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公的长安城

最近在翻译中遇到的几个句子，还是颇花了些心思的，记录在这里：

This is a tricky question.
这个问题得动点脑筋。

That’s all, period.
全部就是这些了，仅此而已。

Zara makes a virtue of stock-outs.
Zara充分利用了原材料短缺的形势。

It’s not over until the fat lady sings.
不到最后关头，胜负不会见分晓。

I might spoke a little bit strongly.
也许我说得绝对了点。

There is no absolutely guarantee for this.
对此并没有硬性的规定。

This regex is too specific.
这个表达式太过死板了。

We save this state for later use.
把这个状态保存备用。

Design by Contract

原文来自 UML Distilled 3rd edition

Design by Contract是Bertrand Meyer总结的一项设计技巧，也是Meyer发明的Eiffel语言的主要特点。不过，这条原则的作用范围并不局限于Eiffel，而是所有的程序设计语言。

Design by Contract的核心是断言（assertion）。所谓“断言”，是指永远为真的布尔型语句，如果不为真，则程序必然存在错误。通常情况下，检查断言的时机，应该局限于调试（debug）阶段，而不是代码的实际执行阶段。实际上，完成的程序永远不应期望断言会被检查。

Design by Contract使用了三类断言：后继条件（post-conditions），前提条件（pre-conditions），以及不变量（invariants）。前驱条件与后继条件都是针对操作（operation）而言的。所谓“后继条件”，是指操作执行完之后的情况。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定义对某个数的“求平方根”操作，则该操作的后继条件为：input = result * result，这里的result是输出结果，而input是输入的数值。在描述“做什么”（what we do）而不涉及“怎样做”（how we do it）——换言之，将接口和实现分离开来——时，后继条件是非常有用的方法。

所谓“前提条件”，是指在执行操作之前，期望具备的环境。对“求平方根”操作来说，前提条件可以定义为input >= 0。根据该前提条件，对某个负数执行“求平方根”操作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结果无可预料。

初看起来，这一切显得乱糟糟的，因为我们必须设置一些检查，来保证“平方根”操作能够被正确执行。然而，重要的问题在于，哪一方负责进行这种检查。

根据前提条件来判断，检查的义务无疑落在调用方（caller）。如果责任划分不明确，则我们或者需要设置太多的检查——每一方都要检查，或者需要太少的检查——每一方都期望对方进行检查。检查太多是很糟糕的，因为它会造成大量重复的代码，增加系统的复杂程度。明确哪一方应该进行检查，能够避免这种问题。调用方或许会忘记进行检查，但我们可以通过调试（debugging）和测试（testing）来降低这种风险。

基于以上对前提条件和后继条件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到关于术语“异常”（exception）的严格定义。如果在满足前提条件的情况下调用某操作，不能满足后继条件，这种情况即称为异常。

所谓“不变量”（invariant），使关于类（class）的断言。例如，某个帐户类（Account class）可能有不变量表示balance == sun(entries.amount())（也就是说，余额等于所有账目记录的总和）。对于该类的所有实例来说，不变量应该恒为真（always true）。这里说的“恒”，是指“无论是否能对该对象调用某种操作”。

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不变量可以应用于特定类暴露的所有公开操作的前提条件与后继条件。在方法的执行过程中，不变量可能为假，但是，在其他任何对象能够与被调用方进行交互的时刻，不变量断言必须恢复为真。

在继承关系中，断言扮演着独特的角色。继承的风险之一在于，开发人员为子类重新定义的行为，可能会违背父类的行为。断言减少了这种风险。对某个类来说，其不变量和后继条件必须能够应用于所有的子类。子类可以加强这两类断言（也就是说，增加更多的限制——译者注），而不能削弱它们。而前提条件则只能削弱，而不能增强。

乍看起来，这显得有些古怪，但对于动态绑定（dynamic binding）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开发人员必须时刻记得，把子类对象作为父类的实例来对待。如果子类对象增强了前提条件，那么调用其父类的方法时，就可能出现错误。

