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so说“娱乐至死”；《娱乐至死》获奖了。

当然，两件事没什么因果关系，有的只是时序关系。至少说明，“娱乐至死”这个语汇，在不甚相关的领域，现在都够显眼的。

今天在“半亩园”看报，一边吃着酱肉烧饼，一边读到“华语图书传媒大奖”揭晓的消息。翻阅之间，发现获奖作品中有《娱乐至死》，2004年度社会科学类图书奖，获奖的是译者。

“痛扁keso”那里有对《娱乐至死》一书主旨的简述，这次颁奖给该书，显然也正是看中了那个主旨。颁奖方面认为“在娱乐文化不仅仅成为主流话语，而且开始大规模压制其他价值的时代，《娱乐至死》来得恰逢其时”，作者尼尔·波兹曼“极富洞见地指出了当下最急迫的威胁：娱乐至上的态度已经开始威胁其他的所有价值体系”，“作为一种极具扩张能力的价值体现，波兹曼描绘的那个‘娱乐至上’的世界，值得人们警惕”。

报纸还刊登了评委会一些成员的看法，大致算是感言。比较大块一点的文字是徐友渔先生的。徐认为“看此书要有非常好的问题意识”，主要原因如下：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这本书谈的纯粹是美国的事情，在美国虽然从来不存在奥威尔式的集权和专制的危险，但却确实存在着电视的大众文化使人变得没有审美情趣的危险性。这些观点对中国来说是很新鲜的，实际上在20年前中国惟一存在的是奥威尔式的危险，而根本不存在“美丽新世界”的危险。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金钱和大众文化产生了，另外一种危险也出现了。但是在两者之间，我觉得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奥威尔式的危险，遗憾的是，中国人喜欢这本书，并没有考虑作者明确指出的问题，他强调的是“我只谈美国的情况”。实际上，我不愿意那么大张旗鼓地让中国人重视这本书。谈这个危险，是不愿意正视中国“1984”的危险，而将中国的危险导向大众文化式的。

这本书的实际水平是最高的，但是它要求中国人在看的时候，要有非常清醒的头脑和非常好的问题意识，它谈的东西可能对30年后的中国才是最重要的。周国平写了对这本书偏爱的文章，我却看到了这本书在中国很可能误导人。

看来，徐友渔认为这本书在现实语境中基本上只有美国意义，在中国，徐或许是觉得这本书很不“入世”，或者“入”的是30年之后的“世”。与徐的观点类似，同为评委的袁伟时先生也觉得“存在着一个语境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写文章、办报纸、出书都是娱乐方面的，可能确实有‘美丽新世界’的问题。但因为另外一方面不让出，所以大家才选择这个东西，它不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美丽新世界”式，“1984”式，哪一个是我们的社会与文化当下所面临的更重要的危险？这的确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问题。不过，这种“选择题”，恐怕有点伪问题的味道。

原著将两种危险并列比对，应该并不意味着作者认为两种“危险”在美国语境中具有现实可比性吧？我宁愿理解为，作者是通过对历史“预言”和现实状态的比较，昭示某种历史的厚重与狡黠，从而使其对现实的分析更具历史感。

当然，文化认知的历史高度不应当虚置云端；一定要把两种预言的比对简单地“坐实”到当下的中国社会，也不能不算是颇具现实关怀的学以致用。但问题是，为什么只愿囿于两种给定的“候选”者中画圈打勾？徐、袁两位自然没有义务在短短的评奖感言中全面论述中国面临的危险这一重大课题，但由此显现的对20多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认知的思路停滞，却是令人遗憾的。

我并不认为“美丽新世界”式的危险已经足以摧毁主流价值体系。部分的原因是，我怀疑在现实的混沌与杂芜中是否能够建构一个足够清晰的公认的主流价值体系；另外的原因是，我怀疑那些弱智文化已经纠集了足够的力量，到了能够自由驱动多数人思维的程度。我也不认为“1984”式的危险已经无足轻重，我甚至觉得即便所有应然的启蒙都到了位，再冒出个“老大哥”来，也不难重新颐指气使、生杀予夺。

若干年来被狠抽得最多最响亮的耳光，就是教训我们要跳出那些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比如，在我们抗拒、躲避集权式的钳制时，难道没有发现已经被抄了后路吗？权力力量同资本势力的互动所成就的新的利益格局，不是已经在拨弄和引导大众的文化氛围，从传播议程的设置、到娱乐风尚的塑造？再比如，当我们依然钦敬某些知识精英及其曾经高擎的反主流之旗时，难道没有蓦然发现他们早就傍在特殊利益集团身边吹拉弹唱、蔚为主流，而且竟还在不断地述说悲情，装扮出一副社会良心的模样？——所有这些，都不危险吗？其卑鄙的精彩之处，怕是“老大哥”也呈现不出来的罢。

顺便说一句，上个世纪90年代当大众文化浪翻潮涌的时候，不止一位知识精英是那么地乐不可支。他们宣称大众文化将解构主流，以别样的路径完成他们心目中未竟的事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认为今天的发展符合了他们的愿景。

最后想说，认知思路的停滞最多让人觉得遗憾，文化的天然优越感则让人觉得有些生厌。反复说什么“不愿意那么大张旗鼓地让中国人重视这本书”、“它要求中国人在看的时候，要有非常清醒的头脑和非常好的问题意识”、“我却看到了这本书在中国很可能误导人”，仿佛只有他们才百毒不侵、坐怀不乱似的。作为从风波浪里摸爬滚打过来的一群，他们希望人们重视“1984”式危险，殷殷、拳拳之心完全可以理解，但这不应成为炫耀精英式优越感的理由。

关注《娱乐至死》，恐怕重在思路的启迪、重在文化历史感的领悟。从这个角度看，颁奖方特别强调“《娱乐至死》所指出的威胁并不是当代社会惟一的问题，波兹曼本人也没有把这种危险全球化和绝对化。事实上，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境中，“娱乐”也并没有取得一统天下的价值霸权”，这既像是一个恰切的注脚、又多少有点像画蛇添足。

（200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