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31日

  关于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因为近日严介和等人的资金链绷紧与受调查传闻,而再次成为热点话题。只要社会仍处于转型阶段,关于企业家的原罪之争就永远不会过时。
 
  没有人会否认我们这个社会亟需企业家,亟需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但我们在面对单个的企业家时,却常常运用非黑即白的逻辑,试图赶尽黑心企业家,只留下慈善的、为民缔造福祉的、成为全民榜样的企业家。
 
  这个世界果真非黑即白吗?恐怕未必。尤其在一个制度大变迁的时代,我们更多的是在灰色的空间中生存。勇于承认这一现实,而后将制度推向完善,才是可贵的有担当的态度。以某些群体作为彻底的负面样板,来为整个社会赎罪,是社会集体思考能力的怠惰与市场的不幸。
 
  以历史的眼光看,我们在“文革”以前就开始批投机倒把,但到现在才敢于承认,所谓投机倒把,有时不过是市场流通与追逐利润的同义词,何罪之有?但这一认识过程是如此艰难,在改革之初,仍有从事长途贩运谋取差价的温州商人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锒铛入狱;而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无法原谅借体制漏洞倒卖房产牟利的炒房者,完全不理会这些人身上所具备的获取财富的能力正是这个社会所匮乏的。
 
  不能不承认,除了最恶劣的因为权贵体系暴得财富成为市场主流的人士之外,多数起于民间的企业家具有可贵的经营素质,不管是IT新贵,还是靠万向节走向世界的鲁冠球,他们都有猎狗一样灵敏的财富嗅觉,以及猎豹一样捕获财富的能力。他们的财富既是经营能力的体现,也有善于利用制度漏洞的一面。毫不奇怪,许多企业(不独民企)会到开曼群岛等地注册以避税,而后到香港等地上市以获取全球的金融资源。正如现在国有商业银行高管难免马桶圏效应,他们不能从马桶上起身,将财富彻底暴露于阳光底下,中国的企业家也存在一个马桶圈效应———与权贵为伍,挖大制度漏洞,以尚存缺憾的体制为自己的淘金乐园。为此,他们受到了全社会的炮轰与追究。
 
  这样的追究有充足的理由,将迫使他们尽力争取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但如果因此将企业家的功劳一笔勾销,否定他们的市场能力,并进而呼吁行政权力介入市场微观层面,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消除产业企业家原罪的土壤。
 
  “水门事件”后,美国总统福特为挽回民众对政府失去的信心,特赦了前任总统尼克松。这一决定在当时招致了许多人的批评,他们主张追究到底,就像美国上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时的纯洁化运动那样。幸运的是,福特总统没有这么做,虽然他为赦免尼克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两年后,在总统大选中以微弱劣势负于吉米·卡特。时至今日,连当初坚决反对赦免尼克松的爱德华·肯尼迪都说:“福特总统当时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勇气,如今历史学家们才发现,福特总统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2001年,福特获得“肯尼迪勇气奖”。
 
  但赦免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应该是对事实的追究与对是非的坚持,需要持之永恒的对真相的解剖,使之积淀成为整个民族的宝贵财富。尼克松虽然被赦免,但“水门事件”的真相却成为美国历史上难以磨灭的印迹,给后人竖立了一个政治性标志,披露水门事件的“深喉”与记者因而成为民族英雄。我们理应对转型期企业家原罪进行追究,进行深入剖析,并以此为标志建立此后的追究制度,使得民族的智慧得以提升,正向的制度建设力量得以加强。
 
  即使我们无法像福特赦免尼克松一样赦免有原罪的企业家群体,起码可以给企业家赎罪的机会,让他们以更有效率的企业、给工人更高的工资、甚至以向社保基金付款的代价,来洗去自己的罪责———如此,既能认清并洗刷原罪,同时也不损害企业家的精神与市场化的动力。

主持人:
 
  据媒体报道,反流氓软件第一案———“反流氓软件联盟诉中搜案“日前在北京海淀法院开庭。由于原告临时追加了诉讼请求,法院并未宣布庭审结果。
 
  中搜声明表示,IG和IGphone产品完全尊重用户的选择权和知情权,由用户选择自主安装,并附有清晰的产品功能和卸载说明。反流氓软件联盟采用没有通过国家认证的软件对用户电脑进行扫描,误将查出的美国广告软件当作中搜IG。庭审后,中搜发表声明,认可对方对行业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但表示自己没有侵犯用户权益。
 
  此前,对于究竟由谁来管理流氓软件、流氓软件究竟如何定义等,已成为网民讨论的热点,也有报道表示,“恶意软件制造者将被刑拘”。
 
  但是,反流氓软件第一案开庭的结果表明,在没有标准、没有国家管理机构正式出面的情况下,光依靠几个民间反流氓软件积极分子根本无法清除这个网络牛皮癣。
 
大众评判台
 
励俊:当务之急是明确法律界定和制定插件标准
 
  明确法律界定和制定插件标准是当务之急。据我所知,目前最恶劣的流氓软件已经发展到了感染EXE文件,能多重反卸载,并捆绑一些格调低劣的网站,比病毒还厉害。插件标准是技术工作,应该是容易做的,而法律的界定应该尽快进行,要赶上流氓软件发展的速度,并遏制住这种不良的发展倾向。
 