1940年以前，德军都保持了战无不胜的纪录。1939年，波兰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这一举动终结了绥靖政策的历史。然而战争仅仅持续了一个月，波兰就灭亡了。在这场战争中面世的，还有贯穿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和战术。德国出动强大的空军，先是把波兰空军摧毁在地面上，然后是轰炸波兰的公路和铁路，中断波兰军队的通讯，在这种情况下，波兰军队根本无法动弹。德军在某些攻击点上集结了压倒多数的装甲部队，一举突破波兰的防线，然后巩固侧翼，派遣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突入毫无防备的乡村，或向左，或向右，把波兰军队分割包围，逐一消灭。整个波兰被闪电战（lightning attack，或者叫Blitzkrieg）搅得一片混乱，只在大城市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在华沙，这种抵抗非常英勇，而纳粹的对策是把整个城市炸成变成一片废墟——此举开创了通过空袭摧毁大城市的先河。

9月27日，也就是战争爆发4周以后，波兰停止了抵抗，德国和苏联瓜分了这个国家。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苏军占领了波兰的东半部分，并把波罗的海诸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并入自己的版图。这样，苏联的势力便延伸至波罗的海南岸。德国则吞并了波兰的大部分地区，在余下部分建立了摄政区，由德国政府统治。9月28日，德国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德苏边界友好条约》，解决两国在波兰占领地的划界事宜。



注：
原文来自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1890 to the Present(4th edition), by Felix Gilbert  & David Clay Large
原图来自Ospery - Essential Histories vol.35 : the Second World War (2) Europe 1939-1943
左上角说明为：在波兰战役中，苏联红军至少出动了25个步兵师和16个骑兵师。

我不得不说，《飘》绝对是一本好书，每次拿起，都看得我如痴如醉。
太过喜欢，竟想要动手把优美的文字翻译出来，下面译了一段Ashley的信，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至少不会比市面上的译本逊色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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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夜晚，营地早已归于沉寂，我却常常无法入眠。仰望繁星，我一遍遍地问自己，‘阿什利，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到底在为什么战斗？’”

“肯定不是为了光荣和名誉。战争是肮脏的，而我厌恶肮脏。我既不是军人，也不企求枪口下的浮名。然而，我却置身于这战场之上——其实造物主只打算让我成为勤勉的乡间绅士。梅勒妮，你知道，胜利不能激发我的豪情，战鼓也不能催动我的步伐。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被出卖了，被傲慢轻狂的南方人的私心出卖了。我们天真地认为，面对北方佬我们能够以一敌十，棉花大王能够统治世界。同样出卖我们的，还有那些偏见、憎恶和蛊惑的说辞，来自那些身居高位的、曾经让我们尊敬和崇拜的家伙的说辞——‘棉花大王，奴隶制，州权，该死的北方佬’。”

“因此，我才会躺在自己的军毯上，仰望星空，反复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战斗？”。我想到州权、棉花、黑人，和从小就被教育要憎恨的北方佬，但我明白，它们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我又看到了十二橡树，看到了白色柱石之间倾洒的月光，绽放的木兰花散发出神秘的美，还有丛生的玫瑰，即使在最炎热的午间，她们依然能荫蔽整条侧廊。我看到了正在做针线活的妈妈，她的一举一动，仍然是我小时候的样子。我也听到那些声音：经历了一天的劳作，黑人拖着疲惫的身躯，从满是尘土的田地里归来，他们唱着歌，准备晚餐；吊桶放下水井时，绞盘在吱纽作响。顺着道路，可以看出去很远，穿过棉花地，直到河边，每天晨昏，迷雾会在地平线上升起。现在的我，已经对死亡、悲惨和荣耀彻底麻木了，也不憎恨任何人，原因就在这里。或许，这份对家园和土地的感情，就是人们说的“爱国精神”吧。但是，梅勒妮，仅仅这些还不够。上面我提及的不过是些象征，我钟爱的生活的象征，和我愿意献身的那些东西的象征。我只是为了旧日的时光而战斗，我深沉地爱着那样的生活；我担心，不管发生什么变化，那样的生活总归是逝去了，无论战争是输是赢，都永远地逝去了。”

“即使能够获胜，能够建立梦想的棉花王国，我们仍然是失败者，因为那时我们已经变了，往昔的祥和也不复存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会堵到家门口，嚷嚷着买进棉花，而我们也可以定出自己的价钱。我担心，那个时候，我们会变得和北方佬一样，忙于挣钱，贪得无厌，唯利是图，这些品性，正是我们今天所鄙视的啊。况且，如果我们失败呢，万一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呢？”

