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的公共论述
文/张铁志
你知道美国当前最古老的一份周刊是一份左派杂志吗？这份周刊，「国家」（The Nation），是在1865年由一群主张废除黑奴运动的人士创办的。一百多年来，他们几乎一直处于亏本的状态，并历经数任发行人，但是他们活下来了。
「国家」不仅活到现在，而且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左翼周刊。他只有薄薄的几十页，物理重量很轻，但思想重量却很庞大。对「国家」杂志来说，他们永远把理念放在商业前面。但他们为何能生存下来呢？
今年六月上旬，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书店中，我听着台上「国家」杂志的发行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Victor Navasky解释这个问题。
从1978年进入「国家」做编辑，后来成为发行人的他说，「国家」不是一份新闻杂志，更不是一份追求「客观」中立的杂志，而是一份关于理念的刊物，一份「意见的刊物」(journal of opinion)。这种刊物需要的是理性的论证与公共的辩论，是去解释事件背后的意义。
这些杂志因而是公共领域的喉舌。德国思想家哈伯玛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公民可以集体审议公共议题的场域，在这里意见可以自由流动，人们是凭借理性的论辩来沟通。而杂志正是他所谓欧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兴起的核心支柱。
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媒体八卦化、空洞化、财团化、和商业化的时代，这些意见刊物的角色是什么？这个时代还需要他们吗？哈伯玛斯曾经回答Navasky说，「是的，因为他们可以建构一套理性论辩的标准」。
另一个他们可以生存了一百五十年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始终秉持抗议与反叛的精神。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对于英国的反核运动曾有这样的期待：「我们必须抗议才能生存下去。抗议是市民自我防卫的唯一现实形式」。汤普森指的是他们必须产生一个对抗体制的逻辑，然后去赢得多数人的支持，最后给予统治者压力去改变他们的政策。而「国家」杂志的天职则是抗议所有的不正义、抗议对世界自然资源的破坏、抗议权力的滥用、抗议各种歧视与偏见；或者说代表一切弱势者去抗议。正是这样的不妥协，使得「国家」能获得这个社会的信任，成为美国的良知。也因此每当他们岌岌可危时，读者就会愿意捐献更多金钱，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更重要的是，虽然看起来这个汤普森式的抗议传统和哈伯玛斯主张的智识辩论，似乎角色互斥，但Navasky认为这并非二择一的选择。
因为「一个像国家这样的杂志可以启发人们、可以动员，可以组织，但他最终不是一个运动。因为意见刊物有责任去面对不利于他们主张的事实，而非忽略他们，然后必须去说服他人---透过更好的论证。」，因此这里，意见刊物的原则与公共领域所要求的是一致的。
当然，传统媒体所面对的新挑战是网络媒体或是部落格，因为后者具有更大的实时性、互动性和草根性¬---任何人都可以是评论家。然而，Navarsky仍相信，传统平面媒体的生产过程具有更严格的检证过程，而且像「国家」这样的刊物一向自豪于他们有最好的作者，因此比网络媒介具有更高的正当性与权威性，更能「建构一套理性论辩的标准」。
但对我来说，他似乎低估了传统媒体内部过程的种种问题。各种意见刊物不但大多数只是一元的主张，不同立场的刊物之间也很少有真正的公共论辩，而这些理性论辩的标准未必不能在网络媒体出现。我想，「国家」对这个世界的重要性最终还是在于他们能不断提出抗议论述吧；这些文字、论述所承载的抗议火光，才能让每个历史时刻都可能成为「反叛的时代」。
转自：Sounds And F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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