吕国新:采取措施净化市场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采取措施,制定符合市场规范的法律法规标准,以达到净化市场的目的。现在各种流氓软件太多,如不采取措施,消费者怨声载道了。
 
曹中铭:流氓软件横行不利于互联网的健康发展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流氓软件的存在,其背后隐藏着利益链。对付这些“流氓”,除了明确相关管理部门的职责之外,制定出严厉的打击惩罚措施也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否则,流氓软件的横行将不利于中国互联网业的健康发展。
 
何小姐:应对流氓软件要下狠手
 
  流氓软件跟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小流氓属同一性质,实在让人讨厌至极。对付这种流氓软件就应该下狠手,相关部门加紧出台相应的法规势在必行。
 
刘先生:关键是政府要出面
 
  只要政府出面,都不是太大的难事。问题是,一直没有相应的法规来约束他们,所以,流氓软件才敢明目张胆地“流氓”起来。说穿了,流氓软件就是在钻法律的空子。
 
黄小姐:重视并达到惩治的目的
 
  正因为“流氓软件”的流氓性介于正规软件及病毒软件之间,难以定性,从而频频滋扰我们的网络生活,并顽强生存了下来。但是,任何有损于网民利益的行为都是社会公害,必将受到政府、民间组织和广大网民的联合抵制。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流氓行为已经引起了重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得到重视,就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我相信,流氓软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得到惩治。
 
◆沸点特稿
 
官方制定统一标准势在必行
 
张曦  赛迪分析师
 
  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需要一个部门来制定标准。现在起诉中搜的反流氓软件联盟仅是一个民间组织。而且,反流氓软件联盟的背景也很难界定。简单推想一下,如果流氓软件的标准制定由这个联盟掌控,那么这些软件厂商肯定就会把联盟作为公关重点,一旦厂商再同联盟勾结在一起,那么我们的反流氓软件行动就不存在意义了,软件的流氓行为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大家都知道。奇虎的周鸿袆当年借助3721一举成名,称之为“流氓软件的鼻祖”一点也不为过,但现在反过头来做反流氓软件。有句古话讲得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有的行为肯定都有利益关系在其中。
 
  所以说,还不如由官方来制定统一标准,并且这个标准的制定现在是势在必行。只有大家都来按照标准行事,这样的办法才是最稳妥的。当然这样的标准不一定非得是法律条款,非得由人大去审核,也可以只是法规或仅是条款,况且这只是针对某个特定的小的细分行业来制定的规定,应该不会太复杂。
 
  同时,我们也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政府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上。流氓软件的猖獗归根结底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厂商,二是用户。厂商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用利益二字来解释,但用户也完全可以安装一些防广告和插件的软件工具,而不应该只依靠政府的约束以及厂商的自律。虽说流氓软件这根链条里存在很多机构,这些机构也存在盈利目的,政府也有责任去管理这个市场,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用户要对自身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保护。
 
  当然,法规的制定与流氓软件的发展速度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我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反应整个市场,如果寄希望于一旦出现新问题,法律法规就能跟上,那是不现实的。
 
  而从我的角度来分析这次的反流氓软件第一案,我认为很难有一个结果。就算有,至少时间也会拖得很久。毕竟现在对流氓软件的定义不十分清楚,如何去判定?

2006年10月30日

  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在上海召开的“2006中国担保论坛”上表示,“十一五”期间,我国面临的一个严峻任务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国民经济效率,改善经济增长质量,而金融创新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这一发言与目前决策层对于金融技术创新的推崇不谋而合。
 
  提高经济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这相当正确,但以为提高经济效率的关键是金融创新,则大谬不然。吴敬琏先生曾经提出过中国股市是赌场的著名论断,不会不知道股市的技术创新一度成为救助劣质企业的遮人耳目的手段,如今却提出金融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实在令人迷惑。虽然吴敬琏先生认为,政府应当做的事不是预先划定什么可以发展和什么不可以发展的框框,而是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监管框架。但这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套在金融创新的头上,未免有些头重脚轻。并且,此论很容易为只管金融技术创新而不愿进行制度改进者提供理据。
 
  以为金融创新就是资本市场的本质改变,或者会自然而然地导致资本市场发生本质变化,是某些决策者的共同误区。
 
  提高经济效率的关键是金融市场拥有合理而完备的定价体系,通过价格杠杆使得资金向高效率的企业汇聚,达成投资者、社会与企业的三赢。也就是说,优质企业可以在债券、证券等市场受到追捧,得到低成本的融资,融资价格高低的筛选过程就是各类企业的显形过程,他们无所躲藏。
 
  低劣的金融市场则相反,将优质劣质企业混为一谈,甚至劣质企业驱逐优质企业,让格雷欣法则在金融市场重演。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企业无法拉开融资成本差距,银行贷款利息相差不多,劣质企业甚至可以凭借与银行高管的利益关系轻易得到低息贷款;国家视国企的重要性与紧急程度允许企业发行企业债,依靠市场给企业债券定价就此成为一句空谈;而银行与债券市场无法形成市场定价,将会传染给证券市场,使垄断资源与空穴来风的概念炒作成为定价标准,反之亦然。中国银行股中国有大商业银行比一般商业银行更受青睐,只是因为前者所占据的社会资源更多,而不是因为前者的效率更高。
 
  我国的金融创新手段仍然在部分重演以往将行政救助披上市场外衣的旧戏码。以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为例,试点银行先是将
 