“我并不畏惧危险、被俘、受伤，甚至，如果死神注定要降临，我也不会畏惧。但我真的害怕，害怕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永远无法回到过去了，那才是我真正的归属啊。我并不属于这血腥杀戮的疯狂时代，况且，我担心，即使拼尽全力，自己仍然会与未来的世界格格不入。还有你，亲爱的梅勒妮，你也不会适应的，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血统。我不清楚未来到底怎么样，但我知道，它肯定不会如过去那般美好而惬意。”

“我静静地躺着，看着身旁熟睡的小伙子们，我在想，那对孪生兄弟，阿历克斯，还有凯德，他们的想法会跟我一样吗？他们是否知道，战争一打响，其实就宣判了我们为之战斗的神圣事业的死刑？这项事业，其实就是我们原来的生活；可是，战火已经把它永远地毁灭了。不，他们不会这样想的，他们都是些幸运的孩子。”
 
“向你求婚时，我并没有考虑这些。那时我想到的是，我们会继续在十二橡树的生活，未来会像过去一般，平和，舒适而安定。梅勒妮，我同样钟爱宁静的生活。那时候我看到的是，多年的平淡生活就在脚下展开，我们可以去读书，去欣赏音乐，去梦想。而不是现在这样！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生活会是这样：降临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一切，旧日生活的分崩离析，血腥的杀戮，还有仇恨。梅勒妮，什么也抵不上我们失去的东西——无论是州权，奴隶制，还是棉花。也没有什么，值得让我们承受自己身上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一切。如果北方胜利了，我们的未来就会陷入恐惧的深渊。而且，我亲爱的梅勒妮，最终获胜的很可能就是他们。”

“我本不该写下这样的信，也不该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你希望知道的我的真实想法，就是对失败的担忧了。你还记得那次野餐么，就是宣布我们订婚的那次。当时，有位叫巴特勒的先生，听口音大概是查尔斯顿人，他只是评价了几句南方人的无知，就差点挑起一场争端。你记得么，那对孪生兄弟差点要开枪打死他，因为他说南方几乎没有铸造厂和加工厂，也没有纺织厂和货船，更没有兵工厂和机械制造厂。他还说，北方佬的军舰会把我们严密封锁起来，不让棉花运出国境。他说的没错。北方佬拿的都是新式来复枪，而我们还在用独立战争时期的步枪；而且，过不了多久封锁会更加严密，到时候，就连药品也运不进来了。巴特勒先生这样的人虽然言辞刻薄，说的却是实话，我们真应该早些听取他们的看法，而不是听信那些政客——他们只会凭感觉信口雌黄。巴特勒先生说，其实南方能够支持战争的，只有棉花和傲慢，打起仗来我们的棉花分文不值，剩下的就只有傲慢了。但我认为这种傲慢是无匹的勇气，如果...”

60年代：势均力敌

1960年2月3日，法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0年5月1日，苏联击落了中情局的U-2侦察机。

1960年7月20日，美国第一枚潜射弹道导弹“北极星”（Polaris）发射成功。

1960年8月10日，空军/中情局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侦察卫星“科罗娜”（Corona）。

1960年8月17日，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处（Joint Strategic Target Planning Staff）成立，统管空军的弹道导弹与海军的潜射导弹。

1961年1月6日，赫鲁晓夫宣布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即保护在这种战争中建立起来的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堡垒）。

1961年2月1日，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Ballistic Missile Early Warning System）投入使用。

1961年2月3日，SAC（战略空军司令部）作为空中指挥中心的第一架EC-135“眼睛”（Looking Glass）服役。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开创了载人航天的新纪元。

1961年4月7日，在古巴，中情局支持的“猪湾行动”（Bay of Pig）宣告失败。

1961年6月，SAC（战略空军司令部）一半的轰炸机和加油机保持在15内分钟起飞的警报状态。

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开始修建。

1961年9月6日，国家侦察办公室（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成立，负责指挥侦察卫星。

1961年10月26日，美国和苏联的坦克在柏林的查理检查哨对峙了几十个小时。

1961年11月16日，空军的特种部队Operation Farm Gate抵达越南。

1962年6月16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公开宣布“有限摧毁”（No Cities/Counterforce）的核打击政策（即在核战争中，主要的军事目标应该

是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它的平民）。

1962年10月14日，空军的U-2侦察机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证据。

1962年10月27日，第一批10枚“民兵”（Minuteman）弹道导弹进入预警状态。

1962年10月28日，苏联同意撤出古巴的导弹，古巴导弹危机结束。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肯尼迪总统在白宫会见了发现苏联导弹的空军机组人员。

