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18日

 

主持人: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日前联合发布的“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数监测报告”显示,收入超过万元的高收入阶层“幸福感”却很不确定;年龄在36岁至55岁的“中流砥柱”阶层“幸福感”在所有人群中是最低的;与郊区、效县居民相比,城市居民的“幸福分值”平均要低4.5分。
 
  追求幸福和谐是所有人们的共同心愿,问题是,幸福这样一个具有经济和心理、社会等无数变量组成的非常个性化的表述,真能用统计这样的简单变量得到吗?
 
大众评判台
 
“幸福不能数字化”
 
励俊:那是笑话
 
  幸福指数这个事是个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这个指数本身是否完善,暂且不论。人民幸福不幸福,自己难道口不能言?非要统计局来发布?希望统计部门能立刻停止这种调查,把精力投入到和中央宏观调控有关的数据统计中去。
 
王青松:幸福岂能用数据表述?
 
  幸福是无法用具体的数据来表述的,我的幸福感随时间的不同而不同。以前在南京时虽然收入不多,但工作很轻松,还能和家人在一起;后来到了杭州,虽然收入多了些,工作也不太累,可惜不能经常和家人在一起。但总体来说都还是幸福的。但自从到了上海后,不但收入没有增加,工作还变累了,而且居无定所,除了和朋友一起玩和给家里人打打电话外,基本没有幸福可言。这样的感受岂是用数字能显示的?
 
“关键是根源”
 
张波:解决不幸福的根源
 
  其实这次调查的初衷无非是想了解现在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出于对人民群众的关心,这样的举措本无可厚非。所有的调查应该都是为了有所作为而为之,况且统计局也明确表示不幸福的原因来自于就业、就医、养老、孩子就学等多方面的生活压力。那我们的政府在看到这些报告之后,能不能真有所作为,真正地解决这些令大家生活不幸福的因素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举措,那这样的调查又有什么意义呢?
 
孙先生:公正性值得怀疑
 
  我就生活在北京,家庭月收入过万,买了房还养了车,看上去过得挺美。可北京的这种消费,月入过万又如何呢?而且每天的生活就是上班下班,还得算计每个月养车养房的花销,就算有车开,每天也得耗上三四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幸福的感觉能有多少?所以幸福感不是用数字能说明的。
 
◆沸点特稿
 
希望不会是又一个“GDP崇拜”
 
赵文斌
 
  如果你误闯进一家黑店,老板端出五杯饮料:鲜奶、乌龙茶、白开水、热咖啡和珍珠奶茶,告诉你其中四杯有毒,你直觉哪一杯不会被下毒?如果你选择珍珠奶茶,那么恭喜你,因为你特幸福。
 
  这是一道网上流行的幸福指数测试题。对于类似的测试,大部分人一笑了之。
 
  但是如果幸福指数是来自国家和地方权威统计部门,是一套有着几十个项目的测量系统通过复杂的计算分析的结果,集中了博士、专家的智慧和上百工作人员的辛劳,范围涵盖了收入水平、健康状况、社会秩序、社会公平、工作状况、人际关系、家庭、职业、归属感、期望和信心等,你如何感想?还会怀疑吗?
 
  这个幸福指数将跟GDP一样纳入政府统计部门的工作,今后你我的幸福感有多少,有幸福指数可以提供参考了。如果你最近感到不幸福,我真为你感到伤心。因为不幸福的人真已很少了,根据最新幸福感调查指数显示,北京人九成市民感觉较幸福。当然如果你月收入在三万元呢,那就怪不得了,最新调查表明,月薪六千左右幸福感是最强的,7000元后就出现下降了。
 
  希望我这样的说法不会破坏你的心情。你的幸福感和我无关,和所谓的幸福指数也无关。你今天感到不幸福,也许只是早晨找了很久才找到合适的领带,匆匆出门公交车又和闯红灯的宝马撞了,然后上班迟到被领导批了一顿。但是到了中午,你接到你孩子老师的电话,说你孩子这次数学竞赛得了金奖,领导在一旁笑着对你竖起大拇指。这时,你的幸福感又回来了。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状态,带有非常私人的主观色彩,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和变化性,一件很小的事情就会影响到当时当地当事人的幸福感,一天就会经历幸福感的春夏秋冬。有一则寓言说,让任何一个人在镜子里问自己三遍“我幸福吗”,最后就没人感到自己是真正幸福的。对于一个原本心理学家研究的课题,居然现在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就都有了兴趣,把一种心理状态变成了社会数据,在各项指标间加加减减,还就能得出某地乃至全国大众幸福的多少大小了,呵呵。
 
