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2月21日

 

《均田制的城市化形式》

 

将地产视为财富,并进一步作为投资工具的一种,乃是乡土社会传统习俗的遗留。人类自新石器时代自行播种果实,开始定居生活以来,命运便与大地捆绑在一起。当日我写《历史哲学概述》,第一句话是,“据目前所知,人类的历史,乃是在地球上发生。”被彭定鼎同学大加嘲笑。但考虑到对美国登月计划的对抗,消耗了前苏联大量财富,间接导致了计划经济及苏联的崩溃,此一事件,对于今日的中文读者,意义深远。再回顾1969720,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埃德温·奥尔德林乘阿波罗11宇宙飞船首次成功登上月球这一事件,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从那一刻开始,不再仅仅发生在地球上了,或许,有一天,人类需要了解其他星球上的事情,才能给地球上的事件,提供更为符合逻辑的解释。而“月球大使馆”拍卖月球土地的做法,则充分的展示了投资者在运用题材和概念上的充分创造力。

 

在文明兴起的最近5000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经济生活形态以农业社会为主,特别是中国为然。这一过程的漫长,使得大航海和资本主义,这样一种以海洋为渠道连接分散了的大陆,使全球上的不同人群,迅速的接触并融合在一起的历史事件在17世纪西方的兴起,看起来,更象是一个偶然的变数,而非一种必然的逻辑顺序。关于这段事件的历史叙述以及历史地理上的不同起因,在《历史哲学概述》里面,已经做了相关的论述,读者可以自行参考。而“西方的”经济学,在思想史上,一开始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这样两种不同流派,是以农业还是商业为出发点的不同经济学思维,也显示出社会生活形态转型过程中,观念和生活问题趋向的转变。这两种不同流派的思想残余,在日后关于土地或者外汇储备的观点上,仍然依稀可见。但无论如何,农业社会中,土地的实质地位,乃至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关于土地的观念,一直深藏在乡土社会的生活形态背后,甚至在社会经济循环崩溃解体之后,仍然以各种形式,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继续存在于百姓的种种习惯观念和行为之中,甚至,有时又重塑社会生活的经济形式。当社会生活的形态,由于技术的急剧变化,而产生出新的社会制度时,对过往的形式的考察,可以作为一个参照体系,以进一步理解这种演变。

 

中国土地上,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社会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诸种社会制度,最迟在汉代已经形成。刚好在这个时期,儒家学说,通过董仲舒的发扬和当政者的利用,也成为至尊一统并由此影响此后千余年的教育思想体系。在历经千年之后,无论更换了多少政权和皇帝,孔子庙堂,仍屹立不倒。直到满清咸丰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直接面对海外的威胁,中国才真正卷入西方17世纪所兴起以来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浪潮。而在后方远为广阔的农村土地上,直到民国之后,土改、文革之前,与农业相关的乡土社会诸多习俗,观念,仍然是社会成为整体的基石,传统许多知识及意识形态,和货币制度一样,仍习用于人们每日的社会生活而不自知。

 

经过宋儒发挥的儒家学说中,孔子《礼记·大学》中关于社会和家庭结构的看法,被提升到《四书》之首,成为构建社会和谐的基点。其最基本的逻辑是: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后天下平。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出发,逐步推向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比如艳照门的事件,在香港,某些照片会被定下淫亵的罪名,而在台湾,如果双方已经婚配,更可能以通奸罪论处,这样一些法律及条文,正是南宋以来的儒家传统的残余。而今日一手读经的秋风,同时也在抨击所谓去道德化的自由,以期在个人自由和传统之间,试图寻求一种满足其自我中庸的调和,却不知道如果按照南宋以来的儒家传统,这样一种行为,只能被押送去游街或者浸猪笼,这样一种无所适从的调和,只有出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大陆,在儒家思想传统的主要教条已经在乡土社会被彻底破坏之后,却又必须去面对伴随资本主义所出现的个人自由要求时,才会出现。而时代大众关于艳照门主角行为的宽容,却真正体现了时代的进步,而充分显示了1978年中国大陆打开国门以来,所不自觉的变化,而这也是市场化力量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的不自觉变化。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关于土地和财富的观念,又发生何种变化?在《大学》中,孔子认为:“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明确的指出,农民是生活在土地上,有了土地便有充足的财富。而如果掠夺民众的财富,国富民穷的话,那么,百姓便会离心叛乱。要收买人心,社会和谐,必须让百姓富足,而不能竭泽而鱼,否则百姓不交赋税,国库便会空虚,而让百姓富足的途径,是:“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在社会整体生产技术和消费水平变化缓慢的情况下,生产的人力必须大于消费的人力,社会才有富余。而在农业社会,只有让百姓有田可耕,才有赋税可收。

 

