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铁志
「随着迷笛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他可能会遇到一个和台湾及西方音乐节都前所未有的难题：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威权统治者能否容忍这样一个追求另类与反叛的社群？」
当台湾的三大音乐祭在这几年成为独立音乐的重要发电机时，在海峡的另一边，一个音乐节也正在改变北京以及中国的摇滚风貌。
2000年五月一日，北京近郊的迷笛学校在礼堂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摇滚音乐会「迷笛音乐节」。迷笛不是所普通的学校，而是一个创立于1993年、专门教授现代音乐（包括摇滚、爵士、蓝调等）的学校。校长张帆还不到四十岁。
从这一天开始，迷笛开始成为开启二十一世纪中国摇滚发展的金钥。
此后，迷笛音乐节的规模逐渐扩大；第三年搬到学校的草地上，第四年的草地上已经无法装下北京各地来的乐迷，只能在外面找更大的公园。到了今年的第七届，每天都有数万人次参与。迷笛成为中国摇滚史上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摇滚音乐祭。当然，人们总是把这样的活动想象作中国的乌托史塔克（Woodstock，我们叫伍德斯托克，转者注）。
规模的迅速膨涨，也让迷笛的性质逐渐改变：从一个少数摇滚乐迷的秘密集会，转变为青年次文化的新天堂乐园。在舞台下面，有集合全国小吃的「小吃一条街」，卖各种东西的跳蚤市场，和供人玩滑板的场地等等。参与者原本是北京的摇滚人、诗人、艺术家，现在则是从各地来的年轻人；他们许多不是为了音乐，而是为了一种享乐的氛围。
用台湾的比喻来说，就好比是从「野台开唱」转变为「海洋音乐祭」。
但这个比喻有一个吊诡之处。在台湾，专业乐迷为主的野台开唱是收钱的，已经成为巨大青年文化活动的海洋音乐祭则是免费的。但迷笛音乐祭却是相反地在一开始人少时免费，后来人越来越多才开始收费。
正如同台湾的音乐圈正在热烈地讨论音乐祭的商业模式，以及音乐祭对于独立音乐发展的影响，迷笛的发展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些问题——毕竟这并不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音乐祭。
在与商业的关系上，过去免费的状态使主办的迷笛学校一直赔钱，即使前两年开始加入商业赞助和门票收入也是一样。今年情况开始好转，五十到六十万人民币的票房收入，加上二十万的商业赞助，基本上可以持平。
他们的商业赞助主要是实物赞助，例如今年Gibson吉他赞助乐器，Lee牛仔裤也在十万块的现金赞助外，外加一千件T恤。但是，迷笛音乐节的灵魂人物校长张帆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指出，即使有商业赞助，他们还是不希望商业味道太浓厚，譬如他们会避免现场插满赞助厂商的旗帜。
当然，关于音乐祭的永恒问题是，到底要把音乐祭视为音乐人与乐迷彼此取暖和修练的场所，或是一个抗拒主流文化的青年次文化基地？对此，张帆对于现在迷笛逐渐演变为后者是乐观其成的。因为他对于音乐祭的想象就是一个在户外的欢乐场景，是一种休闲生活的可能；而且，他认为这也可以让更多年轻人接触到摇滚乐。
不过，随着迷笛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他可能会遇到一个和台湾及西方音乐节都前所未有的难题：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威权统治者能否容忍这样一个追求另类与反叛的社群？
乌托史塔克做为音乐祭的原乡（或迷思）乃是六零年代反文化的高潮，是对既有社会的道德秩序提出激进的挑战。可现在的中国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组织性的反抗。中国的摇滚乐文化或许没有鲜明的政治或社会意识，但是摇滚乐终究是具有颠覆权威的深刻力量。所以，一旦迷笛超过十万人，一旦人们在拥抱和舞动中逐渐形成一个反叛文化的社群时，威权体制将如何把这股反叛囚禁在草地上？(诚品好读2006年七月号）
转自：Sound and F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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