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月 19, 2013

iDoNews 小牛注:一旦权利无法被制约,那么它将滴滴滴滴,此处略去七十二个字。

微信升级至5.0版本一周之后,悄然打了一个补丁:凡是公众帐号(包括订阅号和服务号)的推送内容,用户打开将在内容底部看到统一增添的“举报该文章”按钮,显然,这是出于监管压力而做出的调整。

值得玩味的是,如果公众帐号的推送内容发自微信英文版的后台,用户收取后则不会显示“举报该文章”的按钮。也就是说,这仍然是中国特色的游戏玩法,正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腾讯,并不认为鼓励用户向自己举报私人通讯内容是值得推广的策略。

然而,即使小心翼翼的从WeChat内剥离出中国特色,但是微信仍然注定背负国家信誉这一不良资产,微信在台湾和东南亚都做过数轮大规模的曝光,但是相比日本同类移动社交应用Line的势如破竹,微信在说服海外用户接受并使用的执行末端,显得障碍重重,因为中国政府对信息的审查权力之高,是举世闻名的,没有用户愿意将隐私安置在一款随时都可被政府机构涉入的软件上。

而且,对信息的审查和监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后者运行于全球大多数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公民的授权和法律的监督(没错,“棱镜”也是在法律框架之内的),通常只涉及信息的跟踪和响应,没有权限干预信息的生产(Google、Facebook都向NSA申请公开政府在监控中请求信息的具体事由,其中大部分都出自司法部门对于犯罪、自杀、急救等紧急事态的追踪需求)。但是前者,则代表着对于信息管理的权力滥用,并且多以制度的形式运行,主要目的在于抑制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被认为是专制政权为了维持威权统治的重要手段。

在互联网尚未兴起的时代,审查的对象主要是新闻媒体,其中尤以政治审查为最大的争议。支持审查制度的政府对民众灌输政府与国家一体化的思想,将反对政府的异议言论定义为危害国家安全,进而获得名目上的合法性。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收听海外电台、接受海外媒体采访都有着入狱的风险。由于选民意志的存在,真正的民主政府很难通过审查制度,例如美国的水门事件曾经造成政府组织的剧烈动荡,但是并不会被认为是“有损美国国家安全”。

互联网改造了信息的生产体系,尤其是Web2.0和社交网络的浪潮,“人人媒介”式的效应给信息审查带来了极高的难度和挑战。然而,经过短暂的不适应期之后,有些专制政府革新了审查机制,使其能够建立在互联网上。

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多伦多大学曾经成立过一个“开放网络促进会”,用于调查全球各国在互联网管理上的差异和程度,中国(香港、澳门除外)与伊朗、朝鲜、叙利亚、土库曼斯坦、古巴等国家被列为“Pervasive”(最严重的)之列,报告评估:“中国的网络过滤系统是全世界最发达的。比起其他有些国家的类似系统,中国的网络过滤范围广,手法细致,并且效果显著。整个制度包括多层次的法律限制和技术控制,牵扯到众多的国家机构,以及成千上万的政府职员和企业员工。”

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特征在于有文件而无规则,诸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等超过60余条法律文件构成了网络审查的合法外衣,但是对审查的具体规则,则多语焉不详,其中“损害国家机关信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等界定空间过宽的条目,则极大的扩充了网络审查的职权范围。

中国的网络审查可以粗分为“对外”和“对内”两个模块。

“对外”的主要作用,是制止被认为“有害”的海外信息流通到境内,实施工具是GFW(中国国家防火墙)。GFW能够阻断和拦截中国境内向特定服务器发出的访问请求,凡是被列入GFW黑名单的服务器,中国境内的网民无法正常访问到该服务器上的任何内容,黑名单内的对象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被中国政府明确认定敌对或敏感的网站,比如部分台湾政府网站、海外宗教网站、不持亲中立场的媒体网站等,另一类是本身不含立场、但也并不限制用户自由表达个人立场的社交类网站,比如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另外,Google等搜索引擎的特定关键词搜索请求也会触发GFW的封锁。

“对内”的主要作用,是杜绝“祸起萧墙”的可能性,通过责任制来威慑和惩治错误信息的生产,并逐渐培养个人及媒体自我审查的习性。由于中国互联网网民规模庞大,加上中国政治势力本就错综复杂,公安部、宣传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都有着各自一套审查办法。相比“对外”审查的一刀切,“对内”审查的弹性更加丰富,而且常受中央政治意图影响,比如对某些高官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前后,通常会匹配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环境。

