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02日

号外号外:

  每经俱乐部搬新家了,地址http://nbdhome.dsweb.cn,遵从以前的风格,分成三个专题:冰点沸点;经济评论;3C周刊。

  再次感谢大家一直以及将来对我们的关注!

2006年11月01日

  有媒体报道称,持续一年的广发行竞购争夺战大致尘埃落定,花旗成为最终胜利者。
 
  如果传言属实,意义重大。花旗集团经过监管层特批获得了36%的相对控股权,花旗财团以85%的股份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突破了此前银监会所规定的“单一外国投资者在中资银行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同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的上限。
 
  乐观地预计,我们将见证一个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地方商业银行,如何在“中外合璧”的国际财团的主导下,成长为一家符合市场理念的现代金融机构。
 
  值得关注的是,央行近日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6)》表示,将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对外开放,适度放宽外资进入金融服务业的股权比例。虽然报告强调了要坚持国家绝对控股,却同样强调“加强对主要金融机构的控制力,确保国家金融安全”,这是否潜藏着国家主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而适度放开地方商业银行的控制权之意?对于急于在年底达到商业银行8%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层而言,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如央行报告所说,金融开放客观上要求深化金融改革,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表述,将不仅仅停留于字面。
 
  金融机构对外开放是逼迫下的产物。商业银行居高不下的不良资产,股份制以后引入多产权主体,却仍不能幸免地方行政力量的干预,也常常成为股权投资者的抽血机。在依靠内力无法完成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制、WTO关于中国金融市场大限将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额在改制后仍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尽快找到国际战略投资者成为必然之选。
 
  广发行成为先行者仅仅因为是一个技术上的弱者:广发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到3%,而不良资产率却接近20%。据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银行业分析员范艳瑾估算,要使广发行在重组后实现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6%,不良贷款比例低于5%的目标,资金缺口在500亿元左右。技术上的破产使引资无法延宕,而地方政府对于广发行全面引资的坚定支持,作用不可小觑。
 
  广发行率先插上花旗是个象征,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的外资路径选择已是大势所趋。闸门一旦打开就难以关上。
 
  首先,广发行的困境几乎是地方商业银行的缩影,他们都有着地方政府行政旨意下沉重的政策性包袱,他们都有着股份制改制成为权势阶层圈钱场的无奈,他们也都有着名为商行实无市场的秉性,而地方政府也急于引入投资者来为以往的失误埋单———如果广发行能够获得特批,那么,其他地方性商业银行为什么不能?
 
  其次,这些商业银行的声音获得了外资金融机构意料之中的回应。国际金融市场巨鳄花旗此番以志在必得的决心,以超出广发行净资本7倍以上的最高报价,耐心等待全面接盘一家中资银行的时机来临,就是典型的案例。事实上,垂涎于中国广阔零售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正在逐一向浦发、招行、南京商业银行等内资中型金融机构伸出橄榄枝。一些不像花旗那么幸运的外资银行为了后来居上,正准备将亚太中心迁至中国,以争取尽快满足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的门槛。
 
  外资金融机构如同群虎环伺着中国金融市场。这是一个好兆头吗?要看怎么说。如果中国的金融机构迟迟无法完成市场化的资金配置体系,如果他们处于行政的阴影之下不能自拔,如果中国亟需贷款而又具有市场经营能力的大部分企业家无法得到贷款,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零售服务的态度一如既往的恶劣———那么,中国的金融机构引入外资,形成竞争局面,示范一下真正的国际惯例,也许是好事。

主持人:
 
  据媒体报道,国家版权局将在全国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打击网络盗版专项行动。此次行动重点打击以营利为目的、通过网络提供电影、音乐、软件和教科书下载的非法经营行为,查办一批大案要案,关掉一批非法网站,处罚违法分子。
 
  对于打击网络盗版,广大网民从理性上都会给予支持,问题是,就连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王自强也承认,除了打击网络侵权行为,授权渠道的逐步建立也应逐步开展。如果网民们无法从廉价合法渠道获得自己喜欢的内容资讯,那么在这样的运动中除了几家顶风作案的冤大头网站和个人可能受到处罚以外,几个月结束后这些非法网站不卷土重来才奇怪呢。那么,打击网络盗版的工作究竟应该如何做呢?
 
