了复杂的证伪主义者的“接受法则”……但是真正的波普从未抛弃他早期的(天真的)证伪法则。直到今天他还要求预先制定“反驳的标准”:如果真的能观察的话,就应该对哪种可观察的情况意味着理论被反驳有一致的意见。他仍然把“证伪”解释为理论和观察之间的斗争结果,两者缺其一,更好的理论一定会被卷入争论……因此,真正的波普包括了波普1和波普2的某些要素。


         拉卡多斯对波普的特征的概括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拉卡多斯把他自己的成果和波普的成果(拉卡多斯=波普3)区别开来的企图得到了实现:波普承认科学家们在做出结论说旧的理论已经被证伪之前,通常他们在暗中已经有了新的理论,但是他并没有坚持科学家们是否应该或者一定要暗中有新的理论,而这却是拉卡多斯的主要观点(见拉卡多斯,1978年,Ⅱ,第184—5页,193—200;还有阿克曼,1976年,第5章)。



   十一、一个中心结论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的中心结论之一:就象没有发现的逻辑一样,也没有辩护的论证逻辑;检验、证伪、认可、证实,或你所希望的一切东西的正式规则体系和自动过程都没有。对于“当所有我们所能依赖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唯一的经验时,我们又怎么能获得关于世界的绝对肯定的知识呢?”


          对于这个哲学问题,波普的回答是,不管是以我们自己个人的还是以一般人类的经验为基础,都没有确定的知识。比这更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什么可靠的方法能够保证我们已有的关于真实世界的易出错的知识确是我们所能掌握的最好的知识。对科学哲学的研究能使我们对可接受的经验知识的评价变得敏锐,然而假定的评价依然存在。我们能征求对这些评价的最严厉的批评,但是我们所不能做的是假装不知道在某些地方还有完全客观的方法,即一种内在主观地论证的方法,这种方法将实际上迫使人们对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科学理论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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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篇论文是亨普尔在1942年所发表的同一论题的更谨慎的版本,引起了历史学家关于历史解释意义的大争论。关于假定-推论模式的更早的不那么正式和精确的阐述可以在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找到,该书1934年在德国第一次出版,随后1959年在英国出版。的确,早在1843年穆勒也有过类似的阐述。



              ①我们知道牛顿完全意识到这种反对;对此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引力必然是由一个按照某种规律不断地施动的施动者引起的,但究竟这个施动者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我留给我的读者们去思考”(在图尔明与戈德菲尔德,1963年,第281—2页中的引用;又见图尔明与戈德菲尔德,1965年,第217—20页;哈里森,1965年,第90—1页;洛西,1972年,第90—3页)。同样地,催眠术思想史(从“动物磁力说”到“催眠术”到“催眠术研究”)表明了,很多充分验证过的自然现象,例如把催眠术作为一种医疗麻醉的有效运用,甚至现在人们也不能从相互作用的因果示系方面对之进行解释。



              ①达尔文受到一个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鼓励,而受到另一个经济学家弗莱门·詹金的坚决批评,后者是爱丁堡大学的工程学教授,他恰好是画出需求和供给曲线的第一个英国经济学家。注意到上述情况我们会感到满意。是詹金第一个以《物种的起源》1867年的观点表明达尔文的理论是不正确的,正如达尔文后来所说的那样。可能是詹金的反对使达尔文在第六版的《物种的起源》中插进了新的一章,重现了拉马克的思想(见詹金,1973年,特别是第344—5页;


              图尔明和戈德菲尔德,1967年,第9章;吉斯林,1969年,第173—4页,李,1969年)。


              ①斯克里文的论说是值得全部引述的:“我们应该认识(达尔文的)‘已经达到的现实’,而不是去探索社会科学家所偏爱的(牛顿的)‘将到来的秘密’;这是解释的但不带预言性的科学家的范例。”出于类似的考虑,波普(见1976年,第168,171—80页;又1972年a,第69,241—2,267—8页)下结论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是可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框架——一种可用于可检验的科学理论的可能框架。”



              ①历史学家已经以同样的方式争论说,历史解释的覆盖律模式错误地解释了历史学家所真正做的东西:历史是一种“个人署名的”而不是一种“研究普遍性规律的”学科,它所关心的是对特定的事件和特定的人的研究,而并不关心一般的发展规律(见德雷,1957年;1966年)。但是亨普尔的最初观点的实质是,甚至是单个的事件也是难以解释的,除非是借助于某种一般化的东西,即使这种东西是锁碎的;这实质上是还认为,一般地历史学家并不能提供比一个“解释草图”更多的东西,因为他们既不能把他们的一般化明确化,又不能保证它们是经过充分验证的。因此,在历史哲学家之间的亨普尔-德雷争论完全重演了在科学哲学家之间的公认观点争论(见麦克莱兰,1975年,第2章中慎重和中肯的概括)。



