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7月31日

summer sun前几天在一篇blog中说,“我去读blog,结果每天必看的就是《按摩乳》,在他那里笑到肚子疼后,再来工作、学习、写报告、做计划、排日程、当大队会计算大帐。”

我最频繁光顾的,也包括“按摩乳”。在那儿,除了笑,我还常常拍桌子。比如,在他那篇“新周刊风格”中,有这样的话:

一个人带你到一砣盆景面前,这砣盆景古怪嶙峋,上面还长了点青苔和一砣被扭曲了的松树,看上去就像龚自珍在《病梅馆记》里面描述梅花那样……然后他根据眼前的这砣盆景,就会写出一篇《黄山颂》;同样,这个人把你带到游泳池边,看着游泳池里波光粼粼的水面,回头就能写出一篇《大海赞》。这就是《新周刊》的风格。

看这段话的时候,电脑桌上没空地儿了,我就特地到厨房拍了一下案板。

(2005.7.31)

2005年07月29日

《新京报》的评论版上经常有抬杠的,这两天发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为了反恐,也成了“杠头”。

25日有一篇评论“连环爆炸案提醒正视全球不公”,谈对恐怖主义的“土壤”的看法。主要是认为近些年的恐怖主义活动“与西方世界重新进入所谓‘新镀金年代’,而人类整体也被迫同步跟进密切相关。许多后发国家的发展困境,这些年来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有所加强。与此同时,一些强势国家只管自身国家利益,赤裸裸推行‘新帝国主义’,同时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层面推进自身意志,它同样在全球引起激烈反弹”,而且,“全球不公与压迫,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体现在政治与文明层面。强势者试图利用其相对优势的军事与经济能力,强迫处于弱势者接受其意志,改变弱势者的生活方式、价值信仰与社会制度”。

26日徐友渔发表评论“恐怖主义绝非追求正义”,在这篇评论中,徐友渔义正辞严地、相当正确地把恐怖主义与追求正义划清了界限。

27日,一篇署名东远的评论“反恐:以道德论是非无益于问题解决”来反驳徐友渔了,其中认为“徐先生对所批评的文本,基本是做了误读,把追究恐怖活动发生的根源这样一种技术性分析,当成了是为恐怖主义的‘正义性’求证。其实徐先生所批评的文本,已经说得明白不过,打击恐怖主义,根本的还是要清除其生长的土壤。这种技术分析在徐先生那里,成了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在本文作者看来,恐怕与徐先生的先入之见有关。”作者所称的文本,显然是指25日的那篇文章。

其实,徐友渔26日的文章,不仅通篇并未明说是专门反驳25日的文章“连环爆炸案提醒正视全球不公”,而且,从行文来看,也不像是在反驳“连环”一文。

一个原因,大体如东远文章所说,“连环”一文是谈“根源”的(至于是否“技术性分析”另当别论,至于“土壤”与“根源”的关系也另当别论),与判定恐怖主义“正义”与否无涉。甚至可以说,“连环”作者心里是否觉得恐怖主义有理是另外一回事,反正从文章的观点和逻辑上,得不出分析土壤或根源就是辨求正义的结论来。

另一个原因,徐友渔文章中的引文,能与“正义”问题挂上边的,都不是“连环”一文提出的观点,比如,徐友渔在文中一上来就说:

令人感到惊异的是,有一些人应付性地说一句“恐怖活动无疑应当受到谴责”后,在“但是”上大做文章,他们认为恐怖活动产生于全球性的不公正,是弱势者对强权的反抗,虽然这样的反抗有些过分和不恰当。比如,有人说,“要理解恐怖主义的悲愤,才能化解怨气。骂声恐怖主义太沉重,也太容易,但是却妨碍了追寻正义。”这些貌似公允和深刻的言论,与其说是在分析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不如说是表现出对恐怖主义的同情和理解”。

被徐友渔斥为“大做文章”的观点,尤其是引文,均不是出自“连环”一文。在文章中,徐友渔所引述其他恐怖主义的“辩护之词”,也同样不是“连环”当中说的。

不过有趣的是,28日徐友渔又发表评论“认识恐怖主义,‘深刻’向何方?”,明确声称“我在《新京报》上发表评论《恐怖主义绝非追求正义》,不同意《连环爆炸案提醒正视全球不公》一文的论点和倾向。《连环》一文为爆炸事件发生的原因给出的答案,是西方国家在经济层面和政治与文明层面造成的全球性不公正。”这等于是承认了他自己的行文逻辑有问题——凭什么把恐怖主义的辩护之词说成是“连环”那篇文章的“观点和倾向”呢?

