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16日

  热气球飞行的挑战来自于对风向的把握,这样才能在不同风层中自由游走。云上的日子

        “老朱,拉顶,顺着风向,快!”刘翔的话音刚落,燃烧器的火就喷出来了。呼的一声,火焰足足有四五米长,两个负责撑口的兄弟虽然训练有素,也不由得侧了侧脸。

        老朱左手扶了扶帽子,深吸一口气,双手一攥顶绳,“嘿!”已经膨胀得像个彩色鸡蛋一样的球体微微滚动,几分钟之后,巨大的球体缓缓升离了地面,刚才被球挡住了的他一点一点露出脸来,麻利地跟教练刘翔打了一个“OK”的手势。

        前后不过十几分钟光景,北京郊区怀柔的一小片空地上,就升起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热气球。最后一次拉顶复位之后,老朱一脚跨进吊篮里,整装待发。

        换个角度看风景

        38岁的朱庆辰,这位挣脱了绳索和土地束缚的北京视新广告董事长,开始了他不定期的“云中漫步”。刚刚过去的早春二三月,是北京沙尘最厉害的季节,天气也乍暖还寒。已经闷了两个月没摸热气球的他,前一天晚上就在他的飞行教官开办的“飞翔热气球俱乐部”驻扎下来,这天天不亮就开始做准备:铺球皮、连接球皮和吊篮、连接气罐和燃烧器、试火……忙个不停。

        “在北京,因为空管限制的原因,热气球最高只能升到200米,但也可以看到许多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广告摄影出身的老朱的双眼就是天然的取景框。NO,他的意思不仅仅是风景。“你知道,别人了解热气球都是从看动画片、历险记什么的开始的,那都是虚幻的。”20世纪70年代末,还在上初中的朱庆辰看了一部日本电视剧,讲的是一个4人兴趣小组,分成两组,轮换着飞行和做地勤。一个细节,或者说一种情绪令朱庆辰至今难忘:他们每个人在热气球上的时候都非常快乐,但轮到自己当地勤时就极度失落。那时对热气球还一无所知的他,除了被那个庞大而温柔的“飞球”本身所吸引,还对剧中人物微妙的快乐和失落打动。等到终于有一天乘着热气球飞升云端时,他一偿心愿。

        电影《环游世界八十天》中,曾扮演过007的皮尔斯·布鲁斯南以英国绅士的形象出现,他靠驾驶热气球兑现了80天绕地球一周的诺言。片中热气球掠过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时,男主人公用白雪冰镇香槟酒的一幕,浪漫诗意,令人神往。

        喜欢摄影、旅游和高尔夫的朱庆辰说起1998年自己第一次看到热气球,纯粹是一种畏惧的感觉。那是为一个客户在平谷航拍,打算舍直升机而选择热气球。那个热气球平铺在地上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立起来之后差不多相当于五层楼高,而猛烈的火焰又让人连连后退。“你能想像人竟然有机会去操纵比自身大那么多倍的庞然大物吗?”可一旦升空,一切又变成另一番感受,顺风而漂,平稳宁静。

        回想当年,花了将近700元买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雅西卡FX7后,朱庆辰就一个猛子扎进了摄影世界里不愿出来,除了吃饭睡觉,他随时随地都将相机带在身边。他说,自己很容易接受新事物,也容易对一件事“上瘾”。自从沉醉热气球飞行之后,仅用了半个月时间,他就拿到了驾照,成为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会员。那时全国持有热气球驾照的也不过50来人,纯属“贵族运动”,像朱这样的商务人士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风往哪个方向吹

        朱庆辰的教练刘翔是迄今为止国内累计飞行时间最长的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进行热气球起飞的选手。名师出高徒,“球龄”已近6年的朱庆辰参加过在广东阳江举行的全国热气球锦标赛。在那次飞行中,他的飞行高度第一次达到了1000米。飞行过程中,有一丝比香烟燃烧的烟雾还细的云彩在他眼前穿过,让他回味良久,不过也有那么点失望——“其实没有多么的惊心动魄,和坐飞机快降落的时候差不多,无非是一切都变小了。”

        在行家眼里,热气球飞行的挑战来自于对不同气象条件的把握。在地面上的人对空气流动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而在高空,风层可以高达十几米。当上升到一定高度后,低空风和高空风可能完全是两个相反的方向,这就形成了对流风。热气球本身并没有水平动力系统,飞行速度和路线完全取决于风速和风向,所以得先顺着低空风飞,进入到另一个风层里的恰当的点上时,再拔起来,这时球会顺风向偏移,再顺高空风飞,才能到达特定的目标。因此,有时热气球甚至会在空中划一个竖着的椭圆形轨迹。

        为了探测正确的风向,一般在飞之前要放氦气小气球,根据小气球的走向看高空的风速和风向。飞行过程中,经验和技巧十分重要,假如不知道风向,可以把球拔高或降低,以便感觉风的走向,及时调整方向。但最基本的原则是,风力3级以下才能够飞行,一方面杜绝在空中失控,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热气球落地时吊篮拖地距离过长,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朱庆辰对自己的悟性相当满意,他现在追求的是飞翔中的愉悦感。2001年,他花7万元买了一个热气球,并把球囊重新装饰,喷绘上视新广告的形象。每当众球悠然上天时,竞相绽放的“礼花”中,“视新”最为抢眼——朱庆辰深谙广告之道。

        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跟球友们“比翼齐飞”。热气球是唯一可以相互碰撞的飞行器,其实碰撞的机率很小,因为风赋予每个球同样的速度,领先的始终领先。当大家凑巧都熄了火,悠闲地在空中漂荡,哥儿几个在半空中打打招呼,开开玩笑,怎么高兴怎么喊,引得地面上的行人纷纷抬头。只要足够安全,球友们爱在猴子爬不上、鸟儿站不住的地方抓几片树叶,还有朋友曾经伸手抓到过知了,趣事足以装满一箩筐。

        每当飞过村庄上空,看到袅袅升起的炊烟和安详的田园风光,这个平日在城市里打拼的男人就会格外放松、自在。他常觉得自己很幸运,有了热气球,像是多了一对翅膀,可以享受这两三个钟头的自由。图2

        1782年,法国蒙克高菲尔兄弟进行了首次热气球飞行试验,他们把纸张作为气囊的材料,气球飞行高度33米,时间10分钟,距离3.5公里,乘客是一只羊、一只鸡和一只鸭子。当时的燃料是旧皮靴和动物肉,人们觉得气球飞起来味道很臭。

        美国人福布斯1982年作为与我国合作开发平朔煤矿的哈默先生的私人代表来到中国,也带来了中国最早的热气球。现在,燃放热气球几乎成为福布斯全球富豪论坛的标志性仪式。

        目前中国约有热气球100只,最为普及的是AX-7级热气球,它的体积为1800~2200立方米,充满气后球高21米,最大直径18米,飞行高度极限为1.5万米,最大载重620公斤。

        对一般人来说,乘热气球进行环球旅行是对人类活动能力的最大挑战,但在行家们看来,同环球旅行相比,乘热气球旅行的最大挑战应该是到达北极。这个目标已经被英国探险家戴维·亨普尔曼·亚当斯在今年2月14日实现,他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乘热气球到达北极的人。

当私房菜烧到极致,家,也可以成为王宫府邸。在前海北沿15号的大玻璃房品茗是王勇得意的创意

        北京的CBD聚集着京城最多的写字楼,自然也集中了最多的白领。中午是各式餐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位于光华路附近的餐馆老板们却经常伫立在自家玻璃窗后,无奈地看着白领们谈笑着步入一家名叫“小王府”的餐馆,并听任其“白领食堂”的雅号在CBD越传越远。

        北京什刹海万米天然水面上也有一家“小王府”店,端端正正坐拥着前海。和别家餐馆不同,这家“前海北沿15号”私人会所已经摆脱了一般意义上饭馆的概念,进这个园子的客人首先要交纳2万元人民币的“开园费”,才能以每人200美元的标准享受全园子只伺候您一拨儿客人的餐食服务。

        王勇,一个善于做菜、精于美食的男人,就是“小王府”的主人。

        小王的家

        1995年创办的小王府以私家菜著称,卖的多是王勇自家的家常菜品。王勇回忆起他特别难忘的一次厨师面试:一个四川小伙子随手从坛子里抓了一把泡菜,麻利地剁碎后放入猪肝翻炒。这场景令王勇不禁想到自己的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依然保持着四川女子能干勤巧的天性。“在四川老家,普通农妇都懂得用泡菜的酸甜苦辣咸五味来提升猪肝的味道。非常随意也非常简单,却好吃得不得了。”母亲做饭时油爆葱花酱油的香味至今还令王勇回味无穷。2003年年底小王府获得了美国优质服务科学学会颁发的中国餐馆类首枚五星钻石奖

        1987年,21岁的王勇大学毕业后进入民航成为专职翻译,后又在北京赛特大厦里的英国宇航公司任职,再后来就在附近做起了出租自行车的生意。

        那时王勇的午饭都是在附近的小馆子凑合的。一次他来到二道街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要了份炒饼,没想到吃了几口后发现这炒饼竟然没有一般馆子的油腻感,反倒像自家做的一样可口。他了解到餐馆的主人是个老太太后,就与其商量替她经营餐馆。

        1995年,王勇凑齐1万元,在炒饼店基础上开办起“小王府”——“xiaowang’home”,他希望客人在他的饭馆里能找到家的感觉。

        王勇亲手拟了50道菜谱,绝大多数都是妈妈的拿手好菜。他严格规定厨房不准使用味精和鸡精,一切味道都要厨师亲自调制。

        在不到30平米的小饭馆里,王勇把排列齐整的餐桌零散摆放,桌子铺上苏格兰风格的格子台布,再摆上一只花瓶,插上一束雏菊。在1995年的二道街,这些细节足以令小王府从满街又破又小的“苍蝇馆子”中脱颖而出。

