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04月01日








 

 作者:康晓光 

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上)  

  没有人幸免于罪! 

  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为无声的人发出呐喊 

  为无权的人捍卫权利 

  这是我们面对的 

  最严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引言:为什么不能不写这本书? 



  一 



  2003年6月4日中午,家住成都市青白江区的李桂芳把三岁的女儿李思怡锁在

家中,然后自己去金堂县“找点钱”。她在金堂县红旗超市偷窃两瓶洗发水时被

保安抓获。随后被金堂县城郊派出所警察带回派出所。在确认李桂芳吸毒之后,

城郊派出所报请金堂县公安局批准,决定依法对李桂芳实施强制戒毒。在此期

间,李桂芳曾多次提出其三岁女儿被锁在家中,要求先把女儿安顿好,再接受强

制戒毒,但是无人理睬。她曾经跪在地上哭着哀求办案警察解决孩子的问题。在

去戒毒所的路上,在她寻死觅活用头连续猛撞押解她的警车车门的情况下,警察

终于按照她提供的号码给她的姐姐打了电话,但是电话无人接听,警察也没有再

打电话。押解李桂芳的警车两次经过她的家门,但是没有停留。办案警察也没有

按规定给李桂芳的家属、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送达《强制戒毒通知书》。知道李

桂芳被强制戒毒,也知道她的孩子被锁在家里的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也没有采

取任何行动。就这样一个孤零零的小生命被遗忘在房门紧锁的家中。 



  2003年6月21日晚,十七天后,在李桂芳的家中发现了小女孩的尸体。 



  李思怡的尸体仰卧在家中卧室门后,穿着红色T恤和绿底带白圆点的小背

心,高度腐败的尸体上爬满蛆虫,头骨和颈骨外露,头发散落在地上,她的“胃

完全排空,胃壁萎缩”……这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一个三岁的小女孩,

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扎着两个羊角辫。在六月的酷暑中,她忍受着饥饿、干

渴、黑暗、孤独、恐惧的折磨,还有嗜血的蚊虫的叮咬,在绝望的哭声和永远得

不到回应的呼喊中,经历了漫长的煎熬直至死去。“这该是这个世纪里最黑暗的

一个瞬间,在那个小小的生命终于脱离了痛苦,飞向天堂的刹那。” 



  十七天,整整十七天啊,在这个人满为患的世界里陪伴她的只有孤独,在这

个霓虹灯照亮的不夜之城里投向她的只有黑暗,在这个酒饱饭足的幸福时代里她

却被活活饿死了。 



  二 



  李思怡死于警察渎职是一个偶然事件。那么,如果没有这次偶然的灾难,她

就能安全地活下去吗? 



  李思怡没有父亲,甚至没有户口,只有一个吸毒的妈妈。自从姥爷死后,母

女俩没有一分钱正当收入。亲戚不收留她,儿童福利院也不收留她。就连每月不

到一百元钱的低保,居委会和民政部门也不给她。以维护她的利益为宗旨的共青

团和妇联从来没有过问她的事情,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电力公司拒绝给她家供

电,在这个21世纪的大都市里,她的夜晚就等于黑暗。她经常忍饥挨饿,小小年

纪就学会了隔着窗户的铁栏杆向过往的邻居乞讨。她没有伙伴,经常独自被锁在

家里。她没有玩具,只有一个破旧的绒毛熊。她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最后,

由于警察的渎职,她连在死亡线上苟延残喘的机会也被剥夺了。 



  在李思怡三年的生命历程中,所有的有责任帮助她的机构和个人都对她的苦

难熟视无睹、麻木不仁,而且冷酷无情地拒绝给予援救。不错,李思怡死于警察

的冷漠。但是,更可怕的是,这种冷漠无处不在。这种冷浸透了所有机构,浸透

了每个人的心。李思怡之死不是偶然的,她或是早死或是晚死,但是必死无疑,

而且继续活着也注定是一场悲剧。 



  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如此冷酷?如此冷酷的世界有什么权力存在?这样的世

界再繁荣又有什么意义?它怎么能够使人热爱,使人留恋,使人向往? 



  三 



  四十岁的人了,见过的苦难够多的了,但是李思怡的惨死和短暂而不幸身世

仍使我泪流满面;见过的黑暗也够多的了,但是李思怡所经历的黑暗仍使我怒不

可遏。 



  惩罚正在进行。但是惩罚解决不了问题。无论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仅有

惩罚都是不够的。如何避免李思怡的悲剧再次发生,才是首要的问题。 



  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应该做点什么!另一个声音告诉我:手头的事已经忙不

过来了,不要再自找苦吃了。我想摆脱这个梦魇,按照既定的计划去工作和生

活。但是,李思怡使我无法一如既往地工作和生活。我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什么

叫“煎熬”。 



  我的女儿也是三岁。每天出门前和女儿吻别的时候,我会想起小思怡;坐在

办公桌前,看到贴在墙上的女儿的相片的时候,我会想起小思怡;每天回到家

里,女儿欢叫着扑到怀里的时候,我会想起小思怡。而每当想起小思怡的时候,

就感到心如刀绞,眼中酸涩。 



  三岁的小思怡死在门前的一幕始终挥之不去。她要打开门,这是她唯一的生

路。门外有什么?门外就是你和我,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三岁的孩子打不开

门,我们在外边装聋作哑。终于,门没有打开,小思怡就死在门后。是的,“没

有人可以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我一生里从没有过这样耻

辱和罪恶深重的感觉。我生存的这个种族让自己的最弱小者,遭遇这样的方式死

去。” 



  慢慢地,我明白了,为了能够问心无愧地自称为“人”,为了能够平静地渡

过余生,我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我将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无法面对自己的良

心,我将永无宁日。 



  四 



  此前,我正在做一项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的关于城市贫困问题的实证研

究。这项研究可谓一波三折。 



  最初的方案包括一项覆盖5个城市的入户问卷调查,但是“非典”的突然降

临使这项工作无法进行,于是我放弃了原来的研究计划。 



  在第二个研究方案中,我试图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的城市贫困和反贫

困问题。在9月底,所有的分项研究报告已经全部完成,只待动手撰写总报告。

这些分报告涉及贫困的概念;贫困的标准、测量和统计;贫困人口的数量、空间

分布、阶层分布和行业分布;反贫困体系的结构、功能、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

途径;还有国际比较。 



  李思怡的遭遇不但啃噬我的道德神经,也使我认识到,在反贫困领域中,最

严重的问题也许不是人们惯常关注的“资金不足”、“制度不完善”,而是即使

有了钱和制度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李思怡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毫无疑

问,她是穷人中最穷的人、弱者中最弱的人。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她理应得到社

会保障体系的援助。但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她没有得到任何援助!更为可怕

的是,这些机构并不是不知情,而且这一切发生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为什么穷

人的呼声总是那么微弱?为什么弱者的权利总是受到践踏?为什么那些以维护他

们的权益为宗旨的机构总是形同虚设?为什么那些赋予他们权利的法律条文总是

如同一纸空文?已经死去了多少个李思怡?还有多少个李思怡正挣扎在死亡的边

缘?将来还会有多少个李思怡?这些问题纠缠着我,折磨着我,也促使我做出决

定,放弃第二个研究方案,再一次另起炉灶,以李思怡案为个案,探究反贫困领

域中的“制度失灵”问题。 



  五 



  我从7月上旬开始在网上跟踪这一事件,直到10月30日开庭审判。11月10日

至15日在成都进行了第一次实地调查。在朋友的帮助下,经过艰苦的努力,走访

了李思怡所在社区的家委会、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走访了妇联、共青团、民间

公益机构、公安机关、法院和新闻机构。我的直接采访对象包括,李思怡的邻

居、家委会主任、政府官员、法官、采访过这一事件的记者,还包括出租车司

机、宾馆服务员、商场售货员和航空小姐。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这里我无法

向那些帮助过我的朋友一一致谢,甚至不能提及你们的名字,但是在我的心中将

永远深藏一份对你们的感激和怀念。这本书虽然只属了我一个人的名字,但它是

我们共同完成的。 



  在调查、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我不断告诫自己,不要让强烈的情绪干扰学术

判断。我知道,作为一个人,可以有泪水和怒火,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需要客

观、冷静,需要掌握真实准确的资料,按照科学规则进行分析,最终得出逻辑严

谨的结论。尽管在整个过程中“主观上”我一直努力地去遵循学术规则,但是我

不知道“客观上”我是否达到了它的要求。在这里,我需要提醒读者注意,这本

书是在一种强烈的冲动中完成的。 



  六 



  围绕李思怡事件,互联网上发表了大量报道、分析、评论和纪念诗文。在这

些文字中倾诉的哀伤、流淌的泪水、燃烧的怒火、发出的毒咒,都使我感到安

慰,看到希望,在深重的羞耻中捡回一丝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一位网友写道:

“重读这些泪珠滴成的文字,我依然泣不成声!”她建议“把关于这个事件的诗

歌收集起来出一本书”,因为它们“出自人的真诚情感,一气呵成,朴实无华,

赤心相见,无丝毫杂念”,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降低人的物欲”。她说每当看

到这些“感人肺腑的好文章”,就感到“人间毕竟好人多,主持正义的人多,因

为这些诗歌就是一个透明的太阳,它让我看到好人的心灵,看到温暖的光明!”

响应这位网友的号召,我把这些文字收集起来作为本书的附录。你可以不看书的

正文,但你一定要看这份附录,因为这里充满了温情和正义,汇集了中国最美好

的心灵、最真挚的情感、最美丽的文字。遗憾的是,由于无法确定作者的真实姓

名,绝大部分文章都没有署名。我希望读到这本书的文章作者,能够告诉我您的

姓名,以便再版时能够弥补这一缺憾。 



  不管是不是自欺欺人,我都不愿意相信我生活在一个冷血世界里,这个世界

尽管有那么多的冷酷和黑暗,但是还有星星点点的篝火在燃烧。这份附录就是这

些篝火的掠影。只要这些星火能够燎原,就能够驱散寒冷、照亮黑暗,为我们带

来一个温暖明亮的世界。我希望,这本书也成为寒夜里的一堆篝火,用它的热和

光为这个世界添一分温暖和光明。我也希望,它能够给那些在寒夜里点燃篝火的

人们带去一分慰籍,使他们感到自己并不孤单。 



   



  2003年12月14日星期日 



  于北京中关村 



   



  一、悲剧 



  6月的中国还没有完全从非典的阴影中走出,人们刚刚为孙志刚案的“善

终”长出了一口气,但是命运似乎偏要捉弄中国人,一场更加惨烈的人间悲剧又

在成都上演了。 



  报警 



  2003年6月21日傍晚,这是一个炎热的傍晚,成都市青白江区青江西路65号

院一幢的居民和往常一样在院里聊天、打麻将。几天来他们一直闻到一股奇怪的

“臭味”。这股越来越大的“臭味”令他们难以忍受。于是,他们开始寻找“臭

味”的来源。找了许久,终于发现,“臭味”来自三单元一楼东侧的25号。这里

住着一位吸毒的单身母亲李桂芳和她三岁的女儿李思怡。他们突然想起已经有好

长时间没有见到这母女二人了,于是立即向家委会主任反映情况。家委会主任急

忙赶到现场,看了看,感觉事态不妙,立即报警。警方的《现场勘查笔录》显

示,此时是6月21日19时45分。 



  现场 



  接到报警后,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见李家房

门用挂锁锁着,民警就从阳台翻入,强行拉开阳台门进入厨房,再经厨房进入客

厅。进入客厅后,民警发现主卧室的木门的明锁扣被绿色毛线绳拴着。见此情

况,民警先撞开了房门,随后将主卧室门上拴锁扣的毛线解开,接着民警试着推

主卧室的门,感觉到有阻力,推开一半,发现门后有一具小女孩的尸体。小女孩

的尸体半右侧仰卧在门前的地上,头朝东,脚朝西。女孩的上身穿着白色带绿圆

点的背心,外套一件红色短袖T恤,下身赤裸,没有穿袜子和鞋。尸体已高度腐

败,全身蝇蛆附着,头发已大部分脱落,头部和颈部已白骨化,只有四肢及躯干

的皮肤是完整的。在主卧室内,靠东墙有一双人床,靠北墙有一衣柜,柜门开

启,床与衣柜之间的地面上杂乱地散布着衣物。室内东南角有一圆桌和一木柜。

室内南墙西端与院坝相连的门虚掩着,门及门锁完好。门前靠西墙有一张三人沙

发。院坝的围墙内侧无明显的攀爬痕迹,外侧墙面有攀爬痕迹。(根据:成都市

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刑警大队,《现场勘查笔录》,2003年6月21日;成都市青

白江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关于李思怡死亡案现场情况的说明》,2003年6月

22日。) 



  死因 



  随后进行的尸表检验显示,死者“头发已大部分脱落……尸体高度腐败,腹

部及四肢皮革样化,头面部、颈部及会阴部有大量蝇蛆附着,最大蝇蛆长1.6cm

左右,面部及颈部大部分软组织被蝇蛆啃噬,面颅、头颅骨部分裸露。尸体全身

检验未检见明显外伤及异常。”解剖检验显示,“未见头皮下血肿,颞肌未见损

伤及出血,颅骨无骨折。颈部大部分软组织被蝇蛆啃噬,可见颈椎,舌骨及甲状

软骨无骨折。胸腹腔解剖见心、肺、肝、肾等脏器组织自溶明显,心脏表面及双

肺间隔未检见出血点,胃完全排空,胃壁皱缩,各脏器未检见明显损伤及异

常。”毒物化验的结果为,“提取胃、肝脏、肾脏作毒物化验,结果未检见常见

毒物。”(《成都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法医检验报告(编号:X03–94)》,

2003年6月24日)所谓“常见毒物”包括常见的鼠药类物质、安眠药类物质、农

药类物质和生物碱类物质。(《成都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编号:化

2003–1017)》,2003年6月26日)根据《法医检验报告》和《现场勘查笔

录》,排除了李思怡因暴力打击致死和因中毒致死的可能性,警方、检察官和法

官一致推断李思怡死于饥渴。 



  案情 



  这户人家只有两口人,一个是三岁的李思怡,另一个就是她的妈妈李桂芳。

那么,李桂芳到哪里去了?她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她为什么不回家照看孩子?

难道她不知道一个三岁的孩子独自锁在家里要被饿死吗? 



  警方、检察院、法院的事后调查澄清了这些问题。 



  6月4日,李桂芳的两个朋友邀她一起吃午饭。她带上孩子,四个人一起吃了

午饭。这是李思怡吃的最后一顿饭。此时大约是上午11点左右。吃饭时三个大人

商定饭后去金堂县“找些钱”。吃完饭后,李桂芳先把孩子送回家。那几天李思

怡正在生病,上午还到医院打过针,回家后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见孩子睡着

了,李桂芳用一条绿毛线绳拴住了主卧室的门,然后锁上房门就出去了。此时是

下午1点多钟。 



  李桂芳与两个朋友一起打车去金堂县。到了金堂县之后,三人分手,李桂芳

独自去了一家超市。她在超市偷了2瓶洗发水。售货员发现了她的行为,并告诉

了超市的保安。等待在出口处的保安抓到了李桂芳。随后保安向金堂县公安局城

郊派出所报案。值班民警黄小兵赶到超市把李桂芳带回派出所。黄小兵对李桂芳

进行了讯问。凭着警察的职业嗅觉,黄小兵看出李桂芳是吸毒人员,于是提出要

作尿检。黄小兵为此请示副所长王新,得到王新的批准。尿检结果呈阳性,确认

李桂芳确系吸毒人员。在第一份笔录中,记录着李桂芳告诉黄小兵,家里只有一

个小女孩,无人照看。 



  黄小兵向王新汇报了李桂芳尿检的情况,并请示是否对其实行强制戒毒。王

新再次批准。此时是6月4日下午5点左右。黄小兵也向王新汇报了李桂芳的家庭

情况,告诉他李桂芳家里还有一个无人照顾的小女孩。黄小兵还向团结村派出所

核实了李桂芳的情况。这是团结村派出所接到的与此案有关的第一个电话,接电

话的是在这里实习的成都市警察学校在校学生穆羽。王新又请示当时金堂县公安

局的值班领导吴仕见。尽管在王新给吴仕见的请示报告里写明了李桂芳家里有一

个无人照顾的小孩,但是吴仕见仍然批准了对李桂芳强制戒毒。这样对李桂芳强

制戒毒的手续就齐全了。据李桂芳说,她见到王新之后,得知他是副所长,就告

诉他自己有一个小女儿独自留在家里,要求在去戒毒所之前先回家安顿孩子,但

是王新没理她。 



  晚上22点左右,城郊派出所出动两辆警车押送李桂芳和另一位姓刘的吸毒人

员去成都的戒毒所。李桂芳在第一辆警车上,王新做驾驶员,另一位副所长卢晓

辉坐在副驾驶位上,与李桂芳一同坐在后排的还有一位姓唐的协管员。姓刘的吸

毒人员在第二辆警车上,黄小兵驾驶。据李桂芳自己陈述,临上车时,她拉住车

门不肯上车,哀求王新让她先回家安顿孩子。上车后,她仍不断地对王新讲家里

有一个小孩,请求路过青白江时让她回一下家,把孩子安顿好了再跟他们走。她

还请求王新给她二姐打个电话,请她帮助照顾一下孩子。但是,尽管李桂芳不断

重复她的请求,就是没人理睬。 



  从金堂县到成都,青白江是必经之路。李桂芳对这条路很熟。当她发现车已

经过了青白江时,开始用头连续猛撞车门。在这种情况下,王新终于做出了反

应,同意给打电话。李桂芳告诉了王新她姐姐家里的电话号码。王新当即让卢晓

辉给李桂芳的姐姐打电话。卢晓辉打通了电话,但是没人接。王新又让卢晓辉查

114,查到了团结村派出所的值班电话。这个电话也打通了,接电话的又是穆

羽。此时是6月4日晚上10点半左右。这也是团结村派出所接到的第二个与此案有

关的电话。卢晓辉告诉穆羽,我们将李桂芳强制戒毒了,她有个小孩在家里,麻

烦你们通知她姐姐去安排一下。穆羽回答说知道了。根据派出所的值班记录和电

信局的记录,法庭确认了这次电话。 



  在这一事件中,团结村派出所两次接到城郊派出所打来的电话,他们知道李

桂芳被强制戒毒,也知道李桂芳家里的情况,而且团结村派出所距离李桂芳二姐

家不足两百米,距离李桂芳家也仅仅一个街区,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在最初的报道中,当时团结村派出所值班的只有一个实习生穆羽,他共接到

两次金堂县城郊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而且他既没有给李桂芳的姐姐打电话,也没

有向其他民警和领导汇报,也未作电话记录,事后也未再提起这件事。还有一种

报道说,穆羽给李桂芳的姐姐打了几次电话,但没人接。他也在黑板上写了这件

事,但随后就被人擦掉了。后来,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穆羽自己改变了说法。

据《新闻周刊》记者孙展报道,穆羽说当时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场,值班的警

察都在场,他们还问了电话的内容,而且当时还有人对他说不要管这件事。穆羽

还强调,当天是端午节,所里发东西,有领取东西的记录,这份记录可以证明谁

在现场。但是,事发之后,除了缺乏经验的穆羽之外,所有的人都一口咬定自己

当时不在现场。 



  在戒毒所办理完各种手续之后已是6月5日凌晨。就在交接过程中,李桂芳仍

不放心,反复说自己家里有个无人照看的小孩。在王新离开戒毒所之前,李桂芳

再次请求王新落实孩子的事情。王新说已经告诉团结村派出所了。王还对李桂芳

说你可以与戒毒所管教干部说这件事。此时大约是6月5日凌晨1点左右。随后,

王新等人返回金堂县,再次路过青白江时,同样没有停车。 



  第二天上午,黄小兵值班。上午9点左右,王新、卢晓辉让黄小兵再与团结

村派出所联系,问一下孩子的事办好了没有,黄小兵回答说联系了。据黄小兵

说,他给团结村派出所打了电话。但是团结村派出所不承认,电信局也查不到这

个电话的记录。按规定,黄小兵应该在三日之内将《强制戒毒通知书》送达李桂

芳的家属、所在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但是黄小兵没有送。事发之后,人们发

现,这三份通知书还躺在他的办公桌的抽屉里。从6月5日上午直到6月21日傍

晚,无论是金堂县城郊派出所,还是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都无人再过问这件

事。 



  据《新闻周刊》记者孙展报道,李桂芳在接受采访时说,尽管王新做了保

证,但她还是为女儿担心,所以进戒毒所的第二天,她又向室长报告,自己有一

个小女儿独自留在家里,要求给姐姐打个电话,向姐姐说一说孩子的事情。室长

向管教干部作了汇报。但是戒毒所没有让她打这个电话。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在

戒毒所里采访了李桂芳,并拍摄了整个采访过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李

桂芳说她没有向戒毒所的管理人员提过孩子的事。李桂芳说,在戒毒所里她给姐

姐打过一次电话,但没有打通。李桂芳解释,戒毒所允许戒毒人员三天打一次电

话,由管教干部安排时间,只能在晚上打,但是她姐姐习惯晚上出去玩,所以电

话没有打通。当记者追问她为什么只打这么一次的时候,李桂芳回答,王所长答

应的好,他保证了的,所以她认为他肯定会给办的。 



  就这样,从6月4日中午到6月21日傍晚,李思怡一个人被锁在家里。 



  善后 



  在接受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采访时,李桂芳说6月22日上午7点多钟,来了第

一批警察,询问6月4日的事情。10点多钟又来了一批,问了大致相同的问题。临

走的时候,警察告诉她,思怡出事了,娃娃死了。金堂县公安局来戒毒所向她道

歉。此后的几天里,还来了许多人,她已经记不住都是什么部门的、从哪里来

的。她向公安局提出了两项要求:一是给她找份工作,出去以后不吸毒了;二是

把孩子的后事处理好。后来她又提出经济赔偿要求。公安局开始说赔偿两万元,

她不同意。过了几天,又提出赔偿十万元,这次她同意了,并签了字。6月27日

深夜,警察把她从戒毒所带到火葬场,向孩子的遗体告别。她只是大概看了看,

不知道孩子最后的样子,警察不让她仔细看,警察说看了你也认不出来了。她说

当时有很多人在场,除了青白江刑警大队的人之外,她一个都不认识。离开火葬

场,她又被押回戒毒所。 



  从6月22日上午得到李思怡的死讯到6月27日深夜李思怡火化,她始终没有见

到一位亲属和朋友,也没有得到律师的帮助,她对外界的事态一无所知,就在这

种强制隔离状态中、在戒毒反应的煎熬中签署了赔偿协议。 



  据《新闻周刊》记者孙展报道,事发不久,李桂芳就离开了戒毒所。但是,

警方没有让她回家,而是直接把她送到距离成都三百多公里的四川省乐山市马边

县。警方告诫她,现在找你的人很多,轻易不要回到青白江。她在县城里租了一

间房子住了下来。在这里李桂芳有一位多年未曾谋面的姐姐。警方赔偿的10万元

钱就由这个姐姐替李桂芳掌管。 



  9月20日,一个阴雨天,李思怡的骨灰被埋葬在马边县城附近的山坡上,那

里也埋葬着她的姥爷和姥姥。李桂芳说,她给孩子买了一块墓地,那里原来种着

玉米,她把玉米铲掉了,挖了一个槽,把孩子埋了进去。 



   



