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1月19日）的《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摩天大楼给上海带来严重后果》，编译自11月8日英国《卫报》文章”银翼杀手遇上拉斯维加斯不夜城”（查到了原文地址，英文原文附后）。文中称：15年来上海向高空发展的速度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快，……上海的地基难以承受这个城市对空间如此贪婪的占用。在上海4000多座高于100米的建筑中，有2000多座是摩天大楼（即高度超过152米可供居住的建筑），这比美国整个西海岸的摩天大楼总数还要多。但许多都是愚拙之作，只能迎合喜爱摩天大楼在夜色中熠熠生辉的小孩子们的审美情趣。上海的特色正在被人们忘却。它成了各种没有内容的低级风格的大杂烩。国际顶尖的建筑师们常常觉得他们被上海拒之门外，因为开发商偏好的是廉价庸俗而没有创意和灵感的设计。 多年来，上海求大求快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深知；但这篇报道传递的一些讯息依然出乎意料，不知是我孤陋寡闻，还是英国媒体的看法过于偏激。 出乎意料之一：太高太快太多——向高空发展的速度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快；摩天大楼比美国整个西海岸的摩天大楼总数还要多。 出乎意料之二：那些崭新的风貌，竟然被指为幼稚、愚拙、低级、庸俗。 两相映衬，难说给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对历史风骨的毁弃、对自然环境的摧残，这些并不超出合理想象之外——这是当下国内不可阻挡的一股滚滚洪流。但一个新上海的新建筑竟然是低级的么？那么，我们摧毁了一个地质面貌稳定和蕴含着丰厚历史的旧世界，却建立了一个愚拙、庸俗的新世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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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严肃地指出，辛鸣博士在网上有一次不愉快的经历；辛鸣博士机警地告诉大家，有同一个人或同一类人在网上用相同的观点、雷同的情感对他的大作进行批判，颇有操纵舆论之嫌。 |
中国网络教育：在转型途中半死不活？
11月8日的《北京青年报》就清华大学暂停现代远程成人专升本学历教育招生工作一事做出深度报道，再次将网络教育“砸牌子”论推送到社会公众面前。我曾于10月25日就《文汇报》在10月20、25日的相关报道写了《网络教育的“传媒冬天”》一文。就今次《北京青年报》以与《文汇报》基本相同的思维逻辑发表的深度报道，我也再次表达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媒体的“作为”与清华的“不作为”
【在这个据说是暖冬的冬天来临之际，媒体的“作为”与清华的“不作为”，为已经处于艰难境地的中国高校网络教育，缔造了一个严酷的“舆论冬天”】
从10月20日平面媒体开始大规模报道清华大学退出网络学历教育，“砸牌子”论——“不要让网络教育砸了清华的牌子”——就成了媒体之间转载过程中最为突出的语汇，被纷纷用作新闻标题。《文汇报》应该是“砸牌子”论的始作俑者，20日、25日的报道，几乎奠定了一段时间以来对相关事件的报道基调。媒体们似乎倾向于认为网络教育会砸牌子是清华大学退出网络学历教育的初衷与真实目的，从而多数对清华大学的“官方”解释并不在意（清华新闻网刊登了继续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康飞宇的正式说明）。11月8日，《北京青年报》的跟踪报道现身，更针对清华的“官方”说法表示“这个解释显然并非原因的全部”，再次引用清华大学远程教育上海教学站站长高波的“不要让网络教育砸了清华的牌子”来“直白”地阐述“停办的原因”。而网络媒体如搜狐干脆就使用了“远程教育砸了清华牌子”作为新闻标题。不用说，足够醒目了。