大众评判台
 
严海渊:一点震慑力都没有
 
  肯定不能靠运动来打击盗版,否则还要法律法规干吗?此外,正版的价格太贵也是原因之一,什么时候如果正版和盗版的价格都一样了,或者只贵一点,那么我想大家肯定都愿意去买正版产品的。
 
沈懿波:民意不可违
 
  打击网络盗版靠运动肯定是不行的,不要说三个月,就是三年,也未必能出成效。
 
  但不能说打击没有效果就不打。首先我们还是得把网络盗版给区分一下,一类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种是以共享为目的的。对于第一种,我认为坚决要打,而且打击力度要大,盗别人的版拿来赚钱,和偷抢没什么区别,而对于第二种,我觉得再打击也没用,也没必要打。因为共享是人类的天性,在网络时代这一点更加发扬光大,如果真要打,那可能每个上网的人可以说人人有份要挨这个板子。民意不可违啊。
 
曹中铭:应成为一种“常态”
 
  打击网络盗版行为应成为一种“常态”。从维护互联网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将其纳入法治的轨道才会对不法分子具有真正的威慑力。
 
励俊:应该缓行
 
  打击网络盗版,我觉得要缓行。这是双刃剑,从目前看,无论是软件还是音像内容,国内都没有良好的运营商和内容商,一旦打击过猛,无疑会出现真空。因此,我觉得先培养建立起畅通的正规使用渠道,才是政府应该抓的重点。
 
常小宇:不能一刀切
 
  打击网络盗版,我认为不能一刀切。对于一些以盈利为目的的一些网站要打击,而对一些个人网站———不以盈利为目的依靠P2P技术传播一些音像制品不应该是打击的对象吧。互联网最为精彩的就是它的参与性和开放性。过多的限制对互联网的发展是不利的。
 
◆沸点特稿
 
网络盗版行为跟现实中的偷盗行为类似
 
龙伟  大众点评网副总裁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只单纯依靠“运动”肯定是治标不治本的,一旦打击停止,侵权行为又会抬头。关键还是要立法,要有界定明确的法律法规,界定什么样的行为应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应该由哪一个部门来管理。一旦相应的机制存在,被侵权的人就会按照这个机制推动事态向前走,就会不断地有真实案例出现,那么参照这些案例,大家自然就会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相应的违法成本会是多少,那么整个环境自然就会向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我并不认同只要提供了廉价合法的下载渠道就能有效地缓解盗版行为,这是个意识心态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注定要盗版,就算有再多合法低廉的渠道,我相信他也不会选择。版权局此举实属无奈,很多人都有一种网络侵权无所谓的心态,但依我来看,网络的盗版行为跟现实中的偷盗行为可以相提并论,一个是侵犯别人的物质财富,另一个则是精神财富。如何转变这样的心态,关键就是教育和宣传,要把氛围建立起来。
 
  当然,建立这样的氛围也不能光靠说教,打击力度、配套相应的监管部门以及实行问责制同样也很重要。目前,打击网络盗版多还处于行政法规,没有相应明确的法律存在。而且打击盗版行为不能仅依靠版权局,这不仅是违法行为,更有犯罪的含义在其中,应该由公安部门以及更高层面的部门介入。
 
  政府应该设立专职的监管部门,方便受害人维权。举个现实的例子,大众点评网现在就被侵权了,我们首先会提起法律诉讼,但除了诉讼,我们不知道还该找哪些部门。并且政府还应该把维权门槛降低,大家都知道,诉论的道路极其漫长艰辛,而且费用不低。首先要收集证据,再是提起诉讼,就算顺利至少也要花费三个月的时间,如果是个人维权,成本相对会很高,这样一来,就使得许多人放弃了自己应有的权利,也纵容了侵权行为。
 
  我相信,只要我们在方方面面都做到对侵权行为的监控以及相应的宣传,一旦侵权行为就是犯罪行为这样的观念成为大家的共识,慢慢形成反对侵权的大环境,侵权就不会如此猖獗了。

2006年10月31日

  关于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因为近日严介和等人的资金链绷紧与受调查传闻,而再次成为热点话题。只要社会仍处于转型阶段,关于企业家的原罪之争就永远不会过时。
 
  没有人会否认我们这个社会亟需企业家,亟需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但我们在面对单个的企业家时,却常常运用非黑即白的逻辑,试图赶尽黑心企业家,只留下慈善的、为民缔造福祉的、成为全民榜样的企业家。
 
  这个世界果真非黑即白吗?恐怕未必。尤其在一个制度大变迁的时代,我们更多的是在灰色的空间中生存。勇于承认这一现实,而后将制度推向完善,才是可贵的有担当的态度。以某些群体作为彻底的负面样板,来为整个社会赎罪,是社会集体思考能力的怠惰与市场的不幸。
 
  以历史的眼光看,我们在“文革”以前就开始批投机倒把,但到现在才敢于承认,所谓投机倒把,有时不过是市场流通与追逐利润的同义词,何罪之有?但这一认识过程是如此艰难,在改革之初,仍有从事长途贩运谋取差价的温州商人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锒铛入狱;而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无法原谅借体制漏洞倒卖房产牟利的炒房者,完全不理会这些人身上所具备的获取财富的能力正是这个社会所匮乏的。
 
