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投资展望(五)之经济结构:历史成因

 

本来写完前四节,就该是第五节了,但文字被盯梢、举报,然后喝茶、威胁的感觉很糟糕。在警察国家渐行渐近之际,书写和表达的自由,受到严重的干扰时,勇气和道义越显得稀缺。但在这种情况,更应该坚持书写并表达,否则,社会的逆淘汰机制便发生作用。沉默不是笔者的作风,而书写是存在的证明。

 

笔者一直认为,财务自由与思想自由伴生,有独立的非依赖于体系存在的经济来源,才能不受文字因为发表问题受阉割的干扰。但同样,启蒙,并非笔者兴趣所在和义务,因为蠢材有时是无可教育的。书写仅是独白而已。而投资更无必胜之道,输赢自负,下场博弈,乃读者自己行为,与笔者无涉。

 

在继续展望未来投资之前,读者可以先去回顾以前的各节,《2008投资展望》、《2009投资展望》、《2010投资展望》等一系列,http://blog.donews.com/michaelchen/archive/2010/01/21/1582531.aspx

 

该系列一以贯之的表达了笔者关于投资的观点,包括长线投资、资产配置、行业结构、企业监察、财务分析等内容。这一节,是之前文字的不断重复及升级。股吧有一个版本整理得很好,被敏感没了,有个读者,在Donews的博客被屏蔽期间的文档汇总pdf版,深表感谢。

 

在《未来三年买什么》一篇中,笔者强调:

 

(一)        货币问题,实质是经济问题。

(二)        通胀和利率,是投资的基尺。

(三)        长期美元利率是全球投资的准绳。

(四)        弱美元是未来3-5年的基调。

 

美国通缩不已,亚洲通胀不止。这是自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整个全球货币体系由于作为锚的美元从强美元改变为弱美元路线以后,带来的新的结构性变化。投资人不需要和经济学家一样去预测美国何时改变政策,而只需要以其为信号,以弱美元作为基调而厘定投资策略即可

 

这一节,接续“货币问题,实质是经济结构问题”。尽管每一个国家都因其独特的历史情况及政治制度结构,在经济层面上的政策趋向选择上,会有不同偏好。比如同样当经济增长缓慢或者萧条时,日本采用高度量化宽松的货币注水政策,但欧洲却保持了1.5%以上的基准利率水平,也没有进行债务货币化。这源于欧洲对高通胀引发独裁国家形成的深刻记忆,也源于欧洲对有限财政赤字的信守。而美国,1929年大萧条的通缩记忆,使得贝南克面对金融海啸时,采用了类似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开直升机大洒钞票。更有甚者,格林斯潘的个人偏好及洞察力,使利率政策的作用更明显,正是他在非常多年间保持了极低利率,又采用以一个更大泡沫来对付之前泡沫破裂的上瘾式镇静剂疗法,使得过去十年间,资金四处泛滥,而最终酿成2008年的金融海啸。看起来,贝南克并没有新招,还在玩这一套,美金低利率构成未来数年的投资环境大基调。这一点,正是林森池所指出的,一个货币周期的循环,可能是10-20年之长久,所以,投资之先,便是判断大环境,大气候是否发生逆转。

 

整体上看,决定长期经济走势的,仍然是整体社会经济结构中各力量的博弈,无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或者其他非常规的资金管制,退税补贴等政策,均是依赖于经济结构下各种考虑而成。林森池2005年在公开大学的演讲题目《社會結構與財富累積》,正显示了“结构”的重要性。对于投资人来说,制定长期策略时,重要的不止是短期的各种经济指标的解读分析,而是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洞察,这是捕捉投资大浪、赚大钱甚至得以在大灾难前全身而退的真正依据。

 

德国股神安德烈·科斯托蘭尼在纳粹军队打进来维也纳前,便滚得远远的,从而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而香港股神香植球,在六四屠杀后,便卖掉玻璃屋,将资产撤离香港,错过一波大升浪。进退之间,投资者除了不应受简单的价值观判断干扰,更应以经济结构变迁为依据,才能厘定进退之间的长期策略。