  个人房贷等回收率高的不良资产视作宝贵财富,在“关系户”中互相流转,只有没肉的“硬骨头”才放给市场,如此一来,普通投资者不过是接盘真正垃圾资产的冤大头,还有什么市场化定价体系可言?另据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院长陈工孟的数据,现在真正的风险投资只有数十家,95%以上都是国营的,效率不高。有的还是挂着风险投资的招牌做房地产、炒股票,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
 
  决策者目前强调金融创新,自然有以增量稀释存量问题的考虑,也确实试图以金融创新手段起到提高资金运用效率的作用。比如,允许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使得银行的流动性资金多一个投资的去处,可以培养银行形成现代的资产证券化的理念;成立金交所进行风险交易,将投资与风险加以区隔,在理论上应该使正股市场的发展更加平稳。
 
  但金融创新终究是一种手段,既可以锦上添花,也可以助纣为虐,完全取决于金融市场的本身质地,绝不会自然而然地让市场走向优化资源的方向,资金运用的手段不是市场化定价体系的基础。有时情况恰恰相反,在行政调动下,金融手段越创新,资源越是加剧向低效而庞大的企业流动。不管是融资融券,不管是期货交易,很可能只是多了一个赌具而已。
 
  吴敬琏先生没有因为说出中国的股市是赌场就变成股市的破坏者,反而成为让人尊敬的直谏者与建设者;同样,他也不会因为对于金融创新的简单推崇,而被标榜为资本市场的建设者。

主持人:
 
  据媒体报道,银行正不断向严介和逼债。一位熟知严介和及其太平洋建设集团运作模式的建筑商预言,太平洋和“严介和模式”崩盘在即。而严介和本人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称,明年下半年之前可还清所有银行贷款,希望银行多给点时间。
 
  事实上,严介和模式是否真能成功,是否真可以成为中国民企发展的新模式,很大程度上要看严介和究竟如何积累财富。说起来很简单,严介和无非就是不断和地方政府合作,借钱借势,即通过所谓的“BT+零资产收购国资”。严的BT模式就是允诺垫资给政府做市政项目,但同时要求政府担保、太平洋融资,或是太平洋担保、以政府融资的方式取得工程项目,拿到工程之后,严则以自有资金启动项目,但随后是向银行大笔举债,将工程分包之后则由各工程队自行垫资建设,而工程材料款项也是先行赊购,这样来完成工程。而严介和则能从工程中赚取30%到35%的利润。
 
  在中国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种红顶商人的做法能够存在下去吗?我们要不要给严介和一点时间呢?
 
大众评判台
 
许先生:要时间是缓兵之计
 
  严介和要一些时间?这完全就是缓兵之计!严介和的成功一是依附银行,二是依靠政府的借财借势,一旦其中一根链条断掉,就注定严介和的这条路走不下去。现在,银行已经不再相信严介和了,太平洋的大举扩张使得严介和的资产成了纸上财富,银行不是傻子。再者,BT模式实质就是严介和钻中国经济体制的空子,随着BT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政府很有可能把这个空子堵上。
 
曹中铭:不能给喘息的时间
 
  严介和敛财模式的实质是“借鸡生蛋”。如果鸡生了蛋,他就会据为己有,否则,其最终的风险将会转嫁到银行头上,这与当初德隆的挪用客户保证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作为企业的发展资金有类似之处。银行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将有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因此,对严介和的“寻租”行为不应给其喘息的时间。
 
常小宇:只是时间问题
 
  只能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BT+零资产收购国资”的运作模式成就了严介和2005年胡润百富榜榜眼的荣耀,也造就了今天严介和面临银行逼债的尴尬,只是严介和他那张大嘴加速了这个过程罢了。严介和是在改革特定条件下的产物,随着制度的完善、环境的逐步净化,严介和式的成功必然消失在改革的历史长河里。
 
赵文斌:希望严介和失宠是政府清醒的开始
 
  严介和及其太平洋的运作模式,是充当了政府和工程队之间的掮客。他巧妙利用了现行机制的漏洞,实现了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雄心”,而成为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官商合作的模式,是市场经济下小集团利益对大众利益的侵害。目前受到银行压力的严介和,不知能否走出困境。但希望这事能给那些急功近利的政府官员敲响警钟。
 
晓荷:特定时间特定机遇造就的特定的“神话”
 
  严介和他的BT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空手套白狼”,为什么这能成为严介和发家的成功模式呢?从中国以往的经验来看,官商合作的模式注定不能走远,我们只能说,严介和的BT模式只是特定时间特定机遇造就的一个特定的“神话”。
 
◆沸点特稿
 
严介和面临崩盘有利于市场经济
 
时卫干
 
  严介和面对媒体时依然在强作欢颜,只是他以及太平洋集团如今所面临的难题,委实是严介和本人所一手酿成的。
 
  BT模式是一种重大创新,值得推广。但问题是严介和搞BT模式的真正目标是,希望通过BT项目建设与中西部二线城市的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能够以“零成本”、“零竞争”方式收购当地国有企业,由其重组后或经营或出售而获利。严介和这些年来的生意尽管做得很大,但说穿了其实就是现金流的管理:把银行贷款、供贷商资金、业主还款等各种资金合理使用,太平洋集团本身并无实力支撑这么大的规模。严介和玩的游戏有一个风险:资金链一环扣一环,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给整个企业带来致命风险,BT模式对现金流的要求本就很高,但严介和还要再接着玩收购、玩重组,如今的事实证明,严介和玩不起这种“勇敢者的游戏”。
 