  不能不承认,除了最恶劣的因为权贵体系暴得财富成为市场主流的人士之外,多数起于民间的企业家具有可贵的经营素质,不管是IT新贵,还是靠万向节走向世界的鲁冠球,他们都有猎狗一样灵敏的财富嗅觉,以及猎豹一样捕获财富的能力。他们的财富既是经营能力的体现,也有善于利用制度漏洞的一面。毫不奇怪,许多企业(不独民企)会到开曼群岛等地注册以避税,而后到香港等地上市以获取全球的金融资源。正如现在国有商业银行高管难免马桶圏效应,他们不能从马桶上起身,将财富彻底暴露于阳光底下,中国的企业家也存在一个马桶圈效应———与权贵为伍,挖大制度漏洞,以尚存缺憾的体制为自己的淘金乐园。为此,他们受到了全社会的炮轰与追究。
 
  这样的追究有充足的理由,将迫使他们尽力争取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但如果因此将企业家的功劳一笔勾销,否定他们的市场能力,并进而呼吁行政权力介入市场微观层面,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消除产业企业家原罪的土壤。
 
  “水门事件”后,美国总统福特为挽回民众对政府失去的信心,特赦了前任总统尼克松。这一决定在当时招致了许多人的批评,他们主张追究到底,就像美国上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时的纯洁化运动那样。幸运的是,福特总统没有这么做,虽然他为赦免尼克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两年后,在总统大选中以微弱劣势负于吉米·卡特。时至今日,连当初坚决反对赦免尼克松的爱德华·肯尼迪都说:“福特总统当时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勇气,如今历史学家们才发现,福特总统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2001年,福特获得“肯尼迪勇气奖”。
 
  但赦免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应该是对事实的追究与对是非的坚持,需要持之永恒的对真相的解剖,使之积淀成为整个民族的宝贵财富。尼克松虽然被赦免,但“水门事件”的真相却成为美国历史上难以磨灭的印迹,给后人竖立了一个政治性标志,披露水门事件的“深喉”与记者因而成为民族英雄。我们理应对转型期企业家原罪进行追究,进行深入剖析,并以此为标志建立此后的追究制度,使得民族的智慧得以提升,正向的制度建设力量得以加强。
 
  即使我们无法像福特赦免尼克松一样赦免有原罪的企业家群体,起码可以给企业家赎罪的机会,让他们以更有效率的企业、给工人更高的工资、甚至以向社保基金付款的代价,来洗去自己的罪责———如此,既能认清并洗刷原罪,同时也不损害企业家的精神与市场化的动力。

主持人:
 
  据媒体报道,反流氓软件第一案———“反流氓软件联盟诉中搜案“日前在北京海淀法院开庭。由于原告临时追加了诉讼请求,法院并未宣布庭审结果。
 
  中搜声明表示,IG和IGphone产品完全尊重用户的选择权和知情权,由用户选择自主安装,并附有清晰的产品功能和卸载说明。反流氓软件联盟采用没有通过国家认证的软件对用户电脑进行扫描,误将查出的美国广告软件当作中搜IG。庭审后,中搜发表声明,认可对方对行业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但表示自己没有侵犯用户权益。
 
  此前,对于究竟由谁来管理流氓软件、流氓软件究竟如何定义等,已成为网民讨论的热点,也有报道表示,“恶意软件制造者将被刑拘”。
 
  但是,反流氓软件第一案开庭的结果表明,在没有标准、没有国家管理机构正式出面的情况下,光依靠几个民间反流氓软件积极分子根本无法清除这个网络牛皮癣。
 
大众评判台
 
励俊:当务之急是明确法律界定和制定插件标准
 
  明确法律界定和制定插件标准是当务之急。据我所知,目前最恶劣的流氓软件已经发展到了感染EXE文件,能多重反卸载,并捆绑一些格调低劣的网站,比病毒还厉害。插件标准是技术工作,应该是容易做的,而法律的界定应该尽快进行,要赶上流氓软件发展的速度,并遏制住这种不良的发展倾向。
 
吕国新:采取措施净化市场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采取措施,制定符合市场规范的法律法规标准,以达到净化市场的目的。现在各种流氓软件太多,如不采取措施,消费者怨声载道了。
 
曹中铭:流氓软件横行不利于互联网的健康发展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流氓软件的存在,其背后隐藏着利益链。对付这些“流氓”,除了明确相关管理部门的职责之外,制定出严厉的打击惩罚措施也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否则,流氓软件的横行将不利于中国互联网业的健康发展。
 
