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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着

2005年02月


今天读到了周大平“治理教育乱收费:官方结论与民众感受为何不同”一文,我想,教育圈内外的人们如能细细读过,应该能够感觉到一点震撼。“教育乱收费”早已是上上下下的“公敌”,但我们依然需要一种力度,去洞穿某些或隐或现的纱幕——那背后有多数社会公众所难得一见的半公开的丑陋,侵夺着公共利益,污染教育和社会的公正。

超越公共利益:金权的较量与共赢?

治理教育乱收费,有关方面宣称的结论是:“2004年的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稳步推进,教育乱收费得到了有效遏制。”周大平的文章首先以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当初对教育乱收费的分析,与现实状况进行了对照,明确表示:“有效遏制”一说难以让民众接受,“不过是一种自说自话罢了”。文章继而明确指出,“官方话语与民众热点不能对接”:

由于政府以重点投资、重点师资、提前招生的政策赋予了公办重点校以市场化的竞争、筛选及淘汰功能,使其享有了超越公共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这部分中小学从最初的小心翼翼到后来的明目张胆,谁也不甘做大肆掏民众钱袋子的“旁观者”,造成迄今专门针对高中教育阶段择校的“三限”政策形同虚设。至于从未见政策支持却极为盛行的义务教育阶段收取高昂择校费是否应按违规处理,教育行政部门却闭口不谈。

连续多年在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这并不是很正常的事情。这种不正常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上世纪90年代末掀起的创办“示范校”热潮。短短几年工夫,政府动辄投资上亿元打造一所“示范高中”在各地全面开花。目前这类学校硬件的豪华程度不仅超过了国内的许多大学,而且超过了发达国家公办中小学的水平。它在误导中小学建设无限攀比,造成严重的教育资源浪费的同时,还极大地抬升了这类学校的教育运行费用,于是,这类学校利用政府搭建的收费平台,将所有债务负担无情地转嫁给家长。

随后,文章在分析“治乱”政策为何得不到完善时尖锐指出:

为什么政府的改造薄弱校的口号少见行动,而扶持重点校的制度却日渐牢固,只要从重点校通过贿赂有权者(即有权者子女进重点校的费用可以减免)从而达到共赢的结果,就不难看出目前“治乱”政策的局限性。

显然,高昂的择校费使得进入重点中小学日益成为金钱和权力的较量。重点中小学里的各级领导干部和高收入人群子女的比例甚高,被民众称为有权有钱者子女的“私立学校”。……可以说,政府以扩大优质资源的名义推出的重点校政策,既是政府能短期奏效的“政绩工程”,更成为让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权者的既得利益。

无奈与惊憾都是数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林崇德举例说,为办好重点校,上一届政府曾给北京五中投资两亿元,给八十中投资三亿元。事实上就北京一般中学的标准,三亿元可以办30所初中了。在很多学校基本建设差强人意的情况下,这样的决策有什么科学依据呢?北京理工大学研究员杨东平也认为:“政府多年来大力扶持重点校,已成为复制现实社会差距的利器。”

重点校的教师收入一般是普通校教师的一倍左右,高出的部分不会是财政拨付的,肯定来自收费所得,而按现行的“三限”政策收取的费用,不可能维持教师那样水平的收入,结论自然是重点校无一不是在超“三限”收费。

据对华南某市一重点中学初三班50名学生的调查,家长为厅局、县处和科级干部的有28人,占学生总数的56%。

什么样的对策才不绵软?

文章最后提出了四条对策。说实话,我怀疑这些对策的可操作性,尽管其中一些内容带有某种无奈的绵软……但是,现实如斯,有操作力度而又真正可以推得动的对策,我们找得到吗?

 一是划定合理收费的范围,明确在合理收费以外无政策依据的所有收费都属于违规,以解决多年来“治乱”政策一直回避的初中和小学的择校费问题;二是规定高中突破“三限”的收费如何清退,以及如何保障交纳了这笔费用者的子女的就学权利;三是必须向民众如实公示收费的一切信息,规定拒不公示或不如实公示者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四是规定举报违规收费属实后如何清退违规收费,以及如何保障举报者的子女的就学权利。

“治理教育乱收费:官方结论与民众感受为何不同”(周大平) 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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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感觉是,从2月中旬开始,媒体上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评论出现了一个比较集中的势头。其缘由可能有二,一是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之一—“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的相关研究结果被媒体所重视,并作出了综述和解读;二是教育部负责同志在访谈中特别谈到了教育公平问题。我收集了的一些评论文章,也大致通读了一遍。

这些评论文章,都试图对目前的教育公平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做出根源上的分析、给出决策参考,可以看出,在相关问题上,人们的观点不尽一致,其中包括与教育行政部门观点的不一致。我想,综合了解科研课题的研究结论及其不同解读、教育行政部门的主导思路以及各类“异见”,或许能更全面地考量当前教育公平缺陷的现状,以及社会上对这一现状的认知水准。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中的认知差异可能更有意味。

下面零星陈列一些阅读过程中印象比较深的观点。

解决教育不公不能回避深层次问题

有文章认为教育部官员所提出的解决教育不公问题的措施,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学生免除杂费、免除书本费,并对住宿生实行生活补贴,加大对高校贫困学生的扶持力度和解决教育乱收费问题,在招生中实施“阳光工程”等,“只是真正的教育不公现实的表面反映,因为真正的义务教育不存在交学费问题,真正公平的教育环境根本不会产生教育乱收费行为,更不会让教育行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这篇文章认为,“解决教育不公不能回避深层次问题”。

