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03月03日

2001.8.2


各位同学:


可能你们知道我这个老人家既不看计算机,也不读文章,这些日子我收到好些由你们传来的「道听途说」。据云:张五常在大陆的网上不仅有名,而且有争议,同学们因为我的存在而热闹起来了。这类传言我从小听惯,数十年如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令我稍为安慰的,是苏东坡当年也遭受到类似的「争议」困扰。但我怎可以与苏子相比呢?


几天前一位朋友给我看一连两期的《经济学消息报》,每期有一整版的所有文章都是关于我的争议。我冲口而出:「看来当年的马克思比我不过!」当然,我是在说笑,但整个现象来得不寻常。我关心的不是我自己会怎样:余下来的日子不多,学问再难有大进了。我关心的是近来听到的及几天前看到的言论,觉得你们的求学意识跟我年青时很不一样,希望在这里给你们指导一下。


首先要澄清的,是你们之间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传言,说汪丁丁和我在论战、吵骂。我从来不参与这种无聊的玩意。你们知道吗?丁丁是我的朋友。他曾经是我的学生的学生,也是我作本科生时的一位老师的学生。追溯起来,渊源远达四十多年,你们的爸爸妈妈还是小孩子。后来丁丁受聘于港大,是由我亲自打长途电话到夏威夷大学找我的学生,问个清楚才拍板的。好些年没有见到丁丁了,不知他今天是春风满面,还是像我那样,「尘满面,鬓如霜」?


回头说由我而起的同学们吵闹怪现象,起于这几年计算机十分普及。每星期我在香港刊物发表的两篇文章,听说不几天就出现在你们能看到的网页上。加上近两年我到大陆讲话多次,有自己的太太用普通话翻译,使我有如虎添翼之感,讲来刻意地与同学们过瘾一下。


然而,主要的导火线,还是香港《苹果日报》连载的《经济解释》。有两本名为《经济解释》的书。其一是我大部分的英语文章的中译结集,由北京商务出版。我没有读过这译本。其二是今天还在连载的《经济解释》:打算写三十多万字,写两年,分三卷。卷一名为《科学说需求》,已在香港出版了。卷二暂名《供应的行为》,要到明年初才出版。卷三暂名《制度的选择》,是明年的工作了。


同学们对连载中的《经济解释》反应哗然,认为我所说的与同学们认为自己熟知的,全不一样。这是个好现象。记得一九六三年我开始旁听艾智仁的价格理论,当时在研究院内成绩冠于同窗,同学有什么理论难题都求教于我。但艾师的课把我吓得清醒过来。他不用黑板,不用术语,更莫论什么方程式了。在课室内行来行去,自言自语,时而停下来细想,时而轻笑几声。艾师讲的都是研究生熟知的题目。我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懂!说也奇怪,就是在那个时候起,我觉得自己开始掌握经济学。


连载中的《经济解释》是我最后的一本经济学论着,所以下笔很用心。以中文下笔,是专为你们写的了。你们最好先修一科本科生一年级的经济学,或读过一本有几条什么曲线的经济学入门。学得再多可能有害无利。先入为主,除非你所学的是马歇尔、弗里德曼等人的传统,你可能觉得《经济解释》与你所知的格格不入。


以中文下笔与中译的作品不一样。翻译十分困难。我在国内翻阅过几页有名的经济学课本的中译,不以为然。不一定是译得不好,但读者会很容易曲解作者的原意。我又刻意地多用中国及亚洲一带的例子示范。我用很多实例,比我所知的任何经济学书籍都要多。多用例子十分重要,而在经济学行内,琐碎的现象我知得比任何人多。不是弗里德曼所知的天下货币大势,而是街头巷尾的实例。外国的课本就有这样的困难:好些例子你们不会知道是什么。


与所有经济学书籍不同的,是《经济解释》集中在解释行为或现象的分析,其它什么也不管。这应该是你们感到所学全非(指不同也)的一个原因。我铲除了所有我认为对解释行为无关痛痒的理论,把余下来我认为是重要的大事修改、补充。这样,同学们可能觉得《经济解释》是怪书一本了。


还有一点要提的,是这本书似浅实深,但你们若能细读、细想,反复重读,总可以明白。我一向坚持解释世事要用简单的理论,但世界非常复杂,简单的理论一定要经过复杂的蹂躏才有解释力。是的,可用的简单理论要有深度,要有复杂的层面。


我给你们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听到或看到你们对《经济解释》的评语,一般地有一个严重的错失。你们喜欢说:张五常对了,或张五常错了。这样读,这样想,你们不容易在我的论着中学得些什么。我绝对不要求你们相信我说的,也不要求你们同意,而是要求你们衡量与考虑。


我也不认为你们一定要学我的经济分析,但如果真的要学,那么读《经济解释》时你们就要跟我的思路去想,一次又一次地跟想,考虑为什么我说这点重要那点不重要,为什么例子时假时真,为什么推理这样转,又突然那样转。整本《经济解释》,从头到尾,下笔时的意识就是要在纸上想给你们看。你们记得吗?这本书开始时,我望出窗外,见到风摇翠竹,就一路想下去。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是什么思想大师。但我自己的学问,是跟老师或朋友的思路想出来的。这学问不一定可取,而老师或朋友的思路有些我不喜欢,有些与我格格不入。但当年我跟得上而又影响了我的,不下一掌之数。你们今天没有我昔日的际遇,也不能像我当年那样,可以方便地向这些师友发问。要补救这最后一点,下笔写《经济解释》时我尽可能把思路写得清晰,而又恐怕有所误导,尽量保持思路的真实性。


风起水涌,大鱼皆出——是苏东坡说的。中国今天学术思想开放。在学术的汪洋大海,你们之中将会有几尾大鱼跳出来。我逢场作兴,免不了兴风作浪,下笔为文是要早点把大鱼赶出来。


二○○一年七月十五日凌晨 张五常


需求定律的争议


2002.6.6


(按:本文是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北大朗润园的讲话的前半部的大略,讲时没有文稿,今天下笔随意删减、补充。)


各位同学:


听说国内的同学在需求曲线的话题上有持久的争论,是好现象。又听说这是环绕我的坚持与一些学者的反对。其实我的坚持不是我发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或应该说是四十年代中期由芝加哥大学吵起来,参与这话题的高手云集。那时以经济理论解释行为的浪潮开始兴起,而大家都意识到,没有需求定律(价格下降需求量一定上升),经济学的解释力就乏善可陈。嘉芬物品(Giffen good)在逻辑上的存在否决了需求定律,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为了挽救需求定律,佛利民的《马歇尔需求曲线》(M. Friedman, 1949)与史德拉的《功用理论的发展》(G. J. Stigler, 1950)皆学究天人。前者刀光剑影,后者破口大骂,但嘉芬物品还是驱之不去。


我是一九六一年的秋天开始探讨挽救需求定律的几种选择的。两年之后,我接受了老师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与艾智仁(A. A. Alchian)的选择:武断地不容许嘉芬物品的存在。大致上,这也是当时芝加哥学派的选择了。大约是一九七三年我才得到另一个发现:嘉芬物品(价下降需求量也下降)在逻辑上只能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出现。但那时,被武断而成立的需求定律在朋友中普遍地接受了,武断与逻辑都是同一的需求定律,我的发现就变得不是那样重要。


同学们要知道,以理论解释行为,行为一定要受到理论的约束。有解释力的理论不容许模棱两可的结论。价格下降,需求量可增可减,是半点解释力也没有的。同样的哲理是,科学所求的是被事实或行为推翻的可能性。理论可能被事实推翻,但没有被推翻算是解释了事实,这是验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的重心所在。如果价格下降而需求量可增可减,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就不存在。需求曲线可以向右下倾斜(价降量升),也可以向右上升(嘉芬物品,价降量降),是本科生一年级的习作游戏。但这是指需求曲线,不是指需求定律。前者因为没有约束行为,不是定律,没有解释力。


研习经济学四十多年,学过不少复杂的理论,但经过多年简化之后,今天我认为经济学约束行为的定理主要是两条,缺一不可。其一是在局限或约束条件下每个人在何时何地都争取利益极大化。究竟这是否真理不重要,而事实上好些学者曾经提出不同的定理,作为代替,搞得很复杂。但我就是喜欢简单,而又因为不能容许模棱两可,这「极大化」不容许有例外。我俗称之为自私的假设。


看来简单,用起来却是不浅的学问。单是「极大化」用什么来量度,函数方程式怎样写,经济学者搞了二百年还在搞。我自己认为搞方程式的回报率偏低,所以集中在局限条件的调查与处理。困难是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不应该子虚乌有地假设出来。我为此在街头巷尾跑了数十年,使好些人说我是放弃了学术研究。


其二是需求定律。局限下极大化这个定理,不管用得怎样出神入化,其解释力不大,因为对行为的约束很窄,不够广泛。我们于是问:如果要获取一样物品的代价下降,其需求量是否一定增加?说是,就有了需求定律;说不一定,我们只有需求曲线。后者虽然是有趣的学生习作,但以解释力来衡量只是废物一条。


自马歇尔一八九五年提出嘉芬物品到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数之不尽的学者都希望从等优曲线(国内称无差异曲线)的分析推出需求定律,否决嘉芬物品的存在。他们都失败了。大家都知道,只要实质收入不变(停留于同一等优曲线),价格(或代价)下降需求量一定增加。问题是等优曲线是经济学者的想象所得,不是真有其物,我们无从知道实质收入是否不变。逻辑上,物品的价格下降,实质收入是会上升的,而这上升导致嘉芬物品的可能性。苏联的经济学天才E. E. Slutsky于一九一五年提出的「明显」实质收入不变的概念是改进,但也因为观察不易而帮不到多少忙。


困难是这样的。需求定律是指价格(或代价)与需求量这两个变量的一减一增的固定关系,有非常重要的行为约束力,若能成立经济学的解释力很了不起。问题是可以影响价格或需求量的其它变量数之不尽。这些其它变量若可让其变的愈多,需求定律的解释力愈强,但这定律就会愈为容易被事实推翻。其它变量让其变的愈少,需求定律愈安全,但解释力则愈弱。困难是在逻辑上绝对安全的少不变量,我们在观察上无从肯定其不变。以「够安全」及「可观察」这两个准则来处理,考虑到五十年代众多大师的思维,我选择的需求定律的可变或不变量是:(一)所有在需求量之外的影响价格的变量皆可变;(二)所有在价格之外的影响需求量的变量皆不可变;(三)所有因为价格之变而变的变量皆可变。这是威力无穷的需求定律的选择,可惜在逻辑上违反了需求定律的嘉芬物品还存在。


五十年代重视需求定律的大师们,到了六十年代大都是朋友,所以他们的思维我知之甚详。他们对不变量的处理与上文采用的略为不同,只是因为角度略为不同。大家都知道在这些不变量的处理下,逻辑上嘉芬物品存在。这是说,大家都知道需求定律不可以从等优曲线的分析推出来,而是要武断地不容许嘉芬物品的存在。于是,需求定律的本身就是一个定理或公理(postulate)。


然而,后来我发现,逻辑上嘉芬物品只可能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存在,在多人的社会中这种物品不可能在市场成交,不可以用作走后门或其它形式的交换或交易。价愈高我愈愿意买,而你则愈不愿意卖,交换或买卖不会有均衡点。就是我的需求曲线向上,你的向下,也不会有交易的均衡点。当年的大师们看不到这一点,似乎是受到马歇尔的供求剪刀分析所误导。剪刀分析的谬误,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七章解释过了。


没有需求定律,整个经济学的解释力就溃不成军。要发表数学文章不会受到影响,但作为验证科学就呜呼哀哉!同学们要记:需求曲线可以向东、南、西、北,或作三百六十度的旋转,但与真实世界有关的经济学,要靠这曲线只从西北向东南。后者是需求定律。


 


 


离群之马


2002. 8. 1


前几天写《经济解释》,写到深不可测的餐馆侍应的小账安排,其中谈到如果行内大部分的竞争者采用某种安排,余下来的也会照样做,因为在竞争下作离群之马没有好处。重读该稿时,我发觉在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上,我自己是离群之马,很有点感慨。


不久前到西雅图几天。那里华盛顿大学的经济系有旧之会,是六、七十年代的师生旧。一九六九至八二年我在那里任职,算是主角之一。旧的时间、地点与西方经济学会的年会吻合,是老友巴赛尔(Y. Barzel)作会长讲座的大日子,一石二鸟,长途飞机辛苦一下是值得的。


这次西雅图之行遇到不少故人,说往事,论将来,免不了谈及经济学的发展。他们知道我是搞合约、产权与交易费用的,所以话题集中在这些题材上。昔日大家走同样的路,今天很不一样。奇怪,大家老了,老人选走的方向一样:向国政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那方向走(《经济解释》的最后两章也会是这题材)。然而,路线的分离很大。


在产权与交易费用(今天称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上,七十年代中期起我就觉得与师友的想法有分离。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二十年过去了,其间我想我的,他们想他们的,二十年后交换一下思维,其分离使我吃惊。他们知道我的想法不同,催促我早日把《经济解释》翻成英语。翻译是非常头痛的工作,恐怕要几年后才有译本。


说实话,过去二十年,大家是有联络的,但我刻意地独自思考。今天大家的思想分离,使我有离群之马的感受。当年独自思考的选择应该是对的。想想吧,天下经济学者数之不尽,多一个不算多,少一个不算少。从整个学术的发展看,我的存在无足轻重。独自思考会有比较不同的贡献,赌得过。认为我的「离群」思维一定是错的人不多,而如果我是对的话,贡献就比不离群的远为可取了。难怪故交听到我在写那分三卷的《经济解释》(他们早已听到),都说等看译本。


无论摄影、书法、写文章、论经济,基础上我是个非常传统的人。知道自己有千锤百炼的基础,可以魂游四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批评我这样做。可不是吗?打好基础的目的就是为了魂游。魂游之际我不想受到外人影响,不读他人的论着。但自己知道,无论怎样魂游,我还是站在基础上。有趣的问题是:基础对,魂游会不会错?如果魂游没有错,又怎会离群呢?


