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by Contract
原文来自 UML Distilled 3rd edition
Design by Contract是Bertrand Meyer总结的一项设计技巧，也是Meyer发明的Eiffel语言的主要特点。不过，这条原则的作用范围并不局限于Eiffel，而是所有的程序设计语言。
Design by Contract的核心是断言（assertion）。所谓“断言”，是指永远为真的布尔型语句，如果不为真，则程序必然存在错误。通常情况下，检查断言的时机，应该局限于调试（debug）阶段，而不是代码的实际执行阶段。实际上，完成的程序永远不应期望断言会被检查。
Design by Contract使用了三类断言：后继条件（post-conditions），前提条件（pre-conditions），以及不变量（invariants）。前驱条件与后继条件都是针对操作（operation）而言的。所谓“后继条件”，是指操作执行完之后的情况。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定义对某个数的“求平方根”操作，则该操作的后继条件为：input = result * result，这里的result是输出结果，而input是输入的数值。在描述“做什么”（what we do）而不涉及“怎样做”（how we do it）——换言之，将接口和实现分离开来——时，后继条件是非常有用的方法。
所谓“前提条件”，是指在执行操作之前，期望具备的环境。对“求平方根”操作来说，前提条件可以定义为input >= 0。根据该前提条件，对某个负数执行“求平方根”操作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结果无可预料。
初看起来，这一切显得乱糟糟的，因为我们必须设置一些检查，来保证“平方根”操作能够被正确执行。然而，重要的问题在于，哪一方负责进行这种检查。
根据前提条件来判断，检查的义务无疑落在调用方（caller）。如果责任划分不明确，则我们或者需要设置太多的检查——每一方都要检查，或者需要太少的检查——每一方都期望对方进行检查。检查太多是很糟糕的，因为它会造成大量重复的代码，增加系统的复杂程度。明确哪一方应该进行检查，能够避免这种问题。调用方或许会忘记进行检查，但我们可以通过调试（debugging）和测试（testing）来降低这种风险。
基于以上对前提条件和后继条件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到关于术语“异常”（exception）的严格定义。如果在满足前提条件的情况下调用某操作，不能满足后继条件，这种情况即称为异常。
所谓“不变量”（invariant），使关于类（class）的断言。例如，某个帐户类（Account class）可能有不变量表示balance == sun(entries.amount())（也就是说，余额等于所有账目记录的总和）。对于该类的所有实例来说，不变量应该恒为真（always true）。这里说的“恒”，是指“无论是否能对该对象调用某种操作”。
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不变量可以应用于特定类暴露的所有公开操作的前提条件与后继条件。在方法的执行过程中，不变量可能为假，但是，在其他任何对象能够与被调用方进行交互的时刻，不变量断言必须恢复为真。
在继承关系中，断言扮演着独特的角色。继承的风险之一在于，开发人员为子类重新定义的行为，可能会违背父类的行为。断言减少了这种风险。对某个类来说，其不变量和后继条件必须能够应用于所有的子类。子类可以加强这两类断言（也就是说，增加更多的限制——译者注），而不能削弱它们。而前提条件则只能削弱，而不能增强。
乍看起来，这显得有些古怪，但对于动态绑定（dynamic binding）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开发人员必须时刻记得，把子类对象作为父类的实例来对待。如果子类对象增强了前提条件，那么调用其父类的方法时，就可能出现错误。
马立诚 ：“蛇口风波”始末
从1988年9月起，到今年1月，美国著名的新闻媒介从各种角度广泛地报道了“蛇口风波”。美国的读者们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新闻周刊》上读到了曲啸与蛇口青年就“淘金者”的辩论，读到了彭清一问发言的青年叫什么名字，读到了争论双方对特区发展的不同看法……直到今年 1 月23日，《新闻周刊》还刊登了该刊敏锐的女记者艾鼎德从“淘金者”的争论分析中国今后走向的文章。 海外的华文报纸，更是争相发表社论和通讯，评述“蛇口风波”的是与非…… 9楼会议室这场即兴的对话到底说了些什么，竟引起全国的震动和世界如此关注？
“蛇口风波”始末
作者：马立诚
有的事情看起来并不大，却蕴含着深沉而凝重的历史意义……
谁能想得到，蛇口招商大厦9层一个普通会议室1988年1月的一个小小风波，竟震荡全国，久而不息，甚至波及到了日本、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
1988年8月中旬，挪威首都奥斯陆。一群学理工的中国留学生聚集在挪威理工学院的一间教室，读着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蛇口风波”答问录》，激烈地争辩起来。一位刚考取了博士资格的男生挥舞着这张报纸潸然泪下道：“中国有希望了！有希望了！”
1988年11月21日，当人民日报评论员吴国光访问日本，来到风光秀丽的京都产业大学的时候，该校著名教授小岛朋之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听说贵国北京派了几个人到深圳特区给青年讲演却遭到拒绝，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都很关注，请介绍一下。
从1988年9月起，到今年1月，美国著名的新闻媒介从各种角度广泛地报道了“蛇口风波”。美国的读者们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新闻周刊》上读到了曲啸与蛇口青年就“淘金者”的辩论，读到了彭清一问发言的青年叫什么名字，读到了争论双方对特区发展的不同看法……直到今年1 月23日，《新闻周刊》还刊登了该刊敏锐的女记者艾鼎德从“淘金者”的争论分析中国今后走向的文章。
海外的华文报纸，更是争相发表社论和通讯，评述“蛇口风波”的是与非……
9楼会议室这场即兴的对话到底说了些什么，竟引起全国的震动和世界如此关注？
第一章 风起青萍之末
笔者深知，要向不知内情的读者介绍一个即兴的、话题十分分散广泛的座谈会的发言，对写家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讨好的事。可是我相信不少人会饶有兴趣地看下去。这不仅仅是由于本文首次披露这个座谈会的详情，更由于在我们这个激变的转型的年代，人们最为关心的，是思想的涌动和搏击所带来的一切。
这是1988年1月13日晚上。
会议室内外的海报标明了远道客人的身份：“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
三位专家均为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报告员，他们是80年代初以来相继以有关青年教育的演说成名的。一位是“启迪青年心灵的灵魂工程师”——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授李燕杰；第二位是被称为“现实生活中的‘牧马人’”的某部调研员曲啸；第三位是自称“我这个跟在后边的老兵”的中央歌舞团前舞蹈演员彭清一。
座谈会由共青团蛇口区委负责人主持，近70名蛇口青年参加。其中，有些人是看到海报以后自发前来的。
这个会议并没有什么中心议题。开始时，主持人先请三位专家谈谈来特区的观感。
三位报告员在观感演说中对蛇口青年是给予了很高评价的。
曲啸说，来深圳、蛇口感受最深的是特区的巨大变化。几年前，深圳还是只有2万多人的边陲小镇，现在成为拥有5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1980年工业产值是6000万元，而现在是57.6亿元。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英明正确。
他说：我所见过的青年，从总体上讲，深圳的青年是很可爱的，到了培训中心，看到青年人孜孜不倦地学习，非常令人鼓舞。这个地区毗邻港澳，经济又很活跃，可是在蛇口没发生一起重大恶性案件，这是很值得研究的……总之到深圳几天，给我一个总的感觉，深圳不是断线的风筝，而是一只腾空的雄鹰；深圳青年也不是断线的风筝，而是腾飞的雄鹰，正在沿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航道前进。
李燕杰说，1949年他随军南下曾到过这里，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僻的乡野。近几年又来到深圳，变化实在惊人。他谈了在特区工厂、农村、学校、图书馆等地参观的体会，谈了与青年接触的感受，最后说：在这里，我看到了八个字：公正、热情、廉洁、高效。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对深圳的观感：“美的山河美的人，美的风光美的心。”
彭清一在发言中以激动的心情回忆了他在舞蹈演出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有幸握了毛泽东的一个手指头的场面。他强调说：今天虽然累点，但晚上见到蛇口青年，感到非常高兴。这里的图书馆外面有那么多自行车，没有丢过。在内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丢车，丢得还不少。相比之下，哪里文明呢？是这里文明。他说：我要凭着三寸不烂之音，我们在全国还有点影响，向别的地方介绍蛇口青年。
至此，谁也没有对这个座谈会的正当与否产生争议。如果没有发生后来的对话，那么这个晚间演讲大概会成为三位报告员演讲记录中最新的一笔了。
对下面发生的事情，只好解释为是历史、是命运要在这个不那么顺利的“13”日夜晚安排一次观念的撞击。这，在感情上对所有的当事人都不免有点遗憾。但从历史发展的理性来看，这个偶然当中却包含着时代的必然。
先是一位青年站起来问了一个问题：在内地、在北京，市民也好，青年也好，他们对深圳到底是什么印象？
这是没有任何挑战性的问题，报告员们很乐意回答。
曲啸说：总体来讲，人们的印象是模糊的，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这里。他接着列举了内地一些老年人和青年人对特区的不同看法。提到青年的时候，他说，内地青年有很多人向往特区，想到这里来。但是这些想来的人中间有两种人：有创业者，也有淘金者。“在个别人的思想里，想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淘金，挣钱，玩。真想到这里来创业的，有。……凡在人群之中，必定有先进的、落后的、中间的。有差异是正常的……就是在座的当中有没有淘金者呢？……到这里创业，这是大多数，有没有淘金者？有。……”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青年，尤其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特区青年，对于十年动乱中惯用的把人分成“左、中、右”、“先进、中间、落后”、“95％”与“极少数”之类的做法，自然是反感的。再说，“淘金者”这个词本无所谓好坏，因为淘金不同于偷金、抢金，它毕竟还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曲啸把它作为“创业”的对立面提出来，加以否定，就容易引起误解。
导火索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第一次点燃了。
据彭清一后来回忆说：“曲啸老师发言后，坐在门口的一个青年说：‘希望三位老师能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要讲些空洞的说教。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根据当时一位参加者自己的录音，还有一位青年问道：“我想问问，我们一些青年到这里承包、租赁，这些人是不是淘金者呢？三位老师对淘金者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是来挣钱、搞商品经济的就是淘金者吗？”
曲啸的回答是：“我说的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就不肯来。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
曲啸是把动机的纯正高尚、不掺杂一点个人打算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来考虑的。
对此，青年不同意。一位青年站起来反驳道：“我们来深圳、蛇口为什么不能赚钱呢？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对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比如一个个体户开餐馆，他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他给国家上交税金，也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除了投机倒把、经济犯罪等等之外，凡是正常的经济活动，都是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创造财富、活跃经济，对社会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曲啸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目前有一部分青年特别强调个人的价值，我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都有价值这是肯定的。但是个人的价值如果不在群体的价值中去体现，个人的价值是很难得到充分体现的。青年人应该考虑到祖国的命运，而且应把这个放在第一位。到深圳、蛇口来，到底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创业来了？为了创业而来，我认为是真正好样的，如果为了享乐而来的话，那是很危险的。
一位蛇口青年进一步反驳曲啸的意见说：情况往往是，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谁也说不清楚。这些东西从理论上没有解决。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在什么情况下怎样调整等等，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但他还要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曲啸打断了这位青年道：你认为你现在做的一切和你个人的价值都只属于你个人的吗？
青年：当然是这样的。
曲啸接着问：那你现在为什么做工作？
青年：为什么工作？第一是为生存，这是五个基本需要的最低层次；第二是安全；第三……首先是为生存我得干活，就是这样。有些时候我觉得中国有些东西，挺虚的而且挺伪的，加起来就是挺虚伪的。
另一位青年说：其实，干就是了，做完之后我们看效果，你管他什么淘金不淘金、创业不创业呢？他创了半天业闹了个大赔本不也挺可笑的吗？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创业和享受这二者是不能分开的，二者并不矛盾，并不是我创业以后都得给别人，我也要取一部分。
彭清一对青年发言中举出美国西部开发的例子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是美国，怎能和我们特区相比？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来建设特区。
蛇口青年对此则认为，这样僵化地划分姓“资”还是姓“社”，不利于改革的深入发展，不利于吸取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利于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提高。
在这次对话中，最出乎报告员们意料之外的是，李燕杰、曲啸、彭清一说的那些赞扬蛇口青年的话，并未在听众中获得他们三位期待的效应。蛇口青年不欢迎这样的赞扬。这是为什么呢？
一位蛇口青年发言说：刚才三位老师对蛇口人包括对蛇口青年作了高度评价，差不多是完美无瑕；内地的一些报纸、电台等宣传工具介绍特区，也是“创业”呀 “巨变”呀什么的，十分完美。这些反映，大家觉得不够确切，有夸张的地方，说得不好听一点有歪曲的地方。其实，特区青年和内地青年一样，除了工资、大锅饭不同以外，也都是人，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的人，因此有阴暗面，有痛苦。这一点也要实事求是，讲求实际，不要用空洞的词吹那么高。比如说几位老师提到的这里青年爱学习，我们的确刻苦，但唯一的压力就是我们在这里没有父母也没有兄长，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如果自己不努力的话，就有可能被淘汰。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工作，很难说明天还能不能再坐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动力，这里说的是一个被动的学习动机。当然，这里机会是有的，因此也有愉快。
另一位青年说，我认为上课学习的绝大部分是工人，不信可以去翻翻花名册，报名的工人占90％以上。很多大学生都在干什么呢？打扑克、搓麻将。我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说，第一，根据蛇口办户口的原则，大学生只要身体健康，户口就可以办。户口有了，工作也好找。所以在蛇口，大学生失业的就很少。工人就不一样了，因为没有文凭，要办户口就困难。第二，蛇口工资待遇，总经理第一，副总经理第二，工程师第三……什么也不是的就最差。所以这些原因逼人去学习。这些东西要同时讲出来，不然就很表面，很虚假。
一位学过企业管理的青年说：听说蛇口打破了铁饭碗，我很感兴趣，抱着一种研究的心理到这儿来的。来了以后悲伤地发现，不管是新来的还是早在这儿工作的人，至少要用自己精力的五分之一去研究自己的领导是什么样的作风、喜好什么！而不是研究在工作中怎样充分发挥我的学识、能力，怎样尽到自己的责任搞好工作，而是研究我怎样才能迎合老板的心理，使自己不“炒鱿鱼”。这种普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报刊分析。
至于自行车晚上放在外面不丢，以及挂在车上的东西不丢的现象，一位青年发言说，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有关系，跟这个地方收入高有关系。这里大家都收入几百块钱，为拿别人一点东西被抓住，有些人就会觉得得不偿失。内地呢，各种人都有，很复杂，收入也低，如果你的一把伞放在公共汽车上忘了拿了，别人就给拿走了。你下次上车看见别人的伞忘在那里，你当时很气，也会拿走。如果内地经济收入达到了这儿的水平，我觉得内地的精神文明会更高。当然，这个东西也不是绝对的，并不是物质文明发展了，精神文明一定就发展。比如有一些国家，原来是不毛之地，一发现石油之后，整个国家富了，这也免费那也免费，免费读书免费医疗，全免。但他们依然用手抓饭吃……但是我还是认为精神文明的发展要依赖一定的物质基础。精神文明的某些内容，不是人为提倡就能办到的，关键要有物质文明的条件。犯罪的问题不在于宣传，说你不要去犯罪，犯罪是不光荣的等等就能解决。内地很多的吵架、打架是由于收入低造成的。
对此，曲啸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说，经济水平越高精神面貌越好，这个理论我们不同意。他列举了美国全国各种案件发案率的统计之后说，美国的经济水平高，犯罪率也高。所以关键还是思想品德问题。像深圳这个地方，两个文明建设还是要同步进行的，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单纯地就是经济的话，人们的生活是不会那么愉快的。
一位青年发言反驳说：争论图书馆问题、自行车问题以及犯罪率多少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这些只是现象。老实说，到图书馆能办证的有多少？你到四海去问问工人，有多少人能办图书证？他们凭什么办图书证？图书馆里摆的书，计算机技术方面的书有很多都是过时的。蛇口工业区现在没有犯罪率，这只是一个现象。我敢断言，深圳的犯罪率将来会高于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因为青年人刚到这里，还没有犯罪的条件……那么先进与落后本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制度，是体制问题。三位老师说蛇口8年就建成这样，不得了。其实如果你走出去，看看日本，看看世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举一点这个那个什么自行车啊，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蛇口这地方好就好在开放，站在山头上，能望到海上……我觉得三位老师是在游说，我们这里不看你怎么说，而看你怎么做。来到蛇口这个地方，你们带来的这种思想，蛇口受不了。你们赞扬蛇口，像报纸上那些空话一样，其实大家受不了。所以我希望三位老师有时间的话，最好是深入一下，到基层更充分地接触一下，到后海没有电、没有水、没有洗澡的单身宿舍去看一下，那么关于青年人的感受可能更深入一些。老实说，今天来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档次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们要真正了解蛇口青年，就应该到青年宿舍去看一看，看看青年人在想什么，干什么。还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到蛇口来扎扎实实地呆上一年半载，甚至到独资厂、合资厂当个部门经理，跟大家一块做个什么，这样就有可能了解到跟报上说的空话不同的东西，就更有价值。我还希望你们把今天在这里的谈话带到内地去，告诉大家蛇口真正是怎么回事。这里的情况绝不像报纸说的那样莫名其妙。很多外地青年看了报纸上的大活空话，就把蛇口想得那么好，虚无飘渺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愚昧。是空洞的、不反映真实情况的宣传造成了这种普遍的愚昧。让青年人造成这么一种愚昧，这实际上是一种犯罪。
对青年提出的尽可能深入实际的建议，报告员们是赞成的。彭清一赞扬了蛇口青年“很坦率、很诚恳”。他说通过这次对话长了经验，以后到一个地方去就要多调查研究，讲话就要警惕一点，不要下车伊始哇里哇啦。
另一位青年就宣传与实际的矛盾直率地谈了自己的见解：“我觉得，蛇口作为咱们国家的一个试验点，对国家摸索自身的方针政策是有好处的。但蛇口朝什么地方发展，也在摸索当中。蛇口有些地方应该好好推敲推敲。说蛇口只有中国特色，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拔高了？因为我觉得在很多地方外国特色倒能体现出来。比如这里的建筑风格、上班环境、工资体制，包括商店里的商品陈列，倒是体现了外国的特色。这一点，如果硬说都是中国特色，我觉得就有些不合适。”
另一位青年补充说：“如果有中国特色，那么它就自己出来了。如果没有，你也不必要特意去强调，强调它有多大作用呀？”
在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的问题上，双方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争论是由一位蛇口青年的发言引起的、这位青年尖锐地说：“三位老师的思想在蛇口是没有市场的。三位老师的演讲在内地有反响，在蛇口这地方就不一样。蛇口很多青年在独资公司，他们的利益不一样。我对你们说这些话不怕，香港老板不会炒我的鱿鱼，在内地就不敢了，不敢畅所欲言，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曲啸：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我们的思想在深圳是没有市场的，你说我们是什么思想？