事实上,这一看法反映出,目前对所谓深层次问题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比如,一些文章就以“可怕的”和“最致命的”这样的形容词来突出自己与官方的不同看法。

可怕的是实施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政策

有文章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锦上添花’式的教育政策,正是目前教育不公平之根源”。针对“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投入不足”的说法,文章指出,“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有投入方向上的偏差。”

文章认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政府的教育政策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而“教育资源分配的结构性不公平”,使本来就不充足的教育拨款,大量被投向非义务的高等教育,政府的资源更多地投向好学校,学校之间的差距被人为扩大。

文章表示,“教育发展的失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实施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政策”。

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

有文章认为,“教育投入不足固然是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严峻更紧要的问题,则是教育投入和产出的不对称”,而“教育投入和产出不对称,主要是说教育产出的社会效益没有做到最大化”。文章表示,“教育应该产出的诸多社会效益中,第一效益是公正,这方面尤其有改进空间”;“教育的第二个产出是效率。这里的效率依然不是利润指标而是社会效益,即整体国民素质”。

文章指出,“以公共财政支付弱者自身难以支付的教育成本,以公立教育保障弱者的学习权,是对弱者最重要的救济。从这个角度推行的社会公正,是最有效的社会公正。这就注定了公立教育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对弱者的救济原则;也就是说,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

文章也提及教育投入问题,认为“教育投入不足固然是一个问题,但不是最致命的问题。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这个结构理顺了,钱少也能办大事。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和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因此须齐头并进。而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则尤其应该是当下教育政策调整的根本方向”。

从社会发展导向的视角来分析问题,是评论文章的一个共同点。其中有两个提法比较醒目:

21世纪的反公平的社会导向

有文章通过简略的历史回顾,认为“到了21世纪,中国的教育现状却从整体上形成了反公平的社会导向”。文章认为,“解决教育公平问题,首先是政府的责任。教育主管部门的主要精力用于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是个方向性问题。如果教育不是导向社会公平,而是扩大社会差距,那就只能是政府的失职”。

对教育投资、规划、政策、管理体制等动大手术

有文章认为教育部官员“有太看重跨越式发展成就而太看轻公平显失问题之嫌——视总量矛盾为基本矛盾或许没错,定位‘优质教育’在相对角度也无可非议,但这矛盾不仅永远存在,而且在现实角度,其缓解的紧迫性无疑远在结构矛盾之下”。

文章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论说教育不公问题的后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接受教育的差距对应着收入的差距,教育不公平的发展会使收入不公平不断马太效应下去,恶化社会的利益格局,埋下城乡、地区、阶层等人际矛盾、紧张、冲突的隐患,与以人为本精神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

文章认为解决之道是“动大手术”:“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改善现状应置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首要地位,故需站到教育资源配置高度,对教育投资、规划、政策、管理体制等动大手术。”

评论文章链接:
新京报:“锦上添花”式政策加剧教育不公
中国经济时报:不可看轻教育跨越式发展中的公平缺失
新京报:教育要导向社会公平
南方周末:教育政策调整的两个根本方向
中国经济时报:解决教育不公不能回避深层次问题
工人日报: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新京报:大学高门槛挡住农村娃
新京报:在公共财政框架内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新京报:教育领域可别“效率优先”

(2005.2.26)



在网上“直播”自己的想法后,我一贯喜欢被转载、“转播”,不管意见是成熟还是不成熟,也不论是否能得到一些回应来支持或反对,我都能觉得一点点虚荣,其中就包括“对不起,教育部,我们给您添麻烦了”——我认为,我的意见是比较成熟、也是比较中肯的。

商业化的那种转载确实比较讨厌,不过考虑到不可控的因素,考虑到虚荣中的“成就感”,尤其考虑到自己意见的质量和份量还不至于金贵到强硬抵制转载的程度,所以我也就并未对自己的文字被转载有什么特别的反感。

今天不同,偶然发现“对不起,教育部,我们给您添麻烦了”一文被境外某些带有特定政治目的的网站所转载(我没有看到是否如实转载)——这类网站的立场、动机和在传播方面的品位,包括它们以蒙昧信仰去利用善良、弱势人群的恶劣政治品行,为我一贯反感;我相信,这样的转载根本无助于对文章意见积极的理解和传播,反而可能起到妨碍作用。

我恶心。

(2005.2.26)




有消息说“看天下”站点关闭or被关闭了,转贴了“看天下”网站的公告;不知是巧合还是怎的,365key也去不成了,告诉说“服务器应用程序不可用”,技术故障?

“看天下”我一般不去,RSS阅读器用的是“博阅”,但新闻聚合类服务会遭遇如何的管理或管制,这是个需要关心的问题了;365key几乎天天都用,它的提供的输出共享功能比较好玩,科盲喜欢;据说furl会更稳定,可那里慢,需要的功能不那么顺手……

看天下是个意愿,可是真能看得到吗?365是个希冀,可谁能保证年年度过365?