 

在上一篇《老人政治》中,笔者重述了2008年10月27日《远离股价,坚持投资》一篇中,指出的五个基础因素:

 

1)中国有着全世界最为年轻的愿意参与资本主义市场运作的人口。以及亚洲人极其典型的高储蓄率。-

2)改革开放30年以来,无论男女老幼,前所未有的赚钱的欲望和热情。

3)不可抑制的市场化及全球市场参与大趋势。

4)对台战争的不可能性:

5)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取代四小龙和四小虎成为全球的制造工厂

 

在该篇中,根据比尔-艾默特在《较劲》一书中所提出的:“经济增长成为政权合法性依据”,笔者指出,这可谓“矮子遗训”。二十二年来,通胀、利率、汇率、货币总量等,属于其他各国央行重点关注的目标,在中国,均让位于“保8%”的数指头增长游戏。而同时,就算有些脑残分子试图重回文革红歌路线,但过去20年来,对外贸易的全面开放,源自欧洲的普世价值观在人文上的成就及输入,美国国力的强盛及好莱坞电影的渗透,使得不再可能完全把民智渐开的国民墙起来,尽管短期趋势明显是回潮了。

 

但长期上看,朝野上下,一致无耻赚钱。这才是中国与其他各种不同的真正独特国情和大趋势。这是过去10年的主要基调。而看起来,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仍然很可能是整体的主要基调。这样一种增长,几乎不以任何因素为转移。其原因,是根据苏联经验,解体后,由于清算成本过高,因此各种之前拼命掠夺的财产被迅速合法私有化,因此,此刻的无耻掠夺,成为一种无论旗帜换色与否的最优解,哪管他日后洪水滔天。

 

所以,当但斌听说日本地震,起而幸灾乐祸的说中国可以趁势“大国崛起”时,纯属多余。十数亿人追求经济进步及自身幸福,不因他人的灾难而加速,也不因少数人的阻挠而减速,更不会因为少数老贼的子女,死而不僵弄权试图重回封建路线而变化,他的儿子虽然恬不知耻,一拳打断老子几根肋骨,但孙子最起码泡过几个洋妞,多少应知这两者差异。

 

对于但斌同学的问题,简直同学指出大国崛起于税收有利,于民生幸福未必有益,正中要害。究但总心态,可能近期股票涨幅不佳,压力之下,对长期投资产生怀疑,才寄望于长期之经济增长,但却不明了其背后之动力。投资人需深明经济增长必然性之背后深层原因,做长期投资,才能捕捉到大浪。这才是《老人政治》一篇对于投资的意义所在。而起承转合之间,重在观察“结构”之变迁。

 

要了解现在的结构,必须知道这结构,来自哪里。而这又需要回到历史中去,追寻决定现今结构的背后成因,尽管真相总被遮蔽,而回顾历史,却常常被看成数落人家的丑事,但实际上,正如陈启宗指出,要知道向哪里去,需知道从那里来,才能理解何者会被放弃,何者会被坚守。

 

以下大部分事实和数据,来自萧冬连《国史》第九卷第十章《从封闭走向开放》,或其论文《中国对外开放的决策过程》,重述这段历史,是因为现今多数经济学者,已经忘记或者不知道这段历史了,又或许只是简单知道一个名词,却无法理解背后的切肤之痛。

 

50-80年代之间,中国几乎处于彻底封闭的状态。而这20年时光,正是世界科技和现代化突飞猛进的时刻。也是比邻的日本、香港,迅速崛起的时候。情况正如一个放大版的封闭朝鲜王朝与现今开放世界的差别。在这种封闭结构下,比如现在的朝鲜国以外的国家,估计没人持有金家发行的朝鲜元。而金太子要吃三文鱼,戴百达翡丽,除了绑架偷窃强抢之外,恐怕任何东西,都要用本来就紧巴巴的少的可怜的美金,实时付款交易。同时,除了瓷器国,西方国家也估计没人会借钱或者送钱给金家王朝,尽管其时不时来个核讹诈。