青年：我想你们是希望蛇口青年带着对国家的爱、对蛇口创业的思想来干，并为这个感到骄傲，这不符合这里的人的实际。我想，如果蛇口独资、合资企业都撤走，我不知道蛇口还有什么东西，这是在座的都知道的。
曲啸：我们希望青年对祖国有深厚的爱，你能申明你对祖国没有爱吗？
青年：我认为要看这个爱怎么表达，应当实事求是，而不应当讲虚的、假的、空头的。老实说，蛇口青年都知道，你们是空头的，虚无飘渺的。我们讲实际，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表达对祖国的爱。我们自己劳动了，劳动成果自己享受……蛇口青年挣了钱，他也创造价值……他大可不必想着我现在是为了国家，为了什么什么，这里的人是分成好多不同层次的……
曲啸：你认为这种思想感情的层次是非常低的吗？
青年：不好说，应该说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也应允许蛇口青年通过体力劳动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感情……我的意思是希望三位老师把这里的真实的东西带回去，敢在内地讲出来。
彭清一：明天我就在大会上当着那么多的人讲你的话，你叫什么名字？明天你们市长都要去……
在笑声中，这位青年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接着，双方又对如何对待青年人的自主意识发生了争执。
话题是从彭清一发言介绍自己的女儿引起的。彭清一说：因为我到处跑，我的孩子毕业以后考大学，我没有找过门路。她没考上，目前干什么呢？在××招待所当服务员。每天涮痰盂叠被子，一天就干这个活儿，这是艺术家的女儿。我对她说什么呢？孩子，不要小看，这个工作总需要人呐，总得有人干。当爸爸到你们那儿住的时候，朋友去了，你们微笑、服务很好，人家高兴。我对孩子就是这样，我从来没有为了让她摆脱招待所去走后门。人家评价我说，彭清一这个人是正的。我的孩子涮痰盂继续涮下去，我不受社会上任何事情的影响。我要保持下去。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从自己做起，国家就有希望了。
而青年人看法正相反。一位青年发言说：这是使女儿选择职业的权力受到了父亲的限制，父亲把思想灌输给她，告诉她应该怎样做。如果没有你这个父亲，我看你这个女儿就很危险了。应当让青年发挥主动性，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包括选择自己的职业，应当为青年有这样的主动精神感到骄傲才对。
座谈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围绕着进口小汽车和体制改革问题争论了一番。
先是曲啸在发言中曾提到：我看到我们国土上跑着那么多的外国车，我看着难受。开人大会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前面的车只有一辆是上海牌小汽车，这不能不说是个不正常的现象。
青年问道：你气愤的是什么呢？
曲啸：我们落后。
青年说：有外国车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汽车制造业起点低，再说落后是次要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比我们更落后。日本算什么？日本那个时候衰败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不多几年就起来了？光看到落后算什么？关键是制度问题，是体制问题。甚至大量进口汽车也是某些人拥有过分的不适当的权力所致，这也是个体制问题。体制要有利于发展。离开了这个谈什么落后，只是个现象。
还有的青年认为：在目前开放的主题下，在全球经济、贸易逐渐趋于一体的形势下，没有一些外国的东西倒是落后的表现。
应该补充的是，会议进行中，的确有一位青年发言说：“我今天到这儿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看看曲啸等两位老师是怎么样的人，在我的印象里曲啸老师好像是瘦的，没想到还挺胖（笑声）；第二个目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些年国家变化这么大，三位老师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在会上，这似乎没构成威胁，它倒使会议显得更加轻松活泼，减少了那些习见的正襟危坐式的隔阂。里根总统早餐时看报纸上画他的漫画，不是也时常忍俊不禁吗？
这位青年发言之后，报告员们在演讲中对这次会给了不少好评。
彭清一称赞了青年的幽默和坦率。他说：我们在会议开始谈了一些话，经过大家反馈之后，很值得我们，燕杰老师、曲啸老师，还有我这个跟在后边的老兵，要研究一些问题，我们的确对蛇口了解得少。今天好多在座的同志提出了问题，好得很。如果在内地，可能好多人不这么谈出心里话，那样并不好。我们今后要多调查研究，多听听。因此今天一些同志发言我很满意。满意什么呢？他们很坦率，很诚恳。
曲啸也在会上说蛇口青年提的问题比较坦率。
李燕杰说：今天在双方发言中有一些不同见解，这不要紧，相互间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彼此是有启发的。我很喜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句话，实际上也应该这样去做。
最后，会议主持人、共青团蛇口区委副书记谢鸿在总结发言中也称赞了这些热烈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一位青年站起来代表发言的人表示赞同，并感谢说：“参加这个会很荣幸。”
看来，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更加开放，那么，各种不同意见的交流，本该浇灌出令报告者和听众都感觉甘美的果实。随着不同范围的品尝，这甘美还会渗透进许许多多的心田，滋润出孕育着更加宏大的民族精神的新芽……
然而，可惜，也许更加宏大的民族精神比我们期待的要来得更晚些，请看——
第二章 吹皱一池春水
座谈会刚结束，情况就变了。
三位报告员动作很快。座谈会后第二天，且月15日，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李燕杰任所长）的名义起草的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就写了出来，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那个递名片青年的名字也上了材料。
随李燕杰南下的北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一位室主任郭海燕说：“那份材料是有，我写的……我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蛇口方面的同志则称这是“一份不光彩的材料”，是一个“小报告”。
这份材料在“蛇口风波”的起伏跌宕中是个关键，不妨将它在这里曝一下光，以使读者对事态的发展有一个更加明晰的把握。
下面是这份材料的全文：
《“蛇口座谈会”始末》
1月13日晚上，在蛇口招商大厦9层会议室，举行了一次“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近日来深讲学的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报告员曲啸、李燕杰、彭清一同志。这次座谈会事前没有通知本人，陪同来蛇口的深圳团市委书记谢建文同志也不知此事。参加座谈会的蛇口青年约有五六十人，蛇口区团委书记谢鸿主持会议。开会之后，三位专家首先发言，对深圳市、蛇口区青年建设者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畅谈了自己几天来的观感。曲啸同志在发言中说到，内地不少人向往深圳，其中不乏有识有志之士，但也有少数想到这里捞一把的“淘金者”。在他发言之后，坐在门口一个戴眼镜、穿西装的青年突然发难，把“恳谈会”引向邪路。他说：“希望三位老师能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要在这里做那些不着边际的宣传。你们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你们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当曲啸同志作解释时，两位男青年相继举手发言。坐在后面的一个长头发的男青年首先站起来挑衅；“我们久闻曲啸、李燕杰的大名，今天才算看到了你们的真面目。原来我以为曲啸受了那么多苦，一定很瘦，没想到你这么胖！（哄笑）你们几位闯荡江湖，四处游说，很会来点幽默，弄个噱头，你们的演讲技巧已经相当纯熟。但是我告诉你们，在蛇口这个地方，你们的那一套没有市场！”（哄笑、掌声）这时，另一位举手的男青年（经了解，他是招商进出口贸易公司李云忠）站起来发表了长时间的即兴演讲，大意如下：“你们到这里来宣传，肯定没有市场！独资、合资企业里的工人没有人会听你们的。我们就是为了自己赚钱，什么理想、信念、为祖国作贡献，没有那回事。报纸上的宣传有几句真话？只有我们才了解深圳的真面目！你们要想了解深圳，你们就应该到四海、后海去看看那里的工棚，看看住在没有水、没有电的工棚里的合同工，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这里是文化的沙漠，青年人十分空虚。你们说深圳的犯罪率在全国是最低的，可是我敢断言，用不了多久，只要条件一具备，深圳的犯罪率肯定是全国最高的。曲啸老师说看见满街跑的都是日本汽车心里很难过，你难过什么嘛？自己没有本事造不出汽车，买日本的有什么不好？你们说蛇口只有七八年的历史就建设得这么好，和人家日本比比这算什么嘛！你们要想真了解特区，希望你们到这儿来住上一年半载，当个部门经理。我们判断你们几位，不是听你们的宣言，而是看你们的行动。我再奉劝你们一句，那一套政治宣传不要搬到蛇口来，在这里没有市场！”这时坐在靠窗户那边的一个青年站起来说：“报上的那些宣传我们非常反感。说什么深圳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有什么中国特色？深圳的特色就是外国的特色！它的建筑，它的街道，它的城市构造，它的企业经营方式，完全和外国的一样。有中国特色就说有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就不要编造出一个中国特色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们谁能说得出来？”这时一个穿蓝上衣敞着怀的青年站起来说：“我们这个地方说话还比较自由，顾虑还比较少，山高皇帝远嘛！我骂你们几句，也没有人会来管我，我的香港老板更不会炒我的鱿鱼。你们说想到深圳赚钱的人是淘金者。我们就是想赚钱。你们说要为祖国做贡献，我自己流血流汗赚的钱就该我自己享受，为什么要给别人！你们说深圳青年爱学习，有几个真爱学习的？图书馆有几个人能进去？有几个人能办图书证？图书馆里都是些什么书？计算机技术……都是过时的，有几本有用的书？我们今天来的都是层次比较高的，你们要想了解蛇口，就去找低层次的青年了解了解他们的想法吧！你们那些时髦的宣传在这儿一点用也没有！”那位发表长篇演讲的李云忠又站起来说：“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可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国从来不宣传。刚才有人说深圳没有丢单车的现象，这只是太表面的现象，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我为此感到愤懑。”那个敞着怀的青年接着说：“你们应该说自己由衷的话，不要说那些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的话。”会场上，曲啸、彭清一、李燕杰同志力图对上述较为明显的错误言论进行说服、诱导和批评、帮助，但是他们的发言经常被打断，整个气氛是不让他们说话的，是嘲弄的甚至是敌对的。散会之后，几位一直没有发言的青年主动走上来对三位专家说：“他们不能代表我们蛇口青年。你们的报告我们都听过，讲得太好了！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这几位青年还主动要求和老师们合影留念。
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
1988年1月15日
蛇口青年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固然未必尽妥，但在这份材料里，青年发言的背景和上下文以及所针对的具体问题、特定对象全被割去了。作者截取了一些没头没尾的片言只语，经过排列组合，联缀成文，这就给人形成了整个座谈会从头至尾充满了“明显的错误言论”、已经走上“邪路”的印象。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们，对于这种陷人以罪的文风和笔法是并不陌生的。起码，这份材料无助于创造一个平等对话的社会环境。联想起类似用语凶险的材料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曾经起过的作用，蛇口的同志觉得心头罩上了一层阴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在这份材料里，座谈会正当与否也成了问题。李燕杰后来还对记者说：“说这次座谈会有点‘突然袭击’，我想并不过分。当时蛇口区请我们参观浮法玻璃厂，根本没有提要开什么座谈会。据说这会是蛇口团区委主持的。可是当天陪同我们参观的市团委书记一点也不知此事。直到吃了晚饭，说是请我们去坐坐，却看见‘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的海报。我想这至少是不礼貌的行为。我们几个为了不让青年人坐蜡，就进去了。”
然而蛇口培训中心副主任荆跃却说：“在座谈会前两天，我曾向燕杰老师提出过，到了蛇口后与青年见见面，他没有表示反对。”
蛇口区团委副书记谢鸿说：“当时我们团委是受培训中心的委托组织这次座谈会的。至于几位老师会前知道不知道，我想并不重要，既然是青年教育专家，来到蛇口和青年们见见面，谈一谈，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么？至于说有意准备好要为难几位老师，这是绝没有的事情。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参加座谈的青年，包括发言的几位青年，都是自发而来的；二是我们连录音也没有准备，就是为了让气氛随便些。”
对于材料中所说的一位西装青年“突然发难”，将会议“引向邪路”的问题，谢鸿评论道：“其实类似这样争论起来的座谈会在蛇口是司空见惯的，比这更激烈的也有。就在这次座谈会后不久，温元凯来到这里搞了一次对话，那辩论的程度比这次厉害得多，可大家都习以为常。这里的青年思想活跃，敢想敢说，并不是要跟哪一位过不去。而三位老师的观念有些与蛇口人实在想不到一块，多提了几个问题是毫不奇怪的，没想到几位老师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事后大家都议论说，这几位老师可能是在内地总是听到掌声、欢呼声，不习惯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
可是，谢鸿这里所说的大家在底下的议论，毕竟不能抵挡那份已经送给各有关方面领导的材料中给蛇口青年扣上的吓人的帽于。
《蛇口通讯报》总编辑张梦飞感到了自己沉重的责任。他说：“老实说，当初没有打算报道这件事，因为争论在蛇口的确很寻常，不值得。但第二天曲啸在深圳市演讲，专门用一段话来贬损蛇口青年，电视也放了，以后又冒出那份不那么光彩的材料，我们才感到不能沉默，要维护蛇口青年的声誉。报社年轻记者魏海田、王克朴正好参加了座谈会，提出了报道设想，才开始报道出来。”
应当说，这已经不单是维护蛇口青年声誉的问题了。
这场观念的撞击，即使不在蛇口出现，也必将会在别的地方发生。这是我们古老而又青春的祖国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必然要经历的文化观念的震荡。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人感情上不大容易接受的东西，甚或会伴随着一些消极的现象，但这一伟大的转变过程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经过了十几天痛苦而又紧张的沉默，终于，2月1日，《蛇口通讯报》这张很少为内地读者所知的周报，在头版报眼上发表了一条使它名震全国的消息：《蛇口青年与曲啸李燕杰坦率对话——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战》。
这篇300多字的标明“本报讯”的短文，扼要地向读者介绍了1月13日在座谈会上，青年教育家与蛇口青年在如何看待“淘金者”、如何看待进口汽车、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等问题上互相对立的观点。
这条消息虽然比实际发生的事晚了18天，但在中国新闻体制的观念系统中，却是一条货真价实的新闻。
素以眼光敏锐著称的老资格的《羊城晚报》，2月12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该报记者邹启明写的千字通讯：《“热门话题”和它的余波——记蛇口青年的一次座谈》。
这篇通讯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1月13日座谈会上曲啸与蛇口青年在“淘金者”问题上的争论，委婉地批评了三位报告员口头上理解青年“直率”的同时，又对这次座谈会不满的情绪。该文最后一部分是采访谢鸿的答问录。谢鸿在答问中结合实际提出了“面对新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如何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大有文章”的课题。这正是1988年党中央和广大干部群众正在紧张思考的、即将破门而出的课题。
《羊城晚报》的介入，使蛇口座谈会的风波广为扩散，引起了内地不同读者群的关注。
3月28日到4月25日，《蛇口通讯报》连续发表三篇从理论上深入剖析这场观念撞击的文章，从而把“蛇口风波”以更加尖锐的态势提到了人们面前。
3月28日刊出的是魏海田写的一篇引起了很大争议的文章：《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这篇两千多字的文章分析了蛇口青年与报告员在如何看待淘金者、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如何看待落后等几个热点问题上的分歧，鲜明地提出了：“蛇口青年并不认为创业者和淘金者是两个截然分开的概念，更不是对立的。相反，蛇口青年认为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蛇口青年宁愿以‘淘金者’自居。”文章指出了三位报告员的一个矛盾：一方面，时时称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甚至在讲演中还屡次反问别人：“为什么容纳不了别人呢？特别是别人一句话，一个什么事触犯了你个人利益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胸怀宽广一点？”另方面，又在1月15日的“材料”中给蛇口青年扣上吓人的帽子。作者送给三位专家两句诗：“我为你举手加额，我为你扼腕叹息……”
4月11日，魏海田再度在《蛇口通讯报》发表长文：《蛇口青年与曲啸等同志还有哪些分歧？》。这篇文章是针对座谈会之后，曲啸在深圳的电视演讲中把蛇口青年当作反面材料批判而写的。文章说，蛇口青年对这种肤浅的批判和牵强附会极为反感。作者直率地说：“不客气地说，蛇口这个开放之窗今天所有的一切成就都是从这些被某位青年教育专家称为‘没有希望的人’手中建设出来的，都是这些自谦为‘淘金者’的人们用汗水甚至鲜血浇铸的。”
魏海田在文章中还对另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一位青年教育专家认为应当警惕改革条件下剥削阶级思想的干扰，这无疑是对的，他又似乎认为改革能够克服这种干扰，‘有很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这个例证在蛇口青年看来，不但不能证明改革的成果，还可能制造成人们对改革信心的动摇。
“应当承认，一些个体户要办公益事业的动机是高尚的，但在目前情况下，人们也应当看到，一部分个体户的这种举动并不是完全出于自愿，而是对左倾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现，尤其是对那些看到个体户发财就不自在的人的恐惧表现。个体户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却被近40年的传统观念视为异己。因此，我们认为个体户政策如真正落实，就应当承认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而且要承认个体户对国家的贡献和其它人是一样的。个体户不应当永远置于受审地位，不应当认为他们只有拿出更多的钱来办公益事业，才是没有受剥削阶级意识影响的行为。个体户只有在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人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我们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如果把那些左倾阴影徘徊下的人们的颤栗，也作为正常甚至高尚行为来赞扬，那么，人们就会对政策本身产生疑问。如果真要证明改革的成功，就应当从这个角度上阐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抨击那种无端占用他人劳动所得的行为。”
4月25日，《蛇口通讯报》发表曹长青的长文：《“神的文化”是对人的全面窒息》。这篇文章尖锐地批评了用一种至善尽美的、无法企及的道德模式规范千百万人的陈旧的思想工作，实际上是在宣扬“神的文化”。作者指出这种以“榜样一神一超现实价值标准”来要求所有的人的文化模式，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以及贞女牌坊、二十四孝同样，都是禁锢人的个性，消灭独创精神的手段。文章提出：“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人的文化”，需要有怀疑、批判精神的人。恩格斯曾经阐述过向权威挑战的必要性。真正的教育专家，应该对蛇口青年敢于思考、敢于提出问题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才是。然而，李燕杰、曲啸等同志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几位的演讲和报告，在大路子上也还是在宣扬“神的文化”。
在当代，信息的传播不受高山大河的阻隔。北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材料，曲啸的电视演讲，《蛇口通讯报》和《羊城晚报》的消息、通讯和理论文章，随着人们的阅读与议论，在广袤的内地激溅起了一圈又一圈冲击波。人们纷纷侧过身来，以极大的注意力吸收着从南国辐射出来的五光十色的信息，回忆着，辨认着，思考着……
被南方人称为“沉闷”的北方波动起来了。
素以改革的锐气著称的《天津青年报》率先披挂上阵，对这场争论作出了迅速反应。
6月4日，该报一版发表了记者唐竞写的一篇综述性文章《李燕杰、曲啸在蛇口遇到青年挑战》。文章说：“蛇口青年打破常规，没有单方面地接受青年教育家们的传道、授业、解惑，与李燕杰、曲啸唇枪舌剑，展开激烈的争论。”文章概括了双方争论的三个主要问题，介绍了会上质问名字的事件和北师院青年所的材料，以及《蛇口通讯报》发表的理论文章和蛇口工业区主要领导袁庚就这场争论发表的重要谈话。