              ①哲学史简直是零乱地塞满解决“归纳问题”的不成功的企图的历史。甚至经济学家也不能阻止试图拒绝休谟的诡计。例如,罗伊·哈罗德(1956年)写了一整本书,企图证明把归纳作为概率论证的一种是正确的,概率被视为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是事件的客观特征。就概率的概念而论,争论的问题牵涉到了某些很深的疑难问题,对此我们在这里还不能讨论它(但请见艾尔,1970年)。



              ①对于某些瞄准波普责难归纳主义的攻击可从忽略“归纳”这个术语的双重意义这种趋势中找到根源(例见格韵鲍姆,1976年)。巴克(1957年)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虽然他对波普的讨论给人们留下了某些想望的东西。



              ①对这些法则的完整的陈列,参见约翰逊(1975年,第2,4—11章)这是一本有用的书,然而作者对能在今天被认为是科学哲学的所有东西都不同情。第83页]。



              ①
              ②这可能是糟糕的翻译造成的问题:德文书名logikderEorschung翻成《研究的逻辑》(TheLogic of
            Inguiry)更准确。
              因此波普评论说,牛顿相信他必须采用培根的归纳方法,这会使他的成就“更加辉煌:它们是在同错误的方法论信仰里古怪的东西作斗争中取得的”(见波普和埃塞利斯1977年,是190页;又波普,1972年b,第106页—7页)。甚至对于爱恩斯坦,波普在很长时间里也把他看做是教条的实证主义者和操作主义者(见1976年,第96—7页)。



              ①人们通常还能发现对波普的解释忽略了在他的方法论法则中阻止“免疫战略”的重大要素:例见艾尔(1976年,第157—9页);哈雷(1972年,第48—52页);威廉斯(1975年);甚至可参见马吉(1973年)。



              ①拉卡多斯(1978年,Ⅰ,第25页)评论说波普的“证伪主义是现代统计学中某些最有趣的发展的哲学基础。”内曼-皮尔逊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方法论的证伪主义基础之上的,但是拉卡多斯并没有指出在事实上内曼-皮尔逊的理论是独立地发展的,并且大部分是在波普的证伪主义之前发展的,而波普却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理论。又见阿克曼(1976年,第84—5页)。布雷斯韦特(1960年,第199页)在评论了“归纳问题”同费歇尔论检验的意义的早年著作,以及同后来A.沃尔德在统计决定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之后,在一个毫不隐晦的注脚中说:


              “虽然好几个论逻辑的作者都参考了费歇尔的‘最大可能性’方法,但是我知道只有两本论逻辑的著作,C.W.丘奇曼的《经验推断理论》(纽约,1948年)和R.卡纳普的《概率的逻辑基础》是参考了沃尔德的著作——或确实地说是参考了内曼和皮尔逊的早至1933年的著作的。”



              ①很有趣的是,达尔文(见1968年,第228—9页)在一点上做了这种波普主义的详细说明:“如果能够证明任何一个物种的结构中的任何部分是为了专属于其他物种的好处而建立起来的,这就将消灭我的理论,因为这是不能通过自然选择产生的”;对此他引了响尾蛇的响尾为例子,但是他又立即回避了利他主义行为的问题,补充道,“我在这里没有篇幅进入或这或那的这类事例。”如何解释动物中的利他主义仍然是现代社会生物学家所长期关心的问题。



              ①正象波拉尼(1958年,第6页)所评论的,“从术语的普通意义上来看,伟大的理论极少是简单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都很难理解;提起解释相对论的那些事实只需要几分钟,但是经过多年的学习也不一定能充分掌握这门理论,能够从来龙去脉上理解那些事实。”
            
            

                
           


 


                一、生产函数


              传统的厂商理论带有强假定,以便能对所谓的生产函数作出规定。这种生产函数表示,在现行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有关投入与产出之间关系的技术知识条件下,从技术上可行的各种实物投入组合中能够得到的实物产出的最大值。习惯上把投入分为或多或少相似的类型,每一类的投入都应以“人—时”、“机器—小时”和“英亩—每年”来表示,而不应以“劳动”、“资本”和“土地”表示,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投入都是流量变量,而不是存量变量。从方便起见,人们还作了进一步的假定,规定微观生产函数是光滑的,有差异的,另外还有一个严格必要的假定,即厂商正在进行利润最大化(不考虑企业家的心理收入),这样,传统的厂商理论便通过边际生产力方程的变换来求取投入需求函数。如果要素和产品市场是竞争市场,则厂商将雇用工人,租用机器和地皮,直至工资率、机器租赁费和地租费等于它们各自的边际价值或边际收益产量。