权且去furl过今天。

(2005.2.25)




在北青的青年论坛上读到了罗林志转贴在那里的“博客中国挑战了谁?”,文章认为博客中国此次对盛大-新浪事件的报道是“博客传播经典之作”。我对博客传播很感兴趣,所以很看重这篇文章,拜读之后,再次引发了关于公关文宣评价方面的一些感想。略谈几句,也特地向大家推荐罗林志的文章(文章在博客中国的链接)。

我认为,博客中国对盛大-新浪的报道究竟是不是“经典之作”,大家还可以各说各话,如keso与康国平那样,掰扯个没完。但毫无悬念的是,这次博客中国利用盛大-新浪事件所进行的公关运动,的确堪称经典之作,值得公关咨询业者充分汲取营养。其经典之处在于,博客中国以一次鲜活的实践,探索了“如何进行议程设置、公关传播”这类重要的课题。

在这一波公关文宣攻势中,大至媒体的充分调度,中至自我解读评价的不厌其烦,小至遣词用语的趋于极致,博客中国都显示了不容质疑的实力和走向彻底的理念。从网上文案的海量铺陈,一直到“支配”央视的力量(比如就是死马对央视经济半小时做的节目大惑不解),成就了一次高度立体化的传播攻势。我想,这个攻势是有效的,一方面能在IT圈外的公众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产生尽量广泛的社会效应,一方面也可能使投资者对这种影响和效应的潜在价值,作出有利于博客中国的评估。

大的方面不谈了,作为编辑,就罗林志的这篇较新的文章,谈谈对其中一些细节的观感。当然,我不知道罗是否博客中国的关联人员,如我曾经评论肖容先生的文章时的看法,我的判断,罗的文章或者是专业文宣、也可能是志愿文宣。

先说个一般点儿的,供正在修炼文字能力的写手参一小考。罗先生的文章(一下简称“挑战”)中提到:

这条具有互联网发展历史意义的消息的率先发布,宣告了有着先天优势的博客中国在信息源的掌握上,已经走在了互联网的前列。

关键词是“先天优势”、“历史意义”、“前列”。历史意义和前列是俗套的语汇,但先天优势就不同了——以作为修饰用词的“先天优势”辅以其他,十分有助于对博客中国实力和地位的塑造,也有助于引发对博客中国实力的更多联想—— 一走就走在“互联网的前列”哦。

下面这段话要请心态较嫩的写手强烈关注一下:

纵观全局,所有的门户网站中也只有博客中国发布信息最多,滚动更新最及时,观点最全面。就连新浪网站,也是在大家炒翻天之后,才迟迟发布了一个声明。看客们都在纳闷了,新浪网站素来是以新闻发布见长的,这回怎么突然迟钝了,难不成不满意现在的新郎官?

写文章,俗词俗句是难免的,像这里的连续三个“最”字。作为广告,法规不许可;在“软文”里尽管可以用,但俗不可耐。然而,本篇文章中连用“最”书,却能收到不同的效果。奥妙在于后面用于补充说明的比对例证,使三个“最”的意义即刻升华:新浪是最牛的新闻超市了,且“以新闻发布见长”,这次怎么了——不管怎么了,反正都被博客中国给那怎么了。谁更牛,毋需赘言了吧?——不过,这还不算奥妙所在。新浪为什么“迟钝”,IT圈内谁不知道?谁不能猜到?这种比较的幼稚可笑本是滑IT天下之大稽的;然而,妙就妙在这里:文宣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曰社会影响和社会效应,社会上谁知道那么多幕后哇?能拎出新浪必然要吃的这个“哑巴亏”来比对,说实在的,比去傍CNN可有效多了。

写手们对这个例证一定要深刻领会,不论是否能较快上手。这是一种功夫,偏属内功一类,需要克服或无视某些事实和理智。

下面还有一段也比较精彩:

“博客式”信息传播的一大特点就是博客信息内容由博客自己撰写自己发布,基于这种独特的博克传播方式,使得拥有着大量博克用户的博客中国网站能对新闻源做到最全方位,最多角度的“博客式”报道,超越了传统媒介“采编播”式的官方一言堂报道,弥补了传统媒介的传播信息渠道狭窄,传播速度缓慢,传播方式单一的缺陷。也向同类网站证明了博客中国在掌握新闻,挖掘信息上的巨大实力。一个成熟的,高影响力的门户网站,将在不远的将来,问鼎互联网至尊宝座。

这里面的理念或主旨,是博客中国经常向外阐述的;而公关文宣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不厌其烦地向公众灌输。网际传播与传统媒体的关系,对于公众来说比较专业化、但在接触过程中又有直观感受,作为写手,就是要捕捉这种具有专业面貌、同时又方便发挥导向优势的题目,一棍子就能把“传统”、“官方”、“一言堂”打个半死。

最后,文中也有比对,主要与“传统媒体”做比较,顺带比较一下“同类网站”。这里的细节还是语汇:“最全”、“最多”以及“超越”、“巨大”;而比对之后是展望,超越细节了——“问鼎互联网至尊宝座”。这个展望是最具震撼力的,不论互联网上是否有个“宝座”且居九五之尊。如果是专业文宣,这是理想与上进心的可贵写照;如果是业余文宣,这是激情与忠实度的感性袒露。

(2005.2.24)




教育部一位副部长在新华网接受助学贷款问题的网络访谈时,应网友提问,谈了他对应试教育的看法。从他的表态中,似乎传递出这样一个讯息:教育行政部门对应试教育的愈演愈烈已经无能为力,并倾向于将教育发展不平衡之责问在家长和社会身上。

现场答问,可能难免周全,比如就有前后文的矛盾:谈到应试教育,刚刚说完“小学、初中阶段应试教育就没这么厉害”,后面就说“好多家长非要把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要上好的幼儿园,然后上好的小学,再上好的初中,这样就引起了一系列不必要的竞争,学校没办法只能通过考试,谁成绩好就要谁。”——这种在社会上影响深远的应试择校风潮,依然不算得厉害么?