在各种媒体连续的、倾向色彩鲜明的报道过程中，清华方面一如既往地阐述暂停网络学历教育是“根据人才培养发展定位”，“此次只是暂停了远程成人专升本学历教育招生工作，今后还将集中力量继续利用现代远程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研究生课程进修和各种职业培训，同时开展面向西部的免费教育扶贫工作”，“发展远程教育是国家的既定政策，从业人员利用远程教育手段接受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对构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学习型社会有着深远意义”。除此而外，从媒体报道中，并未看到清华方面作出更多的具有针对性的解释或澄清。由此，媒介受众不难得出一个清晰的印象：网络教育这东西真的会砸掉如清华这般著名学府的牌子。
对于“暂停”网络学历教育的原因，媒体的“作为”和清华的“不作为”，除了给社会公众造成或强化对网络教育的某种认知或印象之外，会受到较大的影响的，一是其他高校网络学院。《北京青年报》在报道中称：“其实清华大学还是1999年教育部批准的首批试办网络学院的4所大学之一，其一流的课程体系、先进的教学理念、雄厚的师资力量、完备的培训层次、灵活的教学方式和良好的学习氛围在社会上颇受欢迎。但以目前网络教育的整体现状来看，一些高校网络教育的混乱已经给网络教育这块牌子抹黑，在客观上也影响到了清华网络教育的声誉。与其鱼龙混杂，还不如果断退出。”联系报道接下来的说法，如，“其他高校：目前确实面临经验不足的问题”，“专家：要么提高自身水平，要么转型”，人们会进一步得到什么印象呢？显然，清华是一个好榜样，“一流”、“先进”、“雄厚”、“完备”、“灵活”，而且还在“社会上颇受欢迎”，这样的好榜样都退出了，剩下的……不说也罢了吧，再到招生的当口，还会有多少人来报名呢？
还会受到很大影响的，应该就是那些正在就读的网络学历教育的学生了，尤其是清华大学“硕果仅存”的那些学生。我实在很为他们伤感。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保持正常的心态，在如此的社会舆论环境中去完成他们的网络教育学业，并在寻找工作时不被另眼相看——从一种会砸掉著名高等学府牌子的教育中出来的家伙们，会不会很另类？
媒体的“作为”与清华的“不作为”，在事实上完成了一个“共谋”，为已经处在所谓“转型期”的高校网络学院、为已经屡受诟病的中国网络教育，缔造了一个严酷的“舆论冬天”。
（待续）
最近，清华大学停止开展网络学历教育一事成为许多媒体教育新闻中的热点，而新闻报道中所引述的“不要（不想）让网络教育砸了清华的牌子”一语，不仅成为本条新闻中最具冲击力的传媒语言，而且更直白地表明网络教育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形象”实在欠佳。
在社会公众的视野里，学历教育事实上居于教育的一块至尊领地，在其中曾经红火一时的网络教育，而今不论是“暂停”，还是真的“逐渐退出（学历教育的）历史舞台”，联系一段时间以来高校网络教育试点中出现的问题和教育行政部门相继推出的的整顿与规范措施，网络教育处于某种被指斥的处境，看来也并不冤枉，被传媒们不断地“唱衰”，似也在情理之中。
于是，网络教育需要变脸了——这似乎是一些传媒指点的路径：“‘与其让一些劣质培训充斥市场，不如通过网络让更多的人享受大学资源。’一位网络教育专家如是说。E－learning是今后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与其让需要学习而不能进入大学学习的人‘望梅生津’，还不如开放高等教育资源，通过E－learning的平台让全社会能够共享高校教育资源”；还有，“学历教育将逐步退出，培训将成为网络教育重点”。
不过，传媒这番报道中的一些提法还是值得细细品味斟酌，因为其中流露的对网络教育的某些认知，如果不予以澄清，或者不辨析得通透一些，被视为网络教育退守之地的所谓“培训”、所谓教育资源的“互享”，大概也逃脱不了被砸了牌子的下场。
比如说，网络教育如何就变成了一种天然祸害，其爆发力以至于会砸掉清华这等中国一流的大牌子？如果说“通过网络开展学历教育存在一些缺陷”，那么，培训也好、高等教育资源共享也罢，它们对这些缺陷是天然免疫的么？与培训比较起来，与所有市民上网点播课程比较起来，学历教育是相对高级和复杂一些，还是网络教育搞起培训、搞起资源共享来，担负的责任可以比较小一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免责？谁都没有说清楚，那些“缺陷”究竟是什么？