  二、悲剧的反响 



  李思怡,那个生前落寞孤寂、无人问津、被人遗忘的小姑娘,那个在饥饿、

干渴、黑暗、恐惧中孤独死去的小姑娘,死后却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和关切。 



  她的名字首先出现在成都的地方报纸上,继而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上,出

现在香港凤凰卫视的画面上,地球另一面的美国之音也报道了她不幸的身世,她

的悲剧在互联网上引来了汹涌如潮的评论,她的家门口被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围

得水泄不通,她唯一的玩具——那个破旧的绒毛熊——也被一再报道,她居住过

的被停止供电很久的房间淹没在炫目的闪光灯之中……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名字

也出现在政府的公文中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的批示里。 



  政府的反应 



  据《四川日报》报道,李思怡事件发生时正值四川省全省机关纪律作风大整

顿。从5月28日至6月2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学忠在短短的6天时间

里,连续3次对加强公安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批示。6月8日,张学忠主持召开省委

常委会,用3个小时专题研究公安队伍集中教育整顿工作,会议决定,6至8月份

在全省政法公安队伍开展为期3个月的集中教育整顿。从5月下旬开始,全省6万

多公安民警每个人都明显地感到空前的震动和压力。 



  李思怡惨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李思怡事件发生后,四川省和成都市领导高度重视,要求迅速调查,严肃处

理。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专门作了批示。前成都市公安局局长、现任成都市委政

法委书记王体乾在批示中写道:“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就活活饿死在我们这些‘冷

血者’手中。失职人员都应受到良心的谴责,受到法律的惩处。”据悉,国务委

员、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副部长田期玉也为此案作出批示。 



  成都市公安局迅速做出了反应。该局用“极端不负责任、执法冷漠、严重失

职渎职”对涉案民警的行为进行了评价。三天以后,6月24日下午,以在全局大

会通报的形式公布了对此事件的初步处理结果:对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刑警

队长、副所长王新、副所长卢晓辉,以涉嫌渎职罪,移送检察机关,执行刑事拘

留;对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所长刘继国,副所长王际勇,民警黄小兵、王华

麟,依照《人民警察法》,停止其执行职务;免去青白江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

所长王国富所长职务,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对团结村派出所教导员邱小琳,停

止其执行职务;对团结村派出所市警校实习学生穆羽作开除学籍处理;金堂县公

安局政委吴仕见引咎辞职,待调查结束后,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据《四川日报》报道,李思怡案被四川省公安部门作为“集中教育整顿”的

案例,以便让民警“真切地感到公安队伍中存在的冷漠、麻木现象而导致的可怕

后果”。该报乐观地宣称,“集中教育整顿,……迅速在全省公安系统铺开”,

“公安机关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动真格整肃队伍作风纪律,赢得党委、政府和广

大群众的赞誉。” 



  据《香港商报》(2003年08月08日)报道,8月7日,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在深

圳考察时提到今年发生在内地的多起警员违法事件,包括广州“孙志刚事件”及

成都“李思怡事件”,希望警方能从这些严重违法事件吸取教训,加强公安队伍

建设,提高警员素质,执法为民。 



  据四川消防网报道,连日来,成都各个消防大队、中队就“李思怡事件”分

别认真开展了“如果是自己的小孩我会怎么办?”专题讨论活动。我在当地调查

时得知,“集中教育整顿”并不仅仅局限于公安系统,政府行政部门的大小官员

也在“教育整顿”之列。 



  平心而论,在李思怡一案中,政府的反应是迅速的,处罚也是严厉的,而且

还就此事在党政系统内部开展了教育整顿。遗憾的是,成都官方在迅速而严厉地

处罚责任人的同时,也对媒体和记者施加了压力。最早报道这一事件的《成都商

报》记者李亚玲的后续报道就被封杀了。6月24日之后,四川媒体对于这一事件

或是按照官方口径进行报道,或是保持可以理解的沉默。地方政府还千方百计劝

阻省外媒体不要报道此案,例如成功地阻止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和报道。地方政

府还有效地控制了消息源,如切断李桂芳与外界的联系、禁止基层民警接受采访

等等,从而最大限度地遏制不受控制的媒体的采访和报道。与此同时,政府也积

极发布消息“以正视听”,这些消息故意掩饰民警的失职和渎职,故意夸大李桂

芳的过失,有意识地把公众的责难引到李桂芳身上,而事实上在这一案件中她恰

恰也是一个受害者! 



  社会的反响 



  李思怡事件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强烈关注。从6月22日直到11月中旬,关于

这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高潮迭起。6月下旬和7月上旬是第一个高峰期,李思怡百

日忌辰掀起了第二个高峰期,开庭审判王新和黄小兵又引来了第三个高峰期。 



  这些关注在媒体上留下了清晰的纪录。这些媒体包括互联网、报纸、杂志、

电视和广播电台。互联网显示了无穷的威力。网络几乎成为公众维护正义的最主

要的也是唯一的平台。 



  与政府部门对责任人的严厉处罚和领导人的冷峻批示不同,我们从媒体上的

报道和评论中看到的是无以复加的哀伤、不可遏止的怒火、最严厉的谴责和诅

咒,还有深深的自责和反思。 



  小思怡临死前经受的痛苦和她那短暂而不幸的身世令人心痛至极,禁不住失

声泪流。一位阅读了报道的男记者写道:“我的双眼充满了酸涩”,“我的眼泪

流满了脸”,“骑车走在路上的时候,大街上所有的小男孩小女孩子都像风中的

一颗颗沙子在冲击我的眼睛我的泪腺,使我忍不住想停下来坐在路边狂哭一

场。”(《我的第一滴新闻泪》)那些为人父母者更是哀伤至极。作为母亲的李

亚玲“从采访到写稿”都是“心痛如绞”,“想象着3岁的小思怡哭着敲打房

门、直到声嘶力竭最终倒下,想象着这个可怜的孩子死前可能曾经历过的漫长的

痛苦、悲伤、恐惧、无助和绝望,记者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给母亲和姐姐讲

起此事,大家都哭了,一夜未眠”。 



  一想到这是一个如此繁荣的时代,而成都又是一个以“天府之国”著称的现

代大都市,人们更是怒不可遏。一位网友写道:“你在一个酒饱饭足/的幸福时

代/活活饿死了!”(《你死于一种冷》) 



  极为简单的案情使任何人都可以独立做出判断:警察的失职是这一惨剧的直

接原因,而且这种失职又是那么容易避免。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警察再多

打一个电话,如果王新在两次经过李桂芳家时停一次车,如果团结村派出所有一

个警察肯多走几步路,如果《强制戒毒通知书》能够按规定送达……这些举手投

足之劳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使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免于惨死,但是没有一个警察

这么做,没有一个!那个面对母亲的跪地哀求无动于衷的王新,站在法庭上还能

够时而面露微笑。他的律师为他做的是无罪辩护,还令人震惊地提出李思怡也许

在李桂芳离开家门之前就死了。一位母亲悲愤地呼喊道:“老天爷啊,你为什么

不用雷劈死他们?!” 



  一位网友写道:“我们在这样的时间点上,在一个人类已经从愚昧和粗野的

黑暗时代走出来几百年的今天,在食物摆放满了超市、清水充溢了每一根水管的

城市里,在一栋住满了人的楼房里,在一个距离警察只有100米的巷道里,在一

个母亲恳求警察照料一下她被关在家里的孩子的跪地哭喊里,让一个3岁的无助

生命,慢慢地在饥渴中死去。”“我一生里从没有过这样耻辱和罪恶深重的感

觉。我生存的这个种族让自己的最弱小者,遭遇这样的方式死去。”“我在这个

深夜里肝胆欲裂,痛哭失声。”“我行走在斗室之间,撕裂灵魂的痛哭在寂静的

公寓楼里回荡,这是我一生里不曾有过的疯狂的呦哭。你们会以为我疯了,而只

有我自己才知道我没有疯。”(《死寂里的一声啜泣——写给思怡》)任不寐指

出:“李思怡之死把心灵逼迫到一个忍无可忍的境地。”(《祭李思怡文》) 



  2003年6月29日,NETOR纪念网(http://cn.netor.com)为李思怡建立了一

个公益纪念馆(http://lisiyi.netor.com)。纪念馆的首页上注明李思怡的生

辰为“1999年12月18日”,忌日为“2003年6月11日左右”,籍贯为“成都青白

江区(无户口)”。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凭吊李思怡,为她献花、献歌、点烛、上

香、祭酒。纪念馆还设立了“历史相册”、“活动年谱”、“纪念文选”、“人

物讨论”、“请您留言”等栏目。在“历史相册”里没有小思怡的照片,只有她

唯一的玩具——那个破旧的绒毛熊。“活动年谱”也是空的。“人物讨论”和

“请您留言”记录了网友的在线讨论。“纪念文献”收录了大量的相关报道和纪

念文章。这里汇集了汉语世界里最高贵的情感、最美好的心灵、最优美的文

字。 



  李思怡之死还促生了一个以救助儿童为宗旨的网站——思怡网

(http://www.lisiyi.org)。 



  在李思怡死亡大约100天的时候,网上掀起了为李思怡绝食的运动。据网络

报道,2003年9月19日上午,任不寐在自己的网站发布文章,说自己将在李思怡

死去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即9月21日禁食一天。他称自己这样做一是为了缓解对

李思怡惨案的悲痛,二是希望唤起整个知识界关注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日,

一篇署名秦耕的文章也开始在一些网站上流传。作者在这篇题为“我陪思怡走一

天”的文章里说:“我也有一个像她一样的女儿。因此在李思怡离开我们大约一

百天的时候,我想饿自己一天,就一天的时间,只是短短的一天,也让我好知道

这个幼小而无辜的生命在走向死亡之路的第一天的处境。也算是让我陪伴她走完

第一天的路程吧。”与任不寐不同,他强调“这仅仅是一种道德立场。面对发生

在自己身边的人道主义灾难,我不能假装毫不知情,之所以公开我的行为,也仅

仅是提醒自己必须面对真实。但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以让自己也饥饿一天的

方式,来试探我的内心还有没有良知,我同时也想知道,人性究竟能够堕落到什

么程度。”最后,他写道:“李思怡,请让另一个孩子的父亲,陪伴你走一天

吧。”这篇文章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网友报名参加绝食,并自动形成了接力绝食的

一种局面。一位叫温克坚的网友呼吁大家接力绝食17天,因为李思怡从母亲被抓

走到邻居发现她的尸体,一个人在房子里呆了17天,因此他“建议每一天都有人

陪着走过。”接下来一些网友开始公布自己在这十七天里选择绝食的时间。参加

网络接力绝食的人们来自各种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家庭,他们大多称“我也有女

儿”或者“我是一位父亲或母亲”,因此愿意以绝食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悲痛。还

有一些人对警察的冷漠以及社会的黑暗表示愤怒,他们希望通过绝食行动表达自

己的抗议。另外一些人则期待以这种方式唤起中国社会的道德觉醒。目前,宣称

参加绝食的人主要是活跃在中文网络上的网友,但也有一些母亲和知识分子参加

进来了。(《为三岁女孩李思怡惨死而接力绝食的运动悄然兴起》) 



  审判 



  事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成都市检察院指定新都区检察院起诉。新都区检察院

以被告人王新、黄小兵涉嫌玩忽职守罪对其提起公诉。 



  据新华网报道(2003-11-01),10月30日上午9点,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此案。 8点整,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记者来到新都区人民法院。尽管当

地没有披露此案公开审理的消息,仍有不少知情群众早早聚到法院门口。虽然记

者早早就申请了旁听证,但法院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一直到30日上午临近开

庭,记者才拿到旁听证,并被告知,案件将在一楼的一间小审判庭审理。审判庭

门口也守着几名法警和便衣,只有不到20个旁听座位。这让许多人感到意外,鉴

于此案的社会关注度,人们原以为审判将会在二楼那间能容纳100多人的法庭进

行。法庭里很快挤进了四五十人,大部分人只能站着旁听。 



  公诉方与被告方的激辩自法庭调查阶段一直延续到庭审结束。庭审自上午9

点一直进行到下午2点30分,每个人都饥肠辘辘,不时有站着的旁听者因体力不

支坐到地上。由于法庭不能容纳更多的旁听者,不断有群众站到窗户边旁听。法

警起初还来阻止,随着争辩越来越激烈,也就顾不上了,所有人都是全神贯

注。 



  庭审过程中,被告王新一直与公诉人争辩。另一名被告黄小兵则保持沉默,

只是在最后陈述中说,从进来第一天我就后悔和自责。他是哭着离开法庭的。 



  而每当提到3岁小女孩李思怡的遭遇,旁听席上不时传出抽泣声。 



  “你们,国家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民警察,由

于你们对工作的极端不负责任,对人民生死的淡漠,切断了小思怡的生命线。”

公诉人说,“在座各位,我们都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娃娃,一个人在漆黑的深

夜,躲在房屋里,饥渴交加,她在叫妈妈,而她的妈妈呢?!她孤零零死去,只

要是人,我相信都会流泪的……”此时,旁听席上一片抽泣声。公诉人出示了现

场照片,法庭气氛一片压抑。王新、黄小兵低头不语。他们的辩护律师此后在辩

论中多次表示,对李思怡的死表示沉痛的哀悼。 



  两被告律师都承认派出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黄小兵的辩护律师说,李思

怡的死不是单纯因素导致的,作为监护人的李桂芳多次吸毒,居然用两道门锁把

孩子锁在家中,还加固了绳索,是首要责任人,已经有虐待嫌疑。 



  公诉人对此表示认同。在法庭上,双方都提出,李桂芳长期吸毒,已不具备

监护能力,多次被警方抓获,小思怡的监护问题都没能解决,这值得深思。 



  王新的律师还提出,法医鉴定确认的死亡时间是10天以上,他提请大家注意

“以上”二字。公诉人显然被激怒了,他说出了辩护律师的潜台词——也就是说

不排除李思怡在6月4日她母亲被强制戒毒前就已经死亡的可能。此言一出,法庭

内顿时议论纷纷。公诉人列举了包括李家邻居、李桂芳盗窃同伙证明6月4日李思

怡依然活着的证据。一番辩论后,法院认定公诉人证据有效。 



  王新多次提及团结村派出所的责任,旁听者也疑惑为何没有追求其他人的法

律责任。公诉人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王新、黄小兵的起诉只是众多工作中

的一步,对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卢晓辉、王华麟,及团结村派出所相关涉案

人员的调查取证还在进行中,一旦证据确凿,将依法追究。 



  就10月30日的庭审,《北京青年报》记者曾鹏宇采访了第二被告黄小兵的辩

护人、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牛建国。谈到自己的感受,牛建国说:“这是我

当律师以来接受的最令人难受的案子。”他告诉记者,那天他回家告诉母亲自己

接了个案子,老太太本来很高兴,但当听说是给“三岁幼女饿死案”的被告辩护

时,立即说“不接,绝对不能接”。庭审情况被媒体披露后,很多网友都留帖子

痛骂为被告辩护的律师。牛建国一一看了。他说:“骂我们的人实际上都是善良

的人。为当事人辩护是律师的职责,不过我希望,这种叫人难受的经历只有这么

一次。” 



   



  三、谁之罪? 



  王新和黄小兵已经被绳之以法。还有人逍遥法外。人们理所当然气愤难销。

但是,即使所有的责任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即使老天爷真的用雷劈死了他

们,难道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转身离去吗? 



  从报道中我们得知,姥爷死后,李桂芳是李思怡唯一的依靠。李桂芳没有工

作,长期吸毒,而且还贩毒,并因为贩毒被判刑,案发时仍处于缓刑期。李桂芳

没有工资,除了亲戚和邻居提供的零星援助,其余收入来自偷窃、贩毒以及直接

或变相的卖淫。没有报道说她们得到了民政部门的救济。儿童福利院也拒绝接收

李思怡,因为她不是孤儿,她还有一个活着的妈。亲戚拒绝收养她。即使有人想

收养孩子,也被她那吸毒的妈妈吓跑了。李思怡经常被锁在家里,经常挨饿,小

小年纪就被迫隔着窗户上的铁栏杆向窗外的过往邻居乞讨。法医的尸检报告也证

实,李思怡“发育一般,营养较差”。人们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电力公司

停止给她家供电。 



  这不由得使我们想到,李思怡之死是偶然的吗?一个三岁的幼儿在这样的生

存状态中,今天不死,明天不会死吗?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退一万步

讲,即使她没有过早地死于饥饿,她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呢?很可能会成为又一个

李桂芳,继续吸毒、贩毒、偷盗、卖淫、被排斥、被蔑视、被判刑、直至死去。

李思怡的惨死已经使我们肝肠寸断,但是,这并不是最可悲的,比这更可悲的是

她并不是第一个,而且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才是李思怡悲剧的全部! 



  所以仅有惩罚是不够的,因为仅有惩罚不能杜绝李思怡式的惨剧。要真正解

决问题,要使同样的惨剧不再重演,首先要搞清惨剧的真相。所以,我们还需要

继续追问:究竟是谁杀死了李思怡? 



  调查方案 



  李思怡是如何生活的?谁在关照她?那些应该关照她的人和机构都做了什

么?他们对李思怡之死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到底是谁“杀死”了李思怡?带着

这样的问题,我来到了成都。我希望通过实地调查,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那么,谁有责任保障李思怡的权益?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首先,

李思怡的直系亲属负有这种责任,其他亲属、朋友和邻居在道义上有帮助她的责

任。除了这些“传统的”责任主体之外,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和民间组织负有这

种责任。就中国而言,这些责任主体包括,民政部门(特别是儿童福利院和负责

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机构),官方社区组织(街道、居委会或家委

会),相关的官方权益保护组织(设在政府的委员会、妇联和共青团),父母所

在单位,还有形形色色的民间慈善组织。 



  中国的法律也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规

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

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

作。”“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

先锋队及其他有关的社会团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维护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习惯和法律,我确定了应该对李思怡负责的人和机构。这些人和机构也

就是我的调查对象。 



  家居环境 



  李思怡的家位于成都钢铁公司的一个职工宿舍区内。当地人把这个小区习惯

地称为成钢厂九仟片区。九仟片区被围墙包围,内部有一排排灰色楼房,楼房之

间是水泥路面和绿地,还有露天的公共健身场所,虽然谈不上豪华,但是比较整

洁。时至今日,九仟片区还保留着“单位办社会”的模式。社区管理职能仍由成

钢厂承担,具体负责机构为公司的社管科,各个片区设立家委会(相当于居委

会)。据说计划2003年底成钢厂将宿舍区的社区管理职能移交给街道。 



  九仟片区一幢三单元一楼东侧属于李家(邮政地址为,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

区青江西路65号院一幢三单元25号)。这是一个三居室的住房,房门向西;进门

为客厅;客厅南侧为一卧室(南卧室);客厅北侧也是卧室(北卧室);客厅东

侧是厕所;与厕所和北卧室比邻的是厨房;厨房北侧是一个阳台;客厅东南角与

最大的卧室(主卧室)相连,客厅与主卧室之间有一个门;李家南墙之外是一个

院坝,主卧室与院坝之间有一个门;院坝宽约两米,院坝南侧是高2.5米的围

墙;围墙之外是人行道。李思怡就死在主卧室里。(参见: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

区分局刑警大队绘制的《李思怡死亡案现场平面图》。) 



  妈妈——李桂芳 



  李桂芳的丈夫在一次打群架时,用刀子捅死了人,被判重刑。丈夫判刑后,

俩人离婚,孩子判给了男方,由爷爷、奶奶抚养。离婚后李桂芳回到娘家与父母

同住。 



  离婚不久,李桂芳开始吸毒。1997年,李桂芳因吸毒被劳教一年半,1999年

春节前被放了出来,但半个月后又开始吸毒。 



  据李桂芳自述,解除劳教后,结交了一个男朋友,两人感情很深。那个小伙

子知道她吸毒,但还是愿意与她结婚。考虑到自己吸毒,而且年龄也比对方大很

多,她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但是,在两人分手前李桂芳怀了孕。不顾亲人和邻居

的反对,李桂芳生下了孩子,取名“李思怡”。李桂芳说:“‘思’表示思念爸

爸,‘怡’是为了好听。”她至今不愿说出孩子父亲的名字。李桂芳自己说,李

思怡是2000年10月出生的。 



  据李桂芳自述,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吸两份,一年就要吸掉十多万元。离婚

时分得的数目可观的财产被吸光之后,李桂芳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2001

年,李桂芳因参与贩毒被判刑。因为当时李思怡还不到一岁,法院判处缓期执

行。2002年7月,由于经济困难,李桂芳曾经自己要求去戒毒,但是离开戒毒所

不久又开始复吸。毒瘾使李桂芳完全丧失了人性,为了买毒品,她甚至会偷走老

父亲的几百元退休金,害得一家老少三代无米下锅。 



  2002年上半年,92岁的父亲撒手西去,李桂芳与女儿失去了唯一稳定的生活

来源。自从丢掉工作之后,除了小偷小摸和贩毒,李桂芳的主要收入来自“男朋

友”。最近的一个“男朋友”是2002年3月结交的。可是好景不长,2003年1月,

这位“男朋友”因为偷东西被劳教了。此后,母女俩常常一起挨饿。为了活命,

李桂芳经常到超市、杂货铺偷面包和豆奶。被抓住了,就哭诉求饶,人们可怜

她,骂她一顿也就算了。 



  李桂芳外出“找钱”时,就把李思怡锁在家里。两三岁的孩子就一个人呆在

家里,等妈妈给她送吃的回来。有时饿极了,她就趴在北卧室的窗台上,隔着铁

栏杆向过往的邻居要吃的。人们可怜孩子,就给她个馒头或面包,她就就着凉水

吃下去。姥爷死后,李思怡就过着这样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当记者问李桂芳是

否经常让自己的孩子挨饿时,李桂芳辩称“没有,只是有时吃得晚”。 



  由于处于缓刑状态,不得随便外出,加之外出往往是“干坏事”,所以李桂

芳不愿让别人知道她不在家。家委会主任说,如果孩子向别人要吃的,就暴露了

她不在家,所以为了不让人知道她外出,有时她会把孩子锁在里屋。 



  李桂芳自己说她很爱李思怡。邻居们也说她很爱孩子。据邻居们说,只要李

桂芳一回到家里,母女俩就有说有笑。只要有可能,李桂芳外出时总是带上李思

怡。李桂芳的朋友们也很喜欢李思怡。家委会主任说,李思怡没有被人领养的主

要原因就是李桂芳舍不得把孩子送人。 



  据家委会主任说,李桂芳是全小区最受排斥和鄙视的人。没有人和她来往。

她也有自知之明,从来不和邻居来往。“她的朋友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人,她只与

这些社会渣滓来往。” 



  李桂芳没什么文化,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而且特别怕警察。当问她对

警方有什么意见时,她说:“我谁也不恨,只恨王新和我自己。如果我不吸毒,

孩子就不会死了。”面对摄像机,她说今后不再吸毒了。她对政府的唯一要求就

是“出去之后能帮我找一份工作”。 



  亲戚 



  李茂林,李桂芳的父亲,成都钢铁厂机修车间木工。据家委会主人介绍,李

茂林的第一个妻子不能生育,所以又娶了第二个妻子,但是也没有与第一个妻子

离婚。几年前,两个老太太相继去世。第二个妻子生了四个孩子,大女儿在乐山

市马边县,二女儿李德芳在纤维厂,已经退养,三儿子李军德在成钢机修车间,

不知办没办退养,现在做了上门女婿,李桂芳是最小的女儿。 



  哥哥早就不与李桂芳来往了。大姐住得远,与家人很少来往。二姐李德芳和

小妹住得最近,受连累也最多。妹妹经常找她要钱,派出所也常为李桂芳的事找

上门来,弄得她和丈夫关系紧张。迫于无奈,每次李桂芳来,二姐都不敢让她进

门。二姐和侄女看她们娘俩实在过不下去了,可怜孩子,有时给上个十块二十块

钱,“把母女俩的命吊着”。当地警方曾经想让李德芳收养李思怡,她因为害怕

妹妹无休止的骚扰而没有同意。事发的前一周,想到妹妹好多天没来要钱了,李

德芳不放心,要去看看,顺手给孩子带上几件旧衣服。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她以

为李桂芳带着孩子出去玩了,就把衣物从阳台的缝隙扔进去,然后就回家了。当

时她还没闻到臭味。提起小外甥女,李德芳满脸是泪:“她不知熬了多少天才咽

气。……要是有人通知我妹妹被抓了,我肯定会去把门砸了,把娃儿救出来,哪

怕把她送人收养也给她留条活路啊!” 