部长同志在谈论应试教育的时候,念念不忘家长,语气间颇显无奈和埋怨。请看:

“现在高校和高校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不平衡,差距很大。家长都希望把孩子往好的学校去送,一方面情有可原,另一方面就造成了竞争。” ——不平衡的原因、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都不谈,敢情竞争都是家长的“希望”造成的。

“虽然我们这些年搞职业技术教育,搞教育观念的转变,但不得不承认现在家长望子成龙、望子成凤,很早就给孩子规定出一个发展道路,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上好的大学,这个导向也很厉害。本来小学、初中,教育部规定是就近入学,可是现在呢?好多家长非要把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要上好的幼儿园,然后上好的小学,再上好的初中,这样就引起了一系列不必要的竞争,学校没办法只能通过考试,谁成绩好就要谁。” ——教育行政部门这些年很辛苦,搞教育观念的转变、规定就近入学,从观念到规定都忙乎到了,可就是家长不领情,所以呢,不必要的竞争发生了、中小学校的“准入”发生了。家长罪过大了。

“这种现象绝对不是教育部提倡的,但中国国情决定了不可能把所有学校的水平都变成一个水平。应试教育让我看大概会长期存在,但现在我们正在着手,本来搞了许多课程改革,本意都是想减轻学生的负担,结果却没有减轻。我举个例子,去年大家都说课外辅导很厉害,重庆市教委发了一个规定,中小学放学之后,星期六、星期天一律不准搞课外辅导活动,结果学生家长不干了,到教育厅去示威要求撤掉这个决定。这就反映一种社会现象,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教育本身就存在很多不平衡、不完善、水平差异比较大的情况,再加上人们的观念是需要逐步转的。比如这几年发展高职教育,结果家长不同意,现在造成高职不去上,都去上大学。”——这段车轱辘话最典型。同样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正确理念、正确决策被家长们冲了个稀哩哗啦。至于不平衡、不完善、水平差异大,全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些毛病都是“本身就存在”的……

看来,人民群众不甚满意的那部分教育,是人民群众自己造成的。作为百姓,我们给教育部添麻烦了,对不起。

恭祝教育部各位部长元宵节愉快。

(2005.2.23)

相关:[今日三句半] 有一种恶心叫转载 —— 从“对不起,教育部……”一文的被转载说起http://www.donews.net/keepwalking/archive/2005/02/26/289224.aspx




“方兴东:盛大新浪事件又一次见证了博客的价值”一文引来了keso的一篇“blog与盛大新浪事件”,keso的解读又引来了康国平的回应——“对洪波对博客中国解读的解读”,来来往往。从keso那边将康的回应及时链在文章后面的举动看,大概还会有回应的回应。

博客中国近期以来围绕博客的文宣,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包括方兴东、康国平诸先生,还有肖容先生的文字,等等,都是在为博客中国造势,以期确立blog在中国的主导权——舆论主导权、或者是注意力主导权。如对译名之争的阐释,对博客出版时代的宣传、以“博采类网站”将网摘代而表之、以及关于BBS的一些说辞之类,都是如此。这次高调炒作盛大与新浪新闻的所谓首发,当然也是围绕着“主导权”这一基本点。

不过照我的理解,IT舆论中的大量文宣,包括博客中国的上述所有文宣,以庞大叙事、理念拔高来论证合理性、吸引注意力,是IT传媒的一贯伎俩或曰通行做法;在IT圈内人士看来,应多能知悉相关事态的实际份量——毛重多少、净重多少。记得多年前听到过一位IT传媒女记以与实际年龄不符的成熟口吻说,IT这个圈儿也“太圈儿”了。在这个圈儿里,大面上的情况,谁是半斤、谁是八两,难道各方不都是心知肚明吗?因此,作为IT圈外人,我一直认为这路文宣是立足圈内、面向圈外的;尤其是在互联网应用日益普及化的今天,在圈外受众还不甚了解IT传媒公关文宣各种圆熟、俨然的表现形态之前,强势的舆论“普及”是为了争夺大量的普通用户。

同样,我以为这次博客中国对“首发”的炒作,作为文宣的招数,圈内原不必过于认真——为了“主导权”,目前博客中国在能涉及的方面不都在塑造立于潮头的形象吗?有人跟个把贴子、戳戳点点一番也就罢了。不成想keso认真起来了,康国平很快也认真起来了。仔细阅读之下,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只读康国平的帖子,还真的会以为是仅仅围绕“首发”在分辨争吵呢。

双方在文本背后是否另有深意圈外人无从得知,我倒是认为,keso文章中对blog及blogger的个人看法其实更值得IT圈内人士或关心网络传播的人士掰扯辩驳。围绕相关话题,最近已经有许多各式各样的看法了,博客中国炒作“首发”,不过是又一次树了个由头而已。我希望看到的,是就blog价值、草根传媒、网际传播等问题展开的论说,不希望面对IT圈内人士,争论的时候却还摆出一副公关文宣的架势,酸文假醋弯弯绕。说来说去,这不是吵给外人看、不又成了一次文宣作秀么?