1963年8月5日，美国、苏联和英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Limited Test Ban Treaty）。

1963年8月30日，美国和苏联在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了全天候电传热线（teletype hotline）。

1964年4月21日，处于警戒状态的弹道导弹的数目超过了轰炸机的数目。

1964年10月15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12月22日，SR-71黑鸟战略侦察机首飞。

1965年1月1日，空军接收了第一架SR-71侦察机。

1965年2月18日，麦克纳马拉把核战略由“完全摧毁”改为“确保摧毁”（Assured Destruction）。

1965年3月2日，支援南越军队的空中打击开始。

1965年5月，空军第一型喷气式运输机C-141A“星”（Starlifter）列装。

1966年3月10日，法国武装部队退出北约。

1968年1月12日，空军公布了一种武器系统，能够由战术单元搭载，提供在高速路、公路、公园和自来水厂之类场合执行军事任务的能力。

1968年1月16日，北约采取14/3战略，即用“灵活反应”（Flexible Response）取代大规模报复。

1968年8月20日，苏联和华约成员国的军队武装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解放运动“布拉格之春”。

1968年11月12日，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的卫星国必须走和苏联同样的道路。

1969年3月2日-8月13日，苏联和中国在边境发生武装冲突。

1969年6月24日，国家安全决策第16号备忘录（NSDM-16，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s）提出“战略充足”（Strategic Sufficiency）政策。

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第一次登上月球。


70年代：剑拔弩张之中的缓和

1970年7月30日，在“（苏伊士）运河消耗战”（War of Attrition）中，以色列空军击落了5架苏联飞行员驾驶的米格战斗机。

1970年9月，C-5运输机列装。

1970年12月16日，SAC接收了第一批FB-111。

1970年12月30日，第一个中队的多弹头“民兵III”导弹正式服役。

1972年2月21-28日，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

1972年5月26日，《第一次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和《反弹道导弹条约》（ABM）条约签订。

1973年8月15日，美国空军最后一次在越南上空执行任务。

1973年10月12日-11月14日，在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期间，空军的Nickel Grass运输机再一次为以色列提供空援。

1974年3月4日，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公布了“有限核打击”政策。

1975年4月30日，西贡政府向北越投降。


F-4战斗机正准备降落在由守卫和军犬看护的南越机场。当时的理论是，如果南越垮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就会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都倒向共产主义。

1977年6月30日，卡特总统撤销了B-1轰炸机的计划。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北京政府取代台北，获得美国的承认。

1979年6月18日，《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签订。

1979年12月27日，苏军入侵阿富汗，推翻了阿富汗政府。


80年代：面对邪恶帝国

1980年1月3日，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根据参议院的决定，卡特总统宣布美国退出SALT II。

1980年3月31日，空防司令部停止运转。

1980年7月25日，第59号总统令确立了“抵消战略”（即要美国努力保持军事（包括核）力量、应急计划及指挥控制能力，并使苏联领导人相信“以核武器进行任何一种规模的突击或在战争的任何阶段使用核武器，不可能导致战争的胜利，不管苏联人会给胜利下什么样的定义。”）。

1980年8月22日，国防部揭秘了存在的侦察技术。

1981年1月18日，F-117A隐形轰炸机秘密首飞。

1981年10月2日，里根总统重新启动了B-1轰炸机计划。

1982年7月1日，在英国的RAF Greenham Common，美国空军试射了第一枚陆基巡航导弹（GLCM，Ground Launched Cruise Missile）。

1982年9月1日，空军航天中心建立。

1982年12月，空射型巡航导弹列装。

1983年1月17日，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第75号（NSDD-75）要求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

1983年3月8日，里根发表“邪恶帝国”演讲。

1983年3月23日，里根发表“星球大战”演讲。

1983年9月1日，苏联击落了韩国007号民航客机。

1985年10月10日，洲际弹道导弹“和平守护者”（PeaceKeeper）列装。

1986年4月15日，在爱多拉多峡谷行动中，空军的F-111战略轰炸机从英国起飞，轰炸利比亚之后返回英国，中途共进行了六次空中加油。

1986年10月，里根在与戈尔巴乔夫举行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中，坚持保留战略防卫主动权（Strategic Defense Initialtive）