对于网络教育而言，其核心理念在于其开放性，而一些重要的、但也是常识性的问题是：教与学的模式如何形成，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如何架设，质量管理与监控的内部与外部运行机制如何建设，资源建设与共享的平台如何构筑，等等等等；而需要探究清楚的是，在网络教育的环境中，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途径，既异于以往的校园教育，又必须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可资借鉴的是，国内的远程开放教育并不是毫无经验教训可循，国外基于互联网的远程教育也有多种模式现成地陈列在那里。问题仅仅在于，我们的网络教育，在借鉴与创新方面究竟做了多少？
传媒报道中，把办学点的扩张与“传销”模式划等号，把网络教育中的公司运作同质量难以保证作为因果关系来认定，类似这些提法都是可能引发争议的。但与对网络教育本质的认识比较起来，这些含混的提法都不过是细枝末节。但不客气地说，从网络教育被主要作为某些高校扩招手段的那一天起，其核心理念就在轰轰烈烈的运作中被遮蔽得只剩下在口头上唠唠叨叨了。具有着丰富内涵的教育“开放”理念，即便不是被当成敛钱的堂皇借口，也是被当成从数字统计上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用工具。那些应该踏踏实实着力探索的方面，并不是没有学校、没有人在做出努力，而是进展十分的不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究竟是谁砸了谁的牌子？
开展培训、资源共享都可以经由网络带来新的成效，但是，被一些媒体称为“今后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的E-learning，它与网络教育究竟是什么关系？它同资源的开放与共享能否划上等号？被作为网络学历教育退守之策的网络“培训”，作为终身教育的手段，它难道可以游离于教育规律之外、可以不需要网络环境下教与学的种种设计规划？
从互联网泛起泡沫的那个年月开始，国内外不少传媒就不时地干着一些似曾相识的事情：忽而对A模式充满浪漫主义的豪情，忽而又言之凿凿地宣告其破产，与之相伴，B模式则在鼓噪之下救世主般闪亮登场。对于网络经济而言，这种勾当值得钦敬，因为它是一种营销艺术，有助于互联网企业们焕发新生；但用在网络教育上，延用这种手法背后的思维逻辑，则必须受到质疑。办到如今这份上的教育，媒体还要来如此的折腾，实在让人看不过去。
[注] 本文中引文出处：
清华将退出网络学历教育 分布全国的百余教学站明年转向培训，《文汇报》2004.10.20
网络学院将接受“年检”——学历教育将逐步退出，培训将成为网络教育重点，《文汇报》2004.10.25
（2004.10.25）
清华将退出网络学历教育 教学站将转培训
www.XINHUANET.com 2004年10月20日 08:58:32 来源：文汇报
清华大学远程教育上海教学站站长高波昨天向记者透露，清华网络学院分布全国的100多个教学站明年全部停止网络学历教育招生，其网络教育将转向以培训为主。
高波这样解释停办网络学历教育的原因：“不要让网络教育砸了清华的牌子。”清华大学是1999年教育部批准的首批试办网络学院的4所大学之一，迄今为止，全国已有68所大学开展网络教育试点。高波告诉记者，经过试点发现，通过网络开展学历教育存在一些缺陷，一些高校网络教育的混乱也影响到清华网络教育的声誉。以治学严谨著称的清华在进行了广泛调查之后，果断决定明年停止网络学历教育的招生。
据了解，目前全国高校网络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有的高校甚至把网络教育交给一些公司来运作，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教育部已经加强了对网络学院的整顿。（记者李雪林）
清华继续教育学院将暂停现代远程成人专升本学历教育招生
【新闻中心讯 特约记者 冬梅】 记者近日获悉，根据学校的人才培养发展定位，从明年起将清华继续教育学院将暂停现代远程成人专升本学历教育招生工作。