  这样的一个幸福指数除了重复我们早已知道的有钱不一定幸福的道理外,还传递了现在形势大好,和谐社会只是一步之遥、大家该满足的信息,此外还有什么作用呢?或许会使幸福指数成为下一个“GDP崇拜”。一个人一个部门不可无济世之心,但千万不要随便给社会贴标签,更不要妄想,以为贴上一个标签,社会就会如何如何了。要不然,这个标签和网上的八卦恶搞无异,只会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话。
 

  国外的幸福指数报告大多是由一些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研究团体或个人发布的,而我们是用国家的有限的统计经费。真要为构建和谐社会做点事情,还是把一向老百姓质疑的数据搞准确些吧。真要创新,还是从百姓和国家发展最迫切的需求出发,把失业率、空房率、教育成本、医疗成本等先搞搞清楚吧。

2006年10月15日

   有关媒体报道,全国首个“和谐社会”的官方调查指数昨日发布。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公布的“2001-2005年北京市和谐指数调查报告”显示,九成被调查者认为北京是一个和谐社会,2001-2005年北京市和谐社会总指数年均增长3.1%。
 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月收入不足4000元时,幸福感随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达到4000元后,幸福感呈波状上升,5000-7000元中等收入组幸福感最强;7000元后出现下降,15000-20000元组幸福感更不确定,其平均幸福感分值与1000-1499元收入组相同。
(北京发布和谐社会指数 月薪六千左右幸福感最强http://business.sohu.com/20061013/n245770317.shtml
一、你的家庭(个人)月收入
1.小于4000
2.5000-7000
3.大于15000

二、你感觉到幸福吗?
1.相当幸福:生活安居小康,工作稳定,家庭和谐。
2.一般:生活安定,工作紧张。
3.不幸福:没房、没车、工作紧张。

2006年10月13日

 

  一个改革方案的制订需要11个中央政府部委联手,其难度之高堪与房地产宏观调控比肩。牵涉13亿人切身利益的医疗改革正在重起炉灶,除了以往医改模式需要纠偏、基础医疗服务需要夯实之外,一切都是未定之数。
 
  方案尚在制订,对话语权的争夺已经探出头来。医改小组有两个重要部门,发改委与卫生部。据报道,医改小组设在国家发改委,由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卫生部部长高强任双组长,主要由发改委负责各项事务。一个高规格的医改协调机制初步建立,但高规格不等于高和谐,两个主要牵头单位似乎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就在媒体透露发改委“青睐”英国模式之后不久,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就在公开场合表示,医改不会青睐某个国家的模式:“我们的目标是要探索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疗卫生体制,绝不可能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随后,又有中国医改将参照英、德、美模式的传言,“新的医改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躯体、德国的四肢、美国的脑袋,是三国模式的混合”(英、德、美三国医疗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全民免费医疗、全民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的区别),卫生部试图构筑从基本医疗到大病医疗的三个阶梯。
 
  发改委十分含蓄,一位官员向媒体否定了个别媒体有关医疗改革方案已经确定的报道,但同时指出:“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属于公共服务产品,都只能由政府来承担。”与此同时,发改委近日在其网站上开辟我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言献策”专栏,面向全社会征求医改意见和建议。
 
  争论不止于此。据新华网报道,财政部对卫生部构筑的三级阶梯的第一级就提出了质疑,对于有关课题组测算的要达到免费提供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大约需要国家财政投入2000亿元这个数字表示怀疑;而社会保障部对改变医疗保障的归属权极为不满。目前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既保大病又保小病,按照卫生部的医改新方案,政府将对基本医疗免费,那么,现在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里用来管小病的这笔钱,该如何处置?如果这笔钱和国家财政新投入的2000亿元都交由卫生部操作,使其集出资方与操作方于一身,“效率低下与基层医疗机构官僚化的弊病如何避免”?在质问之后,社会保障部推出建立独立的医疗保险机构为主的“德国模式”,供大家参考。卫生部有关人士却认为该方案不符合中国的制度环境,将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
 
  如果部门争议就此转化为各个部委争取民意支持的具体行动,我们倒应该对此额手称庆。可惜,四角俱全的美妙前景仅止于单方面想像。尽管发改委以邀请民众在网上参与的方式争取民意的支持,但民意的支持很难敌得过各个部门理性的算计———财政部需要少花钱多办事,有明晰的预算;而卫生部希望由自己操作城镇基本医疗,集财权与医疗权于一身,但这无疑动了社会保障部的奶酪———民意需要看病便宜、药价下降,但价廉而质优的公共服务很难兼得。
 
  在硝烟背后,我们再次领教了社会利益的部门争夺战,在缺乏意见均衡机制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再次期望一位最后的拍板者。
 

  摆脱部门利益,方能找到医改新模式的广阔空间。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赤脚医生与全民预防为主的医疗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的精采之笔,曾被作为先进经验广泛引入第三世界国家。放着现成的惠而不费的好经验弃而不用,转而大谈各国先进经验甚至周游列国取经———这真是为民众着想,真是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医改所必须吗?