读到陈世鸿的一篇文章“从洪波和康国平的观点冲突看博客的价值”,内有一段话我觉得有道理:

“……博客中国不是靠抢新闻取得的价值,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刻意去抢新闻,得失自然,应该在博客价值上多多挖潜,深入研究博客价值,而不要基于求成,乱了阵脚,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做好一件事情,胜过做一千件没有做好的事情。……个人认为,从当前看,如何与主流新闻网站合作,将博客文化通过合作共荣的方式,横向发展其影响力,可能是博客发展的一种方式。”

对于博客价值,显然值得见仁见智;而“挖潜”一说,大抵说中了博客中国的问题所在。博采也好、BBS也好、新闻也好、出版时代也好、以及博客是互联网新纪元的各种述说出来的表征也好,如果真的能有机地整合在一处,而不是平摆浮搁着占块地盘就摇旗呐喊,那真的会带来互联网事业的焕然一新,我等IT圈外人、网络普通用户将会深蒙惠泽。

当然,陈世鸿先生的“中立”意见如果不幸卯上的是只顾文宣社会效应的思维及运作方式,那就真的成了对牛弹琴了。我真的不希望康国平先生动用CNN来与博客中国的“首发”做比喻、比对,就算是对圈外的一种放话,那也太过了。

(2005.2.22)

补记:

刚贴上这篇文字,就看到博客中国已经围绕其“首发”事件隆重列出专题,专题序言充满了对博客中国先进性的阐扬,并宣称:“如果你以后登陆博客中国,发现博客中国在很多大事件上的报道深度和迅捷度以及全面度上已经赶上并超越传统门户,你将一定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博客中国的存在,将慢慢改变信息披露的方式,人民群众创造信息,将是未来绝对的信息制造模式。”没什么好说的了,博客中国已经实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超越——在传播一途上,博客中国矢志于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文本:“汪丁丁:走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这是一篇以王直墓被砸为背景的学者思考,颇有深度,发表在最新一期《财经》杂志上。我读后真的很有感慨。

两位教师跑去砸了王直的墓,还有各方的微妙态度,坊间评论多纠缠在理智冲动、王直史实、以及民族主义等比较老套、也说不出什么新意的话题上。我并不认同砸墓的举动,但希望看到有厚度的评说。汪丁丁一文,再度拎起当年影响深远、动静异样的“启蒙”与“救亡”之辨,更深层次、更有高度地探究启蒙的契机。从思想视角看,汪丁丁的眼光,无疑是敏锐别致的。

启蒙与救亡作为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概括,是否贴切,以及救亡与启蒙是否因高度概括而对峙得有些绝对,包括是否应该从更多的不同视角来观照、概括,好像都是没有定论、可资深化的题目。在不一样的讨论语境之中,如汪丁丁这样有分量的学者来旧话重提,肯定能带来新的启示。事实也是如此。

我认为,全文的内核是在这里:

“为什么我们只能在‘救亡’与‘启蒙’之间徘徊?追究历史,是因为在过去100多年里,我们只能在‘强权’与‘公理’之间求我们的生存。不仅中国人和日本人,而且欧洲人,或者主要是欧洲人,在过去几百年里,又何尝不是在马基雅维利的强权与康德的道德律令(公理)之间求他们的生存呢?”

救亡与启蒙相冲撞的心路历程,汪丁丁从历史深处找到了对应的现实源头,即所谓强权与公理的悖论式抉择(当然,汪丁丁的“强权”与“公理”的含义,需要仔细从文中领悟,“传统”的老套理解是不管用的)。同时,汪丁丁不仅将公理与强权间的抉择,视为中国百多年来的现实求索,而且还将这种两难抉择做了“全球化”处理,且上溯几百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意思罢。

这样的逻辑是否具有真正的历史感、是否“历史主义”的,想来必会见仁见智。

汪丁丁的一些文字,可能会拨动一些人的敏感神经,甚至“出离愤怒”。比如:

“历史数据表明,当年‘抵制日货’的国民运动确实对日本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同时,根据1939年公布的几份研究报告,我们相信,这一运动也对中国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双输局面,当然是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一个弱小民族,它用来抵御强权的,只有公理而已。惟公理之不昌,弱小民族才转而求强权——以强权对抗强权。然而,强权毕竟是双刃的。纵观历史,让人类走出双输局面的,还是交往和贸易。“

“我们当代的中国人,目前难得地享受着较长期的和平,难得地第一次不再感受到‘救亡’之紧迫,第一次可以倡言‘启蒙’,可以实行并且反思启蒙,可以深入到西方文明传统的内部去探求启蒙理性的种种特征与种种利弊,可以反省中国文化传统的种种特征与种种利弊,务求融合之、改造之、发扬之。谁敢断言这一历史契机不是“千载难逢”的呢?谁愿意虚掷这段时光,让昨日的情绪继续遮蔽今日的思考呢?”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追思在那场惨烈战争中的死难者们——中国人、日本人、以及死难者当中其他国家的人类成员。又以此文,反省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中日关系事件——包括‘砸王直碑’事件。”

30年代的抵制日货行动,似乎被定义为“强权”,这应该是许多人所不解的;“让昨日的情绪继续遮蔽今日的思考”,这种看似早有中外同路人的话语,也应会撩拨情绪;至于特意表示追思在抗日战争中“死难”的所谓“人类成员”,估计汪丁丁是故意要强调着这么说、这么惹毛一干人的了。

