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2010年2期上有文《唐家的胡适遗墨》，作者程巢父。文中讲他搜集胡适遗墨，请人从唐德刚先生家拍照到胡适的一幅字：“热极了！更没有一点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动也不动一动！ 德刚兄嫂 胡适 一九六十.十.十三”。作者托人打听胡适写这幅字的背景，中风的唐德刚先生回复记不清了。

作 者写这篇文字是推断、介绍胡适题写这幅字的背景。其时，台湾发生雷震案。1960年9月2日，雷震被捕，10月8日警备总部的军事法庭宣判雷震徒刑10 年。胡适在此期间在美在台为雷震所做的申辩与奔走，及其这前后的经历，在历史上颇被关注。作者回顾了胡适这一个月间的言行，最后谈及胡适那幅字是1919年12月写的诗《一颗遭劫的星》中的第一节，该诗小序云：“北京《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最早，遭忌也最深。今年十一月被封，主笔孙几伊君被捕。十二月四日判决，孙君定监禁十四个月的罪。我为这事做这诗。”作者认为，从诗的创作背景，不难体会胡适赠字唐德刚时的心境。

对雷震案和胡适在台湾的相关经历，懵懂着看到过一些。读《书城》这篇文字，原本只是扫一眼而过，结果引大叔注目的，是文中频频出现的“□□”：

引述胡适发给陈诚的电报：

雷敬寰（程案：雷震的字）爱国□□，适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腾笑世界。

引述胡适接受美联社记者电话采访：

他是一位最爱国的人士，自然也是一位□□分子。他以叛乱罪名被逮捕，乃是最令人意料不到的，我不相信如此。

胡适接受合众国际社记者采访：

我希望我回到台北的时候，我的朋友和同事雷震将自叛乱罪下获释。他是一位爱国公民及□□人士。

胡适接受记者李曼诺访问：

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实在可佩可嘉，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他是一个□□爱国分子，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言论过激与否，各人观点是不同的。……事到如今，我仍旧觉得在“□□”“爱国”这一点上，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这些删节，从引述材料性质看，显然不会是因为原始资料的缺损。

这俩字到底是啥，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当然不难明戏，懵懂的大叔需要稍加搜索——应该是“反共”二字罢。

唉呀嘛，这不过是历史资料么。是作者过分谨慎，还是平面杂志也要搞那种打码替换式的“敏感词”过滤了？哭笑不得。

附：

* 程巢父，民间文史研究专家，亦有称民间思想家者，据称谢泳赞其为民间高人。著述可见一五一十部落的专栏：http://www.my1510.cn/author.php?buxiangzhai。

** 查，《法制周末》曾于2009年11月12日署名“程朝富”、以“送唐德刚先生远行”为副题，刊发同题文章，其中同样是“此处删去俩字儿”。

*** 胡适诗：一颗遭劫的星

热极了！
更没有一点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动也不动一动！

好容易一颗大星出来；
我们知道夜凉将到了：——
仍旧是热，仍旧没有风，
只是我们心里不烦躁了。

忽然一大块黑云
把那颗清凉光明的星围住；
那块云越积越大，
那颗星再也冲不出去！

乌云越积越大，
遮尽了一天的明霞；
一阵风来，
拳头大的雨点淋漓打下！

大雨过后，
满天的星都放光了。
那颗大星欢迎着他们，
大家齐说“世界更清凉了！”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2010.2.9）

有一篇短文（冯磊：《真实与虚妄》，《书城》2010.1），其中引述《百年黄昏》一书中提及的晚清两则历史资料，一是礼亲王世铎问从欧洲游历回来的人，洋鬼子的国家是不是也会下雪，一则是林则徐认为英国侵略军都是腰腿僵硬、屈伸不便，乡井平民都可“制其死命”。“缺乏最起码的常识”，导致了较量中中国的落败。

对于常识的缺乏，文章继而认为，“常识的缺乏，源于教育的缺失。教育科目的设置，仅仅是为了科举功名，或者仅仅是为了愚弄人民。所以，经受这种教育出来的士人们，基本上不知道“洋鬼子”或者说“夷”为何物，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这样的人主导政治，在东西方间文明与军事冲突中，不闹出笑话才怪。”

一般地说，常识缺乏的原因总可以归咎于教育的缺失，但更深刻的原因，可能在于导致教育缺失的那些东西。尤其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简单地溯源教育缺失，会显得浅淡。在清末的中土情境下，教育的缺失似乎恰恰直接来自常识的匮乏，再设置什么科目也于事无补——因为我们压根儿不屑于开眼看世界，哪儿来的常识教育“科目”。

常识当然始终与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相关。不屑于开眼看世界之后，还有不敢看，或者不让别人看、不让更多的人看，以及即便人家看见了也不让说，说出来了也要消音，再以及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这种情境下的教育，不可能不是缺失的。所以，对于常识的缺乏，教育有时候恐怕担当不起那么大的、或者说那么根本的罪责。

（2010.2.5）

刘若英唱过一首歌儿，叫《后来》，挺喜欢，后来，喜欢不过，就模仿了一下，也写了一首《后来》，你们可以试着用原来的调调唱，很和谐的：

曾经以为，历史的重演，总得相当长的时间才可以观赏到，要活得足够足够长久……后来，发现这个“相当长”没那么长，甚至，一点也不长。

曾经担心，螺旋式上升，如果只螺旋、不上升，怎么办？后来，发现这个“上升”，未必属于价值判断——凭啥这个“上”就是你想要的“上”？

曾经坚信，历史的车轮必然滚滚向前，所谓开历史的倒车，不过是妄图或企图；后来，发现历史的倒车敢情也是可以很现实地开上一把的么。

（2010.1.25）

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Pass Love Charity Foundation， PLCF）希望为我国的贫困孩子建立100座乡村图书馆，为此，他们希望得到支持。