  并购能够帮助企业短期内做大,但是,并购本身极为严谨,收购企业因为并购而被拖垮的案例屡见不鲜,最新的一个案例是明基不堪西门子手机亏损重压而不得不宣布后者破产。并购要成功,需要现金流、整合能力、人才,现在看来,严介和这些基本条件都不具备。而且严介和和太平洋集团收购欠发达地区的国企很少或根本不进场尽职调查、不管各自所处行业相差多么悬殊、不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现状,一旦这些资金不能很快产生现金流,不仅收购无法成功,更会因此影响到严介和赖以发家的BT市政建设。所以,可以说,是严介和的冒进及扩张冲动把他和太平洋集团推上了如此窘境。
 
  如今,严介和头上那些曾经的光环正在一个个无情褪去,而严介和也因为他近来的一系列表现而被某些采访过他的记者称为“21世纪的牟其中”。太平洋集团尚未终局,所以目前就下这么一个结论为时尚早,但如今的局势已非严介和所能控制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认为,严介和模式面临失败的事实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总是在扩张时出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到现在还把做红顶商人作为自己的最大理想?

2006年10月29日

主持人:
 
  在获得准司法权以后,中国证监会在行政编制上又下一城,专职的新一届行政处罚委员会日前宣布成立。据媒体报道,按照这一制度设计,今后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案件,将交由专职的行政处罚委员会审理,由主审委员审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根据法律规定提出处理意见,处罚委员会合议作出决定。新体制将保证证监会的监管执法工作更加有效。
 
  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发育先天不足出现的各种毛病是国企改革、证券市场定位等的综合反映,其中突出的问题在于不是行政管理太少,而是行政管理太多,不是法治太少,而是严刑峻法的执行太少。在如此的情况下,希望通过隶属于一个行政机构的行政处罚委员会,而不是借助巨大的司法介入治理证券市场,真能成功吗?
 
大众评判台
 
严海渊:最后不要违背了初衷
 
  首先我觉得相关部门的出发点是好的,单独设置一个部门表明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的重视,只希望最后不要违背了初衷。比如说触犯了法律的,就要用法律严惩,而不是用行政命令来代替法律法规,同时这个部门也应该配备充足的人力,一定要严格监管证券市场的各种行为。
 
叶先生:贵在坚持
 
  中国股市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圈钱、套现、做假帐这些现象时有发生。虽然证监会也处罚了部分违法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起到了震慑作用,但这样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查审分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起到提高办案质量的效果,但我担心的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在这三把火过后,这些不法券商肯定又会找到空子来钻,所以,关键贵在坚持。
 
陈晓:专职委员的成立势在必行
 
  这是一个信息主导的市场,投资者很难了解上市公司的实际运作情况,基本上是靠信息来判断。因此,为了确保市场的高效运行,信息就必须具备高度的“信誉”。一旦信誉缺失,那么市场各方就不得不相互提防,隐性交易成本急剧升高,整个市场的交易活动势必走向萎缩,所以,行政处罚委员会成立能很好监督和处理这些事情。
 
郝彬彬:查审分离是趋势
 
  成立专职的行政处罚委员会,从而将主审委员会和审查对象置于平等的地位,是行政民主化的一大进步,其意义不在于调查专职化,而在于使行政处罚从程序上和从机构设置上保证了合法公正。但我注意到报道中提到“由主审委员审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根据法律规定提出处理意见”。主审委员只应提出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而处理意见应由行政处罚委员会做出,如同检察院不能对案件提出判决意见一样。
 
◆沸点特稿
 
我们更需要中国版《萨班斯法案》
 
曹中铭
 
  执法不力一直是中国证券市场的软肋。虽然证监会已经获得了准司法权,但在过往的实际操作中,不要说处罚了,就是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的委员都只是由各部门或是各派出机构的人员临时拼凑,其威慑力和权威性可想而知。此次证监会成立新一届行政处罚委员会,其成员由“业余”变为专业,转变为一支专职化和专业化的正规军,个中意义不要尚主席给我们解释,大家都很清楚。
 
  但专职的委员会虽成立了,对于是否真能成为清除中国证券市场黑暗的明灯,我觉得不能太乐观。其一,行政管理关键核心是人,作为行政处罚委员会的成员,在调查案件时是否做到尽职尽责,在处理案件时是否能保持公正客观的态度,并要保持一贯性,至关重要。其二,行政处罚委员会毕竟是证监会的下属机构,如果寄希望于成立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就能达到净化市场环境的目的,那无异于是自欺欺人的痴人说梦。其三,也是最关键的是,行政委员会代表证监会行使的准司法权,无论是调查也好,还是处罚也好,都是在“准”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司法,如果因为有了这样的机构,今后出现重大诈骗侵犯股民利益的企业或者庄家,真正的司法机构反倒不受理了,那么,这个专职的委员会可能反倒成为证券市场严刑峻法的绊脚石。
 