6月11日，《天津青年报》头版再度刊登唐竞的报道：《“挑战”给青年留下思考》。这篇文章向读者介绍了天津市各界青年对“蛇口风波”的议论。该文写道：“一位干部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更新观念，更新一切不符合现代化进程的观念……我们的一些干部往往说一套做一套，嘴上喊加快民主化进程，可实际工作上专横跋扈，听不得不同意见，这怎么能让青年信服呢？一位团干部说，李燕杰、曲啸所宣传的缺乏新鲜感，改革已进入关键时刻，青年们迫切要知道改革向何处发展，它能给青年带来什么，青年应以怎样的精神境界投身改革，改革应更新哪些思想观念，不管李燕杰、曲啸还是我们的新闻界，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的太少了，遇到挑战理所当然。”
唐竞还特地采访了天津改革开放的前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的青年以更深的思考和更加直率的态度指出：“表面上这是一场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传统观念的没落与现代意识的崛起……几千年来，中国人按照传统意识塑造自己，与世无争、超脱飘逸、重义轻利，不讲经济角逐、发达进取、自强奋斗，搞得穷了就讲人穷志不穷，搞得亡国就讲尽忠殉节，褒而言之，给人一个悲壮的美感；贬而言之，则给人以一种悲惨的感觉。难道我们就得束缚自己，再去鼓吹人们自杀吗？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产品经济，本身就要求经济关系的价值化。在改革开放比较彻底的地区，想赚钱能赚钱被认为是有才能的表现，这是历史的进步。它瓦解了血缘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和官本位，使人的社会联系广泛化、平等化和普遍化，使人富裕、企业发展、地区发达……”
文章最后说，天津市许多青年“希望青年教育专家们不要把‘青年是我师，我是青年友’作为一种用于某种目的口号或一种姿态，要把自己真正放在青年位置上，真正成为青年的朋友。”
北京。颇有声望的《新观察》半月刊在1988年6月第12期，以显著版面刊出著名杂文家牧惠的杂文：《蛇口青年的名片与答丢夫的手帕》。牧惠的文笔向称洗练老辣，这一篇，更以它的鲜明烁人耳目。文章抨击了一位教育专家在辩论中当场质问发言青年叫什么名字的威胁性手段。牧惠说：“我很欣赏这位青年光明磊落的行动和在场青年给他鼓的掌。”“青年人……在权威面前无所畏缩，强烈要求平等对话的精神十分可贵。”文章指出，假如在过去，或者假如在内地的某处，这位被问到名字的青年大半是马上败下阵来，缩到人群中去，甚至逃之夭夭，并且为此而忐忑不安。果如此，这岂不是十分可悲？“对比之下，我却不禁为三位青年教育家惋惜。我觉得，这一问，实际上是认输。它意味着，尽管这三位在座谈会开头时盛赞特区青年非常可爱……声明有什么问题可以敞开问，答得不对可以不同意，可是这一问却把这些好话全勾销了。在他们的脑子里，这些青年并不可爱，权威即使答得不对也不准有异议，于是才有这一手杀手铜……莫里哀笔下的答丢夫，在见到少女桃丽娜时，给她递去一块手帕，请她把其实已被衣裳盖住的双乳遮起来，不要用这来挑逗他的灵魂。桃丽娜回答得极妙：你就这么经不住引诱？你从头到脚一丝不挂也动不了我的心。大概是李健吾先生，在评论这个作品时说过一句风趣的话：这块手帕出卖了答丢夫。任何譬喻都很蹩脚，但是不知怎地，读到关于名片的报道时，我马上直觉地记起李健吾议论过的这块手帕来。”
受到过多约束的报刊虽然常不免比实际生活慢半拍，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发挥了它们改革的触角与媒介作用——《现代人报》、《黄金时代》杂志、《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摘周报》……纷纷发表“蛇口风波”的消息或转载文章……
“蛇口风波”由南向北涌动起来……
第三章 卷起千堆雪
1．半路杀出个爱射门的曾宪斌
1988年春的北京，人民日报大院。
9号楼4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所在地——一间拥挤而又静谧的研究生宿舍里，一个来自广东的31岁研究生把2月12日《羊城晚报》头版那篇报道蛇口座谈会发生争论的通讯，小心翼翼地剪了下来。
是对来自家乡的消息的关注？
不。小伙子那敏锐的目光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这篇短短的通讯在当代中国向人们展示的巨大意义。
这个表情严肃的青年眯缝着一双细长眼睛陷入了沉思。他叫曾宪斌，新闻系新闻业务专业85级研究生。这位好动脑子、笔头勤快的“海军第一个新闻研究生”在《人民海军报》上撰文说：“新闻是我所钟情的、理想的事业。”
小伙子说话慢条斯理，平常衣着很是朴素。80年代尾了，还留着平头，穿一身旧军便服。乍一看，你可能直觉地认为他保守。可这个未来的记者的新闻追求却很有点刺激性：要当一个射门意识强的记者。
这个“射门意识”可不是指一般的提高命中率——把自己的名字经常印在报上，而是指要主动向那些重大的、敏感的、有争议的问题出击——这样的问题就是曾宪斌所说的“门”，要命中它——驾驭它。凡是新闻圈里人或是接触过新闻的人，都掂得出这追求的份量。
果不其然。他下功夫写的那些通讯几乎都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其中多数引起了争议。
《一位国家级专家竟去读硕士研究生——程抱全的选择发人深思》1987年12月18日在人民日报一见报，立刻在一楼大厅的评报栏引起了争论。有的人认为此事荒唐，简直是开玩笑，足以看出我国用人体制的弊端；有的认为程抱全只有中专毕业，读研究生丰富自己不算稀罕……17天之后，上海的《报刊文摘》在头版摘要转载了此文。
1988年2月14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与雷宇对话》更引起了众多反响。雷宇，这位因海南“汽车事件”遭到查办闻名全国的人物，1988年初东山再起被广州人选为副市长。这遭遇本身就够具有爆炸性的了。曾宪斌在这个长篇《对话》中仗义执言，为改革者“摔倒再爬起来‘棒打不回头’”的韧性叫好，同时就敏感的“新闻监督”问题和雷宇畅所欲言、互相发问，提出了“新闻界多来点批评监督，以保护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至滥用乃至错用”这一重要呼吁。几天之后，《解放日报》《南方日报》转载了此文。
第三篇《“孟维娜行为”追踪》（人民日报1988年7月6日），报导了广东一位颇有争议的年轻妇女——自荐竞选广州市人大代表的私立弱智儿童学校创办人孟维娜。在这篇报导中，孟维娜尖锐地批评了我国当代政治生活中若干不正常的现象。她说：“有些人大代表说‘当个代表没意思，一年开那么一两次会，没什么用’，我很怀疑这些代表会有议政参政的热心和能力。而我不同，我有参政议政的自觉意识……”文章还披露了我国一些地方人大代表选举按上边命令投票的敏感现象。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广东引起了一阵波澜……
为什么曾宪斌有这么大的锐气？
借用这个年轻人自己创造的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来说，他得力于“县城文化”。
他认为，在中国，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由于相对优越感，很多人意识老化，失去了进取精神。而穷乡僻壤的村落，则由于封闭落后，大部分人的精神面貌常处于呆滞状态，无由进取。只有县城，由于它一方面时时受大城市各种信息的冲击，人们的观念比较开放；另方面又对广大农村基层种种封闭落后的弊端感同身受，因而思变之心最切，最具有向上竞争拚搏的劲头。这种内在的动力机制敦促着县城有为的年轻人时时更新自己，不停顿地向前进取。
现在，正当他即将进入人民日报评论部实习的时候，他读到了《羊城晚报》这篇通讯。虽然只有千字，虽然只露出了蛇口座谈会的一角，可曾宪斌仍然感受到了一股震撼全身的冲击。商品经济观念和习惯了的思想意识、道德形态发生了这样尖锐的冲突，看来，一场震动全国的大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啊，类似的冲突和争论早已在朋友间、家庭里进行了，但那是隐蔽的。人们上班开会，该顺着别人说什么还得说什么，真没劲透了！但是现在，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了。该把话端到桌面上来了。改革的深入需要公开性！中国需要公开性！
这不是他渴望已久的那个“门”吗？人民日报作为党报，应当推动这样一场观念的革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一段时间以来，地方报刊为此作了不少努力，但地方报刊毕竟影响有限；如果人民日报介入，局面将会大为改观……
他跑图书馆，跑资料室，收集着逐渐泅开来了的“蛇口风波”的报道、评论，一篇又一篇地复印下来，思索着。
当然，在实习期间他还有日常的编辑、采访、写作……但在繁忙中，他抽空酝酿着从何角度切入……
5月下旬，他尝试了第一次。
他写了一篇一千字的杂文送给了人民日报评论部的编辑。
这篇杂文对青年教育专家在座谈会激烈辩论时质问发言青年名字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2．《“蛇口风波”答问录》的风波
人民日报，作为全国最大的消息总汇之一，它的编辑和记者当然有很多人也在关注着“蛇口风波”。报社内部的意见是歧异的，但有一点却为大家所认同：这场“风波”显示了长期以来的思想政治工作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里确有值得深入探讨的价值。
随着“蛇口风波”的荡漾，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报刊读者或是迷惘，或是焦灼，或是疑虑，或是兴奋……各种各样的反映也涌到了报社。无疑地，它已经成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关心和急待了解的热点。作为党报和全国第一大报的人民日报，对此保持沉默，视若无睹，实在不是上策。
到了5月，人民日报有关部门上上下下对“蛇口风波”的关注又增添了新的动力。从这个月起，党中央领导同志在讲话中再三强调指出要改造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宣传舆论机关要在这方面多做工作。
怎样就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造开展一场生动活泼、入耳入脑的宣传呢？
自然，最好的由头就是“蛇口风波”。
此前，评论部的编辑在接待来访中已经听到了反映：一些读者看了部分报刊之后，觉得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根据《蛇口通讯报》的文章立论，很难全面了解有关各方的观点和态度，特别是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怎么看待这场“风波”？他们三位自各报刊报道“蛇口风波”以来，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讲话和文章。大家希望能有一篇较为全面的报道。
就在此时，评论部收到了曾宪斌写来的杂文。
评论部的领导和报社的有关领导研究了这篇杂文之后认为，这篇文章仍然存在简单化的毛病。“蛇口风波”这样一件大事，一千字的篇幅难以说清，因此没有刊用。但同时，建议曾宪斌去采访与“风波”有关的各个方面，听听他们各自对这场“风波”有什么评价，然后写一篇报道，客观地反映出来，使读者既了解蛇口各有关方面的态度，也能了解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对此的看法，以便由此开展一次如何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讨论。报社有关的领导和编辑认为，这样的宣传方式，比发表单篇的评论或杂文更有吸引力。
曾宪斌7月份风尘仆仆地上了路。他先在北京采访了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和郭海燕。然后南下深圳，采访了蛇口座谈会组织者和参加者，还采访了蛇口党政负责人袁庚等同志。
7月下旬，曾宪斌完成采访，写出了7000字长文《“蛇口风波”答问录》。
这篇报道以记者提问的方式，有名有姓地记录了有关各方一共13人在事后评述“蛇口风波”的发言。
这篇报道分为四个部分：1．这次座谈会是“突然发难”吗？2·会上争论有哪些问题？3．名片插曲和“材料”是怎么回事？这三个部分读者难了解。4．对这次座谈会应如何评价呢？这部分里登出五个人的发言，最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一是李燕杰，他重审了“我一贯主张对青年一代要做到深入、信任、理解、爱护”，同时又说：“蛇口那几个人的做法可以概括为五不对：立场不对，观点不对，事实内容不对，路子不对，手段不对。”二是曲啸，他说：“对于那极少数别有用心专事制造谣言挑拨是非的人，我们还想奉告一句，如果认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或不敢运用法律武器维持自己的正当权益，那就错了。”第三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士、当今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同志的发言。他说：“有两点可以明确表态：一、既然不是到这里来传经送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既然是座谈，就大家都可以谈。曲啸、李燕杰同志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存在，也应该允许其他的观点存在。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不论对内对外，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探讨。但有一点要讲清楚，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力。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这篇文章完成之后，在广东的曾宪斌把全文寄给人民日报评论部，把文中李燕杰、曲啸、彭清一、郭海燕的发言部分寄给这四位同志审核。
报社接到稿件后，8月4日晚上，评论部一位编辑打电话给李燕杰，询问他们几位的发言是否属实，并告诉他报社准备发表这篇文章。李燕杰回答属实，并说他和曲啸、彭清一讨论一下，对他们的发言做了补充，第二天派人送到报社。
8月5日上午，郭海燕把一份经过扩写的近9千字的李燕杰、曲啸、彭清一、郭海燕的发言稿送到人民日报评论部，并要求照扩充的样子发表，“不要删节，不要改动”。但原文中，这四人的发言篇幅两千多字，一下子扩充这么多，报纸版面容纳不了。何况扩充后的发言和原文相比，并无实质不同。于是，评论部的编辑读了送来的扩充稿以后，吸收了他们改稿的部分重要内容，对曾宪斌的文章作了重要补充。8月6日，《“蛇口风波”答问录》在人民日报一版转二版全文见报。人民日报在为此文加的编者按中说：“这是发生在半年多前的一场小小的争论，后来几家报纸作过报道。本报今天向读者介绍事情的经过及有关各方的意见，并且愿意继续为更多的同志参加讨论提供一点版面，共同探索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同一天，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了此文。
《答问录》立刻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重庆出版界一位老同志来信说：8月6日的《答问录》我连续读了两遍。当我确认不是“内参”，而是代号为1—1的人民日报时，使我感到仿佛从报面上再次看到已经实行了的改革、开放，看到了能兑现的公开化，和真格的透明度。用实践的标准检验一下报纸，《答问录》的出现算不算一项推动现代化的新纪录？我深切相信，是的，也深沉地希望会是这样。
北京的一些作家在座谈会上说，自打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蛇口风波”答问录》，他们开始自费订阅人民日报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们给报社寄来了大批信件，为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欢呼，并且热情地为这次讨论撰写了一大摞生动活泼的论文。
对这篇文章最为关注，对人民日报稍后的讨论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全国各地和人民解放军广大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们以欢迎的、积极的态度看待这篇文章的问世。他们纷纷执笔为文，一篇篇从各种角度评论这场冲突的文章从山村供销社、从合资企业、从新组建的集团军以及导弹驱逐舰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手中，飞到了人民日报编辑部。
自然，来稿的意见是不尽相同的。一组发人深思的数字，读者会在下一小节中见到。
然而……
8月11日下午4点30分，人民日报评论部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给李燕杰同志，征求他对此文的意见。下面是电话对话的内容。
编辑：老李，《“蛇口风波”答问录》发表之后您有什么想法和意见？
李燕杰：这篇报道该写进去的没写，不该写的很多都写进去了。比如文章写到了我的女儿，现在她饭也不想吃。白天黑夜给我们家打电话的接连不断，干扰很大。有的同志说这是共产党又开始批评新的“三家村”了。政法界也有人要为我打官司，人民日报太不负责任，把我们摆进去批判。
编辑：批判新“三家村”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读报观念。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报社发表这篇文章的基点，是探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改造。
李燕杰：这篇文章影响的确不好。我要求人民日报检查，检查三条：1．（记者）到我们这儿开座谈会的时候的说法和发出来的文章不一样。湖北一位同志打电话来说，读了这样的文章我们寒心了。2．蛇口方面有人并没有出席座谈会，怎么也发表意见？比如袁庚，他的讲话就很坏，这一段讲话说明袁庚是个不择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3．要检查为什么导致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一位同志打电话给我说：这几年就你们几位热心思想政治工作，人民日报还发这样的文章来打击，真不像话。
编辑：思想工作并非只是几个人在做，我们报前几天还发表了我报记者采写的天津塑料厂搞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我们报社也在积极地做思想政治工作。
李燕杰：我们希望人民日报领导人屈尊接见我们几个人一次，大家谈谈，澄清事实。人民日报并没有了解我在蛇口到底讲了些什么，这是对我们不负责任。报纸报道的虽然是事实，可也不能把我在吃饭时（按：接待曾宪斌采访时曾与曾共进餐）讲的话登出去。群众对你们报纸登这样的文章有意见。
编辑：要求和报社领导见面的事一定转达。曾宪斌跑了几个地方对此进行采访，这就是调查研究。我们登的文章并不是蛇口座谈会的发言记录，而是会后各人对此的看法。群众对这篇文章的反映我们也收到了，跟你说的不一样。
李燕杰：人民日报这样点我的名就是不对，这是拿我当靶子批判。
编辑：这不是点你的名，这是大家各抒己见。要说是点名，那么13个发言的人都点了名。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造需要集思广益，共同研讨。没有拿谁做靶子。我报还打算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欢迎你、曲啸、彭清一同志写文章陈述观点。
李燕杰：我要求人民日报重新座谈、调查。不行的话请中共中央有关方面和中纪委来参加好了。
就在这同一天，郭海燕还以个人名义打印了一份致人民日报领导人的公开信。
这封信对人民日报发表《“蛇口风波”答问录》一文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人民日报评论部及曾宪斌“向李、曲等同志公开道歉，以挽回影响”。
8月27日，李燕杰等同志又以“北京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名义，写了一份题为《关于“蛇口风波”报道群众来信来访情况综述》的材料，报送中央领导机关并扩散到社会上。
这份6000多字的材料分为两大部分：“一，对《人民日报》的作法普遍表示不理解。”这部分材料引用了八九个人的来信，说人民日报发表《答问录》一文是 “组织这样大块的文章批判新的‘三家村’”，“是下决心取消思想政治工作了”。材料还特地提到了《蛇口通讯报》1988年6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如何办好报纸的座谈会上，“《人民日报》两位前社长及现任总编及中央体改委童大林等人”在会上发了言，并无中生有地说：“《人民日报》早就被拉过去了”，“宣传的基调他们早已定好了”。
“二，对蛇口某些人的作法表示强烈不满。”这一部分引用10个人的来信，说：“‘座谈会’就是突然发难”，“若干青年，包括蛇口的某些青年，抱有极端个人利己主义”，“为特区建设作出贡献的袁庚同志的言论和作法，实在令人吃惊”。“袁庚的表态亦像是文革中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角色如出一辙。”“我们想问一个问题：蛇口还走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蛇口一些‘淘金者’的思想，实属不要党的领导，是绝对的自由人。发展下去，特区必然要走向邪路的。”
材料最后说：“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认为，对‘蛇口风波’有不正确看法的同志，包括新闻界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因为未能全面客观地了解‘蛇口风波’的真相。对这些同志，他们完全予以谅解。但，确有少数人在有意歪曲事实，制造混乱，对这种人必须予以揭露。”
——又是一个“确有少数人”！
3.一石击起千层浪
人民日报8月6日为《答问录》一文所加的要就此展开一场讨论的编者按，犹如一块巨石，在全国读者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当中激起了阵阵强烈的回波。
老实说，这些年，一提起思想政治工作，大多数人都是敬而远之。“整人、训人、耍嘴皮子”，这就是人们对这一行的评价。
有谁知道，就在这个充满了是非的领域里，一大批有智有识之士在默默地思索，辛勤地研讨？他们打破了一度笼罩在这个领域的权力崇拜意识和缺乏主体精神的弊端，从当代政治发展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高度，深入追究着思想工作领域中一系列病态逻辑由以形成的历史及其与当代现实错位的种种表现，并且进而发出了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转型，必须进行深层次变革，必须适应新体制需要的呼吁。
然而，这些同志过去散落峰头，缺乏显露智慧的机会，加之这个敏感领域过去一向很少在大范围内展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开讨论，这就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次又一次丧失了开拓、进取、变革的机会，渐渐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境地。
今天，具有极大传播力的人民日报在改革精神的鼓舞下，向这些同志敞开了阳光喷涌的大门，怎不令人振奋？
这里要补叙的是，报社有关领导和评论部对这次讨论的想法是不纠缠琐细的枝节，把重点放在探讨如何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普遍问题上来。