何小姐:应对流氓软件要下狠手
 
  流氓软件跟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小流氓属同一性质,实在让人讨厌至极。对付这种流氓软件就应该下狠手,相关部门加紧出台相应的法规势在必行。
 
刘先生:关键是政府要出面
 
  只要政府出面,都不是太大的难事。问题是,一直没有相应的法规来约束他们,所以,流氓软件才敢明目张胆地“流氓”起来。说穿了,流氓软件就是在钻法律的空子。
 
黄小姐:重视并达到惩治的目的
 
  正因为“流氓软件”的流氓性介于正规软件及病毒软件之间,难以定性,从而频频滋扰我们的网络生活,并顽强生存了下来。但是,任何有损于网民利益的行为都是社会公害,必将受到政府、民间组织和广大网民的联合抵制。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流氓行为已经引起了重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得到重视,就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我相信,流氓软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得到惩治。
 
◆沸点特稿
 
官方制定统一标准势在必行
 
张曦  赛迪分析师
 
  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需要一个部门来制定标准。现在起诉中搜的反流氓软件联盟仅是一个民间组织。而且,反流氓软件联盟的背景也很难界定。简单推想一下,如果流氓软件的标准制定由这个联盟掌控,那么这些软件厂商肯定就会把联盟作为公关重点,一旦厂商再同联盟勾结在一起,那么我们的反流氓软件行动就不存在意义了,软件的流氓行为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大家都知道。奇虎的周鸿袆当年借助3721一举成名,称之为“流氓软件的鼻祖”一点也不为过,但现在反过头来做反流氓软件。有句古话讲得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有的行为肯定都有利益关系在其中。
 
  所以说,还不如由官方来制定统一标准,并且这个标准的制定现在是势在必行。只有大家都来按照标准行事,这样的办法才是最稳妥的。当然这样的标准不一定非得是法律条款,非得由人大去审核,也可以只是法规或仅是条款,况且这只是针对某个特定的小的细分行业来制定的规定,应该不会太复杂。
 
  同时,我们也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政府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上。流氓软件的猖獗归根结底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厂商,二是用户。厂商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用利益二字来解释,但用户也完全可以安装一些防广告和插件的软件工具,而不应该只依靠政府的约束以及厂商的自律。虽说流氓软件这根链条里存在很多机构,这些机构也存在盈利目的,政府也有责任去管理这个市场,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用户要对自身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保护。
 
  当然,法规的制定与流氓软件的发展速度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我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反应整个市场,如果寄希望于一旦出现新问题,法律法规就能跟上,那是不现实的。
 
  而从我的角度来分析这次的反流氓软件第一案,我认为很难有一个结果。就算有,至少时间也会拖得很久。毕竟现在对流氓软件的定义不十分清楚,如何去判定?

2006年10月30日

  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在上海召开的“2006中国担保论坛”上表示,“十一五”期间,我国面临的一个严峻任务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国民经济效率,改善经济增长质量,而金融创新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这一发言与目前决策层对于金融技术创新的推崇不谋而合。
 
  提高经济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这相当正确,但以为提高经济效率的关键是金融创新,则大谬不然。吴敬琏先生曾经提出过中国股市是赌场的著名论断,不会不知道股市的技术创新一度成为救助劣质企业的遮人耳目的手段,如今却提出金融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实在令人迷惑。虽然吴敬琏先生认为,政府应当做的事不是预先划定什么可以发展和什么不可以发展的框框,而是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监管框架。但这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套在金融创新的头上,未免有些头重脚轻。并且,此论很容易为只管金融技术创新而不愿进行制度改进者提供理据。
 
  以为金融创新就是资本市场的本质改变,或者会自然而然地导致资本市场发生本质变化,是某些决策者的共同误区。
 
  提高经济效率的关键是金融市场拥有合理而完备的定价体系,通过价格杠杆使得资金向高效率的企业汇聚,达成投资者、社会与企业的三赢。也就是说,优质企业可以在债券、证券等市场受到追捧,得到低成本的融资,融资价格高低的筛选过程就是各类企业的显形过程,他们无所躲藏。
 
  低劣的金融市场则相反,将优质劣质企业混为一谈,甚至劣质企业驱逐优质企业,让格雷欣法则在金融市场重演。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企业无法拉开融资成本差距,银行贷款利息相差不多,劣质企业甚至可以凭借与银行高管的利益关系轻易得到低息贷款;国家视国企的重要性与紧急程度允许企业发行企业债,依靠市场给企业债券定价就此成为一句空谈;而银行与债券市场无法形成市场定价,将会传染给证券市场,使垄断资源与空穴来风的概念炒作成为定价标准,反之亦然。中国银行股中国有大商业银行比一般商业银行更受青睐,只是因为前者所占据的社会资源更多,而不是因为前者的效率更高。
 
