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企业历尽艰辛,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快速的流水线和最勤劳的工人,虽然拥有产出增长速度156%的辉煌,却面临销售利润率仅为4.26%的窘迫。与此同时,由于产出增长过快,在出口市场上遭遇十面埋伏。最新的报道是,为了扭转与中国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欧盟可能采取比现在更严厉的制裁手段。
 
  原因之一是,这些企业正在被压倒性的金融优势与信息、物流等控制手段所压榨。
 
  这一现象并非始于今天。由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自由主义》所述可知,中世纪的欧洲,一方面佛罗伦萨、鹿特丹等地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而就在距离几十英里的农村,却成为有名的贫穷之地,因为被钉死在产业链的下游而饱受盘剥。这些农村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靠手工作业谋生,由于资金极度紧张,发展出一种包销模式,即金融与终端产品包销与运输合为一体的大商人,在生产早期即行进入,提供资金甚至原料,同时约定产品必须以低于市场一半以上价格出售给他们。
 
  这些包销者确实既承担了风险也得到了巨额利润,但生产者的利益被压低到仅够糊口的粮食和起码的生产资料,这种利润分配情况,决定了制造者永远只能处于产业链的底部,强者恒强,弱者愈弱。商业生态链由此形成,制造者的弱势地位,自古已然。因此,如当时的美第奇家族等金融资本家才是市场利益链条的决定力量,甚至法意国王都受制于他们。
 
  现在有能力配置全世界资源的是华尔街模式诞生的全球投资家,他们通过对于各种不同产业的投资,决定世界产业链条。与以往不同,当今的投资家可以轻松突破地理局限,并且以令前代金融资本家瞠目结舌的技术创新能力,高效地多层次地调动资金。
 
  从另一个角度说,资本力量不纯粹是一种破坏性力量,而是一种有助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的进步力量。这些投资家可以敏锐地发现优质企业团队,并提供足够的资金助其成长,资本市场的意义于此凸显。我国首家在纽交所上市的生产新能源的民营企业无锡尚德能够上市成功,全拜国际基金经理所赐。
 
  从宏观上说,让在世界资本市场上独领风骚的国际投资家们统领各国金融未尝不可,但从微观上说,对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失去金融控制能力是不可想像的。更可怕的是,由于物流与销售环节同样落后,由于上游资源性企业的垄断性定价,中国的制造企业只能成为高效低利的国际打工者。
 
  最近因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被媒体热炒的孟加拉穷人银行家尤努斯,提供了一个与金融霸权主义相抗衡的典型,他通过极少的贷款将数百万孟加拉农民从高利贷链条的漩涡中解救出来。尤努斯这样的银行家越多,金融霸权主义也就越无用武之地。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以现在的低效率国有商业银行取代华尔街银行家,或者以巨大的央企投资部负责人变身成的投资银行家支配市场,将是个比华尔街模式的金融压榨更坏的选择。因为他们不仅无法避免金融压榨,还会因为这些投资家低级的市场能力失去高效率的服务———这些形成中的权贵投资家习惯于倚仗巨大的资金优势,在资本市场与民争利;习惯于以往行政资源路径配置下的低劣的资金运用方式,这使他们无法筛选出具有优质基因的高效率企业,从而降低中国制造企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中国制造企业难免一箭双雕地尝到金融压榨与效率低下的双重痛苦。
 
  中国制造企业想要提升商业生态链中的位置,除了反求诸己建立品牌等要素之外,还取决于他们所得到的公允的金融服务,一流的信息、物流等企业的支持,以及对市场而言更重要的制度支撑。就制造论制造,只能在食物链底层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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