  在所有的亲人中,只有爸爸无条件地接受李桂芳和小思怡。李茂林有退休

金,扣除水、电、煤气费,每个月还能领到508元。李桂芳离婚后一直住在爸爸

这里。李思怡出生后,三口人每月的稳定的合法收入就是这508元钱。可怜天下

父母心啊! 



  李桂芳离开戒毒所之后,警方把她安排到马边县。一是考虑这里远离成都,

记者不容易找到她;二是因为她的大姐住在这里,可以照顾她,并帮助她管理10

万元赔偿款。尽管姐妹俩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但是,危难关头,大姐还是对妹妹

伸出了援助之手。 



  一位记者告诉我,李家的人都是普通的工人,既无权,又无钱,也没有什么

文化,属于典型的社会底层。二姐李德芳也没什么“能耐”,事情发生后,尽管

对警方十分不满,但是也没什么办法。警方甚至不回答她提出的任何问题,只是

告诉她这事与你没有关系。李德芳气愤地说:“过去怎么一出事就找我,这次怎

么没我的事了?” 



  邻居 



  一走进九仟片区大门口,就看到几个戴红袖标的中年妇女用警惕的眼光盯着

我们。我们照直走进去,她们也没过来干涉。为了打听李思怡家的具体位置,我

们来到院里的一个小卖店,先买了一盒烟,趁老板找钱的时候,我们问他李思怡

家在哪里。这位瘦老头眼睛转了半天,然后告诉我们他不知道,并建议我们问戴

红袖标的人。我们撇开他,问另一位顾客,这个人痛快地告诉了我们李家的方

位。我们向李家走去,路上遇到一位老大娘,一听我们的来意,大娘立即把我们

带到李思怡家所在的楼门口。 



  警察往外抬尸体的时候,大娘看到了。“娃娃被布裹着,放在地上,水从布

里流出来”,大娘说“娃儿死得好惨啊!” 



  邻居们讲,李思怡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梳着两个羊角辫,很会讲话,招

人疼爱。小孩子经常站在北卧室的窗户里,隔着铁栏杆向外看,见到有人经过就

打招呼,见到男的就喊叔叔、爷爷,见到女的就喊阿姨、奶奶。饿了的时候,会

对路过的人喊我饿,听到的人会送给她一个馒头,或是给她买个面包。在邻居们

的记忆中,小思怡很少出来玩,大部分时间被锁在家里,也很少听到她的哭声,

就是饿的时候也不哭。也许她已经习惯了被锁在屋里独自忍受饥饿。 



  邻居们都说李思怡“嘴甜”。李桂芳也说自己的女儿“很乖,很聪明,嘴很

甜,见到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她都喊。”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嘴甜”,这可

是这个两三岁的孩子的求生之道啊!如果她的嘴不甜,恐怕连三岁都活不到,早

就饿死了。 



  家委会主任说,邻居们不愿和李桂芳来往,也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和李思怡在

一起玩。李思怡没有什么伙伴,也很少出来玩,李桂芳也不带她到片区的公共场

所玩。强烈的社会排斥使李家母女与小区里的正常人隔离开来。李家就像小区中

的一块“飞地”。王主任强调,尽管大家很讨厌李桂芳,但是很同情小孩子。 



  另一位大娘对已经卸任的家委会主任王升平意见极大。她说居民提出李桂芳

应该得到低保,但是王主任以李桂芳吸毒为理由不给她申报。群众不满,多次反

映,但是王主任就是不给申报。这位大娘说李思怡就是王主任害死的,因为如果

李桂芳有钱就不会出去偷东西,如果不出去偷东西孩子就不会锁在家里,李桂芳

也不会被警察抓走,那样的话,孩子就不会死了。大娘还告诉我们,这件事发生

不久,王主任就下台了。这位大娘还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把王主任的问题反映给上

级。 



  正好是中午放学时间,小学生回家吃午饭。大娘指着一位迎面走来的男孩

说,他就住在李思怡家的对面。我拦住他,问他能不能问几个问题,他拒绝了,

并很快消失在楼门里。我跟过去,敲李家对面的门,开门的正是那个小男孩。我

问他你还记得李思怡吗,他说还记得点。我问你想她吗,他回答有点。我问李思

怡长得什么样,他说脸圆圆的,眼睛有点大。我问他你多大了,他说上六年级

了。我问能给你照张相吗,他说不行。 



  告别了一楼的小男孩,我们又上二楼,敲李家楼上的邻居家的门。开门的是

一个壮汉,穿着一身蓝色的工作服。我问他,楼下的孩子在家里哭你能不能听

到,这位邻居说听不到。我又问你们家平时给她家一些帮助吗,他回答现在这个

社会个人顾个人,上班班上忙,回家家里忙,没有心思管别人的事。说话时,他

的面部表情冷若冰霜,口气粗硬,而且充满了不耐烦。难怪有的媒体认为李思怡

的邻居们有见死不救的嫌疑。 



  一位对此案做过深入采访的记者告诉我,他们做了试验,让一个人在关上门

的主卧室里呼喊,站在楼房北面院里和南面院坝围墙外的人都听不到。我问隔壁

和楼上的邻居能不能听到,她说没有试验。我曾经问家委会主任,孩子在屋里哭

喊,隔壁邻居和楼上邻居能不能听到,王主任考虑片刻,然后说绝对听不到,他

们片区的楼房隔音效果非常好,他家就从来听不到邻居的说话声和电视声。但

是,王主任的老伴说能听到。王主任提出让我们做个试验,但是我们没有做。 



  简单地比较邻居们的话语和态度,我发现两个规律:第一,与家委会的关系

越紧密,对我的采访就越抵触,对此事的态度就越冷漠。例如,小卖店的老板与

顾客的行为就截然不同。第二,空间上与李家越接近,对我的采访就越抵触,对

此事的态度就越冷漠。例如,老大娘和二楼那位壮汉的态度就截然不同。《新闻

周刊》记者的经验进一步支持了我的猜想。这位记者告诉我,与李家主卧室一墙

之隔的邻居就认为是李桂芳杀死了小思怡。他为自己的假设提出的理由是那几天

隔壁的李家一点声音都没有。你说怪不怪,这位邻居的猜测竟然与王新的律师在

法庭上暗示的情况不谋而合! 



  家委会 



  告别李思怡的邻居们,我们开始找居委会。先是被指引到“退委会”,然后

又被指引到另一个居委会,最后才找到九仟片区所属社区的居委会。一听说我们

是来了解李思怡的事情,居委会主任马上就板起了脸。这位中年妇女不耐烦地告

诉我们,她不清楚李思怡的事,也不知道她家是否领取了低保。我对她说,你作

为居委会主任不知道辖区居民的这些情况是不应该的。这时她才告诉我,九仟片

区目前还归成钢厂管,年底才移交到她这里。 



  我们再次回到九仟片区。这时戴红袖标的女人走上前来问我们到底要做什

么,我告诉她我们想找家委会主任谈谈李思怡的事情。她说好吧,然后就把我们

领到当时的家委会主任王升平家。王主任看来早有准备。老人家热情地对我们

说,欢迎问任何问题,而且保证有问必答。这真使我喜出望外,一时间简直不敢

相信自己的耳朵。 



  王主任说,李桂芳经常偷她爸爸的钱买毒品。为了保住全家人的活命钱,老

汉把钱藏在身上,晚上睡觉压在枕头底下。但就是这样钱还是会被李桂芳偷去。

邻居经常听到老汉放声大哭。这是老汉发现丢钱之后的反应。丢了钱,没法过日

子,老汉经常在片区门口向别人借钱,每次十块八块的,“像个要饭的”。由于

总是不能及时还债,久而久之即使是这点小钱也很难借到。老汉也向王主任借过

钱。后来,李茂林提出以自己的退休金为担保向王主任借钱,办法是由王主任代

领退休金,扣除借款之后,把剩余的给他。但是,这样也不行,李桂芳还会把剩

余的钱偷走。再后来,李茂林提出干脆把退休金全放在王主任这里,一次领取一

周的生活费。这样还是不行。最后,变成一天取一次,每次不超过二十元。由于

李茂林太老了,记性不好,记不住开支账目,于是王主任让老人或李桂芳取钱时

签字,还让当时在旁边的人也签个字。王主任把一个小本子拿出来,上面记录了

每一笔钱的支出情况,还有李桂芳和证人的签字。王主任笑着说,这是他为李家

设立的专用帐本。王主任的老伴说,要不是我们帮着管钱,老头和孩子早就饿死

了。 



  李桂芳的爸爸2002年上半年去世。李茂林死了之后,李桂芳从厂里领到八、

九千元处理后事的费用。办丧事花了几千元,可能还剩了三、四千元,都被她花

光了。爸爸死后,李桂芳还找王主任借过三次钱,总计220元。在借条上李桂芳

称王主任为“王伯伯”。 



  看来,李茂林活着的时候,家委会对李家是仁至义尽了。我问王主任为什么

对李家这么好。王主任说,李茂林退休后当了一段时间楼长,而他是家委会主

任,所以两个人很熟。当时家委会的口号是“管千家事,暖万户心”。因此,无

论是从职责还是从个人感情出发,王主任都愿意帮助李茂林。 



  民政部门 



  王主任介绍,成钢厂自己有一个总的家委会,总家委会下设社管科,社管科

负责全厂职工和家属的低保工作。成钢宿舍共分为5个大片区,每个片区有一个

家委会,他原来就是九仟片区的家委会主任。成钢厂的社管科和片区家委会就是

民政部门在基层的“腿”。 



  王主任说,九仟片区的居民获得低保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家委会帮助申请,

二是厂里的社管科指定。由于家委会没有给她家申请,社管科也没有指定给她

家,所以李桂芳和李思怡都没有获得低保。我问家委会和社管科了解李家的情况

吗,王主任说当然了解。我问为什么你们不给她们申请低保?王主任回答因为李

桂芳是吸毒人员。他强调,青白江区华严镇民政局有规定,吸毒人员一律不能吃

低保,而且事实上本片区其它吸毒人员及其家属也没有得到低保。我问这是文件

规定的吗,王主任说他自己没有看到文件,只是听上面说有这么个规定。王主任

认为不给吸毒人员低保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拿到钱之后就会去买毒品。我问李思

怡不吸毒为什么也不给低保,王主任回答孩子的钱也会被李桂芳拿去买毒品。我

说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家委会帮助李家母女申请低保,然后帮她们把钱管起来,

例如每天只让李桂芳领上十块八块,这样孩子不至于挨饿,李桂芳也无法用低保

金买毒品。王主任没有回答。我提醒王主任,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李茂林活着

的时候他本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帮助李家的。王主任也没有回应。 



  王主任说李茂林死后,九仟片区共有两户人家得到了低保。王主任还提到,

李桂芳为了向他借钱,曾经骗他说片警给她家办了低保,她愿意用低保金作抵押

向王主任借钱。这说明李桂芳知道低保这件事。我问李桂芳自己申请过低保没

有,王主任说她知道自己得不到,所以没提出过申请。王主任告诉我,李思怡事

件过后,这里的低保管理规则变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吃低保了,包括吸毒的、刑

满释放的和解除劳教的。 



  我问王主任,你们都知道李桂芳的情况和孩子的处境,你们为孩子想过别的

出路吗,例如找人领养,或是送到儿童福利院。王主任胸有成竹地说,对于这个

问题,他们曾经想过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让李思怡以“弃婴”的身份进入儿

童福利院。具体做法是,李桂芳先把孩子“抛弃”在一个事先选好的地方,然后

家委会去派出所报案,只要有人去报案派出所就不能不管这个“弃婴”,但是除

了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派出所没有别的办法,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福利院不能拒

绝接收,这样一来李思怡就可以进入福利院了。王主任遗憾地说,由于李桂芳不

同意,这一办法没有成功。第二种办法是找人领养。有一段时间李桂芳有意把孩

子送人,但她要求在九仟片区内找人领养,这样她可以经常看到孩子。本小区三

幢的一户居民曾经想领养李思怡,但是害怕日后李桂芳纠缠不休,最终没敢要。

因此这个想法也没有成功。第三个办法是送给儿童福利院。由于大家都知道儿童

福利院只接收孤儿,只要李桂芳还活着,儿童福利院就不会接收李思怡,所以这

第三个办法根本就没有付诸实施。王主任反复强调,李桂芳很爱这个孩子,舍不

得送人。她只同意别人给她养孩子,但自己不能失去和孩子玩的权利。王主任认

为,不尽做母亲的义务,却要享受做母亲的好处,这样的好事不可能有。 



  媒体的报道和邻居的说法与王主任的说法不符。据媒体报道,李桂芳曾经把

李思怡送给过别人,但是对方不堪李桂芳无休止的纠缠,又把孩子给送回来了。

采访期间王主任的老伴也肯定了这种说法,但是王主任打断了她的话,禁止她继

续说下去。 



  媒体报道,因为拖欠电费,电力公司早就停止为李家供电了。王主任证实了

这种说法。刚刚卸任的和现任的家委会主任都认为,“不交费,就停电”是天经

地义的事情。我问王主任同样是欠费为什么没有停止供水和煤气。王主任回答电

已经可以分户供给了,但是水和煤气还不行,一旦给李家停水、停气,那些按时

缴费的邻居就会受到影响。看来如果这些技术问题解决了,李思怡连冷水也喝不

上了。 

 



    

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下) 

 

  派出所 



  事先没有联系,我直接“闯进”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这里与李思怡家仅

仅相距一个街区。听我说明来意之后,喧闹的值班室里立即沉静下来。一个年轻

的警察对我说,领导全不在家,别人不能回答任何问题。看我不死心,他指着空

空的车库说你看警车全都出去了。这时过来一位女警察,问我是干什么的,要看

我的证件和介绍信。我给她证件和介绍信,她一看就嚷嚷起来,中国科学院的管

这事干什么。我也生气了,大声对她说,你管我是什么单位的干什么,我是一个

中国人想了解这件事不行吗。她吃了一惊,然后扭头走出值班室,再也不进来。

其他人也纷纷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我和同行的朋友。过了一会,进来了另一位女

警官,比较老练,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说,上级有规定,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就

李思怡案件对外人发表任何意见。她建议我们先找区公安局政治处联系。见此情

形,我们只好离开。 



  走出派出所大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它的大院,我看到在车库的房檐上刷写

着醒目的标语——“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面对这蓝底白字

对比强烈的标语,我呆若木鸡,茫然地站在那里,直到同行的人喊我才醒过神

来。 



  往回走的路上,同行的朋友对我说,看来团结村派出所的警察已成惊弓之

鸟,对与这个案件有关的人和事避之唯恐不及。 



  在居委会,我们又遇到了那个老练一点的女警察。她再一次把我们拒之门

外,而且断言事情早就解决了。她质问我,这件事有什么可报道的,你为什么不

研究吸毒问题,警察死了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通过组织渠道进行调

查。她越说越生气,站起来对我说,死人的事多了,为什么抓住这件事不放。事

后得知,这位女警官就是李桂芳所在社区的“片警”。 



  当然,警察也并不都是一个样子。在法庭上,公诉方就列举了李桂芳的另一

次经历。2003年4月2日下午5点,李桂芳在成都新都区一家超市偷窃一件T恤衫时

被送警。警方同样发现并确认李桂芳吸毒。但是,当警方了解到李桂芳家中有一

名3岁孩子在家时,即派人去李桂芳家中核实。确认之后,认为李桂芳并不适合

强制戒毒条件。于是向李桂芳下发了限期戒毒通知书,还给了她20元回家路费。

在这两起案件中,李桂芳的行为如出一辙,但执法人员的做法却截然不同,当然

后果也是天地之差。 



  妇联权益部的领导告诉我,凉山州公安局为了打击本地极为猖獗的吸毒贩毒

行为,只好自办管理机构照顾犯人的孩子。经费不足,办不下去,公安部门只好

把这些孩子分配给干警领养。这些干警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孩子,还要抚养犯人的

孩子,累得精疲力竭。本来民政部门应该管这些孩子,但是他们不管,也不给公

安部门经费。这位领导无奈地说:“现在怎么样了也不知道。” 



  共青团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共青团、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和少年先锋队

要协助各级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实际上,共青

团、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队并不是彼此独立的组织,而是一个“四位

一体”的系统,其中核心组织是共青团。所以,我的采访名单中只有共青团的权

益部。 



  我的运气不错,第一次去团委权益部的时候正赶上领导在家。领导很客气,

不但同意接受我的采访,还给我倒了一杯茶。这令我很感动,以至于犹豫是否要

在这里公开这次采访的内容。 



  我问是否了解李思怡案件,领导说不知道。待我简单介绍了事件之后,他又

说知道,但是知道的不多。他说好像是在一份报纸上看到的。我问看到报道后权

益部采取了那些行动,他说他没有过问这件事,也没想过要采取行动。我问这是

不是你们职责范围内的事,他说是,但他们能力有限,权益部只有两个人,要管

那么多的事,根本忙不过来。我问还有比人的生死更重要的事吗,这位领导沉吟

良久,然后说我们的体制确实有很多问题,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确实缺乏权利意

识和起码的同情心。看上去他很无奈。 



  这位领导强调,由于儿童与母亲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而母亲必然是女性,

所以儿童工作主要应该由妇联负责,而共青团侧重于保护青少年的权益。 



  在去团委权益部之前,我先访问了一个以维护儿童权益为宗旨的公益组织。

共青团是它的业务主管单位,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上级领导机关”。 



  我问该公益机构的领导人是否知道李思怡事件,他说事先不知道,事情发生

后,从报纸上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是没有进一步的了解。我问你的机构准备为此

采取点行动吗,他说还没有想这个问题。我问难道这不是你们的责任吗,他说这

事不归他们管,他们只管农村地区的孩子。我说你们的宗旨是维护青少年权益,

并没有分城市和农村啊,他承认这一点,但又说李思怡只有三岁,不属于他们的

管辖范围,他们只管少年,三岁的幼儿应该归妇联管。我说这与我的理解不一

致,他说绝对没有问题,不信你去问团省委权益部。后来我曾向权益部领导请教

“青少年”的年龄界限,他告诉我35岁以下的都叫“青少年”。同时,他承认35

岁以下的人都归他们管。 



  妇联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妇联要协助各级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维

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我去妇联的时候正赶上开大会。权益部办公室没有人。我找到会场,在外面

等了十几分钟。看到有人从会场出来,我请他找一下权益部领导,很快领导就出

来了。听我说明来意,这位领导决定不开会了,带我来到她的办公室。 



  这位领导告诉我,事前李思怡的家人没有向妇联求助,事发后也没有找过妇

联,妇联也没有主动过问这件事,也没有下一步的具体打算。她也不知道基层妇

联为此做了什么。她承认没有就此事询问过下级妇联,下级妇联也没有向她汇报

过相关事宜。 



  我问为什么你们不干预这件事,她说因为事情已经得到圆满解决。我问解决

的标志是什么,她说上级领导高度重视,责任人已经受到严肃处理。我反问,处

理责任人问题就解决了吗,即使把涉案的警察都判死刑,问题就解决了吗,李思

怡不是照样没饭吃、没人管,照样随时都有可能饿死在家中。她一时语塞,没有

说话。我又问如何理解“维护权益”,这位领导说“维护权益”就是在侵权发生

之后,而且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妇联去督促有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解决

问题。我问为什么不能事先预防,她说那样当然好了,但是办不到。她强调妇联

只是一个社会团体,没有权也没有钱,自己不能直接解决什么问题。也许是担心

我的理解能力,这位领导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她去看过被收容的妇女和儿童,条

件极为艰苦,非常可怜。她当场就要求收容站改善条件,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只好不了了之。她叹了口气,然后说,现在问题太多,管不过来,没办法。 



  她强调,妇联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妇女的权益,儿童权益保护主要应该由共青

团负责。 



  李思怡的世界 



  李思怡,没有父亲,只有妈妈。她的妈妈,没有工作,吸毒、贩毒、偷窃、

“乱搞”,还是一个缓刑犯。姥爷死后,她和妈妈失去了唯一的稳定的合法收

入。邻居偶尔给的一两个馒头,二姨偶尔给的十块二十块钱,构成了全家的全部

合法收入。母女俩主要依靠李桂芳的非法收入维持生存,包括偷窃、贩毒以及变

相的卖淫。也就是说,在合法的范围内,李思怡和她的妈妈只有死路一条。尸检

报告显示,李思怡“发育一般,营养较差”。 



  在她短暂的生命中,很少有欢笑和歌声。她已经习惯了,所以总是不声不

响、不哭不闹。她被大人和孩子排斥,没有伙伴,也很少出门玩。她没有什么玩

具,只有一个破旧的绒毛熊。当妈妈白天“外出找钱”时,她就被独自被锁在家

里。而夜晚降临的时候,陪伴她的只有黑暗。她经常忍饥挨饿,小小年纪就学会

了隔着窗户的铁栏杆向过往的邻居乞讨。她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们只能从邻居

的描述中知道“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扎着两根羊角辫”。她甚至没有户口。

最后,由于警察的渎职,如此悲惨的生存机会也被剥夺了,在炎热的夏季,经受

着饥饿、干渴、黑暗、孤独、恐惧和绝望的漫长煎熬,最终死去。 



  在监护人不可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诺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机构和个人愿

意承担这份责任。亲戚不收留她,外人不收留她,街道不管,单位不管,派出所

不管,就连国家的儿童福利院也不管。她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救济,包括城

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她也没有得到来自共青团、妇联、工会、青联、学联、少

先队、民主党派、工商联以及各类公益组织的任何帮助。 



  在李思怡短暂的三年生命历程中,除了亲属、邻居给予了零星的援助之外,

全靠一个吸毒的母亲抚养,而所有的对她负有责任的机构和个人都没有承担应有

的责任。 



  让我们透过记者与李桂芳的一段对话,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看李思怡的生活世

界。 



  记:李思怡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娃娃? 



  李:董事,听话,很乖。 



  记:两三岁的娃娃你怎么知道她乖? 



  李:朋友、邻居都说她乖,嘴巴甜。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她都打招呼。 



  记:嘴巴甜是你教的吗? 



  李:一个是我教的,一个是她自己。 



  记:你每次出去是抱娃娃一起走,还是把娃娃放在家里? 



  李:放在屋里的时候很少,也不会捆上门,不知道那天怎么了。 



  记:你娃娃的童年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李:我不像人家父母那样关心她。 



  记:在你的心目中,你女儿的童年是什么样的? 