鉴于这是一个新的复杂的任务，报社决定在讨论中不定调子，不做结论，鼓励各抒己见。对李燕杰等同志，既肯定他们的贡献，也指出他们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改进提高；对蛇口青年，在鼓励他们实事求是敢想敢说的同时，对某些不妥当的想法做适当批评。报社认为，这样做，对沟通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对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会有好处。
本着这个指导思想，人民日报8月8日在第三版右上角刊出了《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这个专栏。首期两篇文章别开生面，以《人民日报内部评报两种意见》为题，把8月6日《“蛇口风波”答问录》发表当天报社内部评报栏上两篇针锋相对的评报搬到了报纸上。一篇蹙眉叫苦，认为 “李燕杰等同志碰了那样的大钉子，简直不好理解，思想工作总不能一味地‘哄你上天’吧？”另一篇则欢呼不迭，预言这篇文章“反映了全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不可避免的大争论，这场争论迟早要发生，藏也藏不住”。
这可是件新鲜事。评报栏家家报纸都有。每天报纸一出，编辑们免不了七嘴八舌说长道短。热心者便拿起笔来，三言两语仓促成篇贴在栏内，自然成为热点，吸引人流，也就促进了思考。评报栏上的话，都是即兴率真之作，不像报纸上的许多文章，讲究面面俱到，四平八稳，许多话说了等于没说。离新闻界远的读者，以为编辑们也是死板模样，其实不尽然。评报栏上的长短文，常常火爆十足地打起笔仗来，读了让人心跳。可大约也正由于此，没见过哪家报纸把评报栏上的话登出去的。文法还在其次，报纸的“形象”岂不要受损？
人民日报破了这个例。一来是想让编者和读者沟通沟通，彼此干的、看的是一个事物，可隔着一张报纸老死不相往来岂不遗憾？二是6日的编者按中说了要讨论，这轰轰烈烈的起兴容不得凉了，是以先拿它来打头炮抛砖引玉。三是这个领域素来敏感，怕有作者摸不着头脑先要看看“背景”。这两篇文章一出，比什么样的动员都管用。
果然，从8月8日起到9月14日该专栏结束，短短1个月零6天，1531件信稿从全国各地涌到人民日报。
来信来稿的几个数字颇值得玩味。
一是信稿的80％是各地及部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写来的，可见大家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
二是1531件信稿中，有266件倾向或赞同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的观点，占全部信稿的17.4％。
这1531件来信来稿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全部信稿，不管各自持什么观点，都赞成人民日报开展这场讨论。
中共广东惠州市委宣传部曾华流在来信中说：“人民日报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可以说是看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行情。”
什么行情呢？常州市四建公司干部苏志德说：“新时期在纠正了思想政治工作只讲‘义’不讲‘利’，只讲‘天理’无视‘人欲’，要人人都做圣人的‘左’的倾向之后，整个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改革的步伐，一时间瞻前顾后无所措手足，现在正处于老的一套不行，新的一套不会的时期……”
许多同志在来信来稿中指出：类似蛇口的争论早就在各地、各单位以及家庭、朋友间进行了，而且远远尖锐得多。这不用大惊小怪，在历史大转变时期，如果没有这样的争论，那倒是很不正常、不可思议的了。报纸把这场争论刊登出来，是件好事。
中共山东荣城拖拉机厂党务办公室姜泽强来信指出：新矛盾新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撞击下逐步发现的，新方法新思路也是在这样的撞击中逐步形成的。
倾向或赞同李燕杰同志观点的来信来稿也赞成开展这场讨论。唐山市政工程公司粟显士来稿说：“感谢人民日报提出了蛇口风波，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想赚钱能赚钱的就被认为是有才能的观点……不仅蛇口的有，内地也有……这些观点究竟对不对，产生的问题应如何解决……应该认真加以讨论。”
第二，参加讨论的绝大多数作者都把精力放在了如何加强与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探讨上。很多文章提出了发人深思的见解。如收复老山主攻团前政委、现在国防大学政工研究室工作的黄宏同志在来稿中分析说，三位老师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蛇口受到法难，尽管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不可或缓，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历史并不承认感情，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愤懑和不平，裁定谁是谁非；而在于冷静地内省和反思。三中全会以来，思想政治工作每前进一步，无一不伴随着思想政治工作对传统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的批判和再认识，这是一个痛苦的跨越。商品经济带来什么变化呢？黄宏同志说，其一是商品经济的自主带来青年利益观念的强化。他从老山前线干部战士74％的人在调查问卷中肯定“军人应该无私奉献但也要讲物质利益”等事实中分析说，当代青年打破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关系的冷漠，而把对社会作贡献与自己必须获得一定利益联系起来，从中获取贡献的动力。其二，商品经济的契约性带来青年权利意识的强化。权利是利益的法律契约形式。蛇口青年有较强的权利意识，显然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过去很少讲人们应有的社会权利，这是有片面性的。其三，商品经济的平等性带来青年民主意识的强化。民主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政治形式上的表现。有了民主就必然要说出自己的主张，并且通过民主的形式保证这种权利和利益的实现。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切切实实把民主作为自己工作的准则……应该把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包括在某些非行政的场合允许得出不一致的结论，也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形式。
四川省人事局干部洪方明、柳州铁路局党校朱宁等同志着重从理论上分析了思想政治工作在革命战争中诞生，在产品经济条件厂发展，在商品经济崛起的今天不适应形势要求的几个阶段的具体情况。
洪方明说：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失去了过去的感召力……李燕杰等同志所做的探索还不是对失去感召力的深层历史反省基础上的努力，没有深刻触及现行思想教育过时的一些基本内容和形式，他们所尝试的不过是浅层的东西。根本问题是什么呢？过去的思想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与革命战争时期，与“队伍”生活这些特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而现在，商品经济发展了，历史条件不同了，思想教育旧的形式、内容失去了适应性和合理性。以过去战争中教育行军“队伍”的那一套来教育今天社会的各色人等，以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中的东西要求今天商品经济中的人们，必然导致历史性的思想与现实的错位。对于这一点，我们近年来在推进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没能充分认识。李燕杰等同志虽然语言优美，善于演讲，但其内容在本质上仍然深深地带有过去时期的烙印，这就难怪商品经济发展比较快的蛇口人有“隔世之感”。
朱宁在一篇《严峻的反思》的长文中说：“这次风波实质上是商品经济意识对日趋衰落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意识的挑战，是开放意识和封闭意识的交锋。”
各地及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来信来稿中，绝大部分赞同上述同志的看法。远在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们，从人民日报海外版看到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也纷纷寄来了参加讨论的稿件。他们的文笔夹带着开放的气息，语言爽快明朗。曾在国内插队的挪威工学院工程博士留学生陈听来稿说：“我在国内上大学听了4年政治课，假话多于真话，政治老师也只是例行公事罢了，大家都可以理解。人最可贵的品质是真诚，但过去经常的政治运动的迫害，使人们不得不用虚假的外壳将真诚封锁起来……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这套‘一言堂’的方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蛇口风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生王武来信说：“‘蛇口风波’这样的报道能够刊登出来，是过去没有过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报道及讨论牵动了这里所有关心祖国政治的人。看到人民日报新闻改革迈出大步，我们深表赞赏，并增加了对改革的信心和早日报效祖国的决心。”
赞同李燕杰等同志观点的张家口地区经贸局汽车队贾学华则认为，蛇口风波冲突的实质是：“现在人们只认钱，不管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只要能捞到钱就好。特区有这种思想倾向，内地同样有。根本不讲‘主人翁’、‘责任感’，也不讲‘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管你什么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宗旨及远大共产主义理想，只要能捞到钱，什么都干，把荣与辱颠倒过来了。”
第三，此次讨论的另一成果，是众多读者在来信来稿中对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加强与改进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
兰州军区政治部刘成栋和蔡建华、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理论教研室魏磊、大庆油田党委宣传部王迎春等一批同志提出：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观念更新是重要的一条。刘成栋、蔡建华说：“现在突出的问题是：一些青年教育工作者受‘左’的思想、传统观念、固定模式影响较深，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用老观念评估新思想，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这是造成扭着劲的重要原因。”什么是“老眼光”、“老办法”？魏磊指出：其一，在思维方式上，从抽象的原则和规范出发，用一系列理想化的 ‘应该’去要求错综复杂的社会和千姿百态的个体，导致永远还原不到现实的理想主义。如果辅之以意识形态赏罚机制，便导致：1．盲从和膜拜。2．泛社会的虚假，人们不堪忍受道德的苛苦而又不能不戴上假面具，某些狡诈之徒便趁机图谋己欲，形成双重道德。其二，在价值取向上重整体轻个人，重集体利益，压抑个人利益，片面强调集体利益的先天合理性，贬低个体欲望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集体永远是目的，个人永远是手段。这就导致了独立人格的丧失，自尊的丧失和社会的一片死相。在现存社会中，并非所有的集体都有其合理性，一些以集体利益所行的邪恶不乏耳闻。在这种情况下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不以公正为原则，将助长和强化社会邪恶。其三，在教育方式上取居高临下姿态，缺乏平等。
魏磊提出的方法是：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深入研究商品经济形势下平等意识和利益观念崛起的现实，研究人们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步觉醒的现实，并使思想政治工作逐步适应这个现实，从观念到行为来一个蜕变。王迎春同志认为，除了要反对僵化以外，思想政治工作者还应该更新陈旧的知识结构，掌握当代新兴的各门科学知识。
四川大学团委书记、中共长沙市南区区委宣传部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要多元化、多层次的建议。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多元性，决定了上层建筑领域中社会观念、道德准则、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的多元格局。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多元化格局，要具有时间上的动态性和空间上的区位性的区别，并且一定要摒弃空话套话漂亮话……
引人注目的是，几乎大部分来稿都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要推行平等的原则，采取民主的形式。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师王世亮说，他在美国留学时几次听诺贝尔奖得主的报告，不可谓不权威。他们讲45分钟，也得让听者提问评论15分钟。一个报告竟精彩到数小时讲不完而听众不得开口，从效果看无论如何也会打折扣。
……
历史的回顾与前途的开掘，在这些作者们笔下，展开得如此绚烂，令人大开眼界。雨果说过：比陆地要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心。人的工作本应是最富有生机，最富有意趣的工作，怎能容得枯燥、教条和僵化？
这次参加讨论的作者队伍之广，稿件内容之丰富、角度之新颖，为此一领域前所未见，许多读者称赞这次讨论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研讨改革的一次盛会。
可惜，人民日报限于版面，从8月8日到9月14日的16期讨论，只刊出39篇文章，而且大都是几百字的短文。一些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力作未能在报上和读者见面，是一憾事。
庆幸的是，北京的中国新闻出版社鼎力相助，于今年3月出版了《蛇口风波》一书，从1531件来稿和海内外报刊发表的评论中选取了110篇反映不同观点的文章，庶几可弥补这一不足。
这里要说明的是，尽管1531篇来稿中，倾向或赞同李燕杰等同志观点的只占17.4％，但人民日报《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专栏发表的39篇文章中，倾向或赞同李燕杰等同志观点的共有17篇，占全部见报文章的44％，远远超出了来稿的实际比例。为了肯定李燕杰等同志的贡献，人民日报还邀请了一些同志写文章对李燕杰等同志所做的探索做了较高的评价。
在“讨论”的过程中，人民日报社领导根据李燕杰等同志的要求，请他们来报社商谈。但李燕杰等同志说工作忙，来不了报社。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值班副总编辑范荣康和评论部副主任于宁于9月7日前往北京师范学院看望李燕杰等三位，向他们解释了报社的想法，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再次请他们写文章。并且表示，他们三位今后如有好的讲演，报社可以派人去听，只要内容符合报纸宣传需要，也可以考虑发表讲演稿。此后，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写了《我们到底讲了些什么？》一文，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人民日报于9月12日在《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专栏中全文发表了该文。
“讨论”结束的9月14日，鉴于读者中对此问题有不同看法，连人民日报内部也依然有争执，因此在这一天刊登《人民日报内部评报依然两种意见》的一组文章时，在编者按中依然不做定论。在肯定了参加“讨论”的同志都对认识真理做了有益的事之后，提出今后在思想上和实践中继续讨论，继续探索。
人民日报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在全国报刊中掀起了评论这场风波的热潮。自8月中旬到11月中旬，全国几百家报刊纷纷就此发表文章，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改革，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有些报刊还提出了“应该有一个‘蛇口环境’，一个使人免于恐惧的环境”。《四川日报》8月31日刊登的《朱伯儒谈“蛇口风波”》一文尤其引起了读者的兴趣。朱伯儒说：“‘蛇口风波’客观上向我们提出了改进教育方法的问题……对话的双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双方都能从对话、交流、争论中受到教育，得到启迪，得到提高。”他还提出了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下功夫研究商品经济，他说：“如果‘淘金者’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进行合法经营，获得合法收入，尽管他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也应当肯定。”他对蛇口青年个别偏颇的观点也提出了批评。
第四章 余波荡漾
人民日报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结束了。
但风波远远没有停息。
是的，从某一层面来看，甚至可以说风波刚刚开始。我相信，在了解了“蛇口风波”的方方面面之后，不少读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场风波所争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加强与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范围，它所反映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中，道德观念、人伦准则、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所发生的激烈变迁；它所呼吁的是：深化改革绝不能仅仅偏重经济，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整体的改革，只有同步推进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意识形态改革，才能找到振兴的出路。
这正是中国改革经过十年探索之后，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所遇到的热点问题。
也许，从这里你可以了解，为什么这场风波引起了全国和世界如此重大的关注。
1989年2月10日
（原载《文汇月刊》1989年第2期）
民族主义：双刃剑下的血腥悲剧
——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的由来
秦晖
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地区在后冷战时代又一次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随政治剧变而蔓延于东欧的民族主义幽灵使这一地区旧体制下的所有多民族联邦国家都发生了解体过程。但捷克与斯洛伐克实现了友好的“协议离婚”；民族、文化组成最复杂、旧仇宿怨也最多的苏联基本上和平解体后还留下了“独联体”这一协作关系，这在历史上超大型集权帝国的“善后”中是仅有的一例。而与此相反，前南斯拉夫解体的第一步都充满暴力，且血腥味还越来越浓：斯洛文尼亚独立打了十余天，死亡62人；克罗地亚独立打了9个月，死亡与失踪逾2万（还不计后来的克拉伊纳冲突）；震惊世界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争打了三年零9个月，死亡数十万人；今年爆发的科索沃冲突更是很快升级为北约与南联盟间的“南北战争”，不仅北约的大规模空袭与塞尔维亚军队在科索沃的地面扫荡都空前残酷，而且以5月7日北约导弹炸毁我驻南使馆这一令中国人民举国震惊与愤怒的惨剧，一下把战争冲击波扩散到了欧洲以外，造成了冷战后首次我们不能置身事外的严峻局势。
5.7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抗议北约暴行的浪潮，这一抗议无疑是正义的呼声。然而正义的激情必须伴之以理性的思考。科索沃危机是怎么回事？南斯拉夫的民族冲突怎么会发展到这步田地？这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科索沃春秋
科索沃在80年代剧变前原为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8个联邦主体（6个共和国加2个自治省）之一，其自治地位受联邦宪法保护。作为联邦主体她与其他 7个成员（包括塞尔维亚）一样有权向联邦主席团（8人组成的国家“集体总统”）派代表，并轮充一年一换的主席；有权与其他主体一样指派议员组成联邦议会的共和国——省院（每共和国各12名，每自治省各8名，共88名议员组成；有权轮充每年在8主体中更换的联邦主席一职。南联邦宪法法院由8个主体派员14人组成：6共和国每国2人，2自治省每省1人，院长由此14人每人轮任一年；作为南联邦唯一政党的执政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也按类似原则组成：每共和国三人，每自治省二人，加人民军代表一人共23人，其中9人即8个主体的共盟主席加军代表为主席团当然委员，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即党的领袖也由8个主体派出的当然委员每人轮任一年。在此之前，即铁托时代自1972年起的南共联盟最高领导机构为中央执行局，则由8个主体各出一人组成，当然那时铁托为当然领袖，是没有轮任一说的。