这里不多做议论,只想指出,愤怒敏感的情绪可以止息了,那些老套机械的批驳逻辑或思路也可以抛弃了。我们应该好好地从汪丁丁所带来启迪的视角,去作一番观照和省思。毕竟,我们的“启蒙”,确实还太肤浅,一直在被耽搁着。

至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为什么滋生如汪丁丁这样的历史与现实的情感,又何以秉持着这样的历史观念与现实观照体系,已经无足轻重了。他们的面目和思想非常清晰,在佩服他们的学术底蕴的同时(如果是像汪丁丁这样确有学术底蕴的话),我们只需和这些“世界公民”们分道扬镳,求索自己的利益,哪怕使用“强权”。

(2005.2.22)




盛大控股新浪的一事,闹得IT圈儿里火爆油煎一般;圈外呢,不说声息杳然,也基本上没多大动静。按说,IT圈外的人们还是应当被触动一下的——多少年来,新浪在社会公众眼里是中国互联网业的“地标”之一,而且,新浪更是许多人心目中国内规模最大的典型的“网络媒体”,是不少网络阅读者的新闻门户。它在资本游戏中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对网络媒体形态与格局产生的影响,我想,日后肯定会受到更大范围的关注。

从这个角度注意了一下,一方面,有观点对娱乐公司控股媒体公司的这种现实发展持质疑态度,另一方面,也有观点从其他视角看待同样的事情,而且透露着某种亢奋,宣称“服务全面超越门户,中国互联网业面临洗牌”,认为盛大的举动“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直接导致门户走向衰落。中国互联网未来将从门户时代过渡到服务时代。未来将形成以网络游戏、即时通讯、电子商务及搜索引擎共同支撑的服务‘黄金时代’”。

对于更多的社会公众而言,“门户”的概念其实是比较模糊的,互联网及其应用发展至今,可能许许多多将新浪这类网站作为“门户”的用户,实际上就是将其作为“新闻门户”、“网络媒体”来使用的。那么,门户的衰落,究竟是否就意味着网络媒体的衰落呢?已经有人对此忧心忡忡

“时下,盛大控股新浪,正在被赋予一些看起来很重大的意义,比如,内容为王让位于服务为王,娱乐时代的来临,世界级互联网公司诞生,等等,这些话究竟是不是过于利好且不评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多数人都认为盛大的控股将会改变新浪。这正是我所担心。作为媒体从业人员,我深为钦佩这家公司多年以来在世界互联网业及中国传媒业界作出的卓越贡献及杰出业绩,从世界范围来说,新浪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就使自己成为互联网领域里全球级的顶尖公司,与搜狐、网易一起,在大洋彼岸构成我们21世纪的国家名片,展现了现代化中国的风范;从国内来说,新浪的出现和崛起大大改变了中国传媒业的格局,从读者的阅读习惯到记者的写作方式,从媒体的议题设置到新闻的传播途径,新浪不仅仅是从传统媒体吸取了养分而且还反过去强烈地影响了它们。”

从普遍的、理论层面的意义而言,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国内经济社会的某些现实状态下,如“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企业家往往也都会变成金融家,他们不再关心实业,而是把全部心思放到资本运作上,企业就变成了资本运作的一种工具”,那么,一个标志性网络传媒企业令人失落的变脸并非不可能。但我总觉得,所引述的那位媒体从业人员的担忧似乎有点缺乏根据——倒不是指盛大收购新浪的变数或其后走向的变数,而是指对新浪目前网络媒体地位的“认证”有所怀疑。

如果说国内传媒业格局、阅读与写作的习惯、尤其是传媒议题设置和传播途径,的确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那么,新浪的作用似乎也不能做过分的放大——并不仅仅是新闻门户或网络媒体在建构着这些庞大的意义。何况,我至今不认为国内那些被视为具有代表意义的所谓“网络媒体”,真正发挥了与互联网发展与应用现状相适应、相匹配的更有价值的作用。

今日的“网络媒体”(所谓比较纯粹无传统所本的网络媒体),作为新闻来源与新闻内容的集大成者,其所促成的最大的实质性的改变,是对人们新闻阅读习惯的“改造”——在这里,上网看新闻只是一种表面化的现象,真正使人们受益的是信息渠道的大综合,这种综合改变了以往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造成的对少数信息渠道的主动或被动的依赖。问题在于,这种情形在多大程度上算是实质性地改变了“媒体的议题设置到新闻的传播途径”呢?甚至,实质性的改变发生了吗?

人们对媒体传播有各式各样的期待,其中,传媒的客观、自由、开放是比较突出的“需求”,不少人也在躁动着、或者蠕动着。互联网似乎为这类愿景开辟了诱人的可能性,某些网络传播事件(尽管“网络媒体”未必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可能也在无形中强化了人们对网络媒体的下意识的期待。然而,在现实条件下,我们可以对此抱持多少希冀呢?具体而言,新浪比起其他“网络媒体”来做得如何?甚至从总体上看,“网络媒体”们比起“传统媒体”来可曾卓越过?

在我的理解中,致力于信息的大规模集成和细分化整合依然是网络媒体的现实努力,这种对新闻内容的二次、三次或N次开发,确乎是互联网的优势,也应当作为网络媒体的一种表现形态。问题依然是,比起搜狐和网易来,比起其他网络媒体来,新浪在这个方面不可或缺了吗?甚至说,“网络媒体”比起认真地在网上经营运筹的“传统媒体”来,其集成和整合占据了质上的优势吗?