  我国的金融创新手段仍然在部分重演以往将行政救助披上市场外衣的旧戏码。以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为例,试点银行先是将
 
  个人房贷等回收率高的不良资产视作宝贵财富,在“关系户”中互相流转,只有没肉的“硬骨头”才放给市场,如此一来,普通投资者不过是接盘真正垃圾资产的冤大头,还有什么市场化定价体系可言?另据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院长陈工孟的数据,现在真正的风险投资只有数十家,95%以上都是国营的,效率不高。有的还是挂着风险投资的招牌做房地产、炒股票,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
 
  决策者目前强调金融创新,自然有以增量稀释存量问题的考虑,也确实试图以金融创新手段起到提高资金运用效率的作用。比如,允许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使得银行的流动性资金多一个投资的去处,可以培养银行形成现代的资产证券化的理念;成立金交所进行风险交易,将投资与风险加以区隔,在理论上应该使正股市场的发展更加平稳。
 
  但金融创新终究是一种手段,既可以锦上添花,也可以助纣为虐,完全取决于金融市场的本身质地,绝不会自然而然地让市场走向优化资源的方向,资金运用的手段不是市场化定价体系的基础。有时情况恰恰相反,在行政调动下,金融手段越创新,资源越是加剧向低效而庞大的企业流动。不管是融资融券,不管是期货交易,很可能只是多了一个赌具而已。
 
  吴敬琏先生没有因为说出中国的股市是赌场就变成股市的破坏者,反而成为让人尊敬的直谏者与建设者;同样,他也不会因为对于金融创新的简单推崇,而被标榜为资本市场的建设者。

主持人:
 
  据媒体报道,银行正不断向严介和逼债。一位熟知严介和及其太平洋建设集团运作模式的建筑商预言,太平洋和“严介和模式”崩盘在即。而严介和本人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称,明年下半年之前可还清所有银行贷款,希望银行多给点时间。
 
  事实上,严介和模式是否真能成功,是否真可以成为中国民企发展的新模式,很大程度上要看严介和究竟如何积累财富。说起来很简单,严介和无非就是不断和地方政府合作,借钱借势,即通过所谓的“BT+零资产收购国资”。严的BT模式就是允诺垫资给政府做市政项目,但同时要求政府担保、太平洋融资,或是太平洋担保、以政府融资的方式取得工程项目,拿到工程之后,严则以自有资金启动项目,但随后是向银行大笔举债,将工程分包之后则由各工程队自行垫资建设,而工程材料款项也是先行赊购,这样来完成工程。而严介和则能从工程中赚取30%到35%的利润。
 
  在中国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种红顶商人的做法能够存在下去吗?我们要不要给严介和一点时间呢?
 
大众评判台
 
许先生:要时间是缓兵之计
 
  严介和要一些时间?这完全就是缓兵之计!严介和的成功一是依附银行,二是依靠政府的借财借势,一旦其中一根链条断掉,就注定严介和的这条路走不下去。现在,银行已经不再相信严介和了,太平洋的大举扩张使得严介和的资产成了纸上财富,银行不是傻子。再者,BT模式实质就是严介和钻中国经济体制的空子,随着BT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政府很有可能把这个空子堵上。
 
曹中铭:不能给喘息的时间
 
  严介和敛财模式的实质是“借鸡生蛋”。如果鸡生了蛋,他就会据为己有,否则,其最终的风险将会转嫁到银行头上,这与当初德隆的挪用客户保证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作为企业的发展资金有类似之处。银行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将有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因此,对严介和的“寻租”行为不应给其喘息的时间。
 
常小宇:只是时间问题
 
  只能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BT+零资产收购国资”的运作模式成就了严介和2005年胡润百富榜榜眼的荣耀,也造就了今天严介和面临银行逼债的尴尬,只是严介和他那张大嘴加速了这个过程罢了。严介和是在改革特定条件下的产物,随着制度的完善、环境的逐步净化,严介和式的成功必然消失在改革的历史长河里。
 
赵文斌:希望严介和失宠是政府清醒的开始
 
  严介和及其太平洋的运作模式,是充当了政府和工程队之间的掮客。他巧妙利用了现行机制的漏洞,实现了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雄心”,而成为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官商合作的模式,是市场经济下小集团利益对大众利益的侵害。目前受到银行压力的严介和,不知能否走出困境。但希望这事能给那些急功近利的政府官员敲响警钟。
 
晓荷:特定时间特定机遇造就的特定的“神话”
 