三卷的《经济解释》已写了二又五分之三卷,快完了。是个人在经济学上的平生所得,这里回顾一下,看看与师友分离之处是有意思的。


卷一——《科学说需求》——绝大部分是传统的。与众不同,主要是与课本不同。非课本而概括性地论经济的书,没有学者问津超过五十年了。另一方面,从传统中我只选自己认为对解释行为有重要用场的,其它皆不论。


科学方法是集几家所长,加进自己强调的一点。那就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与不可以观察到的概念要分清楚,而验证假说时,所有变量一定是要可以观察到的。不是我的发明,但我的坚持比较特别,成为后来与师友分离的一个原因。


卷一与众不同的,是「量」的阐释。这使需求定律加上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到了卷二、卷三,这「量」的阐释使上述的分离越来越大了。市场需求的分析本来也与众不同,但我早在一九七一年的文稿分析过,朋友接受了,不再有分离。


卷二——《供应的行为》——大部分也是传统的。租值的理念我综合了前贤之见,但推得比较尽。上头成本的分析是新的,或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下了注的、覆水难收的成本不是成本,差不多众所周知,但也差不多是众所忘记了的。传统的竞争市场的理念,所有二十世纪的价格理论大师都知道有问题,只是没有人手起刀落。我于是想,你们不斩让我来斩吧。


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的引进不是我的发明,但因为比较新,不算是传统。我的发明,是所有关于这些费用的分析,都是以街头巷尾的实例现象为出发点:解释了实例,然后把假说一般化。没有什么政府统计数字。结果是价格分歧、捆绑销售、全线逼销、隐瞒讯息、讨价还价等分析,皆与他家不同。


积少成多,与传统的分离卷二比卷一来得大而明显。无可避免地,我要依照逻辑划下来的路,把首两卷的基础带到卷三去。读者以为卷三的分离会是怎样呢?让我说说吧。


卷三——《制度的选择》——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这学问起于六十年代。大约有十年的良好发展,但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卸责(shirking)与恐吓的学说兴起,跟是机会主义,再跟是博弈理论——都是与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我是「卸责」的始作俑者,但否决了这条路,而据说「卸责」触发了机会主义与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不是所有搞新制度经济的都搞机会主义或博弈理论,但某程度的影响在所难免。只有我在香港独自思考,独自魂游,思维的发展是纯从六十年代的基础演进的。


首两卷已有分离,但大致上传统应该可以接受。然而,新制度经济自七十年代就开始与我分道扬镳,如今加进首两卷的分离,我被视作离群之马是肯定的吧。


科学上的观点分离是不会持久的。价值观的分离可以持久。但没有价值观的分析,迟早会会合在一起。往往是迟多于早,我能见到这会合的机会不大。今天与老友们的分离,其将来的会合可能一方要改,也可能双方要改。不幸的是,大家都老了,任何一方改路线或观点的机会不大。我说过了,《经济解释》是我最后的经济学论着。


还是寄望于后辈青年吧。西方的年青经济学者,今天忙于搞数学经济与博弈理论,重于技术。但《经济解释》的原文是中语。中国攻读经济的青年多如天上星,就算技术分析拿去了一半,余下来的一半,总有一天精英云集。他们懂得取舍。


 


固执于经济研究的出发点


2002. 8. 8


不少人认为年长了或老了的人,对自己的观点是比较固执或顽固的。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六十六岁不算老,但我觉得自己在观点上是比三十年前固执了。七十年代在美国我就以固执知名,往往坚持己见。但当时相熟的同事知道在推理上我是客观的,所以坚持己见受到他们的尊重。


自己认为对的观点是应该坚持的。左摇右摆的思想不能成家。问题是年纪越大越固执,如果可以量度证实的话(不知是否可以),是需要解释的现象。老生常谈的解释是脑细胞退化或老化了,思想不够灵活,因而固执。我没有读过医学的论据,但老生总是这样常谈。


第二个解释是年纪大了,思想或观点经过时间的蹂躏,得到的是比较坚定的信念,因而固执。这与上一个解释有很大的分别,前者是说脑子转不过来,后者是说经验有信服力。我认为自己越来越固执是后者,因为自觉脑子还转得快。今天看问题没有三、四十岁时那样尖锐(回头看自己当年的文章而知),但速度可没有缓慢下来,而判断力是今胜昔的。


六个月前在美国与佛利民(M. Friedman)相聚,年近九十(现在是九十了)的他,其智力还远超常人。当然,与三十多年前我认识的佛老相比,他缓慢了很多,但还是比常人快。在「固执」这话题上,我的感受是佛老完全没有变:衡量你的意见,他同意说同意,不同意说不同意,要多想说要多想。清楚分明,干脆利落,还是二十世纪的佛利民。


第三个「人老固执」的解释,我自己知得清楚。那是看来固执但其实不是——有固执之貌而无固执之实。这可能是很多所谓人老固执的误解。以自己为例,年纪越大,越懒得跟外人辩论。他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或他人的观点我不同意,我越来越喜欢忙顾左右而言他,除非我对观点的不同很感兴趣。这是有固执之貌的。今天我写《经济解释》的顾虑,是读者看不明白。这点我重视,但不容易处理,因为越写越深。由传统基础写到新地带,遇到不少前人没有说过的,是以为难。


不管什么理由,在经济学上有一点我是越来越固执的。一九六四年起,我认为经济研究应该以一个真实世界的现象为出发点,用理论推出假说作解释,然后试把假说一般化,希望能广泛地伸展到其它现象去。当时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老师,后来在芝加哥大学遇到的名师,及再后来在华盛顿大学遇到的同事,大部分都认为这是经济研究应走的路。


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加大的艾智仁(A. A. Alchian)与芝大的高斯(R. H. Coase)。前者坚持博士论文要解释现象,后者是与他研讨时,没有一个现象在手引不起他的兴趣。为学术而生存的学者就有这样的麻烦:要他们与你交谈,你要引起他们的兴趣。这方面高斯很极端:没有兴趣的不闻不问,有兴趣的锲而不舍,而他的兴趣永远是市场与组织等现象。


认识高斯时他五十七岁,我三十一。他是个非常固执、顽固的人,对事实的考查与真理的追寻,半步不让的坚持使我耳目一新。年纪相隔一整代,对经济理论我知得比他广泛,但他把所知的本来不多的理论再简化,竟然威力无穷。我是受到艾智仁与高斯的影响而逐步把理论简化的。那是三十六年前开始的工作了。


今天我的「固执」转向「硬化」,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任何经济问题,没有一个现象放在面前,我不会谈,不会想,甚至连听也不听。国内同学以电邮问经济的天天有,但不举出一个实例的我不想响应。同学们问理论,或不明白我的论点,我只介绍一些读物,或请他们转问另一些学者。但如果同学举出一个新奇的实例,而实例是可信的话,我的脑子就立刻开动了。


主要是受到高斯的影响,我对事实或现象的查根问底愈来愈严谨,愈来愈苛求,所以经济研究的出发点我是愈来愈固执的。我说过了,最蠢是试行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推深一层,有很多众所周知的现象,作研究的往往在观察上错了一个小节,或一小点疏忽,就变得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使分析的结论大错特错。这是非常头痛的问题。任何现象都需要简化,而简化就是大胆地删除某些枝节。为安全计,我们要知道很多枝节才能判断哪些要删除,哪些要保留,或哪些要放大来看。是的,喜欢以事实为出发点的六十年代,行内有几篇我极为欣赏的文章,后来因为忽略了一些事实的小节而使其结论大打折扣。认真作研究的人似乎永远是在恐惧的日子生活的。


在七十年代兴起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分析中,数之不尽的所谓现象或行为我有保留。这些包括卸责、欺骗、偷懒、勒索、恐吓、博弈等行为。我不是说人不会做这些事,但我们要怎样判断或量度这些行为的存在呢?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开天索价、卖假货、造假价、盗版、不履行合约等行为,公理(postulate)上是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效果,要解释就拿需求定律,考查不同情况的局限转变。


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与一位来自日本的年青经济理论家共享办公室。他很用功,从早到晚在黑板上写方程式,写写抹抹的。那时我还玩一点数学,所以常问他玩的是什么。他是证定理(theorem)的,天天在证,显然证得很过瘾。但每次问他要解释什么现象,他答不出来。我问他某符号代表什么,他是答得出来的,很抽象,但当我逼他把方程式带到真实世界,却办不到。


结论是明显的。避免费时失事,我们要先有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或行为在手,详查其实,然后以简单的理论反复推敲,得到了一个可以验证的假说,再找其它现象试行验证。有了相当可靠的思维分析,数学的逻辑推理就大有可为。不管世事而先用数学来推测假想的现象,不是不可能成功,而是成功机会很小,赌不过。


我从来没有反对数学用于经济学上,永远鼓励技术不足的学生多学数。经济学可以不用数,但对某些分析,或对某些学者,数学的帮助很大。我反对的是闭门造车,或因为不知世事而以方程式加以掩饰的治学方法。我也反对本来可以是显浅的分析,却刻意地以数学搞得复杂无比。很不幸,这些似乎是今天的大势所趋了。


 


数学与经济


2002. 8. 15


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遇到一位研究生,考试成绩平平,但天分奇高。拿得博士后,他认识了戴维德(A. Director)、艾智仁(A. A. Alchian)与史德拉(G. J. Stigler)。这三位大师像我一样,十分欣赏该年青人的良材美质。史德拉要请他到芝加哥大学去,作博士后的训练,尤其是多学点数学。


该青年问史德拉:「数学对经济真的是那样重要吗?」史老响应道:「只有疯子才会提出这问题。想想吧,当今之世,不用数学而还能在经济学站得住脚的只有高斯、艾智仁与张五常三个人。你认为自己可以挤进去吗?」


自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到这几年在国内的多次讲话中,学生问得最多就是这个问题:数学对经济是重要吗?每次被问及,我总是想起史老当年的话,但不能借用他的幽默作响应。数学对经济重要,但不是史老说得那样重要。经济学可以完全不用数而达顶级的成就。撇开自己不谈,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大师,不用数的远不止高斯与艾智仁(其实艾老间中用,很懂得用,但不多用)。


数学对经济的重要性不容易解说。因人而异,也因情况而异,没有肯定性的答案。让我分点说说吧。


(一)今天的经济学与四十年前的很不一样。今天,懂经济学与懂经济学课程是两回事。是的,今天好些名大学的研究院,没有相当数学基础的学生根本不能上课,或上课而听不懂,老师指定的读物读不通。另一方面,一些年青学者对我说,文章若不是满纸方程式的没有学报收容。这后者我有保留,因为与我同辈的并不认为文章有发表的困难,而数学的成分不需要增加。


无可置疑,后一辈的经济学者发表的文章,内里的数学成分比老一辈的多了很多。然而,与此同时经济学的知识并没有明显的长进。这两年美国有这样的说法,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元老说起的。那就是五十至七十年代时,有新意、有内容的经济思想百花齐放,能人辈出,但自八十年代起,新意衰歇,内容空洞,以致后一辈的转向多用数学,吹毛求疵地证实老一辈的观点或批评老一辈的错失,又或把老一辈的脚注发挥一下。说得不客气一点,是年青一辈的思想内容不足,要以数学方程式来加以掩饰。


八二年起我自己身在香港,没有亲历其境地体会到这个数学代替内容的发展,故不能多说。但传统上,科学发展起伏不一是常有的现象。以经济学而言,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新古典」边际分析热闹了半个世纪,其后就再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要不是佛利民(M. Friedman)等人在五十年代开始大搞科学方法与货币理论,而六十年代又有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参进,经济学可能早就变得怪诞不经。


(二)六十年代自己还玩一点数学时,一些行内朋友说没有方程式他们不能想经济学的问题。我和另一些朋友正相反,想时不用数学,想通了才考虑用不用数学印证。这是奇怪的分离,很难说哪种想法比较可取。二十多年前在一次会议上,我作主讲,阿罗(K. Arrow)是评论者。结束后一起喝咖啡,他把一张满是方程式的纸交给我,说是我讲话的内容!阿罗是二十世纪数一数二的数学经济天才,我说得多快他的方程式就写得多快。要不是见到他表演神功,我不容易相信有内容的学问是可用方程式思想的。


想想吧,数学的本身没有内容,以方程式想经济,内容是要由想者加进去的。阿罗的惊人本领,是把内容加进方程式来想而速度不比我慢!令人沮丧。当时我想,经济要有内容,如果没有阿罗的本领,就不应搞数学经济了。


有趣的是,整个二十世纪,我想不到有哪一篇重要的经济学文章是满纸方程式的。就是阿罗与森穆逊(P. A. Samuelson)获诺贝尔奖的文献,方程式也不多。


(三)无论数学用得怎样精彩、湛深,其内容如果不能清楚地以浅白的文字语言说出来的,都不是可取的经济学。这里还可以补充:凡是用上模糊不清的术语的分析,皆不可取。很不幸,这类经济分析今天触目皆是。


我自己的习惯,是思想时不用数(三十岁前后少用,今天不用),但用很多例子。推出了结论,再回头反复思量,要花一段长时日。自己感到满意后才考虑用不用数加以印证。通常的经验,是如果能用文字写出来而还感满意的话,以数学证实为对差不多是必然的。这是说,想得通透以数印证是多此一举。但在想得不够通透的情况下,数学的用场不小。数学证不出来的往往有问题;数学证明是错的,错。不幸的是,数学证明是对的不一定对。