详见：http://www.passlove.org/vote

相关的支持投票，需要登录FaceBook网站。为了贫困孩子能走进图书馆，让我们就用一次非正常方式，访问、使用一次FaceBook吧。

（2010.1.21）

对于google官方表示可能退出中国市场的消息（链接1，链接2，链接3，链接4），人们会从不同角度或层面进行解读，政治与意识形态环境、商业路径与公关能力，等等。

旁观与经历了近几年的林林总总，包括互联网上的风霜雨雪，我已经不想多发什么感慨了，包括像三年多前的那种灰黑色的呼吁（残废的google，走吧）。

只是在有一搭无一搭地琢磨一个问题：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和那个伟大的互联网，谁更伟岸、谁更渺小？或者说，我为什么会无端地想到这么一个荒谬的问题？

（2010.1.13）

这两天媒体报道了广西贺州爆竹作坊发生爆炸的新闻，引人注目的是：

据了解，死伤的13名儿童全部为“留守儿童”。杨会村党支部书记杨佑记告诉记者，目前全村百分之七十的青壮年都在广东等地打工，小孩留在村上由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照顾。由于老人身体状况和精力欠佳等原因，这些“留守儿童”大都缺乏应有的家庭管理和教育。

今天（2009.11.16）《新京报》发表社论“广西贺州爆炸再敲留守儿童警钟”，文中援引相关调查结果说：

根 据相关调查，中国1.2亿农民工常年为城市工作，产生了超过5800万的留守儿童。88.2%的留守儿童只能通过打电话与父母联系，其中53.5%的人通 话时间在3分钟以内，并且64.8%的留守儿童，是一周以上或者更长的时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8.7%的儿童甚至与父母根本没有联系，4.2％的留守儿 童与照顾他们的成人很少或从不聊天。

社论认为：

11月20日是世界儿童日，也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诞生日。中国作为这一公约的签署国，有履行条约的责任和义务。公约规定，“应让儿童在家庭环境里，在幸福、亲爱和谅解的气氛中成长”，缔约国应该努力改善每一个儿童、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儿童的生活环境。

而在11月10日，《新京报》刊发秋风的一篇评论文章“城乡分割的后果已伤及城市”，作者恰恰曾提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已经带来了十分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代价，其中就包括留守儿童问题：

由于青壮年男子大量外出，乡村社会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出现了严重而大规模的两地分居等。由于最优秀的人力资源外流，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乡村社会迅速趋向凋敝，文明出现退化。

文中还表述说：

学者们现在所观察的就是这样的现象：留守儿童们在人生的关键过程缺失必要的家庭教育与社会驯化，没有形成基本的道德、伦理意识。当生活顺利时，他们可能只是自私自利；当生活不顺利时，则可能胆大妄为，不加思索地从事犯罪活动。

这篇评论的落脚点是：

乡村社会失调的恶果冲击到城市的时候，如果再不尽快废除不合理、不公道的户籍制度，那后果将更为严重。

秋风评论同新近一篇社论的论述着重点不尽相同，但其实都围绕着此来经年的“发展”中所累积的问题、所付出的代价的不同侧面的表征。这类表征越来越突出和集中的呈现或爆发，是不是在标识着某些令人忧惧的社会危局？

（2009.11.16）

据报道，作为对部分拆除西河沿街裘盛荣故居质疑的回应，宣武区文委副主任贾文静说：

此次道路扩建拆迁共涉及215号的裘盛戎故居、213号等7处历史建筑，文委已为他们制定了保护方案，将实现“最大可能的原址保护”，被拆掉的部分建筑，如院墙、大门将来会按原样恢复，“原来的砖瓦、砖雕等都会尽量完整保留”，还要与街景整体一致。

他还提出：

一个老街区不能仅是保存，更需要发展。这符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规定，具有 保护价值的建筑，而确因公共利益需要不能避开的，应当对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采取迁移异地保护等保护措施。由于213号、215号院正好是在市级文保单位正 乙祠戏楼的对面，扩建要避让市级文保等更重要的历史建筑，所以需要权衡。

这两段话，是不是可以说基本上浸透了目前主导城市发展的官方理念，也综述了应对文保舆情呼声的主要手段呢？异地复建、“孤岛式”保护（比如拆光了胡 同后留下座四合院）以及这次计划中的“砍头式”保护（据称裘盛荣故居会拆掉将近3-4米的进深再重砌门面），或许都是城市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正规文保措施， 但关键不在于这些举措本身究竟是不是正规的、合理的，只要想一想，假如这些本应是“不得不”的补救措施，变成城市建设中的常规手段，以满足商业利益或所谓 公共利益的催迫，并应付和消解社会文保压力，所谓的文物与文化保护，将是一种什么景观？

今天的《新京报》（2009.11.15）再次就裘盛荣故居事件发表评论，“城市总体规划应成为城市规划宪章”， 指“早在2005年1月，就已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这就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从现实来看，它之所以没被严 格执行，就因为缺少相应的监督与问责机制。” 那么，同持续的、大规模的“扫荡”相对照，这种未予严格执行、缺少监督与问责机制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甚至在想，如果异地复建、孤岛或砍头这类“保护”还要大行其道的话，那老北京不如干净彻底统统拆掉也罢，不留痕迹。否则，我相信若干年后，这些残断的孑遗，一定会被当作北京文化耻辱的地标。

（2009.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