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blog需要一段较长的序言：
这两天我忽然发现，写blog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blog可以作为个人表达的窗口，而一旦这种表达成了习惯，就有发展成依赖的可能。如果篇篇都写得顺理成章、自圆其说，而且还浸透着学问，这种“习惯”或“依赖”当然很好。但如果自己不是思想家、文学家、论说家，或者不具备一定的认识水平和知识储备，仅仅是在类似强迫症的状态下用文字记录思绪，那经常是属于胡说带八道的。
有些胡说八道并无大碍，比如嘀咕几句新浪博客的“胡作非为”，写了也就写了。有些胡说八道其实仅限于胡思乱想，原是思路上的偶一颠动，比如臭骂哲学无用之类，是一闪念后的自言自语，原没有上台面的用途。但在blog情结的驱动之下，把什么思绪都写出来，就很可能大面积地暴露自己愚昧无知的一面。比如，最近看着报刊上红学红学不断，心里就总是不停地念叨，红学这种无聊无趣透顶的东西，折腾什么呐。红学是多么高雅而丰厚的学问，我说红学无聊无趣并透了顶，难道不愚昧不无知吗？
是为序。
现在开始正式写blog。
周末在王府井书店用手机拍摄封面，在红学著作陈列台子前发现了问题——这堆专著中严重地缺了一本书，舒芜的《说梦录》。这本书初版应在80年代，后来再版时（2004年）换了个名字，叫《红楼说梦》，还是什么“插图本”。
最近这轮大众红学热，肇始于红学家们的内讧式掐架。考据派看不惯索引派的张扬，开搞围剿；围剿不要紧，搅得红学在大众传播领域似是而非地红透了半边天；在红透了的红学天空下，索引派红得发紫，并因被围剿的悲情而得到了大众的恻隐同情，占据了道义上的优势；索引派于是频频演出度量和矜持，然后著作大卖偷偷乐，考据派也连带着大众化了一回，愈发觉得他们自己有了责任感；一堆红学的正说杂说邪说乘势而上，得了市场的便宜；央视的“百家讲坛”借机哄抬身份，显派自己改造并造福了学者专家，摆出很贴近大众的样子……
由于我不仅没功底也没兴趣搞研究，也没欲望去参透《红楼梦》中更多、更深层的意蕴，所以我很愚昧很无知地认为红学，不论是考据派或索引派的红学，都对我读这本小说没什么用处；对多数读小说的人，也没什么用处；如果有学界之外的人跟着钻牛角尖，基本就属于按摩乳常常说的“闲得蛋疼”。我还觉得，真想对读小说有点帮助，那就不如去读舒芜的《说梦录》。舒芜的品行，颇被褒贬，但这毫不影响书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可以给阅读红楼的入门者以启蒙，也对想多少探究一点、思考一番的人提供了支持。不想干皓首穷经的学者勾当，那这类忠于文本、就着故事情节条分缕析、文字素朴轻松的著作，才最为可读。
对于学界以外的人来说，考据派摆弄的东西，有点像堆积案头的历年纲领报告，要求有踏实高深的比对领会的功夫，而更多的功夫还在文字之外；索引派招呼的玩意儿，神似于北京地铁里不断叫卖的董文华、赵老师、刘德华自杀了的小报，索引么，不就是捕风捉影的八卦。当然，简单地说考据派无趣、索引派无聊，也是不正确的。无聊和无趣里面，都有隆重的学问——我只是强烈地觉得，普通读者陷在里面，忒耽误大好时光，不如就小说读小说拉倒。
如果实在是闲得慌，倒可以考虑加入“联想派”，像读三国之后搞搞水煮之类的。红楼当中，王蒙的《红楼启示录》或闫红的《误读红楼》大概算是合适的例子。读了红楼，如果犯了琢磨，那就连缀连缀，化成自己的思绪，省得跟了别人的头脑指挥棒乱转。
放眼望去，各路红学家都把自己的表情弄得很凛然、很端庄，他们也许真的没多少自觉，自己正在被当成文化商业运作中的拨浪鼓，玩与被玩的，都觉得挺飒爽。红学在这场乱仗里面最可能的下场是，该整不明白的继续整不明白，也完成不了澄清与教化的使命，观众们权当看了一场新编戏说连续剧。
最后呼应一下序言中的意思：自打写blog以来，真是什么都敢说啊。我胆子大了。是为跋。
（2005.11.30）
补记：重要更正
yccluo纠正说，文中的“索引派”应该是“索隐派”。还很客气地说我犯的是个“小错误”。其实这是个挺大的错误，概念性、原则性的，用三联周刊的话说，算是“重大事故”了。这就是什么都敢写的下场。谢谢yccluo。
（200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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