(四)一般来说,数学于经济的用场有二。其一是上述的:想不通可以试用数学协助推理。这点在细微而曲折的问题上尤其重要。一九七三年我为了想不出一个琐碎但可能重要的蜜蜂传播花粉的经济规律,转用数学推理,推不出,请了一位数学专家协助,也推不出。(两年前整理自己的平生论着,竟然找到当年没有发表过的失败文稿,明年结集成书时会放进去,希望将来有人能推出应有的规律。)


其二是有些经济分析非常复杂,所谓有理说不清,而数学可以大幅度地简化。是的,数学用得好很有艺术性,漂亮得很。我当年自觉没有这种天分而选走较有把握的文字路线。这选择主要不是用不用数或懂不懂数的决定,而是没有信心能一贯地以数学把分析简化。想不到,今天的发展是以数学把问题复杂化。


关于数学与经济,结论只有两点。第一点是经济推理可以完全不用数,虽然边际分析的理念要掌握。这方面数学的协助用途我说过了。因人而异,有些人的推理能力比较弱,数的帮助大一点;有些人的数学天分比较高,以数学简化问题令人心折。第二点是不管数学用得如何湛深,其内容一定要通过以浅白文字表达出来这一关。算得上是数学家的经济学大师马歇尔(A. Marshall),过了这一关就把数学分析放进脚注内。三十年前我的文字经济分析也做过一重数学「手续」的,但方程式很笨拙,连脚注也不好意思放进去。


 


如释重负


2002. 9. 26


书分三卷的《经济解释》写完了。还没有登完,是写完。刚好一百期,不是刻意安排这个整数的。过年过节停了几期,刚好是两年时间。共三十多万字,不是字字珠玑,但字字皆辛苦。是我生平一气呵成的最长文字论着,是分析性文字,比随笔文字起码困难五倍。虽然有时说些闲话,松弛一下,但打个八折也算是洋洋大观了。整个过程没有参考书籍,独坐空房,回顾平生在一门学问上的思维下笔,短短两年完工免不了有点自豪。


下笔时间两年,其实连准备时间是三十三年,没有中断过。一九六九年出版了《佃农理论》,在芝大研究院教过价格理论,但该年回港度暑假,在街头巷尾耳闻目染,见到的十之八九不明白。从那时起,我意识到要在经济学讨饭吃,对世事要知得很多,理论要尽量简化,试作解释。每有新意,解释了微不足道的现象,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欣然自得,瞬眼之间几十年了。


微不足道的观察,微不足道的解释,漫长的岁月积少成多,陈列起来倒也有点威势。懂理论,考试及格有余,不一定懂得怎样用。理论是工具,复杂艰深的工具是不容易用的。简化了的比较容易用,但无论怎样简化,不常用就不会懂得怎样用。用理论是以之解释行为或现象,那就要到真实世界找现象来作解释。


想当年,《佃农理论》是学生习作,要拿一个博士,其中所用的现象资料是政府的统计,以及好些学者著书立说的陈述。撇开其可靠性不谈,这些资料没有亲历其境的真实感。记得抗日战争期间,母亲带我们几个孩子逃难到广西,在一条今天遍寻不获的小村中度过一年艰苦的日子。那时我大约七岁。农村的操作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而这记忆与我写《佃农理论》所用的资料有很大的出入。不是说资料不对,而是很多农作的细节图书馆的资料是没有的。自己亲眼见到的现象与他人提供的资料,以感受及启发性来说,相去甚远。


我是因为广西的经验而于一九六九年起决定多到市场观察。调查件工合约,我在好几家工厂花了一段时间。写《蜜蜂的神话》,我到多个果园及养蜂者之家,请他们把蜂箱打开来给我看看。作为一件石油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我坚持要去油田及炼油厂考查几天。研究中国改革中的承包制度,我到北京的首都钢铁厂住了近一星期。至于自己在街头卖桔、卖玉,是比较写意的工作了。


数之不尽的观察在脑中转来转去,入睡前躺在床上,玩自己的拼图游戏。这游戏是把观察所得以经济理论砌成一幅一幅的图画,然后又把一幅一幅的以理论合并起来。不容易的往往要砌很多晚,有时要放弃一段日子,过些时日再砌。这过程使我懂得怎样把理论简化,简化后懂得怎样用,而用不的就被淘汰了。


原则上,一幅砌好了的小图画可以写一篇学术文章。到了五十多岁,我发觉图画太多,不可能都以文章写出来。这是因为学术文章有相当严谨的规格:他家的有关之见要下脚注;理论要用曲线、方程式之类表达,要有点学术味道;观察所得要找些数字作统计。这样的学术文章三个月写一篇算是很快的了。但这些大部分是装饰的工作,与真理的表达没有明确的关系。


后来我想,以一本大书的形式把大大小小的图画放进去,有系统地合并起来,本来是一篇学术文章的我可以只用一两段文字处理,有时甚至一两句,较为重要的可用一节篇幅。这是写《经济解释》的一个原因。可以说,我想不起有哪本经济论着比这三卷的《经济解释》用上那么多的真实世界的例子。


写《经济解释》还有另一些原因。一九六九年的春天,为了西雅图的海,我决定从芝大转去华大。高斯希望我留在芝大,说我有机会成为另一个马歇尔,留在芝大的机会较大。我想,不管在哪里我的马歇尔机会是零。然而,高斯的厚望使我汗颜。多年以来,午夜思回,想起高斯的话,心底里免不了在想,什么时候可以写一本平生对经济所知的书,与马歇尔一八九○年的巨著博一手?


到了华大两三年,是七十年代初期,那里的系主任诺斯屡次对外人说我是他所知的唯一可以全面革新经济理论的人。不会这样容易吧。传统的经济理论问题不少,很多人都知道:艾智仁与高斯往往破口大骂。琐碎的修改、更正不难,但这些琐碎工程加起来难登大雅。哪些理论要去,哪些要留,也不太难取舍,虽然时日多一点。把理论简化不难,但简化后还有复杂的层面,可以应付复杂的世事,就更需要时日了。


最困难的是做完了上述的工作,然后把余下来的或改进了的汇合在一起,前后连贯。局限条件的处理——主要在产权及交易费用两方面——我花了最多时间。后来得到中国改革的启发才感到有全面操纵之能。对「量」的阐释,想出「委托量」及其含意,帮助很大。解释不了的现象,认为不重要的——例如小账的安排——可以不管,但在多个销售者的竞争下有大幅讨价还价的现象,不能不管,要经过三十多年才得到比较满意的解释。


重要而头痛的是合约的安排应该放到哪里去。合约的一般理论,七十年代末期我已掌握了大概,只因为一件琐事,使我没有早点写出来。传统经济分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两大类。合约安排是第三大类,要加进去。我早知道如果没有交易费用,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是分不开的,而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是同一分析的两个答案。有结构性的合约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而合约理论的重点是使我们明白,在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困难是当年高斯等大师们都反对我提出的不知公司为何物的说法,使我没有信心把合约的一般理论写出来。坚持己见,这理论今天是完整地写出来了。


为了要多累积观察与解释,我刻意地等到退休后才全力动工写《经济解释》。三个月前见到诺斯,我告诉他三十年前他期望我写的书,快完工了。他听到是以中文下笔的,很失望,再三说要早点有英译本。


写《经济解释》是给当年师友对我的期望作一个交代;以中文下笔是为了中国的青年。是二十一世纪之始动笔的,希望下个世纪还有读者。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套套逻辑没有内容。凡是我们见到还存在的,都是适者生存──这是个定义,内容谈不上。但一些套套逻辑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新角度看世界。落于大师之手,把不同的条件或情况放进去,可以推出解释世事的理论。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如是,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也如是,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也如是。


第一节:自私的难题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不可能错,可惜这观点一开始就误导。起自经济学鼻祖史密斯。他的巨著《原富》分析土地农作制度时,认为有经济效率的制度是适者,淘汰了效率较低的制度。适者是较有效率的制度。这观点到了达尔文手上,转到生物那边去,能存在的生物是比较优胜的。天才绝顶的达尔文在他的多本论着中,多次提及天然经济(economy of nature)。史密斯认为制度以经济效益较高者生存;达尔文认为生物以适应天然环境、天然经济较佳者生存。那是说,史氏与达氏的观点,凡是生存的、不被淘汰的,必定有经济效益的优势。


史密斯错了,因为历史上经济制度的转变可能恶化,使民不聊生。达尔文错了,因为近代考古学家多次发现,盛极一时的生物,可以迅速地灭绝。


适者生存不可能错,但经济效率较低的可能是适者。这样说是互相矛盾的。然而,在某些情况或局限条件的转变下,好比天气恶化,见不得光的在天暗时可能活跃起来,变为适者。我说过了,人的自私行为对社会有利也有害,但不是利害参半。如果害大于利,人类早已灭亡。人类的存在是因为自私对社会的利大于害。但这只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在一段历史时日中,自私害大于利是可以发生的。既然可以害大于利,人类可以因为自私而毁灭自己。道更斯(R. Dawkins)的经典之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 1976)──说自私是遗传的,所有生物皆然。


问题是在怎样的情况(局限条件)下自私对社会利大于害,怎样的情况害大于利?一得一失,人类的幸福系于一线。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依照我对柏拉图情况(Pareto condition)的阐释,在既有的局限条件下,社会整体的利益只会加不会减。那为什么同样的自私(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会给社会带来害大于利的情况呢?这是我在经济学上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


答案是重要的。我在本卷第五章分析合约时提出了合约的第二定律。这是说合约安排的选择永远是向减低交易费用那个方向走。这也是说,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自私行为对社会只有利,没有害。然而,这定律是基于私有产权的存在不变,即是说产权的局限条件不变。由此引申,不管产权局限是哪一种,只要维持不变,人的自私行为会在这权利制度的局限下减低交易或运作费用。换言之,产权制度划定了竞争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不变,竞争者只会在规则的约束下进步,不会退步。


问题是自私的行为可以改变游戏规则。以社会经济而言,这就是改变产权的局限条件了。以田径比赛为例,改变了游戏规则可能所有的竞争者都跑慢了,可能一些跑慢了一些跑快了,但平均的速度是慢了的。要改变规则的人是为了增加自己取胜机会,如果规则改变后自己跑得比以前快更好,但他不会考虑整体的速度效果。


第二节:维护私产的困难


私有产权在中国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商代的甲骨文有些是合约,其中有价。这是私产存在的铁证。是的,以农业最重要的土地资产而言,合约的存在证明私产早就出现,用不跟历史专家辩论的。合约不一定需要文字,口头之言或指手划脚的认同也算是合约,但我认为文字的发明很可能是因为合约的需要而起的。我自己考古所得,中国的文字起源早于众人皆说的商代起码一千年。


我不怀疑古时弱肉强食,没有法治,产权的维护不是陶渊明所说的桃花源内的境况。以武力维护产权某程度今天还是。古时的强人皇帝也要维护人民的产权才拿得饭吃的。皇帝不是土匪,他手下的猛将士卒要吃饭,而一粥一饭来处不易,他们是要替老百姓服务赚回来的。维护产权是这服务的重点。不要相信那些不知所谓的历史或小说。


转看今天的世界,维护人民的权利也是任何政府首要的任务,虽然在共产政制中,这维护不是从产权入手。另一方面,维护私产的费用不菲。然而,数千年来,私产或近于私产的制度安排驱之不去。那是为什么?


答案是只要私产保障得宜(不是说很完善),这制度的运作有四项经济效益,远超任何其它制度。其一是资产的使用个人自己负责,自负盈亏,鼓励了自力更生的意欲。其二是私产的转让容许资源的使用落在善用者的手上。其三是在无可避免的竞争使用资源下,私产的租值消散最小。其四是基于私产的市场,市价传达的讯息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比起其它制度还是远为可靠的。


私产的困难有二。一、你的私产他人欲得,而且可以不择手段;二、改变了私产制度,游戏规则不同,在私产市场竞争的败军之将可以反败为胜。撇开无法无天的掠夺不谈,我们可从二十世纪的经验中体会到侵占私产与改变游戏规则的方法。


(一)选取治理方法是间接地改变了游戏规则,而这规则的转变可以侵占产权。我在上章提到的民主投票就有侵占产权的效果,而投票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使私产的拥有者防不胜防。是的,先进如美国,一块私产土地的发展虽然有明文规例,但信之者是傻瓜。申请通过按规例建筑时,有环保、有海旁管理、有压力团体、有几个委员会要投票通过。分明是按正规例,有反对之声就可以阻你三几年,你的律师费用可能高于地价。


这是说,以维护私产与个人权益而知名于世的美国宪法,在有不协调的治理方法下事与愿违。不协调的治理其实是改变了产权的性质,游戏规则也跟变。


(二)无知或讯息不足给予特权分子可乘之机,为一小撮人的私利而损害整个经济。香港一九四八年推出的战前楼宇租金管制,维持了三十多年,严重地损害了住宅楼宇的供应。当时港督与几个行政局委员考虑要管,拿纽约的租管参考一下,开了几次会议就拍板定案。委员中一半以上是律师,可能无意,但后来这租管使律师行业生意滔滔。说明是暂时性的,只管一年,又一年,后来索性不说暂时了。租管是明显地侵犯私产权利,竞争的游戏规则有大变。但无知有时对经济有好处。香港战后是考虑过推行外汇管制的。但前财政司郭伯伟告诉我,因为不懂得怎样管,结果不管。



(三)执政者可以瞒骗,大手瞒骗,间接地侵犯了私产权益。最明显的例子是国民党在大陆时以货币政策瞒骗,推出关金、银圆券、金圆券等,大印钞票,面额以亿元算,到最后市民弃用国币,通胀率曾经一日越千倍。通胀是间接抽税。抽税越位也是侵犯产权,而搞通胀是比较含蓄的手法。


