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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还是想来说两句。
作者开头就做了一个断言：
在对盗版的反对声音中，以及在不太响亮的反驳的声音中，有着一个逻辑，就是说人家定那个价是人家的自由，你买不起就不要用好了。这是极端错误的，它不适用于版权。
但是，我们知道，在观点的交锋时，光有断言，没有论证，是做不得数的。
可惜，接下来的论证，实在很难称得上“论证”。
作者说“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种活动，如果不能增进社会的福利，那这个社会绝不会容忍它，不论明招还是暗箭也一定要废了它。”，乍看起来不无道理，却经不起仔细推敲。
首先，如何定义“社会的福利”？是全体人的福利，还是大多数人的福利，还是少数人的福利？如果增加了一部分人的福利，同时“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福利，该怎样评价得失？立论的基础，不应该建立在无法验证和度量的哲学思辨之上。
其次，如果这套逻辑成立，那么我们能够得出结论说：“不是一定要废了的”活动，必然不是不能增加社会福利的活动——这样的论断，是不是毛病多多，问题多多？
作者又举出“版权制度的初衷”来论证。可惜，这条错的更厉害。
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专利权制度，最早始于君主赐给工商业者在某些商品上垄断经营的特权，例如1331年英王爱德华三世授予佛兰德的工艺师约翰·卡姆比在缝纫和染织技术方面“独专其利”的权利；到近代，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不断扩大，专利权这种“特权”，才逐渐为普通人所享有，尤其是著作权（版权），作为“财产权”的一种，更是受到了广泛认同——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1690年在他的《论国民政府的两个条约》中指出的：“作者在创作作品时花费得时间和劳动，与其他劳动成果的创造人的花费没什么不同，因此作品也应当像其他劳动成品一样获得应有的报酬。”
可以认为，版权制度的诞生，并非为了“促进知识创新，从而便也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在保护个人财产权（这样自私！）的诉求之下不断成长起来的——这一点也不奇怪，“自利”却产生了“利他”的后果，曼德维尔和亚当·斯密，已经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了。
最后要说的是，对经济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价值是一个主观的量，也就是说，物品的价值，不是一成不变的——平时，一颗钻石的价值远远大于一杯水；但对于在沙漠中求生的人来说，水的价值就远远大于钻石，此时他就会舍钻石而取水（一般来说，人都是理性的，如果某人做出了看似对自己不利的选择，那只能说明他的价值观念改变了）。明白这一点，就不难明白，如果不存在盗版，用户会花2000人民币去购买一套windows98，此时，对他来说，2000人民币的价值，是低于一套windows98的——因此，购买一套windows98，其实是增加了用户的福利（或许有人会说，只是把用户福利的损失降低了而已，但这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减少损失，和增加收益，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否则，他就不会购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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