 

主持人:
 
  首轮股改遭否决的深发展又出新闻:10日,深发展突然遭临时停牌。交易所公开信息显示,停牌原因是“媒体报道了有关公司拟进行新一轮股改的事宜”。据此,深交所对深发展股票予以临时停牌并要求该公司作出解释。
 
  虽然深发展董秘办负责人表示,对该消息不作任何评论。不过,消息表示,因该行目前核心资本充足率尚未达到银监会规定的4%,深发展愿意用实际可行步骤引进新资本来补充银行资本充足率,但这项工作目前尚无确切结果。
 
  由于中国的股改已进入尾声,而此前新桥已经表示不会修改任何股改对价,那么,如果你是新桥的决策者,在已经获得巨大利益的时候,面临可能的风险,你会不会撤?
 
大众评判台
 
常小宇:新桥会继续持股
 
  我认为新桥作为深发展的最大股东应会继续持有深发展的股票,国际投行一致看好中国银行业,交行建行中行招行个个上市受追捧,我相信新桥继续持有深发展未来将为其带来更大的投资回报。
 
励俊:给自己找合理退路
 
  从新桥过去的做法看,它是急于套现的,不然也不会坚持出低对价。对于这一点,我想它是有“预谋”的。我注意到新闻里说到核心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新桥的一个“阳谋”,为自己的退出找到了合理合法的台阶!
 
曹先生: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是办法之一
 
  新桥如果现在出售手中的股权,获利将超过一倍。由于其身份只是投资基金,并非专注于实业,因此对于新桥见好就收没什么可奇怪的。目前深发展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达不到相关要求,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也许是可行的办法之一。
 
乐宏文:仅做小股东风险不小
 
  新桥如还心存对价博弈的侥幸心理,估计挺难,毕竟越拖成本可能越大。同时,中国银行的毛病还是很多,外资看好的是未来,但这是以提高银行内部管理为前提的。如果新桥仅是想在深发展做个小股东,好象风险还不小。
 
◆沸点特稿
 
新桥如既不退出也不改对价,只有博弈
 
文国庆  联讯证券首席分析师
 
  我当然希望新桥能退出,但新桥的退出肯定需要有条件。新桥本身并不是致力于银行业的真正发展,仅是炒股票,已没有必要再持有深发展股份。从当前的市场环境来看,如果有人肯出十二元以上的价格,新桥肯定会坚决退出,但如果仅是翻一倍不到两倍的收益,不是十元以上的价格,新桥就会选择继续同市场博弈。
 
  其实新桥在银行业并没什么领先的东西。当初,大家是希望通过新桥能把GE的金融理财理念引进来,但现在看来,新桥同GE根本是两码事,新桥实际上就是GE高管的一些小金库,主要由GE高管投资私募基金,相当于在帮这些人理财,有的时候还借用GE的牌子唬唬人,但在业务上,未必就有实际的作用,过去有些人可能是联想得多了些。
 
  从市场的角度,我们不要对新桥抱有任何幻想,即便新桥不介入深发展,深发展也值这么多钱,就算新桥不支付对价,现在的价格也不算高估。现在中国的银行业普遍被看好,最近银行业的上涨已经说明了问题。所有的银行不都股改完了吗?同样也是没有权证之类的东西,当然也没有对价的希望,不也一样涨得很好吗?反而就深发展的情况最差,这就足以说明深发展补不补偿对价已经不重要,新桥是否是大股东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大家没必要把他太当回事儿。
 
  我认为现在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客观环境非常有利于银行的发展,无论谁来了,只要不太笨,都会搞得不错,收益不错。而当初深发展不行是因为那时银行业的环境不妙,再加上上层存在一些问题。现在经营环境转好了,只需要调整一下领导班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要不要新桥已经不重要,外国投资者看好中国银行业的前景并不是某个投资公司,是谁并没有关系。国内的建行、工行上市不也很火吗?这就是看好中国银行业的前景。
 