在28日的文章中,徐友渔表示:

长久以来,我们有一种思维定势,对任何社会现象的分析一定要进行到社会-经济层面,一定要挖到经济根源才算深刻;对任何坏事丑事一定要归之于“资本主义的罪恶”才算“政治正确”。这种思路在许多情况下确实高明,但显然不能套用到一切场合,最好的方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还要看到,不加节制地强调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在讨论犯罪时容易“深刻”地把主观的道德、法律责任问题化解为经济和历史的客观环境问题,把个人责任推给社会,就像有人为马-加-爵的惊人残忍罪行辩护一样。

这段话说得比较讨人喜欢,尤其是搬出昔日批判“资本主义罪恶”的荒谬来,更容易唤起人们的共鸣。而至此也可以约略看出,徐友渔反对在一切场合挖掘社会-经济根源,反对不加节制地强调社会-经济因素——而恐怖主义,恰恰就是这么一个可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不必挖根源、找土壤的玩意儿。

从徐友渔两篇文章的行文、逻辑和观点看,我只能觉得他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强烈情感和立场而四处抬杠。别人对恐怖主义的土壤或根源的分析是否正确,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为了树靶子的方便,而把不同的观点和问题搅和在一起打造出自己的振振有词,就不像那么回事儿了。你可以反感深挖社会与经济根源、追寻社会与经济环境的“思维定势”,但对于恐怖主义,说说社会与经济、谈谈世界格局大势,凭什么就一概不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呢?我实在想领教一下如何有节制地看待道德与不道德、罪与非罪的社会与经济背景,领教一下对当今的恐怖主义究竟该如何具体分析,可惜徐友渔只拿来个少女衣着暴露与强奸案的例子来做结论,弄得我哭笑不得。

(2005.7.29)

2005年07月26日

陈彤说“博客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 Web2.0是炒作”,这是很可贵的旗帜鲜明,虽然一下子就让好多人相当不满。

令人不满的观点,最主要的,可能是两个::

一是指web2.0“是某些群体的炒作”。有那么一大帮子人都在说web2.0是普遍大趋势,他偏说是炒作、而且只是某些群体的事情——这“某些群体”,一是玩新奇的,二是找辙圈钱的。这无疑让自觉使命在肩的人们觉得备受贬抑。

二是说“阐述观点而不是描述事实的文本形式的博客,比垃圾邮件强不了多少”。不管加了什么限定条件(而且这限定条件还有点莫名其妙),这种说法基本上算是将“博客”等同于“垃圾邮件”了。写文本、谈观点,肯定是现今blogger们主要在干的勾当。满网上的blogger,敢情成天价在制造垃圾?不满都是轻的,会大怒。

对于陈彤的观点,keso在张锐的评论文章后面留言说,他认为陈彤“对blog和web 2.0的否定,有点言不由衷”,他“不相信陈彤所想跟所说的一致”。我倒是觉得,陈彤是在说气话。

陈彤说“博客目前只是某一个圈子内的人群所使用东西,比如说IT记者,可能不过如此了”。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与事实不符,除非是在这个“圈子”的界定上打埋伏。我坚决不相信作为业内大佬的陈彤,会对blog的发展态势如此漠不知晓。

今年年初,新浪科技有一篇文章,“新浪总编缉陈彤:新浪也是博客主倡者”。那时,陈虽然有个结论说“博客不就是论坛吗?”但他同时强调“如果非要套博客这个时髦的名词,新浪也是中国博客最主要的倡导者”,认为“新浪早期和博客是密不可分的”,认为他所理解的“博客”是新浪走上商业化进程之初的积极因素。陈彤还表示,“我们一直对博客给予大力支持”,“我们对博客一直是非常看中的”,还说,“博客这几年在全球的影响非常大”。他表示,“新浪也会挖掘博客的内容,比如对杨振宁的报道,杨振宁与他的新婚妻子在海南的独家照片,那就是一个博客用手机拍的,质量非常好,除被门户网站转载还被一些纸媒转载。以后我们新浪会选定几个目标,用我们的社区聚集一些高水平的博客。刚刚老方说中国有上百万的博客,有那么多人可以写出比较通顺的文章,我相信聚集一些有深度有思想的人是我们希望做到的……”