好些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也有瞒骗的成分。土地供应,建筑法例等,前言不对后语的更改可使政府收入增加,而暗中预知政策的官员有巨利可图。


(四)为祸最大应该是政府滥用权力。国民党当年的恐怖故事今天记忆犹新。私产被削弱到某一点,上自贪官,下至警察,无不胡作非为。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得厉害。到了那一点,要更改游戏规则的可不是政府官员,或大富强人,而是民不聊生的普罗大众。毛泽东当年搞革命是不难理解的,但杀地主却是杀错了人。应该杀的是贪官及其作威作福的手下,及那些因为关系而获巨富的。


私有产权保障得好,政府不朝令夕改,不私相授受,一个私有产权的制度是不会弄成财富两极分化的。幸运的人成巨富可能,但整体的两极分化的或然率近于零。回顾我在本卷第五章分析的件工合约,如果所有生产合约都是件工的话,社会会有财富不均,但不可能两极分化。转换了生产合约形式,因为有天灾人祸,际遇不同,财富不均的程度会增加,但整体两极分化怎样也谈不上。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两极分化是是政府与特权分子做出来的。原则上,整体的财富两极化与私产制度是有冲突的。这冲突的继续存在,私产制度不保。但若私产制度管治得好,很小部分的大富的人不仅存在,而且会被穷人视作英雄。


结论如下。无论是哪种产权制度,一旦安定下来,人的自私行为会选择交易费用较低的安排来生产。然而,产权制度的转变是另一回事。这后者转变也是因为自私而起,转变后的交易费用可能不减反加。是的,人的自私可以灭绝人类。考虑到所有局限条件,灭绝也是柏拉图至善点(Pareto optimality)。


(《经济解释》之九十七)


第三节:中国的产权转变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那是从一个近于极端的无产(propertyless)制度改革成为一个近于私产的市场制度。风雷急剧,一日千里,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升了不止十倍。东欧与前苏联的共产党下马,也大谈改革,但于今尘埃渐定,中国胜出了十多个马位。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多于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整个世界因为中国的改革而转变,二十年后,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会超出我们今天意料的。


一九七九年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邀请我写一篇五百字的关于中国去向的短文。我为此在该年到广州造访数天,听亲戚朋友们细说他们的生活情况。一九八一年,五百字的邀请我写成了二万多字,八二年以小书形式出版。该小书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向近于私产及市场经济的路。八一年把文稿给行内的朋友看,无不哗然,不相信我的推断。


推测与预测不同。后者需要水晶球,而前者要靠指定的局限条件。在什么局限下什么会发生,其推理逻辑是理论。条件有变,结论也会跟变。经济推测的困难,是我们往往不能指出有关的重要局限条件的转变,而就是能指出,局限变后再变其推断就前功尽废。有时间性的经济推测很困难,因为我们既要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转变,也要肯定转变后的局限不会再变。短暂的经济推测差不多是不可能的;长远的大势比较容易,但也要时机巧合,让经济学者能看得准局限条件的转变与方向。


一九八○年推测中国的路向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有关的局限条件清楚明确。一方面,一九七九年的广州行,所有的亲朋戚友天天都在谈搞关系、走后门,希望能买到几只新鲜的鸡蛋或一尾鱼之类的琐碎物品,而在东方宾馆见到的国家职工的工作态度,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其散漫令人叹为观止。我立刻下了一个结论,中国民不聊生,是因为在国民收入的比例上,交易(包括监管)费用高得惊人。


差不多每个遇到的中国人──其中不少是干部──都是交易费用专家。我于是问:哪些局限条件的转变会导致中国制度的转变呢?答案是:


(一)对制度运作的讯息费用下降;


(二)改变制度的费用下降,而后者最重要的是既得利益的特权分子放弃他们的权利,接受另一套游戏规则。


当时邓小平说中国会坚持门户开放,对外的讯息大门再不会关起来。这样,只要讯息大门继续开放,外来的讯息必如洪涛奔涌,讯息费用急速下降,而惯于搞关系、走后门的中国同胞,虽然没有听过交易费用这个学术名词,怎会不知道这些费时失事的玩意是外间没有的?当时贴中国大陆的香港欣欣向荣,市民都是同胞,容易相信,而亚洲又有什么四小龙,人口密度与天然资产不比中国有利,中国的制度不济是容易相信的了。是的,外间的示范有说服力。


讯息费用大幅下降,说服特权利益接受转变游戏规则的费用也会随之而降。但后者显然是远为顽固的。比较低级的干部接受转变的代价低,好些在八十年代初期弃「官」从商。高一级的选走亦官亦商之路,今天这情况仍然存在。八十年代中期,国内有「两头热中间冷」的说法,这是说比较有权势的干部最顽固,显然是因为这阶层接受转变的代价最高。我当时数次建议用金钱或资产,一次过地把特权利益买断。北京同意的朋友很多,但大家都知道是纸上谈兵,说说罢了。最顽固的是有垄断权的国营企业。一九八一年我这样说,不幸言中,今天还是如此。


掌握了重要的有关局限转变,观察到这些转变的发生而又可以安心地假设会继续存在,推测产权制度的转变是很准确的:历史可以预先写出来!然而,这转变的细节程序八一年我没有写清楚。一九八二年初我突然惊觉,八○年末开始推行的「包产到户」,如果顺理成章地推到尽头,是私有产权的制度!八四年十一月,港大同事蔡俊华毫无保留地把他苦心搜集多年的资料倾囊相授,使我能在一个星期内写好了《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信报》发表,结集于《中国的前途》)。


农业搞包产(即承包责任制──responsibility system)是比工业远为容易的。农业的生产程序远为简单,土地的划分易于明确,而大致上土地是不会贬值的资产。农业承包还有一项方便之处,那就是昔日人民公社之后的生产大队、小队、小组等的队长与组长,一般而言,都按职位的排列而获得或大或小的土地承包,减少了队长们的反抗。


我为工业承包想了好些时日,因为会贬值的资产很麻烦,写了好些文章,提出了彻底承包制。但这些是学术上的兴趣,没有刻意改进什么。后来见到中国的工业承包发展与我建议的不谋而合,但有些却始于我的建议之前,更使我觉得对社会改进的建议,书生之见是无足轻重了。


为了理解工业承包,一九八五年我到北京的首都钢铁厂住了几天,卧薪尝胆。今年(2002)四月到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接待我的院长提及八五年我在首钢的讲话他是座上客,而我当时提出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可以分离、私产不需要有所有权等观点,他们同事之间觉得新奇,引起争论,但后来还是相信了。私有产权需要有私人使用权、收入享受权与自由转让(买卖)权,但只要年期够长,所有权是不需要的。那是我在六十年代末期得到的结论。承包责任制推到尽,可以做到与私产一模一样。就是有大量会贬值的资产的工业,也可以由承包推行私产制,但要再推尽一点。我曾数次为文解释,这里不说了。


邓小平可能是二百年来头脑最清晰的中国领导人。他也看到所有权可以分离,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政治的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高棋,因为名义上最重要的土地资产还是国有。邓老明白改进社会要从个人做起,对个人生产力要有鼓励与保障。这是我们中国老子与西方史密斯的思维了。不是什么理论家,不多说话,但邓老把人的自私重心拿得准。他主张的经济政策先后有误,但复出以还,方向从来没有错过。


更重要的,邓老是难得一见的杰出政治家。曾经三上三落,他对中国的政治了如指掌。于今回顾,邓老当年推出的反精神污染之类的玩意,声东击西,是政治上需要的。当年好些香港朋友嘲笑邓老搞的经济特区,这嘲笑是看歪了。可不是吗?比起八十年代的特区,今天整个中国任何地区都有较大的经济自由。


我对邓老的唯一批评,是他对民主人士过于敏感。他独裁改革我毫无异议,但我想,要是当年不禁制方励之,我们可能不会听到这个人。一九八九的「六四」事件,因为其它国际会议使天下所有传媒都跑到北京去,希望时势造英雄的青年多得很。


时势造英雄。没有七十年代末期的天下大势,世局稳定,邓老不会轻于军备而重于改革。英雄也造时势,没有邓老中国的改革是不会那样成功的。


一九八一年我以邓老坚持讯息开放而准确地推断了中国的路向。但如果只坚持讯息开放,没有邓老,我的推断还会准确吗?会的,但不会发展得那样快,不会超于东欧那么多。


当然,今天中国的体制还需要商榷的地方不少,但这里要谈的只是制度转变的粗枝大叶。书快写完,悲观的话我不想多说。


(《经济解释》之九十八)


第四节:天下只有三种权利制度


中国二十世纪下半部的经济演进,从人民公社初期的无产大锅饭到今天的私产市场经济,是历史唯一的经验,以后应该不会再发生的了。时来风送滕王阁,我躬逢其会,学得很多。不会再发生的事本身没有科学价值,但中国的经验分割开来看,却有多而重要的一般启发性,好些是前人没有说过的。


经济学上所说的公共产(common property),是指本来有价值的资产,但因为没有业主而让所有的人毫无约束地竞争使用,其价值(租值)烟消云散。中国的经验与我一九七○和七四年提出的关于租值消散的分析,却说这样的公共产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可能存在。租值消散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公理下,减低租值消散必定会导致约束竞争行为的游戏规则。这些我分析公海捕鱼时说过了。


撇开竞争使用毫无约束的不存在的公共产不谈,不管书本或历史怎样说不同产权的安排数之不尽,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只有三种方法。其一是以人的等级排列划分;其二是以管制法例划分;其三是以资产划分。第一种莫名其妙地被称为「共产」制度;第二种印度盛行;第三种就是私有产权制度了。


中国的制度改革是要从第一种权利划分转到第三种那里去,而第二种是必经之路。让我把每种的性质说说吧。


(一)等级划分权利


上章提到的中国旧家庭就是以等级划分权利。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等级排列的现象与旧家庭类同,只是前者把排列伸展到整个国家。是的,一九七九年的查询,中国的行政干部分二十六级,技(即生技术)及其它行业有类同的级别,是否党员与党龄多少有排列,每个位置的收入划定,而以职位较高的干部来说,金钱工资只是收入的小部分:房屋、交通、医疗、学校等有不同优待,购物的排队时间可免,物品质量较高而价格也较低。


是的,在废除私产的情况下,等级排列是减低租值消散的一个办法。虽然中国当年民不聊生的故事天天有,大跃进饿死的与文革斗死的加起来数千万,但人口还是增加了。不是毛氏说「人多好办事」那样简单;主要是等级划分减低了租值消散。


可以说是成员没有私产的巨大家庭,也可以说是一国大军。等级、人权不平等,不能有西方的司法制度,但有法例、重纪律、说服从。原则上这是行得通的,也可以想象得很理想。这制度的崩溃可不是因为「家庭」太大或「军队」太大,而是因为交易费用(制度费用)太高。有四方面。


第一方面,等级划分普及整个国家,没有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市场,社会缺乏价格的指引,导致讯息费用奇高。有市场而不用是一回事,但还有市价的讯息可用;没有市场,由政府或中央订价,不容易得到需求与供应的讯息。中央策划生产也因为没有市价指引而错误频频。


第二方面,政府要分派工作,国家职工不能自由转业。这是因为容许工人自由转业,私产在某程度一定出现。我曾在分析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安排时说过,只要公社的社员不能转业,不管用什么工分制多劳多吃,私产对社员是不重要的。这样,废除私产搞无产制容易,但一旦社员能转业,要他无产他就跟你拼命了。不能转业与没有市价的指引,比较优势定律起不了作用。政府分派工作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比较生产优势,更何况这些「分派」通常是私相授受的。


第三方面应该最重要。那就是等级划分的制度必定有竞争升级的行为。虽然等级划分权利会减低租值消散,但竞争升级免不了有租值消散的效果。这是因为在没有市场的指引下,竞争升级不能纯以生产力为准则。例如争取入党不一定与生产力有关;以思想的正确性判断要背《毛语录》、说话要小心;搞关系要学政治手法。凡此种种,都是制度或交易费用。


是的,在等级划分的制度中,言论不可以太自由,因为你的言论可能损害等级较高的人,使他的等级下降。如果是私有产权制度,资产是我的,你怎样说资产还是我的,只要你说的不诽谤我,我管不。还有的是,集体要换位提升就可能要搞革命了。如果毛氏当年的国家是私产制,文革怎样也搞不起来。


第四方面,整国以等级划分与一家之内的等级划分相比,是前者没有血浓于水的爱。亲朋戚友之间的爱与关心是可以减低交易费用的。这点我在一九八五年发表的《没有兄弟姊妹的社会》(见《中国的前途》)解释过了。


在私产市场制度下,交易费用也相当可观。但从类同生产的经济来衡量,私产市场的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比较低;而又因为专业生产有巨利可图,这百分比低一点国富,高一点国贫──我在卷二说过了。这里指出的是另一方面的比较。那就是每个家庭之内的长者之下的成员没有私产,要论资排辈,而以这情况与举国作为一家的等级划分相比。上文的解释,是后者的交易(制度)费用高得多了。


(二)管制划分权利


以管制规例来划分管制者的权利是不容易伸展到整个经济去的。规例太多处理甚难。非私产的使用,以管制规例约束竞争也是可以减低租值消散的。以公立图书馆为例,其中的书籍没有一本是私人的。竞争借读的人如果没有规例约束,不几天整个图书馆会变得空空如也。


执行管制的人可以有两项收入。其一是正规的薪酬,其二是贪污。当然,图书馆的例子贪污机会很小,而管制香港游泳海滩使用行为的人更是只得薪酬了。但价格管制(可以倒买倒卖),出入口管制(走私者识做),外汇管制(是价格管制),牌照管制(批不批由我),建筑、消防等法例管制(好处由我),等等,贪污大有可乘之机。