  其实当初引进新桥就是钻了政府缺乏经验、不懂市场、不会对股票定价的空子,被地方政府以便宜价卖掉了,这同当初的韩国韩一银行被低价卖出实属一回事,纯粹让新桥白白捡了一个大便宜。新桥现在进退自如,只要有人肯出高价,他立马就会卖掉,根本没有必要呆在里面。
 

  但如新桥既不退出也不改变对价,那结果就谁也不好估计,只有流通股股东继续同他们博弈。

2006年10月12日

 

  G股刚摘帽,就有不少人急于给股改定调,有人说成功,有人说不成功,理由各有一二三四五,倒也振振有辞。
 
  许多争论属于关公战秦琼,比如,责备股改成功但中国股市依然还是政策市。且不说,当初连股改能不能撑下来都是未知数,能够如此顺利可算一个奇迹;并且,谁也没说过股改成功就能让中国股市换尽旧时容颜,既然中国股市有政策市的基因,想依靠股改一举改变中国股市的基因是急于求成的焦虑心态在做怪,无异于痴人说梦。一个经济举措能圆满地达成一项目标,就已经是效率的最大化,追求一石二鸟实属苛求。而一些论者时而踩人入地时而抬人入天的作派,和一些因为股改大获其利者的溢美之辞,也使得那些定调丧失了最起码的可信度,论则论矣,定则难定。
 
  一个阶段的措施只能解决一个阶段的任务,一个历史时期的人也只能在环境的约束下起到这个时期的作用。我们只能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让事件返回历史的具体情境之中加以理解,这样才不会轻易拔高或者贬低。
 
  证监会尚福林主席只能完成能够完成的任务,他顺风顺水地基本完成了股改大业,人事换防也告一段落,手下军心安定,基本到了可以袖手指点证券市场江山的地步。而他的成功符合改革的逻辑线索:前有覆辙可鉴,上任证监会主席的国有股减持政策因为利益尽归社保,损害了投资者利益,所以虽然符合市场化理论却终至于一败涂地;而股改之后剩下来的监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基因改良等越来越难啃的硬骨头,也大可留待后来者品尝———
 
  所谓时也命也运也,缺一不可:时就是时机,国有股减持失败才逼出了向中小股民的对价支付;命就是命运,如果尚福林主席继续留在农行,四大国有银行中出了名的老大难改制的难度之大自不待言,更何况,还有其他国有银行的成功先例作为标杆,压力更大;运就是国家的整体命运,当此改革的关键时刻,谁也承担不起股市崩盘的责任,只有各方大力协作迎头而上。何况,经历股市漫漫长熊,市场心理承受力已近极限,犹如极饿之人满足于一根苞米,只要上市公司支付一星半点的对价大致就能过关。这几个条件缺少一个,股改就不可能成功。
 
  但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却被遗忘了,那就是改革之后给后来者留下的路障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目前证监会推行的一套金融技术创新对交易所、券商等机构进行激励的手法,与以新股发行吸引资金创造热情氛围的做法,用巨量资金而非上市公司的优良质地撑起股市江山,以大型国有股的资本重组游戏稀释存量问题,不是搬开而是绕开路障,在理念上是传统的,在方法上是古老的。这也给下一任的管理层监管造成后患:他们将不得不在这样的投机路径下狂奔,以期取得比前任更好的战绩。
 
  这样的心态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甚至表现在每天的股指上。工行要上市了,一路绿灯大造其势,先是银行股水涨船高,石油板块紧跟而上,就像一个蹩脚的滑稽戏演员,人人都能猜得到他说这一句话的具体动机,庸俗到了一定的境界。偏偏中国的证券市场充斥着这样的演员,当然,这一现象并非始于今日,而管理层也总是在强调公司的质地与对投资者的回报。但倾向性取舍主要看行动。
 

  有充分的理由辩解,在目前的体制下,国有控股公司的重组以劣质基因驱逐优质基因,国有大盘股频发主要不关证监会的事,但我们在认可这种辩解的时候,同时也就承认了中国的股市并未建立依靠市场投资取舍汰劣扶优的基本职能,而这,也就动摇了中国股市的根本,也使得证监会的此次成功显得颇为苍白。

 

主持人:
 
  软件产业正成为全球的热极,全球软件外包市场的规模高达1000亿美元。但根据上海市外经贸委的数据,现在我国的软件出口为35.9亿美元,虽然增速很快,但与庞大的国际市场相比不能算成功。
 
  与此同时,作为国际软件强国,2008年印度软件产值预计将达850亿美元,外包出口可达500亿美元。国际IT业重量级人物、英特尔前总裁格鲁夫最近对媒体发表评述说,由于印度软件业的蓬勃发展,许多美国企业都到印度开发软件,因此,到2010年印度软件与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可能超过美国。
 
  作为把软件产业当作重要产业发展的中国,该向印度学些什么呢?体制?人才?
 