  李:我说不出来。 



  记:你娃娃是不是经常饿肚子? 



  李:没有,只是吃的晚点。 



  记:你姐姐说你给娃娃饼干就凉水吃。 



  李:不是凉水,是开水凉了,灌到瓶里。 



  记:你女儿爱不爱你? 



  李:我女儿比较爱我。我朋友不多,我们俩经常在一起。 



  记:你认为警方对娃娃的死应负什么责任? 



  李:我说不上。警官工作失职吧。 



  记:你觉得谁应负主要责任? 



  李:…… 



  记:你对娃娃的死该负什么责任? 



  李:不该把她锁在屋里。 



  记:派出所对你关心吗? 



  李:关心。我们的片警对我比较好。包警官每个星期来两次,了解我的情

况。有时会给孩子带点吃的,有时会给点钱。 



  记:家属大院对你关心吗? 



  李:居委会王主任很关心我。 



  记:亲戚们关心你吗? 



  李:与亲戚不来往,只有姐姐对娃娃很好。 



  应该站在被告席上的仅仅是警察吗? 



  《民法通则》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

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

姐;(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

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对担任监护人

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没有第

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

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李思怡没有父亲,

因此也没有祖父母。她的母亲根本不具有监护能力。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外

祖父母也全都去世了。她也没有兄和姐。她的近亲不愿意承担监护责任。在这种

情况下,应该依法担任李思怡监护人的成钢厂、九仟片区家委会、华严镇民政

局,没有一个承担了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它们也没有为李思怡指定过监护人。

试问:成钢厂、九仟片区家委会、华严镇民政局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凡持有本省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

民,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可申请享受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李思怡家的收入状况完全符合享

受低保待遇的标准,但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九仟片区家委会和成钢厂社管科

却以李桂芳吸毒为由拒绝给予李思怡和李桂芳低保待遇。该条例还规定,如果负

责低保的工作人员“对符合条件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对象,拒不签

署同意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意见”,要“给予批评教育、调离保障工

作岗位直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试问:九仟片区家委会、成钢厂社管科、华严

镇民政局的负责人应该受到什么处罚?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

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

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照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另行

确定监护人。”李桂芳显然没有履行监护职责,而且屡教不改,但是在长达三年

的时间里,没有一个机构和个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李桂芳的监护资格。该

法还规定,“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

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李思怡的

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犯,但是没有一个组织和个人对此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

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

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未成年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试问: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国

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和其他成年公民都在干什么?它们/他们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在李思怡事件中,如果存在“共同责任”的话,那么应该承担“共同责任”

的就不仅仅是警察,还有许多人应该承担责任,但是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

惩罚,而且也没有受到良心的惩罚。他们不但逍遥法外,而且心安理得。 



   



  四、再问:谁之罪? 



  在李思怡案件中我们发现,不是没有保护她的法律和制度,例如有《未成年

人保护法》、《民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也不是没有相应的机

构,例如有民政部门、儿童福利院、居委会、共青团、妇联以及各类慈善机构;

也不是没有人,这些机构经常宣称自己深为人浮于事而苦恼,而李思怡的亲戚和

邻居们则整天靠打麻将消磨时光;也不是没有钱,国家每年用于低保的财政支出

已经超过百亿……但是,当李思怡需要它们/他们伸出援手的时候,这些法律、

制度、机构和人,或是明确拒绝,或是装聋作哑,眼看着她在死亡线上挣扎,直

至死于非命。 



  该有的基本上都有了,但却没有避免悲剧的发生。在需要它们/他们发挥作

用的时候,它们/他们却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是什么使这些维护弱者权利的社

会建制失灵?躲在它们和他们背后的“无形杀手”到底是什么?谁是杀死李思怡

的真正的凶手? 



  从社会的道德状况看制度失灵 



  几乎所有的人凭直觉就可以得出结论,人心冷漠是杀死李思怡的元凶。一位

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你死于人心深处的冷”。(《你死于一种冷》)是的,

只要人们多一点善心,就不会有李思怡的悲剧。试想,如果王新、黄小兵多一点

善心,多打一个电话或是路过李思怡家时停一下车,孩子就不会死。如果李桂芳

的姐姐多一点善心,收养李思怡,孩子也不会死。如果邻居们多一点善心,多一

点倾听,及时报警而不是等到臭味打扰了自己才去报警,孩子也不会死。如果成

钢厂社管科和家委会多一点善心,就会给李思怡母女低保,如果家委会再多一点

善心,像帮助李茂林那样帮助李思怡,孩子也不会死。如果儿童福利院多一点善

心,收留李思怡,孩子也不会死……这样的“如果”太多了,不必一一列举。所

以,是冷漠使制度失灵! 



  其实,挽救李思怡并不难,只要人们多一点善心。但是,挽救李思怡又非常

难,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最缺乏的就是善心,而最多的则是冷酷。 



  这种冷酷表现为对他人苦难的麻木。从那些渎职警察身上人们感受到了那种

寒彻骨髓的冷酷。连成都市政法委书记也用“冷血者”称呼他们。但是,冷血症

状并不局限于警察。在政府机关,在法院,在家委会,在派出所,在九仟片区,

在宾馆的电梯里,在卖报亭边,在出租车里,在饭桌上,我同样能够感受到这种

冷酷。在各种场合,我向各种各样的人询问同样的问题:你知道李思怡吗?对这

件事你有什么感想?你打算为此做点什么?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有点印象,孩

子死得惨,没什么打算。一些人一无所知,但也不愿意多问几句。我故意提起的

话题往往刚一开始就结束了。那几天,成都的天总是阴沉沉的,阴冷阴冷。走在

街头,突然想起陶渊明的那首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

体同山阿。” 



  这种冷酷表现为拒绝为捍卫社会正义付出哪怕是些微的代价。无论是大权在

握的政府官员,还是神通广大的记者和声名显赫的学者,几乎都不愿意为我的调

查提供帮助。个别碍于情面给予帮助的朋友也一再要求我“做好保密工作”。由

于不想牵连那些帮助我的朋友,许多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不能公开使用。这是

为什么?很简单,这是一件使地方政府脸面无光的事情,而帮助我调查无异于外

扬家丑,这就势必会得罪政府,而得罪了强大的政府或许会给自己带来不利。所

以,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人们不但自己无所作为,也拒绝帮助别人有所作

为。 



  我在青白江区作调查时,为了提高效率,我找到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

友,希望他能够帮助我联系有关机构。这位朋友告诉我,李思怡事件影响很大、

很恶劣,使青白江区丢尽了脸。他说,不用请示他就知道,他的领导不会同意他

帮助我,无论是以组织名义,还是以个人身份。他自信地预言,如果他今天帮助

了我,明天他百分之百要下课。我相信,他的担心不是庸人自扰。于是,我只好

提出“最低要求”,请他给我带个路。他说那也不行。看来,他不想为维护正义

付出一丁点的代价。可怕的是,这位官员的表现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很大的

代表性。 



  中国人从来就这样没有良知吗?中国人天生就这样没有良知吗?好像不是。

如果不是,那么是谁把中国人变成了禽兽,甚至是禽兽不如的东西?禽兽尚且不

自相残食,我们为什么就能干出“率兽以食人”的勾当? 



  首先,精英应该为全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其精英的道德状况。精英具有强大的道德示范作用。有什么样的精英,

就有什么样的社会道德。如果精英缺德,那么社会不可能是有道德的。试想,如

果一个社会中无官不贪、无商不奸、法官贪赃枉法、记者收受红包、学者惯于剽

窃、明星男盗女娼,那么怎么能够期待平头百姓个个讲究礼义廉耻?如果只有无

道之人才能够飞黄腾达,怎么能期待人们见贤思齐? 



  其次,宣传机器应该为全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二十多年来,在“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国策指导下,权力控制的宣传机器和金钱控制的宣传机器

通力合作,肆无忌惮地宣扬一种赤裸裸的“强盗道德”。如今强盗已经掌握了

“文化霸权”,冷酷已经支配了我们的社会舆论。那些天生不幸的人,那些权力

和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那些遭遇各种个人无法控制的外部打击而陷入困境中的

人,他们的不利处境被认为是咎由自取,所以理所当然活该倒霉。在各种媒体

上,充斥着对弱者的鄙视和诬蔑,他们不是懒人,就是笨蛋,如果既不是懒人又

不是笨蛋那就是坏人,应该被歧视、被侮辱、被践踏、被遗弃。相反,“成功

者”被捧上了天,但从不过问他们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实际上,这种强盗道德最

符合精英的利益,因为他们可以据此推托对穷人的责任,理直气壮地拒绝救助弱

者,他们也可以据此安慰自己的“良心”,使自己心安理得地继续掠夺。但是,

这种舆论环境对弱者却极为不利,因为它不仅剥夺了弱者获得社会救济的道义根

据,而且还通过强化他们的自卑和自责使他们在物质的不幸之外更加上心理的不

幸。 



  最后,制度应该为全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它鼓励自己的宣传机器宣扬强盗

道德。它打击政府内部捍卫正义的行为。那些政府官员拒绝帮助我进行调查不是

没有道理,他们确实会受到上级的训斥甚至惩罚,至少不会因此得到表扬、加薪

和提职。它迫害社会捍卫正义的行为。在政府的高压下,四川的媒体对李思怡案

或是保持沉默,或是歪曲事实,直面现实的报道被封杀,不听话的记者受迫害。

首先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李亚玲,因为“不听话”在网上发布后续跟踪报道,而

被剥夺了采访的权利,只能在家里做点编辑工作,而且如果再不老实就有可能丢

掉工作。一位北京来的人见过她,事后她受到安全部门的调查和警告。她说她不

想见我,因为她不想再惹麻烦,如果因此丢了饭碗,她不但要失去房子、车,她

的孩子还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李思怡。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她同意与我见一面,但条

件是不能谈论李思怡案件,而且即使是谈无关的话题也要在她的车里谈。她告诉

我:“车里最安全。” 



  从政府的运行逻辑看制度失灵 



  为什么“冷漠”能够杀死李思怡?这是因为,在李思怡案中,伴随“冷漠”

的还有“渎职”。这种“渎职”表现为公安机关、家委会、成钢厂社管科(也就

是民政部门)、国家的儿童福利院,对法律明确赋予李思怡的权利的公然践踏和

无情剥夺。 



  那么,为什么它们/他们“敢于”而且“能够”践踏和剥夺法律赋予李思怡

的权利?这显然不是一个“冷漠”可以解释的。 



  一般说来,一个社会之所以会建立一套维护弱者权利的制度,或是由于弱者

的反抗,或是出于强者的同情,或是两者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富人出于自利的

算计,为了减少穷人的反抗,会同意拿出一些钱来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政府为

了降低统治成本,提高正当性,也会制定和实施财富再分配计划。但是,人不仅

仅是自私自利的动物,也是有良知、有同情心、有恻隐之心的动物。孟子曰: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

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

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正是人性中那些“善”

的东西,产生了人类的利他主义精神和行为。强者的同情催生了前现代社会的慈

善事业。在现代社会,这种同情对扶贫事业的发展仍然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当今中国,绝大多数政治精英只对自己的利益负责,早已放弃了道德责任。

对于他们来说,“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

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都是自欺欺人的口号。他们只承认严酷的实力原则,只

照顾强者的利益,而无视弱者的苦难。因此,中国现行的扶贫体制,主要是迫于

压力的产物,而不是出于同情的产物。 



  在权威主义政治中,政府不但垄断公共权力,也控制了一切集体行动的手

段,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都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群体、阶层

或阶级没有表达意愿或显示实力的机会和渠道,也不意味着政府不能及时、准确

地感受到他们的诉求和反抗的强度。由于面对相同的问题,拥有相同的手段,同

一群体的人往往会采取相同的行动,所以当问题带有普遍性,例如成为全国性问

题时,反抗也就成为全国性的了。也就是说,在权威主义体制下,民间社会尽管

不存在全国性的组织,但仍然可以形成全国性的行动。 



  在中央集权的权威主义政体中,一切重大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都由中央政府决

定,地方政府少有创制的权利,而仅仅是制度的接受者和执行者。所以只有当某

一问题成为全国性问题时,而且中央政府意识到必须解决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

解决这一问题的机制和制度,而且这种机制也必然是“全国一刀切”的。这种自

上而下建立的制度在运行中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弊病。制度的制定者是中央政

府,但执行者却是地方政府。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中央能够感受到压力,但是

基层的执行者感受不到压力。基层的执行者面对的是分散的服务对象,这些孤单

的个人无法对它/他施加压力,更何况此时的孤单的个人又是一个弱者,既没有

权,也没有钱,还说不出话。 



  在市民社会发达的社会里,某个群体获得了某项权利,那是有组织斗争的结

果。一旦对手同意赋予你某项权利,那就意味着他不得不赋予你这项权利,而且

你也有能力捍卫你的权利,这种能力来自有组织的力量。试想,如果基层政府面

对的不是孤单的个人,而是有组织的群体,官员怎么敢于无视、践踏、剥夺法律

赋予他们的权利?但是,在中国,由于弱者没有组织手段,处于一盘散沙状态,

加之无权、权钱、无声,所以只好任人宰割。权威主义政府,再加上精英联盟,

得到强势集团支持的政府更是有恃无恐,弱者的命运可想而知。在这种大环境

里,一切捍卫公平的方案、政策、制度、行动都很难被真正落到实处。 



  李思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是穷人中最穷的人,弱者中最弱的人,政府

和社会对她的所有承诺都没有兑现,但是她无能为力,甚至连抗议的可能都没

有。如何对待她的权利完全取决于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的个人态度。所以如果小

官僚没有同情心,那么这套机制很难发挥作用,弱者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工作人员缺乏同情心,李思怡的权利就无法兑现的根本原因。

这也就是冷漠可以杀人的根本原因。所以在这种体制中,如果没有好人来办事,

即使有了用意良好的制度也很难充分发挥预期的作用。一句话,没有善心就办不

好善事! 



  城市居民最低保障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可以为上述分析提供有力的支持。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已经明确规定,“家庭人均收入”是决定城

市居民能否享受低保的基本条件。据新华网(2003年11月25日)报道,民政部救

灾救济司社会救济处官员说,根据民政部出台的有关规定,审批享受低保待遇,

关键要看申请人的家庭人均收入是否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能单纯以申

请人家中有无彩电、冰箱,是否养宠物等,作为给予低保待遇的硬性标准。另据

新华网(2003年9月25日)报道,民政部、司法部负责人当天说,生活困难,家

庭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按有关规定,也

将纳入低保范围,接受社会救助。民政部长李学举说,民政部门将研究制定对低

保家庭分类救助的办法,对回到城市的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符合低保条件

的,要尽快办理低保手续,发放低保金,以避免一些人因生活无着而重新走上违

法犯罪的道路。 



  但是,各地在执行中央指示的过程中,总是增加一系列附加条件,把一些符

合国家救济标准的人排除在外。据四川在线(2003年08月15日)报道,8月14

日,青羊区苏坡桥街道办事处出台新规定,对使用手机、打麻将、佩带金银首饰

的低保对象,将报请民政部门取消其低保资格。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宣称:“我

们出台上述规定的目的在于杜绝救济懒人。”成都市民政局低保处称,将于年内

出台的《成都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也有类似规定。而来自省民政厅的

消息称,乐山市犍为县今年制定了低保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家中正在使用汽

车、摩托车、手机、空调、饲养观赏性宠物的”、“出资安排子女择校读书

的”、“有吸毒、嫖娼、赌博的”人员都不得享受低保待遇。 



  在这些以帮助穷人为职责的国家公务员的心目中,你必须家徒四壁、必须变

卖所有家当包括结婚戒子、必须没有任何过错、必须终日辛劳还无法满足温饱、

必须与一切现代文明提供的物质条件绝缘,才能得到他所掌管的、用全体人民的

税收支付的、数量低得不能再低的低保金。这是在帮助穷人,还是在折磨、侮

辱、迫害穷人?!在他们的心目中,穷人还是不是人,穷人还有没有权力享受现

代文明?! 



  为了维护强者的利益,地方政府可以对抗中央政府,不惜“闯红灯”,至少

也是“见到红灯绕着走”。对弱者则恰恰相反,为了剥夺弱者的利益,地方政府

同样会对抗中央政府,也会不惜“闯红灯”,也会“见到红灯绕着走”。都是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动机却截然相反,前者是为了帮助强者谋取非法利

益,后者是为了剥夺弱者的合法利益。 



  从知识分子的良知看制度失灵 



  弱者自己无能为力,政府存在“代理失灵”,那么还有谁能为弱者维护权利

呢?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里,在政府之外,知识分子是维护社会正义的主要力

量。2003年发生了两个案件,十分相似,而且都轰动一时,一为孙志刚案,一为

李思怡案。比较这两个案件,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知识分子在维护社会正义中所

发挥的作用及其局限。 



  孙志刚,湖北黄冈人,生于1976年,2001年武汉科技学院艺术系艺术设计专

业毕业,案发前任职于广州某服装公司。2003年3月17日,孙志刚在广州街头被

带至黄村街派出所。3月18日,孙志刚被派出所送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3月18

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3月20日,救治站宣布孙志刚不

治身亡。4月18日,尸检结果表明,孙志刚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4月25日之前,

孙志刚的亲人已在广州奔走了30多天,找了几十个部门,但没有人告诉他们,他

们的儿子为何而死,谁又该为此负责。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一大学毕业

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一文。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

书记罗干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做出批示。4月

25日晚,孙志刚纪念网站建立。5月12日,散布于6个省的全部18名涉案者被抓获

归案。5月14日,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俞江以及其他两位法学博士,以

传真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

议。5月18日,孙志刚的遗体在广州火化。5月20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5月23

日,法学专家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

请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6月5~6日,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乔燕琴等12人伤害(致死)孙志刚一案。庭审当天的气氛

相当紧张——经过挑选的旁听者必须通过两次安检和五次验证方得入内。6月9日

下午4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做出一审判决:主犯

乔燕琴被判处死刑;第二主犯李海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余十名罪犯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无期徒刑。6月25日,国务院宣布《城市流浪乞讨人

员收容遣送办法》至7月31日废止。 



  需要补充的两个情节是:孙志刚的大学同学为他捐款8000余元,孙家用其中

的4000元做了法医鉴定;孙志刚在最高法院工作的同学找到《南方都市报》将孙

志刚被毒打致死一案公布于众,从此事态发生了根本转变。 



  孙志刚的大学同学全力支持,提供金钱、寻找律师、联络记者在报纸上披露

冤情;三位法学博士上书人民代表大会;广州的教授出钱出力;北京的教授们连

开了好几个会,还不断写文章、发表声明;律师也挺身而出,不但敢接案子,还

免费服务。这一切在李思怡案中根本看不到。为什么?强国论坛上的一份不可能

再短的帖子对此做出了回答——“她不是大学生”。这个只有一句话的帖子真是

一语道破天机。 



  这里的逻辑再清楚不过了:孙志刚是大学生,我们也是大学生,所以孙志刚

是我们的人;你打别人可以,打死别人也可以,打死多少都无所谓,但不许打到

我们头上;你打到我们头上我们就要抗议,就要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让你今后

不敢再打。试想,如果孙志刚不是大学生,能有那么多的大学同学帮忙吗?如果

孙志刚不是大学生,教授、博士、记者、律师还能那么义愤填膺地上书、开会、

写文章、发声明吗? 



  但是,李思怡不是大学生,她不但没有大学同学为她抗争,也没有那么多读

过大学的教授、律师、官员、记者为她撑腰。只有一些没有名气的网友为她说

话,那个小有名气的任不寐又把她当成政治赌博的筹码。她的母亲被关在戒毒所

里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与警方签订了赔偿协议。她的亲人们被拒绝告知任何消

息,也不得参与善后处理事宜。据《新闻周刊》报道“一个中国公民死亡,如果

系政府全责,最高可获得24.8万元的国家赔偿。但据记者多方查证,孙志刚家属

所获的赔偿几倍于此,而且这笔赔偿被要求必须在开庭前到位。”而李思怡的亲

属仅得到了10万元的赔偿。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就在打死孙志刚的同一个救治站里,“在去年10月、11

月、12月和今年1月的头20天,这个救治站均有相当数量病人死亡,死亡人数分

别为16、15、15和12。但材料没有说明他们的死亡原因。此外,在孙志刚案庭审

时,一位病人检举说,他亲眼看见209房有人被打死。公安机关调查的结果证

实,从3月16日到3月19日,救治区共有3人死亡。其中两人属于病死,一人是

‘头部挫伤,颅内出血’。这个死亡名单中尚不包括孙志刚。”“这里死一个人

像死个蚂蚁一样!”(据乔燕琴在公安机关的笔录记载)(《新闻周刊》)但

是,知识精英们对这些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的“令人吃惊的死亡现

象”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也许仅仅是因为这些死者都是没有上过大学的农民。 



  谢泳在《期待社会贤达:由孙志刚案引发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孙志刚案

发生以后,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学生和教授开始发挥他们的作用。或者说,

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主要体现在公开的传媒上,而不是像以往

那样的私人活动。”胡少卿在《热看公共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孙志刚案以及

其他事件中的一些迹象表明,“在中国,正在形成比较成熟的‘公共知识分子’

势力。他们不仅是某个领域内的专家,同时又充满关注现实、改造社会的热情;

他们有理想、有抱负,但又不莽撞盲动,而是持一种理性的态度,运用手中的知

识,富于成效地使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利

益,而是始终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沉默的大多数’代言。……现代传媒

所创造的‘公共空间’是他们发挥作用的重要媒介,电视台、网络、报纸杂志成

为他们经常光顾的场所。” 



  谢泳和胡少卿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从孙志刚案中的确可以看到一个历史

性的伟大进步。但是,对比孙志刚案和李思怡案,我也分明看到了社会正义的

“势利”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自私”。至少在整体上,他们还不能说是“始终坚

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沉默的大多数’代言”。而这也是李思怡悲剧得

以发生的根源之一! 



  互联网上的审判 



  谁杀死了李思怡?难道凶手仅仅是警察吗?孩子的母亲没有责任吗?孩子的

亲戚没有责任吗?邻居没有责任吗?其他人没有责任吗?制度没有责任吗?价值

观没有责任吗?在互联网上,这样的追问从一开始到今天从未停止。 



  在互联网上,警察、李桂芳、那个不知姓名的生父都受到了最严厉的谴责。

李思怡的邻居们也在劫难逃。一位网友大声疾呼“不要放过那些可恶的邻居”。

“我不相信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会一点听不见孩子的哭声,一天两天三天,

一家两家三家,他们全都是死人吗?自己不想管闲事,给派出所打个电话很难

吗?孩子活着他们听不见哭声,死了怎么就能闻到臭味呢?难道他们只有嗅觉,

没有听觉吗?须知就在孩子上下左右几十米内,有几十户邻居,几百口人哪!”

他还诅咒“这个罪恶的小区,小心遭报应!” 