1986年10月1日，B-1B轰炸机列装。

1987年5月5日，最后一枚“泰坦”2型洲际弹道导弹（Titan II ICBM）解除警报。

发射井中的“泰坦2”导弹。1987年，美国空军的最后一枚第二代洲际弹道导弹退役。

1987年6月12日，里根在柏林发表“推倒柏林墙”（Tear Down this wall）的演讲。

1987年12月8日，美国和苏联签订《中导条约》（INF）。

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布尔什维克主义。

1989年7月17日，B-2A轰炸机首飞。

1989年10月10日，柏林墙被拆毁。

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是苏联崩溃的明显征兆，2年后苏联即告解体。


1990-91年：苏联的崩溃

1990年7月24日，SAC终止了持续29年的Looking Glass空中警报任务。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1990年10月3日，东德和西德合并。

1990年11月17日，《欧洲传统武力条约》（CFE，Conventional Forces in Europe Treaty）条约签订。

1991年1月17日，沙漠风暴行动开始，2月28日以伊拉克投降结束。

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正式作废。

1991年7月31日，美国和苏联签订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1991年8月19日，共产强硬派试图在莫斯科发送政变，8月21日宣告失败。

1991年9月27日，美国战略轰炸机解除了全天候警报状态。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摘要：The Air Force and the Cold War: A Chronology, 1945-91 By John T. Correll 原文发表于美国 Air Force Magazine 2005年9月号 翻译 by 李卫公     （全文共5253字）——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SOCIALISM
序

F.A.Hayek

李卫公 译

1922年，《社会主义》甫一诞生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本书逐渐的，但却是根本性的改变了许多战后回校继续学业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当时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了解这一点。

当时，我们感到曾让自己成长的文明已经崩溃了。大家都希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因此我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学习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了一个更为理性，更为公正的世界。然后，这本书诞生了。我们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因为《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在寻求进步的问题上完全走错了方向。

我的同龄人中有许多日后成了名人，尽管那时大家还互不认识，但都有过大致相同的经历，举两个例子：德国的威廉·罗普克(Wilhem Ropke)，英国的莱奥尼·罗宾斯(Lionel Robbins)。我们之中没有人一开始就是米塞斯的学生。当时临时奥地利工商行政管理局被委托执行凡尔赛条约的某些条款，我就是在那里工作时认识他的。米塞斯当时是部门的负责人，我的上司。

当时，米塞斯正作为反对通货膨胀的斗士而闻名。作为维也纳商会(Vienna Chamber of Commerce)的金融顾问，他正在忙于要求政府采取唯一可能的措施避免货币的彻底崩溃(在他手下工作的八个月里，我的名义工资上涨了二百倍)。

在整个20年代，作为学生，我们中的许多人只知道米塞斯是一个不抛头露面的大学讲师，十多年前，他出版了一本书(货币理论及货币流通理论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这本书因为成功的对货币应用了奥地利边际效用分析理论而闻名，被马克思·韦伯认为是该领域最令人满意的作品。也许我们应该知道，1919年他出版了另一本专著，这本书关注的是民族、国家和经济(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对社会哲学的广阔领域作了极富洞见性和前瞻性的探索。这本书并不出名，我也是在作为他的下属在维也纳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时知道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出版令我非常惊讶。据我所知，在这之前的(非常忙碌的)十年里，他几乎没有闲暇时间进行学术研究。这是社会哲学领域的一部大作，对每一个独立的观点都给出了具体的证据，米塞斯的批判反映出他对该领域绝大多数作品都非常熟悉。

直到服役前，在本世纪的前20年里，米塞斯都在研究经济学和社会问题。他像20年后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开始接受时髦的国家主义，他们的观点类似英国的费边主义。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时，他完全按照占支配地位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关注的是“社会改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加利茨茵地区农场主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之后他加入了一个这类组织，他们认为经济学家所作的无非是走来走去测量工人的住房，声称它们太小。就在这一时期，作为法律课程的一部分，米塞斯开始学习经济学，他从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那里接触了经济理论，然后取得了大学的授课资格。米塞斯在他的自传里提到，正是这本书使他成长为经济学家。作为有同样经历的人，我明白的这本书对他的意义。