  全球软件霸主微软一年前和中国国家发改委签署了“加强软件产业合作”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制定了“潜力发展计划”,日前又在苏州成立了新的软件实验室,今日沸点特请微软和有关方面领导就中国软件产业如何发展各抒己见。
 
大众评判台
 
“要学体制和人才”
 
吕国新:体制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有待解决
 
  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创新体制,但不光是体制问题,还有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在无法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的情况下,谁会花大笔资金去创新?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不力是造成目前中国软件行业现状的原因之一。
 
常小宇:改变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与印度在软件业上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两国经济增长驱动方式不同造成的。中国急功近利太计较表面的东西,发展建立在高耗能高污染之上。我们应学习印度依靠体制创新、立足自我,建立国家战略重视对教育、高科技行业人才的培养。
 
曹中铭: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
 
  软件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基础。当今世界已从财富资本进入到了人才资本时代,除了政府部门的坚决支持外,对人才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与印度相比,国内在这方面显然还有不小的差距。
 
“没必要”
 
黄小姐:总跟别人必定没出路
 
  印度有语言、经贸关系等先天优势,非常适合软件外包业发展,如果中国不着眼国内市场,一味学印度,明显是舍易求难。况且,软件外包黄金期早已过去,中国软件产业没有必要步人后尘,总是跟着别人的脚步必定没有出路。
 
 
◆沸点圆桌
 
人才、基础架构、金融支持是三大要素
 
  每日经济新闻:中国与印度在全球软件产业竞争中究竟各处于怎样的地位?
 
  Sanjay Parthasarathy(微软全球高级副总裁):中国和印度都将取得重大成功
 
  我认为对于中国和印度,在未来都有成为软件霸主的很大机会。美国是全球软件外包需求最大的国家,而全球对软件外包的需求非常大,所以并不是印度成功了,中国就不能成功。
 
  Nigel Burton(微软大中华区开发合作部总经理):中国软件企业最大的劣势是语言
 
  相对而言,中国软件企业与印度企业相比最大的劣势是语言问题,软件产业已经国际化,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需求方,其工作语言是英文,中国的程序员和软件管理人员显然还不能适应这种国际语言的要求。
 
  但与印度相比,中国也有许多优势,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中国具有非常强劲的国内需求,而印度则基本上完全是做国际外包的。
 
  中国和印度非常类似的一点是都有非常优秀的软件人才储备,现在越来越多的印度软件企业到中国来发展,利用中国的人才和本土市场,我估计未来至少有一万名中国人会在印度在华的软件企业中工作。我认为现在中国和印度共同面临着国际软件产业大发展的机遇,目前中国在整个软件产业尤其是外包方面落后于印度,中国软件产业的长期发展需要有别于印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领先地位。
 
  每日经济新闻:中国软件产业究竟应该如何发展?
 
  Nigel Burton:有三大要素
 
  人才、基础架构、金融支持是软件产业发展的三大要素。
 
  就微软来说,我们正在中国建立这样的架构。我们与中国国家发改委签署了“加强软件产业合作”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制定了“潜力发展计划”,就是针对如何在中国造就世界级的软件专业人才,提升软件企业的大规模开发能力,以及促进中国软件产业的自主知识产权。该计划于去年11月25日在北京启动,预计将在中国持续实施五年。微软刚刚与苏州工业园区合作成立了SaaS(软件即服务)软件孵化器,这是一个典型的帮助中国软件企业的非盈利性项目,它以推动SaaS软件产业在中国的发展为目标,其基本功能是为入孵的SaaS软件企业提供各种支持服务,帮助中国企业在微软这样一个高层次平台上把发明和成果尽快进入市场。
 
  另外,微软还在中国建立了风险投资平台,目的是协助优秀的中国软件企业成为真正的国际级企业。
 
  许民(国家发改委微软公司合作办主任):要加强国际合作
 
  中国软件产业要加快发展,就要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下坚持走国际合作的道路。软件园作为地区软件发展的核心,其健康、快速的发展在推动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戴晔(苏州工业园区国际科技园管理中心副主任):积极寻求国际助推
 

  像微软这样的国际公司对于本地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苏州软件园通过与微软共同开展潜力发展计划等方面的合作,使入驻软件园的企业得到了微软深度的技术支持和增值服务,这对于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提高其科技创新能力具有积极作用。

2006年10月11日

 

主持人:
 
  据媒体报道,我国将陆续修订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外商投资企业合并和分立、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以及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规定,以进一步规范利用外资,促进利用外资的效率和质量。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还要给予外资企业特殊优惠吗?
 