这些年来,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网络媒体”们,也经常炫耀一些闪亮点或超越点,比如今天甲搞网络直播了,还文字音频视频做全活儿,明天乙的“网络媒体记者”出现在这个或那个高峰会上搞采访了,电视都给镜头了。——不用多说,这有意思吗?

前段时间,看了几位blogger写的东西,心下颇有感慨。

比如,有人曾提及所谓blogger领导者,说“与一般受众相比,无论对报纸、杂志还是网络媒体,领导者的接触频度和接触量都远远高于和大于普通blogger”,他们“享有略高于常人的话语权。每天从RSS订阅器中弹出的更新通知不知不觉中牵动着万千blogger手指尖的神经末梢”。还有人这么分析keso的blog,认为“他的blog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个人门户’,而是成为了‘别人的个人门户’——很多人说‘可以不看sina新闻,但是要看keso的blog’”。

很有意味的还有下面这段话,说keso的blog、365key和blogrolls“都是我常去看的。裡面的IT話題,老實說,我也不是太關心,因為我壓根兒就不是個IT人,可是他讓我這個IT白痴以最少的時間吸收IT資訊”。

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keso的blog就真的能替代了新浪上的IT内容,其实,keso们的信息来源可能恰恰就包括新浪们。问题在于,这类现象是否能促使我们从更多的层面或更多的视角去看待“网络媒体”的现状、去理解“网络媒体”的蕴含呢?包括从近日所谓门户、个人化与社会化的讨论,我们是否可以得到一些关于“网络媒体”新的发展取向的别样启示呢?

当然,“网络媒体”们要应对的是更宏大的事情,而且“门户”不只装新闻,需要摆平的事情繁多得很,它们奔的是各自的宿命,包括资本驱使下的穷途末路或康庄大道;对于更多的网络用户而言,当来日一早发现新浪不再“媒体”了,甚至连搜狐、网易的新闻中心都改成天堂、传奇的登录口了,他们会找不到网络上的“媒体”诸如东西南北方的各路新闻网可资替代吗?而且,对于像老虎庙mimiqiao这种拿keso当早餐的人来说,大概得到中午才能发现“网络媒体”们歇菜了;就是早晨发现了,那也是吃keso吃出来的。

(2005.2.21)





近日,有新闻(“我国家庭教育需求出现三大转型”)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了《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据称,这份报道认为我国家庭教育需求出现了“三大转型”,即义务型转向自主型、标准化转向个性化和单一性转向多元性。其中的一段叙述称:

“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需求不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教育形式和内容,而是寻求能最大限度开发自身潜力的受教育途径和“量身订制”的个性化教育服务。在城镇,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从幼儿园起就已开始,各种特长班、兴趣班、资格证书考试等不仅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是将来就业的重要筹码。”

这显然是对我国基础教育领
中某些畸形需求的一种荒唐解读。

高考指挥棒下的应试压力,在城乡之间、城镇不同区域和校际之间教育资源严重失衡且积重难返的状态下,由高考向中考(初中升高中)传导、向小升初传导、向小学入学传导、向幼儿园传导,突出表现为教育行政部门默许下择校风潮的愈演愈烈,表现为特长班、兴趣班、资格证书考试及各种竞赛的泛滥,其中蕴含的种种教育不公平、教育腐败,普通民众早已深深痛恨而又颇为无奈。家庭教育从幼儿园就开始“投资”特长班、兴趣班、资格证书考试等,原本是义务教育陷于尴尬局面时家庭教育所做出的被动选择,是因教育资源人为失衡而产生的畸形需求,如今竟然被堂堂中国社科院纳入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作为家庭教育转型的积极取向加以肯定、宣扬。

在基础教育领域,那些以教育资源均衡与公平的缺陷为利益增长点的的办学行为与盈利模式,包括形态扭曲的名校办民校,已经蔚然构成产业链条,俨然同公办学校义务教育形成双轨并进的态势。照此发展下去,如果对所谓薄弱校的支持和建设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公办义务教育事业这一“轨”必将形同鸡肋,成为资源贫乏、质量平庸的代名词。办这样的教育,不知哪部分人民才会心满意足。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涉及基础教育领域的报道文章,不是不究及问题的根源(参见记者朋友,饶了天下父母吧)、就是对不合理的现状持助推态度(参见“双轨制市场化”:基础教育的现实出路);而中国社科院的这份报告,如果新闻报道的引述归纳是全面、准确的话,那就堪称更上层楼,从高屋建瓴的理论层面,将基础教育领域中的那部分畸形状态,包装为自主、个性这种焕发着现代教育理念光彩的发展趋向。

也许,在人们对教育产业敏感有加的时候,“文化产业”还是一个可供操作的辞藻。

(2005.2.19)




·摘录·

“公众舆论”上扬与“精英舆论”相对下落
(引自 时殷弘:公众舆论上扬与精英舆论下落的中国

有个在最近一年里看来显著加强了的事态,亦即社会转型和经济成长促成“大众民族主义”迅速增长。与此相关可以看到一个动向,即“公众舆论”上扬与“精英舆论”相对下落。不仅如此,现在有了不少属于非官方和半官方媒体的、新一代强有力的对外事务“舆论塑造者”,其部分驱动力是商业动机和“大众民族主义”。中国对外政策事务的处理由此拥有了某种重要的新力量或新资源,然而政策决定和政策贯彻的复杂性甚至困难也同时相应地增长。就此可以说,对外政策开始面对一种新添的辩证法。

