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小考
街头到处都可以见到这样的T-shirt，上面印着一个带着帽子的中年男人，他用不容质疑的目光看着你，他知道你所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强烈的红色革命宣传版画风格，红黑两色印刷。他叫切·格瓦拉，是当年和古巴现领导人卡斯特罗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领袖。革命成功后，他放弃了领导人的职务，回到前线打游击，最后死在莽莽丛林深处。
这个形象已经成了世界各地“愤青”们的超级偶像……慢着，“愤青”？
对，“愤青”——“愤怒青年”之简称也。之所以要简称，大抵是因为“愤青”这两个音节读来，远比一个四字词组来得干脆、有力、愤怒！同时也与年轻人普遍认同的网络词汇风格暗合：过目不忘，朗朗上口，容易传达。
“愤怒青年”一词的原产地是在英国。“愤怒青年”，英文作“The AngryYoung Men” ，是英国战后文学史上重要的一支小说流派。这个流派没有固定的团体，也不喊统一的口号，就是这么一群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愤世嫉俗的青年作家。20世纪50年代，整个欧洲刚从二战的废墟里爬出来，浑身上下处处炮灰，斑斑血痕。人们的情绪普遍“心有余悸”，像受惊的兔子，迟迟不敢回到阳光明媚的草地。建筑于大众意识形态之上的文坛艺林便开始本能地发泄人们心中的空虚、迷茫、压抑、孤独和悲观。这群出身中下层的文学青年对此的体会当然是真之又真，切之又切。他们一旦愤怒地拿起笔来，就成了“战后文学”这根苦藤上“最愤怒的葡萄”。
有学者评论：“愤怒青年”的出现填补了英国文坛在叶芝、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D.H.劳伦斯等文学大家之后曾一度出现的空白，使英国文坛在现实主义传统的复苏中又勃发出一片生机。
由此可见，“愤怒青年”一词原指“愤怒的文学青年”。可是受到文学愤青的感染，许多青年也都愤怒起来，从此“愤怒青年”升格为一个更大范围的指称。
同样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构建的存在主义哲学是“愤怒青年”们的同胞兄弟。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把存在于人与世界之间，存在于人类精神的希望与世界对此希望的不可能满足之间的这一无法跨越的鸿沟，叫做荒诞性。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认为一切现代文学（战后文学）就是对这种荒谬性的展示、反省、挣扎和未遂的自救。看看君特·哥拉斯的《铁皮鼓》，你就会明白这种20世纪后半叶诞生的新文学传统至少到世纪末还在抽枝吐绿、开疆拓土。而西方学界给他的评价则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愤怒青年”对战后世界荒诞性的本能体悟和反感，一旦上升到群体意识，就会一路高歌猛进，演变成一场“革命”——纵然这革命从不见硝烟和鲜血，但能量已然惊人。看看历史上的美国，整个1960年代都是“愤青”们的：反战游行，嬉皮士，性解放……
这就是“愤怒青年”。他们讨厌官方文本，因为官方对话语权的垄断地位使官方文本永远带有一种粉饰太平的虚伪。而“愤青”们知道，这个世界根本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愤青”们要亲自站在上帝掷骰子的赌位上，亲自审判人间，重新划分天堂、人间、地狱。
但毕竟，时间在前进着。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的伤痛慢慢愈合了。冷战的阴影都已差不多消退完了。经济的复苏乃至新的繁荣提高了福利。人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也不再那么“愤怒”。
英国著名戏剧导演彼得·布鲁克在《空的空间》一书中谈到社会与戏剧的关系：“一个稳定协调的社会，只要求从它的戏剧中寻找反映和证实这种协调的方法，这样的戏剧将演员与观众团结在一个共同的‘好’字之下。但一个变化着的混乱世界却必须在两种剧院中任择其一：或者是充满一片虚假喝彩声的戏园子；或者是这样的剧院，它是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强烈得足以把清晰地喊着‘不、不’的观众撕得粉碎。”
“愤怒青年”就是多多少少地在追求这样一种“刺激”。只不过渐渐地，愿意被撕碎的观众越来越少。独角戏是演不下去的。
经过长期发育的“愤青文化”如今已进化（退化？）成了一种年轻人的视觉时尚和流行姿态。典型的例子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我们身边的切·格瓦拉。还好他已经死了——要是他还活着，有几个“愤青”会去深山老林里追随他呢？又有几个“愤青”会信服他那不容置疑的目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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