  萧翰指出,在李思怡悲剧中,“没有人幸免于罪,没有人不是罪人”。他认

为“这不是一个共同犯罪的故事,却是一个共同罪孽的结果。”(《没有人幸免

于罪》)另一位网友写到“我们就是她的地狱”。“一边是由我们所构成的她的

地狱,另一边是孤独的她和陪伴她的哭泣。……她面对的唯一的东西就是由我们

构成的地狱。我们是有罪的,我们需要忏悔的能力——那怕萌生一个忏悔的念头

也行。”(《饥饿体验: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人们的反思也深入到制度的层面。一位网友写道:“事件发生之后,成都市

公安局对一些负有渎职责任的执法人员明快地做了刑事或行政处理,民间舆论对

吸毒母亲、街坊邻居及警务人员的道德或行为缺失亦多有评论。但笔者认为,此

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制度与法律上的缺失,首先应当被关注与审视。没有制度与法

律的改进,就谈不上亡羊补牢。”(《从三岁女童李思怡的悲剧看制度的缺失与

弥补》) 



  任不寐指控现行制度杀死了李思怡。“我们对她的悲惨的死完全无能为力,

只有默默垂泪,心魂惧裂。任何繁琐的论证都是愚蠢无良的,是国家及其精神杀

害了她。”“李思怡回到天国了,这个罪恶的世界不配拥有她。这个世界彻底留

给了流氓、骗子和罪犯统治,也留下象我这些冷漠的看客接受煎熬。”(《祭李

思怡文》)在《李思怡之后,思想何为》一文中,任不寐进一步把李思怡与《安

妮日记》的作者相比,把中国大陆的制度与法西斯相比,并得出结论,李思怡的

命运比小安妮更悲惨,中国大陆的制度比法西斯更不人道。 



  还有人在价值观层面追寻悲剧的根源。一位网友写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世

界,除了五一时节,还知道宣传些为社会辛勤工作的普通劳动者,其他时候呢?

都是什么样的人物出现在当今的媒体上,除了大小领导外,剩下的版面大多留给

了杨斌、周正毅之流,他们成了多少人的偶像!至于这些致富英雄们是怎么在几

年功夫身家百亿却是没人追究的,好像为他们催肥的不是一个个滴血的馒头。谈

什么民主,谈什么言论自由,无良记者心中是有杆秤的,哪个红包重哪个自然就

‘民主’自然就有‘言论自由’了。直到他们一个个露馅,我们才知道,哦,原

来那些家伙是吃人者。我们就是这样生活在一个以崇拜吃人者为价值观的世界

里!在小思怡的案子里,谁是真正的凶手,万恶的崇拜吃人者的价值观就是真正

的凶手!每一个拥有这样价值观的人都拖不开干系,刘思怡案子里你不是,那么

张思怡、王思怡、李思怡呢?今天不是那么明天呢?只要你认定这个价值观,你

就会学着去吃人、适应着去吃人、找机会去吃人,你就是凶手。因为有了这么个

吃人者的价值观,才有了这让我们恐惧的社会现实。” 



   



  五、怎么办?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实施市场化改革,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

已经转变为一个市场社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改革

的不断深化,城市的就业制度、分配制度和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面对日趋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新

政策,如“送温暖工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城镇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两个确保政策”、“再就业工程”。人们可以轻易

地列举出一大串现行反贫困体制存在的问题,如政策体系不完备、各项政策不配

套、一些政策相互冲突、一些政策无法落实、资金不足、人员素质低下等等。但

是,这些反贫困政策和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对缓解城市贫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努力,城市贫困将比现状不知要严重多少倍。 



  人们习惯于强调投入不足、制度不完善,总是抱怨钱少、人手不够、忙不过

来,指责法律不健全,并据此为自己开脱。这些都是事实,但不能成为推脱责任

的理由。人少,毕竟还有人,比这更不紧迫的事情不是也办了吗?钱少,毕竟还

有钱,比李思怡处境更好的人不是也领到低保了吗?制度不完善,但是毕竟有制

度,即使是不完善的制度如果被执行了也能够避免这场悲剧。不要忘了,制度是

由人来运行的,制度也是由人制定的。 



  李思怡案告诉我们,最严重的问题也许并不是制度不完善、资金不足、人员

素质低,而是有了制度、有了钱、有了人之后,理应得到解决的问题仍然不能得

到解决。所以,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之后,最核心的任务是解决制度

失灵问题。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呢?政府存在“代理失灵”,投票机制不存

在,有组织的弱者不存在,强者的同情心微乎其微……在此情况下,可供我们选

择的维护弱者权利的机制其实很少。从李思怡案和孙志刚案中我们发现,比较实

现因而也比较可行的两种维护弱者权利的机制是“独立的媒体”和“人类的良

知”。所以,为了使李思怡悲剧不再重演,为了维护弱者的权利,必须赋予媒体

更多的自由,必须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这也许是当下我们应该做也能够做的

两件事。 



  赋予媒体更多的自由 



  邵道生在《“孙志刚案”的四个“一般来说”》一文中指出:“凡这类案件

大致有以下四个‘一般来说’:一般来说,当地的权力部门是不怎么太愿意(或

很不愿意)‘家丑外扬’的;一般来说,本地的护法单位(如律师事务所、法

院)是很不愿意介入这类案件的;一般来说,受害者若是靠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是

不太可能打得赢这类官司的;一般来说,一旦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或作批

示),那么该地的党政首脑领导也会立即‘高度重视’起来,案子只是到了这个

时候才可能‘水落石出’。” 



  李思怡案与孙志刚案证实邵道生的预测完全正确。但是,他漏掉了一个环

节,如果没有媒体曝光,小人物的冤情根本无法上达天听,从而也无法引起中央

领导同志高度重视。 



  刘晓波在《从孙志刚案到中止收容遣送——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推动制度改

革的杰作》一文中指出:个人维权-媒体曝光-民间施压-高官干预-媒体追踪

和民间压力继续强化-政府做出决策,这一链条可谓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推动制

度改革的杰作。在此意义上,冤死于收容所中的孙志刚,无异于民间抗暴的英

雄,他对恶法酷吏的反抗,固然是为了维护个人权益,但他的死在社会效果上,

却最终导致了恶法的中止。所以,他是为所有从今以后得以免除受收容遣送歧视

的人们而死。如此民间英雄的出现,有赖于媒体和民间的强大支持。在孙志刚案

中,民间扮演了主动的角色,而政府只是被动应对。而这既是改革以来社会进步

的深层逻辑,也是中国整体转型的正途——与其把十几亿人的福祗和国家的未来

交给政府,远不如每个人从民间立场做起,每一媒体从新闻独立的本位做起,个

人为争取自己的福祗而要求且捍卫应得的基本权利,每一媒体为争取独立地位和

监督政治权力而挺身而出。一个人维权的勇气会激发众多人的参与,一个媒体的

监督有效会带动诸多媒体加入,二者合力推动的维权成功,就可能形成制度变革

的契机。 



  在李思怡案和孙志刚案中,互联网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在突破新闻封锁、传

播信息、形成舆论、产生持续的压力等各个方面,互联网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

大作用。对此闵大洪在《网上舆论的形成及特点》一文中有精彩的论述。 



  在现代社会中,传媒对舆论的形成、舆论的反映、舆论的引导发挥着巨大的

作用。伴随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这一新媒介在新闻传播和舆论形成等方

面,已经无可争议获得了自身的地位,并在当今整个传播格局中发挥着独特的作

用。 



  互联网的功能十分强大,舆论的反映和形成是依赖其各种功能而实现的,并

呈现出与传统大众传媒不同的特点。在国内,网上舆论主要是通过下述两种手段

实现的:论坛(BBS)和新闻跟贴。前一种又可以分为网站论坛(指各类网站设

立的论坛)和论坛网站(只提供网友上贴贴子单一功能的网站)两类。因为它们

可以迅速而集中地反映公众的意见和言论,使民间舆论或民意得以展现。 



  网上舆论的形成及其强度的提高,与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网民数量增长、网

站功能扩展成正比的。当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刚刚在中国兴起时,网民数量

很少,论坛数量也很少,尚未达到足以产生社会影响的地步。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各类网站开设论坛的数量越来越多,尤其是1999年以后,众多新闻媒体网站

甚至政府网站都提供这一功能,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

坛”和“统一论坛”、外交部网站的“外交论坛”等,为网友表达意见提供了园

地。目前,不论是网站论坛还是论坛网站,大都已形成针对不同网友兴趣需要的

众多类别的论坛群组规模。一些门户网站由于巨大的流量,还增添了新闻跟贴网

友评论的功能,当刊发一条新闻后,网友即可发表自己的看法,每当一条热点新

闻发出后,跟贴评论可以很快达到数百页、上千页,即贴子总数可达到成千上万

条。 



  网上论坛一是新闻的集散地,国际和国内的一些突发新闻和重要新闻都能看

到;二是观点集散地,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既有系统的阐述,又有大胆的设

想;三是民声集散地,网民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乃至阶层分布都很广,论坛中

能够听到各种声音。用“四面来风,八方来雨”来形容论坛的热闹景象或许最为

贴切。以往只有权势阶层和知识精英拥有话语权,而网络论坛这类互联网功能,

则使普通公众包括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也拥有了某种话语权。 



  今天,网友言论之活跃之规模已达到为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论是国内重大事

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均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甚至进而产生巨大的舆论压

力,达到任何部门、机构甚至公众人物无法忽视的地步,这种状况是前几年无法

想象的。社会舆论若只是在街谈巷议中存在,力量是有限的,但要通过某种媒介

集中表现出来,效果就会成倍的放大。例如,孙志刚案和李思怡案都引发了汹涌

如潮的网上舆论,在孙志刚案中网友还发起了网上签名运动,在李思怡案中网友

发起了接力绝食运动,而且网上舆论对孙志刚案和李思怡案的最终公正解决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更多的网友或许仅仅是看贴,尽管他们表现为“沉默者”,但其中不少人会

通过电子邮件这一信息横向交流的工具,将有价值的贴子转发出去,持续引起更

多人的共鸣。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将网上舆论加以概括和集中报道,实

际上便起到了将其影响“放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今天网上舆论最终产生作用

和影响,往往是与传统新闻媒体甚至包括境外新闻媒体的报道相结合而造成的。

(以上有关网络新闻功能的内容引自:闵大洪,《网上舆论的形成及特点》) 



  网络也是突破新闻封锁的有效渠道。李亚玲的后续报道就是通过网络传播开

来的。孙志刚的同学最初也是通过网络沟通的。孙志刚事件的第一份报道发表在

网络上,随后《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的报道使这一事件登上了传统媒体。 



  当然,我并不认为媒体就是圣洁的天使,就是社会正义的天然卫士。媒体同

样也会受到权利和金钱的控制,面对社会不公正常常哑口无言,视而不见,等而

下之的则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助纣为虐。当今世界,一些媒体就如同廉价的妓

女,她的确可以为了扩大自己的发行量而维护正义,但前提是不能得罪掌握执照

的当局和腰缠万贯的广告客户。 



  提升全社会的道德境界 



  在这一案件中,乃至在当今社会上,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制度不完善、资金

不足,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同情心,从而导致“制度失灵”,导致对弱者的严重

歧视和对他们权利的公然践踏和无情剥夺。只有有善心的人,才能把善事办好。

只有善心,才能挽救李思怡。我们需要同情心和权利意识,非如此无法建设一个

温暖的人道世界。 



  建设一个温暖的社会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的责任。首先,要有承诺,要有

这种意愿。然后,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有行动。 



  意愿来自对现实苦难的批判,来自对理想的憧憬,所以我们不但需要知道现

实存在的问题,还需要知道什么是一个“好社会”。这“好社会”的蓝图不必外

求,中国就有。 



  老子认为,“损有余而补不足”是“天之道”,是人间应有的治理原则,是

最高的正义。他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

余。孰能有余而奉天下,唯有道者。” 



  孔子提出了“博施济众”、“老安少怀”的社会理想。子贡曾经问孔子: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

乎!”子路曾经询问孔子的人生志愿,孔子答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怀之。” 



  墨子提出了“兼爱”、“交利”的社会原则。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视

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强不执弱,众不

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

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饥者得食,乱者得治”,

“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

身”。 



  孟子则为天下设计了一个温饱小康生活方案。“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

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

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

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在秦汉之际成书的《礼记》中,古代思想家描绘了“大同社会”的理想蓝

图。这是中国乌托邦思想的顶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

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

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

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

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中华民族对公正社会的追求,并不局限于思想家的头脑中和书本上,而是从

未间断地付诸于实践。从三国时代张鲁的“五斗米道”,到清末洪秀全的“太平

天国”,直至激荡了70年主导了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是追求

和创建一个公正社会的不懈奋斗。最近二十年来,我们放弃了对公正的追求,甚

至抛弃了公正这一社会理想。我们在批判乌托邦的同时,放弃了对乌托邦的追

求。我们成了一个最讲究实惠的民族,除了来自生物本能的欲望,我们拒绝向往

和追求一切。说句难听的话,如果没有了胃、生殖器和虚荣心,绝大多数中国人

将失去生活的动力。我们这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野蛮世界,“弱者为鱼

肉,强者剃白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我们能接受这样一种现实吗?不能! 



  那么,谁来实践这些古老的理想呢?我们知道精英具有巨大的道德示范能

力,顺理成章的推论应该是精英带头实践这一道德理想。但是,我们能期待这些

精英承担这样的责任吗?我不敢相信时下的精英们可以良心发现,我只能期待他

们变得聪明起来,懂得只有可持续的掠夺才最符合自己的利益,从而给老百姓留

一条生路。具体而言,我希望当代精英先由“坏禽兽”变成“普通禽兽”,吃人

吐出骨头;再由“普通禽兽”变成“坏人”,残酷地剥削人,但不吃人;再由

“坏人”变成“普通人”,有节制地剥削人;最终由“普通人”变成“好人”,

与大众一道共建一个人道社会。当他们走完了第三步的时候,大众的基本权利才

能得到保障。当他们走完了第四步的时候,李思怡的悲剧才不会重演。那么,什

么时候他们才能走完这几步路呢?也许在他们来到地狱门前的时候,也许是下几

代精英崛起的时候。但是,喝狼奶长大的后代能有人味吗?我怀疑! 



  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提升中国人的整体道德水平,拿不出一套切实

可行的方案,也不认为现有的道德重建的所作所为真有什么作用。这就是为什么

我如此悲哀、如此愤怒、如此无奈、以至于要发疯的原因。但是,我不愿意绝

望,也不愿意我的读者带着绝望的心情读完这本书,因此在本书即将结束的时

候,我要给读者传达一些乐观的信息,要让读者看到还有许多真挚的同情、强烈

的正义感、对邪恶的愤怒,这些都是宝贵的道德资源,是在无边的寒夜里熊熊燃

烧的一堆堆篝火,虽然不能彻底驱除寒冷和黑暗,但毕竟发出了令人振奋的热和

光。 



  第一,我们这个社会还有是非观念,否则怎么能有那么多的愤怒和谴责。 



  网友、记者、政府的领导人、被告的律师,我所接触的邻居、家委会主任、

派出所的警察、法院的法官、妇联和共青团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大街上、电梯

里、饭店里随便遇到的人,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这是一个人间惨剧,都一致谴责

警察的渎职行为,没有一个人说这是一件好事,没有一个人说渎职的警察是好

人。 



  第二,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同情心,否则怎么能有那么多的哀伤和泪水。 



  一位网友写道:“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在此刻/让泪水涌流/听到泪水涌流的

深处/那血的声音了吗”。(《我对泪水充满敬意》)一位网友写道:“从网上

得知一幼女因母被押,在家里活活饿死的惨事,悲怆大恸,每想起此女孩竟遭现

代人间罕见的折磨夭折之非命,总不禁潸然涕下,不能自己。因无从表达此时万

箭穿心般的难受心情,只能仿唐李杜白诗风作一首不象诗的诗,长歌当哭,以悼

祭这位让我魂牵梦绕的可怜孩子!”他痛心疾首地问:“幼童其何罪?横遭如此

磨难生生毁!呜呼,君不见人心疼煞天地悲!”(《痛悉成都一幼女非常之惨死

消息有感》)从网上摘录一些有代表性的片断:“我也有女儿,我无法想象自己

的女儿挨饿。”“我也是母亲,拼了命我都会保护自己的女儿!”“叔叔可以想

象你那时的痛苦。” 



  第三,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责任感,否则怎么能有那么多严峻的反思和深深的

自责。 



  李亚玲说她做了八年记者,她完全知道发表这份东西的后果,但是她必须

发,报纸不能发,就在网上发。她说这是她的责任,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要发。

做了这件事她就心安了,她这一辈子就值了。一位网友痛心疾首地自责:“孩

子,可爱的孩子/我来迟了,我是无知者/但是无知者有时同样有罪/我们可以宽

恕一切/唯独不可以宽恕自己/小思怡之‘死’/让我们之‘活’显得毫无意

义……”(《哭小思怡》)还有人呼喊:“小思怡啊!你死得何其悲壮/你的

死,震撼了亿万人的心灵!/连窗外的大树也在摇头叹息/连千年的顽石也在点头

垂泪/冷漠的人群也发出阵阵唏嘘/麻木的肌肤也觉着阵阵痛楚/每一个旁观者都

会扪心自问/天真无邪的小思怡为什么会死/头脑健全、躯干灵活的我为什么而

活?/一个又一个的问号/像高高扬起的皮鞭/猛烈地抽打着每一个人的灵魂”

(《哭小思怡》)“三岁小女孩,你在哪里?/你小小的尸身将永远躺在我的心

中,/ 我的生命将永无安宁。/成人的世界遗弃了你,/成人的世界虐杀了你,/

我将如何祈求你的宽恕?/我痛苦地唤你,/热泪已经濡湿了胸襟”。(《哭三岁

小女孩》) 



  第四,我们这个社会是有希望的,否则怎么能有那么多的人还在不屈不挠地

抗争。 



  李思怡的死对中国人发出良知和善心的呼唤。也是一次对中国道德状况的检

验。那些为此而流淌的泪水、燃烧的怒火、恶毒的诅咒,都使我感到安慰,看到

希望,在深重的羞耻中感到一丝作为中国人的骄傲。署名“纸刀”的网友文章

《我的第一滴新闻泪》最完美地表达了“良知的觉醒”。“直到2003年6月22

日,面对一个三岁小女孩的遗体,我忍了近十年的泪水禁不住奔涌而出。……虽

然不知道原因,但我知道,这是我为新闻掉下的第一滴泪,和很多第一次一样,

这也许是又一个新开端。这是一个将新闻不再当成饭碗的一个开端,这也许是我

的心灵开始恢复知觉的一个开端。我未来的生活也许会因此而变得更苦更累更麻

烦,但我也因为心灵从此有了知觉,并可以以一个堂堂的人的样子走在天地之间

而兴奋不已。” 



  执著的李亚玲、关心小思怡的邻居们、富有人情味的另一类警察、为此做出

严厉批示的有关领导……他们都是寒夜里的篝火,尽管未能形成燎原之势,但是

仍然放出温暖和光明,照亮黑暗,驱散寒冷。这星星点点的篝火就是未来的希

望,它使我们有勇气憧憬未来。它们是建设一个人道世界的最后的资源。如何保

护这些资源不让它们进一步流失,如何培育、利用这些资源建设一个人道的社

会,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紧迫也是最根本的任务! 



   



  结束语:我们共同的责任 



  有人认为,李思怡的悲剧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没有普遍性,因此不值得深入

研究,也不能从中得出什么合理的带有普遍性的结论。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我认为,李思怡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发生在李思怡身上的事情还发生

在其他人身上。 



  这“其他人”包括父母吸毒的孩子、犯罪人员的孩子、街头的流浪儿、血汗

工厂里的童工,也包括所有的穷人和各种各样的弱者。 



  试问:其他吸毒家庭的孩子的处境如何?犯罪人员的孩子的处境如何?那些

街头流浪儿的处境如何?那些卖花的、擦皮鞋的儿童以及各种血汗工厂中的童工

的处境如何?穷人的处境如何?弱者的处境如何?他们比李思怡的处境好多少

吗? 



  不,他们的处境与李思怡的处境大同小异,所不同的仅仅是程度。他们的权

益同样可能受到侵害,那些以维护他们的权益为职责的人同样可能失职乃至渎

职,那些为维护他们的权益而设立的机构同样可能形同虚设,那些保护他们的法

律和政策同样可能流于形式,而且这些“可能”不仅仅是“可能”,事实上,它

们每天都在发生,就发生在你和我的身边,而我们却熟视无睹、充耳不闻、麻木

不仁。 



  如果说李思怡具有“特殊性”的话,那么这种“特殊性”就在于李思怡是穷

人中最穷的人,弱者中最弱的人。但是,她所蒙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她所面对的

不利处境,却是所有弱者共同面对的现实。所以为李思怡呐喊,就是为所有无声

的人发出呼喊;为李思怡维护权利,就是为所有无权的人维护权利。 



  面对李思怡我时常会想到,要是真有天堂该多好啊,那样的话,小思怡就可

以在那里享受幸福了。如果生命真能轮回该有多好啊,那样的话,小思怡一定能

够再次投胎到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第一次真的希望这些伟大宗教的承诺是真实

的,第一次真的希望这世界上有一个万能的主宰让好人得到安慰,让恶人得到报

应。如果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如果我们没有能力为孩子们在现世建造一个温暖的

世界,那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不要出生,让我们这一代人尝尽人间的苦难,

然后与这世界一道化为灰烬。 



  一位网友在诗中写道:“但愿小女骨,换得良知归;文明管社会,人道待

‘卑微’。”(《痛悉成都一幼女非常之惨死消息有感》)我想对他说,这不仅

仅是你的期待,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期待,更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责任! 