不论陈彤对“博客”如何认知,也不论他对“博客”发展与门户网站的关系如何看待,至少在半年以前,他并不认为通顺的文章、以及写出这些通顺文章的“有深度有思想的人”与垃圾邮件有必然的关联,也没说“观点在互联网时代是不值钱的”。

如果由我来强行以思想逻辑解释这半年时间中的言词差异的话,想到的答案只能是:新浪之所以挖掘“博客”的内容,一是在找寻“多媒体形式”,陈彤说“可能真正有价值的是多媒体形式的博客,它包括音、视频的作品和静止图片”,杨振宁与妻子在海南的照片当然属于静止图片;二是有深度有思想的人写的通顺文章,如果被集纳而发表在有影响的新浪网上,就不再是垃圾了。显然,这种解释,估计陈彤不会采纳。

那么我想到的,就只有一种解释了——陈彤在说气话。想想看,你们一天到晚2.0、2.0地吆喝也就罢了,却偏没完没了地贬损1.0;贬损1.0也就罢了,还偏拿新浪当靶子;你们全2.0,连1.0的狗肉上都搁着2.0的羊头……新浪招谁惹谁了?好嘛,对不住了,你们这些2.0的核心玩意儿——“博客”,垃圾去吧。

我的判断也可能不对,毕竟是IT圈外人。再等等吧,两个半年之后,再听听陈彤怎么说。

(2005.7.26)

2005年07月24日

芙蓉现象将再度加热,这次添柴火的是身为国际强势传媒的《华盛顿邮报》。海外华文媒介已经多有反响,如果没有特别的因素,内地传媒的应激反应也会很迅速。

记得当初照猫画虎地对数码照片小试photoshop、从而接触了一些实例时,对所谓“PS过”的内涵颇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在我的体会中,移花接木不过是最低级的勾当,PS过的原始影像发生某种灵魂深处的革命,显现出焕然不同或微妙迁移的境界,才是PS所能造就的精彩之处。读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我立即生发的感慨就是,芙蓉现象被“PS”了。

当然,图像处理的PS,是主观故意;“华邮”报道的PS,还是应该理解为特定文化或语境视角下的某种浑然天成。其一,年轻一代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与风尚,一直是国际传媒的关注焦点,“华邮”将芙蓉现象作为这个热题的符号,虽没有分辨清楚芙蓉及芙蓉现象中乱七八糟的折射关系,或也算得差强人意。其二,国内传媒与各路专家的发声,不论其动机和微妙语态如何,毕竟大体为芙蓉现象的“本质”或“特征”做了议题的预设;其三,传说中的“官方”反应,是国际传媒一贯敏感的事情。

详说芙蓉现象与被PS的芙蓉现象之差别,实在是一件啰嗦的事情。这里只从外围的层面简单说两点。

第一,如果我们把所知晓、所体验的芙蓉现象的林林总总,同“华邮”的文本的描述对比一下,想来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差。单纯阅读、体会“华邮”的文章,其感受,或许与接触国际传媒对于春树等的报道,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但事实上,二者显然相当不同。一篇文章当然事实上并不具有那么充分的涵盖度,但以普遍的受众心理现状而言,强势国际传媒的观点,似乎天然地就带有某种权威或定性的意义。因此,发现和指出“反差”与“区别”,恐怕是必要的。

第二,也算是在上述“反差”范围之内,但值得单挑出来说一下的,是国内网络舆论对芙蓉现象的讨论,在泛化与泛滥之外,其实不乏更深刻、更犀利、更别致的见解,尤其是在中文blog当中。显然,这类观点并未纳入“华邮”的视野。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作为一家很大牌很强势很国际化的传媒,其观点与情况的摄取,其“渠道”依然比较“传统”,视角与视野似乎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别有洞天、那么身居前沿。而这,或许还是国际范围内传媒主流取向的现实景观吧。尽管网络时代了,也未必什么都那么网络,尤其是正在2.0的网络。

(2005.7.24)

一些热议的问题,议着议着,焦点就发生了漂移,或者衍生出更多的“焦点”。这有时是好事情,视野宽了,看问题可以更全面。但有时就很难说,有点像是转移话题,类似于搅混水——故意的或不自觉的。