没有管制,贪污是不可能发生的。昔日中国盛行走后门,但走后门是权力的买卖,不是贪污。贪污是非法的行为。一九八三年我听到中国的贪污开始出现时,很替中国高兴。在等级划分的制度中,有的是走后门,没有贪污。八四年的贪污出现,显示等级划分开始瓦解。这是从等级划分权利转到资产划分权利的必经之路,来得那么快是好现象。


一九八五年,国内贪污趋盛,倒买倒卖之声不绝于耳。高干子弟把货品进口批文作钞票使用。但当我听到中国考虑把物品分类管制,就大声疾呼:这是走向印度之路,贪污一旦制度化,就固定下来,不易清除了。是的,贪污的权利可以藉管制法例而界定,其后这管制权可以在市场买卖成交,甚至可以承继。这是贪污制度化,是印度及一些小国的症状。物品分类管制是界定贪污权利的好办法。


传统经济学对贪污的看法很简单。管制规例引起贪污,而贪污的行为是逃避管制。因此,对社会经济有害的管制贪污带来利益,对社会有利的管制贪污带来损害。这是浅见。


一九九六年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一个新观点,九七年以短文发表后行内哗然。我说管制引起贪污是对的,但好些管制是为利便贪污而设。就是管制的始因不是为了贪污,但有污可贪官员会为贪污的继续而把规例修改,而又因为利便贪污管制驱之不去。我举出价格管制的例子,说绝大部分的价管是在市价之下,不在市价之上,因为倒买倒卖是要管在市价之下才容易。我又举货品进出口管制的例子,说绝大部分是管进口而不管出口的。管出口,国家的生产者会被外地的竞争者杀下马来,无污可贪,但管进口是另一回事了。


一九九七年在洛杉矶加大的夏保加演讲中,我说民主贪污自上而下,独裁贪污自下而上。这是因为民主的头头通常只做几年,贪污的代价比较低;而独裁的头头有长年期,被揭发贪污可能要下马,代价比较高。中国到今天还没有走上印度之路,是因为自下而上的贪污还不到头头阶层。


(三)资产划分权利


这是我说的私有产权制度。本卷第二章细说了。


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定或划分是为了减低资源使用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天下只有三种权利界定的制度。一般国家都有这三种权利制度的混合,只是哪种多哪种少而已。


(《经济解释》之九十九;第七章完)


第八章:后记


感谢《苹果日报》的朋友。他们哑子吃黄连,有苦自知,容忍了三十多万字的书按期从头登到尾。不是我刻意要他们吃苦的。一九八九年《经济解释》在《香港经济日报》发表了十一期,因为母亲的病而停止。那十一期很受读者欢迎,要求续写的数以百计。我想,欢迎有前科,再写下去也会受欢迎吧。我又想,史密斯的《原富》没有方程式,不用曲线图表,大众可读,二百二十四年后我仿而效之应该没有困难吧。


然而,时代是转变了。什么边际分析、极大化、变量与不变量等思维,史前辈当年是管不的。是很浅的学问,但与世事连接起来,没有读过经济的不容易明白,而不用方程式或曲线图表,纯用文字表达颇麻烦。至于在卷三开始分析的产权与合约理论、价格管制与租值消散等,相当复杂,再浅也不会浅到哪里去。


卷一写到需求定律的变量与不变量的选择,读者开始叫苦;到卷二分析上头成本与租值的理念,叫苦连天;卷三论产权,自己的学生也说要细读几次。


《苹果》老板黎老弟智英期期读,读到卷二中途,问:「什么时候写完呀?快点写完吧。」我说只写了一半,他差不多晕倒。但《苹果》还继续让我写下去。感谢《苹果》是衷心话。要不是迫每星期按时交稿,《经济解释》不可能在短短两年间完工。他们特任吴顺忠主理的打字与校对,神乎其技。我思想集中时以墨水笔写的字如天马行空,而在原稿修改后变作惊涛裂岸,自己也看不懂,但顺忠兄传回来的清楚明确,彷佛大师文稿!


学术上我讨厌故弄玄虚,文字但求浅白易懂。《经济解释》的读者对象是念过一科经济入门,有少许技术基础的。然而,其内容不管题材深浅,好些是经济学博士后的话题。在按期发表过程中,我不断地与香港的中学老师、自己的学生与国内的朋友联络,问他们懂不懂。他们说愈写愈深,使我心惊胆战,但骑虎难下。大致上,他们说多读几遍是可以明白的。


国内的朋友给我很大的鼓励。科技发达,国内按期有数十个网页转载。几家大学为之开特别课程,一所法律学院指定学生必读,而几位学生写的评论文字,电邮给我,显得他们大致上是明白的。一位在北京的教授说他不读书,只有《经济解释》是例外。另一位在长沙的教授读卷二后来信说,那么巧妙,经济学真的过瘾精彩。是的,学术要讲趣味。没有趣味的学术,不学算了。


我自己也是哑子吃黄连。二十年来,好些后起之秀──其中一个是自己亲手提拔的学生──说,张五常昔日是可以的,但放弃了学术多年,不中用了。我想,这些青年虽然是后起,但用不一个「秀」字。还没有说过半句足以传世的话,何秀之有?不要管他们吧。但听得多了,心中不免有气。


以在什么名学报发表过文章为学术是天大笑话。其它学系我不懂,但经济学的行规,发表文章是买米煮饭的玩意,与学术的真谛无关。学术是博学,是深度,是思想,是启发,有没有文章发表或在哪里发表是无关宏旨的。


我是搞理论技术出身的,曾经在美国两所学府的研究院教高级理论多年。然而,一九六九年回港度假,到街头巷尾走走,我这个经济理论专家竟然不明白大部分观察到的琐碎现象。当时我想,骗饭吃于心不安,另谋高就算了。但我又想,以经济理论解释行为应该是可以的,佛利民的《消费函数理论》是前车可鉴。应该是传统的理论有问题,要改进。


为这改进我下了三十多年的功夫。是凭两个固定的原则从事的。其一是世界非常复杂,以复杂的理论作解释根本不可能。当时我是个复杂理论专家,但见到前辈名家的重要文章,一般是理论简单而意义深远。复杂的理论一定要尽量简化。其二,在这简化过程中,我一定要以能够解释真实现象或例子为凭,用不的理论要淘汰。


一九九八年在美国西方经济学会的会长演词中,我提到整个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只有三招。一是需求定律(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价减量增)。二是个人在局限条件下争取利益极大化(我称之为自私的假设)。三是一个重要理念: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佛利民与赫舒拉发读到这三招总结,很以为然。


一九九九年,我觉得三招是太多一点了。成本是局限条件,而无论是复杂的产权局限或管制局限,都可以用成本的理念来处理。问题只在理论使用者的阐释功夫而已。因此,成本理念这一招可以归纳于「局限下争取极大化」那招内,使三招变为两招。


二○○○年末,当我决定写此《经济解释》之际,我又觉得两招还是太多一点。这是因为需求定律之价是局限,可以有广泛的阐释,包括所有局限条件,而沿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作选择,就是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第二招的自私假设可以取消,因为已包括在需求定律之内。《经济解释》以两招下笔,是因为分开来解释,然后合并,读者会比较容易明白。


需求定律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这定律就没有经济学。逻辑上需求曲线可以向下也可以向上,任何香港的中六学生都知道。但那不是定律,没有解释力。定律是说人的行为永远是价格或代价下降需求量增加,虽然其它变量与不变量的处理不简单。把需求定律用得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整个经济理论的结构,以其骨干观之,是简单的。困难是要懂得怎样用。首先理论的重点要拿得准,理念要知得透。达到这层面要有明师指导,也要从浅至深、深复浅、浅至深又复浅地来来回回几次。但这只是一个经济学博士应有的基础,离解释一般现象的目的尚远。掌握了理论基础,解释现象的重点是局限条件的处理。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不可以子虚乌有地假设出来。困难是一般而言,局限条件不是几条曲线或几条方程式就可以处理得当的。


真实世界的事,大学课程教的不多,而书本所说的要不是不够详尽精细,就是说得不准确而误导。高斯和我当年为这个困难多次摇头叹息。


是的,经济科学的实验室是真实世界。我们不能像物理、化学那样,要做什么实验就买仪器材料在实验室进行。我们要到世界走走,走很多年。我自己选走街头巷尾的路,因为小现象多而可信,搜集成本低廉。如果认为街上查询所得不尽不实,就亲力亲为,自己在街头卖桔、卖玉、买卖古玩。这些琐碎的小现象每个都无足轻重,但可以推到类同的大现象去,而多个小现象综合起来,可以得到真实世界整体的轮廓。我很少依靠政府的统计数字,因为我不容易知道他们是怎样拿得、怎样算出来的。


到街上走,走了多年,知道一般的局限及其变化规律,而观察到的现象,加上局限后以理论解释,越来越得心应手。重复又重复地以理论印证,数之不尽的小现象,数之不尽的印证,过了二、三十年就觉得简单的经济理论威力无穷,对这门学问的一般解释力再没有怀疑了。到今天,解释世事的困难还是在于有关局限条件的鉴定与调查。这困难永远存在,要花时间。这是科学。我们要不断地对世界的真实现象反复以理论印证才可以学到怎样用理论的。


《经济解释》是在有困扰的情况下写成的,综合了自己四十多年专注的学问。回顾平生,沧海一粟,个人可以做到的算是差不多吧。三卷我都满意。说没有点自豪不是衷心话。一时间想起某武侠小说的一副对联:


满堂花醉三千客


一剑霜寒四十州


(《经济解释》之一○○;全书完)


作者保留版权

2004年03月02日

 


前言


制度的选择是今天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个人之见,这是整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了。几年前美国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会」,今天举世知名,而最近又加上「高斯学院」,并驾齐驱,好不热闹。然而,从经济学分类中的比重看,新制度经济学在美国不及在中国那样受到重视。


中国的偏爱有三个原因。其一是虽然数学在今天的经济学无处不在,但谈到新制度经济学,不懂数的也可以一抒己见,没有谁会说你不懂数就不懂。制度是真实世界的事,是每个人的经验,只要有洞察力就可以作出贡献。那石破天惊的高斯定律是任何有思想的人都有机会想出来的。


第二个原因,是今天在中国比较年长的人,在经验上对制度的认识一般地超出西方的经济学者。制度的不同对生活的差别有决定性,他们都知道而又相信,虽然可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对那所谓市场经济还有存疑之心。不管怎样,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对不同制度的运作与效果好奇,提出质疑,希望多知一点。


第三当然是中国的开放与改革了。那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革命,不管我们认为还有数之不尽的问题,贪污成市,法治胡涂,但制度的改革使生活的改进一日千里,有目共睹。同样重要的是思想的开放。不是放得像香港或欧美那样宽,但比十多年前是宽得多了。今天在国内大学的求学气氛,我遇过的只有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可与之相比。


这几年,我到大陆讲学不下三十次,所到之处,学生与老师朋友所提出的,大都是关于制度或产权的问题。这些问题我答来容易。但我想,如果时光倒流四十年,以作研究生时的经济学知识,我是不能回答他们大部分的问题的。当年的制度经济学,主要是历史与一些不知所谓的数字,加上几张清单,说资本主义什么好什么坏,社会主义什么好什么坏之类的文字,又或是马克思怎样说,熊彼得怎样说,等等。这样的学问是一潭死水,不可能响应今天中国青年需要知道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高斯(R. H. Coase)到瑞典领奖,我到那里与他相聚,大家谈起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对我们数十年耕耘的所得很有点失望。我们还需要知道的多的是。认真研究的人永远都觉得没有寸进。但一分一分地进,日以继夜,过了二三十年,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我们还是发现今非昔比,觉得世界是比昔日的简单得多了。


好些人说我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其中一个始作俑者,那大概是对的吧。六十年代初期起全力参与其事的,只有四个人。一个是我的老师艾智仁(A. A. Alchian)。艾师后来被称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主要是他当年的口述传统。第二个是德姆塞茨(H. Demsetz)。此君在洛杉矶加大任教时,我是他的改卷员,不觉得他怎样。但六二年他转到芝大,遇到了史德拉(G. J. Stigler)及高斯,一下子变作天才。六三年艾智仁秘密地给我阅读一篇隔行打字六十多页长的、德姆塞茨写的关于交易费用的文稿,清楚而又有说服力,对我的影响很大。


第三个应该最重要。那是高斯。他在五九年发表的《联邦传播委员会》与六○年(印迟了,六一年出版)发表的《社会耗费问题》,深不可测。这两篇文章我反复重读,从六二年读到六五年。高斯定律始于五九之文,定于六○之作,但定律之名是一九六六年,史德拉再版他的《价格理论》一书时提出来的。高斯本人不认为他有什么定律,我也是那样看,但定律大名一起,要禁也禁不住。以人名为定律,经济学从来没有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那样大名。此定律将会百世流芳是可以肯定的吧。


第四个轮到我。不是说我的功力如何,而是说早期全力研究产权及交易费用的,我是四个人之一。当时我是研究生,最年轻,可谓童子无知,躬逢胜饯。


六三年读了德姆塞茨的长文稿,而更重要的是受到高斯及艾智仁的感染,我决定博士论文要在产权及交易费用那方面下注。艾师当时是反对的。他认为这些题材太困难,不是一个研究生要染指的。他说得清楚,要拿博士,找些比较肯定有收获的下注,产权及交易费用是博士后才可以下赌注的。


坚持己见,转了几次论文题目我归宿于佃农理论。影响这理论的有三部分。其一是洛杉矶加大三位老师传授的价格理论;其二是以高斯的想法推理;其三是戴维德(A. Director)的捆绑销售口述传统的启发。于今回顾,虽然我在《佃农理论》中没有感谢戴维德,但主要是他的影响使我后来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始创人。戴老的捆绑销售显然是一种价格安排,是计算机租用合约中的一部分,而这安排是一个选择。于是,考虑佃农分成,虽然没有明显的价格,一开始我就把分成作为一种价格安排,而佃农是一种合约,是选择的结果。要是我不从合约与竞争的角度看佃农,其理论我可能永远想不出来。