据悉，自1999年清华成为教育部批准首批试办现代远程教育四所高校之一以来，清华继续教育学院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先后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百余个校外学习中心，开展远程成人专升本学历教育、研究生课程进修和各种职业培训，目前职业培训已经覆盖了现代管理、工程管理、公共事业与卫生管理、金融、法律、信息技术、外语，IT，艺术等诸多领域，以其一流的课程体系、先进的教学理念、雄厚的师资力量、完备的培训层次、灵活的教学方式和良好的学习氛围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康飞宇教授说，发展远程教育是国家的既定政策，从业人员利用远程教育手段接受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对构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学习型社会有着深远意义。此次清华继续教育学院根据学校人才培养的发展定位，只是暂停了远程成人专升本学历教育招生工作，今后还将集中力量继续利用现代远程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研究生课程进修和各种职业培训，同时开展面向西部的免费教育扶贫工作。
（http://news.tsinghua.edu.cn）
不可否认，实行“一费制”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础教育领域的乱收费问题有所遏制，但更应当引起关注的是，“一费制”对于所谓乱收费问题并不能起到治本的作用。不少人指出，教育乱收费更严重的问题在“一费”之外；而实际上，乱收费也仅仅是教育发展失衡态势的一个方面的表象而已。
北京市教委一位处级官员称：“择校费、捐资助学款还将会长期存在”，他认为，目前的教育资源还不平衡，家长都想让孩子上好学校，（分数比较低或者没有划到片儿内）就意味着多交钱。他承认这方面的情况比较混乱，具体的收费（择校费不得超过3万元，捐资助学款没有明确规定）由家长和学校协商，各区县教委具有指导作用。（见2004年9月7日《新京报》）
虽然这位官员的职级并不显赫，但短短的一段话其实点破了一些并不隐晦的事实：混乱的收费的根由在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对有“合法化”限额的择校费和“没有明确规定的”捐资助学费是默许、甚至是在发挥“指导”作用的。而轻松的一句“将会长期存在”，更使人觉得疑惑：面对这种畸形化的教育现状，我们的教育部门竟是在无奈地听之任之、乃至在默默地使其合理化、长期化吗？
人们已经提出了对于“一费制”的太多的忧虑，这些忧虑其实多可归结为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基础教育资源的严重失衡，多年来社会公众普遍诟病的乱收费和由此导致的教育负担超重，其实关键正在于此；同时，也正因为这种失衡的愈演愈烈和有关部门令人困惑的不作为、乱作为（对种种失衡状况的默许默认乃至政策性肯定），使得所谓的“乱收费”问题累积叠加、积重难返。第二个问题是被社会公众经年累月批评的基础教育投入的不足与不合理。这一问题同发展失衡密切联系，并形成了某种恶性的互动效应。
所谓中小学的“乱收费”只是教育发展严重失衡的一个表面现象，对于发展失衡问题不从根本上加以遏制，乱收费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从目前“一费制”的政策含义与操作指向看，这种解决乱收费的举措，恐怕已经开始与良好的初衷相违背，大有被某些人或某些部门从政策层面上将整体问题局部化、深层问题浅层化、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态势，平直地说，就是有颇有大事化小的嫌疑。将划定在“一费”之外的那些似乎介于“乱”与“不乱”之间的“费”纳入视野，认真地梳理一番，就不难发现那些更严重的问题是怎样在既得利益者的竭力促动中、在社会公众的无奈的耐受下，累积着、膨胀着，并在事实上被肯定着。
基础教育发展的失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乃至都市之中，都十分严重地存在着，对这种失衡发展的遏制和纠正，既不能停留的口头上，也不能采取人为缩小目标责任的方式，更不能乱出昏招。
“名校办民校”问题值得好好剖析一番。这一方针或举措，在实际操作的层面，究竟是否真正促进了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那些名校办出来的民校，是否真正按照当初设想的规范来建立和运行？如果其建立和运行已经有失控的现象，是否及时采取了措施？在政策方略的层面上，这种办法究竟是否真正有助于解决教育失衡发展问题？教育行政部门是否借此规避了在教育资源优质化、均衡化方面应负的责任，而只满足于守住公立学校不能高收费的“底线”——高收费的阵营不是已经被“办”成了民校么？