        让小王府铁杆食客们难忘的是当年店里挂的那些别致的装饰画。王勇没钱,但有的是创意,他从报纸杂志上裁剪下各式图画,裱一裱挂起来就成了时髦的作品。

        后来二道街拆迁了,小王府搬到了永安里。后来永安里拆迁,小王府又搬到了光华路。这时饭馆的规模已经发展到4个楼层,营业面积2000多平方米。

        二道街创业时的装饰画、雕花门框等物件,现在依然保存在店里,素炒饼、酸辣汤、青椒土豆片等最家常的菜品也保留至今,成为小王府的经典菜肴。

        光华路店很快也要因市政改造而拆迁了,届时小王府将移师三里屯。按目前的装潢来看,这个新店将比以往任何一家店都要奢华绮迷。

        当私房菜烧到极致

        王勇善于和客人打交道。在二道街时,由于人手有限,他也常常掌掌勺,有时也会穿上雪白的大厨服站在小门脸前迎接客人。“那时来赛特、秀水购物的外国人喜欢在北京的胡同里转悠,我每次碰到外国人,就用英语跟他们交流,几乎每次他们都愿意进来尝尝我的菜。”

        慢慢地开始有国外媒体关注小王府了,外国客人渐渐多了起来,而王勇最大的客户当然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们。

        那时二道街店面很小,一共6张桌子,一天大概翻台6次。王勇很有天份,凡是来过二次的客人的长相和口味他几乎都能记住。

        学过酒店管理的田园1998年回国时被朋友拉到小王府品尝素炒饼和酸辣汤,第一口炒饼就让她立刻忘掉了对二道街破旧环境的不满。“就像小时候妈妈为赶时间仓促而又娴熟地做的一顿快餐,非常好吃。”一来二去田园成了王勇的好朋友,王勇在聆听了她周游欧洲后对中世纪古堡的向往后,干脆设计出韵味十足的古堡餐厅——挑高的顶棚、一眼望到头的整齐的通间、稍显幽暗的走廊和拐进房间后豁然明亮的采光,独特的环境吸引了众多驻扎在CBD的跨国公司在此举办商务宴会。

        从开店到现在,王勇给店里的服务员、清一色的小伙子的置装费每年就有7,8万元,各式浅色上衣、深色长西裤配上半身长围裙,有时还会在衬衫上搭配金属袖口,蛮有英国小管家的派头。小王府的吧台和自制西点

        王勇在接受采访时非常自然地把手机置于静音状态,为别人着想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在小王府,只要顾客不满意,就可以无条件退菜。“是真正的客人,我会诚心了解他对菜品的意见和要求;要是来占便宜的,北京人有句话叫要饭的不嫌饭馊,总之服务周到了就行。”

        王勇在外国友人建议下经营烤鸭,开始客人根本不买账,认为小王府不是吃烤鸭的地方,尽管是和鸭王、九华山庄、全聚德等不相上下。服务员脸皮薄,不敢向客人推荐,王勇就亲自拿着纸和笔站在客人旁边为客人点菜。“我们家新上了烤鸭,您不尝尝?”“不要,想吃烤鸭就不来这儿了。”“我们现在送您半份吧,您看味道怎么样?”入口即化、酥而不腻的烤鸭让客人上了瘾,想再多尝几口时,王勇依然是不卑不亢地表示,“对不起,我们只送半份,如果您喜欢的话就来一份吧。”说到这里,王勇孩子般地笑了,他说推销烤鸭不过是小插曲,使烤鸭在小王府与私家菜并驾齐驱的,最终依靠的是菜品质量。

        说实话,在经营家常菜的餐厅里,小王府的价位算不上低廉,但王勇从没有因有人埋怨菜贵而动摇了定位,他觉得自己也是在经营一种文化,一种需要客人用心体会的文化。王勇没有因慕名而至的大款们吵着要吃海鲜而在菜牌上添上众多利润丰厚的海鲜菜,“小王府的菜讲究的是精雕细做,不追求越简单越好的吃法。”

        小王府生意兴隆引来众多投资商,但王勇面对成功却丝毫没有乱了阵脚。他坚持自己开店并控制着开店的速度,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愿意把目前200多道菜减到50道以下,虽然这是定位相仿的很多餐馆的做法。

        美食还要配美景

        虽然没有大肆增加店铺数量,王勇却把钱投进了什刹海前海北沿15号一片荒芜多年的园林上。从2001年签下租用10年的协议到2002年接待第一批客人,王勇已经在这家店上面花了1000多万元,几乎花光了他的家底。虽然这家店收费高昂并且几乎天天都有客人,每年的房租加上维护园子的费用也要100多万元。小王府的吧台和自制西点

        王勇认为,他花这么多钱开了这么一家曲高和寡的私人会所,和他的小王府的本质没有脱节——家,可以是平房小院,也可以是王宫府邸,每个细节的布置,每道菜品的精致,都显示出只有家才有的舒服和自在。

        想去前海北沿15号吃饭必须提前1周预定,200多米的长廊和偌大的园林一天只接待一次客人。客人可以选择在园子的任何一处休憩,甚至可以到王勇的私人书房看看,到通透华丽的大玻璃房里品茗、品酒,还能顺带着欣赏一下什刹海妖娆迷人的风景。在临水的坐北朝南的大露台上的私家码头停着4艘大木船,偶尔有黄嘴的陆鸥像舞蹈演员般优美地立在船头,伴着垂柳、夕阳和万米水面,确实美妙得无以伦比。

        坐在这里,很容易就明白为什么一次厨师给王勇做点心时掺入了一点剩面都没有逃过他那挑剔的舌头。这是一个表面无比随和而内心追求完美的人,他要的就是一种家的感受,也只有这亭台楼榭、绿树成荫、冬暖夏凉、有古代王族的气派加上现代化的设施,方能让他随意选择一处角落都可以舒坦地长吁一口气。难怪2003年年底,美国优质服务科学学会给前海北沿15号的北京小王府颁发了一枚五星钻石奖,之前国内只有北京饭店、中国饭店和嘉里中心得此殊荣,而餐馆,小王府还是第一家。

人的自重是不可能伤害自己的,但要是主动跳楼就不一样了。

        “我挺不快乐的。一天从早到晚我都在问自己,这样累到底为了什我飞上了青天么?”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为女性企业家组织了一场题为“从A到A+(从优秀到卓越)”的论坛,轮到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的女儿鲁慰芳发言,她短短的几句话语惊四座。

        鲁慰芳认真的表情让人感觉这绝不是玩笑话。她现任万向集团北京代表处总经理一职,而且是给自家公司工作,用不着看老板的脸色,表面上顺风顺水,似乎不该有这类想法。

        不久前,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杨迈骤然身故,爱立信方面称杨迈之死可能是连日超负荷工作所致。

        鲁慰芳的只言片语和杨迈的猝死,部分反映了企业高管工作、生活的真实状态。

        套中人

        能够在职场上打拼到高层的人都非等闲之辈,他们平日展现给公众的往往只是成功的一面,至于为此付出了多少辛苦,也只有自己知道了。

        让我们看看苏泊尔炊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苏显泽某天的日程安排:

        8:00上班;8:30记者采访;9:00参加集团董事长苏增福与投资方的洽谈;9:40记者采访;10:30开会;13:00~17:00开会;17:50~19:00一边处理公司事务,一边等待从上海赶到台州的摄影记者;19:00~19:30拍照,派人安排记者住处。

        归家之后,苏显泽继续准备第二天的全国营销会议。第二天一大早,他搭飞机前往四川参加全国营销会议。

        如果把苏显泽换成其他的企业管理者,略微更换时间地点和内容,这份时间表几乎可以通用。身居高位,手握数亿资产,左右别人升迁谪贬的企业高管实际上就是现代版的别里科夫,只不过对他们而言,雨伞、厚呢大衣和礼帽被换成数不清的各类公司事务。“最近比较忙,确实比较累,没办法,这是工作”等在企业高管沟通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话,已经成为这一群体的职业语言标签。

        而在变化速度更快的IT业,高管们的实际生存状况更令人触目惊心。根据今年4月易观国际等机构进行的“IT人生存状况”的调查,IT人每天平均工作时间不低于10小时,其中大多数时间要面对电脑,甚至进餐时间也被压缩在15分钟之内。不但无法保证睡眠,更没时间锻炼身体。

        可以想见爱立信中国区当家人杨迈平日承受的压力。“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工作了。”这是杨迈生前所说的话。当能够承载的压力突破了临界点,生命的终结就成为一种必然。

        心理学家把这种紧张状态称为应激。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王二平博士举了一个很通俗的例子来解释这个专业名词:在《水浒传》中有一段武松打虎的描写,作者将人面对应激状态时的反应描摹得淋漓尽致。武松在打完老虎后感觉像生了一场大病——“若再跳出两只大虫,今番休矣!”

        经理人因工作压力产生的应激状态可能没有武二郎这般惊险,但这种缓慢、渐进的隐蔽应激对人的伤害更大。

        不能承受之重

        王二平说:“现在企业高管面临的压力与社会背景相关,特别是来自于竞争的加剧。有竞争就会有压力,再加上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让人感到无法对日新月异的变化作出更迅速的反应,有压力是正常的。人类花了几千万年才进化成现在这副模样,要是再有更大的飞跃,恐怕还要以千万年为单位。”

        “有压力并不是坏事,一定程度的客观压力会让人更好地发挥潜力,有机会体会人生百味。不过目前经理人所承受的压力已到达或超过了临界点,压力的负作用就体现出来了。”经济学家赵晓这样分析压力与工作、生活的关系。

        经理人能做好自己的工作,却未必能管理好自己,有些人甚至连基本的医学常识都没有,根本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与普通员工相比,他们也同样面对着工作难度、期限压力以及很多不确定性的挑战。同时,家庭与工作的冲突也让一部分经理人焦头烂额,因为婚姻欠缺投入而导致离异的情况在企业高管中司空见惯。

        如果说杨迈的悲剧是企业高管工作、生活问题的极端化表现,鲁慰芳的例子则更具普遍性。经理人一边抱怨工作太累、压力太大,一边继续靠惯性生活着。至于应该如何改善自身状态,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去思考呢?

