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文章，“北京穿着一身俗气的洋裤褂”，一个美国的规划师苏解放（JeffreyL．Soule）写的评论。据说这位解放先生曾长期参与中国的城市规划。
看来，解放先生很受伤。他说：“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他认为：
北京的新建筑和城市设计竞相引人注目，以致构成对城市的伤害。北京正在成为的现实，使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到震撼，这些“震撼效应”无处不在。北京用天坛和紫禁城的形象来包装自己，但今天这个城市的现实并不令人满意……为什么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由于缺乏规划和设计法规来管理和维持城市的历史身份和特征，未加分析也未从广泛的公民视角来定夺可供选择的方案，北京失去了都市感，成为杂乱无章，遗弃着建筑师和工程师青春期冥想的景观现象。……一处处“震撼效应”叠加起来，结果就是城市的自我“休克”，毫无个性可言。
这些话似乎是老生常谈，是对浮面景观的感慨。不过，专业人员毕竟是专业人员，解放先生直指城市“规划”的内部——“许多规划仍然被财富和权力在三维空间上的欲望所驱动”。下面的说法值得玩味：
修建被无尽宽阔的高速路串起来的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我相信每一位中国市长都想建造一座伟大的城市，但中国的官员大多缺乏城市规划的训练，尊重学术的传统使得这些领导人自然求助于教授和专家们的意见。而这些学者中的很多人，正在以商业承包者的身份开始活动，或与外国公司合作以获取设计项目，以这样的方式挣钱。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使这些人没有资格做领导们的咨询顾问。在一个公民社会中，凡服务于公共事业的专家，都不得从公共收益中获利一分。可目前的体制却允许中国的专家与开发商或外国设计师达成交易。误人的咨询就产生了误导的决策。
一些因幼稚的设计会被本国拒绝或嘲笑的外国建筑师，却在中国找到了富有同情心的听众。由于中国许多所谓的学者和专家，经常受益于与这些外来者的经济关系，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专业地位，他们就不能发出客观和诚实的声音来抑制这种体制的盲动。与设计相关的媒体也在逃避告知、批评和提供有判断力评论的责任，不去告诉大家：城市是为人民建的，而不是为那些在高空中把城市当成几何玩具的神仙们建的。
作为一名职业规划师，解放先生很直白地点明了中国准同行们“学者”、“专家”外衣下面的利益关系。面对这座日益崭新的都市，我们会不会因为“得知”了幅幅壮景背后的金元纠葛，而对城市、对专家产生更加异样的感觉呢？不一定。因为，当“现实”太多的时候，我们通常选择默认与接受。
在解放先生的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很有趣的一点：对于那些对城市发展具有决策权力的官员们，他仿佛只是觉得他们不够专业而已——“缺乏城市规划的训练”，与此同时，他们却拥有着“尊重学术的传统”。这样的开脱很聪明，好像真的比较容易被接受。作为一名“长期”参与中国事情的人，大概深知，只有作这样的说法，才能起到一些实质性的积极作用。
解放先生提出了对规划机制的建议，那真的是令人向往的机制。但我不知道，他所期待的制衡与公平，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如果我们不把那些恶心的听证会也算作体现社会共享价值的东西？当他所说的“休克城市”被“人性城市”唤醒的那天真的到来的时候，我们将已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建筑师和评审者在玩着同一个游戏，而不得不生活在他们选择的后果中的人们却被排斥在外。受益的只是评审者和建筑师们在银行的个人账户，这谈不上任何的公平。公正规划意味着建立一个真正的规划程序——这个程序应该是以互动的、有建设性的对话机制为载体，系统地、自始至终地贯穿于整个规划决策过程的各个层面，政治家、决策者、开发商、居民、学者，无论老少和贫富，都有均等机会参与。一个优质规划程序要求建立制约与制衡机制。这样的规划体制将明确全社会共享价值，并确立一个反映这种价值的公民决策程序。更为紧要的是，只有做到如此的“系统”，才谈得上“公平”。
最后要说，其实没有理由苛求解放先生，我的一些怪话，只是无用的感慨。他在真诚的伤怀之后，试图提供现实的良方。他应该得到这座城市发自内心的致敬。
（2005.8.22）
Trackback: http://tb.donews.net/TrackBack.aspx?PostId=521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