河北“官办”私立学校的“改革”、“探索”也值得关注。说它值得关注，倒并不是因为这里面有多少疑难问题探讨不清楚，而恰恰是因为这种做法这些年来早已司空见惯——端着一副冠冕堂皇的架势、干着明火执仗的剥夺与自肥的勾当。从这种个案中，我们还可以十分深刻地感受到，作为坚决反对产业化的教育领域，其中潜藏着怎样的市场化、商业化运作的剑走偏锋。
从根本上下大力气，依照教育规律来扭转基础教育的发展失衡，是目前基础教育领域的当务之急，种种以改革的名义、而在事实上加剧教育发展失衡的昏招应该果断地制止。有了良好的均衡发展的态势，基础教育乱收费问题就不会再是什么“顽症”。
河南济源一村庄幼儿园坍塌，是继北京北大医院幼儿园杀人惨案后的又一恶性事件。我们很快得知，这个幼儿园是未经登记而私自开办的。同时，我们也得知，这个幼儿园已存在经年，并且是在不断发展中——坍塌的房屋，是因入园儿童增多而于2002年买下的。也就是说，这个未经登记的幼儿园，以及这两间可能的危房，已经不在有关部门的视野中、或在有关部门的视而不见中长期存在着。这其中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问责似乎还不能仅限于此。可以设想，如果有关部门早早地对这个幼儿园有所关注，那么会采取些什么措施呢？因办学条件不达标而予以关闭？对此不好臆测。但是，这不得不令人联想起众多打工子弟学校曾经的遭遇。以现行的政策与标准为口实，简单地予以关门了事，曾经是有关部门对待那些打工子弟学校的普遍举措。这样的举措，桌面上的理由是保护儿童的权益，桌面下的目的会不会就是简单的免责、避责呢？
这里不再去细细地讨论什么流动人口（实际上绝大多数是转移中的农村人口）的受教育需求、什么农村地区对幼教的需求等等。这样的需求根本毋需讨论，也绝非救火与补漏式的措施所能解决的。一些地方正在对打工子弟的受教育问题采取补救措施，总的讲自然是好事，但其中牵涉的深层的复杂的问题，恐怕还且须多多考量；而正在采取的措施，恐怕也并非治本之举。这里想继续问一问的还是在于教育发展如此不平衡的责。当然，这种问责不仅是深层的，也是广义的，不是撤降职等处分或几个应急预案所能解决与警示得了的。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有关农村教育的事情在此都可以不必多费笔墨了，催人泪下的煽情故事哪个礼拜不看到、听到几回？就在昨天，我们不是可以同时看到弟弟准备放弃北大让姐姐上大学、小孤儿用啤酒瓶子当书桌这样两个故事么？其实，就算我们把目光仅仅局限在都市、局限在北京：
基础教育资源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所造成的受教育机会与权益的失衡，所导致的百姓教育负担的不断加重，所带来的腐败潜流的涌淌，以及所裹挟其中、强势运作的市场逐利取向的加剧，这些似乎也足够让全社会感到惊悚了吧？
当中国一流大学的校长声称创世界一流每年尚缺10-20亿经费的时候，有关的部门和有关的主事者，难道不能从这种需求所引发的哪怕是有失情绪化的质疑与反感声里多领悟到一些什么吗？
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包括城乡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内部的、高等教育与其他类别层次教育的，等等，其责，大概已经问不清楚、也不必问清楚了。百姓们迫切希望看到、也应当看到的，是治本的招数，是真正从办教育的立场上，所制定和贯彻的战略性举措。应当肯定，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并非无所作为，近年来很多对教育领域的抨击和质疑也有不少的偏激失当。但是，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已经大有积重难返之势，能不能及时、有效地实施治本的长效办法，能不能适时地制止并反省有违教育规律、有悖百姓利益的昏招儿，还端的是任重道远。这有赖于健康协调的教育整体发展战略（包括思想与机制），也有赖于多少涌现几位真正的教育家。