  严介和他的BT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空手套白狼”,为什么这能成为严介和发家的成功模式呢?从中国以往的经验来看,官商合作的模式注定不能走远,我们只能说,严介和的BT模式只是特定时间特定机遇造就的一个特定的“神话”。
 
◆沸点特稿
 
严介和面临崩盘有利于市场经济
 
时卫干
 
  严介和面对媒体时依然在强作欢颜,只是他以及太平洋集团如今所面临的难题,委实是严介和本人所一手酿成的。
 
  BT模式是一种重大创新,值得推广。但问题是严介和搞BT模式的真正目标是,希望通过BT项目建设与中西部二线城市的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能够以“零成本”、“零竞争”方式收购当地国有企业,由其重组后或经营或出售而获利。严介和这些年来的生意尽管做得很大,但说穿了其实就是现金流的管理:把银行贷款、供贷商资金、业主还款等各种资金合理使用,太平洋集团本身并无实力支撑这么大的规模。严介和玩的游戏有一个风险:资金链一环扣一环,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给整个企业带来致命风险,BT模式对现金流的要求本就很高,但严介和还要再接着玩收购、玩重组,如今的事实证明,严介和玩不起这种“勇敢者的游戏”。
 
  并购能够帮助企业短期内做大,但是,并购本身极为严谨,收购企业因为并购而被拖垮的案例屡见不鲜,最新的一个案例是明基不堪西门子手机亏损重压而不得不宣布后者破产。并购要成功,需要现金流、整合能力、人才,现在看来,严介和这些基本条件都不具备。而且严介和和太平洋集团收购欠发达地区的国企很少或根本不进场尽职调查、不管各自所处行业相差多么悬殊、不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现状,一旦这些资金不能很快产生现金流,不仅收购无法成功,更会因此影响到严介和赖以发家的BT市政建设。所以,可以说,是严介和的冒进及扩张冲动把他和太平洋集团推上了如此窘境。
 
  如今,严介和头上那些曾经的光环正在一个个无情褪去,而严介和也因为他近来的一系列表现而被某些采访过他的记者称为“21世纪的牟其中”。太平洋集团尚未终局,所以目前就下这么一个结论为时尚早,但如今的局势已非严介和所能控制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认为,严介和模式面临失败的事实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总是在扩张时出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到现在还把做红顶商人作为自己的最大理想?

2006年10月29日

主持人:
 
  在获得准司法权以后,中国证监会在行政编制上又下一城,专职的新一届行政处罚委员会日前宣布成立。据媒体报道,按照这一制度设计,今后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案件,将交由专职的行政处罚委员会审理,由主审委员审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根据法律规定提出处理意见,处罚委员会合议作出决定。新体制将保证证监会的监管执法工作更加有效。
 
  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发育先天不足出现的各种毛病是国企改革、证券市场定位等的综合反映,其中突出的问题在于不是行政管理太少,而是行政管理太多,不是法治太少,而是严刑峻法的执行太少。在如此的情况下,希望通过隶属于一个行政机构的行政处罚委员会,而不是借助巨大的司法介入治理证券市场,真能成功吗?
 
大众评判台
 
严海渊:最后不要违背了初衷
 
  首先我觉得相关部门的出发点是好的,单独设置一个部门表明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的重视,只希望最后不要违背了初衷。比如说触犯了法律的,就要用法律严惩,而不是用行政命令来代替法律法规,同时这个部门也应该配备充足的人力,一定要严格监管证券市场的各种行为。
 
叶先生:贵在坚持
 
  中国股市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圈钱、套现、做假帐这些现象时有发生。虽然证监会也处罚了部分违法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起到了震慑作用,但这样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查审分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起到提高办案质量的效果,但我担心的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在这三把火过后,这些不法券商肯定又会找到空子来钻,所以,关键贵在坚持。
 
陈晓:专职委员的成立势在必行
 
  这是一个信息主导的市场,投资者很难了解上市公司的实际运作情况,基本上是靠信息来判断。因此,为了确保市场的高效运行,信息就必须具备高度的“信誉”。一旦信誉缺失,那么市场各方就不得不相互提防,隐性交易成本急剧升高,整个市场的交易活动势必走向萎缩,所以,行政处罚委员会成立能很好监督和处理这些事情。
 
郝彬彬:查审分离是趋势
 
  成立专职的行政处罚委员会,从而将主审委员会和审查对象置于平等的地位,是行政民主化的一大进步,其意义不在于调查专职化,而在于使行政处罚从程序上和从机构设置上保证了合法公正。但我注意到报道中提到“由主审委员审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根据法律规定提出处理意见”。主审委员只应提出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而处理意见应由行政处罚委员会做出,如同检察院不能对案件提出判决意见一样。
 