最近的两个例子,一个是纪宝成与“七月流火”,一个是网络实名制。

如何看待与评价词语意义的演变,如何认识语言发展的规律,如何创新汉语,等等,当然可以因纪校长之使用“七月流火”而做进一步的探讨,但这么吵着吵着,无形中就模糊或移动了一个焦点,即大学校长的基本修养——这里不是指高深知识的修养,尤其是国学或汉语言文学的深厚修养,而是说更普遍、更基础一些的修养,比如常识性的东西,比如对特定情形的敏感,比如事务性工作中的“常规”,诸如此类。说实话,我觉得人大与清华两位校长的“事件”,都属于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某些低级失误,像隆重场合傻大胆儿、信口开河之类,与学问关系不大。

当然,争议四起的时候,也对大学校长的修养有另外一种考验:是选择默不作声,还是选择招认实情——比如对“七月流火”语出有典及其“歧义”争端毫不知情,或比如诚心推广“七月流火”之现代新解。我私下以为,沉默是比较政治正确的选择,这是特定语境下比较靠“谱”、比较“常态”化的态度。

比较而言,有些人就比较爱帮“倒忙”,一定要来搅一搅混水。他们忙不叠地为沉默着的纪校长高调辩护,顺带着也为顾校长辩护一把。在这里,辩护者和某些批评者倒是殊途同归,他们都在那儿界定大学校长的学识应该有多渊博,都在那儿搞深度学术考证,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基本修养层面的东西。他们对当今大学校长的要求倒是还蛮高的,只是,用搬弄学问的办法来为其实并无多大学问含量的事情辩护,是不是有点可笑?简直像在凸显更多的焦点以供指指点点。如果再让别人从辩护中指认出一些不严谨、不学问的内容来,岂不是为自己、也为校长,更惹一身的腥臊?

我说网络实名制的讨论是个“伪论题”,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讨论当中有“混水”。

该不该实行网络实名制,这个问题里面,至少有两层“混水”。第一层,打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方,是如同提问“胆固醇好不好”、“维生素好不好”,并要求给出是与否的答案。医学常识过于匮乏的人可能会将错误答案脱口而出。这类设问方式,要么是故意误导,要么是在主持大专辩论赛。

第二层“混水”更“混”一些。继续用那个比方,就是大家玩了命地去考证分辨什么是胆固醇、维生素,里面那些东西是好的、那些是不好的,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在什么情况下是好的、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好的,对什么样的人好、对什么样的人不好……

在第二层“混水”里面搅和,表面上看是做澄清的工作,实际上只是在把水搅得更“混”。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这话十足是真理——网络实名制好不好、该不该实行、怎么实行,与胆固醇、维生素的那些问题太不同了,在当下特定的语境中,压根儿就不是个学术问题、技术问题。说来说去,看似把问题弄清楚了,实际上把焦点模糊掉了。

当网络实名制这个问题的现实焦点变得模糊或呈散发、多发状态时,很多人变得越来越辩证、越来越科学——这很适宜于作学问。“混水”出学问,这倒是始料未及的事情。

(2005.7.24)

2005年07月23日

实名制像是山雨欲来的样子,所以讨论忽然就热闹起来。网络实名制不是伪问题,而是个极其现实的真问题;但IT圈内对实行网络实名制的讨论,基本上是说些于事无补的空话。所以我说,这是个“伪论题”。

目前的讨论,角度各不相同,各执一词。但以咱这儿的国情,如果自上而下地推行网络实名制,应该自有其特定的目的,而那肯定是一份重重的“大道理”。在那样的大道理面前,所有其他的角度或目的都是不必考量的。这样的事情,也自有其逻辑进程,轻易打断不得。高校BBS那档子事,就是这类逻辑的显现。校园网的范围相对窄小得多,也涉及不到更多的产业、市场等等方面的问题,与新近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大道理的逻辑毕竟相当强势。这样看来,煞有介事地隆重讨论这个问题,纯属于事无补,所以算是“伪论题”。

分类实施法较多被提到,这种“切块儿论”像是一种折衷。其实,网络上分门别类的实名制早有其实,特定的圈子或社区,实名制不是新鲜事,特定的需求与服务,更是如此。对于网上人群来说,在某个范围内以实名露脸表现,或提供或使用服务,应该是比较普遍的事情,而且是正在发展中的事情。再进一步分,怎么分?发表言论必须用实名、玩玩游戏可以用虚名?论说时政必须用实名,谈论天气、情感可以用虚名?问题是,如何操作?按题材划分论坛或板块么?可如果有个匿名分子在天气论坛上说国际关系呢?如果有个匿名分子非要在情感论坛里说他要娶副省长的侄女儿呢?这样一来,面临的还是目前言论监控的老问题,实名制的效果明显会打折扣。在如此的思路上讨论实名制,还是个“伪论题”吧?