        心理咨询师白玲从事这个行业已经5年了,她常常接到经理人的求助电话。一周前她接到一位企业副总裁打来的电话,很想与她聊聊,虽然日程已安排得满满的,她还是答应了这个朋友的请求,第二天就与他进行了面谈。这样的电话她接过很多,之所以这么快就答应下来,是因为她知道,如果不是真出了大问题,高管们肯定不会花一两个小时与自己闲聊。心理咨询师白玲说

        “他们往往在问题很严重时才来寻求帮助。”白玲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女性总经理与公司的董事长合作十年,共同将公司发展壮大,最近因为股权问题,双方出现分歧,闹得很不愉快,她一气之下离开了公司。尽管她用旅游休闲等各种办法来排解内心的烦闷,但仍然无法解脱,最后发展到一说起这件事就痛哭流涕的地步。经过多次心理辅导,她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如果能及时一些,可能就不至于这么痛苦。

        “人自身的重量是不可能伤害到自己的,但要是主动跳楼就不一样了。”王二平的言外之意很清楚,企业高管自己给自己不断加码是造成压力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层原因。经理人想倾诉,但却找不到合适的沟通渠道来宣泄内心的焦虑。做到一定位置,他们往往就被称为强人,一般情况下绝不会在别人面前特别是在下属面前表现脆弱的一面,压力积累起来,一旦爆发就很惊人。即使面对白玲、王二平等心理学专业人士,经理人也还心存介蒂,很难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一个月前,一位IT企业的副总经理找到白玲,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到最后还剩10分钟时他才说出了多年来压抑在心的一个症结。

        一位高管为此很烦恼:“我不知道该和谁说。和家人朋友说,他们不一定理解,就算理解,问题还是没解决。和下属说,他们也不一定理解,没准还觉得我矫情。”

        跳脱的智慧

        在一些大公司中,很多经理人每天要投入近20个小时工作,甚至还有项目经理为项目的落地勉力支撑40多个小时未眠的。在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分出精力照顾家人,更谈不上联络朋友,好朋友一年只能见上两三面的情况非常普遍。原本是可以停靠的温暖港湾成为很多经理人接受生活挑战的另一个沙场,腹背受敌的人们根本不可能从容应对这许多压力。

        西蒙从事投资业多年,他7年前收山,现在不愿对外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就是想远离当年的圈子。

        他说,自己目前挣的钱虽然不很多,但感觉很踏实。这些年来,他努力让自己过着一种很简单的生活,远离觥筹交错和你争我斗。当年暴富之后,他也有挥金如土的日子,喜欢一个品牌的皮带一下子会买下十条,但今天绝不会干这种事了,吃饭也是吃饱吃好就行。他开始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佛教。他说,人只要合理控制自己的欲望就能避开很多磨难。“有时人想要很多东西,但最终什么也得不到。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获得,然后再做决定。”这已经成为他的方法论。

        现代社会的人因为过度关注物质和金钱,轻视精神关怀,逐渐造成信仰的缺失。有信仰的人多半比较从容,因为他们心中有超越物质之上的终极关怀;而没有信仰的人更易患得患失,因为他们只注重现实标准的得失。有信仰的人较少与人攀比,更重视精神层面的修炼,不以现实的利害为利害。

        高管所面临的压力与其生活的价值观密切相关。其实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弄清自己的生活目标是什么,谋职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被问及这一问题时,答案会脱口而出——为了衣食无忧,生活美满。然而很多情况下,经理人所选择的职业之路与其初衷并不吻合,甚至是背离的。很多人陷入一种对物欲无限制追求的怪圈——越追求金钱和成功,越远离快乐。

        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学会取舍。懂得取舍的人内心会比较平静,反之则太沉重。

                 

思想是无影、无形、且无声:知识是抽象的。既是无形之物,怎可以界定产权而加以保障呢?无形的资产,在市场交易时又怎可以收取费用?这些问题虽困难却有趣。

  一本书是有形之物,但书中的思想是无形的。书的版权就只能照字论字地去保障作者的权利;但若有人用同样的构思,将文字改写,连书名也改了,版权的保障就失去了大部分的效能。一张唱片是有形之物,但录音的原理却是无形的;录音带跟唱片的形状不同,但原理却有共同之处。同样一种发明,可用多种不同的形状运用。发明的产权何在?要保障的是甚么?这些问题的困难,在经济学上是少见的。

  近代经济学者都同意,若研究所得能获产权的保障,研究工作就会因为可以期待市场的奖赏而增加。但那种发明或那种知识应有法律界定的产权保障,保障应用甚么方式,保障时日的长短及范围的大小,经济学者却议论纷纷。

  保障一种发明是会因为过于广泛而对社会有害的。轮子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发明;但轮子是小孩子也可能想得出来的。若第一个发明轮子的人取得专利权,得到法律历久不变而有效地加以保障,使后人在任何形式上用轮子都要先得持专利者的准许,要付使用费,那么轮子的专利对社会就有很大的损害。

  在一般的资源上,经济学者大都同意产权的保障对社会是有极重要的贡献。但在知识及发明的产权保障,他们却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个人研究的结论,就是这些纷争是由于经济学者没有弄清楚三个问题。

  第一、知识可分为(甲)有专利性的及(乙)无专利性的;在有专利性的知识之中,又可分为(A)有法律辅助的及(B)无法律辅助的。一些经济学者所反对的知识产权保障,就是那些因有法律辅助而得的专利权——这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发明专利或版权。其他的知识资产保障就没有甚么异议。但因为在各种纷争中经济学者没有像上文般分门别类,问题就弄得不清不楚了。

  第二、对于某种知识——例如新的发明——专利性的保障是有其用处的;这是因为发明研究的费用可能很大,而研究所得很易为人抄袭。在某程度上,专利保障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但正如轮子的例子所显示,这类专利保障可能过大。保障方式及保障多少的决定,是一个重大的困难。但在那些支持或反对专利保障的言论中,这问题往往是莫名其妙地被忽略了。那就是说,那些不管专利保障的方式或多少而反对或支持专利保障的理论,都不可能是对的。问题的困难,是在实际应用上,我们不知道专利保障多少的准则应从何而定。

  第三、保障的费用及其他交易费用,对保障的方式及多少有极重要的决定性;这些费用往往被经挤学者忽略了。换言之,要支持或反对发明的专利保障,我们不但要决定保障的方式及保障多少的准则,我们还需明白这些决定,是必定要基于对关于知识或发明的交易费用有深入的了解。

  以上提及的三个问题,都是很深奥的。要不是中国最近(3 月12日)通过了发明专利权的法律,准备于明年4月1日施行,这些问题是不应该在报章上向读者介绍的。我知道问题所在,却不知道其中的某些重要答案。但我认为我自己能明白的,读者也能明白。

  且让我先从没有专利性的知识说起。这些知识包括一般人所学的语言,学校内的课程,及各种专业或技艺的训练。只要付得起学费或工具的费用及时间与劳力的代价,任何人都可以学,而学得了知识的人在使用时是不需付使用费的。这些知识资产是怎样得到保障的呢?学习的费用及时间的代价就是保障。你要有我的知识,你就要付我曾经付出的类似代价——你要付的代价可能比我高或比我低,但代价是一定要付的。但我是没有权阻止你学习,也没有权强迫你付费用给我,跟我学习。

  这就是说,我学会的——或其他很多人所学习的——是没有法律特许的专利权;只因为学习要付代价,有市场的需求,所以我所学的就有价值了。木匠、泥水工人的专长之所以有价值,其理相同。政府虽然没有给我们专利,没有给我们的知识资产加上直接的保障,但间接的法律保障却是有的。在自由市场内,法律容许我们随意买卖知识,私定合约,也容许我们将赚来的占为己有。我们的知识资产就变成了私产。换言之,没有专利性的知识资产之所以能成为私产,是靠法律的间接保障及学习代价的直接保障。

  还有另一种间接的保障比较微妙。知识是“共用品”;跟一块地、一张桌子、或一部打字机不同,同样的知识是无数的人都可以共用的。劳力可不是共用品。知识在人的脑子中,是要经劳力加以发挥才有市场价值。因为这个连带关系,知识在学习时虽然是共用品——但在使用时的劳力就往往不可以共用了。所以有了知识的人的知识收费,可以加在劳力的时间上。另一方面,因为每个人的劳力时间有限,同样的知识或技能,市场仍有容许很多人学习的需求。

  经济学者从来没有反对用以上提及的方式,去保障非专利性的资产。这是因为以劳力学习,以劳力使用,再加以法律保障自由买卖及私取收入的权利,保障知识资产为私有是决不会过多的。因知识而增加生产的产品市价,决不会在没有专利的情况下因为有了保障而增加。若知识拥有者没有自由选业的权利,不能自由买卖,收入不以市价而定,知识就非私产。这会使对知识的投资减少,或学非所长,或学非所用,或怠工,产品的市价就会增加,而产品的种类是一定会较少。

  某些有专利性的知识资产,经济学者也绝不会反对作为私有的。第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天才的资产。同样一种知识,一个天赋高的人加以运用可有奇效。这种人有天赐的专利权,并不需要另加法律保障。我们若对这个天生的专利加重抽税,或阻止他的自由发挥,对社会有甚么好处?正如一块在特别有利位置的地,市价是较高的。用任何方法阻止这块地的有利运用,对社会一点好处也没有。第二个重要的例子就是秘密(或商业秘密)若能自保,拥有这秘密知识的人是有专利的。强迫将秘密公开(在中国大跃进及文革期间是常有的事),不单只可能将有市场价值的秘密抹杀了;更有甚者,就是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着自己的秘密,若强迫公开这些秘密,社会上还有什么私事可言?

  一般经济学者所反对的有关知识的专利,就是某些专业公会阻止外人学习他们的知识,或阻止有同样知识的外人加入市场工作。这些以阻止外人竞争的专业公会所得的专利权,大都是要靠政府的庇护的。经济学者反对这种专利的原因很简单。知识的本身没有专利性;经过公会或法例的阻止竞争的增加,是会增加服务的市价的。但在这方面,经济学者所反对的可不是知识的产权保障,而是以专利减少竞争。

  以上提及的各种知识资产保障对社会的利害,道理都不困难。发明专利权却是另一回事,这点下文再谈。

1984年4月17日

新劳力经济学

  一位新相识的朋友,见我屡次为文谈及产权的问题,认为我过于着重物质资产,忽略了人类知识资产的重要。但屈指一算,我起码已有五篇用中文写的文章是提及了知识资产的。我也曾指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比起文革期间中国对知识的破坏,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可相提并论。可能因为我从来未用“知识资产”为主题,我要强调的就不够明显了。

  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这本小书里,我指出知识贫乏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也指出目前在中国,人力资源——包括知识资产——并非私有。但舒尔兹(T. W. Schultz)阅读这论文后,竟来信说:“为甚么你不提及那最重要的知识资产?为甚么你说中国没有多量的私有产权,人力在中国就不是私产吗?”这指责令我莫名其妙!