今天盛行的合约经济学,是从佃农理论开始的。想不到,今天盛行的雇主与代办(principal-agent)的分析,也是始于佃农理论。我从来没有刻意地研究过雇主与代办的问题。我的兴趣是合约:六八年发表的《私产与佃农制度》,六九年发表的《合约的选择》,七○年发表的《合约的结构》,七二年发表的《旧中国的婚姻合约》,七三年发表的《蜜蜂的神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八三年发表的《企业的合约本质》,九二年发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九八年发表的《交易费用的范畴》等,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都是与合约有关,以合约为重心下笔的。


我是六七年到芝大去的。当时该校的经济系如日方中,加上商学院与法律学院不分彼此的经济学同事,其实力之强史无先例(当年的同事后来有八个拿得诺贝尔奖)。是紧张刺激的学术气氛,研讨会天天有,图书馆好得出奇。虽然是博士后而又转为助理教授,我在芝大的意识是自己是学生。从早到晚疲于奔命,旁听呀、研讨呀、授课呀、评审呀、写文章呀,跟就是晚上的酒会,半醉回到国际学生宿舍,要工作到凌晨三时才睡觉。


在芝加哥的日子中,与我谈得最投入的是高斯。我们的兴趣相若,而他喜欢先假设一个答案才思考的方法,吸引我。戴维德与德姆塞茨当时在芝大,六八年艾智仁到那里造访一年,而史德拉的研究兴趣,有一部分是与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我当时的研究,是集中于合约选择与租值消散这两个题材上。前者我认为是唯一可取的探索企业(或公司)的本质的途径;后者是产权的问题,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高斯定律。时间没有白费,我在芝大写了关于合约的选择与合约的结构两篇文章,是比较重要的作品。但当时我日思夜想的关于企业的合约本质,却要到十四年后才发表。


因为西雅图的海,六九年我转到那里的华盛顿大学。该校的经济系不知我是何方神圣,从来没有读过我的文章,只是听说一个中国学生听而不闻,思想怪异,就给我一个副教授,一张终生雇用合约。莫名其妙,只到了那里三个月,同事们就投票一致通过升我为正教授。我可没有提出要求。


麦基(J. S. McGee)是华大第一个认为我怪得有理。他是戴维德的嫡传弟子,是首屈一指的反托拉斯专家。我知道他得到戴老的捆绑销售的口述真传,就求教于他。研讨了个多小时,他就奔走相告。巴赛尔(Y. Barzel)是收到麦基的广告才读我的文章的。


华大的回顾,永远是巴赛尔的影子。他和我共事十三年,互相影响,我欠他实在多。但他今天成为举世知名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元老之一,我受聘于华大可能有点作用。我这个人不可救药,自己有兴趣的天天想,说个不停,没有兴趣的我不管。巴赛尔和我合得来,是因为他喜欢听。我是看他的脸部表情来衡量自己说的是对还是错。巴赛尔的思想细致紧密,不容易过得他那一关。


华大两年后,我开了一个研讨班,是为伸展自己的研究而开的。这班只有十多个学生,其中两个天分奇高(J. UmbeckC. Hall)。他们今天还不是大师人物,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在座的还有系主任诺斯(D. C. North)。加上巴赛尔及麦基等人,华大当年在新制度经济学上热闹过一段日子,使外人后来有间中称为「华盛顿学派」的。但结果能杀出重围而名满天下的,只有诺斯一个。他以新制度经济学搞历史而获得诺贝尔奖。


回头说六八年在芝大写好的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内,我提出卸责(shirking)这个概念,是说合约签订后双方都会有不履行或散漫或欺骗对方的意图,而不同的合约安排会有不同卸责意图的「边际」。我不重视这概念,是因为不同的卸责意图可用不同的交易费用角度来处理。二者只能选其一,二者皆用是重复了。我和高斯研讨了好一阵,决定选交易费用而弃卸责。原因是交易费用在原则上比较容易观察,可以量度,因而有机会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卸责呢?我想不出怎样量度,想不出有什么假说可以验证。但跟艾智仁与德姆塞茨本卸责这概念,于一九七二年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名的关于经济组织的文章。是这篇文章触发了后来以威廉逊(O. Williamson)为首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理论及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


我不是说人不会卸责,不会勒索、欺骗,或不会看风驶,识时务者为俊杰地争取机会来增加自己的利益。我从来没有说过人不会博弈。困难是我想不出怎样可以把卸责或博弈作为理念,而推出一些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来。当年我认为不能;今天还如是看。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见过在这些理念下有学者提供过有说服力的假说验证。


因为上述的原因,本卷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与他家所说的有好些地方不一样。虽然这门学问在六十年代兴起时,我算是个正选人物,但七十年代中期之后,我与他家分道扬镳,一士谔谔,感到寂寞。我是顽固的。我的顽固是因为我坚持如果推不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说得天花乱坠也是白费心思。既然没有证据经济学可以改进社会,解释世事是剩下来的唯一用途了。


究竟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在哪里呢?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经济学的传统分析历来有两方面。其一是资源的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其二是收入的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加上货币,把一个经济的整体加起来,就成了宏观。传统的制度分析也离不开这两方面。很不幸,这传统完全忽略了非常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产权、价格与合约的安排。这样,不仅旧一套的制度分析与制度无关,而就是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漠视了价格与合约的安排,行为或现象的解释就不可能有大作为了。不同的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会导致不同的安排,而不同的安排会影响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安排就是制度了。选择安排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全部。


前两卷对行为的解释,或明或暗地我都以一些制度的安排为基础。本卷是回到基础那方面去。


(《经济解释》之六十七)

 


前言


一口气写完了「需求」,告一段落,反复重读,自觉不让前人,拍案而起,仰天大笑。遂决定以《科学说需求》这个名目出版「卷一」,修改呀,设计呀,校对呀等等,搞了几个星期,跟又在大陆东奔西跑,作了多次讲话,筋疲力尽矣!片刻安宁,休息了两天,再贾余勇,正要在《经济解释》的「卷二」动工,却想到《壹周刊》的《南窗集》快要断稿!于是又振作起来,抢先替《南窗集》写好了几期。


是的,《经济解释》不可以断断续续地写。向前看,我要有三几个星期没有干扰,才能把思维集中起来。今天晚上屈指一算,前头有四个星期。刚交了《南窗集》的稿,思维还未能集中,但动了笔再算吧。以往的经验,是动笔之后一两天,思维是会集中起来的。


《经济解释》的「卷二」,分析生产与供应,然后再与需求合并起来。我要先用两章的篇幅,细说有关生产的多种价值(value)概念。这些包括利息(interest)、收入(income)、投资(investment)、财富(wealth)、资本(capital)、成本(cost)、租值(rent)、盈利(profit)等。都重要,要解释清楚。


卷二的第三章是分析生产成本的。这章最困难,不容易写得有分量。这是因为经济学者很少在工厂内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更何况生产的行业各各不同。要将不同而又不深知的一般化,谈何容易?我自己在研究件工合约时,跑过好些工厂,但也没有信心可以把生产成本分析得好。尽己所能试写吧。


过了生产成本的那一关,从卷二第四章起我就驾轻就熟了。这章及以后的是关于垄断、专利、竞争等行为,而最有趣味的是关于价格的安排(pricing arrangements)。后者是关于觅价(price searching)的各种现象,包括榨取盈余、讨价还价、连销组合、隐瞒讯息、价格分歧种种。


一提到觅价,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就要摆出来。这个极为重要的局限条件会在「卷二」开始分析,而「柏拉图情况」会有一个新的阐释。价格管制也会在「卷二」分析的。


我目前还不能决定的,是关于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的需求与合约的安排(例如件工、分成、分红、小费等合约)应否放在「卷二」。这是因为提到这些合约,就无可避免地要分析公司(或企业)的本质。后者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应该以另一卷处理。


还有一个头痛的问题:那重于泰山的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目前我还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那是关于产权问题的,应该放在「卷三」;但那也是关于成本的,应该放在「卷二」。另一方面,不先谈高斯定律,读者不容易明白我要分析的价格管制。


一个可以考虑的安排,是把高斯定律放在「卷二」结尾的前一章,结尾的一章是价格管制。这样,「卷三」可以由佃农理论(分成合约)起笔,然后带到其它的生产资料合约及公司的本质那方面去。


我谈到自己的「举棋不定」,是希望读者能提供一些建议;还有几个月可以考虑,而学生的意见可能很有用处。


第一:利息理论


利息理论(theory of interest)可以搞得很湛深而又极为复杂。这理论是今天在国际的商业学院中大行其道的金融学(finance)的中流砥柱。金融学是六十年代初期在加州洛杉矶搞起来的。我的老师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是这门学问的「始作俑者」。他把差不多被遗忘了的费沙(I. Fisher, 1867-1947)创立的利息理论重新介绍,然后再为文加上风险(risks)。作为赫老的入室弟子,我曾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考虑以投资理论(investment theory,这包括今天的金融)作为博士论文,但因为解决不了量度风险的困难,就放弃了。


我不知道今天的学者,对量度风险有没有突破。当年的困难是,如果风险可以事前被量度,就没有风险可言了。后来我又意识到,那所谓风险,好些是交易费用的问题。既然可用交易费用来处理,风险不谈也罢。今天的金融学,是费沙的利息理论加上风险及交易费用,有时是加得重复了。


话虽如此,赫师的一位学生(我的师兄)及当时在洛杉矶兰克公司工作的一位朋友,因为金融的研究而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可见该学问并不简单。可幸的是,从解释行为的角度看,利息理论可以简化。复杂的是融资与投资组合的「怎么办」问题。


这里我要分析的利息理论,主要是费沙的思想。此君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者,而纯从可用的理论来衡量,费沙的贡献在历史上无出其右。他是耶鲁大学的人。该大学名满天下,主要是因为费沙。费沙是经济学中的莫扎特。无论是功用分析、指数(index numbers)分析、货币理论、利息理论,此君皆立竿见影。他平生论着无数,皆天才之作也。费沙是一个超凡的木匠,是文件存盘的设计大师,曾经莫名其妙地拿得纽约市的一个医学奖!


我还要指出的,是数世纪一见的经济学天才费沙,料事如神的费沙,竟然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衰退中破了产,由耶鲁大学破例地给他居所。(是的,费沙曾经赚过很多、很多钱。)这可见学经济千万不要存有幻想,认为这学问可以赚钱。解释行为或世事是可以的,只此而已。


第一节:五花八门的利息率


众所周知,利息是资金的回报。以时间算,我们日常见到的利息率有很多种:存款利率、贷款利率、优惠利率、银行拆息率、长线利率、短线利率,以至高利贷的、香港人称之为「大耳窿」的利率。利息率多得五花八门,花多眼乱,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通货膨胀,其二是交易费用。


通胀(或相反的通缩)是指未来日子的货币贬值(或升值),是由市场的预期促成的。若市场有通胀预期(inflationary expectation),利率会提升,而长线利率会高于短线的,因为收回来的钱预期会贬了值。关于通胀或通缩所带来的利率分析,有两个不容易解决的困难。一、我们不容易知道通胀或通缩的预期是怎样形成的,或预期的通胀或通缩率究竟是多少。可以见到的通胀或通缩率与预期的不同,而利率是由不可以见到的预期影响的。二、除去了预期的通胀或通缩率的实质利率(realrate of interest),因为预期是空中楼阁,我们无从肯定。(逻辑上,实质利率不是金钱利率减通胀率,而是金钱利率减预期通胀率。)这些加上市场对贷款的需求常有变动,长线与短线的利率结构(terms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就成为一门复杂的学问了。


能知半夜事,富贵万千年。如果一个经济学者能准确地推测通胀或通缩的预期对利率的影响,他可以在美国的政府债券上,买空或卖空赚很多的钱。困难如股票市场一样,需要知道的有关的局限条件太多,所以除了碰巧,赚钱谈何容易?