看起来对相关部门最具操作迫切性的,也是最为可能出现的一种结局,是对所有网络言论场所实行实名制,管你是风花雪月、还是天文地理,“一刀切”了事。但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出人意料的。比如,网络实名信息的管理与安全,立刻会上升为一个严肃而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涉及网络言论服务业务的机构、企业,均掌握大量公民实名信息的时候,这种私密信息的集中和流动,很可能呈不可控状态。再比如,论坛、blog等服务,可能会因各种利害关联的主、客观因素而大幅度萎缩,这种状况可能对网络言论的监管有利,但显然将对产业层面构成冲击,其不可预知处似也多多。这两种情况,可能在短期内、也可能在未来的什么时候,显现其各自的或综合性的后果。

所以,最有效的一招儿,还是我所隆重提出的,以2.0的理念全面推行网络实名制。理念先进,还能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个优越的办法,弄起来比较复杂,各方面的成本比较高昂,主事各方似乎不会有什么积极性。到现在为止,还没人请我去开这方面的会议,也没人要任命我担任点啥职位,由此可见,2.0的办法没戏了。这么好的辙都没人愿意走下去,讨论网络实名制,更算是“伪论题”了。

(2005.7.23)

2005年07月20日

前些天写了“以2.0的理念推行blog实名制”,有人怀疑我是传说中的“网奸”,也有人说我的脑袋需要“大修”,这些都没能让我有所触动。今天读到了吴祚来关于网络实名的两篇文字,我终于被触动了。

我原来很有点自傲,觉得自己想出了用2.0理念搞实名制,已属“思绪横飞”。读了吴的文字,我有些惭愧——思绪横飞不算能耐,关键是抓根本。

今天上午不到9点的时候,吴祚来的专栏发表“网络实名:让真诚勇敢的人享受网络”。吴以韩国要实行网络实名为由头,很动情地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实行网络实名是一件值得另一个民族钦敬的事情”

为什么要实行网络实名制呢?吴说,是为了“让那些没有勇气说真话的人在网上无言以对,或者让那些虚伪的人学会真诚面对网络”;“网络实名制可以有效净化网络文化环境”,“可以使网下的人也学会对人尊重与真诚,一个人在网上骂多了,网下也会变得无耻而虚伪、自私”。所以,“为了让中国人为世界尊敬,请有关部门制定网络实名制规则吧”;“为了让中国人学会说真话,请大家响应网络实名制这一先进文化制度吧”!

可见,对于网络实名这档子事,不能太近视功利、太技术操作。往深了去,是要拷问、训练人的品质——真诚与勇敢;往大了去,是要让民族和国家被尊重,是要让文化制度先进起来。

今天晚上将近9点,吴的专栏又发表“网络实名不拒绝虚拟网名”,很郑重地告诉大家“网络实名并不是要求所有文章在网络上发表时都要署上真实姓名,而是在注册时必须有个人真实信息”,也就是说,跟正经报刊约稿似的,通知各位提供真实姓名,文章发表时笔名随便。文章还判断说,“有影响力的网站才会较早实施。个人网站没有影响力,所以实名制并无多大意义”。显然,吴祚来在抓根本的同时,也没有忽略操作性的具体而微者。这种宏观与微观兼顾的思想方法,很有启发性。

最终,文章的结论还是回到了根本之处:

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实名的,大家都自然自在地生活,网络实名之后,大家也会慢慢适应新的网络规则,中国是一个走向文明社会的国家,大家不仅要对自己的网络言行负责,更要对网下社会负责,国家的进步不是在虚拟的攻击与谩骂中前进的,他要真诚的批评者与思想的建设者!

是啊,我们都应该“真诚”、“勇敢”,而且“负责”,这样才会受到世界的“尊敬”,网络才能“净化”,国家才能“进步”着走向“文明”。这些实在是很重大的根本。

由于受到启发,所以我想续续貂——只要我们大家都真诚、勇敢、负责,就一定能好人有好报,也就是说,我们会得到真诚、负责和文明的回报。套用一句动人心弦的歌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实名,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2005.7.20)

2005年07月19日

看杨澜对斯琴格日乐的访谈,觉得这个嗓音高亢的瘦瘦的女子,在感情经历上实在楚楚可怜。但再看看刻意配发的评论“一次悲壮的炒作”,啊,披露这段苦情的时间,恰值新专辑上市。这么说,确实很悲壮,但也实在很炒作?