  舒尔兹是因鼓吹知识资产(Human Capital)的重要性而获诺贝尔奖的。我若在文章内不是每段都提及这种资产,他就可能认为我轻视了它!但舒尔兹怎可以认为人力资产——这包括知识——在中国是私有的资产呢?他曾到中国讲学,怎会连中国人民没有自由选择工作或没有自由转换工作的权利也不知道?私有产权的定义,是包括自由转让,自由选择合约的权利。在人力及知识的资产上,这些权利在中国是没有的。所以这些资产在中国不能算是私产。

  缺乏了人力资产的自由转让或自由买卖的权利,知识的发展或增长就一定有极大的障碍。单就是这一点,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言之过早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会稍后向读者详加解释。

  马歇尔(A. Marshall)是第一个经济学名家认为知识是资产中最重要的。我同意这观点,且准备在下一篇文章以自己的见解加以分析。人力及知识到了费沙的手上,就被一般性地归纳为资产。以费沙之见,任何可以引致有收入的东西都是资产,而这些资产的市值就是资本。这个一般性的概念,比起马克思的资本论,相去甚远。而马克思的各种矛盾,到费沙以后就渐变成为历史了。可惜费沙的经典之作“利率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est )至今还未见有中译本。

  近20年来,劳力经济学(Labour Economics)渐被称为新劳力经济学。究竟“新”在何处呢?主要的就是加多了知识资产的投资(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除舒尔兹以外,这门学问的高手包括贝加(G. Becker)、铭沙(J. Mincer)、路易士(G. Lewis )、雷斯(A.Rees),及他们的多个得意弟子。在近20多年来新崛起的重要经济学说中,新劳力经济及产权经济(后者包括交易费用)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就是因为它们有很强的解释能力。

  既然远在19世纪末期,马歇尔就认为知识资产最重要,为甚么“新”劳力经济学要到近20多年来才盛行呢?我自己的答案是,知识及科技的进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突飞猛进,令人瞩目。有人认为近30多年来在科技上的进展,要比过去的3000年的总和还要大。姑勿论这观点是对或是错,近30多年进展的惊人是无可否认的。马歇尔有先见之明,但新劳力经济学的盛行,似乎是受了事实说服力的影响。

  在知识科技发展最快的30多年中,中国不仅闭关自守;更为甚者,就是中国执政者在这期间内将知识加以惨无人道的摧残!这是中国的不幸。又因为中国有世界上1/4的以天赋驰名的人口,这摧残是全人类的不幸!

  过去的毕竟是过去了,希望还在将来。在知识的问题上我应写些甚么呢?我还是重施故技,写点知识资产与产权的关系吧。中国的经济困难是制度上的问题(这点中国执政者似乎是不同意的);经济制度是产权的问题(这点中国执政者可能不同意):知识是一种资产(这点中国执政者似乎是同意的):知识科技对中国现代化是极其重要的(这点中国执政者显然同意)。且让我在下一篇文章,先从“同意了”的一方面说起。

1984年3月30日

重要的知识资产

  在自由市场的制度里,专业人士靠知识而得可观收入的例子,比比皆是。纵使被一般人认为是极平凡的专业,在香港要有安定可靠的收入并非难事;没有专长而有良好普通常识的人,只要肯干、有信用,何愁找不到雇主或想不出可以谋生的小生意。知识帮助生产,市场于是就奖励知识,这是浅显不过的道理。话虽如此,几个古老相传的谬误却把知识的价值大大地低估了。

  在19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Malthus)的人口论就大幅度地低估了知识对生产的贡献。马尔萨斯认为,土地及其他天然资源有限,而人口日益增加,长此下去,僧多粥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是必然的事。这个见解,在20多年前的经济发展学说中,仍是存在的。尽管今天还有小部分食古不化的学者继续在做梦,但反证的事实却甚为明显。30年前世界的人口是24亿,现在是40多亿。比起马尔萨斯的时代,现在的人口总量增加了好几倍,但同期内人民的生活水准却大大地提高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及天然资产虽然增长不多,但知识资产却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我不是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永远是错的,因我不敢肯定知识及科技会永无止境地增长。但马尔萨斯低估了知识的增长率,低估了知识对生产的贡献,却是无可否认的。

  自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以至现在的200 多年中,支持劳工的人都有一个科技的神话。这就是科技的发展会使失业增加,所以科技对社会是有害的。这见解也早被事实推翻了。多了知识,就多了产品的种类,也就因而增加了劳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因为缺乏知识而要每星期工作60小时才足以糊口的人,若能增加知识,工作时间可以减半而生活水准仍可提高。

  当然,知识科技的增长对某些人在比较上是有所不利的。那些选择了以时间劳力去争取加薪而不将时间投资在知识的增长,或那些向劳工收费的工会主使人,都会因社会知识的增加而受到比较上的不利,甚至可能受损。跟任何投资一样,知识的投资是要竞争的。不参加这种竞争的人,在一个因为竞争而增加知识的社会里,怎会不相形见绌?靠罢工或游行示威来增加收入,在自由市场中实非善策。

  有些人认为知识——尤其是书院里所学的知识——不重要,因为往往学非所用。这见解也是错了的。读化学,却去做生意,可算是学非所用了。但有了学识,思考比较灵活、文字比较流畅、待人接物比较得体,不是资产是甚么?十年窗下,要“一举成名”固不容易,但“无人问”却是不愁的。我能从事教育工作,算是学有所用;但若要转工,又何愁没有雇主?这不是夸大之辞,而是我从来不相信会做而又肯做的人,在自由市场内会找不到对所学稍有关系的工作。因薪酬不理想而不干是另一回事。

  以上提及的关于知识的几个谬误的产生,是因为知识资产有几个特征是常被人忽略了。

  第一、知识资产不仅可以因累积而增加,有了知识差不多是驱之不去的。我不是指个人的知识不会因脑子有了毛病而破产。我指的是知识若在社会上遗留下来,就很难像一座大厦可以被火烧精光。那就是说,知识是有着极顽固的存在性。爱迪生的发明,我们现在还在享用,还在改进。知识不像土地,其增长供应,其积少成多,可以快得惊人。撇开电子业不谈,单是音乐唱片,以激光发音这回事是爱迪生做梦也想不到的。但激光发音之有成,就是因为爱迪生的“原始”录音的思想驱之不去!

  第二、知识是一种“共用品”。发明了的科技,是可以给无数的人一起共用的。当然,有专利权的科技是要付使用费的,但这使用费往往比发明者的投资成本低很多。另一方面,要保存一个发明的专利权并不容易,而法律的保障最多是17年。在大致上而言,有价值的知识或科技,因为可以共用,对社会的贡献就往往大得惊人。撇开科技不谈,一首好的乐曲,一本好的小说,都是可以多人共赏的——这些都是“知识”的一部分。其他知识如服装设计及科学原理,都是共用品。

  第三、任何一种知识或一个发明,都有很广泛的用途。我们知道一块地可用以种植多种不同的植物,或饲养多种不同的动物,或建造多种不同的楼宇。知识又何尝不然?单就以半导体(Semi-Conductor)为例,从它而引起的工业产品就数以千计。但一块地若用以种麦,就不能再用以养牛;若用以建工厂,就不能用以建酒店。知识却没有这种约束。同是一个半导体的发明,不仅可被无数人共用,也可被多种产品共用。

  人的富庶、生活的享受,若真的只是靠土地及其他所谓天然资产,马尔萨斯早就会被认定是天才。但若没有建造房子或农业的知识,土地的价值何在?没有各种科技的发明,原油的价值何在,苏联地大物博,原油及黄金的产量着实不少,但人民的生活就远不及人烟稠密,“地无三尺平”的香港。这可见知识资产的经济价值,可能要比所有其他资产的总值还要大!

  读者不妨用自己的观察,去考证本文提出的观点。有了升降机,大厦的高层比低层值钱。在读者自己的房子内,有电灯、电话、电视及各种电器用品;制造衣服的各种化学纤维,均是知识累积的成果:墙上的油漆、浴室里的搪瓷器皿;其他日用品中的玻璃纤维、电镀、不锈钢……都是知识的产品。我敢跟读者打赌,只要你是小康之家,你不可能在客厅内找到一件常用的产品不是基于一个或多个曾经是重要的发明的。

  人类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人。而在人之中,除了劳力及相貌以外,其他有价值的都是知识。问题是,为甚么只有在自由市场下知识才增长得那么快?

1984年4月3日

自私对社会有利也有害,但却不是利害参半。要是害大于利,人类早已灭亡。经济学是以自私作假设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究竟自私是否人类的本性,是生物学上的问题,与经济学无关——虽然几年前“生物经济学”曾流行过一阵子。在科学上,任何能有效地帮助解释现象的假设都是有用的;只要这个“自私假设”能有效地解释人类行为,用之也就无伤大雅。

  几年前生物学界出过几本重要的书,用了很多推理及实证,指出自私是由因子遗传,是所有动物的天生本性,是改不了的,也是最重要的生存因素。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一向认为人的本性是可在后天改造。但假若自私能带来的利是大于害的话,又为什么要改呢,就算人是真的可以被任意改造,那个“理想模型”不恐怖?

  假如我说自私是对社会有益的,很多读者可能会不同意。假如我说美国的发明家爱迪生对人类有莫大的贡献,绝大部分的读者是会同意的。殊不知在现有纪录中爱迪生是个极其自私的人。

  1974-77年间,我从事研究有关发明专利权的经济问题,搜集了很多资料。有关爱迪生的我比较留意,因为自小老师就告诉我爱迪生的伟大、无私地为社会作出贡献。“伟大”是对的,但“无私”却是谎话。爱迪生的自私、世间少有。他从不捐钱,对工人苛刻之极。他对自己认为无利可图的发明,一概不理;但认为有商业价值的、就大量投资,日夜催促下属工作。他对发明后专利权的重视,也是少见。每次觉得外人可能是偷用了他的发明,他就诉之于法。所以爱迪生的发明虽然有些是价值连城,但他死时并不富有;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打官司打得太多。有人作过估计,认为爱迪生所花的律师费是超过了他发明专利权所得的收入。一个典型的自私的人,对社会竟有那么大的贡献!