◆沸点特稿
 
我们更需要中国版《萨班斯法案》
 
曹中铭
 
  执法不力一直是中国证券市场的软肋。虽然证监会已经获得了准司法权,但在过往的实际操作中,不要说处罚了,就是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的委员都只是由各部门或是各派出机构的人员临时拼凑,其威慑力和权威性可想而知。此次证监会成立新一届行政处罚委员会,其成员由“业余”变为专业,转变为一支专职化和专业化的正规军,个中意义不要尚主席给我们解释,大家都很清楚。
 
  但专职的委员会虽成立了,对于是否真能成为清除中国证券市场黑暗的明灯,我觉得不能太乐观。其一,行政管理关键核心是人,作为行政处罚委员会的成员,在调查案件时是否做到尽职尽责,在处理案件时是否能保持公正客观的态度,并要保持一贯性,至关重要。其二,行政处罚委员会毕竟是证监会的下属机构,如果寄希望于成立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就能达到净化市场环境的目的,那无异于是自欺欺人的痴人说梦。其三,也是最关键的是,行政委员会代表证监会行使的准司法权,无论是调查也好,还是处罚也好,都是在“准”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司法,如果因为有了这样的机构,今后出现重大诈骗侵犯股民利益的企业或者庄家,真正的司法机构反倒不受理了,那么,这个专职的委员会可能反倒成为证券市场严刑峻法的绊脚石。
 
  违规与利益向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它是特定市场环境下的特定产物。其实这也不是中国特有的情况。但是,安然、世通等一系列财务造假案后,美国并没有采取加强行政执法的力度,而是很快出台了《萨班斯法案》。该法案范围之广泛、措施之严厉,对在美国上市的企业来说其实是一场残酷的考验。这部被称为“自罗斯福总统以来对美国商业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法案”,也为美国的证券市场开启了一个新的局面。事实上,包括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在内,都已感觉到这样一部法律的力量。
 
  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寄希望于行政的力量,要真正搞好中国证券市场,我们更需要一部中国版的《萨班斯法案》。

  社会资源的主要占据者绝对不会放过处于市场生态链顶端的资本市场这一块,目前中国的央企给我们提供了新一轮佐证。
 
  央企在数量收缩的同时,扩张步伐之快令人瞠目,除了占据了主要资源性行业之外,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资本市场凌厉的扩张步伐。这倒不是指大盘蓝筹股几乎成为央企的代名词,在资本市场上一言九鼎;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体量胜过恐龙的央企正在竭力打通上下游产业的同时,尝试横跨实体与资本市场。
 
  近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珠海召开的企业高风险投资业务监管国际研讨会上表示,中央企业要审慎运用金融衍生工具,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主营业务、经营目标、资金实力和管理水平等情况,慎重选择投资品种,严禁投机行为。
 
  这一看似前瞻性的表态,其实是对在资本市场纵横捭阖的央企合法性的追认。实际上,早在去年央企负责人会议上,李荣融已做过类似的表态,并被媒体及时解读为,国资委希望央企加快与资本市场接轨步伐。将国资委的表态与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对金融衍生品的明确支持参照来看,一个围绕金融衍生品领域的新兴市场正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迅速形成。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到目前为止,从中航油新加坡事件到三九资金黑洞,国企在资本市场中伤痕累累,因此,对资本市场的游戏存有深刻的戒心。既想涉足又害怕风险,国资委心态可鉴。由此推导出的唯一可能性是,央企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只能赢不能输。
 
  据市场估计,目前我国加上不流通的股票在内,资本市场总的市值在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截止工行上市之前)。而李荣融在今年国庆致辞中披露,近三年来,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年均增加一万亿元。年均增加资产额显然不足以反映央企调动资金的力量。央企资金之充沛,已让世界银行的报告得出了中国国企资本回报率高企、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靠国企利润的喜人结论。
 
  央企大规模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一方面可以挟雄厚资金,达到号令天下群庄的效果;另一方面,由于其具有天生的市场长子恃宠而骄的霸王特性,对于建立资本市场的规则有害无益。他们不仅动辄使用上百亿元的资金在一级市场打新股,大赚没风险的钱,在二级市场上也是衔枚疾走。宝钢、申能、上汽、中集等大企业集团出现在上市公司10大流通股股东之中。并且,不管套现还是上市,央企每次总能有惊无险平稳度过,除了说明政策的支持,还说明坐庄者利益联盟的强大。
 
  2004年年底,央企委托理财本金余额为260.3亿元,随着一批证券公司破产清算或被托管,将形成不同程度的损失。而类似于南航以11亿元委托汉唐证券理财血本无归的案例,使得央企对国内投行、券商的专业能力不再信任,转而诉诸于通过自己的投资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直接逐利。国资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央企的投资公司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将收入打入投资公司进行资本市场的博弈,已成为常见的央企理财模式。
 