              如果这些要素服务的供给是外部因素决定的,则这种理论或许可以说是“决定”工资和租费比率的。就厂商而言,说要素价格“决定”边际产量比说边际产量“决定”要素价格更切合实际。就是对整个要素市场来讲,这也只不过是在要素供给既定的前提下,一种所谓的要素价格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正如丹尼斯·罗伯逊所说的,要素价格“度量”边际产量,而“决定”要素价格的却没有生产者的最大化行为这么多生产函数的一阶导数。要素价格与边际产量的相等是联立方程组的均衡解,对于选择“边际生产力”作为一种主要决定因素,它好象没有什么意义。由于这里所说的和其它的一些原因,把“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这一习惯用语从文献中驱逐出去,应是一件大好事。


              19世纪的大多数伟大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反对把厂商的微观生产函数加总成整个经济的总生产函数,他们在局部均衡经济学的激励下,热衷于用边际生产力理论去解决具体的问题,或者象瓦尔拉斯那样,运用n个生产函数的完全分解了的阵列的概念,进行他们的理论研究。而且,除此之外,他们拒不承认边际生产力理论已为财产所有权和分配公正性这些重大问题提供了现成理论。他们全都学习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教科书,穆勒教导他们:与生产规律不同,分配规律可受集体行为的深刻影响。


              就象在简单的科布—道格拉斯式的总生产函数中被奉为神祇一样,希克斯在其《工资理论》(1932年)一书、尤其是该书的第6章中,大概首次提出并说明了收入的职能分配只要用边际生产力原理就可解释。一些年后,主要因为对于希克斯所发明的替代弹性的探究,凯恩斯革命又涉及了希克斯已经开始不感兴趣的这些问题。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萨缪尔森所称谓的生产和分配的新古典理论才中止了经济学家们的想若非非。索洛1957年所发表的创新性文章以后,尽管围绕着整个总生产函数概念存在着许多艰深的困难,但是,为了度量增长的源泉而对总生产函数的估算和对有关技术变化性质的推断性描述,仍然成了经济研究中的一项广泛实践(参见布劳格,1978年,第491—3页)。


              较之“无理论度量”,这种经验工作的许多工作要小得多。①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是简单化(simpliste)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这种理论以本世纪60年代的大量杂志文章为典型。简单化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包括:一种或两种产出,两种投入,二次可微分,总生产函数服从规模报酬不变,可增殖的同类资本,资本—劳动比率与资本报酬率之间的单调关系,分为中性的和节省要素的脱离现实的技术进步,完全竞争,瞬时调整,以及无代价的信息。即使那十年的“新数量经济史”,在其根据一些精选的微观经济变量的度量所得出的有关过去的戏剧性结论过程中,也未能幸免于完全受这种理论化方式的影响(参见麦克莱兰,1975年,第194—201,230—7页)。


              根据简单化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能作出什么样的实际推断呢?对正统经济学的激烈批评力图令人相信,工会问题、公司权力结构、总需求状态、政府有关收入和价格的政策,所有这些看来与收入分配问题有关的因素,都被新新古典理论想方设法地推给了“社会学”。这种新新古典理论仅仅用技术,消费者偏好和给定的要素供给来解释工资和利润。对于这种批评,不应轻率地一笑置之,但它确实包含着一些语言混乱。就分配理论而言,这种批评可以引起一种分配份额理论,而在传统经济学中,收入分配理论是一种要素定价理论:事实上,直至希克斯之时,还不存在普遍赞同的国民收入中的工资和利润份额理论。希克斯以后,我们才有了这种理论,但它的真正意义却常常遭人曲解。不过,不管认为这一理论是好是坏,都没有妨碍人们相信,“阶级斗争”对于分配份额、甚至工资和利润率的确定,作用极大。