  经济学鼻祖亚当·史密斯于1776年所发表的“原富”(又译“国富论”,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之研究),其中最重要的论调,就是指出人以自私为出发点所能对社会的贡献,要比意图要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我们在市场能买到所需的货品,可不是因为供应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为赚钱自利的缘故。 200 多年后的今天,理论与实证不仅有力地支持史密斯的论调,而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我们可体会到自私图利的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实在是要比史密斯所想像的大得多。

  我坐在书桌前,环顾四周找证据,欣赏一下自己的“财富资源”,不需几秒钟,好的证据就数之不尽。原子笔一枝,市价港币2元、石英表一个,港币百多元;小型电子计算机一个,港币40元;用原油做成的免烫裤一条,港币35元,假皮带一条,港币8元……,这些商品,在香港是任何人都能全部买得起。若这些东西每样都要自己发明、自己制造,那么就算你是绝顶天才,刻苦耐劳,穷终生之力,也不可能造出其中任何一件。一个天才的终生劳力自我生产,不能得到一个普通工人半小时薪酬所能买到的,不是奇迹是甚么?爱迪生死而有知,恐怕也难以相信在手表上可以看电视这一回事。

  解释这些奇迹的基本原理,在香港选读经济学的中学生都是知道的。这就是李嘉图所创的“比较优胜定律”(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定律的主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天赋或才干各有不同;就算是最庸碌的人,一无所长,也必定有较为可取或成本较低的本能。为了赚钱的缘故,每个人就会实行专业,选取自己能以成本较低生产的工作,然后在市场上与其他专业者换取自己所需。中学的同学们可能想不到他们学得的定律,竟然有上文所述的惊人效果。

  当然,经济学老师是不会告诉中学生这效果是人类自私而达致的——“自私”一词实在是不好听。这些老师会跟着传统,采用了一个较深奥而又较有学术性的字眼来代替,叫作个人利益“极大化”(Maximization)。

  在中学里,甚至是很多大学的经济学课程内,老师们往往忽略了要收到“比较优胜定律”的效能的最重要条件。这就是私有产权是必定要存在的。一般经济学课本都含义着私产的存在,但却没有明显地提及产权问题的重要。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若没有私产,就不可能有自由市场,也没有以消费者的喜好而定的市价。缺乏了市价这个重要讯息,要专业又凭甚么准则选择?

  中国近年来要大量引进外国的科技,其志可嘉。但若没有自由市场推行专业化,不让人民自由选择工作。科技的适当运用谈何容易。不要以为苏联科技颇有可观,制度就有可取之处。苏联的科技就只限于武器的制造,在商品上却是乏善可陈。

  在这篇文章里,我以“乐观”的角度分析自私对社会的贡献。自私会带来近乎奇迹的利益,而私有产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下一篇文章我将会以“悲观”的角度来分析自私对社会的损害,强调市场之所不能。

1984年2月14日

假若人是不自私的

  “自私”在经济学上是称为个人利益“极大化”,及个人耗费“极小化”。这些代词其实不是因为比较好听或较有学术味道而起的。19世纪末期开始,数学渐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学上。“极大化”、“极小化”是微积分学里面的重要项目,对经济分析的推论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说,微积分是有效地将自私的行为带到边际上。但对一般读者来说,“极大化”、“极小化”不免显得不伦不类。既然我们要向浅中求,就索性干脆地用“自私”或“自利”算了。

  自私自利的行为可以分三个不同的角度去体会。第一个角度就是利己的行为也可以利他人。这是我上一篇分析自私对社会的贡献的文章的内容。基于史密斯及李嘉图的理论,再经过无数高手的改进,我们知道自私图利是鼓励了每个人尽量用低成本去专业生产,然后大家在市场交易,结果大家得益。这角度的经济理论放诸四海而皆准,实证多而有力,是错不了的。产权的问题是有着间接的重要性——没有私产就发挥不到市场的效能。但因为这重要性只是间接的,产权的关键就往往被忽略了。

  第二个角度,就是自私是会利己损人的。例如开工厂生产图利可能会污染邻近的物业。利己损人的行为跟产权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如此,无可避免的产权分析要到1960年高斯发表了他的“社会耗费问题”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高斯定律我已向读者介绍过了,不必在此重述。套入自私的角度里,高斯的主旨就是利己损人对社会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问题是损人所得的利益是否大过他人蒙受的损失;或在损人利己的情况下,社会生产的总净值是否会被提高或减少。高斯的结论。就是若私产有了清楚界定,只要交易费用不过高,损人利己的行为会因为合约的安排而给社会带来最高的总净值。

  今天我要谈的是第三个自私的角度。在这个角度里,我们反问,假若人是不自私,社会会得到些甚么利益?我们的答案是,人若不自私,社会的交易(或非生产)费用会大为减少。那就是说,自私的行为会增加交易费用,这对社会是有损害的。

  且让我从杜洛克(C. Tullock)的一篇文章说起,杜洛克问:“盗窃的行为对社会有甚么损害?”盗窃会使财富分配有所改变,但一得一失,何害之有?他的答案大概是:“因为有盗窃的行为,防盗者为了保护自己的财物,就会有所耗费。这些非生产的费用若没有盗窃的行为是不会引起的。所以盗窃对社会有害。”

  这个观点在基本上是有矛盾的。盗窃是自利的行为。人若不因自私而去盗窃,防盗的费用当然是会减少,这对社会是有所增益的。但若不因为自私而不断地去争取利益,则自私所带给社会的贡献就减少了。此消彼长,可能得不偿失。在一般性的概念上,“盗窃”与“生产”都是在局限下为自利争取“极大化”。我们不能接受自私的假设,而希望没有盗窃的行为;也不能要求人不自私,而又希望自私的贡献仍然存在。

  在最近10年来的公司原理的发展中,有不少论调是基于自私所引起的交易费用过大,使市场难以运行,因而有公司的形成。在市场买卖,各种欺骗或不忠实的行为会增加交易费用——因为承诺难有保障,合约也能反悔。若每个人都言而有信,律师的生意会大量减少。雇请工人,偷懒的行为也会增加交易费用;若工人不偷懒,管工的费用可大为减少。不忠实是自私的行为,跟制造货品出售的行为是有着同一的假设。我们是不能接受或反对自私的假设,而不容许这两种行为的并存。

  假如我们能用一个“人生下来就会遵守圣经十诫”的假设,社会是会更富有的——有益的自私行为存在,有害的自私行为除去。但这个假设对解释行为一无是处。但我们倒可以问,圣经为甚么会有十戒?中国为甚么会有传统的道德观念?我们为甚么会教自己的孩子不要偷懒,不要说谎,要言而有信,究其因,就是社会要减低交易费用。我们希望在社会上有忠厚的声望,能够获得多人信任,因而增加自己的收入。但这并不等于不忠实的行为就会除掉。

  在这个自私有利也有害的世界中,经济发展的快慢,生活水准的高低,就是要藉一个制度能将自私所能带来的利益“极大化”,同时又能将自私所能带来的损害“极小化”。问题就真的是这么简单。在分析高斯定律的文章里,我解释了私有产权为甚么会将损人利己的行为带来最高的总净值。在“自私对社会的贡献”一文内,我解释了因为有了私产,“比较优胜定律”鼓励以低成本去专业,使自私的行为带来奇迹。

  这篇文章里,我强调了因自私而增加的交易费用是有害的。但因自私而起的交易费用,虽然不能除去,却可因自利的企图而减少。私有产权容许多种不同的合约安排与选择,是能使交易费用减少的最主要因素。这是近代经济学的可以肯定的结论中比较重要的一个。

  人若是自私的,废除私产的效果就是民不聊生。在这一点上,用三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自私问题,结果是相同的。

1984年2月17日

30多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国家都发着经济发展的美梦。自50年代初期起,经济发展学“百花齐放”,怪论层出不穷;于今回顾,这些理论的无稽令某些经济学者无地自容。但时代毕竟是改变了,以实证支持理论代替了以模型支持美梦。这一个重大的转变,使我们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世界,很多我们从前不明白的事,现在已有了基本的解释。

  经验的回顾也应该令人们深思。在当时,苏联有她的五年计划;中国有她的五年计划:印度、柬埔寨等国家,都各有各的计划。有些地方,像日本和香港,就没有甚么庞然大计。30多年过去了,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到如今,经济增长上的分别,已不需要再辩论。仅管有些理论家仍是在做梦,但在实证上,制度对经济进展的决定性,已再无可置疑。

  但究竟私产制度为什么跟计划经济会有天渊之别?这问题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当然,自由市场所能带来的种种利益,二百多年来经济学者都有很详尽的分析。但一般经济学者——连我自己在内——都不否认在很多情况下,自由市场是有局限性的。另一方面,有些很有分析能力的学者,也都曾用多种理论去支持共产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几十年来,有关经济制度比较(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的课本,都认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就是到现在,不少课本仍然是这么说。但事实的证据实在是太明显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是对的。但真理究竟是甚么呢?历久以来,经济学者绞尽脑汁,也只是一知半解。这一个理论上的困难,要到1960年,高斯(R. H. Coase )发表了他的“社会耗费问题”之后,才露出一线有极大启发力的曙光。

  1960年以后,高斯定律不胫而走。到如今,高斯的原文是历来被学者引用次数最多的经典之作。那是一篇博大湛深的文章。20多年来,从高斯的启示而埋头苦钻的人屈指难数;理论也就因此由深变浅。在这方面较有深入研究的人都说:“原来如此而已,为甚么我们从来都想不到?”这一个理论上的突破,给予经济运作一个基本而完整的解释。这个解释逻辑井然,令人叹服。

  假如有两块相连的地,一块畜牧者用以养牛,另一块耕耘者用以种麦。但畜牧者所养的牛群,常越界到麦地去吃个饱。牛吃了麦会使牛肉价值增加,但种麦者却受了损失。畜牧者见自己的牛群得益,当然是希望能对麦地的损害置之不理。但若牛群可在麦地乱吃一通,那么在边际上(牛吃麦最后的份量),麦地所损失的价值一定会大过牛的增值。在边际上,畜牧对社会的损耗就会因而大过牛群增值对社会的贡献。这两块地的生产总净值也会因而受到损害。问题是,要增加生产的总净值,畜牧者应否补偿种麦者的损失?政府应否用抽税的方式去减少牛群的数量,或甚至禁止畜牧者在该地养牛?