由这种体制看，科索沃作为联邦主体在剧变前的南斯拉夫联邦机构内与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各共和国似乎是平起平坐的。区别只在于在宪法法院与共盟主席团内的席位少于共和国，同时按联邦宪法，共和国有权退出联邦，自治省则没有此权利。但另一方面，科索沃这个自治省又隶属于塞尔维亚共和国，要承担塞尔维亚宪法规定的义务。这种既是联邦主体又无充分权利，同时又是塞尔维亚之一省的双重身份，自然会引起塞、科双方的矛盾。在塞尔维亚看来，自己的一个省有如此大的自治权，无异于国中之国，它成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或“大塞尔维亚主义”者的一大心病。而在科索沃的主要居民阿尔巴尼亚人看来就更不合理：在前南联邦解体前按官方统计，阿尔巴尼亚族是第四大民族（按阿族自己统计则为第三大民族），其人口仅次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穆斯林（波斯尼亚人），而比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与黑山人都多。为何斯洛文尼亚、马其顿与黑山都可以成立共和国，阿尔巴尼人就不行呢？就以联邦解体后的“小南斯拉夫”即现今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而论，1991年官方统计阿族人有172.8万（阿族自称200余万），为第二大民族，人口占全联盟 17%，而黑山族仅52万，只占5%，凭什么黑山人可以作为一个共和国与塞尔维亚平起平坐，人口三倍半于黑山的阿族却不但不能立国，而且作为塞尔维亚一个省在过去享有的那点自治权还要被米洛舍维奇剥夺了？再则，阿族不但人口多，而且居住非常集中。阿族占科索沃省总人口的90%，而黑山人只占黑山共和国人口的62%，塞尔维亚人也只占塞尔维亚共和国人口的65%，包括前联邦的全部6个共和国在内，没有一个共和国主体民族能占到阿族在科索沃所占的人口比重（1991年波黑穆斯林占波黑人口43.66%，克罗地亚人占克国人口77.9%，马其顿人占马国人口64.6%，斯洛文尼亚号称民族成份最单一，斯人也占87%），凭什么波斯尼亚在其只占43%的土地上能立国，阿族人在其占90%的土地上却连自治权也失去了？再就前南的两个自治省而论：与科索沃同为塞尔维亚一自治省的伏伊伏丁那塞族人占56%，自治民族匈牙利族人仅占21.7%。阿族人认为，伏省是塞族占多数的地区，匈牙利人少，只有自治权就可以了，而科索沃怎能与之相比？然而实际上，在南斯拉夫联邦建国初期，虽同称自治省而科索沃的自治权还不如伏伊伏丁那：伏省政府结构与共和国相仿，有自己的最高法院与最高立法机构人民议会。而科索沃，那时就没有最高法院，也不设人民议会，仅有一个只执行中央决定而无决策权的“人民议会"。直到70年代初经过长期的抗争，科索沃才争取到与伏省类似的自治权，然而后来又被米洛舍维奇取消了，阿族人怎能不气大呢？那么，这样一种塞、阿两族都不满意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这就要从更早的历史谈起。
“科索沃”（Kosovo）是古伊利里亚语“黑鸟之乡”之意。阿尔巴尼亚人（古代伊利里亚人后裔）用它指现今科索沃自治省所在的整个地区。但塞尔维亚人则认为地理上所称的科索沃只是今自治省的东部伊巴尔河流域，其西部即白德林河流域以佩奇为中心的地方（下文所称的东正教中心所在地）他们称为梅托西亚，这是一个塞语地名。所以在自治省的命名上就能反映各族矛盾：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膨胀的时代（如前南联邦兰科维奇集团主政塞尔维亚时，以及现今的米洛舍维奇治下），这里叫做科索沃-梅托西亚自治省，简称科斯梅特（Kocmet)，而在阿族地位较高时（如70年代）就叫科索沃。这里总面积10887平方公里（与我国天津市属县区总面积相当），人口200多万。它位于白德林河、伊巴尔河、南摩拉瓦河与瓦尔河等河源头的高原上，地处塞尔维亚最南部，与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与黑山接壤，贝尔格莱德通往马其顿与希腊萨洛尼卡港的国际铁路干线纵贯境内，战略地位重要。科索沃地势虽高，与阿尔巴尼亚交界一带更是山峦崎岖，但内地倒很平坦，是南联盟土地最肥沃的地区，在整个巴尔干也以沃土著称，因而农业发达。矿产资源也很丰富，是南联盟最重要的有色金属矿产地，其铅锌矿是欧洲最大者之列。因而科索沃虽是前南8个联邦主体中最穷的一个，却并不仅仅是个包袱，其经济对南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如今我国许多文章说，科索沃历史上是塞尔维亚文明发祥地，是第一个塞尔维亚王朝的中心，甚至具体说是伟大的斯蒂芬·杜尚大帝的故都，这的确是如今塞尔维亚人的说法。然而前南时期并无此种议论，包括那时的塞尔维亚学术界在内。据1972年贝尔格莱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权威教材、塞尔维亚历史学家伊万·博日奇等一批教授主编的《南斯拉夫史》之论，作为南迁斯拉夫人一支的塞尔维亚部落是于公元7世纪前期经拜占廷皇帝许可移居今希腊萨洛尼卡地区的，该地因而得名斯尔比加（Srbijia，即塞尔维亚Serbia的希腊语读法），这是塞族见载于史之始。然而塞族先民不喜欢该地，于是北返渡过多瑙河，又改向拜占廷皇帝求新居地，最后定居利姆河与皮瓦河之间。后来就在这里发展为雏形国家“受洗礼的塞尔维亚”。该地位于今塞尔维亚、黑山、波黑交界处，与科索沃无关。以后“受洗礼的塞尔维亚”在东部的拉什卡（今科索沃以北的塞尔维亚本部境内）形成新的中心，出现了第一个塞族王朝奈马尼亚王朝。到1180年，奈马尼亚利用拜占廷皇帝曼诺言依各一世去世向南扩地，占领了科索沃——梅托希亚，这是塞人入主科省之始。但此后王朝的中心仍在拉斯（即拉什卡）、克鲁舍瓦茨等地，而不在科索沃。到14世纪中叶，杜尚大帝把王朝扩大到空前规模——从多瑙河到爱琴海，今阿尔巴尼亚、希腊的大部均包括在内。但据博日奇等前揭书，“新的国家中心在希腊境内，（杜尚）皇帝本人经常坐镇马其顿的城市斯科普里与塞尔，统治全境”。塞本部则由其子代管，他驻克鲁舍瓦茨等地，也不在科索沃。杜尚死后帝国解体，后继的塞尔维亚诸王公各据一方，而以克鲁舍瓦茨的拉札尔大公为最强，统治科索沃的是拉札尔的女婿兰科维奇，直到土耳其基人全部灭亡塞尔维亚国家。可见，科索沃在中世纪并没有成为塞尔维亚的古都或王朝中心，更谈不上“发祥地”，它只是在1180-1389年间纳入塞尔维亚诸王公治下而已。但这当然不能否定科索沃在塞尔维亚人历史与民族感情中的地位。这一地位主要由科索沃战役与佩奇大主教区奠定的。
1389年东正教历6月15日，大举扩张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由苏丹穆拉特亲统，与拉札尔大公率领的塞尔维亚诸公联军在科索沃原野展开恶战。战争中塞尔维亚贵族米洛什以诈降计入营账刺死了穆拉特苏丹，使土耳其人一度发生混乱。然而苏丹之子很快继位，并稳住阵脚后发动反击，大败塞军，拉札尔大公被俘后遭杀害，塞尔维亚人从此沦于土耳其人统治下达近500 年。科索沃之战以其惨烈和双方统帅均阵亡而震撼人心，米洛什舍身刺苏丹与拉札尔不屈殉难都成为后世塞尔维亚民歌世代传颂的民族魂，而教会追认拉札尔为“圣徒”更增添了此事的“神圣性”。科索沃之役激励了后继者反抗土耳其的长期斗争，“为科索沃的失败报仇雪耻”成为塞尔维亚人反穆斯林斗争中的宿愿，如今也是米洛舍维奇用以号召塞族的资源。
奥斯曼帝国在其统治区实行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政策，于1557年在科索沃的佩奇恢复了东正教的大总主教区。佩奇大总主教区与此前希腊人主持的奥赫里德大主教区不同，它由塞尔维亚僧侣主持，辖区几乎囊括了前南联邦全境，远及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之一部。在土耳基人统治时期，佩奇大总主教成了塞尔维亚民族精神的象征，出现了政权归土耳其而教权仍在塞族手中的局面，佩奇通过大批教士，把散居在奥斯曼帝国广阔地区的塞族人联合为一个整体，俨然以塞尔维亚人民代表自居，并且促进关于塞尔维亚民族统一的思想，成为“大塞尔维亚主义”的策源地。以后在1683-1699年土奥战争期间，佩奇大总主教号召塞族响应奥地利基督教军队，在土耳其人卷土重来后又率领不愿臣服土耳其的塞尔维亚人离开故土，一直迁到匈牙利境内。这一源自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大迁移”对塞人民族精神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科索沃之战与佩奇大总主教区的历史使科索沃对塞族具有特殊意义。但科索沃同样也是阿尔巴尼亚民族精神的发源地。比斯拉夫人更早，阿族先民伊利里亚人在公元前就建起了伊利里亚王国，国王根齐耶建都于斯科德拉（今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扩地至科索沃，直至——168年为罗马所吞并。但在奈马尼亚王朝后，塞族人在科索沃成为主流，如今包括首府普里什蒂纳在内的科索沃绝大多数地名均为塞语来源即可见一斑。然而土耳其人统治后，特别是“塞尔维亚人大迁移”之后，阿尔巴尼亚人大量迁入，又成为主要居民。到19世纪后半叶，科索沃成为阿尔巴尼亚近代民族运动与民族主义组织的发源地。1878年科索沃的普里兹伦城成立“阿尔巴尼亚人同盟”，即史称普里兹伦同盟，是近代阿尔巴尼亚民族觉醒的标志， 1899年又成立了佩奇同盟，科索沃进一步成为阿族反土耳其人斗争的中心。1909-1912年，巴尔干各民族普遍发动推翻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斗争，科索沃又是阿尔巴尼亚人大起义的中心。1912年科索沃阿族人首先宣布了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并在夏天的起义中控制了包括科索沃与今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马其顿在内的全部阿族地区，一直打进斯科普里（马其顿首都）。土耳其人这时已意识到塞、阿矛盾可资利用，遂承认阿尔巴尼亚起义者在科索沃、斯库台、比托拉与亚尼纳四个行省的权力。此四行省不仅包括现今的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与科索沃，还包括马其顿与希借的一部分，堪称是典型的“大阿尔巴尼亚”了！
而另一方面，这时欧洲基督教国家又想取消穆斯林阿尔巴尼亚国家的存在，由基督教诸国瓜分阿族居住区。而1878年正式独立的塞尔维亚在其中起着重大作用。国际上正式承认塞尔维亚独立的1878年柏林会议同时又是欧洲基督教列强在多次战争（包括塞尔维亚参加的1877年俄土战争）打败奥斯曼帝国并迫使这个昔日的老大帝国沦为新兴的近代欧洲之附庸和半殖民地之后，着手瓜分这个没落帝国的分赃协议。新生的塞尔维亚受德、奥之压制没有得到她想得到的地方——包括科索沃，从此与奥（包括奥属的克罗地亚人）结怨而进一步靠拢俄国，埋下了日后由奥塞冲突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伏笔。而阿尔巴尼亚人的普兹伦同盟成立的直接目的就是对付柏林会议，并且也成功地阻止了会议对阿族地区的瓜分。自此阿尔巴尼亚人便与总想突破柏林会议框架的塞尔维亚及其盟友门的内哥罗（黑山）等国发生冲突。1880年，普里兹伦同盟以武力阻止了门的内哥罗兼并北阿尔巴尼亚的企图，但被迫把乌尔齐尼让给了黑山人。1912年的阿尔巴尼亚人起义并控制四行省后不久，俄国支持下的巴尔干东正教诸国（以塞尔维亚为首，包括黑山、希腊与保加利亚）便发动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此战名义是对土耳其，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为瓜分阿尔巴尼亚。战前缔结的塞、保密约规定塞尔维亚经由阿尔巴尼亚获得出海口，而全部阿族地区则由塞、黑、希、保四国瓜分，当然，其中塞所得份额最大。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以奥斯曼帝国丢掉除首都君士坦丁堡附近以外的全部欧洲属地而告终，塞尔维亚不仅从此得到了科索沃，从而使塞、阿两族共同反抗土耳其求解放的斗争彻底转为塞、阿的直接对立，而且战争中塞尔维亚与黑山军还占领了今阿尔巴尼亚的大半国土。但消灭阿族国家的目的并未实现：由于奥地利不能容忍塞尔维亚的强大，施加压力迫使塞军撤出了阿尔巴尼亚本部，并且于1912年底的伦敦会议上推动列强达成妥协：确认阿尔巴尼亚独立，但科索沃等地则归塞尔维亚，从此阿族1/3以上人口与一半以上的居住地区便与本民族国家分离。此后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期间塞尔维亚镇压了科索沃阿族起义并再次进占阿国本部，导致奥匈帝国发出最后通牒，强令塞军退出。到了次年，奥、塞矛盾终于点燃了世界大战！虽说直接的起因是普林西普刺杀奥皇储的那一枪，但塞、阿冲突无疑也是诱因之一。
不被承认的民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包括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在内的南斯拉夫地区人民带来了空前绝后的惨剧。椐统计在大战中只有1100万人口的南斯拉夫各国就死亡了190万人，损失比例不仅超过“一战”中的其余参战国，而且也超过如今宣传得很多的南斯拉夫在“二战”中的牺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1300万人口死去了170万人。这样惨重的伤亡中有相当大的部分（用前南联邦时代的说法）是“自相残杀”，因为对塞尔维亚作战的奥匈军队有相当部分是奥匈帝国境内的斯拉夫诸族（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等），就连后来的南共领袖铁托当时作为克罗地亚人也曾参加奥军对塞作战。这一点在前南时期曾使一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耿耿于怀，认为怪不得铁托领导的南联邦压制塞尔维亚。而铁托的这段经历也成为当时官方禁言的忌讳话题。可见这种“自相残杀”留下的后遗症。
这种后遗症使战后建立的新国家南斯拉夫内部各民族问题一开始就十分复杂。这个国家是作为战胜国的塞尔维亚合并了战败并解体了的奥匈帝国境内诸斯拉夫民族居住地而形成的，最初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后改称南斯拉夫王国。在两次大战期间即王国的整个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新的各族联合国家还是一个“扩大的塞尔维亚”这样一种国体之争。而中央集权和“扩大的塞尔维亚”始终是主流。因此以主人自居的塞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相当紧张，它不仅导致了亚历山大国王被刺杀（1934年）等一系列事件，而且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人间骇人听闻的种族屠杀制造了土壤。
然而如果说塞、克之间还可以形成民族斗争的话，阿尔巴尼亚族人在这个国家的处境便更为悲惨。当时的“两种国体之争”双方只是斯拉夫人之间的冲突，对非斯拉夫人双方是同样歧视的。以亚历山大国王为代表的大塞尔维亚集权派认为南斯拉夫只有一个民族即“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而以拉迪奇为代表的各族联邦派则认为南有三个民族即塞、克与斯洛文尼亚，——他同样不承认有阿尔巴尼亚民族存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大军与政府曾退守科索沃与阿尔巴尼亚，战后南王国仍长期占领北部地区，并迟迟不承认阿国独立。1921年9月列强在巴黎会议上再次确认阿独立后，到1926年南才与阿划定边界。对科索沃阿族，南王国根本不承认其为民族，并实行强制同化，禁用阿文阿语，强迫阿族改名换姓加上塞语后缀，甚至搞种族清洗，把阿族从故土赶走而把土地拨与塞尔维亚或黑山人。据估计，到二战前，共有50万阿族人被迫迁移，同时约4万塞尔维亚人殖民科索沃。这一时期科索沃不要说自治，甚至不能构成一个行政区。在集权派得势时全国分设33个州，科索沃被一分为四成为普里什蒂纳、采蒂涅、查查克、弗拉涅四州的各一部。在联邦派活跃时全国改设9个巴昂辖区，科索沃被分划给其中三个：泽塔、瓦尔达尔与莫拉瓦。
这一时期只有***人反对歧视阿族。1928年南共德列斯登“四大”、1940年萨格勒布“五大”都曾发表声明，要求允许阿族人回到科索沃与其他阿族区。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南斯拉夫，德意入侵并瓜分南王国。意大利宣称保护阿族，把科索沃与马其顿、黑山的阿族区合并于成为它的保护国的阿尔巴尼亚，受南压迫的一部分阿族人以为实现了“大阿尔巴尼亚”之梦，成立了“第二普里兹伦同盟”与墨索里尼合作，造成科索沃人“通敌”问题。到战争末期，铁托领导的南共武装在解放国土时便遭到这些科索沃人抵抗。南军的镇压从1944年冬延续到1945年春，使新南斯拉夫的这一部分土地长期处于戒严状态。当时对阿族的镇压严重扩大化。据说仅在马其顿西部住有十多万阿族的泰托沃地区就抓了一万人，其中1200人被杀。其他地区也发生屠杀阿族人事件，甚至一批由科索沃远至黑山的南军中阿族后备役人员也在巴尔港被杀。1945年5月塞尔维亚***第一次代表大会公开承认在科索沃事件中犯了镇压过火的“严重错误”。铁托、兰科维奇与德热拉斯等领导人都批评了南军对阿族人的滥杀。据兰科维奇称，一次南军中一位卫兵挑衅，被一阿族战士杀死。司令员便下令枪杀40名阿族人以报复，阿族战士反对这“不合理决定”，塞尔维亚人便开枪镇压，打死300多人。又称在另一事件中，130名阿族人被用毒气毒死。兰科维奇后来在南共党内斗争中被指责为“大塞尔维亚主义”而倒台。连他也觉得镇压阿族过份，可见事情之严重了。
当然，科索沃阿族也有***人，这些人在南、阿两党关系中处境微妙。从种种迹象看，身为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一直十分警惕的铁托本人曾经考虑过科索沃回归问题。1946年7月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曾提到：战时铁托曾告诉他，“科索沃与其他阿族地区应归属阿尔巴尼亚，我们会交还给你的，但不是现在，因为大塞尔维亚反动派不能接受此举。”
阿尔巴尼亚***（后来的劳动党）是1941年11月由南共帮助成立的，在战时一直接受南共指导。但对科索沃的未来，当时两党均无明确态度。南共驻阿共中央代表米拉丁·波波维奇曾提议科索沃党组织受阿共领导，结果被南共中央否决。但另一方面，南共承认阿尔巴尼亚人自治，战时南共的科索沃支部与游击队都不归塞尔维亚党、军组织管，而是直属南共中央。在阿尔巴尼亚方面，1943年8月阿共曾与阿尔巴尼亚国内的民族主义组织国民阵线签订协定支持科索沃合并于阿。当时在阿的南共中央委员泰波坚决反对，迫使阿共取消此协定。1943年底南共中央曾致函阿共中央称：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之间不应该有科索沃问题，未来的新南斯拉夫不会对少数民族阿人进行民族压迫。
铁托还曾经考虑过用“巴尔干联邦”的形式一劳永逸地解决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问题，根据这一设想，科索沃可与***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合并，然后阿、南与保加利亚（或者再加上罗马尼亚）再合并为一个联邦制国家。这样南、阿成了一家，科索沃自然就不是问题，南、保成了一家，也就无所谓马其顿问题了，如此等等。前共产国际负责人、保加利亚领袖季米特洛夫对这一设想很感兴趣，曾与南方进行过具体商议。但斯大林却认为铁托想扩大势力，以“巴联”与“苏联”分庭抗礼，因而不仅制止了这一计划，而且这事还成了南斯拉夫不久便被国际共运革除教门的最重要动因。
南、阿既成不了一家，地盘问题便难以相让。早在战争期间两党在共同对敌的同时就不断为此发生磨擦。1943年12月31日，阿党主导下的第一次科索沃临时人民会议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布延召开，号召科索沃与阿合并。但南共中央则于1944年3月28日拒绝阿共武装在科索沃成立指挥机构。不久南共中央代表泰波致信科索沃党组织称：南阿之间兄弟般的协议与合作，要根据民族自决权来解决。至于边界，则取决于南、阿政治形势的演变，目前不作决定。以后两党两军跨边界合作日益扩大。由于南境内阿族受“第二普里兹伦同盟”影响深，南共力量不易发展，因此希望借助阿共，让阿共派干部到科索沃与马其顿阿族区工作。1944年9月南民族解放军总部又请阿共武装两个师进入科索沃，阿党哈奇.列希指挥该部解放迪巴尔，召开民族解放会议。而泰波却赶来下令阿军退回，交出迪巴尔，并宣称南为此不惜动武。结果在激烈争吵后阿军撤走。
随着阿、南各自建国，特别是斯大林“开除”铁托后南阿关系急剧恶化，科索沃与阿国的联系再次中断，而南境内的塞、阿冲突又在新的条件下延续。
联邦中的恩怨
在铁托领导下的南联邦中，塞、阿冲突虽时起时伏，却并未失去控制。这除了与旧体制有掩盖民族矛盾之效外，也与南、阿双方不同于战前的内部条件有关。
不同于由传统塞尔维亚王室统治的南斯拉夫王国，战后南斯拉夫联邦的领导力量***不仅其意识形态排斥民族主义，其领袖铁托是克罗地亚人，而且其建国初期的最高领导层包括铁托、卡德尔（斯洛文尼亚人）、德热拉斯（黑山人）、兰科维奇（塞尔维亚人）与巴卡里奇（克罗地亚人）等，内只有兰科维奇一人是塞族。这样的领导结构有利于抑制“大塞尔维亚主义”。整个铁托时代南党内斗争中既打击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打击其他民族主义，但总的来讲是重在前者，尤其是1966年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有效地缓和了民族关系。同时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有利于抑制塞族强权的（或用塞民族主义者的话说是“压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相当于今之塞尔维亚、波黑、马其顿之总），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相当今之塞、马之总减去伏伊伏丁那）。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自治省”，除去这两省之后的“塞尔维亚本部”，就已经与柏林会议确定的1878 年塞国独立之初的版图相仿了。
对此塞民族主义者是极不满的。他们认为同种同文同语只是不同教的“穆斯林”居然不算塞尔维亚人，同教（东正教）同文（基里尔字母）而语相近的马其顿人也不算塞尔维亚人，这已够不象话了；还要在剩下的塞尔维亚中划出两个“国中之国”，这不是欺负人吗？其实平心论来，这种忽而以教、忽而以语划“族”的做法的确有“双重标准”之嫌，而“穆斯林”与马其顿人当初的“族属自觉”也并没有强烈到坚决否认自己为塞族的程度。但对铁托们而言舍此别无选择，塞族强权在历史上给他族造成的伤害太大，不如此不足以遏其势，这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个民族学问题。而这种做法的确也给联邦带来了几十年的相对稳定。但铁托们始料不及的是：族属自觉的发展宛如所罗门魔瓶中的巨人，是不可逆转的。如今塞尔维亚人仍咽不下当初那口气，很难平等地对待作为另一民族的“穆斯林”或马其顿人，但穆、马人的民族自觉如今已空前发达，再不可能认同塞尔维亚了。于是铁托的神威一旦逝去，联邦一旦解体、塞族与穆、马人的关系反而比历史时期更难相处。如果说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的相互仇杀有历史传统的话，像波黑战争中表现的塞族与“穆族”间空前疯狂的仇杀就是史无前例的，这无疑与当年划分民族时的远虑不周有关。
话又说回来，对于异种、异文、异语、又异教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本不存在什么人为划分的问题，他们在历史上就受够塞族强权之欺，如今邻边又有一个本民族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民族自觉是当然的。联邦对塞族强权的抑制有助于减轻其受压感。而阿族的分离倾向在铁托时代之受抑制，除了铁托同样要打击塞族以外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外，还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南阿两国交恶后，南联邦的体制总的说来远比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斯大林主义体制更有吸引力。铁托的南斯拉夫不仅比霍查的阿尔巴尼亚更繁荣更富裕，而且也更自由更人道。铁托时代南斯拉夫虽也党争不断，清除过德热拉斯、兰科维奇、尼克希奇、库采尔等“集团”，但一般不杀人捕人，对失势者尚能待之以礼。而霍查时代阿尔巴尼亚连接不断的大清洗则杀人如麻，株连蔓抄，血腥异常，从科齐、佐治、雅科瓦、贝利绍娃、恩德雷乌、巴卢库、凯莱齐直到谢胡，死于非命者比比。铁托时代的科索沃虽为南联邦最贫困地区，比起阿尔巴尼亚来就似天堂。因此那时科索沃人虽也不满，真想归属阿尔巴尼亚的却几乎没有。科索沃与阿国的边境上那时不乏由阿逃南的避难者，相反的却很少。