有些公众思维简单化,只喜欢听激烈的话,强硬的话,一个原因是他们只需要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不要像政府那样为民族国家负责。所以,讲得极端点,如果今天中国听了某些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话,马上来个最高领导民主直选,那么也许我们可以预料明年就会为了马上实现统一、而不是在绝对必要时为阻止或粉碎台独而坚决发动对台军事打击,后年可能与某个邻国发生战争,再过几年与美国战争。大众舆论显得越来越重要,而某些大众舆论不符合民族和国家的真正利益。其实,世界各国的情况大多如此,而且大多甚于中国。

现在,大众民族主义的问题看来显然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大众当中的过度民族主义舆论与政府的更合理的考虑和判断之间的矛盾,应当(而且也许已经)被视为中国对外决策往往面对的基本矛盾之一。从根本上说,在这方面给中国政府合理明智的决策出难题的是某些外国政府。例如,小泉反复地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政治关系有很大的损坏性,并且给以较积极的态度对待中日政治关系的中国政府出了难题。类似性质的还有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有害的做法,布什政府在世界政治中的极端霸权主义和黩武主义态势,当然还有谁也不会忘记的特大例子:北约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

·读后·

在行文叙述上,一直在拿捏分寸,照顾得比较周至。一些提法上,有浅显清晰、事实比较容易确认的部分,如指商业动机成为舆论塑造者的驱动力;有字面意义比较容易理解、但所涉事实需要细细梳理的部分,如称“公众舆论”上扬与“精英舆论”相对下落;有比较“学术”、比较费解的部分,如所谓“大众民族主义”(这两篇洋洋大作中均有论述,看晕了:12)。

文中对公众简单化思维、大众舆论的判断,与近年来大多同类取向的论述一样,似乎秉持的是简单化的或单向化的逻辑,缺乏对大众舆论偏激的根基土壤的挖掘。“社会转型与经济成长”究竟为当今中国的社会心理和公众舆论铺垫了怎样的基础,多数论说语焉不详或大而化之;也难怪,对“社会转型和经济成长”本身的评价,也还不尽一致嘛。

某些“民族主义”言行背后的商业动机,近年来比较遭到注意,常被识破。其实,对极端民族主义、大众偏激舆论的抨击背后,也未必没有商业动机的身影。与金元利益绑定之后,为了维护某种利益格局,主“战”主“和”,都是可能的、现实的。

“公众舆论”上扬与“精英舆论”相对下落,这样的提法,在本文涉及的语境中,可以理解其特定含义,但希望不会造成放大的幻影。一是,舆论的“上扬”或“下落”如何界定,是音量的大小、还是主导能量的大小?不论是围绕所谓民族主义的争执,还是在社会的其他领域,公众舆论的喧嚣在哪些层面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现实影响,不知能梳理出怎样的结果?二是,人们似乎正在为“公众舆论的上扬”沾沾自喜——对随全球交往的开放、时局的变迁、以及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而获得的话语权,我们是否过分乐观了?伴随着公众舆论音量放大后博弈局面的变动,各利益群体恐怕都没闲着,比较起来,在当下条件的博弈之中,泛泛的“公众”,其成熟速度、反应能力、以及稳定发挥的能量,大概都不会占优。

(2005.2.18)




今天看新闻纸,有条新闻标题是“数字化过年,这年还有味吗?”(《新华每日电讯》2005.2.18),觉得挺耸人听闻的。上网再一瞅,敢情掰扯“数字化春节”的新闻报道,还当真不少,怎么之前就没留意。

粗粗看了看,这路报道基本属于节前预测或节后“盘点”一类,大致有两个比较突出的关注点,一是把信息通讯技术“应用”于过年的事例陈列出来,诸如春节期间交往拜年、娱乐学习方面的短信啊、伊妹儿啊、宽带啊、网上购物配送啊什么的,说得很热闹、很祥和,连农民也“恋上了网上过年”哇;二是抒发思古怀旧之幽情,恨不得上升到传统文化生死存亡的高度,絮絮地念叨传统年味会不会被数字化一风吹啊什么的,很文化很矫情的样子。

从新闻功能的角度,两个关注点各有所长:前者让人欣然知悉时代的跃进、盛世的安乐,后者让人蓦然惊觉现代与传统的冲撞——原来我们在轻巧地收发短信之际还驮着那么一大捆文化负重哩,于是我们会由衷赞叹传媒文化人的深沉。

瞅瞅节前的“数字化春节”鼓噪节,比如宣称“数字化春节时代正在来临”,说“大拇指文化”呈现亮点,比如预测“数字化春节消费”,说短信、宽带、语音拜年是亮点,等等,节后一回眸,运营商们真正盆满钵满——吾辈小人只好无端揣测节前君子们的那些鼓噪是否算是“托儿”词。

相关链接:
“数字风”吹跑了传统“年味”

数字化春节时代正在来临“大拇指文化”成亮点

数字化春节消费三亮点:短信、宽带、语音拜年

“数字春节”热农家

春节年味特刊之一 拜年:从磕头到发短信

(200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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