八十年代初期,美国的长线(三十年)债券的回报率高达年息率十八厘,而通胀的预期有明显象下降。较早时,好些经济学大师投资于长线债券上,跟中了计,洗身去也。看得相当准,但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我当时替母亲下了注,但当输得七零八落时,债券经纪找不到我补钱,过了两个小时债券回升(长线利率下降),几个月后沽出无端端赚了一倍。这可见经济学不是教人赚钱的。


转谈交易费用与利率的关系吧。主要的关系,是在借贷市场上,交易费用好些时不另外收费,而是加在利率之上。例如,银行存款利率比贷款利率低,其差距是银行要赚的交易费用。当然,有时银行除利率的差距外,还要收一个贷款的小百分比的费用。


高利贷或「大耳窿」的情况,其年息率往往高达数十厘。这也是因为交易费用高而引起的。钱借出去没有保障可以收回来,「收烂账」的费用不仅高,且往往牵涉到黑社会或非法的行为。


好些经济学者认为高利贷是因为借钱出去,不容易收回来,风险太大而引起的。说大风险是可以的,但假若交易费用是零──贷款的人没有任何执行借贷合约的费用──这种风险不会存在。


这里我们有一个明显而又重要的示范例子:要「收烂账」可说为风险大,也可说为交易费用高,但不可以二者皆说,因为是重复了。要解释高利贷及有关的行为,风险大与交易费高你选哪一项?毫无疑问,我是选交易费用而不选风险的。这是因为风险既不易量度,也无法观察其转变。另一方面,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条件,在原则上我们可以客观地衡量其转变。当然,若交易费用有转变,那所谓「风险」会跟变,但我们若知前者,就不用再谈后者了。


是的,数之不尽的「风险」问题都是交易费用的问题,而在解释行为上,后者远胜。这是我多年来作研究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问题是有些「风险」我们不容易以交易费用来处理,或以后者处理会搞得非常复杂。例如,投资的回报是将来的事,将来的事今天不能肯定,所以有风险。这种不知未来的风险我们可以交易费用中的讯息费用来处理,但这比执行合约的费用困难得多。无论怎样说,有交易费用的选择,「风险」的采用是可免则免的。


费沙的利息理念,是不管通胀,不管风险,也不管交易费用。费沙之见,是世界若完全没有这些因素,利息是还会存在的。这样的利息理念是指纯真的利息了。


(《经济解释》之二十九)


第二节:利息的概念


费沙的利息概念不仅不管通胀,不管风险,不管交易费用,而更重要的是不管货币。他认为一个没有货币的社会,物品换物品,利息还是存在的。利息的存在,不需要有货币,但需要有市场,物品交换就是市场了。


你今天给我五个苹果,一年之后要我还你六个,那多出的一个就是利息。这样的借贷可以有多种物品,或借苹果而归还金山橙。我们于是要以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来衡量,求出苹果与橙之间的一个可以共通的交换量度单位(numeraire)。说一个苹果值三,一个橙值二,三加二是五,就叫「五」是金钱的量度单位吧。费沙的利息理论不用货币,但要有市场,有相对价格,有一个代替货币的量度单位。


费沙认为利息高于零,是正数,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消费者不耐烦,急于享受,急于消费。他称之为impatience to consume。这好比男人遇到自己心爱的女人,急不及待,或一个影迷听到一出好电影上映,要先睹为快也。为什么一个人会不耐烦而急于享受呢?费沙的解释是人要先吃才可以生存的。将来才享受,可能已经一命呜呼,无补于事,还是早点享受为佳也。


要优先享受,我们愿意出一个价,也是价高者得。这个优先享受之价,就是利息。是的,利息是一个价,不是物品之价,也不是时间之价,而是提早消费之价,优先享受之价是也。


是的,在落后之邦,民不聊生,生命短促,利息率会比较高。就是不管通胀或交易费用,穷人愿意付较高的利息,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前路茫茫,来日无多,于是愿意付出较高的早一点享受之价,虽然那享受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费沙的第二个利息高于零的原因,是投资的机会(opportunity to invest)。投资是有回报的。你将一桶新酿的葡萄酒放在一个山洞内,过了几年,酒味醇了,价值的增加就是回报。你植树,植后完全不管,树还会自己生长,若干年后,成了木材有市值,是投资的回报。


在物品或资源(resource)缺乏的情况下,利息是提前享用或预先投资的价,跟任何价一样,是在市场竞争下决定的。这个价是因为时间有先后而起,而物品或资源的现值(present value)与期值(future value)之别就是利息。因为时间有长短之分,我们就以一个同期的利息率乘以现值来算出利息。


第三节:收入与财富


费沙的名言: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Income is a series of events)。果树会结果,农地有收成,结果与收成都是收入。然而,这收入可不是在果熟或稻熟时才得到的。果树或农作物每天都在变化,不停地变,而每一小变都是收入(或负收入),所以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了。是的,果树开花是收入,结子是收入,增长也是收入。收入的变动不一定天天一样,可以时高时低;也不一定是正数,可以有时增长,有时下降。


一个果园的果子长大及成熟都有价,是收入,但果园本身之价是永无止境的收入(包括果树再植的收入),减却成本,以利率折现而得的现值。如果一个人只拥有一个果园,其它什么资产也没有,这果园的现值就是这个人的财富(wealth)。收入永远是流动的,有时间性。财富是现值,本身没有时间,是静止的。


折现的办法是以未来的收入除以利率,但因为未来的收入有远近之分,高低不同,所以折现的方程式就有变化。这些方程式任何有关的书本都可以找到,很浅的,这里不列出来了。同样的收入,较远的现值比较低,较近的现值比较高,而财富就是所有收入的现值加起来。


未来的收入不仅可以高低不平,而又不一定是永远不停的。这样,说一个人要争取最高的收入就会模糊不清,不可取也。但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收入以利率折现加起来而求得财富,再把这财富乘以利率,我们得到的是另一种收入,叫作年金收入(annuity income)。年金收入不一定是以「年」算的。只要财富不变及利率不变,年金收入就年年不变,或期期不变,永远发生。年金收入只是一个概念,但可用,因为争取最高年金收入与争取最高财富是相同的。在原则上,财富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所以用增加财富作为个人争取的目的,较为可取。佛利民(M. Friedman)一举成名的《消费函数理论》(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中所用的固定收入(permanent income),与我们这里所用的「年金」收入相同。


问题是,如果没有市场,利率不存在,财富也就不存在了。同样,如果资源不是私产,财富就难以下定义。在这些情况下,解释行为我们或可用「功用」数字来量度个人争取的目的,或用边际的收入转变。我自己是喜欢用边际转变来看世界的。


回头说财富乘以利率是(年金)收入,而倒转过来,这收入除以利率就是财富了。这个简单不过的方程式非常好用。例如,衡量投资,我们可以大略地估计这投资会带来的年金收入,除之以一个大约可靠的利率,求得现值的财富,跟再与该投资的现值成本相比,就会得到一个大约的投资选择答案。不一定对,但知得快而又比较可靠。


财富乘以利率是(年金)收入,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概念。另一方面,财富乘以利率是利息。于是,利息与收入相等。这就是费沙的有名格言(dictum):利息不是收入的局部,而是收入的全部(Interest is not a part of income, but the whole of income)。费沙的格言甚多,尽皆精彩。


我们要深入一点地理解「利息是收入的全部」这句格言。一个人拥有一个果园,有房子,有知识,有劳力,有家庭,等等。如果所有资产都有市场的话,那么果园的收入,房子的租值(是收入),知识与劳力得来的薪酬(是收入),家庭的天伦之乐(也是收入),这些多项连串的收入,折现后加起来,就是这个人的财富;而这财富乘以利率,是他的收入,也是他的利息。


资本(capital value)是资产(capital asset)的市值,像财富一样,是现值,是收入以利率折现而得的。资本与财富的分别小得很。财富是所有收入的折现(income discounted),而资本是所有收入的折现减去现在一时的收入;这样,资本是将来收入的折现(future income discounted)。但「现在一时」可以看为很短,短得现在收入(present income)近于零。这样,资本与财富相同。


费沙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把资本的概念一般化。费沙之见:凡是可以导致收入的都是资产,而收入折现后的现值是资本,也是资产的市价。土地是资产,劳力是资产,知识是资产,医生牌照是资产,相貌是资产,家庭是资产,……这些都会带来收入,把收入以利率折现就是资本了。


费沙一般性的资产与资本的概念,不仅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有很大的区别,而就是在今天,与经济学课本上所说的也往往不同。例如课本上提到的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往往是劳力归劳力,资产归资产。这是不对的,因为劳力也是资产。在课堂上我问学生:用马耕田,马是资产还是劳力?学生答或不知,或有分歧。费沙之见,马是资产,因为可以增加收入。所有生产要素都是资产。那么作为生产要素,马应该称为什么呢?我发明的答案是:马就是马。是的,马是马,人是人,地是地,工具是工具,知识是知识,是不同的生产要素,皆资产也。


最后要介绍的是投资(investment)的概念,费沙范畴内的投资概念。投资是消费在时间上的权衡轻重(Investment is the balancing of consumption over time)。要明白这个概念,我们要回到收入的定义那里去。上文所述,收入是财富乘以利率,于是与利息相同。这个定义可从另一个角度看:收入是不削减财富的最高可能消费(Income is potential consumption without trenching on wealth)。


举一个例。如果一个人的财富是一百万,年息率是八厘,他的收入是每年八万。要维持财富不变,这个人每年的最高可能消费是八万,与收入相同。然而,这个人第一年的最高可能消费是一百零八万(财富加一年的利息),但这样消费他的财富在明年会下降至零,再没有财富或收入了。另一方面,这个人一年的最低消费是零(宁死不消费也)──这样,过了一年,他(名下)的财富会增加到一百零八万。


上述的例子,不削减财富的最高可能消费(收入)是每年八万,但若消费只是六万,余下来的二万是储蓄(saving),而从增加以后消费的角度看,这二万是投资。


投资是放弃今天的消费来换取明天的消费。今天晚上你多读几页书(不赶享受睡觉),将来的收入会增加一小点,是投资。你在后园用两个小时种菜(不看电影享受),是投资。明天有重要的工作,今天晚上早一点睡(不看电视了),也是投资。投资是权衡未来的消费轻重的行为。


你购买了一幅古画挂上墙上,认为将来是会升值的。概念上,你可能一起做了三件事。


一、你欣赏该画时,是消费;


二、买价低于一个时期的收入但高于欣赏所值那部分,是投资;


三、买价高于一个时期的收入的那部分,是财富转移。当然,任何投资都可以血本无归,但那是意外的效果,不是意图。


消费高于收入,是负储蓄,也是负投资,将来的财富与收入都会下降。


(《经济解释》之三十)


第四节:消费、收藏、职业的选择


在利息理论的范畴内,消费的选择不是甲、乙物品而是时间的先后。同物品但不同时间,可以看为不同物品,所以先后是另一类不同的甲、乙物品的选择。早消费比迟消费来得贵,而这提早之「贵」是相当可观的。


举一个例。如果市场的年息率是八厘,以复利算,今天的一元九年升一倍。要是你今天决定不请朋友吃晚餐,节省了一千元,十八年之后,你的财富会增加四千元。我自己的儿女今年二十八、二十九岁。要是出生时我替他们每人购买十二万美元的长线债券,以年息率八厘算,他们今天每人的财富超过了百万美元。以通胀率大约每年三厘算,年息率八厘不是过高的回报。


不要以为一些古物之价今天上升了很多倍就认为是好投资。一七七六年史密斯发表的《原富》,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最伟大的论着,后来震撼了西方整个学术界。一七七六年初版时该书是一点八英镑,今天(二百二十五年后)的市价大约是十万英镑,上升了五万五千多倍。那是难得一遇的伟大论着的初版的难得一见的升值(后一版的差得远了)。你道以复息算,每年的回报率是多少?答案是4. 856厘。从投资的角度看,这回报率算是不错,但从持久收藏的角度看,这回报率非常高,是难得一见的。且让我列出一些数字,好叫读者能体会一下时间的宝贵。


1776年£1. 802001年所值


年息率  2001值     上升倍数


(复息算)


2%    £162      90


4%    £14, 586    8, 103


6%    £1, 312, 949  729, 416


8%    £118, 187, 944 65, 659, 969


是的,二百二十五年前的一点八英镑的今天所值,以年息率八厘复息算,是1. 18多亿英镑,上升了六千五百多万倍!这可见,只为投资而收藏,不重视享受收藏品本身的消费(consumption)所值,不容易是一项好的投资决策。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因为有利息的复算,收藏通常是亏本的投资。赚钱的例子是有的。一九九○年收藏林风眠的画,算复息后今天会亏蚀;但一九九七年收藏,二○○一年出售,算上复息,也会赚钱。一九八○年收藏朱屺瞻的画,十多年后沽出,赚钱;一九九○年收藏,八年后沽出,亏本;一九九八年收藏,二○○一年沽出,赚钱。收藏品之价在时间上可以有大幅度的波动,不容易看得准。但久藏的赚钱或然率就不会站在你那一边,因为复息的杀伤力甚大。


有时从长期看,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可以经得起时间复息的蹂躏,但另一些大名家就没有那样幸运了。五十年前你收藏梵高或塞尚的画,可以,但雷诺就不成了。不是碰巧那么简单:有些专家看得相当准。我有两位朋友可以在收藏品的市场中,买卖而谋生计;不是开店经营的方法,而是在市场或拍卖行买卖赚钱。这些朋友要做很多研究调查的工作,赚钱是工作的收入。我很佩服这种人的能耐。


纯从消费的角度看,依照费沙的理念,消费的早或迟是两种不同的物品,较早的比较迟的可取。这两种「时间」物品之间可以绘出一条等优曲线(indifference curve),也是内凸的,而其弧度代表消费者个人的边际时间替换意图(marginal time preference rate)。物品是较早或较迟的选择,而其市价就是市场的利率了。在均衡点上,边际时间替换意图与利率相等。


在消费与利息的关连上,费沙作了另一项重要的贡献。他认为一个人从少年到老年,其消费的意向可有转变,而人与人之间的平生消费意欲图案(time shape)不一样。一些人像李太白,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于是「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来明日忧」。这种人喜欢少壮时花天酒地,大享其乐,老来再作打算。另一些人却像齐白石,少壮时每分钱都要算得准,永不乱花钱,到老时家藏百万,单是石章的收藏就令外人羡慕了。再有一些人,在生命的消费上喜欢平平无奇,少年如是,老年如是。可能还有另一种人,费沙没有提及的,喜欢生命的消费享受如波似浪,上落上落,紧张刺激,时而豪费,时而捱饥。


有了如上的几种人,他们会选怎样不同的职业呢?费沙的答案:选择职业的准则只有一个,那是财富(wealth)最高的职业。


先让我假设那些所谓非金钱的收入(non-pecuniary income)不存在,例如声望、名衔、受外人尊敬等不需要考虑。现在再假设有一个聪明貌美的女孩子,可以选三项职业的其中之一。一、她可选作歌女生涯,卖歌兼卖笑。二、她可选作医生,要花上十多年的时间求学读书,然后悬壶于市。三、她可选作文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读书不用多。


歌女那项职业,年轻貌美时收入特别高,但年纪渐长,收入就开始下降,到后来就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医生那项职业,求学之际收入是零或负数,跟作见习医生,收入甚微,三十岁后,悬壶于市,顾客人数慢慢地增长,四十岁后,收入滚滚来。文员呢?收入终生平平,不过不失也。