  违规与利益向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它是特定市场环境下的特定产物。其实这也不是中国特有的情况。但是,安然、世通等一系列财务造假案后,美国并没有采取加强行政执法的力度,而是很快出台了《萨班斯法案》。该法案范围之广泛、措施之严厉,对在美国上市的企业来说其实是一场残酷的考验。这部被称为“自罗斯福总统以来对美国商业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法案”,也为美国的证券市场开启了一个新的局面。事实上,包括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在内,都已感觉到这样一部法律的力量。
 
  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寄希望于行政的力量,要真正搞好中国证券市场,我们更需要一部中国版的《萨班斯法案》。

  社会资源的主要占据者绝对不会放过处于市场生态链顶端的资本市场这一块,目前中国的央企给我们提供了新一轮佐证。
 
  央企在数量收缩的同时,扩张步伐之快令人瞠目,除了占据了主要资源性行业之外,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资本市场凌厉的扩张步伐。这倒不是指大盘蓝筹股几乎成为央企的代名词,在资本市场上一言九鼎;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体量胜过恐龙的央企正在竭力打通上下游产业的同时,尝试横跨实体与资本市场。
 
  近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珠海召开的企业高风险投资业务监管国际研讨会上表示,中央企业要审慎运用金融衍生工具,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主营业务、经营目标、资金实力和管理水平等情况,慎重选择投资品种,严禁投机行为。
 
  这一看似前瞻性的表态,其实是对在资本市场纵横捭阖的央企合法性的追认。实际上,早在去年央企负责人会议上,李荣融已做过类似的表态,并被媒体及时解读为,国资委希望央企加快与资本市场接轨步伐。将国资委的表态与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对金融衍生品的明确支持参照来看,一个围绕金融衍生品领域的新兴市场正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迅速形成。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到目前为止,从中航油新加坡事件到三九资金黑洞,国企在资本市场中伤痕累累,因此,对资本市场的游戏存有深刻的戒心。既想涉足又害怕风险,国资委心态可鉴。由此推导出的唯一可能性是,央企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只能赢不能输。
 
  据市场估计,目前我国加上不流通的股票在内,资本市场总的市值在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截止工行上市之前)。而李荣融在今年国庆致辞中披露,近三年来,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年均增加一万亿元。年均增加资产额显然不足以反映央企调动资金的力量。央企资金之充沛,已让世界银行的报告得出了中国国企资本回报率高企、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靠国企利润的喜人结论。
 
  央企大规模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一方面可以挟雄厚资金,达到号令天下群庄的效果;另一方面,由于其具有天生的市场长子恃宠而骄的霸王特性,对于建立资本市场的规则有害无益。他们不仅动辄使用上百亿元的资金在一级市场打新股,大赚没风险的钱,在二级市场上也是衔枚疾走。宝钢、申能、上汽、中集等大企业集团出现在上市公司10大流通股股东之中。并且,不管套现还是上市,央企每次总能有惊无险平稳度过,除了说明政策的支持,还说明坐庄者利益联盟的强大。
 
  2004年年底,央企委托理财本金余额为260.3亿元,随着一批证券公司破产清算或被托管,将形成不同程度的损失。而类似于南航以11亿元委托汉唐证券理财血本无归的案例,使得央企对国内投行、券商的专业能力不再信任,转而诉诸于通过自己的投资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直接逐利。国资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央企的投资公司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将收入打入投资公司进行资本市场的博弈,已成为常见的央企理财模式。
 
  央企如此作为,将会形成上市公司之间交叉持股现象,以及巨型企业与银行之间交叉持股现象,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难以约束的局面正是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迟迟难以摆脱衰退的原因,我们正在重蹈日本的覆辙。
 
  从金融衍生品市场来看,国企几次在国际期货市场上的冲击,以国内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外加高薪聘用的国际操盘手,最终的结果都折戟沉沙,露出了非市场人士的马脚。而在国内市场,他们却游刃有余,这样的局面适足以证明中国资本市场离成熟市场的距离之远。
 
  按此情形发展下去,央企恐怕会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食人鲨,国际市场上被围猎的肥羊。从这个角度说,央企要当资本市场的家,是祸不是福。

2006年10月26日

 

  现在的严介和向我们展示出中国式富豪衰败的前兆。
 
  在媒体、银行、法院的“危逼”之下,严介和最近不得不以正式报告的形式向江苏省领导求助。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富豪的经营思维,身处困境不得不向政府、并且自以为有充足的理由向政府伸出求助之手。在现有体制下,民营企业家天生的软骨病难治。
 
  缺钙原因一是得到高利润的项目尤其是国资重组必须有地方政府的鼎力合作;二是其资金链的源头控制在半政府半市场主导的银行手中,而通过上市或者重组上市公司直接融资,也需要经过严格审批。即便身处困境,严介和也不讳言对政府的感恩戴德之情,因为他的金矿主要来自低成本收购国资与从政府手中得到基建项目。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严介和严重依赖行政资源的经营方式建立在冰山之上。涉险成功必须满足以下前提:第一,从地方政府手中得到可以很快兑现的大量廉价国资;第二,必须有充裕的资金。对于民企而言,最大的风险莫过于能够一夜之间让所有投资尽付东流的政策风险。地方政府在压力之下朝令夕改、收回协议项目之事屡见不鲜。当严介和遭遇媒体质疑,当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恐惧压过了对于短期政绩的追求,被视为投机者的严介和之流就得首先付出代价,吉林、江西的国资收购项目就此成为镜花水月。
 
