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读书读不下去，看杂志也没有好习惯，时常翻看一下目录就觉得胸有全局，从容搁在一边，“计划”着慢慢看，这一慢就慢到猴年马月了。我决定改正，于是拿到杂志先从最后一页开看——这是从今天开始的。
标明5月19日出版的这期《了望东方周刊》，最后一页的文章是“学校中缺失的未来”（作者房向东、小寒），上来就数落了中国的学校一顿，大意是说中国学校培养“想像力”不对路子。看见对教育不满的文章，就感觉很振奋，所以我一路读了下来。
关于想像力，文章大致认为中国学校所提倡的（如金庸武侠作品中所蕴含的），限于历史事件，限于封建文化，讲侠义而不讲法治；中国学校所不太欢迎的（如科幻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是面向未来的，是以科技文明为背景的，讲究自然法则面前众生平等。阻碍甚至扼杀了好的“想像力”，其结果自然不妙，比如爱迪生、凡尔纳、爱因斯坦式的人物可能因此而不得诞生。文章作者的希冀在于：
我们希望看到：当少男少女跨进中学、大学校门时，应该对学生这样说：“愿我们空气中弥漫着两种因素，一种是民主和法治，另一种是幻想和创新！”
文章的基本立场我很赞同，关于中国学校欢迎什么和不欢迎什么想像力的判断，虽有强直之嫌，但至少表达了对好的想像力的企盼。只是，读罢全文，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
看得出来文章作者很在意“科幻小说”，很不满意“到目前为止，中国语文教材里还没有收录一篇科幻小说”，而“美国中学课本有很多科幻作品入选，有400多所大学开设科幻课”，由此担忧“当发达国家的学校为孩子们打开面向未来的科学大门时，我们的学校却将孩子们封闭在几个世纪前的武当山上”。这里把科幻与好的想像力、科幻与科学，是不是拉扯得太过密切了？科幻小说在表征未来方面真的有那么重要么？当然，在这些问题上，作者对科幻小说虽有着特殊的偏好，但并不妨碍在科幻与想像力、科学、未来的关系上，作者的观点有可能是对的。我重读了一遍文章，才发现感觉不对劲的，是作者加在“语文”身上的负载。
文章并没有特别指斥“语文”，但通篇大抵是以“语文”指代了“中国的学校”，如对“语文教材”从未收录科幻的表述；如指“我们的语文课已经培养出了郭敬明和韩寒”，而这些半大孩子的作品“大都喜欢面向过去，而不是未来；喜欢褒扬魔法，而不是科学；喜欢赞颂江湖，而不是法治”。文章甚至说“语文老师的主张，当然也影响到了茅盾文学奖评委们的倾向”（这应该是调侃？），而“茅盾文学奖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奖项，因为它主要就是历史小说奖或“昔日小说奖””，“主要都是长篇大段地讲着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
中国的语文教育自有语文教育的问题，但“语文”真的负载不了那么多东西，也受不了以“减负”的名义重新载入新负担的折腾。可心的榜样要语文书给立，正确的思想要语文书里藏，一个洋溢着民主法治幻想创新的未来，也得语文书来帮衬着昭示，中国的学生们，也真够井底蛙的。这语文，究竟得挑多重的担子？而更要命的问题是，有多少“未来”是因学校而“缺失”的？
顺便说一下，文章津津乐道的阿西莫夫，在所谓新生代科幻爱好者看来，好像恰恰有些过于“历史”和“昔日”了。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众新生代科幻作家评说阿西莫夫”和“我们崇拜凡尔纳实在太久了”两篇文章。哪种科幻所启迪的未来更好呢？
（200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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