幼儿的生命与鲜血凸显出学校、幼儿园等部门在用人管理方面存在着危险的真空区域。这是一个极端事件，但有关管理部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尽快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问责决不能停留在幼儿园、区教育局，更高层次的管理部门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对于幼儿和基础教育机构来说，工作人员的状况与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现在，学校、幼儿园对安全问题都是重视的，对于校园内可能发生的意外伤害（主要是学生间或学生与硬件环境间的“冲突”）、对于组织外出活动等，都有相关的防范措施，包括干脆取消外出活动等。不少机构还大力提倡家长为孩子投保意外险，等等。
但是，用人管理的真空区域，这一次却以如此的惨痛、如此的骇人听闻，让我们的孩子、家长和社会付出了血的代价。
校长、教师这一层面的用人，基本上是有相对系统的保障机制的；校医、厨师在专业岗位资格上应该也有相应的保障机制；但是，保洁人员、门卫人员等，其用人的管理保障机制是什么？恐怕，这些人员的聘用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其中也不乏“关系”人员。有精神病史的人竟然也在幼儿园的“安全保卫”部门据有了一席之地。这种荒谬简直让人无法容忍。
当然，任何保障机制对于一些“软”问题都不可能做到有效的预防和制约，比如精神与性格的偏执等等。但毕竟，一定的机制下，可以对用人的一些基本面有所鉴别、有所考量。对于一个孩童集中的场所，“病史”难道不是一个必须考察的环节么？失察之后，责任难道不应落实到人么？——这些，都是机制上的缺憾吧？
这是一次偶发的、极端的事件，但“精神病史”的问题不但无法使责任虚置，相反，更加彰显了责任的重要。用人机制上的真空何以形成？其中蕴含的危险为什么没有早被察觉？……只是，追问得再多，孩子们生命与献血如何挽回？!
基本上，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远程教育冠以“现代”的前缀，至少是对“现代远程教育”这个语汇感到习以为常。当然，我无意考证为远程教育冠上前缀的渊源，对“现代”也并无成见，只是在越来越感受到“现代”在远程教育中意蕴之丰厚的同时，担心对它的简单化、绝对化。
在很多情况下，言及“现代”，是为了描述或强调远程教育技术手段的更新和跃进。媒体与技术的“三代”说已经成为流行的陈述，三代之中，网络这一“代”对于远程教育的发展而言更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不断发展的网络技术为先进的教育理念的形成和贯彻提供了现实的媒介与手段的依据，更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探讨、展望那些“广阔的可能性”是一件令人极为振奋的事情，网络科技的日新月异也确乎让技术手段的代际分野显得越来越清晰。
不过，“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在本质上决不是一项技术工程。很显然，先进的媒介与技术并不自然而然地导致先进的教育，比如，以网络“声光电化”的诱惑力来推销应试教育的内容，这种借助先进技术的资源辐射难道不是对不良传统的强化吗？更重要的是，科技的发展为教育所开辟的无限可能性，还远远不能等同于现实性；在严肃的教育工程中，技术不可能“无远弗届”。真正的“现代远程教育”，应当是从目标、过程和手段上都能体现、落实现代教育理念的远程教育，是最有助于在我们这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以最恰切的方式实现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远程教育。
在网络新经济最为浮躁的日子里，“传统经济”被嗤之以鼻，更为骇人听闻的是，有人曾声称基于网络的“新经济”已经超脱甚至否定了“传统”的经济规律——尽管最终的事实是“新经济”遭到了“传统”规律的无情惩罚。但饶有趣味的是，在网络泡沫破灭很久之后，技术浪漫主义却在远程教育领域依然颇为盛行。虽然大多数人能够看透：技术浪漫主义其实很可能就是市场现实主义，背后往往是市场利益的驱动；但“现代”的内涵却也在这种情形下被模糊了、简化了，在有些人那里，先进的技术手段似乎就等同于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似乎不网络的远程教育就不现代了。
必须强调补充的是，曾经适用的媒介、有效的系统，如果没有真正“现代”一些的观念和举措，就不会永远灵验下去。因此，辨析“现代”的出发点不是抱残守缺，而只是希望清晰地看到技术和市场的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