二是与阿民族的内部状况有关。原来阿尔巴尼亚人历史上形成了语言、文化有异的南北两支：南支托斯克人与北支盖格人，各有自己的方言与书面语。托斯克人是低地农民，宗教上除伊斯兰教逊尼派外，还有半数属比克特西教派；盖格人是传统山民，几乎全为逊尼派。科索沃阿族属盖格人，起源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民民族运动，从普里兹伦同盟直到两次大战间的阿尔巴尼亚国家，也由盖格人主导，二战前阿国的官方语言文字也是以盖格方言为基础的。而二战后掌权的阿国领导层，从霍查以下几乎全是南方托斯克人，官方语文也改以托斯克方言为基础，“托斯克人歧视盖格人”曾数次成为阿国党内斗争的起因。阿党建国初期的盖格人领导，如屠克·雅科瓦、金·马库与拉马丹·齐塔库等人都无例外地很早被清洗，从科索沃回阿工作的盖格人干部更难幸免，阿党掌权不久发生的轰动国内外的米尔迪塔山民暴动，也与盖格人反抗有关。所有这一切，都使身为盖格人的科索沃阿族对二战后的阿国不像从前那样认同。南联邦当局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南把盖格语而不是托斯克语定为法定阿族语言，并把科索沃阿族称为Siptari人，即阿尔巴尼亚人传统自称Shqiperi（斯奇皮黑人，意为山鹰之子）的塞语拼法，而把阿国人称为Albanci（阿尔巴尼亚人，这是从罗马时代以来其他民族对阿人的称呼），以暗示两者并非一个民族。南的舆论还宣传在自治社会主义土壤上“斯奇皮里人”已发展出“新的民族意识”。这种说法现在已被斥为搞分化与同化，但当时，科索沃人与阿国人的确较疏远。
尽管如此，铁托时代的科索沃问题仍然存在。铁托的抑塞政策虽然降低了塞族对克罗地亚等族的优势，但对更弱小的阿族而言这种优势还绰绰有余。何况缩小塞共和国版图也不等于削弱塞尔维亚人在联邦中的特权。例如在军权方面，塞尔维亚连同历来依附于塞的黑山人总共占1972年联邦总人口的42%，但当年南军军官却有 69%来自这两族。相反阿尔巴尼亚族当年占总人口的6.4%，但在军官中仅占2%。在政权方面，南共联盟政治学校是全国领导干部的摇篮，在1979年其学员中有71%是塞族与黑山族，仅有0.7%是阿族。在经济方面，塞尔维亚虽非联邦经济最发达的共和国，但却控制着联邦经济命脉棗金融。1972年联邦经济总量最大的共和国克罗地亚创联邦总产值的27%，工业生产的30%，创造外汇的36%，但却仅掌握全联邦银行资本的17%，而前三项指标低于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却控制了63%的银行资本。
因此隶属塞尔维亚的科索沃阿族受压是可以理解的。但压迫的程度则时有不同。在兰科维奇“大塞尔维亚主义”时代（1966年前），科索沃阿族受压最甚。当时按塞族叫法称科斯梅特（科索沃-梅托西亚）的这一“自治省”明显地比塞另一自治省伏伊伏丁那地位低，除没有伏省所有的自治议会与最高法院外，伏省在联邦议会民族院可派6名代表，而科斯梅特只可派4名（40年代末分别为20名与15名）。由于历史上的所谓 “通敌”和当时的南阿交恶，阿族被视为不可靠，阿族区的执政者多是塞尔维亚，马其顿或黑山人，不许有阿族的标志与民族纪念日，教学中不许讲阿的历史、传统、文学甚至民歌。兰科维奇还对阿族大搞特务恐怖统治，在他倒台时，南报刊曾揭露他滥用“党之剑”即国家安全部门进行“有种族偏见的虐待行为”，在科斯梅特“使用其他地方已普遍取消了20年的残暴手段”。秘密档案中受监视的阿族人达12万名，占人口的12%。1956年兰科维奇发动“搜查武器”斗争，用暴力与恐怖手段侵犯公民。当年7月以秘密审判把一批阿族知名人士以“反人民反国家罪”判刑2-12年，后查明全属冤案，是特工用伪证人、刑讯逼供、假证据、匿名信等违法手段罗织人罪。兰科维奇还驱逐阿族，1953-1957年间共有19.5万科索沃与马其顿的阿族人被赶出农园。到1966年被迫离开南斯拉夫的阿族人达23万。当时外论评说：在***国家“如此大规模公开安全警察的暴行”是空前的。象苏联也只是指责“贝利亚一伙”，而南却指责了整个安全机构 “这虽是党争的手法（兰科维奇是安全部门首脑），却也反映了科索沃的实情”。因为据报刊说，象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等地就好得多，那里的安全部门曾有效抵制了“兰科维奇派的渗透，避免了不光采的清洗”。
1966年兰科维奇倒台，科索沃塞族秘密警察解散，铁托在南共联盟九大上公开批评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政策。阿族便乘机起来要求民族权利。1967-1968年，阿族发动争取科索沃升为联邦第七个共和国、脱离塞尔维亚的运动。1968年4月塞尔维亚社盟会议上，科索沃著名反法西斯战斗英雄穆罕默德·霍查质问：“为什么37万黑山人有自己的共和国，而120万阿族人连完整的自治权都没有？”9月共盟科索沃省委开会，阿族知识分子代表也提出同样要求，获得省检查官里札克·沙拉的支持。会后全省各地爆发大游行，遭联邦政府镇压，许多阿族人被捕、判刑。 1969年2月南共联盟十二中全会拒绝了科索沃离塞升格的要求，认为这会导致普遍要求重划边界，引起民族纷争。但据研究者认为，铁托本是同意科省升格的，只是因塞尔维亚反对而取消。
升格虽未成，但科索沃自治权扩大了。1969年科斯梅特之名废除，改依阿语称科索沃社会主义自治省，同年在普里什蒂纳成立阿族大学，建立省最高法院与议会，实现了与伏伊伏丁那同等的自治权、在联邦各机构与南共联盟中央机构与伏省有同样的席位。1974年联邦宪法更确立了科省联邦主体的地位。规定阿语与塞克语平等，阿族有权使用民族标帜，包括山鹰旗，增加阿族干部在政治、经济、文化机构中的职位。同一时期，由于华约入侵捷克使南、阿同感受到威胁，两国关系改善，科索沃阿族与阿国的文化交流活跃起来。地拉那大学与普里什蒂纳大学互换教师、学者互访、书籍、广播、电视用阿语激增。1968年南斯拉夫阿族侵用盖格语文，改用与阿国接轨的托斯克阿尔巴尼亚语，更促进了这一潮流。
这样就出现了1968-1974 年间的民族关系缓和时期。然而科索沃升格实现，阿族的权利平等也尚未落实。在社会经济方面，科索沃不但依然是联邦内最不发达的地区，而且在省内的塞族与阿族之间也远无平等可言。1971年科索沃阿族人口占全省3/4，塞族与黑山人仅共占20.9%。然而全省公务员中阿族与塞、黑却几乎同样多，而且越是上层职务塞、黑族就越占优势。1971年科索沃白领工人中54%为塞、黑族而阿族仅占40.1%，而重体力劳动的兰领职也却几乎都是阿族。塞族人比阿族人普遍职务高、报酬高、生活好。另外，南阿交恶时期地处边界的科索沃很少得到投资，导致科索沃在全联邦中的经济落后状况越来越甚。1947-1978年间社会总产值增长率，科省比全联邦平均值低一半以上。1947年科索沃人均产值为南平均值的49.3%，1978年却降至30%以下。1979年科索沃人均年收入 795美元，而全南平均为2635美元。由于投资少，就业难，科省失业率一直为全国最高，80年代南出现持续经济危机后更严重。据报刊透露，1981年科索沃的160多万人口中就有20万失业者。
因此阿族的抗议并未因1974年宪法的公布而停止，而塞尔维亚人却以为对阿族的让步已经太多。于是从这年起，镇压力度两次加大。1974年普里什蒂纳大示威后，省内出现大逮捕，1975年2月19位阿族人被判15年苦役，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德马齐。据南联邦内政部公布，1974-1981年间安全部门共拘留618名阿族民族主义者，89人被判刑，各县法庭还判另外503名阿族人有罪，同期发现了13个 “非法组织”。
1980年铁托逝世，南斯拉夫旧体制的积弊在伟人神圣光环消失后暴露出来，而铁托生前竭力压抑的“大塞尔维亚主义”也重新抬头，于是塞、阿关系更加紧张。1981年3月，5万科索沃人再次示威要求科省升格，这次官方不再像铁托时代那样寻求妥协，而是拒绝对话，出动坦克，第一次造成大规模街头流血。南官方宣布平民9人死亡，350多人受伤，而传媒宣称死者达千人。随后数千人被捕，约2000人被判罪，300人被处1-15年苦役，其中多是学生及知识分子，有的只有16-17岁。而作家卢斯特米与文学杂志主编哈里提被判刑更激起了国内外的强烈抗议。
随即铁托时代处于被动防御状态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开始主动出击。五月间塞政府在宣布科索沃戒严并断绝与外界联系的条件下全面清洗科索沃党政领导层，其罪名在铁托时代是闻所未闻的：“联邦主义”，即自以为是联邦成员而不把塞尔维亚放在眼里。由铁托时代大批“民族主义”变成如今大反“联邦主义”，预示着“后铁托时代”南民族关系中塞族的全面反攻。
在“联邦主义”罪名下，科索沃共盟省委主席巴卡尔里、南联邦主席团科索沃代表尼曼尼、科索沃省政府主席奥普西尔，以及5个县委书记和普里什蒂纳大学校长全部被一锅端，撤职查办。随即对阿族知识界展开整肃，科索沃大学被攻击为“阿民族主义堡垒”，大学招生削减39%，对外学术交流中止。
从此直到1988年，科索沃几乎年年闹事，示威、逮捕、撤职、判罪几乎成为一种程序化的“流水作业”。但这时社会秩序还能大致维持，联邦对塞还有一定的制约，塞共和国每次清洗科省领导还用的是“组织程序”，至少给人的印象是“阿族在搞运动而塞族在维持现状”。然而从1988 年起，一阵“米洛舍维奇狂飚”把这一切都扫荡无余。它以一场优势民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首先摧毁了地方秩序，继而搞垮了联邦大厦，接着引发了全面内战，遂使麻烦不断的塞、阿冲突演变为空前的民族浩劫，从而为外界的干预造成了口实。
“米洛舍维奇狂飚”
“谁是米洛舍维奇？”1985年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全会会场外许多人问道。在这次塞共和国与两自治省领导人发生争论的会上，上升伊始的共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主席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其激情澎湃的演讲博得热烈掌声，一颗政坛明星在多事之秋升起了。
但真正使他在全联邦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转折出现在1988年4月，他在科索沃波列的群众集会上慷慨激昂的煽情演说，掀起了一场全南范围内塞族、黑山族人声援科索沃同胞、声讨“联邦主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并且创造了一种动员数万塞族群众在各城市、各共和国间进行大串联、大“进军”的运动方式。他还用“内情外泄”、发动场外示威的手法在许多高层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棗这是米洛舍维奇的恩师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斯坦鲍利奇对米氏的评论。就在这次风潮中过于“温和”的他被自己一手提拔的米氏以群众运动手段一举推翻，同时倒台的还有塞共盟中央主席团委员帕夫洛维奇等。此后的一年内，群众性大示威、大串联与逼迫罢官之风愈演愈烈。先是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领导人由于反对数万名外地塞族、黑山群众“进军”伏省首府举行“抗议阿族迫害”的示威并批评米洛舍维奇而倒台，自治省共盟主席团集体辞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的伏省成员克鲁尼奇也被罢官。紧接着此风蔓延至黑山、科索沃又刮回贝尔格莱德，在导致黑山、科索沃等地党政议会几套班子全部大换班之后，又把矛头指向了全南党政领导层，包括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联邦政府总理马尔科维奇、联邦主席团主席德尔诺夫等。在使联邦党政机构瘫痪，从塞共和国、自治省直到市、区各级执行铁托时代民族平衡政策的原领导几乎全部换成塞族强硬派之后，米洛舍维奇又想对各共和国下手，组织10万塞族与黑山人发动“向卢布尔雅那进军”，宣称要“直接向斯洛文尼亚人控诉塞、黑公民在科索沃所受的迫害”。此举震惊全南，科索沃与斯洛文尼亚分处南联邦南北两端，这次横贯全南的“大进军”显然不仅涉及斯洛文尼亚，途经的克罗地亚、波黑等共和国也会受影响。斯洛文尼亚当局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制止这股歇斯底里的“米洛舍维奇狂飚”。而塞尔维亚当局则抗议斯洛文尼亚的措施“破坏人权与自由，”并下令塞所有经济组织与机构和塞人控制的联邦企业对斯实行经济封锁。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当局在米的主持下，公然撕毁1974年联邦宪法，不与联邦机构打招呼便废除了科索沃省自治权，强行解散并接管了科索沃政府和议会，尽管这届政府和议会正是不久前才在米氏发动的“群众运动”中新更换的。这样对待一个联邦主体，自然引起了同为联邦成员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共和国的抗议，引起了马尔科维奇总理等联邦领导人的反对。后来斯、克等共和国走向独立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防止本国“科索沃化”。的确，如果一个共和国能够单方撕毁联邦宪法而剥夺另一个联邦主体的权利，那谁还敢与它联合？
于是短短两年内，铁托等老一代南共领导建立的南期拉夫联邦土崩瓦解了。客观地讲，导致联邦瓦解的原因很多，仅就民族主义而论，也是几乎每个共和国都有，每个共和国都作过有损于联邦的事。但直接导致联邦大厦倒塌的，无疑是米洛舍维奇煽起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群众运动，是米氏对科索沃自治权的剥夺。平心而说，在东欧当时的大气候下，南联邦很难避免解体的命运，就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也未能避免这种命运一样。但它解体得那么快，那么残酷血腥，则无疑与“米洛舍维奇狂飚”有关。至今还有许多人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厌恶米洛舍维奇，是因为他是东欧唯一未垮的“前***人”政权的代表团。其实，如果就出身而论，现东欧的许多领导人都是 “前***人”。仅就前南地区而论，期洛文尼亚的库昌、马其顿的格利戈罗夫与黑山的久卡诺维奇也同米氏一样，不仅是“前***人”，而且目前也是作为前 ***的后继党（社会党）候选人当选的。但如果说到对原来“主义”的背叛者，只不过他们的背叛朝着两个方向：叶利钦走向民主派，而米洛舍维奇走向民族主义。而且两人都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走向权力峰巅的。正如南《今日》周刊所说，“已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领袖的米洛舍维奇”提出了“复兴塞尔维亚国家的思想”。米氏“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他把铁托时代“多年来塞尔维亚民族的冷漠变成了高涨的塞尔维亚热情。”而铁托传统的维护者则对他的行为气愤万分。 1989年2月南《信使报》刊登了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苏·穆罕默德巴希奇的公开信，信中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你滥用了科索沃塞族人与黑山人的悲惨命运，你抓到政权后就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你推行的政策危险地毒害着各族人民的关系，已把国家推到了内战的边缘。你推行的是分裂、搞派别活动的政策，是反铁托的政策，反革命的政策。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革命的名义，你下台吧！”
当然，“米洛舍维奇狂飚”能够掀起，决不能仅归之于米氏的个人魅力。铁托时代的民族平衡政策在维系了40多年的各族团结的同时，也在塞尔维亚人中积淀了强烈的不满。塞尔维亚民族与俄罗斯人类似，都从东正教神乞讨文化中继承了一种“救世情结”，塞族历来以南部斯拉夫各族乃至巴尔干所有民族的解放者自居，他们认为：“第一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王国）是塞尔维亚人先打土耳其、后打奥匈，从这两个大帝国那里解放了各族的结果；“第二南斯拉夫”（南联邦）同样是塞族打下的天下，而德国支持乌斯塔沙搞克罗地亚独立国、意大利支持“大阿尔巴尼亚”，都使其他民族犯下了原罪。然而联邦却长期控制在以铁托为代表的非塞族人手里，使塞族受尽了气。而80年代以来南每况愈下的经济危机，又积累了巨大的积怨要发泄，民族主义正是个发泄口。
80-90年代之交的东欧剧变，体现了旧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在传统意识形态失去凝聚力的情况下，为着巩固权力就需要导找新的合法性资源。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资源只能在两个地方：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这两者的代表是叶利钦与日里诺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则是以舒瓦尔、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联邦末代党政领导与米洛舍维奇。不同的是：在南联邦由于舒、马均非塞人，而塞族在铁托体制下又有民族积怨，于是日里诺夫斯基没有成功而米洛舍维奇成功了。
米洛舍维奇宣称：在南期拉夫各族中，只有塞尔维亚具有最悠久的国家传统。而在联邦中，塞尔维亚长期受压抑、受欺侮、受剥削，而南共联盟却对它持漠不关心的态度；1974年联邦宪法赋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国的权利，使塞尔维亚成了唯一一个丧失了必要国家特征的共和国，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民族主义从来是柄双刃剑，米洛舍维奇越是强调塞尔维亚在联邦中受压，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们在塞共和国中受压。米洛舍维奇在1991年初声称：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则认为所有的阿族人也应当这样。
前面讲过，铁托时代塞阿关系能够维持的原因在于联邦政府招待民族平衡政策，面、阿体制的比较有利于南，以及阿国的托斯克人本位与科索沃阿族的盖格人本位之矛盾。如今这三者都不复存在：联邦已经垮了，南、阿两国都已发生剧变，铁托与霍查的体制均已不复存在，内战与长期制裁中的塞尔维亚如今并不比阿尔巴尼亚繁荣，而疯狂中的科索沃更不比阿尔巴尼亚自由，同时剧变后的阿国也不再是个托斯克人的国家。米洛舍维奇废除联邦宪法条款剥夺了科索沃自治，从而恢复并强化了被铁托废止的“兰科维奇体制”，连省名也恢复了那时的“科斯梅特”，所不同的是兰科维奇还受联邦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米洛舍维奇迈出了这一步，就不可能回到1974年了。尽管此后阿族人又象1974年地样提出了科索沃升格为共和国的要求，但在1974年，他们（至少多数人）是真心希望作为共和国生活在联邦大家庭中，而现在，他们要求升格只是因为：做为共和国就有权退出联邦（现在的“南联盟”），这样，米氏的行为便把科索沃的棋局逼入了死角：科索沃要么没有任何自治，阿族人需惟塞族之命是从，要么就会独立出去，而很难再有“自治”局面了。
米洛舍维奇用“群众运动”一连搞垮了科索沃的两届共盟政府，搞掉了南联邦议会前议长科索沃代表库尔特希，逮捕了科索沃芝盟省委领导人弗拉西和省政府主席泽伊努拉呼。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三人简直“传统”得不能再传统了，他们从来没有独立的念头。米洛舍维奇搞掉他们，阿族就成立了“共和国”，并选举作家鲁戈瓦为总统。“巴尔干的甘地”鲁戈瓦坚决主张独立，但同样坚决反对用暴力手段来实现它。但“巴尔干的甘地”却没有遇到“巴尔干的蒙巴顿”，在长达8年期间鲁戈瓦一直呼吁米洛舍维奇对话，却一直被置之不理，还数次被逮捕。“甘地”的被禁锢使他失去了政治作用，由“科索沃的曼德拉”德马齐为首的“科索沃解放军” 便应运而生，他们想用武装斗争来逼迫米洛舍维奇成为“科索沃的德克勒克”。这时候米氏纵使愿为“蒙巴顿”也难了。而科索沃的血腥味也越来越浓。1989年 2月，塞尔维亚内务部长宣称在镇压示威中22名示威者被打死，2名军人牺牲，而阿族说死之数百。1990年2月，流血冲突再次发生，官方宣布27名示威者被击毙，110人受伤，警察伤83人。而阿族宣称死之千人。以后人们对这类消息逐渐麻木了，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战争：1997年11月，“科索沃解放军” 第一次与塞尔维亚内务部队发生交火。1998年2月，“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游击队发动了野蛮的反攻，在这场冲突中，无数平民和儿童也被杀害”（马胜荣：《科索沃：点燃的火药桶》，新华出版社1999年4月）。1999年2月，塞尔维亚正规机械化部队大举扫荡科索沃，西方所称的“种族清洗”达到高潮。至4 月底，据说已有80万科索沃人被逐驱，数万人死亡。这时舆论的注意力已转向北约对南斯拉夫自3月24日开始的野蛮轰炸，一场疯狂引发了又一场疯狂！
在传媒对轰炸的集中报道中，我们已经不可能相信西方的“造谣”。对科索沃那“正在进行时”的事态，我们只能从忠于职守的我国记者那里窥知一斑：记者在科索沃看到成片的阿族村庄被轰平时曾问南方人员为什么？对方坦诚答道：“是南斯拉夫军队用炮轰的，清剿‘科索沃解放军’不可能没有损失。“阿族武装分子躲在老百姓房子里，不用炮轰他们死也不出来。”这种对“没什么战斗力的几个恐怖分子”（人民日报国际部《环求时报》1999年4月23日）向居民区进行焦土轰击的悲剧，为“黑鸟之乡”的历史写下了血的一笔。
俄罗斯在5月7日之前对科索沃危机所持的反北约立场应当说比我国更强硬。为抗议轰炸他们取消了总理访美，派出了示威舰队，开行了援助列车，甚至还讨论了结成“俄白南联盟”的事，民间还出现了组织志愿军赴南的活动。但他们对南斯拉夫事态的讨论也十分热烈，人们在反对北约行径的同时也不讳言对南科索沃政策的批评。普里马科夫总理明言：“米洛舍维奇推行的是我不能认同的政策”，但这不能成为北约违反国际张的理由，“因为只有联合国才能采取武装行动来打击某个不尊重联合国宪章或人权宪章的成员国。”而北约的非法行为“只能使米洛舍维奇的制度更加巩固。他们甚至做到了米洛舍维奇本人都未能实现的事：制止了米民的一切政治反对派。”（俄通社-塔斯社巴黎5月2日俄文电）前苏共中央委员、8.19事变后最早起来抗议叶利钦禁共令的著名在派议员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强烈谴责北约的文章中也指出：“没有人会支持种族清洗。但所有人都知道，外来侵略只能使这种清洗变得更加激烈。”俄罗斯也有大量同胞在高加索等地的种族冲突中成为难民，“但没有人认为炮弹是将失去的家园还给这些人的最佳方式。”
谁葬送了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其人其事
金雁
2006年3月11日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宣布，目前正在受审的原南联盟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当天在荷兰海牙附近的联合国监狱里去世。此事立即引起很大反响。盖棺定论，米洛舍维奇的政治生命成了议论的焦点。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国舆论对前南问题与米氏也议论纷纷。人们对米氏的评价明显两极化：有人说他是推行恐怖专制的独裁暴君， “巴尔干屠夫”，死有余辜的战争罪犯。有人却称赞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布尔什维克”。我国一本流传颇广的米氏传记称他“对南共表现出少有的忠诚与坚定”。而他与西方的矛盾则是因为米洛舍维奇作为“欧洲最后一个拒不归顺的布尔什维克”成为西方的眼中钉。几天来我国的网上甚至有些帖子表示“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米洛舍维奇。”