2004年03月31日








 


  
     在当今诗坛上,海子作为一个巨大的神话的存在,已是人所共知的事
实。有人将这称之为“现代造神运动”,然而实际上,“神”是无法被造出来
的,它总是基于人们共同分享的某种悟性。如果一种东西被看做“神话”,除
了其中所带有的神秘、神圣的色彩,必然是由于它提供了某些“原型”,这些
“原型”成了不同地点、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所享有的共同话语。因此,揭示
海子诗歌中所建立的那些原型,是揭开这个神话的客观态度,也是本文的兴趣
所在。
  
  
   一、拒绝渗透
     
     换句话来说,这是一种与现实相分离的意志,是对于现实的弃绝。追
溯起来,这种分离是自“朦胧诗”开始的对于现实不信任、怀疑主义态度的进
一步延伸。它甚至不再对现实产生任何兴趣,不再表示愤怒,而宁愿采取一种
完全脱离的姿态,拒绝来自现实的一切消息,拒绝对现实作出任何反应:“把
眼睛闭成两根绳索”(《但愿长醉不愿醒》)。
     这样一种执意的、不计后果的生存情绪,在海子的诗歌中,体现为反
复出现的“睡”、“埋”、“沉”等这样一类动词意象。
  
       而在九泉之下,黄色泉水之下/那个人睡得像南风/睡得像南风
中的银子《断头篇》);
       孤独是泉水中睡着的鹿王(《孤独》);
       让诗人受伤/睡在四方(《青年医生梦中的处方:木桶》);
       两座村庄隔河而睡/海子的村庄睡得更沉(《两座村庄》);
       看麦子时我睡在地里/月亮照我如照一口井(《麦地)》。
  
     这种“睡”法,的确是少见的,它是一种意志,彻底封存的意志。这
种封存的冲动还通过“尸体”这个意象来表现——那是我睡在大地上的感觉/
用雪封住我的尸体”(《土地》)。
     与“睡”相媲美的,还有“埋”。比较起来,“埋”更进一步,它是
一种“遁入”,遁入于地下,并一去不复返。
  
       埋着猎人的山岗/是猎人生前唯一的粮食”(《粮食》);
       我把包袱埋在果树下/我是在马厩里歌唱(《歌与哭》);
       这地上/有人理过羊骨/有人运过箱子、陶瓶和宝石(《歌:阳
光打在地上》);
       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
里/你是唯—一块埋人的地方(《亚洲铜》);
       背靠酒馆白墙的那个人/问起家乡的豆子地里埋葬的人(《泪
水》)。
  
     “埋”这个字还可以引起其他多样化的联想:失踪、密谋、冥界。海
子的“埋”的意象,对后来其他人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比较起“睡”、“埋”来,“沉”这个动词显得有一种速度,一种自
甘如此的决断——自沉。它更能表明某种自身灌注和自身同一。在很大程度
上,“沉”的反复使用也是他最后结局的多次预演。
  
       那是我最后一次想起中午/那是我沉下海水的尸体(《我的窗户
里埋着一只为你祝福的杯子》);
       于是他/一直穿过断岩之片、断鹿之血/笔直堕入地狱/…..
/拖火的身体倒栽而下,轰轰填塞地狱(《断头篇》);
       王啊/他们昏昏沉沉地走着/(肉体和诗下沉洞窟);
       我/如蜂巢/全身已下沉;
       我在太阳中。不断沉沦不断沉溺/我在酒精中下沉….. ”
(《土地》)。
  
     这的确是很奇特的,“睡”在地里,“埋”到地下,“沉“到地底
下,仿佛地心深处总有一股力量拉着他下沉,使他复归到它们中间去,应该
说,在这种弃绝现实的强烈冲动中,同时有一种自“渎“的成分,一种不惜以
毁掉自己来毁掉地面、以对自身的诅咒来诅咒现实的要求。包括他为自己选择
的死亡。这些都构成了一个彻底否决、断绝的形象。
     他经常提到“王”,所谓“王”的第一个含义便是这种坚固的、自我
决断的意志:
  
       “多少年之后我梦见自己在地狱狱作王”(《太阳、司仪》)。
  
     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内,海子的诗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与现实断绝联系的
原型。
  
  
   二、自我的分裂、断裂
  
  
     任何意义上与现实的分离、分裂,最终都必然导致自我内部的分离和
分裂,因为现实正是自我本身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个人游离于环境时,他
内心不和谐的声音也变得清晰可闻。并且随着现实的身影在视线中的逐渐消
失,越来越置于前景的便是这种自我的分离、分裂乃至断裂。
     海子是从1984年“寻根”开始踏上他的创作道路的(此前1983年他在
北大毕业时油印了一本叫《小站》的小册子,署名“查海生”,那主要是些处
于“朦胧诗”影响下的习作)。虽然那是一场民族性的广泛而深入的文学潮
流,但它对海子的意义却是特殊的。在他那里,“根”意味着对日常事物的剥
离、剥落,是日常的亮光消失,另一种黑暗升起:
  
       根是一盏最黑最明的灯(《传说——献给中国大地上为史诗而努
力的人们》);
       夜里我把古老的根/背到地里去(《新漫游》)。
  
     这里伴随着“根”的出现升起的“黑暗”,是海子内心分裂的第一个
信号。“黑暗”是分裂的标志。客观地说,在诗中出现“黑暗”、“黑色”并
不单单属于海子,而是属于与海子一道出现的那一批人,可以将他们称作“分
裂的一代”;但像海子这样迷恋于分裂、于分裂中生长起来的却十分少有。
     分裂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所谓“实体”、“元素”。它们看上去像是
“物的自体”,来自对象的意志。在这一点上,海子得到了许多热烈的评价,
说他能够跳出自身、克服抒情的主观性。其实,这基于一种对于“实体”的夸
大的和不正确的理解。
   “实体是什么?是分裂出去的主体。所谓‘自在之物’,说到底这乃是一
个关于‘自在主体’的设想”①,也就是说,是另一个“他者”的想像性主
体。海子本人对于这一点便有过清醒的认识:“实体就是主体”,是主体沉默
的核心,“诗人的任务仅仅是用自己的敏感力和生命之光把这黑乎乎的实体照
亮”(《寻找对实体的接触》)。
   因此,被人误解为存在于对象世界“实体”,其实乃是主体放进其中的一
个“核”。
   勃兰兑斯说:“浪漫主义者一味关心那个核,关注那个神秘的内在,他们
刚一把它塞进去,就设法把它掏了出来。”②换句话说,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
“实体”,一种客观的制约和尺度,海子原本是可以通过它避免个人内心的无
限分裂的,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实体”恰恰是他自我分离和分裂的产物和
标志。将它视作一种“可能性”
   无非是将不断的自我分裂视作一种“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
子的创造力、想像力正源于这种自我的不断分裂,由分裂产生出新的自我、新
的面貌。
     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内在的异己力量,它导致了海子诗歌中特殊的视角
和独异的面貌。
     1.“他者”的立场和视点。他的许多诗篇,我们只有将它们放在一
起联系起来读,才能发现其中贯穿一致、更为深入的东西。如《北方门前》中
“……她突然发现我。/她眯起眼睛/她看得我浑身美丽”,更为著名的《答
复》中:“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仿佛一根骷髅在我内心发
出的微笑”,都有一个“他者”——“她”、“麦地”、“他”——的存在,
并且“我”明显地感到从“他者”处反射来的目光,接受这个“他者”的质
询。“麦地”则可以读作“他者”的一个象征,是从自己分裂出去的,是站在
自己背后的另一个(或无数个)自我,是接受这个“他者”的自我质询并感到
芒刺在背。包括那篇经常被人提起的关于荷尔德林的文章,其中谈到:“河流
是元素,像火一样,他在流逝,他有生死,有他的诞生和死亡。……要尊重元
素和他的秘密”,都是这种“他者—一异在”立场的进一步体现。

     2.无限生长的可能。这就是所谓浪漫主义的冲动。在某种意义上,
浪漫主义的冲动,即自我和自我分裂的冲动。由分裂产生出无数个“自我”,
显示了“自我”的无穷生长的可能性:“我在地上,像四个方向一样/在相互
交换中延长人类的痛苦”(《断头篇》)。在海子的诗歌中,“我”是最最不
确定的,它有无限多个化身、无数多个形象,并且它们从一个角色到另外一个
角色的转变是通过最简捷最迅速的方式达到的。在1986年写的《断头篇》的开
头,他宣称“我是0”、“我是一颗原始火球、炸开”/“宇宙诞生在我身上、
我以爆炸的方式赞美我自己”,这令人想起郭沫若在世纪之初的激情,“一切
的一/一的一切”。但在短短的三年内,海子就释放了几乎是一个世纪的能
量,走到了世纪末:“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个
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你这么长久地沉睡究竟为了什么?”其中“十个海子”和
“这一个野蛮悲伤的海子”有什么关系?站在“你”对面的那个说话者又是
谁?他们都只能看做是裂解出去的众多个海子。

     3.触目可见的断肢残臂和支离破碎。以分裂作为源泉产生出来的
“自我”不可能是完整的,而且仿佛受一种虚无主义的力量的催动,从那些尚
未来得及站稳脚跟、取得自己的身份位置的“自我”身上又要裂解出“新的
‘我自己’”(《太阳·诗剧》),如此不停的推演,最终形成的是一个巨大
的“自我”实验室,这个实验常年所呈现的面貌是“血肉横飞、尸陈遍野”。
它的主要的工作是解剖学的:“头”、“头颅”、“断头”、“头骨”、“头
盖”、“鸟骨”、“腿骨”、“骨髓”、“爪子”、“人皮”、“内脏”、
“肝脏”、“胃”、“尸体”等等。如果说海子的诗中挟带着一种暴力(他反
复使用“斧子”、“刀”、“砍杀”、“刽子手”、“凶手”这样一类意
象),那么、这种暴力不是针对他人的,而是针对他自身的:自我分裂也是一
种自我撕裂,他在这种给予自身的暴力中——自我撕裂——成长着。“我越长
越繁荣”(《太阳?诗剧》)。
     只有在这种自我分裂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海子的矛盾:天空和大
地、天堂和地狱、黑暗与光明,彼此对立的两极在他身上同时存在,并各自沿
着自己的方向无限延伸开去。这种生长是断裂;
  
       在黎明/在蜂乌时光/在众神的沉默中/我像草原断裂(《土
地》);
       那时候我已被时间错开/两端流着血/锯成了碎片(《太阳?诗
剧》);
       荒凉大地承受分荒凉天空的雷霆/圣书上卷是我的翅膀,无比明
亮/有时像一个阴沉沉的今天/圣书下卷肮脏而欢乐/当然也是我受伤的翅
膀……我空荡荡的大地和天空/是上卷和下卷合成一木/的圣书,是我重又劈
开的肢体(《黎明》之一)。
  
  
     在脱离了观实的约以和羁绊之后,个人如何在一个主观的想像的情境
中发展,如何自我分离、分裂直到断裂,这就是海子给予人们所提供的另一原
型。从某个角度来说,他诗歌中支离破碎的人和世界的图景,乃到支离破碎的
文法、句法,的确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现代神话。
  
  
   三、狂欢的庆典——《土地》
  
     长诗《土地》的出现,对海子和中国现代诗歌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
贺的事。尤其是对于海子,找到土地作为自己想像力和痛苦的承载,实在是幸
运的。对于中国现代诗歌,《土地》所提供的狂欢文体,的确是空无前人的。
     《土地》十二章与年历上十二个月份相对应,井由此联结成一个整
体,然而具体地对照起来,其中每一章的内容与月份、季节的关联却是十分微
弱的,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与四季相适应的景色。包括它们各章之间——“老
人拦劫少女”、“神秘的合唱队”、“土地固有的欲望和死亡”、“饥饿仪式
在本世纪”、“原始力”、“王”、“巨石”等等,也缺少明显的前后逻辑联
系。那么,为什么还要采取这样一种按一年四季依次更替的外部形式?它仅仅
是外部的还是具有更深刻的寓意?在对长诗反复阅读和理解之后将会发现,正
是这看似外在甚至脆弱的结构形式本身即蕴含着该长诗的全部主题:关于生长
的、周而复始或死而复生的命运和节奏。十二月份是一个循环并且是封闭的循
环。而土地恰恰提供了这种循环的节奏得以展示的最好舞台;一方面是无穷的
生长,年复一年的涌出、涌现,另一方面又是接踵而来的死亡,不断地归于旋
落,归于沉寂。徒劳、毫无出路却一直循环往复下去,永远只是冲突和斗争,
没有结局也没有终止。可以说,土地正是海子本人。土地的命运、节奏、四季
之间的冲突、分裂和转换正是海子自己的命运、生长的节奏、他内心的剧烈冲
突及由此带来的痛苦。将古老的神话主题与现代人的分裂结合起来,将自身的
经历和外在世界的舞台结合起来,海子是无比幸福的。他的创造力于其间得到
空前的释放。
  
       这些尸体忽然在大海波涛滚滚中坐起(第三章);
       在水中发亮的种子/合唱队中一灰色的狮子/领着一豹一少女/
坐在水中放出光芒的种子(第五章);
       大地那不能愈合的伤口/名为女人的马/突然在太阳的子宫里生
下另一个女人/这匹马望着麦粒里的白雪/ 心境充满神圣与宁静/马突然在太
阳的子宫里生下一个女人/那就是神奇的月亮(第八章)。
  
     这些句子像被施了魔法似的,突如其来地出现,有一种石破天惊的效
果,继而又突如其来的消失,魔鬼的花束一般。它们所围绕的中心是有关生殖
的。然而是这样一种生殖:它站立在尸体身上,于死亡中打开,这预示着它仍
旧要回到死亡中去。像“种子”,它是尸体,在它紧闭的内部又蕴含着光明,
然而升起的闪电很快将要消失,种子的打开也是它的再度死亡;在这样的一种
“自然辩证法”的支配下,所谓生生死死只是一度出现的幻觉,方们之间并没
有严格的区分和规定。于是狂欢出现了。
狂欢意味着自相矛盾,当自相矛盾无法解决时便必然走向狂欢。这种
狂欢意味着一切秩序的颠倒,《土地》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颠倒了的世界,
其中人与兽、动物与植物、诸神与草木、天空与大地、上升与下降、沉睡与打
开、飞往与返回、灭绝与生长、照亮与熄灭,全都以一种“暴力的循环的”
(第十二章)方式结合在一起,它们随时可能转向对方,成为自己新的对立
面。种种古怪行径;闹剧;剧烈的变化更迭;真理与粗俗恐怖的结合;有悖常
理的矛盾语、反语、魔语、咒语、各式对话,模拟的审判场面,全是那些离奇
的、闻所未闻的东西构成了该诗长达二千多行“如画的焰火”(尼采语)。
     土地的狂欢是海子式的、自相矛盾和毫无出路的狂欢,反过来,狂欢
又将自我矛盾和分裂提升到一个眩目的高度。在某种意义上,狂欢是为那些仍
然处于自相矛盾、自我分裂状态的人们提供的唯一出路。
  
  
   四、天启情绪
  
     天启情绪包括预感、预言、先知口吻、末日审判及拯救等。这是海子
神话中最突出、冲击力最大的成分。围绕着海子的造神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即
是围绕着这种情绪而展开的。
     天启情绪是对黑暗的认识,是黑暗中的知觉。然而,对于海子要问的
是:他身上的天启冲动,是产生于外部黑暗还是产生于内心黑暗?是对于外在
黑暗世界的知觉和响应还是对于自身内部黑暗的知觉和响应?
     回答在于后者。他过分发展的、高度紧张的内心已经将世界退居于它
之下,他的舞台即是他自己,并且,也是更重要的,在他身上因过度生长带来
的混乱、盲目、惨痛比起世界的混乱,盲目、惨痛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目击自身的黑暗更甚。“我/一具太阳中的尸体”(《土
地》),“黑夜是什么/所谓黑夜就是让自己尸体遮住了太阳”(《太阳?诗
剧》)。由那种自我的不断产生和不断埋葬的活动,实际上筑成了自己身上的
一座活地狱,一个令自己也感到陌生和望而生畏的深渊。由这个深渊所产生的
天启情绪,或者说从这个自我的深渊中升起的一道亮光,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他
自我实验自我裂解的一部分:“我背负一片不可测量的废墟/四周是深渊/看
不见底/我多么期望/我的内部有人呼应”(《弥赛亚》)。
     他是他内心的“圣徒”。所谓“圣徒”在这里的含义是:他知道他端
坐在他自己的内心里,端坐在自己内心的黑暗当中。这是一个“内圣”的王,
内心分裂永远不能上升到地面的“王”。
     这里用得上海德格尔的那句名言:“哪里有危难,哪里便出现拯
救。”此地的“危难”是“自我”,所要拯救的对象必然是有关自身的。在海
子的天启冲动中涌现的、在表面上看来最有意义的表达是“史诗”、“大
诗”、“诗歌行动”,它们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的敬仰,而实际上,这些首先应
该读作处于片面的分裂中的他对于自身的表述(或曰“抒情”),是在种种分
裂包括语言分裂(这多半是由像他们这样的诗人引起的)中所产生的关于统一
和完整的想像,是丧失了任何行动的人对于行动世界的向往之情。在这一点
上,海子本身的认识是有些混乱的;所谓“全人类的伟大诗篇”(见《诗学、
一份提纲》中《伟大的诗歌》篇),其中包括了对于全人类共同的想像、共同
的语言和幻觉,并暗含着通过统一的诗歌世界来弥补分裂的现实世界的企图。
而他的一些阐释者在这个问题上则误解得更深。实际上他从来也未能够返回地
面,返回历史上的行动,因此,完全不能够算一个“史诗诗人”(见骆一禾为
《土地》所写的代序“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显然是出于同一种浪漫主义冲动
及情谊);朱大可在他的奇文《先知之门》中,将海子看作“世界的午夜”中
的“先知”;如果说是什么先知的话,那么,他是他自己的先知,是他自己那
一类人的先知,是那一类由自我的无节制发展导致内心无限分裂的诗人、艺术
家的先知,他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想去挽救它。
     将“史诗”、“大诗”、“诗歌行动”再翻译一遍,所转述出来的语
言抑或是这样的,比起世界需要诗人来,诗人更需要这个世界,因此最终不是
诗人去完成对于世界的拯救,而是将由世界来完成对于诗人的拯救。这是海子
给予我们的另一种启示。
  
  
   五、自我抗击和失败
  
     海子自觉到了他的危机,他一直是想自我拯救的。包括他转向印度史
诗、转向《圣经》(他临终时带着一本《新旧约全书》),都是他企图走出自
身、给自己寻找一条出路的表现。但某种推动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不停地旋
转,不停地自我实验,乃至成了一种不由自主的状态,无法歇止下来,无法为
自己找到一个哪怕是暂时的立足之点。一次次产生新的自我,又一次次遭到倾
覆;一回回新的希望升起,一回回又被推翻。结果是,自我挽救、拯救的过程
成了不停地自我抗击的过程。他写下了《太阳?诗剧》、《弥赛亚》、《弑》的
1988年,是他自我抗击的整整一年。这些作品同时既烈火焚烧、又散发着强烈
的灰烬和废墟的气味。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征:

     1.分裂的自我获得了多个化身。看上去,海子是想通过它们来分担
从他自己身上不断释放的能量(他称之为“原始力量”),想通过它们之间的
互相对话、冲突和消解来克服自身的矛盾。他曾经说过:“歌德是一个代表,
他在这种原始力量的洪水猛兽面前感到无限的恐惧……歌德通过秩序和约束使
这些凶猛的元素、地狱深渊和魔法的大地分担在多重自我形象中。”多重角色
的出现,使得这几部作品都具有“剧”的形式。在《太阳?诗剧》中,出现的角
色有:“太阳王”、“猿”、“母猿”、几种“鸣”——“诸王、语言”、
“民歌手”、“盲诗人的另一兄弟”,以及“合唱”,“合唱”表达了他想取
消分裂、片面的愿望;在《弥赛亚》中,有“我和他和太阳”、“打柴人”、
“石匠”、“铁匠”、“猎人”、“火”,及仍然不可缺少的合唱;在称之为
“程式和祭礼歌舞剧”的《弑》中出现了几十个角色,其中有“巴比伦王”、
“宝剑”;“吉卜赛”、“青草”、“红”、“猛兽”、“十二反王”、“疯
子头人”、“女巫”、“稻草人”、“无名人”、“魔”、“公主的众影
子”、“众兵器幻象”等等,这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和它们的稀奇古怪的身份一
样,都没有实体性,他们之间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分,仍然是一些主观的幻
影,而未上升到客观的形象。因而与其说它们帮助分担了海子,毋宁说只是他
精神上不停地陷落的震颤,使他的心情更加趋于瓦解和零乱。

     2.在不断加深的黑暗基础上,出现了红色,如“血”和“火”。红色
或许是唯一能够用来与黑暗对话的颜色,“血”可以制服影子(分身、幻
象),“火”可以烧掉一部分地狱。这几部作品都可以看做是红色和黑色的搏
斗。尤其是《弑》,“背景是太阳神庙——红色、血腥。粗糙,然而,黑色却
不断闯进来,重新占领自己被夺走的位置。舞台不时地转暗,有时干脆变成
“空荡荡的”,“只有两把椅子”和“山腹”。红与黑色像某种节奏一样替换
着。然而,这仍然是一场自我分离和搏斗。红色本身就有着与黑色一样的晦暗
和盲目性。一种自我挣脱最终又变成了一场互相转化、循环:“天空上飞着的
火/‘汪汪’叫着化成了血/血叫着/血‘嘎嘎’地在天上飞/……/天上飞
的火在大海中央变成了血/光明变成了黑暗/光明长成了黑暗/燃烧长成了液
体的肉”(《太阳?诗剧》)。他挣不脱这种循环。他死之前将他的全部长诗列
在一起,总的取名为《太阳》,“太阳”在他的体系中,一方面意味着自我拯
救,意味着他所呼唤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光明与黑暗既互相对抗又互相转化的
总的象征,它暗示这种拯救是徒劳的。
     的确是这样,除非他能找到另一种语言另一个起点,否则不停地自我
反抗只能归于不停地失败。在一种控制不住的情况下,海子越滑越快广,他在
自己的深渊中越陷越深。“谁对抗/谁崩断?”他问道。“幻象的死亡/变成
了真正的死亡”,他自己答道。从哲学上说,这是“恶无限”,无穷后退,无
穷延伸,永远没有结果和结局。他的“赤道”是一条自我灭绝、自我失败的道
路。当他终于失掉了耐心,甚至失掉了保持幻象、影子、化身的需要,就只能
写下了这样启示录一般的文字:“在火光中,我跟不上自己那孤独的/独自前
进的,主要的思想/我跟不上自己快如闪电的思想/在火光中,我跟不上自己
的幻象”;“我走进火中/陈述:1.世界只有天空和石头。/2.世界是我们
这个世界。/3.世界是唯一的。……”(《弥赛亚》)。
     他输了!他被分裂的、快速前进的他自己击倒在地。他知道这一处
境,接受自己的失败:“我接受我自己/……/我虚心接受我自己/任太阳驱
散黎明”(《弥赛亚》)。
     经过1988年烈火焚烧的一年,海子显然十分疲惫,因而也趋于平息、
平静。进入1989年以后的几首短诗都有这种倾向,他感到“负伤”和“荒
凉”,他把太平洋比作“劳动后的休息”,“又混饨又晴朗”。也许是因为痛
定思痛,这是一批最好的抒情诗:《四姐妹》、《黑夜的献诗》、《春天,十
个海子》等。他期待中的“黎明”与“光线”在这些诗中反复出现,甚至还不
只一次用了“美丽”这个词。是向这个世界告别?还是新一轮焚烧之前暂时的
休息?也许他同时又看出了这最终又将是徒劳的?
   但不管怎么说,从中并不能得出为什么他选择1989年3月26日这个日子突
然离开人世的理由,这种危机一直存在,但结果却并非必然。从他的诗中得出
他自杀的原因总是不充分的,同样,从他的自杀去理解他的诗更是没有多少道
理的。他生命中另外有一些秘密(或许只是很简单的)永远地被他自己带走
了。
     他的诗留了下来,就像他自己所期望的“全部复活”。这复活的海子
永远是一个伤口。它集中了我们这些和他一样的人全部的死亡与疼痛,全部的
呜咽和悲伤,全部的混乱、内焚和危机;人们纪念他,就像纪念自己的负伤和
思念多么像一个伤口的黎明。(文化先锋网 www.whxf.net)
  
  
   附注:
  
     ①尼采:《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59页.
     ②《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二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
139页。

2004年03月30日





















 


  

如果看中国的现代史,一个叫做“西北军”的集团就时时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他们的形象五花八门,有的壮烈殉国,有的大作汉奸,有的当了共 产党 ,有的