大众评判台
 
曹中铭:内外资企业应处于相同的竞争环境中
 
  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容置疑,但大量外资的进入也对内资企业造成很大的压力。由于优惠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内外资企业其实并不处于相同的竞争环境,这对内资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
 
赵文斌:渐进式国民待遇是必然趋势
 
  我国外商投资法律法规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对推动我国最初的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外资和内资的不平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国内企业的发展,渐进国民待遇是必然趋势。
 
金菁:操之过急会影响经济的稳定性
 
  当初我们求着外资注入,抛出大量的优惠条件,现在,外商争着入华,我们可以抬高门槛,其实这样的逻辑本无可厚非。但我认为,整体的调控并非如菜市场的买卖那么简单,如果一刀切的话,大公司也许不会有动荡,但会影响到许多小的外资公司,同样就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稳定性。
 
吕国新:必须循序渐进
 
  中国有句古话:事急则乱,事缓则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市场经济,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才能保证经济稳定和发展,取消一些不合理的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水平是必须的,但我不赞同大跃进式的修改投资法律,急火煮不出好饭,循序渐进的外资利用改革是必须的。
 
常小宇:是时候了
 
  我认为到时候了。外资已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一方面,客观上他们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外资对中国市场及同类企业的侵占与掠夺是想把中国变成他们全球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如果继续任其发展将有害于中国经济的独立性,对中国民族企业会有所打压。内外资企业必须在一个公平的舞台上竞争。
 
◆沸点特稿
 
政策修改可能改变流入资金的构成和质量
 
Robsubbaraman  雷曼兄弟首席亚洲经济学家
 
  由于中国正面临着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和剧增的外汇储备,政府对国内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进行了反思。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开始减少,对投资质量的注重超过数量,目的在于创建相对于内资企业更为平等的竞技平台。我们认为,政策修改可能减少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低附加值的产业的概率,大部分减少将被高附加值产业中强劲的外商直接投资抵消。
 
  鉴于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份额,因此政府采取一种渐进和谨慎的方式对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修改并不令人惊讶。
 
  多数人预期公司所得税率的统一最快将于明年年初实施并且可能提高外商投资企业的税负。目前,外企平均有效所得税率为15%,低于内资企业(25%):统一的新税率将处于两种税率之间。
 
  另外,能源定价改革,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和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这将增加外企的生产成本。因此,一些低端的外企可能不得不退出市场,并且一些潜在的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印尼和越南。尽管这可能使外商直接投资于中国低附加值产业减速,但并不妨碍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者,或者以中国国内市场为目标的投资者。
 
  事实上,中国政府正积极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需求的部门和地区。迄今为止中国已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十个服务业部门,这可能是自外商直接投资于这些部门受限以来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年,外商直接投资于金融部门高达120亿美元,表明未来几年内服务业可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一个增长极。此外,政府也打算在中西部地区继续实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鉴于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东部地区,政府正致力于加快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可能实施的政策包括西部的外商投资企业以所获利润再投资的退税率可高达100%,某些特定工业城市实行优惠的增值税税率。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会随着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所获利益的增长而快速增长。从全球范围来看,就外商直接投资来说,跨境并购比新项目投资更为普遍,但在中国并非如此。然而,随着知识产权的强制实施,更加强劲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更加透明的外资并购法规,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已开始将外国并购作为一种在中国投资的便捷方式———有证据证明去年银行部门跨境并购集中。

 

  长期以来对于高油价的激烈争执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轻轻放过油价背后的巨大隐性社会成本,而一味指责油价本身。这样的争论属于一叶障木,于身体有损,于事无补。
 
  适度提高油价使国内国际油价逐步接轨、对公益性行业进行油价补贴、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征收特别收益金成为三步曲。但这样的市场化之路前景难料,我们并不知道成品油价涨到什么程度才被决策层认为是合适的均衡价位,就像决策层不清楚国际油价跌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吸纳战略石油储备一样。
 
  油价的背后并不仅仅是炼油企业亏损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油价承载的巨大社会成本如何降低的问题。不论是顺应一时舆情降低油价,还是以市场为名继续调高成品油价格,都属治标之术,只要资源与交通的社会成本不降,油价即便降低也将出现又一轮报复性反弹。
 