  至于资金来源,以严介和这样出身草莽的民营企业家,只有银行、股市与下游企业垫款三大手段。要取得银行更多的授信,要成为银行眼中的优质资源,企业的法宝就是在短期内迅速做大,捆绑住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如地方政府的信任、如重大项目配套工程、如尽可能多的就业人数等。从掘得第一桶金到总资产达到60亿元,前后仅用10年时间,太平洋系目前有100多个控股公司,收购了31家国有企业,有10万名员工。成为新兴市场的暴富典型。
 
  严介和丝毫不差地按照这样的路径骤然走上发家之路。虽然严介和声明不懂资本市场,但事实是,他在2003年重组了上市公司ST纵横,替责任人一笔勾销了以往的罪责,同时以20多亿元的公司资产,不合逻辑地获得了总额约2000多亿元的基建合同。
 
  存在于暴富逻辑中的无数疑团,严介和一一占全。严介和的神话从开始演绎的时候起就经不起推敲,却得到了地方政府与银行的鼎力支持。据严介和介绍,太平洋集团15个点的资产负债率中,银行负债大概占2-3个点,剩下的12-13个点都是非银行负债,包括欠供应商的钱、分包债务的工程款等,政府基建项目的应收款越滚越多。这条商业链条的顶端是地方政府,最下游是垫款的承包商,银行成为冤大头。
 
  严介和的错就是地方政府和银行的错。在各地的国资产权交易中心与交易规则业已明确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行政划拨式的国资重组方式师出无名;而银行的风险内控机制徒具其表,使得严介和的巨额授信命悬一线。如今质疑声起,银行急匆匆降低授信度,对到期贷款不再续贷,对未到期贷款提前收贷,继而提起诉讼。最典型的是,中行南通分行看到中行江苏省分行对太平洋建设集团的7000万元贷款本息申请诉前保全后,便在贷款到期之前急急仿效,结果发现项目的办公室都是租的,根本没什么可保全。他们何尝有什么专业的风险控制机制?不过是政策与舆论的追踪者,以及一个貌似专业实则手忙脚乱的蹩脚贷款人。
 
  严介和或许是一个好的商人,却不恰当地用捆绑行政资源的方式扩大了自己的风险。现在,他尝到了苦头,决定收手“太平洋”,对自己的弱势地位认命。
 

  中国式商人与中国式银行的恶性互动,加上政府行政手段的助阵,正在酿成巨大的“太平洋”资金裂隙,一旦这些商业运作项目沉入海底,最终的埋单者纳税人将浮出海面。

主持人:
 
  据媒体报道,近一段时期来,国际原油价格从最高接近80美元/桶回落到57美元/桶左右,受其价格波动影响,国外多家航空公司纷纷将近一年来一路上涨的燃油附加费进行下调。面对这种情况,上海航空董事长周赤表示,目前国内燃油附加费水平只能弥补国际油价上涨为航空公司增加成本的30%到40%。他认为,对国内航空公司来说,燃油附加费还难以下调。更有甚者,国航、东航、南航三大航空公司此前已宣布,从下月开始,中国与日本、东南亚之间的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将从下月起全面上涨,平均涨幅达50%。
 
  中国的航空企业凭什么如此简单地说不呢?
 
大众评判台
 
常小宇:在开放的世界里无作为,早晚会被淘汰
 
  中国的好多事情涨价时理由都是与国际接轨,该降价而不降价时总是说要有中国特色。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国内还没有形成趋同的价格联动机制;另外一方面就是处于垄断位置而有强势话语权的利益机构没有真正把老百姓当回事。他们整天只想着靠垄断而不劳而获,从不认真想一想怎样提高管理水平、提高效率和节约内部成本。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他们这样无作为早晚要被国外同行给淘汰掉。
 
严海渊:管理有问题并且服务也不好
 
  既然国外的价格都能下调,说明国内的成本控制肯定有问题。其中可能既有审批过长的体制问题,也有贪污腐败的原因,为什么就不能彻底查查清楚呢?我国航空公司的管理很有问题,服务也不是很好。
 
乐宏文:成本不能全部转嫁给消费者
 
  虽然目前的燃油附加费只能弥补部分成本的上升,但是在市场竞争中能有多少企业可以将成本全部转嫁给消费者呢?同时国家在燃油价格的问题上也希望上游企业、航空企业、消费者都承担一些,因此企业只会上报自己的开销、惰于自行消化,甚至不考虑国际同业的竞争动向,这很难说是市场化的公司。我们的航空企业在享受圈钱市场化的同时,能不能在服务和管理上也能按市场化的要求多改进些呢?
 
赵文斌:不听航空公司的不行
 
  垄断企业几乎和高成本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成本最后都要算到顾客头上。要改变垄断带来的危害,一是要从内部打破垄断,形成竞争局面;二是从外部对抗垄断,有专门的机构制约垄断。可惜对于国企航空公司来说,这两项目前目前都不具备,误机赔偿、燃油附加费等只能任凭航空公司说了算。想不听航空公司的,那只能别坐飞机出行。
 
周先生:对强盗逻辑说不
 
  中国的航空公司不降价的理由我一点也不奇怪。当初他们拼了老命地涨燃油费,甜头还没有尝够,压根儿就不可能再降回去。中国的很多企业,尤其是这些垄断企业一惯如此,从来都是为自己的强盗行为找出种种理由。当然我们在愤怒的同时,也要反省自己,当初是不是把这些人给宠坏了?以后再遇到这样的强盗逻辑,也需要大家行使自己的权利,坚决地说不。
 