在汉以前,战国时代,列国争雄,东方诸国的工商业发达程度,不是秦国所能望其项背。按照许悼云在《汉代农业与社会》中的见解,秦以农战发家,商鞅变法,更落实这一政策。而汉承秦制,如赵过、尹都尉、氾胜等,都推动农业发展。郡国循吏,劝农与教化,整体政治权力极其注重农业发展,堪为中国文化的特色,在中国文化以外地区,殊不多见。汉代的农业,小农精耕细作,单位产量高,投入劳力及资本大,这样一种分工专业化,使得农民必须倚赖非农生产及市场交换,来满足其日常其他需求,而在这大量小农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实际上担任着当地区域性交换网的中心。所以一个涵盖当时中国的交通网络,实质上,也是经济的交换网络。这一经济交换的网络将中国各地区的产业,结合成较大的经济体系。中央集权和人才选拔,也是经过各级行政单位(州、郡、县、道、都尉),其治所星罗棋布,无不坐落在干道与支线,或为网络上的地区中心,或为大小中继点。汉代察举人才。加入文官系统,其进阶也由乡村,经县级、郡级,最终可能参加中央政府。这些文化与政治的精英,始终与家乡联系不断。分散在各处的同事及同乡,门生故吏,声气相通,经由信息传布的网络,这些精英编织了社会关系的网络,于是,有形的交通路线,事实上也隐藏了无形的信息与社会的网络。在这个过程中,城乡从来不曾分离,乡土是物资的生产地,而城,则是农产品及物资的交换市场,在交换过程中,信息同时被交流。

 

在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下,土地即是财富。所谓“斯土有斯财”。这便涉及到土地的财产所有权问题。汉代以来关于土地问题,从一开始便具备极其鲜明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特色,从战国类型的国家授田制到汉初的授田制度,再到曹操屯田,将所有田地由国家统一收集起来,再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分配给农民使用,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当所有权被从君主让渡给百姓之后,由于百姓的生产力及经营能力之间的差异,必然导致某些田地因为经营者能力的缺乏而没有被合适耕种,而某些经营者的突出能力,会试图得到更多的土地,按照科斯定理,当所有权可以被自由交易时,社会土地必然会脱离一种平均分配状况,而通过市场交易被重新分配。也即是说,当将土地视为财富时,由于财富拥有者天赋的人力不平等,在长时间下,通过市场交换,财富会脱离平均分配的状态,甚至会表现出高度集中的状态,甚至足以挑战中央王权。失败的农民如果数量众多时,社会的不满情绪会爆发起来,甚至推翻政权,这是每一次王朝革命时的口号,多数是“分田地,均贫富”,或者“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而“共产共妻”则是进一步将女人看成财富的一种,而对这一口号的重新表达。

 

从汉代农业社会的历史到现代化进程是如此的漫长,以致有足够的历史实验,来不断重复这一过程。出于对中央集权受地方势力挑战的担心,在让渡了部分的所有权的同时,中央当局以各种手段限制地主私有土地的发展,比如西汉的“名田”、“均田”、“限田”,王莽的“王田”试验,西晋的“占田制”。比如王莽上台之后,便将全国土地全部收为王有,号称王田,限制个人占有数量;再行重新分配。王莽的王田制度,实际来源于古书中的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的均田制度,这样一种制度,只不过是将暴力夺得天下之后的均田制,改为自上而下推行的重新分配。从北魏到唐中叶,每一次战乱之后,均田制多被作为一种有效的制度而效法,按照北魏之均田制, 每丁十五歲以上授田: 露田四十畝、桑田二十畝, 丁女則露田二十畝。露田不得買賣, 桑田則為世業。 丁每年納粟二石, 帛一匹。北魏这种区分,实际上是限制了一定程度的市场交易,比如露田不得买卖,而桑田为世业的行为,则保证了耕者的所有权。再通过“授田不准买卖,年老或身死还田,”这一条例,使国家手上有可供分配的耕地来作为调节财富的手段。而国家在分配土地的同时,也通过这这一体系,配合来收取赋税,为了配合赋税制度,户口制度及禁止农民迁移由此被彻底强化,并被一直沿袭。北周、北齊, 至隋唐, 沿襲魏制,。而土地的分类被进一步被细化。

 

这一时期的土地历史,简单而言,便是不断的中央集权将土地收集起来,通过某种计划经济重新分配,当市场化力量使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被重新分配之后,当局一旦无法保障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生活,又或者过重的赋税,特别是当面临外族入侵,国库空虚,便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来作为军备开支之用时,导致农民宁可放弃土地而避免赋税时,暴乱便发生,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便指出,外族盛衰有其连环性,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外族发生关系,其他外族崛起或强大,可能导致某甲外族灭亡或衰微,唐室中国必然受到它的兴亡强弱的影响,或是利用这种机缘,或是受到它的祸害。而由于土地-赋税制度的关系,外族的兴衰,又往往配合内政的同时暴乱,多次激荡反馈之后,王朝有时便由之更替。而每一次暴乱之后,又往往来一次重新均田地。历史于是重新开始。甚至到了宋代,王安石推行的方田均税法,仍然是这一方法的残余。

 