信了基督教,就好像是水浒一百单八将乱打麻将牌,让人眼花缭乱而又晕头转

向。



说起来西北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团体,如果定义它为起源西北的近代武装,其源

头可追溯到陕督陈树藩,陈赶走陕西将军陆建章,草创陕军,对于中央也不过是

一省割据而已,影响远远不如同时的阎锡山,得过且过罢了。不过这期间它向中

央贡献了一个出色的军事人才,就是骑兵名将,中国装甲部队的开拓者耿耀张。



陈算是袁世凯的嫡系,他并非乱世人才,大概因为出身贫寒穷怕了,一上任就克

扣军饷,横征暴敛,勒种鸦片,以声色自娱。由于陈的胡作非为,闹得众叛亲

离。结果在国民党人的支持下,西北崛起了一支孙中山色彩浓厚的军队 — 靖国

军,这支部队的灵魂人物在近代历史上大大有名,就是书法大师于右任,他手下

都是樊钟秀,杨虎城这样头上长角的狰狞之辈,陈如何招架的住?终致大权旁

落,陕西成了混战的大粥锅。



好像是故意挑这个时候,皖系北洋政府宣布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段祺瑞的

臂膀徐树铮将军组建参战军开赴西北,据说是要西征德意志。按说西北离欧洲近

点儿吧,这参战的距离也远的不靠谱,可你要说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也有点儿

意思,因为后来西北军的盟主冯玉祥在陕西函谷关修路,就令人在路口大书“通

欧罗巴”,从陕西打到欧洲去或许并非做梦?反正小徐的参战军没有去普鲁士找

兴登堡划拳,到西北就不动窝了,就地改编为西北边防军,还把靖国军和原陕军

的部属拉去不少,成为陕甘军政的主要力量,这可算是西北军的前身和名称的由

来。



当时北洋政府说靖国军就是土匪,靖国军说那于右任是土匪么?北洋政府说于右

任当然不是土匪,是被土匪裹挟了的,呼吁于脱离匪巢。两方面“鸡生蛋,蛋生

鸡”的打了好久笔墨官司。



道理是讲不过炮筒子和袁大头的,笔墨官司打着,靖国军在北洋军阀的拉拢下已

经渐渐蜕化,没有投徐树铮的,在陕西老帅陆建章影响下也大多转为亲直系的地

方军阀 — 只有杨虎城和樊钟秀依然效忠孙中山,樊钟秀是一勇之夫,并无多大

力量,杨则手握重兵,是西北军中最早的国民党员,– 这还是孙中山亲自批准

的,酷吧?西北军出现了第一个分支,就是杨虎城系统。陆的做法使皖系中央政

府开始对西北产生疑惧。徐树铮羽扇轻摇,诱杀陆建章于天津军粮城,欲扼杀此

新生力量于襁褓,但是没想到陆的连襟冯玉祥比陆更有建树,前门驱狼,后门进

虎,智囊也有失算的时候。



徐树铮本人文武双全,是民国初年翻云覆雨的一代名将,风流倜傥,也是张学良

最为钦佩的北洋人物,称为“上马杀贼,下马露布”,正是在他的导演下,张作

霖演出劫械扩编,才在直系背后形成了一个新的势力 — 奉系军阀。当然,徐原

来只是希望发展奉系为皖系羽翼,没有想到这支力量后来会超过其他系统,成为

北洋军阀历史上最大的一股势力。由此也可看到,西北军和东北军,在一开始诞

生的时候,就带有北洋各系阵营的烙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后来冯玉祥发迹后

在廊坊杀徐又铮,为陆建章报了仇。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但因为寄籍保定,终生一口浓重的保定口

音。他十一岁的时候开始当兵,那时候当然是一戴红缨帽的清兵了,后来逐渐升

迁,每次升官必和上司开打,显系一扒祖坟的反骨人物。他的基本部队是第16混

成旅。



一九二二年陆建章死后,西北各路军队群龙无首,冯利用他和陆,以及陕督阎相

文的亲戚关系,乘机恩威并施,顺利接掌西北兵权,官至陆军巡阅使,西北边防

督办,依附直系,成为吴佩孚幕中的大将,西北军的主力活跃于华北地区。阎相

文也是妙人,因为省长当的委屈,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吞大烟自杀。要萨说,

干不了,走不就完了,这心眼儿小的。不料前几天忽然得到一个消息,内蒙某市

提拔一个副市长当市长,他觉得压力太大,左思右想,心情绝望,在宣布任命的

前一天上吊自杀了。 — 此人和我一个亲戚是老同事,并非谣言,看来小心眼儿

的人什么时候都有啊。



冯本人在政治上奉行的政策是“有奶就是娘”,并无一定准则,所以也和奉系暗

送秋波。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在九门口大战。冯首鼠两端,待价

而估,在接到吴佩孚要求其抄袭山海关奉军后路的命令时,一面索要粮饷,一面

摆出了一个怪异的一字长蛇阵,前军到了唐山,后队还没有出西直门,这显然是

为了进退两便。奉军开出四十五万元的价码,并保证不入关参政后,冯玉祥马上

倒戈,占领北京,直接造成了直系的大溃败。



虽然奉系不守诺言还是进了关,冯玉祥仍然对自己的谋略怡然自得,雄心勃勃,

运筹帷幄,开始窥伺十二宝鼎了。这也是因为奉系在入关后迅速出现离心倾向,

产生了张宗昌和李景林两个分支,这两个人各拥兵数万,一个是直隶督军,一个

是山东督军,和张作霖的嫡系张学良,郭松龄等颇有嫌隙,说起来,这两个人简

直就是后来西北军石友三和韩复渠的影子。而奉系大将姜登选,杨宇霆也在竭力

扩大自己的地盘,南下经营江苏安徽。冯很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渔翁得利,他

放出了两个妙手,一个是请孙中山北上,实际上冯和孙原没有太多瓜葛,显然是

要搬一个原始天尊下凡震慑群雄,一个是派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打死老虎获取

进步名声。



这两个妙手的确很有收效,包括杨虎城等将领纷纷表示支持,加入国民军旗下,

西北军声势大震。



在群雄环绕的北京,老冯一土包子玩这手风险太大,有点儿象火中取栗。冯当时

还没有足够的威望和经验来驾驭这一局面,老奸巨猾的张作霖洞若观火,在这个

突然崛起的敌手面前不动声色,暗中迅速整合自己的力量。到了郭松龄事变,冯

玩火出格,贸然袭击天津的李景林部(反穿大衣在雪地上爬着攻击不是林彪的首

创,他的专利属于进攻天津的国民军),结果被张作霖抓住破绽,果断拉拢直鲁

军合作,遣张学良部敌前渡河,猛攻国民军。这种春秋无义战中到底是实力决定

一切,冯玉祥部抵挡不住,仓皇退避绥远。 井岳秀正在榆林等着他。



这井岳秀名字虽然秀气,却是一名纠纠武夫。



当时,他正镇守着西北的重镇榆林,是国民军的另一支力量,看到冯战败,他当

即联合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也是一位名字秀气的彪形大汉)启动援护工程。有他

的支持,冯玉祥虽败不乱。



退出了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冯玉祥去了苏联,意思是取取经。这期间他收获不

小,但是也使他和杨虎城对布尔什维克的看法产生了微小而重要的分歧,冯在回

忆录中写道:“我在莫斯科时曾听说他们清党之事。每一党员都经严密的考察,

凡言语行动有不合,即被洗刷,结果被洗刷者占全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被洗

刷的党员有由岸上跳河自杀者。”– 字里行间可见其疑虑。故此终冯一生,对

布尔什维克,利用合作是可以的,信仰共产主义是不可以的。



说起井岳秀,也是西北军的一位奇人,井字嵩生,排行十,人多称“井十”,–

这名字有趣,看起来横平竖直,象刀切的红烧肉 — 老萨为什么有如此联想呢,

后面看看就明白了。此人原籍蒲城井家原,少年时武功高强,十八般武艺样样皆

通,是个霍元甲式的人物 ? 正经中过武秀才呢 — 早年是张作霖的拜把子兄

弟,他弟弟井勿幕,是陕西最早的同盟会员,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井久镇西北,长期镇守榆林,人称“榆林王”。属于西北军中“一字并肩王”的

地位。难得的是此人权力欲望不强,并不多扩张势力,杨虎城打不过北洋军的时

候他曾经仗义收留,等杨作了十七路军总司令,井却依然是一个八十六师师长,

他也恭执部下之礼,毫无骄檩之意。



外蒙宣布独立的时候,伊克昭七旗王公在苏联唆使下也准备叛国,井出兵河套,

通过交友、赛马、拜把等方法,终于说服了这些蒙古上层人士,维护了国家的领

土,功不可没。



井另有一个奇特之处是陈树藩当年对他颇为疑忌,曾经软禁又不敢杀他 — 可见

陈的优柔寡断,毫无大将风度。幕僚想出了一个奇怪的招数,就是把井关在一座

楼上,每天只给他吃没有盐的肥肉,希望他象信陵君一样油腻而死,谁想到井的

内功出色,过了一个月一看不但没有死掉,反而精神倍涨,只是就此变成了一个

大胖子。好在陈树藩很快垮台,否则我看再好的内功也不是大肥肉的对手。后来

井有一次午睡翻身,把小妾压在下面,因为周围没人,那小妾呼救不应,竟被压

的休克过去!幸好井不久醒来,否则会出人命的。这个传说有的说主角是胡景

翼,不是井岳秀,不管是谁,看来陈树藩作督军的确不够格,改行开养猪场一定

蓬勃兴旺。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奇人,却在西安事变前因为不小心把手枪掉在地上走火而死,

也算是“兹是奇人,故有奇疾”。据一位朋友提供的线索,井这次走火颇为传

奇。当时他的姨太太们打麻将,和得十分古怪,井感到有趣,哈哈大笑着起身拿

牌来看,就在这时手枪从枪套里掉出来了,落在地上走火,他还在问左右:“有

没有人伤着?”就过去了。



不过,井在对待红军方面,是坚决的右派,估计如果活着,未来也不会光明



写完井岳秀,还有点儿余味未尽,附陕北民歌一首,名字就叫《井岳秀》



井岳秀



好一个井岳秀,真个坏骨头,他把咱陕北做了个挖苦,新式差害完不情,逼起闹

革命。



好个务农人,受得实苦情,一年的杂税完不清,稽查衙役上了门,真实立不定。



官逼民众反,世事大动乱,他把咱老百姓没杀完,银子花了四百万,又把晋军

搬。



四月二十三,白军快完蛋,前后沙坪上打一回仗,赤卫队伍端上枪,把他们活捉

完。俘虏带回营,给他们换衣衫,要吃甚来就吃甚,要想回家路费送,回家探母

亲。



怎么唱,老萨可就不会了。







国民军在南口吃了一个大亏,但是大部分部队都没有失去控制。西北军作为一个

团体,在历次军阀混战中败而不散,具有相当的向心力。这和该部队的灵魂人物

冯玉祥很有关系。



当年罗马共和国之战中,独裁者苏拉称霸地中海,这个相貌丑陋,精力充沛的家

伙令整个罗马胆寒。他的敌人马略说,和苏拉交手的时候,要同时和他性格中的

狮子和狐狸进行战斗,而狐狸的苏拉,比狮子的苏拉更难对付。冯玉祥,也是这

样一位狮子和狐狸的组合。一生强调爱兵爱民,体恤下情,但是陕西剿匪又最善

于摆鸿门宴,“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这句座右铭对冯来说就像量身

定做的一样。他独特的带兵之道,刘备一样的用人眼光和天生的谋略使西北军在

这个老粗手中象放出瓶子的妖魔一样迅速成长。



在蒋百里先生的评价中,冯玉祥为新旧军阀中“最善于带兵者” — 当然隐含也

有老冯不太会带“将”的意思。他的国民军从军队素质上胜过其他军阀一筹,因

为冯玉祥带兵,有三大绝招。



第一,兵源。冯玉祥招兵,只要秦冀鲁豫四省出身,不允许有不良嗜好。因此国

民军都是北方大汉,天生具有吃苦耐劳,勤勉忠诚这些优点,而且这四省民间多

有习武的习惯,在单兵身体素质上,比南方军队好得多。后来西北军调去剿共,

曾经夸耀说和红军肉搏不用枪,抓着对方的刺刀就能把红军士兵从战壕里提出来

活捉。虽然夸张,倒也形象。冯很看不起山西军,称其为“缴枪可以,缴醋葫芦

不行”,所以部队里不用山西人。但是国民军向绥远退却的时候,猛将宋哲元把

晋北门户天镇围了三十多天打不下来,让冯大吃一惊,后来才知道,主要原因不

在山西兵怎样,而因为守城的是一个厉害的年轻将领 — 傅作义。



第二,入伍训练。冯玉祥练兵,不象别的军阀拨到盘里就是菜,他的部队入伍教

育独出心裁,当兵的先要文化教育,教二百个字,然后再军事训练。这在旧军阀

队伍中绝无仅有。国民军部队都佩戴特殊的臂章,上面写道:“不扰民,真爱

民,誓死救国””。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对于士兵百姓的观感自然不同于其他军

阀的遭殃兵,大觉耳目一新。当然,后来的绥远大练兵更是军事政治两手抓,西

北军的政治教育,甚至比蒋介石的嫡系还重视,大概因为装备不好,不得不大搞

“精神原子弹”吧。– 一个副作用就是西北军出共 产党也多。



第三,信教。冯玉祥号称基督将军,正宗的美以美长老会教徒,半点不含糊。可

真的信不信,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中国近代史上号称基督军人的有三,张学良,

那是真信,从小在基督教青年会里熏陶出来的;蒋介石,那是半信半疑,至少当

初入教是为了讨老婆;冯玉祥呢,哪点儿也看不出他象基督徒。原来他的部队靠

帮会的力量不小,他大哥冯基道就是军内的青帮老大,不过冯发现帮会这个东西

象双刃剑,闹得不好玩伤自己很有可能,反而是基督教教人洗心革面,更为好些

(老冯对于教义的理解,大概也就是这个水平了),所以就让他大哥入了长老

会,后来冯军中多基督士兵,仿佛一个独特的政训系统。冯的军中还设一个“大

主教”,就是他手下的将军张之江来顶(也有说是余心清,不过冯曾经称呼张

“大主教”是没错的),冯还为他专门盖了一座可以拆了带着行军的木头教

堂。–怎么看怎么象洪秀全的拜上帝会.



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南方军阀唐生智和老冯在这一手上异曲同工,冯玉祥是“基督

将军”,老唐呢,玩了一把“佛军”,让部下都信佛。不过他信佛是有自创的理

论依据的,他认为佛学所谓“众生解脱我解脱”乃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甚

至共产 党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是一回事,于是得出一个奇妙的结论:“党化

佛化二位一体,唯心唯物两极相通” ? 马克思看了会不会当场疯掉就不知道

了…



西北军部队素质较高是它团结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它有一个出色的领导

集体。



看看北京时代的西北军上层,可谓将星云集,群英荟萃。西北军的主要力量是国

民军第一,二,三军,三个军长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号称三巨头,冯成为西北

军的灵魂,也有一些巧合。



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是西北军的核心,源出16混成旅,他的部下多有后来成名

的武将,比如鹿钟麟,宋哲元,孙连仲,冯安邦,韩复渠,石友三,佟麟阁,刘

汝明,孙良诚,梁冠英等等,有趣的是这些人多半是冯玉祥的亲兵出身,比如韩

复渠是他的卫士出身,冯安邦是冯玉祥当营长时候招的兵。从大字不识的行伍中

提拔将官,冯可谓慧眼独具,还很少有他看走眼的,这些人后来都是封疆大吏,

虽然文化不高,但是治理起地方政治来,一点儿都不含糊。后来西北军主流的将

领,多半来自第一军。



胡景翼的第二军仅次于冯,是护国战争中反陆建章起家的,和冯有很深矛盾,他

的干部班底,来自于早年胡在自己家里搞的“华山聚义”– 论剑有没有不知

道,但是胡武功高强,大约比划一下也不奇怪。华山聚义派的人物后来也有不少

名将,比如井勿幕,邓宝珊(在榆林让彭德怀吃瘪子的那个),续范亭,岳维

峻,董振堂,高桂滋等等,还有后来投靠的一些杂牌,其中有个怪物蒋世济后面

还要提到。胡本人是老同盟会员,胆大心细,政治手腕高强,要说西北军中能媲

美冯玉祥的,也就是他了,但后来国民第二军却戏剧性的解体(为什么?看后

边),实在是老冯的运气。



孙岳的第三军实力也不弱,在后来的西北军中却默默无闻,这和孙岳本人的性格

有关。孙的祖先是抗清名将孙承宗,那是袁崇焕的师傅呢,名字又有一个“岳”

字,部下皆目他为岳鹏举之流,这些奇怪的联系给他平白增加了不少威望。但孙

本人与其说是一个政治人物,不如说是一个武林豪侠。他头脑简单,任侠仗义,

少年时看一老者受欺压,不由分说就提刀来打抱不平,并声言如果拒绝他拔刀相

助,就把这老者杀掉。结果他飞檐走壁干掉了老者的仇人,人家对他这个恩人却

避之犹恐不及。冯玉祥称其为“孙二哥”– 孙是山东人,山东出了个武二郎,

故此乐于被称为二哥,孙岳对这个称呼十分满意。看看后来蒋介石怎么给“冯大

哥”灌老米汤的,老冯当年就怎么对这“孙二哥”,恭维得他耳热眼跳,到处给

冯当枪使。孙因为“三.一八”惨案(记得刘和珍君么?)感到国势渺茫,愤而

辞职下野,后来虽然还因为义气跟随冯玉祥到西北,但是已经不愿与闻国事,不

久就借口治病,到上海去了(开武馆?)。他的主要干部是徐永昌,长袖善舞的

老将,后来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军令部长,国防部长,比老冯的级别还高。还有,

日本投降的时候的中国签字代表,就是这位徐永昌将军。再有就是庞炳勋了。



关于孙岳,有一段时间因为他号召杀富济贫,被怀疑是共产 党,冯玉祥一句话

就给他解了围:“有一天抽二两大烟土的共产 党么?”



也有人形容国民军是“一军私,二军滥,三军贪…”



国民军序列里还有一支短命的东北国民军,就是郭松龄的部队,他在冯支持下倒

奉失败,所以这支国民军很快消失,只有魏益三部算是他的遗产,魏这个人没有

什么名气,但是继承他的两个人就有名了,一个是“郝拼命”郝梦龄,一个是

“刘抓瞎”刘家麒,1937年,两位将军同时战死在忻口和日军的恶战中。他们虽

然不是西北军,但是和西北军,也有这一点儿特殊的关系。



当时西北军幕中的,还有蒋介石的义兄,亲日派头子黄郛,中国两个半军事家之

一的“杨大炮”杨杰,– 这都是南方派来的。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团队,西北军虽败不乱,大旗不倒,有条不紊的向西北退

却 五



国民军退到西北,很快安定下来。对于西北这个老巢,冯手下的头牌大将鹿钟麟

早有安排,早在北京,他就派出骁勇善战的孙良诚到甘肃督军刘郁芬处协作,经

营后方。当时吴佩孚调动了当地军阀的两支大军夹攻刘郁芬,一个封为省主席,

一个封为督军,结果孙良诚亮出猛张飞的工夫,先南后北,几个回合就把北洋军

打的落花流水 — 也因为这个让冯玉祥另眼相看。不管怎么说,在老冯从苏联讨

来支援之前,刘郁芳和井岳秀成了国民军败军的救命菩萨。



从苏联回来后,冯玉祥潜心思索,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 — 据说华盛顿也曾经在

吃败仗之后苦苦冥思而悟道,可见冯确实具有天下枭雄的本质。“没有马克思主

义就没有。。。”,或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样深湛的精神显然超过了冯

的想象能力,他想到的,是军队的战斗力问题。



靖国军说起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用这样一支部队打天下是没有希望的。国民军

虽然好一些,但是依然没有脱开旧军阀的底子。结合了过去的历史教训,他认

为,只有训练出具有严明军纪,吃苦耐劳的精神的部队,才能够称雄天下。于

是,冯在绥远五原誓师,重整兵马,主动开办军官学校,整编部队,严明纪律,

开始了绥远大练兵,这次大练兵,应该算是西北军脱胎换骨的重要里程碑。共

产党人刘伯坚进入他的部队成为政治部的主要负责人。冯在国共决裂后提到刘伯

坚还是赞不绝口,深为折服,而对那个叫他倒了大霉的柯庆施,则闭口不提。



这个时候到冯军中的共 产党干部,还有一个怪杰宣侠父。



宣侠父是黄埔军校一期生,风流潇洒,文武双全,但老蒋看来则是脑后生反骨不

可救药的人物。蒋介石对黄埔一期生爱护有加,轻易舍不得处罚,而宣侠父就是

唯一被蒋介石开除的黄埔一期生。宣与蒋军内部很多高级军政人员,比如胡宗

南,戴笠都有很好的关系,所以这些人经常向蒋保举宣,蒋也就屡次对宣予以起

用,但每次起用他必以反蒋告终。最后老蒋被他折腾的恼羞成怒,在他担任第十

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期间,授意戴笠将他骗出杀害,算是抗战中死于国民

党手中的 *** 最高级将领之一。



冯的基本干部,象韩复渠,宋哲元,方振武,吉鸿昌等,都是这个时候确立了自

己在西北军中的地位。有很多这样的将领都是这时候从最低级提拔的,比如他的

卫队连长黄德全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提升 — 这个名字大家不熟悉,他后来的名字

黄樵松有更多的人知道,后来台儿庄打过鬼子,信阳抬棺大战日军,太原投过

共 产党,做到蒋军嫡系国民革命军三十军军长呢。堂堂男儿干吗改名字?据说

是因为冯玉祥娶妻李德全,他敬重夫人而改名,萨觉得,他也是万不得已,听见

司令喊:“德全…”要想判断出来他是叫警卫还是叫老婆,可挺不容易的。



冯认识到自己部队的军官素质不足,也曾经采取过邀请俄国顾问,聘请军校学生

等方法予以提高,但是冯曾经在16混成旅办过干训班,他明白自己的财力素质都

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黄埔军校。冯聪明绝顶,招数实用。他的做法是土法上马,

练兵而不练官。军官就从行伍中提拔,这样的结果更能团结士兵而且了解部队,

同时易于管理。冯没有什么政治纲领,按照他的“真爱国,真爱民”原则,就是

强调两点,一个是“爱民”,一个是“官兵待遇平等”,这是很朴实也很容易为

普通百姓和士兵所接受的简单道理,提出的并不少,而能够象冯那样踏实肯干,

处处落到实际的,凤毛麟角。



在主义林立的世界里,善于作秀的冯玉祥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带点儿老粗的憨厚形

象,为冯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西北军的力量迅速扩大,其主要干部队伍,也在此

时形成。西北军成为一支具有鲜明特色的军队。如果看当时西北军的照片,就会

发现它的高级将领都是粗衣陋食,廉洁奉公,象宋哲元,赵登禹(赵是武林高

手,曾经有骑真老虎照相的照片,不过那老虎已经被乱枪打的半死了。。。),

和一般士兵难以区别,冯玉祥本人不穿将军服,从来就是一套二等兵的服装,其

朴素不亚于朱德。



这支军队训练严格,吃苦耐劳,– 冯部的教练大师张自忠在训练中常常带兵不

穿鞋袜雪地行军,因为口头禅“我扒了你的皮”而得一外号“张扒皮”,因此战

斗力很强。同时能够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扰民事件较少,曾经有过士兵偷吃老

百姓西瓜被方振武枪毙的极端事件。冯部还能够为地方开办工厂,学校,种树开

荒,修桥补路,一时声威大振。



这样一来,连周围马鸿逵等地方武装,也对冯表示臣服,西北军的力量更为壮

大。单独提到马鸿逵,是因为他派来联络的参谋长气宇轩昂,让西北军众将颇为

钦仰,这个人的名字叫作刘志丹。



到了1926年9月,兵练的差不多了,还跑了一趟苏联,冯玉祥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来,他记起来半年以前,杨虎城处来过一个求救的使者,说让吴佩孚手下的镇嵩

军给包围在西安了,那时候老冯刚从北京败退,自己的坟头还哭不过来,哪有心

思管他啊。现在冷不丁想起来,老杨怎么样了?不会骨头都能敲鼓了吧?