  央企如此作为,将会形成上市公司之间交叉持股现象,以及巨型企业与银行之间交叉持股现象,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难以约束的局面正是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迟迟难以摆脱衰退的原因,我们正在重蹈日本的覆辙。
 
  从金融衍生品市场来看,国企几次在国际期货市场上的冲击,以国内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外加高薪聘用的国际操盘手,最终的结果都折戟沉沙,露出了非市场人士的马脚。而在国内市场,他们却游刃有余,这样的局面适足以证明中国资本市场离成熟市场的距离之远。
 
  按此情形发展下去,央企恐怕会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食人鲨,国际市场上被围猎的肥羊。从这个角度说,央企要当资本市场的家,是祸不是福。

2006年10月26日

 

  现在的严介和向我们展示出中国式富豪衰败的前兆。
 
  在媒体、银行、法院的“危逼”之下,严介和最近不得不以正式报告的形式向江苏省领导求助。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富豪的经营思维,身处困境不得不向政府、并且自以为有充足的理由向政府伸出求助之手。在现有体制下,民营企业家天生的软骨病难治。
 
  缺钙原因一是得到高利润的项目尤其是国资重组必须有地方政府的鼎力合作;二是其资金链的源头控制在半政府半市场主导的银行手中,而通过上市或者重组上市公司直接融资,也需要经过严格审批。即便身处困境,严介和也不讳言对政府的感恩戴德之情,因为他的金矿主要来自低成本收购国资与从政府手中得到基建项目。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严介和严重依赖行政资源的经营方式建立在冰山之上。涉险成功必须满足以下前提:第一,从地方政府手中得到可以很快兑现的大量廉价国资;第二,必须有充裕的资金。对于民企而言,最大的风险莫过于能够一夜之间让所有投资尽付东流的政策风险。地方政府在压力之下朝令夕改、收回协议项目之事屡见不鲜。当严介和遭遇媒体质疑,当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恐惧压过了对于短期政绩的追求,被视为投机者的严介和之流就得首先付出代价,吉林、江西的国资收购项目就此成为镜花水月。
 
  至于资金来源,以严介和这样出身草莽的民营企业家,只有银行、股市与下游企业垫款三大手段。要取得银行更多的授信,要成为银行眼中的优质资源,企业的法宝就是在短期内迅速做大,捆绑住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如地方政府的信任、如重大项目配套工程、如尽可能多的就业人数等。从掘得第一桶金到总资产达到60亿元,前后仅用10年时间,太平洋系目前有100多个控股公司,收购了31家国有企业,有10万名员工。成为新兴市场的暴富典型。
 
  严介和丝毫不差地按照这样的路径骤然走上发家之路。虽然严介和声明不懂资本市场,但事实是,他在2003年重组了上市公司ST纵横,替责任人一笔勾销了以往的罪责,同时以20多亿元的公司资产,不合逻辑地获得了总额约2000多亿元的基建合同。
 
  存在于暴富逻辑中的无数疑团,严介和一一占全。严介和的神话从开始演绎的时候起就经不起推敲,却得到了地方政府与银行的鼎力支持。据严介和介绍,太平洋集团15个点的资产负债率中,银行负债大概占2-3个点,剩下的12-13个点都是非银行负债,包括欠供应商的钱、分包债务的工程款等,政府基建项目的应收款越滚越多。这条商业链条的顶端是地方政府,最下游是垫款的承包商,银行成为冤大头。
 
  严介和的错就是地方政府和银行的错。在各地的国资产权交易中心与交易规则业已明确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行政划拨式的国资重组方式师出无名;而银行的风险内控机制徒具其表,使得严介和的巨额授信命悬一线。如今质疑声起,银行急匆匆降低授信度,对到期贷款不再续贷,对未到期贷款提前收贷,继而提起诉讼。最典型的是,中行南通分行看到中行江苏省分行对太平洋建设集团的7000万元贷款本息申请诉前保全后,便在贷款到期之前急急仿效,结果发现项目的办公室都是租的,根本没什么可保全。他们何尝有什么专业的风险控制机制?不过是政策与舆论的追踪者,以及一个貌似专业实则手忙脚乱的蹩脚贷款人。
 
  严介和或许是一个好的商人,却不恰当地用捆绑行政资源的方式扩大了自己的风险。现在,他尝到了苦头,决定收手“太平洋”,对自己的弱势地位认命。
 

  中国式商人与中国式银行的恶性互动,加上政府行政手段的助阵,正在酿成巨大的“太平洋”资金裂隙,一旦这些商业运作项目沉入海底,最终的埋单者纳税人将浮出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