励俊:缺乏市场竞争意识
 
  这是国企管理的效率问题,垄断下的航空企业管理效益差,更重要的是领导层缺乏真正的市场竞争意识,得过且过。有利益了就跑在前面,出现责任就躲在后面,不过估计这样的好日子也没多久可过了。
 
◆沸点特稿
 
让航空公司承担全部指责并不完全合情理
 
时卫干  中国社科院博士
 
  在全球油价下跌的大背景下,国外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燃油附加费。但是,这无法顺推到中国航空公司身上,因为中外航空公司在航油定价机制上有着根本的区别。让航空公司承担民意的全部指责,也并不完全合情理。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航空公司的油料供应商只有中航油公司一家,中航油给航空公司什么油价,航空公司就得按这个价格买。国际油价再怎么涨跌,其实和国内的航空公司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降不降、降多少首先取决于中航油。
 
  国外的航空公司的票价、燃油附加费等能做到随行就市,有两点原因:一是海外航空公司都是自主采购,能够根据市场价格而决定采购的油价量;二是海外航空公司往往都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可以部分地规避油价上涨给成本带来的压力。这两点国内的航空公司恰恰都不具备。
 
  事实上,航空公司的成本主要分三大块:油料、人员薪酬支出、飞机购置,其中油料费用所占比例超过40%。人员薪酬支出和飞机购置费用都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而油料费呢,一时半会又无法下调。航空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而机票总在打折,航空公司的业务收入增幅有限。
 
  航空公司其实并不希望征收过高的燃油附加费,因为过高的费用可能会使客户选择飞机之外的其他交通工具。但正如我们上面分析的,航空公司又不能不收这个附加费,否则航空公司的亏损太高了。
 
  中国的客运航空业是一个垄断行业,因为进入这个行业非常难;中国的客运航空业是一个竞争的行业,总体看,航空公司间的竞争比较激烈。但所有这些并不能改变中国航空业产业链的整体不合理,根本上还是体制问题,要改变这种畸形体制非一朝一夕之功。

2006年10月25日

  中国制造企业历尽艰辛,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快速的流水线和最勤劳的工人,虽然拥有产出增长速度156%的辉煌,却面临销售利润率仅为4.26%的窘迫。与此同时,由于产出增长过快,在出口市场上遭遇十面埋伏。最新的报道是,为了扭转与中国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欧盟可能采取比现在更严厉的制裁手段。
 
  原因之一是,这些企业正在被压倒性的金融优势与信息、物流等控制手段所压榨。
 
  这一现象并非始于今天。由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自由主义》所述可知,中世纪的欧洲,一方面佛罗伦萨、鹿特丹等地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而就在距离几十英里的农村,却成为有名的贫穷之地,因为被钉死在产业链的下游而饱受盘剥。这些农村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靠手工作业谋生,由于资金极度紧张,发展出一种包销模式,即金融与终端产品包销与运输合为一体的大商人,在生产早期即行进入,提供资金甚至原料,同时约定产品必须以低于市场一半以上价格出售给他们。
 
  这些包销者确实既承担了风险也得到了巨额利润,但生产者的利益被压低到仅够糊口的粮食和起码的生产资料,这种利润分配情况,决定了制造者永远只能处于产业链的底部,强者恒强,弱者愈弱。商业生态链由此形成,制造者的弱势地位,自古已然。因此,如当时的美第奇家族等金融资本家才是市场利益链条的决定力量,甚至法意国王都受制于他们。
 
  现在有能力配置全世界资源的是华尔街模式诞生的全球投资家,他们通过对于各种不同产业的投资,决定世界产业链条。与以往不同,当今的投资家可以轻松突破地理局限,并且以令前代金融资本家瞠目结舌的技术创新能力,高效地多层次地调动资金。
 
  从另一个角度说,资本力量不纯粹是一种破坏性力量,而是一种有助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的进步力量。这些投资家可以敏锐地发现优质企业团队,并提供足够的资金助其成长,资本市场的意义于此凸显。我国首家在纽交所上市的生产新能源的民营企业无锡尚德能够上市成功,全拜国际基金经理所赐。
 
  从宏观上说,让在世界资本市场上独领风骚的国际投资家们统领各国金融未尝不可,但从微观上说,对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失去金融控制能力是不可想像的。更可怕的是,由于物流与销售环节同样落后,由于上游资源性企业的垄断性定价,中国的制造企业只能成为高效低利的国际打工者。
 
  最近因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被媒体热炒的孟加拉穷人银行家尤努斯,提供了一个与金融霸权主义相抗衡的典型,他通过极少的贷款将数百万孟加拉农民从高利贷链条的漩涡中解救出来。尤努斯这样的银行家越多,金融霸权主义也就越无用武之地。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以现在的低效率国有商业银行取代华尔街银行家,或者以巨大的央企投资部负责人变身成的投资银行家支配市场,将是个比华尔街模式的金融压榨更坏的选择。因为他们不仅无法避免金融压榨,还会因为这些投资家低级的市场能力失去高效率的服务———这些形成中的权贵投资家习惯于倚仗巨大的资金优势,在资本市场与民争利;习惯于以往行政资源路径配置下的低劣的资金运用方式,这使他们无法筛选出具有优质基因的高效率企业,从而降低中国制造企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中国制造企业难免一箭双雕地尝到金融压榨与效率低下的双重痛苦。
 