 

1964年后的中国正是如此,“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的说法,只不过是上述情形的美化。(文学真是好东西!)国内尽管市场经济几乎停顿,但人民币还是通用的流通货币。持有美金者则很容易意味着对外通敌。偶尔当政者想从外国买点好酒或者医药,也是实时现汇交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大约在1978年底,中国的外汇,大约有15亿左右美金。

 

这笔美金从何而来,如何测算,笔者手上资料不全,无可考证。按照文革时期情况揣测,当时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贸易,唯一来源就是援助,但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援助,而是逃出去的百姓,寄钱回来给留在家乡受苦挨饿的亲人的援助。当普通百姓收到海外亲戚寄来的外汇时,要获得物质,便需强制兑换给政府,以人民币进行流通。因此,结汇机制是强制执行的。而物品则要强行纳税或者被没收。

 

1978年是一个转折点,华国锋被夺权之后,邓矮子成为实际的掌权人物。比起陈云、彭真、李先念等人来说,邓的经济政策及开放心态,或许因其觉得自己命不久矣,因此更加激进。一切意识形态的争议被暂时搁置,经济优先挂帅,而当务之急,又是重新开放,学习外国经验,促进经济发展。

 

特别是1978-1979年的大逃港,事件处理,尤可见邓矮子之心态。深圳1978年出逃1.38万人,实际逃出7037人,其他或被抓回,或当场埋骨罗湖口岸。全省7.8万人出逃。现今深圳河两岸,香港、深圳,各有一罗芳村,新界的罗芳村民,即是深圳逃亡过去。而广州,凡外逃成功者,则全村鞭炮庆贺。1979年,港英当局一改过往政策,实行即抓即捕遣送政策,引发市民自发上街阻挠帮助逃港者。5月31日,港督就此事向北京抗议,随即边防加强巡防乃至枪杀。此事最终汇报给邓小平。邓用2句话作了指示:“这是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能管得了”。从此事处理,更印证邓更重视经济增长之渊源。

 

1979年,最重要的开放,是蛇口工业区的成立,以及此后广东、福建两省,4个经济特区的划出。其主要政策就是,“利用外资推山填海,三通一平,卖房卖地。”对于该经济特区,邓小平的做法是,国家不给一分钱,但给政策,特区走“多方筹资,负债开发”的路子。这里面的筹资,除了向国家银行贷款及卖地皮之外,主要就是来自外资。

 

当1978年,谷牧率团访西欧四国,回来后,传达欧洲和日本等外国,有意贷款给中国200亿以上美元的意向时。由邓矮子拍板,引进外资,发展各种产业,以赚取外汇,成为一时最热潮国策。试图得到更多外汇的原因,是试图用外汇购买各种设备,以快速加大生产。

 

一如既往,上行下效,数字不断放大。从1977年提出恢复引进后,引进方案不断加码。1977年7月提出的方案是8年引进规模为65亿美元,11月增加为150亿美元;1978年3月增加为180-200亿美元,到7月至9月国务院务虚会时,8年计划引进的总规模达800亿美元。比一开始的方案,多了10倍。这就像一个乡下的穷人,穷了大半辈子,突然听到城里,有个百万富豪说愿意借钱给他发展,让他报个数字时,便掰起个指头,开始只想买个锄头来耕地,后来干脆想给个马鞍配匹骏马,数字越算越大一样。

 

但富翁实际上是借,追求回报,而不是白给。借来的钱是要还的。借来的钱,如果胡乱花,那么,便欠人一身债,无法偿还。一开始的思路,是“借钱搞建设”。即是借来钱后,由自己安排该如何花。利用自由外汇和买方信贷进口成套设备,以扩大生产。但实际上,资金提供者并不傻,一是强调专款专用,名义为借钱,实际只能借来买特定设备,二就是少部分可以自由挪用的,则要求高息而且还款期极短。

 