百度一下“新专辑 炒作”或“新影片 炒作”,有哪些结果呢?韦唯离婚,那英、高峰感情新纠纷,周迅秘密结婚,王杰嗜赌输光身家,李亚鹏新恋情,冯巩遭遇性敲诈案,还有沸沸扬扬于全球的汤姆·克鲁斯新婚佳期,等等,这些“事件”或“动向”,都曾被指是炒作新专辑或新影片的噱头。至于“事实上”是否属于炒作,那是老天都未必知道的事情。而且,在这类“个案”中,有关事实部分的传言是否属实,与是否存在蓄意炒作,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再加上文娱战场上的暗战明斗,动辄讼以“炒作”罪状,所以,也就根本无所谓实情。

结果是什么呢?好像不会有“结果”——这类热门的题材会一波接一波地涌现,旧的冷去、新的热来,媒体和受众都那么喜新厌旧,都那么善于遗忘。

也好像有些“结果”——内情和隐情同“八卦”完完全全地划上了等号,文娱圈里没了真话、没了真情、没了真相,只有戏码,只有“八卦”。那么,明星们的真情故事、艺术人生,还有多少是值得我们奉上一声叹息、一掬清泪的呢?这种怀疑很残酷,会伤了无辜明星的真心。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娱乐工业大机器的运转,既能引来歇斯底里的忠贞追星族,也能让旁观者变得只会冷眼相看。在他们眼里,追星族们的那些奉献,从尖叫、眼泪,直到生命,怎么看怎么反常——受众竟然入戏入得那么深,原本是消费对象的文娱明星们,怎么反过来把消费者们消费得够呛?

(2005.7.19)

2005年07月18日

在地铁里看报纸,一般只习惯于看短文。不过前几天曾在晃晃当当的状态下看了《新京报》上一篇差不多铺了3个整版的文章:“师生之谊还是论争对手?——考证红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 解析胡适与周汝昌学术关系”

我一点也不懂红学,甚至,很惭愧地没有通读过《红楼梦》。读过一点舒芜的《说梦录》和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前者算是很精彩而通俗的导读,后者有点属于歪批。之所以将事关学术公案的文章看了下去,全是因为那篇长文在诸多细节的考据之中,鲜活地涉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关于历史的“失真回忆”。

文章的考据方式主要是以周汝昌先生的回忆同多年来逐渐披露的周与胡适的交往书信做比对。文章最终感叹说:

回忆录虽然是研究当事人的十分重要也是最为直接的第一手资料,但其真实性也必须接受事实的检验,需要参照相关资料进行辨析,这也是笔者探讨此事得到的重要启发。好在这些珍贵的书信保留了下来而且已经全部公开刊布,可以使后来者大体知道事情的真相,否则只听一面之辞,有些事情也许真的就成为永远不可破解的历史公案了。

这显然是读史的常识。弹起老调调,纯属确有所指。对比文章中一段写得很有劲道的话,就不难理解感慨何来:

上述实际情况与周汝昌日后的回忆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出入,如果不是看了这些书信的原文真是不敢相信。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恐怕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周汝昌在当时书信中所说内容与内心实际所想完全相反,即表面上听从胡适的建议指导,对胡适的种种帮助感激不尽,私下里却对胡适十分不满,满腹怨言;一是周汝昌后来的回忆有误,几乎达到了重构历史的程度。

此外,文章关于周胡“学术公案”中的一件事情,还曾有这样的结论:

大体可以这样说,这是周汝昌日后虚拟的一场激烈争吵

虚拟、重构,从而失真,这简直是人们“回忆”历史的时候,没法不犯的毛病。像周胡交往的这段“公案”,其还原倒还不复杂,尤其是涉及“客观事实”的部分——只要当初的基本材料得以完整再现。如果周汝昌先生的记忆是“失真”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虚拟”和“重构”?所以,更堪玩味的,是现今的回忆录和往昔的书信两相印证,所曝露的其间的“差池”。