  我们也可以问,政府应否将这两块地收归国有,然后雇请最优秀的专家,去决定放牧地区及麦地的大小,用栏杆将牛群隔开,将总收入以最合理的方法分给养牛及种麦的人,变成一个最恰当的国家计划经济?要在经济立场上支持共产,我认为这一条问题问得最有意义。

  高斯所问的是,究竟畜牧者有没有权利让牛群到麦地上去吃麦?他在这问题的答案上用了两个相反的假设,但竟然只能得到一个相同的经济效果——这就成了举世知名的高斯定律。

  高斯第一个假设,是一般人都认为很自然的——畜牧者并没有权利让牛群吃麦。换言之,种麦的收成是耕耘者的私有产权。在这个情形下,牛群吃麦是可以的,但耕耘者却有权收取费用。若畜牧者认为所要付出的费用(价钱)是有所不值,他就会约束牛群的行为,例如用栏杆将牛群隔开。但栏杆应筑在那里呢?答案是,并不一定在两块地的交界。

  假若牛群吃麦所得的增值,在边际上,是大过麦的损失,那么只要是市场的交易费用不太高,畜牧者与耕耘者就可互定会约,吃麦多少以市价而定。耕耘者得到市价的补偿,就乐意接受麦的损失。但若牛群吃麦的增值,在边际上是少过麦的损失,那么畜牧者就不愿意付出牛群增加吃麦的市价。栏杆的位置(或约束牛群的程度),是以吃麦的市价而定。那就是说,在互定会约的情况下,栏杆的位置是会筑在多吃一点麦对牛群的增值,跟麦的边际损害市值相等。边际上的利益等于边际上的损害,两块地的生产总净值就会是最高的。

  高斯跟着作一个相反的假设,这就是牛群吃麦的权利是在畜牧者的手上。那就是说,虽然耕耘者可在自己的地上种麦,但牛吃麦的权利却是畜牧者的私产。在这个假设下,牛吃麦的份量会否比第一个假设有所增加呢?高斯的答案是不会的。这是因为虽然畜牧者有权让牛群免费吃麦,但耕耘者可将麦的市价,付给畜牧者,使畜牧者能有利地在边际上约束牛群的行为。

  那就是说,若牛吃麦的边际增值是大过麦的市值损害,那么耕耘者就不可能以市价阻止牛吃麦;既然在边际上麦的损失是少过牛的增值,让牛多吃点麦是会增加社会生产的总净值。但若在边际上吃麦的增值是少过麦的损害,则耕耘者大可以以损失的市值,付给畜牧者,要后者去减少牛对麦的损害。畜牧者既然见收了一点钱而在边际上约束牛群的行为,他的收入是有所增加,当然也乐意遵命。在互定合约下,栏杆位置的选择,恰恰跟第一个相反的权利假设相同——在边际上,牛群吃麦的增值跟麦的损害相等。两块地的生产总净值也会是最高

  高斯定律的主旨,就是不管权利谁属,只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便会应运而起;权利的买卖者互定合约,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这总值的衡量不是由政府随意加减的,而是依消费者的喜好、所肯付出的代价而表达出来。当然,在以上畜牧和耕耘的例子中——或任何资源使用的例子——权利谁属是会影响财富的分配,而分配不同可能对资源的使用有间接的效果。但单就在运用资源为社会作出最大收益的问题上,高斯定律是无懈可击的。

  在高斯的“社会耗费问题”一文内,高斯定律只不过是一个小贡献。远为重要的贡献就是高斯将该定律引伸到有交易费用(非生产费用)的情况上,而从这引伸的演变,更能令我们明白计划经济和国有制的经济困难。要将交易费用的演变在报章上向读者解释,是极其不易,因为这题目实在是湛深。但我仍可用些较浅的例子来让读者稍知大概。

  假若在有清楚私产界定的情况下,畜牧者跟耕耘者在讨价还价上发生了问题,或者在牛群吃麦多少的量度上发生了纠纷,那么以市价买卖的普通合约就难以达成协议。但既然资源运用的利害是私人的事,他们双方大可利用一些交易费用较低而生产效率也较差的合约方式成交,例如,他们可以商议租用麦地的面积而不计麦的数量损失;或者他们也可以合股经营,以分账的方法处理。

  又假如比起麦地所受的损失,建筑栏杆的费用过高,管制牛吃麦的费用就不合算。但在私产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可将另一方的地全部租下来或买下来。有了这个安排,两块地可能全部种麦,或全部养牛,两者的选择就会由那一种用途的生产总净值为高而定。当然,因为交易或非生产费用而引起的各种安排,两块地所生产的总净值是一定会比没有交易费用的低。但在私产制度下,选择的结果必定是基于尽量减少交易费用,争取在这些费用存在的局限下所能得的最大收益。

  现在让我们假设政府将以上提及的两块地收归国有,用专家作决策,情况又会怎样呢?第一、没有市价的存在,牛群的增值多少或麦的损失多少用甚么标准来决定呢?专家可不能代表吃肉或吃麦的人的口味。第二、假若要筑栏杆,位置从何而定?专家选错了位置会受到甚么责罚?而有甚么准则可以断定栏杆的位置是对了或是错了的?第三、若建造栏杆的费用高,专家要用甚么准则来衡量这费用是过高或是不合算?第四、畜牧者及耕耘者的劳力要用甚么方法奖励?用牛?用麦?抑或用其他非物质的方法?奖励的多少又由谁来作决定?第五、专家的劳力又要怎样计算才能保障生产的增加?我们又要用甚么方法去分别“专家”与“非专家”?

  在这篇文章里我引用高斯的畜牧及耕耘的例子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牛群是会走动,不容易控制。这一个特征加强了界定及保障私有产权的困难,也增加了讨价还价及议定合约的费用。我故意采用一个在私产下交易(非生产)费用较大的例子,去强调私产的弱点或困难。假若牛群是像蔬菜一样,不会走动,交易费用将会较少,私产较易施行,但决定资源的使用及财富分配的经济问题仍是驱之不去的。

  在国有制下,这些经济问题同样存在,但因为制度不同,解决的方法有异。经济进展的快慢,就是在乎那一种方法可以在生产上取得较高的总净值。引伸到交易或非生产费用的问题上,这总净值当然也要除净这些费用的。就是在畜牧及耕耘的例子中——一个私产不易施行的例子——我们也可见到国有制下要提高总净值的困难,是要比私产的困难大得多。这是因为在不同制度下的交易(非生产)费用虽然性质不同,但这些费用在生产价值上的比重,共产是要比私产的高得多。

  高斯定律最大的贡献,是提醒我们在实践上分析经济制度时一定要考虑到那些可观的交易或非生产的费用。我们20多年来的研究,实证资料堆积如山,所得到一个主要结果,就是只有在私产制度下,人类才会为自利的原故设法将这些费用的比重尽量减低。这是从高斯的理论所演变出来的对国有制的最大贡献。

1983年 1月27日

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

  在任何经济制度下,决定一个人生活的境况,富贵贫贱的因素,始终脱离不了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原则。无论在甚么主义下——不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这原则是不变的。

  在未开化、弱肉强食、人吃人的地方,这原则固然适用,在以盈利高低论英雄的资本主义下,这原则依然适用。但重要的是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衡量“适”与“不适”的准则,却有所不同。详细一点来说,在任何的一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定会为生存而竞争。以竞争定成败、分贵富,必定有一个或多个衡量的准则或规格来决定胜负,或分别出“适者”与“不适者”。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便会有不同的衡量规格。进而言之,产权制度是衡量胜负、贫富准则的决定因素,衡量的准则是随着产权制度而改变,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便产生不同的衡量准则。

  每个人的天赋条件、后天本领,甚至运程都各有不同。亦因为这个原因,随着每个人条件的不同,他们便喜欢以不同的准则来衡量成败、贫富。身体健硕的人,可能喜欢以暴力为准则;年老的人,则喜欢以年岁为准则;更有些人则喜欢以容貌、圆滑的交际手腕,或金钱为准则。

  甚么是好的准则?甚么是坏的准则?这是个主观、伦理的问题。具有聪明才智的人,可能以为应该以智力商数的高低作为分配资源的准则。同样,有些人可能认为政治、交际手腕,或甚至是武力,都是理想的准则。这个伦理上的好、坏问题,辩论了一万年亦不会达一致同意的结论。但经济学分析却可以断言,在千百万种的准则、规格中,只有一种是有益于社会,能够最有效地引致经济繁荣。其原因是因为只有一个准则是没有经济浪费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美国的石油价格是受到政府管制,要买汽油便得要在街上轮候,时间是得油的准则。有多余时间的人,便成为“适者”。政府若不准以钱雇人代轮,没有时间轮候的人便会被淘汰出来。以轮候准则来定胜负,不是资本主义,亦不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虽然在共产或社会主义下,这种情形极为普遍。重要的问题是,花了一个小时去轮购汽油,除了轮购者本人之外,便没有其他人得到好处。倘若这个人可以利用花在排队上的一小时去工作,赚取三元的工资,那么他这一小时对社会的贡献,起码是值得三元。但花了一小时的代价去轮购汽油,这一小时便在排队中荒废掉,社会没有人因此得益。

  再举另一个例子。香港的廉租屋只是符合了某些资格的人才可以获得,这些资格便是赢得廉租屋的准则。许多人会想尽千方百计以求符合这些资格——化时间劳力填表格、弄证明书、假做文件甚至搞人事关系和跑后门等。倘若符合资格是包括了收入少或其他类似的准则,有些人便可能会因而放弃一份较高薪的工作,或工作较少时间,以期获得一层廉租屋宇。以整个社会而言,办文件、跑关系的劳力是浪费,放弃较高薪金的工作或怠工也是浪费。

  每个人为了适者生存的缘故,都会设法适应生存的衡量准则。倘若经济制度改变了,断定适者生存的准则亦会改变,每个人的行为亦会随之而改变。那一类人更能适应新的准则,其经济效果亦会跟着改变,这是千古不易之理。

  在伦理,或一般人的道德观念上,可能以为某些准则或规律并不合理。弱肉强食——如越南、柬埔寨及阿敏时代的乌干达,很多人以为在伦理上说不通,而在经济上亦是浪费的行为。但有些在表面上看来是非常理想和合理的衡量准则,其实却是非常浪费的。譬如,我们可能以为“先到先得”是很合理,但如上文指出,排队和争先恐后是一回浪费的事。有些人认为应该敬老;但若以年岁论成败,许多年青人便不会发展所长,只是不耐烦地等待年老,或浪费资源去扮老,虚报年岁。

  “千规律、万规律”这句话是容易置信的,单就我们确知文革时期的一条规律——以所谓“正确”的政治思想为衡量准则,其浪费程度,可谓史无前例。全国天天搞政治、读红皮书、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十年不断。这些劳力资源,可以兴建数以万计的工厂和房屋。此中一失一得的原因,就是基于衡量胜负的准则不同,竞争生活的人都为了按着适者生存的原则办事。