  近年来中国油价市场化进程起起落落,有一点却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在增值保值的业绩考核与上市公司创造利润的双重压力下,石油巨头不可能改变利益取向:上世纪90年代末,这些企业没有利用宝贵的资金去收购国外的低价油田,也没有在利用国际油价的低潮期———2002年油价大概每桶20美元,最低达每桶10美元———大量购油,反而发起了对国内加油站、炼油厂的收购大战,以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决策层出台了关于进口、批发、零售等一系列政策性条款,为石油巨头们加油助威。
 
  批评资源性企业见利忘义是无力的,但赚钱是一回事,消费者是不是明明白白消费是另一回事。
 
  国内成品油的消费者起码背负着三重隐性压力。首先,国内收入增长与制造业产品的价格远远跟不上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导致个人与中下游企业成本陡增。在美国,即使油价涨至3美元1加仑,每月消费折合为500多元人民币,汽油消费也不过占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属于日常消费,而我国与薪酬和物价指数相比,几近于奢侈消费。
 
  其次,我国所购买的多为重质高硫油,提炼成本高而质量难以保证。近年来,世界原油产量中65%以上是含硫、高硫和重质原油,估计已占我国整体进口原油量的一半以上。难开采、难输送、难储存、难加工的“愁油”,直接导致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国内产品性能下降———按照目前无铅汽油的国家标准,硫含量不得大于0.08%,烯烃含量不得大于35%,而世界无铅汽油的这两项标准分别是不得大于0.02%、20%。连中石化华北研究所的分析报告也承认,目前我国的汽、柴油质量与国际水平有着较大差距。
 
  最后,我国的成品油价格虽低于国际水准,但未包括养路费、买路费、出(入)城费、过桥费等零零总总的各种花费,全部加起来费用并不低于多数国家的含燃成品油价格。
 
  这些税费多数进入了地方政府与路政等部门的腰包(他们也是燃油税最有力的反对者),与石油企业无关,但对消费者而言并无不同。今年5月成品油价上涨,国家发改委官员解释,我国目前石油价格构成与国外不同,不包括道路修建和养护的费用,即使考虑养路费因素,国内消费者该方面负担也低于欧美国家水平。且不说燃油税讨论数年因涉及利益分配迄今无结果,仅以取消养路费为代价改征高额燃油税,对消费者而言也未必是福音。
 

  如果消费者在付出了高额油价的同时,仍不得不以养路费等方式为地方政府财政埋单,为高额行政管理费用埋单,糊里糊涂地为低质成品油支付高价,仍在为石油巨头在国际期货市场的无能埋单,一句话,为所有政府行政与垄断成本超额埋单,市场的不公平莫过于此!消费者不是一味反对高油价,反对的是以国内成品油价格过低为遮掩,转嫁巨大的社会成本。

2006年10月09日

 

  被称为大摩“活招牌”的谢国忠离开了大摩,据推测是他的意见与所服务的公司利益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在措辞强烈的批评电邮被泄露、成为公开信息、引起激烈争议之后,大摩在亚洲金融中心之一的新加坡面临尴尬处境。
 
  作为世界知名投行,摩根士丹利不会因为属下研究者一两句“越界的”狂言,放弃金融热土东亚桥头堡中的领先位置。这一事件让我们看到,利益在所有企业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与理论的对峙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能存在,包括那些标榜研究独立、公正、客观的企业。
 
  大摩与谢国忠双方的沉默,暴露出金融机构必须遵守的潜规则,一旦破坏,就得离开。
 
  谢国忠之所以闻名于世,除了准确的预言之外,还因为敢言人所不敢言,此次越界言论就是代表。他走出了投行数据分析,试图慷慨激昂地点评某个宏观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
 
  作为一个研究者对于经济模式作出点评并不过分,更何况,这一模式在区域范围内还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国企与社保等一系列制度建设都与这一模式密切相关。对于新加坡经济模式得失的探讨不仅是必要的,还应该继续深入。
 
  健康的市场经济的标志之一是能够容忍挑刺的乌鸦嘴,容忍度越大证明机体越健全。如果自由市场连不同的经济理论与批评声音都无法容忍,只能说明这一经济模式本身存在隐患。一个强有力的市场经济,不仅会提供各种经济利益群体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平台,更会通过合理的机制吸收各种意见,达到利益的平衡。表面风平浪静,暗底激流涌动,或者对于批评反应过度,是亚健康症候。
 
  也许正因为谢国忠这代人受惠于国运与时机,得以从中国的普通农民或工人等既定的身份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球知名的金融人士,才了解真话对于社会的重要性———理论家的言论不必要事事准确,但应事事真切、来自现实、发自内心。
 