这里所涉及的,就是人们记忆历史的动机——对于历史,我们从来就喜欢选择性地记忆;而从选择性的记忆当中,我们受到了启迪、得到了镜鉴。历史于是有用了。

最近声势浩大的一桩关于历史的“记忆”,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在一种“记忆”方式中,人们回首眺望、跨越600春秋,或是为了“重温”经略海洋、走向世界的荣耀,或是为了发掘、张扬某种和平崛起的榜样与传统,让历史的镜鉴向全世界投射并彰显所谓强盛与和平的共存。显然,这样的历史记忆太过朦胧,蕴含了太多的意象与联想,因而太容易遭遇盘诘。而细细品味,种种的盘诘,也因深深地植根于近代以来发展路径的困扰,源于现实境况的刺激,而具有着另外一种活生生的现实感,蕴含着丰富而澎湃的思想情愫。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唯物地、辩证地条分缕析,这些命题都将“不科学”。然而有趣的是,当我们记忆历史的具体段落的时候,似乎依然不停地在“当代”与“思想”中转来转去,难得有更“科学”一些的超越。

当然,关于那段红学研究的公案,如果周先生的历史记忆确属“失真”,恐怕在“当代”与“思想”的背景之下,更多地是围绕着一些更为个人化的因素打转。

(2005.7.18)

2005年07月15日

虽然前有清华大学秉林校长之鉴,但人民大学宝成校长一句“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又招来好一顿褒贬。这次比较有趣的,一是,这段时间正好发生围绕人大成立国学院而起的乱仗,宝成校长是这场乱仗的焦点之一,这种巧合使这顿褒贬更直接和“国学”挂了钩,别有韵致;二是,站出来为宝成校长辩护的人似乎不少,前次为秉林校长辩护的声音,似乎没这么大的音量。我在网上看到的,大致是两种意思,或是表达一种情绪,觉得总是翻腾老古董比较没劲,或是表达一种较真,指“七月流火”已有约定俗成的白话含义,未必一定遵照《诗经》原典,有人就举例说有部国产电影就进叫“七月流火”,用的就是“偏移”了的约定俗成含义,还有人拿其他词汇来佐证,像“莫名其妙”的“原意”其实是妙不可言(其实,最近更多被提到的好像是“空穴来风”的“原意”),等等。

就算宝成校长确属用典失误,甚至如秉林校长一般不认得篆字,恐怕也既不能说明人民大学与宝成校长重倡“国学”的可笑,也不能由此反证说“国学”太有必要强化与普及。从两位重量级校长连续出彩儿,我只是觉得,这俩校长可能是平素里忙得比较晕头转向,到了比较节骨眼儿的时候,脑子有点不够用。很个人化的事情,没那么多讲究。

秉林校长眼睁睁地瞅着一群篆字还敢高腔大嗓地转舌头,这事当初就令我相当惊讶。对汉字,千万别认字认半边儿,这是几乎所有人在小学时候就受到的叮嘱,那还是说简体仿宋啥的,更何况那些“转”来“转”去的字儿。堂堂大学校长肯定不会不懂这个“常识”,所以我觉得,因为平日忙碌的缘故,他把常识忘了。

宝成校长肯定也是百忙,但他似乎不是忘了“常识”,原因主要在客观。

围绕“七月流火”之误用,这个题目可以说谈论经年,很多报刊上都登载过这档子事儿。在典故溯源方面,这个“七月流火”肯定算是比较普及化的一个。很多人并不知道七月流火的确切典故和原初含义,但知道这个词儿有些来历、容易用错(或者至少是会引发争议)。就算是这个词儿对于某些人来说有了约定俗成的现代意义,但在已然被赋予了敏感意义的场合,还要拿出来挑逗流言蜚语,我觉得堂堂大学校长不会这么干,尤其是一个有着国学背景的校长、面对一个有着国学背景的语汇。这也算是一种“常识”。这个常识,相信宝成校长没忘。

如果说宝成校长有什么做得不到的地方,可能就是阅读面儿没那么宽——话说回来,谁能啥都读到呢,尤其是那么忙碌的校长。他读到的,可能恰恰是那种被指责为望文生义的现代化了的约定俗成。点儿背不能怨校长啊。

当然,宝成校长也不是没有应当汲取的小教训。那就是,某些场合的大会发言,最好不要轻易地脱开稿子玩即兴。我相信,帮着起草和讨论发言稿的人,绝不会是吃干饭的,他们不大可能特意挑拣一个至少是有歧义的词儿,来让校长站那么老高去红口白牙地煽乎。

(2005.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