  我们不要以为在某些理想的经济制度下,便人人平等,人人都可以生存。事实上仍然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以文革为例,会搞政治手腕、会跑后门的人便是“适者”,善于生产的人,多遭淘汰。换了任何一个制度,“适者”与“不适者”仍然是会有所区别。因为人的条件各有不同,在同样的衡量准则下便必定有胜负之分。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情况现在我们无从臆测。但可以断言,一日不实行私有产权制度,就没有可能用市场价值作为衡量准则。

  有一个断定适者生存的准则,许多人都以为是不合理,但这准则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少——这便是以市场价值作为衡量的准则。假如某甲生产某种式样的服装,畅销而致富,致富的原因是因为社会认为他的产品是有价值。这价值是由消费者所决定;甲便是适于生存的人。倘若有某乙,生产另一服装,虽然他自己以为这服装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但消费者却以为他的贡献不够,他的服装因而滞销,最后亏本,公司倒闭;乙就是被淘汰的人。

  假若用市场价格为准则,设想某人要得到一个手表,他没有动用暴力的余地及需要,亦不能够透过先到先得,或靠较高的身材、较大的年岁、脸孔的漂亮,或搞政治思想或交际手腕等办法;他要得到手表的唯一办法是出钱;价高者得。以钱来选择适者,表面上似乎不合理、铜臭味太重。但赢得手表的人,他的钱又是从那里来的呢,钱一定要赚回来的,要赚钱他便必定要对社会有贡献,而他的贡献起码要相当于手表的价值。故此以市价作衡量成败、支配资源的准则,是没有浪费的。

  用任何其他准则来断定得手表的胜利者,必有浪费。在成千上万的衡量准则中,只有以市场价值定胜负没有浪费。

  我们不要以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以金钱市场价格作为准则太市侩太庸俗,因噎废食,而忽略其用处。我们不要因为在某些所谓资本主义社会里,某些人滥用钱的权力,便以为钱是要不得的准则。在这些社会里,有些有钱人权力过大,倚钱势凌人;也有些人以名誉高而横行无忌。这些现象,在有些自以为是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是常有的。但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基于不健全的私有产权制度,不是资本主义应有的本质,这不是以市场价值作为竞争衡量准则的。

  让我再说一次,唯一没有经济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场价值。这种准则只有在私有产权下才可以有效运用。私有产权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的骨干。假若取消私有产权,或在私产界定不健全的情形下,其他种种形式的竞争衡量准则会纷纷出现。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原则是没有改变,但换了衡量的准则,便会引起各种浪费现象。

  中国经济学者孙冶方先生,在文革时因为说过“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一句话,被禁监坐牢七年。平反后于1978年10月间在《光明日报》用这句话为题目,为文分析价值的重要性。但孙先生对价值的概念与近代经济学出入颇大。倘若孙先生能清楚明白市场价值只能在私有产权下产生,而现代经济学对其他价值的种种问题的分析早已远超马克思的时代,他的论调当有不同。

  在国外从事各种研究的中国人,和一般华侨一样,热爱祖国。信报的主办人要我用中文写一篇文章,我就藉这个机会向中国经济学者交换知识,更希望能够引起有建设性的辩论,故此大胆地借用孙冶方先生的好题目,只改了三个字——“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

1983年12月20日

2004年10月15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有好几个含义。今天我将分析其中一个最普遍的含义。这就是无论皇亲国戚,或是无名小卒,犯了同样的法例,就要受同样的处罚。社会若乖离了这个准则,法律就有等于无,产权或民权都会失去了保障。

  以我个人的观察,在这方面的实施美国最令人佩服。一个市民见警车超速而能成功地将驾驶的警员诉之于法:肯尼迪总统之弟妇因在街上抛弃纸碎而被罚扫街(后来罚款了事);里根总统之子要领失业救济金——都是法律面前平等的例子。相比之下,香港实在是输了一筹。日前民政司黎敦义的汽车因非法停泊而被抄牌,但却没有像当时在场的其他车辆要被拖走(另一辆名贵车也仅被抄牌),是很明显地违背了“法前平等”的准则。警员不依法行事而不受处罚。对滥用权力是有所鼓励的。

  要做到“法前平等”是绝不容易的。除界定权力的费用外,概念上的混淆也是一个障碍。法律面前不平等与不平等法律是两回事,未成年少年犯法受罚较轻,是因为后者而不是因为前者——法律指明成年与未成年应有不平等的处分。

  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就有3种往往令人混淆的不平等因素。第一是法官或陪审员歧视黑人,产生了法前不平等的判断。第二是在某些地方自立的法例中,间接的含义可被用以歧视黑人。第三是产权的保障是包括歧视的权力的。香港有些餐厅是指定客人要打领带,否则不受招待。在概念上这是跟美国某些地产商不卖物业给黑人相同。虽然看起来在伦理上是有分别,但不欢迎黑人多不是因为道德问题,而是因为有黑人的存在可使邻近的物业跌价。

  撇开道德的问题不谈,美国反对种族歧视的法例是与私有产权的原则有冲突的。这个以保障人权为出发点的法例,使产权界定发生问题,转而损害了“法前平等”的重要准则。以有名的柏其案为例,我们可见“法前平等”的概念并不简单。

  著名的加州大学,因为要满足政府的反歧视法例,在极难取得学位的医学院中分配固定学位给黑人学生。柏其是一个白种人;无可置疑地,他的成绩及其他入学资格都比一般能入该医学院的黑人学生好,却不被取录。柏其于是起诉加州大学。这官司打了5年,结果美国最高法院判柏其胜诉。大学当局的辩护理由,是学校不只有权定学生配额,而他们的特别配额是依照反种族歧视法例而设的(这理由没有错)。柏其上诉的理由,是校方因为反种族歧视而使他受到种族歧视(Adverse Discrimination),因此加州大学是犯了反种族歧视的法例(这也是没有错的)。

  有关本文的要点,就是我们很难分清楚柏其的遭遇是否因为在法律面前不平等,或是因为不平等的法律,或是两者并存。较为可以肯定的结论,就是因为反歧视法例而产生的权力界定不清楚的情况下,法律面前平等的概念就起了混淆。

  要绝对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可能的。能在这方面稍有成就,就已显出其制度的不凡。香港民政司只被抄牌的不平等,比起其他东南亚的国家,已足以自豪。黎敦义维护香港现有的政制,不遗余力数十年。他被抄牌之后应该是沾沾自喜的,若他的汽车被拖走,他可能更加高兴。正如我们从事教育的,若有学生能有系统地指出我在理论上的错失,我岂有不喜上眉梢之理?

1983年12月30日

香港之谜

  有些读者不明白为甚么一个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会写些有关法律的文章。近20多年来,法律与经济的合并在欧美大行其道。经济学者逐渐意识到法律是一种很重要的局限条件,如果忽略了这些条件,经济学就往往不能解释人类的行为。产权经济学的兴盛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近代的经济学者,十之八九都有涉及法律的研究,而我对法律的重视比一般经济学者大。大致而言,价格原理比货币原理注重法律,而实证研究又要比纯理论注重法律。我的兴趣是价格原理的实证。说实话,我对法律的认识是自修出来的,虽然并非科班出身,有时却可以鱼目混珠。几年前我写了一篇关于香港租务管制的文章,于1979年发表后,被美国一本法律刊物的三位编辑选之为该年最佳的法律论文之一。而令大家尴尬的是,他们给我的恭贺信竟然寄到我大学的法律系。

  我对法律稍有认识的范围,是限于产权(Property)、合约(Contract)、专利(Patent)及侵犯(Tort)这几方面。这跟我在此以前谈及的民主政制及法律前平等的问题大有分别。我暂时“转行”是因为见猎心喜的缘故。从近日在报章上的多种舆论中,我觉得香港的政制实在有令人费解的地方。一方面,单以投票定决策而言,香港的政制是不够民主的;另一方面,香港市场及言论上的自由,却是驰名于世。

  差不多所有从事研究民主政制的学者,都同意民主投票虽然弊端良多,但全民投票公选是自由的一个保障。他们也同意一个明智而仁慈的独裁者(或一小撮执政者)的施政,可能比公选有较自由或较理想的制度。但这“可能”只是在短期间发生——长线而言,独裁决策必定会压制自由。

  凯恩斯说得好,长期来说,我们都不免一死。香港的自由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当然,以私产制度为基础的制度,清楚界定产权是自由市场的保障。但为什么在这所谓缺乏民主的政制下。执政者不用权力去削弱私产的结构?

  我可以说得较深入一点。在产权法律上,香港产权界定的固定性不及欧美。以重要的地产而言,香港的并不是绝对的私产(Fee Simple Absolute)。香港土地是租用官地,有年期,要补地价,而香港政府收回物业的权力比美加政府的权力大得多。所以香港地产大致上虽然是合乎私产的原则,但在形式上的完整性跟美加的私有地产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距离。其他资源产权界定的形式,也不见得有过人之处。香港人烟稠密,保障产权的费用,也要比美加高。但香港一般市场却要比美加自由。

  自由市场只能在私产制度下产生。在形式上,香港的私产是不够美加的完整,但政府的干预在香港比较少。此消彼长,香港的市场便显得较为自由了。香港的租务管制及公屋的供应,跟自由市场是有很大的冲突,而这两个庞大的干预政策都是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因此可见香港政府不仅是在其他的市场活动少有干预,而这不干预政策是能持久不变。

  以一个不够民主或甚至被某些人认为是独裁的政制,能历久保持市场及言论自由,是香港之谜。不管香港将来命运如何,这一种不寻常的现象是学者将来决不会置之不理的论题,有些熟知香港的朋友曾经向我提出好几个答案,但我都认为不满意。我不相信仁慈独裁者的存在,不相信有利而不图的行为,亦不相信一个政制能完善到连独裁者也不能将之破坏。我不否认香港历届财政司都是难得的人选,但他们的存在不会单靠他们的才干。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财政司的职位也是如此。他们的存在是经济压力所促成的。但世上有什么经济压力能促成独裁与自由的并存?