从汉到宋,田地问题一直成为政权的主要内政问题的原因在于,城市实质上是依附农业而成,而未独立发展成为足以代替农业的赋税来源,将人身捆绑在田地上,然后通过对田地收税来满足中央王朝的使用。在太平盛世的时候,王朝虽然有时过度开支,但仍不致于造成过度赋税导致农民试图逃离田地和户籍的约束,但在外族入侵时,财政开支的大量支出,使王朝的公共财政处于赤字状态时,赋税的加重,通过田地和农民的作用,反过来动摇了王朝的根基。在这一过程中,土地作为创造财富的来源的同时,也是税收征收的对象,而将农民和土地捆绑在一起,对人头税的征收,实际上是对土地征税的进一步演进。

 

宋明以来,商业经济远校前朝发达,《三言两拍》,《马可菠萝游记》对期间的城市生活,有大量的描写。城市经济和商业经济的发达,带来赋税重心的转移。嘉靖年间,在各地试行改革的基础上,开始推行一条鞭法。万历年间普遍实行。一条鞭法的原则是赋役合并为征银两。田赋除漕粮仍征实物外,一律征银;原银差及力差也统为征银,并摊进田赋银内征收。将传统的田粮转折成为银子货币进行征收,本身意味着商业经济及货币体系在整体农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的比重增加。

 

大清国代替明朝以来,康熙初年,江南税赋又开始推行均田均役法。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2462万余丁)作为以后征收丁银的依据,把各省丁银329万余两固定下来,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五年开始,广东省首先实行摊丁入地,以该省的丁银摊入该省地赋之中,由此,一条鞭法的税收体系,终于将传统各种名义的徭役,转移成为一种货币计量单位,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实际上,对各种徭役的同单位货币化,为一种可计量的经济管理创造了条件。当伴随清末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农村人口大量的卷入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进程中时,税收的重心,也慢慢从传统的对农业的征税,转移到以货币为计量单位背后的其他工商业的征收。

 

当站在历史的视角,遥望政权从满清、民国再到国共的争夺之间转移时,1949年以来的某些最伟大成就,都可以得到解释,比如当年的以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口号,再到建国后所实行的土改,将土地收归国有,再通过计划经济的形式分配给农民,由于私有权的彻底被剥夺,导致传统均田制中世袭部分的丧失,最终演变成一种全民大饥荒。当1978年,安徽农民用血手印签下家庭承包责任制时,实际上,他们只不过在要求传统均田制的变种中,属于私有产权部分的回归。再考虑到建国后几乎每十年发作一次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和革命,其代价最终均是通过其税收体系由最底层的农民去承担时,便能深刻理解户籍制度对于强制劳动及税收征收的重要性。

 

再考虑1978年以来,在整个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工业化过程中,房屋代替了田地的部分功能,房屋的土地,成为税收的重要来源,特别是计划经济规划中的国企在大量破产前的贪污及效率低下而无法进一步提供巨额税收时,可以预见,对房屋土地的征税,仍然是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此,房价仍然将居高不下。而房屋产权的争夺,从70年的租约,向均田制下的终老收回田地靠拢,再到某些小产权房的世袭及不可交易,均可以发现均田制在城市化下重新变种回归。在一个缺乏全民公选并加以可信的公共开支财政约束力,而又没有一个成熟的国债市场来做跨时期的平滑情况下,任何超额的公共支出,无论是统一国土的战争,或者是对外国友人的慷慨,均将以税收的形式最终为国民所买单,无论这样一种形式,是高房价,还是通货膨胀。

 

从历代王朝土地及税收所可以得出的教训是:

(1)    土地,作为财富的符号象征,一直是中国王朝的征税对象,其原因是农民是农业经济中的最大征税对象。而户籍制度,实际上是为了配合征收税收而将农民和土地捆绑在一起。

(2)    对所有权的自由买卖的市场力量,将重新分配土地的占有权。而这种重新分配将造成财富的重新分配及中央集权眼中的社会的不和谐,每一次王朝更替最令人吸引的口号,以及夺权之后的重新分配田地,均来源于此。

(3)    由于税收来源于土地,当出现战争这种大量消耗财富的过程时,由于没有一个相适应的货币信用系统,比如一个成熟的30年国债的市场,由于,即时的战争将导致即时的税收的大规模征收,这样一种征收最终由于转嫁到农民头上而动摇了王朝的根基。

(4)    推论:一个没有可信公共开支约束的管理机构,最终会变相通过征收税收来满足其财政开支。在货币经济体系下,通货膨胀也是一种税。因此,战争是一把双刃剑,无论对象是鬼子,隔岸的宿敌,还是远方的洋人,对内来说,战争的开支,总必须通过内部的税收来支出。因此,对于一个经济循环尚不完善的体系,对外战争是一种最合适的推翻对内政权的方式。考虑到美国人是如此乐意充当全球卫兵,摧毁美国政权的最合适方式,或许是将捍卫全球的任务,比如在独立日对付外星人的战役,交给美国人来完成。

 

Michael chen 2008-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