              二、希克斯的相对份额理论


              希克斯的理论把相对份额方面的三类创新移植到了标准的要素定价性的边际生产率理论上,并深思熟虑地把这种论点与整个经济联接了起来。根据希克斯的看法,“中性的”技术变化,将导致资本—劳动比率保持在不变的相对要素价格上;但是,根据哈罗德的看法,“中性的”技术变化将使资本—产出比率保持在给定的利息率上;两人都认为“中性的”技术变化不会影响工资和利润的相对份额(参见布劳格,1978年,第495—502页)。在此后的一些年里,大量的精力耗费在力图表明,如果总生产函数是包含单位替代弹性的那一类的话,如象科布—道格拉斯这样的生产函数,那么,希克斯和哈罗德的上述两种定义就是一码事。运用总数据所作的度量通常是符合科布—道格拉斯假说的,但是,在行业水平上,马上就证明有必要使它与非单位替代弹性的生产函数相符,如所谓的CES(常数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有关证据是太有助于希克斯的解释了,原因很简单,希克斯的理论是完整地分类的,可以解释一切事情。


              在对有关技术进步的文献进行全面总结时,肯尼迪和塞沃尔(1972年,第49页)总结说:“无论是精致的竞争模型还是对独占—寡头垄断的轻微修正,都没有为我们预言技术变动对收入的影响作好准备。我们充其量不过是有了‘哈罗德中性的’和‘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定义。它们可使我们在解释过去和将来的所有似是而非的问题时聪明一些。”与此相似,在回顾收入分配理论时,约翰逊在论及同一问题时吞吞吐吐(1973年,第42页):“当替代弹性运用于分配理论时,它就是一种同义反复,就象马尔萨斯的需求弹性概念是一种同义反复一样……在两种情形下,经济问题都是度量问题,而不是陈述假设的度量的含义问题。”他还考察到,“没有什么理论内容会从根源上解释职能份额,它们所能做的是度量可以观测的投入的变动,然后洞察理论概念,解释结果”(1973年,第191页)。不幸,当理论概念本身(如象总生产函数)与微观经济行为只有微弱的联系时,结果的解释可能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更多的东西。即便是引致创新的理152经济学方法论论,尽管它初看起来似乎提供了把内生的技术变动解释为厂商根据技术的要素节省偏好“学会”推断过去趋势这种令人兴奋的前景,但也因为缺乏一致的微观基础而渐趋山穷水尽(布朗芬布雷纳,1971年,第160—2页;布劳格,1978年,第506—9页;诺德豪斯,1973年)。不必惊奇,新古典经济学“谨慎的支持者”最近一本收入分配方面的著作甚至得出结论:“在科学的当前状态中,收入份额的预言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本,1971年,第214页)。①从某些角度看,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想要预言相对份额。


              这种预言对集体谈判没有任何实践意义,因为相对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如何度量这种份额,我们几乎可以炮制出我们想要的任何数字(布劳格,1978年,第511页)。也没有什么相对份额是非常有趣的理论问题。当然,定义劳动占总收入的份额等于整个经济中工资和薪水的平均数额除以劳动的平均产量,定义利润的份额等于所投资本的平均利润率除以资本的平均产量(或乘以资本—产出比率),都是正确的。但是,劳动和资本的平均产量在标准理论中并不是行为变量;经济当事人并不最大化或最小化它们,没有任何生产者或消费者、工人或资本家对它们作出反应;它们只是能够并且已经根据对过去经济发展情况所作分析而度量的数量,但它们无论如何也是没有确定的理论地位的。因此,没有工资和利润的份额理论,完全可以有工资理论或利润率理论,反之亦然。实际情况是,分配份额是许多力量作用的结果,任何试图直接抓住它们以显示自己多么伟大的理论,都简化假定,使理论结果只是分析的珍品。除了对过去的传统、尤其是李嘉图提出来的某些问题的敬意,我个人在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批评者和捍卫者的著作中,都没有找到任何有力的根据能证明有关分配份额的不可理喻的成见。


              只要我们陷于传统的用一般均衡概念铸造而成的职能收入分配理论,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震撼世界的答案。我重复一遍,在那种理论中,收入的职能分配可以说是由资源在居民户、他们的偏好、厂商的生产函数、居民户和厂商的行为动机之间的最初分配“决定的”。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取得均衡(如果确实取得的话),或者为什么它应不断取得,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论没能对收入的职能分配作出因果解释。简而言之,比其它们的许多对手希望我们所相信的,新古典的和新新古典的职能收入分配理论要朴素得多。正如哈恩(1972年,第2页)正确地指出的:


              一种分配理论如果利用永久均衡中的完全竞争模型,我就称它为新古典的收入分配理论……对于回答为什么是工资份额或利润份额问题、什么是工资份额或利润份额问题,这种理论并不是举手便能解决的。问题是因我们对社会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感兴趣而提出的,而社会阶级并不是新古典理论的解释变量……一方面,新古典的实践者还忍不住使这种理论对社会性问题作出简单回答的诱惑。另一方面,经济学家深受这种问题不恰当的模型影响……其中特别粗陋的地方其逻辑基础已经受到批评。