米塞斯最初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历史方面，因此积累了广博的历史知识，这在理论家中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因为对历史学家们的方法，尤其是他们解读史料的方法的不满，他最终转而研究经济理论。这一转变，主要得益于尤尔根·冯·旁巴维克，后者曾担任奥地利财务大臣，当时在维也纳大学任教。在战前的岁月里，旁巴维克的研讨会成了讨论经济理论的中心。参与者包括米塞斯, 约瑟夫·熊彼得，以及杰出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托·伯尔，后者为马克思主义的辩护长期以来在整个讨论中占了很大的分量。这一时期，旁巴维克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似乎有了长足的发展，远非他英年早逝前发表的几篇文章所能概括的。毫无疑问，米塞斯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就是那时形成的，当时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主要作品，《货币和货币流通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服兵役的义务使得他不可能进行更加深入的系统研究。

米塞斯服役的大部分时间是呆在俄国前线的炮兵司令部里，只是最后的几个月里，他才回到国防部的经济部门工作。人们猜测，他是在退役之后开始写作《社会主义》的。也许在大部分是在1919到1921年间完成的——事实上，最主要的部分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核算的探讨是对Otto Neurath在1919年出版的那本书的回应，米塞斯也对这本书进行了征引。对看到他还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于工作的人来说，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如何能有时间关注和写作易于理解的理论和哲学的著作，仍然是一个谜。

就像我此前说明的那样，《社会主义》震惊了我们这代人，我们开始缓慢而痛苦的转向信服这本书的中心观点。《社会主义》出版以后，米塞斯并没有停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他的许多观点在私人研讨会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过了两年，我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后便加入了这个研讨会。尽管米塞斯一开始只有少数几个坚定的追随者，但他还是在年轻的一代中赢得了关注和声望，吸引了关心哲学和社会学交界处的那些问题的人。可是，学术界对这本书的反应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充满敌意。有一位在世的前一个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的表达了赞誉，那是我记得的唯一的赞誉。米塞斯的反对者的伎俩通常都是把他描绘为一个极端主义者，没有任何人认同的极端主义者。

米塞斯的观点在此后的20年间趋于成熟，1940年，他出版了日后闻名于世的《人类行为》的德文版，这是一部巅峰之作。但对我们这些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来说，《社会主义》无疑是他的决定性的贡献。这本书对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提出了挑战，转变了——也许尽管是缓慢的——他们中许多人的观点。米塞斯讨论会的参加者并非他的门徒弟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此前已经在学校接受了基础的经济学的培训，他们只能逐渐接受米塞斯那不寻常的见解。也许，米塞斯令人不安但正确的预言了当时的经济政策导致的严重后果这一事实，和他的言论，对他们的影响同样大。米塞斯从未要求他们全盘接受自己的观点，讨论会能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逐渐的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不同观点。不久，米塞斯发展了一整套成系统的关于社会的见解，“米塞斯学派”(Mises School)诞生了。这一体系的开放性使得他的观点变得更有价值，也使得他的后人能够在不同的方向上继续发展。

米塞斯的观点并不容易理解，有时需要面对面地交流和讨论才能弄懂它们。尽管他的行文清晰而易于接受，却要求读者对经济过程有所了解——并非所有的读者都能具备这个条件。这在全书的核心部分——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核算之不可能性的章节——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我们阅读米塞斯反对者的言论，可能会发现他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这种核算是必须的。他们仅仅把这看作一个技巧性的问题，让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者处理分配给他们的资源，而把这个问题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割裂开来。对他们来说，如何控制那些资本主义时代不可或缺的生存者的忠诚完全不是问题。他们似乎从未认识到，问题并不是如何处理各种数据，而是如何建立统一的指标，使管理者能够在整个互相调适的体系中根据这一指标决定自己的行为。结果，米塞斯逐渐认识到，他和他的批评者的分歧在于完全不同的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方法，而不在于对于特殊事实的不同解释。为了说服他们，他必须让那些人认识到一种全然不同的方法论的必要性。这理所当然的成了他今后关注的焦点。

《社会主义》的英文版能够在1936年问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Lionel C.Robbins教授(现在的Robbins勋爵)。他为这本书找到了非常称职的翻译者，以前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Jacques Kahane(1900-1969)，当时Kahane虽不再以从事经济学研究，但仍是那一代学者中对经济学有兴趣的小圈子内的活跃者。在伦敦的一家经销谷物的大公司工作了许多年之后，Kahane先后在罗马和华盛顿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和世界银行工作。在写这篇序言之前，Kahane的翻译稿是我最后读过的《社会主义》的文本。