显然，前一类判断流行于西欧和塞尔维亚本部以外的前南地区。前南境内的非塞族人把米氏斥为屠夫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就塞尔维亚内部而言，按民主政治高度发达的欧洲标准，米洛舍维奇对塞尔维亚本部的统治固然可以说是专制，但在世界范围内与真正的独裁暴君如萨达姆者流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平心而论，就是在塞尔维亚的历史上，米洛舍维奇时代虽然有压制、有政治舞弊、乃至有“红色贝雷帽”（政治警察）的暗杀，但是在 90年代的大潮流下，不管米洛舍维奇自己愿意与否，塞尔维亚毕竟还一直存在多党制，比一党专政的铁托时代还是民主一些，套用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句名言：政治自由在米氏时代是多少的问题，在铁托时代是有无的问题。何况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应该说本来就比苏联集团国家还要开明些。所以把米氏看成斯大林式的人物是很不准确的。尽管有某种区别，但从总体上讲，米洛舍维奇与上世纪90年代的许多东欧国家领导人一样，属于推动“剧变”搞垮了旧体制的人物。说他“坚定地忠诚于南共”简直是笑话。今天在其祖国，米氏的支持者会称赞他忠于塞尔维亚，但要说他忠于南斯拉夫（指铁托的南斯拉夫，而非“前南”解体后的小“南联盟”），那就与说叶利钦忠于前苏联一样滑稽，更不用说忠于南共了。把他描绘成“拒不归顺的布尔什维克”大概只是我国一些沉溺于意识形态的人在闭目塞听之下所作的文学遐想。
“铁托传统”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对立
尽管按欧洲标准米氏在塞族人中也可以算是专制者，但他当然不是因此被关押在海牙的。他被指控为搞了“种族清洗”和种族屠杀，而另一些人则赞扬他是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可见无论褒贬，他的强烈民族主义都是人们评论的主要对象。
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光谱。在当代中国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或许使人产生“左”的联想。但在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由于剧变前的体制基本上是“二战”后苏联军事占领状态下从俄国人那里移植的，因此都打“国际主义”旗号。于是那里的民族主义一般都具有反苏联霸权、反苏式体制的诉求，通常都属于“右派”，是推动“剧变”的力量之一。
南斯拉夫的情况稍有不同，虽然南共也曾是“共产国际支部”，但后来被斯大林革除教门；二战时苏军也曾入南，铁托时代说南共完全是自己打天下，未免言过其实，但比起完全由苏军“解放”的一些东欧国家，南共还是有自己的本钱；在战后初期的东欧，铁托原来是移植苏式体制最积极的，但与斯大林闹翻后，逐步摸索了自己独特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在所有这些与苏联抗衡的问题上，铁托是高举独立、主权这类民族主义大旗的。
但是，问题在于铁托的民族主义是“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而不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这两者不仅有区别，而且在铁托时代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立的。虽然作为“老大民族”，塞尔维亚在前南斯拉夫与俄罗斯在前苏联的地位有点类似，两个联邦也曾长期由非“老大”出身的领袖（克罗地亚人铁托与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当家。但不同的是：首先塞尔维亚族（占解体前南总人口三分之一强）不像俄罗斯族（占前苏联人口一半多）那样在联邦中占有人口优势和经济文化优势。其次，与前苏联继承的是俄罗斯本身历史上长期扩张形成的沙皇帝国不同，塞尔维亚民族虽然勇敢好战，毕竟太过弱小，它的地位更多地是靠国际政治下的列强博弈来确定。19世纪塞尔维亚本身的立国都是列强瓜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柏林会议上确定的，以塞尔维亚王室为首的多民族南斯拉夫国家又是凡尔赛会议所造就，而众所周知，这次会议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瓜分战败的奥匈帝国。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形成的南斯拉夫内部的塞族霸权，其基础更为脆弱，更易为其他民族所不服。
而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传统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传统在历史上的冲突远比苏联共产主义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冲突严重。在苏俄历史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传统与革命者中比重很大的犹太成分也曾经与俄罗斯民族主义产生矛盾，一战时期列宁主张的“使本国政府战败”当时更被其政敌斥为俄奸；但布尔什维克夺权后很快转向“革命护国主义”，苏俄事业的主体基本上还是俄罗斯人，东正教的“第三罗马”传统与“第三国际”意识形态也有更多的同构性，于是早期犹太革命家群体在苏联前期很快就被清洗，二战前后俄罗斯民族主义或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早已融入苏共的意识形态主旋律。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在支持大俄罗斯思想和镇压非俄民族主义、包括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方面比俄罗斯人还极端。因此苏共意识形态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后来基本上融合了。苏联末期推动变革的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非俄罗斯各族的民族主义，基本上看不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作用，像日里诺夫斯基那样的俄罗斯非共民族主义也成不了大气候。
南斯拉夫则大不一样。战前塞尔维亚人与以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主要是阿尔巴尼亚人）为主的其他民族矛盾极其尖锐，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南共则是坚决反民族主义、尤其是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其领袖铁托在“一战”时作为奥属克罗地亚人还曾加入奥匈帝国军队对塞尔维亚作过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发生极端惨烈的民族仇杀，当时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组织“乌斯塔沙”亲德，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组织“第二普里兹伦同盟”亲意，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代表则是“切特尼克”（塞语“义勇军”），后者支持流亡英国的战前南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王室，属于反法西斯盟国阵营，但它与克族、阿族和南共武装都誓不两立，结下血仇。而南共战士虽以塞尔维亚（当时南各族中传统上最反德的民族）人居多，其最高领导层却绝大部分是非塞族的国际主义共’产’党人，包括铁托、卡德尔(斯洛文尼亚人)、德热拉斯(黑山人)、兰科维奇(塞尔维亚人)与巴卡里奇(克罗地亚人)等，其中只有兰科维奇一人是塞族。在战争期间南共武装虽然与上述所有各族民族主义组织都敌对，但亲德意的克族阿族组织随德意垮台而自然解决，与切特尼克的冲突却因在反法西斯阵营中争夺“正统”而持续最久、流血最多，最后以切特尼克首领米哈伊洛维奇1946年被南共政权处决而告终。而“切特尼克分子”在铁托时代之被视为十恶不赦，也有甚于非塞族民族主义分子。
可想而知，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战后南共政权根本不同于由传统塞尔维亚王室统治的南斯拉夫王国。战后南斯拉夫联邦没有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保留非共反法西斯政党并实行多党合作统一战线，而是立即实行南共的一党制，主要原因就是为的彻底消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当时其他民族的主要组织都因亲德意而已经消失。后来铁托与斯大林闹翻，南苏矛盾一直大于南与西方的矛盾，“情报局分子”成为那时首要的“内奸”，传统上亲俄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因此也更受猜忌。
由于所有这一切原因，整个铁托时代南斯拉夫虽然既打击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打击其他各族的民族主义，但总的来讲是重在前者。战后南共五人领导核心中，后来倒了台的恰恰是来自塞尔维亚与黑山的两位。其中德热拉斯是因为“自由化”，而兰科维奇正是因为塞族民族主义。尤其是1966年起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 70年代，据说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
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有利于抑制塞族强权的(或用塞民族主义者的话说是“压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除去这两省之后的“塞尔维亚本部”，就已经退回到1878年柏林会议确定的塞国独立时版图内了。
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一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5.4%。人们不能设想苏联会设立俄罗斯族以外的“苏联族”，中国会设立汉族以外的“中国族”，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当时马其顿人与波斯尼亚人都算塞尔维亚人）占绝对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降为 36.3%。
铁托时代的这些做法，对于压抑战前南斯拉夫严重的塞族强权、维护民族平等和联邦稳定起了作用。但是在一些民族情绪强烈的塞尔维亚人中却积累了很大不满。1980年铁托去世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出现反弹。1981年5月间塞政府在清洗科索沃党政领导层时开始大反“联邦主义”，即攻击阿族人自以为是联邦成员而不把塞尔维亚放在眼里。显然，一些塞尔维亚人对非塞族拿联邦的大旗作虎皮来“压”塞族积怨已久。米洛舍维奇就是这些人的代表。
虎儿得道反咬猫：米洛舍维奇与斯坦鲍利奇
不少事实表明，米洛舍维奇对铁托时代的做法久已不满。出生于1941年的米氏，父母都是铁托时代的牺牲品：他的父亲斯维托查·米洛舍维奇是一位东正教神职人员，1945年南共在贝尔格莱德掌权不久，他便离开自己在首都郊区的家庭而独自隐居到黑山，1962年在那里自杀身亡。米氏的母亲是小学教师、共’产’党人，于1974年也自杀身死。没有资料解释她的自杀原因，但该年正是南共清洗塞尔维亚干部的潮头。一些塞族人说是铁托的政策使他们家破人亡，米洛舍维奇自己倒没这样说，但他多次提到：家庭的不幸对他的人生道路有着重大影响。
虽然如此，父母的不幸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从铁托时代开始从政。在讲究人事背景的党国政治中，米洛舍维奇本来并没有“出身”优势。但他的妻子米拉·马尔科维奇却出身名门并与党内高层很熟。通过她的介绍，米洛舍维奇得到了伊万·斯坦鲍利奇的赏识。
斯坦鲍利奇只比米洛舍维奇长5岁，但政治上绝对是后者的教父。他的叔父皮塔·斯坦鲍利奇是铁托的老战友、战时任塞尔维亚人民解放军司令员，铁托死后曾继任南联邦主席团主席，属于最有权势者之列。小斯坦鲍利奇作为“太子党”也是“铁托身边的人”。但他与当时许多塞尔维亚干部一样，对铁托过分约束塞尔维亚的政策颇有意见，因此与米洛舍维奇一见如故，引为知己。
此后在长达20多年间，米洛舍维奇一直追随斯坦鲍利奇。两人关系铁到这种程度：米氏几乎每次升迁，都有斯坦鲍利奇力排众议的引荐，而斯坦鲍利奇则多次把自己升迁后留下的位置交由米洛舍维奇接任。斯坦鲍利奇担任察尔石油化工公司党委书记，他把米洛舍维奇召到该公司。斯坦鲍利奇升任塞尔维亚共和国计划与经济委员会主席时，米洛舍维奇便接掌察尔公司。斯坦鲍利奇调任南斯拉夫最大的国家银行行长时，米洛舍维奇再次来到他身边。斯坦鲍利奇当了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便推荐米洛舍维奇当贝尔格莱德银行联合会主席。1984年斯坦鲍利奇再升塞尔维亚共盟中央主席，他又荐举米洛舍维奇接替他那首都市委书记的大位。1986年5月，斯坦鲍利奇改任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即共和国总统）——他一生最后一个高位时，又把塞尔维亚共盟主席的交椅交给了米洛舍维奇。最后，他的塞尔维亚总统位置也由米洛舍维奇接任了。——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不再是他引荐米洛舍维奇，而是米洛舍维奇借助街头的“大民主”把他赶下了台。
事实上，米洛舍维奇虽然富有演说才能与政治魅力，但因作风粗暴也得罪不少人，更由于他在民族问题上越来越出格的言论屡屡使铁托传统下的党机器大惊失色，因此他的最后几次体制内升迁，阻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 1986年米洛舍维奇当选塞尔维亚共盟主席的大会上，米氏开始时曾遭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是斯坦鲍利奇以前任主席身份“连续三天作了筋疲力尽的说服工作”，才使米洛舍维奇在这次据说是“塞尔维亚共’产’党历史上最紧绷的选举”中以微弱多数勉强过关。
然而，这是米洛舍维奇最后一次求助于斯坦鲍利奇了。仅仅两年后，斯坦鲍利奇就领教了米洛舍维奇“用‘内情外泄’、发动场外示威的手法在许多高层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的厉害。他与党国体制下“挑选接班人”游戏的许多失败者一样，尝到了“猫儿对虎把道教，虎儿得道反咬猫”的苦果。
原来，斯坦鲍利奇作为塞尔维亚领导人虽然对铁托时代“自治省”权利过大不满，但作为米氏后来抨击的铁托时代“机关权势分子中的遗老”，他基本上还是希望在铁托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不打算搞他斥之为“再版的切特尼克政策”的大塞尔维亚极端主义。在实际政策上，早在铁托去世不久的1982年，他就提出要保护科索沃塞族与黑山族居民的合法权利，并表示不害怕为此被对手扣上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帽子。此后他又在1986年南共联盟13大上率先提出修宪建议，按照他的想法，“科索沃自治权过大”的问题可以在协商的基础上先在塞尔维亚议会形成决议，提请联邦议会修改宪法的有关条款，即通过合乎法理的渐进改革方式来解决。但他反对抛开联邦、由塞尔维亚擅自取消科索沃自治，尤其反对把当时正在兴起的民主化潮流引向极端民族主义的群众性歇斯底里，以免导致铁托遗产的彻底丧失。
而米洛舍维奇呢，他想的却是借助塞族人对铁托民族政策的不满发动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不但彻底压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和（伏伊伏丁纳的）匈牙利人，还可以顺势把共和国高层那些“因循守旧的老官僚”和“软弱的机关权势分子”一锅端了，来个政治大换血。进而发动塞族“改造”联邦，清除“袒护”非塞族的领导层，从而使塞尔维亚人不但对下可以摆平科索沃，对上可以控制联邦，在全南斯拉夫“当家作主”，彻底出出铁托时代所受的鸟气。而且凭借如此功劳，他也可以赢得塞族人的喝彩，从而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化大潮中顶住自由派的压力而占据主动。
这种实质上是颠覆铁托体制的大塞尔维亚主义“革命”当然是斯坦鲍利奇无法容忍的。于是这对20多年师徒与朋友的反目成仇便不可避免了。
1987年冬，科索沃再次发生塞阿两族冲突，斯坦鲍利奇向联邦建议让米洛舍维奇前去做安抚和调停工作。没想到米洛舍维奇到了科索沃，却在塞族大会上发表了震惊全国的“科索沃波列演说”。他批评过去联邦压制塞族偏袒阿族，并表示将发动全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来声援科索沃塞族的反自治斗争，“塞尔维亚人再也不会被别人打败，他们将打败别人！”
米洛舍维奇的如此作为使许多高层人士怒不可遏。于是在塞尔维亚共盟八中全会上，以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德拉吉萨·帕夫洛维奇为代表的不少人指责米洛舍维奇“轻率许诺激进的解决办法”。米洛舍维奇则骂帕夫洛维奇软弱，要求撤帕的职。斯坦鲍利奇这时破天荒地第一次没有支持米洛舍维奇，而是对两人进行调解。但是自认为羽翼已丰的米洛舍维奇这次不依不饶，在连续30个小时的会议上没有占到便宜后，米洛舍维奇竟然让人在电视台上广播了会议发生分歧的消息，号召塞尔维亚人起来抗议把他们的利益“出卖给阿尔巴尼亚人”的官僚们。结果在示威群众包围下，会议被迫罢免了帕夫洛维奇和所谓保守派的一批领导人，几天后斯坦鲍利奇本人也被迫辞职。
这场近似政变的“逼宫”闹剧后，斯坦鲍利奇与米洛舍维奇的关系彻底破裂。眼看米洛舍维奇的政策把国家拖入深渊，斯坦鲍利奇逐渐由沉默变为米氏的坚决反对派。十多年前声称不怕被对手说成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他，现在公开宣布自己是“反民族主义者”。他在贝尔格莱德组织反战团体，谴责塞族武装的暴行。更为轰动的是在波黑战争期间，斯坦鲍利奇不顾风险，出现在塞族武装包围与轰击中的危城萨拉热窝，对波斯尼亚人民表示声援。他被暗杀后，著名学者康斯坦丁诺维奇著文悼念：“感谢这位塞尔维亚贤人，伊万的血与斯雷布雷尼察（按：惨遭塞军屠城的波黑城市）儿童的血流在了一起，与武科瓦尔和萨拉热窝被狙击手打死的孩子们的血流在了一起，伊万在这些孩子们中，伊万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都是民族的孩子！”
1995年，斯坦鲍利奇出版《走向绝境》一书，他不但严厉抨击米洛舍维奇的几乎一切作为，也谴责米氏的反对派阵营中那些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斯坦鲍利奇说他的使命是要告诉塞尔维亚人民：“在米洛舍维奇之前，有一个完全别样的塞尔维亚”，那就是铁托的南斯拉夫联邦中和平和繁荣的塞尔维亚。这些话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对米洛舍维奇断送“铁托遗产”的痛惜。但他也谈到，正是因为旧体制缺少合理的政治结构，才使铁托的一些错误无法纠正；人治式的推荐干部（例如他自己对米洛舍维奇的推荐）之弊，导致不负责任的野心家上台；正常的代议制和宪政程序欠缺，使得公众在被迫沉默和被利用的歇斯底里之间陷入怪圈。
2000年大选前，对米洛舍维奇和“那些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都极为不满的斯坦鲍利奇一度计划出山参选。他胜出的机会虽不大，但作为左派候选人会有效地分掉一部分社会党的选票，对米洛舍维奇很不利。于是就在后来导致米洛舍维奇下台的这次大选前一个月，斯坦鲍利奇神秘失踪。有人看到他被“红色贝雷帽”绑架。3年后他的遗体被发现，绑架、杀害他的秘密警察供出米洛舍维奇夫妇。这时米洛舍维奇已经下台并被海牙国际刑庭关押，塞尔维亚法院遂传讯米氏夫人米拉·马尔科维奇，后者逃亡莫斯科至今，以至无法参加此次在塞尔维亚举行的米氏葬礼。我国一些同情米氏的网民对此十分不平。不能参加丈夫的葬礼当然很不幸，不过塞尔维亚舆论更多的却是另一种批评，即塞尔维亚现当局实际上无心追究此案，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前共’产’党人”司空见惯的内部残杀，他们关心的只是米氏对非共人士的暗杀。如此看来，斯坦鲍利奇才真是冤透了。
无论如何，斯坦鲍利奇与米洛舍维奇这两位由友而仇的冤家，在前南解体后的政治风雨中都以悲剧告别了人生。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相会时将如何了结那些恩怨呢？
“米洛舍维奇狂飚”与南联邦的解体
“谁是米洛舍维奇?”——1985年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全会会场外许多人问道。在这次塞共和国与两自治省领导人发生争论的会上，因斯坦鲍利奇举荐而新任共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的米洛舍维奇以其激情澎湃的演讲博得热烈掌声，一颗政坛明星在多事之秋升起了。
但真正使米洛舍维奇在全联邦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转折出现在1988年4月，他在科索沃波列的群众集会上慷慨激昂的煽情演说，掀起了一场全南范围内塞族、黑山族人声援科索沃塞族、声讨“联邦主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并且创造了一种动员数万塞族群众在各城市、各共和国间进行大串联、大“进军”的运动方式。就在这次风潮中，过于“温和”的斯坦鲍利奇被自己一手提拔的米氏以群众运动手段一举推翻，同时倒台的还有帕夫洛维奇等一大批中委。
此后的一年内，群众性大示威、大串联与逼迫罢官之风在塞尔维亚全境愈演愈烈。先是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领导人由于批评米洛舍维奇，反对煽动、组织数万名外地塞族、黑山群众“进军”伏省首府举行“抗议阿族迫害”的示威，被米氏动员的群众所推翻，自治省共盟主席团集体辞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的伏省成员克鲁尼奇也被罢官。紧接着此风蔓延至黑山、科索沃，又刮回贝尔格莱德。在导致黑山、科索沃等地党政议会几套班子全部大换班之后，米氏又把矛头指向了全南党政领导层，包括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联邦政府总理马尔科维奇、联邦主席团主席德尔诺夫舍克等。
在使联邦党政机构瘫痪、从塞共和国、自治省直至市、区各级执行铁托时代民族平衡政策的原领导几乎全部换成塞族强硬派之后，米洛舍维奇又想对各共和国下手。他组织了10万塞族与黑山人发动“向卢布尔雅那进军”，宣称要“直接向斯洛文尼亚人控诉塞、黑公民在科索沃所受的迫害”。此举震惊全南！读者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科索沃与斯洛文尼亚分处南联邦南北两端，这次横贯全南的“大进军”显然不仅要冲击斯洛文尼亚，途经的克罗地亚、波黑等共和国也会受影响。斯洛文尼亚当局立即采取防范措施阻止这股歇斯底里的“米洛舍维奇狂飚”。而塞尔维亚当局则抗议斯洛文尼亚的措施“破坏人权与自由”，并下令塞所有经济组织与机构和塞人控制的联邦企业对斯实行经济封锁……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当局在米氏的主持下，公然撕毁1974年联邦宪法，不与联邦机构打招呼便废除了科索沃省自治权，强行解散并接管了科索沃政府和议会，尽管这届政府和议会正是不久前才在米氏发动的“群众运动”中新更换的。这样对待一个联邦主体，自然引起了同为联邦成员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共和国的抗议，引起了马尔科维奇总理等联邦领导人的反对。后来斯、克等共和国走向独立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防止本国“科索沃化”。
的确，如果一个共和国能够单方撕毁联邦宪法而剥夺另一个联邦主体的权利，那谁还敢与它联合?