  可能我们在基本上是想错了。也许独裁与自由是水火不相容。那么在这个假设下,我们只有两个选择——①香港的市场及言论是不自由的;②香港的政制是不独裁的。

  若选第一个答案,自由的定义就会大有问题。但政制上的“独裁”或“民主”的定义,一向都是大有问题。可能香港政府的“独裁”只是形式上的事。我们究竟应从那一个角度去衡量“民主”,才可解释形式上的“独裁”能与自由并存?这是香港的真正之谜。

1984年1月10日

债券的副作用

  因为财政收支的困难,香港政府准备发行债券。虽然在1975 年香港政府曾发行债券,但在市场公开发售,以我所知,以前是没有试过的。尽管发行量不多,香港政府总可算是进入了“赤字财政”(Deficit Financing)的纪元。

  我是不赞同赤字财政的;我担心的是两个不利的副作用——

  第一、香港政府的收入与支出的连带关系,一向都是有迹可寻:比起其他国家,香港的财政是简而明,不近于乱。有了赤字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连带关系会较为松弛,这会使压力团体较有可乘之机,而政府拖泥带水的财政行为也会较容易产生。

  第二、发行了债券之后,通货膨胀对政府的财政是有利的;这会减少政府要压制通胀的决心。一个有中央银行而又负重债的政府,营私舞弊、乱印钞票是常见的事。香港没有中央银行,而货币的增长率亦因港币与美元挂钩而受美国货币增长及香港政治前景所左右。这使香港政府对通胀的控制失去了大部分的机能。但香港政府仍能以调高港币汇价的方法来减少通胀:政府债券的发行,在某种程度上是会减少政府对牵制通胀的意向。

  以上提及的不利副作用,是在赤字财政之下,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所能引起的。以我所知的香港财政司及他的几位助手的一向作风,不负责的行为的可能性甚小。我比较担心,就是既然开了“赤字财政”之门,将来后继彭励治的人会怎么办?

  且让我转谈债券——尤其是政府债券——的一些有利的副作用。债券及市场利率结构(The Terms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是经济学上一个很复杂的专题;在报章上我只能向读者作比较肤浅的解释。

  债券有很多种。最普通的是债券票面利率在所定年期之内固定不变,而这借款年期通常是起码几年的。年期满了,发行债券的公司或政府就要照债券票面值还债,假若发行的债券的票面价(Face Value)是10000元,年息是11厘,那么发行债券者就要每年派息1100元。但当发行者将债券公开拍卖时,或买了债券的人再将债券在市场出售,债券的市价就可能高过或低过10000 元。假若票面10000元的债券市价只是8000元,那么债券的现时孳息率(Current Yield)是13.75厘。这是因为债券的发行者每年仍要照票面价派息1100元。债券价下跌,其孳息率就升了——这两者是同一回事。债券的市价往往波动频繁,反映了市场的利率也在频密地波动。

  以上提及的孳息是“长线利率”,虽然这长线(债券的定期)利率每天可以改变很多次。这个孳息率可不是全部的利率。以8000元购入了债券的人,到期满时,债券的发行者是要照票面还债10000元的。所以真正的市场长线利率,是要加上(或减去)债券面价与市价之别、用颇为复杂的方法计算;去修改那所谓孳息率。这修改后的市场利率是叫作“期满利率”(Yield to Maturity)。

  虽然香港的某些公司有发行债券,但债券的成交量不多,其孳息率更是少有人注意的。这些公司债券跟政府债券有两个颇为重要的分别——

  甲、政府的债券通常是风险最低的——若政府连借钱都言而无信,经济还有甚么苗头?政府倒闭的机会总要比私营公司小。因此之故,政府债券市价所表达着的市场利率,通常是最可靠的。乙、因为政府债券风险较小(人们不用像调查私营公司的可靠性般调查政府),交易费用通常也是最低的。市场成交容易,市价的高低(利率的高低)也就容易认同。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见政府债券的发行可以在财务市场增加两个有利的副作用,能够帮助投资者作决策。

  第一、市场可从债券的市价而得到长线利率的讯息。到目前,这个重要的讯息资料香港是差不多没有的——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没有一个可靠而不断变动的长线利率给投资者作指引,实在是美中不足。银行的长期固定存款利率,或现有的私营公司债券市价所表达着的利率,给我们的讯息都不可靠。换言之,在讯息方面,我们要的是风险少,成交易,市价不断波动而容易认同的债券。债券期长短不一当然更好——虽然香港政府提议发行的数量不大,因此不应有太多的分类。

  第二、虽然债券的市场利率是不断波动,但因为券面利率固定不变,这波动的利率是长线的。若债券的成交能做到成行成市,这特征可使投资者选择一个长期的固定利率——这选择目前在香港是很难有的。

  例如在香港要买房子,借钱的利率会跟着优惠利率变动,借钱时的利率低,买了房子后利率急升怎么办?某些要买房子的人,就会因利率变动的风险而却步。银行不愿意以固定利率借钱,当然也是因不想冒险之故,若长期债券市场交投活跃,交易费用低,投资者若要减少风险,大可以“卖空”债券——利率若上升,他就得可偿失。在实际上,有了好的债券市场,银行及财务公司可以用各种买卖债券的安排,先保障自己,然后向投资者以长期固定利率借款。当然,投资者可能以为可变动的利率比固定的利率为优;但有两个选择,对投资的鼓励总要比没有选择好。尤其是香港在政治动荡、港币与美元挂钩的情况下,短期利率的波动很大,这对投资者是肯定有不良的影响。

  我以为在这第二个有利的副作用上,香港政府打算发行的债券量是不够的。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些债券的自由买卖,可能助长其他债券的交易。至于第一个有利的副作用——增加市场的长期利率讯息——却是不难办到!

  虽然赤字财政有其害处,但为时势所迫,不得已而求其次,政府要让市场发挥债券的有利副作用。既然发行的数量不多,政府应尽量在市场公开发售,尽量减少买卖的管制。鼓励银行收购债券作为储备金,不是明智之举。

1984年3月13日

以知识定法例的困难

  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应该平等,所以每个人都应有同等的权力去决定法例。这是支持民主政制最常用的说词。在这一个前提下,香港政府是不够民主的。行政及立法两局的议员都不是公选——香港市民没有同等的权力去决定法例。

  最通常反对市民应有“同权定法”的理由,是以市民知识低,恐怕在全民公选中,他们会受不正确报导的影响。因此,为社会利益着想,法例的决定应由少数有知识之士负责。这个见解是不无道理的。但以知识定法例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第一个困难,就是若以某些市民不知法例的好坏为由而反对他们立法的权利,那么在实施法例时,应否人人平等?在某个程度上,不知不罪是可以容忍的,而初犯者的处罚也较轻。可惜在近代犯罪经济学的研究中,至今仍未能证实过处罚轻重与知识高低的关系。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未成年人的处罚较轻,而这些人也没有权投票。这个看来是很自然的处分,却有一个被人忽略了的含义——假若无权投票的人犯法所受的处罚较轻,那么没有投票权是一个有价值的“权利”!因此,姑勿论赞成投票的论调如何,我们不能否认有些投票权利是被强迫接受的。

  第二个困难,就是在立法的过程中,知识很难得到适当的运用。以香港为例,多年来在立法局会议的纪录中,有学问或有见识的议员,往往因为不是专家而表现出很明显的无知。一次会议讨论租务管制,另一次是当铺法例,跟着是劳工问题或银行制度。但在议员中,却无一个是样样皆能。虽然立法局有时会参考“专家”的报告,但这些报告往往是压力团体的杰作,话虽如此,据我个人所知,香港的立法程序要比一些更“民主”的国家——如加拿大——来得理智。

  香港行政及立法两局所决定的法例是成文法律(Statutory Law)。在下文我会解释,知识的运用在立定成文法律上是比不成文法律(Common Law)重要。不成文法律是以案件的判决为先例。因为案情件件不同,审案不能单靠旧案的指引,而旧案的判断也不能墨守成规,所以在审案时知识的运用也是重要的。

  让我用自己有一点经验的美国反垄断案的审判,来表达知识运用的困难。每一件重大的反垄断案,都涉及一个工商行业。而每一个行业,任何人只要细心研究,都会发现是十分复杂的。有些行业甚至要穷数年的工夫才能稍知大概。若对有关的行业没有相当的理解,判案是无所适从的。在审案过程中,辩方和控方都不惜工本去搜集对己方有利的资料或证据。陪审员的选择,常引起纷争。而陪审员的酬劳只不过是每天35美元,有识之士就往往以家庭生计为由而推却不干。需要有深入知识的案件,法官可能批准取消陪审员,但若某一方认为陪审员的无知较为有利,就会极力争取陪审员的存在。即使过得陪审员这一关,法官的知识又有问题。法官只是法律专家而不见得是工商业专家。每件案的行业各有不同,要法官能适当地运用应有的行业知识去下判断,实在太过苛求。

  这些反垄断案的官司,有的拖延缠诉4~5年至20~30年,费用之巨,调查及研究之深,令人难以置信。但因为所牵涉的行业复杂,辩控双方各执对己有利的证据及资料,判案使往往发生错误。对反垄断法律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中,竟然多有认为乱判一通的效果可能较好!

  我们不能否认知识对立法的重要。但因为利害上的冲突,适当的知识运用是很难做到的。比起成文法律,不成文法律误用知识对社会的损害较少。这是因为不成文法律有弹性。一个案件的错误判断,并不一定对未来的司法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我以反垄断法律的复杂性来表达运用知识的困难。是故意将这困难夸大的。其他不成文法律的基本原则远较反垄断法律清楚,所以一般不成文法律的实施,若有错失,其后同类的案件的审判可加以改正。这是不成文法律之所以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但成文法律就没有这种弹性。法例一通过,官僚制度随之而生。通过法例易,废除法例难。因此,知识的适当运用极其重要。但议员的专长及知识是一个问题,议员之间的利害冲突也是一个障碍。单就以利用知识作决策来衡量,我们仍不能厚非香港政府以“独裁”的方式选任议员。这是因为全民公选的本质,都是以自利为出发点的。在目前香港的立法制度下,若政府的当事人是明智的,能运用知识的机会就较大,因为由公选出来的议员较易受压力团体的支配。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全民公选可以阻吓政府滥用权力的可能性。

  在知识难以适当运用的情况下,不干预是上策。在行政立法上,能尽量避免错失已是超人。用这一个实用主义的角度去衡量香港历届财政司的政策,我们实在不应苛求。但我认为成文法律的决定应该较有弹性。因为立法易,废除难,两局议员应用较多的时间去重复考虑多种的现有法例。

1983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