经历必然让我们反思米塞斯的某些见解。过了这么多年，这本书里的许多观点已经不像刚问世时那样充满新意和革命性。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本书已经成为“古典”了，比如人们常常认为某些内容是无可争辩的常识，以及希望从中获益的人只看到少数的有新意的东西。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书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对今天的争论仍然有重大的价值，这很令我惊奇。另一方面，某些我当时勉强接受，认为不免夸张和片面的观点，却经验被证明是正确的。当然，我并不赞同这本书中所有的观点，我想米塞斯本人也不会如此。他肯定也是希望后人能够不加批判的接受自己的结论，并且超越自己的人。总的说来，我发现，和自己赞同的内容比起来，我不同意的内容少得可怜。

我不同意的内容之一，是米塞斯在1951年版第463面(这一版第418面)的一句话。那句涉及哲学基础的话我总是觉得不舒服，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自己为什么感到不舒服。在这段话中，米塞斯声称，自由主义认为“把社会协作看成对公共事务的理性认识发展的结果，即使所有的行为都基于公众的同意，也不能保证不会妨碍思考着的个人的自由选择”。我唯一不赞同的是这句话的第一部分，其中包含了极端理性主义的思想，这固然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也许从未被他彻底放弃，在我看来却错得厉害。显然，市场经济的扩张并非因为对普遍利益的理性关注。我认为，米塞斯教导的核心在于他说明了，我们并非因为自由会带来何种利益而偏爱自由：我们并没有设计，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设计那些秩序，只是在经历了很长时间，有足够多的机会来观察其如何工作之后，我们才能部分的理解那些秩序。人们之所以会作出“选择”，只是因为他们学会偏爱某些已然在运行的事物，而只有对其充分理解之后才谈得上改善。

米塞斯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把自己从建构理性的出发点解放出来，当然，这一任务仍然有待完成。像其他人一样，米塞斯的作品有助于我们理解了那些并非自己设计的结果。

还有一点值得今天的读者注意。半个世纪以前，米塞斯说的自由主义多少有些和今天美国及其他地方的“自由主义”有些冲突。他自认为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十九世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约瑟夫·熊彼得曾说，在美国，自由的敌人认为，偷换“自由”的概念，作为一种崇高但是非刻意的恭维，是很明智的，但是，这一切距今已有近四十年了。

最初的版本面世25年之后，米塞斯在本书的结尾说明了自己对这一切的理解，并且对那些产生误解的使用“自由主义”的做法作了评论。之后三十年里发生的一切只是确证了他的评论，确证了《社会主义》的最后一部分——“毁灭主义”。我第一次阅读这本书时，因为那非同寻常的悲观情绪而震惊。如今再次阅读，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本书的预见性，而不是那些悲观的情绪。事实上，今天的大多数读者将发现，相对于英文版首次面世的四十多年前，《社会主义》对当今的世界具有更为深远的现实意义。

1978年8月

    摘要：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说过，经济学是“一辆满载的公共汽车，乘客都是些无法比较的利益和能力”。也就是说，经济学家都是些语无伦次的没用的家伙；从他们的声誉来看也的确如此。不过，这样说未免有点而不公平，因为经济学家面对的是物质世界最复杂的问题。 假设你对市场一无所知，请问：如何分配社会中稀缺的物质和智力资源，才能够达到下面的要求：代价要最小，每个人都要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每个消费者的需要和品位都要有保障，还要鼓励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和社会进步；另外，这种状态还得能保持下去。    （全文共12374字）——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摘要：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当时，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写作和教学的人中有一些圣托马斯·阿奎纳的追随者，他们试图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这可以算作奥地利学派的发源了。     （全文共7959字）——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摘要：直到最近，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关注者都仅限于对十九世纪晚期边际效用理论的发展感兴趣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但是，这一学派的生命并不限于那几十年的时间，而边际效用理论也从未成为其关注的焦点。今天，奥地利经济学的传统不但没有没落，反而正在复兴之中。奥地利经济学家们致力于理论的研究，并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广阔的领域。使该学派自成一体的思想--也可以称作其主题思想--就是其成员的方法论观点：主观主义。应用到经济现象中的主观主义方法认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是对人们的选择和有目的之行为的洞悉，比如，根据他们对实现自己目标的各种选择的感知，追逐自己的目标。自从1870年代诞生以来，这种方法论一直是奥地利学派的特征，尽管不同的成员为其辩护的方式不同。就像一位当代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所言，"奥地利学派在观念史上的意义也许在于，它充分肯定了作为行动者的人在经济活动的中心位置。"    （全文共8202字）——点击此处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