  中国制造企业想要提升商业生态链中的位置,除了反求诸己建立品牌等要素之外,还取决于他们所得到的公允的金融服务,一流的信息、物流等企业的支持,以及对市场而言更重要的制度支撑。就制造论制造,只能在食物链底层打转。

主持人:
 
  据媒体报道,中国房地产业的商品属性正在悄然向公共属性过渡。权威人士透露,国家相关部委正在考虑建议修订房地产相关法规,以便在法律层面更加明确此次房地产业的转型。报道说,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表示,连续三年的调控使我们终于认识到,中国的房地产业正在进入一个转型期。
 
  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兼副会长朱中一认为,今后一二十年仍是房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龚方雄认为,中国房地产股在未来三年是最好的投资选择。他预计,人民币在未来三年有相当的升值空间,如果人民币升值30%到40%的话,房地产平均价格每年升值10%左右是合理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进一步推动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对于这些截然相反的观点,该如何认识呢?
 
大众评判台
 
励俊:消除泡沫才能拯救行业
 
  有个很简单的对比,中国股市跌了近50%,今天依然活力十足,不照样迎来了新一轮优质股的IPO了吗?只有通过宏观调控打掉泡沫,才是拯救地产行业的唯一出路。而从房价看,这波涨价行情已逐渐从沿海发达城市向内地次发达地区扩展,汇率对房价的影响也正逐渐消退,估计明年9月这波行情就会消化完,房价将开始全面下行。
 
曹中铭:转型是大趋势
 
  房地产行业与国民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今后的转型应是大势所趋。如果单纯把它作为一种商品来看,也不利于该行业的健康发展。只是在转型中,政府部门所出台的相关措施才能有效抑制其中存在的泡沫成分。
 
羽良:有炒作嫌疑
 
  我对这个新闻的真实性执怀疑态度,没有哪个政府会把房地产当作公共物品来做的,提供廉租房和完善经济适用房政策跟房地产业转型压根就是两码事,前者是政府的公共福利政策,后者是产业市场的改变。
 
赵文斌:中国房产的三个属性
 
  中国房产具有三个属性:一是通过买卖产生的商品性;二是密切关乎老百姓生活的民生性;三是土地国家所有的政府性。这三点属性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那么,一个城市房产的价格应该大致处于一个什么范围内呢?我认为应以一个人人生工作的20%的收入为计,如果以一个人25岁工作60岁退休,有35年工作时间,那么房产价格应在7年收入范围内。
 
常小宇:既要市场化又要严加控制
 
  房地产业应该算是一个半公共产业,政府不应把房地产业作为一般产业来对待。对待房地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允许它保持合理的利润,这样才有资金愿意投入到这个行业里来,另一方面政府要对房地产业加以控制,毕竟它关乎老百姓的最基本生存问题。
 
吕国新:限制地产的纯商业属性
 
  安居才能乐业,当人们居无定所时,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房地产不应是纯粹的商品,它有公共属性,所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必须在宏观或者法律层面上加以严格的控制,限制房地产的纯商业属性,世界很多国家都是限制房地产的纯商业属性的。
 
陈先生:稳定房价并非打压房价
 
  为了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保障社会稳定,进行宏观调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但政策的着眼点应该是稳定房价,不是打压房价。
 
◆沸点特稿
 
中国房地产还是长期向好
 
陈晟  中国指数研究院华东分院副院长
 
  “悄然转型”,这个观点我不太认可。
 
  在一个报告会上我也提到,我们现在就是要重视保障、规范市场。因为我们太过于强调市场化,导致一些资源在保障体系上做得不够,或者是关注程度不够,无论是廉租房、配套商品房还是经济适用房。我们都希望完整地通过市场来解决“居者有其屋”,而现在的事实证明我们做得不够完善。
 
  当然,我们要承认市场化确实解决了而且是改善了大部分居民的居住条件,但的确也存在一些弱势群体如果想单靠市场化并不能满足其居住条件的改善。现在无非要使大家明白一个观点,就是市场的调整不能解决整个房地产的问题,确实需要调整,但不代表其市场化的属性要弱化。
 
  我在上周五的华东地产品牌战略研究会上讲到,现在预测房地产的价格没有意义,现在需要选择目前的需求与支付能力使之与现实情况匹配,这才是有意义的。至于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周期到底有多长,这样的问题我不敢妄加评论。相对来说,做指数研究的发言权也许会大一些。本着对数据的尊重和谨慎,我们唯一能说的是,中国房地产的发展与GDP的发展周期几乎同步。那么,大家对于中国GDP经济增长比例的看好程度就决定了房地产的发展情况,两者相辅相成。
 
  而且不同的经济体系情况也会不同,比如大陆经济体系与岛屿经济体系就不同。所以我认为,如果持乐观态度,认为还会有二十年的黄金期,那么,也应该会认同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二十年没问题,这也是判断的基准。当然,也要允许悲观观点存在,我个人认为,任何房地产周期的发展都是螺旋式发展,如果有短期的调整,也应属正常现象。
 
  但从整体来说,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还是长期向好,基于两点原因,一是GDP的增长率,我没有看到任何要减速的迹象,另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没有任何要下降的迹象。总的来说,中国房地产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面大于向下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