于是短短两年内，铁托等老一代南共领导建立的南斯拉夫联邦土崩瓦解了。客观地讲，导致联邦瓦解的原因很多，仅就民族主义而论，也是几乎每个共和国都有，每个共和国都做过有损于联邦的事。但直接导致联邦大厦倒塌的，无疑是米洛舍维奇煽起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群众运动，是米氏对科索沃自治权的剥夺。平心而论，在东欧当时的大气候下，南联邦很难避免解体的命运，就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也未能避免这种命运一样。但它解体得那么快，那么残酷而血腥，则无疑与 “米洛舍维奇狂飚”有关。
米洛舍维奇是个“运动群众”的高手。应当说他实际上并不相信什么自由民主。但如果说到对原来“主义” 的态度，则米洛舍维奇与叶利钦一样都是“主义”的背叛者，只不过他们的背叛朝着两个方向：叶利钦走向民主派，而米洛舍维奇走向极端民族主义。而且两人都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走向权力峰巅的。正如南《今日》周刊所说，“已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领袖的米洛舍维奇”提出了“复兴塞尔维亚国家的思想”。米氏“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他把铁托时代“多年来塞尔维亚民族的冷漠变成了高涨的塞尔维亚热情”。而铁托传统的维护者则对他的行为气愤万分。1989年2月南《信使报》刊登了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苏·穆罕默德巴希奇的公开信，信中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你滥用了科索沃塞族人与黑山人的悲惨命运，你抓到政权后就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你推行的政策危险地毒害着各族人民的关系，……已把国家推到了内战的边缘。你推行的是分裂、搞派别活动的政策，是反铁托的政策，反革命的政策。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革命的名义，你下台吧!”
当然，“米洛舍维奇狂飚”能够掀起决不能仅归之于米氏的个人魅力。铁托时代的民族平衡政策在维系了40多年的各族团结的同时，也在塞尔维亚人中积淀了强烈的不满。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东欧剧变，凸显了旧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在传统意识形态失去凝聚力的情况下，为了巩固权力就需要寻找新的合法性资源。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资源只能在两个地方：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这两者的代表是叶利钦与日里诺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则是以舒瓦尔、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联邦末代党政领导与米洛舍维奇。当时南共联盟中央委员德鲁日奇曾形象地把南共联盟中央比做两列开往不同方向的火车，一列火车的火车头是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另一列火车的火车头是塞尔维亚共盟中央主席团主席米洛舍维奇。
与俄罗斯不同的是：在南联邦由于舒、马均非塞人，而塞族在铁托体制下又有民族积怨，于是日里诺夫斯基没有成功而米洛舍维奇成功了。
米洛舍维奇宣称：在南斯拉夫各族中，只有塞尔维亚具有最悠久的国家传统。而在联邦中，塞尔维亚长期受压抑、受欺侮、受剥削，而南共联盟却对它持漠不关心的态度；1974年联邦宪法赋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国的权利，使塞尔维亚成了唯一一个丧失了必要国家特征的共和国，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民族主义从来是柄双刃剑，米洛舍维奇越是强调塞尔维亚在联邦中受压，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们在塞共和国中受压。米洛舍维奇在1991年初声称：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则认为所有的阿族人也应当这样。
米洛舍维奇用“群众运动”一连搞垮了科索沃的两届共盟政府，搞掉了南联邦议会前议长科索沃代表库尔特希，逮捕了科索沃共盟省委领导人弗拉西和省政府主席泽伊努拉呼。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三人可以说都是十分 “传统”的。米洛舍维奇搞掉他们，阿族就成立了“共和国”，并选举作家鲁戈瓦为总统。“巴尔干的甘地”鲁戈瓦坚决主张独立，但同样坚决反对用暴力手段来实现它。但“巴尔干的甘地”却没有遇到“巴尔干的蒙巴顿”，在长达8年期间鲁戈瓦一直呼吁米洛舍维奇对话，却一直被置之不理，还数次被逮捕。“甘地”的被禁锢使他失去了政治作用，由“科索沃的曼德拉”德马齐为首的“科索沃解放军”便应运而生，他们想用武装斗争来逼迫米洛舍维奇成为“科索沃的德克勒克”。这时候米氏纵使愿为“蒙巴顿”也难了。
“铁托第二”，还是“切特尼克第二”？
至今还有许多人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厌恶米洛舍维奇，是因为他是东欧唯一未垮的“前共’产’党人”政权的代表。其实，如果就出身而论，剧变后东欧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前共’产’党人”，甚至执政党也是“前共’产’党”的后继党。仅就前南地区而论，斯洛文尼亚的库昌、马其顿的格利戈罗夫与黑山的久卡诺维奇也同米氏一样，不仅是“前共’产’党人”，而且后两人也是作为前共’产’党的后继党(社会党)候选人当选的。
今天我国一些传媒说米洛舍维奇是“铁托第二”。而塞尔维亚公认的第一号 “铁托分子”斯坦鲍利奇却认为米洛舍维奇是“切特尼克第二”。我们看到，米洛舍维奇镇压敢于违抗他的铁托分子，即便是像斯坦鲍利奇这样有大恩于他的人，也毫不手软，至少不比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手软。但由于米洛舍维奇领导的社会党是南共组成中的塞尔维亚共盟的后继党，同时也是个年龄结构偏高的“老人党”，为继续获得怀旧老人的支持、维持他日渐减少的组织资源，米洛舍维奇对历史基本保持低调，并未公开指名骂铁托或者赞扬切特尼克。这两个传统的一些共性（例如它们都排斥宪政民主）也为他提供了模棱两可的空间。然而在今天的塞尔维亚，他其实无法回避在这两个传统中作出选择。不久人们就看到了他是如何选择的：
2002年8月，米洛舍维奇下台后首次塞尔维亚总统竞选活动开始。已在海牙身陷囹圄的米氏开始想东山再起，指令社会党再推他为候选人。但选举委员会宣布，鉴于米洛舍维奇此前已经两次当选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根据宪法他无权第三次参加竞选。社会党于是改提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瓦尔特的老演员、社会党人日沃伊诺维奇为候选人。谁都知道，“瓦尔特”形象就是以铁托为原型的，社会党显然是想打“铁托牌”。不料海牙狱中的米洛舍维奇听说后大发雷霆，指令社会党如果不推他，那就不要推本党任何人参选，而必须支持塞尔维亚激进党主席舍舍利作为在野党的唯一候选人。
舍舍利何许人也？他是当今既极端反共、又反“西方自由民主”的极右翼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领袖。他认为南共时期是塞尔维亚的耻辱，发动过要求平毁铁托墓的运动。他也是高调赞扬切特尼克、誉米哈伊洛维奇（被南共处决的切特尼克首领）为塞尔维亚民族英雄、自命为其继承人的角色。他的“塞尔维亚激进党”原来就叫塞尔维亚切特尼克运动。其民兵武装的军服、军衔与军徽都仿效二战时的切特尼克军队制式，而其对非塞族人的清洗和屠杀更与当年的切特尼克一脉相承。在米洛舍维奇与西方恶斗时他支持米氏，被米氏委任为副总理，形成反西方、镇压前南非塞族的“统一战线”。对此，一般社会党人是作为米氏的统战策略来理解的。
可是现在不是舍舍利加入社会党的统一战线，而是要社会党为舍舍利抬轿子。这自然为一般社会党人无法接受，如果这样，已经不太像样的“铁托党”岂不完全变成“切特尼克党”了吗？于是塞尔维亚社会党最高执委会进行表决，以多数票否决了米洛舍维奇的主张，仍决定该党将从本党成员中提名总统候选人。社会党最高委员会随即批准了执委会的决定。
这下可不得了！米洛舍维奇龙心大怒，他立即从狱中发出指令：解除该党代主席马里亚诺维奇的职务，任命贝利察取而代之。并“以党主席身份”指定了33人组成“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的组织－政治委员会”，以取代党章规定的领导机构最高委员会。一向屈从于米氏家长淫威的社会党人忍无可忍，当天日沃伊诺维奇就向媒体发表声明说：“米洛舍维奇不准提名本党成员作为塞尔维亚总统候选人，而是让本党支持激进党主席舍舍利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定，使他同塞尔维亚社会党产生了距离。”这样下去米洛舍维奇迟早会与党分手。8月27日，社会党最高委员会执委会举行会议，一致拒绝米洛舍维奇作出的违反党章的决定。会议指出，最高委员会执委会根据党章规定尊重米洛舍维奇作出的更换党的代主席的决定。但是，他擅自组建“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的组织－政治委员会”违反了党章，“这种在政治和道义上无视党的领导机构的做法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会议呼吁全体党员在即将举行的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选举中坚决支持本党唯一候选人日沃伊诺维奇。随即，社会党第六次党代会筹备委员会也以多数票表决结果，否决了米洛舍维奇对该委员会主席的任命，拒绝米氏指定的泽切维奇，而民主选举米尼奇为“六大”筹委会主席。
至此，尽管出于对狱中的米洛舍维奇的同情，社会党尽量给米氏留面子，承认他指派的代主席，但他是“铁托第二”，还是“切特尼克第二”，已经勿庸置疑了。
政治上米氏以大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搞垮了铁托体制，经济上米洛舍维奇上台后搞私有化也比多数东欧国家包括前南国家更积极。早在1992年底，塞尔维亚的3700家公有制企业已有2500家，即2/3，开始了所有制改造，其中的一半已完成改造进程。到1993年，塞尔维亚已有私人企业95881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4.8%。人们很少提到塞尔维亚搞“休克疗法”，那是因为战争与制裁带来的困难掩盖了转轨的“激进”。实际上许多观察家注意到：至少在全面战争之前，塞尔维亚的私有化进程一直遥遥领先于据说是“亲西方”的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等国。
邀宠不获的“反美斗士”
米洛舍维奇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但是，正如合理的个人利益不是靠鼓吹自私自利，而是靠维护“群己权界”的制度规范来保证一样，民族、国家（国民）的真正利益并也不是靠什么“主义”、而是靠维护国民权益的民主制度来保证的。不管米洛舍维奇的民族主义主观上是否真诚，客观上他的统治不仅伤害了前南的非塞族人民，而且也伤害了塞族。今天塞尔维亚执政的是米洛舍维奇的反对派，他们正如斯坦鲍利奇所说，是“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但是由于后米洛舍维奇时代塞尔维亚宪政民主进程的推进，“民族主义造成民族灾难”的危险降低，而民族主义与国民利益的契合度增加了。
然而在米洛舍维奇时代，非塞族的人权和利益受践踏自不待言，即便是塞族的“民族利益”事实上也必须服从米氏的个人权势欲，并没有真正的“神圣”可言。
与所谓米氏是“反美斗士”的宣传相反，上台之初的米洛舍维奇不仅没有表现出一点反美反西方的样子，而且还指望美国能为他搞独裁撑腰，因此一度成为整个东欧最亲美、亲西方的领导人。当南联邦解体、米洛舍维奇成立新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时，他不仅推举著名的亲美政治家乔西奇为首任总统，甚至还专门从美国请回了美籍塞尔维亚富豪米兰·帕尼奇来担任总理。尽管实权仍在米洛舍维奇手中，但是让一位美国公民当本国总理仍然堪称奇观。当时在东欧，外籍人士参加竞选的还有加拿大籍波兰人蒂明斯基竞选波兰总统但并未成功，只有在米氏专权的塞尔维亚真能办成这种事。
当然，米洛舍维奇这样做只是为了向美国和西方示好，他不会把自己的权势真的交给别人，不管这个别人是美国公民还是塞尔维亚公民。后来米氏发现讨好美国不成，也就把帕尼奇搞掉了。然而把国家“公器”向外人私相授受的事却并未终止。科索沃危机爆发后，面临西方军事干预的强大压力，米洛舍维奇转向俄罗斯一面倒，不仅提出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南联盟三国结盟，最后甚至建议三国争取合并为“俄白南联邦”。尽管当时俄罗斯基于传统联系和现实地缘政治利益需要而坚决反对西方干预，但俄舆论对米氏的人权与民族政策、乃至对米氏的为人也批评颇多，不愿被米氏拉下水去和西方对抗。因此任凭米氏投怀送抱，俄罗斯始终坐怀不乱。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俄罗斯接受了这种建议，塞尔维亚乃至“南联盟”还有独立、主权可言吗？“俄白南联邦”不会把首都设在贝尔格莱德、让塞尔维亚人当总统吧？对于这样一个为了维护自己的权欲，今天可以请美国人来当总理，明天可以把整个国家都送给自己的庇护者的人，哪怕他的“民族主义信仰”再虔诚（我们姑且相信米洛舍维奇真的认为他与塞尔维亚二位一体，保住他就是保住塞尔维亚），能相信他的无限权力真的有助于民族利益的增进吗？
米洛舍维奇不是铁托分子，不反私有化，至少在西方反对他之前也完全谈不上反美反西方。至于说他是民族主义者，那么亲西方、也受西方支持的“民族主义者”多了，例如至少在“铁托分子”斯坦鲍利奇看来，米氏的反对派和取而代之者科什图尼察等不也是民族主义者吗？还有人说塞尔维亚作为东正教民族与西方有“文化冲突”，这更是不经之谈。在前南争端中受到西方保护（塞族人认为是“袒护”）的波黑穆斯林和伊斯兰阿尔巴尼亚人与“西方”的文化差别，难道不比同为基督徒的塞尔维亚与“西方”的差别更大吗？还有更为奇怪的说法：有人注意到“斯拉夫”一词在古代西语中有“奴隶”词义，于是说西方反塞尔维亚就是因为他们对斯拉夫人有种族歧视，企图把后者当奴隶役使。其实拉丁语slave一词有奴隶之义固然是常识，也的确与古罗马人以斯拉夫俘虏为奴有关，但罗马人抓异族为奴的多了，不但有斯拉夫人，也有日耳曼人、高卢人等，用这个概念来套今天的国际关系，等于说今天的意大利人要把英法德美俄当然也包括塞尔维亚人都当奴隶来役使，能有比这更荒唐的吗？前南问题上与“西方”站住一边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穆斯林、马其顿乃至前南以外的保加利亚等国不都是斯拉夫人国家吗？西方为什么就不去“奴役”他们——或者他们为什么就不反抗“奴役”？
可见用意识形态与冷战思维来图解国际政治是要患上“色盲”的。那么为什么米洛舍维奇会与“国际社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冲突？这说来话长，应该是我们另一篇文章的内容。这里要说的只是：今天的国际政治当然不是什么“理想”政治，但也已经不是“炮舰政策”、“蛮族征服”和“春秋无义战”的时代。道义与利益，强权与公理，都是国际政治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因素。也许“双重标准”这一概念比较近于现实：它意味着国际政治不是毫无道德标准的“战国”游戏，但是大国实力与利益的因素也使得这些标准在实践中还无法“一碗水端平”。米洛舍维奇的所作所为、乃至比米洛舍维奇更恶劣的所作所为如果发生在非洲也许就会被忽视和姑息（正如在卢旺达、刚果和苏丹等地发生的事一样），但在欧洲人们就难以容忍。这种“双重标准”当然令人遗憾。但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是努力使非洲发生的罪恶也能够像在欧洲那样得到制止，还是努力使欧洲发生的罪恶也能够像在非洲那样得到姑息？
在处理字符串时，经常需要进行编码转换，获得正确的结果，例如，将字符串S从ISO-8859-1的编码转换为GBK编码。
常用的方法是利用String类的构造方法来实现
String result = new String(s.getBytes("ISO-8859-1"), "GBK");
JDK 1.4.2新增的NIO包中，提供了Charset类，也可以用来进行编码转换。用到的方法如下：
public final CharBuffer decode(ByteBuffer bb)
文档说明为：Convenience method that decodes bytes in this charset into Unicode characters.
需要注意的是，decode接收的类型为ByteBuffer，返回的类型为CharBuffer，在调用decode方法操作String对象时，需要进行类型转换。
String result = Charset.forName("GBK").decode(ByteBuffer.wrap(s.getBytes("ISO-8859-1"))).toString();
测试表明，相比传统的方法，利用Charset进行编码转换，可以节省1/3的时间。
看到一篇令我匪夷所思的奇文
听我唱段十三亲
……
而这一切除了捍卫民族尊严外，更重要的意义的在于，金日成要探索人到底应该怎样活。如果向美国投降，变成美国包围中国的最前哨，那立刻就可以改善经济，让所有的朝鲜美女都变成美国大兵的下水道。但是，人应该像狗那样活吗？
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中逐渐形成了：人是宇宙间最宝贵的存在，人是世界的唯一支配者和改造者，人的尊严高于一切，不能为了麦当劳和麦当娜而低下高贵的头。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而人民群众实现自主性的斗争，历来是以国家和民族为单位进行的，只有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性得到保障，人民才能真正实现幸福。
……
在我看来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人到底应该怎样活？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这种问题是否只有一个答案？如果不是，那么任何人都有探索的权利，都有自己的答案；如果是，金先生也应该先证明自己的答案正确，说服他人接受，才是比较厚道的作法，否则，不是对民众智商的极大侮辱吗——见鬼，我们居然连自己应该怎样活都不知道？只能乖乖地当金先生的小白鼠？
革命吞噬自己儿女的悲剧，我们还见得少么？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妄图告诉其他人应该怎样活（切·格瓦拉去南美，不正是希望告诉当地人民“应该怎样生活”么），即使他们夺取了政权，真正霸占了支配他人“怎样活”的权力时，矛盾往往从他们内部产生了——革命者之间也要互相教训对方“怎样活”。
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不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言行，不承认普通人具有同样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你或许觉得我说的不对，但说错话是我的权利；你或许觉得我活得没有意义，但选择没有意义的生活是我的权利；如果要在这个领域引入是非的标准，则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都要仰标准制定者的鼻息了，这与专制极权有什么区别呢？
这道理，看似简单，却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也是展开讨论的前提。
高扬那些美妙而抽象的概念，忽视的却是普普通通的，活生生的个人——如你我一般的个人。对这样的笨蛋行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在评论法国大革命时就说过：恶龙的牙齿掉在法国，长出了怪兽。
4月11号，是王小波逝世的日子。
读回忆他的文字，有两个片断，印象特别深刻，仿佛亲历过一般：之一是，月光下，用蓝墨水钢笔在镜子上写了涂，涂了写的少年；另一个，就是1997年4月11日的深夜，诗人大喊一声，告别这个世界。
说起来，他的影响力，似乎是死后才大大地扩散开来——这七年来，他的小说和杂文一版再版，解读他的文章汗牛充栋，他的粉丝在“王小波门下走狗”的招牌之下聚集……我觉得，影响最深远的，还是他独特的戏谑的文风，如今，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类似的文字。
一开始喜欢上王小波，只是觉得文字颇有趣——我至今记得，某个夜晚，在寝室给大家念《黄金年代》，听到“于是我提议我们举行一次性交”时，四下里笑成一片。看似不搭配的组合，经过他的嫁接，反倒是多出几分生动了。
后来，我在中文系念副修。读杜拉斯的《情人》，学文艺理论，听老师讲解经典著作，只觉得，论起“时空变换”来，恐怕大陆的作家里，王小波是真正得其精髓的人，对他来说，时空的交错，不是技艺的炫耀，也不是刻意的安排，而是自然而然，信手拈来的，他就那样率性自由地穿行在时空之间。可以这样说，当其他的作家还停留在“术”的层面时，他早就深入了“道”的境界。
再后来，我开始系统地阅读自由主义经典著作，开始了解那些被刻意掩盖的历史，慢慢觉得他的作品另有深意，其实是在深刻地影射现实，以另一种方式记录那些荒诞。
再后来，我开始由书本，由抽象的理论回归到生活，所谓“否定之否定”吧。反复读他的文字，这才似乎领悟到，他的妙笔生花，他的率性穿行，其实都只是某个坚硬的“核”——不是乏味抽象的教条，也不是了无新意的顽固，而是，一股精神，一腔活力，一种独属于他的特质——的外在表现。
对，就是那样一个“核”，或许很复杂很多变，但我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它才是王小波作品所有魅力的真正源头——这时候，那些技艺那些场景那些人物，不过是表现的手段而已，而正因为它们是表现这个“核”，而不是其它东西的手段，才显得魅力无穷。
缺失了这个“核”的文字，技艺或许很精湛，文字或许很煽情，场面或许很宏大，然而在我眼里，它们终究是苍白的、寡味的、缺乏生气的。
在无趣的世界里阅读王小波，我们找到趣味；
在无智的世界里阅读王小波，我们找到智慧；
在无爱的世界里阅读王小波，我们找到爱。
多说一嘴不相干的：
同样是关于浩劫，相比那些色调单一的作品，我就更喜欢《芙蓉镇》，那些趣味、那些率性、那些抗争，让我看到人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