费沙之见,是无论一个人对自己的平生消费意欲的图案是选走李太白的路,或是齐白石的路,或是平平稳稳,又或是上落上落,这个人的职业选择是不应该(也不会)受到该职业的平生收入图案所影响的。这是因为有借贷市场,选择职业的人可以先使未来钱,先借用而后归还;又或是先借出去,或投资于什么长线债券上,到老来收入大有可观。


这样看,费沙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只要选择收入折现后财富是最高的职业,然后在借贷市场调整,选择任何一种平生消费图案,你的平生消费都会是最高的。


回头说那位年轻貌美的女孩吧。选作歌女,但希望年老时才增加消费,她可在收入高时借出去,或作投资,老来有回报。选作医生,可先借钱作知识投资,到有可观的收入时才归还。以借贷市场调整,平生的消费图案要怎样就怎样,而只要收入折现后的财富是最高的,消费图案怎样也是最高的消费水平。


以上的分析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含意,应该细说一下。


(一)比较歌女与医生这两个选择吧。歌女的早期收入较高,医生的较低,而因为利息率是正数,同样的收入较早的折现后财富较高。要是歌女一生的总收入与医生的总收入相等,那么财富一定是歌女的较高,选择此职理所必然。(这里是不管非金钱的收入。)


要是作为医生的一辈子总收入较高,那么利率够低会使医生职业有较高的财富,而利率够高则会使歌女的财富高于医生的。那是说,如果医生的总收入是较高的话,有一个利率会使歌女与医生的财富相等。市场利率若高于此利率,歌女生涯可取;低于此利率,医生之职优胜。如果职业的投资有成本,那么减去成本我们还有一个使歌女与医生的财富相等的利率。这利率是费沙发明的,有个名堂,叫作「成本上的回报率」(rate of return over cost),是作为两个投资选择的分界;高于此利率选甲,低于此利率选乙。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贫困之邦,卖笑的少女比较多。利率高,或借不到钱,来得早的高收入会有较高的财富,因而使平生的消费有较高的水平。多年以来,台湾的娼业是合法的。后来改法例,娼业非法。改得容易,是因为经济增长有了成就,借贷市场的高息再不普遍,费沙的「成本上的回报率」下降,年青人的求学意向于是变得普及了。五、六十年代日本的经验也如是。


(二)非金钱的收入当然是重要的考虑。什么医生呀,教授呀等称呼,世俗之见,是比歌女、侍应等「高尚」:声誉本身是一种资产,有金钱或金钱以外的收入。亚洲人喜欢在名片上大做文章,介绍自己,把名衔印得花多眼乱。好些时,名片上的名衔其实不值钱,但很好看。在香港,你要在名片上印上自己是十间公司的董事长,所费无几,而你又是不需要说谎话的。这种我个人认为是无聊的行为其实大有道理:非金钱的收入也是收入。


我自己也重视非金钱的收入的,只是另一种。现在我绞尽脑汁,尽可能把《经济解释》写得好一点。但写得好一点稿酬不会增加。我抽烟,以慢性自杀的方法来写,其投资可谓大矣。但我为的可不是金钱收入,而是要对自己有点交代,可以自傲一下,博取一点心安理得之快。这些是非金钱的收入。


处理非金钱收入不容易,但起码有两种方法。老师艾智仁(Alchian)喜欢以「功用」(utility)来量度(最近他似乎改变了主意)。但功用理论的困难我谈过了,而功用是不可以折现而求得财富的。我个人喜欢用的方法比较简单:把非金钱的收入(或负收入)加在(或减于)金钱收入上,所得的是费沙的收入。我在「卷一」提及过,非金钱物品(non-pecuniary goods)可以金钱物品(pecuniary goods)替换,来求得非金钱物品的金钱所值。不容易,但可以做到。非金钱物品虽然可以金钱物品替换,但不可以在市场成交。这样,财富的量度就不可以包括非金钱收入那部分了。于是,解释行为我们要从收入边际转变的角度入手。


(三)在五十年代大行其道的经济发展学说中,好些学者建议落后的国家若要有比较快的经济增长,政府要鼓励高收入来得比较迟的行业,放弃高收入来得比较早的。不要急功近利,是当年经济发展学说的一个座右铭,说来是很好听的。


费沙之见,是急功近利若能带来较高的财富,攻之为上也。这是因为财富较高,再投资会带来长期的较高收入,而这代表较高的经济增长了。百多年前的美国,保护农地的保护(conservation)主义者有很大的声浪。这些保护英雄认为土地若不停地耕种,过了几年会用尽泥土中的养料,使农业将来的收入减少。可幸当年美国的农民没有听这些英雄的话,他们急功近利,增加财富,再投资。这是美国今天发达的一个原因。


(《经济解释》之三十一)


第五节:收成的时间


假如你将一桶新榨的葡萄酒放进山洞内,让它变醇,你要等多久才拿出来应市呢?树是会长大的。植树者要在什么时间把树砍下来,把木材出售?


如果市价不变,酒与树的价值增长率是先快而后转慢,达一顶点,之后就慢慢下降了。这增长率的变动是边际性的。费沙称之为「内部回报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简称「回报率」)。费沙的收成时间答案(Fisher solution)是:要得到最高的财富(wealth),砍树收成的时间是回报率与市场利率相等。若木材之价与利率不变,那么今天植树,收成的时间今天决定或到时才决定都是一样。利率较高,收成的时间会较早。


这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有争议,而最精彩的伏倒是早在一八四九年,一位德国林业家提出来的。这位专家的名字是浮士曼(M. Faustmann),其答案本来早已失传,但一位我后来才认识的朋友(M. Gaffney,此君是半个天才半怪人,甚有文采,极力主张亨利?佐治的单一税制,只抽地税,近于我们雍正皇帝曾经推行的「摊丁入亩」),不知从哪里找到了浮士曼的失传秘方,一九五七年在美国一个农林站以劣纸打字复印,出版一书介绍。这本不起眼的近于自制的书,被人弃于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废物箱内,我的老师赫舒拉发当时在芝大,在废物箱拾起来,惊为天书,那浮士曼答案(Faustmann solution)就成了名。


浮士曼答案与上文简述的费沙答案的主要区别,是费沙植树只植一次,收成一次,而浮士曼却是不断轮植,一次又一次地收成。这样,包括利率的决定性,浮士曼的收成时间来得比较早,或每次植树的时间比较短,而更重要的是财富比费沙答案高。


浮士曼答案的分析非常复杂,一九六三年的春天我在赫舒拉发的课中见到,心想,那样复杂的分析,一般的业林者不可能明白,又怎可以用浮士曼答案来解释他们收成的时间呢?当然,依照艾智仁的观点,适者生存可以解释业林者的行为,但我还是要想出一个比较简单的答案。


当年在课堂上,我对赫师说,如果世界上有无限的林地,植树者无需轮植,要多植,找新地不简单吗?树要轮植,是因为土地有限,而土地若因为有限而缺乏,地的本身是有租值的。当年我问:为什么不简单地加上土地租值,所得的答案是否与那复杂的浮士曼答案相同呢?


赫师当时认为我问得好,但租值要到一九七六年森穆逊(P. Samuelson)分析浮士曼答案时才被提及。加上森氏的分析,收成的时间选择就有更多的可能性了。如下的选择是我得到前辈的启发,不尽同意,而想出来的。所有选择都假设收成时砍树及搬运都没有费用。


(一)如果林地是无限的,而植树的投资成本(植树费用)是零,那么地租是零,树(木材)的市价也是零。木材于是予取予携,什么时间收成都没有分别。利率是无关的。以树的增长率作回报率没有意思,因为以其它物品作价,木材之价是零。


(二)如果林地无限,地租是零,但植树有费用,这样,费沙的答案是对的。既然地租是零,无需轮植。但因为有植树费用,木材有价。收成时间是树增长的回报率等于利率。在竞争下,因为没有地租,折现后的财富会与植树费用的现值相等。


(三)如果林地有限(地租高于零),但植树没有费用,浮士曼的轮植答案是对的。地租是在竞争下,浮士曼的轮植所得的收入(或这收入的折现)。转过来,只要在竞争下地租被市场决定了,业林者不需要懂得浮士曼的分析才知道收成的时间。问题是,植树没有费用的浮士曼答案,收成的时间不一定比费沙的来得早。这是因为费沙的答案不可能没有植树费用。若费沙的有植树费用,没有地租,浮士曼的有地租,没有植树费用,那么收成谁快谁慢就要看地租与植树费用哪方面比较高了。


(四)如果林地有限(地租高于零),而植树有同样的费用,那么浮士曼的轮植收成的时间一定会比费沙的为早。这是因为浮士曼多了地租。植树费用与地租的并存,回报率一定要较高才可以打个平手。这样,收成就会提早了。


(五)如果林地有限(地租高于零),但没有植树费用而利息率又是零的话,收成的时间是树增长的平均回报率最高的那一点。这刚好是布丹(K. Boulding)提出来的有名答案,在五、六十年代吵过好一阵。众人皆说布丹错了,这里我指出在某些局限条件下,布丹是对的。


从上述可见,在收成时间的选择上,经济学者要不是忘记了地租,就是忽略了植树费用,或漠视利息率。好些书本只顾利率而忽略了地租与植树费用。这样,木材在市场上一文不值,乱砍可也。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忽略了的,是在竞争下,地租愈高,或植树费用愈高,以其它物品作价,木材之价就愈高。树的增长回报率曲线,若乘之以木材市价,就会因为地租或植树费用的变动而变动──曲线会上升或下降。


读者若不明白以上的分析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只有一点: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其它因素不变,利息率愈高收成的时间愈早。


在真实世界中,植树或酿酒往往要很长的时间,而在这时间内产品的市价与利率可能有很大的波动,所以上述的分析不可以墨守成规。若木材之价急升,树的收成会较早。但利率急升却有一个疑问。这是因为利率上升会导致新房屋的建造下降,木材之价会下跌,彼长此消,要提早还是改迟收成就很难说了。酿酒可没有这后者的困难:利率上升,虽然会削弱消费的意图,但因为喝酒只是消费的一小部分,早点把酒从山洞拿出来应市是上策。


其它因素的处理永远不容易。以经济理论解释行为或现象,我们要有多方面的考虑,因而对世界要知得很多。你拥有一个果园,利率急升,你不一定会提早收成。这是因为水果未熟时收成,你可能破产。要提前水果收成的时间,充其量你只有几天可以考虑。蔬菜是另一回事。提早收成的蔬菜,像乳猪一样,以每公斤算,其市价往往比成长后的为高。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实质利率高企之际,蔬菜小而美味,而乳猪乳狗的菜式比较盛行。


第六节:分离定律


分离定律(separation theorem)也是费沙发明的,虽然这名称是后人所起。这定律的分析架构被广泛地引用到其它的分析上(例如对外贸易的分析)。


分离定律是说在有市场、交易费用够低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投资与消费是可以分开来作决策的。这与我们在前文提及过的──投资是消费在时间上的权衡轻重──没有冲突。今天投资多了,明天的消费当然可以增加。然而,如果有借贷市场的存在,而又只有一个明确的利率,一个人可以借而投资,可以借而先消费,也可以贷款出去而后连息收回。


有单一利率的借贷市场,消费的均衡点是利率与个人的「边际时间替换意图」相等(见本章第四节),而投资的均衡是利率与回报率相等(见本章第五节)。这样,在整体的均衡上,边际替换等于利率等于回报率。重要的是,因为投资归投资,消费归消费,今天的投资与今天的消费可以完全没有关连。你可以尽倾所有投资于一个项目上,然后借钱来花天酒地一番。


还有两个重点需要补充。其一是在好几个曾经提出的衡量投资的准则中,只有一个永远是对的。那就是争取最高的财富。利率等于回报率是一个准则,但那只是必需而不一定是足够的(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这是因为投资的回报曲线可能弯上弯落,有两个或以上的同样回报率。例如建造一度假村,投资可大可小;从小加大,有多个选择,其回报曲线往往是波浪形的。有几个与利率相同的回报率的选择,首选是折现后财富最高的。


第二,若借贷市场有可观的交易费用,分离定律就不容易成立了。例如,借钱的利率若高于存款利率──这是一般的情况──投资者可能不愿意借钱消费。这样,投资与消费的决策就不能分离了。


第七节:结论


关于投资与利息的分析,好些是针对「怎么办?」这个问题,而我们这里要分析的,主要是「为什么?」,后者是为解释行为或现象而问的。选出对解释「为什么」有帮助的不容易,但总算选出来了。理论那方面,对解释有用的原则只有两三条,都不复杂。更重要的是概念:利息、投资、消费、财富、资本等概念。这些重要,因为分析生产及市场的各种现象时,概念用错了就可能全军尽墨。下一章还有几个重要的概念要细说的。


关于利息及有关的概念与理论,我选的大部分是费沙不改,而其它是从费沙的思想演变出来。百年难得一见的经济学天才,垄断是应该的吧。奇怪,费沙教书数十年,没有出过一个精彩的学生。一九六八年夏理?庄逊(H. Johnson)对我说,费沙天分太高,学生怎样也跟不上,是以为难。余生也晚,不能拜费沙为师,是学问生命的不足吧。


在费沙的《利息理论》一书中,我修改了他的一个概念。我选取了在他之后的,收入是「可能」(potential)的消费,而否决了他所说的,收入是「实际」(actual)的消费。要是我选「实际」消费为收入,其它的概念就加不起来。维护费沙的一些朋友,认为费沙说的是「可能」消费,但当年我读来读去也认为他说的是「实际」消费。读者不妨找费沙的名著(The Theory of Interest)的第一章细读,自己作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