对于拒绝审查要求的公民,中国政府也会有一定的措施予以打压。中国政府曾经聘用五毛去修改维基百科中的词条,删掉一些对政府不利的历史,后被维基百科中文站的志愿管理员黄志松将内容恢复,并限制了一些恶意篡改词条的用户访问,中国政府也曾直接要求维基百科配合审查,然而一直遭拒。于是,从2009年开始,黄志松就被限制出境,禁令一直维持到2016年。 2004年,湖南《当代商报》总编助理师涛向海外披露了一份来自中央办公厅的媒体禁令,而遭到中国国安局拘捕,后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在中国正式开展业务的互联网企业,都需要遵守审查的规则,无一例外。Skype已经承认,它的软件在全球仅有中国地区是需要监视并储存通讯内容的,而这种行为被认为是Skype对于中国政府审查需求的配合。中国公安部的“金盾工程”,也有权命令中国的软件公司提供用户的使用记录,其警务综合信息系统可以定向查询到目标用户的IP地址,结合居民信息系统还可直接定位目标用户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或者上网网吧。

网络审查不仅约束网民的自由表达权利,同时也在提供互联网服务的产品端口架设了绳套。凡是在中国境内托管服务器的网站及域名,都必须经过工信部的备案手续。备案的目的主要在于钳制网站的运营方,因为按照中国网络审查的“诛连”政策,当越过审查界限的信息被发表之后,视影响的严重程度,供给信息生存的网络平台也将遭到处罚。2007年7月,中国一家倡导文化自由的学术网站“世纪中国”被北京市通信管理局责令关闭,因为当局无法容忍网站管理方拒不配合删除敏感文章的要求。这种压力一直延续到物理设备层面,在某些重要时期,如发现“不法”信息,中国政府会采取直接中断信息所在服务器机房的网络,而IDC则相应需要配置专人24小时维护,及时按照要求清理信息以求平安。2007年8月,河南最大的IDC紫田网络因为没能及时关闭服务器上的一个网站,而被机房断电,数百台服务器、数万个网站一夜之间全部瘫痪,损失巨大而无法追讨。

因为整个中文互联网的信息生产规模太过巨大,来自政府机构的网络审查无法实现无缝覆盖,部分审查成本会被转嫁到提供交互业务的互联网运营商头上。中国著名门户网站新浪的财报显示,其投入在新浪微博上的人力成本始终居高不下,其中被猜测相当大的比例是用在了雇佣“微博小秘书”上。“微博小秘书”是新浪微博审查团队的官方称呼,工作职责是删除新浪微博上的敏感信息,中止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内容的传播和扩散。如果中国的互联网运营商拒绝投入成本组建审查团队,那么其网站或产品可能无法被运行开展业务,比新浪微博成立更早的微博产品饭否,就是因为无力负担审查团队而无法遏制其网站内用户分享新疆暴乱事件的消息,一度被强令关站。

除了接收到明确的禁令后的执行之外,互联网运营商的审查标准并不统一,通常基于审查团队主管的个人经验判断,这让一些乌龙事件频频诞生,比如有些用户会发现,自己在甲网站的文章被放大推荐,而同一篇文章在乙网站则被封杀。2013年4月的“习总打车”事件,在社交网络上的时真时假一波三折,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也有部分地区政府,会主动参与到审查的环节中来,2009年,厦门网安处就向本地IDC发出文件,要求在服务器上安装探针软件,这样可以让政府部门获得更高的审查权限。

中国网络审查带有一贯的极权传统,假借集体利益,无视个体尊严,立志于充当一把悬在全体公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种对自由意志的警惕与敌视,让人很难相信中国已经跨越了那段混乱不堪的历史。中国画家高尔泰曾回忆自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经历过的困难,他的父亲在大跃进时被打成“地富反坏右”遭虐到致死,他的母亲在收尸时因忍不住悲痛情绪嚎啕大哭,被指控“具有示威的性质”再遭批斗。这种对言论表达定义性质的习惯,即使有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仍然如同一只幽灵,徘徊在每个中国人的身边,2009年,上海青年王帅因在网上发帖举报家乡政府征地问题,而被家乡警察跨省追捕,轰动一时,但是尽管律师及公众舆论强烈反对“因言获罪”的现象,但是根据无国界记者在2013年1月公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年度报告显示,“中国在相关领域仍然‘没有出现任何改善迹象’,仍有大批记者和网民遭到关押,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网民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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