  相比其他投行研究者,谢国忠显然更为大胆直接。他是出了名的唱空者,也因此成为出了名的乌鸦嘴。早在两年前国内房地产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就喋喋不休唱空中国楼市,主张严控外资炒楼。说实话要付出代价,谢国忠也不例外。由于在谢国忠、史蒂芬·罗奇等人唱空国内楼市的同时,大摩大力投资国内房地产———去年至今最少投资约60亿元人民币———并因此被国家发改委点名,这不仅使得谢国忠成为许多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的肉中刺,也让他成为许多国内房地产投资者眼中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军”,差点被淹没在外资阴谋论的口水之中。但不顾这些,谢国忠仍在两面树敌,一方面指责大量外资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而涌入内地房地产市场,使大摩不得不出面解释,另一方面批评国内的加息政策只是“一种警告性措施”,没有勇气戳破房地产泡沫。
 
  投行自然欢迎充裕的资金与一定程度的经济过热,这为他们带来了直接的商机,也带来无限的技术创新可能性。市场主体虽然需要乌鸦嘴来为他们指出隐藏的风险,不过,与未来的健康相比,眼下的热钱更让人心动。与其说谢国忠的离开是双方对潜规则的尊重,不如说是对利益的渴望。看来,要巩固金融机构研究人员的理论与投行业务分离的成本,并不容易。
 

  货币过剩是日渐泛滥的国际现象,泡沫风险无处不在。如何为纸币寻找到定位之锚,正是谢国忠这一代经济界人士的主要任务之一。如果我们不主动刺破经济泡沫,将被泡沫所吞噬。

 

  先有投资者不怕股市扩容的信心,后有证监会大换防,又有市场化政策押阵,近日传出节后为G股公司摘帽的消息———中国股市陶醉于一步跨入新世界。
 
  可以想像,参与股改者沉浸在股改已经成功的极大心理愉悦之中,更令人愉悦的是,一些人以官员之身出任各个期货、证券公司的高管,拿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年薪,可谓名利双收。
 
  但跨入股市新世界如此轻易吗?其标志总得是那些圈钱企业已被逐出上市名单,那些中介审计机构已经比较对得起自己的职业良心,那些占用上市公司款项的大股东已经被清理出资本市场的队伍,既受到法律的惩罚,也付出了应有的巨额经济代价。可惜,这些我们都没看到,我们看到了一场大干快上的竞赛、股改公司数字翻牌游戏,却没有看到建立股市基础应有的制度性接力举措,艰难的清欠进程与IPO的热火朝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说,在股改攻坚阶段,追求数量强行突破是不得已而为之,属于战略要求,但进展到现在,各方理应认真考虑从制度上堵塞监管漏洞,而不是两眼盯着战利品不放,急于脱下战袍当西装绅士,吃大餐喝小酒。
 
  以技术创新的业绩代替监管制度的建设沿袭了一贯的做法,管理层在需要资金、需要股指花团锦簇的时候就鼓励技术创新,让原本可以改变股民投资理念的对冲等机制,再次成为挑逗市场的轻浮之举。美国股市在安然、世通等事件折戟沉沙之后,痛定思痛,再次以世界最严苛的监管法律萨班斯法为股市奠定基石。安然曾是金融创新的楷模,但缺乏对投资者的保护,所谓技术创新不过是一连串财务游戏的组合。
 
  在国内饱受诟病的中国石油巨头们也在聘请国际一流的审计机构,积极备战萨班斯法。不过,这些企业重回到国内股市,却俨然功臣班师,自有一连串的优惠措施恭候在侧,这些功臣也就两眼朝天,没有半点在美国股市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了。
 
  傲慢的大盘股究竟如何?近日IPO的工行成为“香饽饽”,引得皮海洲连连追问“工行的花花肠子有什么”?追问了四点,对于综合经营潜力孕育增长点的追问最是发噱:“工行上半年的盈利和每股收益在国内同行中名列前茅,中行、建行、交行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分别为190.24亿元、232.23亿元和60.34亿元,三家银行的每股收益依次为0.07元、0.10元及0.13元,工行该指标为0.09元。在四家银行中,工行的每股收益是排在第三位(发股之后差不多要排最后一位了),媒体方面居然也敢拿来吆喝”。
 
  工行尚且如此,那些以上市之躯被掏尽钱财的公司又当如何?
 

  对于股改的陶醉应该恰如其分。一再掉入同样的陷阱不能自拔,一再相信资金与技术可以代替法律与市场监管体系的建设,相信一套全新的做法会自然改变市场低效、扫除官商结合,在骗了别人的同时也会害了自己。