杨虎城的骨头真的快能敲鼓了 — 饿的。



说起来老杨可不是等闲人物,此人乳名杨九娃,大名杨彪。少年的时候是一刀

客 — 陕西话就是土匪的意思,关西道的土匪威风素著,《双旗镇刀客》看过没

有?啧啧,那可是挺能打的。这次国民军起事,杨虎城也在西北遥相呼应,他的

老根据地在哪儿?延安。难怪杨后来“赤化”,敢情也是喝延河水的啊。



这时北洋军在关中的部队数量不多,1925年7月,杨率部南下,一路势如破竹,

将直系部队驱逐至秦岭以南,就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也就在这个时候,

杨开始同共 产党人合作,南汉宸,魏野畴等陆续进入他的幕中。— 此举,也

种下了二十几年后杨被杀的种子。– 为什么张学良没有被杀,原因很多,为什

么杨虎城被杀?因为他递交过给共产 党的入党申请书,真的要当共 产 党。吉

鸿昌被杀是同样道理。



好景不长,1926年1月,一支十万多人的大军突然杀入了渭水平原。这就是归属

直系的“流氓军”刘镇华部,这支部队原来是土匪(十万人的土匪?!够拽的

啊),一直在豫陕两省活动,号称镇嵩军,早就窥伺八水长安的神器,乘着国民

军在北京失势,趁火打劫来了。杨虎城部下只有几千人,招架不住,迫不得已撤

进了西安城。好在他的进步思想比较深入人心,陕西督办李虎臣和西安的老百姓

都拥护他 –刘的所部全无纪律,净是王老五蔡老六这一类胡子山大王,一路上

烧杀抢掠,势如蝗虫。陕西人也实在怕了这帮流氓军的暴虐。



于是双方就在城上城下对峙起来。杨虎城善于用兵,国民军哀兵必胜,守的滴水

不漏,攻城战刘镇华不是杨虎城正规军的对手,强攻爆破挖地道,一连八个月一

筹莫展。可是城里种不出粮食,到老冯想起他来的时候,西安城里,已经饿死五

万多人了。杨虎城急得要在鼓楼上吊。



说起来老冯和老杨还是颇有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是老粗出身,却喜欢舞文弄墨,

说到水平,杨虎城亲近文人,勤于学习,要稍胜一筹,读现存他的诗“西北山高

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踏上浪头干一场”,虽然粗豪,还

是颇有韵味,比起老冯的“拼命作枪炮,将招大危险”,要好得多(冯后来潜心

读书,他的自传颇值得一读,算是脱胎换骨)。两个人都娶了另类的老婆,冯玉

祥的李德全小姐是“上帝派我来管束你的”,杨虎城的太太更不得了,谢葆真是

正牌子的共 产党。两个人都作了上将,老冯兵多,做的是一级上将,老杨资格

老,是二级上将。两条好汉颇有点儿惺惺相惜的感觉,既然想起来了,当然要去

帮个忙,顺便也把西安装进自己的口袋。9月,冯玉祥决定南下关中,率军解西

安之围。



吴佩孚不是垮台了吗?河南,驻防着骁勇善战的国民军第二军,吴怎么能从那里

派人攻击西安呢?







问题出在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身上。



胡景翼留过日,追随过孙中山,后投冯玉祥。这个人,和井岳秀相似,也是个武

术爱好者 — 西北军将领好像特别喜欢武术,1923年当了师长还曾经和三皇炮锤

拳传人李景清比武较量,更难得的是胡文武双全,书法挺秀,流传至今。



他和冯玉祥有点儿过节,1916年的时候曾经发难活捉冯玉祥的表弟陆承武,逐陆

建章出关。但这只是因为胡是革命党,而陆是保袁党,因此并不是揭不过去的梁

子。等到大战陈树藩,胡是靖国军中陈树藩最为忌惮的对手,陈曾经气急败坏的

亲自给胡景翼打电话,说:“你不要把对付陆建章的手段对付我,你是认错人

了。陆建章年过五十,腰缠千万。六年前我是一个穷学生,现在仍是一个穷军

人,谁反对我,我就和谁拚命。”话是挺狠,可还是打不过胡景翼。胡军一直打

过渭水,兵临城下。



可惜的是豪爽的胡景翼中了老朋友姜宏谋的诈降计,单骑入渭南谈判的时候被姜

扣了下来,狠狠的丢了一回面子。 — 他以为自己是郭子仪?!要说西北军中多

这样讲义气的莽汉,上面提到的井勿幕,也是这个时候被人骗去开会掉了脑袋。

胡景翼算是幸运,后来还有机会和冯玉祥一起在北京领导国民军。难怪后来西安

事变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而杨虎城不去,这种事西北军见得太多了啊!



1925年胡景翼在北京起事后,他率领的国民军第二军没有和老冯同行,而是南

下,直取河南。国民军骄兵悍将,打张作霖虽然有点儿难拿,对付河南的土包子

游刃有余,如卷席,如开山,转眼间对手纷纷投诚,拿下开封郑州信阳,包括山

东都有投顺的,胡景翼就当上了“中原王”。



河南这地方经纬天下,俯撼四方,胡景翼夺取了中州大地,踌躇满志,确有励精

图治的决心,后来生产标准中正式步枪的巩县兵工厂,就是他接管后扩建的。胡

同时向国共两党提出要求,帮助他改革自己的国民军第二军,当然,双方对这个

请求都相当重视,看看双方派来人员的阵容就可以明白。



国民党派来的是一个瘦瘦的老陕,名字叫杜聿明,这算是武的吧,还有个文的,

是胡景翼在日本的同学,名叫张群。好家伙,一个毛主席亲自敦促投降的兵团司

令,一个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阵容强大!共 产党派来一个顾盼神飞的文弱书

生,一个沉默寡言的军校学生,名字呢,文的,叫王若飞,武的,叫徐向前。

哦,也厉害,一个周恩来所说“现成的副总理”,一个威震天下的十大元帅!而

接待他们的第二军军官教导团里,有一个满嘴土腔的老陕,刚娶了漂亮的媳妇满

面春风,他当然不知道这老婆将来要冤死在自己枪下,而他张钟麟以后一生要在

这两党之间颠来倒去,这个未来的军官,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肆业学生有个表字灵

甫,所以,大家也喊他 — 张灵甫。(这里边有个Bug,其实张灵甫打死的第二

个妻子吴海兰,这个时候还没有过门呢)



如此风云际会,胡景翼本来应该好好的为西北军开拓一个局面,以他的素来表

现,也确有此能力。不幸的是天妒英才,武功高强的胡将军却忽染疔疮,开始也

没当回事,不料越来越重,医治无效,竟然在1926年猝然病逝。太史慈死时的扼

腕长叹犹在耳边,胡景翼在弥留之际,可是同样的无奈? — 萨认识的一个老大

夫说有些武功练了未必强身健体,倒是把全身的经脉搞通了容易来暴病,从胡景

翼的例子看未必没有道理。



他的死直接导致了国民军第二军的解体。好好的一支精兵葬送在了红枪会的手

里。七



正如前面讲到,第二军有头脑,能打仗的将领并不少。 高桂滋,他的公馆是西

安事变中双方折冲纵横的风暴中心,还关过老蒋。陕西剿匪的时候比张杨还早的

和红军签订了和平条约,红军在这个条约中称高为朋友,而称井岳秀部为“卖国

贼军队”,并要求在攻击井的时候高要保持中立,同为西北军将领,如此区别对

待,高大概也啼笑皆非吧。高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对当时在他手下工作的杜聿明

不予重视,导致杜一怒而回南京,不过这对杜未必是坏事,否则,昆仑关大战,

打死中村正雄的,就可能是另外一位指挥官了吧。后来的红二十四军,也是高的

部下中发展出来的。



邓宝珊,西北军中的一块吸铁石,和事佬,最善于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玩辕门

射戟的把戏,五原誓师后,西北军势力在甘肃急剧膨胀,和当地力量发生激烈冲

突,猛将吉鸿昌和马仲英拼大刀片,打的两败俱伤,总算赶走了这个娃娃司令,

但地方上对西北军也是顾虑重重。冯玉祥就派出邓宝珊,轻袍缓带,恩威并施,

很快稳定了后方的局面。提起新一军来大家都想到孙立人的“天下第一军”,可

这个番号最初是属于邓宝珊的,他当了军长,看到当地百姓穷苦,不愿扩充实

力,一个军只设两个旅,被人笑话为“新半军”,体谅民情,一至于此。但是邓

并非不能打仗,1946年榆林城下死守大战,整整一个第一野战军徒呼奈何,令胡

宗南嫡系的钟松之流难望其项背。



弓富魁,后来指挥国民军第六军,实际是个草头王,空头军长,也出身了国民二

军。此人后来不太有名,但冯玉祥对他印象极深,他外号“一大一小”,每到领

饷,发粮这种时候,他的兵就多的不得了,满山遍野,每到打仗的时候,他的阵

地上老是没几个人,正面野战一触即溃,但是假如派去偷营劫寨,断人粮道这种

有油水的活儿,却总能完成任务。冯对他瞧着别扭又去之可惜,算是中国内战的

特殊产物。



这弓富魁故事颇多,此人的部队都是惯匪之乌合之众,打仗的本事一般,偷鸡摸

狗的技能超群。后来冯玉祥五原誓师、七路援陕时,弓福魁为第二路军总指挥,

经榆林入宁夏,却不说他援陕为什么向西走,他也实在胆大包天,竟然在石咀山

袭击石友三的第五路军一部,这倒不是弓福魁有叛乱之心,而是太眼馋石友三部

队的钢枪和军装。石友三自己就是霸王,怎能容的别人窥伺?马上调集人马围将

过来,弓福魁的大队即刻土遁,纷纷重抄旧业,落草为寇去也,留下弓福魁这个

光杆司令等着石友三发落。冯玉祥还算仁义,没砍他的脑袋,给他个国民革命军

总参赞的虚衔,但这第二路军自此也就废了。后来弓福魁每每与人谈及此事,都

会无限后悔地猛击桌案,口中大叫:“啊呀!”宣侠父对此人有一个很有趣的评

价:“有许多土匪军队,大做着革命的买卖,只不过弓福魁是其中的不幸者罢

了”。



不过这人后来还参加过抗日同盟军,被抓捕后在法庭上仗着武功高强居然铐打法

官 ?“抗日无罪” — 就是这位老哥喊出来的。还好当时国民政府只对共 产党

十分忌讳,对他还认为是条好汉,未加过分的处置。此人1938年病逝陕西。



问题是第二军的核心天生就是胡景翼,他的死让部下顿失重心。说他的死和亚历

山大大帝的死一样造成一个强大集团的崩溃未免太抬举老胡,但是他死后第二军

的确成了一盘散沙。继任胡景翼的是岳维峻。



说起来,岳维峻年轻的时候也不是等闲人物,他当初是胡景翼靖国军里面的一个

纵队司令,胡景翼被陈树藩诱捕后,大家推举岳代替指挥。不久,有胡的信送

来,要部队投降,结果被岳看出破绽 — 胡是书法大家,在信中用粗细笔划区

分,写出了完全相反的命令,岳当即下令痛击,把来接收的陈军旅长击毙阵前。

他在河南代替胡后报纸上一度称为“豫岳直吴”,和吴佩孚并列。但是岳不善带

兵,贪污成性,他当官之后很快腐化,和国共两党派来的工作人员格格不入。因

此他在军中威望不高,制不住这些骄兵悍将,只好放纵他们横征暴敛以买好。原

来胡景翼的第二军纪律严明,颇有战斗力,到了他手中不到一年就闹的军纪败

坏,政务糜烂。河南人民无法忍受,纷纷起义驱逐第二军驻军,其中最有规模的

组织居然是“刀枪不入”的红枪会。



河南的这种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一般的外来户即便兵强马壮也要让他们三分,否

则虽然一时得手往往后面要被翻盘。不要说国民军第二军,后来的国民党也制不

住,抗战的时候豫西别廷芳司令干脆就是一独立王国,自有王法 — 据说汽车有

汽车道,牛车有牛车道,走错了汽车扎胎,老牛砍蹄。和国民党嫡系也敢叫板,

打得堂堂的汤恩伯化装成伙夫才逃出生天。岳维峻弹压不住,全省一片混乱,吴

佩孚乘机派军队介入,岳出战被活捉,各部纷纷溃散。



据说河南红枪会当时在边界设卡,捉拿第二军的逃兵,方法十分简单,在地上画

一圆圈,让其说这是什么,如果说“圈圈”,便可以放行,第二军兵源陕西,一

说便是“区区”,立刻锄头红缨枪齐下,打死无论,因为大舌头被误杀的大概也

不少。



国民第二军各部就此各奔前程,大部分并入了冯玉祥的系统。



值得说一句的是岳维峻的结局。吴佩孚是个英雄相惜的人物,杀俘虏这种事他干

不出来,所以岳并没有受什么委屈,还到山西住了一段,他后来回到部队,收拢

第二军还忠于他的残部,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三十四师师长,也算待遇不

错。倒霉的是他偏偏热心的去剿共,还身先士卒 — 有人好像总摆不正自己的位

置,结果再次兵败被俘 — 这人当俘虏比较上瘾,军事博物馆里还保留着红军的

漫画,名字就叫“活捉岳维峻”,画上岳师长衣着整齐,威风凛凛,跟散步似的

在前面走,后边是红军小战士拿绳儿牵着,欢呼雀跃。



有意思的是俘虏他的,正是当年共产 党派到西北军中的代表,他的老部下徐向

前。当年岳没把人家当回事,只让徐在军官团里当一小小的参谋,现在报应出来

了。徐对他还算客气,留他在苏区好吃好喝的招待着,红军急需的纱布绷带什么

的就通过岳家的亲朋好友源源不断的运进来。好景不长,过了一半年张国焘来

了,这老兄,您知道啊,是一左撇子加只会左转弯的主儿,一看俘虏里还有这么

一个大军阀,还用废话么?一声令下二拇指一钩,岳维峻就找胡景翼报告去

了。 — 这不是共 产党比吴佩孚没风度,而是张国焘变态,他两边都杀,而且

下手绝对黑。苏区的布尔什维克也让他杀的血流成河,这岳维峻能和曾中生等一

代名将死在一起,也算他死的不亏。



说起来也是堂堂一个省委书记级别的,落的和胡长青一个下场,哎,同志们呐,

腐败害死人啊。



岳维峻的死,宣告了国民军第二军系统最后消亡。 八



其实,河南的种种变化,吴佩孚早就看在眼里。



既然文章的名字是西北军,不提提西北军的老对手吴佩孚就太不够意思了。吴,

以关云长自诩,能打仗,好读《春秋》也有关云长那样的气节和傲慢。这位北洋

“常胜将军”和冯玉祥在带兵上正好相反,冯体察下情,善于练兵,常常亲临阵

前,为士兵考虑的特别周到,擅长发挥士兵的战斗力;吴则善于将将,他对战略

的大局观特别好,善于指点江山,一出手就是指挥某个督军或师长。吴的诗词也

十分出色,看看“叹江山如故,异族错落。何日奉命提劲旅,一战恢复旧山

河。”那是典型的儒将。



吴和冯可谓一生的对手,两个人谁也不服谁,从一见面就互看不顺眼,其实那时

候冯还救过吴,可是吴不买帐,好像前世的冤家一样。两个人还经常有一起做戏

的雅兴,混成16旅时代,冯玉祥奉命援闽,结果在武穴发通电骂老段,曹锟做调

人,催他赶紧去福建。结果冯玉祥就假装坠马把自己腿摔伤了,说什么也不走。

曹锟和吴佩孚坐火车来看他,冯玉祥就架个拐杖上火车,曹锟安抚他,说不要去

福建了,你到湘西去吧,我发表你当湘西镇守使。冯玉祥目的达到,笑眯眯的下

了火车,吴佩孚探出头来叫:“你拐杖拉火车上了!别装病了,快把常德、桃源

拿下来吧!”两人大笑而别。



实际上两个人都是中国传统军人的精华,他们的军事才能,皆是脱胎于传统的中

国社会,面向于传统的中国社会,但是都没有建立和维护一支现代化国防军的能

力,– 那个时代,真正有这个能力的,只有中国第一军事家蒋百里将军,可

惜,他又没有条件来施展自己的宏图。要老萨说,这三个人,堪称民国早期军事

领域的龙(吴),虎(冯),凤(蒋)三杰– 因此到三十年代以后,两个老对

手都走向了衰落,把中国军事的舞台,让位给后起的国军和共军来。



虽然北京政变冯玉祥的背后一击把他搞得窘迫不堪,吴大帅并没有气馁。看看他

听到冯玉祥叛变的表现就能够理解他的勇气。当时直奉大战正酣,副官送来一

电,大帅看完,满面红光,刷刷撕成几片,道:好,援军今晚就到,各路准备总

攻!会一散就带上八百卫队穿山越岭,南遁了 — 电报告诉他冯玉祥已经叛变,

正在向他的指挥部猛扑过来。国民军摸到了屁股上还能如此从容,可谓统帅风度

不让三国陆逊。吴乘坐铁甲列车连夜南撤,他可不认为自己是走麦城,他知道北

京这好地方必定是一山难容二虎,何况是一群呢。大帅镇定自若的退到了鸡公

山。



这鸡公山风光秀丽,山林幽静,正好修养一段时间,吴大帅在这里闭门读书,还

写了一块匾额“小桃源” — 鸡公山对日本人来说是个有名的伤心地,十二年后

第七军在这里端了日军医院和后勤部队,轮奸虐杀日本女兵和慰安妇数百名,把

“小桃源”变成了修罗场。现在的吴大帅对此当然一无所知,他只是看书,做

诗,顺便坐山观虎斗。



转眼间直鲁联军就乱打成一团,奉系旧将张宗昌向吴大帅输款投诚 — 因为都是

山东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吴下山重整旧部,一路上势如破竹,直抵长辛

店。这时候大帅显示了他的为人 — 郭松龄叛变,张作霖父子举止失措,奉系几

乎解体,吴取之已经易如反掌,但吴联想到冯的背叛,将心比心,下令停止对奉

张作战,且把他预先派到东北绥芬河抄张家老巢的部队也撤了回来,这一下子奉

系顿时化敌为友,打冯玉祥的时候,两家跟亲兄弟似的。



看到河南有机可乘,吴突杀回马枪,他的先锋官是民国名将靳云鹗,早说大帅善

于将将,他是很少亲自出马的。象前面说的,国民军第二军在河南本来就趋于崩

溃,基本没有抵抗,只有个蒋世济在信阳死守。



这人也是西北军中一个怪物,如果从影响来说,不应该写他,但是他的情况太个

别,不写可惜。他的部队人数不多,训练也不好,可是军心十分稳定,原因是此

公在阵前大抽鸦片烟。蒋世济是大烟鬼中特殊品种,人家越抽越瘦,他却越抽越

胖,长一身烟膘,完全违反医学常识,而且让部下也抽。前方炮火连天,他却在

战壕里和弟兄们镇定自若的互点烟枪,抽的不亦乐乎,还有一套奇怪的理论,比

如“兔子不抽大烟,因为它三片嘴,衔不拢烟枪;王八和鳖不抽大烟,因为它侧

不过肩膀。”这话通过冯玉祥一个朋友传给冯,让冯觉得新鲜又啼笑皆非。这家

伙的镇定也算出色,当兵的真服,死守信阳三十多天,直系的军队几易主帅愣是

打不进去,最后还是全省都归了吴佩孚,才解甲出降。吴特别嘱咐让蒋到他的住

处来好好犒赏“这条好汉” — 犒赏的,当然也是大烟了。



这大概就是双枪兵的来历,后来双枪兵的徒子徒孙还有贵州的王家烈和四川的孙

圃,前者学的不象,让老毛老蒋合伙端掉,不去提他,这后者在武汉战役的时候

和日军交手出了邪的,刚交火几分钟就全体跳出战壕猛冲,着实让以为中国兵只

会死守的日军开了眼界,措手不及的日本兵当然不明白孙圃也是迫不得已 — 再

耗下去弟兄们烟瘾犯了就麻烦啦!



所谓得陇望蜀,吴佩孚也不例外,拿下河南就想吃羊肉泡馍了。大帅还是不自己

出马,他想起了这位当过几天陕西省长的刘镇华来,结果就是西安的大围城。



冯玉祥对刘镇华的老底儿非常清楚,知道此人没有斤两,但是刘的五弟刘茂恩善

于用兵,不同寻常,既决定出兵,以少对多,指挥官的选择就颇为重要,冯指定

的前敌总指挥,是原属国民军第二军的邓宝珊。他的两员副将,是孙良诚和吉鸿

昌。



这个配置,可谓极有心计。



邓宝珊作总指挥,可以一举三得,第一,邓是国民二军的,这样任命可以表现对

于胡景翼的老弟兄决无歧视,– 三军的徐永昌投了阎锡山,冯可不愿意二军走

这条路;第二,第二军的部队为了自己的总指挥,在解围战中,必出死力;第

三,邓宝珊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也确实胜任这个职务。邓当年帮助冯打河南督

军赵?,曾经给冯深刻印象 — 他的部队打仗很勇敢,但是不脱靖国军的民军习

气,双方激战正酣,一声开饭,立刻放下枪,一窝蜂的回来吃饭,战壕里连个哨

兵也没有,吃完了回去抄起枪来继续猛冲猛打。河南的北洋军被这一手闹的头

大,不明虚实,哪敢进逼?



孙良诚和吉鸿昌,是一对儿长期搭档的熊虎之将。孙在甘肃帮助刘郁芬作战的时

候堪称孤胆英雄,是西北军北伐中的头号猛将。他还是当时中国最出色的足球运

动员之一,这个知道的人就少了,孙曾经领衔西北军足球队在南京和大学生足球

队交手,互有胜负,其出色的脚法,到解放后李凤荣等足球前辈还有提及,当

然,他们和孙比,又是后辈了。吉鸿昌,人称“吉大胆”,自己作了一只饭碗,

撰刻“做官即不许发财”,掷地有声,后来因为领导抗日同盟军失败,被国民党

当局枪杀于北平陆军监狱,是西北军中两位最著名的共 产党人之一 — 另一位

是张自忠的副手,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这两个人搭档,对敌众我寡,但我强

敌弱的这次作战来说,实在是最合适的选择。



还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就是援军中的政治部交给谁负责,当然最好是深孚众望的

刘伯坚出马,但是冯玉祥对刘伯坚太喜爱了,这人胆大如斗,身先士卒,假如到

前线出了问题怎么办?老冯实在舍不得。正好共 产党又派了人来,看这个人文

质彬彬的应该不会上去跟人拼刺刀,而且还是个矮子,就算是到了前线,挨枪子

的目标也小些。就是他了,老冯决定了,派这个叫邓希贤的到邓宝珊那里负责政

治部 — 老冯这个决定,差点儿断送了共 产党的第二代领导层,邓希贤,后来

的名字,就叫做邓小平。



这一仗,是西北军值得骄傲的一战,刘镇华部加上新招的部队,达到十三万人,

而西安城里城外的西北军,加在一起不过三,四万,竟然打的“镇嵩军”大败亏

输,狼狈逃出潼关,11月,西安解围。刘镇华走投无路,最后只好自缚请降,投

入冯玉祥门下,成了西北军的第八军。



到这里,西北军已经站稳了关中,冯玉祥面向河南,出兵潼关 — 这一次,不再

是军阀混战了,西北军,已经改变了名称,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响亮的名字:国民

革命军,这一次的出征,被写入了史册,融入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一个情节 -

– 北伐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西北军,达到了它辉煌的顶峰,也走向了他的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