当时欧洲外汇大约年息12%,而且是短期贷款,第1-2年就要开始还。更有甚者,就算同意这种方式,都很可能借不到钱,原因很简单,想一想2008年的金融海啸起因就知道了。借钱给穷人,是很大机会收不回来,审慎的银行家,考虑到风险,应该是干脆不借的。只有少数愿意冒险的信贷公司,用极高的贷款利息及极其短的期限,才愿意放款出去。高息短借,正是典型的有钱人对付无信用无抵押的穷人的贷款方式。而此时中共政府是借钱来买机器做长线投资,因此,这种方式很容易面临现金流断裂而无法付款的问题,实际得到的资金也很有限。

 

1979年3月18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汇报提纲说,原计划1979年共借用外债和利用外汇存款100亿美元,但从几个月同外国金融界洽谈的情况看,全年可用外汇仅有 50亿美元,比计划少50亿美元。于是,整个中央高层对外的经济目标,就是赚外汇,同时,将捞到的外汇控制起来,买指定项目的机器设备。这就是一开始邓矮子定下的外汇国策。

 

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外汇被收集起来,甚至民间资本力量,也被吸纳进外汇管控决策。荣毅仁由于家族中有400多亲戚分布世界而被相中,1979年10月,由荣毅仁牵头,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吸引外资。1981年1月,该公司在日本成功发行 100亿日元(约折7000万美元)的私募债券,帮助引进项目仪征化纤提前续建;

 

1979年底,中国从日本获得第一笔国外政府贷款,1980年至1982年间,从科威特、比利时、丹麦等国获得政府无息贷款。1980年至1982年,中国先后与日本、法国、美国公司签订5个协议,开始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到1982年底,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126亿多美元,其中借款108亿美元,吸收国外直接投资17.69亿美元。回头看,这个玩法,就是在世界石油危机期间,卖祖宗留下来的石油资源来换外汇。

 

但配套设施跟不上,另外,借钱做长线投资总不是办法,邓小平就发明了中外合资经营。通过中外合资经营,可以带进一些先进技术。邓小平说:“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

 

整个合资经营模式,说白了,就是中国提供土地、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外国人提供资金、技术、机器。简单点说,就是泥腿子出苦力,给富人打工。这就是文革摧残尽一切之后,中国试图重回世界市场的唯一道路。情况便和乡下穷人刚进城,一无所有,只能去码头做苦力一样。而为什么穷呢?之前积累的财富呢?读者自己去读1949-1981年的历史,看看令到数亿人一穷二白的是谁。

 

附带的是,契约市场,要雇用泥腿子工作,必须事先谈好契约。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到中国谈合资经营时,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中国有一部政府法律,公布后投资双方可依法办事。这一事例充分的可以看到:正是市场的经济力量,才促使法律契约概念的重建。由此,才得以建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法治的概念,从市场重新开始。

 

截至1981年底,经批准举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有48家(不包括经济特区举办的35家)。在这48家企业中,外商合作者来自香港的22家,美国的11家,日本、菲律宾的各4家,联邦德国、瑞士、瑞典、法国、澳大利亚、泰国、挪威的各1家。到1982年底,已有30家合资企业投入生产或开始营业。双方投资额越过1000万美元的只有6家,不足100万美元的有24家,多属中小型项目。从行业看,旅游饭店及轻纺工业占较大比重,反映了境外投资者少投资、快见效的意愿。

 

这是历史的重新开始。此前的历史,从1949到1981,由于以毛腊肉为首的集团,倒行逆施。令到数千万人饿死,剩余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情况便如一个放大版的北韩。而邓矮子的重新开放,实际上是以一种其个人承诺为担保,而带领数亿人出卖劳力换取资本的路线重新进入市场。期间,所换得的资本和物质财富,特别是外汇,仍然被该集团牢牢管控起来。

 

但经济的活力在于,一旦经济自由开放,便将沿着自己的路线不断扩展其自身力量,而体制上,由于管控集团的贪婪剥削本性,导致许多制度仍然被沿袭下来,并与经济的自由活力发生冲突。此后的双顺差结构,和外汇管制冲突问题,正由此一历史而起。(未完,待续)

 

Michael chen 201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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