              三、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检验


              要素定价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是一种最朴素的理论,也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它的表述是如此的一般化,以致于它对回答劳动市场上工资结构之类的具体问题,毫无用处。瑟罗(1975年,第211—30页)在他的书中通过一系列问题对此作了精彩的说明。


              工人每段时间都付给与他们的边际产量相当的收益吗?
              或者,他们在其整个工作生命期过程中都付给与他们的边际产量相当的收益吗?如果加里·贝克尔关于“普通培训”和“专门培训”的区分值得置信的话(见布劳格,1972年,第192—9页),那么,工人接受普通培训的收益必定小于他们当时的边际产量,而接受专门培训的收益则相反。普通培训不考虑工人为谁工作,只是提高受训者的生产力;而专门培训则只是增强现在提供训练的厂商中受训者未来的生产力。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没有支付普通培训练费用的动力,因为他们无法保证他们能雇用到受训的工人。结果,普通培训的费用就落到了受训者身上,其表现形式是受训期的收益降低。另一方面,接受专门培训的工人得到的收益,必须足以使工人有呆在提供训练的企业的动力,使厂商能通过对受训工人支付低于他们的边际产量的工资而扣下这些专门培训费用。因此,如果我们考察年轻工人的工资,则只有那些受到专门培训的青年工人才能期望得到与他们的当其边际产量相当的收益;可是,如果我们考察老年工人的工资,则只有早年受过普通训练的人才能期望得到与他们的当其边际产量一致的收益;一般地说,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只有少数工人才能得到他们的当其边际产量。很明显,在这些情况下,检验工资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要研究,各个工人是否得到他们的边际产量,或者,具有相同的技术的一组工人所得的工资是否大致相等(比如说由于确定掌握同一技术的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差异的困难),是否有理由使某些技术类型的工人得到高于他们的各自边际产量的收益,使另一些技术类型的工人则得到低于他们的各自边际产量的收益。类似的争论还发生在其它工人集团(如特定行业中一定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准的工人)中,在这些行业中,至少是起初由于精确度量个人边际产量的困难,厂商再次给这些集团付以相等的工资。如果象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许多行业的工作是由一批工人协调努力而完成的,那么,这批工人的每个成员将会仅仅由于他们各人对产出的贡献无法确定,而不仅开始时,而且整个工作生涯中都只能得到他们的平均边际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工人也不可能恰好得到与他自己具体的边际产量相等的收益。我们又一次看到,检验边际生产力理论比较静态的预言何其困难。


              无论是在产品市场还是在要素市场,即使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所有这些困难也会存在。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会发现,许多行业的工资是非竞争性的,是在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确定的,而在规模报酬递增情形下,某些投入必定付以低于其边际产量的收益,这些投入很可能就是劳动投入。而且,观察到的工资也许是非均衡的工资,在任何情形下,工资都会受到各地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条件的影响,更不用说工人之间心理收入偏好的分布不一了。


              也许我们现在足可提出,著名的或不著名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在剖析观察到的相对工资模型中,从未发生过太大的作用。因此,无须惊奇,它很少得到检验,而且尽管为对它进行检验花费了很大力气,但结果仍然是无法定论。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迹象的话,那么,我们最可以说的是,边际生产力理论在精确地预示行业和职业间工资差异的长期变动方面,相当成功;而在精确地预示工资差异短期变动方面,出奇地不成功(见伯顿等,1971年,尤其是第275—80页;珀尔曼,1969年,第4、5章)①。因此,边际生产力要素价格理论的经验地位仍未确定。当然,许多其它经济理论的实际状况也是这样,只不过边际生产力理论在确定它适用的具体问题的范围时带有比其它理论更多的缺陷。所以,在整个很长的历史中,它基本上一直是一个没有特定内容的完全一般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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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通过对有关生产函数的文献的审查,沃尔特斯(1963年,第11页)作出结论说:“经过对总生产函数问题的调查,人们或许很容易怀疑运用象总生产函数这样的概念是否具有很大意义。我们在现代经济中所发现的竞争与技术条件的类型表明,我们不可能满足具有实用价值的总生产函数的基本要求,这大概对于同一行业或狭小经济部门的厂商才可能出现例外。”



              ①由于自始至终带有波普主义的风韵,珀尔曼关于劳动经济学的教科书在①利普西(1979年,第409—10页)大概是教科书作者中唯一赞同本的人,并怀疑如果会有可以检验的宏观收入分配理论,将会是一种边际生产力理论。然而,希克斯(1965年,第172页)仍然坚持旧的理论内容中还有一些有生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